胡崇俊：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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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游泳池风波

四川四大河流之一的沱江，横穿资阳县境。沱江支流——九曲河，又横穿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绵延厂区10多公里。

初夏，车城周围，柑桔满山，蔗田棋布，充满田园诗意。可就在这诱人的季节，每年都有工人、学生因下河游泳，被无情地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人们感叹过后，也提出那么点疑问：“工厂能不能为大家创造点游泳的条件呢？”

好几年，厂长办公会议，都讨论过修游泳池的事。“应该修，我们不能睁眼看着年年死人呀！”大家心里都这么想的。

在那向左、向右走路都可能成为“问题”的“文革”年代，大家不能不怕偏离路线！

看一看，等一等再说。

又淹死人了，领导又激动一次，又下一次决心，又讨论，又看看。

经过厂党委研究，游泳池应该上马，大家一致赞成。但是，修个什么标准的？怎么才能上得快呢？

一种主张：山沟里只解决有无问题，有个洗澡的地方就行，不能贪大求洋。

有的反驳：要修，既是活动场，又是运动、竞技场，不搞标准化就是浪费。

有的振振有词地说：高谈标准化？花钱太多，那是纸上谈兵，是少慢差费。

有的急中生智出了个主意：我们万人大厂，哪样人才没有？能不能眼睛向内？自己动手，就可以多快好省。

就看岳异怎么考虑了！他引导大家想一想，我们工厂十来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当时看起来省了，现在能适应生产形势发展吗？要搞，得正正规规地搞，既考虑现在，又考虑将来；既考虑工厂，又考虑地方；既考虑活动，又考虑竞技。要上得快呀，只能自己动手，相信群众会理解的，我们总厂可以先带个头嘛！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

夜，漆黑，晚风呼呼，探照灯的强烈光束，把个游泳池工地照耀得亮堂堂的。总厂机关干部打响了游泳池施工的第一炮。

岳异脱掉外衣，换上解放鞋，拿出他10年当管工的本色，抬着满盛50多公斤土的大筐，在人群中来回奔忙。细心人还会发现：每当大筐快要抬起时，他总是把绳子往身边一滑，多半重量都压在他的肩上，抬前边的人一点也没觉察到！

工厂的领导、工程师、机关干部，个个汗流浃背，露出兴奋的微笑。家属站在边坡上说长道短，象是在欣赏丈夫的劳动英姿和辉煌战绩。小学生有的拿着土箕，两个人抬一筐，摇摇晃晃……

休息时，正奏着进行曲的大喇叭，戛然而止。机关党委康书记的声音在广播里响了：“今晚澡堂，九点半照常开门！”工地上响起了一片欢笑声！

总厂机关的行动，象给平静的水池，投下了一块石头，波浪迅速传到四面八方。各分厂职工，纷纷请战，要求加入到“志愿兵”的行列。汹涌的“浪涛”顶不住了，干脆，各分厂轮流上岗，统一指挥！

基坑很快挖出来了，初战告捷。砌边墙咋办？工人们在全厂10多公里范围，到处收集石料。一刹时，工地上叮叮当当，奏起快节奏的协奏曲。岳异来到一个正在清料石的工人身边，亲切而又好奇地问：“小师傅，你这手艺哪里学的？”“厂里！”岳异心想这机械工厂哪来石工？“谁教的？”工人望着这位陌生的老头顺口而出：“岳异。”把老头逗乐了，他接过小师傅的手锤、钻子，在料石上打了打，还真打出了一条纹路。“小师傅，不错，岳异教你多了一套本事呀！”

边墙，被这些“新石工”砌好了，是楞是线，还真修出了点水平！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总厂机关干部拉开了打池底混凝土的序幕。工地上灯火通明，搅拌机提高了嗓门在欢唱，岳异也和大家一样，推起小车，在穿梭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脚上、腿上到处沾满了水泥浆。

人群在欢笑！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从1977年11月到1978年6月，7个多月，一个50×25×2米的标准游泳池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接着，跳水池、十米跳台、儿童游泳池、看台，都很快地建成了！

盛夏，夕阳西下，晚风轻拂。游泳池里，人们在劈波斩浪，看台上笑语声声。老爷爷抱着小孙女站在看台上，让她在找游泳池中妈妈的倩影。小孙女不断地招着小手，向着来回游泳的妈妈，直喊、直叫……

一个时期，游泳池成了议论的热点：这也许是挽留“走资派”的一丝深情；这也许体现了工厂领导对群众的一片赤心！

也有另一种伺机而动的暗流。

一个时期，“整人”靠八分钱邮票，“大有可为”。岳异修游泳池“破坏生产”的控告信，一封接一封地直飞北京。

中央领导同志收到信后，极为重视这桩“大案”，铁道部急派工作组直奔四川。厂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接受检查。

据说岳异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独断专行拉用基建材料修游泳池，到四季度完成基建任务占年计划的百分比很小很小。

党委委员一个个瞠目结舌。修游泳池是岳异来厂之前就定的事，这次要修也是大家定的，他还没取得“独断权”的荣幸！现在，也不是岳异一个人的错误，简直是人妖颠倒。

工作组查证结果：游泳池全部材料费共用10多万元。到年末，工厂应完成的基建计划可全部完成。

岳异呢？既冷静、又风趣。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啥法。要允许说话，你修游泳池没有向部里报计划，难道不是错误？应该请求处分。”

游泳池风波，以岳异作书面检讨、主动扣发一个月奖金、通报批评而告终。

这些年，耸立在车城的十米跳台，它从台顶不断发出信号，传向四面八方。游泳池经常锣鼓喧天，喜讯频传！

1985年、1986年，这里，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游泳池。光荣地被国家体委、全国游泳体协授予锦旗两面。

这里，已成为资阳县、内江地区业余游泳体校的训练基地，甚至省游泳队也来这里训练。内江市体委给厂里送来了“未来冠军摇篮”的锦旗！

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竞技场，不光厂矿企业、地区、县里在这儿举办各种游泳、跳水、水球比赛，四川省企业杯游泳比赛就在这里举行。甚至铁道部也在这里举行了全路工业系统的游泳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都以惊奇的口吻到处探问：“这游泳池是怎么建起来的呢？”工作人员答得很简单：“这是我们职工自己动手修起来的。要问上层决策的事，最好找岳异！”

然而，岳异呢？他早已调走、离休了。

时光流逝，又是一个桔红鱼肥的季节，迎来了建厂25周年。

游泳池碧波荡漾，它记录着工厂的创业史！

岳异应邀回来了。那位老战友、当年的“走资派”带着小孙女看望他来了。“老厂长，还那么健康！”

“你这位‘走资派’怎么又回来了呢？”

“人就那么怪，在资阳，我想回去，故土难离呀！回去了，又念资阳，故地难忘呀！再说，留在厂里的儿子、孙子都变成四川人了，他们还愿回去？现在我这不满10岁的小孙女，一口气已可以游150米啦，这游泳池我还想游几年哩！”老战友一口气从过去讲到未来。

“爷爷，你吹什么呀！我们少儿游泳班已培训1000多人啦，游150米算啥呀！”小孙女不高兴了！

可两位老人却舒心地哈哈大笑！



58 老大哥吴亚德

我调总厂办公室后，不久，老主任赵忠秀回北京，我被任命为代主任。

吴亚德，铁道部工厂总局调来的，在办公室作秘书工作。他和我是中央大学校友，都是土木工程系的，他毕业时间比我早好几年，是我的老大哥。我们过去不认识，他为人厚道，追求进步，有本事，有经验，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这是咋安排的呀？对他，这不是屈材吗？

我怎么照顾好吴亚德呢？一般我不大安排他多少工作。即使需要他动笔写点什么，我总是先想好要点，意图交待得详细点，让他别太为难。他写的东西送来，我从来不让他返工，有什么要改动的，我自己动手得了，不再劳烦老大哥。就这样，我心理还觉得亏待了吴亚德。

后来，岳异同志调来工厂任厂长、党委书记，他不光通情达理，还很有魄力。认准的事，立刻拍板。有这么一个好领导，我把对吴亚德的看法向他谈了谈，我说：“你们也太屈材了吧！”岳书记说：“好办，让他到计划组作副组长，那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岳书记这一个意向，让我高兴晕了。我马上去找吴亚德，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你猜，他是什么意思：愿意？不愿意？我万万没想到，他回答我的话是：“古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在办公室干得顺心，就不动了！”天哪！连吴亚德想什么？我都没弄清，我这当主任的，作的是什么思想工作呀！

我们办公室几十个人，遇上子女入学、就业、参军……等，总要来人或发函来了解他的家庭情况，要求写他父亲或母亲的政治历史证明材料，这叫“政审”。如果写上他父母亲历史上有点什么“事”，很容易引起误会，弄个“政审”不合格。这不但对职工本人、子女不负责，实际上也对党不负责。我后来公开讲：凡是来写这种证明材料的，一律写“政治历史清楚”，就六个字，其他免了。

我在总厂办公室工作多年，不少同志学历高，有独立工作经验。我让他们每人都独当一面，决不让几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职责不清。有事，我都直接安排，不让人觉得有大、小秘书的区别，弄得相互矛盾。所以，这部机器运转得比较灵活、自然，同志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融洽。

这里要特别提到沈海风同志，凡我下基层，都和他同行，和下面探讨什么问题，回来如何安排办公室的活动，只要涉及到布置全厂统一行动的大事，都是他在负责。他作风细微，布置周到，对推动全厂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常向同志们讲，具体的事都是你们干的，胡老头对你们照顾不周，对不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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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机油冷却器

岳书记调来431厂后，他是“老工厂”，发现工厂生产的180调车机车，反馈回来问题不少。他嘱咐我们办公室要抓质量。确实，各地反映机车质量问题的电报，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工厂召开分厂领导干部会议，我们把这些电报，集中贴在会议室门口，加了个大标题：“四面楚歌，八方告急。”让大家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我和沈海风同志常下分厂去走走，开始找分厂办公室的同志谈谈。由于我们把下边说的事“当事”，慢慢，分厂领导也愿和我们“聊聊”。后来，我们通知分厂办公室的同志来开会，有的分厂领导主动来参加，受宠若惊！

有次，我和老沈在二分厂柴油机车间，看他们组装柴油机后，已经准备离开车间走了，忽然一个姓刘的师傅把我们叫住，他火冒三丈，直嚷：“胡主任，这机油冷却器，一直漏油，每次装车都叫凑合，这机车出去咋不出事呢？到底要凑合到哪一天？”我听了，真吓一跳，难道经过这么多道关，大家都装瞎子呀！

回到总厂，在经过食堂的斜坡上，碰到一分厂生产组长王志万同志，我叫住他，我说：“老王，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你下午是不是让生产机油冷却器的车间，派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到二分厂柴油机组装车间去看看，他们反映漏油。”走不了几步，我想去二分厂远，有几公里，回过头来叫住老王，叮嘱了一番：“老王，下午可别忘了呀！”

第二天，老王找我来了，他说：“我们工人去了，一看就说不行，把机油冷却器已经拉回来了。”我问他什么问题，老王说：“整个部件，钻孔全歪了，质量不合格，小修小改不行，工装都要重新作过。”

我们工厂，人多、分散，不可能开全厂大会。大礼堂有两个，岳书记决定在地处中心一点的礼堂，开个现场会。会上二分厂的同志，画了幅漫画，描绘他们安装机油冷却器的狼狈像，有关单位发了言，说体会、提保证。不震动也让你震动一下！

开完会，大家琢磨。这机油冷却器，一分厂认为完全合格，二分厂认为不合格。谁对？当然，下工序对。于是，开展了一个上工序访问下工序的活动，全厂掀起了人人关心产品质量的热潮，解决了许多潜在的质量问题。

内江地区开会，厂里派我去参加，临时，地委书记让我发个言，讲产品质量。我说完了，地委书记宣布，在431厂召开质量现场会。定得那么突然！简直意料之外！

我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我找到岳书记，心里有点歉然，我说：“我给你惹祸了！”岳书记才不象我哩：“开个现场会，开就开呗！”

这次会议，内江地区厂矿企业的负责人都来了，谁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是生产厂长？还是总工程师？岳书记发话：“谁抓的谁讲。”让我讲？我哪敢！开黄腔咋办？

我临时想了个办法，二分厂热处理车间，有个工人叫曹子章，高中文化，我把他借调到办公室来，拿着我的《讲稿》，到全厂各单位去核实材料。没错，我才敢讲呀！后来，曹子章说：“来办公室工作，粮食、补贴比在车间少。”咋办？我说：“这等大事，我实在没法解决，留不下你，回去吧！”二十多年后，想起这些事，我和岳书记打电话，开玩笑，我说：“好个岳书记，你害我呀！”“咋害你呢？”我说：“不该我管的事，你让我去管，都得罪人了，我还不晓得！”

平时，我们讲邓小平理论，我看有的文章讲，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象岳异同志这样，自觉坚持邓小平理论的人，多呢？

60 龙灏儿

龙灏儿，小时候这么叫。大了，觉得这么叫亲热些。我打电话问龙灏：“今年多少岁了？”龙灏回答：“三十七岁。”都这么大了？不能叫小名，改叫龙灏吧！龙灏的爸、妈是谁？

爸，龙冠球，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成都军区文化部转业来431厂。我俩有缘，都分配在厂工地指挥部；我在三分厂作办公室主任，他在办公室作秘书；我当总厂办公室主任，换来换去，他又换来当秘书。我退下来后，他当过总厂办公室主任、厂科协负责人。

妈，李淑惠，原成都市歌舞团团员、资阳县文工团员、资阳县中学和431厂中学音乐教师。

我和这一家人，共事十多年，退休后也保持联系，可我从不知道龙冠球的家庭身世和文革经历等等。我为什么和他交往？只有一件事，我觉得他文章写得好。我每写个什么材料，喜欢征求他的意见，我发觉他谈的东西，有观点、有深度。我常开玩笑，说他走错了门，不该来431厂，要去什么写作班子，当个“梁效”什么的，是个“人才”。

我对这一家人，就因为这么个关系，无论人家怎么评价龙冠球，我从不介意，对他依然故我。你们说，奇怪不奇怪。他们却“栽赃陷害”我，说我“两次救了龙灏的命”，可气！

先讲这第一次。

1972年，龙灏才10个月大，发烧咳嗽，弄到资阳人民医院住院，那时医疗条件落后，给小孩输液的针头都没有，用成人的代用，要给小孩输氧，没氧气。出院以后，不几天又发烧，再送县人民医院，这回挡驾了，人家不收。找领导、找主任，都劝家长：“这样的病孩子，即使这次治好了，以后花的医疗费，比你另外生三个娃娃花的钱还要多，还治他干什么呀？！”恰好，我“通勤”等车，来老龙家休息一会，看到这情景，我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象遇到什么不平事一样，我说：“哪有不医的道理？！走，到成都去治！”我们一块到了成都，住进了铁路医院。进去就输氧，病情逐渐缓解，这孩子救过来了。

好个李淑惠，你把这帐也算在我头上。主意不是你自己拿的吗？

这第二次救命呢？

龙灏是先天性心脏病，从小我见他就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问他们带他去四川医学院看过病没有？他们说，看过。医生认为这病叫法鲁式四联症，那时四川的医疗水平，还没得治疗这种病的条件。并且关照，这娃娃不要让他出去和另外的孩子玩，怕受刺激，容易猝死。这小孩，不但是个先天残废，还要自己把自己关起来，活着也象小囚犯。

我回家来，问老妻，问她这病有法治没有？她灵机一动，想到上海金崇厚是全国知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他夫人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时，同过寝室，给他夫人写封信问问。老同学、够朋友，夫人回信了。她说：目下在开展这种手术的医院和医生，只有北京阜外心脏外科医院的郭嘉强，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汪增伟，还有就是她丈夫金崇厚。她已和他丈夫商量过了，这三位专家同学、经常开学术会碰头，让病家选择，他希望找哪位专家，他都愿帮助介绍和联系。其实，老龙夫妇早已找阜外医院打听过，说这种手术病人多，排队得等五到十年。这不是天大的喜讯吗？1975年3月，他们马上动身去阜外找郭医生，你想呀，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翻天的时候，这样的大手术，医院的秩序没恢复，咋能开展呢？郭医生劝他们等一等，等“革命”不压“生产”的时候，再来吧！“病人为革命让路”是天经地义的事，谁还有二话？打道回府。

1978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沈阳军区总医院汪增伟医生作这种四联症心脏病手术，成功率达到97%，我把这天赐佳音转告了老龙夫妇，恰好，他俩在广播里也听见了。这喜讯让他们心花怒放，没白等这四年，真等到了希望。他们夫妇俩立刻起程去沈阳，找到汪医生，因为有金崇厚的介绍，当天就住进了医院，作了各种检查。因为当时医疗水平限制，他们的体外循环机只能开半小时，而龙灏这手术得两个多小时。为慎重起见，汪医生让龙灏出院，等医院条件具备了再来。

后来，老龙专程到阜外找过郭医生，郭认为如果你要在阜外作这个手术，他们可以安排，但他认为到沈阳可能条件还会好些。1981年，老龙夫妇又奔沈阳找汪医生求助，和上次一样，当天就住进医院。老龙两夫妇还到汪医生家探望，特备了四川五粮液，聊表谢意。汪医生对他们讲了下边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这声音不知那些连“人民”两个字都不认识的贪官污吏作何感想？他说：“我要收礼物，我这屋子装不下，除了西藏而外，全国来找我的人，不知多少，医生只认病、认病人，不认礼物，不认钱，不拿回去，把病人送回去！”……为了准备龙灏的手术，汪医生拿着他的病情资料，专门到北京找同行们，作了探讨研究，因为准备充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手术十分成功。据汪医生夫人事后讲，那天，手术后，他高兴得一路走、一路哼着歌曲回家的！

这样的医生，到底“革命”还是“反动”？不是有句人人熟背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汪医生在“文革”中，也一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准上手术台为病人治病。汪医生为了锻炼自己动手术的手的灵活性，在被“停止动刀”的“改造”时期，他亲自绣了两幅“毛主席去安源”等刺绣作品，汪医生夫人曾将作品亲自展示给李淑惠看过。医生的本领，是用他对病人的赤诚、热爱，炼出来的呀！到底谁反动？谁需要改造？谁在毁灭文明？

李淑惠呀！龙灏的命谁救的？是民族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你别“栽赃”！我岂敢贪天之功为己功？

我的错误，是你龙冠球好多个月不上班，我没扣你工资。别人骂我，你笑！我看，救龙灏的命的三位医生的良心，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该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