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崇俊：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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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回通锦路

“一省一局、工管合一”的体制，试行了三年多，这种以省划界，铁路分界交接口增多，限制了运力，造成运量和运能的矛盾。1961年8月，铁路体制再度变革，由“工管合一”改回“工管分立”，撤销贵阳铁路局，10月8日在成都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

贵阳铁路局撤销，局机关一部份人分到柳州铁路局，一部份回归西南铁路工程局。我们政治部办公室的人员，因为要处理分家的一些工作，为了体现公正，我们这部份人，都属于待分配，要等到分家结束，再决定去向。

我分到哪里呢？我因为老妻在成都工作，长期分居，分回成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事情却出现在情理之外！

一天，龙书记找我谈话，他很诚恳地给我讲：“我原来不知道我会调省委工交部，现在才知道，可干部已经分光，只剩办公室你们几个人，没法，我只有把你带到省里去。”我那些时候，对“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这种论点，奉为经典。心里虽然不高兴，也只得听天由命！心想，我这人呀，“命”该如此。共产党员相信起“宿命论”来了！

龙书记为了安抚大家，我们办公室几个人，专车去游了一次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那时候，不兴旅游，景点很冷清，只有一个商贩在碎石公路上，堆了一堆广柑在卖。看不见什么游客，我们站在公路边，远远望了望，表示“到此一游”，就回来了。龙书记在局党委经管的党费内，“救济”了我二百元钱。特批我乘飞机回成都探亲。

这次回家带什么礼物呢？不久前，我从农场分了一些茄子，我找工友老熊帮忙，切成片，在会议室晾干，做成茄片，装了一书包。现在，谁稀奇你这干茄片，可能扔了也没有人捡，那时不一样。

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只有二十多个坐位。现在看，是个很小的小飞机，飞机上只有五个乘客，全都是贵阳铁路局的职工。这可以看出，能够乘飞机出行的人，很少。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钱乘飞机哟！

当年，通讯很不发达，妻不知道我的任何信息，仓促回家，她以为我是分回工程局来了，特兴奋高兴。她说：“我猜你也要分回成都！”我愁眉苦脸、实话实说：“我这回是‘假释’，是回来探亲的！”全家高兴的气氛，一下象冰冻了似的，妻咋相信我们会是这个命运呢！悲惨世界。

我家住铁路新村，离通锦路局机关很近，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一个人到局里来了。局大院绿化很好，进门有两棵大铁树，葱茏依旧。我在大门口碰见政治部伏主任，他笑嘻嘻地招呼我：“老胡，你终于回来了呀！”我很不耐烦地回答他一句：“回来探亲的。”说到这里，伏主任乐了，他说：“你早该回来了，明天来上班！”他的意思是，谁让你自己不走呀，这边有我们哩！前边我讲过，不几天，铁道部政治部的同志，给我直接来过电话，让我就在工程局上班，不要回贵州去了。

这次分家，不光贵阳铁路局分家，成都铁路局也有一个分家的问题。因为“工管合一”时，铁二局调了部分施工队伍给成都铁路局，这次决定归队。

贵阳铁路局党委书记龙光沄，调到贵州省委，成都铁路局党委书记谷燕民，调西南铁路工程局。伏主任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给谷书记当秘书。这种安排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领导秘书是机要人员，天天接触机密，我自己就认为“条件不符”；再说，将来万一有什么“泄密”的事，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我，挨整怕了，不想沾这个边。

谷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屋内窗台以下，是装修过的。早上上班，去到谷书记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特大，我坐在他桌子的对面，他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对这个安排，心里本来就窝火，他一问，我马上回答：“这工作我不合适，我不会侍候人！”天哪，这叫什么话？再不懂事的人，也不会讲这种话，我就说了。你猜，谷书记怎么回应？他笑了笑，他说：“这好办，我这人就烦人侍候，没关系！”万万没想到，我反而被将了一军，弄得很尴尬，半天讲不出话来。还好，谷书记给我解了围，他接着说：“我晓得，你在贵阳挨批了一下！没事。我对秘书只要求一件事，我这人有点冒失，我要求秘书私下专门和我唱反调，让我遇事冷静，不过头！”这天下还有专门要“唱反调”的秘书的吗？谷书记这番言论，打消了我大半的顾虑。

这天回家，我和妻谈了我的顾虑。妻讲：“这好办，以后，凡是有关你单位的事，回家一律不准谈，我也不问。”

我在谷书记外屋没上几天班，我俩就去第五工程处蹲点。五处，在沙河堡狮子山，成都近郊。

这里，大树不少，象一把大伞，把整个五处机关罩得密密实实的，空气挺好，就是道路泥泞难走，蚊子多得吓人。工棚当招待所，设备简陋，蚊帐又短又黄。吃过晚饭回房，我看蚊帐已经放下，扎得紧紧的，我说：“这小服务员想得真周到！”谷书记说：“什么小服务员，是‘大服务员’。”我看他神情，一下就猜出是他干的。

晚上，已经12点过了，旷野一片漆黑，远处亮出点点昏暗的灯光，万籁俱寂，不时地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吠。他拿着手电，我俩朝狮子山病号工点走去。这里是沙河堡车站，路基老往下沉，站不住。施工队长带着我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不断向工人介绍：“局党委谷书记看望大家来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谷书记反复关心地问大家：“夜班饭吃什么？吃几两？”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高一脚、低一脚，他一个劲地在念叨：“这夜班饭，怎么让大家吃好点呢？”这晚上我睡得很死，一觉醒来，大天白亮，睁眼一看，谷书记已经不在屋里了，我赶快起床，一盆洗脸水，已经从老远的食堂打回来了，摆在床边。我想，糟了，这准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轮到我们回局了。早饭后，我急急忙忙赶到食堂算伙食账。那年月，吃完饭、算清帐，可是件重要的事呀。“我来算伙食帐,”我说。“算谁的？”事务员问。“算局里谷书记的。”他看了我一眼：“刚才有个人不是来算过了吗？高高的、胖胖的。”我明白了，糟糕，这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这一次蹲点回来，我心里已经不是会不会侍候人的问题，而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了。回到机关，我碰到政治部韩副主任，他关心地问起我：“还习惯吧？”我说：“给谷书记当秘书，可以，没问题！”

就这样，我重回通锦路。



36 难得平静

中国人爱讲“难得糊涂”，我那个年代，“难得平静”啊！

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毛主席说：每隔四年，党内就会出现一次路线斗争，叫“规律”。

我给谷燕民同志，担任两年秘书，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两年。

全国正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超英赶美”的热度，降了点；工业化的步子，慢了点。西南铁路工程局施工的川黔、川豫两线停工，成昆、广旺等线，压缩重点工程七十多处，1962年局精简三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60%。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省、地、县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再加两句：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现在，看资料，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临时离开稿子，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我心想，不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大概是中央对形势的评估？文革中，刘少奇成了全国“头号走资派”，会不会和他讲这八个字有关呢？

谷书记他们开了七千人大会回来，没搞运动，没抢工期。一是采用各种形式，请各级干部“出气”。他因当过铁二院、成铁局的党委书记，还到各地做些调整关系的工作。二是精简队伍。黄新义局长有经验，他说：无论怎么简，干部骨干和技术队伍不能减，以后迎接上马，轻而易举。

精简队伍，说这是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以后上马，再回来就是。以后，我修成渝路时的两位老测工张维祯、王文华来找我，希望复职，这曾经许诺过的诺言，我能兑现吗？

这两年，我大都干些日常工作。

准备召开局党委常委会。我先征求议题，议什么？拿个方案。先打出来，发给每个常委。开会时，拿着方案发言，不放空炮，很快形成决议。会议完了，我整理决议，打印分发，大家有数。有的放矢，效率高。

准备全局性的大会。起草文件前，谷书记召集办公主任等开会，他讲文件中心、重点，分头去写，形成文字稿。讨论时，大家拿着文稿发言，每讲一处，谷就作个记号，等到大家发完言，他的草稿上作满了记号，他再一条一条地讲修改意见，很快一致通过。会议总结，要不要我准备呢？不要。我只负责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希望领导在总结时讲些什么？收集完了，交给谷书记，我完事。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不参与。我还干什么？负责记录、整理、打印、散发。就这么轻松、简单。

管机要文件。送谷书记签批、及时清退。有次，一个需要批的材料，被我疏忽积压了。我给谷书记讲，他批了个：“此件是我耽误！”与秘书无干。

处理人民来信。谷书记对人民来信，历来亲自处理。他说：“从来信中，可以发现倾向性的问题。”他怎么批，我怎么转。

安排接待来访。对来访者，他来者不拒，每次都要求我参加。有回，一位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见，她爱骂人是出了名的，我怕人搅和，把门反锁了。她一讲一个多小时，我都听糊涂了。等到她不讲了，谷书记问：“还有吗？”讲光了。谷只讲了几分钟，讲了个一、二、三，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觉得奇怪，她咋就走了呢？谷书记笑着问我：“我让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他讲话很乱，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她梳辫子，看她到底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就怕你嫌她罗嗦，思想开小差，答非所问，不骂你才怪哩！”原来就这么简单。

政治部韩副主任跟我交待过：“你星期天要来啊，怕谷书记有事。”以后，我每个星期六下班时，就要问谷书记明天有事没有？多问了几次，他象感觉到了点什么，他问我：“你觉得我们还有事没办完吗？”我说：“没了，一扫光。”他问我：“明天你爱人上班吗？孩子上学吗？”我说：“不！”他嘲笑我一句：“明天，你不知道陪他们出去玩玩吗？”两年中，谷书记没有在任何节假日，找我去办过事。

我曾经说过：“这里，有秩序、有效率、有团结、有信任、有友谊。”这种“难得平静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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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难得平静

中国人爱讲“难得糊涂”，我那个年代，“难得平静”啊！

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毛主席说：每隔四年，党内就会出现一次路线斗争，叫“规律”。

我给谷燕民同志，担任两年秘书，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两年。

全国正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超英赶美”的热度，降了点；工业化的步子，慢了点。西南铁路工程局施工的川黔、川豫两线停工，成昆、广旺等线，压缩重点工程七十多处，1962年局精简三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60%。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省、地、县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再加两句：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现在，看资料，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临时离开稿子，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我心想，不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大概是中央对形势的评估？文革中，刘少奇成了全国“头号走资派”，会不会和他讲这八个字有关呢？

谷书记他们开了七千人大会回来，没搞运动，没抢工期。一是采用各种形式，请各级干部“出气”。他因当过铁二院、成铁局的党委书记，还到各地做些调整关系的工作。二是精简队伍。黄新义局长有经验，他说：无论怎么简，干部骨干和技术队伍不能减，以后迎接上马，轻而易举。

精简队伍，说这是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以后上马，再回来就是。以后，我修成渝路时的两位老测工张维祯、王文华来找我，希望复职，这曾经许诺过的诺言，我能兑现吗？

这两年，我大都干些日常工作。

准备召开局党委常委会。我先征求议题，议什么？拿个方案。先打出来，发给每个常委。开会时，拿着方案发言，不放空炮，很快形成决议。会议完了，我整理决议，打印分发，大家有数。有的放矢，效率高。

准备全局性的大会。起草文件前，谷书记召集办公主任等开会，他讲文件中心、重点，分头去写，形成文字稿。讨论时，大家拿着文稿发言，每讲一处，谷就作个记号，等到大家发完言，他的草稿上作满了记号，他再一条一条地讲修改意见，很快一致通过。会议总结，要不要我准备呢？不要。我只负责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希望领导在总结时讲些什么？收集完了，交给谷书记，我完事。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不参与。我还干什么？负责记录、整理、打印、散发。就这么轻松、简单。

管机要文件。送谷书记签批、及时清退。有次，一个需要批的材料，被我疏忽积压了。我给谷书记讲，他批了个：“此件是我耽误！”与秘书无干。

处理人民来信。谷书记对人民来信，历来亲自处理。他说：“从来信中，可以发现倾向性的问题。”他怎么批，我怎么转。

安排接待来访。对来访者，他来者不拒，每次都要求我参加。有回，一位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见，她爱骂人是出了名的，我怕人搅和，把门反锁了。她一讲一个多小时，我都听糊涂了。等到她不讲了，谷书记问：“还有吗？”讲光了。谷只讲了几分钟，讲了个一、二、三，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觉得奇怪，她咋就走了呢？谷书记笑着问我：“我让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他讲话很乱，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她梳辫子，看她到底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就怕你嫌她罗嗦，思想开小差，答非所问，不骂你才怪哩！”原来就这么简单。

政治部韩副主任跟我交待过：“你星期天要来啊，怕谷书记有事。”以后，我每个星期六下班时，就要问谷书记明天有事没有？多问了几次，他象感觉到了点什么，他问我：“你觉得我们还有事没办完吗？”我说：“没了，一扫光。”他问我：“明天你爱人上班吗？孩子上学吗？”我说：“不！”他嘲笑我一句：“明天，你不知道陪他们出去玩玩吗？”两年中，谷书记没有在任何节假日，找我去办过事。

我曾经说过：“这里，有秩序、有效率、有团结、有信任、有友谊。”这种“难得平静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两年！



37 我牵上“伊犁事件”

我有个堂弟，叫胡永诚，是我伯父的儿子，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在重庆井口机械学校毕业。困难时期，有一天夜晚，他忽然来到成都我家中，因我在贵阳，妻从未见过面。听永诚讲：他有个同学在新疆，说那里有工作、有饭吃，当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有饭吃”三个字。妻历来为人厚道，礼貌地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送他十五元钱路费。从此，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妻也没告诉过我。

在我任谷燕民秘书期间，有天，忽然接到一封来信，信是从苏联寄来的，寄信人就是胡永诚。信的内容，除了讲他在苏联一个集体农庄工作，“吃得饱”，有牛奶喝外，希望我给他寄一本中俄文对照的字典去。

当时，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一边倒，我有一个亲属在苏联，谁也不认为是个问题。可“组织观念”时刻提醒我，把原信立刻上交支部审查。大家还说：“好哇！你有光沾了！”皆大欢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过不了多久，我在收发谷书记的文件中，看到了一份机密文件，说新疆发生了“伊犁反革命事件”。苏修煽动几十万边民外逃。看了后，我几乎是本能反映，不问青红皂白，把胡永诚和“伊犁事件”联系起来，给自己戴了顶“反革命亲属”帽子，向谷书记写了请调报告。

谷书记这人办事，从不拖拉，他看完报告，马上到屋对面找黄局长商量，回来，立刻找我谈话。他拿着我写的那张纸，边指边讲：“他又不是你亲兄弟，很长时间和你没有联系，到苏联又不是你喊他去的，和你有什么关系？”说完，他把我的报告扔了。

谷书记认为没事，可这案子省里都挂了号，有人多次建议另换秘书，相关材料还塞进我的档案。

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事，老妻遭到大字报揭发，罪名是：“支持兄弟叛国投敌！”谁叫你给胡永诚送路费？你早应该预见会发生“伊犁事件”！

文化大革命后，该没事了吧？哪能呢！我在资阳431厂无意中和同事谈起过这件事，整人有术，有人用八分钱邮票向铁道部寄信，揭发了我这桩“罪行”。好在，信转回厂办公室，我拿去找厂党委书记岳异。我说：“劳你帮我查证一下，这事是谷燕民、黄新义同志处理的。”不久，岳异同志从北京开会回来，把我喊到办公室郑重宣布：“你的事我查了，谷燕民同志已写了证明，北京市委盖了章。”他拿手比划成一个圆章的样子。“这回你该放心了吧。”谷那时是北京市经委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他哪能不记得呢！

后来，中央给“伊犁事件”平了反，大批外逃的人回来了。胡永诚曾三次回国探亲，我详细问了他离开祖国的经过。

他确实不是“伊犁事件”的参加者，即使是当时，我也确实算不上反革命家属。他离开成都到他同学说的一个煤矿当工人，虽说生活不太好，但确有饭吃。在矿上干了一个冬天，等到春暖，他离开煤矿，出来另找工作。新疆地广人稀，交通很不方便，有汽车过路，他要求捎个脚，被拉到离中苏边境不远的一个县。这时，他才知道，有许多新疆人逃到苏联去的事。一听说逃过去“有饭吃”，他就往边境线走，那时边防军已经撤了，只有少数民兵把守，民兵把他和另外一些人挡回来，交给派出所，在空地上站了一会，没人管，大家散了。他又向边境线走，第二次挡回来，还是没人管，因为派出所知道，这只是些饥民，怎么管？他又走了，路过一个四川人开的饭馆，听他讲四川话，给他吃了碗饭，然后告诉他，从哪里走，可以越过边界到苏联去。这次路走对了，苏联在边境上设了个“收容站”，说是红十字会收容中国的“难民”。他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中国人，等在那里。一会，又来了几个人，才一块送到一个集体农庄。一年后，他到斯维尔德诺夫斯克的工厂当工人，后在乌拉尔工学院毕业。

听他讲了这个经过，我长长叹了一口气，我说：“你连累我，还是小的，你好几弟兄，十多个侄儿、侄女，他们知青回城、升学、就业，样样受影响，你作孽啊！”

你猜他怎么说：“我也是没法，饿疯了，逼出来的！要有吃有喝，谁愿离乡背井，活受罪！”他忽然反过来责备了我两句：“我和你有什么直系关系？你为啥要去自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家属？”

天哪！他还责备起我来了！我说：“那年月，挨整怕了，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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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难忘空谷燕鸣

因为我牵上“伊犁事件”，建议来接替我工作的人的档案材料，一个又一个地往谷燕民书记这里送。可谷书记到北京开会，还是我一路随行。

开会地点，在北京饭店。怪了，铁道部这么多招待所，为什么到北京饭店开会呢？这你就不懂了吧？困难时期，在这里开会，生活好一点！我呢？住铁道部招待所，平时在北京饭店休息。这里，经常有中央首长来往，有一次，我准备上电梯，看见附近有很多穿白衣服的“服务员”，一会从电梯中出来个人，好面熟呀，在哪里见过呀？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这不是陈毅元帅吗？第二天见报，原来尼泊尔国王住在这里。多几天，和保安同志混熟了，我问他们，店里这么多客人来往，保安工作咋作？他们说，这靠记人，你来过一次、记着，下次再来就不挡驾了，这叫职业修养。后来，过道上的保安，象熟人一样，和我打招呼。

有天，谷书记开会回来，看见我在房里，很高兴，他说：“我正要找你哩！今天加餐，走，我俩一块吃饭去。”谷书记掏出餐券，撕下两张，让我改善一次生活。

有个晚上，谷书记到西单看一个亲戚，谁？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让我一块去。这行吗？谷书记看我有点犹豫，拉着我就走：“对秘书还信不过呀？局党委常委会哪次你没参加？”

有个星期天，谷书记要去看他妹妹，他说：“走，到我妹妹那去，你还没吃过小米哩！”

散会后，顺路，到正定看他哥，我们一块去看了河北梆子戏，参观了正定大佛，还千方百计包了一顿羊肉饺子。他哥把我当客人招待。

从北京回到成都，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调他到铁道部政治部工作，他说：“你一道去，你爱人、全家都去。”不是要换秘书吗？怎么要换我去北京？不去，我出了事还会连累谷书记哩！

谷很失望，哪有不愿去北京工作的呢？他无可奈何！又给我重新安排，他说：“我走以前，总得把你的工作好好安排一下吧！到工程处当政治处主任去？”让你这个正科级升副处级，总可以吧？不！我不领导人，领导我的人只能有一个。哪有这样的岗位？我早已给自己安排好了去路：“回政治部当研究员”。

1964年2月，谷书记走时，让我专程陪送。在车上，他以一种惜别的心情问我：“这两年有收获吗？”我说：“收获可大了，你的修养、水平、素质，我学不到，但在你身边，有信任、有友谊，终身难忘。”

以后，很多年，我和谷书记没有任何联系。有次，我到北京出差，这时他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我给他家打了个电话，他一定要约我到他家吃饭，他告诉了乘哪路车、哪站下。下班时间，很拥挤，挤下车，他在站上等着我哩！一到家，孩子们围上来问：“胡叔叔，让你到北京来工作，你不来，你要来了，该多好呀！”谷书记接着话，加了一句：“你胡叔叔比过去开朗多了！”听懂了吗？

又是若干年，没有联系！一次，他的三女谷莎莎（现名谷放），到成都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读书，他委托我就近关照一下。所以，在谷书记这四个孩子中，莎莎和我最熟。三年照顾不周，但我真佩服她是个语言天才，她那一口道地的四川成都话，让我都听傻了、惊呆了！

以后，偶尔，孩子们来成都，他们总会来家看我，他们说：“再忙，胡叔叔总要来看的。”今年是他大儿子谷建中的60岁大寿，四个孩子事业有成，要到成都来怀旧，难得的聚会，我要请大家吃顿饭，想不到，客人一定要招待我这主人。在去餐厅的路上，蓉蓉扶着我缓缓前行，我说：“当年，我在送你们回北京的车上，那时你才七岁，我说长大了还认得我吗？”蓉蓉说：“记得！胡叔叔，当然记得！”孩子们，感谢你们了！

1980年的一天，我在资阳431厂一连接到四次电话，传来了同一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噩耗，谷燕民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要赶去北京参加追悼会是不大可能的，可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一再鼓励我去，他说：“我派你去！”我当晚打电话给铁二院工会主席蒋广茂，托他代我买了飞机票，在北京机场，铁道部办公厅和政治部办公室的两位处长朋友，亲来机场接我，第二天铁道部派车送我去八宝山公墓，那天沿路增加了许多警员，北京市委、国家建委、铁道部、铁道兵来了许多领导同志，礼堂小，大概有一半的人进不去。他大儿子谷建中出来接待了我，他说：“胡叔叔，今天这会上我只接待了你一个人！”追悼会由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主持，我站在他们家属的行列里，饱含热泪和深情，向我的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作了最后的告别！

一别近30年，空谷燕鸣早已沉寂。我曾经说过：飞燕的勇敢和高尚、飞燕高吭的歌喉，仍激励着我，不断去呼唤正义，呼唤美好的明天！

这是誓言，矢志不渝！



39 一个萝卜过大年

我前边说，“难得平静”的两年，是指政治上没人“运动”你。那“生活”呢？这一段如果不说，比“背叛”还背叛。

那年月，粮食定量不说，蔬菜，也只能到国营菜店去买。有一年春节，全家分配到一个四斤左右的大白萝卜；另一年，白萝卜外加几斤红萝卜。

你也许会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叫做“一个指头”。只三年吗？放屁！都七十年代，有年我在431厂过春节，好容易才分到半斤肉。

这是大城市、大企业，农村呢？重庆有个“肖李廖反党集团”，为民请命，向中央上书，反映四川非正常死亡千万人。

农村，大搞“高指标”、“反瞒产”，把农民留的种子、口粮，翻个透。农民没饭吃，逃亡，火车顶上，坐满了逃荒的人。一次，老妻收了一个从火车顶上摔下来的农民伤员，他是从农村弄点土陶器，钵钵缸缸什么的，到城市去卖，没钱买车票，爬火车，上顶棚。过隧道咋办？人摔下来了不说，陶器全摔了！幸好，铁路上有条规章，这类伤员，铁路上负责免费医治。伤员鞋子都没有，一身很脏，怎么上病床？老妻给他找了双鞋来，洗了洗，勉强可以躺下。病房的医护人员，觉得这种病人，难护理！不多久就要他出院。老妻想：住在院里，总还三顿饭有吃的，出去，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养伤？老妻要多留他几天。不知道是开会还是什么事，老妻有几天不在，等她回来，病人走了。为这事，老妻一直心里很歉疚！人家错在哪里？他的遭遇谁造成的？农村这样，城市呢？自己在口粮定量里，节约点粮票，总可以节约归己吧？四川省一夜之间，宣布省粮票作废，活抢人！

成都，大人口粮廿一斤，小孩十几斤。全家按定量吃饭，掉了一颗饭在桌上，孩子们要争抢“是我掉的”。走亲戚，回家来要欢喜两天，说是不定量“随便吃”！这样的“好日子”，人人都说“吃得饱”！

“票证”满天飞，节日，供应几两粉丝是几号票，木耳、黄花……多供应一样，票证多一个号。这下热闹了，到处排长队。单买一次米，我就到粮店排过几个小时。当家的，苦啊！

粮食到哪去了？有人说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受难”兄弟，据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难弟”的日子比“慷慨富兄”好得多。有人说是“苏修逼债”，债从何来？谁能向老百姓说清楚？

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讲：还是那个“私有”改“公有”，“家庭经营”改为“农业集体化”惹的事。

据说，这是我国那个天才理论家陈某人的一大创造。工业化大生产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农业咋不也可以搞集体化大生产呢？工人是无产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有土地、农具，是小私有者，怎么办？简单，集体化以后，农民什么都没有了，不就成了农业工人，成了农业无产阶级。不是可以和工厂一样，搞成社会化生产的大农业吗？

他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个“实践”支撑，你看农业学大寨，农民坡地改梯田，成绩大大的。这里，他把搞农业相关的建设工作，和农业生产本身混为一谈了。比人海战术、比大干苦干，那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不也成了搞社会主义？

农业生产本身，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你不能把土地搬到工厂里，由你支配；你不能命令老天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它怎么可能象工厂那样，只要有专业分工，就能多打粮食呢？电视里演几十个人，在一块地上，干一样的活。这是磨洋工、养懒人，不是集体化的优越性！

规模经营和集体化是两个不同概念，美国即使是12000亩地以上的大规模农场，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世界上，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苏联从1929年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三十年代出现了严重饥荒。直到1953年，谷物产量还低于集体化前的1913年。

过去大讲特讲，人民公社是奔向天堂的桥梁。桥是走过去了，天堂呢？现在呢？就是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处仓盈斗满，我没有过桥，似乎已到了天堂！

如今我到食堂吃饭，剩菜剩饭，带回家，晚上再吃。寒碜吗？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扔了，我心疼！



40 三次巧遇

1964年开始，经过调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西南铁路再次上马，先后修建川黔、贵昆、成昆三条铁路。铁二局职工由二万多人增加到四万多。1964年9月中旬，铁二局迁贵阳。

这次回去，我没住“斗室”。人多房少，宿舍、办公共用。碰巧，我和何益同志同住一屋，他比我小十多岁，和气、含蓄、干练，不跟风，平等待我。有什么任务，我俩轻松就应付过去。晚上没事，他爱人从成都捎来的食物，我们“共产”。我调离贵阳，他和王朔中同志，在狗不理包子店，为我饯行。

贵州产煤，冬天，局拉回许多煤砖，各室抢来堆在过道上。我俩学会生铁炉子、晚上封火、晨间开火，其暖融融。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特地去过两次电话，对何益当年的关心，表示谢意！心里仍象当年小屋那么暖和。

一次，我在河滨公园附近，看见一位女同志，提个小包，赶去上班。我贵阳没熟人呀？这人好面熟！这不是陈文若吗，我一个很熟的好朋友。

你怎么到贵阳来的？重庆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任教，后因政治原因，1958年调贵阳八中作语文教师。

我？四海为家，修铁路修来的。

我那次在贵阳，曾经处境不好，被“网”上了，差点“自绝于人民”。她也遭厄运，丈夫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劳改，可她却顶住了狂风巨浪。

什么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今天懂了。胡风给周扬送了个《万言书》，讲了对文艺领导的一些意见，触动文艺讲话。周扬把《万言书》、胡风和朋友交往的一些信件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时，他写了按语，钦定：“胡风反革命集团”。举国哗然，周扬都讲他没有想到。开始，揭发出一批和胡风有牵连的，再揭和有牵连的人的“牵连”，滚雪球。可能，陈文若丈夫就这样“牵连”上了。

经组织查证，这案件纯属子虚乌有。“大干将”绿原，说是证据确凿的“中美合作所”军统特务。绿原本名周树凡，从没进过中美合作所，有人只知道他现在的名字，张冠李戴，错了。

陈文若两个儿子，学业、事业有成。夫妇晚年，生活幸福。她是我几十年来敬佩的好朋友，顽强，勇敢！

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长六公里多，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关村坝傍大渡河，彝族地区，人烟稀少，从洞底到山顶，高差一千多米，山势险峻，悬崖绝壁，可比三峡。我奉命去那里出差，住在进口的工程队。

工程队几百人，日夜三班作业。有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队买饭，看见有个穿得整齐的女同志，哪来的女隧道工？原来是我修成渝铁路的老同事林茹蕴。我那时在十九分段管炸药，她是民工中队指导员。我雷管放在抽屉里，她领的雷管装在挎包里，叮叮当当背起就走。我俩都在拿生命开玩笑。成渝铁路修通后，十多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在这隧道工程处机关材料室工作，难得来工地，今天是下来查料库。只要有瞬间之差，这一辈子可能也碰不上她，巧遇！

她在成渝路通车后，调去当列车员。她的那个民工大队长，一个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看上了这个不到二十岁，还是大学肄业的漂亮姑娘。

林茹蕴愿意吗？年龄大十多岁不说，还有烧伤残疾。你不愿意？有组织关心。组织出面找她谈话：“照顾老干部，这是革命的需要！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这是阶级感情问题，年轻人应该多为革命作奉献！”

你听不进吗？你还要不要工作了？这不是逼婚么？

婚后，林茹蕴和这老干部生了三个孩子。老公一张口就是：“你这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臭婆娘，还要和别的男人抱着跳舞，你敢！”

“臭婆娘”不信邪：“你开口讲出身，你老家那个贫下中农妻子，咋不要了呢？”

那年月，动员机关合适的干部上大学，组织上保送林茹蕴到清华大学学建筑，好事吧？老干部丈夫闹翻天！“到北京上四年大学，跟别人跑了谁负责？”上学的事，吹了！

在宝兰工程处工作时，吵架变成打架，林茹蕴到河边坐了半夜，想了此残生。想到几个孩子，她回来了。林茹蕴拿起法律武器，上法院，单位领导都站在她这一边，法院判决：“离婚！”

老革命“丈夫”要复仇，文化大革命中，他向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揭发林茹蕴是地主，被抓关押，后幸获救。这老革命还要把林茹蕴往死里整。

几十年来，我认为林茹蕴是一个敢于和粗暴、愚昧、自私的封建卫道者作斗争的人。晚年不幸，已瘫痪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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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调总指挥部

三线建委、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这两个单位，有人弄不清。

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领导三个单位。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西南铁路建设技术委员会、西南铁路建设支援委员会。

总指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副总指挥有：吕正操，铁道部长、铁道兵司令员；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永励，商业部副部长；熊宇忠，西南局计委第一副主任、三线建委常委。

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吕正操，副政委刘建章，副司令员郭维城；技术委员会主任彭敏；支援委员会主任张永励、副主任熊宇忠。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任是西南局交通局长徐坚兼。他同时兼支援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这样的机构设置，主要是便于集中统一领导工程局、铁道兵和地方三个系统的施工力量。当时工程局已上了十余万人，铁道兵五个师，地方有庞大的支援队伍，仅四川等四省支援铁路的运输汽车一千多辆。参战总人数曾高达40万人。

三线建委，对外叫中共中央西南局建委，主任是李井泉，第一副主任是当时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兼西南局书记），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阎秀峰，第三副主任是钱敏，后任重庆市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1965年11月，中央调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任第三副主任，钱敏任第四。

1964年末，铁二局正酝酿“工改兵”，认为这可以不断淘汰老弱病残，增加新生力量，提高战斗力。这工作和我没直接关系，政治部陈晋主任，派我到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去蹲点，写一个“隧道政治工作条例”。

关村坝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大渡河边，山高流激，隧道进口附近有块小平地，修了些临时工棚。我到了这个工程队，找指导员谈了谈，开了几个座谈会，凭自己多年的修路和政治工作经验，便动手写了个《条例》，也不知有用没有？

西工指政治部有个工作组，在这里蹲点。临时，我想听听上级领导的意见，我找到西工指宣传部副部长李永平去汇报，工棚虽小，但电灯很亮，我一条一条地讲为什么这样写？他用小本记了记。完了，你猜他说什么？大大表扬了我一番，他说：“我们已经来了个把月，工作还没有个头绪，你才来十来天，就写出了这么个成果，不错！”我以为他在取笑我，没在意，走了。

我万万没想到，李永平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西工指政治部主任黎光（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另外还有研究室主任陶大钧，秘书杨开伦、宋儒等。黎光他们回到工程队后，可能李永平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调我到西工指工作。

我还没走，杨开伦、宋儒跑到我住的地方，偷偷来看了看，看这位“准同事”像什么样。

我在关村坝接到局的电话，催我回去。不知道是什么事？催得很急！

啥事？回去，赶快到西工指报到。怎么忽然又调到总指挥部去了呢？

我有个中央大学同学邵善臻，就是前边我讲过，在九龙坡学习大队当过区队长的，他当时在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有天，老妻碰上了他，给他打了个招呼：“你高高在上，想法把我们老胡调回成都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老邵真当个事，去给办公室副主任沈恒泽讲了，沈原是吕正操部长的秘书，上上下下他都很熟。本来是打电话想了解一下情况，一听说西工指已通知调人，哪还用得着问什么？“总指挥部要了。”总指和西工指是上下级关系，我当然非常顺利地就到了总指挥部。总指在成都，西工指在贵州安顺，妻这一点点心愿，如愿以偿。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家人又团圆了！


42 “月成洞”和“当小偷”

总指挥部办公室，杂事多，来一件干一件。

但有一件事是正规的，每月必办。什么事？每月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一期简报，用电报发出。简报有个规定，字数，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不得超过一千字。你有这个本事？对我，是个锻炼。

稍久一点，我发现简报内容，讲工程进展情况多一些。成昆铁路，有七百多公里，穿过川西南和滇北高原，隧道和明洞427座，两公里以上的隧道34座，隧道总长占线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简报上差不多月月都要报隧道“月成洞”多少米，创造了什么新记录，等等。什么是“月成洞”？就是一个月“完整完成”隧洞多少米，“完整”包括所有工序。也有把不同工序完成的工作量，折算为“成洞指标”的。当时，这种隧道施工的计算办法，成了一种竞赛运动，各单位都争创新记录，让你吓一跳。这种“放卫星”的办法，和当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的方法，有点类似。种稻子是把几十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到一亩田来表演。这“月成洞”是许多个月作好准备工作，到一个月来集中完成，创造一次高产记录。你能月月“放卫星”吗？隧道工作面只有那么大，没有特殊的技术创新，谁能作到？

西南铁路大会战，进展神速，战果辉煌。川黔线，仅复工一年，1965年7月通车。贵昆线，不到两年，1966年3月通车。

我们总指挥部因为管工又管兵，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也穿军装，是没有军籍的军人。贵昆线通车时，贵州、云南两省，“对开”第一趟客运专列，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在中途的梅花山隧道开庆祝大会。我有幸乘坐了这列专车，在梅花山工点观看了我国京剧名家关肃霜的精彩演出。我回到成都，刚走进办公室，大家都嘲笑我当“小偷”？

什么当“小偷”？我在从贵阳去昆明的列车上，卧铺车每位乘客发了一个白被单，折叠得好好的。我这人，懒散惯了，嫌打开被单麻烦，把被单放在茶几上，将就躺下睡了。第二天，列车员来清点卧具，我少了被单。一会车长来了，他看我是解放军，在那么多旅客面前，不方便责怪我，把我请到了餐车。

“你丢床单了？”

“是！”这还能赖帐。

列车长讲了一段铁路规章，意思是要我照价赔偿。

“是我不小心给你们造成损失，惹麻烦了，对不起，该赔！该赔！”心想，解放军还能赖帐？我当场交了赔款。

钱交完后，车长让我留一个姓名、单位、住址，意思是如果将来抓到了小偷后，好和我取得联系。

没想到，我这几声“不小心”、“对不起”，把列车员发动起来了。他们说：“人家解放军，赔了钱，还直赔礼道歉！”一定要管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查个明白。

真查清了，原来这被单，就是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捡了。我还没回成都的时候，客运段的书记已经带着列车员来过了。所以大家早知道我掉被单的事！

没过几天，客运段韩德仁书记又陪列车员来了，因我已换上便服。列车员进门就指着我说：“啊！对！就是他！”

这次，我“大度”了一回。我劝韩书记一定不要处分列车员。怪我不小心，谁叫你把被单放在一边不用呢？

顺便再讲两句，这次我去昆明，住在铁道兵师部，因为我是上级机关来的，师首长接见，还安排和首长一块用餐，当了一回“嘉宾”。还学会了进出大门向卫兵还礼、见到首长敬礼等等礼节。我还利用这次机会，去了一次西山龙门，那时不兴旅游，真的，冷清清的，一个游客也没有。我1986年再去，相隔20年，游人多得连龙门的门都进不去，到处人山人海。这才真叫今非昔比！此一时，彼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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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车牌风波

这里讲的车牌，指的是汽车前后挂的牌照。一般，军用牌照是白色的，民用牌照是蓝色的。

当时，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因为施工队伍中有铁道兵，所以我们机关的车牌也有军用牌照。

有一天，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保卫秘书来找我们，他说：“红卫兵已经知道大章同志的车牌号码了，他们要堵他的车，李省长出不来，是不是先把你们车上的军用牌照借用一下。”

李大章不光是四川省省长，还兼西南局书记，他派人来借车牌用一用，我们还能不借？也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街上出现了“打倒李大章”的大字报。这时，才开始感到有点紧张。

果然，有人追查起来了。有一天，西昌工地指挥部保卫部一位同志来电话，非常严肃地说：“你们把解放军的车牌借给‘走资派’，谁指使的？好大的胆子，你们要反党乱军呀！”一提反党乱军，这个帽子可把我们吓坏了。心想，不是说罗瑞卿他反党乱军吗！我们这时真感到六神无主，好象大难临头似的。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接到西昌电话通知，说刘建章副总指挥当天乘飞机来成都，让我们去接。我提前赶到候机室，这里旅客零零落落，不时也有戴红袖章的人进出，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坐下，苦苦地思考着车牌的事，要不要对刘副总指挥汇报呢？

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了最近一次见到刘副总指挥的情景，那是我去找他签发总指挥部的简报，过去常是吕正操部长签发，这次吕部长不在，他是我们的副总指挥，也是领导，但他却幽默地和我开了个玩笑：“你们是我们的上级，我怎么能签发你们的文件呀？”把我逗乐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刘是十分关心和体贴下级的，这事不能向他隐瞒。

我一接到刘副总指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说：“糟了，刘副总指挥，我们犯大错误了！”他侧过头来诧异地问：“出了什么事？”我把借牌照的经过讲了，我说：“保卫部正在追查这件事哩！”在“文化大革命”中，遇上这样的政治风波，以为刘副总指挥是不会马上表态的。没料到，他马上就说：“这事我知道了，以后有人追问，让他问我好了。”天哪，我心上那块大石头，一下就落地了。

以后，刘副总指挥回到西昌，被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造反派，打翻在地，残酷批斗。听到这消息，我们难受极了，也许我们还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吧！

一天，有个老太太，满头白发，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来到我们办公室，这是谁呀？一问，才知道是刘副总指挥的爱人，专程来探望他的。老太太一肚子气，她说：“飞机上多是指挥部的干部，谁都不敢和我打招呼！”她想在我们这里洗个澡，当天就乘火车回北京。我说，今天怎么也弄不到卧铺了，你这么大年纪，留一天，我们给弄个卧铺再走。但她坚持要“坐”着走。没法，我送她到火车站，到处乱碰，直到开车前几分钟，我才弄到一个硬卧号，把她安顿好了。我望着出站远去的列车，心潮起伏：刘副总指挥、老太太，这车牌风波也许连累了你们，路漫漫其修远兮，祝愿你们一路平安！

44 陪华罗庚教授游都江堰

华罗庚，我国一代数学巨匠。

晚年，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他在全国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就是从成昆铁路开始的。

1964年初，华罗庚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他要用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意愿。毛主席亲笔回信：“华罗庚先生：诗和信已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敬颂教祺。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1964年4月，华罗庚在毛主席“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的赞赏和鼓励下，他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他推广“双法”科学实验的突破口。当他了解成昆铁路1100公里中，桥梁、隧道占到线路总长的41%，600多公里处在裂度7－9度的地震区，大滑坡180多处，泥石流沟240多条，工程艰巨，世所罕见。他觉得“双法”在成昆线推广，大有用武之地。1965年3月，他在西工指开办了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统筹法学习班，他亲自主讲，深入浅出。他说：比如打混凝土，影响强度因素很多，假如只有两个因素，如果每个因素有1000个选择可能，就要作一百万次试验，才能选出最佳效果，采用“优选法”，只作225次试验就够了。在西工指他培养了第一批学习应用“双法”的骨干。

华罗庚来到关村坝隧道工地，看到秀美的山川，他说：“这里山河的壮丽，地势的险峻，都是我一生少见的。”厕所搭在悬岩山，他因左脚僵直成残，蹲厕所艰难到用双手爬在地上才能保持平衡，他不以为苦，却吟下了这样抒发豪情的诗句：“多来西南峥嵘地，少去江南鱼米乡，生身故乡非不爱，更爱三线炼人乡。”他经过成昆铁路的实践，他撰写了《统筹法评话》一书，向毛主席作汇报。主席亲笔回信：“华罗庚同志，来信及《评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敬颂教安。毛泽东，1965年7月25日。”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

“双法”的推广应用，得到了中央和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组织了全国1200多科技人员，组成40多个新技术战斗组，奋战在成昆铁路工地。在华罗庚的带领下，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西南部分高等院校师生等45人，组成“统筹法战斗组”，在沿线作统筹试点。

成昆铁路后勤物资供应，主要靠公路运输，汽车最高保有量达到6300多辆，平均运距189公里。一个时期，公路上的汽车，白天象成串的蚂蚁，晚上象不断线的萤火虫，逶迤山间，络绎不绝。特别是永乐到乌斯河区段三十一公里线路，单车道、弯道多、视距短，会车道少，有五座单线隧道，经运输统筹战斗组实测，每昼夜双向车流通过能力，只能达到600辆左右，实际需要通过1000辆以上，公路成了盲肠、死胡同，到处停工待料。领导急晕，司机犯病！

经过统筹战斗组日夜测算，建议把永乐、道林子、长河坝到乌斯河划分为三个区段，实行单向放行、闭塞行车的办法，优选出待避的最短时间，集中调度指挥。据测算，一次放行100辆，空列通过时间为110分钟，重列为125分钟。先让重列直接通过，空列在道林子、长河坝待避50分钟，这样，车队放行一次需160分钟，每昼夜放行九次，可通过1800辆。统筹方案实行后，行车能力大大提高，因行车密度不可能有设想那么均匀，1966年9月达到1246辆，顺利打通了死胡同。因此司机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在庆功会上，一个共同的声音：“光荣花应该献给华教授！”

1966年的金秋季节，华教授回到成都，理应由总指挥部办公室接待。当时沈恒泽副主任回北京去了，大家让我陪他们去游了一趟都江堰，省交际处派了一位女同志一道。此时，岷江正是枯水季节，按照“深掏滩，低作堰”的古训，大批民工正在内江掏滩，都江堰管理处的负责同志，引导我们来到岸边，他指着横埋在地下的三根碗口粗的铁棒说：“这叫‘卧铁’，是两千年前李冰父子留下的淘滩标高，每年淘滩，不掏到‘卧铁’，不能完工。”华教授用他的手杖在“卧铁”上敲了几下，他带着对前人崇敬的心情，严肃地说：“‘卧铁’就是李冰父子优选出来的淘滩最佳标高，他不仅是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专家，我看也是位应用数学家！”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华罗庚亲笔写信，说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说他：“奋发有为”、“大有收获，极为庆幸”。这些都是对华教授研究应用数学、推广“双法”的肯定。可等华罗庚从成都回到北京后，“造反派”照样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说他推广“双法”，是为“走资派贴金”，“不要党的领导，以目乱纲。”悲乎！



45 大米改玉米

有一天，我在一楼大厅碰上熊宇忠副总指挥。

他身穿一件洁净的灰卡叽中山装，身材魁伟、健壮，脚步沉着、坚定，态度严肃、安祥，我们迎了上去，他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问我：“老胡，你能帮我找到一本《营养学》书吗？”

我毫不迟疑地应声道：“能，准行，我爱人是学医的，我看书架上就有两本，明天我给你带来。”

熊主任高兴地点点头。一会儿，我回过神来时，心里却犯了嘀咕：“怎么熊主任研究起营养问题来了呢？”

过不几天，沈主任通知我到三楼会议室开会，说吕正操部长听熊主任汇报。

因为这一向在熊主任办公室里，反映工地没有大米吃包谷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有人含蓄地质问：“筑路部队、工人吃包谷，这怎么加快三线建设？”

支援机构又反映：“运输跟不上，大米运不进来，临时措施，山区只能就地供应部分包谷。”

会议室里，深绿色的丝绒窗帘拉开了，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网眼窗帘，射在浅黄色的墙壁上，显得很亮、很协调。

吕部长坐在正中，熊主任坐在进门左边的沙发上，还有几位铁二局、铁道兵的领导也在座。这次熊主任发言用了一个多小时，他说：

成昆铁路大会战，30万大军涌向工地，大批材料、物资、装备要及时运到现场。依靠原有的地方公路，北段要绕道汉源、泸沽，南段要绕道安顺、昆明，都要增加1000多公里的运距，根本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

开工以来，地方有关部门配合施工单位，新修直通工地的公路2000多公里，加上修复、改建的可达3000多公里，对改善运输条件作了很大努力。

会战开始时，施工单位的汽车保有量才1400多辆，地方支援1000多辆，现施工单位已增到4000多辆，行车密度早已“超饱和”。

从峨眉运进的长途物资，每天平均2000多吨，单向重车500多辆，而实际通过能力只有300辆左右。常常路上一堵车就是几百辆。

这样，靠汽车运大米进去，矛盾很突出，暂时只能就地供应部分包谷。

熊主任的汇报，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让听的人注意力很集中。会议室里出奇的安静，连喝口茶的人我也没看见。

这时，熊主任从他的大皮包里把我借给他那本《营养学》拿出来了，他翻开早已折好的一页，把大米、面粉、玉米（包谷）所含各种主要成分的比例作了介绍。

他说：中米100克的发热量为351卡，上等面粉为352卡，玉米为355卡；中米脂肪含量所占百分比为0.86，上等面粉为1.1，玉米为3.9；蛋白质含量百分比中米为7.19，上等面粉为10.8，玉米为7.88；其他钙、磷、维生素A、B含量玉米都略高于大米……

所有的数据，他缓缓地、加重语气念了两遍后，把书放在茶几上，然后继续说：可见，吃玉米有个习惯问题，但不会影响健康，当然，我们支援部门要想法多调运大米进去！

开始，我觉得摆在熊主任面前这个难题太大了，心里紧张。他汇报完后，会议室的气氛一下松弛下来了，没有什么争论和反驳意见。

最后，吕部长只讲了两句：“宇忠同志都讲了，就这样吧！”

在楼梯上，当熊主任把《营养学》还我时，我说：“你亲自研究掌握这么多材料，不容易呀！”

他十分自信地对我讲：“吃人嚼过的东西，一是没味道，二是误事。老胡，你说呢？！”

成昆铁路，进展神速！

有一次，我问熊主任：“工地大米供应好些吧？”他说：“好些。不过，战士们讲，过去小米加步枪闹革命，如今包谷加风枪修铁路，一样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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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和彭德怀在一个楼办公

我们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楼办公。可我看见他的时候和知道他的事，都极少。

早在他来成都前，听三线建委的同志传说，有个大人物要来当第三副主任。大人物是谁？后来知道是彭德怀！

他到达的第二天，招待所的服务员，神秘地告诉我：“他来后，安排他住一楼五套间，他说住得太好。晚上送去五盘小菜，他说太多，退了两盘。第二天就搬到永兴巷去住了！”

我们当然迫切地想一睹元帅的风采，怎么办？大家出了个主意，说这大楼只有程子华主任和彭德怀元帅，才有资格配吉姆车，如果院坝停有两辆吉姆车，彭帅就准来上班了。到一楼大厅去等他下班吧！

我们确实去等过，好象只偶然看见过背影，没正面碰见过，真失望。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不知从哪来了个电话，说红卫兵要揪彭德怀到北京，让我们准备专车。我稀里糊涂把他打发了！我们管施工，又不管运输哩！

后来，彭德怀元帅的保卫秘书景希珍，分配到资阳县作武装部副部长、兼县公安局的军代表。恰好我也调到资阳431厂工作，这一个楼办公的情分，我俩算老熟人了。他爱人还在成都桐梓街住，他发了工资，趁我通勤回家的机会，让我捎带一下，举手之劳，这该办吧！有时，他找厂里要点柴火，小事一桩，我还能推辞！

他没找我帮什么忙，我却找他办了件难办的事。贵阳铁路分局招工，答应将我小儿子胡x林招收过去，要求把户口一块迁，才好办手续。碰上成都市防止知识青年逃避上山下乡，出了个绝招，不准迁户口。我灵机一动，我在资阳工作，儿子迁到父亲这来，总可以吧。我去找景希珍商量，你们公安局可不可以帮助把“户口”迁去？景希珍说，这个当然可以啊，你去迁来资阳就是。

我真的在成都把我小儿子的户口迁到资阳，下了火车，还没回厂，就直接去了公安局，在门卫问景部长在不在？值班的说：“景部长到内江开会去了！”他仔细看了我一番，又问：“你是不是迁户口的事啊？”我说：“是，你咋知道呢？”“唉！人家景部长走的时候交待了的。”接着，他在我那张户口迁移证上写了几个字，转贵州省遵义市遵义机务段。在上边盖了个公章，完事。我高高兴兴回厂去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在大机关呆过的人，办事真痛快！

听说，县武装部又调来个副政委，是军区文化部下来的。他利用平时的间隙，帮助景希珍回忆了在彭大元帅身边的一些事。等到彭德怀的案子平反后，景希珍的《在彭总身边》一书，很快就出版了。

景希珍不久调回了北京，当年和他相约，以后有机会共事的闲谈，也成了笑谈。

若干年后，我在《炎黄春秋》2007年10期，看到讲彭元帅在三线建委工作时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到他下去视察时，上面曾给接待单位打招呼：“第一把手有意识回避；对彭的言行作好记录；事后写出报告。”开座谈会，还布置参加的人只准谈哪些，不准谈哪些。”现在看来，他那时恢复工作，可能象征意义大一些！



47 西工指夺权

文化大革命，到处两派打派仗，闹得不可开交！咋办？派军队“支左”。

西工指八百多干部，大约一半是铁道兵调来的，是正正规规的解放军；约一半是铁路系统调来的铁路职工，属铁道部。开始闹革命，大家都抓走资派，不分兵和工。后来，这西工指的文化大革命，特殊性、复杂性，可以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军人和铁路职工成了对立的两派！

有一天，我们总指挥部办公室来了些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学生兵，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红卫兵”，专程来抓西南铁路的走资派。听我们介绍，这里都是些小兵，没有走资派。他们给我们讲了讲北京的事，讲红卫兵如何让走资派“坐飞机”、把走资派“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还示范表演了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武斗”的架势。

他们晃了几下，走了。直奔“西工指”抓走资派去也。这帮人自己编了个番号，叫501小分队，多少人？三十多个。人人军服崭新，皮靴锃亮，人高马大，气势汹汹。就象“红卫兵”敢抓彭德怀元帅那样，似乎大有来头。他们一到西工指，发布第一号公告，就宣布：吕正操是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工指是反党乱军的“吕家王朝”。西工指发出的1968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的号召，成了“以生产，压革命”的反革命铁证。

接着，这501小分队的人，把他们在成都向我们传授的经验兑现了。一天，宣布在礼堂开大会，小分队学员把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副司令员郭维城，反扭胳膊，用“坐飞机”的形式推进会场，宣布：郭维城是投靠“吕家王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是弯腰九十度，再打翻在地。这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抢修抢险屡立战功的老将军，被这样反复揪斗、折磨达半年之久。其他，如象1926年参加革命的副政委刘建章、政治部主任老红军黎光……等等，都遭到同样的斗争、殴打。

1967年1月23日，西工指以兵为一派的组织“红战旗造反总部”，宣布夺取了西工指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强迫原西工指的领导干部，在“夺权声明”上签字。这个“红战旗”本来就属“兵一派”的，接着又从西工指下属的铁道兵某师，调来几百个荷枪实弹的军人，进驻机关大院，前来向军人组织“支左”。宣布除“红战旗”外，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组织。

1967年6月17日，铁路职工将几十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以“砸烂黑战旗”为号召的造反兵团。从此，兵和工这两派，争争夺夺，打打砸砸，从无宁日。最后，“红战旗”被迫撤离西工指机关，“617”取得了所谓“反夺权”的胜利。

两派斗争，伤亡人数，无确切统计。西工指政治部副主任计琢成就是在运动自杀的。据西工指机关撤出的人回忆，说那是象囚犯越狱一样，逃跑出来称得上九死一生，弄不好还会陷入没吃没喝的绝境。

我已离开了铁二局，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我是黄新义重用的坏人。铁二局十多万人，工人造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工程处处长徐振霄，是我在九龙坡学习大队的中队长，他可称根红苗壮，自杀了。我在二建队时四分队长李景诗，有天在我指挥部来闲谈派系斗争的事，回去没几天，自绝于人民了。我在政工系统工作，这个系统的人，纯而又纯，文革中，到处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抓狗崽子”，我不论在铁二局、还是在西工指，运动中，我自认是“贴了标签”的斗争对象。我经常自我掂量，我如果不来总指挥部，肯定“在劫难逃”！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总指挥部，是个不折不扣的逍遥派，午饭后上街看大字报，平时天南海北，愿怎么吹、怎么吹！斗争李井泉，我们也去看看、听听，过的什么日子？一根毫毛没人碰！

老妻呀！我调总指挥，是你第三次救我的命！不管别人怎么想，牵强附会也好，胡说八道也好，我认定了，九泉有知，我再次跪倒，谢恩！



48 “一号命令”来了

文革中，“林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十万火急，一切机要文件必须立即转移出成都市。

我们有兵、有工，三线建设全是机密，总指挥部的档案往哪里转？

我和机关林礼柱同志闷了半天，想不出个好主意，我们早就听说国务院有个业务领导小组，我说：“管他的，给领导小组写封人民来信碰碰运气怎么样？！信写短点，字写大点，也许能看到。”

“碰运气信”发走后，我匆匆忙忙赶到熊副总指挥那里，他已搬了家，屋里显得拥挤、零乱。听了我焦急的诉苦，深思了片刻，他说：“明天早上，你在商业街省委门口等我。”

第二天，我们俩在传达室说了说，进了大门，在二道岗被哨兵拦着，给里边打通了电话：“我是熊宇忠，有事想找找李大章同志。”里边打了招呼，才通过。

一幢坐落在绿树丛中的小楼，幽雅清静，二楼是会客室，先是李大章同志的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随后大章书记出来了，寒喧了几句，他认真听了熊副总指挥谈了我们的处境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都是三线建设的档案，就和西南局建委一起转移行不行？”我们当然说：“行！行！太好了。”

从省委大院出来，我问熊副总指挥：“你苏州反省院的事怎么啦？”他充满信心说：“我心中有数，没事！”

不久，大章同志爱人到总府街招待所找到钱敏同志和我作了交代。钱敏同志给了我们两个装文件的大木箱。

正当我们在整理文件装箱时，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找胡崇俊。

“我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的，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把熊副总指挥找李大章、钱敏同志的情况讲了。“那好，我们同意这个意见。”

搬运档案那天，钱敏同志亲自帮助我们把木箱抬上汽车。由老林和建委的同志一道，把档案运送到灌县深山里保存。

当时，我和老林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打倒“四人帮”后，铁道部成立了成昆铁路总结委员会，在进行工作中，各单位的档案资料基本都散失了，困难不少。总结委员会的同志见着我时，很高兴地和我讲：“幸好你们保存了档案，真要感谢你们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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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什么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子女叫什么？“狗崽子”！

“红卫兵运动”，现在，可不可以理解成：发动一些小孩，去打倒走资派、“黑五类”和“狗崽子”？红色恐怖、阶级专政。说不清！

我们西工指的干部，一部分是从铁道部调来的。记得董处长从北京探亲回来，就十分紧张而又惊奇地告诉过我：有些红卫兵给老师剃阴阳头，有的学校的老师、校长活活被打死。

北京发生的事，我心里虽不在意，还是让侄女婿周裕兴，把我的两个小儿子，弄到车辆段去“学工”，躲是非。

我大女儿曾丹娅，13岁，在二局铁中念初一，“是祸躲不脱”，她却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那年月，职工象上班一样，晚上要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才能回家。

1967年的一天夜里，妻学习完毕，刚出门，看见漆黑的走道边，坐着一个孩子。天哪！这不是丹娅吗？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医院来了？从家到医院，大街小巷，弯弯拐拐，起码得走一个小时。看见妈妈出来了，她畏缩地挨到妈妈身边，好久才冒出一句：“同学们说我婆婆是地主（已平反），我是‘狗崽子、黑五类’，我是吗？”当时，妻哪懂得什么“红卫兵运动”，只以为孩子们闹着玩的。若无其事地安慰了她两句：“你想呀！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你咋会是狗崽子、地主婆呢？同学们乱说，莫管它。”这晚，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边，推着自行车，母女俩好容易才走回了家。

第二天，铁中教室外边的一排桉树，还是那么挺直、安祥，可教室里却在召开“红五类翻身会”，把“黑五类”曾丹娅揪上台，要她交待剥削帐，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丹娅问：“什么叫剥削帐？”下边说：“你婆婆是地主，你这小地主婆还装糊涂？”丹娅把妈妈昨晚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开始下边平静了一会，经过叽叽喳喳一阵，一个同学站起来，揭露曾丹娅耍花招：“什么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是混进来的吧？刘少奇还是共产党员哩？”台下响起一阵口号声：“打倒曾丹娅！曾丹娅必须低头认罪！”

当天晚上，妈妈学习完了，又看到女儿坐在那里！女儿很伤心、很恐惧，畏畏缩缩地讲今天挨斗的经过。好个粗心的妈呀！她一心想什么？毛主席没讲过第三代是“狗崽子”呀！她把女儿受的天大的打击、委屈，仍然没当回事，还只认为是孩子们闹着玩哩！没有安慰她，反而责怪她说：“你大概平时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吧？咋没斗别人呢？”万能的主呀！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没有把这愚昧的妈妈，教得聪明一点呢！

爸爸呢？等我从资阳通勤回来，听女儿唠叨后！想的竟和妈妈惊人一样！毛主席怎么可能让红卫兵干这种事呢！都是你曾丹娅平时没有和同学搞好关系嘛！在爸爸、妈妈这里得不到一点点支持、安抚，有客人来家，她悄悄向客人求助：“我婆婆是地主，我是地主婆吗？”有一次，她拿着剪刀，站在饭桌上对着我怒吼！她似乎对谁都失去了信任！

小孩子突然变得失眠、孤僻、急躁、多疑，性格变态，人格扭曲。妈妈急了，她这时才懂得点什么叫“红卫兵运动”，我们门对门的一家，说是在旧社会当过军官，被“抄家”了。她发觉自己在对待女儿挨斗的事上，犯了错误！赶快补救吧！

开始到学校了解，闹“翻身会”最积极的某些学生，父亲或者母亲，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自顾不暇，还闹什么？恰好，我们伟大的理论家陈伯达站出来批判“血统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是反动的。我们找老师、亲友反复开导女儿，说她不是“黑五类”、不是“地主婆”，想解开她思想上的结。可惜这个烙印太深了，她已变成了“迫害妄想狂”，她觉得这世界上，人人都要打倒曾丹娅！咋办？

给她到省医院找专家看病，省院没有精神科，只有神经内科，专家诊断是“神经官能症”，处方：吃中药。这有啥用？只怪我们是精神病“盲”，有病乱投医呀！这个妈、这个爸，好蠢呀！

给她换换环境吧！散散心，让她忘记过去，忘记伤害。去过重庆、北京、青岛，我们以为可能有点好转吧？这个精神烙印，靠说教、散心是抹不掉的。用心良苦，白用苦心！

愚蠢的爸、妈，还干了更愚蠢的事哩！

接着是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个已经有明显精神症状的小女孩，还能一个人去上山下乡吗？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咋可能理解和知道父辈们当时是啥精神状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肝脑涂地，千真万确。工宣队来家动员，我们夫妇想，象我们这样热爱毛主席的人家，还用得着动员吗？

那个年代过来的青少年，谁都记得：“听毛主席的话、向毛主席保证”成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异议。女儿虽然被当成过“黑五类”，可仍然最听毛主席的话，她心甘情愿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把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准备去劳动。我们还为女儿专门做了一个木箱子，好后悔呀，木箱、小孩咋搬得动呢？他们是从北站坐火车走的，我去送，我哭了，不好再看她，车没开，我哭着回家！她们下乡的地方是“渡口市”，后改称“攀枝花”。这个市是因为有攀钢才出现的，刚开建、很荒凉。女儿分在大山深处的民政公社，山高路险，上山打柴，有时不敢背、只敢拖。当知青，丹娅常给家里写信，每封信写得很长，都表示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我这个爸呀，回信也写得很长，差不多《毛选》里的最高指示，能用的我都用上了。天哪，除了说教，不能实在一点吗？

为女儿的事，我常自责。是爸、妈无知，害了她终身。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后来又把“黑五类”子女的称呼，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实际意味着：他们本来是不好的，只是经过教育，有可能变好。这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含义，弄不清有多大区别。这“原罪”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呢？难怪，希特勒讲血统论，要杀犹太人！如果我是“黑五类”，为什么不可以断子绝孙！何必让子女遭罪呢？

国家物资总局有位局长，在我们办公室谈事。我请他给渡口市物资局长写了封信，求他就近照顾丹娅，她从公社到渡口去见过这位局长，局长还真当回事，表示：丹娅如愿在渡口工作，可以帮助安排，太感谢了！后因我调到431厂，劳周裕兴到渡口，历尽千辛万苦，把她接回成都。后在我单位当了电工。

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现已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

我只反思对不起女儿！我不可能象韦君宜那样，想那些更深刻的事！就这么一点点，也够苦的了！



50 精神病女儿

1972年，为便于照顾受刺激的曾丹娅，我们商议，将她调回成铁中心医院，因老妻在那里工作，比较方便。

一个人，如果人家把你认为是精神病，正常也会变成“非正常”。一次，成都闹水灾，丹娅冒着危险，骑车冲过深水，去到医院，一位领导看见她那狼狈的样子，转身就骂：“神经病。”

丹娅失眠，老妻让她住院调整一下。不两天，有人认为万一“出事”，负不了责，坚持要转送精神病医院。1973年6月，丹娅被送入营门口精神病医院，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从此，不少人开始把她当“太空人”看待，异类！

精神病院就那么好住么？这里，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吵闹不休，让人恐惧。女儿那么小，那么清醒，进精神病院是最佳选择吗？最近，我偶然翻到了老妻关于女儿住院的几段日记：“1973年8月5日。送走了丹娅，心情非常沉重，在路上丹娅说：‘又好象小时候送我去托儿所一样，送到了你就走了，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丹娅说：‘我好可怜，怎么得了这个病！我希望你天天来看我。’又说：‘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哪天你病了你就不能来了！’‘我好害怕那些医生、护士，我一闹，他们就要把我捆起来。’我说：‘你不要闹嘛！’她说：‘我觉得闹一下才舒服，我还是去上班，还会好一些。’”天哪！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住院”的真实感受！

应医生的要求，老妻到病房去陪丹娅住过一夜，看老妻是什么感受。“1973年8月12日。10号下午去医院看丹娅，江医生把我留下来在病房陪丹娅住一夜，那一夜真是不平凡，整夜一会有人哭、一会有人唱、一会又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第二天，看见丹娅做完针刺治疗，就一道回家了。”

我计算了一下，丹娅1973年住院到1988年回家，先后断续上班4年，住院11年，回家后和家人一块生活了20年。这里，再看老妻的另一段日记：“1973年8月8日。我想能否接她出来几天，叫渝宝回来照顾一下，不好，再送她去医院。老胡不在，真急人！病情为什么愈来愈发展，是病本身的发展还是进了精神病院的刺激，她本来最害怕患精神病，住进去了，就一定得承认是这个病，这会引起别人更看不起她，的确是可怕的。我想，让她回家来住，环境总比医院好，住川医怎么样？人真是没有了主意。正象丹娅说的，她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家要碰上这样的问题？医生说丹娅病程太长了，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妈妈把她耽误了，真是这样的吗？太可怕了！”

“人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是的，考验是痛苦的。人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幸福，可是，丹娅为什么又这样的不幸！”

“人的感情不能太脆弱，要坚强，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心就是要斗争，在人生的征途上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决不能做软蛋！但我自己毕竟是太软弱了，一切只怪自己，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然孩子们也不会这么脆弱，这样胆小，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医院里太冷酷了，病人和医生没有真正的同情，她多需要温暖啊！还是接回来吧！”

平时，我们常说：声声血、字字泪。这哪是日记？这就是见证。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希望她能痊愈了。出院、上班、停药、翻病。多几个反复，病情就更严重。

1982年初，有天夜里，老妻看见丹娅忽然从厨房拿着菜刀出来，幸好她警惕性高，马上退回另一间屋，把门关上。她在外把房门、桌子都砍烂了，惊动了四邻。邻居故意在外敲门，高声大叫，转移她的注意力，闹了一夜，等我接到电话，下午赶回家时，她已安安静静，若无其事。我问她：“你昨晚干什么了？”她说：“我一时糊涂，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特别强调：“妈妈头上的包，可不是我打的！”还说：“糟了，爸爸回来，一定要把我送派出所关起来。”她现在一句也没说胡话。

那些天，弄得我和老妻晚上不敢回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糊涂”，虽然她一再要求不去精神病医院，最后，只能强迫把她送去“关”起来，一“关”四年！

有次，老妻在报上看见宝鸡某医院，可以用动脑手术的办法，治疗这种狂躁型的病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她又独自一人去宝鸡、上西安，找医生、求良方。她西安四军医大学的同学劝导她说：“这种手术还不成熟，可能留下重大后遗症。”怏怏而归。

丹娅住精神病院，用过各种疗法，如电休克等，病人十分痛苦！用过各种新药、贵药，每年费用高达一万多元。后转入成铁局夹江精神病院，用最古老、最便宜的药氯氮平（二、三元一瓶），半年后出院。医生一再讲：“这病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治，回去药吃维持量，不能停药。象这种病人，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治疗。”

这话能信吗？

二十年了，病情稳定。

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如果早有人这么简单告诉我，我们能受这几十年折磨吗？女儿能受那么多罪吗？

这二十年，丹娅只要有我在一块，不论远近，她都去；没我同行，再近也不去。慢慢，我认识到，没我，她没安全感，害怕，有“迫害妄想”。从此，我认真陪她，形影不离，我自称“模范爸爸”。我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我不照顾好她，咋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呢？”

老妻生前，把女儿生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脆弱，她用毛主席三个“不亦乐乎”的教导，鼓励自己坚强。老妻啊，前几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留下名言：“违反规律，何乐之有？”你是如此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党员，何错之有？



50 精神病女儿

1972年，为便于照顾受刺激的曾丹娅，我们商议，将她调回成铁中心医院，因老妻在那里工作，比较方便。

一个人，如果人家把你认为是精神病，正常也会变成“非正常”。一次，成都闹水灾，丹娅冒着危险，骑车冲过深水，去到医院，一位领导看见她那狼狈的样子，转身就骂：“神经病。”

丹娅失眠，老妻让她住院调整一下。不两天，有人认为万一“出事”，负不了责，坚持要转送精神病医院。1973年6月，丹娅被送入营门口精神病医院，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从此，不少人开始把她当“太空人”看待，异类！

精神病院就那么好住么？这里，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吵闹不休，让人恐惧。女儿那么小，那么清醒，进精神病院是最佳选择吗？最近，我偶然翻到了老妻关于女儿住院的几段日记：“1973年8月5日。送走了丹娅，心情非常沉重，在路上丹娅说：‘又好象小时候送我去托儿所一样，送到了你就走了，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丹娅说：‘我好可怜，怎么得了这个病！我希望你天天来看我。’又说：‘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哪天你病了你就不能来了！’‘我好害怕那些医生、护士，我一闹，他们就要把我捆起来。’我说：‘你不要闹嘛！’她说：‘我觉得闹一下才舒服，我还是去上班，还会好一些。’”天哪！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住院”的真实感受！

应医生的要求，老妻到病房去陪丹娅住过一夜，看老妻是什么感受。“1973年8月12日。10号下午去医院看丹娅，江医生把我留下来在病房陪丹娅住一夜，那一夜真是不平凡，整夜一会有人哭、一会有人唱、一会又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第二天，看见丹娅做完针刺治疗，就一道回家了。”

我计算了一下，丹娅1973年住院到1988年回家，先后断续上班4年，住院11年，回家后和家人一块生活了20年。这里，再看老妻的另一段日记：“1973年8月8日。我想能否接她出来几天，叫渝宝回来照顾一下，不好，再送她去医院。老胡不在，真急人！病情为什么愈来愈发展，是病本身的发展还是进了精神病院的刺激，她本来最害怕患精神病，住进去了，就一定得承认是这个病，这会引起别人更看不起她，的确是可怕的。我想，让她回家来住，环境总比医院好，住川医怎么样？人真是没有了主意。正象丹娅说的，她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家要碰上这样的问题？医生说丹娅病程太长了，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妈妈把她耽误了，真是这样的吗？太可怕了！”

“人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是的，考验是痛苦的。人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幸福，可是，丹娅为什么又这样的不幸！”

“人的感情不能太脆弱，要坚强，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心就是要斗争，在人生的征途上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决不能做软蛋！但我自己毕竟是太软弱了，一切只怪自己，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然孩子们也不会这么脆弱，这样胆小，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医院里太冷酷了，病人和医生没有真正的同情，她多需要温暖啊！还是接回来吧！”

平时，我们常说：声声血、字字泪。这哪是日记？这就是见证。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希望她能痊愈了。出院、上班、停药、翻病。多几个反复，病情就更严重。

1982年初，有天夜里，老妻看见丹娅忽然从厨房拿着菜刀出来，幸好她警惕性高，马上退回另一间屋，把门关上。她在外把房门、桌子都砍烂了，惊动了四邻。邻居故意在外敲门，高声大叫，转移她的注意力，闹了一夜，等我接到电话，下午赶回家时，她已安安静静，若无其事。我问她：“你昨晚干什么了？”她说：“我一时糊涂，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特别强调：“妈妈头上的包，可不是我打的！”还说：“糟了，爸爸回来，一定要把我送派出所关起来。”她现在一句也没说胡话。

那些天，弄得我和老妻晚上不敢回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糊涂”，虽然她一再要求不去精神病医院，最后，只能强迫把她送去“关”起来，一“关”四年！

有次，老妻在报上看见宝鸡某医院，可以用动脑手术的办法，治疗这种狂躁型的病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她又独自一人去宝鸡、上西安，找医生、求良方。她西安四军医大学的同学劝导她说：“这种手术还不成熟，可能留下重大后遗症。”怏怏而归。

丹娅住精神病院，用过各种疗法，如电休克等，病人十分痛苦！用过各种新药、贵药，每年费用高达一万多元。后转入成铁局夹江精神病院，用最古老、最便宜的药氯氮平（二、三元一瓶），半年后出院。医生一再讲：“这病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治，回去药吃维持量，不能停药。象这种病人，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治疗。”

这话能信吗？

二十年了，病情稳定。

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如果早有人这么简单告诉我，我们能受这几十年折磨吗？女儿能受那么多罪吗？

这二十年，丹娅只要有我在一块，不论远近，她都去；没我同行，再近也不去。慢慢，我认识到，没我，她没安全感，害怕，有“迫害妄想”。从此，我认真陪她，形影不离，我自称“模范爸爸”。我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我不照顾好她，咋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呢？”

老妻生前，把女儿生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脆弱，她用毛主席三个“不亦乐乎”的教导，鼓励自己坚强。老妻啊，前几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留下名言：“违反规律，何乐之有？”你是如此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党员，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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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的出身

出身、成份，这两个词，是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填表时，才碰上的。那时，我没学过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区还没土改，真的弄不清。

怎么填？“出身”这一栏，我看大家都不愿填“地主”，那我来填一个吧！好奇、冲动，什么原因，我说不明白。“成份”，当然填“学生”。你们以为我在讲笑话？没撒谎，千真万确。

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几个领导研究上报“右派”名单，算来算去，还差一个。有位领导和我不懂“地主”一样，不懂什么是“右派”？随口说了一句：“把我报上吧！”

我父亲长期在电报局工作，解放前，当中学英语教师。因父亲抽大烟，母亲还兼作小买卖，卖点日杂用品维持生活。家中原有点地，因我读书早卖了，余很少。在县城租房住，临解放前不久，伯父在城墙脚不远，修了个土墙茅屋，邀父亲搬去同住。因地处农村，我家一下变成了农业人口。最初评为中农，减租退押评为富农，土改时认为我家生活较好，划为地主。我出身没有填错。

我是独生子。1952年父亲病逝，农会同意我母亲迁来和我同住。五十年代，我国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老妈经审定有选举权，光荣地领取了雪白的、盖上大红公章的选民证。你别看老妈不识字，她知道有选举权，她已变成了“公民”，对选民证保管得可好了，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这以后，几乎任何一次公民选举，她都有选举权，她那存放选民证的小包，加上了一张、又一张。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那时我在贵阳。妻单位有人站出来给她打招呼：“你家婆婆是地主，应该遣回原籍，早走早主动，省得别人找麻烦！”天哪！有选举权的人，不算公民，还是地主？妻自己都说她脆弱，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她从没去过我的垫江老家，这次，她孤身一人，送老妈回家，往哪送？县城我有个堂哥，那时老妈已六十多岁了，就寄在他那里，托他照看一下吧。到县公安局上户口，人家掌握原则，地主一定要回农村安置。好不容易，又找到我家住农村的一个堂弟，在他家总算落下脚。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返回单位，如释重负。为啥？不是早走早主动、少麻烦吗？

老妈在农村一呆十多年，认认真真劳动改造，不慎在一次田间干活时，摔断了腿。堂弟来信，说已送县人民医院，后又说已经痊愈出院。真的好了吗？断腿没有接好，错位愈合，人要拄拐杖才能挪动，成了残废。这次老妈受伤，我没回去，为什么？她是地主，一个共产党员能当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吗？据说现在某名牌大学称，不孝顺父母的不予录取；我这不孝顺父母的人，还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吗？人变成了双重人格，难呀！

平时，我是怎样奉养老妈的呢？寄钱养她，有个划不清阶级界限的问题，咋办？为这事，我专门回去了一趟，找了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记得我是到书记家去拜访的，我主要的问题，是每月给老妈寄多少钱，才能得到农民认可。不然，老妈还在过地主阶级的生活，我咋向组织交代呢？这位书记好象没听懂我的话，他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没有我作为党员的顾虑。他关心的另外一件事，他说：“你只要不欠生产队的口粮款，我们保证分够她的口粮。”唉呀！答非所问呀！于是我自己划了一个杠杠给他说：“口粮款，我保证按时交纳，我每月另给她寄10元生活费，高不高？”懂了吗？我怕的是我给老妈钱寄多了，他们有意见。他这次好象意识到我专程来访的原因了，他非常轻松地讲了一下过去：“你们家，我知道，是贫民，评成份的时候，一轰而上。我们没把她当什么，你放心，寄10块钱可以嘛！”从此，我按照书记的认同，每月给老妈寄10元生活费，按时给生产队寄口粮款。

过去的事，有的说得清，有的永远说不清。



52 摘地主帽子

黑五类、地主婆、精神病！这些年、这恶梦、这苦难！长萦心间，驱之不散！

1979年，打倒“四人帮”几年了，我常为自己“评成份”。我父亲一辈子当职员，母亲是小商，解放前三年已没什么土地了。主要生活来源，都是劳动所得。老妈这地主帽子，到底戴得对不对呢？这过去从不敢想的事，现在我突发奇想。

我老家垫江县，属涪陵地区管辖。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涪陵地委工作。我去信问他，这成份问题可不可以改啊！他不知道凭什么回信说：“可以改，正是时候。”

我向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说明情况，他觉得我讲得有理，他说：“去就去吧，算我派你去。”岳书记爱人陈厂长知道这事后，她出于关心和爱护，劝了我几句：“这些年，谁也没把你这出身问题当回事，你现在还去找这麻烦干什么呀？”陈厂长讲得有情有理。我说：“没啥，就是气不过，心里憋得慌！一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就是想问个青红皂白。不为啥！”

我乘火车、换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涪陵。有幸见到了秘书长。秘书长向书记转达了我的来意。听介绍，书记是新提拔的一个年轻干部，他明确表示，请秘书长打电话给垫江县委，让他们复查一下。

我马上换乘汽车，翻山越岭，回到垫江。我堂弟有个邻居是副县长，我特地到他家拜望，问他知道这事不？他说：地委确实来过电话，县委很重视，已指定专人复查这事。查什么？我家历来只有一个佃户，一问便查清。事容易查清，可问题越问越吓人，这“土改”的事谁敢碰？谁负得起责任？县委又向地委反复请示，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县委书记安慰我说：“问题已经查清，文件正在打印，你先回去，材料我们给厂里寄去。”我真高兴，这天大的难事，办得真顺利。

回到厂里，一大早，我闯进厂政治部主任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垫江发来什么文件没有？”“来了！”我毫无顾忌地表示：“好了，这回真没白跑。”李书记拉开抽屉，把文件找出来递给我，指了指，你看看这后边两句。我接过打印的文件一看，李书记说的两句话，是平时惯用的名词，叫“留尾巴”。文件承认我家属于错划地主，但鉴于“土改错划”，中央没有正式文件，等有了文件后，再作处理。四平八稳，上下左右谁也没有得罪，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我，等于不说。

这事咋办？李书记再没说一句话。潜台词是：地方政府都不敢表态，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服气。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铁道部办公厅主任老孙同志，我拦着他讲了这件事，他以一种打抱不平的架势，告诉我：“把材料交我，这事我来办。”我遇上了救星，痛快。不久，部里把我的材料转下来了，刘部长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象这样的事到底该怎么办？”问谁？李副书记更有话说了，连部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知道？

我仍然不死心，中央不是天天讲：“有错必纠吗？”我到北京参加谷燕民同志追悼会，利用这次机会，我走访了中组部，要再没有结果，我就死心了。可中组部就是不一样，看了材料，问清情况，大笔一挥：“应按中央指示精神，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盖了个来访专用章。我如获至宝，这不就有了中央精神了吗？

下一步咋办？想来想去，对口，找省委组织部去。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材料和中组部的批示，听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你把材料留在这里，我帮你办！”我提心吊胆地提醒了他一句：“这东西丢不得呀！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他说：“不会，过两天，你再来。”过了两天，我先跑到他门外等着，一见他上班，就堵住他。他说：“你这些东西，我让三个部长都传阅了，我正在拟文件，内江、涪陵地区、你们厂，一家一份。文件中我加了一句，限期将处理结果报来，你放心了吧！”果然，不久涪陵地委给我厂里党委发来了函，正式给我妈摘了“地主”帽子。我的“出身”问题、女儿的“狗崽子”问题，通通都完满地得到了解决。“气不过”的气，烟消云散。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我涪陵地委那位朋友，他主动地向我握手称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帮我们地区办了件好事，那时，‘土改错划’，是禁区，谁都不敢碰、怕触雷，你这问题一解决，该办的冤案，大都办了。”

我老妈平反了，她能再迁回成都吗？县公安局表示：“可以迁，要成都来个准迁证。”好，到成都派出所去办，人家说：“已经回乡的不能再回城。”那时，城乡是二元结构，还没人敢讲“一体化”。

现在，大讲孝顺父母，我是个独生子，这个伤残老妈，总不能不养吧？幸好，我们居委会主任李伯伯，了解我家情况，一脚一手包办。先是居委会向派出所申请，报公安分局，再报市公安局，终于发了准迁证。我专程去垫江，把老妈接回成都。

老妻来车站接车，多年不见，发现这老妈不用拐杖，已不能走路。后瘫痪不起。

1991年老妻脑溢血病逝。1992年老妈走了，死时因长期卧床，手脚已不能伸直。她艰难地走完了大半生“地主”、小半生“非地主”的人生。

年轻的朋友们，我讲了这些，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懂、无聊。不懂吗？那是社会历史。无聊吗？那是无奈！

yangharrylg

53 我去431厂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当权的都成了“走资派”，我们这个总指挥部，找不到领导人了。有次，我去找熊宇忠副总指挥诉苦，他说：现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是程子华同志负责，你是不是找他商量一下。

谁想见西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我估计得先约时间吧。可我方便，程主任和我门对门办公，我把办公室门大大开起，看见程主任上班，我一脚就跨进去了，连秘书胡克新同志都不用通报。我站着象开玩笑似的说：“程主任，我们找不到头了，你就管管我们吧！”你以为程主任会生气吗？哪能呢，他笑嘻嘻地给我回答：“你那里我咋好管哟！”这句话听起来，让我有点失望！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有难事找我就是了！”这一句，可把我听乐了，我高高兴兴地退出门。

别高兴得太早了，不久，程主任被揪斗了，还找谁？

再往后，党政机关基本都瘫痪，西工指也瘫了。随着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干部都在重新安排工作。我们办公室的邵善臻同志，回铁二局上班。我咋办？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简称431厂），是一个正在新建的厂，是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靠山、分散、隐蔽”建设方针的产物，西工指的政治部干部部长黄书存，奉调到这个厂作副书记，同时还从西工指调去了一些干部，他们告诉我：资阳距成都不远，礼拜六可以“通勤”回家。我和老妻长期分居，这“通勤”的优越性对我很有吸引力。加上老妻在省人民医院作过多次骨髓穿刺，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功能出了问题，属于恶性病变，如果离成都远了，咋照顾家呢？除了去431厂，还有一个当然的去处，就是回铁二局。可铁二局机关在甘洛，山区，较远，太可怕了。于是我去找黄书存同志，要求去431厂。黄说：“你要来，得通过三线建设的领导机关同意啊！”我说：“这好办，现在省革委生产组是钱敏同志在管，我带你找钱敏同志去。”这个生产组管什么？相当于原来计委、经委、建委的事，全管了。钱敏同志在当三线建委副主任时，爱人没来，是单身。打成“走资派”靠边后，偶尔也来我们办公室坐坐，他解放了、安排工作后，曾给我讲过：“我已经出来工作，你们有难事找我就是。”有天下午，都下班了，我领着黄书存找到钱敏同志，谈了谈我的困难和想到431厂去的事，他连我的申请看都没看，就签了“同意”两个字。这一关顺利通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还不行，我的人事档案资料在铁二局，还要打通这层关系，当时铁二局机关在甘洛，离成都很远，咋去？有一天，高科约我到他家吃饭。高科是谁？原铁道部二设计院政治部主任，后调西工指任科工部长，听说让他到431厂作书记，他不去。他请我吃饭干什么？原来他是请铁二局政治部主任陈晋同志吃饭，请我去作陪。

席间，高科同志问我：“老胡，你准备去哪工作？”我说：“想去431厂，听说二局不同意！”其实这句话我是随意说的，高科马上指着陈主任说：“陈主任在这里嘛！”接着，我向陈主任说了说我家的困难。他说：“应该照顾。你到局里来找我就是了。”

不久，我到甘洛去办调转手续，乘火车，下午到的。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晚上和政治部办公室的同事吹吹牛，大家希望我留下来，不走。第二天一大早，刚上班，我走进陈主任办公室，一句话没说，他就签了字。我们在高科家吃饭时，他承诺的事，慷慨兑现了。

我，如愿以偿，就近，去了431厂！



54 难得糊涂说“通勤”

我去431厂那一天，在资阳火车站下车，先去县城厂招待所。人事组一位同志，见我有行李，知道是来厂报到的。他说：“先等一下，等厂里有便车出来，好把行李捎进去。”一会来了个卡车，他说：“上去！”行李和人都上了车。汽车开过“滑子桥”不远，停了。司机叫下去，我把行李卷丢在公路边，抬头一望，水田，竹林，农院，这厂在哪里呢？

经打听，“狮子山”有幢红砖宿舍楼，总厂机关就在那里。我拖着行李上去，到干部部交了材料，算是办了入厂手续。到哪去住呢？谁知道？自己去找吧！

和我同去的铁二局李鄂辉同志，他本事真大，竟找到了。在哪？一分厂“长沟”里边，有个正在修建的车间，大门左手边，有个变电房空着，连着两间小屋。一间已经有一对夫妇抢先住了，旁边一间，老李找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些稻草，不就成了一个通铺。这个“草窝”，成了我们新来的六、七个人的大床。在这一般人都难找着的山窠窠，安了家。

我先分配在管建厂的工地指挥部，后分在三分厂。431厂，下边原设了九个分厂，分在十多条山沟里，备战嘛，“靠山、分散、隐蔽”，后合并成七个分厂，厂与厂间，最远距离是十一公里，每个分厂都有独立的生活配套设施。如果不考虑战备，这种布局，是很不合经济核算的。

我是奔着“通勤”这点优越性，来431厂了。“通勤”，三分厂最难。那就先讲我在三分厂“通勤”的一点情况。礼拜六，刚上班，“通勤”职工，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车进城！进城，至少十公里，咋走？只要有车进城，求爹爹、告奶奶，爬上去就行，哪顾得别的什么规矩！人到车站，忍饥挨饿，日晒雨淋，活该！

全厂加起来，通勤的人上百，即使你挤上了火车，能有座位吗？望呀！望呀！火车过了龙泉隧道，成都平原，一片开阔，火车的哐嘡声，象给我们这伙通勤人，奏响了迎宾曲！

火车到站了，该高兴了吧？快到家了，我们来个“载欣载奔”，跑啊！跑去赶公交车？哪有呢？跨过水沟，大片大片的菜地，又窄又小的田坎，才奔跑了几步，大汗从脸上直往下掉，头重脚轻人在晃，跑不动了。挨到家，老妻看着我那狼狈像，快找吃的，她说：“这叫低血糖。老头，通勤的味道不错吧！”

老头回家，更给老妻添乱。缝补点什么？吃喝点什么？回去带点什么？三个什么，够呛！我呢？能帮点忙不？厂里同仁，大家拜托的事一大堆，帮他们给亲友送点油、糖、花生什么的，帮忙去跑卧铺票，买点什么缺俏物资，打听点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一上午能跑完吗？

吃完午饭，睡个午觉。不行！谁催命了？我得赶快到车站弄个回去的火车“坐号”，我还能在车上站几个小时？“坐号”能拿到吗？通勤的那么多，人家看着就烦！要遇上认识的站长、客运室主任，还有门。有时，我找人弄张公用免票去要。反正，没法，脸厚。

有次，车晚点，晚上十来点才到站。我们回三分厂的有六、七个人，还有两个女学工，天上有两颗星星该多好，总有人照看一下嘛！硬是漆黑！好在是公路，走着走着，两个女学工喊：“走慢点，实在走不动了！”走累了，不晓得哪位发牢骚：“一个工厂，把他妈的个分厂修得这么远，见鬼！”有人不高兴了：“唉、唉！这是毛主席的‘山、散、洞’方针，莫乱说！”有人象是在解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错不了！最多，是贯彻问题，不过交点学费……。”好容易走到三厂，过十二点了。夜深人静，昏暗的灯光，象是在欢迎这“通勤”凯旋的英雄？

礼拜一，刚上班，通勤人，不小心脑子一闪，又开始担心起礼拜六的事了！

写到这里，又触动了点情绪。人，总不能没有“家”，不信，让你在街头流浪一天试试，难道我就愿当这“通勤”职工？

通勤职工的这些困难，后来有改善吗？当然！我们后来随身带一个可折叠的凳子，总不用站着乘车、不用去要“坐号”了吧！后来，工厂安排了车接站，厂里开了厂内公交车，定时定点，买票上车，再不用去求人了。你问我还想不想通勤？

老妻已病逝快20年了，温馨的港湾，没了！

还争取去431厂吗？可能！

yangharrylg

55 室友岳学鑫

我在三分厂没呆多久，就调总厂作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是由铁道部调来的、管劳资的一个老处长；副主任王育栋，是铁道部工厂总局调来的；还有岳学鑫，是铁道部办公厅调来的。

岳学鑫，四川巴县人，四川省教育学院毕业，和我的老朋友刘德彬、兰国农同学。在铁二局人事处工作过。我调去后，和他同住一个套间，一人一屋，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家住北京，当然常提到回北京的事，你想呀，我们算是长期分居的难兄难弟，一谈起分居的难处，真象子期遇伯牙，是知音呀！对那些从没“享受”过分居“乐趣”的高管，真是喋喋不休，牢骚发个没完。

没过多久,老岳调回铁道部办公厅当他的秘书处长去也。从此，只要我去部里开什么会，这位室友，总是关心备至，天转凉，一堆毛衣就送到招待所来了，问寒问暖，有求必应。即使我退下来以后，我路过北京，送往迎来，登卧铺票，一切难事，全包了。室友不弃，感激铭心。

他退休后，在部史志办帮助工作，又给了我许多帮助。《铁路春秋》发了我几篇稿件，都有老岳的功勋。我写《岁月回眸》，承老岳指出谬误之处，这我才发现他的文学修养不错，基本功十分扎实。但我还没觉悟到他是“才子”，最近，收到他的《成都怀旧》等长篇大作，惊觉他是深藏不露的瑰宝；近又收到他有关歌颂奥运的诗作，我在电话上惊讶地问他：“你是学语文的吧？”非也，学数学的。这就更添惊奇了！

我写的是《岁月回眸》小品，不能引用他的长篇大著，我觉得他的两封来信，十分幽默、调侃，既见文字功底，又可窥其文采、胸怀，特摘要附录于后，并略选其作品一、二首，小中见大。建议今后老岳的作品汇集成册，让大家共享。

附信一

崇俊老首长：您好！

在431厂办公室，您是副主任，我是秘书，您是顶头上司，我是直接下属，称您为老首长，一点也不冤枉您。当然，称老首长，表示上下级关系，难免不敢随便；称同志，只是工作关系，说话也要注意分寸，不能口吐狂言；称老胡，说明是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包括发牢骚，指时弊，评古论今，歌功颂德，不会互揪辫子。所以，还是称你为老胡吧。

奥运会期间，有时心血来潮，写了几首打油诗词，家人自告奋勇，用电脑打印出来，今寄上一份，请予指正。有两首好象已经抄寄给你过了。学着写旧体诗，完全是为了自娱，写得不好也不会有人追究。你看完了，哈哈一笑，扔进字篓，它的使命便完成了。

岳学鑫

附信二

老胡：你好！

兹将我写的《成都怀旧》送请指正。这是一篇游戏文章，没有什么用处，读之或可消痰化食而已。去年，与原铁二局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闲谈成都优点，我顺便说了几句顺口溜，如“访武侯（祠），游草堂（寺），登望江（楼），觅青羊（宫），总府街头，春熙路旁，信口唠叨，信步徜徉”之类，他怂恿我写出来，以便读之可引起回忆。于是草率成篇，竟有四千来字，真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天在电话上我念了其中几句，想到你或许不会嫌弃，愿意览读评说，便让丑媳妇见公婆，抄寄给你。

有时手痒，还学着写点旧体诗词。今寄上五律一首，七律二首，沁园春四首，并请雅正。五律《自叙》中间两联是我的真实写照。所谓能饭，是说还能吃一点饭，而不是食量较大。睡觉还可以，不大失眠，因此，不晓得什么叫愁，想得开。出门后，走路有些困难，便觉得自己确实老了。打开书本，专心阅读，就把忧虑抛在九霄云外。有点自己安慰自己的意思。

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自我欣赏，很少示人，见者仅三五知己而已。吾兄，直友也，谅友也，多见多闻，故不避浅陋，贸然送上，或不我罪，岂非一大快事也乎？

老岳

附诗词七首

自叙

四时春复秋，白了老年头。

能饭殊堪喜，贪眠不晓愁。

出门须觉老，开卷即忘忧。

莫道天堂好，人间最可留。

奥运开幕 二首

良宵盛会喜空前，笑对熊熊圣火燃。

块块金牌来日举，年年好梦此生圆。

天心竞放花千朵，场内徐升旗五环。

奥运之歌谁敢唱，莎拉女士与刘欢。

我心激动更无前，仰视星空焰火燃。

四海健儿争胜负，五洲选手庆团圆。

歌声缥缈刘三姐，舞影婆娑杨玉环。

当谢艺谋总导演，荧屏面对万民欢。

男女乒团双摘金

男女乒团双冠军，六人定是智多星。

马琳王皓擎天柱，常胜将军王励勤。

郭跃王楠折桂手，青年战将张怡宁。

须眉巾帼同辉耀，奥运北京天地春。

满江红 奥运开幕

圣火熊熊，鸟巢里，欢呼未歇。人十万，心潮澎湃，兴高采烈。选手可擒山坳虎，健儿能揽天边月。去赛场，夺冠举金牌，雄心切。

病夫耻，虽已雪；强国志，何曾灭。五环旗，插遍水湄山缺。四海频传颁奖曲，五洲腾沸加油血。看姚明高跳远投篮，冲天阙。

西江月 中委女排之战

首战旗开得胜，人人奋勇争先。对手认输零比三，且看谁家夺冠。

蕊蕊快攻似箭，冯坤严守如磐。忠和教练笑开颜，来日稳操胜券。

西江月 男女体团两获胜

又见体操获胜，神州万众腾欢。女团继后男团先，祝贺双双夺冠。

教练队员相庆，莫忘队友桑兰。无缘参赛若干年，今日无忧无怨。

西江月二首 百米新纪录

九秒再加六九，飞人成绩翻新。果然石破又天惊，百米传来喜讯。

选手博君尔特，美洲牙买加人。今宵又把金牌赢，四海弹冠相庆。

人体有无极限，专家自可探寻。愿将纪录再提升，科学原无止境。

老博强中强者，美欧早已驰名。奖牌此处再添金，零八北京奥运。



56 新厂长上任

1977年4月，岳异调来431厂。

岳异是位老新四军，“文革”前的十一级干部，长期从事兵工厂工作。解放初，任铁道部肖山机车车辆工厂党委书记。“文革”中，把这样一位老同志定为大连市三人反党集团，被造反派打翻在地。

大连工厂某车间管工班，新分来了个老工人，头发稀疏、灰白，中等瘦高身材，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在略带皱纹的圆脸上，显出庄严的神态。他来到班里后，机智灵活，主动积极，见啥干啥，不怕脏累。就是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深思。

老头儿每天来得很早，从不缺勤，大伙还没上班，打扫卫生、准备工作，他就干开了。班长过意不去，有意提前上班，一看，老头早已到了。

老头儿是谁？岳异。几多风雨，他竟顶班干了整10年。

岳异怎么去的资阳工厂？

“四人帮”垮台，岳异从“死老虎”变成了“大活人”，铁道部请他去谈工作。

岳异到北京前，就有消息要调他到资阳工厂，给亲友带来过一阵骚乱和不安。

“在车间含冤10年，如今虽不讲索赔，总不能分配到山沟沟呀！”工友们发出了不理解的责难。

“你的子女当了10年知青，儿子都当上生产队长了，看哪个干部的子女还没回城？到资阳去，也不为子女想一想？”朋友们为他鸣不平。

“晓得哪天又搞运动，你一个人远在四川，哪个来照顾你。”老伴总结了历史经验，想得更远一点。

北京，车水马龙，阳光灿烂。这次岳异又安详地徜徉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苍松翠柏，花团锦簇，一群和平鸽，从天安门城楼掠过，激起他心潮起伏：我这有生之年，还能为祖国添点什么色彩呢？

部工业系统的领导找来了岳异，宽敞的办公室里，一株绿色盆花有半人高，傲然屹立在墙脚。

“从工作出发，资阳是个新厂，确实需要象你这样的老同志去创业。这些年，你够委屈的了，从你个人讲，应该照顾你留在大连，当书记，怎么样？”

领导意外的安排，使他反而特别冷静，大连工厂的情况，他再清楚不过了。“领导班子刚调整不久，有的患重病。我调整进去，人家就要再调整。我能去伤害已经被深深伤害的同志吗？留大连就不工作了，要干只能到四川……”岳异当机立断，作出了违背大家意愿的选择。

岳异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赴任了。

4月，川西平原一片翠绿，郁郁葱葱。挨过饿的人，喜看这丰收景象，令人倍加振奋。

资阳工厂派小车去成都接岳异同志，小车飞驰在成渝公路上，早早去为新厂长（后任书记）的到来作好安排，我想：新厂长第一次到四川，在成都得会会朋友，拜访一下兄弟单位领导，对这个文化名城，也应观光观光。所以我在路局招待所备了饭，准备了房间。

火车徐徐进站，一位身穿灰色涤卡、提着一个旅行皮箱的白发老头，挺着胸走了下来。“是岳厂长吗？”几个人迎了上去，热情寒喧。都以为有人陪送，行李还在车上。软席车上的人已走空了，大家才意识到新厂长是一个人踽踽独行。

“先到铁路局招待所？”司机问了一句。

“干什么呀？”岳异同志问。

“先休息休息，吃过饭再安排一下日程，在成都总得呆两天吧？”我说明事先作好的安排。

“在车上已经吃过饭了，我在成都不用停留。你们另外有事吧？”这样，一出站就上路。

新厂长豪爽的作风，使大家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一路上谈笑风生：“岳厂长，你这是单刀赴会，单骑闯巴蜀呀！”

岳异同志带着诚恳的口气说：“闯巴蜀，我只有一票呀！一家人、亲友都反对。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停了一会，他关切地问：“现在工厂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大家沉默了一会，说了句真话：“问题嘛？都说资阳工厂的‘走资派’太多了！”

岳异同志大吃一惊，回头望了望大家：“都打倒‘四人帮’这么久了，哪来那么多‘走资派’？”

这一问，问得大伙都笑了，司机立刻解释了一句：“他们是说想从资阳调走的‘走资派’。”

“为什么？”

“你去了就知道了。大家都想走，你还来？”

“真会有这么严重？！”岳异在心里划了个问号。

岳异本来安排在招待所吃住。

他却天天拿着饭盒到大食堂打饭。这天，他正把菜端回房间，在挑除菜里的辣椒时，一位老战友走了进来，看着他挑出的一些辣椒，吃了一惊：“唉呀，厂长，你这浙江人怎么受得了这罪？不可以让招待所单独弄点菜吗？”

岳异一面招呼老战友坐，一面搭讪着表示：“我当了10年‘走资派’，现在可不愿再当‘走资派’了，来了就要下决心当个四川人，久了，也会被辣椒征服，会觉着有味道的。”

老战友不以为然：“你刚来，当然不愿当，我可要当，你就放我回去吧！”

“老伙计，你也当真想走呀？”岳异不解地问。

“怎么不是当真，我来的时候，父亲也一块来的呀。已经十来年了，仍是马路旁边就是农田，还经常有人下河洗澡淹死人……”

这个厂的骨干，都是铁道部下令从全国各个铁路工厂调来的。故乡明月好，确实大都是来谈想走的事。岳异趁这个机会，干脆征求一下老战友的意见：“从长远看，工厂还得乡土化，靠本地职工。等他们基本技术掌握后，我看可以放人，眼下，应该多为大家办点实事。”

客人走后，岳异收拾好碗筷。站在窗前，一列东去的列车，带着一缕白烟，由西向东驶去，白烟慢慢消失在远方。岳异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困扰着，除了抓产品、抓质量，在生活设施方面要不要把游泳池先修起来？早都说要修，为什么不下决心先干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