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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9 13: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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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滴
第十章马塘生涯
14 参加DDNP(二硝基重氮酚)污水处理项目
我们厂的主要产品是民用雷管,雷管的装药为两部分——猛炸药和起爆药。根据五机部部标准的产品图,猛炸药是黑索金,起爆药是二硝基重氮酚。二硝基重氮酚字数多且拗口,所以在厂里都叫它的代号DDNP。黑索金从生产厂家买来稍加处理即可使用。而DDNP敏感度(敏度)特别高,火星、撞击、震动、摩擦等原因,甚至皮鞋底上的钉与地面的摩擦,都可能引起爆炸。敏度高就是它用作起爆药的原因。这种药难以运输,也不便长期储存,在厂里是现制现用。
DDNP的原料是从长寿四川化工厂买来的苦味酸,在402车间再进一步制成起爆药。这个过程是化工生产,会产生较多的工业废水。又叫污水,呈咖啡色,很浓很浓,且有毒性。建厂的前些年,污水是排放到水沟,再流到不知名的溶洞里。我们这个地方属于喀斯特地貌区,溶洞多,地下的阴河错综复杂。污水排放了好多年,也没有谁知道流去了哪里。随着生产的发展,污水量越来越大,往阴河里排放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就有了必须进行污水处理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国家环境保护的重大项目,也是一个热门课题。厂里下决定要根本解决,于1973年7月,成立了污水处理项目组。并上报国防工办,很快予以批准立项,资金是有所保证的。
项目组技术上以薛成钦为主。老薛当时30多岁,山西人,毕业于太原化工学校,一所4年制的中专。他原在阳泉104厂,来我厂后在理化室。从他的表现和能力看,是一个众人称道的有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薛为人诚朴,不善言谈,不善交际,所以另找了同在理化室当副主任的李承民来当项目组组长。李承民,近40岁,河南社旗县人,原在抚顺474厂,辽宁函授学院化学系自学毕业。他具有行政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也懂技术,来当组长是合适的人选。我的老同学何止敬的爱人熊光葵已从昆明调来,也在这个项目组。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把废水分成碱性污水和酸性污水,根据有关的化工理论,列出化学反应式,进行有关的计算,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经实验室的试验,得到初步的印证。
酸性废水用磺化煤吸附,除去硝基化合物,经石灰石中和后排放。磺化煤可用氢氧化钠再生,重复使用。
碱性废水先将其中的碳酸钠、氢氧化钠、硫化钠转化成多硫化钠,然后在130°C温度下对多硫化钠进行还原反应。含有的有机物生成有机硫化物沉淀出来,无机物全部转化成硫代硫酸钠予以回收。
1974年初,项目组计划外出考察。实际上,他们的处理方案或方法,出不出去参观都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我们这样的山沟工厂里,出差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是一项很有实惠和荣耀的事。出差,到几个大城市逛一圈,开开眼界。吃点好吃的饭菜,解一下山沟里长期清汤寡水的馋。购买一些紧缺的生活用品,还可以顺便旅游风景名胜。能够得到出差的机会,表明得到领导看重。另外,组织一帮人到全国各地考察,这个浩浩荡荡的举动,还能够达到为项目造势的目的。对国防工办表示了厂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是一个有所交代的好方式。
从上所述,污水的处理属于化工专业。但最终要投入大规模运行,必须要有配套的机组设备,形成一条生产线。厂里的机械设计业务,当时是放在405车间技术组,我的分工就是非标设计。李承民就给我吹了风,希望我参加项目组,完成一系列化工机械设备的设计工作。我就等着通知,跟项目组一道去“周游列国”。
结果车间领导进行了研究,由于技术组组长樊荣堂想要出差,就决定由他承担这个项目的机械设计,而叫我搞车间的冲天炉。那天来找我谈话的是贾福元副科长,他说安排我到重庆出差,找一两家铸造厂,参观一下冲天炉。因当时车间正在建铸工班,最主要的设备就是化铁用的冲天炉。他们想以这个名目,既让老樊参加项目组,又可以安抚我的情绪。老贾还说:“你不是夫妻关系有点紧张吗?回重庆看望一下不就可以好转了吗!”当时我很生气。原来与李承民说好的事突然发生变化,我本来就很失望了。结果还背了一个领导关心,照顾回重庆出差,解决夫妻关系的人情,好堵我要求调动工作的嘴。实际上,当时我的家庭关系恶化的状况,不是回趟重庆就可以解决的。父亲去世后我不是回去过一次吗!谷妹连理都不理我,也不接待我。这次回去还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就很干脆地答复贾副科长:“你们不要我参加污水项目组,我也没有办法。要我搞冲天炉设计也可以。但我不去重庆出差。”我的意思是不接受你们的照顾或者说是恩典,不客气地扫了贾副科长的面子。
李承民来向我解释:“我们是一直要求让你参加的,但你们车间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好干预……”我对他说:“谢谢你们了,要不要我搞都没有关系!”
樊荣堂是山西人,从阳泉104厂调来,在老厂是技术科的描图员,写得一手好字。描了多年的图,对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略知一二,可以学着画几笔图。那时我们厂用人的标准,首先是部队转业的人。尤其是干部,因为他们是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来的,政治上可靠。其次是老厂来的人,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对火工厂的管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经验。老樊到厂后,很会“来事”,自然得到领导重视,当上技术组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改造的对象,属于异己力量,处于被防范的地位。加上我闹着要调走,时不时给领导出难题,得不到他们的喜欢是很正常的事。不是说“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吗!就是要让工人阶级搞出点名堂,看你几个“臭老九”翘尾巴!
他们走了以后,我到昆明去参观了冲天炉,以我们《金属工艺学》教科书的插图为参考资料,费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了冲天炉设计。我目前保留的设计资料参数为:生产能力1吨/小时;有效直径500毫米;有效面积0.196平米;有效高度4.1米;风口总面积0.049平米;主风口直径0.11米;二、三排风口直径0.04米。所画图纸有:总图、炉底、炉体、炉胆、上段炉体、烟囱、火花捕捉器、前炉、加料爬车等。根据参观的情况,决定采用罗茨风机,这是一种风压高,效果好的特殊风机。冲天炉制作完成投入运行,性能达到使用要求,效果较好。
再来说污水处理项目组。他们回来以后,根据计划,先要开展设备的设计工作。这是一个不小的设计项目,老樊拍着胸膛说能搞。结果时间过了五个多月,一张图纸都交不出来。这个污水处理项目是国防工办抓的重点科技工作,也得到五机部的重视,说要来厂召开现场会,所以上级不停地催。厂领导也着急,李承民三天两头来问。在各方的压力下,车间领导非常被动。大家都看得很明白,老樊确实是力不从心。他们原以为搞点机械设计,那有多难的事?老樊从老厂来,什么没有见过?殊不知,搞设计是需要专业技术理论知识的,要根据工艺要求,运用机械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许多计算,然后画出大量的图纸,哪里是一个描图员就可以胜任的事!
这样,陈国瑞科长就来找我了,说:“小黄,老樊确实搞不出来,还是只有请你出马了!”我就不客气地说:“你们领导不是决定叫他搞的吗?去找他要图纸就行了嘛!何必要来找我呢?”僵了好半天,老陈很为难地说:“小黄,车间原来的决定有问题,总不能叫领导都来给你认错吧?我现在已经很难了,希望你不要再难为我了……”因为我听说过,陈科长是主张由我参加的,是支部书记李培埠和贾副科长坚持要老樊搞。现在他们二人躲在一边,陈科长身为行政主管,躲不掉,只好独自来承受各方的责难。看着他确实可怜,我就只好承应下来。
实际上,我也没有搞过化工设备设计。就去厂资料室借了一本《化工机械设计教程》。拿回来一看,才知道从绘图的方面看,化工机械设计比通用机械更简单。通用机械设计要求有总装配图、部件装配图、零件图等。零件图必须是一个零件一张图,且标准化要求高,标题栏里有一栏“标准化检查”,稍有不合之处就要打回来改正。化工图则允许把零件图与总图画在一张上。化工图的零件大多是焊接件,没有公差配合、粗糙度(光洁度)要求。当然如减速器之类的部件属于通用机械范畴,还是要遵守《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要求。不同之处是增加了接管表,各个接口按a、b、c、d等进行编号列表,注明每个接口的的尺寸、与外部管道连接的方式是螺纹还是发兰。另外对于焊接要求的要求比较高,焊接符号比机械图多。
因为时间很紧,我和项目组商量,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联系,减少为技术协调的来回奔波,决定搬到他们组上搞设计。我们厂在山沟,平地不多,房屋建设得很稀,车间与部门之间大多相距很远。另外,毕竟是根据他们的工艺要求进行设计,要沟通的内容很多。我就把办公桌和绘图板、技术资料等搬到项目组,每天直接去那里上班。
1974年中后期,我在项目组埋头苦干,完成了全部化工机械的设计工作,共有非标准设备13台套,另有配套装置多套,如真空罐、化碱锅、结晶器、吸收塔、中和氧化塔、旋风分离器、浮力排气阀、气液分离器、放料阀、文丘里管、皮带减速装置、蜗论减速机等,图纸200多张。其中主要设备薄膜蒸发器、反应釜、吸附塔是先画出中试设备图,经中型试验取得有关参数后,再设计正式设备图。反应釜还带有减速器传动的搅拌奖,轴与顶盖封头孔之间加有密封装置。
设计完成,我自然地成为加工制作的现场施工员。和车间的同志一道,抓紧时间,把设备制造出来。化工设备冷作铆焊工作较多,王宝贵、王荣良等“老上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应釜等的本体和封头,是到昆明外协或购买的。记得直径1.6米的封头只买到3件,对于2台反应釜来说还差一件。老师傅们现场商量,另买了一个1.8米的,运回厂后,用了顶部的一圈,中间割掉一圈,外环圈割去一部分,分成等8分,再拼焊成一个1.6米的封头。反应釜、设备薄膜蒸发器等设备要用蒸汽,与前面说过的锅炉一样,属于压力容器。但在那时,执行有关法规的要求不严,我们自行设计和制作,也没有谁来干预过,算是钻了一个空子。
1976年,按照计划,安装工作又开始了。厂里加强了力量,调配402车间副主任潘明刚副工程师(技术职称改革后,这一职称已不存在了)来主持领导安装工作。事前,工房的建设,已由基建科的陈太华根据工艺要求负责设计建造完成。是一座有一千多平米的长条形的,里侧带有一排平台的建筑。设备分别由吊耳支持在平台上,或者用支架安装在地面,上半部分从工艺孔中伸出平台。人在平台上执行加料等上层操作,在地面上执行放料等下层操作。在潘明刚的主导下,我们苦干了四个多月,安装工程终于完成了。经过调整试车,进行必要的改进完善后,1977年9月,设备正式投入运行。
厂里成立了污水处理车间,李承民担任主任,薛成钦为副主任。熊光葵也在车间当了技术员。
陈科长请我上他家吃了一次饭,拉了东北来的老师傅李兆林作陪。记得有一样云南的特色菜——豆腐丸子,味道很鲜美。我知道陈科长的意思。
老樊开始不懂装懂,硬充好汉。后来又极力推脱、掩饰,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尽管还当着技术组长,但没有多少威信。不久,他通过老家亲友的帮助,调动工作到新成立的阳泉手表厂,当了销售科副科长。那时八级工资标准全国是一样的,到哪都拿一样的多钱。许多人非常羡慕,因为全家终于从山沟又回到了城市。但好景不长,过了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国营企业从体制内剥离,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逐渐紧密挂钩。低端手表市场趋于饱和,手表厂变得很不景气。这也难怪,连上海手表厂这样的规模大、资格老的工厂都很困难,不用说这些新厂了。阳泉手表厂成了破产企业,老樊和爱人下了岗,日子过的很艰难。后来他在50 多岁时患癌症去世了。现在来回想,老樊没有什么大错,无非就是想占点便宜,出去玩一玩,回来干得了干不了管他娘。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生道路上的误判。如果不去阳泉,留在燃料一厂,以他后来的副科长级别退休,其晚年生活会幸福得多。
1975年春,云南省革委在昆明翠湖农展馆举办工业学大庆展览会,DDNP污水处理项目经国防工办推荐参展。我又设计并参加制作了有机玻璃的工艺设备模型,制作了展板,并在展览会担任项目顾问。厂里派了黄力健、黄曼云两位小姑娘担任讲解员,因为她们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家工厂展出了一个焊接的三岔管(他们叫“大裤衩”),因是工人制作的,就认为是很了不起的成果。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用我们学过的展开图的方法,十分钟就可以把任意角度、任何尺寸的三岔管画出来。这样的东西居然能上省级展览会!说明那个时段人们的科技认知水平之差,也反证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展览会上货真价实、出类拔萃的成果。
DDNP的污水问题,是我国雷管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多年来一直严重地困扰着有关企业。现在有了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前来学习参观的厂家络绎不绝。一家地处山沟的小三线工厂能够研究探求出这样的成果,这就为燃料一厂赢来了相应的声誉。
这件事,为厂里的知识分子争了一口气,科技人员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有了一点地位。部分领导对技术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对科技人员改变了看法,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厂里的重大技术改进、新产品开发等项目,在技术力量的使用层面上打下了基础。对我个人来说,得到了一点声望,使领导对我的能力有了新的了解,但调动工作的愿望也就越发难乎其难了。
1978年3月,在华国锋主政期间,我们国家召开过一次非常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燃料一厂的DDNP污水处理项目得以参加,并受到奖励表彰。李承民代表燃料一厂到北京出席大会。他回来后,给我们展示了大会颁发的金字《奖状》,讲起受到多少高层领导的接见,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如何如何等。
科学大会后,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宣传舆论的鼓动下,全国形成了一股热爱科学技术的风气,掀起了一阵重视科学技术的热潮。省国防工办根据上级指示,也在单位名称中间插入了“科学技术”四个字,全称是云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科工办,或科工办。
后来,李承民当了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94年因脑溢血在总工程师任上逝世,时年58岁。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事物,这个项目也是如此。有成就,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里我不细说了。
80年代后期,这时我已离开燃料一厂。因为DDNP的敏感度太高,在制药、装药和雷管运输过程中多次发生事故,造成数量不少的人员死伤。另外,处理污水要占用人力,花费较高的成本,且不能保证彻底的净化。厂里就一直在考虑,是否要别开蹊径,替换一种装药。于是,成立了技术上以薛成钦为主的科研组。科研项目组经多次试验,研制筛选出一种混合型的新装药。可以同时具备原来起爆药和炸药的功能。也即是雷管只装一种药,这就是无起爆药雷管。项目试产取得初步成功,1987年8月,由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到厂来主持设计定型技术鉴定会,获得到会专家的高度评价。鉴定意见说:这“是一个创新,是对传统雷管更新换代的一大贡献,……这项成果对我国民用爆破器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1989年12月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数年间,经过科技人员持续不懈的努力,该成果的工艺技术日臻完善,具备了投入大规模生产使用及推广的条件。厂方对无起爆药雷管技术申请了专利,国内外众多的厂家前来学习及要求转让专利。创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薛成钦因为在科技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8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尽管他做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大量的技术改进完善工作是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的,但他在燃料一厂科技工作的成就,值得人们纪念。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以后,除了为少数厂家配套,按需方要求生产少量的DDNP装药雷管外,燃料一厂已经不再生产原装药的雷管。少量污水的处理,也有了更加先进完善的方法。既然无起爆药雷管取代了原装药雷管,基本上不再生产DDNP,自然也就没有了污水。大量DDNP污水的处理,就成为了历史。这项先进技术在国内全行业普遍推广,不要说其它方面的成就,仅在环境保护方面,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6 回忆李建
2008年7月9日,我突然得到消息:李建于8日下午因病去世。一下子,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否听错了。毕竟他才55岁,比我小十岁。平时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离去了呢?后经过确认,这是真的。星期日(6日)晚上,他突发高烧,连夜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星期一住进三院,星期二下午就去世了,连化验单都没有拿到。医院初步判断是急性病毒性脑炎。
李建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结交了近40年,完全可以说是真诚相处,推心置腹、知根知底。
1970年末,那时我在401车间当技术员。听405车间的周建国(云南省一工校机械专业毕业的中专生,我的朋友)说,水暖班有一个叫李建的小青年,比较不一般。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们的来厂,有很奇特的机缘。在不可抗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有了1970年的那么一次,从初中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中招收新工人。我厂的指标安排在富源县,当年8月,招来了近40名15~16岁的青少年。李建就是其中之一,正在上初中二年级。
李建的家在富源矿厂,这是一家劳改单位。是以劳改犯人作主要劳动力,开煤矿,同时进行铸造生产的工厂。他的父亲李振山,山西运城人,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成了解放军的第一批炮兵,在战争中曾多次负伤。50年代前期,作为解放军驻越南军事代表,担任炮兵顾问。有名的奠边府战役,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解放军打的,炮兵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国后,安排在云南省劳改局当领导。母亲胡培本,四川自贡人,50年代初参军,随部队到了云南,后在富源矿厂工作。
李建来厂分配在405车间当水管工,与周建国住得近,所以他们先认识。周说“不一般”,是他平时热爱学习,与其他青工不同,喜欢和知识分子接近。因为自己学历低,所以渴求新知识。喜欢接近读书人,仰慕书生气质,说明具有潜在的知识分子“基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和我们长期相处中,他的文化知识逐渐有所进步。同时,有意无意地受到人文气息的熏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就带着些“臭老九”味道。
他对文学颇有兴趣,那时书籍比较少,他就用手抄写。抄录的中外名著精彩段落、古典诗词,就有好几个厚笔记本。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一本。一次,他告诉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问怎么啦?答说,他到机二厂同学处借了十多本中外文学名著,骑自行车回厂十几公里路途的颠簸,放在后架上的书包不知掉到了什么地方。我看见他那焦急和惋惜的神情,知道他内心很难受。
1971年,厂里派他和几个人到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财会班参加培训。一年后结业回厂,分配在401车间当统计员。本来像他那样好的成绩,应该分到财务科。但科长岳松鑫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对业务本不很熟,又怕能力强的来,今后不好领导,所以没有要他。这时我已调到了405车间,不巧没有和他在一个车间。
李建和我交往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就像兄弟一样,甚至弟兄间不方便说的话,我们之间都可以放心地、信任地讲。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学识,“臭老九”的气味,和待人坦诚的性格更符合他的胃口。在厂里,我也结交过不少人,但真正信赖的,可以称作朋友的,做到像李建这种程度的却没有几个。
在山沟里的生活,除了精神上的以外,物质生活更加与人密切相关。我在探亲招待所占了一间房,我们的交往就有了一个基地和场所,在这里可以不受干扰地做个人喜好的事。更多的是解决饮食问题,也就是吃的问题。我做了一个电炉,买了一只铸铁炒锅和一只铝锅,可以自己烧煮东西吃。那时肉、蛋之类好东西很缺乏。我有几次去板桥赶街,买回一点高价肉、鸡蛋,都叫他来一道打牙祭。但更多的是下面条,煮白菜、洋芋、小瓜等蔬菜,可以做到口味比食堂好一点。那时厂里办有保健食堂,给一些危险和有害工种的职工发放保健菜票,晚餐时可以打一个串荤菜。他在401车间,年青人多,遇有人请假或外出,就把票让给他。他打上菜也是端来我们一道吃。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说来现在的人不相信。有一次我们在食堂买到了卤猪蹄,肉啃光后,把骨头收集起来,用开水涮一下,再熬成汤。那汤还会凝结成冻,煮出来的白菜味道也还不错。
我随身的衣服不够替换,李建借过一条黑色的锦纶裤给我。这种料子很结实,穿了三年多才还给他。
有一次,李建对我说,周建国批评他了。原来是他与某已婚女工拍了十多张照片,拿给周建国看。周正色劝导说:“你这样做不对。你想一想,如果是你的爱人与别人这样做,你该作何想?”这时,我也对他说:“这事周建国说得对。没来由的照那么多相,你想过没有,会有什么后果?”那位女工比李建大了好几岁,与丈夫分居两地,关系本已有点微妙。我相信,从李建的条件看,绝对不可能与之产生感情纠葛,也不会有当第三者的意思。很可能是不懂事,闹着玩。面对女方的现实处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应当做可能把事态变得更复杂的事。李诚恳地接受了意见。可见我们的相处,不是一般的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而是真正的诤友和畏友。几十年后,我们一起回首往事。李建还说,那时年纪轻,有幸得到朋友的教益。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应当洁身自爱,不要放任自流。
为了增添山沟里生活的乐趣,丰富年轻人的体育生活,由我们几个足球爱好者发起,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在大马塘的大草坪上开辟了一个标准足球场。我在405车间,有加工的条件,操办着用钢管焊了一对球门架。山沟里还能踢足球,这就引起了年轻人的极大兴趣,来参加的非常踊跃。李建也是球队队员,他在小县份上初中,接触足球的机会不太多。但他练球很认真、很活跃,在我们老队员的指导和带动下,进步很快,脚法和战术都有了初步的基础。星期天,我们安排过较多的比赛。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又是绝对主力,有些发言权。每次比赛,都尽量争取让他上场。李建和我们的这段足球经历,对他来说,恐怕是一生中难忘的美好回忆。
有一段时间,我在经济上十分紧张,抓拿不开,这就需要借钱。找老师傅借,大多数情况都会遭到婉拒。因为那个时代人们都很贫困,老师傅家人口多,开支大,余款不多。也有担心不会及时归还的意思。我就找李建借,每次他都很爽快,需要借多少,从来不会打折扣。我借了还,还了借,总数最高时达到120元。有人会问,你一个大学生,收入高,怎么还要找青工借钱?情况是这样的,我参加工作后的实习工资每月46元,5年后的1973年才转正,拿55元。因婚后两地分居,有了一个小孩,要负担抚养费20元,父亲去世后我要负担母亲赡养费5元。我要吃饭,日常用度,还要存钱供探亲时的路费和开销,这样算来是不是很紧张了?李建是单身,一级工工资33.4元,升二级工后39.6元,比较起来,还是比我宽裕。后来我为离婚的事在燃料一厂和重庆两地间奔波了几次。来回一趟,光火车票(硬座)就要34.8元,还有汽车票和其它花费。请假要扣工资,没有收入,经济上有出无进。一次,我向他借80元,他说手中没这么多。那时他家已搬到昆明大板桥园艺场,也是劳改单位。正好我要去昆明出差,他就写了一封信,叫我去他家拿100元钱。他母亲看信后,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告诉我,钱已寄去厂里了。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是第一次去他家,与他的家人不熟悉,100元不是一笔小数,谨慎些很正常。回厂后,我拿到了8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
这次在他家,我看到一本科普读物,叫《宇理图》。书中假定北京郊区某人的手上有一粒盐,然后把这粒盐按10倍的比例逐次放大10 次,作出每次的图片;再按1/10的比例逐次缩小10 次,作出每次的图片。这个空间,宏观就大到了银河系、宇宙,微观则小到物质的分子、原子、粒子。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几十年后都还记得,很想买一本。但现在书店里滥竽充数的读物充斥如山,这类能启发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优秀读物,却再也没有见到过。
李建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促成了我重建家庭。
1974年10月我离婚时,正是30岁,找对象重组家庭是自然的事。以后几个月中,有朋友介绍了几个,我都觉得不合适。这才发觉,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现在来找对象,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如果随便找个剩女,又不甘心,只有往年龄更小的人中去找。
我就想到一个人,感觉是很中意的,估计也有成功的可能。这就是他们富源一中的同学——401车间的杨桂兰。为什么会看上她呢?因为我在401车间的宿舍住过多年,互相经常照面,但没有说过话。她的容貌出色,可说是小家碧玉。听401车间的人讲起,她是一个诚实善良,本分纯洁的人。但我有两个弱点,一是结过婚,并已有了一个小女孩,二婚的人要找一个黄花闺女,有一定难度。二是年龄较大,比她大了十岁半。
1975年2月,我对李建说了我的心愿,请他帮忙做工作。李当即就说:“这事我倒没想到。但杨桂兰确实是一个好女孩,如果你找到了她,相信一定很幸福。你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同学,这件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此,他抓紧行动起来。他们都在401车间,又是同学,就有了方便的条件,不至引起人们的诧异。我抱着期待的心理,等着好消息到来。终于,一个来月后,李建告诉我,事情有希望了。又过了几天,就带着杨来到我的小屋,与我开始面对面的接触。在以后的交往中,杨桂兰了解到我是一个坦诚的人,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相处一年多,我们结了婚,开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后来,我从妻子口中了解到,她先是不打算同意的。但在李建反复的介绍、劝说、动员和催促下,她的态度有所松动,愿意先接触交往。所以,如果没有李的帮助和促成,我不可能得到杨的爱情。几十年后,我和妻子谈起李建,都觉得应该衷心地感谢他。
也正是在帮助我谈对象的过程中,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以前,认为自己还小,好像这事太早,现在看到了事态的紧迫性。因为我们这样孤悬山沟的工厂,就那么一点天地,好的女孩是一种稀缺资源。机会稍纵即逝,弄不好就会名花有主,造成自己的被动。不久,他就告诉我,已经和孙晓蓉建立了恋爱关系。孙也是他们富源一中的同学。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山西人,父亲是南下干部,转业到劳改局,双方父母都在矿厂工作。孙是一个温婉、沉静,爱助人的女子。人长得端庄秀丽,身材高挑,厂女篮的主力队员。与他是很般配的。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她厉言疾色地讲过话,粗心毛糙地办过事。
1977年10月,报纸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李建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激荡。想参加报考,但顾虑自己学历低,能不能考上?这时,我们都鼓励他,机会难得,不要放弃。即使考不上也没关系,权当做一次演习,为今后再考积累经验。这样,他开始积极准备,复习有关的功课。那时没有电视,他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每晚的英语教学节目。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以一个文革中的初中二年级学历,得到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本科班录取。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渴求知识,爱好学习的决心和毅力。
我有一次因咽喉异物感,到曲靖的解放军69医院看病检查,这是曲靖地区最好最大的医院。在李建学校的宿舍借住了两晚。他们课程很忙,但文学书多。我除看病外,都是在宿舍里看书。两天之内,看完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还和李建讨论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思想和情节。
李建毕业后,到了省劳改局(后改称监狱管理局)工作,妻子孙晓蓉随调到他们单位。家也搬到了昆明,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儿子。
我到昆明出差时,常去看望他。有一天,我在他办公室谈论调动工作的事,他马上带我去劳改局组织处,向处里的干部作了推荐。介绍了学历、能力、工作成绩等情况。那是两位中年妇女,当场答复说:“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同意接收你来工作。你是学机械专业的,可以安排到我局下属的金马拖拉机厂。”那时候我既要找到接收单位,更要设法让燃料一厂同意放我走。而后一条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到劳改局的事肯定没法办成,但李建的诚意非常难得。
后来,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国防科工办终于同意我调入昆明市,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李建非常关心,主动帮我询问催促。我的同学,科工办政治处处长赵××后来对我说:“你怎么还动员了一个警官来帮你催调动?”说是有一个穿警官制服的来他们处,询问我调昆明的事。
我在办手续期间,与妻子、女儿到昆明,都是住在他家。
我到昆明后,先在国防科工办汽修厂(黑土凹),后又到市自来水总公司。二十多年时间,我们两家常来常往,联系非常密切。连我家添置购物,装修房屋,都请他们参谋意见。我们还互相借书看,一起爬西山、金殿后山。一起到云安会都、大自然风情园等名胜地度假。
不久,李建被提拔为某监狱的副监狱长。他们监狱对外还有一个名称,即C城建筑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领导人只是换一下称呼,叫总经理、副总经理。C建公司在昆明和省内较有名气,承担过不少大型建筑工程,如人民中路的翠怡大厦、监狱管理局办公大楼等。当了副经理后,我见他经常是颜面黧黑。就问:“你怎么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了,满脸风霜,风尘仆仆的。”他说,经常下工地,爬脚手架,只能戴安全帽,太阳晒的。
还听说,他负责公司基地的整顿工程。拆除了一些老旧的危险建筑,开辟绿地,种植草和树。费了不少力气,使公司大院彻底改变了模样。
一次,他来找我,想在自来水公司找点工程做。我带他去见了公司工程管理处的李处长,但后来没有得到回应。实际上,处长也没有决定权,在老板面前,也就是一个办事员。在中国当前现实社会中,找工程就是找钱。建筑市场粥少僧多,要想得到工程难乎其难。我们公司的工程分管道和建筑两类。管道工程很多,每年的大中小项目数十上百项。但在行业自然垄断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都是内部消化。自来水公司内部的大小安装公司、施工队就有十几家,一千几百号人就靠这些工程吃饭。建筑工程方面,大项目如公司的29层综合大楼,上亿元的造价,从头到尾被权势人物瓜分得干干净净。设计是建设厅厅长夫人的设计院;施工是某副省长打招呼的建筑公司;装修是某副市长的哥哥;通讯是省人大某主任的儿子等。我们院会议室的大会议桌,价格是1.4万元,而我们在家具店看见大小、质量相近的桌子才8千多。但领导不准自己配,只能用装修公司的,费用却要我院支付。公司新建的职工住宅小区,是老板指定的房地产公司全面开发。原计划连装修都要全包给这家公司统一承担,后职工普遍反对,反映到省电视台的都市条型码节目组。电视台来采访并给予曝光,才改有职工自行负责装修。小的修缮工程,自来水公司有自己的建安公司,“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毕竟只是公司内部设计院的一个小头头,与工程的安排不沾边。于公于私,都没有权力和能力把工程协调给他。
一次,他们承接了安宁某盐矿的一项建筑工程。完工后,盐矿欠了几十万工程费。要了多次,盐矿说确实没有钱。提出可以把用剩的钢管和一批阀门,由C建公司处理后,折抵部分工程费。李建来找我,说钢管和阀门自来水公司应该用得上。我找了三家与钢管有关的单位联系。设备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就是买钢板来卷制钢管,为了自己的销路,不便于再买别人的钢管。服务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分工是安装小管子,那么大的管道用不上。最后我找原来是我院职工,分流出去开管道安装公司的郭经理,他同意去看一看。我们便约好时间去现场。情况是那些管子大小规格不一,各种的数量都不多,如果买下来,要等很久的时间才能遇到合适的工程来使用。再就是管子长期暴露在盐矿含盐的潮湿空气中,锈蚀非常严重。使用前的防腐处理比较困难,成本高。而那些阀门数量很多,有数百件,但都是化工管道用的高压阀门。自来水水压低,用的是低压阀门。最后,郭经理看在我的面上,报了一个管子的价,只比废钢铁高一些。李建觉得太低,没有实际意义。这事也没有办成。
李建自己忘我地工作,把C建公司看成自己的家。还动员所认识的人脉资源,来为单位办事。这种种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组织上应有的回报。不久,C建公司总经理缺位。从资历、能力、学历的条件,都该他来接位。结果,上级另派来一位监狱长。此人年纪比他轻,能力也不怎么样。李建服从安排继续当副职,但不想遇到了一个难以相处的主官。设身处地,我很能理解,因我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二把手难当,处境尴尬,这是中国官场常见的事,是体制形成的痼疾。不是说“权力过分集中”吗!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
朱容(加金旁)基当国务院总理期间,搞了一个精简机构的运动,精简的面和比例相当大。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干部分流”。其中的一条出路是提前退休,针对那些年龄、工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干部,给以增加一二级工资,然后办理退休手续。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一股分流风暴,云南省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面对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基于现实处境,李建决定提前退休,在2001年办理了手续,这年他才48岁。
这时,他的妻弟——云南省知名高级规划师、某规划设计公司的总经理孙×,开办了一家园林绿化公司,让他去当总经理。李建便从国家公务员,一级警督,变成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接手后,承接了多项园林工程。我所知道的就有昆明世博园的部分项目、大理某电视摄影基地、燃料一厂中心广场等。但听他说,工程好干,钱难要。说明在江湖上闯荡打拼,还是很艰难的。
一次,园林公司准备承接一项排水工程,但自身资质不够条件,需要借用其它公司的资质证书。他来找我,我推荐了自来水工程公司,拥有给排水施工一级资质(最高级别)。因我原设计院的副院长陈×,正好调在这里当总经理。我介绍他们认识,讲明来意,双方同意合作。后来李建以工程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成功中标。这项工程的造价上千万元,应该赚了点钱。
2004年6月,李建约我去山西。因老家的表弟开发了一种棉桃剥离机,以解决棉桃的剥壳问题。让我去看看,怎么改进一下,使机器的性能更可靠些,顺便旅游一下。他的二弟已经在那里办了一家临时农机厂,几兄弟都投有资金,希望能成功,大家赚点钱。我们就乘飞机到了西安,二弟开车来接我们到运城楚侯镇,住在农机厂。第二天,我们看了农机厂和剥棉桃机。那是临时租用的厂房,场地不小,租了几台电焊机。那台样机的工作部分是三根平行的轴,轴上装了一些切短的三角皮带条,轴带动这些皮带条快速旋转,抽打着从漏斗落下的棉桃,棉桃经三次打击后从出料口飞出。出来后的棉桃有的剥去了外壳,有的没有剥掉,成功率不高。随后的几天,大家围绕机器讨论改进的办法。面对实际情况,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这个核心工作部件是已经确定了的,光靠调整三根轴的转速和位置,改进的效果不明显。摘棉花的时间就要到了,想在这个期间把机器销售出去。要重新考虑更好的工作原理,时间太紧,一时又想不出来。另外,机器的机架已经投入生产,按150台下的料,很大部分已经组焊成型。用的是单边25毫米、壁厚1.5毫米的角钢,材料尺寸小而薄,焊成的机架稳定性很差。今后在田野里由锅驼机或拖拉机带动工作,肯定不稳当,可靠性低。如果要改进,下好的材料要废掉重来。他们是私人企业,那样做损失太大。所以,我很难提出什么改进的办法,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件事,我觉得他们过于匆忙,把机器的难度想得太简单。最后这事怎么样?李建没有说。
离开楚侯镇,我们一道游览了舜帝陵、普救寺、鹳雀楼、乾陵、华山等处风景名胜,然后回了昆明。
2004年,园林公司在拆除一处旧建筑时,不慎弄断了自来水管,漏淌了不少水。自来水公司要求赔偿5000元。他觉得一根50 毫米的水管,修复加漏水损失不会要这么多,希望我帮忙协调一下。我当即给当事的市自来水官渡区分公司的王书记打电话,他答应给予适当减少罚款。因我原也是书记,两人的接触比较多,比较熟。后来大约减少了1500元。那天,因不知道他们当时就要处理这事,所以没有跟着去。不然的话,我到现场与官渡分公司接洽,肯定比较好说话,减少的额度会更高。
就在2008年五一节,我还邀请他们夫妻来家包饺子,大家热热闹闹地相聚一堂,说了许多的话。才过了三个月,李建就突然去世了。
追悼会后,我和妻子到他家,表达对李建的悼念,及看望、安慰孙晓蓉。听孙说,李建这几年心情很苦闷,很烦恼。一是在48岁上就提前退休。这样的年龄,在官场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他却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在外面经营公司,挣的钱不少,但总感觉被体制所抛弃,心情很落寞。另一件事,他借了几十万元给一位“朋友”,因为信任和义气,办理的手续不完备。结果那人不但不还钱,还耍赖说没有借过。李建起诉到法院,因举证不力,被判败诉。因此,他心里很窝火,长期失眠,睡不好觉。
我说:“有几次来你们家,正谈着话,忽然他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过一会又醒过来。我还以为是晚上打麻将熬了夜,现在听你说,才知道是他有心事。”
另一位朋友分析,可能是长期失眠,免疫机能减退,身体容易被感染,导致了他的早逝。
李建离去了。从此,我少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为此很悲痛,也为他惋惜。写了一首挽诗,表示我的悼念:
挽 李 建
(作于2008年8月12日)
好友李建因急病于2008年7月8日故世,享年55岁。余心思及往事,久不能平。遂以情入诗,谨留怀念之意!
人生巧遇君,马塘兄弟情。
管鲍①肝胆照,诤畏影响诚。
陋室瓜芋爨,球场锋卫蹦。
赤忱助我难,夫妻犹谢冰②。
少年志高远,结交多书生。
渴求知识久,机遇大学庭。
善良襟怀阔,节操风气正。
任事勇业精,官场意不平。
激流勇退早,转向兼民营。
兰交③三八载,江湖如水④名。
英年忽病逝,众友抱憾惊。
仙界无烦忧,愿君坦荡⑤行!
注:
①管鲍:春秋时代的管仲和鲍叔牙。后世人比喻友人之相知。详见《史记·管晏列传》
②冰:冰媒。李健是我的婚姻的介绍人。
③兰交:比喻意气相投的友情。见李峤《被》诗:“兰交聚北堂”。
④如水:“君子之交淡如水”。语出《礼记·表记》
⑤坦荡:“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语出《论语·述而》。
17 我所知的“沙甸事件”
1975年8月初,厂里传达了一份云南省革委的紧急文件。大意是:经中央批准,解放军对沙甸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实施平叛,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有部分叛乱分子逃亡各地,图谋新的反革命活动。要求各地革委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教育群众,积极支持平叛工作。各地的旅馆、饭店不得接待不明身份的人员。人民群众不得收留来自沙甸的回民,有探亲访友的要向组织报告,发现可疑人员要扭送公安机关等等。
沙甸,其全名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是一个回民聚居的村落。地处开远至个旧的公路边,距昆明230公里(公路里程),离我厂200公里左右。有回民1500多户,7200多人。其周边还散落着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小的回民村。云南有点特殊的地方,不管在城市或农村,都有回民聚居的现象。昆明就有一条街,叫顺城街,那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回民。在农村就更普遍了,几乎每个县都有回回哨、回子营之类的村落。我在四川没有见到这类现象,四川的回民一般都是在汉族中间散居的。
早在1974年1月,就传达过中央文件,指称沙甸回民“闹事”,在昆明拦截火车,在街上贴大标语,出动宣传车等。我们还从其他的渠道不断地听到一些有关沙甸的传闻。说沙甸是回民“反革命叛乱”黑窝点,妄图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他们抢枪,搞武斗,不准解放军进村,甚至杀害解放军。
再以后,“平叛”的消息更多地传来。大抵的情况是:1975年7月29日,解放军出动几个团的兵力,层层包围了沙甸和周边的几个回民聚居村子,先用重炮轰击,然后进村围剿。部队进入村庄时,村内已经几乎没有活人。这次行动持续了七八天,共计打死回民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摧毁房屋4400余间。回民领导人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均被打死。平叛结束后,判处死刑和重刑的达数十人,强行进学习班的几百人。这就是“沙甸事件”。
据事后进入的工作组队员的回忆,沙甸和茂克等村落,到处是断墙残垣,血迹斑斑,到处是死伤者家属在哀哀地痛哭。工作组的一项工作,就是从别的地区迁移回民来填补沙甸显得空旷的村庄。
此后,我在昆明看到了名为“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展览把沙甸回民说成是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妄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罕指奔拉协”,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私藏新式武器等等。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是,展品中有枪支弹药,还有一个一米大小的,铁皮焊制的星月徽标,说是“伊斯兰国”的国徽
“沙甸事件”,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在和平年代调派武装力量镇压群众的事件。而且是在离我住地这么近的地方发生的。说是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我总觉得有些将信将疑。一个小小的村落,区区数千号人,竟敢于与执政党叫板,使人不敢相信。总的来看,回民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以卵击石的后果,是谁都知道的,回民不是傻瓜。稍加思考,便觉得此事背后必有隐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有戴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帽子,才有了血腥镇压的理由。清剿之后,还不准逃跑,有侥幸逃亡的,也不准社会各界收留接待,只能乖乖地守在原地接受打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云南回民给我的印象是,人心齐,讲道理,遇到不平事一般能够忍让。但有一定的限度,也可说是底线。如果超越底线,反抗起来则非常暴烈。这个底线一个是生命权,另一个是信仰权。
清咸丰七年(1857),就有因南安(今双柏)银矿纠纷,云南总督恒春、巡抚舒兴阿密令“痛加剿洗”、“聚众杀回”,而引起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坚持了数年,占领了滇中十数县城,三次围攻省城昆明,逼得恒春自缢身死,造成数万人死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沙甸事件”的若干真相逐渐明朗,并通过各张渠道透露了出来。其实质,就是在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下,漠视回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对回民进行政治打击,实行的残酷镇压行动。主要表现在:
违背党的宗教政策。以“破四旧”为名,封闭清真寺,禁止回民做礼拜;把教长、阿訇说成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借“批林批孔”批判伊斯兰教;不尊重回民生活习惯,支左部队和工作组在清真寺里吃猪肉,乱丢猪骨头。例如云南出席党的九大的代表金桂仙(回族)回乡时,为了表现她的“革命”,大破“四旧”,发动捣毁清真寺等。
在政治上打击回民。谭甫仁到云南后,提出以拥护还是反对赵健民作为“划线站队”的依据,拥赵的“炮派”成了反动组织,反赵的“八派”成了革命群众。沙甸回民多数参加的是“炮派”,长期遭到政治打击和迫害。周兴上台后继续坚持谭甫仁的错误,打一派、拉一派。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也有不少回民受到政治上的伤害。
在回民的几次上访中,提出的诉求仅仅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纠正“划线站队”和派性错误,为被批斗的群众平反;清理生产队工分帐目,撤换多拿多占的队干部;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就现在看来这些很平常的要求,居然被周兴等省委领导人看作是“宗教复辟”,“否定文革”,“反攻倒算”。以各种手段继续打压,把错误引向更大的错误,又激起更大的反抗,最终导致了武装镇压。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年月,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剿”平了,就开始“抚”的一手。于是派出了工作组,埋尸、治伤、盖房、给种子、送耕牛,花了大笔的钱。当然,追查“黑手”、“幕后高参”,抓人,关“牛棚”,判刑等等,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我因出差曾经几次路过这条公路,每到沙甸附近,望着那几公里外的一片村庄屋舍, 同车的人都会指着说:“呵!那就是沙甸……”
对于这样的冤屈,沙甸回民心中始终难以平复,一直在不停地抗争。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向党中央反映问题,采取各种办法进行申诉。后来,中央派出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落实,认定“沙甸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1979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 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出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但这次的平反仍然带有一些尾巴。到了1987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发布1987(31)号文,再次对“沙甸事件”予以全面、彻底的平反。
文件指出:
“一、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拉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一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
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不再追究。”
但官方文件的说辞却把“沙甸事件”的罪责推在“四人帮”头上,说是王洪文下令“打土围子”、“武装平叛”。王洪文有权决定动用军队“武装解决”吗?他有权调动军队吗?他调得动吗?找替罪羊是专制统治者常用的手段,真正的决策者和批准者被保护了下来。
沙甸回民是极其不幸的!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抗争,最后终于平了反。不然的话,回民心中的伤口还将继续流血,1600多个冤魂还要在天空中久久地游荡!
(为了能够顺利发出,已对文本进行了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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