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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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又被冲击
   回过头来再看看反对派对总部的再度冲击。
   大概在我从北京回来后的几天吧！那天很晴朗，下午我单身一人从静安寺步行回乌鲁木齐中路的总部，刚走到华山路口，迎面有几位总部大队部的女队员气急败坏地拦住我说，总部又被南市分部的人砸了，他们的人已经占领总部。她们要我马上回头。
   我抬头一看远远的是有不少人围住了总部。我急忙问她们总部情况怎样了。她们说总部的人全逃出来了。
   我也能逃吗？


   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我决不做这样的小人！我也容不下我的部下如此胆小，竟然全逃离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闹，竟敢这么大胆的闹到我的面前来了。我头也不回，气冲冲地继续向前走。可是这些女队员却死活拉住我不放，说太危险了，他们指名要抓你呢！
   指名要抓我？好哇！这话反倒更激怒了我，我傲慢地说：“看谁敢来抓我这堂堂组织部长。”我拨开她们，怒发冲冠地继续向前走去。我的言语，我的行动增加了她们的勇气，她们中胆大些的就紧随我，胆小些的落后几步也一起返身向总部走去。
   在离总部几十公尺的地方，有人在现场刷写张贴大幅标语：
   “×××（当天的日期）行动是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自封革命行动。）
   “把拒绝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费敏璋揪出来示众！”（好！这句标语倒有份量。）
   “砸烂红工司常委王继鑫殷庆宝……的狗头！”（其中当然也有我的狗头。）
   这些标语已经书写得只剩几个字就可完毕了。我把贴标语的人往边上一拨拉，伸手就撕，刚贴上去的纸，浆糊还没有干，整张整张被揭了下来。在我的身后，一名女队员小声对我说：“啊呀！标语是不能撕的呀！”
   我气吼吼地说：“反革命标语就是要撕！”刷写张贴标语的人一时惊呆了。乘这当口，我一不做二不休，以极快的动作，把所有的标语全撕下来。他们这才回过神涌上来，把我围住。有人大声说：“撕标语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大叫：“抓住她！”对方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他就是组织部长×××。”
   我身后的女队员小声地对我说：“他们已经认出了你，你还是马上转移吧！”女将们很有趣，在这紧要关头也没忘记用词的褒贬，把“逃跑”说成“转移”（转移一词是我们的革命电影中对处于劣势中的“好人”常用的词，比直呼逃跑要好听多了）。我是四十万红色工人的组织部长，我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吗？这不合我的个性。我干脆往人堆中一站，大声说：“我就是常委组织部长×××。”
   我想，我当时的姿态一定是大义凛然的，因为围住我的人都被镇住了，他们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倒更使我大胆地向他们进攻了：“你们今天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
   我这句不讲策略的话，引起对方一阵骚动，马上招来了回击：“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撕革命的标语就是反革命！”“我们是来抓反革命政治扒手，常委都是政治扒手！”
   说归说，但没有人敢冲上来抓我。
   我毫无顾忌地说：“标语是我撕的！你们上来抓呀！”
   没有一个人上来。
   我发觉他们不时紧张地向华山路方向张望。我明白，他们虽然砸了总部，刷了标语，但内心仍很虚弱，他们害怕我调人，怕我的身后会有大批人马冲来。我更大胆了，我乘机说下去：“你们不要上一小撮坏头头的当，不要被他们个人野心利用，他们是一小撮坏头头，他们为什么被开除出总部你们知道吗？这些历史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在操纵着你们，你们要反戈一击呀！”
   这时，逃离总部的工作人员，开始陆续向我聚拢。我一看是时候了，我大踏步向总部大门走去，非但没有人敢于阻拦我，反而闪开了一条道。我旁若无人地走进总部，对那些被裹胁来的人，不屑一顾，直上我的三楼办公室，我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也随着我进来。很快，逃散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不多时便恢复了平静。
   大队部有人向我汇报，来砸总部的人已经全部退出。
   少倾，后勤部的李衍清夹着帐册也回总部了。他向我报告，当总部一受到冲击，他马上包起帐本离开总部。他在华山路上转悠，观察动静，眼看着我穿过华山路，便远远尾随着我。看到砸总部的人撤走了，他就回来了。他再三申明这是为了保护帐册的安全，意思是并不是胆小而逃跑。
   我对他的高度责任心表示了敬意，安抚了一番。我要各部检查一下，损失了什么。大家说没有什么损失。我问：“其他的常委呢？”大家都说下午没有看到过他们。
   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一个头头的情况下，遭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作鸟兽散，这真应了一句“群龙无首，不堪一击”。我从铁路北站回来，来得还算及时，现在军心已经稳定，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想想刚才的情景，对方的头面人物也没有敢在现场指挥，不知躲藏在哪里，这些被蒙骗来冲在前面的群众，被我声色俱厉吓退了。果然是“两军相遇，勇者胜！”
   大队部有人来报告，说退出去的人集结在华山路上还没有走，蒋瑞根、林新中已经露面，在人群中活动。我告诉大家各就各位，不必害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有人进言，调人来保卫总部，也有人建议我，派人去把那两人抓来，我都拒绝了，因为我不想把事态扩大，搞得复杂化了。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有什么事由我来顶。”我镇定的态度影响了大家。
   正在这时毛胡子风风火火地进来，他是刚得到消息赶来的，随后来的还有邮电的大老李，大老李说，他已经调好了人，请求我下命令开过来。
   我说：“既然已经调好队伍，那就在你汾阳路等待吧！暂时不要开过来。有你们这几员大将就足够了。”
   用首都三司压反叛
   又过了几分钟，大队部朱力军来报，蒋瑞根带着人重又“杀”回来了，现在下面要求见我。我一听，就说明他已经不敢乱来，只是要“见我”，而且也说明我们总部的战斗力已经恢复了，他自己已经走不到楼上来。我一面说好呀！放他上来。一面立即布置毛胡子，要他马上去愚园路总部，把随我来沪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请来。
   在这几天时间内，这些红卫兵按毛主席早年的革命方法，开展了调查研究，他们已经对我们组织的造反进程有一定的了解，对我们组织的现状可说是了如指掌，让他们出来说话，一定比我更有说服力。我要依靠这些红卫兵，运用首都三司的威望，瓦解这些反叛分子，消除内患。
   不一会，在我的三楼组织部办公室内挤满了人。我在南面我办公桌旁端坐，蒋瑞根出现在我的面前，但他只敢萎缩在门边。这人四十开外的年纪，皮肤黝黑，脸庞精瘦。外貌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一副猥琐小人相。他身穿一套有铜纽扣的比他身材更为削瘦的陈旧的呢制服，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受。
   他的口才粗听也不错，一口宁波上海话，滔滔不绝。听得时间长了，才发觉他常犯逻辑错误，把不同的要领混淆起来（倒不是他有意偷换概念，而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把概念搞得模糊一片，所以他的长篇大论成了信口雌黄。
   可以看出这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完全靠个人的小聪明，一知半解，生搬硬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革命词藻，“扯着大旗吓人。这样的一个人，殷庆宝竟然选来作为宣传部的人员写文章，真正可笑。唉！有文才的姚红一批人却被殷庆宝假我之手赶走了，这个不学无术的混蛋部长！
   老实说，蒋瑞根，林新中讲不出我的什么罪状，对我还是很客气的。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昔日他们顶头上司殷庆宝，还有就是常委中的二、三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费敏璋的拒绝签名，他的发言就集中这些 “罪状”上。
   我让他们自由发言，不去打断他罗罗嗦嗦的话，因为我需要时间，我在等待红卫兵小将们的到来。而我的同僚——其他的常委们呢？这些胆小如鼠的东西，一个也不见，不知躲在哪里。他们也许在别处看我，袖手旁观。如果我失败，就看了我的好戏，成功了，这是大家的胜利。
   时间不长，红卫兵小将来到了。这很出乎蒋瑞根的意外，但是他立即表示了欢迎，双方都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红卫兵的到来，因为他们是首都三司的，是红遍全国响当当的左派，人们对这组织及其成员都刮目相看，希望他们一个公正的裁判，评定大是大非。双方都希望红卫兵支持自己。
   蒋瑞根重新讲了他那似是而非的论调，摆出常委们条条罪状。但他的混乱逻辑，导致了他的失败。他的荒谬逻辑三段论是：凡常委们所做的都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打倒，所以常委们就必须打倒。另一个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这人处处标榜他是为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说话，他认为，因为有了错误的常委，所以常委们不可能为广大的临时工的利益说话。而他是正确的化身，只有他才能维护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但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既然要说费敏璋不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是错误的，就不能标榜自己是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代表。因为恰恰是费迂腐地坚持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才不签字，才使我们组织成了被排除在三十二个组织之外的“经济主义”组织，现在你蒋瑞根又要代表这一特定阶层的经济利益说话，不是又要脱离“一月革命”的形势，违背中央肯定的《紧急通告》，成了“经济主义”的维护者了吗？这说明他对《紧急通告》的意义和影响一无所知，否则就不会如此信口雌黄。
   他竟然又指责我们参加工总司发动的色织廿四厂事件，动员了十万人脱离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听了非常吃惊，他竟蠢得如此啊！
   果然，他立刻遭到了红卫兵小将的批驳。小将们的政治敏感比这些人强多了，那个带队的小将马上站起来，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肯定色织廿四厂事件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造上海市委的反。至于行动的浩大，造成大量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浩浩荡荡地起来了，这样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路线斗争的需要。”
   小将铿锵有力的发言，把蒋瑞根的一点气焰压了下去。蒋瑞根气急败坏地把矛头针对1月5日大会以后，在愚园路总部殷庆宝操办的那次同宋日昌吃晚饭的事，他夸大其词地说那天我们用公款大吃大喝，喝的是高级酒，还与走资派宋日昌碰坏，喝的是四十多元一斤的高级茶叶。
   好吧！既然你说了四十多元钱一斤的高级茶叶，我就先抓住这一点进行反驳。我说，“这四十元一斤的茶叶，在上海根本没有，请你现在替我买一斤来看看。（当时文革中确实没有这么贵的茶，至少在我们能走进去的商店中没有）。”这天连酒、菜、生煎馒头一共化去了四十多元。由于忠于职守的会计李衍清的抵制，不给我们报销，便由王继鑫提议，由我和王、殷、费每人拿出十元钱来，尾数再由殷承担，了却了这笔费用，为了这十元钱，我着实心痛了一阵子。我对王继鑫说，我那次吃了几角钱的生煎馒头和茶，付了十元钱，却要跟着背黑锅，算什么名堂。

能反驳的，我尽量据理反驳，这样就陷入了琐碎的事实争论中，在这无休止的唇枪舌剑中，我只是做了些澄清事实的工作，未必能压倒对方。有份量话，结论性的话，还是留给红卫兵小将们说好，由他们来说比我说效果好得多，所以在争论每一件事后，最后总有红卫兵重重地发一通话，结束争论。最后，蒋瑞根再也没有炮弹可发了，那个带队的红卫兵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红工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也是难免的。
   我用了首都三司的威望，很快把这次反叛压了下去。
   没有和小将再约相见
   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在我们总部的活动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一、二个星期。他们到了上海后，人数不断地减少，有的去了他们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有的我不知去了哪里。（他们随我来上海，是得到他们总部同意的，到了上海后，马上又与他们的驻沪联络站取得联系，完全接受联络站的调派，组织观念非常强。）
   有天晚上，那位带队的红卫兵来找我，说接到了他母亲病重的电报，要马上回南京去探望，特来向我告别，并心急如焚地要我设法送他走。那时火车票很紧张，想要随买随走是办不到的。我马上打电话要铁路总部想办法，他们告诉我在半小时后有一列去南京的火车，我就请他们派人在民德路红房子接我。我要了辆车，亲自送他进站上车。
   这位小将挤上了马上要开的火车，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再次感谢我的帮助，我们的手紧紧相握。我感谢他的帮助，神色黯然地与他互道珍重。
   他难过地说：“我没有为你们做些什么……”下面他好像还有话要说，但咽了回去，似有难言之隐。我感受到这些红卫兵小将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倾听了我们的讲述之后，都表示出对临时工的真诚同情。这位红卫兵头头，是位很成熟的大学生，他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已经深深理解我们的遭遇。我们再次紧紧握手，从相握的手中相互之间感受到对方的真诚。列车开动了，我随着开动的列车跑了几步，挥手告别。
   我们没有相约再见，我没有说请他再来上海；他也没有说会再来上海，我们相通的心，已经明白，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一种预感，一种直觉让我明白，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而他可能比我更清楚，因为，手眼通天的首都三司的报纸已经不再刊登支持临时工的文章。
   毛主席在纠正江青的眼泪了。
   这页历史之谜还没有被揭开：是不是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激怒了毛泽东？
   小将们离开了我们。我设想的让首都三司红卫兵来拯救我们的组织，推出一个崭新的红工司的美梦消失了。
   两次对乌鲁木齐路总部的“打、砸、抢”失败后，后来又发生过第三次的行动。反对派大约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把目标指向了不对外公开的愚园路总部。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革中出现的名词“打、砸、抢”，用在我们反对派的三次事件中是不确切的。我们的红工队员受到社会长期的道德规范的熏陶，还是比较规矩的，“打、砸”两种行为并没有发生！只是在第一次的1·13事件中抢去了一些宣传工具和车辆。这三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夺常委们的权，被反对派裹胁而来的群众，在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下，没有发生其它组织中的真正“打、砸、抢”行为。只不过那时内部造反的夺权斗争，或组织之间的斗争中发生的冲突事件，夺权一方惯用“砸烂”和“踏平”，被夺权的一方就说对方“打、砸、抢”了。
   愚园路总部被冲
   平时，我不常去愚园路总部，只有在约定去召开常委会时，我才去那里。那天当我接到报告，愚园路总部被反对派群众占领后，我匆匆赶去。
   这是第三次“砸”总部了，我已经没有一点亢奋紧张的心理了。
   我看见那些被裹胁而来的群众占领了空空的洋房，房内挤不下的人就在外面的花园草坪上，或坐或立，好像在平静地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在冬日暖和的阳光下，其乐融融，闻不到什么火药味儿。
   有人告诉我，王继鑫正在楼上与他们的头头在谈判，我听了不想去参加，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在上面，我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次内乱。我徜徉在人群之中，有些人用友善的态度同我交谈，我就顺势利导进行解释工作，澄清外面流传的一些说法，把我们组织同工总司相比，苦口婆心地说明我们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我们组织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我以平等的态度、平和的口气，像朋友之间谈天那样，诚恳地向群众讲清楚。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人们对我们常委的工作开始理解，尤其是反响最大的费敏璋拒绝签字的事，经过我把事件的原原本本向群众讲清之后，人们也表示了理解和原谅。
   就这样，群众不断提出问题，我不断解答。当群众知道事实真象，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对立情绪消失了。我趁热打铁，指出今天的行动只能使仇者快，亲者痛，这是广大红色工人所不愿看到的，说到这里人们不断点头称是。几十分钟后，效果出来了——被裹胁的人们三五成群慢慢散去，草坪上的人群越来越少，楼里的人也逐渐散去。最后反叛的头目自感形孤影单、大势已去，也只得灰溜溜地走了。第三次“政变”遂烟消云散。从这以后我得出一条经验，对这些反对派不必去理他们，他们反不了我们正统的地位，成不了气候，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另立山头吗？
   反对派的三次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以南市、卢湾两个分部为首的反对派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他们以我们总部常委有错误——罪状――为号召，不断联络各分部、各系统的头头，召开各种会议，一直妄图夺取总部的权力。那时上海的各种造反组织中，一些野心十足的人，在运动早期没有挤进权力圈，到现在造反已成定局，他们也要分享权力，尝尝当头头的滋味，于是不断爆发内部造反事件，从中派生出名目繁多的组织，“山头”林立，自立为王。蒋瑞根之流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滋生出来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策划来策划去，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我们的红工群众，不愿看到分裂，反对他们的夺权活动。这可以从我所经历的两次平息反叛活动中得到证明。
   尽管他们三次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的活动，始终是一个麻烦，对总部来说总是一股压力。再加上外界对我们组织的看法，经济主义的大帽子压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同时，我也清醒地看到，我们常委班子确实有不少问题存在，费敏璋的错误，是众矢之的；常委中的男女关系问题，是腐败的体现；钱桂芳是个草包，他在夺《支部生活》杂志的权中，闹了天大的笑话；骆江华本来无所作为，现在只知沉缅于一个漂亮的女司机，深夜在静寂的马路子，跟女司机学开小轿车。这些常委实际上名存实亡，已经不再参与什么革命造反工作，不再干些什么实事了，只剩下我和殷庆宝（殷还算是在干事的）。
   面对这样的烂摊子，面对这样的一群男女，我既气愤，又感到前途暗淡，我们的事业要坏在他们的手上。
   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我萌发了一个念头：只有摒弃这些人，成立一个新生的总部，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想，还是自己另拉一个新的组织，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以我的影响和威望，完全可以做到。
   我把这个设想天真地同殷庆宝商量，要他把老的班子撑下去，我们明里是分开来，是两个组织，暗里我同他决不分离。他沉思良久，表示坚决不答应我这么做。我也不坚持，轻松地说：那就算了。我这人太讲情义，我不是一个政客，不是铁腕人物，我下不了这个手，我不能把曾同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从总部赶出去，即便我是为了这个组织的前途和未来，即便他们确实已经不配当常委，即便凭我的威望和能力可以做到另建总部。
   过了一段时期，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尤其是我们又没有能挤进上海新生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大联合中。殷庆宝郑重其事地找我。同意我的设想，他说他从财力人力各方面给我方便，要我另拉大旗。
   我感慨万千地对他说：“时机已经失去了。再另立山头的外部形势的条件已经丧失了。再说我已经对政治，对造反已经厌倦至极，不想再干了，连这原来的组织部长也不想干了，我已经没有雄心去拉新的组织，这种愚弄群众，欺骗自己的蠢事，我已经看穿了，厌倦了。”
   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封建制历史的国家，一个组织的领导层的更新一直是个大问题，即使是在文革的极端大民主中脱胎而出的造反组织，也无一例外地钻入了封建的巢臼。一开始，造反组织的头头的产生还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儿，是自然涌现出的工人领袖，但是，这些组织不可能建立领导层更新的制度化的民主制度，使得下面无法重新涌现优秀人物来替代陈旧的或丧失斗志的或腐败的领袖，于是，组织的活力减退，发生“脑死亡”，随之慢慢瘫痪。我虽然想到了应当更新总部成员，但我也只能想到用一种非常的办法而绝非是保持组织活力所必须的正常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要说我不会按自己曾经想过的办法去做，就算做了，它的结果也只会类似残酷的“政变”，也许要留下更多的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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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央文革来的人”
   六七年一月下旬，上海号称四十万人的红工司，已经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就在我们内外交困，一筹莫展，无路可走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给无所作为的常委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陆进雪，我们称他为毛胡子，是跟随我的摩托车手，他住在长宁区，所以他同长宁分部的头头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一月下旬，他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人通过长宁区分部，在了解我们红工的情况，这人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
   “是他自己说的。”


   我笑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毛胡子极力说服我，要我相信。我还是明显表露我的怀疑和不感兴趣。
   他马上转而向殷庆宝和王继鑫游说，不料一拍即合，他们马上把那个人奉若神明，与他见面，高兴得无异迎来了一尊救命菩萨。
   他们是如何碰面的，我不得而知。隔了一天通知我在淮海路622弄市党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中开常委会。我匆匆赶去。看来他们已经在那里长谈了半天。我这时才见到了这个神秘人物。
   这人四十来岁，皮肤微黑，相貌堂堂，天庭饱满，方面大耳，笑口一开微露一对大门牙，他口齿清晰，口才极好，他自称是吃开口饭的。
   “吃开口饭的”是什么意思？是暗示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吗？常识告诉我，自称是“吃开口饭的”，就是称自己是演员。江湖上“吃开口饭的”是指说唱演员、街头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如果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必然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是不会自称“吃开口饭”的，而应当称自己是搞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工会工作、党务工作、行政工作、教育工作、科研工作、技术工作等等，所以我的直觉始终把这个自称“吃开口饭的”伶牙俐齿，善于表演的“中央文革派来的人”与说唱演员、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划上等号。这个莫明其妙的直觉一直左右着我，我的直觉始终指挥着我同他的关系。
   顺便要提及的是，这人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来过总部，自他出现后，一直秘密地出现在总部之外的几个地方：淮海路的一间公寓，或衡山路1号，还有后来虹桥路的一座花园别墅。这几个地方都是毛胡子他们搞来的。我不知这类似狡兔三窟的做法是不是出自这个神秘人物的主意或策划，反正他的出现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中。
   当我踏进那间陌生的公寓房时，那个神秘的人马上从沙发中站起来，伸出热情的大手与我相握。我与这人接触的第一眼。就一直抱着怀疑、谨慎的态度，同殷、王等人的态度极不谐调。
   他站在我的前面，吐字清楚，抑扬顿挫，一招一式极力做出一个大干部的姿态，我隐隐觉得他像在演戏。
   我请问他的尊姓大名。他自我介绍：“木易杨，杨解泉，解放军的解，泉水的泉。”
   我还没有听清：“什么泉？”
   “山泉，泉水的泉。”
   “噢！”我若有所悟的样子。说实话，他自我介绍时，笑容自然，太潇洒了。他反客为主，把手一让：“请坐啊！”随后他仰身一坐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组织部长罗！”向两边的殷、王投去洒脱的肯定兼询问的笑容。
   殷马上站起来，手搭在我的肩上，笑容满面地说：“年青有为的组织部长×××，一月五日人民广场大会的组织者，在铁路上蹲点，抓了14次列车，就是报上的红色列车在前进……”
   我不惯人家当面捧场，马上打断：“这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群众自己起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杨（现在可以称他为“杨”了）马上接过去：“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上海有一个红工组织，在全国铁路上有一定影响。他老人家……”
   杨开口“老人家”闭口“老人家”，确实与众不同。给你一种感觉，他是从主席身边来的人，而且又给你一种感觉，他与我们的距离很近、很亲。这一段开场白完全征服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轻轻的语调，使人静心屏气地集中思想听他的讲话。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说了一些小道新闻，把大家吸引住了。这些外面的小道新闻，对我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每天对报纸看得也很粗（我敢断定有人连报也不看），对外界的联系，上海造反派的动向和活动，乃至全国的动态，更是知之甚少，所以，猛然间听到他的分析（实际上都是一些小道新闻），当然崇拜得五体投地，听得几乎入迷。他每讲一段总要使用大干部讲话时的口头语：“是这样吧！”不时向殷、费、王征询，这几个人马上点头称是。而每当他用这四个字对着我问的时候，我却不愿不懂装懂地去奉迎。我睁着有时迷惘、有时审慎的眼睛，逼视着他。所以，后来他干脆不再搭理我。再到了后来，他的语音越来越轻，只在他们之间交谈。大概已觉察到我的怀疑。
   我坐得离他稍远，时间久了，对他的话已不感兴趣，我就研究起他的衣着打扮：他身穿中式对襟棉袄，外罩一件有点泛白的蓝布对襟罩衫，下穿咖啡色的花呢裤子，衣裤已经显得陈旧，但洗得非常干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灯芯绒棉鞋，头发向后梳理。这是一身道地的上海市民的装束，极为普普通通的上海人，生活在这一水准的，是上海普通工人家庭。他操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思路敏捷。——这一切再简单不过了，他是道地的上海人，不可能是北京来的。在香烟缭绕的烟雾中，我心中一个大大的问号升了起来，我最先的直觉是：他是一个演员，走江湖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我看着我们的常委们对他趋之若鹜、口口声声地“老杨”、“老杨”，奉之若神明，我的心有些痛。
   聪明人这时应该保持沉默，冷静地观察。可我偏偏不是一个聪明人。我找准一个机会，开口插话，以笨拙的问话向老杨扔去：“听说，老杨是中央文革派来了解我们上海红工情况的？”
   我的问话是那样率直，那样令人吃惊，引得众人怔怔地望着他，也望着我。那位老杨听了我的问话，没有立即回答，微笑着、缓缓地、故作姿态地说：“不！不不！我是来向大家学习来的，向你们这些敢冲敢闯的老造反学习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红工情况非常关心，要了解上海红工的情况。”
   好一个老杨！他用了当时大首长经常说的“向群众学习”之类自谦性的话来回答我，比方江青就常说“向小将们学习”，陈伯达也自称是“小小老百姓”。杨在此时用这句话，就变成模棱两可的回答。你可以理解成他不是中央文革派来了解情况的，因为他说是来“向老造反学习”的，但是你更容易理解为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他不是又抬出“老人家”了么？在那个时代，上级首长对下面说来“学习”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下达指导”、“布置任务”的代名词。好一个能说会道的老杨。
   我不去管他，也不去管大家是如何想，继续说下去：“你既然是来了解情况的，我就谈一些情况吧！”我把外界对我们组织的误解和我们所作的事，包括铁路上的事实，证明我们不是一个经济主义的组织，我请他发表看法。我的一番话冲淡了、或者说是打破了当时由他夸夸其谈的气氛，变成了逼他表态。
   他对我不客气的问话，似乎有些不高兴，推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以后再谈吧！”他用不愉快的语调说“以后再谈”，隐隐地露出一种威吓，一种可能离开我们，不再接触的暗示。
   殷、王、郭的脸上立刻流露出对我的不满，唯恐我的不敬得罪了他，马上以谦恭的语句挽回我的冲撞，请他不要离开我们，请他参加我们常委班子的工作，进行指导。
   几个人恳请了一番后，老杨才故作姿态地说：“谈不上指导，大家相互学习，紧跟毛主席老人家的战略步署嘛！”又说：“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同大家在一起。”殷、王高兴得与他握起手来。
   时间是晚了点，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独自离开了他们。这次碰面就这样结束了。
   显然，费、殷、王、郭对于杨的真面目，不想去猜疑。好比一个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病人，遇到一个自吹自擂的江湖郎中，当然宁信其真，不信其伪。
   我曾私下直率地同殷庆宝谈起我对杨解泉的怀疑，指出对他的来历不明，我们要当心，至少他绝不可能是什么中央文革派来的。殷庆宝听了我的话，笑哈哈地说：“让事实来证明吧！”我听了很不高兴，刚要反驳说上几句，他收起笑脸，正色说：“我看他是有来头的，你嘛——嫩了！”他以轻蔑的态度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由于我的态度，以后他们同杨的接触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我的组织部工作本来就很忙，我不像他们可以无所事事，所以，我也懒得去打听他们的行踪。不通知我参加会面么？谢天谢地！
   真的要谢天谢地，由于他们有意避开我，使我日后少了不少麻烦，甚至免去了牢狱之苦。
   那段时间，陆进雪（毛胡子）与他的朋友（也是大队部的）对常委的行动特别关心，跟得比任何时候紧，他们几乎整天与费、殷、王、郭、杨在一起。有什么事反倒由他们来通知我。这段时间，常委班子已经没有什么作为，除了我在总部主持日常的工作外，他们都迷恋地围着这位“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转。他们远离总部，在其它的秘密地点开会，我对他们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去理会，他们搞他们的，我做我的。
   炮打张春桥
   辨别杨解泉真伪的机会来了，一月二十七日，毛胡子通知我说，殷、王已经与老杨决定，转移到虹桥路去商量大事。
   我疑惑不解，为什么要到远离市区的虹桥路去？
   我们在市区的秘密地点已经不算少了，这虹桥路的地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问：“这房子是谁搞来的？”毛胡子得意地说是他搞来的。他要我立即跟他去，说殷、费、王、郭、杨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薄暮时分，我们向虹桥路的秘密地点驶去。那里离西郊公园（动物园）不远，公交车辆稀少，只有57路可以到达。由于文革的需要，上海所有的公园已经关闭，上海最大的西郊公园也不例外。没有了游人的西郊，57路就特别稀少，等一辆车要等半小时还不止。
   殷、王他们为了绝对保密，特地没有动用任何车辆，他们都是乘57路公交车去的。穿梭来往市区联络的只有毛胡子他们两人。这里没有电话，要走到虹桥路上的一家小杂货店的公用电话才能与外界联络，极不方便。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远离市区的偏僻地方来呢？是不是杨的主意？或者是殷、王有什么预谋？我不知道。
   在虹桥路上，摩托车向左拐弯，转入一条小马路，一座花园别墅出现在我的面前。别墅四周是农田，农舍远远的散布在四周，淡淡的轻露在林木和菜地上漂浮。啊！好一座远离喧嚣尘世的世外桃源。车进大门，修剪良好的草坪、树木，表明这里有人在管理。一幢不知是欧洲哪种式样的洋房，洞开着窗户大门，没有人居住。内部的家具已经搬离一空，看来这“世外桃源”的地方也没有逃过文革的洗劫。据看管这幢房子的人说：他是洋房主人留下来看管房屋的，主人家在49年去了台湾，是一个大资本家，内部的财物已经被红卫兵抄尽，家具也全部没有了。我知道，红卫兵抄家是不会把笨重的家具抄走的，怎么会连一只坐椅也没有呢？第二天，百无聊赖时，随郭文美去周围农户走了一遭，噢，明白了！这些家具都被附近的农户乘机搬走了，沙发，不成套的单件红木家具不伦不类地摆设在农民简陋的房屋中，与他们低下的水活水平和原有的破桌旧椅很不谐调地混放在一起。当我这不速之客闯进他们的家门，浏览起这些东西时，农民们显出局促不安，用审慎小心的态度来同我们周旋。郭文美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想上门向他们换一些大米。而农民则唯恐我们是来查办的。当我们说明来意，要用粮票和钱向他们换一些大米时，一位老妈妈马上慷慨地送给我们市区人吃不到的新大米，连粮票也不肯收。

我们饿了，就借来锅碗，在客厅的壁炉内燃起火来煮饭，后来木柴不够了，又把窗户拆下来投进了壁炉。（唉！真是一场空前的破坏呀！）我们用酱菜就饭，吞咽着大米白饭。记得从昨天傍晚来到这里，我还没有喝到过一滴水，用干巴巴的嘴，吞咽大米饭，还真有点困难，我草草吃了一碗就放下了。看着这被破坏得只剩四壁空壳的洋房，再看看我们的狼狈样子，很像是在逃避追捕的强盗。真是莫明其妙，我们干吗要受这份罪？
   第一天晚上，我们无谓地空谈了一夜，借来几张座椅轮流坐，后来干脆席地而坐。我对众人对杨解泉的奉承已经木然，而对杨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更不感兴趣，我越来越不明白，究竟有什么重要大事要到这里来商讨，搞得如此神秘。到了下半夜，我像个囚犯似的坐在地上打起瞌睡，后来，众人也瞌睡了，停止了毫无意义的“会议”。
   第二天清晨在花园中散步，很是赏心悦目，但是一进入那空旷的客厅，面对面坐在地上，一缕愁绪又袭上心头，我们是来干什么呢？是商讨组织的前途，如何走出困境么？似乎应该是这样，但实际又不是这样。我越来越不明白，策划这场闹剧的人是谁？为什么要把杨解泉拉进来？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为杨解泉而安排的？问他们又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愁肠百结，惦记着总部的工作。我想离开，他们又说这是常委集体行动，所以要远离所有的人，秘密工作一段时间，谁也不能离开。真是活见鬼了！
   上午我在虹桥路上转悠，在附近的农田小道中徜徉，想把心静下来，然而怎么也静不下来。下午开会时，我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对这不解决实质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议题的会议简直是厌烦透了。
   一个下午就快过去了。突然陆进雪他们两人骑着摩托车从市区回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我们冲来。他们神色紧张，连说出了大事了！我一下从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很高兴他们的到来，打破这令人生厌的气氛，我不以为然地抬起头，想听听他们带来了什么新闻。
   “炮打张春桥！”一声惊雷！
   什么？炮打张春桥？太突然了，不可能！我们全睁大双眼，惊奇地盯着他俩。陆进雪以郑重的声调说，闹市区已经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幅标语，他亲眼看见红革会的小将在张贴炮打张春桥、张春桥是叛徒的标语。
   太不可思议了！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安亭事件中代表中央处理的全权代表，毫无异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张春桥是叛徒？这不可能！而上海的“红革会”是学生运动中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人数最多，声势最大。“解放日报事件”是红革会首先发难，最后被中央肯定，引起了“一月风暴”，夺上海市委的权。红革会中有不少高干子女，同北京联系甚密，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炮打张春桥。工总司是全市最大的工人组织，是毛主席肯定的造反组织，而工总司的靠山不就是张春桥吗？如果张春桥是叛徒，毛主席能肯定工总司吗？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推理，刹那间在我头脑中运行、冲突，真是说不清、理还乱，太让人震惊了！
   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郭文美，他表示消息来源可疑。陆进雪以坚定的语调说在淮海路、南京路的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样的标语，他骑摩托车兜了一个大圈子看到大量标语才来报信的。
   大量标语的出现，说明的确成了炮打的气势了。这太重大了，我马上奔到虹桥路上去打公用电话，我同杨福海通了电话，证实确有其事。杨福海焦急地询问我们常委在哪里，要我们马上作出反应。我要他们晚上派人值班，等候命令。我搁下电话，跑回别墅，告诉大家炮打已经是千真万确，我们赶快回市区吧！晚了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大家说马上讨论后回市区。
   讨论？我们从何讨论呢？我们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对这次重大的事件内幕一无所知。支持红革会么？太冒险了。支持得对，可以一下子红遍上海乃至全国，但如果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呢？那就成了反革命啊！天堂与地狱仅一步之遥。
   怎么办呢？我们一筹莫展。这时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杨解泉的身上。他不是在长宁分部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突然出现的吗？他不是暗示我们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么！
   但是，他现在同我们一样，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敢轻易表态，不置可否，反问我们对此如何看法。
   大家不敢轻易表态。说实话，有他在场我们更不好乱表态，大家知道这个利害关系。
   我呢？反倒幸灾乐祸，冷冷地在旁观察起来，老天保佑，总算有了一个辨别真伪的试金石，看看你杨解泉是什么角色。
   我把这想法轻轻告诉了殷庆宝，他到这时似乎也醒了，狡猾地笑起来，轻轻地对我说：“逼他表态！是真是假看他表演了。”我们两人会心地相视而笑。于是，我们两人对杨一吹一捧，逼他表态，看他表演。
   他一定感觉出我和殷的话中有“居心不良”的成份，但是他没有办法，耐着性子保持沉默，站起来，焦燥地抽烟，来回踱步。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保持镇静，使自己不至露出马脚来。但是，他不时朝天花板干望的眼神，和太阳穴旁突突跳动的青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根本不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是的，他非但对这突然的事件不敢表态，而且也不敢表态说，过几个小时，待他与中央联系之后给我们一个准确回答。
   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已经半夜了，没有了公交车，这么多人回市区已经不可能，离天亮还早着呢，就这么熬下去吧！
   大约是下半夜了吧，总算沉得住气的杨解泉从他喷吐的烟雾中醒来，发表了深思熟虑后的“高见”，我们这些人静心屏气聆听。只见他抑扬顿挫地说：“工总司是毛主席老人家已经肯定的组织，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从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到一月革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红工司与工总司是怎样的关系呢？”他用眼光扫视大家。但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因为大家迫切需要知道的，是这次“炮打”行动究竟是对是错。不过，我从他避开正面回答的话中，感到他也许要作一个滑头的表态。好吧！我就给你一个台阶，看你下来之后怎么表演，于是我说：“我们两家的关系是工人兄弟的关系，我们一直是支持工总司的，这可以从色织廿四厂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来证明，我们从成立开始，就一直由费敏璋同工总司保持联络，紧跟王洪文的工总司。”
   他点头称是；“好！那么在目前炮打事件中同工总司的关系应该怎样呢？”他又一次的反问大家。
   我们这些人一致的意见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兄弟组织的关系。
   他说：“好！我们可以灵活地表态，用不着去直接对炮打表态，我们只要跟着工总司走就可以了。”他又环视一下，狡黠地笑道：“我们就拟定这样的口号来表态——红工司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这只狡猾的狐狸，总算让他想出了一条我们组织表态的口号，从而避开了自己表态的尴尬。也好，这句口号本身是不错的，于是郭文美把口号记录下来。杨解泉摆脱了沉默和冥思苦想，得意地指挥起来，他说：“这口号也是我们的行动纲领。”他要费敏璋立即赶去工总司探听工总司的态度，打听事态的发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向王洪文表示我们的态度。他又转向我：“请组织部长运用你的能量，发动全市的红工力量，把我们刚才拟定的口号用最快的速度刷向社会，要挑最闹的市区，最醒目的地方，刷上特大的标语，扩大红工司的影响。”我对殷看了一眼，表示完全可以做到。
   说实话，这句滑头的口号，是很得体的表态，能进能退。我们偏重于张春桥不会被轰下台，他不下台的话，我们没有错。如果他被炮打下台，只要工总司不倒，我们也站得住脚。杨不愧是一个“军师”，但他充其量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没有什么高深的后台。
   （从此我与杨解泉没有再见过面，但其他常委却仍然同他混在一起，保持着联系，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二月份的某一天，殷庆宝通知我去复兴公园门口的洁而精饭店去吃午饭，说有杨解泉相约，我意外没有去成，那天他们谈些什么，我也没有问。有次在闲谈中殷庆宝告诉我，杨对我作了如此的评价：“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叛徒。”这大概是他对我的不满和挑唆之言吧！）
   我想去探虚实
   转眼之间，天已经很亮了，大家对这两夜一天的生活也过怕了，决定马上回市区总部去，我先骑上陆进雪的摩托车离开。一进入市区，马上被严峻的“炮打”形势镇住了，马路两旁炮打张春桥的标语比比皆是，其声势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行动。强大的红革会充满火药味的炮弹，又把上海人轰糊涂了，原先中央的领导人一个个被靠边，被打倒。中央文革原先的组长陶铸被打倒，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现在中央文革中的大红人张春桥又被炮轰，瞬息万变的形势令人吃不透，又令人震惊。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共产党几十年没有发现，而现在却被一帮红卫兵发现了？这里面有没有背景：中央有什么人支持？如果没有，或者炮打错了，这可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啊！这令人发昏的时代！旋转不定的文化大革命，这令人吃不透的突发事件，让人眩晕，让人迷惑。
   不过，我发现在这炮打的大标语中，只有红革会一家“独领风骚”，上海的其它组织都缄默不语，大概他们也在窥测动态，不敢急于表态吧！我努力搜寻工总司的标语。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红革会发难，工总司支持，两家最后联手把解放日报事件搞得震动全市全国。今天在炮打事件中工总司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找不到工总司的标语。
   工总司为何还不表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念头突然在我的脑中出现：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去和红革会联系呢？至少可以去探探虚实，摸一些情况，在上海众家组织因为吃不透情况而不敢表态时，如果我们红工司能了解到内幕，第一个出来表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红工司翻身的时机到了。
   我直接去找红革会？风险太大了！如果红革会打错了，我等于是去同反革命联络。假如我冒险去同红革会联络，也假如人家看得起我，能透底给我，那么我们响应了，仍然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一鸣惊人，出人头地；要么打入地狱，不得翻身。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就是投机，我有这个投机的资格么？
   从事过境迁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要打倒某一个要人，不在于他有什么过错或历史问题？全凭他老人家的好恶，要打倒只要罗织罪名就可以，要树起来也只要一句话：“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重新启用邓小平时的话）就行了。张春桥虽然是个中央大员，如果打倒，何患没有罪名？如果需要张春桥，何患他历史上叛徒之嫌！实际上他是不是叛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人家的态度。

看来，我没必要到红革会去！
   我在想入非非中回到总部。在三楼，我的工作人员迎上来，杨福海焦急地问常委对炮打作出什么反应，有什么确切的内部消息吗？我把决定告诉了他，他听了问杨解泉的反应和意见是怎样的，我苦笑道，这些都是杨解泉的主意，这些口号都是他亲自拟定的。杨福海点点头：“好！这样表态好。”一面露出笑容。我要他马上以最快速度向各分部、总队传达常委的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一定人数上街刷大幅标语，尤其是市中心的几个区，必须在闹市地段尽快刷出：“红工司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主的的大标语。并且尽可能发动基层上街刷标语，以最迅速的行动，造成红工司最大的一次宣传运动，表明我们的态度。
   ——什么态度？鬼知道！只是让人知道在这世上还有四十万被遗弃的人群，在这紧要的炮打事件中，我们没有搞经济主义，我们不是一个经济主义的组织，仅此而已。想想也可怜，人家工总司还没有表态呢！我们却忙不迭地要与人家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下午，我还是不甘寂寞，带上毛胡子老陆，骑上摩托车在市区的热闹地段，看形势的发展。马路上已经有不少我们那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幅标语。我很高兴，如果由殷庆宝的宣传部去组织，如何有此速度和声势啊。
   这时，工总司的标语——那些我们需要依附的“皮”也间或出现，开始对红革会反击，态度很明朗：“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这些标语的出现，控制了局势的发展，但局势还是没有明朗，人们在静观事态的发展，等中央表态。
   到了晚上，中央文革的急电传到了上海，表明中央对张春桥的支持，指出红革会的方向错了。急电马上在上海的马路上张贴和广播。局势陡然急转，立时三刻把上海红革会炮打浪翻压下去。费敏璋也从工总司匆匆赶回，把中央的态度和工总司的态度带了回来（好可怜，中央的消息我们要从“嫡系”那里听来）。在这次炮打事件中，我们总算与工总司站在一起，不失时机地表明了我们大方向正确，大家很高兴。
   暴风雨式的炮打，刹那间烟消云散，在以后的几天中，马路上不时有装满红卫兵的大卡车在马路上奔驰游行，打出各大专院校的红革会旗号，急于向外界表明心迹：
   “红革会战士向毛主席请罪！”亮出这样标语口号，好一派大将风度！
   有的院校就差劲了，打出的标语口号宣称这是红革会极少数头头干的事，与广大红革会战士无关。或许这是一种策略，使红革会能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了，炮打红极一时的张春桥，只能是极少数头头操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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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司王佐东约我开会
   在炮打事件前，上海的造反派在为夺权——夺上海市委的权，忙得不亦乐乎，学生组织中红革会力量最强，几次三番单独夺权，但因为没有工人组织的参加，没有革命的“三结合”，得不到张春桥的同意和支持，这些夺权行动全流产了（这或许是促使炮打事件发生的原因吧）。“1·28”炮打事件后，夺权成了头等大事，成立一个新生的政权——“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使命”摆在各造反组织的面前。
   对于这些夺权的筹备内幕，我们知之甚少，只有费敏璋仍在办他的工总司外交，他不断传来我们被排挤在筹备成立人民公社之外的消息。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无疑又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被排除在上海革命造反组织之外，使我们内外交困，如果这次我们再被排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处境就更为险恶了。它意味着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已经没有红工司的地位，意味着我们这个组织政治生命的死亡。
   对这样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都无能为力，只有催促我们长驻工总司的“大使”费敏璋去努力完成了。唉！催促也仅仅是催促，明知他无能，也只能这样了。


   我个人同工总司头面人物几乎没有接触。要说有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为解决色织廿四厂的谈判，另一次就是武康路2号的那次，王洪文为了取消我们1月5日的人民广场大会，约我去见面，我不买他的帐，断然拒绝了他的“兄弟情谊”，我们的会议照常开，而且非常成功，我想他一定非常恼火。在这成立人民公社的紧要关头，他能不报复吗？至少他不会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
   至关重要的时刻到了。我束手无策，焦虑不安。
   突然，工总司方面的头面人物范佐东派人来约我去见面。
   这太突然了。我同范佐东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工总司的头头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不要说邀请我去他们司令部。有什么事呢？我这个单纯的老实人什么也没有猜想出来，只是兴冲冲地应约而去。
   我按时到达外滩总工会（这时的工总司总部设在这里），毫无顾忌地东走西问，找到了这位大我好几岁的范佐东，他同我握了握手说：“时间不多了，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研究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
   这太好了，我求之不得。费敏璋这草包，一直同工总司联络，什么事也做不成。看！现在工总司主动来找我了。
   随着他向楼下走去，到了外面的马路上，我问他会议有哪些组织参加，在哪里召开。他看了看手表，没有回答，只是说：“时间到了，快走吧！你的车呢？”
   我说：“我没有车，哪里像你们工总司。”他听了我的话，大度地说：“那你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他的车就停在门口的马路边，车里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娇媚地催促范快上车，范就在她的边上坐下。当看到我也打开车门上车，不满地朝我瞟了一眼，在范的耳旁嘀咕起来，我从她的神色敏感地意识到她是要我下车。我的自尊心仿佛被猛的刺了一刀，但是为了大事，我只得强压怒火。好在范以一脸的正气告诉她：“这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我特意请他一起去开会的。”这女郎才不高兴地停止了嘀咕，向司机说：“开车！去淮海路党校。”
   这是一辆阔绰的三排座的轿车，充分显示了目前轿车主人的显赫地位。我坐在后排，我对前面的女郎忿忿地看着，她的头发留得较长，看得出是精心梳理打扮过的，同一律留齐耳短发的女性形成显明的对照。她不时回过头来瞟上一眼，我便把自己深深地陷进沙发座中，佯装闭目养神，但从司机头上长方形后视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俩的正面，只见那女郎亲昵地偎依在范的身上，在他耳边轻轻地私语。瞧着这副亲热劲，我想“耳鬓厮摩”这句成语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时又听那女的娇声问：“你饿口伐？”一面从包中拿出一只饼干铁罐，打开来，把饼干一块一块地喂给范吃，不时吃吃发笑。这轻浮的女人！我明白了，这大概就是范的女秘书吧！怪不得外语中秘书就是情妇的同义语。
   我继续深深地把身子埋在沙发中，我继续想下去——我想大概王继鑫和郭文美也是如此亲热的吧！否则外面如何来传闻呢。唉！造反，造反，这是什么革命造反！有权有势后，必然会走上这条道路吗？我庆幸我没有走上这种道路，我为自己的清高而骄傲，我鄙视他们的浪声浪气。忽然，我在北京中华总工会的所见所闻又涌上心头，我想，这造反迟早要走向末路，走向反面。一时我又沉浸在灰心丧气的情绪之中，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一阵从内心发出的疲倦——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这时车一转弯，驶进了淮海路622弄，哦！这是党校，中共上海党校。我们下车后，那位女郎头也不回，匆匆地向后面的楼房走去。我跟在范的后面，问他会在哪里开？他说你跟着我吧！
   话虽这么说，他却快步而走，有意同我拉开一段距离。在左边的一幢楼的门口有不少人站着，也有不少人在进去，他似乎有意要避开这些人，快步朝前疾走。从楼内传出一阵阵闹哄哄的人声。这时有人在喊他，向他招手，他朝那人走去，我也跟他匆匆走进楼内。
    “上海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
   楼内的人还真不少呢！在中间的一间大房间内聚集了许多人，我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看。人们围着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那青年人态度傲慢地在大声讲着什么，定睛一看，是工总司的王承龙，好一副总管爷的腔调！
   就在我这么东张西望时，回头找范，范已经不见了。我只得一间间教室去找，那里还有他的踪影，我连忙出楼，也没有他的身影，面对偌大党校的一幢幢楼宇，到哪里去找？我心想，不是说来开会的么？这里不是聚集了上海不少的造反组织吗？大概会议就在这里开罢，我重新回到中间的那间大房间里面。
   在这个大教室里，哪里像在开会，乱糟糟的吵成了一团，有人在激动地争辩着什么，有人在愤愤不平地诉说着什么，有人默默地在看着听着。
   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这里汇集了上海不少造反组织，要求结合进那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新生的权力机构。这些人代表着各自的组织在纷纷向工总司的王承龙苦苦诉说。而他则不时斥责这个组织为老保组织，不能参加，那个组织有什么什么问题也不能进入。于是有的人在低声下气地求他恩准，在遭到他的轻蔑拒绝后，又愤愤不平地数落起来。接下去又是一个组织向他表白自己组织的造反经历，但他都以傲慢的口吻把这些弱小的在野派们拒之于门外。
   我目睹此景，心中极其烦燥，这哪里像在组织新生的革命政权？我真不想说什么，是啊！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王承龙，我能说些什么呢？但是，不说吧，似乎白来了一趟，有些不甘心。说吧，看来也要碰一鼻子灰。但我想，我是你们工总司范佐东请来的，总还不至于像前面这些人一样，讨个没趣吧！决心定了，几次要想插进去讲话，全被人抢了先。我又想，这些弱小的组织造反都比较晚，但我们红工司造反早，人员多，对工总司还多少有点情谊吧！我干脆分开众人走上前去，把王承龙从讲台上拉下来。他对我看了一眼，我就向他自我介绍，简要说明来意。
   他不等我把话讲完，就用轻蔑和嘲笑的口吻说：“噢！你们红工司啊！你们的费敏璋拒绝在紧急通告上签字，你们是搞经济主义的组织，也想进上海人民公社啊？！”
   这是意料中的，并不奇怪，我对他说：“费敏璋个人代表不了要革命的四十万红色工人，我们红工司对他的错误已经作了批判，……”
   他再次打断我的话，以嘲弄的口气对大家说：“一个经济主义组织也想参加，啊――你问问大家会同意吗？”
   我发急了，拉住他说：“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是要革命的，我们红色工人在以往的重大斗争中，都是与你们工总司并肩作战的，这些你不会不知道吧！”
   想不到他把我一推，闯开人群向外就走，一些人马上乱哄哄地跟着他向外走去，继续向他唠叨诉说。
   我没有这个耐心继续去受他的鸟气，我愤怒地盯着他远去。你们工总司没有一个是好人！要用到我们出力时，就来找我们，现在却把我们一脚踢得那么干脆和无情。我无心再浪费时光，便走出党校，走上淮海路。
   热闹的淮海路上人来人往，走过这622弄的人们，大概谁也不会料到在党校的楼宇里，造反头头们是如何闹哄哄地要挤进这即将诞生的上海的新生权力机构，为自己的组织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不会想到，新生政权的诞生竟是如此乌七八糟。
   幸好未上贼船
   马路上的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向人们预示造反派的得势，夺权的成功。我想这对大多数市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无动于衷，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广大市民更不会发觉满街大标语中有一个细微的不同之处：
   “热烈欢呼新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
   “热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
   “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同样是“上海人民公社”，一种标语前面有个“新”字，是“新上海人民公社”，另一种标语没有“新”字。不用说普通市民会从有没有这个“新”字上发现什么不同，就连我这个头头也没有悟出它们的差异，并进而想去了解其中的内幕。我当时的理解是直接称“上海人民公社”也行，加个“新”，表明它是“一月风暴”后的新生事物，也行。殊不知两种标语的涵义是大不相同的。
   这里的“新”是指另外成立一个“新的”上海人民公社来与正在筹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相抗衡。这里有一个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的更大的权力之争。我的老天！新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成立，两派已经形成，分裂已经开始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以耿金章为首的一派人（包括范佐东），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新上海人民公社”与王洪文对抗。那时上海市党校是王洪文筹备成立人民公社的地方，而耿金章他们也选定在党校内进行筹备和策划他们的行动。看来我是耿、范选中的对象，事先他们一定对我作过研究才把我约去的。
   孤陋寡闻，头脑简单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去想，兴冲冲地跟着范去了。如果我真的跟范进了他们的会议室，也就是进了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室，我也跟着他们干了，那么我就成了分裂上海新生革命政权的一份子！几个月后，掌握权势的王洪文就把耿金章、范佐东抓进了监牢。如果我成了“新”公社的成员之一，王洪文的“铁拳”也必然会砸在我的头上。
   如果说，在这之前，命运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开出的“红色列车”只因为车长嘴笨而失去了我们组织与中央首长甚至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又使我在北上赴京去参加铁道部“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时又差了一点点没赶上，使我两次失去成功的机会，失去宣传自己组织，扭转组织形象的机会的话，那么现在，冥冥之中似乎又有鬼神在主宰我的命运，在关键时刻使我避免滑入深渊。不是吗？在党校不知怎么搞的，使我离开了范佐东，阴差阳错撞进了王洪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办公室内。当时是撞了一鼻子灰，还抱怨范在戏弄我，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事隔多少年后，才感谢那次差错，使我避免了上“贼船”，也使我看到了王洪文他们的新生革命政权成立时的轰闹、混乱、肮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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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支部生活》权的闹剧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的上海，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而忙碌，各派造反力量为了挤进这上海的权力机构而争斗。在100天前，人们刚起来造反时，谁也没有想过夺权，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过几十天造反生涯，造反头头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生活，或者说已经尝到了执掌权力的甜头。是啊，人们在尚不明了真正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民主时，人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顶着各方面的压力起来造反，但是，当自下而上的夺权，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按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授意夺权开始后，头头们脑中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民主意识荡涤殆尽，权力的私欲被挑逗而急速膨胀开来。
   中央可能以为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实际上，他们在这一百天里，一下子暴发起来，已经迅速地腐败，成为权力暴发户，成了新生的权贵。他们掌了权，绝对比不上那些老的当权派，比不上那些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考验的革命家。
   在这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我们红工司的头头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组织又一次被排除在外，已成定局。这样的后果究竟会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王继鑫、郭文美两人是怎样想的，费敏璋和殷庆宝又是怎样想的，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我有时灰心至极，很想退出这场人间的大闹剧，可是真要这么做，老实说于心不甘，唉！还是做我的组织部长吧！可是，有时我却又思想活跃，很想为四十万红色工人切切实实做点事。


   一天清晨，从家中出来，经过一夜在家好睡，我神清气爽，乘在电车上，一路观赏着沿路的标语口号（从马路两旁的标语，可以观察到上海的形势发展），这天窗外掠过的口号都是夺权的内容。
   在这一片夺权声浪中，我十分天真地想，上海的造反派们都在夺权，我们为什么不也去夺权呢？
   夺市委的权？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敢想的，红革会几次夺权都没有成功，我们肯定办不到。记得在我即将去北京的前二天，我召集各分部各系统的头头们来总部开会，我原本的意图是就费敏璋拒绝签字的错误向大家进行解释，说明那天在锦江签字的经过，以求得下属的谅解，要求大家面对外界的压力同心同德，渡过眼前的难关。在我的解释下，人们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没有向我发难。
   不想在会议快结束时，那个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突然窜进会议室来，用他常委的身份，大放厥词，号召大家夺权。他歇斯底里的讲话和提出夺权的号召，使各分部的头头们愣住了。大概“夺权”这一字眼对于我们这些“临兄”太陌生了。也或许大家被他的歇斯底里的形象糊弄住了，人们屏住呼吸在听。这一来，这个草包就更来劲了，歇斯底里更为发作，用更神精质的语言，混乱的逻辑思维，唾沬横飞，要人们现在就跟着他走去夺权。这时，草包的夫人――那个身材丰膄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丈夫的身边。指手划脚地在帮衬着丈夫，仿佛这时的天下已经是他们夫妇俩的，仿佛红工司的总部和组织部的权力已经全部被他们俩夺到手了。
   我对这眼前的闹剧出奇的冷静，似乎在看一个小丑在演一场拙劣的戏，我很厌倦，以至于打起了瞌睡。当我被一阵脚步声弄醒，杨福海嘻嘻笑着告诉我，草包带着人去夺权了。
   去夺谁的权呢？可笑得很，也亏他想得出，去夺党刊《支部生活》的权。我不由大笑起来。我环顾一下，我们组织部的人都在，没人跟他走，下面的头头们只是被他带走了一部份人。我的人都在看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态度――不屑一顾。
   我对剩下的头头们宣布，我要去北京，为了铁路上的情况去北京，尽一切可能利用14次列车的光荣挽回组织的颓势。
   已经时近半夜，不断有人把钱桂芳的“夺权”消息送来。开头二拨人的报告还当正经事来向我报告，后来的几拨人则用嘻嘻哈哈的玩笑口吻来说。前面的人说钱如何劲头十足地带人冲进了《支部生活》，最后来人则说他挨训的那个熊样，听得人们哈哈大笑。我的好奇心被引起来了，要去看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在我的一声招呼下，我们下了楼。
   《支部生活》杂志离我们总部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从静悄悄的马路走入《支部生活》那扇厚重的小门，进门就是平时接待群众来访的接待室，接待室里还剩下七、八个人，居中的就是那个草包，低着头被一中年干部训话。他皱着眉，苦着脸，一声不啃，他那思维混乱的脑子，似乎在努力思索：为什么兴冲冲来夺权，反而被训？他的荣辱与共的妻子站在他身后，一脸的惊恐和不安。
   只听那个干部训道：“我们《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刊物，是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是党内的刊物，你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来夺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钱桂芳竟敢来夺共产党的权！你好大的胆！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到这里，这名干部这发现我们陆续进来的人都是陌生面孔，于是他把话头停住，对我们审视了几眼。稍停，他又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缓和一些，内容也开始转变，把调子降低三格：“革命造反，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的反，你钱桂芳竟造到《支部生活》来了，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大方向错了。”
   这名干部一面说一面还是不断转过脸来揣摸我们，终于，被他看出我是这群人的中心人物，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始终一言不发，看这干部如何发落草包，然而我的身份还是被那草包夫人暴露出来了。她不知怎么，大梦初醒，向我奔来，急急向我求助，要我出面讲讲话。
   《支部生活》的另一干部，从草包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是组织部长后，马上对那位训话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干部的训话内容调子马上又下降三格：“你们红工司是一个临时工外包工的群众组织，我们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同情你们受歧视的地位和遭遇，我们在接待工作中，也不时听到群众的呼声，我们《支部生活》深表同情，尤其是你们在政治上的待遇……。”
   这些话分明是在说给我听，其用意显而易见，生怕把事闹大，想把事件就此了结。此人深谙世故，像钱桂芳这样的草包，可以用大帽子吓唬，但对其他人就未必行得通，他以退为进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后，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有点幸灾乐祸地向神情木然的草包看了一眼，心情十分轻快，微微一笑，转身向外走去，我带来的人也随我向外走。草包夫人慌了，忙不迭地上来叫我，让我救她的丈夫。我笑着说：“由你夫人保驾足够了。”我走到门外，殷庆宝贼　嘻嘻对我说：“这小贼，让他去。想权想昏了头，夺权夺到这里来了。”原来他也来了，站在门口看戏。人们嘻嘻哈哈地在马路上笑了一会，这场丑剧就这样结束了，事后知道《支部生活》借给他几大本《大参考》合订本打发了“草包”，这“草包”在过后的几天以几本《大参考》自我陶醉了一番，还真有点阿Q的遗风。
   我成熟点了么？
   回想到这里，车已到外滩，看着车窗外掠过的市劳动局的牌子，我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真正要为四十万临时工、外包工，即今天的红色工人做一件大好事，主宰自己的命运，何不去夺劳动局的权呢？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我一时为我的想法而兴奋。到延安东路，我转乘71路车，在车上我继续盘算着这件事。到了总部，我带着车上的兴奋，告诉杨福海，我刚才在车上想起夺权，我们应该去夺劳动局的权。
   他听了高兴地说：“对呀！早就该这样做了，你今天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也是看了外面的形势才触发起来的。
   他说：“你们常委是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心想，“讨论？常委们讨论？”我的情绪不由得从兴奋中跌落下来，不由叹了口气：“老杨，你看他们这些人在做啥？他们会想到这些问题吗！真正在做事的只有我们组织部。”
   杨福海看着不无悲愤的我，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对我的牢骚是有同感的，他们也时常这么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停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起来带头，我们支持你，而且也一定会得到下面的拥护。”
   是的，他的话没有错，而且也是真诚的。但我并没有被鼓舞起来，相反，我一想起我们这些常委的所作所为，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上海的遭遇，我对这革命造反，实在看透了，也灰心了，早上的好情绪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人从骨子里就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我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代，错误地进入了这个造反角色里。一开始，我仅仅从我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带着良好的愿望，想象着通过这场革命，使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下，过上尽善尽美的生活。但我这个乌托邦式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随着这场革命的逐步推进，使我看清了它是丑而不是美，也使我从幼稚的革命狂热中冷静下来，认识了我自己，认识了人的灵魂，人的丑恶。我彻底厌倦了。我一声叹，默默无言地结束了我这几小时的、可以被称作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狂热。
   我似乎是成熟一点了么？
   （后来在组织解散后，只有我一人在同市劳动局的吴永法在进行善后工作。一天，我们在回收散失的物资时，他对我在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仍认真地工作，不由叹息起来，他说：“你们常委真不争气：费敏璋拒绝签字，其他几个常委又有生活问题，实在不像样，本来上面有意图，要把你们结合进市劳动局革委会的，……。”他不无惋惜地看着我，半天才说：“如果都像你就好了。唉！全市的红色工人，算是白白造反了。”难道，这就是我们这场造反的真实评价吗？）
   欲进不能想，欲退亦不能。组织部的工作总是要干下去的。
   面对下面的反对派力量，我以响应工总司提出的精简口号为借口，制定了精简各分部、总队脱产头头名额的方案，试图用削减人员的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缩小他们的权力，其真正的矛头指向那些反叛的几个分部，和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纺织系统的分部、兵团之类的下属组织，竭制他们的反叛倾向，限制反对力量的扩大。
   这一举措遭到了下面的反对。我太傻了，也太认真了，目前我们红工的地位，已使总部的权威大不如前，但我却下文件缩减脱产人员编制，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剥夺掉，行得通么？一纸空文能削弱他们的力量么？
   中央解散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1967年2月中旬，我还在苦苦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红工司的时候，2月18日，突然传来了中央的通告――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让我们不知所措。
   所有的常委总算被惊动了，总部见到了他们多日不见的人影。
   全体常委在大队部陈铭声的上海第九印染厂厂里的地下室开常委会，商讨对策。
   我们先对这一通告的全文作了文字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一文件的措辞是含混不清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是理解为是对全国性的组织 “全红总”的，与我们这些同全红总没有组织关系的组织无关。但是，从全文的要求和目的来看，从全国的形势来分析，又完全可以理解为：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必须解散。这一文件使人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它不像法律文书那样用词确切。这种用词含混不清的中央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现在看来是不是上面有意这样措词，用来探探全国势力强盛的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反应呢？这种可能也许会有，但是，中央要直接下令解散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只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更为可能的是，当时许多身居高位的要员本身知识层次很低很低，因此，经常下发让人模棱两可的文件，就不奇怪了。
郭文美，我们的女秀才把中央的通告逐字逐句地推敲，推出她的观点，认为这是针对“全红总”的，我们应不予理会，继续干我们的。她的观点听听也有道理，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实力，凭我们同工总司“并肩战斗”的业绩顶一下，拖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形势，再决定行止。
   我手捧这个通告，也反复推敲。这个通告是有歧义，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央不愿看到有为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临时工组织的存在，更不愿看到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存在，要解散这些组织是中央的意图，这才是文件的实质。就像欣赏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一样，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她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
   我心中又涌起北京之行和一些头头们的丑行给我带来的恶心和对文革的失望。
   这时，我手拿这纸中央通告――这张对临时工组织的“死刑判决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感，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好不高兴啊！
   我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我的高兴，我向大家表明：“拥护中央的决定，执行中央通告精神，解散组织，我们大家回厂去重新做我们的工人，这不是很好么！”
   我用的“解散”这个词刺痛了众人，大家跳了起来，一致反对解散，说文件中根本没有“解散”一词。我说文件是没有用解散的词，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要解散。我的话又召来一片反对声。我孤立于众人之外。
   郭文美圆睁她那美丽的小眼睛，怒斥我背叛了四十万红色工人，出卖了红色工人的利益。
   我反唇相讥：“我不强求大家的意见同我一样，你们要坚持下去，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退出红工司，总归是可以的吧！我也知道你郭文美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为四十万红色工人干了不少事，我交出组织部的大权，由你郭文美来领导，这不算叛卖行径吧？”我最后的几句话刺中了她的痛处，她沉默下来。
   开常委会发生争论或争吵，已是我们的“传统”，不足为奇，我们的会议照常继续。这次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郭文美同我的激烈分歧，这是会议无法避开的焦点，那么其他人的观点呢？
   郭文美的观点，按常规也是王继鑫的观点，殷庆宝明确附和郭的观点，费敏璋这个名义上的头儿，是出名的闷罐子。人们在郭文美激烈的言词下，都一脸的悲愤，都附和不解散的主张，但是又对中央通告噤若寒蝉，不便进行直言的抵止和批评，所以又是一脸的悲凉，只有郭文美转弯抹角地对中央的通告表示了不满。在这样的气氛下，这些平时不干实事，起码最近不干实事的人，似乎成了四十万红色工人的救世主，只有他们才是为红色工人在谋利益，为四十万做了不少好事，现在通告的下达，剥夺了他们为四十万人谋利益的权力，才使他们悲愤难抑。好一派“殉道者”的悲壮啊！
   在这悲壮的时刻，郭文美叙说了她同王继鑫的一段找王洪文的经过：
   匪巢般的工总司总部
   他们两人在接到中央通告后，未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就去工总司找王洪文商议红工司与工总司合并的重大事项。这时的工总司已搬到外白渡桥旁的原苏领事馆内（由于文革中中苏关系恶化，领事馆已经关闭），他们通过人约定在晚上的某一时间同王洪文见面。到时候他俩如约前往。诺大的房子内，灯火不明，墨黑一片，经人通报后，半天不见人出来引见。在等待中，他们只听见工总司内的人员互相用口哨声联络，好像进入了黑社会中黑道人物的匪巢之中，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天下？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的形象啊！两人等了半天，王洪文始终没有出来见他们。
   这时的王洪文怎么会同意我们与他们合并呢？想当初，他势单力薄的时候不得不求助于我们，借助我们的力量，甚至不惜与我拥抱，称兄道弟。如今，他春风得意，气势正旺，而我们则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在中央的命令下，我们该下台了。他有什么必要会见这两个去投靠的人？他还要我们红工作啥？王、郭两人也太天真可笑了，瞒着我们众人欲与王洪文谈判合并，在复杂和卑鄙的权力争斗中，显得是那样幼稚、可悲！
   郭文美和王继鑫二人的心理活动的轨迹可能是这样的：看到通告后，第一步甩开大家，抢先同王洪文联络，如果合并成功，那就是他二人的功劳，可以捷足先登得到好处，在工总司中分得一把金交椅。如果这步棋失败后，就提出召开常委会，对通告“钻字眼”，鼓动大家继续干下去。
   我觉得，继续干下去，简直是火中取栗！
   经济主义有错吗？
   以我当时的阅历和为人，对郭、王两人不可能有如此认识，也不会去把人从坏处想，不可能在情感上同大家闹翻，我们毕竟是“临兄”，我们同受“临兄”的遭遇，我们造反的目的就是不要做临时工。我同他们的分歧，对费敏璋不签字的不满，只是思想方法的不同，就连费敏璋、殷庆宝同宋日昌副市长谈判，本身也没有错！
   经济主义？是的，我们是经济主义组织。为广大临时工外包工们谋利益，有什么不对？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利益，哪来什么所谓的“政治”利益？想当初，我们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不也是为广大工人农民在谋利益？为什么这么声势浩大的“革命”、“造反”，却不能使革命者说出自己真正的、正当的革命目的来呢？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忘了呢？
   只是我们这些头头，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是在有限的、划定的圈子内的“大民主”，利令智昏地起来为自己的利益“造反”了，我们当真了！红工四十万人都当真了！
   我也是一个经济主义者，我们策划和导演的一月五日的人民广场大会，不也是在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喊，要砸烂“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吗？
   现在形势急剧的变化，不能不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继续下去，那将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说明白点，是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那么我们这些头头的下场是明摆着的：戴上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投进监狱！那么，四十万红工，将比不造反还糟糕。理智告诉我，该是收场的时候了。我把我的观点亮出来，要求大家不要再去钻字眼了，坚决执行中央通告的精神，回厂去做工人吧！
   正在争得不可开交时，陈铭声前来通知我们去食堂吃半夜饭，我们这才一哄而散，在食堂里坐下，这时夜班工人已经吃完全走了，在陈的安排下，吃到一顿比夜班工人丰盛得多的半夜饭，这是自造反以来，唯一的一次不用掏钱吃饭的享受。
   饭毕回到开会的地下室，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从精神到肉体，完全散了架，感到从未有过的劳累。真的太累了，造反三个月来，到了今天，从精神到体力。有一种无法说清的累。九十年代初的夏天，北京人风糜一种“文化衫”，印着“真累”两字招摇过市，穿的和看的觉得潇洒和好玩，我不知他们如何会“真累”，想想67年初的我，那才是“真累”呀！
   在地下室里，没完没了的会照常开下去，散了架的我却倚着墙沉沉睡去。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睁开枯涩的双眼，只见满室的烟雾，悲愤激动的郭文美，睁着她疲倦的小眼睛在哇哇讲着什么。我转动一下酸楚的身躯，挪一挪坐得麻木了的屁股。郭文美看见我醒了，便冲着我大喊大叫。我瞪着双眼，半天才听明白，她要我表态是散还是顶。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睡觉，我真厌烦透了，我带着气说：“啥人现在出来表态领头带着干，我一定紧跟，坐牢、杀头就是了。”谁也没有应声，在沉默、难堪中我又沉沉睡去。待我再次醒来时，有人在瞌睡，有人在打着哈欠，有人还在呢喃着什么，有人从外面进来说天已蒙蒙亮了。唉！争论一夜，议而不决，什么名堂也没有。谁都惦得出这张中央通告的份量，谁也没有魄力站出来，敢于说顶下去，我们这些懦弱的人！
   这是最后一次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会议。会议就这样散了，事实上宣告了组织的解体。会后也没有部署解散的具体事项，也没有向外界宣布我们的态度，就这样暧昧地在混、在看、在等。总部里，看不见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费敏璋的人影，他们在干什么呢？
   解放军报记者驾临
   大概过了一、二天吧，我在晚上有了时间，回到我的厂里，向黎伯昂和丁胜成谈起中央的通告，我态度明确：解散！我们把厂里的红工造反队解散！
   丁胜成表示：与厂里工总司造反队联合，并说这大概是下面基层红工造反队的大致趋向。他对解散红工造反队深表惋惜，用各种语言来说服我。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人对生存、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对排除在组织之外，列入另册的恐惧。不过黎伯昂是极力赞成解散的，这符合他的为人和性格。在二比一的情况下，丁胜成提出召开我厂红工造反队的全体队委会讨论决定。（事后队委们全部同意解散，丁才无奈地放弃己见。）
   正在这时，突然乌鲁木齐中路的总部大队部朱力军给我来电话，（在总部的常委中，只有我把我的行踪向值班人员告知，他们遇到紧急事情总是用电话同我联系，尤其是黑夜，所以我回厂时每每接到值班人员打来的电话）朱力军告诉我，有三位解放军来总部，称是解放军报记者，要找常委领导班子的人。在文革中，中央的二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月刊的联合社论就是中央的精神，文革的动向，就是以二报一刊的社论作引导，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也通过二报一刊发表。这些记者是下情上达的桥梁，不能等闲视之，尤其是解放军报的记者。
   今天晚上军报记者驾临总部，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况非同寻常，我很吃惊，马上意识到，他们的到来肯定与中央通告有关。我马上问：“王继鑫、殷庆宝他们呢？”“已派人去找过他们了，不知他们在哪里！”我又问：“到殷庆宝家里去找过吗？”答：“去过了，他家里人也不知他在哪里。”我说：“你再多派几人去找。”
   这时，我感到对方电话里有人插话，同朱谈了几句，稍停朱说：“解放军现在指名要找你，你赶快来吧！我派老陆来接你，这样快一点，解放军已经等了半天了。”稍停，朱力军又加上一句：“老陆已经来接你，你一定要来噢！”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便放下电话。
   这情况太突然，也太重要了，这些王八蛋们藏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背着我又在商量什么了吧，难道他们的行踪连朱力军、陆进雪也瞒过了吗？这些该死的东西！
   陆进雪驱车赶到，我跨上他的摩托车后座，我觉得军报记者来到，而且点名要找我，我倒反而要多请几个常委一起接待。我问毛胡子别的常委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
   摩托车在寂静的马路上疾驰，我的心也在急速地跳动，等候我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摩托车冲进了乌鲁木齐路的总部。
   善者不来
   三楼，我的办公室内，挤满了男男女女的人，有我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纠察大队部的人员。两位年轻的解放军（其中一位戴眼镜）被大队部的一些女同志围着，这些女同志倾诉着自己当临时工的酸楚，两位年轻的军人认真地听着。闻讯赶来的杨福海在同另一位年长约四、五十岁的解放军同志低声谈话。我一进门，人们刹那间静下来。
   杨福海起身，向那位中年解放军介绍我的身份时，三位解放军马上起身向我伸出了手，我们互相握手，客气了几句。那几位女同志又仍像祥林嫂一样向解放军唠叨着，似乎成了一个对临时工制度的批判会了。约摸过了十来分钟，那年长的军官开口了，他向革命群众――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明，今天时间不早了，以后再来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转身向我说：“我们来找你们，想听听你们对二月十八日的通知有什么意见和反映。刚才同志们已经讲了不少，现在想听听你们常委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他们果然是为了中央的“通告”来的。
   满屋的人又安静下来，工作人员们出于对自己的命运的关心，迫切需要知道我们常委的想法和决定，因为常委开会后没有向大家宣布什么决定，他们更把眼前这些“记者”视若神明，似乎只要把临时工的状况讲给他们听，中央就会收回成命，我们就不用解散了。几十双企盼的目光注视着我。那两位年轻的军人马上打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再一次被逼上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需要我在其他常委都不在场的时候立刻拿出意见，我出口的话将被视为四十万红工司群众组织的态度，而且我的话是面对真正的中央派来的人――《解放军报》记者说，如果出现闪失，其责任与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几十双眼睛，面对两位军人随时准备下笔记录的手，面对那位军官似乎能洞察一切的目光，在静得几乎能听得见每个人心跳的办公室里，我刚才在摩托车上跳动不安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临时工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我们遇到的种种不平给了我勇气。一时间，我心中拟好了发言稿。
   我首先谈了我们为什么要造反，谈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谈了我们同工总司的良好关系，渐渐把话题拉向眼前的事上。我说：“我们对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还刚刚开始，对上海陈、曹的批判还没有展开，我们对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泡制的临时工制度还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我们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说到这里，引起一片赞同声。我把话锋一转：“我们对文件的理解还吃不透：这一文件是针对‘全红总’呢？还是对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是不是也针对上海？请你们作一解释。”这一问题是文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文件既要达到目的，又不挑明范围的关键所在。
   我直截了当的提问，引来了讳莫如深的高明回答，戴眼镜的年轻记者回答说：“我们是解放军报的记者，我们今天来是听听你们意见的，刚才大家已经谈了不少，对于临时工制度，文件已经说了，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他回避了我的提问。
   他的回答当然不能使大家满意，引起人们一阵议论。是啊，就拿“运动后期处理”来说吧，实际利益都放到“后期”处理，那么前期和中期是干什么的呢？难道真的只是拉下几个人，换几个人？而且，所有的运动都只有开始和高潮，而没有“后期”，四清”就是这样，谁知道后期是什么时候？（文革果然是没有“后期”的，一直拖了十年，才由华国锋同志的中央班子作出“结束”文革的决定，使文革成了唯一一次有“结束”的运动。）
   那年长的军官严肃地说：“我们对中央命令的态度是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对于中央的精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目光扫视大家，对我更是注视了一会，继续说：“对中央精神暂时不理解也不要紧嘛，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逐渐理解的。要紧的是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这通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坚持执行！”凛冽的目光又对大家扫视了一番，转身把椅子拉得离我更近些，不再理会满屋的“革命群众”，似要单独对我说话。
   我这人没有当过干部，不懂官场的一套，不知在群众前避讳什么，这时，我应该把他领向隔壁的办公室作单独的谈话才对，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
   他见我木知木觉，只得低声问我：“你们常委对通告是如何讨论的？”
   他单刀直入的提问，引来了我的直言不讳的回答：“我们常委对通告已经讨论过，我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文件的措辞来看，我们分析这不是针对我们上海的，因为我们同‘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我们上海‘红工司’是独立的组织，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红工司应该与全红总有所区别。”
   年长的军官打断我说：“前一阵子你们同全红总、总工会搞了一个什么通告？”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搞了三个大公章……。
   这下可好！殷庆宝搞的那份大通告里埋下的自杀性炸弹终于爆炸了！
   我连忙分辩道：“那是全红总的几个人到上海来游说，我们个别人不明真象印制了这份通告，事后我们按照春桥同志的指示精神，收回了这份东西。我们再没有同全红总发生任何联系。我们上海红工司确实跟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
   那军官沉着脸，对我的话不置可否。
   我继续说下去：“另一种意见是：这是党中央对广大临时工、外包工的关怀，党中央已经了解临时工制度的危害，要相信中央会在运动后期处理的，这个文件明确全国的临时工组织都要解散，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上海也不例外，应该解散。不管持哪种观点，我们红工司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坚决听党中央的。“
   两位年轻军人认真记录着，年长的军官一脸的严肃，认真地听我讲。他见我讲完了，对我看了那么一会，然后郑重的问：“你是哪种观点？”
   我心中不由一阵慌乱，我该怎么说呢？但我不得不老实说：“我是主张立即解散，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他紧盯着我又问：“那你们最后是如何决定的？”他的双眼逼视着我，射出一股威慑力。
   室内的空气一下凝固起来，几十人的呼吸也一下屏住，直觉告诉我，眼前的来人是“善者不来”。人们十几年来对于中央的决定能有丝毫的违抗吗？如果我们按王继鑫、郭文美那样的主张硬撑下去，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决没有好结果。想到这里，我一时激动起来，不能让众人吃亏，更不能让四十万红色工人蒙上违抗中央命令的阴影，不能让红工司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赤卫队第二的悲惨下场，我当机立断，大包大揽地说：“我们内部虽然有不同争论，但我可以代表红工司表态：我们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坚决解散。”说完这句话，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那军官脸面的肌肉也“阴转多云”放松了一些，他立起来把我的手用双手握住，使劲摇了几摇，大声说：“这个文件是中央的声音，是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对党中央的指示要坚决执行。好！这样好！”他又摇了摇我的手，随后放下，恢复了我们刚见面时的满面笑容说：“还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
   战备需要别墅？
   真客气啊！还有什么要同我“商量”的？在首长、上级滥用“商量”的时代，解放军有时也不爽快了。我忙请他坐下说。
   他坐下，满脸堆笑：“在虹桥路上有幢小洋楼，我们问下来说是你们司令部在用，有这么回事吗？”
   我竖起耳朵在听，真当他有什么大事。什么，虹桥路上的房子？我倒发起呆来，一下转不过弯，稍定我才明白过来，哦！那不就是我们同杨解泉一起开会，正碰上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们苦苦熬了一夜的那幢花园洋房嘛！我问：“是的，我们在那里有一幢房子，怎么啦？”
   他笑笑：“我们部队战备需要，我们想与你们商量，把这房子让给我们部队使用。”
   部队战备同花园别墅怎么也联不起来，我又不能问什么样的战备，才需要用花园别墅。我脑中虽然这么飞快地闪过这个问号，但解放军的威望马上在我的脑中占了上风，我坚决地说：“战备需要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们一定支持解放军的战备任务，可以！可以，约个时间我们领你们去吧！”
   那军官说：“谢谢！那就不必了，只要你们把你们的东西搬走就行了。”我说：“那行。”
   他沉吟了一下又说：“你们在衡山路上也有房子吧？”我的心猛地振动了一下，怎么？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全部的秘密活动场所！好厉害啊！这不是明摆着在收紧“包围圈”，逼我们让出秘密地点，逼我们收场嘛！什么部队需要，战备需要，这是在限止我们的活动，在向我们发出警告，看来不解散不行了，我庆幸刚才当机立断的表态。
   省得他再问，我干脆地说：“是的，在衡山路1号有我们的房子，在淮海路党校附近也有我们不公开的房子，你们全收去吧。”
   我这样一说，他显得挺高兴：“好！这样做好！谢谢你们的支持。”他又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谈这些吧，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情况，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上海警备区×××，电话×××××――×××
   喔――他们是警备区的人，不是记者！
   我这下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我们是脆弱的跳梁小丑，却整天挥拳跺脚，说什么要对走资派、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专政工具用得着这么张扬么？不用！我面前的解放军，他们才是真正的专政工具。
   不是么？他们一来“了解情况”，我就不得不表态坚决解散；他们一同我们“商量”，我就得把花园别墅让给他们搞战备。
   冷清的总部
   总部开始冷清了。下面各分部的头头们在一阵慌乱后，头子活络的在设法找门路钻营投靠工总司。总部的人呢，树倒猢狲散。王继鑫、郭文美、王英、王伟还是不见人影；殷庆宝、费敏璋也很少露面；大队部的那些“绿林好汉”各投门户，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在坚持看门。“门前冷落车马稀”，往昔的热闹消失了，往日闹烘烘、乱糟的总部，显现出少有的宁静。“常委”中只有我一个还每天坚守在组织部。诺大的一个总部，只有我们组织部的一些人，宣传部的几个人，再加后勤部的会计李衍清抱着他的帐本和单据，坚守着这个行将消亡的“总司令部”。我和杨福海还在“领导”着，在作解散前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拟了几条规定，要各分部头头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房屋、物资的交接工作，不能把国家的物资（办公用品、车辆等）丢失和损坏。
   会计李衍清看不到他的顶头上司“草包”，只能来找我。我安慰他，要他好好保管帐册和单据，请他把这些帐册拿回家保管，不必来总部了，一旦上面有部门来接收时，再请他出来。他清瘦、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凄苦的笑容：“也只好这样了……”他抱着帐本转身出去，又转身回来，指指怀中的帐册说：“我是为了你们几个常委啊，这里进进出出有几万元的经费（按当时的工资和币值，要顶现在的几百万了），如果丢失了单据，今后查起来你们怎么办啊！”

我说：“是呀！多亏你了，我知道，你为这些帐册也吃了几次惊吓了。”我指的是蒋瑞根组织的几次“打砸总部”，他怕单据帐册被抢失落，几次抱着这些东西，东躲西藏，“没有你这么尽心尽力，我们几人以后有得吃苦了，真谢谢你了！”
   他平时言语不多，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我们的财务多亏他按正常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我由衷的尊重他，平时他对我的挑剔，我总是心悦诚服地按他的要求去做，告诫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遵守财务制度。
   这时，他握住我的手真情地说：“常委中只有你是那样正派，像样拚命工作，真正为四十万红工的利益在办事，如果都象他们，我早就走了，我图什么啊？”他讲到这里，动了感情，眼眶湿润起来，哽咽着说：“临时工大家不团结，中央出了文件要解散，今后我们……”他似有很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我和杨福海心中都明白，我们对中央的命令能说什么呢？能评论吗？不敢，连想都不敢想！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他抱着帐册回家，我们就这样凄然地分手了。
   开始几天，我们几人还忙于阅信和收阅电报，还动笔复信，后来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也就看过算了，不再回复。但信件和电报突然大量涌来，就像当初我们刚成立的时候那样多，这些信件大都是华东六省的中小城市的临时工造反组织来的，内容大致一样：对中央通告的理解有歧义，要求我们解答，有的干脆询问我们上海红工司是散还是继续“造反”，他们表示愿意跟着我们干，有的上海周边城市的组织更干脆，愿意在上海红工司的旗帜下合并起来干下去。
   看着这些信件和电文，我不禁思潮起伏。
   夺权怪圈
   从66年5、6月份开始，转眼8个月过去了。当需要夺权的地方由钦定的组织夺权之后，二月中旬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收”的文件。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这八个月看起来是自下而上，风起去涌的“群众运动”，实质是自上而下，按“伟大战略布署”指挥的“运动群众”。运动初期造反的口号对上是针对某些人的，对下是鼓动人心用的。真造反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怕是假造反也不是人人可“造”的，权更不是人人可夺的，只有钦定的人才可夺权。不是吗？上三司（上海的学生组织）夺了一次权，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派人抓了起来（我们的费敏璋书呆子还跟着人去抓“坏头头”），耿金章的二兵团也夺过权，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也夺过三次权，没有一次不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上面不认可！那时的上海，首先没有张春桥的认可就夺不了什么权。可笑的是在这股夺权风的吹刮下，我们的草包司令钱桂芳去夺市委的党内刊物《支部生活》的权，结果夺了几本《大参政》合订本回来，被人当乡下人哄笑。
   现在想想，当时的上海几次三番的演出夺权闹剧，高等学府的学生，工厂的工人都狂热地卷了进去，真心实意地或夹杂着私心杂念地，执迷不悟地或至死不悔地去夺权，一次次地失败而又一次次地去夺，无人去从深处想想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假如站在万米高空俯视地球，这些夺权的队伍大约很像打仗的蚁群吧！
   有群居习性的昆虫如蜜蜂、蚂蚁，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工蜂、工蚁，由于性器官不发育，所以它们只知道工作或者打仗。那么，夺权的群虻是缺少了什么才使他（她）们失去了思考能力？为什么伟大的中华民族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
   张春桥则挑中了听话的工人，尤其是上海的工总司中的王洪文帮派体系，把这些人收拢为自己的帮派山头，打击不听话的其他组织，包括工总司里的耿金章二兵团，又把自己打扮成工总司的恩人。让这些人死心蹋地跟着他，成为统治上海的工具，进而把上海作为向上爬的资本，爬进中央，爬进中南海的权力圈。
   从上海的夺权，可以看到这样的“怪圈”：一开始让充满革命热忱，最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组织去夺权，把死水一潭的形势冲开、扰乱。当学生组织们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的时候，则推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语录，组织工宣队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领导一切，向这些狂妄大胆、意气风发而实际上百无一用的书生发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警告，给充当文化革命“马前卒”的学生一闷棍。当夺了权的工人组织喜笑颜开得意忘形时，再推出最新指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把权力从工人组织中稳稳当当地收回来，再度集中到个人手中。于是，历史转了一个大圆圈，回到原点上。只不过曹获秋换了个张春桥，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阴谋家。哦，还多一个王洪文，这低能的政治流氓！
   工总司送票来
   在夺权后的地方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前夕，需要“开刀消灭”一批为“经济主义”而起来造反的组织，尤其是对势力旺盛的临时工组织，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口庞大的农民――贫下中农组织，防止这些人转向真正的造反。张春桥把临时工称之为流氓无产者，认为其破坏力非常强大，对新生的地方政权――革命委员会有潜在的威胁和破坏作用，所以要统统清除，至少要为以后的新政权消除麻烦。这就是二月中旬一系列中央文件的出台背景。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工总司方面突然送来几张入场券。二十四日下午将在文化广场（这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展开夺权斗争誓师大会”。按理这种由工总司垄断召开，有张春桥、姚文元出场的会，我们是轮不上参加的，那为什么在我们红工司前途未卜的时刻――或者说行将消亡的时刻，特意送来票子，要我们这些常委们去参加，说明这个会议的内容一定同我们有关。
   当我从杨福海手中拿到入场券时，心中不由这样联想：这个会将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一次会，只要张春桥一句话就能致我们于死地；只要一句话也能使我们悄无声息地退出这个舞台；只要一句话也可以让我们体面地退出。在听候“判决”的前夕，我们这些常委们该讨论一下才对，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能争取主动才好。想到这里，我问杨：“王继鑫、殷庆宝他们去吗？”
   杨说：“这两张票子就是王继鑫派人送来的，说是给组织部，他们当然也去。”
   我问：“这几天一直不见他们的人影，他们在哪里知道吗？”他摇摇头。我看看他手中的入场券说：“那就我们两人去吧！”
   杨喜形于色地说：“可以有机会见到张春桥了。”
   确实，见到过张春桥的造反派群众或中小头头为数很少，有过这种机会的头头可以在人前引以为荣。杨对这个会充满了幻想，他说：“要我们去参加这个夺权的誓师大会，很可能张春桥对我们红工司是重视的，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的江青是支持我们的，还为我们流了泪，看来中央通告不是针对我们上海的。郭文美和王继鑫一直这样认为的。”
   我听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唉！死到临头了，还这么高兴地去见将要宣判我们死刑的刽子手。我们工人的头脑是多么简单，多么可爱！我不去和他争论，要紧的是与其他常委们碰碰头，但直到会前也不见他们的影子，我真不知他们在鬼混些什么，看来他们是故意回避我。我只得同杨福海赶去文化广场，进场一看，前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两人只能在后面台阶式的看台上坐下。
   我必须主动表态
   这里集中的人物可说是上海滩上造反派的中坚骨干，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头头，一般的造反队员是不可能拿到入场券的。人们的心绪兴奋，不时有此起彼落的语录歌在会场中激荡，而我却情绪低落。我默默地向主席台上看着，就在两个多月前的12月9日，我们在台上召开大会，我是大会的指挥者，想不到今天却只能坐在台下的后排。一股物是人非的悲凉袭上心头，心中的预感越来越清晰告诉我，这个会对我们不会有利。
   我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的：从走资派的手中夺权后，造反派掌权，成立新的政权，文化革命就要结束了，现在是在收的时候。运动要结束，就要纳入正轨，而我们是被扣上经济主义帽子的组织，我们不是“依靠”的对象，如果我们现在不宣布解散，硬是顶下去，就意味着对抗中央，变成被“专政”的对象，只要在今天的会上张春桥轻轻的一句话，我们的组织必砸无疑，我们这些头头去坐牢，而下面的基层队员必遭到比原来更惨的歧视和迫害，还不如不起来造反可能还好过一些。
   可悲的是这些必定要出现的后果，我们总部的其他头头根本没有考虑过，比如在最后一次的常委会上，郭文美就慷慨激昂，口口声声为四十万红工的利益，要把组织保存下去，根本没有想到对抗下去的后果。不！绝对不能听任他们把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引向苦难的深渊！决不能让郭、王的主意来左右我们！警备区军官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他凛冽的目光在逼视着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的声音在我耳边轰响。尽管感情上难以接受，但理智告诉我，“红工司”是到了该消亡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一股莫明其妙的冲动涌上心头：我个人要左右这个局面，坚决解散！这才是真正的维护红工司的利益，在现阶段唯有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我对杨福海说：“我去后台找王洪文去。”杨不解地问：“去做啥？”我说：“王洪文不见王继鑫，我去找他，看他怎么样？”
   我转到外面，后台的入口被工总司的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不管我怎么说，就是不让进，我只好退回主席台前，这里的保卫人员少得多，我亮出了我红工司常委组织部长的工作证，总算被我一直闯到台口，我对最后一个拦住我的说，我要见王洪文有重要情况面谈。他要我等一下，便上台去通报。
   不多一会儿出来一位人物，就是我曾见过面的王腓力，他傲然地立在台上，问我要见王洪文做什么，我只得说为我们红工司有关中央通告的事要求面见。他说王很忙，不可能见我。那种高傲的态度我受不了，但是此时我不想和他论理，就说：“这样吧！既然现在他很忙，那请你约一个时间和地点，我们再面谈吧！”他傲慢地说：“王洪文很忙，有啥事，对我讲！”他仍居高临下地站在上面，一付不耐烦的高傲。
   我的傲气也被激起来了：“不用谈了，请你传张字条给王洪文和张春桥吧！”他只得点头同意道：“那你就给我吧！”我打开包，取出纸条和笔写起来。他说：“你还要写起来啊？我很忙，快一点。”在他的催促下，我略思索了一下，极为潦草地写道：
   王洪文、张春桥：我们对二月十八日通告已经在常委会上讨论过，我们对中央通告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分歧，有争论，但我们决定，坚决执行，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坚持解散。请作具体指示和安排。落款是红工司组织部长我的名字。我把纸交给他后就退了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杨问我怎样，我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不让我进去，我见不到任何人。”搪塞了过去。
张春桥的讲话
   大会终于开始了，照例全场唱东方红，唱语录歌，接着是打倒和万岁的口号。
   这时的王洪文的地位尚不明确，仍然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今天的会上还只是陪衬，会议开始后，先是姚文元简短的发言，后面是张春桥的长篇发言，会场中不时有雪亮的灯光扫来扫去，这是电视摄像机在转播今天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台向全市播放。各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革命群众集体收看。（六七年，电视机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只有工厂、单位才有电视机。在文革中全市性重大会议，经常用这种形式实况转播，集体收看）
   张春桥的发言，不时被狂热的造反队员的掌声和高昂的口号声打断。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成了中国的大红人。他的发言中不时插进诸如此类的话：“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向我们说……”，“毛主席还说……”，“所以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讲……”，后来干脆说：“主席说……”，“他说……”。张春桥的这些语句给人一种印象：他经常与毛主席在一起共商国事，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当然，在1月底，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张仍屹立在中央和上海的显要位置，就已经提高了他的身价。因为那时在文革中从中央文革的组长陶铸到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中央的老一辈人物，凡被红卫兵小将点名炮轰的，全被掀翻而无一幸免。因而，张春桥的存在就说明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聆听这样一位从伟大领袖身边来的人作报告，热烈的掌声和狂热的口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张春桥的那次讲话很讲究策略，听得出经过了精心的推敲。我听了以后，经过脑子的“翻译”和重新表达，就成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夺权，该是什么样人夺呢？你大学生红卫兵不能夺，没有我认可的工人组织也不能参加夺权，就是夺了，我也不承认，要由我认可的人和组织组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支左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才能夺权。他特别强调：“主席那个时候就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领导城市一个市，还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那天就说，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主席甚至于讲，我看当个系主任也不行”。
   张春桥用毛主席的话排除了学生，那么再要排除谁呢？三结合之一的老干部是要的，像陈丕显、曹荻秋只能是打倒的对象，当然不能结合，老干部中听话的马天水是要的；工人组织呢？要听话的谪系，那只有王洪文了；其他的杂牌要清除，就连工总司中的耿金章之流也要排除在外。
   大谈夺权后，第二个问题是扫清夺权道路上他认为来抢“果子”的人。这当然要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来压人，他说：“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几天陆续发了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机要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
   他明白无误地用了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概念，怕我们钻字眼顶着干（就像王继鑫、郭文美那样对文件的理解），他在谈了小学中学的情况后突然话锋一转：“这些文件，里边象‘红色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执行。”
   好了！再明白不过了！我们的确只有解散这一条路可走了。他特别用了“红色工人的文件”，这只能是指我们，北京的“全红总”是不用“红色工人”这一称呼的，用临时工、外包工和“红色工人”名称的，全国只有我们上海。
   当初，我发明这个“红色工人”名称的本意是为了既有别于工总司，又强调临时工外包工也是工人阶级。想不到“红色工人”成了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的专用名词。名称的改变，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尽管我们提出的口号和行动纲领是与工总司并肩战斗，并的确给予了工总司很大支持，我们也努力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步署，努力做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但今天被“春桥同志”轻轻的一句“红色工人的文件”就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否定了，轻巧得就像掸掉衣服上的一根头发一样。
   好在张春桥只是这么轻轻“点”了一下，没有用刺激的语言。我想，他心中必然明白，我们在他眼里固然是“杂牌”军，但毕竟是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组织，所以还是给点不明不白的压力，让我们自动解散，否则一旦闹起来也够麻烦。所以，他虽然在后面的讲话中又批了不少其他的杂牌组织，像什么上山下乡的知青组织、农民组织、支内职工的组织，连因为公墓被掘而组织起来的组织都被一一点到，就是不再涉及我们红工司。我不知道我递上去的纸条他看过没有，是不是看过以后，他有意高抬贵手，让我们下台后的日子好过些？
   移交陈其炜的房产
   张春桥的一句话，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再也没话可说，只得同意解散，一切烟消云散，真正的树倒猢狲散，所有的人员一哄而散，在以后的几天里，总部已经没有人管了，殷庆宝同王继鑫商量后，在那间堆放抄家物资的房间门上贴上封条，拉上我们几个常委一起在上面签了名。实际上，这间房的房门钥匙，就他们两人有，我一直小心从事，有关财物的事尽力躲着，没有牵连一身轻。
   接收的单位没有来，我们由殷庆宝安排，轮流值班，我同马仁来被安排在最后一夜，那天我准时去了，在五原路口的一家熟食店买了几样菜（其中有骆驼肉，我称了半斤），又买了一瓶黄酒，我们俩人在冷清清的总部中，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喝不出味来，话也说不多，在悲凉的气氛下很快就喝醉了，倒头就睡，天亮一醒就走。
   这是我在这幢房子最后一次过夜，几天后的三月六日，我厂内的造反队通知我去这幢房子办理抄家物资的移交手续。
   这幢房子原来的主人叫陈其炜，广东人，是在上海做房地产的资本家（我曾在顶楼的房间中看到一整箱的房屋设计图纸，可见其当初生意做得很大），大概在公私合营的1956年，他或者他的子女安排在上海房地产系统的乍浦路房管所工作，所以今天这些财物由乍浦路房管所来清理，他们通过组织系统，逐一通知了在封条上签字的每一个人，要求到场一起清理。我按时赶到，而我十天前的“同僚”们却一个没来，时间过去了一小时，仍不见他们的影子。心中无鬼的我老实奉召前来，家离这里近的咫尺的殷庆宝却不见。那位房管部门的同志等不及了，只得决定开封条进去。
   在清点中我算开了眼界，有一架小巧的屏风，是红木的，每扇屏风都是用翡翠、玛瑙制作的古代仕女图。各扇屏风的仕女图可单独成画，屏风拉开又连成一个整幅画屏。这大概是古代官宦人家深宅内院的妇女生活图，栩栩如生，真太美了。他们请来了广东路文物古玩市场的内行来鉴定文物，据那老人介绍，这是明朝年间的文物，价值连城，是他向我指出那是翡翠，那是玛瑙，用这些东西镶嵌成浮雕式的画，那老人说，这样的文物是极罕见的，传世不多。
   我端祥着这架屏风，突然想起，在北京红卫兵抄家时，怎么没有把这架价值连城的古屏风砸碎呢？这不是名符其实的“四旧”吗？我想大概这些红卫兵也被这幅艺术珍品迷住了，这些古代美女让人下不了手，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
   清点结束了，要我在一张清单上签名。签就签吧，反正在场的人都签，我心里踏实得很，怕什么。在一式几份的清单上逐一签过名后，他们也给了我一份。
   现把这份清单中的文物部分抄录如下：
   1.古屏风4扇（长形） 2.古屏风2块（横形）
   3.文物橱1只 4.磁器2件
   5.木座3只 6.木盘1只
   7.景泰蓝盘子1只 8.茶蛊1只（大清乾隆号）
   从这张清单看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文物物橱是一只极为老式的衣橱，那么，原来有没有与此配套的家具呢？
   二、三只木座本身是精美的文物。那原本在上面放置的文物必是更为贵重的文物了，文物呢？
   三、茶蛊只有一只，按说应是成套的，不可能只有一只
   从这张清单看，上述文物是残留下来的小部分，其余的文物在哪个环节丢失了或砸烂了呢？
   文革抄家，使文物流失或灭失，从这可见一斑。
   2月24日大会后，总部解散，大约在月底吧，我们这些总部的常委被通知到市工人文化宫去接受审查。
   接受第一次审查
   这一天终于来了！
   对我们审查的组织名叫“反对经济主义总部”（经济主义的帽子从开头一直扣到解散），这是刚组成的一个专对解散组织进行财务检查的机构。他们令我们到工人文化馆接受审查。我们一伙在门口碰头后，一起上楼。那些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把我们似俘虏一般对待，他们把我们赶到一间堆放杂物的大房间内，把积满灰尘的桌椅拖出来，让我们这些“俘虏”坐在屋中一角，令我们写坦白交待书。
   这时，我们尚假四十万红工头头的余威，对他们的吆五喝六，狐假虎威不予理会，以郭文美、殷庆宝为首，谈笑风生，神侃海聊，逍遥了几天。而李衍清拿着帐册在另外的地方同他们一起查帐，经过几天的检查，结果是我们在财务上无可指摘。
   这不能不归功于李衍清！是他严格把关，建立了一整套正规的财务制度并严格遵守。这恐怕是在上海的造反组织中绝无仅有的吧？
   最后一天，要结束这白天软禁生活了，这些检查人员不得不说，我们的帐目清楚，没有违反财务制度，没有乱花钱。他们原先认为我们至少在报销“误餐费”上必定有问题，想不到我们报得极少极少，这点完全出乎他们意外。因为其他组织在这上面是一个大漏洞。他们还悄悄告诉我们，工总司的帐目才混乱呢！
   听到这么几句话，心里有一种阿Q式的快感：你工总司算什么？
   现在想想，文革中的造反组织，是一种“胡作非为”的组织，但不是所有的组织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胡作非为（比如，我们红工组织在财务制度上的守规矩），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是什么力量促成的呢？要知道，文革中没有一个文件是要求组织要建立财务制度的。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
   这一百天的造反生涯结束了，我重新回到工厂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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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骨子里不是造反派
   人的命运实在难以捉摸，一星期前我还可以调动数以十万计人马，做前呼后拥的造反头头，一夜过后，我手中的权就被剥夺了，接着做了几天快乐逍遥的白天“囚犯”。我从工人文化宫接受审查出来后，就立即回厂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当我重新站在平洗车的出布岗位上时，似乎感觉我昨天还在生产岗位上，一百天的辉煌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过去的一百天里，我隔上一段时间回厂，总有不少人围着我，而现在只能顾影自怜了。看来人的价值也是“随行就市”的。
   我的顶头上司带班长――一个老泰兴，人称“大梦”的老好人（因为他口头语好用“别做大梦”来告诫工人要认真工作，一天不知要说上多少句，故大家尊称他“大梦”）。我向他报到，说我回来了，请他安排工作。
   他笑了起来：“别说梦话喽。”一口浓重的泰兴话。我说真的，旁人也证明说这是真的，他才点点头：“回来好，回来好。”遂把我安排在原来的岗位上。


   现在，我满耳是轰隆的机器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眼望流不断的从头上飘下来的灯芯绒布，晃若隔世。
   这时的上绒厂，大权已经被工总司造反队夺下，上从党委书记厂长，下到车间支部书记主任，全部“靠边站”，（靠边站是指当时的当权者――党政领导人从权力座位上下来，交出大权，这是从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一位排长的口头语取来。）上上下下掌权的人物都换了马，现在掌权的头头们，其中的有些人，平时的所作所为和人品是令人摇头的。（我们车间的造反队头头，就是原来被我口诛笔伐的人物。）他们在忙于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大会，批党委书记，批政治部主任，批车间支部书记。
   说来我这个人也真是“贱骨头”，当我看到现在掌权者们的“胡作非为”之后，我又不安份了，我头脑中受共产党教育的正统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我要为当权派“靠边站”后被批斗的过激行动鸣不平了。剖析我自己，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正统的思想始终左右着我的行动，在我的一百天的造反史中也处处可以看出，我无所谓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我只是一个受共产党传统教育出来的信徒，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其根源是由于我的不公平的遭遇。但我从心底里却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为了建成一个真正的完全按毛主席教导的、完美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不公正，一切为人民服务。
   这时的我认为，让现在这些人掌权是破坏了党的领导，是坏人掌权，不能让这些人掌权。相对来说，我在感情上同“靠边站”的人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批斗会上大胆地指责造反派头头。当然，要指责他们，就要有政治依据，要有“武器”，“武器”是简单的，首要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譬如用得最多的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也不是党的领导。另一个“武器”是当时的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对这些社论认真读上两遍，用有关的段落和提法，再结合本厂的情况 ，来指责他们，打击他们。譬如，用：“党的干部95%是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用来保护我认为要保的原当权者。虽然批斗会上只有我一个人唱唱“反调”，但往往由于我这么一冲，再有人附和，气氛就被我破坏了，要么草草收场，要么不敢为所欲为地批斗。
   我不光是在批斗会上发言，在会后，我经常铺开白纸，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仔细回忆会议过程，抓住某一头头的一言一行，用大字报，上纲上线，大批这些混蛋。
   我在工总司造反队一统天下，夺权在手的气候下，用大字报公然称他们为混蛋头头，其轰动效应是震动全厂的。当然，我注意立论牢靠，用新出的社论来武装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记得我用了一篇当时出的社论《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来打击他们，打得他们那个痛啊！他们原来是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挨整的人，他们的造反动机可能就是因为吃了四清运动的苦头。而现在中央却突然出了这么一篇社论，太好了！立刻被我装在“枪膛”中放了出去，我用大字报称他们的造反是要推翻四清成果，为自己翻案，完全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这一棍把他们打闷了，他们暂时不敢开什么批斗会了，在群众中威风扫地。
   我这种毫无顾忌的冲杀，虽然痛快，但是，结下了仇恨，为他们日后报复播下了种子。
   垂死挣扎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我特别惦念红工的群众，惦念这几十万失去了组织依靠的队员们，也惦念着各基层组织的头头。
   组织被解散，总部被接收，心灰意冷的群众大多数成了“逍遥派”，好多队员什么组织也不再参加。有些活动能力强的，不甘寂寞，投到工总司麾下，但是，在后来工总司的“内战”中，他们却成了牺牲品，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挨整了一段时间。
   解散以后有没有掀起一点“浪花”的呢？也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卢湾区的红工分部人员，他们活动能力特强，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他们摇身一变，进入了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还似乎掌握了该区的宣传大权，他们把红工司的《红色工人报》与工总司下的《卢工造反报》合并，改名为《无产者报》，报的版面和内容，简直就是原《红色工人报》，在三月九日的这期上，竟然发表了一篇《红色工人报告别读者》的文章。
   他们在文章的开头，对于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的态度是这样写的：“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红色工人的各项有关问题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我们全体革命的红色工人应该坚决响应，坚决贯彻这项文件，不折不扣地执行并做好这项重大的工作。”
   这些“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坚决响应”、“不折不扣地执行”等等的话总是要说的，就象大臣在跪接皇帝赐死的毒酒时，必定要说“臣领旨谢恩”一样。
   接下来，文章把《通告》之后，各单位辞退大批红色工人，乘机对红色工人进行阶级报复称之为是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以及假冒革命组织名义的人的垂死挣扎。
   错了！可怜的同志们！我理解你们如此措词，但这决不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或假借革命组织名义的人之所为。走资派、牛鬼蛇神早就被踩在脚下了，也没有这么多人“假借革命组织名义”，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御旨”的力量。实际上，垂死挣扎的正是你们，正是我们。
   虽然他们改头换面，利用工总司的外衣，顽强地坚持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用最左的语言和赞美伟大领袖的词藻作掩护，揭露一些对红色工人歧视迫害的阴暗面。但这些人搞的时间不长，不几天就被“溶化”了，失去了他们的笔杆子。王洪文和张春桥是不会容忍红色工人的存在的。
   卢湾的这些红色工人，他们原是反对总部，与总部闹独立，另立山头的帮派团体，到了组织解散后，他们在工总司的旗号下继续为红色工人说话，其勇气可敬可佩。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人的帮派思想还继续存在，在该期报纸上同时出了一篇“揭发红工总部一小撮常委的罪行”的文章。文章以整版篇幅，揭露了所谓常委们的罪行，内容大多是失实的，偏激的，有些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夸张了的事实，有的纯属造谣。这种兄弟相煎文章的出台，其效果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口口声声为红工利益，但并没有大局观念，而是为他们小团体的利益，为小团体的头头们出了一口气，一口受了殷庆宝排挤打击的乌气。
   在我厂里，我这保皇的角色一直在做下去，我不断有大字报贴出来，抱着一种轻松的、近似于游戏的态度，不断攻击造反队的批斗和和他们的行为，在这种笔墨游戏中，我一直处上风，一种胜利者的自我陶醉，使我出足了风头。
   而这时的三、四月份，上海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委已经全部靠边，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在执掌着全上海的党政大权，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已经全面瘫痪，工总司成了一统天下的掌权组织，从市革会到各区革会，到各系统、各基层，全部由造反队掌权。
   但是，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外。
   雄踞上海东北角的上柴联司和支联站
   这个例外是上海柴油机厂。
   有着上万名员工的上海柴油机厂，雄踞在上海东北角的军工路上。这时厂内有两派组织，对立严重。一派“上柴联司”在与工总司挂钩的过程中，不知何故，失去组织关系，没有隶属于工总司，后来他们就自成一体。而另一派“上柴东方红”却挂上了工总司的组织关系。据说“东方红”里干部较多，被大家视为保皇派，群众基础不及“联司”，但既挂上了工总司的关系，就得了势，两派的内战最后打到社会上，互相张贴和散发大幅标语和传单。
   上海市民中普遍支持联司，并且形成了一股支持和同情联司的力量。这里面是不是有对弱者的同情呢？也许有。
   我很难说清上柴厂两派组织争论的问题究竟谁是谁非，仅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联司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得极好。一个万人大厂中的一个组织，能在大上海铺天盖地张贴大幅标语，是很了不起的，给公众的形象，它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反资反路线的英雄。广大市民从文革开展以来，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对官僚主义痛恨不已，对曾受过当权派压制、甚至镇压的造反派比较同情。但市革会却表态支持工总司属下的“上柴东方红”――实质上的老保组织，这样，市革会、工总司就站到了全市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不是有对造反队夺权后的失望心里呢？或许有。
   人们有了支持联司的思想，上柴联司就有了群众基础。然而，掌了权的，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稳固，必然要压制这全市仅有的一个反对派――这个同工总司一统天下相比起来，似乎是徽不足道的反对派。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压制反而进一步激起了市民对上柴联司的同情和支持，对市革会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而这时又有一部份人，由于没有挤进造反队夺权的行列，促使他们转向联司。于是，在上海，各种同情、支持联司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股支持联司的政治风暴，各区各工厂，支持上柴联司的组织纷纷成立。以上海某汽车配件厂的陈卜昌为首，组织了全市性的“支联站”――上海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各工厂的支联站组织纷纷向陈的大旗靠拢。当然这些组织一出现，就遭到工总司的压制，但压制又强化了市民的造反心理。――上海滩，一个个“真造反”的组织揭竿而起。
   这时，上海的临时工和外包工们，却在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被大量辞退，在这生产萎缩、乱遭遭的时代，哪里会被及时重新安排工作呢？这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生活的艰难。
   我关心上柴联司的命运，市民对联司的热情支持，支联站的出现，激荡着我的心扉。我收集上柴联司的宣传品，了解上柴厂的文革情况，有意在厂里建立支联站组织。而“临兄”们的命运又让人揪心，这时殷庆宝和王继鑫几次三番来厂拉拢我，要我为“临兄”们出力，重拉队伍。我考虑后认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局限在厂内小搞搞，决定随殷、王去重拉队伍。

当我刚要离厂时，厂内一名“临兄”叫陈鹤鸣的来找我（我不认识他，由黎伯昂引来见我），随同来找我的还有电气间的一名电工、布机间的一名机工，他们开门见山要我出面，以我的号召力组织我厂的支联站。我告诉他们，我去意已定，无意在厂内搞支联站，但我可以帮助他们开个头。于是我拿出一些联司的宣传品给他们，又把其中的一张铅印的传单贴出去，下面落款写上“上绒支联站（筹）”，让全厂人知道，这支联站是我支持搞的。余下的具体工作让他们去作。我毅然离开工厂，重新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6743秘密据点
   我们这次的活动，称作“重拉队伍”，而不称作“造反”。这一称呼不知是谁定下来的，反正在这一圈子里，大家约定俗成。“重拉队伍”倒也很形象化，像土匪被打散后，重新聚集。美化一点说，像是共产党游击队，打散后，再聚集。
   王、殷他们活动已有多日了，他们从管帐的李衍清手中得到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就是李在1.13事件后不断的“打、砸、抢”，怕在反对派砸总部的行动中，失去帐册，在愚园路67弄43号设立的秘密地点，把帐册隐藏在这里。这间房子只有李衍清一人极为保密地使用，故总部解散后，没有被收走。想不到他这个举动非但保存了完好的帐册单据，使我们安然通过了市革会的经济审查，而且又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活动场所。
   这是在静安寺闹市附近的一条新式里弄，我们占据了二楼东面的一间，西面的一间还是房主人即资本家夫妇使用，在北面靠西的二间下房被一学生组织占据，紧靠北面的墙外另一幢花园洋房是湖北省驻沪办事处。楼下的房子一间被封掉了，这是抄家时被红卫兵封掉的，另一间为房主人的起居室，下房是厨房。我们进出就走东边的门，南面的门是不用的，一直关着，南面的正门要通过小花园，才能进入楼下的房间。因为楼下的一间被封了，另一间为资本家使用，他们也是走东面的门进出，所以我们谁也没有进入过下面的花园中去。这幢花园洋房的西面是相连的同样式样的邻居房屋，邻居间花园之间相隔的是很矮的砖墙。我看了看环境很是不错，闹中取静，很像是搞地下工作。我就提出把这个活动据点称呼为6743，这是从67弄43号定下来的，这个提议被大家接受，6743的名称一直用到我们滚蛋。
   在下房有个学生红卫兵组织，他们扯起了一面红卫兵的大红旗，每天有不少学生来来去去，吵得我们不得安宁，后来他们不知从那里搞来一套扩音器，整天不断地念语录，念他们的什么文章，播放革命歌曲，吵得厉害。我冷眼观察下来，这不是一个什么正宗的有势力的红卫兵组织，活动的主要人员就是一个人，其他的人看来是附近的中学生，有的女学生还那么天真稚气，相比之下，这个人就要比他们大好几岁，不太像学生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姓连叫树雄）。我们请他不要这样闹，他却口出大言，要我们“滚他妈的蛋”，照样每天开他的播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台现在开始播音……”。你看，他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别看他一杆大旗几个人，谁也奈何不了他。我们恨得牙痒的。
   概说红卫兵
   真有必要把当时上海的红卫兵组织说一遍。那时上海的红卫兵最大的组织是红革会，响彻上海乃至全国的红革会，组织了1月28日炮打张春桥和4月12日的第二次炮打，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炮打后，开始走下坡路。还有一个组织是“炮司”，用了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做名字，这是一个人员不多，但战斗力很强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是“红东北”――上海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因其活动在上海的东北地区，故称“红东北”。红东北的头头之一就是日后响遍全国的金训华。他瘦瘦的身材，黑黑的脸，身穿一身旧军装，腰束一根武装带，背挎一只洗得已经发白的军挎包，头戴军帽，帽沿下一双有神的眼睛，透出一股英俊之气。有天他到我总部来，对我们红工司被排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甚感不平，但他表示无能为力，这青年一身正气，有正义感，对我们临时工的遭遇深表同情。金训华在文革的烈火中被锤炼成一个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后来他带头在“上山下乡”中去了“北大荒”，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的壮举中，被无情洪水卷走牺牲，追认为烈士，中央号召全国的红卫兵、学生“向金训华学习”，画家创作出一幅油画，画的是金训华在与洪水搏斗的场面，这幅画的构思和主题被江青捧为文艺革命的方向，也成为全国的文艺界，尤其是画家学习的方向和样板。
   既然在上海市区的东北方向有“红东北”，那么，相应的还应该有“红西南”。“红西南”的确有，但知名度及活动能量，远不及“红东北”。
   北京有一个首都三司，上海学样，有一个“上三司”，在夺权中被工总司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砸掉了，上三司的头头成了坏头头。
   还有一个臭名昭箸的组织是同济大学的“同济东方红”。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上海人谐音称它为“投机东方红”，但因保张有功，挤进了市革会，分得一杯羹。
   以上这些组织是上海有一定影响的大组织，至于各学校“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什么什么组织，多如牛毛，三、五个人凑在一起，从毛主席诗词中抄一个响亮的名字如“千钧棒”、“云水怒”、“风雷激”、“从头越”、“追穷寇”、“百舸争流”、“鹰击长空”等等，再发一个宣言，做一面大红旗，一个组织就出来了。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一个组织，他可以叫“独立寒秋战斗队”。也有些大学里的组织名字起得神秘而恐怖，如“契卡”，那是苏俄秘密警察的名字，听起来瘆人。多如牛毛的组织互相打内战，争论不休，互贴大字报，国家的纸张、教师的血泪、他们的青春同时被消耗掉。
   我曾在长宁区看到一个组织，叫什么“驱虎豹”战斗队，只有七、八个人，胆量却惊人，不知他们是偷还是抢，搞来一辆小吉普，横冲直撞，一身流气，今天找准一个目标去抄家，明天就上馆子大吃大喝，开着车子去游苏杭，钱用光了，再换一家去抄。当然，这样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成天打家劫舍的红卫兵组织是极少、极少的。
   在我们眼皮底下的连树雄，就是一个极不正规的只有十几个人的红卫兵组织。一天，他的底细被我们摸清了，他不是什么学生，而是普陀区清洁管理站的一名临时工！他冒充学生，把附近学校一些学生召拢来，自己立为头头，并不断地“招兵”，欲成立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这一个骗子！
   赶走小骗子
   大家就推王继鑫和我，找他谈，劝他不要这样招摇，把这些学生散去，并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却傲慢地提出，由他做头，要我们听他的。这个狂小子，算了，由他去吧！
   不料，有一天他竟带着几个人，声称是奉了市革会的命令，要我们解散滚出去。我不由大怒，拨出拳头，把他痛打了几拳。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学着革命电影中英雄的样子，慢慢倒在地上，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又装模作样地对他的几个同伴说：“你们要誓死捍卫毛主席，你们要记住，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然后头一歪，假装昏死过去。真恶心！我心中明白，要害部位一拳也没有打，能死吗？真他妈的！
   他装死倒也讨厌，我指指扩音器对王继鑫说：“把这吵人的扩音器砸掉算了，看他是真死还是假死，砸坏了看他拿什么去还给人家。”因为我曾听说，这东西是连树雄这小子向什么单位借来的。王继鑫就故意吆喝起来：“把扩音器从楼上扔下去！”这一招挺灵，这家伙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扑向扩音器，把铁壳的机器抱在怀里，王继鑫故意去和他争抢，他护着机器夺路而逃，我们就顺势把他的东西都扔到外面，他带着人，拿着东西落荒而去。
   好了！他的这间屋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我高兴地收拾打扫屋子。郭文美说：“你火气怎么会这样大，我真怕呀！万一真的打坏了怎么办？”我笑起来：“我又没打他要害部位，只是打了几拳在他的肩上和背上。这个冒牌反倒要赶我们走，不这样对付他，难道真要我们走吗？”
   王继鑫得意地从口袋中摸出一只电子管：“这家伙抱着扩音机时，我假装和他抢，顺手拨了一只管子出来。”他顺手把管子望垃圾堆一扔，大家哈哈哄笑起来：“这只扩音机响不起来了，看他还怎么嚎叫！”
   这个骗子被我们赶走后，清静了不少，我们开展活动也方便了，不再怕被人知道我们的内幕。
   红工群众向我们聚拢
   我们在这里活动的消息很快在红工中传开。我又通知原来的各分部头头召开会议，当然这些人的名单，我事先经过研究，把认为靠得住的，能积极工作的找来。我想依靠这些人，利用原来的组织层次，以便重拉队伍的活动可以较顺利地开展。
   对于那些原来是反对派的人，我没有派人去接触，但蒋瑞根还是找上门来了，他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表白了一番，说过去的事错了，不该打内战反对总部，没有团结一致，造反失败了，他要求我们收他下来，一起重拉队伍，他的表演确实打动了郭文美的心，但我和殷庆宝很冷静，对于蒋瑞根一直冷淡待之，既不推他走，也不安排工作，把他冷在一边，所以后来他觉得无趣，渐渐来得少了，最后不再来了。（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的心胸太狭隘了，没有既往不咎胸怀。这也是“草头王”们的通病，我们无法做到毛主席统一战线的气度。）
   经过几次召集，我们终于把各区的头头全部联络了一遍，在这基础上，我还在杨浦区的一些大厂中活动，暗暗联络原来的基层头头和积极分子，不过，我们之间的联络还仅仅停留在这些头头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就不能把他们捏起来，工作也只能限在联络而已，特别是对于一般的群众，如果没有一个组织，他们只能是观望，不能期望他们做什么。
   那么，把原来的红工司大旗扛出来？
   谁也不敢！起码是时机不成熟，只能招致失败。原来我们可以高呼口号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但现在是毛主席批准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在掌权，你能造反吗？有几个脑袋？浅显的道理谁也明白。经过不言而喻的讨论，我们把组织的名称定为：“上海市批判两种劳动制度联络站”，以批判刘少奇这个名正言顺的面目登场。
   我们以原红工司宣传部中姓姚的工作人员为主，由他负责，出了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小册子，散发到我们的群众中去。在小册子中，我们把刘少奇历年来在各地的干部会议上和视察各地时的讲话中有关使用临时工、合同工的言论，选编出一些最“有问题”的话，一段一段地摘抄，不加我们任何观点，仅在封面点明我们的意图：刘少奇推行的两种劳动制度究竟是什么货色？并且画上一幅漫画：一只巨手握一枝巨笔，对准刘少奇的大鼻子，而刘少奇手脚朝天被批判在地。就这样，我们以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合法身份，从地下转到半公开的政治斗争中。

（在红工司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些刘少奇详实的言论材料，还不知道有这些材料，只朦胧知道临时工制度是刘少奇搞的，文革进行到这时，市劳动局的干部也造反了，把这些刘少奇历年有关用工制度的讲话，作为大批判资料印发出来。）
   接下来，我们租借了长宁区工人俱乐部的剧场，召开了一次批判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的大批判会，我们把入场券分发到各区的积极分子手中，一千多人的会场居然坐满了。他们大多是抱着希望来的，以为我们要正式拉起大旗，也有些人是抱着看一看的观望心理。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大会的发言内容，全是空洞的小心翼翼的判刘文章的照读，而且对我们原来红工司的往事只字不提，绝不涉及一些诸如重拉队伍的实际问题，我们这些头头也不在台上照面，直到最后也不见王继鑫、郭文美的影子。这样一来，对群众的热情反倒是泼了一盆冷水。我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开始看到坐得满满当当的人很感欣慰，但随着与会积极分子情绪的低落，我的心也逐渐冷了下来，最后批判会就冷冷淡淡结束了。
   我上台和工作人员默默地收拾东西。昨天晚上大家布置会场，写标语，拉横幅，热情高涨，有说有笑，干得很晚也不说累，而今天却沉闷得很，我也非常的失望。
   原先在计划这个大批判会时，王继鑫把领导班子明确了一下，我、王、郭、殷四人退居后面，公开的班子为朱力军等原来几个总部的工作人员，再加上一个满头花白头发的刘俊。朱力军和刘俊两人非常高兴，他们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次大批判会的组织和安排，全部由郭文美和搞宣传的一班秀才们写大批判稿。至于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有什么行动安排，没有明确过，谁的心中也没有底，谁也无法预料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我再次被他们推了出来。但我对于这种形式的重拉队伍，信心并不足，积极性也不高，我心里想的是另一步棋。
   我想的另一步棋
   这时“支联站”的气势咄咄逼人，联司和支联站已成气候。我的观点完全倾向于上柴联司，我非常想同上柴联司、支联站联合起来，在大联合的过程中，拉起我们的队伍。我不赞成郭、王热衷于批判两种劳动用工制度和急于去维护临时工的利益。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两点突得太出就仍然会被人们、特别是被“上头”认为是“经济主义”组织死灰复燃，那样就失去了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最后又会被迫解散。如果组织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当前，用能够存在的红工拉起队伍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大概可算是我们之间的“路线斗争”吧！
   然而，郭文美认为这个会成绩很大。她陶醉在这微不足道的“胜利”之中。她以我们这个圈子的中心自居，经常把我们的聚会约到她的家中。她的家住在49路到底的东安新村。柯庆施在上海时，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迁居到东安新村，名为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这里的新村比我们杨浦区的新村要安静得多。我们常在她家聚会，由她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论。她拿出在安庆日报当记者时的文章剪报给我看，又告诉我，她的一些写作技巧是师承《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我经常看到她与王继鑫在呕气，见我来了，就马上装着什么事也没有，与我谈笑风生，有意把王冷在一边。有时看去大概他俩刚大吵过一场，郭一时还不能“若无其事”，她就沉着脸，吸起烟来，连我也一起被凉在一旁。
   郭文美的家中就她一人，我从未碰见过她的丈夫。据她说，她的丈夫是吃体育饭的，参加“上体司”造反，与丈夫感情不和，在闹离婚。他们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还没上学，小孩放在新闸路的外婆家。有次聚会我去得最早，我不识时务地问起她丈夫在哪里，怎么我从未碰见过？这个问题大概触到了她的伤心处，她竟幽幽地哭泣起来，哭得那样惹人同情，也就在这时，我才发现她还有女性共有的柔弱，一反她平素争强好胜的样子。平时她自称，喜欢吃政治饭，要搞政治，做一个女政治家，活脱一个女强人。现在面对哭泣的她，我不知所措，进而害怕，如果这时殷庆宝等人闯进来，他们会怎样想？
   似乎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逃！逃出去！我出门骑上自行车就逃，在马路上转了几圈，有意拖了约半小时才返回她家，这时她已恢复常态，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时殷庆宝笑嘻嘻的也与我前后脚进来了，我舒了一口气，轻松了许多，天哪！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女人在我面前这样的幽幽地哭泣。
   有几天她和王继鑫似乎有什么事瞒着我，他们从联络站出去，说有事要办，一连几天都这样，我也不去过问。一天，她召开我们所谓的核心开会，吸着烟，一脸严肃，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和王继鑫去了几次市革委的群众运动组，为我们这个联络站取得市革会的承认而奔忙。市革会下分为工交组、教卫组、群运组等几个组，分管全市的政务。群众运动组――群运组是分管上海的各群众组织的，组长就是有名的游雪涛。此人在五十年代曾在我所在的厂里工作，过后调上海青年报工作，在文革中为张春桥收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的情报，在当时赫赫有名，武康路2号就是他的据点。
   郭文美这几天神秘活动，结果都一次次碰壁，她在这样的局面下，才公开她的活动情况，要我们一起随她去群运组，说约定游雪涛第二天下午与我们见面进行辩论，去的人数尽可能多一些。
   在“群运组”碰壁
   第二天有十多人随她去了。群运组在四川路近延安路口的一幢大楼内，进出的人很多，显出杂乱而繁忙的景象。她熟门熟路地把大家带到楼上一间办公室门口，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喊了出来，里面的人出来一见是她，又见我们来了那么多人，就很不客气地说：你们是临时工造反，是经济主义组织，应该按二月十七日的通告解散，不可以再成立什么组织。
   我们就以批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为名，说明我们红工司解散后，还没有组织在开展这方面的大批判，我们这个联络站不同于过去的红工司，我们要积极地进行大批判，把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批臭批倒。这位工作人员冷冷地说，你们可以回原单位去进行大批判，根本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我们就强调，没有这样的组织，各单位就不可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据理力争，要求游雪涛出来见我们。
   想不到各个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一哄而出，谩骂我们是为私造反，是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是中央明令禁止的组织。我们极为气愤地说，你们这样污蔑我们，就是几个月前，老保、资反路线的执行者谩骂革命造反派的语言，你们倒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们是钻进市革委的资反路线的代表。――这样你来我去，气氛越来越紧张，楼上的人越来越多，乱成了一团，一片谩骂之声。
   突然，从楼下冲来几十名红卫兵，（从他们组织有序的情况来看，是群运组召来的。）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声称要把我们这些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们当然也不示弱，要求与他们辩论。这时就听一声“打现行反革命”的口令，红卫兵仗着人多势众冲上来，把我们往外推，只要我们犟着不走，拳头就打上来，使我们本能地向后退，我们退，他们也就不打你，你们只得一面退，一面嚷嚷着：“市革会群运组不讲理！”就这样被他们赶了出来。
   公开合法活动的梦破灭了。郭文美和王继鑫的“路线”走不通。
   这时的上海，与我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上柴联司的活动已经深得人心，他们在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在人民广场，每天晚上拉上柴油发电机、电灯、扩音器，进行有血有肉的宣传、辩论，搞得如火如荼，形势的天平似乎倾向了联司，各单位的支联站乘势纷纷成立，支持上柴联司已成燎原之势，大有与工总司分庭抗礼、重分天下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观点开始被大家接受。不！不是我的观点被他们接受，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这条路可走了！所以，在会上大家明确同意了我的观点，并由我去上柴厂同联司联络。
   王才生和他苦难的家
   讲支联，就必须先讲这么一位人物。
   我手下有一位在上海机床厂工作的临时工王才生，四十岁左右，他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妻子患癌症，常年卧病在床。他家住在杨浦区的一个典型的工人新村――鞍山新村，在底层最东头的一间。进门的左手是他们夫妻的床，床横头是一只破旧的五斗橱，靠窗是用木板搁在两条长凳上的木板床，是孩子睡的，床上是凌乱的灰不溜秋的衣被，床下塞的是木板衣箱等杂物。两床之间靠一张老式的八仙桌，桌上是一些碗筷和罩在纱罩内吃剩的饭菜，吃后的碗筷还没有洗，……。这是一个缺少了健康主妇的零乱、肮脏的家。
   我每次上午去他的家，（他每天是上长中班），他不在时，那位卧病在床的妻子，躺在床上，睁着无神的双眼，抱歉地请我坐，说：“你自己倒开水吧。”我无法忍心在这凄凉的景象里坐着等她丈夫回来，总是匆匆地把要交待的事对他妻子说完就走，她妻子总是说：“好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他妻子是那样认真，我要通知王才生参加的会议，或交待要做的事，他从来没有因为与己无关而不去做。她绝症在身，还是那样支持我们的工作，实在难能可贵。到了8月4日，上柴联司被“踏平”，大批支联的人被抓，他丈夫也未能幸免，本来凄凉的家，更加惨不忍睹。这位平凡而不平凡的妇女不久去世了。几年后，王才生重组家庭，同另一家庭合成一个家庭，两家的房屋“两调一”合并起来，但数月后，他同他的两个孩子被女方一家赶了出来。他自己的家没有了，只能带着孩子生活在厂里。拖了几年，他才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厂里给他分配了房屋。
   我那时曾在核心会上提起他家的困难，经大家一致同意，从我们少得可怜的买纸张的经费中拨出15元，交给王才生，聊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没有经费的活动
   那时我们是在受压制的情况下起来重拉队伍，大多数人离厂后，已经没有工资可领了，有的人在二月十七日通告后的大辞退中已被厂方辞退，失去了工作，断了经济收入。（我这次离厂后的前三个月，每月还拿到四十多元的工资，后来厂里的造反队，停发了我的工资。在前三个月我多少还要留一些家用，再维持每天在外的三顿吃。那时我们每天在静安寺愚园路边上的一条弄堂内的合作饮食摊上吃阳春面，或者到愚园路华山路转角的绿村饭店吃冷面。每天吃冷面，吃得见了冷面就怕，干干的冷面在舌头上的感觉是麻，酸醋不是酸味，是苦。六分七分一两，一餐吃三辆或四两。）
   我们的活动经费也根本没有来源，不像在红工司那时，能得到市委的拨款，工资在单位照拿。这些宣传用品、油印机等哪里来呢？小册子的印发要纸张，开大批判会租会场要出租金，在山穷水尽，连自己吃饭也困难的情况下，只得全体一致作出决定：从红卫兵查抄封存的资本家的财产中，拿出一点东西去旧货店寄售变卖后，充作经费使用，我曾被分配把一只电风扇送到淮海路“国旧”去，用我的工作证去寄售。

有天我与王继鑫从绿村吃了冷面出来，带着嘴中的苦味逛马路。夏日晚上的静安寺，车来人往一片繁忙，天热了，一些少女少妇身着当时式样保守的短衣短裙和塑料凉鞋，悠哉游哉地在漫步。望着上海夏夜所特有闲适，在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大革命，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犹如梦幻般遥远，现在重新回到尘世里来。这时我看到有两名少女手持几束鲜花，笑嘻嘻地迎上来，她们身穿稍高于膝盖的裙子（这样短的裙子，是离经叛道的装束，够大胆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以男子为目标，兜售怀中的康乃馨。鲜艳的花朵，迷人的微笑，甜糯的言语，打动着你的心。但她们没有忘却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怀中之花，是文化大革命的违禁品，少女流转顾盼的双眼，不是濒送秋波，而是警惕地注视着周围，时刻提防造反队或“文攻武卫”，她们行动敏捷，向你兜售的时间，决不超过半分钟，仅以三言二语，无论卖买成与不成，立即以极快步伐离去，很快走向马路对面，隐没在熙攘的人群中。她们就像仙女一样，飘忽而来，缥缈而去。王继鑫禁不住在我耳旁轻轻地说了一句：“真让人动心啊”！
   静安寺与上海的西南角相邻，这里可说是上海资产阶级住宅最为集中的地区。静安寺的夏夜，温馨而甜美，使人忘却了残酷的政治运动。但东去仅几公里的人民广场，这时却人山人海，集中了上海的叛逆者。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战士，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开出宣传车到人民广场，带上他们厂出产的柴油机，大卡车上的柴油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把广场的一隅照得雪亮，高音大喇叭发出联司的声音，宣传联司的观点，揭露上柴“东东江”的罪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化名叫全向东的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支持联司的革命行动。他的演说是那样的鼓动人心，引来了一阵阵热烈而发自内心的掌声。上海人民支持上柴联司的声势越发浩大。
   我正式明确机床厂的王才生作为我的联络员，建立我们同上柴联司之间的联系。王才生是机床厂支联站的成员，机床厂和柴油机厂都是军工路上的大厂，军工路一带的工厂基本上是支持联司的势力强。出乎我意料的是，经过王才生多次联络，上柴联司却迟迟没有表态，显得非常慎重。
   与上柴联司面谈
   他们终于约我去上柴联司商谈，那天我在王才生的陪同下前去。我们到了军工路上柴厂，在厂门口等候时，我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这时的上柴厂，“东方红”及其所有成员已经撤离，仅是联司的人员在坚持生产。在厂区的中央大道两旁贴满了巨幅标语，“誓死捍卫……”“用鲜血保卫……”的标语使人看了心惊肉跳，似乎使人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和血腥气，似乎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厂门口有七、八个人在徘徊，内中有一位穿裙子的妙龄女子，一脸的愁容，她焦急地对同事说，已经有一星期没有回家了，而她的家，必定要到五角场换55路车到外滩，而后才能到家，而这时上柴东方红的人就驻在外滩的市革会大楼内。她怕到了外滩被东方红的人发现抓去，但又太想见她的妈妈，她的妈妈也必定为在她担心。这位美丽的女郎，徘徊在厂门口，诉说她内心对妈妈的思念，焦急中不时流露出对“东方红”的痛恨，而她的联司身份，又使她对自己组织的观点执着坚定。我望着她的身影，既同情她，又对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钦佩不已。我想，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处在花季的她不正该是同恋人漫步在花前月下的时候吗？
   联司的人员出来，把我们领进厂区一直到联司的总部，一位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青年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联司的常委之一，厂团委书记。他说，他们的头头杨冲池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同我见面，并说他们对于今天的见面，是经常委会讨论过的，受常委会和杨冲池的委托，由他来接待我。
   这位青年善于言谈，他简洁地向我介绍了联司的处境，大意思：联司受到压制，不得已才杀向社会，在上海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和同情。联司不敢走错一步，错走一步就有被以反对新生的市革会的罪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为了对几千名联司战士负责，他们经郑重研究后，认为在目前不可能与我们联合起来，因为如果联合起来，将会进一步导致联司的困难。
   好一番有眼光，通情理，讲策略的话！
   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困难处境，我们可以等待，但是根据我同王洪文几次打交道的经历来看，我们不能寄希望他们会发善心。我介绍了过去我们同工总司“并肩战斗”的历史，王洪文在需要利用时，可以称兄道弟，现在他却在各种场合攻击污蔑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搞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正式打出红工司、上柴联司、支联站大联合的旗号，我们必须以实力来与王洪文对抗。
   他听了我的话后，心情沉重地说：“东方红撤出上柴厂是一个阴谋。我们得到情报：工总司要血洗上柴联司。我们不得不为几千联司战士负责，每走一步都要谨慎从事，权衡再三，我们联司战士每天坚持在车间生产，为的是不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他表示个人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不能违背集体讨论的决定。想不到这青年人如此练达，真不愧是万人大厂的团委书记。
   “血洗上柴联司”？怪不得在厂区中央大道上，联司刷出了气氛悲壮的标语。血洗？怎么个血洗？我还停留在去年康平路赤手空拳解决赤卫队的概念上。
   接下来他把话题扯开，向我介绍联司的发展过程，他说，联司是联合了厂内最早的一批造反组织，很早就与杨浦区工总司组织挂钩，但是厂内的老保组织“东方红”却抢先与上海市工总司挂上了钩，这样一来联司却被推出了工总司组织。他又说，“东方红”中干部参加不少，是赤卫队的翻版，是老保，而联司是全厂最早的一些分散的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的，革命干部参加的也不少，但这些干部大多受压制，他们同广大群众一样，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坚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上柴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握手道别时，他再三表示歉意，为了几千联司战士的政治生命，不能贸然与我们联合，他说，如果只是我们这些头头被打成反革命也就算了，但无论如何不能把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而使数千革命群众遭难。
   我由衷的对他表示敬意，表示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两人一致同意，今后我们加强联系，继续由王才生作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进行联络，相互支持。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局我一点不感到意外，一次见面不可能达成联司与我们组织以及支联站联合的重大决定。但我想，大联合迟早的事，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会接受我们的意见的。
   这次上柴联司之行，使我感触颇深，我亲眼看到了他们高昂的斗志、坚定的信念以及有效的组织工作，上柴联司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群众组织。虽然没有见到他们的头头杨冲池，但这个年青的团委书记已经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他们的核心必是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他们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和组织能力已经能与大集团军的将领相媲美，他们不愧是优秀的工人领袖。现在青云直上的工总司王洪文之流与他们相比，只能算是粪土而已。
   我们走出联司，到厂门口，那位想回家见妈妈的少女已经不在门口了，不知她是不是回了宿舍。我有点怅然，我很想护送她到外滩，因为反正我们是同路，我不信有人会在马路上抓人。刚才我为什么不同她讲明，让她等一等呢？
   我把上柴之行在常委们碰头的时候作了详细的汇报。
   这次上柴之行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我们在上海支联大潮涌动的形势下，仍加紧了重新打出旗号的准备工作，我们召集各区头头的会议越来越频繁。
   支联形势
   这时的上海，上柴联司在人民广场每夜的集会越来越热烈，反工总司、反市革会的味道一次比一次强烈。市支联站的声势已经非常强大，上海市民的同情心和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上柴联司。市革会、工总司的威信如日落西山。市革会越是对联司进行压制，越是激起市民的反感，舆论对联司的支持越强。上海市民的逆反心理，占了主导地位。
   形势，对我们的发动工作更为有利，我们原有的群众也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上海经历了六六年下半年翻天覆地的大乱，六七年的“一月革命”的夺权，到了六七年二月，文革似乎大功告成，相对来说形势处于平稳，想不到六七年七月份又涌起了浪涛，涌起了一个对市革会、工总司一统天下发起冲击的真造反。上海的形势再度陷于混乱和紧张，不但人民广场每天的人群有几万之众――清一色的支联观点的群众，而且在工厂内，在各种公共场合，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会自发地发生辩论，争得不亦乐乎。那时许多家庭也为此经受了一场考验，往往在一个家庭里，为了支联观点和工总司的正统观点，夫妻反目，各走各的路。
   上海处于一场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一场争民主的前夜。
   上海的形势是一锅将开的热粥，在全国，围绕革委会的成立，各派力量为了权力的再分配而武斗迭起。近在身边的南京，江苏省革委的成立，使南京形成了两大派。在省革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组织就抬出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没有挤进革委会的就说：好个屁！遂形成“好派”和“批派”（简写成P派）两大组织。（各地成立革委会都无一例外地用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这条语录。实际上这是他老人家在纠正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批示中的一句话：“这个权力机关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们从中断章取义，成了一句对所有革委会的赞美词。）在南京的上游武汉也形成了两大组织，在武汉直到把“百万雄师”打下去后，才形成一个较为平稳的局面，为这个局面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死了人，伤者更众，打了不少“反革命”。
   全国大大小小的武斗场面，通过二分钱一张的红卫兵办的小报如“文革通讯”之类，不时传入上海，对上海的混乱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不管你上柴联司的头头如何谨慎小心，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上柴联司的目的实在也是很小的，只不过要在厂的革委会中站有一席之地。再说大一点吧，充其量也只是要夺厂革委会的权，要掌握一个厂的权罢了。但在王洪文之流不能妥善安抚之下，只能把此事扩大，走上社会。但也许是联司头头们的才能和见识太强了，他们瞧不起王洪文，王洪文之流根本不是联司头头的对手，也无容人的海量，因此联司要走上社会干一干。于是，王洪文的执政派只得用官方的态度上纲上线，把联司走上社会宣布为反对市革会，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无奈的上柴联司，已经骑在狂奔的马上，欲罢不能。退，等于低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进，又要戴上反市革会的大帽子。联司头头在进退维谷的形势下，小心从事，如履薄冰，拒绝与我们这个已经“声名狠籍”的红工司联合，一点也不奇怪。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头头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后退已经没有生路。进，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联司开始感到力量孤单。
   上海的支联站组织，已经遍布各大厂，初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全市性的组织。
   所谓松散，就是基层的组织与陈卜昌的总站虽有名义上的上下隶属关系，但没有统一的号令，没有严密的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各基层组织在支联总站的旗号下，各自为政，为支持联司摇旗呐喊（很像国际法中的“邦联”）。这种松散的情况在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中很常见，尤其是组织形成初期都是这样。但不同的是在文革一年之后仍成立一个称之为“联络站”的组织，则是一种策略。因为，这不同于早期的造反，早期的造反，稍具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明白这是自上而下的煽动，当然可以有恃无恐。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再造反，就是往自己头上戴上反革命帽子。如果此时要成立一个什么“支联造反司令部”，不要说获得批准，估计顷刻之间就进了牢房。于是“支联站”的名称就应运而生。但即便是这样半公开、半下下的“站”，仍然是一种对权威的反叛，没有一定的勇气、胆略和正义感的人，是不敢参加的。
   在上海的各工厂内，处于无权地位的几个血气方刚的头面人物在活动，宣布成立支联站，但他们没有固定的、众多的成员，还不具备揭竿而起的基础。而这时的我们，虽然这段时间的活动，也是半公开半地下的，与支联站的松散相似，但不同的是，我们有过辉煌的昨天，有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只要时机一到，就可呼之即出。
   联司被“逼上梁山”
   混乱的局面中，出了一件对联司来说不大有利的事――上柴厂的一名中层干部叫解福喜的死亡事件，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大型的追悼会（实际上是一个控诉会），称解福喜是给联司活活打死的。工总司掀起了浩大的宣传活动，使一部分群众动摇，一时支联的形势沉闷。但联司不甘寂莫，立即予以宣传上的反击，噔清事实真象，于是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交大青年教师“全向东”的雄辩口才，每日在人民广场为上柴联司鼓吹呐喊，上海的支联情绪又趋高涨。杨冲池、、陈卜昌从工总司、的“追悼”大会这件事上明白无误地知道，如果联司失败，下场是什么？这意味着：监狱、劳动改造、甚至枪决。但是孤军奋战又不可能取胜。虽然在广场上有数万群众在心态上、情感上倒向他们，但是这决不能替代有组织的群众。
   这时他们不得不考虑同我们的联合了，不得不揭竿而起，公开同工总司对抗了！这与他们原先的小心行事，仅仅是厂内的大联合，夺权，成立厂革会的初衷大相径庭，也可说是被逼上梁山了吧！
   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要重新拉起大旗呢？我们沉寂了不多时，就有一种被遗忘、被出卖的失落感，我们不甘再度被人歧视，被人宰割，要为大批被辞退失业的“临兄”争得劳动权，生存权。在这风起云涌的混乱局面中，我们为何不再能有所作为呢？尤其是受了市革委会群运组的愚弄后，一种被王洪文出卖的复仇欲望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
   这时的上海市民对市革会、工总司的不满情绪已经到顶点，自发地发生了焚烧车辆的骚乱。深夜，在南京路近外滩的手工业局门口（日后的二轻局产品陈列室），成千上万的市民，把工总司耀武扬威的摩托车和汽车推翻焚烧，市革会当时毫无控制能力，只能斥之为一小撮流氓和反革命的捣乱，事后竟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到。这对王洪文、张春桥来说，无异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王洪文除了对付联司以外，还不时在各种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红工司进行污蔑、攻击。王洪文实在是不懂什么战略、策略的小人，在这么危险的时刻，他竟然不知道团结、安抚大多数，集中力量攻击一个敌人，即使对我们红工不来拉拢，起码也应该放着不管，不来惹我们吧！他根本不知道，他越是攻击、污蔑我们，就越是把我们往联司方面推，壮大了联司的力量。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和局面中，我们和联司的大联合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大联合已经来不及了
   8月2日，我的联络员王才生突然前来，他一脸的严肃相，小声地对我说，联司方面来人，同意我们联合的建议，约定8月3日，三方面（联司、红工司、支联站）会议，商讨具体的联合事宜和举起大旗的日期。这个消息使我振奋不已，是我期待已久的！
   我把此情况，马上向常委们作了汇报。（王继鑫与殷庆宝对与联司的联合，一直持消极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圈子内，只有我一人是持积极的支联观点。）由于这次事关系重大，王继鑫愿意与我一起去赴会议，最后决定由我、王继鑫及刘俊一起去会谈。
   上柴联司安排我们在8月3日上午10点，红工司的代表到陈卜昌的厂里，再由联司派车来接我们去上柴厂。
   3日上午我们三人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一些到了陈卜昌的厂里。
   这是一家很小的工厂，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厂内厂外张贴了不少支持联司的标语，厂内广播台也在播放支联站的各种宣传材料，一派紧张热烈的气氛。一位年岁稍大的自称是支联总站搞组织工作的人接待我们。他端了几张折椅给我们坐，我们就在厂门内的空地上坐下休息，从南面照来的太阳光，被厂房遮住，我们在阴晾处，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热辣，但无风、闷热，使人们身上冒出了油汗，又将是一个酷热的夏日。树上的知了在拼命嘶叫，与高音喇叭的声音合在一起，平添了空气中的热量，真是一幅令人发疯的景象。我们焦灼地等待上柴派车接我们走。
   在等待中，我以内行的恣态，对我的同行，那个自称也是搞组织的大谈特谈如何把全市的支联站既按系统、又按条块组织起来，谈得那位不时点头。那位搞组织工作的头头几次去打电话摧车。
   最后一次打电话后，他神情黯然地走来说，车子不能来了，联司的头头们现在很忙，无法抽出时间。他又紧张地说，已经得到情报，工总司要采取行动了。
   这就是说，王洪文要下毒手了？！联司的战士要流血了！
   当时我们还没有预感到会有这样严重，但是这消息马上令我们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我紧张而焦急地问：“那么支联站准备采取什么行动？陈卜昌呢？”他有些举止失措，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只是说：“陈卜昌在早上就去了上柴厂。至于联合的事。我们以后再谈吧，具体的日期会通过联络员同你们联系的。”他匆匆地与我们握手言别。
   说老实话，我们虽感受到空气的紧张，但无法设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8月3日夜晚，我同王继鑫走在南京路上，从静安寺一直向东走去。南京路上人来人往，还是那样热闹，大幅标语和大批判文章贴得到处都是。时间已经很晚了，突然马路上不时有满载手执木棒、铁棍，头戴藤制安全帽的造反队员的卡车向东驶去，这景象立时使我和王继鑫警觉起来。这些人被调动起来驶向哪里？是去对付联司的？联想起上午的情景，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禁对联司的命运担忧起来。
   这时我的脑海中浮起了我在上柴厂门口看见的那位少女的身影，她娇弱的身影与眼前的一车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人是那样的不对等。
   我们仍默默地走，南京路上空气越来越紧张，路人不时停下脚步，一声不响地望着飞驰而过的卡车。走到华侨饭店门前，这幢大楼在修理，搭着脚手架，这里是上海体委的所在地，也是“上体司”的所在地，脚手架上扩音器在高声地叫喊着。上体司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知名度就在于它有一批彪形大汉组成的打手，他们的严刑拷打和在各种场合以武力为后盾的蛮横是出了名的，是一批披着革命造反外衣的流氓，一批以打人为乐的魔鬼。被上体司关押的所谓审查对象，不时被他们拷打，甚至有人被打至死。攻打联司是他们最乐于干的事。
   不屈的联司
   第二天，8月4日，不时传来上柴联司被围的消息。下午，只见一车一车的人从军工路方向撤下来，其中也有联司被打伤的被俘者，这些混身污秽不堪，满脸是血的人不知被送往哪里去。这些不屈的战士，虽然已经受伤，已经被俘，但他们一脸愤怒，正气凛然，丝毫没有委琐的奴才相，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气概。
   我要着重说明：联司并没有武斗的准备。我到上柴厂去，只见到大字报、大标语和门口几个闲谈的人，生产有序地进行着，整个厂区，绝没有武斗发展到后期那种将大楼门窗、楼梯堵死，路上设街垒，楼顶筑工事的景象。他们毕竟是老百姓，受党的教育十几年，绝不会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夜之间会发生血淋淋的镇压，绝不会想到王洪文、张春桥之流会卑鄙到调动数十万手执木棒、铁棍，头戴藤帽的人来攻打一个不设防的群众组织。
   联司面对动用了军舰封镇江面的重重围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进攻的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抵抗的人也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里，双方都是同胞，都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叛者，都是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者，都是毛主席的狂热追随者，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但现在，一方是反革命，一方是英雄。
   那些看着电视屏幕，躲在幕后指挥的人，头脑中想的是什么？那些负责封锁江面的士兵，头脑中想的是什么？那些联司的战士被当成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时，头脑中想的是什么？那些好像被注射了荷尔蒙的工总司战士，头脑中想的是什么……。
   8月4日下午，联司被攻破，大量人员被抓。
   我看到一卡车一卡车凯旋而归的工总司战士，他们虽然胜利，却无笑容；虽然凯旋，却无歌声。他们站在车上，默不作声。我想，他们一定在想，在思索，因为联司的血跟头脑中注入的荷尔蒙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也许，他们感到无颜面对上海市的父老乡亲。
   路旁的市民，冷漠地看着他们驶过。
   在镇压的现场，在上柴厂军工路西边的田野上，自发而来的人群，远远看着被攻打的上柴联司，向全副武装的进攻者投去正义的石块。
   在平凉路上，凯旋而归的英雄们，被愤怒的市民们拦下，在正气凛然的市民面前，这些“英雄”们，自感无地自容，撂下大卡车鼠窜而去。义愤填膺的人们把大卡车掀翻在地。
   自发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市民，只能这样发泄胸中的怒火！
   公元1967年8月4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上海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记住这悲壮！记住这耻辱！
   联司的呼喊
   就在这天下午，1967年8月4日下午，上海闹市街区却响起了联司的声音。一辆联司的用消防车改装的宣传车――联司的象征和骄傲，冲出重围，在市区街道中穿梭往来。在消防车的两旁和驾驶室的两边踏板上站着武装的联司战士――他们不得已手握铁棒，以对付暴力。他们疲惫不堪，满脸满身的污泥。为了对付工总司的拦截，车辆以高速行驶。高音喇叭中反复传出一位女性悲怆而嘶哑的呼喊：
“上柴联司已被血洗！联司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上柴厂！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上柴联司是不会屈服的，联司战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看着这悲壮的景象，听着这悲怆的呼喊，我不禁心头一热，潸然泪下。
   二十一年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匈牙利纳吉民主政权被镇压时，它的电台也曾向世界发出过“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的呼喊。五十年代，没有人能救得了纳吉，六十年代的上海，也没有人能救得了联司。虽然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但历史是何其相似。
   在北站宝山路的热闹地段，这辆宣传车往来奔驰了几次。路上行人，驻足止步，默默地为联司被血洗而悲哀，为联司的威武不屈而感动。但没有人轻举妄动，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人们只是把这段血的历史默默地埋在心里，在心中化为火山的岩浆。
   上海是英雄辈出的上海，不太远的将来，历史将会雄辩地证明，创造中国新纪元的，必定是上海！
   联司的精神永存！
   秘密据点被砸
   我们非常幼稚，我们甚至不明白，“8.4行动”实际上是针对全市的反叛力量的。联司被血洗了，而我们却还不死心，照常活动。在此之前不断有人提醒：当心我们之中混进工总司、市革会方面的内线。我们听了常一笑了之，且不懂得如何保密。我更为天真，丝毫没有估计到，我们同联司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市革会方面必定已经掌握。我们没有对局势作一个全面的正确分析，我们糊涂地认为：联司跨了，我们单独干，而且要加快我们的步伐。我们不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在15日正式重拉红工司的大旗，重新公开活动和恢复组织建制的糊涂决定。
   这个决定一出，我的脑海中曾闪过一个念头：“在联司被镇压的不利形势下，到时队伍拉得出吗？群众会不会响应？要知道这不同于去年下半年的形势啊”。但这仅是闪念，仅仅是一闪。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人。
   我们虽然这样在盲目地活动，但对形势的估计，也不是一点没有，我们认为，王洪文可能会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也作了被围、被砸的应急措施。紧靠我们北面的一幢房子是湖北省驻沪办事处，我们同他们联系后，他们同意我们在被砸时，翻越屋顶，进入他们的办事处后逃跑。所以在靠北墙的下房处备了房修工人用的竹梯，以备紧急之需时，可安全撤出。
   这段时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带着替换的汗衫短裤，一直在愚园路的联络站内，晚上就胡乱地睡上一觉，反正是盛夏，用不着什么被褥。没有席子，在地上铺上报纸就睡。
   联司被血洗后的第三天，8月7日傍晚，白天的活动已经过去，晚上还要开常委会。我照常去绿村吃了冷面，在熙熙攘攘的静安寺兜了一圈，时间还早，我就去殷的家中，约他一起回6743。我们在华山路上行走，行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转过绿村饭店走到愚园路的邮局门口，发现气氛不对，本能使我警觉起来，我停住脚步说：“不对！弄堂口怎么围着那么多人？”
   这时在马路边停着几辆卡车，卡车有不少人，卡车的周围马路上也有不少人，似乎在集结待命。我们两人观察了一会，我不无忧虑的说：“不要是来砸我们的吧！”殷大大咧咧地说：“你看，都是一些红卫兵，不关我们的事，怕什么！不会的。”我一看，确实是一些红卫兵，其中还有不少女学生。我们继续走，到了67弄弄口往里一看，43号门口平静如水，没有人，没有出事的迹象。殷嘲笑我：“神经过敏！”我们大摇大摆地向弄内走去。67弄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弄堂，一直可通南京路，弄内也不断有行人在走。
   我们进入43号，走上楼梯，这时有三、四个青年人走下来，我一愣，这些人我不认识。送他们下楼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说：“我们的常委沈××来了。”这些人重又回了上去，我们的人介绍说，他们是从机床厂来找我和常委的。我一听马上请他们坐。他们自我介绍说，是从上海机床厂来的，王才生派来的。
   我急切地问，王才生现在那里？是否被抓？我知道8.4后，大街上到处贴着通缉令，杨冲池和一些大厂的支联站头头大都被抓，全市掀起了一股抓支联头头的旋风。所以，我很为王才生担忧。那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说：“王才生在厂里。我们机床厂的支联站没有被砸，我们还在坚持活动，他很忙，要我来告诉你，他没有事。”说完他就要走，甚至连坐也没坐。
   我硬拉住他，问他你姓啥？要他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他用纸条写了电话号码，写了一个“支”姓。我很奇怪：“你怎么姓支联站的支啊！”他支吾地笑笑：“我天生就是一个支联派啊！”
   我手拿纸条，心生疑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来人在我沉思时，匆匆带着人走了。
   我对殷庆宝说：“来人不对啊！神色慌张，不肯讲真实姓名，我看我们马上撤离！不然王继鑫他们也快到了，我们到静安寺去迎他们吧！”
   正在这时，听见楼下弄堂里一片嘈杂的脚步声，我从东窗探头一望，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就是弄口马路上的红卫兵冲了过来。我一声惊呼：“不好，我们被包围了！”这时，我挥手向房门外扑去，要工作人员把竹梯靠上屋顶。这时传来了砸门碰撞之声，我们几个人慌乱一团向隔壁撤离。
   殷庆宝说：“快！不要窝在一起，我们两人从前面阳台走。”殷拖着我窜进隔壁的资本家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阳台)，走上阳台，下面是小小的花园，南面是一堵矮墙，有一扇从不开启的门。这时我看到短墙外，已经有不少红卫兵把守，我迟疑了一下。殷庆宝急促地向西一指说，我们下去后向西翻墙。我一看也是，可以进入邻家，一路可以翻墙逃走。再说，这时已经听见楼下的门被砸开了，再要退回去，向北面的湖北省办事处逃已经不可能了，别无选择。
   他往下纵身一跳，只听他“啊哟”一声，我也不顾一切了，纵身跳了下去。只见殷蹲在地下，不能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腰摔坏了，不能动了。我说我扶你走，我一把拖起他就走。这时南面的花园门有人在砸门，我拉着他向西走去，他说：“啊哟，我痛，不能动。”我望望西面的矮墙，我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翻过去逃走，但我不能丢下殷不管！朋友义气和共产党培养的英雄气概油然而生。我高声对门外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砸门了，我来开！我们有人受伤了。”我打开门，大批人冲了进来，我说：“他受伤了，我来扶他走。”
   拥进来的人在花园中乱找，我说：“就我们两人，不用找了。”这时有人在楼上大叫：楼上已经没有人了，还有人呢？我就顺势一指西面的墙，说：“他们全跳墙走了，因为他受伤了，我就留下了，只有我们两人。”
   工人模样的几个人向西一挥手：“捉！”大群人就乒乒乓乓的敲起邻家的门。这时冲进几个年青工人来，不由分说，把我两臂向后一拉，头一按，弄成“飞机式”就向外推，真是脚不点地。我只听殷庆宝大叫啊哟，啊哟，我却无能为力了。我被拉到马路边的卡车上，一上车我的眼镜就被摘去，蒙上了黑布，又一脚踢在我身后脚弯处，我一下跪倒在卡车贺驶室后窗口，这时有人把我的头一按，双手被人捆绑在身后，成了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囚犯。我记得老辈子人说，双眼被黑布蒙上是土匪绑票的办法。
   刑 讯
   车子开始在马路上七转八转地行驶，只几分钟我被押下汽车，跌跌冲冲地被押上楼，转了几个弯。当他们撕去黑布时，我一看，这里似乎是一座学校，这间是教室，因为有黑板。
   红卫兵一个也不见了，教室里几个人全是彪形大汉，我吃不准他们的身份，既不像工人，更不像学生。这间教室内，只有我一个“囚犯”，大概殷庆宝被他们关在另一教室内。我不知道腰部受了伤的他，是如何走进这幢教学楼的。
   我对他们看，他们也注视着我，只见两个人手拿用电线绕成的鞭子，对我挥了挥，内行地要我把衬衣、汗背心、裤子脱掉，我赤膊只穿一条平脚内裤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用鞭子指了指我的脚。我明白，还要脱鞋。这是怕我要逃。我脱了鞋。当我抬起头站在他们面前，用没戴眼镜的近视眼望着他们时，这两人却突然用拳头，地准我的肩、背、胸部一阵猛击，我硬是挺住了。
   在他们打累了休息的时候，进来了几个中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这些男孩，上来摸摸我发达的胸肌和发达粗壮的上臂，露出羡慕的眼神，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肌肉真发达啊！”另一男孩说：“这人一定很经打的。”
   这时另两个打手走上来，对准我又是几拳，我立定不动。这似乎是对他们的蔑视，触犯了他们，一个打手说：“这个身体太结棍了，掼背包！”随着他的话音，我被突然一记“背包”――人在半空中被抢起180°重重地摔在地上。他们便发出一阵狞笑，笑声中传来一声高叫：“起来”。我还没有立稳，又被重重地摔了一个“背包”，再被逼立起来，又是一下……。就这样我被他们当牲畜一样地打，这些两脚兽已经忘记了我们都是人类，不是弱肉强食的野兽。
   当他们停止拷打时，我发现那两个男孩不在了，是他们害怕了，不忍看下去？还是被赶走的？我愿他们是害怕不忍看下去才走的。我在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时，这些打手已经退到一边。在课桌后坐着的一个人开始在准备做记录了。
   他们拷打人是行家里手，但在审问我时，却对我们的情况不熟悉。他们问：“你是支联站的头头吗？叫什么名字？”我一听倒放心不少，他们连我们是什么组织也不知道。我就顺着他们的思路说下去，说我是厂里的支联站头头，经常去参加人民广场联司的活动，那个做记录的就不停的记。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几个人，俯身看笔录，一看就大怒起来：“好啊！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原先审我的几人还在莫名其妙时，这几人一下扑上来，围住我：“快说！你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我们知道，快坦白交待你们组织的情况，快交待你与联司的罪行和支联总部的罪行。”
   我明白，这才是真正审讯我的人。眼前的打手和抓我们的红卫兵都是临时凑起来的。
   我想，我如何对付他们呢？这些人见我不响，马上命令打手上来一阵猛打，渐渐地，我感觉不到痛了。
   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封建文化是源远流长啊！在封建王朝时，一声“升堂――”的吆喝声中，犯人被带上堂，县官一拍惊堂木：“嘟！大胆刁民……”在没有人证、物证、书证的情况下，只要大老爷一声令下，用夹棍、板子使犯人招供，这大概是最简捷、最有效的审讯方式了。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我们的国度却在向封建回归，并向“顶峰”发展。不是么？在封建社会，县太爷扔下一支签，捕快才能凭此去捉人。现在可好，简捷到连一支签也不用，就用土匪绑票的模式把国家的主人抓进来拷打。清末四大奇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知府在花厅审问杨乃武，因为不在公堂，就犯下了私设公堂的罪名。而今天，国家的主人在这里，在莘莘学子学知识的学堂中被拷打，被审问，他们能因此获罪吗？清末，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几十名官员掉了顶带花翎。今天，这些对对我刑讯的人，以及其他数不清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人，还有那些幕后的策划者，会有这样的下场吗？

我被打了几个小时，天早黑了，他们开了灯。我从迷惘中醒来，望着昏黄的电灯，望着这些模糊的大吼大叫的人影，又陷入我的想入非非中去：我要像我童年崇拜的英雄那样，不能出卖朋友，要宁死不屈，绝不做叛徒，要像卓娅、刘胡兰，要像江姐一样，在狱中不吐一字，绝不能出卖组织，不做叛徒甫志高！我会成为一个英雄的，打吧！真的，打在身上一点不痛。这样打打停停，时间久了，打手累了，他们又抱怨我身体太棒。
   这时，有人进进出出，不知在忙什么。大概在商量对付我的鬼主意吧！我得到短暂的休息。大家互相对视，打手们在吸烟。
   我身后的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进来的人转到我眼前，手里拿着几张纸，对我说：“你不老实交待，殷庆宝已经都交待了，你还是快交待吧！”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时，另一人不耐烦地说：“快说，你们什么时候重拉队伍？”
   我一惊，“重拉队伍”这一我们所特有的词汇，只在我们红工常委圈内使用，他们怎么也知道了？我说：“我们是说过要重拉队伍的，但只是讲讲而已，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和日期。”我讲完后，凭这几小时的经验，知道又要挨打了，但这时谁也不来打了。
   那人显得有点得意：“你看，殷庆宝已经交待了。”他把纸伸到我面前，我是近视眼，白花花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他高兴地说：“殷庆宝已交待你们在15日正式重拉队伍，已经组织好十几万人了。”
   我一听，这确实是殷庆宝的交待，但最后的一句“十几万人”是夸张了，我都没有把握到时能否拉得起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交待呢？我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情况，那还来问我做什么。”
   那人问：“这是事实吗？”
   我想，这个殷庆宝太没用了，这个叛徒，软骨头，我这半夜挨打，算白白硬挺，白白挨打了。就说：“既然殷庆宝已经全部交待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那人又问：“你去上柴联司是同谁碰头的？”
   “殷庆宝的交待中有了，我承认就是了。”
   他们在小声商议着。
   不一会传来的声音：“这个姓沈的有种，算了，好结束了。”他们又私议道：“这个人倒还吃硬，隔壁的那人，生活也没有吃，还没有打，就什么都交待了。”另一个说：“隔壁那人腰在跳楼时受伤了。”
   他们的头头商议后，拿交待记录纸的这人对我说：“你看一看殷庆宝的交待吧！看后签上你的名字。”到了这步田地，我看什么呢？看不清，也不用看，我就胡乱地在殷庆宝的名字后面签上了我的名字。我太累了，昏昏沉沉的，管它去吧！这一来他们也如释重负地，似乎完成了任务。我就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来，松一松我紧绷绷的双腿。
   我准备就义
   过了几分钟，又过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军官，他们把几张纸递给他看，互相小声地说了几句话，军人点点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是沈××？”我说：“是的。”他对我看了一会转身欲走。我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解放军同志，你不要走。”
   我像见到了救星，我要向“亲人”解放军控诉这帮两脚兽非法拷打我的罪行，我努力睁大眼睛，分辩这是不是警备区那个和蔼可亲的军官？看来像，又不像，眼前的军官脸面是那样的冷漠，我的心又收紧了。
   “你是军代表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用暴力对我进行非法拷打，你军代表看看。”我转着身子前后给他看我伤痕累累的胸和背。军官冷冷地一言不发。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是一伙的，幕后的指挥者，我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军要支左，要支持革命的左派，你们是怎样支左的？”他还是一言不发，也不理我的责问，转身出去了。两个打手拿出一条外面缠绕着极细金属丝的电线，把我双手反背在绑椅子背部，前后紧紧的捆住，随后关上电灯。
   两脚兽们出去了，全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被绑在椅子上。我望着窗外的夜空，万籁俱寂，大概已经下半夜了吧！
   这时，我感到混身酸痛，汗如尘土涂满了我的头脸和全身。蚊虫又来叮咬，人却动弹不得，只得让它们叮，让它们吸血。我心中一阵烦燥，汗和着尘土从额上流下，犹如小虫在脸上爬，痒得人心都要跳出来，要发疯，我真想大叫大喊来减轻痛苦。但我不能叫喊，我不想让他们看我遭罪而得到满足。我一阵挣扎，双臂一阵钻心的剧痛，那金属丝嵌进肉里去的刺痛，使我明白，我还是不动为妙。但痒又使我难以忍受，我抬起左腿膝盖努力往脸上凑，头尽量低下去，低下去，小心不能太用力，否则双臂的电线嵌进肉里去太痛了。头再低一点，膝盖再高一点，终于碰着了。碰到后，只感到粘粘的，又是滑滑的，是汗？是油？还是血？一下，二下，三下……，不止痒，但不管怎样总算可以解脱一点痒的难受。小心！上身不能大动，双臂要痛。左面的脸好受一些了，右面的脸就如法炮制。那么颈部呢？额头呢？痒得再难受也没有办法了，膝盖碰不到了。
   蚊虫在嗡嗡地叫，就像刚才打手们的嚎叫声一样令人讨厌。你这小小的蚊虫也这样欺侮人，要叮就叮吧，要吸血就吸吧，何必嗡嗡个没完呢！这时，在这黑暗的时空内，似乎世界已经只有蚊虫和我存在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一切已经消失。我就这样忍受着煎熬，等待着太阳升起，盼着曙光的来临。
   头，昏沉沉，身体软软的，头脑中一片空白。啊！窗外已经不再漆黑一片，早晨来临了，天，开始亮了。讨厌的蚊虫没有了，我一下感到轻松了不少，头一沉，我睡了过去。
   热烘烘的，我被热醒了，睁眼一看，窗外是热辣辣的太阳，又是一个酷热的天气，不知是上午的什么时候了。这时进来几个人，把我解开，命令我穿上衣裤和鞋子，用“飞机式”押我出去。下楼后，一辆卡车停在外面，他们把我押上车，按住我的头。车子不开，似乎在等着谁。我偷偷地乘他们不备时看起四周的环境，这是一幢老式的洋房，这学校一定是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这是什么地方的学校呢？我思量着。这学校肯定离静安寺不太远，因为昨天晚上卡车只开了不多一会。
   殷庆宝也被押来了，他被“优待”着，没有“飞机式”，是被两人架着走出房子的，上车后他就躺在车厢板上，不断哼哼着。我心里不由骂了一声“软骨头”！但他的哼哼声，不由使我的心软下来，大概他的腰伤得不轻吧。
   又上来一批红卫兵，大都是女孩子，她们不敢看我们，毫无声息地面朝外，大概我们的尊容太可怕了。这些畜牲！用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挡在车厢两边，来掩盖他们的兽行。出了学校门，开上马路后，押送的打手们，大概为了遮人耳目，不再让我“坐飞机”，我明白了他们的意图，顺势也不再跪着，而改为坐着，他们也不管。车子开得很快，经曹家渡，过武宁路，又在天目路上行驶，转弯上旱桥，共和新路。要开往郊区么？为什么去那里？
   昨晚的残酷拷打，使我现在不由断定这批畜牲要对我下毒手了！大概是押送我去刑场吧！我要死了！
   我望望天空，天气晴朗，天穹湛蓝，只有很少几朵白云，太阳当空明晃晃地照着。看看卡车两旁的学生，他们默默地站着，互相之间没有一句话，背对着我们，这更加重了我心头的疑云，啊！我要死了，必死无疑了，这时我的脑海中浮起了往事，亲人，朋友，同事。永别了！活着总是美好的，你看这天空不是蓝得那么清彻、可爱吗？
   我明白了自由的含意
   突然，车辆一个急转弯，把我从迷惘中惊醒，我一看，这里已经是中山北路转到大连西路上往东开，这是去那里啊？现在已经快到我再熟悉不过的杨浦区了。很快，车转到控江路上，莫非去军工路的机床厂？看来我今天不是去死，而又要遭到一顿毒打了。
   车子一过杨浦公园，转上了隆昌路。喔——杨浦公安分局。我心里轻松了，进公安局苦头总该少吃一点了，何况可以尝尝铁窗风味，我心里不由升起了一种愉快的感觉。
   在太熟悉的隆昌路上，我不由担心碰见熟人，万一被熟人瞧见了，他们到家一传，不要急死家人吗？母亲知道了怎么办？我像鸵鸟把头埋入沙内马上低下了头，以逃避熟人的眼睛。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车到平凉路口，公安局门口果然有不少人在张望围观，啊呀！怎么办？
   车子一转弯却没有停下来，一直开过公安局，咦！去哪里？
   卡车不进公安局，却进了隔壁的电力专科学校。进入大门，在西面的一幢小楼前停下，我们被押下了车。
   我望了望空荡的操场，操场上已经长了不少草，在靠南面平凉路一边的围墙边，有不少树木。这里的一景一物我太熟悉了。这座学校解放前叫工业专科学校，是抗日战争时由日本人建造的。在我小时候，有天我抓到一只小麻雀（它刚在学飞，不幸被我抓到了），我好开心啊！我把它放入一只洗菜的小方篮内，上面用布蒙起来。我给它水，它不喝，给它饭，它不吃，只是不停地唧唧叫个不停，在竹篮内乱飞乱撞，我呆呆地看着它，不由犯愁了，它是在叫它的妈妈呀！母亲看不过去了：“罪过呀，这样会饿死的，还是把它放了吧！”
   好不容易捉到，放了多可惜呀，但是不放，又会饿死它，我好奇地问：它为什么不吃呢？大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它胆小，怕。我想想那就不去看它，小鸟总不会怕了吧！过了半天它还是叫个不停，再去一看，饭粒一粒不少，还是不愿吃，我想还是在想它的妈妈呀！现在关在这么小的地方，它不愿意呀，大人又说，失去了自由，它宁可死，所以不吃不喝。
   自由？我不太理解，但有一点我是有感受的，在阴雨连绵的时候，不能出去玩，一个人闷在家里，那多难受。看着小鸟焦急的鸣叫，乱扑乱飞，我实在不忍心小鸟死去，对！放了它。放到那里去呢？放了后，它还不怎么会飞，不是又要被人捉住吗？
   母亲说，放到工专学堂里去吧！那里树多，大学生读书人，是不会去抓它的。我双手轻轻地捧着它，走到学堂门口，那天大门关着，我从铁栅处伸进双手放开，鸟扑扑地飞向空无一人的地上，停了片刻，又飞到围墙边的树林去了。我放心回家，心想小鸟它自由了，它一定很快活。
   我望着眼前曾经放归麻雀的树林。树林比我小时候少了几棵，但长得更高大了。麻雀自由了，今天我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自由。
   我的部下要来救我
   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因为在我们身边慢慢地围了不少人，这是一批看守，但不是昨天夜里的那些打手和押我们来的人。他们像观看什么稀奇的动物一般打量着坐在水泥台阶上的我和殷庆宝，指指点点，窃窃私议。我听一个说：“喏，这就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带过四十万人呢！”
   “打的不轻啊！”“那个已经打伤腰了。”我听着这些话，听着这些人不无同情的话，我生怕撞见熟人，只得低着头。殷庆宝不断的哼哼，无力地靠在我身上。我俯着殷的耳朵轻轻问他：“你伤在哪里？”他说：“腰像断脱一样痛。”（后来出去后才知道，他在跳下时屁股着地，造成脊椎在腰部的地方压缩性骨折。）我说，那你就靠在我身上吧！

一会儿，看守拿来一搪瓷碗的饭（大概四两吧）和一碗清彻见底的冬瓜汤，一双筷。我一见有饭，马上感到了饥饿，可是只有一份，我问看守还有吗？他们说只有这一份。我就对殷庆宝说：“你吃吧！”实际上我这时真想吃。
   殷摇摇头，苦着脸说：“吃不下。”
   我在他耳旁轻轻说：“今天晚上，看来还有一顿打，还有一夜的折磨，人是铁，饭是钢，多少吃一点吧！”
   他在我的劝说下，点了点头：“向他们要只饭碗来吧！”
   我看那些看守一点也没有动静，就说：“算了，你先吃，吃剩下全是我的。”
   他皱着眉，苦着脸，接过筷子，把碗里那块蒸饭上面的一层硬壳饭要扒拉掉，我连忙抢过碗和筷，把上面一层硬饭掀在碗的一边，把下面的稍软的饭挑松再递给他。我实在是舍不得扔掉这些饭啊！我太饿了，眼巴巴地看着他吃。而他却扒了两口说吃不下，我又劝了几句，他再扒了两口，递给了我。
   我狼吞吐虎咽，几口就把饭吃了，喝着清汤晃水的冬瓜汤，啊——太解渴了！已经十几小时滴水不进了，这是大热天啊！我的“吃相”，一定是太狼狈了，耳边传来看守们摇头叹息声。风卷残云，一瞬间两只碗底空空。
   吃了饭，我注意到这些看守的人，清一色的一人一根铁棒，头戴藤帽，左手臂上除了有工总司袖章外，左手腕还扎一根窄窄的红色小布条，兴许是看守的标记。我想，这红布条以前从没有见他们使用过，大概是“8·4”（攻打上柴联司）后才有的吧！他们见我吃好了饭，示意我们跟着走。我把殷庆宝扶起来，他身体的份量大都靠在我的肩上。我的左脚腕处已经肿了起来，是跳楼时受的伤呢，还是昨天被摔“背包”摔坏的？我搞不清了。一注意到脚腕，它就剧痛起来。我一瘸一拐地扶着殷往前挪。我们两人这种受刑后的惨相，再加上浑身的油污、汗渍，使这些看守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呵斥的语句，只是慢慢地跟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两人被押进了里面靠西的二楼教室，他们没有把我们分开关，而是关在一间教室内，这教室空空的，在屋子中央的地下铺着芦席，我和殷庆宝躺在破芦苇上。大屋子里没有关其他的人，只有我们俩，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偏西的阳光射进来，照在身上热辣辣的，晒醒了我，躲也没处躲。醒来后，我清醒了不少。殷也醒了，我见看守不在门口，就轻轻地问他：“昨天你坦白交待了什么？害得我多挨了不少的打。”
   他不响，只管哼哼。
   我有点火，逼着问他：“你交待我们重拉队伍的日期了？什么都交待了？你的交待他们给我看了，这是叛徒的行为，害得我白白被他们打了大半夜。”
   他听了挣扎着坐起来，带着哭腔气冲冲地说：“我对得起大家了，对得起四十万红工了。我腰已经摔断了，受了这种伤，要是再不讲，再被他们打成残废，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办？我家里怎么办？像你光棍一条怕什么！”
   我忿忿地说：“难道只有你上有老，我没有老的？没有结婚成家就该挨打？”我嘟哝他：“做了叛徒还有理？……”
   本来我是想同他商量今天夜里怎么对付审问，想不到他还那么有理，我不想同他争了，让他去吧！他愿怎么说就让他说！我能挺则挺，不能挺就见机行事，下半夜想办法逃吧！周围的地形我太熟了。
   这时，我忽然看见教室门口的玻璃上有人在张望，我警惕地坐了起来。
   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人对我摇摇手。我一看，是对面红卫造纸厂的老朱。他的打扮也是戴工总司袖章，手腕系一小红布条，但没有拿铁棒。他原是红卫造纸厂红工造反队头头，也是我们杨浦分部的头头之一，此人与我关系甚密，在这次重拉队伍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很大，我曾经在该厂召开过东区的原红工的基层头头的会议，鼓动和组织重拉队伍的准备工作，该厂是我东区的工作据点。这个厂的红工组织力量很强，在组织被迫解散后，他们立即转入工总司的造反组织中，在厂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持了原红工组织的建制，还保住了单独的办公室，因此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积极与东区的一些厂联络，是我在杨浦虹口等区中重拉队伍的支柱。
   我惊喜地站起来，迎上前去。他机警地朝走廊两头望了望，对我悄悄地说：“我听说抓了两个红工司的头头，说是组织部长，果然是你。我去找人来抢。”
   我摇了摇头。我的本意只想有人能够接应，到半夜后我们逃出去就行了。如果明目张胆地抢人，很不明智，现在不是几个前月，目前的严峻局势，抢，只能招来大家的不幸。但尚未等我开口，他就心急慌忙地走了。我重又躺下。这时一个看守走来，对我们看了看又走了。
   我等看守脚步声远，就低声对殷庆宝说了刚才的事。殷很兴奋。但我对此举却不抱甚希望，“8·4”以来的几天，上海掀起了一股大抓各厂支联站头头的旋风，一时恐怖的气氛笼罩上海，人心惶惶，老朱他们固然有点实力，但事到临头，有多少人能不怕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呢？
   在我的心底，又有些洋洋自得：我这组织部长，也没有白当，我忠实的部下，要冒着危险来救我们了！这是只有在革命小说中才能见到的情节呀！我对殷不无得意的说：“不要再哼了，你耐心地等着吧！今天夜里让你们夫妻团聚。”
   西晒的太阳已经被公安局大楼遮住，教室内凉快一些，从走廊内不时有些微风吹来，我们的精神顿时振作了不少，人好过多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红色恐怖还是白色恐怖
   大概过了半小时多一点，突然来了七、八个造反队员，要我们马上跟他们走。
   我一惊，头脑中飞快地掠过一个问号：他们是自己人还是工总司的人？如果是自己人，怎么这么快就行动了？老朱呢？他怎么没来？无论我怎么想，眼下我只得扶着殷庆宝走出教室。这些人很性急，不停催我们快走，我真吃不准是自己人来救我们了，还是因为走漏了风声，工总司要把我们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去。
   下了楼，外面停着一辆大卡车，校园内平静得很，不见什么人影。看来是走漏了风声，要转移了。上了车，卡车马上发动，一转，就到隔壁的公安局大门内停下，把我们押下车。
   我这时真诚地希望，这是风声走漏，我们被转押之后，老朱他们就不会来抢人，这样就可以不连累他人了。（后来我知道，事情果真如此。）
   押送我们的看守同公安局的一位穿便衣的警察交涉了足足有五分钟，公安局似乎是不愿接受，最后勉强收下。押送我们的人和卡车开走了。
   公安局的大门口围着不少人，大多是一些十多岁的小孩，我真怕这些看热闹的人群有熟人，就背对大门，倒想快点进牢房去。但这位接受我们的警察并没有把我们带进去关起来，却让我们在二门外等候，自己却进去了。
   过了一会，他出来坐在桌边准备作笔录，要我们把姓名、身份和参加的组织报一下。他记下后，问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说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非法绑架，拷打了一夜，我们不知犯了什么罪，我们没有犯罪。他问，你们不犯罪，为何被革命群众送到这里来呢？
   我据理说：“这些人的身份不明，严刑拷打我们，这是违背伟大领袖的教导的，怎么能说他们是革命群众呢？”
   他极不耐烦地立起来，对我说，你们等一等，又进去了，这一进去时间就长了。
   我们直到天色黑了还不见这人出来。在这段时间内，不时有卡车把人押来，这些人丝毫不受阻拦地直接送到二门内被关押起来，一批又一批。我想，当年蒋介石“四·一二”大批清洗、逮捕共产党，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四·一二”是白色恐怖，那么今天“八·四”后的大清洗该称它“红色恐怖”呢？还是照旧称它是白色恐怖呢？从这两天来看，好像是专了工人阶级的政，还应该算白色恐怖！张春桥、王洪文是共产党人吗？这算是共产党领导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为什么？
   上柴联司为其自身生存的斗争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上海人民支持联司的一系列行动，又逐渐演变为可歌可泣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我认为，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真正称得上造反，称得上革命的，就是联司这一段！其他的，无论怎么热闹，充其量只是木偶戏。联司和支联运动，才是中国大地上一声争取民主的春雷！
   铁窗里的语录歌
   这时的杨浦公安分局内关满了各厂工人领袖，他们都具有支持联司的行为和言论，对张春桥和王洪文来说，这些人是一股巨大的反叛力量。他们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代表人民大众向往民主的心声，勇敢地向张春桥、王洪文独裁统治作斗争的敢作敢为的优秀的工人领袖。
   但是，在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华夏大地，争民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五七年，五十万“右派分子”“自投罗网”；五九年，彭大元帅又以卵击石；今天，联司和支联英雄身陷囹圄。当然，还有以后的，发生在祖国心脏的大惨案……。
   这些民主的斗士捐出了自己的青春、事业、家庭、幸福，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动摇着封建的根基。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争民主的运动此起彼伏经历了七十多年，总有一天，封建的庞然大厦会轰然倒塌，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东方。如果将辛亥革命称作东方睡狮的觉醒，那么，民主的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迅跑。
   我看见不时被卡车送来的“人犯”——被抓的各厂支联站头头——送进了二道门内，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把我们也关起来呢？我从革命书籍《王若飞在狱中》、《不死的王孝和》、《红岩》中看到不少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狱中的英雄表现，我突发奇想：赶快把我关起来吧！让我也尝尝铁窗滋味，这不是很浪漫吗？让我也学学《红岩》中的共产党们如何开展斗争，那可真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吧！
   忽然，从二道门里面传出了雄壮的语录歌声。（共产党领导的公安局，关了一大批高唱毛主席语录歌的人，真让人笑掉大牙！）啊！这是里面的“难友”们在向“监狱”当局示威了，这些可敬的支联勇士们，歌声一阵又一阵，有时又传来嘈杂的人声，显然里面的勇士在团结一致，英勇斗争。我向往着立即进去，参加到这一行列中去。
   事后知道，机床厂的王才生当时也被关在杨浦分局内，在后来被押进去的人中，有不少支联头头原是红工头头，有人认出了我，他们进去后，就把我也在这儿的消息传给了王才生。这些人为了显示一下团结的力量，就发动了这场用歌声抗议的浪潮。
   我要尝尝铁窗滋味
   一股莫名的燥动在我心中升起——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幼稚单纯的心已经飞到里面。我大声要求看守二道门的一位老民警赶快催那位便衣出来，“这样不出不进的，是什么意思，快快放我们进去！”
老门卫用惊诧的目光看了我片刻，大概他不明白，怎么竟有这种人？竟吵着要“进去”？但他终于拿起了电话，讲了几句话放下说：“马上出来了。”
   我等啊等，还是不见那位便衣的人影。这时二道门口很杂乱，有闲人看热闹的，有被关人的家属在同门卫纠缠的，不时还有原被拘留关押的小偷之类的人被放出来，就在二门口经训斥后按上十指手印发送出门的，也许是为了把小偷赶走，腾出铺位让给刚关进去的支联头头们去享受，可见里面已经人满为患。
   老民警已经下班，门卫换了个年轻人，新门卫根本不知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我和殷庆宝完全可以趁这个当口逃离虎口。但我年轻气盛，不愿就这样走，我要“进去”，要进去斗一斗。我焦躁不安地向里张望。年轻的门卫不让我看，把我当看热闹的闲人赶开。
   晚上十点钟以后，便衣总算出来了。我立刻上前交涉：“为什么不把我们关起来？！”便衣也对我看了一阵，手一挥说：“你等等，我正在电话请示。”说完又匆匆进去了。
   请示？向谁请示？我从他这一句话顿时理出了这两天的头绪：这显然是一场有计划的行动，幕后的指挥是工总司的王洪文之流，他们一定事先从安插在联司、支联总站和红工内部的“内线”那里掌握了我们要重拉队伍、与联司联合，共同反对工总司的情报，所以布置了这次大搜捕，让机庆厂的工总司造反队去执行，为了麻痹我们和掩人耳目，又拖来红卫兵做掩护。抓了人先在附近的学校刑讯拷问，再送杨浦分局（过去王洪文抓了工总司内部的反对派范佐东等人，也喜欢往杨浦分局送），在送分局前，先在隔壁的电力专科学校暂时羁押过渡。——这“一条龙”的计划算得上是很周密的了！
   也许是他们发现走漏了风声，怕出意外，便仓促地把我押往分局，但还没有和杨浦分局商量好，因此虽然把我“卸”下车，却进不了分局二道门，而别人却直接进去了。分局对我这个“人犯”大概也是极为重视的，有点拒之门外的意思，不愿承担责任。尤其是里面唱开了语录歌，就更不想把我也关进去了。这样一来，那位便衣就要一遍遍地“请示”。
   负责任的老公安
   好不容易等到了11点多，便衣出来了。他一本正经地把我们的姓名、年龄、组织名称，担任职务一一记录下来，让我们签字。我签了字，站起来准备跟他“进去”，他却出乎意外地说：“你们可以回家了。希望你们回去后，停止一切活动，解散目前两种劳动制度大批判联络站。”又说了要珍惜大好形势，紧跟革命路线等等套话。
   太遗憾了！想不到要放我们走。我跳起来质问：“为什么不明不白抓我们，现在又不明不白放我们？”
   他冷冷地说：“不是我们公安局抓你们的。”
   “现在我是在你们杨浦分局，我当然要找你问清楚。”
   “我们不是放你们了吗？放了也不好？”
   “我不要你放！你把我关起来吧！你们拷打了我一夜，饿到现在，你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没那么容易，至少你们应该承认错误，对我们公开平反。”
   便衣感到我有点难缠，他作出无可奈何地样子说：“你们怎么被抓的，我不管。现在放你们是我请示了上面才作出的。”
   我一步不让：“那么你再去请示上面，不平反就把我关起来。”
   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转身进去了。
   我沉浸在得意之中。我不是一个孬种！进牢房也吓不倒我！我雄赳赳地站在那里，混身热血沸腾，两只手都有些颤抖。
   我感到殷庆宝拉了拉我，耳边传来他的声音：“放出去就算额角头了，还要什么平反？”
   我愤怒地转身，盯着他看，喷出一句话：“你要走就走好了，你这个怕死鬼！”
   他躲开我的目光，哀哀地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有三个小孩，你说我怎么办？你一个光棍汉当然不怕……”
   我压住火，轻轻地推开他：“你走吧！我不连累你。”
   殷庆宝并没有走，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算了算了”地劝。我被他烦死了。但也起了恻隐之心，决定让步。我请门卫打电话请那便衣出来。便衣出来了，问我们为什么还不走。
   我问：“你请示上面了吗？”这是我顾全大局的说法，他当然不会傻傻乎乎地把我的话拿去请示。
   他平静地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家，你们的家人一定在等你们回去，再说你们也受了伤。”他用同情的口吻来作动员了。
   我不买他的帐，不愿这样灰溜溜地走，我说：“昨天上百人对我们打砸抢，请你们公安局处理这些人。”
   “对你们作出革命行动，怎么能说是打砸抢？”
   “既不是打砸抢，为什么抢我的眼镜和皮夹子？”
   我提出眼镜和皮夹子，是要在临走的时候找点岔子和他搞搞，并没有期望能要回来。想不到这位公安同志却认了真，问我和殷庆宝被搜走了哪些东西，认真地一一记录下来，对我们说：“你们等一等，我与机床厂联系一下。”又进门去了。
   他这一去，直到午夜也不见人影。殷庆宝嘟嘟囔囔地埋怨：“走吧走吧，别同他们搞了，这点钱别要了，出去后我赔给你好了！”
   我生气地说：“你是资本家？算你钱多？你我皮夹子里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你的不要，我还要。你就是走，身上没有一分车钱，怎么回家？”
   他竟说：“你家就在隆昌路，几分钟的路，先到你家不好吗？”
   我横了他一眼：“你我这副熊样，不要把我娘吓死吗？我才不想让家里知道呢！”
   殷无话可说，只得耐心等待。
   一点多钟，那位便衣总算出来了。他带来了我们所有被搜走的东西。看来，这是一位负责而老练的公安，在半夜里，他竟然把事情办妥了。
   他如数还了我们的东西，只是扣下了红色工人总司令部的常委工作证。我不依。他说：“怎么？你们通过这次教训，还不死心，还要重拉队伍？”
   我不依不饶地说：“是的！你把我关起来吧！” 殷庆宝急坏了，他拉了我就走，也不怕腰痛了。
   又回6743
   深夜，我们俩一瘸一拐地走在空旷寂静的平凉路上，殷庆宝让我先回家。我摇摇头说：“你伤得很重，还是先去医院吧！”殷归心似箭，说：“还是先回我的家吧！不去医院了。”我坚持先去医院，因为杨浦区中心医院离这只有几分钟的路。
   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医生、护士和一些病人家属都睁大了眼睛呆看着我们。他们一定明白，我们是被抓被打的支联站头头。众人一概不响，医生更是不敢问一句题外话，只是小心地给我们开了一般的外伤用药和“三七”、止痛药。我们在急诊室饱饱地灌了一肚子冷开水。我扶着殷，一步步向电力专科学校门口的25路电车站走去。等了不一会儿，25路通宵车来了。到外滩又转71路通宵车。殷的精神似乎好多了。他说：“天还没亮，不要去惊动家人了，我们还是回愚园路联络站吧！”
   到了43号门口，门关着，不管我怎么碰门和喊叫，楼上的资本家就是不下来开门，我顿时火起，恨恨地说：“真是人一落魄，狗也敢咬了！”我绕到南面，翻墙进入花园，沿着墙壁的水落管三下两下爬上了二楼阳台，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劲，这么大的火。
   我怒不可遏地冲进资本家住的那间屋子的落地玻璃门，喝令资本家起来。
   男的抖抖索索爬出了蚊帐，但床还在晃动（必是那女的还在帐子里发抖）。我大声呵斥道：“我在下面报了我的姓名你为什么还不开门？”
   “你们组织被封了，我已被造反队训过话，不准我……”
   我打断他的话：“快点！去开门！殷庆宝还在下面。”
   他迟疑着不肯动。我怒火中烧：“怎么？穷爷的话你敢不听？你当穷爷完蛋了吗？告诉你，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的。”我一把拖了他到隔壁我们用的房间门前，门上赫然贴着“××路房管所封”的封条。
   我一把扯了封条。他带着哭腔哀求道：“不能扯，不能扯呀……”
   我说：“我敢作敢当，你天亮后去回报吧！就说是我沈××撕去的。我不怕！”资本家哭丧着脸立着。我瞪着眼命令：“快去开门！不老实我就打你，把火出在你身上。”
   这一招果然灵，他去开门了。等殷庆宝上来时，我已经用钥匙打开了门。里面收拾得很清爽，不像一般组织之间的打砸抢后一副杂乱场面。只是印刷工具和印好的宣传品被搜走了，私人的东西却没有少，我挂在门后放替换衣服的拎包都在。这更证明这次行动是对我们有组织的打击，而且计划极为周密，打击到什么程度的命令也执行得很严格。看来，这次行动的确只是警告我们停止一切活动，不想把我们逼得太凶，把我们放出来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我和殷庆宝坐在皮沙发里，资本家混身发抖地站着，我命令他“速去烧水，侍候穷爷们洗澡”，我这个刚从公安局放出来的“犯人”现在对资本家“专政”了。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他乖乖地去烧水，不多时他来说水开了。
   我发怒地说：“怎么？听不懂么？快去服侍殷庆宝洗澡。”
   他一声不响地与殷走到卫生间里去，不多时殷洗好后出来，资本家又把水倒好，在旁真的要来侍候我。我手一挥：“滚！”他乖乖的走了。我舒服地躺在浴缸内，一时迷迷糊糊，差点进入梦乡。
   洗好澡后，天色开始发白。我们休息了一会，殷说回他家去吧！我们在离开时，资本家在门口，哭丧着脸，小声嘟哝着什么，我大声说：“你去回报，就说我沈××撕的封条”他连说不敢不敢。
   我放缓了口气说：“你主动去，这样你才不会挨训挨批。还要说他们重又占领了这座房子。”
   临走，我要教教资本家怎样保护自己，不被我们拖累。
   回殷庆宝的家
   殷已经用不着扶了，我们神气地走出了43号。华山路上已经有行人，一辆赶早的三轮车踏过，殷神气地一招手，我们上去，到了他长乐路的家下车，气派地付了五角钱。他家门还没开，一家人还在睡。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呼唤他妻子：“惠玲，惠玲！”
   片刻，门开了，他的妻子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嘤嘤地抽泣起来，上下抚摸，轻声问哪里受伤了。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镜头。
   我在后面忍不住了，小声说：“嗳，嗳，差不多了，可以让我进去吧！”惠玲抬起头，这才发觉还有我呢，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头一低，赶快让我进屋。
   这是很小的三间平房，实际是三间坡屋，六、七平方一间，一间殷的父母住，殷夫妇及三个小孩住中间，还有一间殷的弟弟搭一只床，吃饭起居就在这一间。
   他的父母也闻声过来，对着我们看了半天。我们现在容貌整洁，衣衫刚换过，要是直接到这里，其“尊容”一定会吓坏二老的。我潇洒地说：“我们很好，只是庆宝的腰扭伤了，问题不大。”我安慰大家。他母亲说：“你们饿了吧？老头子，快去买早点。”殷父忙不迭地就走，殷庆宝说：“多买点！”
   是啊，已经有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了。在43号，我尽管呵斥资本家烧水伺候洗澡，但我们绝不会命令资本家做饭。
   很快，早点来了，豆浆、油条、大饼、锅贴摊了一桌，散发着那么香那么香的香味！他们全家看着我俩吃。我的吃相一定非常难看，我似乎一生没有吃过如此香甜的食物，没有喝过如此甘美的玉液琼浆。

吞吃得快饱的时候，我才有时间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拷打一夜后，最后不出汗了，也没有大小便一次？那是因为两人二夜一天只合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冬瓜汤，身体里的水份早就熬干了。
   从惠玲的口中我们知道了外面的情况。那天，我和殷庆宝从南面阳台跳下后，其他人员从竹梯子翻入北面的湖北省驻沪办事处，旋即顺利逃脱。一周姓工作人员，相当灵活，出去后立即混入愚园路上的人群之中，在半路上把王继鑫、郭文美等人截住，当我和殷庆宝被推上卡车押走时，他们目送我们开走。好险！真是只差一步啊！
   王、郭虽免于一难，但当夜已是惊弓之鸟，不敢有什么活动，仅去通知了殷的家人，第二天早上又通知了我的姐姐。相约之下，他们化了一个白天走访了市政法指挥部——一个统管上海公安、检察、法院的权力机构，又走访了市革会的其它有关部门，但接待人员一律称不知道此事，说不知道是哪个组织和机构抓的人。走访无结果，是在“情理”之中的。
   王、郭两人还是够朋友义气的，他们昨天奔波了一天，今天一早又赶到殷的家，喜出望外发现我已经好端端地坐着，殷已经好端端地躺着。
   我不愿当着殷家人的面谈什么，就留下殷养伤，对王、郭提议回联络站去谈。
   王说联络站已经被封了。
   我用嘲讽的口吻说：“就那么一张封条你就不敢进去了？就这样散伙了？”
   他有点尴尬，辩解说：“我们总要先营救你们两人才是。”
   “封条被我撕了，在哪里倒下去，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是我。你们要是怕就不用去了。”
   我的话当然刺痛了他们，但这两位忍了。
   决定回厂
   进入联络站后，我们一些在附近观望、探风的人发现了我们，重新又聚集拢来。
   我在对王、郭的谈话中，没有提及殷的差劲表现，算了，顾及他的面子吧！再说，他腰受了伤，情况与我不同。
   在后来的几天中，联络站的工作转了方向，不再提重拉队伍的事。对这种转向我很不以为然，我还没有从被严刑拷打中产生的逆反心理中冷静下来，为此我同大家发生了一场争执。我偏激地认为还应该重拉队伍，而不应该搞这种不痛不痒的“大批判”。我的观点只得到郭文美一个人的支持。
   冷静下来想一想，重拉队伍的气候确实已经丧失。“8·4”行动后，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在野”的群众组织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上海成了工总司的一统天下。这种气候下，提出重拉队伍，群众是不会冒险跟我们走的。
   既然时机已经失去，我们当然只能搞搞大批判。但我觉得，这样刻刻、写写的半公开半地下组织，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既不能在群众中产生什么作用，更不能对上层、对中央起什么影响，谁也不会理你。我对目前这种活动方式丝毫不感兴趣。我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
   我在作出这样的判断后，遂决定告别众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大家，郭文美对我一再挽留。我对她说：“我对组织的前途已经失去信心，这样的搞法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而且有的人一旦大难临头，想到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样搞下去，我也寒心了。”
   我的暗示，她当然心领神会，我们两人黯然神伤，默默不语。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往事，就是在去年11月份，组织成立伊始，在乌鲁木齐中路总部三楼组织部的房间内，黎伯昂偷吃糖果殷捉住后，黎曾写下一张交待认错的纸条给殷。
   现在我要离开大家回厂了，我向殷要求把此纸条给我。我的动机是朋友一场，不要把这张屈辱的纸条留在殷的手中，我要回来可以回厂后还给黎。想不到殷却要我请客吃一顿，才能把此纸条还给我，一面讲还一面笑。我心里骂了一声：“流氓”。但我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朋友的面子，就答应道：“好！今晚在绿村我请客，王继鑫，郭文美你们也去，我与诸位饯别。”
   这顿晚饭，吃得很闷，只有殷一人谈笑风生，一改数日前哼哼不停的可怜相，这个可鄙的叛徒！
   席间，殷把字条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喷了一口饭，黎的纸条上竟写偷吃糖的行为得到了我的同意，而且我也一起吃。
   虽然我知道，这种捏造事实的写法是为了迎合殷当时要打击我的目的，但我仍感到一种被朋友出卖的伤痛。殷庆宝为了夺取我的权力，竟这样处心积虑地在背后做小动作，时至今日，还要敲我一记竹杠，全不想数天前我对他在“里面”的照顾，而且出来后我也没有把他的行径公诸于众，他真是无情无义。唉！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总是这样肮脏、卑鄙。
   我心灰意懒，什么也不想了，决心老老实实做一个工人。尽管席间郭文美又提出挽留之语，我只对她凄然一笑，低沉而又坚决地说：“我算了一算，今天该我夜班，我马上回厂去上夜班！决心下了，说上班就上班！”郭诧异地问：“已经三个月不上班了，何必那么急呢？”我喟然长叹，默不作答。
   我作出回厂的决定，是轻率的，它使我过早地失去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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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手的世界
   我告别了他们，匆匆赶到厂里。那个泰兴老头，安排了我的工作岗位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我在酸洗工序的出布岗位上。
   不多一会，发觉有些异样，没有人同我说话，有个姓刘的坏种，若即若离的在近处对我监视着，还不时有造反队的人远远看一看就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果然，半个小时后，造反队头头之一的姓蔡的坏种同姓刘的走来，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
   我一进办公室，马上围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是“职业打手”。完了！我又要被严刑拷打了！这些人用黑布蒙上我的眼睛，押上卡车。待他们扯下我眼上黑布时，我一看，又是在一间教室内（事后知道是上海航空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人的学堂成了惨无人道的同类相残的地狱，这真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


   后来我才知道，在杨浦区虹口区的一些工厂和学校，组织了一个叫虹杨联防站的组织。我不知道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联防？防什么？防谁？实际上他们是工总司属下的基层造反队联合组织的一批打手。称他们为“职业打手”毫不为过。这些学生和工人，不念书不做工，就是每天打人，打无辜百姓，美其名曰打流氓。工厂造反队之间发生争执，发生武斗，就派这些职业打手上阵。
   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武斗：在文革前我们厂同外厂共同联办了一个职工疗养院，因为我厂出的经费最多，所以领导权亦在我厂，该疗养院也以我厂命名，叫上海绒布厂疗养院。在造反夺权的日子里，疗养院的夺权成了问题，各厂造反队谁也想夺这个权，要在“疗养院”三个字前面挂上自己的厂名，于是各厂造反队争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家是上棉卅二厂，这厂出了一个王秀珍，是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红极一时的市革会委员。因有这个背景，该厂动员外厂几千人来冲我厂。我们厂就把虹杨联防站上千人的学生调来，把工厂筑成一个堡垒，用硫酸、烧碱作武器（纺织印染厂里这种“武器”多得是）对付冲击者。这次武斗，幸好被军代表及时制止了，否则其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外面几十辆卡车冲来时，我厂原来的一位党委秘书（现时也是工总司造反头头），为表现自己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到大门口进行劝阻，被对方用弹皮弓弹瞎眼睛一只。外厂有几人被抓进来毒打了一顿。尽管大规模武斗被制止了，但毕竟是伤了几名无辜者。“虹杨联防站”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打手的组织。
   在文革中，出现打手和以打人为乐，是必然的。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对一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既然老人家倡导“武”，那位红卫兵当即改名宋要武。于是，从中央报刊到街头小报，无不充斥着“专政”的语录，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暴力的行动”，煽动红色恐怖，播撒阶级仇恨，把文革序幕中，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那一点点当作遮羞布的学术气氛扯个干净，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中国从一个礼议之邦，一下子成了打手的世界。
   当文革结束，武斗的烟尘降落后，人们看到了报应——兽化的尚武，并没有使民族强悍，反而使见义勇为者大大减少。因为文革的武斗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是对弱者的酷刑。它培育的不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只是狐假虎威的懦夫。它摧残了人性，摧残了民族精神，毒化了民风。如果说文革对经济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对民风的毒化则是更大的犯罪。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国家打个稀烂，三年不就恢复过来了吗？大跃进、浮夸风使国家饿殍遍野，三年不也恢复过来了吗？但民风的恢复恐怕要化几代人的努力。文革结束已经近三十年了，人们称赞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们却悲叹人心变得刁滑了，社会诚信水平大大下降了。
   这笔帐不知找谁去算。
   毒箭双雕
   我站在教室的一隅，几个杀气腾腾的打手环立我的身旁，手痒痒地急于要动手。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已经领受过了，我心中明白，厂内的造反队头头尤其是车间的头头，他们是在用打击支联站头头为借口，对我进行报复。
   六六年夏天，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中，我们车间的大字报大都出自于我的手，触痛了一些人。后来在六七年二月红工组织解散，我回厂的一段时间内，我又用大字报同他们唱对台戏，冲击批斗厂长和车间党政领导的大会，使这些工总司造反队头头对我恨之入骨。现在我轻率地回厂，正撞在刀口上。得！我认了，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复仇心理了。
   打手们刚要动手，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人，我一看，是我车间的造反头头蔡长根，此人猴腮尖嘴一肚子坏水，他插在我与打手之间，对打手眨了眨眼，对我说：“这里是虹杨联防站，把你抓来的是联防站，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在假充好人了）。只要你讲出厂里支联站的成员情况，就没有事了。”
   我对他说：“厂里支联站我不知道，我不在厂里，如何知道呢？”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他歪了歪嘴，这些打手立即扑了上来，“大背包”接连不断，人尚未站稳，又被凌空摔起。我干脆不起来，他们就用厂里带来的织布机上的“打梭板”猛力抽打屁股，我一阵阵钻心的痛，撕心裂肺的痛。这次打的要比上次厉害多了，我不得不以揪人的嘶叫来减轻痛苦。
   打手累了，休息的时候，蔡和厂里外号叫狗熊的出来讲话了：“你还是讲了的好，何必皮肉受苦呢？”这些打手以满足的神情，歪着头嘻笑着抽起香烟，欣赏我的痛苦。
   我重新对他们说：“厂里支联站的事，我不知道，我人在外面，有些什么人参加，我怎能知道呢？”我的回答，实际上他们也明白。
   “那么，上绒支联站（筹）是你搞的吧！”
   “是的，那张支联站（筹）的宣传品是我张贴的，我贴出后就离厂了。”
   这时又进来几个打手，他们没有参加刚才的打，似乎损失了什么，便插话说：“不交待吗？”蔡对他们点一点头，这几人冲上来，把我拖翻在一只长条凳上，我脸朝下躺着，他们就抡起“打梭板”轮流抽打，直打得我拼命叫喊。
   厂里又有几个头头赶来，看看不对，出面制止道：“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事体来。”（这是指不能打死我。）这些打手才歇手，又是抽香烟、嘻笑。
   他们把我拖起来，我的下半身像在火里烧烤那样刺心的痛，我望着昏黄的灯光，晕晕乎乎的头脑一片空白。这时忽然从隔壁传来陈鹤鸣的声音，我明白造反队把他抓来关在隔壁。只听有人在说：“刚才沈××不老实，不肯交待，你已经看见了，怎么样？不要不识相，还是识相一点好。”又听陈鹤鸣急急为自己辩护：“厂里支联站头头是沈××，不是我。”这小子真不是人，明明他以头头自居，发展组织了不少人，而现在却全推给了我。
   “啪——”一下响亮的梭板打在桌子上，“怎么？要吃生活（打）吗？”我只觉得陈的声音逐渐低下来，嘟嘟哝哝再也听不出说些什么了。我有了殷的教训，知道此人要出卖我了。
   过了半天，厂里的头头们从隔壁走进来，又开始对我审问：“你还是交待的好，陈鹤鸣已经坦白了。”
   我明白不开口不行了，而且我不值得为了保陈鹤鸣这样的软骨头而受罪，我就叙说了他来找我的过程。但我没有把我知道的另外两人的参与说出来。他们对这样的“交待”当然不满足，要我把所有参加的人的名单交待出来，我坚持说不知道，他们居然也不再继续追问我，反倒穷追不舍逼我交待厂里的党员干部是否有人参加。这时蔡长根又用软的一套“诱供”，明确要我把党委书记参加支联站坦白交待出来，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把我拖翻在地又是一番毒打。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逼我把党委书记范雨生逼上死路，我心想，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夺权就夺权吧，何必这样无中生有地陷害一个人呢？喔——不对！这坏种今天是毒箭双雕，既可对我报复，又要利用我达到诬害党委书记。事后一旦真相大白又可一点不负责任，罪名由我来承担。这着棋太卑鄙了！
   我说：“蔡长根，你太阴险了。你打吧！只要你今天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不会饶了你！”于是，免不了又遭来一顿毒打。但只要打手停下手来，我就是这样一句话：“要打，就打死我，不打死我，你蔡长根不要想太平！”
   我这种顽强态度，倒也镇住了他们，他们停止了审问和拷打。又把我连夜押回厂里，关在工会的二楼走廊。我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呻吟（这时的痛疼简直无法忍受），这惊动了驻在我厂的支左军代表，一位年轻的战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什么呢？我没有理他，只是翻动身躯，啊呀，啊呀地呼叫。他呆了一会，把医务室的夜班医生，一位叫朱敏的女医生叫来。这位“白衣天使”一见我这个“支联头头”或者说“临时工头头”，便“噢，这个人呀！”回头便走，啥话也不问，啥药也不给。
   我看着她走了，我从心底里可怜这个女医生。你是一位医生，而且是解放军请来的，你如果是怕的话，我也能理解，但你那对我不屑一顾的鄙夷，说明了你并不是怕得罪造反队，而只是轻信谗言，随风摇摆，也把自己降得那样低微。
   我想吞下纸条
   那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在我的身边站了一会，也走了。我继续在地板上翻滚，天色开始发白。天亮后，他们把我关进东头原团委办公室内。我一人在空荡的房子里，听着楼下的路上，不时有车间里的工人走过，从他们的声音中我了解到，这时厂里造反队开始对凡参加过支联站的人，三、四人一抓，分批往航校送，由航校的打手拷打。一时把厂里的气氛搞得恐怖万分。
   我在抚摸伤痛时，突然手指触及口袋内的纸条。啊！昨天晚饭时殷庆宝给我的黎伯昂写的字条！如果这张字条被搜去的话，他们只要把这字条照抄，在前面加上一两句说明，我们两人将在全厂三千工人面前成了偷糖吃的小偷，会有多少人笑话我们，几年后还会有人把它当成笑柄。这太严重了，我要消灭这张纸，把它吞下肚去，像电影中地下党那样。
   不过，时间还来得及，并不是到了电影中国民党搜捕拍门的关头，再说吞纸张一定不好受。我就把纸撕成小小的碎片，想把它撒到窗外去。
   窗外，对面大楼的底层，就是造反队办公室，千万不能给他们发现，而且两座楼之间是一条通道，来往的人不断，一次撒多了会出问题。我就一片一片的往下扔。幸好一阵阵的东南风帮了我的忙，纸片飞得远很开，我用几分钟了了这件心事。花了十几元请客要来一张纸，又冒了被造反队发现的风险消灭掉，想想可笑。我真是白痴！
   好了！绑架、拷打、审讯，我都经过了，这次又差点吞“文件”，我都能挺过去！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算得上一条硬汉。

这天的中午，我被看管着去食堂吃饭，我在一个角落埋头吃着，一些布机间挡车女工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议。不用说，我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从飘过来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是上午有大批人被抓到造反队和航校，只是几拳也就了事，没有受我这么多罪。第二件事，使我极为痛苦，因为从她们的话中露出，是由于我的招供才导致了这些人被抓、被打。
   我成了罪魁祸首！我成了出卖大家的叛徒！我有口难辩啊！这顿饭吃得好痛苦，我咽不下，但还是在强咽，这样可以拖延一点时间，再听听一些外面的消息。一直到慢慢吃完，也听不到党委书记范雨生的一些信息。我判断，由于我不肯就范，造反队陷害范书记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二、三个月后，我才知道，陈鹤鸣这孬种那天夜里，没有挨过一记打，一吓就交待，咬出了五十多人。第二天白天，这五十多人全受到了冲击。这其中有陈鹤鸣顺着造反队头头的意思，胡乱咬出来的人，这些头头乘机报复，满足了个人恩怨的老帐。
   原来的一个电工、一个机工是参与搞支联站的人，这次也吃了一点苦头。由于陈鹤鸣使坏，假充好人，说我把他们招供出来，他们两人一时对我恨之入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路上碰见，都给我看白眼。直到多年后，这一内幕逐渐从造反队中传出，陈鹤鸣的为人才逐渐被人彻底看清，这些受害者对我表示歉意。而且从这一件事上厂里的工友都看出我不肯出卖朋友，讲义气的品性，反而进一步树起了对我的敬意和威信。
   逃出去！
   下午，蔡长根又来了。（上午不见人影，大概睡足养好了精神。）他们对支联站的人员已经不感兴趣，该打击的，他们已经打击了。（实际上我厂的支联站并没有干什么事，徒有一个空名）。现在对我揪住不放，要我交待车间党支部及支部书记在执行“资反路线”时的一些详细情况，在组织大字报时，谁出了什么主意，干了什么。在党委书记范雨生的问题上，一再逼着要我把他与支联站扯上线。
   我冷静地想了想，不管我怎样挺住不开口，姓蔡的坏蛋也一定会说我已经如何如何交待了，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对他要进行报复的干部实施打击，事后，把一泡稀屎拉在我身上，他则可以轻描淡写推卸责任。
   不！在现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我要改变策略，对这些干部我要保护，不能让蔡制造我的假口供，使他们遭受肉体折磨和政治磨难。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共产党的信徒，对厂里的这些干部，还有一些感情联系。在文革初期，我参与了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队头头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是有问题的人。我仍坚信，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百姓之所以受苦受难，是由于下面的干部，现在是造反队头头歪曲了上面的政策。
   那么，怎么保护自己呢？我不能硬顶。硬顶除了皮肉再次受苦，还挡不住他们制造假口供。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对！逃！一逃了之。
   主意拿定，我同蔡周旋起来。我想，只要混过眼前，然后瞅机会赶快逃。我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对他说：“我混身是伤，让我休息休息。”我还特意把裤子解下来，整个屁股已经发紫发黑（他一看，肯定充分满足了报复的欲望），我又说：“你们下毒手打得我如此，终不能逼人太甚吧！如果把我打死，你怎么交差？”
   这又软又硬的两手，使他没有进一步逼我，他还没有开口，我又说：“明天你来，我一定交待。”他现出得意的奸笑，大概想不到我会软下来答应交待，很快走了。
   晚上，一开始睡不着，直到下半夜才睡着了。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注意看了看，外面走廊上竟然没有人看守。我很高兴，出这座楼不成问题，但如何走出工厂的大门呢？如果门卫把我拦下来怎么办？而且现在时间尚早，上早班的人还没有来，一般来说大门还没有开，这样出去，必然要被门卫拦住，但又不能太迟，迟了进厂门的人多了又不好。
   我耐心地等了一会，估计大约5点刚过，我快速下楼，直到厂门口，没撞见一个人。往前一看，大门洞开。我便以稍快的脚步走向厂门。一般来说，门卫不可能追赶出来，他们同情心总有吧！如果是同造反队头头一条心的人当班，只要我走得快，冲出厂门外，我就不怕了，一对一我可以奔跑，可以逃离。不怕！我快步经过门卫室，两个值班的人，对我看了看，扭头只当没有看见。
   好！成功了！我快速走出厂门，向25路电车站走去。去哪里呢？不能回家，回家他们可以来抓。到愚园路6743去，他们是不敢到那里去抓我的。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联络站。
   两天后，蔡长根竟由黎伯昂带领着来到愚园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继鑫也想马上动手教训他一顿。黎赶紧声明说，他是向厂里保证过的，要保证蔡的安全，请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要动手了。我真恨啊！你黎伯昂不该屈从他们的压力，蔡有胆量来就让他自己来，你真不该来。王继鑫几个人不管，走上前去要打蔡，把蔡吓得脸都变了色儿。我为了朋友只得劝阻王继鑫等人。蔡大概是受了厂里造反队的训斥，叫他来找人，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拖了黎当保驾来叫我回去。并说回去后保证不怎么怎么。
   我当然不能上他的当，拒绝了，恨恨地骂了一通。
   我重新在联络站呆了一个多月，不过，对联络站的工作不再参与，无所事事，在混。
   到了十月中旬，厂里的党组织像上海的其它单位一样开始恢复，先是以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恢复，后来再恢复党委。党组织的恢复，意味着造反队权力的削弱，这些头头不可能再胡作非为了。这时，我就马上回厂。果然谁也不再来与我纠缠，我重新做我的工。
   “专案审查”序幕
   这时的上海，自8·4后，趋于稳定。九、十月份，各单位党组织相继恢复，市革会这个上海的权力机构真正地开始稳固。虽然在“一·二八”，“四·二七”两次炮打过张春桥，说他是叛徒，但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保他过关，上海的炮打事件也就烟消云散，他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十分巩固。王洪文的地位也已确立，成了上海的“工人领袖”，一个实力人物，张春桥、王洪文成了相互依靠的帮派集团，这就是日后发展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一稳定，就要开始“算帐”了。市革会、工总司继“8·4”大行动后，以原公、检、法为基本力量，掺以各单位抽调的工人，组成各有针对性的“专案组”，对各路在野的造反人物进行“专案审查”。
   我在十月初回厂后，过了一段安定的生活。愚园路的联络站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活动和解散了。
   到了十二月份不断有消息传来，我们这一圈子的人陆续开始被审查。
   审查的序幕是这样开始的：专案组以市政法指挥部的名义指定某人去胶州路派出所报到，要你去写交待。每天早上去，晚上放回家，几天后再调换另一人去。这段时间后，王继鑫、郭文美、朱力军、刘俊等人相继被正式关进公安局，后来转入思南路看守所。
   那时社会上流传，凡自己认为要被抓起来审查的人，事先必须准备好一套“毛选”，五斤粮票，两元钱。我扳扳手指头已经差不多了，早该轮到我了。我准备好毛选、粮票和两元钱放在更衣室的箱子里，每天等待厂里造反队的通知。
   但通知很久没来，我像条漏网的鱼。一直到了六八年的一月二十日，这天我是早班，刚发好工资，我被人喊去。
   轮到我了！
   来人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我明白轮到我了。我就向同组的工友们告别，我说：“再见了，我要同你分别一段时间了。”有人打趣说：“哟！你又要出去造反了吗？做了官可不要把我们忘记呀！”我苦笑着摇摇头，说什么呢？我马上去更衣室拿了毛选等物，换下工作服离开车间。
   到造反队办公室的大楼前一看，没有吉普车。
   怎么？没有用车来抓我？我走进造反队，几个头头用一种不在乎的眼光对我看了一眼，说：“你现在去市政法指挥部，马上就去。”
   我看了看周围，办公室内没有陌生人的面孔，更没有穿公安制服的人。
   我问：“我自己去？”
   “是的，你自己马上就去。”
   轮到我的时候，怎么去政法指挥部，而不是胶州路派出所？我又问政法指挥部在哪里？那姓王的头头说：“怎么？你不知道？”他翻了一下，在抽屉内取出一张纸，说胶州路××号。
   噢！还是胶州路派出所啊！
   我出了造反队，心想，如果马上就去，今天肯定要饿肚子。干脆吃了午饭走吧！我立即赶到食堂，一个人在角落里埋头吃饭，装饱肚子好去受审。我明白，这次的受审要正规多了，动手严刑拷打是不可能有的了，但也难对付了，因为这是一些正规的公安人员，要想蒙混过关是不容易的，但我并没有恐惧，吃完饭很坦然地骑上自行车就走。转念一想不对，万一他们今天就把我关起来，这辆自行车怎么办？我不能失去它，算了，乘车吧！
   到了静安寺，徒步走向派出所。这派出所原来在万国殡仪馆的隔壁。我不禁想起了那次为了我们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开的追赶悼会。那时我们确实风光了一阵，门口大小车辆不少，一个做临时工的平民能进万国殡仪馆，场面搞得那么大，不容易啊！可现在我们组织垮了，我是作为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来接受审查的，不久将走向监狱，走向劳动改造的营地，而且是那么的“自觉”和“自动”。
   后来看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著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早就这样做了，在苏联，那些被审查的人更“自觉”了。一个妇女被抓走了，留下了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邻居的一位妇女出于同情和母爱，不愿看到这条小生命夭折抱来照料。隔了一段时间后，这位邻居的妇女等不到被抓妇女的消息，她就去有关部门询问，并询问对于这个婴孩如何处置。好，这个妇女就自动送上监狱之门！当局为了凑数，也就不管她一点没有什么“罪过”，也把她抓进劳改营地，再也不见回家。
   自觉走进监狱的人们
   五十年代，在我们上海，我们厂也有这么“自觉”走向公安局，走进监狱大门的人。
   一个运动到来了，厂的领导和保卫干部就要拟一份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填满要抓的人的名单。这些没有犯什么罪过，却是有个性，不愿俯首听命，在平时顶撞了领导的人，被认为是不听领导、不听共产党话的坏分子。其中有一人被一名工会干部很偶然地保了下来，这干部对他的上司说，这人就是脾气坏了点，人倒是不坏的。就这样把他从名单上勾去，但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数字，又把另外一个凑了上去，这下这名凑数上去的人倒霉了，一去二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才给予平反。
   由于每次运动中列在名单上需要“送走”的人太多，厂里保卫干部一时忙不过来，就会直接通知本人。接到通知的人就会自动地拿了铺盖、衣物、日用品喊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走向公安局，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现在，该想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会那么顺从地、自动走进公安局了。是无处可逃吗？的确是原因之一，因为严密的户口制度和无所不有的票证制度使无户口、无任何基本生活票证的人无处躲藏。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那时的百姓太老实。大家都相信共产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既然自己不是坏人，那么叫去就去呗！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最多在里面呆十来天就会出来。而进去的人为什么去了就没有回来呢？外面的人就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是坏人！而回不去的人经过反复的引导、“教育”后，也会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的确犯了罪，是个坏人，把自己关起来是“挽救”，对外面尚未犯罪的人是个警戒。
   说实话，那时共产党的威信实在无与伦比。有的人家小孩学坏了，大人管不住，也会自动地把孩子送到公安局去，让共产党来管一管。公安局收下孩子之后家长放心地走了。过几个星期家长去领孩子的时候，却领不出来。对不起，孩子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一直过了三十年，孩子变成了半大老头的时候，才平反。
   这实在太轻率！
   之所以轻率，是因为自己是胜利者。
   胜利者是很难自律的。尽管共产党在胜利刚刚现出曙光的时候，就让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汲取李自成腐败的教训。但，共产党是一个无人能够制约的党。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必定要腐败的权力。虽然那时贪污腐化并不多见，但草菅人命、侵犯人权却比比皆是。这是比贪污、腐化更能刺伤百姓心灵的腐败，胜利者这样玩弄百姓的敬仰，太不爱惜自己的威望了！
   单纯的我，根本不明白进狱后的非人待遇，还异想天开，为不能尝尝铁窗风味而懊恼不已，直到若干年后，读了《生死在上海》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真实的思南路看守所内的监狱生活，才后怕得打了个冷战。
   这时的我，坦然无惧地进了胶州路派出所。
   写“交待”
   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那民警要我稍等，一会儿，有两个年青便衣把我领进一间房中，他们要我坐下，给我一迭报告纸，要我交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我说我没有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参加的。这两位便衣还算客气，没有大发雷霆，只是说，你把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过情形写一写也可以。他们扔下一迭纸就走了。我一个人就这样呆坐在这间房中。
   我对这间房作了观察，这派出所是一幢花园洋房，我呆的这一间朝北，外面是一片草坪。西北风从窗缝吹进来，这是一年中最冷的三九严寒天气，一个人坐在冷板凳上一动不动，实在太冷了，冷得脚趾发痛，手指发麻，时间久了，一直冷到骨髓。
   我就这么呆呆地坐着，突然从左面的隔墙传来一阵鸽子的咕咕声，啊！鸽子。我的脑海突然涌现了一张五十年代的宣传画：两名活泼可爱的儿童，一男一女，手捧和平鸽，画的名字是《我们要和平》。但文化大革命要的是战斗！连在海上航行的“和平××号”的货轮，一律被改为“战斗××号”，“平安电影院”改为“战斗电影院”，哪里有和平啊！我觉得一阵阵的咕咕声好烦人！
   这一天从中午到下午，一直没有人来管我。天黑了，我实在是又冷又饿，就去找派出所值班的，一位女民警说：“你等一等。”我又退回小房间。过了一会，她大概通了电话，得到指示，来通知我说，你今天可以回去了。明天早上八点再来。
   我快步走在寒风凛冽的马路上。行人稀少，静安寺也失去了夏日之夜的繁忙和热闹，我匆匆在一饮食摊上吃了一碗阳春面，急急走到殷庆宝的家中。
   我告诉他现在轮到我了。他告诉我，其他人已经正式关起来了，现在搞联络站的就我们两人没有关起来。他还说，在昨天以前的一星期他也在那个派出所那间朝北小间坐了一个星期。他夸夸其谈，说他如何如何地与审问的人顶了起来。我默默地听着，似信非信，没有久坐，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老实地到胶州路派出所按时“上班”，那两位便衣还不见踪影，我就在窗口望着枯黄的草坪和凋零的树木发呆。直到九点多钟这两人才出现，他们要我把交待材料拿出来。我把只写了几十个字的纸交给他们。两人一看，大发脾气，说我不老实，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我不去同他们争辩，他们也不想与我周旋，虚张了几句要我老老实实把经过写下来，又匆匆走了。
   这就开始写我的交待。
   我写道，在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我们起来串联，起来造反，于66年11月15日得到华东局的承认，成立了组织。又是只写了半张纸，写完我就看窗外的草坪、树木。这时隔壁人家养的鸽子被主人放了出来，鸽子自由自在地在草坪上嬉戏啄食，有深雨点也有浅雨点，还有灰壳，我看来看去就是没有酱鸽（一种咖啡色的鸽子）。我站在窗口，冷气透过玻璃，刺人心肺。我挪动着双脚，不断移动着冻得发痛的脚趾，等待着从鸽棚里能飞出一对酱鸽来，但等了半天还是不见，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失望。
   读小学时我也养过鸽子，有一段时间特偏爱的是酱鸽——“双阳”纯种。那时养鸽子的讲究要种纯，品种有：司大瑟，凡尔琴，日本黄种，李美林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再也没有纯种鸽子。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看着枯黄的草地，看鸽子，百无聊赖，一时莫名忧愁袭上心头。这样的审查算什么王法？关不像关，放不像放，没有自由，让你“自觉”地走进牢笼，精神上的压抑让人觉得气也透不出来。人啊，还不及这些咕咕叫的鸽子。
   毛主席在去年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系列的社论、最高指示，一次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这一切让人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对人民是那么的信任，把人民调动起来，把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调动到疯狂的地步。毛主席实在是伟大，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著述那么多，加在一起恐怕要有几千万字。可是毛主席只用一句话就把它们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南昌起义、井岗山，不就是造反吗？劳动者向剥削者造反，夺取应得的权力，不是天经地义吗？不是天然合理的吗？全中国、全世界哪里能有第二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呢？没有！只有毛主席，只有伟大的毛主席！
   然而，为什么今天，却把一批批造反的人投入监狱挨整、审查呢？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上柴联司又是犯了什么罪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造反有理”是骗人的。是谁在骗人呢？造反自古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不是起来造反吗？你是在造谁家的反啊！造共产党的反那还了得，今天就抓你来了。
   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一股愤怒在心头激荡，我犹如一头困兽在房中不时走动。
   夕阳西下，那两个便衣来了，我仍站在窗口，我不想坐下来，直直地站着，看着他们。两人拿起我写的纸一看，就大吼大叫地开始对我训斥：“沈××你不老实！难道你想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吗？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与他们顶了起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按他的指示起来造反有什么错？难道我写的东西不对？我看你们才是在反对毛主席”。在我毫无顾忌地与他们一句来一句去顶牛的时候，有一位便衣出去了，我估计他去打电话汇报了。
   走了的便衣进来同那人咬了咬耳朵，对我说：“你这样硬顶没有好处，你会吃亏的，你知道吗？王继鑫不老实已经关起来了，你不要走他的路。”
   我说：“今天你们也把我关起来吧，我不愿每天这样受罪，已经是三天了”。那两人要走，我把他们喊住：“天已经黑了，我肚子早已饿了，我要吃饭去！”那两人说：“不行，你等着。”
   他们走了，大概吃饭去了，我却又冷又饿地呆坐着。
   两人回来后很有耐心地与我磨蹭，要我老实地交待。在提问中，不时提及一些我们过去的造反经历。这时我明白，他们已经从王继鑫等人身上取得了材料，基本掌握了我们的情况，开始来审问我了。这时我却不去回答问题，大吵大闹地要求回家，他们不准，我又提出给我出去吃饭，他们也不许。我火了：“我今天只在早上吃了泡饭出来的，中午饭也没有吃，你们就是把我关起来总也该一天两顿饭给吃吧，你们如果怕我逃，可以陪着我出去吃一碗阳春面。”这些人丝毫没有心肝。
   我发现唇枪舌战的时候，他们中一人不时去打电话，我料定这两人只是一般的角色，我就说：“我要见你们的领导。”这句话大大伤了这些老爷的官面子。两人拍桌子瞪眼，说要把我关起来。
   我用蔑视的眼光，斜着看他们：“那请你们马上把我关起来！”
   没有动静。
   我冷笑一声：“想当初我起来造陈、曹的反，就已经把头拎在手中了，还怕坐牢吗？我们这些人早就上了黑名单了，还怕什么呢？”我横下心了，什么也不怕，我想早点结束这似关非关、使人心焦的生活，干脆关进去算了！这是迟早的事，王继鑫他们关起来了，还少得了我？
   可是这两人倒矮了下去，再也不理我，但却坚持不让我出去吃饭，用这来报复我的顶撞。
   与裘顺富初次交锋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便衣，这人一进来，那两人就很恭敬地站起来，轻轻地对他耳语了一番退了出去。
   我看着来人，他也看着我，互相对视了片刻。他踱着方步，不时看我一眼，又不停走动。
   这人身材瘦小，精干利索，他的面孔倒显不出什么凶恶和奸刁的样子，如果他不是一个公安，兴许还是一个使人乐于接近的人，我想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了。这样相持了一会，他坐下，坐在我的对面，又对我注视片刻，拿起我只写了半页的所谓交待扬了扬开口了：“听说你这三天来什么也没有交待，这可不行！你要知道，王继鑫也是这样和我们顶，现在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你这样下去，对你不利啊！”
   我说：“我没有犯过错误，也没有辫子可抓，我怕什么？”
   “你没有问题？那我们把你请来干什么？”
   “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的，何罪之有？”
   他立起来：“你们造反，这是造谁家的反？”
   我也不甘示弱：“我们是造黑市委的反，造资反路线的反。”
   “你们是在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我一不作二不休，顶他一句：“我不知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很可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把我叫到派出所，关不像关，抓不像抓，你们到底是哪个组织的？”
   这么一说，他非常生气：“好啊！你沈××到还真有胆量啊！竟敢怀疑我们，难道我们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吗？”
   “谁知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大有人在。”
   他一拍桌子，气得一时没有话讲。他想了一会，又坐下来，我也坐下来。他说：“你要我表露一下身份？好！我给你看。”他把右手伸进衣服口袋，拿出一张工作证来，送到我的眼前。

我一看——“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二科裘顺富”，照片也是他本人。他的身份是公安人员，这无可怀疑。我刚才其实并没有怀疑他，只是与他顶着干。
   我还是故意激他：“公安局是黄赤波的，早就砸烂了”。
   我看出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从口袋里拿出飞马牌香烟，抽起烟来。他改变了策略说：“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毛主席说95%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现在上海的政法指挥部成立了，这是在新生的市革会直接领导下，是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他话锋一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起来造反，这大方向是对的，但你们这支队伍是很复杂的，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混进坏人，你还年青，还很单纯，你还不了解。我们对你作过调查，是有了解的，你在前一阶段做过一些好事，我们都知道，我们请你来，就是请你帮助我们，把混进你们红工司中的坏人揪出来，要把这些人和事理一理，你应该协助市革会做好这一严肃的政治工作啊！”
   他的话满足了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我的气消了。他看我已经在专注地听他的讲话，于是，这个老公安更进一步的说：“你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你掌握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就是请你来把坏人揪出来。这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是为无产阶级立新功的时候了，你要看清形势啊！”
   听了这段话，我有点飘飘然了。他便把高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抛了过来。我平心静气的说：“我也不要立什么功，我做的事光明磊落，完全可以审查，我也愿意接受审查。”
   他顺着我的话说：“对！我们了解你，信任你。”
   我说：“我从开始串连到造反成立红工司，以及后来的活动，都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些过程谁都看见，谁都知道，完全可以审查。”
   他凑近一点，以职业的敏感说：“是啊！你不说，别人也会说的。”
   我有点警觉：“我们革命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光明正大的、公开的活动，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他与我又坐得凑近一点：“好！那你就把这些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经得起审查，经得起考验啊！”他站了起来，满意地注视着我，他的内心一定得意非凡。我这一个还不成熟的青年，到底被降服了，上了他的圈套。大凡中国的警察——公安人员在审讯中很容易用封建社会的刑讯逼供的一套，但历史毕竟是在迟缓地进步，对骗、吓不吃的人，就用“哄”的办法。现在，他高帽子一戴，避开“老实交待”这个刺耳的词，我就轻易就范了，答应“把经过写出来”。
   他拍拍我的肩膀，非常友好地说：“还没有吃饭吧，一定很饿了，我也没有吃过，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这人的弱点是吃软不吃硬，我被他的关心所感动，马上回答说：“不饿，不饿。”实际是又饿又冷。他把我送出派出所大门，还关心地说：“你先去买点吃了再回家吧！”我说：“是的，我去吃点暖和一下再说。”
   这一天真冷啊！天已经很晚了，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西北风在吹。我挨着饿努力蹬着自行车，飞快地向家中踏去，坐了十几小时的“牢”，一下子在空荡的马路飞奔，舒展了筋骨，那份自由让人高兴。
   好像在写回忆录
   第四天早上又按时“上班”。这天我很勤快，坐下后就开始我的“写作”。我把造反过程按时间前后，就事写事，报流水帐似的写下去，按事件前后一个一个地报，这中间不具体涉及到某一个人。到下午太阳西下时，一篇洋洋万言的红工光荣造反史已经写就。寒意阵阵袭来，我已经写到总部的解散。我就此打住，后来的什么重拉队伍与这一切活动一概不提。
   我重又站到窗口眺望着枯黄的草地，盼望看到鸽子，但只听鸽舍内的咕咕声，却不见主人把鸽子放出来，或许鸽子已经放飞过，而我忙于写交待而没看见。我望着空荡的草地，仿佛自己已经失去了一次囚犯的放风的机会惆怅不已。我望望摊放的“报告纸”，今天已经写了很厚的一迭了。我想，造反至今一年有余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什么纪念或回忆的文章，这似乎是在写作，好像在写回忆录，而不是什么交待。
   经过这么一写，造反的过程变得十分清晰，是的，我们是没有犯过什么罪，搞过什么非法活动。我有些高兴，这是我们临时工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个人的光荣历史。
   一阵高兴后，寒意袭来，冻得心中发冷，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的呢……。今天什么时候能回家？今天写了几十张纸，该早点放我回去吧！我孤寂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这天上午十点钟时，一位年青的便衣曾来过，看我已经写了不少，满意地把写好的一迭纸拿走了，下午又来过一次，把写好的又拿走，而现在却再也不见人影，我等不及了，到外面找到值班民警，请他打电话给他们，但左等右等不来，真不知他们在忙什么。
   天已经黑了好一会了，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我很饿，坐下吧，冷得脚趾发痛，人发抖，不停地走吧，走得人发慌。我就坐下再站起，走几分钟又坐下，犹如动物园大铁栅栏中的一头老虎来来回回麻木地走，麻木地等。我不知老虎为什么要这样的走来走去。但我知道，我这么走是在消磨宝贵的时间。
   七点多。他们来了，裘顺富和他的两个属下。他们看我写的东西，越看越不满意，裘生气地一扔，在我面前不停地走来走去，又不时侧转头来看我，考虑如何对付我。
   他终于开口了：“这就是你的交待？”他顺口说出了“交待”，而不用经过伪装的“过程”。
   我不答理他，看着他的生气的模样我还有点高兴呢，我就是要这样对付你们，昨天你对我的一套，在我冷静后想明白了，这是你对我的“哄”，因为你吓不倒才用哄。我昨天还很受感动，可今天我不能上你的当，我用歌功颂德的一套，为自己、为红工司涂上了一层亮丽的红色。再说，我们确实没有干什么坏事啊！至于重拉队伍，与上柴联司的联络，能瞒的还是瞒。至于8月7日对我们的冲击，我想他们一定是知道的，不是已经搞过了吗？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我也不能把红工司的一切事和盘托出啊！尤其是涉及个人的问题，我就是要这样与你们周旋。我这样想着，自认我很聪明，把自己看得很高明。
   裘不再走动了，再问我：“你的交待就是这样么？”他又用了一次“交待”。
   “是的，我们做过的事我全写下来了。”
   他拿起我写的纸，在我面前扬了扬又扔下：“按你写的，我还要为你请功了？”
   “实事求是嘛，我做过的事不赖，不扩大也不缩小，有什么不对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王继鑫已经在里面交待了，你为什么不交待？”
   “他是他，我是我。我起来造反所做的一切，是大家看到的。如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是有罪的话，那么就判我的刑吧！该几年就几年，这是我罪有应得”。我还真有点大义凛然的模样。
   现在看来，我那天要他对我判刑的要求，好像有点请他用“罪刑法定”和“罪罚相当”的现代法制原则来对我量刑的味儿，但那时我们国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竟然没有刑法和刑诉法，判不判，怎么判，全跟橡皮筋一样随意（我国第一部《刑法》在十二年后，建国三十年才颁布）。那时我国只有一部（1954年）《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婚姻法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而那部宪法的作用呢？刘少奇在挨批斗的时候，高举着它大声说：根据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这个举动，既神圣悲壮，又天真可笑！更可笑的是，有一位书呆子教授在一九八九年讲法律课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法律，如果那时有一部《宪法》（他忘了那时有《宪法》），我就可以用《宪法》为刘少奇辩护。”唉！有法律就有用吗？在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地方，强权能撕毁一切法律。
   裘同志气得又开始走动起来，还是不时侧转头来盯着我看，我也就等着他的下文。
   “你还真讲江湖兄弟义气啊！还在为他们保。这样对你不利，我们今天是在挽救你，给你机会。”他停住脚步：“你要好好考虑你自己的后果，不要再保下去了”。
   我说：“王继鑫的事，他自己会交待，我做的事我交待。”
   他用苦口婆心的口吻说：“你们这支队伍中是很复杂的，有坏人混进革命造反的队伍中来，你为什么要保呢？”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坏人？谁是坏人？。
   裘沉思了半晌：“你还是执迷不悟？好！”他从上衣的内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扔在桌上，手指：“这人认识吗？”
   杨解泉是特务？！
   我一看，这是一张一寸报名照，杨解泉！
   啊！这个人，自称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我对他一直有怀疑，现在公安机关要指名调查他的问题了，他果然有问题，这个政治骗子！
   我本能地感觉到，这和文化大革命，和造反的正确与错误完全是两码事。
   我老实地说：“认识。”
   “叫什么名字？”
   “杨解泉。”
   裘又摔下一张一寸照片，是个中年汉子，我辨认一下摇摇头。
   裘又摔下第三张照片，也是一个中年汉子，我摇摇头：“不认识。”
   他收起照片：“这两人是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
   我吓得一跳。
   裘继续不慌不忙说出让我吃惊的话：“这两人是在解放初期随蒋匪帮××号军舰起义过来的派遣特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台湾方面要这两人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运动混进造反队伍，掌握你们红工司，乘机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妄想复辟。这两人是杨解泉的朋友，他们选择了杨解泉，用他来打进你们常委内部，掌握你们常委。”
   我吃惊盯住他那严肃的脸，头脑中全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青天白日旗，这是最严肃的对敌斗争啊！是最不得了的敌我阶级斗争啊！我们竟然跟台湾国民党敌特机关联系起来了！我头皮一阵阵发麻，毛骨悚然，混身燥热，这可不是喊喊造反有理闹着玩的。我不由感到如芒在背。
   裘盯着我，成竹在胸地说下去：“王继鑫和杨解泉关系最密切，你们一起开过不少黑会，我们全部掌握。”
   我的防线崩溃了，而且是全线崩溃：“我一点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对这人的出现是一直有怀疑的，我同他的接触有过两次，第一次在淮海路的一间公寓里，还有一次是在虹桥路的一幢别墅里，时间是在1·28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人一直存有疑心，所以，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他们瞒了我，开过几次会没有叫我参加。”
   “好！你把这些情况写下来，一定要如实交待，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
   “我一定原原本本写下来，决不隐瞒。”
   他又对我开导一番，之后顿了顿，故意说：“殷庆宝到现在还在保他。我信任你，明天你不用来了，你在家中写交待，写好后交到静安分局来。明天我再找殷庆宝，如果他明天还不交待，还要保杨解泉，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不能再等……”他突然停住，似乎像是意识到这话说漏了嘴，不该给我知道，转而说：“你马上回家，不能去和殷庆宝通风报信，不能把我刚才的话去告诉他，否则你要负责，把你一起抓起来。”
我马上站起来，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急匆匆走了。
   报 信
   他的话无疑提醒了我，我应该去通风报信，不能让殷庆宝被抓去坐牢，我们不该为了台湾特务的牵连而入狱，殷庆宝如果被抓，他还有三个小孩啊！我不能不讲朋友义气。
   我急忙骑车到静安寺面摊上吃阳春面，一面吃，一面快速而胡乱地思考着，难道我们已经卷进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敌对斗争的旋涡中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行为，性命交关啊！在今天，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今天，竟让国民党特务混了进来！那还了得！好在我没有参加以后的活动，王继鑫对杨解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一直背着我与杨在一起，我被排除在外，不知他们搞些什么名堂。谢天谢地，幸亏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想起来了，有天殷庆宝通知我，说杨约我们几人去复兴公园门口的洁而精川菜馆吃饭，要我按时前去。结果我这“下只角”的乡下佬在复兴路上的复兴公园门口转了半天，没有找到洁而精。这次会面我就没有参加，事后被殷嘲笑了好几次。幸好，鬼使神差使我找不到，也许真有神明在暗中指点我。我庆幸我的运气。现在王继鑫他们已经抓起来了，殷庆宝可不能再陪进去啊！
   我在寂静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不时向后面看，是否有人跟踪监视我，我不时以快慢不同的速度骑行，判断在我身后的自行车的是不是跟踪我的人，当我确信没有跟踪，便匆匆拐向长乐路，朝殷家中骑去，敲开他家的门，他的小孩已经睡着了，夫妻俩人困惑地看着我。
   我压低了声音焦急地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
   他们俩更吃惊了。我迫不及待地说：“你知道杨解泉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打进我们红工司？他是台湾特务！”
   我此言一出，像扔了一棵炸弹，他夫妻俩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腾”地站起来，瞪大了眼睛。
   我把刚才裘对我讲的话，看照片的事飞快地讲了一遍，但殷庆宝却两手一摊说：“他的朋友是台湾国民党的派遣特务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没有搭界怕什么？再说老杨又不是我们组织的人，我们的活动他又没有参加，怕个屁！”
   我实在想不到他竟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话，有些不悦，强调说：“我可是冒着危险来给你通风报信，你如果这样硬顶也不关我的事，我是尽了朋友的责任了。”我立起来：“不过我要把话说完。殷庆宝，你知道吗？那个人小样来西的人是静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叫裘顺富，我估计他是负责人。他说你一直在保杨解泉，刚才他说了，明天要找你，如果你明天还不交待，继续保老杨，那么就马上把你抓起来。”
   殷听了我这番话，像被打了一闷棍，再也不是轻飘飘的了，呆呆地坐着，像个哑巴。他的妻子急了，劝丈夫好好想想，并要我坐下，问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我说：“裘顺富警告我，不准与你通风报信，否则要把我一起抓起来，我冒着危险来，你殷庆宝反而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总算尽到朋友责任了。”
   他妻子焦急地问殷：“你怎么不响啦？杨解泉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倒是讲啊！”
   殷回过神来，故作轻松地说：“我同老杨没有什么接触，王继鑫同他关系密切。”很明显，他是在安慰他的妻子。
   我说：“你比我先进胶州路派出所，我去了四天，明天我不用去了，又轮到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管殷庆宝如何想法，如何去应付明天，我不敢久留，匆匆回家了。
   机智干练的裘警官
   从这天起，我再也不用去胶州路派出所“上班”，我每天照常在厂上班，专案组裘顺富要找我，就直接打电话，他往往用市革会的名义找我，一方面也许是他不便公开专案组这个机构，同时又也给了我面子。他一般打电话到车间办公室，由办公室传话：“喂！沈××，市革会来电话，快去接电话。”或者：“刚才市革会来电话，要你×时去一次。”我就去静安分局同他碰头，后来专案组迁到市局，他就约定我在广东路派出路碰头。所以在这审查我的三年中，厂里的同事还当我同市革会上层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我的日子过得还很消遥。
   我年青单纯，性格倔强，公安人员用吓的一套没有吓倒，哄的一套我也不吃，但最后还是在骗字上被骗进了。裘利用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怕被国民党牵连打成反革命的心理，用什么台湾派遣特务啊，××号军舰起义等一套谎话，骗得我乖乖地就范。这一套骗人的说法，使我相信了十几年，对这一段历史一直抱着神秘感，庆幸自己的幸运。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见识的增多，明白了这全部是公安人员哄、骗、吓的一套。
   应该承认，裘是我见到的公安人员中十分罕见的机智干练而有人情味的警官，在两天的交锋中他迅速看透了我既倔强、又讲义气的特点和为人，轻易地驾驭了我。他要利用我使殷庆宝就范，就故意对我说“明天殷庆宝还保杨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故意警告我“不能去殷家中通风报信，否则也把你抓起来”。而我真的被利用去通风报信了。
   果然，隔了几天，裘满面春风地问我：“你去殷庆宝家通风报信了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又故意说：“我本来要抓他的，因为你去过了，他第二天来，我一问他就马上交待了，我就没有把他关起来。”
   我只好老实地说：“是的，我去过他家，我之所以去报信，是为了他家的三个小孩啊！”
   他听了不知是赞赏还是什么，很温和地说：“今后你可不能这样啊！告诉你不能去，你却去了。你不老实，当心我把你关起来呢！”
   裘顺富这人有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责任，因而对手中“猎物”采取的手段既紧紧不放，但有时也会自然地显现出很浓的人情味。这在文革中，对一个被审查的对象，表现出这类情绪，按说是极不应该而且危险的，因此，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有次，我在早晨到静安分局去见他，因为我是夜班出来，在分局门口等候他出来的时候，伏在门口的桌子上睡着了，尽管门口风大，但我倦极了，睡了不知多少时间，等我醒来，一抬头发觉他立在我面前，好像已经有段时间了，他带着怜惜的神情看着我。我一下站了起来。他说：“夜班很辛苦吧！这里风大，进里面去吧！”
   人，总是有两重性的，离开了政治、残酷的政治，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有人情味的，在那冷酷年代中，一位公安人员能流露出对被审查对象的关怀，实在是难得。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当后来（一年后），审查到我们常委中有人曾把资本家的抄家物资偷出去变卖这段事情，殷在总部和联络站重拉队伍时与资本家抄家物资有染，我在愚园路联络站经集体同意动用抄家物资充作经费，经我的手卖过一只电风扇，此款全部供联络站使用。裘对殷的处理是“退赔”，通过厂里每月扣工资，扣了好几百元，赔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对我的处理却大不相同，他让我用节约闹革命的名义，去九江路财政局付钱，把我去北京的飞机票与火车票的几十元差额“上交”。裘暗示我，这笔钱就作为我的退赔，他催我尽快去付清，以便可以为我说话。我自然很感激他。
   我在派出所四天写交待的生活结束后，果然殷庆宝在次日被叫去，多大功夫，他就把杨解泉的情况和盘托出。
   几天后，裘要他通知我，由我们两人打入杨解泉他们这一圈子中去。
   要我打进敌特！？
   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中老大不愿：一，怕与台湾特务沾边。刚刚使我的防线崩溃而就范交待，生怕卷入这敏感的政治旋涡，而现在反而要我靠上去，混进去，这实在太可怕。二，由他们在后面操纵“打入内部”，我是什么身份呢？密探？叛徒？眼线？耳目？这些字眼都实在令人讨厌，反正共产党“侦察员”的称号是不会给我们的。三，心狠手辣的台湾派遣特务如果把我杀了灭口，我算是共产党的英雄？烈士？还是死狗？恐怕是一条死狗吧！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算什么！
   不过，这些想法我不敢说给殷庆宝听。看得出，殷在耍滑头，他也不想干，可又不敢得罪专案组，却把我当傻瓜，把杨的地址交给我，说“还是你去的好，我上有老下有小”，露出一副可怜相。我的心肠软了下来，这担子就我来担吧。
   我打电话给裘，他约我见面。见面后，他说就你一个人去？我不愿说殷耍滑头不愿去，事到如今不要去拉他了。我万般无奈地表示就我一个人去，一副为难的样子，又装出什么都不懂，十分害怕，请他面授机宜，教我用什么方法打进去，讲点什么话。
   裘却什么也不愿教给我，只是笑了说：“你是几十万人的组织部长，这些聪明才智你一定有的。”
   我面露难色：“这是对敌斗争啊！”
   他看出我不愿意，但也看出我不敢回绝。他只是说暂时不要说什么，只要靠近他们，听他们说些什么，能接近就是胜利。最后他给了我两个地址，说一个地址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一个是杨的家。他家的地址在唐山路、汉阳路，离我厂不算远；另一个地方太远了，我根本不想去，他们“碰头”的地方必定十分危险。我心想还是去他家应付一下再说。
   我装出一副英雄气概说：“好！我一定完成任务！”像电影中的英雄。
   这时，裘非常关心地说：“你要注意：一，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漏出是我们要你打进去。你要明白你的对手是谁，是国民党特务。二，你的对手是谁你已经明白，从现在开始，你不得再骑自行车，行走时，应当走人行道，不能走在马路下面，尤其是在横穿马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
   他这一番内行的关照反而使我真正害怕起来。我对苏联和国内的惊险反特小说看得很多，尤为欣赏《一付铜钮扣》，那些双重间谍心狠手辣，杀人灭口的伎俩就常用制造车祸的手法。
   裘又安慰我说：“你放心去，我们会保护你的。”
   我耐不住天真地问：“你们怎么保护我？”我想，难道派人跟着我不成？他说：“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对你是负责的。”
   领受了这极不愿意的“任务”后，我想得很多，决定能拖就拖。一拖拖了好几天，直到他们打了几次电话，一切借口都用完了，我才决定去杨解泉的家。
   我特意挑近中午的时间去杨解泉的家，汉阳路桥堍的这个弄堂，弄口正好是25路电车站。我折进弄内，抱着说不清的心情，找门牌号码，号码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抽越紧。我进了他的家门说什么呢？用什么借口呢？这一难题一路上困扰着我。本来，我与他毫不来往，现在，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必定引起他的警觉。我想起殷庆宝对我说过：杨曾对我有过一句评语：“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叛徒。”杨解泉既然对我有过如此的评价，对我的防范之心必然早已有之，我之被排除在外也顺理顺章。他为什么要对我严加防范？难道真有特务活动？

我去他家，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他的地址，我是如何到手的？我将怎样自圆其说？想到这里，老裘啊！老裘，你这个老公安（他常自称老公安），这一漏洞你想过没有？
   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寻着门牌号码。走过头了，回头再找，又过头了，再回头。哎——不对！根本没有这个号码。我反复徘徊，真的，这个号码确实没有，这是一个空号。我问了人，回说是没这号码。
   嗨！高兴啊！我如释重负，我可以交差了，这想不到的意外！
   我又拖了两天，才向裘交差。他非常惊奇，问我：“你是到唐山路吗？”我确切地说是这地方，向他说明25路19路电车站就在弄口，再把地形说了一遍。他听了陷入了沉思，自语自言地说，“这门牌号码……怎么会不对呢？”稍定他又问：“你去过第二个地址吗？”我说：“没有。”他立即说：“你去。”
   我只得答应，可是我内心极不愿意去，马上又补问了一句：“这地址不会假吧？”他没有回答我。
   这第二个地方，我始终没有去，拖了几天，他把我召去，我一见就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那也是一个假地址。他对我看了一眼，沉思一会：“好吧！这事就这样了。”我像得到大赦，一下轻松不少。从此裘再也不提打入内部的事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讲好要我和殷两人一起打入，可是殷从未提起殷干过什么，可见他耍滑头比我更甚。
   神秘的台湾派遣特务的说法，或许根本是子虚乌有，是专案组故弄玄虚，逼我就范的手法；或者是文革中一件所谓台湾特务的冤假错案。
   “这事就这样了。”裘说完后，就要我专题写杨解泉的材料。我就把以前写的有关杨的材料，集中起来再写一遍。这是我的第一份牵涉到具体个人的专题交待。交上去后，裘并没有再逼我什么。
   我隐隐感到，杨解泉已经被捕。
   杨的可怜的妻儿
   果然，一天杨的妻子怀抱几个月的婴儿，皆同小姑（杨的妹妹）来我家找我。我很惊奇，她们怎么会找到我家的？这一定是殷庆宝在充好人，把我推上尴尬的地位，好像我成了出卖杨的罪人。
   杨解泉出现之初，以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自居，后来退而说他的妻子是上海的大红人、国棉十七厂厂革会主任唐文兰。对这样的话，我嗤之以鼻，摇头不信。今天这位冒牌的唐文兰就在我的面前。
   她，看上去有40岁（可能实际年龄没有40岁），一副狭长的驴脸，门牙外扒，其貌很丑。我很纳闷，杨怎么会讨这样的老婆。这两人很不般配，杨是一个内外均具才华，口若悬河，很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如果称得上家的话）的人；而这位夫人，却是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纺织厂女工，言语木讷。她怀中的婴儿还在吃奶，而她年龄却这样大了。
   她哭哭啼啼，抱怨错嫁了人，嫁给一个被抓起来的“反革命”。她诉说，到了这么大年纪，嫁了这么个丈夫，刚养下儿子，却要承担起全部家庭重担，叫她怎么过啊！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我能说什么呢？
   她的小姑，杨的妹妹，自我介绍在邮局工作。形成反差的是，她长得很美，也很会说话，她代嫂子说明了来意：哥哥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们来的目的是想听听消息。
   我能说什么呢？我反问你们如何知道我地址的呢？她回答说，是她哥哥在临被关时，告诉家人，如果出了事，可去沈××家询问。看来，在这期间殷把我被审查的情况，详细地向杨解泉透露了，殷把自己洗刷得干净，把我推出来，让她们来我家。我年青，还不知人世的险恶，一直被人当乡巴佬在耍，还自作多情去通风报信。
   她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能有什么消息可以安慰她们呢？只是说些语无伦次的空话：我也是被审查的对象，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相信市革会，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情会清楚的。
   这样的空话安慰不了人，她们始终缠着我，她们几乎每个星期五（我厂休日）来找我，后来杨的妻子一人怀抱小孩也来过几次，我真厌烦死了。她哭得伤心，语言中就是怪我，怪我不肯对她说什么。记得有次我对她说：“你丈夫冒充中央文革的人，把你说成是唐文兰，而我也是一样被审查，只是没有被关起来而已，你找我是找错了人，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无能为力。”我不敢再多说了，怕把国民党特务的事说出来吓坏她。我望着这怀抱婴孩的纺织女工，从心底里同情她。这样老实巴交的妇女，怎么会嫁给杨解泉的；而杨解泉怎么会讨这样一位老实得可怜的女人。我的同情心并不能帮她什么忙，更不要说能减轻社会对她的压力，她只有以泪洗面的份了。
   唉！不知杨解泉这敌特案件是真是假。
   神秘的吉普车
   在这段审查杨解泉的时间里，我还算轻松，毕竟我同杨之间发生的事就那么两次，简单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我严格地按裘的警告，没有骑自行车，每天乘25路电车上下班。中班晚上十点下班，洗澡、乘车，到家总要近11点钟，夜很深了。我偶然发现，我下车后，走上十几步到路口时，总有一辆小吉普停着，当我走过这停着的吉普车时，我的身后响起了发动机声，吉普启动，很快调头开走。今天如此，明天也是如此，这个星期中班是这样，隔了两个星期的中班也是这样。我有些纳闷，这是不是裘所说的，对我的保护？真的有台湾特务要暗害我吗？那我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了，我没那么伟大。我肚中实在没有什么秘密，对杨的情况可说一无所知，我并不值钱，为什么要保护我？不过，我因此平添了一份安全感，也不由得对裘警官的负责态度萌生敬意。
   如果这辆吉普确实为我而来，他们化了那么大的本钱，看来他们总是认为有这种必要，有这么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
   姑且当他是真的吧！假案也是要当真的。世道就是这样的颠倒。
   我成了印证交待材料的标准
   杨解泉的被捕，使我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清闲，大概他们在忙于审问，忙于要知情者交待。大概杨的问题审查完毕了吧，接下来就是要我写王继鑫的情况，集中谈王的事，按时间，按事件围绕王写材料。隔一段时间，又开始要我对被关的另一人专题写材料，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审查下去。
   时间长了，我发觉他们要我写的材料，往往是对其他人的交待材料印证与核实。当我摸准我的角色的重要性后，我下笔就更慎重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扩大和随意，我强调人与事同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关系，突出人与组织的关系。
   我是尽力了，但被关的人并没有消除厄运，他们还是被一关到底，抓人的人和机关历来是不会认错的，只有到十年后的大规模平反，他们才得以昭雪。
   觉得棘手的事，就推说不知道，或者写得含混，但他们就一次次地找我，逼我。遇到要逼我时，这角色就由专案组的其他人来担当，裘不出面。有次他们有意把我带到里面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房间很小，好像没有窗户，阴暗、压抑、灰暗的墙壁从来没有粉刷过，墙角挂满了蜘蛛网，满地灰尘烟蒂，肮脏不堪。在五、六平方的空间里，只有一张课桌，这是公安人员坐着记笔录用的，人犯坐在桌前一只脏不堪言的废小木箱上。这样的环境，可以使人犯从心理上感到害怕，让你顺着他们的思路，“老实交待”。
   有时他们为了一件事，几句话就对你上纲上线，置你于死地。没有真实的材料，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用各种办法压你，逼你，反复提问，反复暗示，这样时间一长，从来没有的事，就会慢慢在头脑中“清晰”起来，“记忆”恢复了，最后自己也吃不准：“这事大概是有的吧！我怎么会忘了呢？”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使年青人的脑子像患了老年痴呆症似的，把过去的事和近期的事扯在一起，胡言乱语起来，他们就得到了所谓交待材料。人在这样长期的折磨下，就会变成精神病，总部纠察大队的朱力军就是这样被关押在思南路看守所，一关多年，最后成了精神病人。（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此人成了一个玩具发明者，做老板发了财）。
   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交待是去印证和核实关在里面的人的交待，而且感觉到这是老裘同志有意的安排，是他的一种善意的、良心的体现。我胆大起来，敢于直书否定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为人开脱，我开始心安理得起来。
   攻击过江青吗？
   要命的事来了，我这印证交待材料的“角色”也不好当，终于有件事搞得我死去活来：
   在三年的审查后期，专案组的注意力集中在王继鑫和郭文美两人的所谓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专案上。我不知道是谁咬出这么一件致命的事来，这是摊在我们头上最严重的罪名。
   他们要我老实交待。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就反复找我，逼迫我坦白交待，最后摊牌说，一共有谁谁谁在场，而且加重语气说，已经确切掌握我也在场，要我认清形势，赶快坦白交待。看我不肯就范，又用软的一套说：“你放心，我们知道你，当时你没有讲过话，只是在听，所以我们不会定你的罪。”反复保证我没有事。
   反复的暗示诱供，搞得我神魂颠倒，在我的思维将要逐渐“清晰”时，他们认为火候已到，由裘出面，再来软的一套，捧上捧下地说：“你的一枝笔真好，写的东西有才华，你可以尽情描写，把当时的情景描写一番就可以了，只要把情景描写出来。”
   注意！这里只要你“描写”，像文艺作品那样地描写（虽然我从来没有尝试要写小说）。在反复的提示和暗示下，我仿佛在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阴暗的天气（反革命分子在攻击伟大旗手时不会是阳光灿烂的，必定在阴暗的角落里），天像要下雪，我和王、郭、殷等人坐在（愚园路联络站）那个二楼朝东的下房内的沙发上，我们在一起闲谈，王和郭的攻击江青的言语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回家写了这样的一篇东西给他们，他们很高兴，马上拿了进去（那时他们已搬到福州路市局），不一会又出来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写郭文美的攻击江青的言论？我茫然不知所答，心想，郭文美是怎么说的？那人就提示我，说攻击江青是郭文美说的。
   我不懂，郭文美究竟说了什么攻击江青的话？
   那人就提示说，郭文美不是去过北京吗？江青流着泪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后来又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郭文美就是这样开始攻击江青的。要我马上补充写交待。
   我说，“我没有听见她这样说过。”
   那人就沉下脸：“怎么？你要翻供？要知道你已经写了一份交待，你现在翻供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立逼我在这市局闹哄哄的接待室一隅，按他的意思写下来。过了几天又要我写郭文美说了这段话后，王继鑫又接上口，共同攻击江青。
   我实在无法写，就去找殷庆宝，把这段时间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他也在写同样的交待。我问殷，这段攻击江青的故事，到底有没有？他说有的，郭文美是说过的，他描述了一番。被他这么一说，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是我记性太差，现在回忆起来了。


我就顺着殷的说法，把这一交待写好送上。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于心不安，攻击伟大旗手江青，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要枪毙的！不能这样胡乱交待害人啊！我主动打电话给裘，要求约时间见面。我预先写好一张纸，说我以前写的郭、王两人的攻击江青的材料是不真实的，他们两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出来见我的不是裘，那人一看我写的东西，大发雷霆：“你又要翻供吗！你包庇现行反革命……。”他训了一顿，把纸扔给我就往里走。我一把拖住他，再三求他把这材料交给裘，他总算收下了。
   第二天，裘打电话给我说：“怎么翻供了？好呀！你来一次。”
   我忐忑不安地去见他，他把我上下打量了又打量，双眼逼视着我，用威严的口吻，要我把有关这一恶毒攻击的事集中写一份材料。我慌了，只得答应，把以前写过的再集中起来起来写了一份，交给他时，他大约看了看，露出了笑容，放我回家。
   几天后，又把我召去，问我这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我懵了，发生在哪月哪日呀？天知道！我只得说，我想不起来。他说：“你再好好想想，回去吧！”几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就真的使劲儿去想，越想越糊涂。
   我只得再去问殷庆宝，殷说“这事肯定有，但几月几日讲的，当时啥人会去记住它。反正有这么回事。”
   我不得要领，又只得再想，我想了几天，突然想起我的“描写”：“那是一个阴暗的天气，很冷，好像要下雪的天气。……”
   见鬼！我突然跳起来！
   大热天哪里会下雪！
   我们在愚园路67弄43号联络站活动时是在夏天，5月份到9月份，哪里会下雪，真是活见鬼！
   好啊！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漏洞，所以要我写“准确”的日期了。我不能害人，不能再写什么东西了，更不能去找殷庆宝。让这份在时间上有明显漏洞的交待材料自己来说明自身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假材料吧！绝不能再写虚假的材料了，在时间问题上，就坚持到底：“记不起了。”
   以后几次召我去，我死活坚持说：“记不起了。”奇怪的是，居然他们不再来逼我，以后，再也不提这事，好像就这么不了了之。
   王继鑫出狱后，在“四人帮”垮台后的平反高潮时，他曾来找过我（他在狱中加上出狱后戴上坏分子帽子前后共十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对红工司被抓的人员都予以平反。王在平反后，偕同郭文美来串连我们这些人，提出要求市高院对我们红工司组织平反。我冷静地表示不参加，我的理由是：红工司这一组织，当时并没有被打成什么反革命组织，高院不可能同意“平反”的提法，这是毫无意义的行动。给予组织平反，还想干什么？重当造反司令？笑话！再说，全市的临时工在几年前已全部转正，你还想干啥？
   但王继鑫仍反复劝说我参加，仍是当年造反司令的架子，一副重温旧梦的神态。我笑笑说：“你还是不减当年勇啊！”他得意地笑了，以英雄的架子说：“听陶××（过去总部的工作人员）讲，你在外面做叛徒，出卖了不少人。”
   我正色道：“陶××一直是夸夸其谈、言不由衷的人，在几年的审查阶段，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和接触过，此人也够不上被审查的资格，他何以知道我的表现呢？谁在这三年的审查中扮演什么角色，各人肚中都很清楚，你清楚，我也清楚。”
   他被我抢白后，一时语塞，稍后，他不无遗恨地说：“在攻击江青的问题上，你为什么不坚持说我和郭文美是恶毒攻击江青的，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就好了。”他大概想，江青成了“四人帮”，他和郭文美如果曾经攻击过江青，现在就是英雄了。但他不想想，他和郭也许早就被枪毙了！
   我正色道：“王继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是不是出卖朋友的人，你的话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我有我的良心，不能为了自己的安逸出卖人，何况是莫须有的罪名。”
   他还是说：“如果把我打成恶毒攻击江青的反革命分子的话，现在就是英雄了。”他的脸皮还真厚。
   我说：“如果当时我顶不住，按他们的说法写了，你可能也已不在人世了。”
   他争辩说：“只要不死，就是英雄。”
   我冷冷地说：“那你也成不了张志新。”
   我对泼来的脏水，还耿耿于怀，不无生气地说：“既然你和郭文美是恶毒攻击的英雄，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自己爽爽快快地坦白，现在自然就成了反江青的英雄，何必要我来出卖你呢？”
   王一时显得有点尴尬。
   稍后，他转成懊恼状：“郭文美是说过江青流泪支持过我们，可后来又要我们解散，我们被出卖了，被利用了，我也附和了几句。为了这几句话，被追查了很长时间，吃了不少苦头。”
   我问他：“你们说这话时，我在场没有？”他答：“正巧你那天不在，殷庆宝在场的。”
   “那何苦把我也扯上呢？是谁把我扯上的？又是谁把这事咬出来的？”
   他不响。
   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事上面的反复？”
   他把话扯开去了。
   ——这是十年后的话。
   支联问题裘网开一面
   在三年被审查的日子里，我们常委一个个被审查。一段时间内是某人，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人，大家互相交待，我就一个接一个地写我的印证式的交待，把一百天的造反和后来一百余天的重拉队伍的经过，一点一滴地写清楚。最后，我也被作为重点，交待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专案组也要其他的常委集中写我的材料。
   我自认为没有什么辫子可揪，既无经济问题，又无生活问题；在杨解泉的问题上，我很放心，我不可能卷进去。难于过关的是重拉队伍时，我曾积极主张与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搞全市的大联合。王才生作为我同上柴联司之间的联络员，积极活动，我自己也去了上柴联司同他们谈判过，又在8·4行动的前一天去了陈卜昌的厂里，积极准备大联合。在这件事上，殷、王、郭等人却一直持观望态度。现在审查我的问题，他们定会把这一切推向我。支联问题上，我无退路，结局不妙。
   按当时“分析”和“推理”，我主张同上柴联司、支联站搞大联合，性质是严重的，势必造成上海两大派打内战，这是破坏上海大好革命形势，是针对被毛主席肯定的上海市革会。我又听说这样一个传闻：在8·4攻打上柴联司时，毛主席在上海，而且还看了电视实况，说明这一行动是得到毛主席承认和肯定的，所以我的问题实在比所有被关押或未关押的头头严重，我过不了这一关！
   我自忖也要坐牢。
   可是为什么不首先抓我，而是先抓别人呢？我决定这段事不交待不写，我反正是要被关的，到了监狱里面有得写了，关就关吧！
   这样决定后，我把自己的“专题”交待送上。不几天裘打电话来，我在公用电话处回电给他，他问我：“你的交待全部写好了？”
   我明白，他要提这段“支联”的故事了，我索性直言不讳地说：“我全写了，就是支联的一段没有写。”
   “你为什么不写？”
   我说：“这事你已经掌握，也瞒不了你，我也堵不了殷庆宝、王继鑫的嘴，我沈××就这件事是有问题的，你看着办吧！”
   他大声说：“好啊！你明白就好，等我把你抓起来！”
   我平静地说：“该怎样就怎样，反正这事我做了，该判几年劳改就几年劳改吧！”
   他追问一句：“你不写？”
   我坚决地说：“我不写，关就关吧！”
   想不到他大笑起来：“你倒是顶硬的一个，竟然等我把你抓起来！好吧，就这样。”他搁下了电话。
   我也平静地放下电话。
   过了两天，又把我召去，我同往常一样去约定的地方，他对我看了半天，带有一点赞许的眼神，点了点头：“你人还是老实的。”
   从此，裘同志再也没有提及这段最严重的事情。
   他为什么轻易放过我？是裘的个人良心，个人的作用，还是上面有指示？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讲究策略”而把我放在外面？至今我猜不透。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裘为人正派，虽是公安，但有良心，有他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个人既有执行党的命令，服从上级需要的一面；又有网开一面的善心。
   在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我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在医院中住了一年，患了中国第一例的怪病，服用大量激素以维持生命。凡大量长期服用激素，必定脸是“满月脸”。我的尊容就可想而知了。外加我全身器官受损，反应迟钝，走路蹒跚。1982年年初，我刚搬家，住到控江路一带的新村。我在上午九、十点钟从菜场买了一把芹菜，行动迟缓地行到控江路桥堍处，那里恰好距派出所不远。一群约五、六个人迎面走来，我目光呆滞、神情木讷，只听他们从我身边擦过时飘进耳内一句话：“沈××怎么成了这样的人？”
   沈××？谁提及我的名字？我缓缓地回转身来，只见他们在停下来在看我。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我们相距十几步，哦！原来是十年前专案组的原班人员，裘也在，他们在低声说着什么。一位曾来我家几次的年轻人（这时也不算年轻了）问裘：“现在沈××情况怎样了？”裘不答，对我看了又看。这时，其他人别转身向派出所走去，裘还是注视着我，带着同情、复杂的眼神。我们两人相对而视，我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直到他回头走去。他不时再回头看我，他的身影逐渐远去，我才迟缓地回转身子。
   世界好大，世界又太小，相隔十年，我与裘在这样的情景下相会。他注视我的眼光给我留下永不消逝的印象。
   我重病在身，我们两人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说的话也不同，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
   对付外调的人
   随着文革中“一打三反”、“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对我们这圈子的审查面一下扩大开来，连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被列入审查对象。我这个昔日的“组织部长”，今日的“编外犯人”成了大忙人，除去我做夜班以外，早、中两班，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厂找我外调，高潮时一天同时有二、三个单位。说来好笑，我刚报到上班，厂组织组（当时称“组”而不称“科”、“股”，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简）来电话到车间找我，那个老泰兴值班长神秘兮兮通知我去组织组。后来他也习以为常，只简单地说：“去噢！”我心领神会，调头就走。
   组织组是厂革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接受外单位前来外调的专案人员，外调人员为审查本单位的认为有问题的人而常去外单位或外地，向知情者调查情况，是一种“美差”，因为可以乘机游山玩水。
   我们这些共同造过反的人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而牵连在一起。但这里的“牵连”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牵连，在那个年代，被视作同共同犯罪中的“共同犯”。专案外调人员摆出（或者说尽可能做得像）一副提审犯人的架势，让你感到惧怕，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把他们要的材料供述出来。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谁也不敢顶撞外调人员。
   开始总以这样的提问开场：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再就问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外调人更横，竟问你犯了什么罪。（不知世界上有哪个法制国家会这样询问知情者。）

我一听就顶了起来：“你是什么单位？来审问我！”言下之意，你们没有资格。外调人员火冒三丈，拍桌而起：“你好嚣张，还不老实！”
   我心中明白，你们奈何我不得，你们只是外单位一个基层组织来外调而已，我难道还能被你们吓住？但我又不想闹得太凶，因为他们的后面是市革会的专案组，总导演是市专案组。于是我就转弯道：“你们要了解谁？我就把这人的情况介绍给你们，是不是这样？”
   外调人员骄横地说：“怎么？你要摸我们的底？”
   我也不甘示弱：“那我就无法向你们谈了。”
   我立起来，表示不再谈下去。他们就大发雷霆，说我太嚣张，竟敢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
   我反唇相讥：“你们竟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更狂了么？你能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级别太低，根本无权来问我。”
   他们气得要命，大声跟我吵。这时往往是我厂组织组人员闻声出来打圆场，对他们说：“你们要外调谁，就问谁的问题嘛！”又对我说：“你对谁了解，就实事求是，把知道的情况谈出来。”我就以胜利者的口吻，顺势“落蓬”：“那你们就爽快地说要调查谁，我配合你们。”表明我不是一个能被随手捏捏的人。
   外调人员只得萎下来，无奈地说：“×××认识吗？”
   我就一面坐下，一面说：“哦！他呀！认识，这人是我组织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我特别强调一般两字，有意贬低：“他是一个跑跑腿的，作用不大；好夸口，好吹牛。”甚至骂上几句。让他们感到，他们手中的猎物是个简简单单、不会隐瞒重大问题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个人下了台（如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一生干的事全成了坏事，成了罪状，连说过的话，也都是错的；一个基层的党政干部被“靠边”，他过去所做的好事，也全被说成坏事而挨批斗。上至中央下到地方，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同样，我们这个被解散的造反组织，被关押被审查的的大大小小头头全成了“坏头头”。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我就得“老实坦白交待”，把同我一起干过事的人的“罪行”提供给他们。
   我为了能减轻我的部下的磨难，所以当他们问什么事是他干的，我就轻描淡写的说，这是在当时什么样的背景下，是我布置他做的，他如何做了，又如何向我汇报了，这事的责任是我的。我把能揽下来的全揽下来，虱多不怕痒，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我身上无所谓，搁在别人身上就重了，光是学习班、批斗会就够他受的。说来也有趣，为了我这个“大将风度”，还受到了裘同志的警告。最后，来人问不出什么了，就说：“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我轻松地说：“怕了我就不造反了。”我手一指：“来吧，把陈述笔录拿来。”他们就把纸和笔递过来要我签字。
   我挡回递过来的笔，认真看他们的笔录。
   这些人很坏，断章取义是惯用手法，对他们认为需要的材料就记，不需要的不记，对对象不利的绝对记录在案，有利的情节和开脱的语句只字不录。这样的一篇陈述笔录，是歪曲事实，无端整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整人的材料，回单位后可以变本加厉地整。）
   看到这样的笔录，我就拿起笔来，大笔一挥，整段整段划去。他们连说：“嗳，嗳！你怎么……。”我就反问一句：“我是这样说的吗？”我就管自重写，他们也奈何我不得。
   最后，我必定在陈述笔录上写：“经本人审阅（不写‘以上看过’），情况属实。”再签上我的大名，像大官批阅文件一样。最后再盖上我单位的组织组公章，这一外调材料就算完成。
   牵着他们转
   有的外调单位来三、四个人，如果他们态度和气，拣好听话恭维我几句，我们之间就不存在敌意，对他们的提问我就叙述起来，说得兴起，便以夸耀的口气像讲故事似的说我们的造反经历。听的人津津有味，一副满足了好奇心的神色，他们不时撩拨几句让我说下去。我朝笔录纸上一看，什么也没有记，我发觉上当了，不高兴了：“你们是来听我讲故事的？你们回去吧！”接下来就是一场争吵。
   厂组织组的一位女同志闻声赶来。他们指责我拒绝合作。
   我针锋相对，指着他们的笔录纸说：“你看，我讲了半个小时，口也干了，他们记了几个字？”我得理不让人，摆出教训人的姿态：“抓革命、促生产这么忙，他们却浪费时间听我讲故事，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当儿戏，我要回车间去抓革命促生产去了。”我做出要走的样子。
   这时我厂的同志必定劝我坐下，对他们说上几句大家都忙，抓紧时间的话，我就重又坐下，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大大咧咧地说：“好吧，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你们说吧！”于是，叙述，开脱，修改笔录，签名，外调材料完成。
   像我这样对付外调人员，大概是极少见的，但我并不是第一次就敢于这样顶、这样斗。在头两次的外调时，我是被懵住了，老实地问一句、答一句，被人当犯人审。事后分析分析，我才感到窝囊，他们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利用我去整人！
   逐渐摸到了外调的规律和外调人员的心理，就明白了怎样掌握主动权，就可以对对象减轻压力，开脱“罪责”。我的智商并不比他们低，我的经历比他们丰富，以我的胆识和气魄，镇住了这些外调人员，达到了我的目的。
   这些情况后来陆续反映到专案组老裘那里，他打来电话：“你的反革命气焰好嚣张哟！竟敢对外调人员大发脾气。”我解释说：“这些同志摆出审问的架子，我受不了。再说他们就是好听我讲故事，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听，浪费时间嘛！他们总不该像你老裘那样，什么都该知道吧？这对阶级斗争来说也是不利的。”
   裘听了我的话，口气平和地说：“你的脾气也够大的了，以后脾气不要发了，有什么要求就好好向他们提出来。”
   我抢着说：“我要他们告诉我被调查的对象姓名，他们就说我摸他们的底，逼得我发脾气的。”
   裘说：“你可以好好向他们提出来，然后把你知道的实事求是地说出来。”
   我赶快抓住这句话说：“但他们就是不实事求是，断章取义地记下我的话。”
   他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他们说你好摆组织部长的架子，你倒真会摆架子啊！”
   从这一次电话后，我心中更有底了，我的架子就更大。
   后来，这些外调单位（也有二、三次重复来的）大概被告知过，摒弃了审问式的问话，没有了专横的态度，开门见山要某人的材料。有的单位不主动的，我就会往椅背上一靠：“说吧！你们要谁的材料。”这样缩短了不少时间，少费了口舌，用不着我费心揣摸。我处在有利的地位，掌握了主动，就更可能摸到对方的“底”，也摸到了专案组的“底”，使外调人员完全在我定下的狭小范围内，收集他们已知的材料，避免节外生枝。
   我明白，我的陈述记录，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于是我放手干起了保护过去工作人员和各区分部头头的事，尽力使他们早日从“学习班”中解放出来。
   没完没了的整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就是整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对我们这些造过反的大小头头，都要整一整，折磨得让人终生不忘“学习班”，终生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终生不忘因自己“轻举妄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尽情表现自己，我要让这些外调人员看看我这大头头，不是活得还算潇洒吗？那么，你们手中那个小小的猎物，还值得这么整吗？
   有时等待我的外调单位来了几家，我就潇洒地往当中一站，对满屋子的外调人员说：“哪一单位先到？后到的请排在后面。”对先到的单位，手一招：“请坐，请你们开门见山，否则时间来不及。”直截了当，某人、某事，三言两语打发走人。可来人意犹未尽，只得退过一旁，但还不想走（我知道，这些人很想听听我们过去的造反史）。我管自接待（我很自豪可以用“接待”这个词）后面的单位，有时我兴致所来，也想让这些外调人员听听某一段造反过程，让他们全面了解背景材料，我就会说：“今天你们几家外调的内容差不多同在一段时间内，我给你们多说一些，大家一起听听。”我就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这时，在静寂的气氛中，他们围着我一个中心，听着一段段刚刚逝去二三年，曾经震动上海的旧闻和内幕。看着他们聚精会神的样子，看着他们被我在牵着鼻子转，我好不得意。
   有一点必须注意，外调人员最忌的是不能问他们是什么单位来的，就是到了目前这样的场面，我仍不能问，否则他们一定不高兴。有时我明说你们是某厂来的吧？他们就显出不高兴，只当没有听见。不让问就不问吧！那时的人，哪里知道公民有“知情权”，哪里知道有“告知权”，更不用说“沉默权”。
   漂亮的泼妇
   有一天，通知我去组织组，我与往日一样，悠然一脚跨进办公室，两男两女，一个单位的，好大的阵容，调查谁？他们是什么单位，看来今天我得小心点才是。
   坐定后，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摆开做笔录的架势，另一位俏丽的30岁左右的女人示意另一男的：开始吧！他们以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一本正经的问法作开场白。
   在这段时间，各单位专案外调人员来厂，都已经用相当温和的态度来迎合我，这样的外调开场白好久不见了，这虽然引起我的不快，但今天在没有摸清对方的单位和意图前，我不便发作。
   那位男同志从造反初期开始问起，他们一个事件问毕，又问下一个事件。那个俏丽的女人，不时打断问话和我的回答。我从她的随心所欲，可以认定她是四人中的头。她对那些关键的问题并不感兴趣，轻轻放过，她和这伙人在兴致勃勃地听我讲故事！再看那做记录的，也在饶有趣味地听，什么也没有记。我不由勃然大怒，腾地站起：“你们是在听我讲故事啊！我拒绝回答你们的提问。”我马上把组织组的女同志请来，指着他们的纸：“你看看！我讲了半天，他们记了几个字？”
   那个女的说：“我要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记不记是我们的事。”
   我说：“那么我不回答，你拿我怎样？”
   那个女的露出泼妇的嘴脸：“你敢！”
   我针锋相对：“那我拍拍屁股走了。”那个女的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你敢，你敢！”她原来俏丽的脸庞，小巧的双唇，这时却那样令人生厌。
   我玩世不恭地笑起来：“你这泼妇的模样，请你在家对你的丈夫去发吧！这里是上绒厂，没有人吃你这一套。”这一来她更受不了，跳起来，大叫大喊。
   我厂的女同志把我拦住：“你耐心点，不要走，不要走。”我却挑逗说：“我一定要走啊！否则，就是不敢走。”我怕她还没有听出味来，又加上一句：“我就是怕她罗。”我厂的女同志微微一笑，息事宁人地对他们说：“你们就直截了当地问要了解谁？大家都很忙，抓紧时间，好吧？”她回头又对我说：“耐心点，把有关的向他们谈。”

我也大度地说：“好吧！我可以配合，你们是什么单位？”
   那女的气犹未平，轻蔑地说：“你无权知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法制国家会这样回答被询问人。）
   我微微一笑，“那你们要问谁的问题呢？”
   他们几人相视了一会，女的说：“周××。”
   我从鼻孔嗤的笑了一声：“你们是卢湾区果品公司下属的中心店了。”
   周××在这家食品店做临时工，卖水果，他是总部大队的人员，在67年夏天“重拉队伍”时，他一直在愚园路联络站跑腿打杂。此人无能耐，为人糊涂，但又不安分，离过一次婚，又讨了上棉十二厂一女工为妻，这女人生得漂亮，好像有精神病史，讲话搭七搭八。这是一对糊涂夫妻，只要今天快活，不愁明天无米。周某人不算坏，待人办事挺热心，就是到了月底无钱用时，手脚有些不干净，在愚园路时，常干些顺手羊的小把戏。
   当我们决定变卖被封的资本家财产充作经费时，周某某显得很活跃，熟门熟路地把东西挑出来，经手过几件东西。此人要审查的看来也只有这不干不净的事了。（文革开始，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被中央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它“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么，现在由“组织”去调查、整治这些鸡毛蒜皮人物的鸡毛蒜皮的事，算是什么“路线”呢？）
   我大大咧咧地坐着，对那作记录的说：“你听着！不要漏记，不要断章取义，歪曲我的话。”
   我扫视了他们一眼，见他们对我有点挑衅的话语没有反响，我就故意再次挑衅道：“周某某，此人是在总部混混的，在总部值班看门，在联络站时打杂跑腿，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干过什么事，够不上审查的资格。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这寥寥几句，把那泼妇的气得说不出话来。
   冷场一会，男的问了一句：“就一点没有干过坏事？”
   我反问道：“那你干过坏事吗？”
   那男的真是好气量：“你再回忆回忆。”我装着没听见，把头转向窗外。
   那女人开口了：“听说他手脚不干净！”
   我反击道：“那只是你的听说。”
   那女人显得耐心了：“周某某这人，在店中经常小偷小摸，在你们总部也偷，是个贼。你知道他偷些什么吗？”
   这愚蠢的问题，机会来了，我装出大怒的样子：“你说他是贼，偷过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他偷什么，我不也是贼了吗？你在侮辱人。”我猛地立起来，大声说：“你在侮辱我的人格，我拒绝你们的提问，我走了。”
   组织组的女同志闻声，无奈又赶来，我对她怒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次外调就这样结束了。哼！
   第二天，裘来电话：“你怎么脾气又大了，人家又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解释说，“他们正事不干，听我讲故事，又侮辱了我，我当然要发脾气。”裘对我也不怎么样，只是说，下次不可以，就搁下了电话。
   现在想来，裘同志不但在审查红工常委时，对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给予了不同的处理，而且在全市大大小小单位对红工一般群众的外调中，也能容忍我对手下人的正当保护和对外调人员的高傲不驯，显示出他既精明干练又通达情理的为政、为人的高水准、高素质。事隔三十年，回过头来，我应当庆幸审查我们的公安负责同志是裘顺富。如果裘同志（请允许我称你同志）能看到这本书，那么，在这里我向你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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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红领导的反抗
   一九六七年二月后，红工司解散，上海陆续有临时工被解雇，我们重拉队伍搞联络站，在“8·4”大镇压后，重拉队伍失败。一九六七年年底开始，我们这些头头被关押、受审查，红工彻底跨台，被解雇的临时工越来越多。
   本来是为了要吃饭起来造反，现在反而没了“饭碗”。被解雇的临时工们不断去市劳动局要求工作，失业大军在市劳动局门口聚集起来。通过文革的造反，红工的锻炼，人群中很快产生了新的领导核心，明确提出“要工作，要吃饭”的口号。
   提出统一的口号，标志一个松散的组织已经形成。
   这无异是对市革会的挑战，这是“8·4”后对张春桥、王洪文的又一重大的反叛行动，必然要遭到镇压。


   在这之前，零星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姚红就领导了一次小型反抗活动。
   事情发生在虹口区的商邱菜场，那里的临时工全是女性，她们不甘被无故解雇，团结起来进行论理，理亏的新当权者恼羞成怒，竟然唆使打手毒打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制造了罕见的暴力解雇的悲惨事件。正义感特强的姚红领导这些女工的斗争，把她们的遭遇写成文字，又把被打伤的人员的伤势拍了照片，到处上访，但是在上访过程中，进展不利。他说要把这些照片进行大量冲印，附在传单上广为传播，以唤起舆论的支持。
   我虽在审查中，但自感在暗中还是能把这洗印照片的事揽下来，就自己出钱去买了不少“处理”的便宜印相纸，用自制的土印箱，印了不少照片给他。
   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些被解雇的女工，被重新安排工作，总算有饭吃了。但被打的白白被打，唆使打人的是正确的化身。
   这些零星的小型反抗活动，越来越多！失业大军越来越壮大，必定会在这时汇聚起来。王洪文之流说这是在“闹事”；失业者说这是要求工作要吃饭。当权的统治者要的是“顺民”，老百姓要的是“民以食为天”。
   “闹事”者终于把事“闹”大了，在市劳动局（这时，市劳动局已从外滩迁到江西路）的对面，江西路近汉口路的墙上，公然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那些“要吃饭”的人张贴的。
   我极想去看看，但我不能去。我一去，在江西路上出现我这么一个危险人物，几分钟后就会传到专案组，专案组的大本营就在只有几十公尺远的江西路福州路冶金局大楼的一楼，必定有“有关部门”的人在监视着现场。我不能引火烧身。
   我压制着冲动，压制着想投入这重新“造反”行列的冲动，只能向为了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的英雄豪杰们默默地表示敬意。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从另一个方向把我拖进了这场旋涡。
   张元龙和徐同增领导了起义
   事件愈演愈烈，人群越聚越多，每天在江西路上，“闹事”的人群络绎不绝，有三五成群打探消息的，有来劳动局上访要求工作的，有情绪低落的，有激愤不已的，也有来看热闹的。
   在这表面现象中，涌动着一股组织起来的地下活动，其标志就是墙上的大字报不断涌现，不断更新。其言词有的温和，有的尖刻激烈。大字报或者用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阐述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失业，那么要求工作的权利当然是合法的；或者用批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说明要求工作无罪。
   一张张大字报，如支支利箭射向市革会，张春桥、王洪文沉不住气了，要用大棒打人了，上海的两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把这斥指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妄图压制这纯粹来自下层百姓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的合理要求。但这一招并不顶事，人们并没有被吓住。于是张春桥亲自上阵了，在全市的电视讲话中，施展他的高压手腕，力图压下这场正当的斗争。
   张春桥电视讲话的背后，意味着要用行动抓“阶级敌人”了，善良的人们退缩了，围聚的人群消失了。
   但，还是不断有新出现的大字报，这重又鼓起了人们的勇气。没有了工作，连极为微薄的工资收入也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丧失了，逼得人们只有铤而走险。人群重又聚集，火焰再度燃起。
   在这样的局面下，裘把我召去，明白无误地要我“打入内部”，去破坏这场斗争。
   裘指出为首的核心人物是张元龙。
   啊！原来是他。
   这人原是红工司宣传部殷庆宝手下的一枝笔，在重拉队伍时，主编《批判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小册子。他为人忠厚老实，一付慎微小心的书生气。他竟有如此泼天大胆，领导了这场斗争？我不由肃然起敬！
   张元龙的妻子原是一位资本家的小老婆，在文革形势的推动下，这位要强的女性，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与资本家离了婚，在认识张元龙后，与张结了婚，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艰难，女的受人歧视，一直没有工作，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张元龙又被辞退解雇，断了生计，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一家三口何以为生？
   他们原住在资本家留下的一间在常德路上的公寓中，由于无钱付房租，拖欠了好几个月。尽管这个女人已经嫁给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房管所的造反派们仍然把这重组家庭的女人视为“寄生虫”，岂容拖欠房租的“寄生虫”住下去呢？他们被赶出了这高级住宅。
   张元龙这一家子，要求工作无门，断了生计，遭受了一系列冷酷，在绝望之下，只有横下一条心，在文革初期熏陶出来的造反精神驱使下，驾轻就熟地干起了“阶级敌人”的“捣乱”勾当。人们以他为核心，顽强地抗争着。
   另一人物为原总部大队部的徐同增，据介绍，该人物在指挥一切。徐在红工司总部的时间，学到了不少造反的经验，他已不再是过去在总部值值班，冲冲杀杀的徐同增。于是以徐同增的经验老到，加上笔杆子张元龙的谋略，众多要吃饭的人团结在他们周围，组成了一个对市革会来说危险的团体，波澜壮阔地在江西路上闹起来。
   市专案组要求我前去“打入内部”，扮演这样的鹰犬角色，我很反感，我能这样做吗？做一个叛徒，出卖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出卖我的同路人，我所崇敬的“绿林好汉”吗？不能！
   我决不做鹰犬
   但虎视眈眈的专案组人员，在盯着我，我能拒绝吗？“在这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中，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你要经得住考验。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站到市革会一边来，还是站到对立面去，你自己选择。”这出自专案组之口的言语，份量是够重的，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上面的”旨意，在这当口，专案组接手江西路上的“闹事”案，一定是市革会指示交办的。
   我也明白，做鹰犬的角色，绝不会有好下场。不管到那一年，都遭人唾弃，遗臭万年。
   我的选择要么是拒绝，坐牢；要么是按他们的旨意（实际上是上面的旨意）去“打入内部”，做受人鄙夷的刽子手。
   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我不能犹豫不决，让他们看出我的心思，我迅速表示接受指令，打入内部。我故意装出欢欣鼓舞的样子，表示要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立新功，将功补过，一定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市革会。
   但我暗暗决定相机行事，寻找办法对付，决不做对不起人的事。
   听了我的表态，他们向我摊牌了：在明天下午，在徐同增的家中，将有骨干参加会议，要我去参加。
   我暗暗吃惊，既然专案组已经掌握这个情况，说明他们内部已经有鹰犬出现，这一危险的人物是谁呢？现在，专案组再把我派去，一定是为了可以更深层次地掌握动态，以便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我为张元龙和徐同增的安全担忧。
   我开动脑子应付专案组。
   尽管裘是老公安，但他们还是有漏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一漏洞正好为我利用。
   我显出真心诚意的样子说：“我在他们召开的会议地点突然出现，不是要引起他们的疑心吗？我是受审查的人，马上会引起他们的警惕，他们必然会对我进行防范，这……”
   那个较年轻的马上插话说：“那就要看你本领了，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我顺着我的思路说下去：“我还是现在就去徐同增的家，先随便谈起来，如果他要我参加明天的会，那最好了，如果不提，我也可预先找好借口，第二天闯去参加会议，这样不是好一点吗？”
   一直沉默不语的裘开口说话了：“好！就这样办。”他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那样庄重地对我指示：“大胆、冷静、机智地面对这场斗争。”他一字一顿地说完，似乎他又想起了什么，向我指出：“你多听少说，不要出主意，不要把自己陷得太深。”他顿了一顿又说：“否则我们到时可拉不了你。”
   在他的警告后面，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关怀。我感动了，认真地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
   裘庄重地说：“随时与我联系，你一切小心从事。”
   他们像在搞地下工作
   我按专案组提供给我的地址，在北京西路找到了徐同增的家。门是朝南沿街开的，进门是一天井。我环顾四周，客堂很大，很整洁，家具不多，觉得很宽畅，大约有二十多平方。明天的会，这里可坐不少人，而且很静，适宜开会，外人要闯进来，可以直接挡在大门外。
   徐的妻子把我让进落座，泡上一杯茶。
   我自报了姓名，她立时警觉起来，冷冷地说：“你有什么事？他不在。”前后判若两人。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们家的住房住得好宽畅。”我无话找话。
   女主人不搭理我，无事找事做，故意冷落我。
   我略一思忖：“他不在，那我明天下午一点再来找他，请你转告他。”
   我有意把开会时间约定为我找他的时间，等于报了一次警，说完我就马上离开了徐家。
   第二天我按时去他家，果然还是和昨天一样静悄悄的，什么人也没有，还是他妻子一人在家，冷冷地说：“他出去了，我马上要去娘家。”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很高兴。他们转移到别处去了，他们好警觉呀！我又有点惆怅，我真想见见这些“绿林好汉”啊！他们比我有魄力，有胆识，他们真像在搞“地下工作”！我想，还有些什么人参加呢？很可能有不少人也是我原来的部下。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人啊！我已不再是他们可信赖可依靠的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了。我被误解深深地刺伤。
   我复杂而失望的情绪更引起了他妻子的警惕和反感，她既不让坐，更不倒茶，管自在整理着什么。这是明摆着的：我不受欢迎。
   我立即告辞，离开徐家。
   我跨上自行车，轻松地向福州路治金局大楼骑去，没有按平时的惯例，先打电话，由裘约在附近的广东路派出所见面。我在冶金大楼传达室请门卫通知一楼108的专案组。
   不一会裘下来了，他马上把我拉进大门右边的食堂，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先打电话呀？你来这里走过劳动局门口吗？是不是被人看见过？”
   我说：“我是从西藏路沿福州路过来的，没有被人看见。”
   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以后你一定要先用电话联系，不要直接上这里找我。”
   我告诉他，昨天我去徐家，他不在，今天下午又去，什么人也没有，根本没有人在开会。

裘：“哦？那么徐同增呢？”
   “他也不在。”
   他反背双手踱了几步，站到我面前：“你还是设法要同徐联系上，想尽一切办法靠上去，最终要同张元龙见上面。”
   我很奇怪，难道张元龙完全隐在幕后指挥了吗？我说：“张元龙结婚前在宜川新村，他的地址我有。”
   裘说：“他已经很久不去了。他现在神出鬼没，行动诡密。”
   原来如此！他们已经完全转入了地下。
   我不便再问下去，站起来表示要走了。他又庄重地说：“大胆，冷静，用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要打进去。”我点点头。他送我出大门，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目送我骑上车。我向外滩方向骑去。
   在后来的几天中，我几次打电话约徐同增见面，他总是拒不见面，从电话中传来他极不友好的语气中，我感到他对我的厌恶：“你现在来找我有什么事？我没有空见你，我要到丈母娘家去了。”随即把电话挂断。后来，他干脆不接电话，要公用电话回说没有人在家。
   我把这一切向专案组汇报了，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一筹莫展的样子，心想，这样很好，我可以过关了。
   一张叫“鸭孵卵”的大字报
   张元龙他们好样的！他们组织的大字报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天下午围看大字报的人把江西路两边人行道挤得满满的，我厂乘17路电车上下班的人不少（17路电车恰巧经过这个地段），他们把这令人振奋的景象不断告诉我，使我再也按捺不住想去看看的欲望。
   早班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竟自去了江西路。我把自行车停在九江路上，向劳动局门口看去，人群鼎沸。我慢慢地向对马路满墙的大字报走去。大字报前人头济济。
   这样的大字报场面已经很久不见了，这时到处能见到由单位造反队组织的与墙报形式有些相似的《大批判》，有文有图很漂亮，但都是空洞、单调、乏味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小道”内幕消息掺杂其中，很少有人去看。而在这里临兄们要工作要吃饭的呼声，令人同情，大字报内容写得生动、真实，催人泪下，不管你是否是临兄，都要停下脚步看下去。
   墙上也出现了一些钢笔书写的小字报，多为短小精焊的小品文或是打油诗，文采照人，字迹端正。显然是为了贴起来快捷方便，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贴的人比较安全。
   这里也有大量当局组织的大字报，是一些不知人情世故，不知柴米油盐，靠父母吃饭的红卫兵写的，他们在上面的唆使下，向失业的临兄们发起了进攻。
   他们在临兄们的大字报上，复贴（注意：他们只是“复贴”，而不是“撕去”，在动用专政工具的时候，还留着这假面具，这种形态是值得研究的）上他们的大字报，他们闭眼不看现实，以极“左”的面貌，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棒，展开不平等的“辩论”，压制民主，消除“流毒”。他们或者在临兄们的大字报上用钢笔胡涂乱写，抓住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进行所谓的批驳。
   面对这些“左”得让人欲哭无泪，只能笑其无知的大字报，我们的英雄很懂得策略，出了一张善意批评的大字报，写得十分生动，效果奇佳。
   标题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上海市井俚语：“鸭孵卵”。不同于任何一张大字报标题，就这足已引人注目了。
   “鸭孵卵”是六十、七十年代我们上海人用得非常广泛，频率很高的一句上海方言的口头语，引伸意义为惹事生非、不明事理、捣蛋青年的代名词，极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出典，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出这三个字。
   大字报大意是这样的：
   一只老母鸡在抱窝孵蛋，为了孵出下一代，老母鸡专注地孵着，不时用嘴把蛋翻身，变换位置，调节温度，母鸡的专注引来了一只母鸭的好奇，它在边上看着，觉得好玩，正在这时母鸡暂时离开鸡窝去吃食，母鸭感到机会来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为了好玩，它摇摇摆摆地踏进鸡窝中，学母鸡的样子坐在蛋上，可是它马上觉得一点也不舒服，它不时扭动身子，尽力想搞得舒坦些，结果把一窝蛋翻得乱七八槽，有的滚出了鸡窝，有的被它的扁嘴啄破了。大家知道，家鸭在人工的培育下，一代又一代，已经丧失了孵蛋的本能，繁殖后代完全靠人工在哺场中控制温度孵出来。而这只完全丧失孵蛋本能的母鸭，也要来瞎起劲，岂不是笑话吗？
   这张大字报的含义不言而喻，它善意地告诫那些不明事理、不懂生活艰难坎坷的人不要瞎起哄，这不管你们的事，不要做上海滩上的“鸭孵卵”。
   这善意的上海人的骂人话，引来了观者的阵阵笑声，我看了，也哈哈不已，我佩服此文幽默的文采，它用通俗的道理，劝人不要助纣为虐。
   张元龙啊张元龙，你在殷庆宝手下，并没有显山露水，今天，你自己在挥动大旗，你的聪明才智却充分显示出来了，在这险恶的环境下，你能渡过去吗？
   匆匆看罢大字报，我刚转身要走，还是被人认出来了（可见这里的群众是有一定基础的，难怪张春桥的电视讲话也吓不倒他们）。我还来不及招呼，很快在我的周围聚起了几十人，这些人向我诉说被解雇后的遭遇，在劳动局接待室受的冷遇；有的对临兄们出的大字报叫好；熟悉我的，小声询问我们这些头头的下落，对监禁的头头表示关心和不平。
   我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我自己记不清当时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还受到群众的拥护，我的心不禁难过得紧缩起来，我现在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呢？
   俏丽的小姑娘
   一个面容俏丽清秀、身材姣小的小姑娘的形象，浮现在我的面前。
   那是红工司总部成立不久，我们的接待室每天人满为患，接待他们是很累的工作，我安排了好几个人搞接待，也忙得不亦乐乎。我认为接待工作一定要搞好，一、这可以使总部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联系群众；二，可以解决群众的就业问题，指导群众掌握我们同市委达成的保障就业权利的《114号文件》，让群众用自身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一天，接待人员引来一位年仅十八、九岁的姑娘，她穿一身洗得干净、略微嫌小的单薄的蓝布衣服，畏畏缩缩随着接待人员进来，不知是冷、是怕、是羞，还是自卑，她低着头。当接待人员对她说，这是总部的常委、组织部长，她才微微抬起头。她面貌清秀，生一双讨人喜欢的大眼睛，但这双眼睛是阴暗的、忧伤的。
   我很纳闷，这么年青美丽、还没有脱尽稚气的姑娘，她来干什么？在我看到的来访者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年青的女孩子，难道她有什么事，为难得接待人员解决不了，非要我亲自解决吗？接待员看那姑娘不开口，就代她把话讲了出来。
   可惜的是，我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她怎么会孤苦伶仃一人，生活无着。她要求安排就业，地区不给解决，在这大乱的日子里一切被“砸烂”了，谁会去安排她的工作呢？况且她很可能还是一个“黑六类”的子女，背着“黑锅”。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庇护，被这疯狂的社会抛弃的小姑娘，在这乱纷纷的年代，不知是谁给她指点迷津，使她抱着希望，找到我们总部来了。由于她的身世令人同情，接待员把她直接领来，企盼我这头头能解决她的吃饭问题。
   听完她的情况，我也犯难了，我无法也无力解决。我们同市委达成的《114号文件》只是对在5月16日以来被“解雇”的可以回原单位“恢复”工作，可是这小姑娘还从来没有“工作”过，我怎么办？我很为难，又不忍心打发她走，她一个人靠什么生活下去啊！
   大老季看出了我的为难之处，他豪爽地把胸脯一拍：“把人交给我吧！我来想办法把她安排在邮电系统工作。现在先在我们总队干起来吧！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她一口饭吃。”大老李用征询的眼光要我表态。
   我对大老李是信任的，此人正直、热心，乐于助人，也只有古道热肠的大老李有条件解决这难事。我如释重负，说：“大老李，就这么定了，你可要负责啊！”
   我转向那年青姑娘，也没想到去征求她的意见，说：“你跟大老李去吧。”她看看我，看看一身邮电制服的大老李，又看看大家，她的眼神中透出迷惑不解。我向她解释：“大老李是邮电总队的头头，由他设法安排你进邮电系统工作，在此之前，你随他到汾阳路他们总队去，先在那里干起来。”
   大老李庄重地说：“你放心，有我大老在，我一定保护你，不让人欺侮你，像亲妹妹一样待你。”
   众工作人员说：“大老李是好人，你放心去吧！”到这时，这姑娘才点了点头。
   但我又有点不放心，问大老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照顾她？”
   李说：“我们总队也有女同志，我安排女同志陪她。”
   “那么她的工作呢？”
   李说：“你放心好了，我会找当权派去打交道，一定安排她在邮电系统工作。”
   这时，大老李提出要我亲自送她去。我一时还没有领悟过来，我的摩托车手毛胡子老陆开腔了：“这事还非得你小沈出马不可。”我这才醒悟，是呀！大老李带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突然出现在他们总队，难免被人议论，我一块儿去了，大老李才不会被误解。
   好事做到底。走吧！
   摩托车的后座只得让给那姑娘了，我骑上一辆“苏修”的两用车，大老李是“永久”两用车，我们四人一起向汾阳路驶去。
   不几天，大老李来总部，骄傲地邀我去他们那里看看，我也想去看看那姑娘，他们为她安排得怎样。
   那天送她去是下午，这次去是晚上七、八点钟。
   到了那里一看，宣传品摆得满桌满房，六、七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那姑娘已是一身邮电绿衣人装束。大老李对她说：“你看谁来了。”她一见是我，满脸笑容，忙着迎了上来，又是让坐，又是倒茶。我问她好吗？她一面笑着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工作了，一面像小鸟一样，张开手臂像要飞的样子，在我身前转了一圈：“你看，我这一身绿衣裳好看吗？”明亮清彻的大眼睛是那样的欢乐，那样的天真、单纯。
   我见了她的高兴样，自然消除了我的担心。
   她今天的模样与前几天判若两人。她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高兴，与其他两位女同志在欢快地分拣宣传品，欢乐地唱着歌，连走路也是蹦蹦跳跳的。望着她像小鸟一样欢愉，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大姐姐、大哥哥们的照料，有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必须主动汇报
   我从回忆中醒来，站在江西路汉口路转角处，记忆中的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晃过，挥之不去。那位天真、纯洁的姑娘，现在是不是也会落到眼前这些人的地步，失去了工作，重又陷入绝境？
   我的心又紧缩起来。
   望着满墙的大字报，一方是为了要工作，求生存，求得一家仅能维持温饱的要求。一方是那些受蒙蔽、被利用的无知青年，挥起大棒在“批”人。对这些善良而无知的青年，我真想大喝一声：停止你们愚蠢的行为！请认真想一想，你们为我们这些失去了工作的失业者想过没有？在今天的社会，一个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就是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赖以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侈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对那些刚掌了权的人，造成眼前这局面的而又在磨刀霍霍的人，我热血沸腾，我真想对昔日的旧部振臂一呼：“造反有理！”我重新做你们的头头，你们的组织部长，争取本属于我们的生存权！
   险恶的处境，使我不得不冷静下来，我不能轻举妄动，要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我逃也似的离开围着我的人群。
   本想悄悄地来，悄悄的走，但刚才我原来的部下围着我的情景，一定惊动了专案组，瞒是瞒不过的，危险迫在眉睫。我要立时作出主动行动，越快越好。
   我在九江路上，找到我的自行车，骑上车找公用电话，拨通电话后，在等待裘听电话的瞬间从电话中传来一片嘲杂的人声，啊！我的出现惊动了他们，一定是的。
   不由得意起来，只要我们能真正团结起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场斗争一定会胜利。
   从听筒里传来裘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啊！你现在哪里？”果然，他已经接到报告了，有点沉不住气了。
   我告诉他，我在九江路福建路上打电话，我告诉他，刚才去了江西路现场。
   他问：“你去干什么！”口气严峻。
   是的，我去干什么呢？现在我打电话给他，无非是我主动告诉他我去了，去干什么？我没有自圆其说的解释，如果说是去看热闹，他能相信？容不得我多想了，我一急就说：“我几次打不进他们内部，我来这里是想由我出面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你老裘不是可以掌握主动了么？”
   裘听了我这愚蠢的答话生气地说：“你现在哪里打电话？”他又一次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福建路上打的公用电话。他说：“不用讲了，你马上回家，明天上午九时在广东路派出所等我。”在放下话筒前，他又一次命令我说：“你现在就回家去，再也不能在江西路上露面了！”
   失业者一旦聚集起来向政府要求就业，竟然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恐慌，伟人倡导的“四大民主”在哪里呢？
   我很钦佩领导这场斗争的张元龙，他组织的大字报犹如一把烈火，烧去了文化大革命虚伪的民主，让“革命群众”进一步看清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我钦佩他们组织得严密，对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头头们一律不信任，排除在外。徐同增对我的警惕就是他们的成熟之处。
   我钦佩之余，又为他们的处境担忧，不由得心揪紧起来。
   明天，明天上午九时的碰头，怎么应付？今天算是过去了，明天怎么办？管他呢！真把我逼急了，就正式投入进去，组织起一批人，公开斗一斗，大不了被关起来。
   第二天，我被裘狠狠训了一通，他嘲讽道：“怎么？你还想做你组织部长的旧梦？那里的乱子还不够大？要你去火上加油？还用得着你去搧风点火啊？”又吓唬我：“昨天你再待下去的话，我就要把你抓起来了。”又警告我说：“以后可不能乱来，不能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要请示汇报。”听到这里，这事算了结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他并没有要我做什么事，我如释重负。
   又是假情报
   从这以后，有一个人同我特别近乎起来。
   这人叫黄辉，在军工路电缆厂做临时工，三十岁左右，能说会道。据他说，他原是卢湾分部的工作人员，在67年重拉队伍时，他经常出现在愚园路67弄43号的联络站，我同他就在那时认识的。
   在联络站时，他的行踪飘忽不定，要么天天来，要么几天不来，来了就是吹小道新闻，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从来不干事。给我的印象是此人很不踏实。
   现在他主动与我用电话联系上了，他不断提供一些市劳动局门口的情况给我，让我感到他对那里的群众非常同情和关注，在积极参与这场斗争。
   过去，我同他从没有来往，他突然在这时出现，不能不使我警觉。很可能是专案组对我不放心，把他派来监视我，唯恐我真的去煽风点火。
   我又想起，67年夏，在重拉队伍时，有人警告我们，在我们中间混进了市革会、工总司的人，要我们提高警惕，那时我不以为然，不相信我们临兄之中会有出卖朋友的内奸。直到8月7日被抓拷打追查，我才相信，我们之中的确有奸细。现在黄辉再度出现，我得小心同他周旋。所以，他每次来电话或者与我见面，我就如实向裘汇报。
   我又判断，黄辉这人也可能被派去打入了张和徐的内部，但他并没有能靠近核心，只是在外围转悠，现在又来监视我了。
   有一天，裘通知我去专案组，我早早吃了晚饭按时赶到，门卫打电话上去，他们下楼在右边的食堂同我谈话，告诉我，今天晚上张元龙、徐同增他们在南市开会，要我赶去参加。裘的助手――个子矮胖的一位便衣把地址给我，说这会非常重要，要我一定设法打进去。
   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点头的份儿。
   这几天，我的鼻炎发得很厉害，头昏脑胀，我顺手把随身带的B6药片服了两片，那助手见我吃药片，哈哈笑了起来：“怎么？你害怕了，吃镇静药？”我顺水推舟说：“是呀！我头发晕，心发慌，吃了药会好点。”他听了笑得更响了：“你呀！真没用，你过去是怎么造反的。”
   听了他的嘲笑，我一点也不生气，反倒高兴，你们把我看成没用的窝囊废那才好呢！我索性虔诚地说：“我一点经验没有，你帮帮我，出点主意，教我一点办法吧。”那胖子高兴地笑了。
   临分手，裘叮嘱我：“沉着、冷静；多听、少讲话；不要出主意，否则以后我们不能为你说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裘的人格又出现了两重性。他执行着上面旨意，干着整人的工作；又在悬崖边上拉人一把。他是个正人君子。
   我骑上自行车向南市去，天已经暗下来。我脑中在想，如何应付这一关，对张元龙他们，我希望他们对我抱警觉抵制的态度，这样于我于大家都有利。想到这里，心里似乎好受一些，那么又如何应付专案组呢?咳！多想有什么用，管他呢！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
   吉人自有天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地址又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门牌号码。
   我好开心！我又一次逃过了难关。
   专案组老裘也真可怜，收到的尽是假情报，被人牵着鼻子走。连老裘都经常收到一些假情报，更说明张元龙、徐同增他们的成熟。现在再想想，让公安去对付自己的百姓，实在是浪费了公安人员的生命，裘的聪明才智也被浪费了。当然，裘是不由自主。
   过去，共产党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时，会收到老百姓的假情报么？不会！
   监视大字报的人
   我在附近兜着圈子，反复核实，确证是假地址后，我决定顺路夜闯专案组，省得明天再被叫来，省去一次奔波。
   到了冶金局大楼，已无门卫值班，无法打电话上去，根据平时的观察，我知道他们的办公室在一楼，外滩的房屋多为外国人所造，底楼称为G，一楼实际是二楼，我上楼后，整个楼面黑暗一片，我在黑暗中摸索房间号码（平时我向门卫报108号，他就用电话把专案组人叫下来，我想这大概是房间号码），现在漆黑一片，如何找呢？正在我止步不前时，忽从一房间中传出裘的声音，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在原地大声叫：“老裘！老裘！”
   那房间中裘的讲话声嘎然而止，门一开裘第一个冲了出来，见了我急着问：“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门牌号是假的，他大大松了一口气：“我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呢！”
   他把我领到下面的食堂里，要我在这休息，不要走开，等会要同我谈话，就上去开会了。
   我环顾四周，这食堂的灯都熄了，只有从玻璃大窗透进外面路灯的光亮，在幽暗的光线下，我看见靠窗的长凳上有两个人在睡觉。在我同老裘进来时，其中一人翻下身，对我们看了看。我坐着等裘下来，可是怎么也等不到他们的出现。我的倦意来了，也找了张较宽的长凳横下身来。
   刚迷迷糊糊要睡着时，有人进来，悄无声息地找地方躺下，而那原先的两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我在黑暗中看着他们，好不奇怪，他们是干什么的？正在这时，又有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女的，胖胖的，三十多岁的模样，他们也无声无息地躺下了。我不知道是几点钟了。只知道外面马路上的车辆声几乎已经听不到了，大概是半夜了。
   天气真好，不冷也不热，无需什么衣被，我很快就睡着了。待我醒来时，食堂的灯亮了几只，食堂的一头，伙房的工作人员在忙着。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都在，他们人手一碗交头面，有滋有味地吃着。那矮胖的裘的助手把我叫醒，笑嘻嘻的指指桌上的一碗面，要我起来吃。吃面的人还不止专案组的七、八个人，原来睡在凳上的那些人也在吃面，气氛显得很热闹。那矮胖的端着面碗走来走去，活跃非凡。
   吃完面，这些人走进走出，显得很忙碌，我也没有在意。
   突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人来贴大字报，这些人一下子紧张起来，在矮胖者的带领指挥下三三两两悄无声息地出去了。
   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些睡在漆黑食堂里的人是专案组用来监视江西路劳动局大字报的动态，为以后抓捕这些“破坏大好形势”的“阶级敌人”作好准备。
   这些人出去后，食堂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我为那些来贴大字报的人担心，他们必被跟踪，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幕今天恰巧被我看到，而我的后果又怎样呢？为什么要留我到深夜，难道是让我看这一幕吗？
   我为我自己，也为我们临时工――那些被解雇后失去生活保障的临时工而悲哀。
   要我辨认一张“反革命传单”的笔迹
   在饭后一枝烟，吞云吐雾后，裘招手把我喊到他的桌边，他把记事簿打开，把一张手掌大小的纸递给我，说：“你好好看一看，这是谁的笔迹？”
   我一看，这是一张从墙上揭下来的支离破碎的小字报，那是由于它本来在墙上粘贴得很牢固，在用水浸湿后小心地小片一小片撕下，烘干，再拼凑粘贴在纸上。因为它内容“反动”才被作为罪证揭下来。
   字迹用钢笔书写，工整漂亮。是一首打油诗，按当时文革的标准是一首矛头直指市革会的反动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要吃饭、求工作，语言尖刻点罢了。然而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反革命罪证了。
   书写的人当然也知道这份量，为了不在张贴时找来麻烦，才用如此小的纸张书写，以便快速贴出后快速离去。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原红工司宣传部的某人笔迹。看来这次在劳动局门前的风潮，基本上是原宣传部人员为班底。
   我手拿这张纸，做出努力思索的样子，专案组的人围着我，静得出奇。只有食堂厨房内传出的响声打破这令人窒息的空气。
   不知什么时候那矮胖者出现在我的面前，指着我手中的纸说：“这张反革命传单，矛头直指市革会，语句反动。是谁写的，你快讲出来。”
   我皱着眉，作出绞尽脑汁的样子说：“我看不出啥人写的。”
   胖子追着不放：“你再看看，这人的笔迹是很老练的。”
   我一番搜索枯肠的样子，轻轻摇摇头：“这字不像是张元龙写的，他的字没有这么好，这么老练。”
   胖子说：“是的，不是他，我对过笔迹。这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写的。”

我沉默着。
   裘说话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站稳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来。不要江湖义气，迷住了你的眼睛……”
   胖子插话道：“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这是恶毒攻击新生的市革会，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讲得高兴，竟指手划脚，想用无限上纲把我吓怕而招供。
   老练的裘却打断他的话，语气平和地说：“我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你没有参与。面对这场斗争，你的表现是好的，我们了解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已经成立了市革会，这是毛主席批准的革委会，在大好形势下，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你想想问题有多严重。从你的家庭出身来说，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他顿了顿，继续和颜悦色地说：“你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把剥削阶级在你身上的烙印除去，消除父辈对你的影响。”裘特别加重父辈两字的语气，犀利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描。我明白，他在用我叔父49年去台湾的档案材料施加压力，但他并不点破，给我留了点面子。
   他的话又收回来：“面对这场斗争，你要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对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清楚的，你是犯有错误的人，但不像王继鑫他们，我们对你是区别对待的，我们给你机会，在这场斗争中，你要立新功。”
   “立新功”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口号，是说造反派夺权后，不能停止不前，要继续立新功。老裘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用“高帽子”来捧我，要我说出是谁写的。
   我“感恩戴德”地说：“我是要好好改造世界观，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我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喝了几口水，你们是了解我的。我一定将功补过，争取有一个好的结论，你老裘对我的帮助和挽救，我铭记在心……。”
   裘打断我的表白：“你愿望是对的，但要看你的行动。”
   他接下又说：“这里发生的事同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有顾虑。要立新功，你要好好想想，这是谁写的？”他把话题又拉了回来。
   我皱着眉摇着头说：“我实在想不出是谁写的。”
   他循循善诱：“写这东西的人，有一定的文才，一定是你熟悉的人。”
   我一时脱口而出：“是啊！这字看起来是熟悉的，可是我想不出是啥人写的。”说到这里，我自己吓了一跳，说这字是“熟悉”的，不是露出马脚来了吗？
   我赶快补漏洞：“郭文美被抓了，不可能是她，张元龙又不是，殷庆宝没有这个胆量，他想的是上有老，下有小……。”
   那矮胖子冲进一句打趣的话：“当中还有一个金元宝！”众人轻轻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
   我很感谢他这时这么来上一句，太好了，一下把气氛冲淡了，转移了注意力，掩饰了我的惊慌。我继续作出思索状：“徐同增胸无点墨也不可能，费敏璋……”我摇摇头：“也不能，是谁呢？”
   我的表演大概很出色，老裘说：“现在一时想不出，你回去后好好想想，想出了马上打电话来。”
   我一下轻松起来，说：“我回去一定好好想想。老裘，我去南市没有找到开会的地方，看来我……”
   他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天快亮了，你回去吧。从现在开始，你要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将功补过。”他看一眼几个睡在凳上的人，又说下去：“这样你将会很辛苦的，又要在厂上班，又要出来活动，我心里是清楚的，但这样对你有好处。你看，我不也是一夜没睡吗？”
   他不容争辩的命令和提携让我重新沉重起来。
   黄辉约我“靠上去”
   现在不是想的时候，我告辞出来，骑上自行车几步路就到了贴大字报的地方。这里灯火通明，靠福州路的一头是花哨的“大批判专栏”，装上了明亮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靠汉口路一头的墙上是这次风潮的大字报。
   马路上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而过，大概是赶上早班的人。有两三人在电车站附近站着，这是监视的人，伪装成等车人。这里的大字报太吸引我了，我多想看一看，尤其是刚贴出来的那份。我不由跳下车，急急地扫视几眼，但想起在我身后有几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只得骑上车就走。
   当我到厂时，已经晨曦微露，我是头一个进厂的早班工人。时间还早，我进浴室美美地冲洗一番，把一夜的疲劳全冲掉了。
   在隆隆的机声中，我开始思索起我的处境：昨夜的经历，已经把我逼上了山间小道，我已经别无退路。我不该在昨夜走进冶金局的大楼，把自己送了进去。我成了什么人？张元龙他们才是临兄们的领袖，真正的高尚的人。
   我沉浸在自责之中。
   上午九、十点钟，黄辉来电话，约我下午四点钟在江西路上碰头。
   在江西路上碰头？在人群中公开露面？我明白这是裘他们在逼我积极行动。他们必定认为我只有在那里公开露面，才能靠近张元龙他们。
   事到临头，我只有这么做了：走一步是一步，过一天是一天，把水搅浑，最坏的后果大不了也进监狱罢了。
   但是，最大的可能倒是专案组把我摔给厂里造反队来整我。厂里造反队，对我眈眈虎视已久，他们虽然在支联问题上对我打了一棍，但由于有专案组的影响，使造反队不能继续整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松，处心积虑在找我的把柄，欲置我于死地。
   我要在应付专案组时，也要为今后应付厂里的造反队留下一条路。
   我终于脱出来
   下午二点钟我下班后，在去江西路赴黄辉的约会前，我先到外滩纺织局去。
   乘着电梯上楼，很快找到了我厂的朱祥生。朱祥生原是我厂文革前的党委委员、监委书记，现借在局里工作。
   他很客气地让我落座。窗外，外滩的景色一览无遗，黄浦江上的船舶缓缓驶过。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很感意外。我没有什么客套话可说，开门见山：“在市劳动局门口闹事的情况，你一定知道，上海两报的文章你也一定看过。”
   他瞪着眼，望着我点点头。
   我说：“我这段时间受市革会专案组的审查，专案组要我打进这些闹事人的内部去，我不能不去。我把这情况告诉你，你是党员、老干部，我对厂里造反队不信任，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我同造反队的关系，你也知道，他们一直要搞我。”
   他不发一言听我说下去。
   “现在市革会专案组又要我打进内部，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今后的运动谁也吃不准，专案组总有一天要撤消的，以后厂里造反队抓住我在江西路上的活动，对我采取行动，我将分辩不清要吃亏。所以我今天来，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到时请你出来证明一下。”
   他听到这里，面露为难之色，想要说什么。我拿起他面前的笔和纸，写上了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说：“这是专案组的电话号码和负责人的姓名，你可以联系核实。”
   他对我这一席话，始终一言不发，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就告辞走了。
   在江西路上，市劳动局门口及马路两边还是那么多人。我在两边马路的人行道上兜了一圈，在汉口路转角处见到了黄辉，他在同一人讲话，见到我似理非理打了个招呼，继续同那人在闲谈。我就走开去看大字报，我想他会来找我的，想不到他就此不见。我就回家。昨夜几乎一夜未睡，又上了一个早班，累了，回去！回去！
   第二天上午，裘来电话，没有要回话，只是请办公室的人转告我，要我下班后去“市革会”。
   下班后我去了，想不到出了一个惊喜的结局：
   裘一脸的不高兴，几乎是怒容满面，劈头问我：“你昨天去哪里了？那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向他泄密？”
   我明白朱祥生已经打电话同他联系过。我说：“他是我厂的老干部，原是党委成员，现在纺织局革委会工作。”我又向他说明，厂里造反队一直想整我，我怕厂里对我报复，妨碍我打进内部的工作。
   他听到这里，生气地站起来，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半天站住对我说：“你怎么能向外人谈这里的情况，这是泄密！你真胡来。”
   我声辩说：“他是革命的老干部，共产党员，原是监委书记，现在又在局革委会工作。”
   他听了大发雷霆：“你真瞎搅，我们这里的工作能让他知道吗？”
   我迷惑不解地说：“不是说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么！党领导一切，我对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党员老干部谈……。”
   他打断我的话，气急败坏地说：“事全给你搞糟了，打乱了我们的步骤。”他盯着我看了半天，语气缓和下来：“你想问题真简单。”他摇了摇头，欲言又止。是啊，他无法对我的话反驳，又不能讲我不知道的个中道理。
   我低着头在想，我是简单啊！共产党也不全是一家人。
   他看我低着头不说话，挥挥手说：“你回去吧！今后江西路的事，你不要参与了，再也不要同任何人谈这里的一切，如果你再讲些什么，”讲到这里，他恢复常态，用嘲笑的口吻说：“小心我把你抓起来。”说完他顾自上楼去了。
   山穷水尽而又峰回路转，想不到困扰我的难题，无意之中，竟然这么容易和无意中就解开了。
   我解放了。
   起义的结局
   我意外地得到解脱，逢凶化吉，保持了名节，但张元龙他们后来的结果是意料中的事：他被抓被关，其他被解雇的失业的人们陆续安排工作，风潮就此打住。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这特定的时期，中国人逆来顺受的个性，悄悄地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在尝试民主的极为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微不足道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组织者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失去自由。在没有法制和民主的时代，正义的力量显得太渺小，张春桥、王洪文操纵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要扼杀一个人太轻而易举了！
   在这场风潮中，人们要争取的是什么？
   是男人一天一元八角，女人一天一元六角的工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领头人被投入监狱。
   而在权力宝座上的张、王之流出于安稳掌权的目的，“法不治众”，随手安排大批“追随者”就业。人们有饭吃了，也就满足了，淡忘了。就算有几个人忘不了狱中的领头人，但群众已经聚不起来了。所以，在狱中的领袖没有人能去营救。于是，轻而易举地就扑灭一次起义，而且使其他敢于领头掀起风潮的人望而生畏。
   外国人用外国的眼光看中国的人和事，说：“中国人太懦弱了。”
   是“懦弱”么？
   外国人哪里了解中华民族的悲哀。
   历史会记上这么一笔么？
   不会！
   我用我的笔，
   记下这次对张春桥、王洪文之流的
   悲凉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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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刀砍向书呆子
   六八年夏天的大字报风潮过去后，我有了一段相对的安稳日子，但专案组并没有撤消，审查仍在继续，随着文革政治大气候，时松时紧地进行着，大约至一九七○年冬才告结束，持续了三年。
   大约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吧！纺织局的军代表秦政委来厂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批评掌权的造反队头头捂紧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抓阶级斗争。


   对头头们的批评，群众听了非常高兴，因为工人群众对头头们一直表示不满，军代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造反头头闻风而动，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眨眼之间又在全厂刷写，轰轰烈烈大抓阶级斗争的场面又出现了。
   群众期待的是抓造反队队委中的阶级斗争，而掌权的头头之间是不能自相残杀的。
   阶级斗争的第一刀砍向谁呢？
   在图案设计室有一出名的书呆子，在造反初期，他参加了造反行列，充当了科室的造反小头目，后来又与那些头头们不合流，等到造反已成定局，他这小头头的宝座也该拱手让出，去安分地去画他的花样设计。现在他做了替罪羊，第一刀砍在他的身上，尝到了批斗大会的滋味。
   我走过会场外，听到里面打倒的口号声，我若无其事地进会场观看了一会儿，轻松地想，头头们真会玩，这就叫阶级斗争？批斗这么一个书呆子？亏他们想得出！这倒霉的书呆子。
   这天我是中班，吃了晚饭后，被叫到厂部大楼，在原来的党委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这时党委还没恢复）负责人之一的魏某找我谈话。他就是那个原来的党委秘书，他也起来“造反”，现在是造反派，“三结合”结合进了领导班子。
   他瞪着一副近视眼，镜片后的眼乌珠几乎要弹得飞出来似的看着我。他在斟酌字句，该如何同我谈话。我站着等他开口。
   这时虽已晚上七时多了，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但办公室内却灯火通明，看他们都很忙，有的在低头写着什么，有的走进走出显得格外的忙碌。这些人见了我一言不发，甚至连看也怕看，熟视无睹，一脸严肃。
   我预感到这时找我来，没有好事，该是轮到我倒霉了。
   搅乱批斗红工的预演
   魏某终于开口了，他讲得有点费力，但语气还算平和，讲了半天，转了半天的圈子讲了一番阶级斗争的大道理，显出有点无奈的样子，说秦政委对我厂视察时，作出指示，说我这个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所以明天中午要召开全厂大会批斗我。
   我不买他的帐，同他顶起来，指出这样做是在愚弄革命群众，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应该在眼前的这些造反头头中揭，你们这是在找替罪羊，是歪曲秦政委的指示，是阳奉阴违。
   他听了我的话，越发显出无奈的样子，把我让进内间的办公室，要我一人好好想想，就走开了。
   我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想我的处境：厂里造反队处心积虑要整我，这是我早就有预感的。仅仅是厂里造反队整我，我还不怕，怕的是专案组把材料转到厂里，专案组假手厂里来整我，如是这样，情况就严重了。
   专案组对我们红工司的头头审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专案组直接审查，另一种是由专案组幕后指挥，通过审查对象的单位进行审查，但搜集材料，汇总材料，都在专案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我“接待”的外调人员，就是这种方法。
   这其中搞得最凶、最突出的就是杨福海。
   平时在单位里，杨福海恃才傲物，得罪了单位的造反派，在审查他时，搞得他很凶，而专案组又拿他开刀作靶子，他的苦头吃了不少。
   一天，裘把我叫去，透露市里计划召开全市的电视批斗大会，把王继鑫等在押的和在外面的我们的原红工司头头揪出来批斗，效法批斗胡守钧集团那样的全市电视批斗大会，杀鸡儆猴。作为预演，借山东路仁济医院旁的教堂作会场批斗杨福海，主持批斗会的是杨福海单位的造反派，幕后由专案组指挥，裘要我上台揭发批判杨福海，并且告诉我在全市批斗会上我是扮演“反戈一击”的角色。
   我陷入了极度的为难之中，我将要在全市人民前亮相，变成四十万红工的罪人。
   我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我一筹莫展。
   那天下午，批斗会在教堂中预演，专案组人混在后排督战。我则将要在台上手拿专案组授意的批判稿揭发杨的“罪行”。
   批斗会开始还循着预定的程序进行，到了进入批斗杨福海，让他逐条认“罪”时，显露了杨的辩才，他成了一头非洲草原上的公牛。他单位的头头实在不是杨福海的对手，水平着实差劲，不时回头求助于我。我发觉机会来了，就努力扮演一个积极批判杨福海的斗士，极力把水搅浑，批斗会乱了套，最后大会的主动权完全操纵在我的手中。我在台上，看到专案组人员不等大会结束，他们就全撤走了。
   结果，因为我的“积极”表现，喧宾夺主，预演失败了，计划的全市电视批斗会流产了。我的表演，对专案组来说是弄巧成拙，搞得他们哭笑不得；对我来说，适得其所，又逃过一劫。
   我想事隔几十年，杨福海一定还耿耿于怀，但他一定不会知道召开全市电视批斗大会的计划，不知道那天在教堂对他的批斗只是预演，如果我不积极地“表演”，打乱它原定的程序，那么电视批斗大会就将按计划实施，对全市四十万红工的打击有多大？
   我不是先知自觉的伟人，在这场人类的浩劫中，只能是被动地表现自己，在被动中为自己、为我的众临兄们，尽可能逃过劫难。在当时，这是多么的难啊！我只能说靠着命运之神的厚爱，幸运地躲过了重重危难。
   当然这里有自身做人的起码道德，为人要正派，心术要正，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报应。
   诚然，被人误解，那也是无可奈何的。我自秉言直书这段逝去的岁月，让当事人和后人去评说。
   造反队哀求我接受批斗
   让我再把话扯回到魏某说要批斗我的事上。
   如果，现在是专案组一时拉不下脸，而假手厂里来整我，那我的磨难将旷日持久，没完没了。
   对，明天打电话给老裘，摸摸底，看他怎么说。
   我主意一定，反而有了对办公室的人观察观察的兴致：他们似乎都很忙，一点也没有下班回家的念头，对我这个明天要挨批斗的 “阶级敌人”连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被划在阶级敌人一边的我，只有闷闷地坐着。
   两年前，我是四十万红工司的组织部长，同是在这间办公室，同是这个魏某，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忙不迭地为我搬椅倒茶。而今天，他脸上冷若冰霜。
   想想这人也太可悲，为了能挤进厂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他处处努力表现自己，讨好造反队头头。在一次外厂造反队纠集了几千人冲击我厂的武斗中，他被推到最前面，企图制止一触即发的大武斗。冷不防被对方用弹皮弓打来一块铁螺帽，弹得满脸鲜血，瞎了一只眼。这场武斗最终被军宣队阻止，没有造成大的伤亡。由于他的勇敢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用一只眼睛的代价，被结合进厂革会。
   现在他又被推到我前面，他知道，由他出面找我谈话，日后我会记恨他，所以一脸无奈相。想想这人也太可怜了。
   魏某与我谈话时，我保持沉默，看他怎么说。他显得有些疲倦，反复向我暗示：这是在演戏，是演给群众看的，希望我能谅解。我不是笨人，当然理解他的话，但我还是不言不语不表态，听他讲。他只好说得更明了：怕我在批斗会上不服，在批斗会上闹翻，要我忍耐，千万不要同主持批斗会的造反队头头抢话筒顶起来。后来，他几乎是在哀求我答应下来。
   批斗人的哀求被批斗的人，真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这说明我还不是一只死老虎。
   时间很晚了，他为了完成造反队头头们给他的任务，一再求我答应下来。到了这境地我也就软了下来，不就是演戏吗？
   我开口问他：“明天是谁主持会？”他说，这你就不用去管他是谁了。我直截了当提条件：“如果明天主持会议的头头太过火，让我难堪，那就不要怪我不配合，惹火了我，别怪我脾气大，到时候你今天的这些话全白说。”
   听了我的话，他高兴得眼乌珠又要飞出来，连连点头说：“如果太离谱，我会打园场，为你解围的，你放心好了。”
   我说：“只要让我过得去，我也不会太那个的，能配合我就配合。”
   他连连用一口无锡话说：“不会难为你的，不会难为你的！”他显得兴奋起来，起身到另一间办公室去。
   我起身也想走，却被外间那些在埋头写着什么的造反队员拦住，要我再等一会。我只得无聊地坐下。
   时间过了十点，中班早已下班，我急着想回家，我不想由于我的迟回家，而让妻子觉察我的处境。我不管造反队员的阻拦，敲开了隔壁办公室的门，满屋的造反队头头在开会。我对魏某说，我要走了，他说，你再等一会。我只得再等，直到十一点多了，还不见他人，我一时火了，要人把他喊出来，我指指墙上的电钟：“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怎么？你们想把我关起来？不放我回家么？”他有点尴尬，吱吱唔唔，看来真是不想放我回家，我立时发火：“好啊！不放我回家，明天这个会看你们怎么开吧！”我无所顾忌地撤起野来：“我是市一级的头头，由市革会专案组审查，你们的级别太低，不够格，你们算老几？你们是在打击报复，我横竖横了，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他慌了神，连忙对我说：“不是不放你回去，我们会还没有开完。”我不依不饶，立时要走，他迟疑了一会，只得说：“把你留下来，还是考虑明天的批判会要准时开。”
   我一听，言下之意是怕我明天不到会，好！这正暴露了你们的底。我确证：对我的批斗，完全是厂里在搞我，没有市里专案组的背景，这么说来，明天的批斗无伤于我，对我没有危险，的确是演戏！
   我爽快地对他说：“明天我保证按时到会场，这你可以放心，我是经过大风大浪锻炼过的，还怕这样一个会么？”
   魏听了我的话，面露难色，朝隔壁办公室看了一眼。我放低声音对他摊牌说：“我急着回家，只是不想让我妻子知道，如果你们一定要留我在厂里过夜，那么你们看着办吧，我也横竖横了。”这前半句的话，大概打动了他的同情心，后半句的威胁之话，他也领会了。我又补了一句：“我是说到做到的，说保证来就保证来，说闹翻就闹翻，不要逼我上梁山。”
   他听到此就说：“你再等一等，我们研究一下。他去向其他头头去讨旨意了。
   不一会，他来说：“你回去吧！明天十二点钟在俱乐部门口开大会，你要提早十分钟到场。千万不要在会上顶起来，我会打园场的，不会难为你的。”
   妻的担忧
   急匆匆洗了澡，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抬头一望，窗户透出灯光，她还没有睡？糟了，该用什么话来搪塞呢？我开了门，轻手轻脚放好自行车，上楼时，希望她睡着了而没有关灯，想不到她并没有睡。我冲她一笑，若无其事地说：“这么晚了还不睡，快睡吧！明天要上班呢。”

她盯着我看，往常的笑脸不见了，我当她是我晚回来而不高兴，我笑着说：“下班后，几个人吃了点心，吹了一通牛，所以回来晚了。”
   不料她却忧愁地说：“你不要骗我了，出了什么事？”
   我继续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什么事啊？快睡觉。”
   她说：“你不要瞒我了，刚才铁牛来过了，厂里倒底要怎样搞你啊？”
   完！她全知道了，唉！这个铁牛真多事，何必来通风报信，真不该来。
   妻告诉我，在我该回来时，却不见我回家，就倚在床头眼巴巴地等着，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不料窗外传来压低声音的叫门声，把妻惊醒了，开窗一看，是铁牛。丈夫没有回来而他的同事铁牛却半夜来敲门，妻慌得什么似的冲下楼。
   铁牛一脸的紧张，不用问，蹦着的脸，就说明出了事。铁牛失去了他往日的潇洒，惊恐地说我被造反队关起来了，今天不会回来了，说了这一句又眼睛一转，叮咛道：“我走了，不要对人说我来过。”好心的铁牛匆匆走了。
   我百般安慰她，让她放心，我会安然渡过这一关的。总算让她睡着了，我自己却一时睡不着，我把魏的谈话又理了一遍，确信我的判断没有错，但是明天还是打个电话给老裘，摸摸底。
   摸 底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打电话给裘，告诉他，厂里要搞我了。他听了我的话，稍稍停顿了一会，平静地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嘛！要经得起审查嘛！”
   我仔细辨别他的语气，他的语气是轻松的，轻松中透出他的职业特点，他不会直接流露出他的真实意图：“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你厂里造反队对你审查批判也是对的嘛！你要正确对待，端正态度，接受对你所犯错误的批判。”
   听到这里，我可以放心了，我向他提出了要求，希望他来干预这场对我的批判。我说：“我的问题你已经全部掌握了，我没有必要向厂里交待我们红工司的造反过程。”他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嘛。”
   我的心全放下来了，情况很清楚，今天的批斗会，纯是厂里在拿我开刀，我更明白地提出了我的要求：“老裘，我厂里搞得我太过分的话，我可要请你来说话呀！了解我为人的是你，最清楚我这段造反经历的也只有你，你可要为我说话呀！”
   他简直像朋友似的说：“你要端正态度，不能同造反队顶牛。”他又哈哈笑起来：“怎么？你还想耍你的造反派脾气？要经得起考验嘛。”
   我连说知道了，把电话搁上，我还担心什么呢？没事！
   话虽这么说，心中总是有点不踏实，挨批挨斗的滋味还没有尝过，等待我的将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早早烧了中饭，吃了饭，心情完全松驰下来，急急向厂里赶去，赶去“演戏”。
   进了厂门，打倒我的大幅标语赫然在目：把我的名字颠倒写上，还用红墨水打上“×”。标语的内容看得人心惊肉跳：
   “打倒帝、修、反的别动队沈××！”
   “把里通外国的沈××揪出来示众！”
   这两条标语够火爆的，让人吓上一跳：在我们厂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罪恶的阶级敌人！这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么？
   我对这两顶大得吓人的帽子微微一笑，不存在的罪状，对我构不成危险。
   我明白，标语的内容指的是这么一件事：
   日本间谍？
   不久前，我在工农兵医院（百年老医院仁济医院，文革中改了名）住院手术。那时这医院的工宣队由我厂进驻，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原是我厂里的党员干部。有个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找我外调，竟然找到医院里，被那支部书记挡了架。我出院的第二天，那外调人员又迫不及待追到我的家中。什么事竟然这样急？外调的人露出了笑脸，表示歉意，要我配合。
   我对这人这样外调很反感：“我刚出院，你就赶来了，真是‘只争朝夕’啊！”
   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在笑脸后面很刁滑地吐出威胁的话：“我通过你们厂里才来到你家的，如果你认为今天我来不合适，手续不完备，我可以现在就去你们地区居委会。我现在直接来你家不去居委会是考虑你的影响。”
   罢！罢！不能让他去里委而影响家人的生活，不能让母亲也跟着我担惊受怕。我只得说：“你不要兜圈子，要了解什么人什么事就直说，我知道的就谈。”我还当是我那以往造反的一档子人和事。
   他挤出一丝笑意来：“你身体还没有恢复就来找你，很对不起。这件事很重要，需要你提供情况，你当时在场的，你把这事好好回忆。我们也知道你没有参加进去，你不要有顾虑，要照实说。”
   我听得不耐烦了：“你是什么单位的？你要了解什么？请你不要浪费时间。”
   那人只得说：“我是中国毛纺厂的，要了解胡金华的情况。”一面把一张外调介绍信亮在我的面前。
   我不由感到奇怪：外调我过去的邻居？我说：“他原来住在我家隔壁，前二年搬走了，他是在你们厂做临时工的呀！”
   “是的，想请你谈谈他的情况。”
   我有点不快：“我曾在二年前杨浦公安分局对面的墙上看到过几幅大标语，是你们工总司造反队把他抓进公安局写的标语，从这标语我才知道他是你们厂的红工造反头头，可他从没有与我联系过，我们之间谁也不知道谁，你要我谈什么？”
   那人好脾气，不像一般外调人员搭足了架子来审人，笑笑说：“不是你们红工造反队的事。胡金华有一个日本朋友，这日本人在上海生活，通过清队查出是日本特务，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看来这些人对特务和间谍的概念是分不清的。）
   我说：“他是归国华侨，出生在日本，抗战爆发时全家回国，在这里开洗衣店度日，五八年去了宁夏，三年自然灾害时回上海，当了几年临时户口，报进户口后就进你们厂工作。至于他的日本朋友我怎么知道呢？”
   那人说：“这事我们了解，与你不搭界，你不要有顾虑。我们掌握的材料是你与那日本人一起吃了三次饭，你要把这一切原原本本谈出来。”
   我这时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吃饭的事是有的，但只有一次。那日本人是间谍？”我有点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这几年，让我们看到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实在太多了，真不明白，搞了那么多运动，为什么这些人以前没有查清，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全查出来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搞不知道，清理阶级队伍一搞，盖子一揭，日本特务的原形就暴露出来了。”
   我说：“那日本人是在上海一家皮革厂当工程师的呀。”
   那人说：“是在一家皮革厂当工程师，实际上他是日本潜伏下来的特务。”
   将信将疑的我，只有怔怔地朝他看的份了。
   他见我不开口，就说：“那你就把你刚才说的一次吃饭的情况说一说。”
   现在想想也真好笑，人情往来的一次请客吃饭竟然有特务间谍的活动？那我不也成嫌疑人了？
   还是我做临时公民时，一个暮春的季节，胡金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有事要同我商量，要请我帮忙，他说，他有一位日本朋友，在日本时，是隔河相望的邻居。后来这日本朋友也到中国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回国，一直留在上海，在一家皮革厂当工程师，讨了一位上海老婆。胡金华说，他经常去这日本朋友家，常在他家吃饭，很不好意思，想回请这日本友人吃一次饭，但苦于家中是一间灶坡间，实在太小，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也没有，想借我家的地方请这日本人吃一次饭。我听了无可无不可，但回家同母亲一说，不料母亲坚决不同意，母命难违，我只得回绝了他。
   过几天，胡却来邀我去吃饭，说他借了小宁波的家请客。我自感汗颜，再三推辞，他又动员小宁波来请我，小宁波说：“胡金华是请日本人吃饭，借我的地方，我不吃不行，我一个多尴尬，你来，我们两个人就有伴了。”生生把我拉到他家。
   那日本人已经同他的中国老婆先到了，我们客气了一番入座。
   我看那日本人，瘦小的身材，显得有点苍老，看上去有五十岁的样子，刻板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似乎满腹心事；他的老婆就显得年轻多了，只有三十多岁，匀称的身材，姣好的面容，雪白的肌肤，彬彬有礼地同我们客套几句。看起来这女人一点也不懂日语，他们夫妻之间交谈就用上海话。胡同那日本人谈得非常入神，尽管那日本人会讲一口道地的上海话，但他们俩人却讲日本话。
   面对丰盛的菜肴，小宁波轻轻地在我耳旁说：“让他们去讲东洋话，我们管我们两人吃。”他指了指满桌的菜，挟了一筷菜，连说吃！吃！
   而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胡金华，混身的不自在，那有心思吃喝，我就这样拘谨地呆坐着，挨了半个小时，乘机告退，逃也似的走了。
   我把那次经过简要地说了，外调的人发问：“他们两人在谈什么。”我说：“他们说的是日语，我怎么知道他们在说啥。”他又问：“那么另外两次情况又怎样？”我说：“就这么一次，那来另外两次？”那人说：“我们掌握的材料有三次。”我说：“我只知道这么一次。”那人说：“在你刚才说的那次，后来又请过两次。”我反感地说：“你们既然掌握材料，应该清楚我就这一次，为什么还要这样问我？”
   经我只么一顶，他避开这一次、三次的问题，又提示说：“你看到他们送什么东西吗？”我不耐烦地说：“我知道的就这些。”我心中想，你们这些人顶好我说：“有呀！有一台收发报机呢！”
   他见我谈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来，只得要我在笔录上签字。
   以后那人又到厂里找过我，反复提示，逼我按他们的意图谈，最后一次我火了，对那人说：“你来十次也没用，事实就这样，特务、间谍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那人还真好耐心，不动怒，一直笑咪咪的。
   现在看来，这个外调人员是个笑里藏刀的笑面虎，在背后对我下手，他把这莫须有的罪名，交给了我厂里的造反队。
   我厂里的头头拿着这罪名向我开刀了。这大幅标语不过是造了个声势，假的就是假的，看他们还有哪些伎俩。
   奇怪的批斗形式
   还有一条标语“打倒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沈××！”
   这是因为对我的憎恨，实际上道出了我把他们这些头头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还不解恨，在厂区的柏油路上，用石灰水刷上比方桌还大的字，都是打倒我的标语。可见这些头头恨死了我，把我的名字让人践踏，让卡车来碾压。
   再看会场，布置在俱乐部会场外，这样容纳开会的人要多得多。主席台放在俱乐部的大门口，上方挂了一条横幅：“狠抓阶级斗争 批判沈××大会”。在我的姓名前没有风行的帽子，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者叛徒特务×××。这些通常用来定性大帽子一概没有，看来没有市专案组的背景，他们定不了性，尽管会场外的大幅标语在虚张声势。
   奇特的是，别的批斗会总是被斗对象面对群众，站立在会场主持者前，弯腰屈背面对革命群众。今天批斗我的会场布置却一反常态，我立在会场“观众席”的后半部，同参加开会的革命群众一样面向主持者，不同的是群众坐着，而我是站着，我的面前也有一只麦克风，供我回答或者说供我交待问题用。

通过半个会场，面对我坐着的会议主持者，是那一个头头呢？
   那是印花车间的一位头头，他以前经常来我们红工造反队办公室串门，应该说我们原是熟的，想不到今天是他来主持批判我，以厂专案组组长的身份来主持批斗我的会了。
   他比我还年轻五岁，是厂里最早的一批“老造反”之一，他组织的厂里最早的造反组织名为“心向党”，其人的造反动机和行动，真如其名“心向党”似的狂热和激进，同时也伴随着年轻人的单纯和简单，他的造反生涯一直被人利用，或者说被这个疯狂的文革浩劫所利用，他成了典型的青年激进分子。后来又是被历史证明是文革的牺牲者和受害者：他被推上了厂专案组的组长这个令人生畏的地位。得罪人的坏事，差不多全摊上了他，在工人们的心目中声名狼籍。
   批斗会按时开了，例行的学习“最高指示”――是会议的主持人选读几条结合会议内容的相关的毛主席语录要全体与会人朗读。我用心一听，所选用的是一些常用的一般语录，没有与大幅标语的杀气腾腾相配合。
   在文革中，需要欲致人于死地，那就在阶级斗争的语录中去选；如果不想致人于死地，那用和诸如“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一类，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下，“挽救”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
   我见过世面，懂得个中“活学活用”的妙处，我可以从读语录中揣度对我批斗的严酷程度的深浅。
   语录在一条条读下去，我的心情越来越松驰。
   主持人开始讲他的开场白。乘这间隙的功夫，我向四周扫了几眼，我所熟悉的工友和关系很好的朋友全到了，铁牛也站在后面，神情专注地在听，朋友们都在专注地听发言，他们在关心我的命运和处境。
   我从心底里谢谢他们，我在心中向他们默默地说：不要为我担心，会走过场的。
   中国人太善良，太老实本分了。在封建社会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亡”的戒条下，人民太驯顺了。在文明社会的现代，我们民族还是那样温顺得可以。在大谈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民更是噤若寒蝉。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批斗会上，哪一个不是驯化了的牲口？
   我也不能例外。虽然我有超乎寻常的判断，有不平常的经历，但我必须小心谨慎，在挨批斗时不能出错。正因为我没有错――没有反革命的罪状，他们一时奈何我不得，所以我开口说话不得有错，不能有“辫子”被抓住，否则立时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话虽如此说，但心中总有一份不安，历年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像一柄利剑高悬在头顶，有权的统治者，可以想出各种手段来折磨人，这在文革中是屡见不鲜的。
   今天的重头戏，是围绕在几年前，我同那不知姓名的日本人吃了一顿饭所惹下的里通外国的罪状。主持人用耸人听闻的语句，向群众宣布我的里通外国，同日本特务联系。当然，这能让人大吃一惊，一时获得很好的“戏剧效果”。我的要好的工友，脸上似也露出吃惊的脸色，为我捏一把汗。
   此时批斗会领呼口号的马上声嘶力竭地领呼打倒我的口号。一般情况，被斗的人也必须跟着一起呼打倒自己的口号，就像喝御赐毒酒前的领旨谢恩。但我不甘心让人看到我的窝囊样，我没有举手呼打倒我自己的口号。我抬起头向四周扫视一圈，发现我的好友们也没有举起手来呼口号打倒我，包括我车间的大部份熟识的工友。坐在会场前半部的布机间女工在举手呼口号的时候，“万岁”拳头多，“打倒”拳头少。
   批斗会的主持者认为已经达到气氛，进一步揭发说我是帝、修、反的别动队，一贯收听敌台。我知道，这是我几年前装矿石机闯下的祸。
   那个“陈同志”果然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猜想，随意在我的档案中记上收听“敌台”的记录。档案，档案，害了多少人的档案！写的人毫不负责地写；现在说的人又任意想象和发挥，说我是在呼应蒋匪帮反攻大陆，是帝、修、反的别动队。
   待造反队头头把我的罪状揭露了，该要我坦白交待了。
   我站在麦克风前，平静地用简洁的语言叙说了怎么会同日本人吃饭的经过。那头头不时蛮横地打断我的发言，说我是在狡辩，提出一些不合情理，强调夺理的提问，我也就不客气地抢着在话筒前同他辩论起来。我不想表现出过分的对立，但也不示出我的软弱，不温不火地同他周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说的是欲加之罪，我说的是客观事实。在不可开交时，那姓魏的就出来打园场，但他是在解他们头头的围，倒是我让主持人下不了台。
   说我要“上山打游击”
   造反队头头们，当时为了应付军代表秦政委来厂视察时批评头头们不抓阶级斗争，就把我和那书呆子揪出来批斗，让上头看到，他们在抓阶级斗争，所以用他们的话说，“要把火药味搞得越浓越好”。
   在这种气候下，那个丁胜成，认为卖友求荣的时机来了，他向造反队头头们秘密“揭发”出一条我这个组织部长“要组织人员抢南京路上的商店，上山打游击，对抗中央”的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这么不负责任的胡乱编造的慌言，头头们竟然信了。丁胜成却从此爬进了他们的圈子，干尽了坏事。
   他们逼我担白交待“上山打游击”的罪行，我判断这一定是厂内有人在陷害我，但为了不吃眼前亏，我就写我的造反故事，逼着要一次，我就写上一点应付他们。二次、三次、四次地写，我发觉他们对我的造反经历并不熟悉，发觉他们并没有对我有系统的内查外调，他们隔三差五的找我要交待，只是漫无边际地要我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明确目标。我彻底明白了，我厂里的造反队还靠不上市专案组的边，老裘没有借此整我。没有市专案组的指令，我厂造反队要审查我的造反经历是不可能的。从此我更“老油条”了，一天天地拖，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写上一篇没有“主角”的造反故事给他们。不久就没有人再要我写了。
   自那次批斗会后，我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被剥夺了，我同厂里的地、富、反、坏、右、资等人一样，被摒除出“革命群众”之外。我反倒高兴，这样可以不必每天提早二小时到厂参加学习和会议了。那时开会学习成了每个人的负担，但谁也不敢反对，我却获得了暂时的解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轻松。
   是啊！每天少开两小时会，等于少浪费两小时生命。
   造反队又把我送进“火线学习班”去受“火”的煎熬，同厂里所有的“清队”对象集中在一起，每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所谓“请罪”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学习班”的全体“牛鬼蛇神”排成两列横队，在毛主席像前弯腰作沉默状，做出绝对虔诚的样子，腰要弯得尽可能的成九十度，脸上作出诚惶诚恐的痛悔模样。你在低头弯腰时，头脑中尽可以想你的事：月底快到了，计划的票证，油票啊，糖票啊，不知老婆是不是已经都买了？啊呀！下季度的小菜卡、肉票、鱼票不知去领过没有？这点自由还是有的，因为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的头头，无法看到你头脑中在想什么。
   这档请罪的例行功课做完后，就分成小组学习，什么“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清队经验”啊，什么“给出路”的政策啊，毛主席的有关文章啊等等。
   在我这小组，读材料和报纸的差事往往是我。为了熬过这漫漫的“长夜”，我尽可能的读得慢点再慢点，拖延时间。在这里时间不是金钱，也不是生命。
   最干涩的是每个人谈“心得体会”和作触及灵魂的“反省”，这时时间过得特别的慢，人们的心灵的确像在“火线”受着煎熬。
   在“火线学习班”中，我是唯一的年青人――最年青的“阶级敌人”。我没有“历史问题”，解放前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娃娃。大概我的造反经历，可算我的“历史问题”了。
   古董专家
   我自恃年青无历史问题，还有一股不肯屈服的傲气，不愿窝窝囊囊地为自己头上套枷锁，我就这么每天在熬时间罢了。每当老头们在无话可说时，我就打破沉闷，开起“无轨电车”，讲点文革中刚逝去的趣闻轶事，（当然是在没有头头在场的时候）。在我的影响下，老头中有人也就扯上些他们年青时的趣闻。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位古董收藏家的发财趣闻了。引得我在以后的几年中，对厂里俱乐部陈列的两本杂志“文物”和“考古”每期必翻，每篇必读。
   那位收藏家是资本家，他以一口软糯的苏白，以平直的说梦话似的语气，谈他“发家史”，讲他的“剥削史”。我很愿意听，不时打断他的话头，寻根究底提出一些问题。他也很乐意回答我。
   快要到结束时，他就把话打住，说一些时兴的套话，并做出非常沉痛的样子，说：“我剥削有罪，向造反派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我们就这样打发时间。
   实际上这位一口苏白的资本家，根本称不上资本家。他的家在苏州城里，他住厂集体宿舍，每星期乘火车回苏州。他在苏州出生长大，在苏州的布店里“学生意”――当学徒，满师后，在苏州做了不长时间的布店伙计，后失业在家种茉莉花度日。后来到上海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布店，他不擅经营，而且生不逢时，解放了，做老板的日子不好过，这家布店一蹶不振，最后关门，他自己就做“跑街”当“掮客”，在上海的棉布业中混日子，连老婆孩子也不能养。幸好他有一收藏古董的爱好，使他能使家人温饱。在广东路的古玩市场上，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多年的爱好，使他成了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古董鉴别家。他不时以低价收进一件二件有价值的古玩，逢到有愿出高价的买家，就卖出一、二件自己的藏品。多年下来，聚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特别钟爱收藏鼻烟壶，成了上海最大的鼻烟壶收藏大家。加上其它的藏品，他成了沪上收藏古董的名家，有时广东路古玩市场的专业人员也请他去鉴别疑难的古玩，成了一个一语定乾坤的文物专家。
   后来，他进了我们绒布厂当了一名工人，微薄的工资，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一年中他总要拿出一、二件藏品卖到广东路古玩市场的收购处，以补不足。（这时民间私下不得交易，有古玩出让，必须由国家收购。）
   文化大革命中他当然成了抄家的对象，被抄古玩数量据说占上海第二、三名。有时他悄悄地对我说他如何在偶然的情况下，以极低的价钱，收进了一件稀世珍宝，其价值翻几十倍上百倍。这时他又不无感慨地说，到了六十年代，国家的收购价实在太低，他在近几年中，卖给广东路国家收购处的几件文物，实在是出于无奈，要不是生活所逼，为儿子学业，他是绝不会去变卖的。
   我对他的惋惜不以为然，我说，“你被抄家，抄走了一百把历代名人书画的扇子，无数的鼻烟壶，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碗’，大量的名人名画……，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再好再古的精品全不剩了，还不如那时都卖掉才好呢！”

他听了默然良久，无言以对。
   他的名字叫陈乃康。
   工 贼
   在我这一小组里，还有一位是真正有历史问题的工贼，他在解放前沪东的一家棉纺织印染厂当工人，参加了国民党的“护工队”（护工队的任务是破坏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解放前，我们厂――光中染织厂――在地下党领导下多次举行罢工斗争，就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他所在的护工队被派来破坏我厂的罢工，制造两派工人的斗殴，大打出手，国民党当局乘机抓住机会，镇压工人运动，罢工就此失败。
   他在学习班交待说，我厂的老工人中，有人参加过那次破坏活动，出卖了工人利益。造反队头头问他，这些工贼，你还认得出吗？他马上讨好地露出媚笑，像鸡啄米似地点头说：“认识，认识！”头头马上下命令道：“你把这些情况回去写下来，明天交到造反队来。”他露出受宠若惊的媚态：“我回去就写，我回去就写……。”
   我熬不住说：“过了二十多年了，你还真能认出来？”
   他冲我笑笑，得意地点点头：“这些人都在我肚里，我一进上绒厂工作，就认出这些人了。”
   我不无揶揄地说：“你的眼力还真行啊！”
   他有点得意忘形了：“那时光中厂分两帮，织造部是无锡帮，印染部是泰兴帮，那次罢工，打得可凶了。”
   我追问：“那你这外厂的护工队也参加打了？”
   他发觉我提的问题有点不友好，就含混地说：“那时年纪轻，年纪轻。”闭口不说打还是没打。
   时间差不多了，快到下班的时间，头头说：“今天的学习很好，触及灵魂，有成果。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那头头大概觉得今天有成绩，高兴得忘了要我们做一天第二次的请罪仪式。
   头头走了，我觉得有点高兴，因为可以少受一次低头弯腰的罪。
   老头们似乎并不高兴，他们仍低着头，沉默着。我明白，明天不知又是谁要轮上被这工贼胡乱指认的灾难。如果他指认的人确有此罪行，那也罪有应得，如果是莫须有，或者纯是为了自己邀功而瞎指一气，甚至是为了泄愤，那不是让无辜者遭难了吗？参加过那次破坏罢工的活动的人，真能避过同厂工人的检举，混过镇压反革命、四清等等的历次政治运动么？这是不可能的！
   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八十年代初，这个工贼却在子女亲友前，在邻居前，在我面前，多次大言不惭地诉说他在文革中被审查遭难的经历，以一副时代的英雄，耶稣受难的形象，夸说他的“英雄”历史，俨然成了受到“四人帮”迫害的英雄人物。他的记忆力这时显得出奇的差劲，他忘了我的存在，忘了我还是有记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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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邮
   在全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萧杀声中，一封不负责任的检举信，可以把一个人整得死去活来，遭到莫明的厄运。
   我们车间有一位工人，大家平时都喊他“小高邮”。由于他的家乡高邮寄来一封揭发他是漏网富农的信，造反队不作调查，就把他送入“学习班”，逼他承认自己是富农。他明白这是有人在泄私愤而故意陷害他，他当然要申辩，摆事实。
   那么，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富农分子”，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叫他俯首认罪。车间里几个年青人从那些“专业”打手那里学会了打人技巧，一时手痒，也跑去参与这野蛮的“游戏”。可怜那小高邮被打得遍体鳞伤，打歪了颈椎，疼痛难忍。
   他被迫挂着“逃亡富农×××”的牌子，在各车间中游斗，被逼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拿着木棒敲畚箕，扯着嘶哑的喉咙喊：“我是富农×××，我有罪……。”


   瞧着他伛偻着身躯，歪着头，头歪着又被强逼着低头，那不协调的怪模样，看着难受。看的人自己也不自在起来。再看他痛苦扭歪的脸庞，让人不忍卒睹，一些女工背转身子，再也不敢看上一眼。
   从此这人落下一身病，不久就死了。
   他的名字叫赵春洪。
   一个书生
   印花车间有个汉子，身材有些瘦弱，一介书生的模样，在没有开车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机器旁，低着头满脸的忧愁，双眼凝视着地面，仿佛要从这斑驳杂乱的水泥地上看出世道为什么这么乱，他几乎每天在看，终不能看出这杂乱的裂纹有什么名堂。要开车了，做准备工作时他拼命地干。车开了，他努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去，似乎要把排不掉的忧愁忘却。
   但是，厂里是铺天盖地批斗他的大字报，就在他工作的车旁也被造反队刷上有关他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把他的名字用红墨水打上×，让他从头到脚笼罩在血淋淋的恐怖中。
   他是河南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我们厂的织造车间当一名管技术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赶到印花车间做工人，用汗水洗刷历史上先辈的罪孽。他的“罪行”就是他不该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地主出身的大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想不通的是他早年就叛逆了他的家庭，投奔了革命，是党在建国后把他送入大学深造。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脚踏实地跟着党走。但由于他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成了被批被整的对象，随着“清队”的步步深入，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大字报、大标题只是一种兆头，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灾难：没完没了的“政策攻心”，没日没夜的拷打，他的精神和肉体垮了。
   他在山东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他生死相依的妻子，有他视作生命的子女。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是那么的短促，又是那么珍贵。他要活下去，活着总是美好的。他忍受了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总算挺了过来。在每次被打翻在地时，他支撑着剧烈疼痛的身躯，在一张张打手们狞笑的脸前，在青年人无知的哄笑声中，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四周，他感到孤独无援，莫明的绝望涌上心头，难道党的政策变了吗？对地主、富农要斩尽杀绝吗？家庭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再说自己并非是地主家庭出身啊！
   在他还未成年时家道就已中落，他已投身革命，土改时不是已经有了结论了吗？现在还逼迫承认是地主出身，那今后就要过“四类分子”的生活，这将是永远不得超生的生活。他自己也就算了，可是不能害了三个孩子，害了妻子。他的眼前浮现探亲回家时，一家人团团而聚的景象，他们睁着双眼在看着自己，用期待而痛楚的眼睛在看着自己。他精神为之一振，要挺住，要活下去，熬过这一阵运动的高潮，或许生路就会再现，他要为孩子们着想，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就这样，他一次一次熬过刑讯和逼供，一次次写交待为自己辨白。
   就在这当口，他的妻子却意外地跑来上海，告诉他，原籍的造反派也在行动，他们的暴行比上海还要可怕万分，她受不了当地“专政”的“铁拳”，她是逃到上海来的。
   这五雷轰顶的消息，一下把他打跨了，他的精神支柱彻底蹦溃了，绝望了。古人云：“好死不如赖活。”他在好死与赖活之间徘徊选择。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这令人心惊肉跳的语句在他的眼前时刻跳动，这无尽无头的残酷现实，天地之间已容不得他们夫妻了，他们无法逃过厄运了。他们在抱头痛哭一夜后，在五角场附近农村的一棵树上，双双上吊自杀，就这样离开了这“史无前例”的人间，去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寻找他们的避风港。
   他的名字叫许?�
   厂专案组组长的回忆
   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同参与许甡事件的某造反队头头进行了访谈，下面是该头头的回忆：
   在党组织恢复后，“三结合”的厂革委会中的革命干部获取了权力，我这个厂“专案组”组长的权力已经架空。然而在群众看来，还是造反派在掌权，出头的还是我。
   在深挖“阶级敌人”时，是党员干部去翻查档案，把“深挖”的对象定在许甡的头上，认定许甡是漏网的地主，对许甡的审查就开始了。
   一天，许甡说头昏，我一想不对头，马上把医务室的医生叫来，一量血压很高。我对另一头头说，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人命来。这时在楼上办公室“遥控”的党员干部得知情况把我喊去，问怎么回事？我把医生检查的情况谈了。我们几个都感到不能再搞下去了，否则要出人命的。想不到两星期后，宝山五角场地区通知我们，说许甡夫妇双双自杀了。那天我到现场去看了，夫妇俩原先是想投河的，但河水太浅了，只及腰部，他们两人就在河边的树上捆上绳索，半在河边、半在水中吊死的。
   那党员干部说，许甡畏罪自杀，对抗运动，死有余辜。
   四人帮跨台，文革结束，厂里进来了工作队，说我逼死了两条人命，要我写交待材料。我对工作队说，翻查档案材料不是我，把许甡定为“深挖”对象不是我。自杀是发生在两星期后，这两星期中，是地区里弄造反派对他进行审查逼使他自杀的，这责任怎么能由我一人来负呢？
   后来厂里工作队把我的材料送杨浦公安分局，意图很明确，要把我先抓起来再说。分局的人找我，我把前后经过说了，分局表态：依据不足。没有把我抓起来。后来厂里贴出布告，说上级公司党委决定，把我“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二年”。直到满了五年，才撤消了这开除决定。
   许甡夫妇死了，他的子女获得了一纸平反书。这个头头受到一纸不伦不类的行政处罚，而其他一直隐在幕后的责任人呢？
   他们仍在台上风光，而且比以前更为风光。
   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倒底该向谁去索取天理公道。
   惨死的资本家
   在那年腥风血雨的夏天，被造反队直接打死，死得最惨的是一位资本家。
   从布机上织成的灯芯绒坯布，先进入割绒车间，状如灯芯的绒条是用刀片割出来的。在五十年代用手工割，把一匹布两头绷紧，一个女工手持特制的刀片，沿着布匹的经线把绒条逐条割开成形。一天要来来回回走上几十里路，劳动是原始的、劳累的。
   小老板们只要有一定长度的场地，无须什么设备，只要招上几名女工，就可承接坯布的加工业务。在五十年代中期，这些分散的小工场合并起来，组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割绒厂，最后并入我们厂。
   这些小老板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性非常高，凭着国外的割绒机器的照片，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和制造出我们国产的割绒机，经过不断摸索和改进，这些机器的车速、质量、单位产量均超出国际水平。我厂后来又从西德进口了一台机器，洋机器面对国产机，只能望“土”兴叹，于是这台洋机器被扔进了废铁堆。
   在这群小老板中，有一人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白晰，微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他身穿一件园领的汗衫，尽管汗衫已旧，背上还有一、二个小洞，还是洗得很干净。他每天拉着“老虎车”把满车满车的布送来。
   这老虎车现今的年轻人是看不到了，它比手推的“劳动车”（北方称板车）窄和低，它是铁制的，连轮子也是铁的，唯有手捏的把手是木制的。它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小老板每天用这原始落后的工具，把我们车间要的坯布从割线车间或仓库送来，繁重的力气活使他汗流浃背。
   文革开始后，他从供销科的位置上被强制到下面干重体力活。他言语不多，埋头干活，也很小心，除了有关工作的话，其它的话我没有听他说过。有时计划同生产实际有矛盾，其他几个工友就要发点牢骚，提提意见，而他从不附和，只顾在旁浑汗，等待生产组长重新安排。他是不敢有怨言的。但听人说，他年青时，脾气很倔。
   有一个造反小头目向造反队头头们献计，说我厂没有一个能容纳全厂二、三千人召开大会的会场，何不对全厂的几十个资本家再进行一次抄家，把抄来的钱造一个会场呢？愚蠢的头头们一听有理，马上行动。
   第一个抄家目标就指向了他，气势汹汹的造反队抄不到钱财，硬说他把钱财转移了，逼他交出来。他实在没有钱财可交，但为了年迈多病的老母少受惊吓，被逼无奈想出一个下下策，把一张只有二元钱的存折涂改成二仟元来蒙混过关。
   造反队头头拿到这存折，兴奋异常，那献计的小头目得意地说：“我说是吧！第一个就有这么多钱，全厂大小资本家都抄上一抄，造会场的钱就足够了。”
   拿这存折去银行，露底了。这下惹恼了头头们，把他抓到造反队，进行拷打。
   那天我上夜班，半夜十二点半是夜班工人吃半夜饭的时间，那个与蔡姓头头沆瀣一气的刘姓党员，带着一脸的奸笑，从车间外进来，把替他顶岗工作的小周喊走。小周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跟着他走，到了造反队办公室，他才知道是要他去摔“大背包”，摔那资本家，小周对资本家看了一眼转身欲走，那刘姓党员拦住他，要他动手。
   这时我们一批去食堂吃半夜饭的人走过大楼，从窗外看到了这打人的一幕。因为我同小周交情还不错，我就立在窗外看他如何。
   小周为人正直，一看是叫他做打手，掉头就走。这时在旁打累了的几名打手和头头也一起把他拦住，哄叫着要小周露一手。小周没法走了。
   那资本家经过白天和这半夜的拷打，早已疲惫不堪，见又进来一位彪形大汉要动手摔“大背包”，他深知“大背包”的酷烈，简直怕极了，他马上跪下来，对小周哀求：“我有高血压，你放了我罢。”小周一听，犹豫起来。这时那刘姓党员，对着资本家喊：“你装啥死，起来！”那资本家只得站起来。姓刘的又逼小周道：“他装死，没有高血压的，他这身坯比你还结棍，摔几只背包笃定！”那小周迟疑着没动，那姓刘的又凑在小周耳朵边说了几句，小周终于跨上一步，把那资本家双臂一搭，只听资本家说：“求求你，我有高血压。”话还没说完，人已被摔起来，小周乘势一弯腰，那资本家的身躯随着小周的手臂一起落向地面。等那资本家爬起来，还没有立稳，第二个相同的动作，又利索地把资本家摔下，资本家一点声息也没有，很快被连摔四、五个“大背包”。小周放下资本家，掉头就走。当他从里面出来，我迎着他，一把拉他向食堂走去。

我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同他说，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他转身双眼定定地看着我，脸色铁青、呆板，半响才说：“是刘师傅叫我去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听他有高血压，我就慌了，就想走，但刘师傅不让我走，我只得摔几只背包就走。不过每次摔他，总是很快弯腰用手托住他，不使他直接落地，不然的话……。”他摇了摇头，又是定定地看着我。我对他说：“等会那坏种再来喊你，你千万不要去，人命关天，出了事当心一泡烂污全撒在你身上。”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去的。”
   我们很快买了饭菜，在吃饭时，同桌有人问他话，他一直铁板着脸一声不啃，很快把饭扒光，掉头就走，连自己吃的碗和盆子也忘了拿。待我吃完，我把我们两人的碗筷一起投入食堂门口的一只大水池里。（那时食堂的碗筷都是公用的，吃完后各自把碗筷投入门口的水 池，由食堂工作人员洗净和消毒后再用，所以水池里漂浮着油污，十分肮脏。）
   我从另外一条路回车间，但是不时有人传来消息说，残酷的游戏还在继续。到了快天亮的时候，车间里再也没有人出去看了。大家在昏昏沉沉的时光里，在隆隆的机声中，麻木地工作着，大脑似乎冻结了，什么都不去想，熬过天亮前最难过的时刻，等候下班时间。
   下班后洗了澡，我到食堂去吃早点，吃完早点，照例把碗筷送到门口的水池里时，只见那资本家踉踉跄跄地走来，弯腰在那洗碗的水池里，一掬一掬地双手捧起那漂浮着油污的肮脏的洗碗水喝。
   人们都惊呆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敢上前说上一句半句同情的话。
   他平时一直洗得很干净的汗衫，今天已是污秽不堪。本来微胖的脸庞，也瘦削苍老不少，憔悴不堪的脸，泛出一层不正常的潮红。他双眼失去了光亮，呆滞的眼珠，失去了转动的机能，睁得大大的看着前面，他在立起身来时，对我定定看了一眼，又弯腰连喝了几掬水，缓缓地抬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向外走去。
   他人走远了，门口的我们半天没有动弹，看着他的身影逐渐离去。
   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就在这天的下午，他被活活打死。
   据说，那天上午他乘人不备，逃出了厂门，不敢回家，逃到他姐姐家。造反队还是把他从床上抓走，他哀求造反队头头说，他头昏，再也吃不消打了，让他休息一天，待身体好一点再来厂，你们再打吧！
   在那样凄惨的哀求面前，如狼如虎的凶神恶煞们，并没有立地成佛，还是把他抓回厂，几个“大背包”后，他终于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四人帮”跨台后，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工作队进厂，在追查这起打人致死的案件，原来对这负有责任的造反头头们使出混身解数，逃过了追究，仅仅把一个在造反队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刚学会了摔跤手痒的青年，指为替罪羊，判了二年徒刑。
   这个资本家叫戴源生。
   党委书记也不能幸免
   在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声浪中，造反队头头飞扬跋扈，要整谁就整谁，这是造反以来权力达到了顶峰的时候。已经“靠边站”，失去权力的党委书记下放到车间劳动。劳动么，流点汗，体验一下工人的辛劳也罢了，但是挨整的厄运同样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每天下班后，在回家路上，有一章姓青工时常与他同路，有时也一路闲谈。这青工一时言语不检点被头头们抓住把柄办学习班。实际上，这是造反队头头们蓄谋已久的阴谋，企图通过这章姓青年达到打击陷害党委书记的目的。在我被作为“支联站”头头而被拷打逼问时，就曾诱使我供出党政干部是“支联站”成员，以达到把他们从政治上搞臭，彻底打倒的目的。
   我昔日的战友丁胜成，已完全投入了蔡姓头头的怀抱，积极向造反队的权力圈内钻营，在这场陷害党委书记的阴谋中，成了头头们的得力干将。这个小人策划设计了一场“隔壁戏”，设下圈套：
   他们把章姓青年置于一室中，故意使他能“偷听”到隔壁办公室内头头之间的商议，说如果章再不招供就把他送公安局，又假装同公安局打电话联系关押之事。吓得章姓章青工立马把一切都招认下来，在他们的诱使和逼供下，章“招”出了所谓同党委书记的“反革命言行”。这些头头拿到这样的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如获至宝，又把一位原副厂长和原党委秘书拉到一起对党委书记采取“革命行动”。
   在“忠不忠看行动”，大跳“忠字舞”，大贴“忠”字表忠心的年代，为了表明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表明自己在“阶级敌人”面前的同仇敌忾，显示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连这位副厂长也“义愤填膺”地批斗党委书记，拉头发，打耳光。
   在这人人自危的年代，谁都要表露自己的“赤胆忠心”。这位一厂之尊的党委书记，被他过去的同僚和点头哈腰的秘书呼来喝去，揿头，拉头发，打耳光，“触及灵魂”，一点也不顾惜过去的情谊。路线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私情。
   这样的政治气候和这样的心态，大概是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宝像”风波
   在我们车间，更衣室都在车间的上面，男子更衣室在车间的中间部分，是钢筋水泥隔层和砖墙，分内外两间，全车间一百来号男工在这里分三班更衣。在内间有人在更衣箱门上贴上了几张“宝像”――毛主席的标准像。
   一天夜里出了事：
   最靠里面的更衣箱上的“宝像”被撕坏扔在地上。
   这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恶毒攻击。出事的那天正是我们夜班，下半夜这一消息在忐忑不安的气氛中传布，人们不禁提心吊胆，预感到一场“排队”摸底、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风暴即将到来，人们在心中诅咒着这作案的人害得人们不得安宁。
   事件出在我们车间，又在我们班上，那个蔡姓头头脸无四两肉的脸上透出一股抑止不住的高兴，只见他在车间中飘忽不定地窜来窜去，在他的一些心腹之间窃窃密议。从他们喜形于色的得意样子，一场借题发挥，打击报复的阴谋即将实施。
   经过两天的密谋策划，班上的大部分男人被通知开会。
   人们按时来会，没有一人缺席！谁都明白，缺席将为自己招来麻烦。
   主持会议的竟然是蔡的心腹，一个姓刘的泰兴人（他既不是党员，又没有造反队的职务，竟然主持这严肃的查找阶级敌人的会议），按常规，出了这样的事，该是保卫科的事，而且厂造反队头头也应参加。但今天现在这样的会，仅是车间的蔡姓头头及其一伙在主持。
   一看这样的势头，心里就明白，我又要遭殃了，我的冤家必定要借机对我下手，所以必须小心翼翼，迎接风暴。
   那姓刘的泰兴人还从来没有当过官，这回神气十足地开口发话，大放厥词，威胁作案者赶快坦白交待。他说完后，要每个人把在发案当夜的经过说一遍。
   人们小心地把那天的经过说了一遍。轮到我，我努力把那天夜班的经过尽可能的说得详细，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同他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样可以相互证明我们不在现场。
   极度小心也是徒劳的，在后一天开会时，那两个坏种张开血口，说我在前一天的叙述中漏洞不少，有作案的时间，就是作案人。
   预料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我这时的心情却放松下来，异常的镇静，定下心听那两个坏种讲。一面听，一面努力搜索他们讲话有什么破绽，有什么地方不合乎逻辑，并快速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背水一战死而后生，我努力告诫自己要冷静，要讲究策略。
   在坏种讲话稍有停顿时，我插话讲：“我不是作案人，希望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时间拖得越久对破案越不利，会把真正作案的阶级敌人放过。我抱着这样的态度，请你们也抱着这样的态度，爽快地把所谓我的作案情况向革命群众摊出来。”
   姓刘的说：“我们知道你的资格很老，要想摸我们的底吗？”
   我针锋相对地说：“你说是我作的案，请问是在什么时间作的案？”
   姓刘的泰兴人哑口无言，对蔡头头看，姓蔡的有些尴尬，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得说：“好，你不愿交待，我来指一下，你是在吃半夜饭前几分钟上楼的，就在这时作案的。”
   他讲得煞有介事，使本来就令人恐惧的会场，更是静得出奇，人们意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短兵相接了。
   那天我在吃半夜饭前确实上去过（这是我的习惯，去衣箱里拿饭菜票，每每在12点15分到20分上去拿饭菜票），那天也是这样，因为时间早，上面空无一人，我的衣箱在外面一间，拿了饭菜票就下来了，里面一间的情况当然不会知道。
   我镇静地发问：“你一口咬定我在这时作案，你是凭什么这样血口喷人的？”
   姓蔡的面露凶相：“你有作案的时间，有作案的动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情况。”
   我的气一下往上冲，我有点不冷静地说：“姓蔡的，你这是在故意打击报复，你在我的身上做文章，却放走了真正的阶级敌人，你这是在犯罪！”
   姓蔡的说：“有人看见你撕宝像的，你还想赖？”
   我好不奇怪，竟然还有人“看见”，我说：“把你的证人喊出来吧！”
   坏种说：“好！把证人喊来。”他对坐在边上的那刘姓坏种说了一句，刘下去喊人了。
   人们一下屏住呼吸，等待证人的出现。
   可笑的女证人
   证人立马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很明显他们早就布置好了），证人是谁？我一看差点要笑出声来。
   这是位几年前刚从泰兴农村顶替进厂的乡下姑娘，我笑这两个坏种实在是计拙技穷。
   这刘姓坏种人已到中年，他老婆比他大好几岁，看上去更为老相，所以他同乡下姑娘勾搭上手，这乡下姑娘也竟然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样的臭闻早就在车间中传开，再加他老婆在厂浴室中碰到那乡下姑娘就当面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这样一闹，更使全厂都知道。有天这对男女在上班时传递纸条，约定时间地点幽会，不小心被蔡姓坏种截获。如果这事以乱搞男女关系处理，厂里有先例：在大会小会批斗后，政治上将抬不起头来，经济上被扣减工资。然而，他们臭味相投，物以类聚（蔡也有类似桃色新闻），传纸条的事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从此这姓刘的就死心塌地跟着蔡走了。
   今天，这两个坏种把这位乡下姑娘抬了出来，怎不令我好笑呢？这一乐，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姓蔡的头头得意地说：“现在证人来了，给你一个机会，你还是主动坦白交待的好。”
   我冷笑一声：“既然有证人证明是我作案，还是请你们的证人谈吧！”
   姓蔡的脸也歪了，气哼哼地说：“好！林爱华你就把看见的情况向大家揭发吧！”
   姑娘朝姓刘的瞟上一眼，像背书似的说：“那天夜班，12点一刻时，你披着棉大衣，双手插在裤袋里，走过我的车子时，同我讲了几句话，后来你就上楼去拿饭菜票，拿好饭票，你就进里面扯宝像，撕了扔在地上就下来去吃饭了。”
   拙劣的陷害，愚笨的证词。我听了笑笑说：“你说完了没有？如果没有说完，现在一起说完。”

她说：“全说完了。”
   我一下把声音提高说：“大家都听着，现在请她再说一遍。”
   她倒很乖很老实，又照说了一遍。
   我像西方电影中的法庭上律师那样提问：“你是看着我撕宝像的？”她说：“我亲眼看见的。”我又接着问：“我上楼的时候你在哪里？”
   她答：“我在我自己的车子岗位出布的地方。”
   我高兴地说：“好！大家都听到了，她在楼下，而且她是女的，不可能跟着我上楼进男子更衣室。而我在所谓的作案时，她是亲眼目睹我作案的。现在我请问林爱华，你的眼睛竟然比X光还凶，能穿透厚厚的钢筋水泥的楼板和砖墙，看到我在楼上更衣室作案？”
   人们不禁哄笑起来，会议气氛顿时轻松了。
   那两个坏种，张口结舌看着我。我不禁一笑，乘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又说：“就算你林爱华有X光一样的眼睛，请问你为什么不当场把我抓住，而要等人家发现了，今天才来揭发呢？”
   我对做记录的人说：“请你把刚才的对话，详细作好记录。”
   我又对蔡说：“你这是明显的在报复我，我跟你没完！我还是要喊上这么一句：坚决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你这样把水搅混，放走了真正的阶级敌人，这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也可以怀疑你，你也有作案的时间和动机，或许你就是作案的阶级敌人。”
   有人喊了一句：“时间到了，上中班了。”人们一哄而散。
   坏种的阴谋失败，后来的追查与我无关。
   在我后面倒霉的是一位刚进厂不久的小艺徒，他姓薛，父亲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家中就他一人，他拿着微薄的艺徒工资，每月去一次去提篮桥探监。就凭这一点，他被怀疑是作案人。
   这个刚出校门的小孩，那见过这般阵势，被吓得自己对自己也怀疑起来。在高压下，他竟说不清那天上楼几次，从二、三次渐次加到七、八次，语无伦次，吓得痛哭，随着坏种们的问话，他迷迷糊糊地顺势回答，被折磨了几天。
   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疑点渐渐集中到一个绰号叫“老克拉”的身上。
   疑点指向“老克拉”
   此人四十来岁的年纪，肥头胖脑，崇“洋”，月亮也是外国的园，凡舶来品总是好的，凡中国货没有好的，这是他的信条；凡过去的总是胜过现在的，今不如昔是他信奉的准则；在没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牢骚话，落后话就数他多，思想还真“反动”。他有点好色，但没有到“包天”的程度。
   他在工友面前装出一付什么都懂的模样，拿腔捏调，装腔作势，处处表现他的迷洋好古，又很会察颜观色，所以人称“老克拉”，他听了也很得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群众慢慢地把疑点集中到他身上，不是没有道理的。论思想落后，没有人能望其项背；论工作吊儿郎当，没有人超过他；憎恨共产党、毛主席有其思想基础；论作案条件，他的更衣箱紧贴那出事的衣箱。所以，如果他想作案，只是举手之劳。
   人们对作案人的憎恨也是合情合理的：作案人撕了毛主席像，于大家一点好处也没有，反倒害得大家日夜开会，排队摸底，鸡犬不宁。所以就在头头排定的会上，逐渐自发地把疑点引向了他。
   自那次我把姓察的阴谋揭穿，当场嘲笑了他们的“女证人”后，蔡就不再让我参加追查活动。但我的好友铁牛却还被叫去参加追查。
   我对铁牛说：“你是政法学校出来的，你要运用你所学过的专业知识，发挥你的才能，把阶级敌人彻底揭露出来，不能再让蔡这样为所欲为地折腾下去。他迟早再会把火烧到我的头上，再累及你和其他好友，上次已经有把你们一起拉出来陪绑的苗头。所以我郑重请你出山，利用你现在参加会议的机会，尽快把阶级敌人揪出来。”
   他答应道：“你说的有点道理，让我考虑考虑。”
   几天后，有消息传出来，“老克拉”承认了作案的事实。我碰到铁牛，问他是这样吗？铁牛只说了一句话：“是他！我对他步步进逼没有让他喘口气。”铁牛有点得意地说。详细情况他一点也没有透露给我，这个谨慎的人！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当然高兴。
   我高兴，蔡可不高兴。
   在“老克拉”承认后，他把“老克拉”单独留下，递上香烟，送上香茗，一改直呼其名的习惯，亲热地称他老丁长老丁短，“推心置腹”交谈起来，说本来是怀疑谁谁谁的（指我），现在想不到是你老丁啊！
   “老克拉”心领神会，第二天就翻供，后来干脆就借故不来厂里参加学习班。
   他不来，蔡就把我拉去学习班，妄图利用学习班中的心腹之人再次把火引向我的身上。这时成了蔡的帮凶的丁胜成，得意非凡，对我发动进改，在蔡的面前尽情表演。我一时怒不可遏，把这伙人骂了一通，怒气冲冲地管自走出了学习班。
   在后来的学习班上，那“老克拉”在事实面前不得不重又承认了作案的事实。但结果却令全厂瞠目结舌：
   造反队并没有对丁作出什么处理，轻松地放过了他。事过境迁，他照旧发他的牢骚，放他今不如昔的厥词，吊儿郎当做他的染缸工，过他“老克拉”的生涯。
   又一起陷害老干部的“宝像”案
   这种结局不止一起。请看：
   割绒车间的原支部书记是一位南下女干部，很能关心工人的疾苦，深得工人群众的爱戴。造反派夺权后，她当然也“靠边站”，不当干部下放劳动。
   在这车间有一名五十多岁的工人，姓娄，生得獐头鼠目（大概是娄阿鼠的××代孙吧），老头眼看造反头头一一当了官，好不眼热，他一心一意要当官，奈何没有人赏识。越是没有官当，越想当，他在头头前点头哈腰，处处、时时努力表现自己。但官运还是没有亨通，人们看了他这副“急相”，就送了他一个雅号：官迷。他听了一点也不恼，反倒挺高兴，高兴什么？总算有了一个“官”字，同官字相傍了么。
   在这造反的年代，人们都说：胆大好做官。他，娄阿鼠的后代，贼胆还真大呢！他看到我们车间的撕宝像案，触发了他的“灵感”，他竟然也制造了撕毛主席宝像的现场，然后向造反队报案，说他亲眼看见是前支部书记，那位南下干部撕的。
   一场骇人听闻的陷害老干部的闹剧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审讯逼供没日没夜的进行。这位南下的山东老干部，面对毫无根据的诬陷，坚贞不屈，以山东人的硬朗，同这娄姓小人和造反头头们展开了斗争。头头们在逼取口供时，不断用体罚折磨他，又屡次召开批斗会，在会上拉头发，揿头，强逼下跪，企图迫她就范。
   批斗会上，制造这场假案的“官迷”，唾沫飞溅，言之“凿凿”，而下面的群众却反应嘘嘘。人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位对共产党忠心信仰的老党员、老干部，绝不会干这种违反常识、违反逻辑的愚蠢举动。造反队越是批斗得凶，越是激发了群众的不满。
   女干部正义在胸，坚不吐口，保持了做人的尊严，更受到群众的爱戴。在群众的不满声中，造反队中的一些头头也感到难堪和尴尬。
   在旷日持久的逼供和批斗中，愤怒的群众逐渐把疑点集中到这个“官迷”身上，娄阿鼠一系列反常的言词和行动，让人们看清了这个“官迷”的丑恶灵魂。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讨伐声中，这个“官迷”的丑恶行径暴露无遗。
   真象终于大白，而这个一味讨好造反队的“官迷”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和惩罚，对于他真正破坏“宝像”的行为，却没有去追究他的“罪行”，对于他诬陷女干部的罪行，更是只字不提。
   而无辜的女干部却在精神、身心、肉体遭受了摧残之后，我厂的造反头头却连说一声对不起都用不着。
   1970年底，各级党组织全面恢复，造反头头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他们在老干部上台执政下，开始逐渐失去权力，有的开始转为挨整的地位。我在厂中的冤家对头已经失势，市专案组也不再找我，长达三年的审查结束。
   我过起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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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三十多年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的文革烟尘早已落定。弹指间，亲自发动它的伟大领袖已经逝去二十八年，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扭转乾坤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总体上步入了“小康”。当我们享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享受着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发展和安康时，不能不惊讶地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陌生。
   对历史的陌生是危险的，就像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骇人暴行的陌生，使我们深深忧虑。
   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解放日报》2003年12月18日第5版）。”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相似的，它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相似的。重复失败，力当避免。而避免重复失败，则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找出它之所以失败的根源。否则，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仍会重复失败。深刻的反思，往往带来历史的大进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使人类成立了“联合国”；由文革带来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反思，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市场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因此，反思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人类应当建立“灾难学”
   失败有大有小，大的失败，当称之为“灾难”。对失败的反思最重要的是对灾难的反思，人类应当建立“灾难学”。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灾难，有的是天灾（自然灾害），有的是人祸（社会灾难），有时是“天灾人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天灾，依靠自然科学的力量；避免人祸，是社会科学的责任。文革是一场使中国向野蛮倒退的社会灾难，它使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经历十年浩劫，比抗日战争还要长二年，如果把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算作文革的“序奏”（因为“四清”打击的目标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就长达十二年，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间的总和。在和平年代，文革的破坏后果，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多么严重的刑事犯罪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这场文革社会灾难，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文革不是凭空而来，它是建国十七年越来越左的政治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必然结果，而它的登峰造极，又使极左的大厦轰然倒塌，使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所以，社会灾难又是可以化作人类社会进步的养料的。
   我们应当对社会灾难作最深刻的反思。
   
   社会灾难和绝对权力
   世界上巨大的社会灾难总是由“领头”人物发动的。发动灾难的领头人，有的怀有邪恶的野心，有的可能出于良好的愿望。但无论是由邪恶野心开始或者由善良愿望开始，在灾难之初，人们总是很难意识到灾难已经来临，因为社会灾难总有动听的借口或美好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被说成是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绝大部分的民众不是思想家，都会被那些真心或假意的目标蛊惑起来跟着跑，就连最善于思考，最严谨，产生过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前都没有识破希特勒的野心。而被这些领头人控制下的地方，理智的力量则处于弱小或非法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左右局势。二战时，德国的正义力量只能采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希特勒；文革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用“手术刀”粉碎“四人帮”，法定终止。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人能够发动灾难的局面呢？
   因为他拥有了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的获得常常来源于领头人特别的出类拔萃。他的经常的甚至是“一贯的”正确、英明，导致人们对他的狂热崇拜，使大部分人的头脑停止思考，听他一个人摆布。当这个人还有自制力时，绝对权力使他很容易成就一件好事，但在他失去自制力时，绝对权力便使他很容易干成一件坏事。在文革中，“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以往“党中央、毛主席”的排列成了“毛主席、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连人大和政协的“举手”和“拍手”都成了多余。可以想像，如果毛主席在六十岁时就发动文革（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是七十三岁），文革恐怕就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多年。
   看来，要防止社会灾难，必须防止绝对权力。
   
   民主不是说有就有的
   防止绝对权力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案是现成的——民主。
   这未免太空洞。因为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前夕，主席与他的儿子做过一次深刻的谈话，他在谈到共产党如何防止跌入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的腐败怪圈时说：
   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
   愿望是好的，原则是对的，但实际上很难。文革前，“整风”旋即变脸为“反右”；彭老总上万言书立刻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上海市革会成立后，联司、临时工再造王洪文、张春桥的反，立刻被扣上“攻击新生革命政权”的大帽，为首的投进监狱。改革开放后，政治上逐步开放、宽松，但是民众对腐败案件的举报却战战兢兢，大多使用匿名信，在许多反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腐败力量手眼通天，正义力量却处在“地下工作”状态。
   看来，民主，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是为什么呢？
   
   民主和种群竞争
   物种进化和社会进步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种群竞争。狼的存在使鹿机警、善跑，而鹿的矫健又使狼敏捷、强悍。为保护鹿而消灭狼，鹿很快会退化。自然界的这个浅显道理，使人类睿智地建立了种群并存、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用来保持政府的高效与廉洁，保持种群的生机与活力。
   规律是无情的，谁遵循，谁得益；谁违背，谁受损。使中国经济产生奇迹的市场规律说到底是企业间的并存、竞争；之所以把微软拆成两个，就是不让它过于强大从而产生垄断。没有“天敌”的种群必然退化，官僚主义、瞎指挥、腐败、漠视人权、暗箱操作、绝对权力，就是退化的迹象。只有种群并存、竞争才能带来民主，也才能带来种群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帝王对官吏的管理，无非是倡廉和肃贪，但即便明太祖朱元璋用严密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对官吏监控，贪官仍“朝杀而暮犯”。至于李自成、洪秀全，进城后更是迅速腐败。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贪污、腐化极少，但漠视人权、瞎指挥并不罕见。文革中，夺了权的造反头头迅即重蹈农民起义头领的覆辙。改革开放后，经济连年高速发展，腐败成了“头疼大事”，每年都有不少高官被杀、被关，这恐怕就是老百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
   每个社会都会有贪官污吏，但是，贪官污吏太多是不正常的，种群退化一定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其实，绝大部分腐败官员本可以不腐败，因为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体制好，坏人很难犯罪；体制不好，好人也会犯罪。
   
   希 望
   巨大的文革灾难已经离我们远去。我幸运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建设上遵循了客观规律——市场化。我更加高兴地看到，我们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开放、宽松，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熟，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具有了现代意识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依法治国已被定为治国方略，从1979年以来，短短的二十五年中构筑了基本法律框架，现代法治理念在逐步被接纳，保障人权被提到重要地位。从朱镕基总理开始，重大事故得到报道，2003年，温总理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底，温总理提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农民兄弟高高兴兴回家过年时，激动得不能自已。
   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今天，我写下“希望”这两个字时，与三十七年前心中对文革“企盼”的心情完全不同。今天的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国家正在大踏步前进，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上的市场化成熟之后，必然迎来政治上的民主化。
   到那时，文革的灾难将全部化为中华民族成长的养料，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2004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