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崇俊：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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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相信本人交代”

有一次，我从成都回资阳，和妻的好友、同学，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的教授杨怀英同路，她回重庆，结伴同行约两个半小时。我们无意中谈到政府“开展严打斗争”、处理罪犯要“从重从快”等问题，她以一个知名法学教授的角度，给我讲述一些我过去不大明白的观点。他说：“这种说法，在法学界是不认同的。”车在行进中噪声较大，我提高嗓门问她：“为什么呢？”她作了一番解释，她说：量刑轻重，在法律条文上就有一个尺度，比如从五年到十年，在这个尺度范围内量刑，就合法。不能有随意性，想从重就从重，这违法。“从快”，也不能绕过“司法程序”。她认为这个提法值得商量。没想到一个常识性的习惯用语，在法学界还有一番争论。

接着她又讲了一个“概念”，那对我简直是意外的意外，她说：全世界法律界，有两种认定罪行的见解，一种叫“有罪论证”，意思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人指认你犯了罪，这罪就成立，除非找到有力证据，证明你无罪，你才能免罪。平常有句俗话：花八分钱邮票写封信告你，可以挂你一辈子，洗不清、摆不脱。另一种叫“无罪论证”，意思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人指证你有罪，只要找不到证据，你就无罪，照样一身清白，照样受到重用。她说：我们国家用的就是“有罪论证”！新鲜！法学界还有这样的争论呀！

想起来了，我这一辈子，尽碰上这个“有罪论证”。难怪我这自认清白的人，人家老是信不过呢？

就在我调到区工会不久，接到一封调查垫江县关于有个“革新社”组织的事。我看了以后，我写了证明，我说我没听说过什么“革新社”，我不知道。后来，我从来外调的人手里，看到我们组织上签注的一个“意见”：“本人尚未交待！”这本人是谁呢？我没明白。

后来，我总觉得有些事不对劲！有些会，我不能参加，甚至放假“值班”，我也够不上格。明显，我成了个怀疑对象！有时，我偶尔听见刘毅部长问组织部的同志，你们审干抓紧点了嘛，老挂着不是事，咋使用呢？这些话，我当时听不懂，连“审干”两个字，都没听说过。

有一次，局审干办公室王科长找我去谈话，劈头盖脑地问起“革新社”的事，她虽然还算客气，但口气似乎我真是“革新社”成员。我很不冷静，我说：“我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交待？！”这位王科长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我回来越想越生气！第二天一早，我就给王科长去电话，我要求和她谈话，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以为我是去交待问题的，没料到我问她：“这个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她讲了个时间，我说：“这个时间，我人都不在垫江，我还在重庆，我怎么参加？请你们再查查我是什么时候回垫江的？”她答应了。

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找我，我去到她办公室，这回，她再没有用什么严厉的口气，让我承认什么，只是交给我一份调查结论材料，让我签字，我看过材料后，我发现：检举揭发人，只有肖本初一个，他们调查过所有“革新社”的成员，包括负责人黄云航在内，都证明我不是“革新社”成员。结论是：“相信本人交代！”我看过以后，我感到真象大白，很高兴地签了字。并且感谢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把我这莫须有的“问题”查清了。

从这件事，我对照一下杨怀英教授讲的理论问题，我这回才弄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有罪论证”。一个人胡说八道，就挂了我若干年，什么提拔、重用，什么先进、劳模都抹了！

过了一两年，审干办公室王科长又找我了。我大吃一惊，又是哪河水发了？又有谁揭发我了？我去了以后，还是那个“革新社”问题，经过他们在重庆市公安局查证，找到了“革新社”成员的花名册，这名册上没有胡崇俊。根据这个“铁证”，又重新写了个结论，四个大字：“应予否定！”啊哟！原来这“相信本人交代”和“应予否定”是两回事呀？后来，我问了问懂事的人，听他解释才明白：“相信本人交代”，问题还是挂起的，“应予否定”才是组织上认定你是清白的。

我这一生，遇到这类事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大竹中学教师黄大全（中大校友），他揭发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参加了我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我是特务头子。有人揭发，按照“有罪论证”原则，不找到证据证明我不是，我就应认定是“特务头子”。好在厂里政治部主任黄书存，有经验，调了两个得力的中层干部，去复查、找证明！临出发时，黄向调查取证人交待：“这事假的成份大，要是真的，都几十年了，今天才揭发出来吗？”两位同志带着框框去找到黄大全，他马上说：“我乱说的，没这事！”那你黄大全写个证明材料。然而大竹中学党组织不同意，说是黄大全“翻案”。无奈！这两位同志，又去找黄交待的其他同伙，查来查去，人家连胡崇俊三个字都不知道。我的这码子事，挂的时间不长，黄书存同志救了我一命。我想，一是他有长期的政治工作经验，二是我在西南铁路总指挥部工作，我来资阳厂他了解。要换一个人呢？要有人有积怨，想把你挂起呢？

有幸！现在我们国家已采用“无罪论证”的理论，你那些相信八分钱邮票，可以害人一辈子的人，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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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浪淘沙

有个电影叫《大浪淘沙》，讲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在革命激流中，被大浪淘汰的故事。

我初到生产部，八个人，个个都有才华，年轻干练，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干员。可是，工会属政工系统，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好同志的人，几乎全部被阶级斗争的激流一一冲走。

我们区工会机关在通锦桥。那时，西南铁路工程局已经将一部分机构独立出来，成立了重庆铁路分局、基建分局、设计分局，工会成立中国铁路工会天成线第二铁路工程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会。

成都解放时，人口只有三十万。通锦桥在老城墙外，后边挨着大片农田，还没修一环路，算郊区。骑自行车的人很少，工程局有两个华沙牌小轿车，算大气派。满街什么车多？人力车，又叫“黄包车”。有没有公交车？很少几辆旧车，终点站只到梁家巷。有次，我要到火车站去接车，我向部里同志打听怎么走？他们说“走后边”。我说：不乘“公交车”？答：“从梁家巷走到火车站，和从后边走的路程差不多。”我走到府河边，没桥，怎么过？有个用篙竿撑的木船，坐船到对岸。不是有西北桥吗？修得比较晚。

局机关的地盘，是原来理学院的校址，正面一幢小楼是局长们办公的，右边小楼是人事处、劳资处，左边小楼就是区工会。政治部和青年团，在槐树街办公。

我住在西城角一幢小楼的楼上，下边是工会领导的宿舍。楼上是个大厅，单身，横七竖八就住在这里。我们生产部多数都没成家，一会和来收衣服洗的阿姨说几句笑话，有时又吆喝到长顺街“西一面馆”吃面；礼拜天，更来劲了，上耀华餐厅或粤香村、或去牛肉馆吃饭，上公园玩桥牌，晚上到悦来剧场看竞华演川剧，很晚才回家。这日子过得象神仙一样。典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哪里像工人阶级！亏得还是工会干部！

1957年，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们生产部的李仁本、大学生，写了张大字报：“远来和尚会念经”。他特别欣赏他这标题“意境高”。他的本意是什么？当时，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从外地调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受到重用，他不服气，发了这么个牢骚。这还了得？你李仁本胆敢诬蔑党的干部路线，死定了，“右派”。下放劳动改造，结果英年早逝！

白汶方，大学生。大鸣大放阶段，学习时他作记录，没发言。领导启发他：你已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发言不积极？他说：“我在作记录。”那好，你发言，让别人来记。讲什么呢？怎么表现一下积极呢？急中生智，他看见报上有人讲：“如果领袖有缺点，也可以批评嘛！”他认为讲这话有水平！照着发言。好家伙，你胆敢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什么思想？对他从宽，定个“中右”，下放工地劳动改造。上面定“中右”，下边当“右派”，没完没了！白汶方觉得自动离职总可以嘛？回到成都，上不了户口，反映到公安部，才得到解决。可到“右派”平反时，更难！谁划你“右派”了？最后，机关党委总算受理他的案子，平反后，分配到四小当小学老师。又淘汰一个。

丁山，西南工人日报基本建设编辑组长。到铁路总工会学习时，赶上清查“胡风分子”，领导认为你这编辑组长、文化人，还会没有胡风思想，点名要作检查。检查？啥叫胡风思想？我不懂！你对抗组织！丁山，下放劳动改造，又一个英年早逝。

潘鹰，同济大学测量专业。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是同济大学的学运领导人。因家人在台湾，社会关系复杂，调出工会，下放劳动，后调到工程学校作测量教师。调出生产部最早。潘鹰后来带学生作测量实习，因时间长、范围大，还找过我帮助他找实习地点，我帮上忙了。

刘国寻，工程大队长。他爱讲点真话，比如他说：“远来和尚会念经是有所指的一个具体问题，不能说是攻击党的干部路线。”他这话都敢讲，和白汶方一样，戴上“中右”帽子，一路同行，到五处工地劳动改造。真巧，他发配到五处后，因处长、书记早都认识他，认为这“中右”帽子对他不合适，让他到重点工程“上坝工地”指挥抢任务。他虽被从工会系统淘出去，幸免劳动改造！

罗明芳，女，调劳资处。

窦赛梅，女，病逝。

几年下来，生产部的老人，一锅端，淘光了。

不是还有你？我吗？好说：激流还在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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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劫难逃

我们生产部的刘国寻，戴着“中右”帽子，下放劳动改造，巧遇能辨左右的领导，把他的帽子“向左”拨了拨。

宋正和，老红军，成都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早年和铁道部长滕代远共过事，有威望。在长征中，得了个“老寒腿”的毛病，晚上睡觉要盖上几床被子，问医问药多年，不见好转。刘国寻，世代祖传，中医世家，他在工地，同事们爱找他看个病、处个方，他不是正式医生，但他从不回避，来者不拒。你说怪不怪，这业余医生还广得同事们好评。宋书记不知道听谁讲起这业余“名医”，来找他看病，刘国寻大起胆子和这位局领导开了个玩笑：“你这样的高干，我咋敢看病哟！”宋书记满不在乎，他回答说：“病了几十年了，不指望能治好，试试嘛！”试几付药，病情减轻，业余“名医”，宋书记信了。

一次，宋书记在成都街头，巧遇刘国寻，问他想不想调回成都？刘说：“咋不想呢？我哪有那个本事。”“你真想？我马上把你调回来。”当天，宋书记给五处打了电话，宋叫刘第二天到局工会上班。刘问“干啥？”，宋书记说：“你过去一直在生产部工作，老本行，筹办召开劳模大会！”

天哪？大浪淘沙，才淘出来，还回工会？又要往大浪里跳？不是办法！由于有那么点“医患情”，刘向宋书记提了个要求：“筹备劳模大会可以，会完了，你是不是把我调到医务部门去。”刘心里琢磨：“干纯技术工作，离政治远些，可能会活得安全点！”宋书记高抬贵手，不久，刘国寻调到了通锦路铁路医院，看中医内科。

怪事！这业余中医，挂他号的人特多！背后难免有人嘀咕：“这吹的啥子风？他被吹得那红！”这叫忌妒，埋下了挨整的诱因。那年月，缺药，局里办了个针灸训练班，刘国寻奉派学习，结业后，他又搞针灸、又看病。果然，平安无事了几年，他庆幸自己有预见，躲得早。

你刘国寻躲得了吗？文化大革命的大浪一来，过去划刘“中右”的人，顺势掀起一股“恶浪”，来到医院，翻刘国寻的“老帐”，他说：“反右派时，刘国寻出差去了，要在家肯定是‘大右派’。”他这一点火，群众发动起来，不仅揭发刘国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抓住了个把柄。什么把柄？刘国寻多才多艺，会书法，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曾向他求过字送朋友。那时，全国正掀起学习英雄王杰的高潮，叫他执笔写标语，他用行草书写了这样一条：“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同志学习，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条标语写错了吗？没有。写这标语也能把你打成反革命？能！骗人的哟？真的！刘国寻就为写这幅标语，被打成了反革命，还是“现行”的。

什么“推理”？当然，逻辑性强得很啰！刘国寻写的行草书，本来，希望他哪里多写一笔、少一笔，好有话说。偏偏他又没写错。不过，有办法，反正，他是躲脱了的“大右派”，敌我矛盾，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跟你挑不出“罪行”来才怪哩！这幅标语有：向、伟、王、精四个字写得大了一点，“向伟王精”这四个字颠倒一下，用谐音办法念，不是“向汪精卫”吗？好呀！你刘国寻要我们向卖国贼汪精卫学习呀，“现行反革命”，终于抓到了！

为这事，刘国寻不知挨了多少次斗！群众问他：“你为什么要我们向汪精卫学习？”“没有呀！王和汪、伟和卫，两个字从不同义？‘向伟王精’和‘向汪精卫’，顺序怎么能巅来倒去、胡编乱凑？”刘国寻被斗得不耐烦了，昂起头来，带着刻薄的口气，挖苦了奉命陷害他的打手一句：“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点吧！我歌颂英雄王杰，你们联想到汪精卫，灵魂不也太肮脏了点？！”这人，逼急了，啥子话都敢讲！

好个刘国寻，你不老实？要找罪证吗？抄家。刘国寻家的木床，是公家配的，这上边镶了块玻璃。这里也可能藏得有反革命证物，撬开，真还大有“收获”，这玻璃后边垫了张旧报纸。哪个年代的？国民党时代的！好呀！你刘国寻把国民党的报纸，还保存到现在，你不是想变天是什么？谁想变天？这些家具是减租退押时，公家在市场买的，谁知道这旧报纸是怎么垫进去的？可能是做家具时木工塞进去的？这也成了刘国寻的罪证？

不行，再查书！看书里夹得有什么“反动文字”没有？搞“文字狱”，好办，“清”朝看见写“明”字，可说你就是“反清复明”！好家伙，你还有“线装书”，真反动！还有《红楼梦》，宣扬地主、资产阶级文化；还有《水浒》，赞扬“投降派”！什么名堂！烧！刘国寻的爱人罗琼华，是个老师，看见烧书，火直往上冒，大叫：“烧不得，那是医书！”不行！烧！线装书还不是“四旧”是什么！

抄一次家收获不大，可能反动的罪证，藏得太隐蔽了，再抄！看你能跑得到哪里？屋里就那么点东西，还有什么好抄的？！

你个“现行反革命”，只准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编入牛鬼蛇神队伍，搞清洁卫生，打扫厕所。有次，他们“牛鬼队”去挖坑栽树，我还碰见过我这位生产部的老同事！

运动，慢慢进入尾声，“整人”其乐无穷，必欲把刘国寻“淹死”的人，不再往前“推理”了。幸运，这一股汹涌的大浪打来，他死里逃生！

反正，我刘国寻有“原罪”，单纯干技术，也不安全，辞职不干了，总可以吧？！

经过平反冤假错案，哪个单位有“右派”？本来就没有嘛！最近，原铁二局劳资处长熊梦的爱人朱毓秀告诉我，她说：“熊梦是个大右派！因为他那个劳资处，一个右派也没划。”什么是“右派”啊？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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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胆性肝炎

我调到区工会生产部不久，忽然全身发黄，我到局卫生所找张蕴医生看病，她一看就说，你要到平安桥铁路中心医院去住院，我一去，人家果然把我收了。

这个医院历史比较久，是法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在成都建的一所教会医院，铁二局接管后，还沿用某些老的管理办法，我进去就换了条纹的病员衣服。主管我的医师是杨先进，他确诊我的病是黄胆性传染性肝炎。对这病当时还没有什么专用药物，每天只静脉注射几百毫升葡萄糖。

我生病时，妻已从重庆局卫生科调到新建的九龙坡铁路医院。她专程从重庆赶到成都来看我，还为我买了凤尾鱼罐头等食物。成铁医院，不准病号外出，妻就陪我在花园里散步。我告诉她：“你看我好好的，还可以打乒乓球，没事，不用担心。”我大概住院半个月，黄胆指数还没有达到正常指标，我便要求出院，我说：“我准备回九龙坡铁路医院去，再作治疗。”

医生同意了。我回到区工会向左欣华部长请了假。连夜我就乘火车回九龙坡，我发现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原来的有了明显改善，从两间九平方，变为一间十二平方。厨房特小，一个人在里边还行，两个人就打不过转身，两家共用。反正，比嘉陵新村好些。

此时，我第二个小儿子已经降生，不到一岁，请了个奶妈。妻在小屋里，用毯子在屋中间拉了个布幕，算是把一间房隔成了两间。妻上班后，我看见三岁多的小女儿，正颠颠倒倒地和一群大孩子在球场里玩，大孩子从这边跑向那边，她就跟着跑，等人家已经跑回来了，她还在半中腰，又跟着往回跑。她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心想，这小不点也够努力了。妻回来，我跟她讲起小女儿的事，她直夸她乖，她说：“晚上要拉尿，小女儿晓得喊‘妈妈尿尿’，抱到床下尿后，爬上床一会又睡了。”

妻接着命令我：“下午到医院住院去，不能老拖着，黄胆下不来。”

管我的主管医师是许惠芳，她们除了注射葡萄糖，还用了个新办法，名叫：“自尿液疗法”，就是把晨尿中段接下来，煮沸，用来注射。

折腾了半个月左右，黄胆退了。我怕住院时间长了，部里有意见，急急忙忙就赶回成都。现在写这事为什么？我在贵阳时，妻在成都病得连路都不能走了，我都没有回来看过她，两相比较，你说我这丈夫当得多“窝囊”，咋就不敢向领导去请个假呢？可能，被批斗傻了、成了“瓜娃子”！

我在资阳工作时，有个同事王小阳，有天来找我，说他害了黄胆性肝炎，一家人都吓坏了。我把我的经历向他作了介绍，我说：“现在的医疗条件，比那时好多了，我这么多年都没事，你吓什么？”后来，他确实也没事。久病成医，我还帮王小阳解决了点思想问题。

我常常想起小女儿，在九龙坡医院球场上，和大孩子们玩的情景，一想起就很伤心，1952年出身的娃娃，怎么还成了“地主婆”，怎么就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呢？

为照顾夫妻关系，铁二局曾发函商调妻来成都。一次，她奉调来二局人事处报到，一位年轻女同志问她：“我们工地需要医生，你愿不愿到工地去？”妻有些不高兴，心想：你懂不懂什么叫口腔科啊？中心医院的设备还那么简陋，工地能够开展得了工作吗？那时，她心高气傲，一气之下，转身就走：“拜拜！回九龙坡！我非到你这里来要饭吃吗？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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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集体合同

上一节讲我们生产部刘国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笑料”。其中讲到有人划他“中右”、没“整死”，又去医院“点火”，说他“如果不出差、肯定是大右派”。这里讲的“出差”是指什么呢？和我有关系吗？有。这次“出差”，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奉命到宝成铁路明水坝大桥工地，去办“集体合同”学习班。

商务合同、劳动合同听说过，谁听说过“集体合同”？这是苏联工会工作的先进经验，我们在学习推广。

在我和老刘去明水坝大桥以前，区工会主席钟南辉，就曾带着我们一批工会干部，到四段去试点。记得全国铁路总工会还派了两个同志来帮助工作，时间比较长，可能有两、三个月。我和上级工会派来的同志，混得比较熟，他还许诺到北京请我吃烤鸭哩！烤鸭可能没请，若干年后，我路过上海，他已是上海铁路局的人事处长，我托他给我弄张卧铺票，他没忘当年的“合同”情，帮我办了，感谢！

“集体合同”就是职工群众为一方以工会为代表，以行政当局为一方，职工方保证完成多少义务，行政方保证给职工办些什么福利。我们把行政和工会签的合同叫做集体合同。记得签订集体合同这程序很繁琐，要开职工代表大会，拟订许多合同条文。当时，因为钟主任在那里领导，一切都很顺利，需要行政方答应什么，一般简单协商一下，就同意了。合同签完，全国铁总同志试点经验完成。皆大欢喜。

接着，这签订集体合同的事，要在全局推广，于是就集中了区工会下边的一些基层工会主席，和管生产的工会干部，到明水坝大桥办学习班，一边集中学习，一边帮助这桥工队订合同。这明水坝学习班，时间可不短，有一两个月吧。二十多个人挤在工棚里，还专门调了个棉帐棚来，供我们学习、开会专用。明水坝桥工队的队长王谊庭，是我在重庆大学“寄读”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在九龙坡学习大队和成渝路资中工务段同事，大事小事好商量，给了我们许多方便。当然，这合同订得顺利。

这两个试点单位订的合同执行情况如何？起了多大作用？我没过问，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在明水坝试点时，局里已开展“反右派”斗争，开始“大鸣大放”，按规定是要叫我们回去参加运动的。这次，钟南辉主任有远见、高明，没把我俩叫回去，放了我们一条生路，等我们回去时，正处在“反击”阶段，部里李仁本、白汶方已经“挨起”，我和刘国寻侥幸躲过一劫。

不过，是祸躲不脱！早迟，等着你哩！

26 三个部长

我初到生产部，不知道一天干什么，苦恼！在基层当工会主席，老往下边跑，碰到一件干一件，总有事干。这里，大门进来，一间大屋子，摆了八张桌子，一边四张。旁边，两间小屋，一间坐部长刘毅，一边坐两个副部长宋起凤、谢家全。早上，走进办公室，大家泡茶、看报，有时部长出来，拿个卷宗放在桌上，喊大家传阅。一会，工间操；一会，下班了。该干啥呢？我不知道。

慢慢，我知道领导机关，对下边主要是指导人家怎么干，不是去包办人家的工作。比如找下边来开个会，传达上级指示、交流经验，我们就要为开会作准备。又有时下去试点，摸索经验，总结指导下边咋干。有时让各单位互相交流。总之，这些工作都离不了使用“文字材料”，简单地说：要写文章。难怪，生产部的同志，文化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要不然，你怎么出产品呢？这个工作看起来容易，实际很考水平，因为你总结的经验，符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没有指导意义？那还得经过实践检验。后来，有的人专门随谢副部长出去推广先进经验，有的人随领导出去收集资料、写总结。这下，我懂了，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干工作。

谢副部长，四川永川县人，家境清贫，只读过半年书。1947年，他外出修公路，才干了两个月，病了，卖了被子作路费，才回到家。1950年12月，他参加民工修路后，学习20天速成识字法，开始能认字，学会了查字典。后因民工放炮用皮纸裹黑炸药做引线，容易出瞎炮，效率低。他建议用竹片夹着引线装炮，既不容易弄潮，又可以从底部引爆炸药，工效提高，用药量省。这个办法，简称“压引放炮法”，在全路推广后，收效很好。所以，谢副部长被评选出席了全国铁路第一届劳模大会，不久升任我们副部长。后任二处工会主席、新运处工会副主席等。

现在干部任职，主要问什么学历，讲文凭、讲专业知识，要的是效益。那时，主要讲出身、成分，根红苗壮，可保江山永不变色。不同时代特征，决定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不同命运。

宋起凤副部长，从东北调来的工人出身的干部，那时，选拔干部贯彻阶级路线，他不久离开工会，作工程处的副处长、处长、副书记。

刘毅部长，老红军，在修成渝铁路时，是西南工程委员会的人事科长，后任工程总队工会办事处主任、区工会副主席、主席，铁二局副局长等。他先后当我的领导可能有五年。

我是1958年末离开区工会的。1970年我调铁道部资阳431厂，我在资阳期间，他曾多次捎信，要约我去谈谈。有天上午，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这天，天气特好，在向阳的一面，从窗户望出去，一片翠绿。这次他似乎特别开心，放下手上的工作，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中心的意思是：过去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和自己认识上局限性，难免有些事使得大家觉得有不和谐的地方。过去的，已经没法挽回了，今后如果我力所能及、能补偿的话，我想法尽力补偿。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一个老领导还一定要当面找我谈谈，当时，我真的很感动，“难能可贵呀”！刘部长、或叫刘副局长，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内容，我是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向当年工会的老伙计们转达了的。我说：“刘毅同志这番话，感人至深，让人难忘！”

刘毅同志给我许诺“补偿”的话，他确实兑现了。我原在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时，铁二局给我家里安装了部电话，现我已调到431厂，一天，一个电工奉命来家撤我的电话，我把刘副局长的电话接通，刘毅同志给那位电工说：“老胡的这部电话请你保留，如果电话不够用，去把我家的电话撤了！”

又一次，我去找刘副局长，我说：“我家老母亲瘫痪，女儿是精神病，狂燥时要杀她妈，还有个儿子，两间住房容易出事，女儿精神病犯了，连躲都没地方，能不能帮我在哪里增加一间！”因我已调出二局，增加住房的事，太敏感、太难，即使他出头办、办通了，影响也不好。可刘毅同志答应了。不仅给我加分了一间住房（已退），还特别找人油漆、粉刷了一次。我给他出难题、惹事了。

还有一次，有些老工会干部聚在一起，起哄！他们说：“人家局团委把老团干邀请来聚会，连上海的都请来了，我们老工会这么多人，也该聚会聚会呀！”可在职的工会领导有点碍难，连地方都不便联系，我们找到刘毅老主席，他支持这件事，“官办”改“民办”，又是我们生产部那几个老人，一齐动手张罗，把当年老二局、成铁局、铁二院、还有一些基层工会的老同志，都邀请到了。在铁二院找了个聚会的地方，那天，人来得特别多，通知每人交十元聚餐费，刘毅同志交了一百元，潘鹰同志私人买了许多瓜子、花生。刘国寻同志负责免费给大家合影。老会计袁开鑫负责收费，我也先交了他一百元聚餐费。会开得有气氛、热烈，别开生面。可是，袁开鑫去结帐时，因为有些人带了小孩，有的一桌人没坐满，收的费还差几十元。不能让老袁为难，我把差的款补上。这次聚会，刘主席支持，了却了大家多年的心愿。

我老妻病逝，刘毅同志不顾体弱多病，专程来家看望。老领导，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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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为代华哥鸣不平

胡代华何许人也？和我在垫江私塾同学，同在县城住家。小孩，爱找大哥哥讲故事。记得我找他讲过：八路军反攻平型关、台儿庄血战记。

他为什么讲八路军的故事呢？他1935年考上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1936年加入学校“救国会核心团”，按现在的政策，他属于红军时代的干部，是老红军。他寒暑假从重庆回来，讲抗日救国，不讲八路军讲什么？

他在高工读书的时候，是个爱国反蒋分子。1936年11月，蒋介石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位爱国民主人士，俗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胡代华向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写信，要求陪“七君子”坐牢。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长期囚禁张、杨。胡代华下定了奔赴延安寻找真理的决心。

1937年10月，他和同乡同学贺伯升、高逐学来到成都，找到了当年在垫中的语文老师王燕孙，王给他的朋友罗瑞卿写了信，并从省学联拿到了去延安的介绍信。

1937年末，他和余硕卿（即红岩英烈张露萍）等10人，从成都经西安到达陕北，胡代华分配在山西洪洞白石村抗大学习，入党，分配在中央警卫营四连任文化教员。1939年1月开始，调入军委军工局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分配在制图组，组长徐驰（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以后多数时间在军工系统工作，曾被授予从事兵工系统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

1950年，成都解放后，他是第一批接管成都的十二个军代表之一，在成都剧场附近的法院工作。

1952年，我作资中建筑工区主任时，到成都出差，住在千祥街招待所，离法院很近。有个晚上，我去找这位老革命代华哥，还真找到了。记得，他住房小、灯光暗，谈了些什么，忘了。只记得他说：“我有个在垫江老家的侄儿，没有工作，你是不是帮我安置一下。”好个老革命呀，还找我走后门？我说：“我没有那个胆！”从此，我没有见过“老革命”！

阴差阳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邱嫂子来我家住了几天。听他谈了点旧事，他说：有年，他到峨眉山玩，碰上了他高工同学刘圣化，多年不见，份外热情，一起照了像，还请他吃饭。刘圣化干什么？那时西南交通大学迁到峨眉，刘圣化是校长。我说，好家伙，刘圣化当过我们铁二局的局长，早知道，找你走个后门，“少挨点冤枉”总可以嘛！

我问“老革命”这些年干啥？他说，先在重庆长安机器厂，现生产重庆长安汽车，小有名气；以后调西安仪器专科学校；晚年，在四川江津白沙五机部的干部管理学校当副校长，当了18年。老革命犯了什么错误吗？还真犯了错误：他1956年调到仪器专科学校时作教务科长，是行政14级；1958年4月调来一个姓赵的副校长、行政15级。工资改革时，副书记李其伦找胡代华谈话，说副校长比他这教务科长工资还低一级，为了摆平这个关系，你这老干部是不是照顾一下新干部，自动降一级让给赵副校长。胡代华同意了。当时领导表扬他，说他“顾全大局。以后涨工资时，一定补升一级。”随着人事变动，这“降工资”的事，被人揪住不放，一定要他交待：“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被降一级工资”的事。后找到当时学校的党委尹书记（时任兵器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写了个证明：“1958年胡代华降一级工资，是组织上动员他自动降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没有犯什么错误。”不是许诺要给他补升一级工资吗？没有！胡代华离休后，1983年工资“普调”，他从15级升到14级，恢复了他解放初时的级别。

胡代华在抗日战争中，多次死里逃生，一个人曾和日军遭遇，曾只身为部队送银元穿过封锁线，曾“病死”送停尸房，因没落气后被救活。一生对领袖、对革命，忠心耿耿。可为什么？他在川干校时，连他的学生都当上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还是“副校长”呢？降工资风波不是早已解决了吗？

他死后，谜底终于揭开了。从他锁得严严实实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大堆申诉材料，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复兴社特务”，他为这，申诉了几十年，他和谁也没有讲，默默地承受着煎熬，他的沉冤，终身没有得到昭雪！

他住在我家时，我听他讲过几句：“抢救运动中，把我从前方叫回来，把枪下了，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以后需要接收大片土地受降，我们又上前线，没作什么结论。狗日的康生，不是个好东西！”

真是，“老革命”碰上了“老问题”！



28 讨论“工会危机”

1957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铁二局党委决定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工会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所以确定由区工会副主席刘毅负责，抽调工会干部十多人组成工作组，到第四工程段试点。我和刘毅同志随行，帮助作些日常具体工作。

四段工会主席王民，原是西南铁路区工会的文教科长，是个老同志，为人热情厚道，对工作组的到来，态度很积极，安排很周到。

这个时候，不知北京刮起了一股什么风，北京工人日报辟了个专栏，讨论“工会工作危机何在”。那时，我们很单纯，认为北京工人日报是全总机关报，是传达党中央精神的喉舌，响应号召积极参加讨论，是我们这些工会基层干部的责任。特别是这个专栏，大量刊载了各省、市工会领导的文章，讨论十分热烈，激发了我们参加讨论的愿望。

1957年6月19日，由刘毅同志主持，在43工区，召集工作组和王民等九个同志，举行了“危机何在”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由我作记录，会议结束后，大家委托我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迫切需要支持》的文章，经8人过目、签字后，寄往北京工人日报，参加讨论。这里需要特别申明一下：稿子写好后，王民同志已回段，他的名字是代签的，应该对投稿一事不负任何责任。

这篇稿子的内容是三部分：一是群众反映工会脱离群众，可有可无；二是反映各单位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很难发挥作用；三是希望全国总工会好好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基建系统的工会工作有些具体帮助。这篇稿件，虽然讲了党对工会总的来说是关心、支持的，不关心的只是少数党的工作干部。大家反映的问题确是实事求是的，希望得到上级帮助、支持的心情是迫切的。原件犹存，日月可鉴。

北京工人日报发起“危机”讨论的时候，他们可能很欣赏这个“创意”，因为反响强烈，一呼百应嘛！可他们把讨论的季节选错了！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工人说话了》，“反右派”的东风一刮，参加危机讨论的大批工会干部，一夜之间，纷纷翻船落水。记得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7年9月，我们那篇稿件，经由全国铁路总工会转下来，作为“工团主义”反党教材，进行批判。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刘毅同志，他先在四川省工交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接受批判。1958年1月，铁二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刘毅同志向我索要了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本，由大会将我写的“稿件”和“原始记录”打印出来，发给大会批判。这次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重点是批斗政治部宣传部长赵克，因他在北京学习时，被认为言论“出轨”，在这次会上他“拒不认错”，火力大都集中在他身上。因他“顽抗到底”，到贵阳后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刘毅同志，虽受到批判，但处理从宽，划在“认识范围”。会议结束时，局党委熊宇忠书记在总结时说：“关于工会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检查批判，鉴于大家检查的态度比较诚恳，到此为止，不再搞层层批判。”

会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在我整理的这篇稿件中，我们建议全国总工会研究一下企业中党、行政、工会之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我虽然几十年不干工会工作了，我仍然有个解不开的结，当时说：工会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要监督行政。记得那时，行政上要向下发有关工资福利的文件，常来找工会会签。我想不通的是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难道行政就不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了吗？而且，铁二局的局长熊宇忠，他就是二局党委书记，工会监督行政，那不成了工会监督党的领导了吗？当时，我们反映的是实际问题，哪晓得会搞得那么复杂？工人日报，你讨论什么“危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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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漏网”余波

1958年夏，铁二局的机构发生一次重大变革。上级觉得一个铁路局跨几个省，和省委脱节，不利于发挥省里的积极性，决定改为每个省设一个铁路局，简称“一省一局”。铁二局部分改为“贵阳铁路局”，从成都通锦路迁到贵阳枣山路，统管铁路施工和运营，简称“工管合一”。

这次搬家，反右派运动结束，该处理的人员已经发落。我的心情放松，有点幸免于难的感觉。来日方长，准备重新大干一场。记得我连自行车都托运了，有个长期安居的打算。我们是坐火车走的，从宝成铁路，转陇海铁路过郑州，绕京广线到株州，走湘桂黔过柳州，到都匀。都匀到贵阳的铁路还没通，我们换坐汽车到贵阳。路上坐得太久，脚都坐肿了。在郑州换车，在馆子吃饭时，发现要饭的特多，有点应接不暇。打听一番，才知道这里有个习惯，每逢农闲季节，不少人出来要饭，是季节性的“乞丐”。过柳州，买了沙田柚，一角钱一个，太重、不能带，只尝了尝，觉得价廉物美。这里，讲这么多干什么？说明“躲脱了”、没有“挨整”，心境特好。

贵阳枣山路尽头，就是黔灵公园，里面有个麒麟洞，听说当年是关押过张学良的纪念地，山顶有个古庙，沿途浓荫蔽日；山后有个黔灵湖，水面宽阔，风景极佳。早上起床，我总是往公园里跑步锻炼，每天坚持。出枣山路，就是延安路，当时是贵阳一条宽阔漂亮的新路，有时到延安浴室洗个澡，觉得比成都还方便些。新来贵地，有点其乐融融。

不过，好景不长，没多久，上边来了精神，清查“漏网右派”。据统计1957年全国打右派五十多万，还不够数，要求一网打尽。我们区工会，经过反右运动，大浪淘沙，已经纯而又纯了，怎么清？有办法，清老帐！什么老帐？四十三工区座谈会呀，“稿件”是胡崇俊写的。生产部还剩这一个，早该清清。

于是，我成了集中全机关火力，聚众围歼的“漏网”右派，每次批斗大会都是全机关的人参加，要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说：“熊书记都讲了，这事不搞层层批判嘛？”

他们说：“各有各的帐，各帐各还！”

我说：“这座谈会，我作记录，我没发言呀！”

他们驳斥：“你没发言？你把大家零星、分散的发言，整理成了系统的稿子，你比发言的更恶毒！”

我说：“我们动机是好的，参加讨论嘛！”

他们早有论据：“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效果不好，再好的动机也坏！”

我说：“刘毅同志都不追究了，我记录、执笔还有多大错？”

大家怒吼了：“刘毅同志是什么？老红军！他犯什么错误？是被你这个右派分子，拖下水的！他有什么责任？！”

我懂了，四十三工区座谈会，我是“罪魁祸首”，其他的人，最多只算是受骗上当，你想滑脱吗？休想！记得宋主席来到会场，就这么说的：“你把刘毅同志拖下水，他上了你的当，你还不老实交代！”（此案已于1979年6月27日经铁二局党委正式平反）

于是发动大家揭发我的罪行！那时，还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话还比较实在，“莫须有”编造的很少。有人揭发：“我们问你两口子那么多钱，怎么花？你说你养了三个娃娃。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有人挖空心思，反复翻了我的档案，揭发我：“你还参加过反苏大游行，你一贯反苏反党！”……

多次揭发检举，实在揭不出象样的东西。我心想，我的工资本来是养三个小孩花了嘛！参加游行可多了，你咋不问我参加反对美军暴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求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等大游行呢？我说：“反苏大游行，学校规定，不参加，扣‘公费’，你们懂得这些历史吗？”记得有位领导起来讲话：“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扣公费？！”我心想，你懂不懂？什么是“公费”？“公费”就是伙食费，我一个人去绝食抗争，我有那个觉悟吗？

反正，斗我的时间比较长，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过不了关的！我横下一条心，认了，这干部不当了，这总可以了吧！

我想得太天真了！承认容易，要你检查“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咋知道为什么？这不是你逼着我承认的吗？！

这天晚上，我在生产部办公室坐了一夜，一直想这个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怎么答得出呢？编也编不出！我本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你往哪编？开始，窗外漆黑，慢慢变得灰暗，慢慢远处有点微光，天边有点鱼肚白，慢慢可以看清小山丘了，慢慢听见有人走动了！坐了一晚上，没想出个答案！

枣山路到延安路交界处，有个公共汽车站，修得有点古典建筑味道，旁边有个茶馆，我去到茶馆，要了一碗茶，又在想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道题？我想，你们不是比我更爱党吗？好呀！再等二十年，看到底谁革命？对自己还信心百倍。一会又想，不行，等二十年？马上这一关你就过不去！算了，横下一条心，死了算了。

一个人寻死，其实并不复杂，一念之差，就是觉得找不到出路，自己解脱，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离开茶馆，找到一个什么药房，买了许多寻死的药回来，又回到茶馆坐下，想寻死的事！我有个小儿子叫胡X林，1955年生的，那时只有四岁光景，小时给他穿白围裙，他爱玩泥巴，常常一身稀脏，婆婆爱骂他。每当我下班回家，他就要跑来找我告婆婆的状，他说：“婆婆不许我当小工人！”他认为玩泥巴是在当小工人，这有什么错？这个小白围裙呀，老在我面前晃，晃来晃去，把我晃糊涂了。我把药甩了，回到了宿舍。这回，是小儿子呀，救了我一命！

以后，再也没有斗我，只是在开支部大会时，讨论了我的处分：“留党察看一年！”因我那时是科级干部，处分决定要报局党委审批。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听候发落！



30 峰回路转

就在我等候处理阶段，全国掀起了批判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热潮（赖已平反）。1958年9月，贵州省总工会召开扩大会议，揭批赖若愚并且联系实际，批判反右派运动中犯错的工会干部。

这次会议，铁二局派了八个工会干部去参加。“同案犯”刘毅、王民和我都参加了，这次扩大会开得很严肃，我们学习、住宿、讨论都在一间屋子里，不准外出上街的。有时，还要开批判会，天天出简报，时间拖得很长，至少有一个多月。

我们铁二局的八个人编一个小组，又是我作记录、写简报，每天一期。我怎么这样倒霉哟！四十三工区开会作记录还没脱到手，怎么又作起记录来了。写简报，大家发言，被我一综合，不又成了我一个人的观点？这些事，我没管，我行我素！

这次学习，主要批判赖若愚主席的《本队论》。他在一个什么文件中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本队’。”这先锋队是从本队衍生出来的呀！那本队不是比先锋队更重要吗？先锋队和本队是什么关系？好家伙，你“本队”要领导“先锋队”呀！你这是为工团主义找理论依据呀！该批！该狠批！

在学习的过程中，贵州省工会系统有的代表性人物，还抓住他的论点，在大会上批判斗争过。我们八个人，只是在小组检查批判，还没有上过大会，幸运。

扩大会议结束时，好象是传达刘澜涛在全总的讲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说是传达领导的指示，你工会干部“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不听党的话，对的也是错的。”谁是党？当然听党委的、书记的。

真怪，这次批判赖若愚，是在他死后，重新算帐的。他死时，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把案翻过来，你过去搞工团主义，不肃清流毒咋行？！省工会扩大会议结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工会消亡风”，要撤销工会，在政治部下边建立“群众工作部”。我们向工人日报写稿，下边反映工会“可有可无”，比这“消亡论”缓和得多，谁右？

以后，更明确规定：工会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取消工会的垂直领导关系。并且明确规定，工会干部的级别是行政干部的副职。这些决策，不正是我们“稿件”中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吗？我们建议全总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就是这点事吗？

我们写的“稿子”、“罪证”，我在下边专门有一节“保留”下来，对比一下，看我们这顶“右派”或者“中右”的帽子，戴得到底合适不合适？

我在省工会学习期间，钟南辉同志从铁道部学习回来，任贵阳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恰好党委书记龙光沄到息峰疗养去了，按照当时的理解，工会主席应该听党委书记的，不听，“对的也错”。奇怪，有一天下午，我们工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受了处分后，表现好，决定免于处分！”这免于处分的事，没有开支部大会，也没有讲根据党章哪一条！反正，我被特赦了！这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事，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我被赦了，其实我心里感到非常歉疚的是对王民同志，大家抓住他一句话：“死猪还怕滚水烫”，批他！这怎么说得清？其实，你把“稿子”前后连起来看，大家就明白了，他说：“光强调减少定员，要几百比一，要经费自给自足，就不问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只好就拖！心想：‘死猪还怕滚水烫’！”这只是一句觉得工作起来为难的话，哪够得上什么“主义”、“反党”啊！

下边属于我道听途说的话，据说我被“特赦”，是钟书记发话了，怎么说的？和谁说？我不知道。我犯事，钟在北京。他回来，我没和他见过面。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晓得我“犯事”的。

不过，这事，我信。有一件我亲自碰见的事，可以证明。有一天，我们区工会机关开支部大会，议题是开除一个干部的党籍！为什么？原来这个同志（姓名已忘记了）的爱人，在贵州农学院工作，他调来是照顾关系的，但区工会要把他分配到远离贵阳的工程处工会，他不愿去，说了句“胳膊扭不过大腿”等不满的话，因为他“对抗组织”，要开除他的党籍。这个会，我是参加了的。正在开会的时候，碰巧，钟书记过路，他进来了，问了问情况，他立刻表态：“这事要落在你们无论哪位头上，你们会怎么想？顶牛，说点怪话，就批！再顶牛，再批！最后只有一条路，开除党籍。这叫什么话？你们立刻和贵州农学院联系，主动把他调过去。”听党的话，错也对！立刻执行，这位同志得救了。我曾多次打听过这老兄的姓名，人家说“忘了”！反正，我也算当事人，我还是要记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我“特赦”了，怪事还在后边。不久，我接到一个调令：调胡崇俊任教育处学校教育科科长。从副科级提升为正科级，什么道理？因祸得福吗？还有怪事在后头，我还没到教育处报到，我又接到一个调令：胡崇俊调局政治部办公室，从“右派”变成“左派”，谁定的？没人给我讲！我也没问过。

晚年，区工会生产部后来的部长蔡永言同志对我讲：“工会批判你，是支部给我们布置的，揭发什么、批什么，他们事前交了底的。我年轻、幼稚、不懂事，对不起了！”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交心话。我说：“没事，那时，你是我，我一样批你。”他又说：“你说有人把你划成‘中右’，可人家给我讲：我们划他什么‘中右’，还提拔他了！”我说：“没划‘中右’？还留党察看一年哩！天理良心？！”

还可以举个事，从侧面证实一下我对钟书记的判断。钟南辉晚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写到：“在那些年代，工会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很多，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是工会的好干部，这些同志受了多年委屈，是值得我们反省、同情和怀念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生产部的潘鹰，可见，他所指的这些人中也包括了我们生产部的同志。

“工管分离”，贵阳局分家，他调柳州铁路局任副书记，他听说我要留贵州省委工作，他当面给我讲：“因为你爱人在成都，照顾你分居，我才没要你分在柳州，现在要分到省委去，不行。我到铁道部政治部为你告状去！”大家信不信？他真告了，告准了，铁道部政治部直接给我打了电话：“你回成都铁二局，哪里都不去！”

钟南辉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现在每年春节给他写贺卡，我在封面上写：“钟南辉大恩人收”。我这样写法，我不说，谁“推理”得出来！

最近，一批老工会干部聚会，谈起当年“反右派”的事，我不打自招，我说我是真正的“漏网右派”，我在西南铁道报上，曾经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党对领导干部的照顾政策。我还没说完，白汶方接上话：“‘夫荣、妻贵、子显、保姆也沾光’！这是你写的。我没揭发你！”我说：“你包庇，但那么多人揭发，怎么就没说出这‘硬货’来呢！”老白加了个注释：“你用的笔名，人家不知道。我在生产部，我知道。”老白呀！你没跑脱，你让我滑脱了！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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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罪证”

1958年12月7日，区工会党组向铁二局党委写了《关于工会体制工作上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提出：凡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不再建立工会组织，一律不发展会员；工会和公社比较已成为落后的组织，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工会即将光荣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撤销区工会和分区工会的工作机构，在局、处和地区党委内设立群众工作部。

这里是正式要求、宣布取消工会。我们“稿件”中仅谈工作困难，需要支持。下面是我们“脱不到手”的“罪证”，提供大家对比、思考。

我们迫切需要支持

（给工人日报的稿件）

最近报上对工会工作的危机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是一群西南新建铁路系统的工会工作者，也想谈谈我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这里，好多会员都说工会可有可无！说工会是“带信的”。群众有问题，工会就给行政捎个信，行政说不行，工会又给群众把信带回来，也说不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有的会员说，我们只有三件事和工会打交道，一是交会费，一是领生育补助费，一是领点文娱用品。有的说：“我们不要工会作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工会根本不关心工人生活，工棚里漏雨，我们打起伞睡觉，工会也不管！”说不管，是冤枉，我们想解决，行政说有困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有临时工的劳保待遇和福利待遇等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说工会不脱离群众，连我们自己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难道就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我们是新建铁路，一个基层工会，要管辖十几到几十公里，有工人一千多到六、七千人，支会设在小队，一个支会也有2、3百人。新线交通十分不方便，到1个小队，来回就要半天。但是我们1个基层只有两个到3个专职干部，支会根本没有专职干部，基层工会专管转会员关系、批准会员、购发文娱用品、批准困难救济、发放劳保金等。1个人搞不过来，主席光开陪伴会，也忙不开，不能深入基层作点工作？上级一再强调我们要运用积极分子，新线工地分散、又远，开个会就得占生产时间，八方瞌头都还有困难。我们的支会也建立了各种工作委员会，1个支会积极分子都是一百多，但是几个月开不了1个会，根本没有活动时间，八七小队支会要选举出席全工程段的会员代表，小队长都说：“好，给你们廿分钟时间，其它不管！”光强调减少定员，要几百比一，要经费自给自足，就不问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只好就拖！心想：“死猪还怕滚水烫”！

党对工会的支持，总的说是关心的。但有少数作党的工作的干部，对工会的领导，却是很不够。拿干部配备来说，我们是1个5、6万职工的产业工会，几年来我们基层工会主席这一级的干部，都是四到七级的干事，而行政干部呢，却是相当于股长或是科长一级的；上级工会向下级工会派1个干部，或者调1个干部，下面的党委不同意就不行，也得不到同级党委的支持；党委书记一般都是行政组织的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由于工作关系，处理问题，就很容易站在行政的角度来处理，行政上召开计划会议等，党委书记一般都亲自动手来抓，但工会开会员代表大会或其它会议就参加和研究得较少；工会送去的计划、总结等，一般都很少研究；有的教导员叫工会拿廿元钱去买东西慰问1个病员，工会主席说不合规定，他说：“你不服从领导，报销不了我负责！”有的党员处长说参加工会要降低他的身份；有的教导员1年多不交会费。

由于党组织的少数党员，对工会不支持，干部配备，悬殊很大，有的行政干部，就有形无形的把工会作为行政的1个部门。有的工程段长布置工会去接待民工；工会纪念“五一”节写排演的戏，段长叫拿到教育室去审查后才演出；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有的工区主任叫解散，说工会有什么权利召集大家开会；有的行政干部，研究生产不让工会干部参加。工会法都公布了这样多年，难道只还是个宣传问题。

有的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有很多缺点甚至于错误，这是事实，说我们怕当3等干部，就不大切合实际。我们有些干工会工作，是自己挑选的，喊我转业，我还不干。我们认为问题的根，还是在上边，在全总。有的说：工会在53年以前和群众关系是密切的，以后就不密切了！原因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我们以为这是一方面。全总工作上缺点，也是很主要的一方面。

单拿干部配备来说，53年以后，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工会的干部都是相对的削弱了，拿以前各大行政区、各产业，配备的是些什么干部，前后比一比，就明白了。工会干部一定要是行政的副职，又规定工会要对行政进行监督，行政要向工会汇报工作，这又如何在具体工作上实现呢？组织观念是一方面，组织形式和干部配备要相适应，也是一方面。

从工会的后勤来看，以前还进行了学习工会法、贯彻劳保条例，推广五三工厂经验等活动，对解决工会的地位、作用、任务和行政的关系，推动工会各项工作，起了一定作用。53年以后，以生产为中心的观点，是进一步明确了，但各方面对工会的压力却很大，关心工人生活似乎就是经济主义。搞技术更新、先进生产者运动，成绩都很大，但这解决不了工会本身脱离群众的问题。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看不到工会的独立活动，全总没有很好研究。几年来，拿出来的成套经验不多，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方面如何做工会工作，更是研究得极少。可生搬硬套国外经验，倒努了不少力，不顾实际情况（如干部的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单纯地强调经费要自给自足，盲目地减少定员；群众生产工作，花样倒搞了不少，没有哪一套是搞深搞透了的，一下喊保证条件、生产会议，一会喊班级核算、集体合同，套套到不少，一套也没研究通。其它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最后，我们要求全总深入下来，听听群众呼声，体验一下生活，帮助研究解决一下企业中党、行政、工会的关系问题，研究指导一下基本建设到底如何做工会工作。我们迫切要求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中国铁路工会第二工程区工会

刘毅、王正中、付贵、周利松、孟世洪、

付祥、胡崇俊、王民、赵福祥

这个案子，在1979年6月27日经局党委决定，予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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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斗室吟

我调到局政治部办公室，换了个环境。局党委龙书记和钟书记有专职秘书。管机要、档案、和日常事务的另有一帮，由涂瑞林同志统管，我和毛锡龙两个，算专职为党委起草重要文件的秘书。老毛是政治部的老人，人缘很好。我比他可能大几岁，相处久了，十分融洽。应该说，我在这里真正过了近三年的平静生活，没有遇上什么风吹草动。

局党委三楼有个大会议室，靠里有间小屋，是我们的办公室。老毛有家属宿舍，我就在办公室里边，铺了个小床，成了我的“斗室”。下班后，这大楼很清静，全楼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管会议室的工友老熊，他在大会议室外边有间小屋住，他自己弄饭，我吃大食堂，互不干扰。

我怎么工作？领导满意吗？我念过私塾，有旧文学底子；我参加工作近十年，大多时间作文字工作，有一定驾驭文字的能力；加上我学工程，对铁路施工知识，比较熟悉。所以，领导布置的任务，一般还应付得过去。加上，经过“反右”磨练，积累了点经验。比如，“文革”中写文章叫“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中央文革小组“写作班子”的笔名。我们有办法：抄中央、省委文件，抄报纸，不求特色，但求安全。至于党委讨论有什么意见，我们作好记录，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改文章这点基本功是有的。所以，工作上没创造，可不会“惹祸”，不会让领导觉得不顺手。你说，这样干工作，领导会满意吗？

我不和任何人交往，就在“斗室”。刘禹锡的《陋室铭》讲，他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这“斗室吟”是：“谈笑无亲友，往来叹伶仃。”生活咋过？不在“斗室”，你们想让我揭开这秘密吗？

贵阳市的文化团体较多，电影院外，还有京剧、评剧、越剧、歌舞团，不时还有外来的演出团体。每天下班前，我看报纸上的广告，仔细作计划。看电影吗？必须连着看两场，任何剧种，只要演新戏，我都看。这样一来，全市任何文艺演出，一周轮下来，全部看完，一出不拉。每晚看完戏回来，已到睡觉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黔灵公园晨练，跑个来回，吃饭、上班，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这样，你信吗？那时，人已经变得不敢想事了！也想，想什么？我今天又说错什么了吗？我这次又抄错什么了吗？

你想过自己要写点什么文章没有？从没想过，连给老妻写信也极少！万一写错了一句怎么办？我真是这样生活的，这叫人？咋不是？还活着哩！

这样活法，曾经意识到过会“翻船”吗？

那年月，祸从天降的事，谁能说得清呢？记得“桃园经验”发下来后，讲到工农老革命干部和地富子女结婚的，都被“拉过去”了。那天，看了“经验”后，我呆坐在剧场里，我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心里叨念的只是：“这回可能过不倒关了！”直到《二十三条》下来，心里才放下。

再就是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记得贵阳铁路局没有搞联系实际，层层批判斗争。后来，听老妻讲，四川在成都把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将彭德怀的《万言书》念一遍，当场考试，如果你答“错”、免罪，答“对”，回去就批判斗争！这一回，老妻是主治医师、算个17级干部，去应考了。她答了个“半对半错”，逃过一劫。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想到这么回答呢？”她说：“我瞎猜的。我想，彭德怀的《万言书》，谁敢说错？如果说‘没错’，那为什么要拿来考呢？干脆，答个半对半错吧！”我说：“好你个技术干部，心眼怎么这么多呀！要我肯定答‘对’，又‘遭’了。”

我用现在的观点，分析我当年的处境，我的条件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又没“运动”压什么硬指标，要抓我去凑百分比；即使有人“另眼相看”，或者“敬而远之”，他们肯定知道，是谁主张调我到政治部来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整我有什么好处？何况，尽管我一次没去找过钟书记，一次没和他交谈过什么，反映过什么，要求过什么。但他主动找我说过：“我要把你爱人从成都调过来，先把住房分了。”从这可以看出来，钟书记没有把我调出政治部的打算！谁还去多这个事、找这个钉子碰？



33 大讲“三句话”

有一段时间，龙书记作报告，大讲“三句话”，哪三句：“形势大好，困难不小，前途光明。”

过去讲“问题”，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怎么现在成了“不小”呢？怪！

我弄明白一点“为什么”？是从食堂开始的。

粮食定量少了点，多买一份菜就是。不行，一人只准买一份。一份是多少？食堂吃牛皮菜，等于四川人“打牙祭”，哪来的菜？

我这单身汉，食堂没卖的，到街上吃饭馆。开始还有卖的，后来缩短营业时间，再后干脆关门不营业。河滨公园对面有个冠生园，卖糕点糖果的，我常去光顾，也没啥可卖了。

难怪，这“困难”是有点“不小”啊！

一次，办公室领导让我到扎佐一个工程队去劳动锻炼。我没当过兵，不会捆被盖卷，绳子用得细，背起把肩勒得痛，太阳大，实在走不动，好容易才熬到了队上。队长看我是从局里来的，晚上留我在队里吃白米饭，算是“招待”。

参加劳动，和工人同吃、同住。开饭的时候，一个大桶把饭抬出来了，我走近一看，是一桶带红色的“饭豆”，开始吃觉得还好。接着肚子胀、拉不了，我老找卫生员要泻药。铁路工人都供应不上细粮。是“困难不小”呀！

回到局里，好象上上下下都在为解决这“不小”“困难”，忙忙碌碌。局里办了个农场，我奉命去种了一个月蔬菜，深挖土，勤浇水，抓害虫，我干得很来劲，可收获不大。行家笑我：生土翻那么多上来，还能长得好菜！这报上不是天天介绍“深挖”吗？我咋好心没得到好报呢？

食堂让我们去捡“青杠籽”、养什么“小球藻”、什么多加水、多出饭、什么“粗粮细作”，都干过。

最有效的还得算我们办公室的“自办农场”。找了个生产队要了块地，人家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栽了一会红苕秧，中间去撒了一次化肥，你猜收获季节咋的？丰收！我一个人就分了红苕一大堆。实惠！

我几次劳动任务完成后，请了次探亲假。先换全国通用粮票、上路。你以为有了这“全国通用”就真能走遍天下吗？否！路上我在几个镇，都没用上。为啥？没粮食供应！咋用！

我这次回成都，把“自办农场”分的红苕，装了一书包带回去。红苕算啥？现在街上有多少人买？不算什么吗？妻在孩子们面前，大大夸了我一番，她说：“你爸自己饿肚子，也给我们带粮食回来！”我说：“老太婆，你真会找老头寻开心！”唉！成都粮食供应标准比贵州还低，特别是对小孩，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一月只十来斤粮食定量。难道这红苕还不金贵？

那年月，成都市兴了个规矩，有探亲证明的，可以到春熙路耀华餐厅吃顿饭，供应标准稍高一点。这顿饭呀！至今不忘！妻硬是给孩子们带了一部分回家，有福同享嘛！什么叫妈？孩子们呀，这就叫妈！

大讲“三句话”，讲困难不小，其实北京、省城、中小城市、农村，大不一样，可说是天上地下。比如那年月，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糖果可以敞开供应吧？每条街大小餐厅都营业吧？还有什么专供商店吧？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时正在北京随苏联专家学习，他以为家乡也和北京一样，至少按定量有供应的嘛！有次，他陪专家逛商店，顺便买了两斤水果糖寄回家。这有啥说道？有。就凭这两斤水果糖，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你信？

他家乡，家家断粮，什么野菜、草草根根，都挖光了。人，走着走着，倒下，再站不起来，死了。没人有力气去埋，至亲，铲几铲土，盖上，一会，野狗来乱拖乱拉，谁管。他家里的人，为了节省体力，全部躺在床上不动，每人每天发几颗水果糖，吊命。直到腊月三十，政府决定开仓，每人每天发半斤粮。两斤水果糖，救了全家命。真事。

有人讲，“三年自然灾害”，有人找出气象资料，问害在何处？

有人讲，“三年困难时期”，困难从何来？哪里死人？死了多少？谁敢说？重庆有个“肖李廖”，向中央上书！

“大好”、“不小”、“光明”，讲深讲透，大家都信，我当然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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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卫星”升天？

那些年，人造卫星刚上天，于是形容创造高产纪录，通常讲“放卫星”。比如人民日报报导水稻亩产多少万斤，大标题就叫“放卫星”！

别小看“放卫星”只三个字，对中国人的影响可大了。紧接着问题来了，粮食多了咋办？会出主意的人多哟！什么“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农田“休耕”、三分之一养花，只用三分之一种农作物，够了。

真的一亩地能产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粮食吗？咋不是真的？开了现场会，大家眼见为实嘛，稻穗上坐个小娃娃也掉不下去。你没去开会，没看着吗？没关系，报纸上刊登有照片，该信了吧！

信了，咋办？人家能种出来，你为什么就种不出来？从哪去找原因？“思想”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右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反右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抓“政治挂帅”，任务就奇迹般地完成了。变的什么戏法，能变出这么多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你敢说、敢报，统计数字就敢公布。

难道就没有人作调查吗？调查过，斗满仓盈，到处粮食都没地方装了。你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吗？那个库里装的是假的，库上面是有粮食，可下边是空的呀！这叫“虚报浮夸”，“泡沫”是吹出来的。

难道没有人讲真话吗？有呀，谁？你敢讲真的？不是我，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什么下场，知道吗？

批彭德怀，全国三百多万人受批判。上面安排全国年产1070万吨钢，超英赶美，你还敢说不？大炼钢铁，一喊就上。谁都学乖了，“高指标、瞎指挥”，应付你还不容易，要什么指标，报什么指标，我天天放卫星，天天受表扬，还不发迹？

我写这些干什么？我是说，我们这修铁路的，和这搞农业的一样，有的事，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有我这“斗室中人”，孤陋寡闻，大惊小怪！

我在贵阳时，局里曾开展过“新萝村运动”（新萝村是施工地名）简称“1―6―0”，即一个人一天完成六方土石方任务，“0”代表无安全事故。当年施工水平低，有个扒杆、滑板、小推车就叫“小型机械化”，一天一个人完成六方，在个别施工条件好，小型机械配套的地方，有可能，但要大面积完成这个指标，现在我都敢断言：“悬！”可后来，有的工程处报的资料，全处平均达到1―10―0，见怪不怪！

都贵线有三个相近的重点工程，“上坝、铁冲、沙子坳”。有次，我有幸随领导到铁冲去“抓关键”，怎么抓？大爆破。这大爆破可不能乱爆呀！炮眼打多大、多深，怎么布置，才不会伤害边坡，才不会超出需要面，这都得有设计。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挖大爆破的炮眼，有的眼子有八、九米深，不挖到设计深度，爆破效果不好。为了抢这个炮眼进度，我们工作组的人还值夜班。夜里，冷飕飕的，炮口上安个木架子，挂盏小灯，下边的工人用个土箕装碴，装满往上拉，你说小小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只能一个人在下边作业，他这一天的进度能有多快？神仙也快不起来呀！

可那时有的领导有办法，什么法？把队上的教导员、队长喊来开会，问：还有几天能完成？队长鼓起勇气说了个：五天。不行，干劲到哪去了！限你两天内必须放炮。我当时心里都为队里的干部捏把汗！不想，人家才不虚呢！当场拍胸膛，保证完成任务。我还真以为他们队上想出什么新的开挖方法来了，我到工地一看，什么都照旧，我心想：“这咋能完成任务呢？”你信吗？按照领导要求的期限，大爆破炸了，诺大个山头垮了下来，把个路槽堆得满满的。当队领导陪局领导参观工地时，队长一再表示，这次效果很好，完全符合要求。领导表扬他们执行指示坚决，思想端正。

我呢？脸都吓白了。我问设计工程师，我说：“炮洞至少还有一米多没有打到设计要求，就放了？”他答得轻松：“反正，石碴没清理，你怎么知道达到要求没有？唬弄一次算一次，不知哪年哪月，局领导才会再来，怕什么？”我这个“斗室人”，哪知道现代人的规矩呢？接着，他告诫我：“有啥法，上边逼出来的！你别乱讲哈！”今天可以不保密了。

我写这事，没旁证，可以算我乱说。下边讲一个有旁证的事。我的老同事龚焰，他下放在五处505队当工会主席，有次，处里让汇报工作，遇上队长、教导员不在，他去讲：“完成任务1―4―0。”被副处长狠批了一通：“人家能完成1―10―0，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回去好好检讨。”

教导员、队长回来，听了龚焰汇报“挨批”的事，他们说：好办，报他个1―20―0得了。龚问：“上面来查怎么办？”队长说：“讲我们放大炮就是，他们要的是1―20―0，哪会来查呢？”果然，由忧转喜，505队受到了表扬。

那时，完不成高指标，反右倾“有人管”。至于你“放卫星”，谁来问？谁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