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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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文化馆
   十一月九日,我早班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三十一棉纺厂,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
   庆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又一幅标语号召人们去文化广场参加成立大会。


   我猜想这一定是有十七厂参加的。中央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他们在冲这个禁令，而且规模好大，在文化广场。苏州人的天地实在太小，那么人多势众会怎么样呢？我很想去看看。
   我徘徊在长阳路上……
   还是回家吧！
   工总司的成立，像在黄浦江里丢进一块石头，没有掀起大浪，没有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就被偌大的上海淹没了。这得“归功”于新闻媒介的严格控制。报纸、电台不张扬，大部分市民们怎么会知道呢？
   第二天，秋雨连绵，临时工聚集和张贴大字报的总工会门口显得有些冷清，往日的人群不见了，墙上的大字报经过连夜的秋雨浸泡，有的已被风吹得掀起半边，有的墨汁溶化字迹模糊，好像热潮已经过去，不会再掀起新的浪潮了。
   我在总工会门口游荡，失落感在我心头闷闷地压着，就这样？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吗？我望着黎伯昂写的大字报，它快要掉了，我趁它还没有完全吹落前，恋恋不舍地再看上一眼，心里想，能在外滩贴上我们的大字报，说出一些想说的话，真不容易啊！但我们的努力会有结果么？
   我失望地转身欲走，突然发现在左上角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张“海报”映入我的眼帘：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制度大会
   落款是上海市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地点在乌鲁木齐中路459号，静安文化馆。
   我反复扫了几遍落款——“上海市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我精神为之一振，竟然已经成立了组织！而且海报贴在这里，十有八九是临时工的组织！这时在我身后有几个人停留在看这张海报，终于慢慢集起了十多人的一群，对这张海报议论起来，虽然没有往日的热闹，但总算有了一点生气。各种信息开始交流传播。
   没有新闻媒介的传播，人们就靠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
   有人说：工总司已经在昨天成立，由于市委不承认，几千人已经到北站，上北京控告。这是传到我耳中有关工总司的第一条消息。
   又有人介绍起这张海报的来历：这个静安文化馆现在已经是上海市委的接待站，那里有郊县的农民在造反，他们是亦工亦农的“四六工”。市区的临时工也有参加的，这个总部大概就是这些人组织起来的。
   什么“四六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由农民参加，我想这大概同我们不搭界。
   又有人说：“农民归农民造反，临时工也有人在搞，这几天临兄们都往那里跑。”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里没有了人群。我思忖了一下：去北站？不！北站不是我去的地方。去乌鲁木齐中路吧！那里才是我去的地方。
   原来在这几天，上海临时工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静安区这条洁净的马路上。这里的“主力部队”是郊县“亦工亦农”的农民，他们由公社、大队组成工程队或者别的什么队在市区的一些大企业中修造厂房搞基建，这些农民在农忙时回去抢收抢种，农闲时开进市区，劳动收入六成归集体，四成归个人，故称为“四六工”。文化革命造反了，他们敢说话了，说这是剥削，要取消这种剥削制度。他们聚集起来，已经在市委接待站造反好几天。市委接待站安排他们在文化馆的剧场里住，他们就依此为“大本营”，没日没夜的“造反”，其形式与我看到的苏州人一样。上海市区的一些临时工参加了他们的造反。与其说是互相支持，倒不如说是相互利用。这些临兄们比我有眼光，比我聪明，我绝没有想到利用苏州人，而他们却想到也做到了，他们利用农民的那股势力，正式拉大旗造反了。
   “测字摊”时期
   静安文化馆内有一个狭长的简陋剧场，座位是一排排的长条椅。在检票人站立检票的地方，放着一张课桌，就这样的一张课桌，起到了联络全市临时工的作用，吸引和凝聚了临时工，一个组织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一重大的举动是得到农民兄弟的同意才摆放的，临时工则以支持农民造反作为回报，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两群人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这张课桌全天有人值班，值班人员不固定，也不预先安排，谁有空，谁热心，谁就来。有人来接班了，原先的人就去吃饭，回家或者去上班，完全自觉自愿。值班人的职责是向来访者宣传、鼓动，向来访者介绍这里的情况。来访者也带来各种信息与大家在这里交流。
   值班人的面前还放着一本白报纸装订的登记簿，请来访者登记，当然也有来访者不敢留名的。这本登记簿的设置，显然是为了联络，以备组织人员时起到“联络图”的作用，这又是一个聪明的作法。
   大多数来访者都倾诉了自己的遭遇，要求反掉这个制度，不做临时工。不少来访者已经被辞退，失业在家。有的是得罪了某方面的人，长期不安排工作；有的是因为在单位中提意见得罪领导被解雇；有的是被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嫁祸而代人受过被解雇，等等等等。
   临时工们的诉说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挣扎在温饱线以下，他们要推翻临时工制度，求温饱。
   求温饱，在解放十七年后的上海大都市，这是多么本份的要求！这是多么低级的标准！临时工是人，是工人阶级，他们中不乏优秀分子，只是统统被人为地划入“另册”，成为产业工人中境遇更差的一个阶层，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连处在“一百步”地位上的正式工，都有不少人瞧不起这些处在“五十步”地位上的阶级兄弟。现在，为了反掉这“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是多么的艰难！
   在这静安文化馆的一角，看不到市委接待人员，这里是我们临兄的世界。人们前来倾诉不平或不幸，围在四周倾听的陌路人因为也都有相同遭遇和经历，时常陪下一掬伤心泪。这时，如果值班的接待人善于口才，一定能鼓动起大家，这些来访的群众就会成为日后的基本群众，或成为骨干力量。
   我看到这些自发的接待人员确实做得像模像样，发挥得淋沥尽致，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确实把群众凝聚了起来。当然，这种初级的串连形式，只能达到相互同情、鼓动的作用，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来访者心中也明白，这里并不是立刻解决疾苦的地方，只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限度的民主，他们才愿意到这里来，把心中的苦水倒一倒，把心中的郁闷说一说，人人抱着希望，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造反”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来访者一批又一批，接待人坐在桌后，与来访者相对而坐，用好言抚慰，用空头的许诺，鼓起人们的希望，犹如算命先生算了过去、预测将来、让人往好里想。这样的接待，后来我们戏称为“摆测字摊”，称这几天为摆测字摊时期。
   这里的工作秩序井然，想出如此绝妙无比的方法，使分散在全市的临时工们有了一个稳定的聚会地点，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为组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我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得出结论，这里一定有人在指挥！然而，这一切是谁在组织指挥的呢？
   足智多谋的老杨
   我渐渐地与值班的接待人员搞熟了，开始参加他们的工作。
   里面的会场内不时爆发出口号声，似乎气氛还非常火爆！我想进去看看，但守门的农民兄弟却挡着驾。算了，不看也罢，这种场面我也经历过。
   过了一段时间，半天，从会场内走出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身穿学生装，戴一副眼镜，学生模样，胸别着“大会主席团”的红绸带，他同门口的值班人员交待了一些话，又匆匆进入高呼口号的会场。另一位值班人员指着他的背影说：“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又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会，大概高潮已过，吃饭的时间也早过去了，络续有人出来，其中一个是戴红绸带的青年，他同另一位也戴眼镜的一起在同值班人谈话。旁边有人把我向他们两人介绍，说我是在外滩贴大字报的人，还参加过苏州人造反。
   我们三人互通了姓名。
   那学生模样的姓费，费敏璋，另一三十多岁的姓殷，殷庆宝。嘿！我们三人全戴眼镜，但他两人给人的印象是十足的书生，费尤甚，他外貌忠厚老实，厚厚的嘴唇，大概不太善于口才。殷的相貌英俊潇洒，从镜片后流出一股老于世故的眼光。
   费握住我的手，说外滩的大字报他看过了，现在外滩的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的海报是他书写的。
   那殷庆宝把头略微抬一抬说：“听说过外滩的大字报。”又用手划拉一圈说：“这里的一摊子是我们两人搞起来的。”一副居高临下的得意。他又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据实说了。言谈中他处处以老大自居，我也不介意。实际上前阶段我们在外滩的工作是做了舆论准备，为他们打下了基础，而他们的海报在我们的大字报上面一贴，全市的临时工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中路来了。
   这时已经形成一个态势，那就是两股势力已经会合，到了形成组织的前夜。但当时我尚未觉察，也没有拉队伍、树山头的念头。
   经过两天繁忙和琐碎的工作，我观察到，这里的领头人，并非是他们两人。费、殷只是台前人物，在后面指挥的真正领头人是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都称他老杨。
   老杨的威信极高，他一到，这些人全向他围拢来，汇报一天来发生的情况，领受他的安排和指挥，大家再分头按他的要求自觉地努力地去做。毫无疑问，我的出现和我的情况，一定有人向他汇报过，他们可能在商量什么时候接纳我。我从不靠上去，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看出，他们在考察我、观察我，老杨的目光不时在注视着我。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天了。傍晚，他们围在老杨身边商量问题时，我依然忙我的。过了一会儿，杨把我找到一起讨论。从这时开始，他们不再把我当外人，遇事必有我参加商讨了。我成了其中一员。
   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人，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尤其是扑朔迷离，令人迷惑不解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知该如何办，完全凭一股热情和冲动，跟着政治的大潮，随波逐流。唯有老杨这个足智多谋的中年人，在出主意指挥大家，受到大家心悦诚服的拥戴。
   老杨。从大伙儿对他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工人兄弟对他的敬佩。因为工人之间一般互相直呼姓名，对稍年长的则称为某师傅，只有对受尊崇的人才称呼为老杨、老王、老李。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秀郎架近视眼镜，白净的面孔，翩翩学者风度。他受到大家的拥戴，他也尊重别人，遇事总是低着头思忖再三，然后抬起头，说出他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他把所有意见分析、比较、权衡、归纳后，再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执行。我们对他的敬佩，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的决定一下，我们就马上分头去办。有时候在紧急关头难下决心，而我们又说不出道道来，他就低头抽烟，随便在什么地方一坐，进行思考，一旦决心下定，就召集我们，或者找有关的人面授机宜，立即付之实施。

后来我们正式拉大旗造反时，也像苏州人那样在台上鼓动群众公开演讲，但老杨从不在群众面前露面，一直是名符其实的后台和幕后指挥。老杨，可以说是一个摇羽毛扇的领袖。
   他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她即使在文革中刚扫过四旧的特定环境中也很着意修饰她的外貌和衣着。当然她的刻意打扮是颇费一番心血的：既要满足一个女人爱美的心理，又要能被红卫兵和这个大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社会所容忍。那时的妇女，是一律的齐耳短发，已经不允许烫发，但她还是留着似烫非烫的长发，配上她美丽的脸蛋和秀气的鼻子，是那样的贴切和自然，真不知她是如何摆弄的。
   他们夫妇俩优雅的都市型知识分子的气质，使他们与我们工人有显著的不同。老杨的身世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从他的举止行为和外表可以推断，绝不会是响当当的三代贫下中农或者工人出身。按文化大革命中的对血统的要求，他当然不能出头露面，只能在后面指挥。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胆识啊！
   他们夫妻的生活一定十分和美，有次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一个俊俏的女孩，在秋风秋雨中为他送来雨衣，老杨送她们走时，两人情意绵绵的话别，女儿的娇憨之态，这组镜头多么富有生活的气息和诗情画意啊！然而我们进行的却是一场风云变幻、前途未卜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两者相比是多么的不和谐、不协调啊！
   成立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准备
   工总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的爆发，这些构成了我们临时工在市委接待站造反的大背景。造反的烽火已经遍地燃烧，群众的惧怕心理日益减弱，我们的串连鼓动工作呈现一派大好形势。有关安亭事件的信息不断传来，安亭事件是反革命行动还是革命行动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的传单战中争得不亦乐乎。
   一天，送来一张安亭事件真象之类的铅印传单，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这张传单是铅印的，说明传单的制作者有一定的背景和实力，因为这时传单绝大多数是油印，铅印的极少；其二，它的落款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临时工委员会”。这说明在工总司的这次安亭事件中也有临时工参加。
   大家争相传阅这张传单，我的感觉是我们并不孤单，这张传单给了我们鼓舞和信心。随着我们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随我们的群众越来越多，每天的接待工作已不是摆一张“测字摊”可以胜任。更为可喜的是来访者已经成群结队而来，登记表很快装订成厚厚的一册。人们不再是仅仅来诉苦，而是表现出反掉临时工制度的强烈愿望。每天前来的熟面孔越来越多，基本群众已经形成，以接待人员和基本群众中的骨干形成的一套工作班子已经可以经受考验，成立自己的组织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
   这时工总司已经从安亭回到上海市区，张春桥签署的承认工总司五条要求，被翻印成无数的传单，广泛印发传遍上海，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工人组织已经得到承认，他们的领袖人物王洪文已经家喻户晓，外部条件对我们已经相当有利。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老杨召集筹备会议，决定第二天成立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名称仿照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于加上“外包工”三个字，是因为外包工是比临时工的待遇还要差的工人，一般外包工归自己所在的街道管理，由街道派到某一工厂做最重最脏的活，街道与工厂结算，街道再发工资给外包工，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对外包工来说，同样一天的工资要比临时工少，同企业不发生经济上的关系，连最起码的看病医药费都没有地方报销，工作班子中的费敏璋就是外包工。
   老杨把人员理了理，进行分工，首先我们在华山路延安路口借得一中学的操场作为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并派人四处张贴成立大会的海报。
   我接到老杨的又一个具体指示是布置会场。
   我不知道如何布置会场，我去看了操场后，真不晓得如何入手，要什么缺什么。但有一点我是必须要办到的，那就是照明灯光。我们的会是在晚上。老杨的考虑是对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样来的人可以尽可能的多，否则在白天让临时工、外包工离开生产岗位来开会就太困难了。我费了不少努力，碰了不少壁，总算用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附近的一个小厂借得一串几十只国庆节使用的彩色灯泡和电线，带着人在操场上布置起来，看起来虽然有点气氛，但显然还嫌少了一点，亮度也不够，但总比漆黑一团好多了，将就点吧！我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老杨又给我一个指示：前去工总司取得联络，谋求他们的支持，邀请王洪文出席我们的成立大会。
   这时，安亭事件已经响彻全国。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了上海市委，“先斩后奏”，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字，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安亭事件为革命行动。这样的“先斩后奏”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肯定。（张春桥敢于这样做，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京时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能压就压，压不下就“招抚”的便宜行事的指示。这可以从中央的电话指示：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工人组织，以及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制止安亭事件看出，本意是想压。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做法，所以并没有出什么正式的中央文件或用中央“二报一刊”表明中央反对成立跨行业组织的态度。文革开展半年来，中央的态度和指导运动的发展一向是用中央二报一刊来指引群众运动的。但在安亭事件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第二个可能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做足了文章，刘少奇、邓小平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吃足了苦头。因此在对待群众组织的问题上，不敢贸然行事，态度就不够明朗。张春桥完全揣摸了毛主席的心思，搭准了主席的脉搏，才敢先斩后奏。现在想来，第一种可能要大得多，因为主席可能觉得需要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至于冲破中央一贯主张的“跨行业”的限制，对于主席来说是小菜一碟，他老人家是贯于“出奇兵”的。张春桥恐怕没有先斩后奏的狗胆，他更大的可能，是按主席的“战略布署”走了一步棋。确切地说：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批示，是主席走的一步棋。
   工总司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人已经回沪，自任司令。王洪文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能请到他吗？他能不歧视我们临时工吗？他们成立是在白天，在文化广场，而我们……太寒酸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带着这艰巨的任务，骑着自行车去请这位工人领袖。
   去请王洪文
   刚回沪的王洪文把总部设在巨鹿路上的一幢小洋房里。这幢洋房是原上海有名的恶霸陈小毛的公馆。他的小老婆多，公馆也多，巨鹿路的公馆是其中之一。陈小毛是上海蜜蜂（BB）绒线厂英国老板的代理人，解放后该厂改名为国毛十七厂、与国棉十七厂相邻。在杨树浦，陈小毛的名气极响，是杨树浦一霸，在他的工厂里，受到玩弄和侮辱的工人姐妹为数不少，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收回了工厂，在公审恶霸陈小毛的大会上，受他欺凌的姐妹们争先上台，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他的罪恶。在镇压枪毙陈小毛父子两人时，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涌到公判行刑地，争睹恶霸陈小毛父子恶贯满盈的下场，上海人民拍手称快，曾轰动上海。“枪毙陈小毛”成了说唱演员烩炙人口的唱段，在电台播放了很长一段日子。
   有人向我提供了这座昔日的公馆——今日工总司所在地的确切门牌号码，我按址走进了公馆。
   红卫兵抄家时留在墙上的标语还历历在目，在上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一条要陈小毛后代划清界线的标语特别醒目（看来在文革前，陈小毛的后代还住在这里）。走上二楼，走道上和房间里比比皆是毛笔直接书写在墙上的标语：“打倒吸血鬼”，“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待剥削罪行”等等，歪歪扭扭地涂在墙上，到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杂乱。说它是“司令部”吧，没有军营的森严和规整，说它是机关吧，它乱烘烘的，与这典雅的花园洋房是那样不相称，似乎这些戴着造反队袖章的人还在抄家。
   我在这样的氛围中上下转了一圈，没有一个人阻拦我，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王洪文。在二楼我拉住一位青年，请他指点谁是王洪文。他匆匆对我看了一眼：“头头全在下面，你到下面去找。”我下了楼，向各房间张望，谁是王洪文呢？我又拉住一人问。他头也不回：“在楼上。”我再上楼，巧得很，在走道上又碰到起先询问的人，他说：“在下面门口的一群人都是头头。”
   哦！他又一次顺口地称为首的人物为“头头”，我觉得十分新鲜，“头头”这个称呼从这以后在上海流行了十年，甚至现在也有人拾起来用一下，泛指什么主任什么长。大概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称自己的为首人物为“头领“，于是千百年后工人造反大军便出现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称呼。
   他们的头头在门口？是的，我在进门时，在人行道上是有七、八个人在讲着什么，王洪文就在其中？
   我重又下楼，走到门口，那群人还在，我上前就问：“哪位是王洪文？”
   他们停止谈话，都朝我看。
   我身边的一人问我：“你是哪里的？找他有什么事？”
   我一时语塞，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善交际，性子又急，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临时工造反，已经在乌鲁木齐路459号组织起人马，决定在今天晚上成立造反司令部，请王洪文代表工总司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
   那人顿了一顿，指着中间的一位中年人说：“他也是头头，你找他谈吧。”说完就向门内走去。
   这中年人身穿铁路制服，把我上下又打量了一番。我重又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
   我的话没有使他们出现一丝热情，他们不可一世地看着我。那穿铁路服的对门内看了一眼，冷冷地说：“王洪文不在。”
   我说：“我们是在晚上开成立大会，请你转告他，请他在晚上出席我们的大会。”
   他傲慢地说：“他今天一天都不在。”
   我明白，工总司的地位已经稳固，根本不用把我们放在眼里，没有必要答应我们的要求。看着他们高傲和冷漠的态度，我真想马上离开，可是想到老杨奕这步请工总司参加的棋子，是想借工总司以壮我们的声威。我只得退一步央求他：“那么就请你代表工总司参加大会，支持我们组织成立吧！”
   他转身欲走，说：“我很忙，没有空参加。”
   我拦住他：“我们都是工人组织，是一家人，一家人总要支持一家人的么！”他说：“真的很忙，没有空参加。”他边说边走。我只得再退一步：“那么请你安排其他同志参加行不行？”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不耐烦地对旁边一年青人说：“你去参加吧！”讲完这话，就把我丢下，自顾走进门去。那个年青人就是我日后才知道名姓的王腓利，他也欲走。我只得拦住他，请他参加。他急于要走，可又被我缠住，只得说：“我们都很忙，我们到晚上再派人参加吧！”

后来我们正式拉大旗造反时，也像苏州人那样在台上鼓动群众公开演讲，但老杨从不在群众面前露面，一直是名符其实的后台和幕后指挥。老杨，可以说是一个摇羽毛扇的领袖。
   他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她即使在文革中刚扫过四旧的特定环境中也很着意修饰她的外貌和衣着。当然她的刻意打扮是颇费一番心血的：既要满足一个女人爱美的心理，又要能被红卫兵和这个大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社会所容忍。那时的妇女，是一律的齐耳短发，已经不允许烫发，但她还是留着似烫非烫的长发，配上她美丽的脸蛋和秀气的鼻子，是那样的贴切和自然，真不知她是如何摆弄的。
   他们夫妇俩优雅的都市型知识分子的气质，使他们与我们工人有显著的不同。老杨的身世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从他的举止行为和外表可以推断，绝不会是响当当的三代贫下中农或者工人出身。按文化大革命中的对血统的要求，他当然不能出头露面，只能在后面指挥。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胆识啊！
   他们夫妻的生活一定十分和美，有次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一个俊俏的女孩，在秋风秋雨中为他送来雨衣，老杨送她们走时，两人情意绵绵的话别，女儿的娇憨之态，这组镜头多么富有生活的气息和诗情画意啊！然而我们进行的却是一场风云变幻、前途未卜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两者相比是多么的不和谐、不协调啊！
   成立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准备
   工总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的爆发，这些构成了我们临时工在市委接待站造反的大背景。造反的烽火已经遍地燃烧，群众的惧怕心理日益减弱，我们的串连鼓动工作呈现一派大好形势。有关安亭事件的信息不断传来，安亭事件是反革命行动还是革命行动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的传单战中争得不亦乐乎。
   一天，送来一张安亭事件真象之类的铅印传单，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这张传单是铅印的，说明传单的制作者有一定的背景和实力，因为这时传单绝大多数是油印，铅印的极少；其二，它的落款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临时工委员会”。这说明在工总司的这次安亭事件中也有临时工参加。
   大家争相传阅这张传单，我的感觉是我们并不孤单，这张传单给了我们鼓舞和信心。随着我们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随我们的群众越来越多，每天的接待工作已不是摆一张“测字摊”可以胜任。更为可喜的是来访者已经成群结队而来，登记表很快装订成厚厚的一册。人们不再是仅仅来诉苦，而是表现出反掉临时工制度的强烈愿望。每天前来的熟面孔越来越多，基本群众已经形成，以接待人员和基本群众中的骨干形成的一套工作班子已经可以经受考验，成立自己的组织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
   这时工总司已经从安亭回到上海市区，张春桥签署的承认工总司五条要求，被翻印成无数的传单，广泛印发传遍上海，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工人组织已经得到承认，他们的领袖人物王洪文已经家喻户晓，外部条件对我们已经相当有利。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老杨召集筹备会议，决定第二天成立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名称仿照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于加上“外包工”三个字，是因为外包工是比临时工的待遇还要差的工人，一般外包工归自己所在的街道管理，由街道派到某一工厂做最重最脏的活，街道与工厂结算，街道再发工资给外包工，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对外包工来说，同样一天的工资要比临时工少，同企业不发生经济上的关系，连最起码的看病医药费都没有地方报销，工作班子中的费敏璋就是外包工。
   老杨把人员理了理，进行分工，首先我们在华山路延安路口借得一中学的操场作为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并派人四处张贴成立大会的海报。
   我接到老杨的又一个具体指示是布置会场。
   我不知道如何布置会场，我去看了操场后，真不晓得如何入手，要什么缺什么。但有一点我是必须要办到的，那就是照明灯光。我们的会是在晚上。老杨的考虑是对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样来的人可以尽可能的多，否则在白天让临时工、外包工离开生产岗位来开会就太困难了。我费了不少努力，碰了不少壁，总算用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附近的一个小厂借得一串几十只国庆节使用的彩色灯泡和电线，带着人在操场上布置起来，看起来虽然有点气氛，但显然还嫌少了一点，亮度也不够，但总比漆黑一团好多了，将就点吧！我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老杨又给我一个指示：前去工总司取得联络，谋求他们的支持，邀请王洪文出席我们的成立大会。
   这时，安亭事件已经响彻全国。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了上海市委，“先斩后奏”，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字，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安亭事件为革命行动。这样的“先斩后奏”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肯定。（张春桥敢于这样做，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京时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能压就压，压不下就“招抚”的便宜行事的指示。这可以从中央的电话指示：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工人组织，以及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制止安亭事件看出，本意是想压。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做法，所以并没有出什么正式的中央文件或用中央“二报一刊”表明中央反对成立跨行业组织的态度。文革开展半年来，中央的态度和指导运动的发展一向是用中央二报一刊来指引群众运动的。但在安亭事件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第二个可能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做足了文章，刘少奇、邓小平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吃足了苦头。因此在对待群众组织的问题上，不敢贸然行事，态度就不够明朗。张春桥完全揣摸了毛主席的心思，搭准了主席的脉搏，才敢先斩后奏。现在想来，第一种可能要大得多，因为主席可能觉得需要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至于冲破中央一贯主张的“跨行业”的限制，对于主席来说是小菜一碟，他老人家是贯于“出奇兵”的。张春桥恐怕没有先斩后奏的狗胆，他更大的可能，是按主席的“战略布署”走了一步棋。确切地说：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批示，是主席走的一步棋。
   工总司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人已经回沪，自任司令。王洪文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能请到他吗？他能不歧视我们临时工吗？他们成立是在白天，在文化广场，而我们……太寒酸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带着这艰巨的任务，骑着自行车去请这位工人领袖。
   去请王洪文
   刚回沪的王洪文把总部设在巨鹿路上的一幢小洋房里。这幢洋房是原上海有名的恶霸陈小毛的公馆。他的小老婆多，公馆也多，巨鹿路的公馆是其中之一。陈小毛是上海蜜蜂（BB）绒线厂英国老板的代理人，解放后该厂改名为国毛十七厂、与国棉十七厂相邻。在杨树浦，陈小毛的名气极响，是杨树浦一霸，在他的工厂里，受到玩弄和侮辱的工人姐妹为数不少，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收回了工厂，在公审恶霸陈小毛的大会上，受他欺凌的姐妹们争先上台，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他的罪恶。在镇压枪毙陈小毛父子两人时，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涌到公判行刑地，争睹恶霸陈小毛父子恶贯满盈的下场，上海人民拍手称快，曾轰动上海。“枪毙陈小毛”成了说唱演员烩炙人口的唱段，在电台播放了很长一段日子。
   有人向我提供了这座昔日的公馆——今日工总司所在地的确切门牌号码，我按址走进了公馆。
   红卫兵抄家时留在墙上的标语还历历在目，在上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一条要陈小毛后代划清界线的标语特别醒目（看来在文革前，陈小毛的后代还住在这里）。走上二楼，走道上和房间里比比皆是毛笔直接书写在墙上的标语：“打倒吸血鬼”，“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待剥削罪行”等等，歪歪扭扭地涂在墙上，到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杂乱。说它是“司令部”吧，没有军营的森严和规整，说它是机关吧，它乱烘烘的，与这典雅的花园洋房是那样不相称，似乎这些戴着造反队袖章的人还在抄家。
   我在这样的氛围中上下转了一圈，没有一个人阻拦我，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王洪文。在二楼我拉住一位青年，请他指点谁是王洪文。他匆匆对我看了一眼：“头头全在下面，你到下面去找。”我下了楼，向各房间张望，谁是王洪文呢？我又拉住一人问。他头也不回：“在楼上。”我再上楼，巧得很，在走道上又碰到起先询问的人，他说：“在下面门口的一群人都是头头。”
   哦！他又一次顺口地称为首的人物为“头头”，我觉得十分新鲜，“头头”这个称呼从这以后在上海流行了十年，甚至现在也有人拾起来用一下，泛指什么主任什么长。大概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称自己的为首人物为“头领“，于是千百年后工人造反大军便出现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称呼。
   他们的头头在门口？是的，我在进门时，在人行道上是有七、八个人在讲着什么，王洪文就在其中？
   我重又下楼，走到门口，那群人还在，我上前就问：“哪位是王洪文？”
   他们停止谈话，都朝我看。
   我身边的一人问我：“你是哪里的？找他有什么事？”
   我一时语塞，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善交际，性子又急，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临时工造反，已经在乌鲁木齐路459号组织起人马，决定在今天晚上成立造反司令部，请王洪文代表工总司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
   那人顿了一顿，指着中间的一位中年人说：“他也是头头，你找他谈吧。”说完就向门内走去。
   这中年人身穿铁路制服，把我上下又打量了一番。我重又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
   我的话没有使他们出现一丝热情，他们不可一世地看着我。那穿铁路服的对门内看了一眼，冷冷地说：“王洪文不在。”
   我说：“我们是在晚上开成立大会，请你转告他，请他在晚上出席我们的大会。”
   他傲慢地说：“他今天一天都不在。”
   我明白，工总司的地位已经稳固，根本不用把我们放在眼里，没有必要答应我们的要求。看着他们高傲和冷漠的态度，我真想马上离开，可是想到老杨奕这步请工总司参加的棋子，是想借工总司以壮我们的声威。我只得退一步央求他：“那么就请你代表工总司参加大会，支持我们组织成立吧！”
   他转身欲走，说：“我很忙，没有空参加。”
   我拦住他：“我们都是工人组织，是一家人，一家人总要支持一家人的么！”他说：“真的很忙，没有空参加。”他边说边走。我只得再退一步：“那么请你安排其他同志参加行不行？”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不耐烦地对旁边一年青人说：“你去参加吧！”讲完这话，就把我丢下，自顾走进门去。那个年青人就是我日后才知道名姓的王腓利，他也欲走。我只得拦住他，请他参加。他急于要走，可又被我缠住，只得说：“我们都很忙，我们到晚上再派人参加吧！”
这时门口的人都已走光了，他也走了进去，把我凉在门外，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会派人参加的，因为怎么拦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回去对老杨复命道：工总司会派人参加的。
   但那天晚上工总司根本没有人来。
   成立前的时刻
   忙乱的白天很快过去。这是杂乱无章的一天，大家全在纷乱的事务中忙。老杨指派各人去干各人的事，我仅是一个热心的跑腿，尽全力干分配给我的工作。在这筹备策划的过程中，老杨心中怎么盘算的，他同殷、费是否有什么计划我不得而知，给我总的印象是不见得有什么核心成员在一起计议，全是老杨一人在思考，在出主意，然后在他合乎潮流的推动下，在大家的帮衬下，事件就一步步演进。
   我们所处的地位，讲得俗气点是“小老婆”养的，所以我们的造反一踏进社会就受歧视，没有背景，一直到解散为止，始终没有背景。不象工总司的产生，先有红卫兵首都三司的串连和直接派人参与、策划，而首都三司又是直通中央文革的。在三司的支持下，上海的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召开了预备会议，而正式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召开，其声势相当显赫，在曹狄秋拒绝到场的情况下，工总司北上控告，但是列车在安亭停止前进，从正线上被拉到岔道上搁置起来。这无疑激怒了造反派，因为造反的工人们实在是无退路了。如果回来，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但上海市委低估了造反派，被逼上了“梁山”的造反派们只能是“一反到底”了！他们干脆把铁路上的所有客货列车全部拦下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沪宁铁路全线瘫痪，这种不怕杀头不怕死，一不做、二不休的真正造反行动，到底还是把巨人们镇住了，或者说侥幸地赢了。应该说，这时全国工人阶级已经普遍行动起来了，不单单是上海，不仅是上海安亭的这几千人，面对全国的民主烽火，镇压不是好办法。本来把全国的学生、工人发动起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纵观全局，我们这群临时工造反，更是在轨道的外面的列车，这是在当局需要的“造反有理”的形势下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是当局不希望的，因此，我们没有背景，自始至终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们只能在业余时间，半公开地活动，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承受“你们为私造反”的误解，要同时应付两方面的“战斗”——同上面的压力“战斗”和社会的歧视“战斗”。所以我们从造反伊始就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横站。
   离晚上开会的时间还有两小时，一切已经就绪，就等时间快快到来。
   静静的等待真让人心焦，尽管我们派出了不少人去张贴海报，我自己也从市区的西南部——乌鲁木齐路，斜穿市区到东北角——沪东工人文化宫贴出了海报，以扩大影响，争取工业最为集中的杨浦区的力量，但心中仍默默地担心：晚上是否会有很多的人来参加呢？人的多少可是决定今天成败的关键啊！对于这一点，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看看老杨，他也一反常态，显得坐立不安，一枝接一枝地抽烟。果然，他来回踱步之后，询问派出去贴海报的人，贴在什么地方？贴了几张？哪个哪个区的闹市地段是否去贴了？接着又问我会场的灯接通试过没有？还重新问起我去工总司的情况。他听我回答后又默默地抽了一枝烟，对我说：“这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去负责会场的事吧！晚上用电非常重要，再带人去检查一下。工总司那边我再另派人去请请看。”
   我买了些干点，草草吃了权作夜饭，早早地来到华山路的中学门口，我们的人已经到了一些，但都是像我一样做具体工作的跑腿，老杨和殷、费却一个也不见。我走进校门先检查操场中篮球架上我下午带人拉起的几十盏彩色电灯，虽然我告诉老杨万无一失，但我这时却担心被人搞坏，到天黑要用的时候不亮那才糟呢！我叫原先安装的人推闸试试，灯是亮的。我还是不放心，天快要黑了，干脆叫它开着算了！
   我环视四周，这中学的操场不很大，在教学楼前，面对操场有只约两公尺见方的木头台子，显然是学生做早操时领操用的，今天就权充作我们的讲台了。在领操台上方我们拉起了一盏一百支光的灯。遗憾的很，没有扩音器。这实在没有办法，我们跑了不少地方，找了多少人都借不到一套扩音器材！今天只能这样了。
   天色渐暗，快六点钟了。校门外已经聚集起不少人，也有人开始进入校门站在操场上。我厂的黎、李也来了，还拉了几位，连丁胜成这个胆小的人也拉来了。同厂工友的到来更让我高兴。丁说，已经来了一会了，在外面的马路上看了半天，才进来的。我吓唬他：“今天你来参加，当心把你打成反革命！”他听了只是讪讪地笑道：“附近的马路上有很多临兄在观望，又不是我一个人。”
   这些胆小鬼！
   我真为这些大男人害臊，因为操场上聚集的人群大多是妇女，而外面马路上却是男人的世界。两相比较不禁使我想起“巾帼英雄”这四个字。在这里妇女不仅是顶“半爿天”而是一爿天罗！
   这些不让须眉的巾帼，使操场热闹起来，熙攘的人群很自然的分成了好多群，或交流信息，或打听消息，或围成一圈，专注地听别人在讲着什么，刚才还冷清的操场，一下子涌来了那么多的人，真出人意料，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但是另一颗心却又悬了起来：老杨和殷、费到这时还不见踪影，他们怎么啦？
   现场只有我们这些天跑腿的和“摆测字摊”的“先生”们在忙里忙外，他们大多守在门口，成了当然的大会工作人员，把人群往里引，动员马路上的人群进校。他们不时向我传递外面的情况，催我赶快按时开会。越是这样，我越焦急。他们也很快注意到：老杨和殷、费都不出现。伙伴中年龄稍大、老于世故的大概开始意识到什么了，他们沉默起来，冷静地在观察着、注视着我。我万分焦急：这些头头到这时还不出现，叫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门口的工作人员（姑且这么称呼吧！）把一个人领到我的面前，指着我说：“你找他！他也是头头。”
   理小平头的“京片子”
   我也是头头？！在这吉凶未卜的操场上，我俨然成了头头！我环顾四周，还是不见老杨，也不见费、殷。
   我问：“看见老杨他们没有？”
   “没有看见。”他匆匆回到他的门口去了。
   我只得权充头头了。我打量来人：此人很年青，大概小我二、三岁，微黑的肤色、小平头，干净利落，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透出一股锐气。他操着一口纯正流利的国语，老气横秋地问我：“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一听心中不免警觉起来，此人一上来就打听我们的负责人，他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会不会是上面派来的密探？
   “这里没有负责人，全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我反问：“你是哪里来的？”
   他说他也是临时工。
   我对他心存疑虑，而且极端反感。我的反感不是没有道理，他老气横秋，指手划脚，提出不少问题和指责，什么开会怎么能没有扩大机啦，灯光太暗啦，准备工作不足、现场混乱啦，等等等等指责了一遍，又问起大会的程序，又说如果是他的话，组织工作又该怎么怎么样，什么事又该怎么怎么做。
   起初，我还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地敷衍他几句，然而随着他的指责越来越多，我的反感越来越大，同样他对我也很不满意，我干脆就不再答理他。他就自顾走到人群中去了。不料，很快在他周围人越聚越多，圈子在不断扩大，他的“京片子”的魅力真大啊！一些妇女紧紧地围着他，专注地听他讲话，不时爆发出应和声和赞叹，他妈的！这小子真能蛊惑人心。
   这小子一口纯正的国语，还没有听他讲过上海话，他是上海人吗？不像。他是临时工么？也不像，太年青了，从他的气质来看，一点不像工人。他是来破坏今天的大会？是市委派来的人？他究竟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呢？
   正在我想去听听那“京片子”讲些什么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又把一人引来见我，这人戴着一副眼镜，年龄要比我大几岁，一见面就以含混不清的语调、急吼吼地说要见头头，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很急，我要见你们的头头，你们的头头呢……”他那急燥的样子，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我说：“你讲好了。”领他进来的人指着我说：“他就是头头。”他这才说出一句话来：“我要参加今天的大会。”我一听，笑了：“那你就参加吧！”此人还是在我身边绕，绕了半天就是这一句话。他又问：在什么地方参加，什么时间开始。我说就在这操场上，马上开始。他又急急地说要参加我们的组织。
   这人怎么拉，真会绕！大概有神经病吧！我不想浪费时间，努力想甩了他，可他就是粘着我喋喋不休，我走哪，他跟到哪。我心中急的是老杨他们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出来？身边这讨厌的家伙腻歪透了。我干脆对他说：“你来了，就是参加了，你还要缠着我干什么呀？”
   他一边自顾自地嘟哝，一边掏出一张纸给我看。我拿过来一看，是一张铅印的介绍信，白纸黑字：兹由钱贵芳同志前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厂文化革命委员会。
   真稀奇！我们这些人都是瞒着本单位的领导，偷偷前来参加活动的，现在外面马路上的大批人还不敢进来，而眼前这人却持有官方铅印的介绍信！他来是得到官方同意的，或者说是官方派来的！对这人不由我不起疑心！
   这人还是绕劲十足。从他喋喋不休，神经质的话语中，我终于弄清了他的真正意图：此人要参加进我们的“领导班子”。对于这神经质的人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不客气地把他推开。
   但是，这人凭着他的绕劲，到后来还是钻进了我们的“常委班子”当上了后勤部长，这是后话。
   一波三折的成立大会
   经过和这两人的两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天早已暗了下来，一串彩色灯泡发出的暗淡的灯光已经发挥作用。我朝全场扫视了一眼，人来得可真不少，操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已经把大半个操场占满了。人群的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坦然地、毫无畏惧地在等待着；男性“革命群众”三三两两地在操场的四周，更多的还是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他们在“轧苗头”，观察是否有危险，随时准备远离。这些善观风头的狡黠的男人，胆小如鼠的男人！
   不知从什么地方括起了一股风，说今天晚上这里已经有公安局的人，要抓反革命了！
   风一吹，草就动，散落在四周的男人开始向校门口流动。这些兔崽子，竟然这样胆小。我走到门口去，要工作人员不要放人出去，但这么一来更糟，引起一阵更大的骚动。我厂里的丁胜成吓得脸都变色了，他溜到我的面前神色慌张地说：“马上要抓人了，快走！”面对这情况我只得无奈地下令让这些大男人向外走。

幸好操场上的女将们（我要由衷地尊称她们为女将）并没有波动，仍在喳喳地交谈着，是她们不明白危险的存在，还是她们对追求自身的解放，争取真正男女平等的经济地位的动力在支持她们？我不清楚。面对女将们毫无畏惧的精神，我真高兴啊！由于妇女们的稳定，慢慢地，人流又开始向操场上汇拢。
   时间已经不早，我们的头头们呢？
   不能再拖了，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我不知所措，只见那个理小平头、双眼炯炯有神的青年跳上台来，他用动听的普通话先背诵了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醇厚的男中音，迷倒了在场的妇女，在他三言两语的鼓动下，全场跟着他唱起了这首语录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整齐响亮，居然在场上涌起了一股热浪，把涣散的人心完全捏起来了，把观望、游移的人全部吸引住了。语录歌一首接一首的唱，在每首语录歌的间歇，他还领头高呼口号，气氛已经相当的浓烈。这个头开得真好，意想不到的好！可是我们的头头们呢？
   我终于在人群的后面找见了老杨，他手拿一只手提包，与费、殷在紧张地谈话。
   老杨一见我，神色紧张地指了指那台上的“小平头”问：“他是谁？哪里来的？怎么大会被他操纵了？”我对他们迟迟不出现的不悦全忘了，把这一段时间出现的群众不稳定情绪和连续出现两个来历不明的人全向他汇报了，他越听神情越凝重。
   他沉思片刻，把手一挥，对费说：“开始吧！”转而又说：“客气点，把那人请来。”
   费敏璋走上木台，把那青年请了下来。又在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宣布大会开始，全场高唱《东方红》，又读了两段语录，再慷慨激昂地念准备好的发言稿。非常明显，他的上海普通话，要比那“京片子”逊色多了，但下面的群众毕竟感受到大会的气氛，效果还不错。
   操场的一角，人群的后面，老杨正在盘问那个青年——“小平头”。小平头显得非常老实，向老杨介绍自己，他姓王，今年22岁，原在煤炭文工团当过演员（怪不得普通话好，又会表演），在本市一厂中当临时工，家住闸北区。
   台上的发言在按计划进行。突然间，灯灭了！全场一片黑暗。人群顿时一阵骚动，而楼上的几只教室内的灯却亮着，从教室的窗口伸出两只扩音大喇叭（白天我根本没有发现扩音喇叭）哇啦哇啦响起来：“我们是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伟大领袖又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今天的会是一个黑会，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会。要谨防一小撮政治扒手，这是为私造反……。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
   操场上的人群更加不安地骚动。只见从楼上的各个窗口不少红卫兵们伸出头来，不知从那个窗口飘撒下雪片样的传单。我拾起一看，是油印的传单，内容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很明显这是当局预先布置的，否则这些传单不可能这么快刻印出来，而且传单的文章也绝不可能是这些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娃娃所能组织出来的。
   这一来，局面大乱，有人开始向大门外跑去，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在这危急关头，只见那个小王——理小平头的京片子跳上木台对楼上高喊：“你们这些兔崽子，你们下来辩论，你们敢不敢辩论！”在窗口的这些红卫兵们，只是静静地、好奇地看着我们，并不答话。很可能这些红卫兵什么都不知道。但上面的扩音器还在无休无止地高喊阶级斗争，阶级敌人。
   那个好样的小王，马上领头高呼口号，把上面的声音压了下去。双方对峙着。
   操场上我们的队伍已经散去大半，尤其是男人们全溜了，我奔到马路上一看，路上也不见他们的人影。我又回到里面，操场漆黑一片。会是没法开下去了，只听见小王漂亮高亢的声音。他在整队，在号召人们到外面去游行。人群秩序井然地退出学校，很快在外面的马路上把队伍整好。
   到市委去造反
   老杨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把一包东西交给我，神态既紧张又严肃地说：“这些都是接待时的登记名册，你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管好，绝不能被当权派得去，否则后果太危险了。”
   我顿时兴奋起来，这册登记簿上，登记的人数已逾千名，姓名、单位、地址大多非常详细，如果造反失败，打反革命，只要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这些人全逃不掉。这太重要了！
   我双手接过登记册，心中升起一种悲壮、神圣的使命感，就像小说、电影中革命先驱者们做地下工作面临重大、紧急关头时的感觉一样，我认为老杨对我的信任超过了对任何人的信任。我这年轻单纯的马前卒非常自豪，我决心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到这场生死未卜的造反中去。
   我怀抱名册，冲到队伍的前面，和小王、殷庆宝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领着队伍行走在华山路上。
   空空荡荡的马路上，行走着我们这三、五百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的队伍，在队伍后面拖着一、二百公尺的尾巴，那是稀稀拉拉的自行车队和步行者，清一色是男性，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
   队伍在小王的带领下，唱着歌，呼着口号，还真有点像游行的样子。时间已经很晚了，马路上行人稀少，什么影响也没有，但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如果就这样散去，几天来的努力全白费了，接下去怎么办？我人在走路，头脑中飞快地想着，怎么办？怎么办？
   又是小王，他这时说：到市委造反去。说着把队伍拉向市委。延安西路二百号就在眼前，（这里就是我二年前来过的市委信访接待室。）很快我们就停在市委的门前。信访接待室的门紧闭着，整幢大楼黑黝黝的，几乎不见灯光。我们的队伍就在大楼前的马路上停下。周围是那样静寂，大楼内似乎没有生物存在，我想这不跟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游行一样吗？这里不可能有人，我们今晚怎么办呢？怎样结局呢？
   小王开始领头高呼口号，在静静的马路上，整齐的口号声划破夜空。整个城市已经沉睡，刚才还紧张的形势，已经烟消云散，面对这黑黝黝的大楼，我们好像在旷野里对着星空大喊大叫，谁也不会来干涉和理睬。
   意外的是，市委的门竟然无声无息地开了。从那扇小门中出来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人，他什么也不问，自我介绍说他是市委接待人员，示意我们随他到市委接待站去。队伍发出一声欢呼，想不到这么快就得到接待。我们把队伍调头随着他拉向乌鲁木齐路459号，这位接待人员把我们领到原先郊县农民的会场，也就是我们“摆测字”摊的那个会场。
   原先在里面的农民工已经剩下不多，我们的队伍一哄而进，把整个会场坐得满满当当，这些农民只得退出去。他们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出卖了他们，又指名道姓大骂费敏璋，因为费曾是他们的主席团成员。他们造反至今内部发生了分裂，坚持斗争的已经是少数，这些少数派在我们面前大骂一通后，向我们流着泪告别，痛惜他们的分裂，痛惜长达一星期多的白天黑夜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睁着熬红的双眼，疲惫不堪地整理东西，临别时，竟友好地告诫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要上市委的当，不要闹分裂，随后悲切地离开了。想不到这些农民“四六工”的头头竟然能有这么冷静的头脑。
   现在看来，那位市委接待人员领我们到乌鲁木齐中路459号，的确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安顿了我们，一方面又挤走了农民。可以想见当这位瘦小的接待人员，在空落落的房子里听到马路上的口号而打电话请示的时候，电话的另一头必定是经验老到的人。当然，预先总是不想安顿的，于是在学校的楼房里会突然出现预先埋伏的“红卫兵”，撒下预先印好的传单。大约他们估计这么一吓唬，我们这些“乌合之众”就作鸟兽散了。但既然我们没有被轰散，又游走到市委门口，那么只好把我们安顿到静安文化馆，又正好用来赶走“四六工”。
   异常兴奋的我们，高兴地坐下来。对我们来说，总算有了一块根据地，向前跨了半步，无异是得到了市委某种程度上的承认，至少承认我们是谈判对手。从心理上来说，从灯光暗淡的操场露天开会，受红卫兵的扩音器、传单的骚扰，从空旷的大街上对着黑灯瞎火的市委呼口号，到现在安坐在文化馆相对正规的剧场里，毕竟给人一种安全感。曾经动摇的和观望的群众也跟着踏进会场，尽管这些人不够坚定，但只要会场内人坐满，就能对市委形成人多势众的压力。
   先有组织后有头头
   从整个会场来看，坐在前半部分的，是坚定的基本群众，后半部分就是一些动动摇摇的人，他们进进出出的频率很高。虽然剧场里群众的总数保持在一定数量，实际上是在不断更替的，不断有人参加进来，也不断有人离开会场去上班，也有回家吃饭的，过了半天一天又来了。而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也就是被群众认为我们是头头的人，就非常艰苦了，家住得近的，像殷庆宝就住在长乐路，几分钟能到家，可以溜回去吃上热饭热菜，家住远的就回不去。我的家太远了，没有人比我更远的，在这八、九天中，我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合过眼，每天靠吃大饼油条阳春面充饥。更要命的是在这造反的日子里我脚穿雨鞋，天晴了我也无法回家更换。
   我们在学校的操场已经宣布成立司令部，也就是宣布成立了组织，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坐下来认真地讨论如何行动，如何开展工作，更没有把领导班子确定下来，也没有具体的分工，一切还像“摆测字摊”时那样，由老杨指挥。
   到了这时，领导这支造反队伍的老杨仍不公开出面，他一直在台上的幕后（真正意义上的舞台的天幕后面）指挥。如果说有领导班子或者有司令部的话，剧场的舞台就是我们的司令部，幕布后面是真正的指挥机关。这真是非常奇怪，非常独特的一次造反，是先有组织后有领导班子的一次造反，大概在全国所有的造反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吧！不过，推想大革命时代各种组织、党派兴起，当初也必然是乱哄哄的，只是后来得了势，由御用文人写一写，才变得运筹帷幄，高瞻远瞩起来。
   那个领我们进入市委接待站会场的瘦小的市委工作人员，理着一个和尚头（头发留得极短），一付忠厚老实相，极像一个浦东大老倌，他沉默寡言，出言谨慎，反复强调他是一般工作人员，一般干部，他可以把我们的要求向上传达和反映，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权力。
   局面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们的造反就在口号和唱语录歌中没日没夜地进行下去，他也就这样时隐时现地日夜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被承认后，组织正式成立，在最初的日子里，他被正式明确是市委与我们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员，经费就由他传给我们，我们的要求也通过他上达。
   这几天，在台上幕前的小王出足了风头，他的一口流利纯正的国语是那样的动听，善于宣传鼓动的口才，即兴的演说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他是演员出身，懂得同台下的交流，在发言中经常向台下发问，比如：“我们的革命行动对不对啊？”下面会响起震雷般的回答：“对！”“我们要不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又是雷鸣般的回答：“要！”他在台上“表演”半天，群众的情绪始终热烈饱满，他的“剧场效果”就是这么好。换了费敏璋上台，“剧场效果”就差多了，他在上面发言鼓动总是离不开发言稿，下面反应并不热烈，领呼口号稀稀拉拉，造不起声势。

如果说我们这一千多人有一套领导班子的话，或者说原先在工作的一套人马就算是领导班子的话，这个小王还不是班子的成员，他是直到开大会的时候才挤进来的，我们对他的身份还不放心，对他存有戒备。但经过一天一夜，他已经在群众中树立了他的领袖形象，他明白，形势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他，他就开始独断独行，不再把老杨的指挥放在眼里。
   这一来老杨开始有所顾忌了，老杨召集费、殷等几人商议，也把我召集在内，我们在幕布后，听取老杨的指示。中心议题是要把领导权抓过来，要费再度主持会场，立即把王撤下来。
   小王被喊到后台，费敏璋上台主持。小王很快意识到我们这伙“核心人物”对他的冷淡、敌意和不信任，他灰溜溜地坐在角落边，一声不吭。在大家不注意的当儿，他消失了。
   这时全场的情绪在费的笨拙表演下，立时冷却下去，出现危机。我向台下看去，群众已不足半数，反应冷淡，大有夭折的危险。老杨急了，他权衡再三后，决定重新启用小王。他马上派人满场找小王，但派出的人接二连三报告，王已不见。老杨在幕后急得团团转。
   很快，费敏璋被群众轰下台，台上已无人“运动”群众，再这样下去，台下的群众马上有全部散去的可能。在这危急的关头，老杨再度派人去找小王，并要我上台“救场”。
   “蜀中无大将”我只得“充先锋”了，我走到前台，先指挥大家唱了几支语录歌，把大家的情绪略微调动起来，我就即兴发言，批了一通临时工制度，我极力模仿王的声气，企求得到台下的热烈反应，但应者寥寥。我硬着头皮顶下去，不时向台的两侧张望，希望有人能来替换我，但是没有，没有人肯到台前来。可悲的我成了过河的卒子，已经无法后退了。我只得为换个法子，讲起我们在外滩贴大字报的经过；讲在纺织局遭受的歧视；讲同姚红的接头，大字报的论战；讲同苏州人一起造反。这些即兴的演说竟然引来阵阵掌声，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段时间里，总算把小王找来了。
   杨同小王在幕后进行了只有他们两人的谈话，从老杨严肃的表情和小王的沉默不语，我想老杨无非是在对他施加压力，既要用他，又不许他显赫，大概是这样吧！
   小王上台了，他显得有些拘慬，掩去了原来飞扬的神采，至少他还没有从刚才同老杨的谈话中回过神来。他在台上表现得很听话，不时回头向老杨张望，在点头默许下行动，或者退回后台，直接同杨商量后再行动。
   王重新在台上出现，受到了台下群众欢呼，全场涌起了一股热潮，走散的群众重又回来，台下的人群又越聚越多，空座位已经没有了，连走道上也立满了人，情绪热烈，恢复了原有的景观。
   望着台下，老杨久久不语，他心中明白，没有小王，这台戏还真唱不下去。大家也知道，小王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当杨又把我们召集拢来，不用多说，大家一致同意老杨的决定，布置几个人日夜监视小王，不能让他走脱。
   这场组织内部第一场为争夺领导权的明争暗斗的危机，就这样度过，双方达成妥协。
   在市少年宫
   两三天过去了，市委一直没有派出负责干部来，仅仅是那瘦小的一般接待干部在与我们周旋，市委这样安排明显是要达到不承认的目的，同时又不让你们上街扩大影响，把你们拖垮在接待站内，不能再有第二个“工总司”出现，何况在这时“工总司”仅仅是得到张春桥的承认，市委还坚持不承认，当然，我们这个组织就更不能承认。
   谁都看得出，这样局促在文化馆内是闹不出名堂的。
   为了打破僵局，我们决定上街游行，这次是在白天，仍由王、殷和我领头。一开始，我们没有在闹市区游行扩大影响的打算，仅是把队伍带向市委。
   这次游行声势要大得多，而且心也齐，经过这三天的斗争，信心也比上次足。这支队伍大多数仍是妇女，她们是这几天最为坚定的基本群众。我们围着市委游行一圈，最后在延安西路的门口停下。我们在马路上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语录歌，高呼口号。不过，大多数时间是静静等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市委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向附近的市少年宫。我们从延安路的大门进去，游行队伍在大草坪上等待了一会，然后被安排进少年宫的大剧场，这里的剧场要比静安文化馆的大，座位也多，环境和条件都要比原先的好，从接待的规格来看似乎是升了一级。
   市委派了市劳动局的副局长于永实来与我们周旋，不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了。如果说派安排劳动力的劳动局的头儿来，这是市委的阴谋的话，就是把我们临时工的造反仅仅局限在“临时工不要做临时工”的范围内，同外界工总司割裂开来，这样对市委有利。这同日后在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一脉相承，这股风的刮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暂且放下，以后来谈。但是，这时谁也意识不到有什么不好，似乎市劳动局副局长的到来，是“专业对口”归口闹革命了。
   劳动局是管就业安排的，我们临时工的安排就是劳动局。由劳动局负责人来和我们对话，等于说临时工造反就是造劳动局的反而不是造市委的反。这样看来，我们不是升一级，反而是降级造反了！我们要求得到市委承认，像工总司那样，然而一个副局长能有这样的权力吗？市委不点头，杀了他的头也不敢答应。
   于永实副局长，是个残废军人，他是柱着拐杖来的，我们就安排他坐在台的中央，还放上一只讲台。小王则站在台上，按照一套造反程式，宣布声讨大会开始，唱东方红，唱造反歌，呼口号，声讨发言。这时所不同的是有了于永实这个面对面的当权派，群众的情绪就高涨得多了，我们的小王也更能施展他的演员才能。但是不管表演如何出色，对局长大人简直一点效果也没有。因为这位当权派完全不为王的攻势所动，他只顾稳稳地坐在台中央，慢慢地与我们“打太极拳”，不紧不慢地说上几句话应付应付，大多时间沉默不语，好一个“以柔克刚”。
   我在少年宫的这几天时间里，杨对我布置的任务是一定要保管好登记名册，别的事什么也不用管。我就隐没在群众之中，再也不用到后台和台上露面。不过现在想来也非常可笑：何不把它藏起来呢？藏到家中不就得了吗？我每时每刻要把它抱在怀中，太不方便，又怕遗失，就化几角钱去买了一只聚氯乙烯塑料拎袋（六十年代这种包在上海非常流行），把厚厚一迭的名单全部塞进包中，抱在怀里，日夜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
   我太疲倦了，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望着台上的小王，劳动局的于永实，我两眼发涩，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连声音也听不见了，一会清醒一会迷糊，我不知道究竟是过了多久，只是迷迷糊糊地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天下过雨，也有晴天，天也冷过。黎伯昂每天去上班，下了班来陪我。一天，他穿了件中式棉袄告诉我外面已经很冷了。这些日子，下雨、天冷都是他告诉我的。他和小李也顺便带点糕点大饼油条给我充饥。
   突然，小王在台上宣布出去游行。人都走光了。我被通知不要参加游行。我乘机上街饱餐了一顿，又大喝开水。回来后发现大家都在大草坪上待命。初冬的太阳和煦地照在这美丽的花园别墅里，使大家感到高兴，群众散坐在草地上，也有三五成群围成一圈，这些女将们叽叽喳喳地在议论着这两天造反的事。我不见老杨和小王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聚集在草坪上，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我望着少年宫富丽的楼宇，高大的树木和美丽的花园，童年的失落感慢慢爬上心坎，这么美好的地方我却一次也没有来过，这地处静安寺地段的市少年宫离我家路途太遥远了。同样是童年，相差太悬殊了。我的童年已一去不复返，我为自己的童年婉惜和不平。想不到在此时此境才来到这本是童年才该来的地方。
   回想昨天，看看今天，又想到明天，我的明天会怎样呢？我的心一下子沉下来，高兴的劲头消失了。
   人们在草坪上待了许久，心情有些烦燥起来，都在问为什么不进会场坐？有人说不让我们进会场了，这是怎么啦？
   少年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我抱怨起来，他说：“剧场的座位是为少年儿童设计的，现在经你们这些大人坐过，已经损坏不少。等你们走后要化费上万元的修理费，唉！……”他不断地唉声叹气，唠叨着，无可奈何地摇头，可惜他的座位，摇着头慢慢地离开了。原来如此！少年宫方面乘我们外出游行，就把剧场门锁了起来，我们又“流离失所”了。
   太阳太高了，大约快四点钟吧！会场门又开了，草坪上的人们被唤回会场，开始新一轮“斗争”。那位于局长大概也吃了饭，可能得到市委新的指示，他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他稳坐在台上，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坚持要我们回本单位搞运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反映临时工、外包工制度的不合理。他讲他的，我们唱我们的，一直对峙到半夜。我们列兴举了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可是这位局长大人就是“雷打不动“，死活就是这么几句话，他强硬的态度终于触怒了小王，他一把推开桌子，拉起这位当权派，不给他坐的权利。于永实艰难地支着拐杖，被拉到台前。这一举动蠃得一阵喝采，人们高呼口号，批斗这顽固的当权派。他支着拐杖一声不吭，用沉默来抵抗批斗。半天不见效，只得重又让他坐下，这一夜又白搭了。
   绝　食
   这时小王又施出新的招数，宣布全体绝食，向当权派施加压力。他一宣布，马上得到台下响亮的应和，有人高喊：“我们坚决响应，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坚持绝食斗争！”
   我想，能有多少人真正绝食呢？这无非是在吓唬人，大部分人在出出进进，台下的群众始终处在自然轮换之中。
   我们的“绝食”行动居然被像模像样地用大幅标语刷到南京西路上的少年宫门口。那时在南京西路上路过的外地红卫兵还真不少，见到“最最紧急呼吁！十万火急！”无不驻足停留，看到“强烈抗议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临时工外包工的迫害，绝食斗争已坚持二天二夜，呼吁革命小将的声授”后，有的红卫兵义愤填膺，主动闯了进来，有的红卫兵看过后，犹豫片刻想走开，被布置在门口的人半推半拉地请了进来，在前排特为他们留下的座位上坐下。小王充分显示了他的演员天才，把临时工制度的罪恶和对走资派的控诉，有声有色地表演了一番，煽起了红卫兵们的强烈愤怒，他们上台即兴发言，表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赫鲁晓夫进行了鞭挞，又讲一通支持我们革命行动的空头话，一下子把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起先大批红卫兵的进来，红卫兵的上台发言，倒着实吓了于永实一跳，他的态度软化了不少。可时间一长，这位老革命轧出了苗头：这些红卫兵是外地来沪串连的“散兵游勇”，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这样的支持是空头支票，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于是他干脆在台上闭目养神，不管你口号如何高呼，也不管你造反歌如何高唱，也不管王指着他的鼻子怒骂，于（永实）自“巍然不动”，这所谓绝食的招数也就失败。真正绝了食的倒还是这位局长大人。尽管他的工作人员不时上台在耳旁劝他吃东西，他坚持不走不吃，这场“绝食”的闹剧就有了这么一个颠倒的结局。

黎伯昂来看我，进门时拿到一张传单，我们俩人看后一笑了之。这是一张拙劣的传单，笑话百出的传单，我不知道是谁起草的，我敢肯定没有给老杨看过，如果他看了，就不可能闹出这么一张低劣的传单。如果从日后殷庆宝当宣传部长来看，这份传单是他搞出来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宣传部长。
   请看传单奇文：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快　　　报
   我们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会合革命造反誓师大会，对于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30多小时的斗争激烈，终于在1966年11月18日晚上（24︰00）市少年宫召开的誓时大会上，已得到了上海市委特派员（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的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他说：“我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并且得到了到会的红卫兵的坚决支持和热烈祝贺，为此，我们特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上海市委以及全国的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报喜！
   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临地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设在市少年宫）
   　　　1996﹒11﹒19　
   这是于永实在实在打熬不住时，耍了一个滑头说：“我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全场高兴，台上的小王更是高兴。这样于永实获得了半夜的休息，过后，于永实又推翻不认帐：“我不代表市委，我只代表我自己。”人们空欢喜一场，而台后的宣传人员却刻印了这么一张不伦不类的传单报喜。
   这场闹剧，实在闹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我耐心地等待着台上的变化，但是迟迟没有出现，又是一夜没有合眼，我昏昏沉沉，人像在腾云驾雾，台上的局长若有隐若现，似乎是那样的遥远，四周似乎静得出奇，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若隐若现的人影在眼前晃动，听不到一切声音。
   正在我迷迷糊糊时，众人的起立声把我惊醒，我随着大家向外走去，一直走到外面马路上。从幽暗的剧场一下子走在明亮的阳光下，走向车水马龙的淮海路列队游行。这样反差强烈的对照，像在梦中。时间、空间都作了跳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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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华东局
   淮海路是上海的第二条大商业街，同往常一样，人行道上满是人，商店内人来人往，马路上车流如织，一派繁忙。在中午的阳光下，我们这些造反者高呼着口号唱着歌在淮海路上游行。我想这是为了扩大影响吧！我很想了解下一步的行动，在队伍中我找到费敏璋，他一见到我，拉着我就向队伍的前面跑，我又同殷庆宝、小王会合在一起了，他们告诉我现在是去华东局造反。
   华东局在哪里原先我不知道，想不到就在附近。进入大门后，大片的树木草坪展现在眼前。越过草坪，在中央有连片的卷心菜地，大概是身在闹市，不忘革命传统的警卫部队种的吧！想不到在繁华的淮海路上，仅是一墙之隔竟有如此幽静和宽敞的绿地。远处是错落有致的几幢洋房，在门口的左近，有一幢小巧精致的收发室，光滑明亮的打蜡地板，洁净的写字台、沙发，里面是卫生间，洁白、明亮光滑的抽水马桶，呈现在眼前，这样的卫生间要用“赏心悦目”这四字来赞美一番。要知道我们工人和普遍市民，住在老式里弄和棚户区里，每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吃、睡、拉全在一间房中完成，成了世上少有的“多功能”的房间，方便用的器具是木桶型的“马桶”，就放在你的床头，使用时臭气在房中弥漫。这就是中国人使用的便具。在文革的后期，我在朋友家中，碰到一位青年，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委的干部，在文革中靠了边――失去了权力，于是他也像工人家庭的子女一样，被分配到房修队中工作（这还算好的，没有上山下乡去修地球），我朋友家房屋大修，这位青年就在这儿工作，他在休息闲谈时，闹了这么一段苦涩的笑话：
   他问我们，在修房中看到居民家中，每家必有一只木桶，他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并说他憋了很长时间，终于憋不住要开口问问。我朋友听了惊诧不已，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不痴不呆，竟然连马桶也没见过，只得含笑告诉他这是大小便用的便具。
   这大小伙子惊愕了，上海市民住房的拥挤和窘迫，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叹地说，他自打记事起，就知道，人是住在花园洋房中的，方便是到清洁明亮的卫生间去的。他单纯地以为别人与他一样，理所当然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不无感叹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父亲没有丧失权力，那么他绝对不会当一名房修工人，不会深入到寻常百姓家去，也不会明白，人间还有这样一种生活环境，而且大部分的工人都生活在其中。


   我现在赞美惊叹不已的这个收发室，在半个月后完全变了样子。
   由于华东局下辖六省一市，外省的造反派成批涌向上海，那幢小洋楼已经面目全非，紊乱、肮脏，到处是痰迹和丢弃的纸张，打蜡地板已经失去光亮，满是污泥，由于成千人的践踏，地板已经挠起和松动。更为糟糕的是卫生间，抽水马桶内外全是粪便，整个厕所流淌着粪尿，恶臭冲天，但人群还是不断地进去撒尿拉尿，没法下脚，就在地上填起几块红砖，立在砖上方便，砖旁是一堆堆隆起的粪便。堂堂的华东局的大门，竟然变成这样，真是天下大乱的景像。那时我对红卫兵刷出的大标语：“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感到茫然，不好理解，难道这样就能越乱越好吗？
   我们的队伍就在华东局的大门内集结，在王的带领下等待着。几百人的队伍，竟然全是妇女，想必在外面的马路上还有几百名男性“散兵游勇”在观望。
   这时的小王完全以司令自居，已经完全摆脱了老杨的控制。若隐若现的老杨已经奈何不得他了，小王的四周始终有众多的人簇拥着他，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完全树立。
   正在小王面对群众，背对远处菜地和洋楼演说的时候，突然从菜地的另一面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摩托声（摩托车在当时还很希罕），这声响这么大，看来是有意拆除了消音器，一个青年驾驶摩托车在原地兜圈子有意捣乱，刺耳的噪声掩盖了王的演说。小王转身手指摩托车手，愤怒地高声怒骂：“兔崽子！耍什么威风，你们长不了，看你们还能神气几天！”一付造反派的造反气势。但他的声音未必传到那青年的耳朵里，那青年我行我素，仍在原地一圈又一圈的耍威风。王身感自己的声音不足以压住对方，就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有带人冲进去的架势。
   这一触即发的情景，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制止，我看到他们用电话打进去，洋楼里有人出来制止那青年的举动，我们这边的群众才安静下来。
   这远距离的交锋，促使了事件的尽快解决。很快有人告知我们，要我们到衡山宾馆附近的衡山路风雨操场去，华东局的首长在那里接见我们。
   可敬的女造反队员
   我们的队伍离开了华东局，向风雨操场前进，队伍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接见的规格又上升了一层。不！上升了两层！
   我们的队伍在风雨操场的外围马路上集结，等待进场。在这半天的时间里，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面对面与群众接触。队伍士气高涨，充满必胜的信心，大概在这五天的斗争中磨炼了众人的斗志，一种胜利必将到来的预感鼓舞着人们。我惊奇地发现人数陡然增加了不少，把附近的马路都挤满了，在华东局内时仅仅是数百人，现在要看清队伍的首尾已经不可能。这洋溢着欢乐气氛的队伍，似乎只有乐观，没有惧怕。
   妇女仍是这支庞大造反军的主体，她们纪律良好，队列整齐，在原地耐心等待着命令。经过几天几夜的锻炼，她们已经认可我们这些头头的领导，尤其是对小王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当我们出现在她们的面前时，她们纯真的脸上漾起由衷的微笑，欢呼着，切切私议着，有的向我们提一些问题，有的向我们表示关切，对我们这些人几天几夜不睡表示钦佩和赞扬（我在这晴好的天气里却穿着套鞋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招牌了），她们知道我一直没有回家，被感动了，用各种语言来感谢和赞美。
   她们对我有更多一层的关切――指着我的塑料袋内的名册，要我保管好，绝对不能落入当权派之手，否则就会有多少人坐牢啊！我非常郑重地说，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好这些名册。这样的回答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望着她们纯真的笑脸和无拘无束的举止，完全忘却了性别的差异，溶化在兄弟姐妹的友爱中。
   这些妇女多么伟大啊！她们大多有家庭，有父母、丈夫、孩子，在这些天里，从一开始就毫不看风使舵，而是毫无畏惧地跟着我们走，表现出使男人们为之汗颜的果敢、大胆与坚韧。难道是她们的头脑简单，容易被我们蛊惑吗？不！如果这样想，是把我们自己抬高了。
   中国妇女是最了不起的。在漫漫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她们身上戴着比男人多得多的枷锁。男人可以科举取仕，女人却“无才便是德”；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守着贞洁，否则就是潘金莲的下场；纣王暴虐失天下，却被演绎成妲姬的唆使引诱；唐明皇荒淫废朝政，替罪羊却是杨贵妃；番邦强大，威胁中原，帝王即送美女远嫁以和亲；城池被围，粮草断绝，守将竟杀爱妾供军士吃肉。更可悲的是，吃了守将爱妾肉的男人们非但不自愧，反而引起城中一连串杀妻吃肉充饥的惨剧。更令人震惊的是直到解放后的一些历史书籍中还将这个将军的杀妻行为描绘成抵御外侮的壮举。
   中国妇女身上的枷锁实在是太重了！但也许是数千年特别的重压铸就了中国妇女特别的坚韧，而且这种品格简直变成基因代代相传。因此，九十年代“马家军”破世界纪录如探囊取物一般，以及我们这个三流足球国家的女子足球却摘取了世界杯亚军，是毫不奇怪的，六十年代临时工造反时，妇女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坚定，也是自然的。
   作为临时工的妇女们，她们同时又是母亲、主妇，她们拿着与丈夫同样微薄但对家庭是举足轻重的工资，艰辛地操持着柴米油盐，她们才是家庭真正的顶梁柱。失业对她们威胁最大，因此，她们对生存条件最敏感，所以，一旦投入革命，也最坚定。
   妇女对政治信息的敏感和分析能力、组织能力也许不如男人，造反初始在外滩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临时工，清一色是男子；去帮苏州人造反的，清一色也是男子。男人既敏感，也就胆小善观望，在学校操场上开成立大会，马路上蹓蹓跶跶，有点骚动就滑脚的，又都是男子。但是，当“形势大好”，出来争权夺利的，也是男子汉。我们临时工造反可以说是女人撑起的天下，但是当总部“排座次”时，却仅有一名女子入围。这大概是普遍现象，整个上海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女性都罕见。
   老杨神秘地隐去
   在我们等待进入风雨操场的这半天时间，一种胜利的预感在每个人的心头荡漾，从四面八方来了更多的人，使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对民主的渴望不可阻挡，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和恐惧在不断消除，人们一直被压抑的个性得到了解放。
   在初冬的阳光下，我的脚上还套着雨鞋，手中牢牢地拎着那袋老杨交付给我的造反队员名册，显得有些滑稽，我从队伍的一头走到那头，所到之处是人们的欢呼和热情的问候，不知是出于拥戴还是关心塑料袋的安全，在我的身前身后已经有十来个男人跟着我，他们明确地对我说，要保护我的安全和塑料袋中的名册。他们前呼后拥，从这时开始一直紧紧不离我的左右。
   这些名册，最后并未发挥丝毫作用，这是我的失策，在后来的工作中，日夜繁忙，无暇顾及，一直搁置在一旁，甚至没有再去翻看一下，最后在一九六七年年底，在王继鑫（小王）被捕后，我自忖早晚亦要被捕，并有抄家的可能，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被我付之一炬。
   从这一天开始，我真正以一个头头的身份开始造反，组织活动，我的思想获得解放，我不再妄自菲薄，不再认为我非要听人家的。
   这时，我忽然注意到老杨已经神秘地隐去了！从这时开始，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什么时候隐去的，谁也不知道。大约是队伍向风雨操场前进的时候吧？他为什么隐去，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深谋远虑的他已经看出我们这个组织不祥的迹象，嗅出了潜伏在四周的凶险，而他又无法驾驭局势；更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群众已经起来，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其他几个“头头”已经能够独立处理事件，他感到帮助临时工造反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自己如果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他的非工人的身份将危及这个组织的生存，故而悄然隐去。喔！这足智多谋的老杨，这急流勇退的老杨，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老杨，这睿智练达、有着美满家庭、不像临时工出身却又在为临时工利益而呕心沥血的老杨，你还好吗？你和你那美丽的妻子、俊俏娇憨的女儿现在在哪里？你们能看到这本书吗？
   从风雨操场开始，领导权已经完全在王、费、殷的手中，凡出头露面的必须有王的参与。没有了杨的幕后指挥，一切突发的事务必定要我们这几个人当机立断。这时我的地位也迅速提高，在我的身前身后自动汇集的保卫人员，凡事前来听命于我，这因素也促使我在惊喜和得意之余，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决定和主张，客观上造就了我的头头地位。

我们被通知进入风雨操场，同时被告知是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代表华东局前来接见全体人员。这是我们造反以来，最高级别的接待。前几天的造反，实际上市委没有人来，劳动局的副局长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现在却一下子跳到与华东局负有一定责任的高级干部对话，对我们不啻是注入了兴奋剂。
   风雨操场
   风雨操场是室内运动场，在六十年代的上海，室内运动场为数不多，据我所知就这么三个：陕西路上的卢湾体育馆、人民广场黄坡路上的体育馆和衡山路上的风雨操场。风雨操场最大，但最简陋，它不像剧场有舞台，也不像正规的体育场有逐渐高起来的观众席，它只是一间极大的空房子。在这里只有空旷的场地而没有间隔设施，会场的秩序不易控制，在这里，场面扩大了几倍，人员也增加几倍，控制会场秩序就非常困难。华东局的干部还没有到，接见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人群就不停涌动，前后挤压，会场秩序已经非常混乱。
   我及时向王、殷、费提出要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一致点头称是，但没有说谁去做，怎么做。我只得自告奋勇担当这艰巨的大会保卫工作。
   我立刻把跟随我的人选拔了几位得力的作为骨干，任命了两名队长，一名负责会场中心的保卫，另一名负责外围的保卫，我自己手头留十几人，紧随我的前后，随时听我指挥派遣。我向他们明确、简要地作了布置，要两位队长迅速扩大人员，立刻行动。他俩马上各自把这段时间内一些骨干和相互熟识的“老面孔”集结起来，组成了两拨人马。
   我们在风雨操场的造反活动开始了。王继鑫（小王）他们只管与华东局的韩哲一、黄宇齐在会场上周旋，以固有的一套程式开始，我则里里外外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努力把会场秩序维持好。
   会议刚开始不久，突然外面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嘈杂声，随着外面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场内的秩序也大乱起来。我的人前来报告：有人冲击会场，大家不由一阵紧张。我想不通怎么会来人冲击呢？是什么人？我迅速派人了解，原来外面还有几百人要进来参加，而我们门口的保卫人员不放才发生冲突。我当即下令放行，不要把参加的人拒之门外，喧闹很快平静，大家吊起的心放下来。我看两位当权派刚才的紧张神情也不亚于我们。
   这时有三、四个精明强干的人找我，把我请到一边，自我介绍是华东局的警卫人员，是跟随韩黄两位首长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保卫首长的安全。这些四十来岁的警卫人员，透出一股职业敏感，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保卫工作不好办，尤其是单靠他们几个人的力量更办不到，所以他们在商议之后，特地找我商量，他们肯定是已经观察一阵之后，才来找我的。
   一个头戴鸭舌泥帽的，看来是他们的头，他握着我的手，客气地询问我的姓名，要求我拿出好的办法，把保卫工作做好，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不由得升起一阵欣喜和自豪，想不到我的存在，竟然还有这么重要的份量，年青的我，好胜气盛，一口答应保证首长的安全。鸭舌帽又握着我的手，询问我，采取什么办法。我一时语塞，因为我自出娘胎还没有干过这等重要的事，便反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下是他感到窘迫了，他说，这种情况他们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是啊！这也难怪，首长在我们手中，他们处于从未有过的无权地位，不能把首长带走，却又要应付这么复杂的场面，当然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大言不渐地对这些老警卫人员说：“我会组织好人员，做好保卫工作的，既然我们把首长请来，安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鸭舌帽特别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谢谢！谢谢！”然后只得无可奈何地退到一边去了。我看见他们商量了一阵，很快分散开来，隐没在人群中。
   我话虽讲了出去，究竟怎么做呢？我思索了一番，只有扩大我的队伍，充分依靠这几天来一直追随我们的纪律最好的，可敬可爱的妇女们，建立我的娘子军。我对场上的队长说，把他的人全部调集拢来，插到最前面，不要光是男同志，把这些女同志也拉起来。他们点头称是，马上走进人群。
   我走到场上，拿过麦克风，要人们后退一段距离，我明白地说，这是为了维护会场秩序，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一提阶级斗争这咒语，还真有效果，人们后退了不少，这时小王也拿过话筒动员起来，我的保卫人员马上带着队伍插过来，占据了最前面的有利地位。布置停当后，我又要求前面十几公尺范围内的群众席地而坐，这样既形成一个隔离带，后面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就一目了然，而且前面的人坐下来，后面的人也看得见，没有必要再往前挤，又形成了第二个秩序稳定的缓冲地段，使我们保卫工作的注意力可以放到最外层和会场外。这十几分钟的调度使会场完全井然有序了。
   冗长的批判发言，当权派的软磨硬拖，会议无休无止地进行。第二次骚乱又发生了。
   在场地的后面，突然一阵喧嚣，声浪越来越大，后半部的群众开始涌来涌去，人群大乱。我向后面望去，好像有一股人要向我们这里冲来，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冲击会场。但我刹那间意识到这次是真的冲击，可能要出事，糟糕的是前面席地而坐的群众纷纷起立，向后观看发生了什么事，场面立刻显得动荡不安，而我又挤不到门口去。我当机立断，高声指挥“娘子军”们手挽手筑起人墙。她们丝毫没有犹豫，勇敢地筑起十几道人墙。我冲到最外的一层人墙。
   人流冲过来，冲过去，我竭力指挥着，也给“娘子军”有了主心骨。她们经受着挤压，一环人墙被冲开了，马上有人加进来，把这冲破的一环再连上，在这里已经忘却性别的不同，中国人之间那种男女有别，温文尔雅的举止没有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墙，护卫着那两位华东局惊恐的首长。小王手中的话筒，也开始发挥作用，再三再四要大家提高警惕，把有关的阶级斗争的语录反复念出来。人群开始逐渐安定下来。而向前冲击的一股力量莫明其妙地消失了，真是来得突然，去得蹊跷。
   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应付的办法也不断更新，后来又发生了骚乱，最前面的群众迅速手挽手围了上来，这两位首长不再那样惊惶失措，而是主动配合，在我的指引下走向会场中间，群众手挽手围起的圈子马上合拢，把他们团团围住。我这个指挥也开始镇定自若。为了防止新的骚乱，我大声要求全体人员统统就坐下，小王也用话筒把人群从前到后逐渐劝说坐下，这样一来，有骚乱立刻可以看清了。我又增加后面及门口的力量，下令一旦发现有人捣乱，就立刻抓起来！同时决定不再放人进来，因为场地内已经挤满了，不能再进人。
   我们终于得到承认
   我们在风雨操场的斗争时间并不很长，韩、黄两位的联络员不断往返于风雨操场和华东局之间。看来这里的情况不断反映到华东局最高层，也许被传到北京，而上面的指示也不断传给我们。
   第二天时近中午时，这两位首长最终答应我们的要求：
   承认我们的组织为革命群众组织，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这些同张春桥签字的工总司的五条要求内容是一致的，但其它的内容就有些不同：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打击报复，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已被辞退的要给予复工，参加这次造反活动的，不得扣压工资。
   如果说后来的反对经济主义，把我们的组织称之为经济主义行会组织有点道理的话，那么这与承认工总司不同的内容就提供了口实。实际上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为起码的求生存而战确实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我们的要求最终写成书面的东西，由韩哲一，黄宇齐签字，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时在一、二天内由华东局出面刻制一枚公章给我们。（在那时社会上要刻制公章有严格的手续，完全受官方的“长江刻字社”控制，不像现在假公章满天飞，只要化钱，马路边就能办成。）
   因为费敏璋是外包工，故由费提出在组织名称中加上“外包工”。华东局的两位首长不明白什么叫外包工（果然不知道），由费作了一番解释。
   经我们解释后，韩哲一、黄宇齐不断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他们明白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外包工，从不知道临时工外包工还有这么多不公正遭遇。听了这些话，更增强了我们造反的决心，认为这些错误的做法，上面直至中央都是不知道的，全是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我们就是要造反，把这些修正主义的、错误的、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东西揭露出来，让中央知道，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
   这外包工“外包”两字，又引出了另一个组织。在我们正式成立后，有一位妇女几次来总部找遍我们这些头头，表示不满，说我们把她们遗弃了，没有替他们说话。我也曾接待过她，原来她曾率领一大批人，自始至终参加了我们的造反活动，忠诚地追随过我们，她们不是临时工，外包工，而是里弄生产组的工人，每天只有七、八角极低微极低微的工资，她们的待遇还不如临时工和外包工，境况更惨。她们是冲着外包工的“外包”两字而来参加造反的，这是她们的误解，因为这些里弄生产组是替大工厂做一些辅助性的低级产品加工，那时厂里算这种工作为外包给里弄生产组加工（现时流行叫外发加工）。她们冲着这外包两字而来，最后，得到华东局承认的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没有把她们包容进去，这位妇女同我们几经交涉无效后，便率领这批娘子军树起造反大旗，又苦熬苦斗几天几夜，成立了一个叫“红色娘子军”的组织，这是里弄生产组工人的组织。
   本不该是两个阵营
   我们与华东局的两位领导接触中，没有发生什么过激的行动，我们的发言，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理解，自始至终关系良好。他们在签字后又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最后带着善意的笑脸与我们握手话别，赞扬我的保卫工作，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他们的警卫人员这时也上来，紧握我的手，对我初露的组织才能赞扬一番，我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他们又找我合作过，这是后话。
   群众已经陆续散去。我们这些头头与韩、黄两位话别。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我望着他们的面厐，是那样的慈祥，我们之间的谈话已经无拘无束。两位老人再三说：“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是一点不知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这样不合理的事发生。”他们带着对逝去岁月的追忆，怜爱地说：“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投身到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去时，也和你们一样的年青。”
   刚才还是对立的阵营，我们要造反，他们不答应，而现在似乎已经是一家人了，是一个营垒内的人。
   现在看来，他们和我们原本就是一个营垒的人，只是忽然有一天，一个人把他们划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营垒中（如同外国某人把一大批功臣宿将判决为“人民公敌”处死或投入劳改营一样），然后发动人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可笑的是，造他们反的造反军却需要他们签字认可，需要他们出面为我们刻公章，但是，真正的认可权力又不在他们手里，如果没有更“上头”的点头或默许，杀了他们的头也不敢签。于是，大家就要认真而艰苦地熬过多少个声嘶力竭的不眠之夜，得到两个签名。风浪过去，忽然觉得对手并不是敌人，失败者也不是俘虏，我们的合法地位还是对手给予的，这实在是可笑的斗争形态。

临别时，他们望着我们疲惫的神情和嘶哑的喉咙，关切地请来华东医院（这是专为华东局、市委服务的医院，现在已经向社会开放）的医生，逐个为我们分发了药物。我的双脚由于六、七天来日日夜夜穿着套鞋，没有洗脚，脚趾间已经糜烂。医生蹲在我的面前不顾脚臭，为我上药包扎。这一幕至今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将终生难忘。
   人与人之间本应是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这世界本应该充满了爱。
   但是，从五十年代就越来越紧的阶级斗争锣鼓，终于引发了这么一场令人发笑而又遗憾的大斗争，自己营垒的兄弟杀得昏天黑地，而真正挑起这场斗争的杜勒斯却安眠于地下，大洋彼岸他的国家信心百倍地发展着，顾自登上月球。现在回过身来一看，那个年代所揭露出来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成为谁也不屑一顾的琐事，而现在随便挑破哪一层黑幕都可以发现骇人听闻的对人民的渎职或犯罪。
   不管怎样，我们这个被华东局承认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成了时髦的路线斗争的英雄，破天荒受到了华东医院医生们悉心的照料。但是，过去奋斗几十年的开国元勋们可以在一天之中成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那么，我们这些路线斗争的“英雄们”明天又会是什么呢？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也许，只有那位半路上就悄悄隐去的老杨想过？但是他已经消失了。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相似的，重复的，历史之所以重复是因为它和人一样也有着遗传基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基因是顽固而强大的。不满一年，历史开始无情地重复，我们这些“英雄”都被审查，许多人被判刑。一时间，革命者又成了反革命。起过骨干作用而幸免于审查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老杨，一个急流勇退，退得干净利落的人，一个我至今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人。
   我想激流勇退
   风雨操场的斗争结束后，我带着胜利的喜悦，骑上了一直丢在静安文化馆里的自行车，飞快地斜穿整个市区，回家美美地睡了两小时，匆匆吃了晚饭到厂里去找黎伯昂。他是中班，我在他工作的车旁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得到华东局的承认。他说已经知道了。
   我们俩充满了自豪。
   我带着通古博今，学着历史上隐士的口气说：“造反成功，功成名就，隐居山乡。我要急流勇退，回到厂里安分地劳动，以后的事让他们去继续搞吧！”
   我对自己作出的抉择，是那样富于伟大的坦荡和潇洒而感到有些飘飘然了。
   黎听了我的话先是大吃一惊，继而问我真的急流勇退？当明白这是我的真话时，他极力反对我回厂，他要我继续干下去。我摇头不干，我还沉醉在古代圣人成就了丰功伟绩之后飘逸隐去的壮举之中。
   黎说：“我们这次造反，已经是市一级组织了，你就是市一级的头头了。运动就要结束了，运动后就可以做官，而且是市一级的官，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他这一席话，使我目瞪口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造反后能做官，而且是市一级的官儿。我非常明朗地告诉他，我不想做官。
   他对我分析道，老干部已经老了，在这次运动中又一定要免除一些干部，造反上去的就要成为新的干部。我说：“我不是做官的料，还是你去吧！”他听了表示坚决不去。
   这倒奇了！黎是个有思想的人，他能把造反后的官僚层变化预先有理有据地分析出来，并且再三劝我去当官，但他却不去，我就追问他为什么？
   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他的父亲是小业主。我一听默然了。是啊！在这场运动中，血统论把人搞得心惊胆战，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抄家，批斗，不就在眼前吗？
   我也不能去啊！我的父亲究竟算是工人还是算小业主呢？我的叔父在49年去了台湾，这个历史上的政治阴影会影响我的。但是我一直天真地想，我的家庭应该算是工人阶级家庭，按陈同志的说法是一个“不纯粹的无产阶级家庭”。叔父去台湾，那是失业在家，穷困潦倒，被人雇去在船上烧饭的，再说叔父与我们早就分家，他的历史与我不搭界。
   我们俩人在一片沉默中各自想着自己的家庭。
   黎打破沉默说：“我们从外滩贴大字报开始，好不容易造反到今天，就这么半途而废了？后面的事还很多，殷庆宝、费敏璋他们能把我们临兄的事办好么？”
   是啊！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了老杨，他们能行么？我已初显我的才能，有了一份自信，我要为临兄们出力。我已经像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身后有我的随从，一呼而百应，我就这么退下来么？
   这几天的景象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必竟不是古代的圣人，我是当今的凡夫俗子，是一个好胜的、好显露自己的凡夫俗子。我急流勇退的决定很快改弦易辙，我要重新回到沙场去驰骋。我对他说，我同意去，但我提出我们要去一起去。因为我还水平低，不可能胜任，我需要他的帮助。他爽快地答应了。我重又鼓起激情蹬车赶向静安文化馆。因为在离开风雨操场时，殷庆宝通知我在晚上七时开会商讨今后的大事。现在时间早就过了，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
   争 座 次
   到了静安文化馆，已经是晚上十点钟，楼上的走廊立满了人，人们在交谈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径直向我们曾经使用过的一间办公室走去，马上遭到阻拦，说里面头头在开会，不准进去。我不由一楞，一看这些人，陌生面孔多，也有面熟的――我的“保卫人员”。我冲着他们说：“怎么？连我也不能进去吗？”其中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他就是后来一直跟随我的陆进雪）马上说：“他可以进去，他也是头头。”
   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在门口守卫的人告诉我里面坐满了人，不能进去，我对他看了一眼，陌生面孔。我敲门，他不准。我真恼火啊！我不顾他的阻拦敲门，但里面的人不理，我只得放下手，心头窝着一团火，这叫开啥会啊！想想算了，回去吧！我受不了这难堪。
   当我转身欲走时，门开了，出来一位，我就乘机挤进门去，这人跟进来阻拦我，我毫不理会，就在他空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见其他人没有反应，只得作罢，自己走了出去。他大概是上厕所，不一会又来了，我大大咧咧的不去理他，他只得站着，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天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总部”开会。但我们这个组织天生就是先有组织后有头头，谁是“总部”的人就更不清楚了，所以，那天谁挤进了这间办公室，谁就是“总部”的人，大小有一份差事。如果不是我占了那个上厕所的人的座位，或许此人今后就是一个“头头”。革命造反的初始状态就是这么个样子。国产小说中表现群众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一开始就有着井井有条的组织，大约是不可信的。
   我环顾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只能放下三张单人办公桌，已经挤满了人，大约有十多人，气氛紧张。他们在争论着什么，对于我的到来，似乎没有看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大家已经形同陌路。我对这紧张气氛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我默默地听着、看着，终于明白了：今天的会议是“草头王”们在排座次。
   我们这组织在筹备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领导班子，真正的领导成员也不明确。谁来得勤，来的时间长，起的作用大，谁就是头头。现在造反成功了，已经被华东局承认，这头头的交椅就该正式确定。参加这个会的成员多一个人，就要分一份权力给他，难怪他们像好斗的雄鸡那样争论着、抢夺着，对于我的到来就显得那么冷淡，只是对我这个在造反中已经崭露头角的人不便向外推罢了。
   我很快感受到剑拨弩张的气氛，看来争夺第一把手金交椅的战斗已经持续很久，在这场争夺战中，明显的分成两派。
   以殷、费等“摆测字摊”的一套人马为一派，小王一派。测字摊是主流派，只是少了一个老杨。老杨虽然已经隐去，但是他的影响还在发挥作用，至少殷庆宝利用了老杨的影响。我一直沉默不语，但最终殷庆宝记起了我的存在，他利用王出去小便的机会，对我耳语说，老杨关照过，不能给王第一把手的位子和实权，要防止他的野心。我点头称是，王的野心确实是有的，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处处暴露出他的野心，这点我也有同感。
   王一人自成一派。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姓名是王继鑫。他在这圈子内从人数上来说是少数派。这时在他身边坐着一位约摸三十岁的漂亮女性，剪着那个时代女性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细眼柳眉，笑起来洋溢着足以倾倒男性的柔媚，生气时，眉眼倒竖，透出一股威摄力，足以让世上男人畏惧。这位女性我们第一次见到，显然是王继鑫带来的人。她就是日后左右王继鑫的大名鼎鼎的郭文美。日后，这位自称要吃政治饭的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今天争一把手金交椅的过程中，郭不时在王的耳边絮语，一阵窃窃之后，王必定有新的言语、新的说法来同主流派争论，显而易见王说出的是她的主意。或者说从这时开始，郭就在左右王了。
   王的身后角落里坐着一位五短身材，相貌平平，嘴唇厚厚的青年，化名叫险峰，也是王带来的人。厚厚的嘴唇注定了他的笨嘴拙舌，此人无啥才能，虽然后来他被王安插到我的身边，起控制或者夺权的作用，但深负王的期望，他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好高骛远，一直在我手下混混日子，没有干过什么事，也就谈不上建树。后来他们之间似乎发生不和，分手了。我年青单纯，没有意识到王的用心，我对险峰一直没有什么两样看法，我们之间相处较好。这就是王继鑫的一派。因为他带来的郭文美和险峰没有参加过造反活动，所以没有能进入领导班子。
   另外有两位不能不写上一笔，一位姓王化名王伟，高个子，白净面皮，讲话漫条斯理，写得一手好字，在后来总部中别人全忙得不亦乐乎，他却闲得练书法，他把日常练的字，挑了些集成一本赠送给我。另一位是女性，亦姓王，为叙述方便和免打笔墨官司，姑隐其名，就称为王英吧！这位女同胞相貌并无出众之处，性情温和善良。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如果不是这场文化革命的时代风浪将她的命运作此安排，她应该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
   这位女同志是老杨刻意物色的人物，在“摆测字摊”时，老杨嘱咐我们接待时，要找一位女姓，将来安排进领导班子，条件是要挑政治条件好的，丈夫是在部队的。在接待中物色到她，经老杨亲自找她个别谈话后确定下来。老杨认为，她的历史清楚，家庭出身好，丈夫是部队的军官。所以在那天开会搭班子时，殷、费按老杨原先的旨意，把她请来了。（从这件事既看到老杨的影响仍然存在，又可以看出老杨确实高我们一筹，他在造反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中、高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必有一位女性）而那王伟是如何进来的就不清楚了。这两位王实际上是总部的摆设，到头来命运之神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毁掉了一个美丽的家庭。这是后话。

另外一些人，基本上是在静安文化馆中筹备阶段的积极分子，热心的跑腿者，但他们无甚出人头地的才能，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在这场纷争中是无足轻重的一群。我与他们相比稍有不同，我以在外滩贴大字报点火的一派自居（虽然当时仅我一人在场），如果说这也是派的话，我就是中间派，但从参加的时间上来说，又可归入殷的主流派。
   这场长达一夜，名为两派之间争夺一把手宝座纷争，不如说是两人在争抢宝座。一个是殷庆宝，一个是王继鑫。殷要年长王约十岁，有大学学历，社会经验和世故似乎略胜一筹。但王在郭文美的辅佐下或者说操纵下使他的口才如虎添翼，使这场人数上不是势均力敌的争夺变得势均力敌，争夺战持续到下半夜，大家感到疲劳不堪。人人心中都已看清这两人之间的心机，但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则不着边际地劝说，谁也没有把这层纸戳穿。
   我感到痛心，我们这一个月来的斗争，却换来今夜的明争暗斗，我们如何对得起正在外面等候的工友，如何对得起那些忠诚地追随我们的娘子军，如何对得起全市的临兄们。我憋不住了，我反复劝说他们要团结一致，又挑明一点说，不能为了争夺而把我们的历史使命放在一边，走农民兄弟的分裂之路，让上面的走资派来笑我们。说到动情处，我显得有些激动。我只能挑明到这样的程度，我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时办公室的门被那大胡子轻轻推开，他当门而立。在他身后门外的人全默默地看着我们，我的话受到了门外弟兄们的欢迎，一阵切切私议的赞许声传了进来，对屋内争来夺去的人形成了无形的压力。
   绵羊当首领
   一阵沉默之后，郭文美在王继鑫的耳旁低语了一阵，王作出了妥协，提出一个出乎意外的建议，把殷方老实的“书呆子”费敏璋推为第一把手，殷在审时度势之后也作出妥协，爽快地答应了。
   　让并无锋芒的人当第一把手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呢？那晚，我们是两只老虎难分高下，便推出绵羊当首领。看来老人家卧榻不起，领导权也交到了大家并不太熟识的中间人物身上。现在也听说不少乡镇企业为了赖帐而让傻瓜、危重病人充当法人代表。
   这样的安排使大家松了一口气，顿时大家一阵欢乐，表示同意。
   有人提议说休息一会儿吧！大家愉快地接受了。有人出去走走，有人抽烟，气氛一下松驰平和起来，外面的临兄们也轻松愉快地散开，有人回家去了，人们悬着的心放下。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费敏璋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第一把手的职位，称之为常委主任。那么常委呢？在场的为这次造反作出贡献的都是常委（王继鑫带来的郭和险峰不算常委）。
   所谓常委，是常务委员，那么委员呢？没有考虑。这种没有委员只有常务委员的体制不知是如何风行起来的，这恐怕是文革中造反派的一大发明和创造，在文革中各工人造反组织中通用（红卫兵组织中也有学法国巴黎公社用勤务员来称呼头头的）。现在，如果到某些机关去问一问，你们除了常委以外，还有没有委员，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缺乏民主传统的自然现象。有了常委领导班子，还要委员干什么？更可笑的是“常委主任”这一官职，常委怎么与主任搭起界来？为何不称“委员长”呢？大概文革中对“长”特别敏感，认为“长”字体现不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造反了，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所以后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委）的第一把手一概不称“委员长”而称主任，这要比称厂长、区长、县长、市长、省长，好听得多，堂皇得多。
   有些国家总是注意名称上的含意，将国名前冠以“人民”（如刚果人民共和国），或冠以“民主”（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两者都冠上（如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似乎戴上了“人民”“民主”的帽子就是人民的政权、民主的政权了。当然，一开始可能是这样的，可是久了又怎样呢？后来，自1987年11月以后，不少国家纷纷摘去了国名前这些漂亮的冠词。人类更成熟了。
   但是，这次排座次，从大的方面来说，即从领导层产生的方式来说，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能去“争”的人，是在以往“斗争”中站在前列的人。它比按上级意图指派任命领导者的方式要民主得多，先进得多。
   我成了组织部长
   费敏璋的为人和无能，使历史将他推上了一把手的地位，也注定他日后是一个无实权的人物，左右不了任何人。
   常委主任的位置给了书呆子之后，第二个争夺的座位必然是举足轻重的组织大权。殷、王两人展开了新的一轮争夺。但两人只是大谈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却闭口不提自己要当，无非让大家明白，非我莫属。唉！我真羡慕有的国家，小学生写《我的理想》的作文，一个班级总会有三四个学生写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多么心口如一呀！
   眼看两人各不相让，又要发生一场疲劳的拉锯战。我不得不再度出面劝说，力图摆摆平。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王继鑫突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着我说：“组织部长的职务由沈××担任”。他的双眼注视着我，似乎在对我说：“我把这组织实权推给你，你心中可要明白，我们俩才是一家人。”
   我大吃一惊，怎么让我当？我可不行！
   我刚想说不行，王继鑫毫不停顿地说我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几天来的造反活动中，已经充分显示了这方面的能力，云云。
   殷庆宝在猛吞几口烟后，马上接口说：“我同意！”他也列举了一些我有组织才能的事实。我打断他的话，连说不行。殷庆宝俨然以老大哥告诫小兄弟的口吻说：“这是大家对你的信任，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期望，相信你能把组织工作担起来，碰到困难，还有大家一起商量嘛！”他在说“大家一起商量”时，做了一个手势划了一圈，在自己胸前停下，似乎是告诉我：“还有我殷庆宝呢。你可要听我的！”
   我在王继鑫的眼中，不是殷、费一派，与其让殷夺去组织大权，还不如让我这个中间人物担当的好。而殷认为我早于王参加静安文化馆造反，因此把我归入他的主流派中。我在殷的眼中是一个上海“下只角”的土包子、好讲话，年纪又轻，容易控制，能听命于他。所以两人在争执不下时双方再次作出了妥协，使我意外地得到这组织部长的位子，也算是“渔翁得利”吧！
   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就很快了。王提出常委班子应该有一个秘书班子，成立个秘书处，他自任秘书长。殷庆宝欣然同意，同时把常委之一的骆江华塞进秘书处。王继鑫立即将不是常委的郭文美拉进秘书处。王和郭的企图再明白不过了，用秘书长的职位来控制常委班子，把不是常委的郭文美安插其中，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殷庆宝当然有他的想法：秘书么，可以一点实权也不给你。
   剩下宣传部长一职，大家一致认为宣传是致关重要的，殷则乐哈哈地自任宣传部长。
   另外，王伟和王英不能没有位子，于是就设立政治部，两人任正副部长。无产阶级政治是统帅一切的，这个口号响彻云天，两位自是高高兴兴地领受了。实际上一点实权没有，在我们国家的习惯中，政治部只有包括了组织部才有实权，否则只剩下嘴皮子。后来他们果然一点实事也没干。
   最后剩下一位在华山路中学操场上，对我出示正规介绍信，挠劲十足的钱桂芳也硬是钻进了我们这个圈子。他在这场纷争中，也像当初在操场上那样仍然挠劲十足，不时说上一通言不由衷、思路混乱的话，在他的缠挠下，最终争去一个后勤部长的宝座。其他尚有几位根本不起作用的人也封为常委，全部塞在殷的宣传部中，不多时日，被殷抓住把柄，开除出总部，这几人就不去描述了。
   座次分定后，人们注意起我的“卫队”（即风雨操场的保卫人员）来。我倒把他们忘了，因为我这时的脑海中，已经开始塞满了如何开展工作，怎样搭组织部班子的问题。
   他们正式任命在场的陈铭声、朱力军为正副大队长（两人不是常委），作为总部的纠察大队，任务是为总部日夜值班和警卫。这个纠察大队就是后来的“大队部”，王、郭对他们非常重视，一度成了王的羽翼，到后来成了总部纪律败坏的心腹大患，风气极端败坏，名声很坏。
   争座次不先进吗？
   过去，我一直认为那次“争座位”是乌烟瘴气的，但是，现在看来，它有不少“先进”之处。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官吏的产生方式。
   封建社会中，国家是帝王的私产，为管理百姓，就要设立层层机构，当然也就要按他的标准选拔、任命大大小小的官员。选拔的方式，由秦朝前的世袭、汉代的举荐、发展到隋唐的科举，逐渐进步、科学，但是，自上而下的“选拔、任命”是一致的，没有变化。
   在这种体制下，对官员的选任成了“上面”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事。正因为由上面决定，跑官、贿官、买官就有了“目标”，即使是最清廉的官员，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恩公”是谁。不同的上司提拔不同下属，造成不同的派系或“圈子”，成为结党营私的温床。对于下级官员来说，钻营就成了比才干更重要的能力。对于百姓来说，谁来当“父母官”，是没有选择权的（更不用说罢免权），偶然碰到一个清官，万幸；如果摊上一个昏官、贪官，则受难、倒霉。当然，贪官、昏官也有被革职、杀头的危险，但比例很小（有时清官反而被谪贬、下狱、杀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写照。
   这种自上而下的选任制沿袭了几千年，对我们国家选官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几乎成为一种天然合理的习惯，人们很难意识到它是印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身上的封建“基因”。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工厂、乃至一个车间的头头，通常是上级选派的，或者虽有选举，但百姓却能从小道消息中事先就知道是谁，十拿九稳。上面除了选派现任，还经常会在极小的圈子里秘密拟定第二、第三“梯队”，然后把这些“接班人”的材料锁进档案柜中。虽然后来真正接班的，不一定是“柜中人”，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想过没有，这种神秘的形态，与皇帝老儿“定太子”、“立遗诏”是不是十分相似啊？
   我们国家一百年来一直在争取民主，孙中山推翻帝制，是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争民主；国共双方几百万军队撕杀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更是“大民主”。但是，民主是什么？百姓怎样才能当家作主？
   民主，就是百姓当家作主。百姓当家作主，最重要的权力，就是选择政府官员。对政府的认识，不应当是“衙门”和“老爷”，应当是watch-dog——守夜人，也就是为人民群众维护秩序、保证安全的公仆。因此，政府官员、国企干部，应当由百姓选择——由百姓选举。这种由百姓自下而上的选举，必然要求被选举人心口如一地说出“我要当”，列出自己的资质，亮出自己的施政方案，公开站出来竞选。这样自下而上的竞选，候选人不可能对全乡、全县、全市、全省的百姓行贿，选民才是官员的“恩公”，他被选上后，会感激人民对他的信任。这样的选举，才称得上是“人民赋予他权力”。这样的官员，很难成为某一个“圈子”的人，很难成为“谁”的人，他工作起来不必抱谁的“大腿”，看谁的“脸色”，听谁的“招呼”，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我们中国人不聋、不瞎，脑容量也够用，就算不看别人二百多年的成功经验，到了今天，我们自己也能琢磨出这个理儿来。诚然，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村民就能排着队往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放投票的豆子，怎么过了六十多年，还是只在选举村委会呢？
   反观临时工、外包工组织成立时的争座次，倒是体现了一个庞大组织的“竞选”，但还不够，因为争的人不敢直抒胸臆（好在听的人能听出“弦外之音”）。最重要缺失，是有了“争”，没有“选”，没有广大群众的选举。但是，如果真要选举的话，恐怕大部分还是这些“常委”，因为他们已经亮过相，其工作能力和胆量已被群众认可。如果选举，“绵羊”恐怕当不了“首领”，“草包”也不能凭“绕劲”当上后勤部长。
   争座次时，群众也没有要求选举，表现出我国老百姓民主意识的淡薄，只是在屋内的人争得不可开交时，毛胡子老陆等人才推开房门，用沉默的注视表示不满，促使我们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
   屋内争座位的人，还是注意了“资质”问题，没有参加过前期造反的郭文美没有进入常委，就是证明，尽管她后来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胆识，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
   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规律是共同的、普遍适用的，自下而上地选举官员，是任何现代国家都要走的共同道路。
   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规律，不是不知道这个方式。六十多年前，村民“投豆子”，就是令人振奋的民主雏型。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企业法》颁布之后，我们上海绒布厂也曾有过民主选举，为了怕“乱”，先在一个车间“试点”，一位工作经验丰富，又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工人被选为车间主任，厂党委看中的人却落选。这带来了两个结果：一，这个车间工人干劲十足，生产蒸蒸日上；二，试点经验不推广，不实行，民主到此打住。
   这就是我们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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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令出笼
   这场“草头王”的纷争，经过一夜的明抢暗夺，在天亮时结束。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正式“开张”，匆匆地跻身于上海造反派的行列中，在造反征途中摇摇摆摆地走了一百天的行程，最后被抛出了历史旋涡，结束了造反历程。


   总部常委的第一件大事是出了第一号通令。
   这是根据华东局承认我们的签字文件的内容，发出维护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通令：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一号通令
   根据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本司令部特发出如下通令。
   一、即日起，除本司令部工作人员外，未经通知的临时工、外包工一律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一切后果均由其本人负责。
   二、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凡自觉参加革命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工及其他的革命同志，他们所属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不准辞退，不准处分，不准围攻，不准扣工资）。如有违反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在两星期内（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复工，按排工作。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执行。（黑六类除外）
   此　　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乱哄哄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暂时就在文化馆中开始了我们公开的活动。
   一切从零开始，在我的周围重新集结起一批人，但当初我并不起用他们，我厂里的黎和小李子，成了我的信任之人，小李子成天为我跑腿。
   这两天我们通过联络员（市委的那个瘦小的工作人员）陆续要来了几辆旧自行车，他又送来了一百元经费，华东局答应刻制的公章也送来了，这枚公章就在费的手中保管使用。通过这枚公章，我们马上自己出具介绍信，去刻制各部的公章，打印了总部的对外介绍信。
   我们还没有袖章。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经有了袖章。殷、费毫无办法，只得到专门的商店去定做了几十只袖章，但只够总部的人员使用。这些琐碎的事全由殷、费、王他们作主，我在全身心地忙我庞大繁杂的组织工作，一时还毫无头绪。
   两处洋房总部
   这时对总部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总部的所在地。在文化馆中长驻下去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的。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冷淡，极不欢迎我们的存在。再说这里又是市委接待站，大家有诸多不便之处。我们向市委提出，要求给我们房屋。这要求通过联络员的传递很快得到满足，黄昏时联络员手拿钥匙，请我们去看房接收。
   殷庆宝与我一起去看房，那联络员领着我们到江苏路的一幢洋房。这幢房子，小巧精致，房间不多，他领着我们上下走了一遭。我们发觉里面已经驻了一个支农职工的造反组织。他们是在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工业战线紧缩时被动员回乡的城市职工。一般来说，这些职工被动员时都受到一定的压力，很不情愿地回乡，到了农村或多或少遭遇到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当地政府又不能解决。他们看到原先的同事仍在工厂，有稳定的工资，享受劳保，心中能平衡么？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机会，有了些许民主，他们也起来造反，编织起回城的梦想。
   支农职工造反组织的几个人瞪着双眼，疑惑地看着我们。我感到不解，明明是来看房的，为何里面已经有主了呢？问联络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倒反问我这房子好吗？他已经看准了我这住在下只角的人对此洋房的惊羡之态。老实说这房子很好，他就说这房子是给你们两个组织合用的。殷庆宝一听此话，拉着我就下楼。联络员只得跟下来，陪着小心说：“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你们去看看。”
   这另一处是花园洋房，在愚园路987号（江苏路口）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进了面北的铁门，一条水泥路通向南面的草坪，进门右首是进房的门，门内是厨房和储藏室，穿过厨房朝南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面对花园草坪的一边是一排落地长窗，厅的中央是一只椭园形的红木大圆桌，北面的墙有一只大壁炉。二楼分成好几间房间，均很小，北面有一间浴室，浴室内有一只燃煤气的热水器，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货，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奢侈品。在北面靠愚园路的楼顶有一晒台，晒台是全封闭的，上面全用玻璃棚罩住，滤去尘埃，只有阳光照下来。我惊叹这家原来的资本家主人，住的房子这等奢华，设计得也很周到实用。但是我也笑这家主人，只想隔去外面马路上的灰尘，岂不知在这样的玻璃棚内晒衣物，阳光中的紫外线却全被玻璃阻断，失去了杀菌作用，真是化钱干蠢事。
   这整幢房子的东西和家具已经搬空，仅在客厅内留下那张椭圆的红木桌和几张红木椅子，想来是它太大了，别的地方容纳不了才留下来的。这房子太棒了！比刚才的一幢要大，还有花园草坪，全幢房屋静静的，没有一个人，我不等殷庆宝开口，就把钥匙收下来。
   然而，精明而又贪心的殷庆宝另有一个心眼：
   在乌鲁木齐中路11弄11号有幢三层楼的洋楼，资本家在这两天要被扫地出门，街道办事处要搬进去（正规的行政组织也趁火打劫了）。这幢楼离他家近在咫尺，离静安文化馆也很近，他提议我们抢先占领下来，街道办事处算什么？我的考虑是：乌鲁木齐路是我们造反的“热土”，全市的临兄都知道乌鲁木齐路，总部设在这附近好。对！抢下来。
   第二天上午，带着大队部几个人，随着殷庆宝，穿过华山路就到了。这是一幢红色砖墙的三层楼房，我们这些人无所顾忌地闯了进去。房屋的主人一家男男女女全集中在楼下，他们龟缩在一边，用惊恐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这些膀大腰粗，臂上戴着造反队的袖章：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
   红色袖章具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力。这家人一定经历了几次抄家，红色恐怖的阴影一下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簌簌发抖的姐妹俩互相偎依着，瞪着惊恐的大眼，时而看着我们，时而垂下双眼。
   我们毫不理会主人的存在，傲视一切地直上二楼、三楼巡视一番，大家对这诺大的一幢楼房感到满意，决定占领下来。我们回到楼下，他们一家人仍卷缩在一边簌簌发抖，等待我们的发落，两个姑娘用可怜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一家人的身后是几捆包扎好的衣物，还有一些杂乱的日用必需品和几件旧家俱。那最老的男人大概就是资本家，他坐在角落旁，边上有两个女人站着（事后知道是大小老婆）。两个姑娘大概是他们的女儿。
   殷发问：“你们什么时候搬走？”一个大男孩胆子稍大，抢着说：“办事处要我们明天搬走，后天办事处就搬来。”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殷说：“我们是造反司令部的，这房子我们要作司令部用，你们马上就搬走。”
   那资本家老头颤巍巍地站起来，面露难色，低着头不敢吭声。那个年岁大的女人指着地上为数不多的东西叹了口气怯怯地说：“家里全是女人，男人全去上班了，讲好是明天搬的。”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确实不多，仅仅是楼下堆着的一点物件，但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她们，靠手提肩杠确实办不到。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下，我对殷耳语道：“我们必须在今天占领下来，抢在办事处前面，我们从大队部调些人，帮他们搬场，那我们不是今天就能进来了吗？”殷点头同意。
   殷对大队部的朱力军说了几句，要他立即行动：一部分人搬场，一部分人就把房屋看管起来。朱力军就对那老头说：“我们马上派人帮你们搬，你们老老实实做好准备。”
   他们唯唯答应。实际上他们就这点东西了，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那个大男孩听了似乎有点高兴，马上动作起来。唉！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的房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一下子到手两处。我们把愚园路的有玻璃晒台的洋房作为对内的总部所在地，不公开。把乌鲁木齐路的三层洋房作为对外公开的总部办公地。
   归还零用钱
   中午啃了面包后，我带着黎和李去我们乌鲁木齐路的总部。底楼已经有大队部的人在值班活动了，他们占据了一半房间，负责总部的保卫工作，另一半作为总部的接待室。人马有了，地方有了，又得到了正式承认，这接待工作反而没人管了。但我认为接待工作仍是重要的，就划入我的组织部，归我领导。
   二楼归宣传部使用，留出一间作政治部。三楼给组织部、后勤部和王的秘书处使用（实际上后来王把愚园路作为他的秘书处办事地）。
   我们进去时，二楼三楼的房间是全部被封着的，我们撕去红卫兵的封条――这一条条四指宽，两尺来长，写着潦草的“红卫兵封”的白纸。说来真奇怪，这么一条薄纸斜贴在门和墙的接缝处，房屋的主人就不敢进去，失去了财产所有权。财产的合法主人没有谁会狗胆包天去触动这些封条，因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红卫兵封条像征着阶级对阶级的专政。
   但这封条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可以随便撕去它，因为我们是造反派，我们是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造反”，就可以随意取用资本家的财物。
   但是，我们却不敢随意处分这些财物，我们完全明白这些财物是充了“公”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东西。
   打开一扇扇门，房间内凌乱的景象映入眼帘，一些衣物、用具杂乱地扔在地上，箱子和大橱门全打开着，床上堆着被褥之类，一看就知道，这家人经过了反复抄家，最后一次抄家注定了“扫地出门”的命运，仓促地被赶出了他们各自的房间，只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怜的生活用品，绝大多数被四指宽的白纸夺去了所有权。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家最悲惨的就是扫地出门。一般的抄家，仅仅是抄走一些金银首饰、存款、现金、字画文物和值钱的东西，使经济拮据，但日常生活起居还不致大受影响。但是像这家人被扫地出门就惨了，房屋没有了，搬去居住的地方必定很小很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况且那时凭票计划供应，尤其是棉布，所以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这些有床有橱、杂乱无章的房间，我对黎说：“房间中全是资本家的财物，这不好，以后说不清，我们还是要这一间房吧！”我指着一间面对楼梯的儿童活动室，因为那个房间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只儿童小床和各种玩具，玩具之多，像托儿所幼儿园。他没顾上说话，只点点头，马上动手把小床玩具统统搬到外面的走廊上，一点不剩。
   总部其他各部的好汉们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留下了沙发、床、大橱、被褥之类的东西，搞得不伦不类，说是办公室吧，有床，说是卧室吧，又有办公桌。只有殷庆宝的宣传部那个有大阳台的大房间还算好，像个样子，但最好的皮沙发归他了。
   我环顾我的办公室，觉得很得意，因为屋内没有留下资本家的任何财物，手下的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办公桌，把我这组织部办公室布置得蛮像样。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办公室，今后经济问题绝不会搞到我的头上。

我的工作人员在废纸中，检到一张二百多元的活期存单，交给我处理。我看了看，马上吩咐他去大队部把帮资本家搬家的人找来，叫他们把存单还给原来的主人。
   他们回来复命时，告诉我这存折是资本家小女儿的零用钱。他们一家人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收下了。我听了很高兴。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相当于人工五、六个月的工资，尤其是对他们来说，目前拿到这笔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当然同他们原有被抄的财产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
   现在想想，在中国秦汉陏唐、宋元明清的三千年历史进程中，总的来说法制是在慢慢进步的，但是，其中也有两种情况会发生倒退：其一是文化较落后的民族入侵。如元朝就恢复了一些野蛮而奇异的刑罚（但清军入关后很快就明白了推崇汉文化的重要）。其二是全部推翻前法律。如刘邦攻入咸阳后，宣布废除秦朝法律，颁布“约法三章”，使得百姓玉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刘邦不久便基本恢复了秦朝法律，此谓“汉袭秦制”。因为无论那个阶级制定的法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规律，否则就不能有国际刑警组织，不能有引渡，不能形成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全部推翻，其用心是好的，但必然带来倒退。解放军进城后，颁布“约法八章”，废除“六法全书”，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可惜的是第一部刑法和第一部民法（通则）却在三十年后的1979年才订立。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其它大大小小的灾难，就是在这三十年的空白中产生的。
   乱纷纷的一天过去了，一直忙到很晚。晚上我与黎和李三人睡在用报纸铺的地板上，毫无东西遮盖，11月下旬的天已经很冷了，半夜被冻醒，实在受不了，我们三人就坐起来不睡了，一阵阵冷颤袭来，牙齿在打架，小李找来一只面盆，把门外堆积的书报拿来点燃取暖，我们像野人似的围坐在面盆边，跳动的火苗，温暖了我们的身子。
   在抱来的废纸中，我随手翻翻发现一本簿子，里面是手工描绘的十字花样，这是江南水乡刺绣的一种，大概是这家里的一位姑娘手抄的，各种花卉鱼鸟，栩栩如生，真是一种民间艺术啊！如果照样绣出来，一定很好看，我真不忍心把它烧去，黎伯昂一把拿去丢入火中，我啊呀一声，责怪他为何要烧掉，他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现在我们冻得要命，这是革命的需要。他咯咯笑了起来，随手把书整本整本往面盆内丢，压住了火苗，这样一来烟更大了，满屋子的烟，又呛又咳，实在受不了，又去开窗，寒风直灌进来，比原先更冷，簌簌发抖的“革命者”们只得坐等天亮后，到外面饮食店，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浆，两副香喷喷的大饼油条，又暖和又饱了肚皮，再乐呵呵地投入新的一天忙碌之中。
   挫伤了姚红的积极性
   我的组织工作要全面展开，当务之急是先把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配备完整。首先接待工作由杨福海负责，带领一班老人马。我向他明确指出，接待工作不应局限于“摆测字摊”时的内容，在总部成立的新形势下，要特别对尚在基层建立组织的上访人员以鼓励和指导，要善于发现人才，看到有条件的上访者，可以直接引来见我。经我和黎的谈话商议后，决定是否授权来人组织区分部等下属组织的重大问题。但我更需要能力强，有文化的人来组织起我内部的班子。我的同事黎伯昂是当然人选，我对他的期望值很高，我们之间不分你我，可以放心地让他去做。
   我想起了姚红，他的一枝犀利的笔，是我崇敬的，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我通知他，请他参加我的组织部的工作，他很快背着他的军用挎包出现在总部。由于姚红的参加，在组织部中以姚红为中心聚集起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顿时生气勃勃，战斗力陡增。
   在每天纷乱的工作中，不断有人来找我，对每一件事我必须迅速作出处理决定。但是，二十四岁的我缺乏经验，一头钻进杂乱无章的事务堆中，不懂得知识份子类型的人的心理特点，我完全以工人式的豪爽、直言，放手让姚红去做，没有主动去靠拢他们，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至于他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也无暇与他们商议、交流，因此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和发挥他们的能力。我没有同姚红谈过组织部的大计方针（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想到过我们今后该怎么“造反”），没有请他参加区分部的筹建工作。我绝对信任了黎，而一时忽略了姚，我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下面的分部建立工作，完全忽视了我身边的这批精英，造成了重大的失误。
   在积极组建各区分部的工作中，我不时被基层单位来的人所干扰，他们诉说在建立本单位临时工造反队时，受到本单位当权派的阻挠和压制，阻力很大，个别积极分子受到迫害，要求总部给予支持。我就具体向姚红交办，请他去这些单位解决。由于我简单的工作方式，也实在我太忙，没有抽时间与姚红交心，造成他默默地接受，但回来后，从未向我谈起处理的过程和结果，问起他，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已经解决了。我就不再过问。可能是我把组织区分部的主体工作交给了黎，而把基层单位的造反队碰到的疙瘩杂务事情交姚去处理，挫伤了他的积极性，使他有一种失落感，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这是我的猜测。
   我对黎绝对信任，相信他能力比我强。可惜我高估了他，实际上，他为人的确老实，但并不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把握住人的复杂性，他的自信心很强，但并无出色的工作能力，他非但没有把建立分部的事办妥，相反把工作全搞僵了。在他一手联系安排下，竟然出现两个南市区分部，而这两个分部的挂钩都是总部承认了的，至使我后来花了相当精力，做了大量工作，才使他们合在一起，但还是埋下了祸根。当然原因也不全在此，这是后话。
   黎偷吃糖果
   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在繁忙的日日夜夜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在我们这间房的里面有一扇门通卫生间。到了晚上，就剩下我们三人时，我们就天南海北地神聊，放松疲劳了一天的神经，我发现黎不时往卫生间跑，起初我并不在意，后来我进去一看，原来他在翻卫生间的瓶瓶罐罐，那里面存有不少糖果之类的东西，他一面翻，一面吃。我看了一愣，这是资本家遗留下的东西啊！他见了我讪讪而笑说：“肚子饿了，吃一点。”一面塞给我两块。“这糖很好吃，一吃就不饿了。”我呆了呆，些许小事我何必那么认真，使人下不了台呢！随手接了过来。这位老兄见我也吃了，便得陇望蜀，当着我的面把一个储蓄罐中的分币往自己的衣袋内装。我见了惊诧不已，这是人家的钱啊！怎么可以这样！但碍于情面我只能说：“这不好吧？”他一面一把把地把分币抓进袋内，一面含混地说：“呒啥关系。”最后把罐子内最后的一点分币全倾倒在手心内，匆匆塞进衣袋内。我见了他这副模样，默默地退了出来。但是，我一直觉得像吞了苍蝇一般不自在，总觉得这是革命者所不该做的事。
   从这天后，他进入卫生间的频率越来越高，玻璃罐内的方块果糖一天天低下去。一天，已经很晚了，我们三人已经在地板上躺了下来。这种不脱衣服，没有床，没有被盖的睡觉，真还要有点能耐，我们已经连续几天这样艰苦地过下来。看看其它几个部，他们都有床有沙发，我们三人可谓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了。我一时无法入睡，在朦胧之中，我感到黎起来，进了卫生间，拉亮了电灯，他大概肚子又“饿”了吧！管他的，我和小李仍躺着不动。不一会，我听见从卫生的另一扇通外面的门走进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殷庆宝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
   “走！到大队部去！”又是殷的声音。
   真是！这个黎伯昂呀！黎是我组织部的人，我应该起来去看看，但我羞于见殷，怎么说呢！我一时乱了方寸，不去管他，我躺着不动。只听杂乱的脚步声下楼去，却不见黎进来。坏了，黎被带下去了。我猜想殷带着人在查夜，见卫生间外面的门虚掩着，就推开门，见到他在吃糖。……。咳！吃就吃么，为什么不把门关关好呢！我在心中责怪着他。一时躺不住了，坐起来。小李也坐了起来。我们俩人谁也不说话，互相坐着静默了一会，我不安地在房内来回走动，唉！多难为情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黎回来了，脸色很难看，嚅嚅地说：“算了，我回厂去吧！我没有面孔在总部呆下去了。”我对他注视良久，也羞愧难言。说什么呢？反正我原来就有急流勇退的念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何不……。想到此，我混身轻松起来，我爽气地说：“睡觉！明天我们三人一起回厂！”大家重又躺了下来，小李不痛不痒地咕哝了几句，责怪黎不该去吃糖，为什么不把门关好。作出了抉择的我，反倒很快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殷庆宝就来到总部。（他离家只有二、三分钟的路，每天回家吃饭、睡觉）我对他说，我们走了，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他听了没有挽留，也不说什么，一丝得意的笑容在脸上一闪而过。
   我向他交待各区分部建立的情况，哪几个区已经组织就绪，哪几个区尚未落实，另外还有一些琐碎的事。交待完毕，我的组织部工作人员尚未到来，我不等他们了，这样更好，免得问起来难堪。我与黎、李三人骑着自行车，一声不啃，各自回家。
   离开总部大半天
   到家后，感到周身疲乏，倒头就睡，睡了半天醒来，有滋有味吃了一顿热饭热菜。回想这几天的经历，感到自己退出了急流，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心中盘算着休息一天明天去上班！突然想起在昨天下午市委联络员送来一部自行车，因没有人交接，于是我收下了钥匙，随手被一工作人员公出借走了（自行车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是一个工人四、五个月的工资）。这事早上忘了向殷交待，别人又不知道，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良莠不齐，谁知道借自行车的人的底细呢？如果他不老实，钻了我这空子，乘隙故意不报，日后查起这辆自行车来，岂不是我“吃进”吗？想到这里，我一时急了，做人要做得清白，有了一个黎为了吃几块糖，被人掐住话柄，我不能也被人说也是一个贪小的人物，不行！我要交接清楚。我马上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向总部驶去。
   进入总部，门口值班的对我点点头，大家对我的到来似乎感到意外，都注视着我。我匆匆上二楼，进入宣传部的办公室找殷庆宝，他不在。我就上了三楼。
   我才走了大半天，好像已经离开好长的时间了，看到我的部下们和熟悉的一切，有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我们之间似乎有些生分了，因为部下们见到我，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谁也不作声。我从他们的目光和神态看出，他们已经知晓了我走的原因。这时三十多岁的杨福海走到我面前，紧握住我的手。于是人们呼拉一下全围了上来。杨握着我的手，半天功夫才说：“我们对事情全明白，你回来了，就好。”

我摇摇头，对他说：“我来，是找殷庆宝的，是还有一辆自行车没有交接清楚，昨天联络员送来的车子，随手被宣传部的老石借走了，这事请你过问一下。我走了。”我对满屋的人看了一眼，转身欲走。杨福海一把拉住我说：“请你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吗？”满屋的人神情黯然，有人说：“你留下吧！组织部不能没有你，全乱套了。”大家七嘴八舌劝我留下。
   杨用嘴努了努一位坐在我位子上的人，在我耳边轻声说：“他是殷庆宝今天安插进来的人，殷庆宝已经召集我们开过会，封他为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他是华师大二附中的校工……。”我侧转头去看了看这个人：以前没有见过，满屋人中，唯独他正襟危坐。
   一股怒气涌上我的心头――我才走了半天，你殷庆宝就马上动作起来，存心是在逼我走啊！不知你用黎的事搞了什么鬼，你是在窥视组织部长的位子啊！
   楼下纠察大队的人涌了进来，一下把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挤满，连门外也立着不少人，他们全都激动地喊起来“你不能走！不能走！”我看着这些曾在风雨操场忠心跟随过我的人们，平静地说：“承蒙各位看得起，但……，”我看了“办公室主任”一眼，“我必须走。”
   人们拦着我，诉说起这几天几夜的造反经历，不容易啊！一位女同志流着泪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看出你是一心一意为我们临时工办事的，真正为我们临时工办事说话的有几个？你走了……”她一时呜咽说不下去了。她的言语，打动了所有的人，好多人流了泪。在一片抽泣声中，我心头一热，潸然泪下，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队部的朱力军打破了沉默，他说：“我们挽留你，不是挽留你个人，你应该想想，我们是为什么起来造反的？你要为上海所有的临时工外包工想想……”下面的话我再也听不清了，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在这一片滚烫的情感包围中，我还能说走么？我是重感情的人，我望着他们，尤其是这些女同志，她们离开丈夫孩子，日日夜夜在总部工作，她们是为什么？
   留下来！我决定留下来！我泪眼模糊，激动地挥了挥手：“我留下，留下继续同大家造反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的话刚说完，朱力军带头拍起了手，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我重又坐到我的位子上，那个“主任”只得退到了一边。
   由于这一场意外的变故，杨福海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对于那个“主任”我既不赶他，也不用他，让他冷在一边（事实上此人毫无才干）。殷庆宝对此也没有出面干涉，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当然他一定知道我回来后在组织部办公室发生的一幕，知道我受拥戴的程度。这场争夺组织部长的权力之争很快平静了。认真说来，好像不能叫做争夺，因为我是自己走人，怪不得殷，说到底也只能估计他“正中下怀”，他当然也有权以头头身份再派个“主任”来，只不过派得太早，受到群众的反感，想不到我过了半天又回来交待工作，被大伙儿挽留下来，使他白费了心机。
   也难怪殷要费此良苦用心，在我们国家，没有把“官”当成一个职业，人们可以说想当工人，想当售货员，想当司机，想当科学家，但万万不能说想当官，因为“想当官”和“有野心”是划了等号的。即使我们在风雨操场胜利后，在总部“排座次”的激烈争夺上，想谋取某某职业位的人只能大谈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以便让大家想起他，推举他，而不敢“直抒胸憶”，所以闹出个鱼翁得利或庸人掌权的现状来。
   说穿了，野心又有什么不好？想居于高位干出一番事业是人的本性之一，早就听说有的国家的词汇中野心与事业心、雄心是同一个词。在那样的国度，必然盛行着公开竞争，人们必然心地坦荡，少有鲁迅所谑说的“必须横站”的情况。而想做又不能说必然使人越来越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陷井与阴谋。
   赶走姚红
   此事一过，我就全忘了，我还是坦然地干，全身心地投入建立各区分部的工作。没有了黎，建立分部的工作反而得心应手，我一个区一个区的落实。区分部一建立，下面基层单位很快就会去挂钩，我的组织工作开始向下全面铺开，进展神速。我自己也惊奇：我竟会有这等组织才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内部和面上的事务我全交给杨福海。
   但是，我仍然忽略了我的内部工作，姚红几乎被我遗忘了，他在干什么呢？在他周围聚集起一群人，他们每天似乎很忙。我无暇顾及，不知他们在忙什么？
   一天，快中午时分，殷气急败坏地找我说：“你组织部的人在造常委的反你知道吗？”我鄂然问：“谁在造常委的反？”“你带来的姚红为首造反”。竟有这等事？怎么我一点不知道呢？殷气势汹汹地说：“造常委的反还了得！这些人是你组织部的，你要处理，你必须今天处理。”他当即拉着我向三楼到屋顶的楼梯转弯处，指着姚红他们正在张贴的大字报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一看标题：
   常委们究竟在干什么？
   内容是揭发有些常委成员整天不干事，带着女朋友整天在总部鬼混，指责常委不组织宣传，不搞大批判，究竟要把我们临时工外包工引向何方，号召总部全体工作人员起来造反。措词相当激烈。
   我这人好蠢！竟没有冷静地想想，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是在整个总部最冷僻的地方（三楼去屋顶的楼梯转弯处），正是为了避免被下面基层来的群众看到，可谓用心良苦。他们显然是为了促使常委们深思，改进工作，使总部的工作走上正轨。我也不去想想，写的内容、揭露的问题全是真实的！这些问题都出在殷的宣传部。我忘记了几天前殷对我的夺权，现在这是殷庆宝在清除我的左右，孤立我，目的还是要夺我的权，同时又可掩盖他宣传部内的问题。当时我只想到，如果让这大字传出去，对整个总部的影响太大了，总部的声誉被毁了，组织会垮台的，这绝对不能允许。姚红这人太狂妄了，我只想到他的自傲和对我的冷漠，对我交办的工作，从不汇报，现在竟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带着一批人每天瞒着我干这等事。
   我一时气往上冲，不等看完大字报，就对殷说：“姚红是我带来的人，我赶他走就是了。”殷听后，露出一丝奸笑，可是我一点没有觉察，我当着殷的面，对姚红冷冷地说：“姚红，你是我带来的，你马上离开总部回厂去吧！”
   他把军用挎包一背：“好！我走。”他指了指大字报说：“请你好好看一看群众的革命大字报”。
   我竟然说：“我不用看！”我命令旁边的人说：“把它撕掉！”几个人上去就撕。
   “革命的大字报不能撕”，姚红转身想阻止。
   我大吼：“全部撕掉”。顷刻之间大字报被撕得片纸不存。
   姚红气得脸都变了形：“好！好！我走！”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后面跟着一批人也随他走了，留下的几个后来也陆续离开了总部。头脑简单的我啊！真蠢。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分对不住姚红，这个年轻、干练，才气横溢而又高傲的青年。（姚红的真名叫姚得利，文革中，他一直用姚红的名字。）
   姚红，亲爱的姚红！如果你能看到这本书，请接受我迟到三十八年的道歉！请原谅我三十八年前对你的无礼！
   人啊！中国人！在脑海深处浸满了封建意识，真是根深蒂固。自己在刚开始的文革造反中，似乎是充满了民主精神，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夺当权派的权。但是，造反者一旦自己发号施令了（实际根本没有真正发号施令），却又压制群众起来提意见，害怕民主，仅仅是提意见的民主也要毫不留情地扼杀。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里难道只有专制的基因吗？就这样代代相传吗？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什么是民主？又该用什么来保障？
   殷庆宝，利用我的无知，用我的手，排除了对他的揭发和批评，扼杀了总部的民主气氛，又削弱了组织部的力量，可谓一箭双雕，他的阴谋得到了实现。在这方面他是天才，但是实际工作，成绩却差极了。
   在我忙于组织工作时，宣传部一点没有建树，就连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也不及人家，我们始终在宣传工作上落后于“工总司”，更不及学生组织。
   姚红的大字报虽被撕去了，但他的内容击中了宣传部的要害，逼使殷在宣传上要有所改进。他从自身的权力考虑，开除了在他部里的二、三个不干事的常委，大字报中揭露的一个常委整天不干事，带着女朋友鬼混的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段时间内，王继鑫在搞些什么名堂呢？他热衷于跑到基层去出风头，哪里建立造反组织时遭遇阻力，或者没有按照我们的第一号通令做，至使我们的临时工遭受了经济损失时，告到王那里，王就亲自出马，兴师动众带上纠察大队的人马，把在市委造反时的那套再重演一番。首先一仗是邮电局的李林义把他请去，在邮电总局内同局长大人斗了两天一夜。这一仗打得艰苦，胜利得来不易，成立了上海邮电系统的邮电总队。为我们总部架设了几部电话。那时只要拨问讯台就可以查询到总部各部的电话号码，这是上海当时所有造反组织中绝无仅有的。这一仗可以说是值得的。
   从这以后，他整天在外搞这一套，今天去这个单位，后天去那个单位，甚至为了一、二个人的工资、辞退等问题也这样无休无止地搞造反而乐此不疲。他不知随形势改变而改变斗争方式。他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是得到承认的革命群众组织，不值得花这样的精力。在组织部接待工作时遇到这样的事多着呢！一些个人问题，我就用电话解决；在建立基层单位造反队有阻力时，就派一、二个人去解决，就像我派姚红那样。
   王向我求援
   一天下午，王继鑫从外面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标准件×厂造反，那里的当权派顽固得很，已经两天了尚未攻下堡垒，要我调人前去增援。他的本意是向我这个组织部长要人，人越多越好，最好调几百人去，用人多来压迫当权派就范。可是我领会错了，当是要我带人前去增援。王继鑫这个风头是要出的，但绝不会想到要“我”去“解围”，看他出洋相。
   我这人头脑就是这样简单：放下电话，立即设法调动车辆。我明白，我们的组织虽然被华东局承认，但尚未被社会所接受，局面还没有打开，到基层的组织渠道还没畅通，虽说有的区分部已经建立，但还只是一个雏形，基层的“临兄”在单位中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即使是成立了临时工造反队，也往往是处于无权的地位，要调动车辆和人员还有一定困难。再说为了这么一家小厂，兴师动众不值得。我只打算要一辆车，不调动人。我的手下总算较快地调来一辆三轮卡车。行！这就很不错了，我带着十多人，马上出发。
   那个小厂在市区的边缘，大概只有二、三百人。走进厂门静静的不见人，在厂区内看不到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似乎并未在此发生过，一片死寂的气氛与整个上海的形势是那样的不协调。

一阵阴影从我心头掠过，今天的局面太糟了，不容乐观。应该说我们的王司令是斗争的老手，是见过大世面的，他的个性又那样好胜、好斗，今天来求救于我，那一定是太棘手了，否则他绝不会打电话给我的。
   走进楼上的会场。这是一个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会场，在坐的只有百余人，（包括我们带去的人）。那个厂的当权派坐在台上，年龄已经快六十岁了，一付老奸巨滑的世故神态。他对于我的前呼后拥进入会场内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屑一顾，尽管王同郭文美领呼口号，拍手欢呼我们的到来以造声势，他仍正襟端坐翻看手中的语录本，连眼皮也不抬一抬。王继鑫带去的人和本厂的临时工们已经明显地露出了疲惫神色。
   那厂中的临兄头头，把我们让进座位，我一看，认识此人，是我们造反时的基本群众，在总部也见过面。他与王匆匆向我介绍情况：上面端坐的是本厂的支部书记，掌握全厂的大权，这两天来这位书记死活不承认临时工造反队。要说也难怪，这个偏远小厂里连工总司的造反队都无人出来组织，他怎么肯承认我们的组织呢？他极力用生产压制革命造反，不管你如何同他斗，他就是陪着你们，死活反对。王继鑫接到该厂的临时工造反队的求援后，带人来同他较量了两天，丝毫没有进展。
   由于我们到来，一切从新开始。这位当权派的斗争策略很高明、很简单、也很实用，我们呼口号，他也呼，我们唱语录歌，他也陪唱，你批判控诉临时工制度，他闭目养神，你向他宣读我们的一号通令和华东局签字承认的六条，他说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没法承认。我们反驳说，我们组织成立后，市委按系统向下电话通知各单位，在临时工造反的一星期多，离开生产岗位的时间一律不得扣发工资，他也推说没有接到。我们愤怒声讨他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走资派，他无动于衷；我们给他扣上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吓人大帽子，他给我们读“抓革命，促生产”。看来，王继鑫、郭文美的确是碰到了一个软钉子，一片让你有力无处使的沼泽。
   局面就这么僵持着，怎么办呢？我们的法宝全用完了，他却斜眼看着台下的我们不无得意，对我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嘴角露出一丝浅浅的嘲笑，让人怒火中烧！
   这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尚未风行用体罚及侮辱人格的手段来斗争当权派，还没有出格的举动，对他的傲慢，我们已经计穷力尽，无能为力了。
   这时我的内心是那样的焦急，天已经黑了下来，毫无希望的会还在继续，王继鑫在指着他的鼻子怒斥，往常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普通话，现在也显得苍白无力。全场的人茫然地看着台上，有的在打瞌睡，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人都想早点离开这片沼泽，无心恋战，而又不得不在这泥沼中跋涉，因为这时离开，就等于承认了失败。
   残缺标语的魔力
   我毫无目的地打量起这间小小的会场来，这是新建的楼房，在四周的墙边靠着课桌，上面残留着一些展品，显然在不久前曾作过展览会的场地，陈列资本家的抄家物资，作为向职工阶级教育的教材，墙上还有什么血泪斑斑的剥削史，吸血鬼等字句。看来在这展览会后，没有再派过什么用场，墙上没有常见的文革标语，只有正面的墙上有一幅残缺的标语：“打垮一切”。从这四个字的位置判断，后面还有字，但已经被风吹落，显而易见这是配合展览会用的大标语，我无意识地对这幅标语进行猜测，后面的几个字是什么呢？从字的间隔距离来推算，后面大概也是四个字，什么字呢？这是一个展示资本家的剥削史的展览场地，那么很可能是“打垮一切剥削阶级”或者“打垮一切牛鬼蛇神”。
   现在，在这正面墙上“打垮一切”的残句下，端坐着那个闭目养神的走资派，我并无目的的眼光在这幅标语上停留了片刻。突然，我的脑中出现了奇迹！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我看着那个分明是小觑我们的支部书记，哈哈！该是我们得意了。我腾地站立起来，高举毛主席语录，先宣读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接着我慷慨激昂地说：“革命的造反派、革命的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这个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顽固抵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敢于同革命造反派对立到底，这是有他的反革命目的和企图的。”我看了一眼老头。他毫不理会我的发言，似乎没有在听。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我的语调陡然一转：“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看，”我手指这个老奸巨滑的老头：“这个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当权派，他要干什么？他要打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打垮我们的党中央。”
   那老头微微睁开双眼，奇怪地对我瞄了一眼。
   “你们看！”我把手朝墙上一指，稍稍停顿一下：“你们看这墙上的标语，打垮一切！要打垮谁的一切？打垮我们无产阶级的一切么?”
   这时全场的群众齐刷刷地抬头看那标语，那老头也急忙扭头望自己身后的墙。一阵激动的交头接耳的声音从群众中爆发。我提高了声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这个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该不该打倒？”群情激昂：“该！”“要不要揪出来示众？”“要！”
   王继鑫就势一下窜到他的面前，把他一把提了起来。这下老头只得乖乖地站着。王又领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老头子的姓名）！”“×××必须低头认罪！”
   好了！这下子口号声雄壮有力了，全场活跃了！有人立起来指着他！要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老头慌了手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面揩着额头上的汗珠，一面连连向群众低头不止。王继鑫问他：“有罪没有罪？”
   老头稍稍迟疑了一下：“这，这……，这标语后面还有几个字被……。”不等他的话全部讲完，王猛地一把把他拉向后转：“白纸黑字，你读一读墙上的标语。”他沉默不语。众人全站了起来：“读！快读！”
   王继鑫虚晃一枪：“××，快回总部去，把照相机拿来，看他如何抵赖！”
   这位支部书记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晃晃悠悠地转过身来，不住揩汗：“同志们，我没有对陈旧的标语及时更换，我有罪，我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我们乘势问“你压制革命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有没有罪。”
   老头就范了：“我是犯了错误。”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
   “我愿意在你们的条件上签字。”
   该厂的造反派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纸交给他，他立即低着头，在顶了几天的条件上签了名，承认了该厂的临时工外包工造反队，并提供一切方便，并发还克扣的工资。
   我们胜利了，郭文美回过头来对我点头笑笑。这时大家围着我，好不开心啊！大家心中明白，没有这一招吓住这老头，这老头还真不好对付呢。有人伸出大姆指在我面前扬了扬，我好不得意。
   王继鑫乘势提出要老头用厂里的卡车送我们回总部，他巴不得我们快走，当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在等车的当儿，这厂新成立的造反队头头，派人去食堂，送来了不少热气腾腾的馒头。这时我们才感到又饿又冷，一哄而上，就着热开水吃起来，匆匆吃完上车，高唱着歌，欢快地交谈着，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我在想，那个支部书记，真的怕我吗？不！怕的是我的上纲上线，怕的是无限上纲上线的文化大革命，怕的是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他心中非常明白这副残缺标语的份量。那时，不管是谁，领呼口号一时领呼错了，就要倒大霉，轻则从此不再使用，乖乖地去劳动一辈子，重则，查一查你祖宗三代，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你一辈子受用。
   这位支部书记就是被这样打败的。
   我们的常委会
   这次行动虽说成功了，但我认为很不值得。我对王继鑫整日搞这些活动很有意见。在常委会上，我把这些活动斥责为只打经济仗，不搞政治仗。那天我首先提议大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年“古田会议”的决议，把王这一阶段的活动，指责为单纯军事观点，我提出不能专打经济仗，专门在我们的一号通令上疲于奔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落后于形势。我们要打政治仗，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如何搞斗、批、改，紧跟上海的革命形势。（当时上海的形势是“斗、批、改”。所谓“斗、批”，就是连篇累牍地写批判“走资派”的文章；“改”什么？旧制度什么也不改。说实话，一件一件地解决临时工、外包工的实际困难，更有点实际意义，但这样太容易授人以柄了，没办法只能紧跟“形势”。）王接受我的意见，常委一致通过，终于结束了这种疲于奔命，耗时耗力的活动。
   当时我们常委会的召开，没有一定的成规，想到要开完全由费、殷、王决定，临时由殷通知我，事先不知召开的内容，要讨论什么和解决什么问题，要到坐在会议桌旁才知道。不知是王的主意，还是殷的主意，也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的和想法，我们召开常委会必定也通知市劳动局的联络员参加，（这时市委可能出于对我们组织的性质的考虑，把我们推向市劳动局，指定一名处长吴贻荪为联络我们组织的干部，他再派出一名也是姓吴的叫吴永发的接待室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我真不明白，王或殷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提了几次，我们内部的会议没有必要让他参加，何必让他把什么情况都往上传呢？我倒不是怕我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让上面知道，而是我们开常委会，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争吵，这些争吵明显是殷、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我们何必要把内部的弱点暴露给他们呢？这以后我们就不再通知联络员列席了，他只是白天跑来询问有什么事需要联络。再过一阶段，市委机关造反派的组织也成立了，这些一般干部自己也在忙着造反，联络员就不常来了，有事我们打电话联络。像这种邀请官方派员参加一个群众组织，而且是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组织的核心领导班子的会议，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不是常委，但每次必定参加常委会议的还有一位，王继鑫的秘书――郭文美。在总部成立伊始，草头王们在争夺座次时，郭就积极参与了，从这以后，她一直在王的左右，耳鬓斯摩，影响王的一切，也左右王的一切。在常委会上，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言，发表激进的言论，有时可以左右和操纵常委会的重大决策，在她锋利言词下，殷庆宝往往退让。
   郭文美的衣着打扮朴素，非常合文革的时宜，一头齐耳短发，秀气的脸庞，时时透出一股令人畏惧的冷气。在常委会上，争论激烈时，她偶而也抽烟。据她自己说，她是《铁道游击队》作者的学生，曾在安庆日报当过记者，她的文笔的确也不错，总部的一些重要文稿就出自她的笔下。她有一个在幼儿园的儿子，丈夫在体育界工作，夫妻关系好像不太融洽，她极少提起她的丈夫，有谁偶然提起，她总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让人不再说。她同王继鑫可说形影不离，她中有他，他中有她，他们俩人绝大多数时间在愚园路的总部，远离我们，一度在外界造成一种言不清，说不明的关系，尤其是从北京回沪后，扑朔迷离的谣传更让人说不清。

在最初的常委会上，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常委主任费敏璋，被王提议专管外交工作，即专门与工总司取得联络，我和殷也积极支持。王的提议是否有他的私人企图呢？不得而知，我和殷支持这样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我们不像工总司那样，我们没有中央文革的后台背景，可说是什么背景也没有。这样，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
   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以此确立我们同工总司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了。从以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可以反映出来。
   但是从十一月中旬开始总部成立到十二月八日这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断绝了同外界群众组织的一切联络。我想不起，费敏璋在这段时间内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同工总司的接触到底如何？这段时间内，就如我在上面叙述的那样，我们忙于自己内部的工作和内部的明争暗斗。在常委会作出了开除几名常委，不再到基层打经济仗，费专管外交活动，决定召开全市的代表大会，具体由王与郭在愚园路总部致力于筹备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的工作，我则忙于建立分部的工作。而这时上海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
   理顺组织系统
   十一月三十日，红革会挑起了“解放日报”事件，工总司加入，占领报社大楼，建立了火线指挥部，迫使解放日报停止发行。上海的保皇组织――赤卫队在十二月二日就“解放日报”事件公开亮相，提出“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对红革会、工总司针锋相对地斗争。三方面的人员发动了游行。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解放日报社几十万人剑拨弩张，闹得不可开交。此事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而我们却对解放日报事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原因很简单：一、我们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没有政治目的。二、我们内部纷繁的工作无暇顾及。
   在王、郭筹备文化广场万人大会时，我的组织工作紧锣密鼓地在开展，已接近尾声。我原来的意图是按上海行政区划分，搞十个区分部，另有一个总部直属的邮电总队，这是由于邮电系统的李林义一直是我们造反时的基本骨干，而且他在总部中的人缘很好，王继鑫曾亲自带队参加邮电系统的造反，树起了邮电系统的一面造反的旗帜，故我承认他们的总队，并由总部直属。但是各区分部建立后，造反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时髦风尚，一些不乏野心的人，在挤进区分部当头头无望时，就想在所在单位行业系统成立山头，要求直接得到总部的承认。我当时一概不予承认。他们与我力争，以邮电系统的总队已被总部承认为例、要我平等对待，有的则干脆拉起队伍，造成既成事实，也无所谓总部的承认不承认。最为突出的是独立性很强的纺织系统的山头，那时纺织系统的临时工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纺织系统的山头不管三七二十一，顾自向系统内的各厂临时工造反队发号施令。
   在各行各业的组织相继成立的事实面前，我不能不作出让步，正式给予承认。这一方面是既成事实，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些区分部（南市和卢湾）独立性太强，我出于保护总部权威的考虑，让行业系统的山头存在，使他们互相制约，削弱一些独立性太强的分部力量。我决定：各区的组织以“分部”命名，各系统以“总队”命名。这样，使各基层的造反队处于分部和总队的双重领导之下。
   我的组织工作终于完成，我自豪地在常委会上宣布这一伟大工程。我如释重负，可以松一口气了。稍后，王继鑫筹备的会议亦已经就绪，我第一次全面开动我的机器，把万人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下去。
   我们把文化广场的入场券，按区按系统分配，我把杨浦和普陀两区特别给予照顾，多分配一些份额，因为这是上海的两个工业区。这些入场券发放下去，引起一阵波澜，谁都想取得多一些。可见这次大会对群众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临时工能有自己的组织。能在上海的文化广场扬眉吐气地发表讲话，这是十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从未有过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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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羞答答的万人大会发言稿
   会前我们曾召集各区分部的头头开会，征求意见。由王继鑫、郭文美物色一些基层同志上台发言，这些发言稿事先均经研讨，反复审阅，就连王继鑫的大会主席发言稿也经常委再三讨论，谨防出错，这篇发言稿是由郭文美费尽心机，化了几天时间执笔起草的，应该说写得好极了。
   这篇发言稿。实际也是大会的宗旨：它针对社会上指责我们“斗争方向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各项要求只不过是经济斗争，完全没有政治意义”的指责，自问“我们的组织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方向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这样一个论题。然后郭文美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论证，她最好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毛主席语录，她引用了这样一段语录：“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她运用了这段语录，导出如下一个推理：
   “临时工和外包工制度是资本主义残余。雇佣临时工和外包工的目的就是要‘以最少的投资或成本来取得最大的利润。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呢？这完全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利润挂帅’，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货，与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挂帅’是针锋相对的”。既然这是资本主义的黑货，那么就对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起阻碍作用，阻碍群众思想革命化，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最后承认自己是在打经济仗，但我们所打的是一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谁战胜谁的仗，这不是纯粹的经济仗，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真难为了郭文美，用她那生花妙笔，把经济斗争归入到毛主席阶级斗争的麾下，为我们寻得一顶保护伞，在当时，这样的推理方法，不能算是牵强附会的。


   但是，整个文章恰恰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不要做临时工！
   文章羞羞答答，极不情愿地绕开了这样简洁明了的一句话。实际上谁的心中都明白，局外人也好，自己也好，就是不能把这句话说出口。这时我想起了姚红，他在外滩的大字报就旗帜鲜明，明白无误地说出：我们不要做临时工！诚然，如果让他写万人大会的发言稿，也未必敢说出这句真话。局外人也明白，临时工造反，就是不要做临时工，但局外人也不愿在正式场合说这句话。
   临时工不愿做临时工，这是多么正当的要求。局外人绕开这句话，就能指责我们“为私造反”“打经济仗”，“斗争大方向错了”。在这“假、大、空”说假话的时代，大家就是用假话蒙人、吓人、整人，也用假话来打仗，用假话保护自己。
   我之所以阻止王继鑫“打经济仗”，把他的行动贬为“单纯军事观点”，原因是这样搞下去于我们不利。非但不能集中精力搞组织建设，壮大队伍，同时也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经济口号都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气氛极不和协。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提出打倒市委的口号，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目的和行动，但我们至少要紧跟形势，以求得组织的存在。那么从发言搞来看，也仅仅是为自己脸上贴金，披上革命的外衣，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造反派而已。然后用这样的外衣，达到这次民主运动的目的――不要做临时工！
   但是，理论上的保护伞是虚无而软弱的，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没有一个人能用理论来保卫自己，商鞅、李斯是这样，施洋、李大钊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的组织从未说出“不当临时工”的话，但是，到了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中央的通知，把全国的所有临时工造反组织一网打尽！
   万人大会
   十二月八日晚上，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召开的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万人代表大会”，在文化广场准时召开。这次大会王继鑫请了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来参加，他们与我们这些头头一样，坐在台上受到嘉宾的礼遇。
   我当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为我留有席位，但是我却不愿坐，我的工作人员再三要我去坐下，我只是坐了几分钟又离席。一方面我不习惯坐主席台，另一方面这次大会又分派我负责保卫工作和大会琐碎的工作，不时有人来与我耳语，有需要我立时三刻处理的琐事，请示解决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显得非常繁忙，不时离席，那干脆就不坐了。
   王继鑫在作大会主席发言时，其翩翩演说风度博得了满堂彩声，加上郭文美的讲稿，给了王充分的表演机会：“同志们！战友们！你们说，我们这次万人代表大会的方向对不对头呀？（众：对！）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不是一致呀？（众：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将这次大会开好？（众：有！）我们能不能够将这次大会开好？（众：能！）”会议开始不久，这四个众口一词、响亮划一的“对！是！有！能！”台上台下的问答合应虽然是肤浅的，但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是王继鑫的专利，他的拿手好戏，换了别人就达不到这效果。
   接下来是费敏璋和下面基层代表的发言，对临时工制度空对空地进行揭露和批判。我们虽名为造反派，但并没有红卫兵们那种时髦的激烈行动，没有把市委的任何“走资派”揪来批斗，也没有提出什么当时风糜的政治口号：打倒市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突然掀起了一个热烈的高潮：王继鑫宣布华东局的两位领导为我们的名誉造反队员，殷和费为他们两人戴上我们造反司令部的造反队臂章，台上台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在后台看着这一幕颇为吃惊，这是即兴而作？还是事先就安排好的？看着殷、费、韩、黄四人笑容可掬，紧紧握手的场面，对耶？错耶？说对吧，打倒混进党内的走资派的口号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如火如荼，红革会、工总司在拼死与上海市委厮杀，保皇派赤卫队与工总司、红革会几十万人搅在一起，这是一场没有妥协余地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我们却让要被打倒的“走资派”成为造反者，这岂不滑稽？说错吧，没有错，共产党的领导是万万不能动摇的。
   全场群众的掌声和会议掀起的高潮，表明我们这支造反大军，确实是一支日后称之为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我们常委的思想和行动局限于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和政治目的。
   望着耀眼的灯光，一阵阵睡意袭来，真困啊！会议行将结束，我急于安排我的工作人员作结束的撤离工作，在后台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录音器材等用具，这时我好像听到王继鑫在会场上宣布着什么事，台下一阵喧闹之声，群情激昂，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在意，急急指挥人员撤离。
   回到总部后，已经半夜时分了，我真想有一只床好好睡上一觉，连日的劳累和缺少睡眠，床成了我的第一需要。我骑上自行车向市区东北角的家中驰去，空荡寂静的马路似乎特别漫长，一阵阵睡意袭来，我一面骑车一面与睡神搏斗。快到家了，还有二、三分钟就到家了，一阵轻松，不由自主，放慢了速度。眼皮沉沉的，能睡觉了，马上能睡了。突然我撞上了堆在马路边修路用的石子堆上，连车带人栽在上面，呵！真舒服啊！我混身肌肉放松，眼皮怎么也睁不开，睡吧！这是最好的享受……。大概只是几分钟吧，或许只有一分钟，这是我一生睡得最美的一分钟。醒了才知道睡在路上，觉得身上没有什么痛的感觉，粗粗检查一番，自行车也没有摔坏，骑上它很快到家，轻轻地上楼，一头栽到床上。
   醒来已经近中午了，我匆匆离家回总部，自行车不敢再骑了，乘车回总部吧！那时，造反派可以买到不贴照片的公交月票，谁都可以用，我们总部买了后，就几人合用，谁要公出就拿上用，事办完了回来，再交给后来的人用。我也拿了一张。
   到总部已经是中午过后了，踏进大门感到一种少有的寂静。人都到哪里去了？走进三楼组织部，杨福海马上迎了上来：“噢！小沈你来了就好！今天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一楞，环顾四周，办公室内就他一人。怎么啦！
   援救工总司
   原来在昨晚，大会快结束时，工总司的戴立清前来文化广场，被我们的纠察拦在门外，由我们的纠察传进一张字条，直接送到王继鑫的手中。这是工总司请求我们支援的求援信。
   戴立清是工总司的人，传闻也是临时工，他曾参加过“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发生后的两天，曾有一张铅印传单到过我的手中，上面的落款是安亭事件中的工总司中的临时工组织。无法证实这一组织和这份传单的泡制者是否是他。在我们这些常委会头头中，绝无一人参加安亭事件，我们与戴立清素不相识，甚至没有见过面，在后来的造反中再没有任何来往。我们与工总司无任何组织隶属关系。绝不是二十年后有人著书立说，说我们“红色工人”――临时工组织的司令是戴立清。这一历史史实全盘搞错了，该书作者用文革的思考方式来对待历史。由于四人帮是罪人，那么戴立清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戴亦也罪人，戴是临时工，戴是当然的“红色工人”――临时工组织的司令，那么“红色工人”亦是有罪的组织。作者仍然用文革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无视了历史的真实。单凭这一点，我也要写出这本书，澄清“红色工人”的历史真相！
   工总司的求援信要求我们派出队伍前去支援被围在古北路色织廿四厂的造反派。造反派和少数红卫兵被赤卫队围困在一幢房中，已经断粮几天了，情况危急！王继鑫立即在将要结束的大会上把此求救信宣读起来，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台下的群众作紧急动员，要求二千名队员前去解围。
   群众听到有此等法西斯暴行，全场哗然，群情激愤，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但这支队伍并没有总部的常委带领，仅由几名总部的工作人员带着。群龙无首，在去古北路色织廿四厂的路上走散了一些，到了该厂后与赤卫队发生冲突，结果又散去大部，剩下的少数人被“俘”，与原先被围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和红卫兵一起被关在厂后部的一幢独立房屋内，反而弄巧成拙了。逃回来的人来总部报告了这些情况。
   杨福海继续说下去：“今天上午，工总司的戴立清来我们总部，要求我们与工总司统一行动，立即调动队伍前去救人。殷庆宝要组织部调动各厂队伍前去。我对殷说：小沈不在就调队伍是否妥当？殷庆宝说这是常委会讨论后的决定。我就执行了他的命令，已经向各分部、总队发出了书面调令，要求各单位接到命令后，立即离开生产岗位，采用各种办法，前去沪西体育场集中。”

我一听“立即离开生产岗位”这不是出格了吗？这个责任重大啊！我刚想问是谁写上这一句话的，转念一想：算了，不必问了！杨做事很谨慎，没有殷的命令，他不会自作主张，调令拟好后，必定给殷过目后才发出的。但我又担心这样的命令发出后，下面的造反队头头能有这样的能耐从生产岗位上抽人吗？倒底能有多少人可调动起来？
   看来王、殷、费他们对能调动多少人，心中也没有底，只能下此命令，尽可能调动了。再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配合工总司的行动，总要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这是与工总司联手行动，怕什么？调令发也发了，不必有顾虑了。
   我问：“殷庆宝他们现在何处？”杨说：“临时指挥部设在沪西体育场内，所有常委已经全部去现场了，殷庆宝要你立即前去指挥。”我说：“好！我马上去。队伍调动情况如何？”这是我担心的问题。杨笑笑说：“我打了不少电话，询问过下面，各区已经调了不少人马去了，你快去吧！”
   总部，总部，我们总部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带着几个人匆匆乘上71路公共汽车前往天山路，上车后得知71路已经无法行驶到终点站了，在前二站就要调头行驶，下车后我们只得步行向沪西体育场去。我看到一路上全是没有袖章的工人队伍，排着队在马路上集结，有认识我的人向我打招呼，啊！全是我们调动的队伍！排着整齐的队列，秩序很好，正在耐心地等待命令。
   调动十万大军
   我边走边听取沿途带队的头头向我报告：“我们接到命令后，马上集合起来，差不多全部来了，是乘公交车来的。”队伍中一个妇女说：“我们是走来的，厂内的卡车我们调不动，只能走来了。”又一个单位的头头告诉我：“我们是从杨浦区赶来的，走了一段路后，在马路上拦下卡车后才赶来的。”
   多好的群众啊！这人山人海，这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股什么力量驱使他们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确实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下，全国亿万人民，在毛设计和限定的轨道上起来“造反”，发扬了十七年从未有过的民主，一度把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情绪引发了出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造反”，其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内的官僚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要打倒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但对人民群众来说，官僚层和走资派是一个概念，人民群众造反的对象是党内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
   十七年来被严重压抑的民主要求迅速发展，对共产党严重失误的政策不满，临时工、外包工只能在有限的民主气氛中，从经济要求上表现出来，但工总司却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夺权。工总司的做法，是在毛的设计之中的，但要通过权威的信息渠道予以操纵。然而政治上一旦夺权后，其经济要求很快就会反映出来，夺权后的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就是明证。
   越往前走，集结的队伍越是多，刚才看到的队伍只是靠在马路右边，占据了半条马路，而现在已经把整条路全占满了。他们全是没有袖章的造反队，也就是我们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部的队伍。
   在天山路的后方，也就是天山路以北，在中山西路武夷路口的沪西体育场是我们原定与工总司的集合地与指挥部。因为我们的队伍调动太多了，估计有十万人，只得站在沪西体育场以西各条马路上。
   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将沿天山路向西，至古北路后即折向南，由北向南向色织廿四厂大门进发。而赤卫队的人马将由延安西路向西、至古北路由南向北进入色织廿四厂与我们对峙。
   我们的队伍全部步行进入“阵地”。而赤卫队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直接从工厂整卡车整卡车开入“阵地”。这真是“小米加步枪”对付“装甲运兵车”啊！最可怜我们连袖章也没有，工总司的造反队早有袖章，赤卫队是市委的保皇组织，当然要什么有什么（赤卫队一成立，八十万队员马上有袖章）。我们的队员在此时对此意见颇大，不少队员直接而又善意地向我这组织部长提出意见，带着体谅的口吻，要求我尽快解决袖章。没有袖章，在此时此境犹如一个出征的战士没有军装和武器一样！我一面许诺大家一定解决，一面在想，这事该在常委会提出，必须早日解决。
   这时传来命令，要求队伍向古北路进发，我随着队伍向前，在走到一条小马路口时，从北面开来的队伍与我们会合在一起，领头的是殷庆宝。我们俩人并肩前进，他一面走一面向我通报情况：“现在已开始进攻，工总司的队伍在我们后面，由我们打头阵”。他又说：“由于你回家，上午你不在总部，常委会作出决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队伍，由杨福海向各分部、总队发出了特别通令。
   我说，这些我已经知道了，我要求他告诉我工总司的情况。他说，是工总司的戴立清来讨救兵的，这次行动是在工总司的请求下与工总司的联合行动，王洪文已在现场他们的队伍中指军。我环顾四周，一路走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工总司的人马。
   殷庆宝得意地说：“我们这次调动的人马有十万人，我已经大约统计过了，不会少于这个数字。”我们在声势浩大的队伍中前进，为调动了十万大军而沾沾自喜。这是我们总司令部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显示我们存在和力量的一次机会。我和殷庆宝带着得意的神情，跨着大步，带领浩浩荡荡的大军，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杀”向色织廿四厂。
   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意识到我们被王洪文利用了。
   初冬和煦的阳光已经西斜，我们走出了天山新村的工房住宅区，古北路两侧的零星菜地里，不时有悦人眼目的青绿色的蔬菜映入眼帘，明媚的阳光，碧绿的田野，显露出和平与宁静。我们前方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我们身后的人群，却以好斗的姿态，走向我们决心要摧毁的保皇派――赤卫队的堡垒，救出我们的造反派阶级兄弟。一边是宁静的田野，一边是喧嚣的人群。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多么的强烈。
   色织廿四厂事件
   我们到达了色织廿四厂的大门口，这是一家小型的织布厂，大门朝西开，这个厂规模虽不大，但因地近西郊，工厂的占地面积却不小，厂房之间有不少空地，不像市区的工厂那样挤迫。大概工厂已经被迫停止了生产，听不到织布厂中布机的喧闹声。
   我们的队伍拥立在紧闭的工厂大门外，铁制的大门是网眼式的。大门内也拥满了人群，是清一色的赤卫队员，隔着大门，两边的群众可望而不可及。
   大门外的马路已被我们的队伍挤得满满当当，再向南的古北路却空空的，赤卫队还没赶到，我们的两条腿赶过了对方的汽车轮子。通过这空荡的马路，不时可以看到延安西路、虹桥路上一卡车一卡车赤卫队的“机械化部队”也风风火火地开到，大批赤卫队员跳下车，由古北路向北推进，但与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百多米的距离，两军对峙。我们对赤卫队的援兵不予理会，我们的目标是冲进大门救出造反派。
   双方在门外展开了一场高呼口号的大战，谁也不让谁。呼口号并不能证明谁错谁对，接下来双方互相谩骂，门内的大骂我们是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是一批社会渣滓、政治扒手。门外的骂他们是保皇派，是走资派的忠实走狗。大骂不解恨，又冲向铁门把紧闭的铁门摇晃起来。而厂内的赤卫队员，有的爬到门上，据高临下地骂。一个男青年立在铁门半中央，从铁门上方探出上半身，得意地嘲笑我们：“你们袖章也没有，算什么造反派，全是流氓！”这句话触到了我们的痛处。那人又得意地指指自己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的袖章：“你们是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反革命！”
   这一来激怒了我们：前一句已经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后一句竟说我们是反革命，太妄狂了！大家一拥而上猛力摇晃铁门，有的欲爬上去抓他，门内的人有些惊慌，赶紧退下来，大叫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固的铁门纹丝不动。稍停，门内的赤卫队又爬上铁门骂得更为嚣张。那个嘲笑我们没有袖章的人更是得意地手舞足蹈，我大怒，蹭地一下跳起来，把那个伸在门外手臂上的赤卫队袖章扯了下来。门内的赤卫队大叫：“快抓政治扒手，有人抢袖章！”我把袖章随手往口袋内一塞，退后两步，看你们如何来抓我！
   不过，这不是办法，形势迫使我要冷静地考虑一番，因为我是头头，指挥这场战斗的人。我环顾四周，只见激昂的群众与门内的赤卫队员隔着大门骂成了一片，队形已经全部乱了。门内的赤卫队员也蜂涌而来，厂区内塞满了人，要想迫使他们打开大门是不可能的。这种僵持的局面如何了结？
   我想找殷庆宝商量，他连人影也不见，看来在这最前哨的阵地上，仅有我一个头头，只有我自己想主意了。我把视线转向右面，也就是大门的南面。这是一排竹篱笆墙（这种墙是用手指粗的竹子五根一并排，相互编排起来的围墙，再涂上柏油，以延长篱笆的使用寿命。几十年来，上海的工厂大都是这样围起来的。到了七十年代逐渐从上海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砖砌的墙）。我走近篱笆墙望进去，是一排简易的棚棚，堆放水泥等杂物，没有人防守。办法有了――把竹篱笆推倒！
   我一声令下，马上涌来几百人。不知是谁在我耳边说：“这可以吗？会不会被说成是破坏？”这句提醒话是够怕人的！搞破坏的只有是阶级敌人，这顶大帽子是吃不消的，十七年来谁敢干这等破坏啊！这时我一副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由我负责，上！”但又不得不补上一句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把手一挥，人们围了上来。刚才提醒我的话，不无道理。为了替自己找护身符，也为了向大家打气，我向大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接下来我作了短短的动员：“为了救我们的阶级兄弟，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必须把竹篱笆推倒。”我手一指：“听我的指挥！”人们一拥而上，几百双手顶在竹篱笆上，等待我的号令。
   我退后几步大喊：“一、二、三――一、二、三――”。我的“三”一出口，人们一齐用力推。顷刻之间竹篱笆和里面的棚棚轰然倒塌，一阵呛人的灰尘冲起，人们大声欢呼起来。踏着脚下的竹篱笆，跳过堆放的水泥包，如潮水般向大门方向的厂区冲去。赤卫队员纷纷后退，这时有人在前面带路，直向厂区东面扑去，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赤卫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我随着人流向东奔去。在一幢独立于四周空地的房屋前，只见从里面 “解放”出来的造反派向我们奔来，流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激动地与我们拥抱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

圆脸姑娘
   我带着湿润的双眼，离开了他们，转而向大门方向走去，在人群中找王继鑫和殷庆宝。这时厂区内，全是我们造反派，但我不知道厂区的南面是赤卫队退守的地区，我无意中逐渐靠近了他们。突然从赤卫队方面传来一片：“抓政治扒手”的呼声，我扭头一看，有几十名赤卫队员向我扑来。在我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身后，突然冲上来比他们更多的造反队员把我保卫起来。我一看大多是一些青年妇女，她们勇敢地，面对赤卫队手挽手地筑起了人墙，挡住了赤卫队的冲击。
   赤卫队只好站住，他们中有人高喊：“就是他！抢袖章的。”又有人大叫：“指挥推倒竹篱笆的也是他。”“抓政治扒手呀！”他们几次三番冲过来，但我前面手挽手的人墙已经迅速筑起了几道，人群随着赤卫队的冲击波而涌过来涌过去，人墙不时被冲破豁开一个缺口，但很快又被人们拼力修补起来。这时，男造反队员开始向这里增援，他们插向人墙的外围，把赤卫队逼向后退，形势开始好转。
    我怔怔地瞧着这些勇敢的妇女，不知所措地站在她们的中间，听着她们的摆布，这种时刻，任凭你是一个怎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任凭你平时有多少英雄气概，在这里全消失了。
   我注意到一位身材娇小，长着一付白净圆圆脸的姑娘，是她拼力带着人，首先把我围起来，就快了那么半拍，我才没有被赤卫队当政治扒手抓走。是她指挥人们手挽手筑起人墙，数度人墙被冲开了，又是她拼死在人群中扭动身躯，满脸涨得通红，使出混身的力气才把冲破的人墙再度连接起来，还是她面对重又冲开的人墙，面对冲上来的赤卫队员，把我一把拖走，往接应的造反队员中拖，是她赢得了时间，使大批造反队员冲过来，逼退了赤卫队。还是她拖住我，把我拖离赤卫队防守的区域，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她才把我的手臂从她的小手中解放出来。她一面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珠，一面欣慰地说：“刚才真把我吓死了，现在好了。”她嫣然一笑，甜甜的圆脸，显得更甜，笑盈盈地看着我。我避开她坦然的目光，在我的四周还随着十几位娘子军，看来她们是一个单位的，是圆脸姑娘带领着这十几个人把我从赤卫队的手中夺了回来。我，一个大小伙子，竟被她们救出来，真感到汗颜。
   我没话找话：“你们没事吧？”那甜甜的圆脸又一笑，摇摇头。
   这时，天色渐暗，造反队员们散开在厂区内，围成大小不等的圈子谈笑议论着，刚才紧张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光。我想起了我的责任，我要找殷、费、王他们，我就在各个人堆中转悠，不管我走到哪里，这十几个娘子军就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保护着我。
   在靠近大门口的地方聚集着几百人，有一个人立得高高的，在发表演说，因为远，他讲些什么听不清。这人是谁？我努力靠近一点，似曾相识，噢！是工总司的人。再一看，我们总部的费敏璋也立在他身旁，那么，演讲者大概是王洪文吧。我们推倒篱笆，冲进厂里，救出被“俘”的兄弟之后，他倒来“演说”了，真有一套！正在我疑惑的时候，突然从人群的后面灯光一闪，有人在偷拍照片。人群一阵喧闹，在上面演讲的人大喊：“把他抓起来，抓赤卫队拍照的”。人群在一阵混乱中，谁也闹不清是谁在拍照，当然就抓不到人了。人们又恢复了平静，我努力往里挤了挤，没有殷庆宝、王继鑫。这时费敏璋上台演说了。我还得去找殷、王，我退出了人群，向南面走去。
   南面的楼房看来是该厂的办公楼，楼前全由赤卫队员把守着。我想那里一定是赤卫队的指挥部。
   我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到赤卫队的指挥部闯一闯呢？
   勇闯虎穴
   我摸了摸口袋，刚才在大门口缴获的一只赤卫队袖章还在。我转身对跟随我的十几位“娘子军”说：“我到那边去看看，你们不要过来。”不等她们反应过来，我就快步向赤卫队走去，走过这一半无人地带，我转身把左臂背着赤卫队方向，以极快的动作换上赤卫队的袖章，我没来得及朝“娘子军”们看一眼，就在不甚亮的路灯下，快步迎向赤卫队。
   第一道防线，没有人阻挡，只是对我的袖章看了一眼。我穿过去后，心定了点，把脚步放慢，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
   在通向办公楼的路两旁，都是赤卫队员，比第一道防线的人要密集得多。我神态自若地从他们中走过去，快走近办公楼时，两名赤卫队员把我挡住。我不等他们开口，先发制人问：“总部的人在哪里？”那两人不理我的问话：“你是哪里的？”我随口答：“杨浦区的！”紧接着又说：“我要找总部的人，有紧急情况反映。”这两人对我上下看了片刻，其中一人说：“在楼上，”他指了指在楼房外面的木制楼梯，“从这上去。”
   我走到楼梯口，把守楼梯的赤卫队员拦住了我，我指了指刚才的两人说：“他们说总部的人在上面，我是找总部的。”他们说不能上去，我说我有急事，必须上去。他们放我上楼了，我好不开心。
   我到了上面的拐弯处，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女赤卫队员又把我拦住。（这是第四道警戒线了，好森严的防卫！）她问；“你是哪里的？”“我是杨浦区的，来找总部。”
   她警惕地审视着我：“你找谁？”
   我能说得出谁呢？但我马上接口说：“我刚从杨浦区赶来，有紧急情况向总部汇报。”
   她又反问一句：“你是杨浦的？”“我是杨浦的。”她犹豫了一下，让开一条道：“走到底的那个办公室。”说毕匆匆下楼去了。
   看来，这第四道防卫线上的女赤卫队员，并不是专司防卫的人员，只是出于警惕性，见我陌生，主动上前盘问。从这点上可以看出赤卫队在个体政治素质上，确实要高出造反队不少。幸好，她下楼去了，如果警惕性再高一点，陪着我进去，那我就露馅了。我一面走一面想，我自称是“杨浦的”看来是做对了，因为这里离杨浦太遥远了，他们一定不会了解底细的。对！我继续这样说下去。
   只几步路就到了那间门敞开着的大办公室。不容我再多想了，我一步跨进门。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有男有女，都在抄写着什么东西，从他们的外表和举止看来，都是干部的模样。（赤卫队中党员和干部的比例不小，造反派中就少有党员和干部，我们临时工组织中就根本没有了。）我大模大样地靠了上去，有一人对我这无所事事的人看了一眼，一面写，一面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哪里的？有什么事吗？”
   我装出随便的样子，故意往他身边一站：“我是杨浦总部的。来看看。”话一出口我马上意识到出漏子了。刚才还想过，有人再问，就回答“杨浦的”，怎么把我平时习惯用语“总部”漏了出来，合在一起用，成了“杨浦总部”，我对赤卫队的组织编制一无所知，他们有“总部”这么一个名称吗？
   幸好，他没有在意，大概他只注意到“总部”两个字，反而对我另眼相看了。想不到赤卫队竟然也有“总部”。这真是“所见略同”，就像世界上的军队大多用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建制一样。
   他有点讨好地说：“我们正在整理材料，这些都是造反派坦白交待的材料，总部等着要的。”
   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他的话，他又指了指里面的一间办公室说：“里面还有一个是临时工外包工造反司令部的人，我们还在审问。”
   我一惊！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里面办公室有一位女同志边做笔录，边在提问。坐在她对面的一个男青年，正呆呆地望着我，我定晴一看，啊——是我组织部的工作人员！
   智审叛徒
   看来他是昨天晚上的大会后，自告奋勇随着二千人的队伍开到色织廿四厂来，自诩是“总部的”以号召群众，结果被赤卫队俘虏了。我毫不犹豫地向他走去，大大咧咧地往那位严肃的女同志边上一站。她抬起头来，对我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来写。
   显然没有对我产生怀疑，因为有四道警戒线防护的心脏部位，不会再出现敌人了。我平静地看着我的部下，他惊恐地对我看了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去。沉默了几秒钟后，我想，我该怎么办呢？我发现他局促不安地盯着那女同志面前摊着的几张纸，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大方地把这几张纸拿起来看。那女同志对我看了我一眼，没有反应，仍在写着什么。
   我一看那几张纸，肺都要气炸了！上面赫然写着：
   “我的认罪书
   “我叫×××，是上海橡胶机械厂的临时工，是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部的。我受组织部长沈××的指派来色织廿四厂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下面，他把我们组织情况如实地供述了一番。最后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再为私造反……。”等等。我气得真想刮他一记耳光，这个可耻的叛徒！
   我狠狠地盯着他看，他畏惧得低下了头，不时又抬起头，惊疑乞求的目光向我投来，希求我的原谅。这个软骨头！才一天的功夫，又没有辣椒水、老虎凳，就写出这样没有骨气的认罪书来，我能饶恕你吗！
   他眼光中又有狐疑，我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赤卫队的头头？哼！你这个软骨头，叛徒，我可是“英雄虎胆”闯入敌营的英雄，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如何镇定自如，如何应付赤卫队的。
   在愤怒和得意之余，我想：这个叛徒写的“认罪书”万万不能落入赤卫队之手的，否则赤卫队印成传单广为印发，那就太糟了！我对办公室里外扫了一眼，见他们都在低头写着东西。于是我从容地把这几张纸折好，拿在手中慢慢向外间挪步，这时那女同志偏偏在这时开口问了那混蛋叛徒一句什么，他却像没有听见，瞪大了眼在看我的动作。这女同志一回头，见我要走，发现桌子上的纸张还在我的手中，立刻问一句：“嗳！你是哪里的？”
   我脱口而出：“是总部的！”她一听我是总部的，口气转为温和：“这材料你不能拿走！我还没有整理好！”
   好一个“还没有整理好”！这些由干部为骨干组成的赤卫队，其素质确实高出造反队一筹，他们把党政机关的一套工作方法，完全运用到这里来了，搞整人的材料，要“整理”后才上报，真是驾轻就熟！只一天的时间，他们就把个混蛋叛徒，当面团在捏。
   这叛徒的供词我拿不走了。不能硬来，我只好把那些纸往她手边一放。脑中一闪：现在不能马上走，否则会露出马脚来，同时也要防止我刚迈出门这家伙就出卖我。要吓他一下，稳住他，否则非但脱不了身，还可能更糟。
   我开始做起演员，拉起架子，故作镇静对他训起话来：“你是叫×××？”他低声回答：“是。”我又问：“你是从文化广场带人来的？是谁派你来的？”
   他没有回答，偷偷看我一眼，又马上低下了头，不敢再说是组织部长派来。我大声喝问：“是谁派你来的？快说！”他嚅嚅地说：“是大会主席王继鑫派我来的。”我乘机告诉他：“现在造反派已经冲进厂里来了，你们的王继鑫会不会来救你啊？”

他抬起头，为难地看着我。我一语双关地说：“欢迎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是时候了，该赶快脱身。我故作轻松地转身离去。（两天后，这个“叛徒”果然又来组织部找我，要求我的宽恕，重新让他在组织部工作下去。我对他说，你的叛徒表现，是我亲眼所见，你亲笔写的认罪书和交待我也过了目，现在你写的认罪书已被赤卫队印成了传单。我把传单往他面前一丢。冷冷地说：“我对叛徒是不会再用的，你可以走了。”）
   我出了办公室，向楼梯口走去，突然脑中嗡地响了一声——糟了！在天还没黑的时候，不是有几十人要抓我这个“政治扒手”吗？如果被认出来就糟了。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呢？我真是太冒险了！我不禁混身出汗，无心再去探险和猎奇，刚才的得意全没了。快撤！
   想到这里，倒又不敢下楼，如果被下面的赤卫队员认出来怎么办？但不走又不行，硬硬头皮，赶快走了下去。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扫视四周，赤卫队的人数比刚才要少一些，我快步穿过这些守卫在楼前的人群。他们并不阻拦我，只是注意我臂上是不是赤卫队的袖章。
   我终于走出了赤卫队把守的区域，快要进入造反派的“营地”了，我一面加快步伐，一面拉下赤卫队的袖章。突然，一群“娘子军”迎上来，一把拉着我就走。我一看，啊！还是那甜甜的圆脸，她拉着我的手臂疾走了十多步，完全进入了我们的“营地”。
   我松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松驰下来，而她脸上甜甜的笑却不见了，焦急地问：“你没有被赤卫队抓起来吧！”
   我用轻松不在乎的口吻说：“没有，我戴了赤卫队袖章，一直混到他们的指挥部，兜了一圈。”
   她惊奇而又崇拜地睁大了眼睛，似乎放心了，又喜又嗔道：“你进去那么长时间，真急死人了，我们当你被赤卫队抓住了。”
   我被她们的精神感动了，我故意说：“有你们在保驾，我能被他们抓走吗？”大家听了欢笑起来，她笑得更甜了，她又说：“王继鑫几次派人来找你，到处找不到你。我们等等你不出来，已经向王继鑫回报，说你被赤卫队抓去了。”啊！我感觉上楼才几分钟么，怎么外面已经闹成这样了！发生什么大事？非要这么寻我呢？我焦急地问她们：“王继鑫现在哪里？”她们全都茫然地摇头。
   那么总部的人呢？正在我焦燥不安时，一名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我面前出现：“啊呀！总算找到你了。”一把拖住：“快走！快走！王继鑫要我找你，找了你半天”他把我从娘子军身旁拖开，小声地说：“常委他们和工总司一起在和市委谈判。”
   哦！和市委谈判？我大喜过望，形势发展得这么快！
   我急忙问在哪里谈判，他说：“快跟我走！”
   我被他拉着就走，连向这些忠诚的娘子军告别也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向这些可敬的女性道一声谢谢！也再没有见到那位圆脸姑娘。
   冰心曾说：“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那么就少了50%的真，60%的善和70%的美。”我看，我们这个组织如果没有了娘子军，还会少了80%的勇。
   第三次见到王洪文
   我随着他急匆匆向厂外走去，到了外面的路边，他拉着我坐进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我问：“那里来的车子？”“市委的。”他向司机招呼一声，小车悄无声息地驱动了。
   他说：“得到消息，说你被赤卫队抓走了，急得不得了。王继鑫在谈判时，首先要市委保证你的安全，要赤卫队放人，要市委承担责任。市委也很急，派了小车要我们来找寻，现在好了。”
   我对他说：“我混进赤卫队的指挥部去看了看，不就是不大一会时间么？”
   想不到，我一时兴起，为满足自己好奇和好胜的举动，竟促成了我们与市委谈判！转而一想，嗯？我还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了？我望着窗外，小车拐入我不认识的小马路，已经看不到我们的队伍了，俄倾，车子在一幢不显眼的房子前停下，四周非常安静。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是街道文化站，进入门后一看，是一间平日用作开会和活动的地方，我们总部的常委全在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不认识的人。王、殷见了我，马上迎上来：“啊呀！你可回来啦，你是怎么回来的？”大伙都站了起来。我赶快解释说，是去赤卫队在色织廿四厂的指挥部看了看，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王继鑫把我介绍给大家。
   市委来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同志，她以女性所特有的关切神情，站起来与我握了握手：“刚才我们得知你的情况，非常着急，我和市委商量了你的安全问题。这下好了，没有事就好。”她又向大家说了些要制止事态扩大等话。
   王继鑫在我耳边关切地轻轻问了一句：“你真的没有什么吧？”我摇了摇头，附耳告诉他，我戴上赤卫队的袖章，混进赤卫队去看看，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待那市委女同志讲完话，费敏璋把工总司的王洪文介绍到我的面前，王洪文夸张地一下伸出双臂与我热烈地拥抱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是一家人。我提议：我们两个组织合并起来，一起造反吧！”
   这个王洪文，现在与他的见面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巨鹿路。我不认识他，他避开了我，第二次就是刚才看到他在色织廿四厂演说。我对这位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仔细地打量起来，他的头发留得较低，向后梳的大包头（看得出平时很注意发型），身披一件军大衣（这种军大衣对工总司的头头来说是非常时髦的，表明了他的头头身份，在文革的几年中风行一时），敞开的军大衣露出了贴身穿着一件大红的翻领运动衫领子，下穿一条小裤脚管的裤子，一双黄颜色、头稍尖的船鞋（当时时髦皮鞋的一种式样）。这身打扮在六十年代是赶时髦的青年的打扮，又是一些不安份的小青年所追求的装束，是上海人称之为“小抖乱”的模样。在服装清一色的时代，这身打扮与他的中共党员和科室干部来说，是极不相称的。想不到这位在全国，至少是全市的知名人物，上海的工人领袖，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仰慕已久的英雄，竟然如此模样，与我想像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我想起与他在巨鹿路的遭遇，不免十分失望，心中对他轻视起来。不！他不是一个正派人物。
   与市委谈判
   这个会议是由市委出面、召集上海最大的三个工人组织，解决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赤卫队的谈判代表迟迟不来，使市委一直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在我“失踪”的时间里，我们的组织和工总司一直围绕“失踪”，向市委施加压力。我的出现，这一议题自然消失，市委从心里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赤卫队的代表仍然未到，我们就继续向市委施加压力。市委的代表再三表示了对事态发展的忧虑，他们认为上海的三大工人组织已经集结了那么多的人，一旦发生冲突，出现流血事件是不得了的，所以希望各自撤离现场，使事态平息。而王洪文和王继鑫再三强调，这是市委执行资反路线，派遣了工作队，镇压造反派，所以要市委承担责任。而且这次又是市委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挑起了这次事件，因此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责任在赤卫队，是赤卫队殴打、拘禁了造反派。现在赤卫队至今没有人来参加谈判，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市委的代表一直在打“太极拳”，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这样撤离队伍么？虽然我们此举的目的已经达到，被困的造反派已经被救了出来。但就我们这一方来想，总有点不甘心，今天，我们一下动员了十万人，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实力。相反，王洪文却调动不了人马，至少他还没有从解放日报事件中缓过气来。
   赤卫队的实力和性质，在解放日报事件与红革会工总司进行了较量中，已经亮相，在事件的前几天是很有气势的，俨然是上海市委的保皇派。但是造反毕竟是大势所趋，于是赤卫队很快败下阵来，或者说是退下阵来。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中，赤卫队头头很可能想以实力来与工总司再度较量，以决雌雄，想不到横里杀出一个实力强劲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救了工总司，坏了赤卫队的梦。
   当时我们这几个常委没有从这全面的局势来考虑问题，也根本没有这样想过。不过王洪文心中当然明白，大势的扭转全靠了我们，因此不得不对我们有所谦让，当一直等不到赤卫队代表赴会的时候，我们提出决不撤出队伍，王洪文表示同意。我们商定：我们两方的队伍在原地待命，不得到命令不得撤离，以此向市委施加压力，逼使赤卫队前来谈判。
   我们不顾市委的劝阻，当即由我去下达原地待命的命令。王洪文委托我前去沪西体育场向他的队伍传达。我走出门外，带上几个人坐上那辆轿车，命令司机向色织廿四厂开车。这位在市委开车的司机顺从地按我的要求向附近集结队伍的马路上开去。
   一路上，我们的队伍还在耐心地在寒冷的冬夜中等待，这些队伍根本没有开进过廿四厂，他们还不知道“前方”发生过什么，我一路上凡是看到各路人马的头头，就下车匆匆通报一些情况。几次下车上车后，我觉得开一段讲一段的办法不行，这要多长时间才能传达完啊？我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干脆探出身子，手扶着打开的车门，让司机开慢一点，沿路向我们的队伍喊话：“现在总部正在同市委谈判，大家原地等待命令，不得撤离。”
   群众和带队的头头，听说我们在同市委谈判，欢腾起来，这对受惯歧视的广大临时工外包工来说，无异是莫大的鼓舞。我看到了自己的队伍是那样强大，而队伍越是欢跃，我的号召力就越大，在人们的夹道欢呼下，我不断地喊话，有时还喊上几句口号：“踏平赤卫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车开到色织廿四厂后，我向厂内的群众也喊了一阵话，然后就掉头向工总司队伍的集结地点——沪西体育场驶去。
   沪西体育场内，确有一支稀稀拉拉的队伍，散乱地分布在场地上，好不容易找到现场负责人，这人是工总司南市分部的头头。我简明讲了谈判的经过，转达了王洪文不准撤离，等待命令的内容，转身欲走。这位头头拉住我说，时间太晚了，人员已经自行散去不少，不能坚持下去了，要求撤离。我说：“我们在谈判会上与你们王洪文约定，问题不解决，绝不撤兵。”他面露难色说，剩下的队伍，反响很大，提了不少意见。最大的意见是饿到现在了。
   我问他，你们工总司总共调动了多少人马？他说一万多。我问大约还剩多少？他说大约五千吧。
   我看看全场散乱的人群，绝对没有五千。
   他为难地表示：“现在已经快近半夜了，我无法控制队伍。王洪文现在哪里？我要直接与他谈。”
   我不由同情起他的困难处境，就说：“好吧！那你坐我的车子，跟我去见他吧！”
   车开向附近的街道文化馆，望着车外整齐地排列在马路上的队伍，一股骄傲之情油然而生。我对那工总司头头说：“你看看我们的队伍！你们还剩多少人？我们十万人。”

撇开文化大革命的是非，撇开王洪文的人品，从色织廿四厂事件中，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实在低下，在后来的康平路事件上，也可以看到王洪文如出一辙的表现。那么，如果没有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他果真侥幸地接了班，12亿中国人又要蒙受多大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怎么竟会定出这样的“接班人”呢？
   工总司二兵团
   还是半个月前，大约是在十一月的下旬，我们总部刚在乌鲁木齐中路9弄11号正式开张的头两天，我正在为各区分部和系统的组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的接待人员引进来三位青年。他们自我介绍是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的人。我对这三位虎背熊腰的人物好生奇怪，他们来干什么？
   总部成立后，我把无人关心的接待工作归到我的组织部的接待室，但接待的来访者，要么是不幸的临时工外包工，要么是来询问情况，前来挂钩的基层组织。像这样的人物尚是第一次，所以接待人员把他们引来见我。
   我请他们坐下。他们首先询问我们的组织工作，我简单地介绍了一番。他们又问我：“你们对其他造反组织的态度如何？”我说：“我们与学生组织，像红革会等没有联系，我们对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是：我们两家工人组织应该紧紧团结起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造反派，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工总司的一切革命行动。”
   我的谈话中总用“你们工总司”来称呼他们三位，殊不知我错了。
   三人中的一位身材最高大的青年（我很幼稚，也不善交际，竟连姓名也不问，所以现在写不出他的姓名）对我说：“我们二兵团在安亭事件中是造反的主力，我们的人员最多，力量最强，但王洪文出卖了我们，自顾自回上海后，与市委签字，宣布工总司成立，自封为司令。王洪文自认为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二兵团耿金章也是党员。现在我们二兵团回沪后，驻在红都剧场。”
   我听了他们的话，只认为是一般的不满，并没有引起警觉，我插了一句：“哦！红都剧场，不就在静安寺吗？离我们这里好近啊！”
   他说：“是呀！我们的人马在红都剧场，请你到我们二兵团来，我们两个组织的头头碰碰头， 商讨一下形势好吗？”
   我还是木知木觉，只当是一般的客套话，就说：“我很忙，以后有空了我到你们二兵团去。”
   “今天晚上来吧！”
   我说：“我实在没有空，以后吧！”他说：“那是不是约一个时间？”我说：“以后再说吧！”
   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实在太忙了，再说我不善交际。
   他们三人沉默了片刻，互相看了一眼，还是那个高大身材的说：“王洪文算老几？他不能代表工总司，不能代表我们工人阶级。他不是工人，是干部，不能代表工人造反派。”
   我原来的估计错了，原来他们的来意是来拉拢我们。
   工总司内部是不团结的，与总部闹独立的是一、二、三兵团，他们游离于工总司总部之外，自成系统以兵团的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其中二兵团尤甚。他更为露骨地说：“我们二兵团是不好惹的，王洪文是出卖我们的叛徒，我们二兵团希望你们同我们联合起来……。”
   啊，他们也错了，找错了人。我是一个毫无野心的单纯的人，在这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越发显出我是毫无心计、极端幼稚的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一场权力之争，在造反派之间也是这样。但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竟非常天真地劝说他们什么，要团结一致呀，不要搞内部的帮派活动呀等等。他们一听话不投机，就告辞走了。
   如果设想一下，他们那天不是找我，而是找了王继鑫和郭文美，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可能会与工总司二兵团，乃至一、三兵团联合起来，走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之路，那么，我们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结局了。幸亏当时我们常委之间不太通气，各人搞各人的，尤其是王、殷两人。二兵团三个人来找我，我并没有当回事，自然没有向他们通报。后来二兵团耿金章的力量急速膨胀，也看到我们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上全力支持了王洪文，也就更不可能再来拉拢我们了。直到后来耿金章大反张春桥、王洪文，搞“上海新人民公社”时拉拢上海的各派组织，费敏璋糊里糊涂地卷了进去。这是后话。
   尽管王洪文的工总司与红革全搞了一个震动上海和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但从工总司内部来说，他个人的实力还大不过耿金章的二兵团。王洪文要调动工总司的人马，还不能那样得心应手。色织廿四厂事件中，王洪文在万般无奈之下，通过手下的戴立清向我们求援。这次，他充其量也只调动了近万人，而我们却迅速调动了近十万人，我们是得到群众拥戴的，我们上下是统一的。
   我带着得意和优越感，把王洪文手下的头目带到了谈判现场的门外让他等着。
   居高临下地对待王洪文
   我独自进门后，以盛势凌人的气派，把王洪文叫到边上，居高临下地对他说：“你们的人已经自行散去了大半，已不足五千人了，而这几千人也不愿坚持下去，要撤走。你们工总司呀……”，我没有再往下讲，轻蔑地摇了摇头。
   王洪文向我走近一步：“你就说是我王洪文的命令。”
   我说：“你的人我带来了，你去听听你的部下说什么吧！”王洪文焦急地出门去和他的部下低声耳语起来。
   我回到谈判桌旁，把刚才的经过小声向王、殷谈了谈。他们告诉我，赤卫队的代表来了，只有一个人。我一看，这人年纪很轻，态度傲慢。
   等王洪文又进来后，我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气势压人的发言，宣布我们的十万大军，已被安排妥当，在原地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踏平赤卫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对于我的讲话，这位赤卫队代表不置一词，待到他讲话，气焰仍是嚣张不已，对于我们这些造反人物一脸的轻蔑。这下急坏了那位市委的女干部，连连说：“你们不能这样啊！那会出大乱子的，不能这样呀！”
   我气得要命，这个赤卫队太嚣张了，我向赤卫队提出抗议，把我刚才在厂内看到的拘禁我们的人员，进行非法审讯，逼迫写交待材料的事，进行严厉的指责。
   王洪文、王继鑫相继发言，重申是赤卫队挑起了这次事件，责任在赤卫队。我们要赤卫队代表对这个问题表态。那代表一声不吭。再三追问下，那代表却耍了个滑头，说他不代表赤卫队总部。全场哗然。
   我们的王继鑫充分发挥了演员的天才，指着那个代表，指责市委既然把我们召来谈判，赤卫队怎么会派一个不代表总部的人来呢，这分明是市委的阴谋，王继鑫一口纯正的国语和演说风度，在这谈判场上领足了风骚。相对而言，王洪文的口才就大为逊色了。
   最后，我们干脆把那赤卫队的代表轰出了会场。临赶他出门时，我们大声说要去踏平赤卫队。这又吓坏了市委的女干部，她站在我们的中间，以一个妇女的姿态（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连说：“不能啊！不能啊！不能这样，坐下来，坐下来谈。”
   待大家冷静下来后，我在心中分析了实际情况：现在起劲的是我们，自始至终是我们在冲锋陷阵，他王洪文做了点什么？我们总部的头头倾巢而出，而他们工总司的头头只他一人。此时的王洪文已经心不在焉，无心恋战。也许他心中明白，他现在手中的兵，恐怕已经完全撤离，无一兵一卒在现场，但他如果自己提出结束谈判，撤离现场，情理上却说不过去，因为是他请我们来帮忙的。
   我指了指沉默不语的王洪文，把我的分析对王继鑫和殷庆宝耳语一阵，最后我说，时间已经半夜12点了，再这样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我们该收兵了。他俩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撇开市委的当权派与王洪文商量“后事”，很快一致决定：立即撤离现场，明天由费敏璋和我去工总司，碰头商讨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一份联合声明。（后来很快出了一份红字的铅印传单，内容是揭露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由赤卫队总部挑起了12月9日的色织廿四厂事件，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由市委和赤卫队总部承担。）我们提出这份联合声明由工总司解决印刷，王洪文一一答应。当时我们的宣传很不得力，没有一套好的班子，没有系统的宣传计划，而且没有印刷渠道，要出一份铅印的传单极为困难。
   我们两家商议妥当后，回到谈判桌上，表示同意市委的提议，我们与工总司一方，赤卫队一方共同撤离色织廿四厂及其周围地区。又严正指出，今天由于赤卫队没有诚意，所以结束谈判（事实上已没有了赤卫队的代表），事后再约定时间谈判。谁都明白，这是虚晃一枪，今天都谈不成，事后还会谈么？
   井然有序的撤离
   我们的决定立即得到市委的赞成，市委那位女干部情绪马上轻松起来，立即派人去通知。
   通知谁？我们两家自会通知，她无非是派人通知赤卫队撤离罢了。从这点也暴露了赤卫队是市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
   现在轮到我这组织部长想想我们的十万大军怎样离开的问题了。我立即向市委提出：赤卫队是得到当权派支持的“机械化部队”，有交通工具可以马上撤走，唯独我们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派是走来的。现已夜深，要求市委用车辆运送人员撤离现场。
   市委立即同意（当然了）。那女干部向她的工作人员下达了命令，她的人员进进出出，忙碌起来。一阵联系后，她询问我一百辆车可以了吗？我问是什么车。她马上问她的随从，手下说是绞接式的大公交车（即巨龙车）。我想了想，我的人员现在已不可能还是十万人，再说已经深夜，调100辆车已经不容易了。我说：“可以。分批上车，直到现场不拉下一人为止。”
   在我站在车门外一路上要求队伍在原地待命的时候，群众向我反映了肚子饿的问题。我回到谈判现场后，向市委提出，我们的群众已经十多小时滴水未进，饥饿难挨，附近天山新村所有食品店的食物已被抢购一空，时间也晚了，要求市委提供面包给群众充饥。那位女干部立即表示，群众的要求要马上解决，要关心群众。她的工作人员马上出去打电话联系，不多时告诉我，面包很快就过来。
   乘谈判僵持时，我向大家招呼一声，说我要到现场去照应群众，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那女干部立刻说：“是呀！小沈你快去吧！我们要关心群众。”
   说实话，那天晚上，真难为了这位市委的女干部了！他面对三只各拥有数十万之众的“大老虎”，面对着十数万人的大磨擦，主持这“四缺一”的谈判，既不能让事态扩大，又不能失去原则；既要息事宁人，又要保全市委和赤卫队的面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那个效率可真快呀！待我走出文化站的谈判现场，走到群众集合的各条马路上时，不多会儿整卡车整卡车的面包已经送到现场，我不知道来了几车，只是我的工作人员上车沿途分发下去，有的一个有的两个，按各人的需要分发。

没有人争抢，没有人多拿，人们手捧长方形的面包，美美地吃着，在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有这样的干点是很好的享受了。我又叫人送一点到谈判现场，又顺便问这面包是哪个厂的。押车的告诉我，是泰康食品厂运来的。我知道，该厂的临时工造反队力量很强。从这事件后，只要凭我签字的介绍信，就能从泰康食品厂无偿地拉走我所需要的面包和饼干。
   我在队伍中前后走动，慰问群众，向他们通报谈判的情况，大家对赤卫队毫无谈判诚意非常气愤。大伙手捧面包，对解决了饥饿问题非常满意。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有一妇女发病，晕倒在地，人们手忙脚乱要送医院，却没有交通工具，十分焦急。我的手下就把一辆停在马路边的小吉普的电门拆开，把电线并起来后，由我的工作人员李鸿宾开车，把这位妇女送到华山医院抢救。他是一个“三脚猫”，驾车技术不高，在江苏路口差点撞倒行人，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回到天山路上，有人告诉我，这辆车是市劳动局的于永实的座车，不要还他了，就留下自己用算了。我拒绝了这个强盗式的建议。正在这时，这辆车的司机寻来了，他责怪我们自说自话开了他的车，害得他找了半天，又怪我们拆了电门，给他添了麻烦。我对他解释说，那是为了抢救病人。他还是唠叨个没完。我的手下火了，对他说：“你再闲话多，这车就不还给你了，我们部长用了。”（要不是顾及于永实的腿脚不便，我还真想这么做做。）司机听说我是组织部长，知道得罪不起，这才闷声不响把电门整理好，把车开走了。
   从于永实的车和司机在这里，可以推断出，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就在附近，（像他这样的干部附近必定不少）但他没有露面，因为他的级别太低。也许他就在文化站或街道办事处待着。随时听候市委谈判干部的调遣，所以我们要吃的，马上有吃的送来，要车辆马上能调来。还可以肯定另外还有不少干部和工作人员在色织廿四厂的周围，探测动态，随时向上通报。很可能在谈判场外，还有一个市委的大干部在坐镇指挥，随时有工作人员给他通报消息。这场谈判，该有多少市委的人在忙碌啊！
   别看造反派蹦得高，真正的实力，还在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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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过河拆桥
   第二天，费敏璋约我一起去工总司与工总司搞宣传的王腓力碰头，把两个组织的联合声明内容定下来。我们到了约定的一幢花园洋房。工总司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在花园中等候，连房门也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见一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拳。费对我说，这人是“炮司”的头头。
   “炮司”是上海一个很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人员不多，但战斗力很强，就其影响来说，大概仅次于红革会，其头头是胡守钧，后来在炮打张春桥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上海很有名气。
   费把我介绍给他，那炮司头头并不停止打拳，仅仅点了点头，算是对我的存在表示看见了。他的杨式太极拳打得很慢。一套拳快结束时，时间用了近半个钟点，我们也就等了这么长时间，王腓力才出来，费敏璋为我们相互介绍。王腓力一点没有想把我们让进屋内的意思，他站在台阶前对我们说：“现在没有空，联合声明已经付印，印好后，会给你们去张贴的。”说完就把我们扔在一边，同炮司头头走了进去。
   我那个火啊！我们是为了你们工总司打头阵的，今天我们上门了，竟受到如此的奚落，竟连“炮司”的学生也不正眼看我们一下。


   回去的路上，我窝着一肚子的火，埋怨起费敏璋来：你这个书呆子啊！办外交办得如此的糟糕。我一路数落他，他倒非常有涵养，任你怎样说，一点不生气，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我心中明白，社会上瞧不起我们，革命，造反就是为了铲除这不平，但我越来越感到就是在造反派中也充满了这种世俗的不平等！我们只是受了王洪文的利用，当了他的过河卒，他一旦感到危险消除，立刻过河拆桥。
   我们的组织实在是太稚嫩了。我们“出生”才二十多天。我们来自各工矿企业受歧视的阶层。我们一直做着最下等的粗活儿。兴许是长期的养成使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总习惯说“是”而不习惯说“不”。所以，我们在文化广场第一次以万人大会的形式向社会显示了强大的组织实力之后，当天晚上就以十万人之众诚心诚意地去援救他人，援救我们以为是阶级兄弟的工总司，援救已经有了地位并且曾对我们不屑一顾的王洪文，丝毫没有意识到被人利用。在胜利后竟然与王洪文约定去工总司的总部去商议大事而没有想到在我们的总部开这样的会。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拿”别人一把。今天受此番羞辱，能怪谁呢？真是自作自受！
   这时，我想起了老杨。如果足智多谋的老杨还在，我们会受此番羞辱吗？
   工总司对我们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决计要改变我们的形象，提高我们的地位！
   首先要改变组织名称！
   更名为红工司
   经过一天的深思后，认为更改定名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再简称：红工。
   不是吗？那时崇尚的是红色，唯有红色才是革命的象征。“临时工外包工”的名称太俗气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为私、为自己的利益造反，在当时左得出奇的政治空气中，对我们太不利了，难怪工总司、红卫兵瞧不起。我们也是上海的产业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呢？再说，我们的组织已经足够壮大，已经在上海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到了更改名称的时候了。既然我们是上海的工人阶级，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组织，工总司已经响彻全国，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又要有区别，那就在工总司的全称中加入红色以示区别。
   我在当天晚上的常委会上，把改名的事郑重地提出。
   我先把白天所受到的奚落和冷遇，愤愤不平地向全体常委叙说了一遍。郭文美和王继鑫也怒形于色，尤其是郭文美愤愤地说：“解放已经十七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显得这样的不平等。他们凭什么歧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人歧视？为什么要受人利用？今后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热面孔贴冷屁股的事了，我们要独闯我们自己的路！”
   我接上她的话头，把我白天经过深思熟虑的名称向大家提出来，马上获得全体常委的叫好，尤其不是常委的常委郭文美拍手叫好。改名获得一致通过。
   在众人的称赞声中，我又提出了袖章问题。我说：“在色织廿四厂的行动中，我们动员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又是号称四十万大军的组织，但竟然至今没有袖章，群众对此意见甚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成何组织？人家工总司赤卫队全有了，唯独我们……”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平时他们能抓权的地方，绝不会想到我，能抓的权他们早就抓了。但是我相反，该做的事我也并不去麻烦他们，能做的事就抢着做了。袖章问题他们何尝没有想过？他们也去了印字工场，但只解决了上百只，只够头头脑脑们戴着耀武扬威。要解决四十万人的袖章，他们就没有这份“闲心”了。我带着刚才在更名问题上的得意和兴奋看着他们的窘相，一时在肚中暗骂，你们这些无用之辈，只知抢权，打自己的小算盘！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还是殷庆宝，充分掌握了我的性格。笑眯眯地对我说：“这袖章问题，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殷庆宝在内，一点也没能力解决，只有你组织部长除外。再说这也是你组织部的职责范围呀！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全靠你带队冲进去呀！连赤卫队内部也敢去闯一闯，在座的谁人去过？你连‘红色工人’这个名字都想得出，袖章问题也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殷庆宝一顶顶高帽子飞来，郭文美也从中起哄，恭维着我。我听着挺舒服，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四十万袖章问题的，看来非我莫属了。飘飘然的我一拍胸脯：“由我解决！”
   抢红布做袖章
   第二天，我召集组织部人员的会议，商讨袖章问题。大家都感到棘手，纷纷说其它东西我们可以用市委拨给我们的经费去购买，但棉布是国家统购统销凭布票供应的，四十万只怎么办得到？
   从大家提出的这个简单理由来看，我们组织里的人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像工总司和学生组织那样胡来。我们向市委联络员提出解决红布问题，遭到市委联络员的拒绝。似乎无路可走了。于是我要大家说说工总司和赤卫队的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说，这么大批量的布一定是市委批的，我们是小老婆养的，所以我们要不到。
   有人告诉我曾有这样一件事：市百一店到了一批最新式的手摇式速印油印机，这种机器的印刷速度要比用当时常见的手推式油印机快几十倍。不少造反组织倚仗人多势众，把这批油印机一抢而空。我们后勤部也抢了两台。但我们有经费，事后开了支票给中百一店结帐。
   这不明明在暗示红布也可以去抢吗？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人就接口提议到布店找红布，我摇摇头，一家布店能有多少红布？我们有四十万人，大约估算一下，总要几万公尺的红布。有人提议到各大布店全面收集，我也摇头，涉及面太广，影响就大了，这到底是去抢啊！造成的影响先不说，要动员多少人力才能完成啊？
   我想到了批发站，那里数量大，目标集中，只要一次就能解决。
   我派出人员到几个批发站去侦察。很快消息传来，在宁波路的市纺织品批发站内，有大批红布堆放。
   兵贵神速，我马上把总部的大卡车调上，（这辆车是在色织廿四厂事件的谈判桌上向市委要来的）把总部纠察队的人调了几十人，我向他们布置了任务，言明这次行动是抢红布，解决四十万人的袖章，但不准伤人，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果断、迅速。我又指定了几个人为现场指挥，各人作了分工。我随队一起行动，但不出面。
   大家严肃地点头，悄无声息地上车，完全不像以往的行动时嘻嘻哈哈。这次行动我配备大卡车一辆，小车两辆，摩托车一辆，要求车队必须保持统一速度，不准拉下。为此我把大卡车调在前面，其余车辆在后面跟进。
   大卡车上满载着一车人，威风凛凛地行驶在南京路上，去抢我们必需的红布。在这特定的“造反有理”的年代，这是革命行动，谁也不认为是在犯罪。在是非已被颠倒的日子里，人们就这样加倍颠倒着是非。
   车队很快到了宁波路市纺织品批发站。
   停车后，先派人去侦察，红布是不是运走了？侦察的人兴奋地来报告：红布仍在。好！我一声令下，大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一下冲进站内。指挥的人按分工指挥着人们，二话不说，扛起红布就装车。站内有不少职工，被一时吓懵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旋即有二、三人扑上来阻止，店里好多职工扑向布堆，死活不让搬。有人说：“你们这是在抢布啊！”我们的人马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是革命行动，你敢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吗？”于是双方纠缠在一起。不管指挥的人怎样喊，快搬！快搬！在乱成一团中，半天才抢出一匹。
   不行！如果时间一长，马路上的行人围观起来，就不好办了，我手下的几个头头在看着我，等我拿主意。一个年近六十岁的小老头，大约是这里的办事职员，他不怕威吓，在人丛中阻拦搬运，他用商量的口气拦住众人说：“我们支持一切革命行动，我们同意把红布调给你们，但你们总要有一个负责的头头出来，办个手续，我也好向上级交待呀！”我看着他瘦小的身躯，心想这人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大概是这里的负责人，他不能眼睁睁地让人在大白天下把这么多的红布搬走。
   该是谈判的时候了，我不能不出场了。我站出来，要大家放下手中的布，不要争夺。瘦小的老人马上意识到我的身份，他把我让到办公桌旁请我坐下。我对环立在我身后的几个小头头看了一眼，扬了扬头，他们马上会意，带人把住了大门，有的则把站内的职工看管起来，形成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我在办公桌旁坐下后，那小老头却改口说什么，这批红布刚从仓库出来，已经向外地调运了。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不能把这批红布交给我们。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
   我气极了，不用硬的，看来是办不成，我对身后的人咬了一下耳朵，他们马上走到人群中，对自己人布置任务。我又对那小老头说：“我们今天是下定决心的，同意也拿，不同意也要拿，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是说干就干。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我转身对我的人一挥手：“动手！”哗！人们重又扑向布堆，纺品站的人本能地想阻止，但被我们的人双手向后一夹，集中逼到了一个角落。有人稍加反抗，我们的人对他们说，这是造反派的脾气。但个别的人还是在反抗，我大吼一声：“把他带走！”这下再无人敢阻拦了。
   红布顺利地向卡车上搬。这时那个瘦老头，可怜巴巴地向我恳求办个手续。看他可怜，我也不想做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大盗，就从拎包中拿出介绍信，当场填写一张给他。他看了看介绍信，又可怜地向我请求，是否剩一半给他，我盛气凌人地不置一词，他见我这样，只得又退后一步说，剩三分之一吧！我连正眼也不看他，大声命令：“一匹布也不能留下！”这狡猾而负责任的老头只得写了一张收据，上面写明布匹的数量，要我在上面签名。我迟疑起来，这毕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布，传出去名声不太好，遂用了一个假名，应付过去。

看搬得差不多了，我就出门，坐进我的车中。几乎在这同时，我的手下已风卷残云般的把布全搬上了车。有人来请示：车往哪儿开？我说回总部。
   我手下一个叫陆进雪的向我进言：“不要回总部，我们装了一卡车的红布，在市中心走有危险，如果其他造反组织来抢怎么办？”他又说：
   “红布有了，还要印字，印倒成了问题，不如就直接往印的地方送，而且要靠得住的。”
   印字的问题，我早就想过了，只有到我工作的厂里去印，但不能直接把这一卡车布送去，如果我在厂内打不通交道，岂不丢脸？我原想把布送回总部，待我联系好后，再送去。现在陆进雪这样一说，似乎有理，该如何办呢？这时我们的人全上了车，男男女女嘻嘻哈哈闹成一片，不知是谁指挥唱起了语录歌，他们在催我开车了，几个小头头看着我。我不能犹豫不决了，我决定闯一闯我厂里的当权派：“开车！唐山路。”
   我们的车队出发了，摩托车、吉普车、轿车、大卡车鱼贯而行，浩浩荡荡驶进了我工作的厂里，而且还有一卡车的人！我把车队停在车间前的大道上，惊动了厂内、车间里的人，有认识我的上前与我打招呼，我匆匆一一招呼几句后，又对手下的几个头头交待了几句，急忙奔向大楼党委办公室，直接找党委书记。
   厂党委书记的礼遇
   当我踏进党委办公室，似乎他们已经接到下面的汇报，已经在等候我的“光临”了。党委秘书魏跃庆迎了出来，一面请我落座，一面倒茶。党委书记笑容满面，一迭声地说：“坐！坐！坐！”（如在平时，一个工人尤其是一个临时工，要想得到如此的礼遇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当我坐下，大家客气了几句后，秘书说：“你很忙，今天回厂是……”话没有再说下去，书记和秘书看着我，等待我说明来意。嘿，他们比我还心急。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回厂，请范书记解决我总部一个大问题。”原来满脸是笑的范书记，顿时收敛了所有的笑容。我仍然说下去：“我今天送来一批红布，请厂领导安排生产，印制我总部的袖章，我需要四十万只袖章。”
   这位党委书记一脸的正经：“厂里的生产计划，都要公司安排……”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铃响了，秘书接电话后，向书记看看，对话筒轻声说：“正在谈，现在不能收下……等一等再说。”搁下了电话。
   我明知是我工作的车间的支部书记来电话请示，这些红布该不该收下？这明明是拒绝我么！我不要听党委书记解释，我说：“我不管什么公司计划，你也不要用公司来搪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对革命造反派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反路线一边，……我希望你能支持我们。”范书记说：“我们当然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但是这事一定要请示公司党委……”
   我一听来气了，不施加点压力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是说到做到。你什么时候印好，我们什么时候走。今天我们的人就不走了。”说毕我就拿起电话听筒，要总机接（本厂的）临时工造反队。这下他们慌了，秘书按住电话，劝我不要打电话，有话可以好好商量。但我不听，还是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丁胜成，我把情况对他谈了，要他马上去通知我带来的人，把红布卸在缝布间，今天不走了，什么时候印好，什么时候走。我故意这样大声嚷嚷。放下电话，范书记开口说：“我们还是要请示公司的，你也必须办一些手续，而且加工费也要算的。”他只能以退为攻，用加工费为难我了。
   我说：“这都不成问题，加工费我可以要市委来付。”我又一想，不对，这句话可能反而使他缩回去，他一定会认为我在说空话来搪塞他，就赶快又说：“我明天请市委的联络员来商谈，”我又故意抬出联络员的身价让他放心：“市委联络员是位处长，他明天来会带来市委的介绍信，到时你可不能再推脱了。”这下书记爽快了：“这样好办！这样好办！”
   这时丁胜成赶来请示我：“布已经卸下，人员安排……。”我对他说，在原地待命。他走了。我站起来，对党委书记充分表演了一番造反派的脾气：“布已经进缝布间了，请你与车间联系，另外你必须马上安排生产，我在这个星期内要拿到手的。”书记说：“等明天来了再谈吧！”我说：“不！明天我们一定会来的，你今天就安排下去，我在这几天内一定要拿到袖章。”
   “这有困难，先要刻花筒，刻制花筒，先要图案室设计，雕刻间放样、刻制，工艺很多，这你不是不知道。”
   我毫不客气地紧逼着他：“正因为要刻花筒，所以要你今天就安排生产。”我重又坐下拿起纸笔，把更名后的：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字样和尺寸大小留下，“明天上午市委联络员会准时来的。”
   说完我就要走。他们主动向我伸出了手，我也伸出手握了握。
   一个中型大厂的党委书记在送一个工人给予握手言别的殊荣，只有在文革中的此时此境中才能获得！
   我同在门外等我的丁胜成向楼下走去。在车间外，我的车间支部书记在等着我，我不待他开口，就告诉他，已经同党委谈妥，这些布就卸在这里了。我又对在场的黎伯昂和丁胜成两人说，这些布你们要负责守住，要督促在这三、四天内印制完毕，每天用电话向我通报生产进程。我匆匆上车，带着车队回到总部。
   晚上的常委会上，我高兴地向大家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旁听我们常委会的联络员认真地记下了我的要求：明天上午10时，请吴贻荪处长同我一起赶到上绒厂，带上必要的介绍信和办理加工的手续，支付加工费，必须在这三、四天内完成印制任务。
   他记下后，又马不停蹄地连夜去传达我的要求。第二天早上，那位处长又同我通了一次电话，互相补充了一些细节。随后在厂党委办公室内，很顺利地办妥了问题。比我预想的日期要快。
   几天后，上海的大街小巷、工矿企业就有了四十万佩带“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的工人。
   红工宣言
   我们的组织正式更名后，费敏璋又重新写了一个新宣言，这个宣言印出来后的署名日期为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个宣言要比前一个宣言写得好多了，是一个颇有文采的“文革文章”。
   新宣言抛弃了前一个宣言中“临时工、外包工制度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残余，造一切不合理制度的反！”的不合时宜的内容，以气吞山河的大手笔书写道。
   望长空，红日高照；看大地，红旗飞舞。下二段道明在新的形势下，宣告更名。紧接下来以五个“红色象征”为段落的开头展开全文：
   红色，它象征着“五四”“五卅”运动先烈的血迹……。
   红色，它象征着兴业路——党“一大”内的明灯，井岗山上的红旗……。
   红色，它象征着天安门广场上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巍峨耸入云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红色，它象征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
   最后总结为：红色者，即人类梦寐以求、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红色工人”的光荣名称正凝聚着先烈的遗志，人民的理想，主席的期望，历史的使命和我们的志愿！
   正是这个宣言中的“历史的使命”，这个无法直接道出内容的“历史使命”，指导了我们100天的造反史。
   “红色工人”这一组织名称，从我创造发明到被每个人接受，是这个组织成立到结束，唯一的一件没有任何人反对和提出异议的事，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一致拥护，这大概也是我在文革中创造的一个绝无仅有吧！从此“红色工人”、“红工司”或者“红工”成了组织的响亮简称，成了临时工外包工的代名词，成了大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庞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编篡文革词典的话，“红色工人”、“红工司”、“红工”这些名词必定要被收入。
   新宣言虽然写得气势恢宏，但是最后一句“历史的使命”，还是道出了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组织并没有质的变化，以后我们在一系列关键时刻，都充分显露出临时工外包工为本阶层的利益而造反的本质。
   恰恰是这个仅仅为了求生存而造反的组织，被首先扣上了经济主义的大帽子，被中央最早取缔。
   那么？上面需要工人组织搞政治斗争吗？当时看来，似乎是的，要你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还要你站在家门口，看到全世界。但实际上，只是跟着“伟大战略布署”冲过去、拥过来，连什么是政治都没有搞清，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到头来，被打倒的一个个都扶上马（他们的确不该打倒），最终监狱里关着的，除了几个原本是官，其余都是工人，是在造反中不按照伟大战略布署走的头头。所有的制度，包括临时工制度，几乎被原封不动也沿袭下来，中国历史再回到原点，重新运转。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我们打开国门，我们才看到世界历史在这个十年中走了多么远。
   当时我这个极其微小的小人物不可能看得这样深远，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为了求得组织的生存和受到工总司的冷遇，使我形成了一套模糊的思想体系。从最初的反对王继鑫的“单纯军事观点——单纯的打经济仗”到把组织更名为“红工司”，我的意图是改变我们的形象，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轨道，唯有这样，才能有我们一席之地。我这时的思想体系十分稚嫩和浅薄，不可能有一套理论和纲领使常委们接受和付之行动。我只能在常委会上的争吵声中，把我模糊的想法在乱烘烘的争论中零敲碎打地提出来，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本人也把握不了自己，本能地刻意去追求我们的“历史使命”。但也正由于我这个“阶层”的本性，使我天然地拒绝了王洪文的拥抱，不至于在文革中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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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和政治部
   经过了上述一系列事件后，我的生活开始平稳起来，一度过起了“机关”生活。
   十二月八日，在文化广场的大会上，王继鑫宣布组织赴京代表团。这是他与郭文美的计划，其内容和目的，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透露过。他们有他们的私心和目的。猜测起来，无非想进京找到一举成功的捷径，说到底，还是临时工造反，去完成“历史使命”。
   赴京代表团的成员，由各分部推荐组成。王继鑫把劳动局的处长吴贻荪一起带走，总部秘书处的郭文美、骆江华，政治部的王英、王伟，他们一起随王继鑫组成了几十人的代表团，王继鑫自任团长，扬言不砸烂临时工外包工制度决不回沪。他们带着这伟大的誓言，在中旬离沪北上。
   殷庆宝的宣传部，人员最为庞杂。为了稳固他的权力，他先是把两个在他部里的常委开除出总部。由于这两人无丝毫能量，因此并没有引出什么风波。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蒋瑞根，林新中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开除出总部。这两人被清除的后果就不同了，他们是有能量的，在外面网罗了一批势力强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以南市分部和卢湾分部为基地，在六七年一月中旬开始，制造了一系列的事端，揭发常委“罪状”的传单满天飞。这是后话。除此之外，看不出宣传部在平时的宣传工作中有什么建树。连最简单的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也不及其它组织。文革时期，尤其在关键时刻，大幅标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制造舆论，或对某一事件的组织表态的最醒目、最简洁的方式。因为我们组织的大幅标语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都软弱无力，所以就不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殷庆宝的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在宣传中缺乏政治性和纲领性的目标，所以无法与时代要求合拍，只能停留在临时工造反的层次上。但就是这个临时工造反的内容，也没有很好地宣传。


   红革会的《红卫战报》早就在上海出现，为了要同党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引发了解放日报事件。在事件后，工总司在十二月廿八日创刊了《工人造反报》。还有一些造反组织也相继出了自己的小报，而我们却不能。直到次年的二月六日，我们借助《新民晚报》内部的力量，才算出了一期《红工战报》，一期不伦不类、无人要看的报纸。
   总部设立的政治部，更是离奇和可笑。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一个无所事事的部。当时排座位设这个部那个部的时候，我们这批临时工、包括那个已经悄悄隐去的老杨在内，都不会知道在机关和企业中的政治部或政治处，主要是管理干部人事调动和组织发展的机构，也就是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如果设了政治部，那么它就要下辖组织处、人事处和宣传处，如果单设了组织部、宣传部，那么政治部就不必再设。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政治部，大概是懵懵懂懂地以为革命造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所以应该有一个政治部来统帅一切吧！但是常委们谁也不会听命于政治部的王伟、王英两个庸人的“统帅”。这对男女确实也没有干出过什么业绩来，反倒是在日后被反对派捏住了他们亵渎了神圣“政治”的种种话柄。他们俩人也随着王继鑫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后来在1月中旬回沪后，形同虚设的这个政治部，实际上消亡了。
   总部的“毒瘤”
   在总部的工作逐渐走向正轨的同时，需要提及的一个部门是总部的“大队部”——纠察大队大队部。这个机构的设立和名称的确立，完全是殷和王的主意。但是它的班底，倒是我曾领导过的人员，就是以在风雨操场造反时保卫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娘子军们已散去回原单位）。总部成立后，我无暇顾及这些忠勇的随从，他们就落入了殷庆宝和王继鑫的控制之下。说实在的，这些人员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其中一些素质较好的人，不满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大都陆续离去，剩下的称之为地痞流氓毫不为过。他们文化素质差，少数人员以总部的名义在外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吆五喝六，形象实在欠佳。再看看他们男女混杂，调笑不已的乌烟瘴气，把整个组织的形象破坏了。一些偶尔来访的人都为之侧目。
   组织部的人员和一些基层头头不时向我表示了对大队部的忧虑，我也耳闻目睹了这些男女的丑态，但我已经不能控制他们，更不用说改造了，就连他们的队长陈铭声和朱力军我一时也拿他们没办法。朱力军还是一个正直的人，陈铭声的为人要稍差一等，他是王继鑫和郭文美的亲信，又随王赴京，陈郭两人时以姐弟相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队部时时表现出流氓无产者的为所欲为，时常结伙拉帮，气势汹汹地向常委造反，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在殷、王的姑息之下，一次比一次闹得气焰嚣张，自成了他们的帮派天下，混他们的“革命造反”的“流冠生涯”。就是在大白天我也见他们男女合盖一条棉被，或睡或坐，调笑、打牌、吸烟，这就是他们在值班，在做警卫总部的勾当。
   后来实在名声太臭，无数次的所谓造反，闹得总部不得安宁，殷、王对他们几次整顿、精简也不见好转，反倒助长了内部的帮派斗争。最后在“红工司”四面楚歌，每况越下，摇摇欲坠时，为了安抚和拉拢各区分部，在扩大常委会时，反倒把陈铭声也拉进了常委内。——可以说，这个“大队部”是寄生在总部的一个毒瘤。
   兢兢业业的李衍清
   总部的后勤部，虽然部长是草包钱桂芳，反倒是为总部做了后勤方面的实事。由于我的提议，我们的经费不再用联络员送来现款的方式收受，我们建立银行帐户，健立了一整套正规的财会制度，制订了一套收发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为日后拯救我们这些常委立下了功劳。
   这得力于钱桂芳手下的一个中年会计李衍清，是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严守现行的财会制度，尤其是在以后纷乱的“打、砸、抢”的动乱中，妥善保管了帐册和单据，老李在总部日后的“内部造反”——“1·13事件”中，奋力抢救了帐册和单据，把它们转移到愚园路67弄43号一幢被抄的资本家房屋中隐藏起来，又在以后几次针对总部的“打、砸、抢”的浪潮中，忠心地保护了这些帐册。
   为了保护这些帐册，这间房屋作为极端保密的地点，只有为数三、四个人知道有这回事，但却不知道具体地点。正因为这样的严格保密，所以这间房屋一直被保存了下来，在六七年二月组织解散后连“官方”也没有发现它。这间房一直在李衍清的手中，到了以后重拉队伍时，他把这地方交给了我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活动地点。
   后勤部完全有赖于老李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钱桂芳这个草包才得以安坐在他的部长位子上。他虽觊觎我这组织部长的位置，却没有能量像殷庆宝那们从正面向我进攻，安插人员进来。亏得这位草包想出了一条绝妙的“高招”——把他的老婆塞到我身边来，美其名曰：“秘书”。也许他自忖这样可以夺取组织大权。
   我不要女秘书
   那时在造反派中，头头几乎清一色是男士，而头头大都有女秘书，对此，社会上必然有风情的传言。想不到那时我的脾气真是出奇的好，对于像殷庆宝和钱桂芳他们这样处心积虑的算计我，我竟虚怀若谷，大度地容忍了，我不愿看到内讧出现。对这位草包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塞过来做我的秘书，我冷然处之，我拒绝了秘书的称呼，只答应她是一般工作人员。这位女同胞一来就从另一位姓徐的女工作人员手中，把总部介绍信抢到手，夺取了开介绍信的“权”，似乎认为这样就抓到了组织部的大权。这位草包的夫人，微胖的满月脸上，一笑就浅浅地显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小小的圆嘴吐出的声音是那样的软糯而灵快。她喜欢挨得很近与你讲话，头上的秀发不时撩拨着你的头颅，让人发痒、发麻，一股女人的气息随即通过我第六感觉让人晕眩。不行！赶快立起身，扳着脸，以不耐烦的口气，打断她的话，命令她此事该如何如何办，那事该如何如何办，挥手赶走完事，或者是我匆匆逃走了事。我处处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不热地对待，从不允许她跟随我，只让她在组织部的办公室中死守台上的两只电话。如果我是放荡的花花公子，对于这送上门的便宜，有不贪之理？这位草包必戴绿帽无疑。
   一天早上，我皱着眉头，捧着我的左手。我痛苦的神色马上被她发现了，问我：“怎么啦？”我随口说：“大姆指肿得厉害，昨夜痛得一夜天没有睡好。”她关切地伸出胖笃笃的小手来，把我的左手握住看了又看，笑靥消失了，啊呀！啊呀地大呼小叫道：“啊呀！啧！啧啧！指甲下全是脓，不好了！这是蛇头疔。”
   我不经意地抽回我的手，肿胀的大姆指其形状真像一只昂头吐信的蛇头。她睁大了双眼，焦急不安、又软又急地连问我：“已经几天了？去医院看过吗？啊呀！为什么不早点去看呢！唉！蛇头疔真痛啊！现在痛得怎样？”我捧着随脉膊一跳一痛的左手，自管开始我一天的工作。见我不再搭理她，只得讪讪地走开。但是当有人进办公室来，她就不断地告诉人：我怎么怎么了，从侧面向我进言：马上去医院治疗。
   上午在忙忙碌碌中渡过，中午，手肿得越来越厉害，看来不去医院治疗不行了，再忙也要去。
   下午三、四点钟我走进了附近的华山医院，外面是阴天，候诊大厅光线暗淡，空无一人。我挂了号，外科诊室的走廊里更静。走进外科诊室，只有两位医生，冷清地在看着医学书，我挑了靠门的那位医生，把病历卡递上。那医生望了望我左臂的造反队袖章，我把手伸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看：“甲沟炎，要手术。”简洁地吐出了这个字。我说：“好。”他立即开好门诊手术单，示意我去付费。待我付了费回转来，他已把手术包准备好了。医生和我谁也不发一言，打麻醉针，拿出手术刀，娴熟地切去半个指甲，除去大量的脓和腐肉，再用纱布包扎好，默默地把一张已开好的消炎和止痛药物的处方给我。我无声地接过方子，离开了外科诊室，在空无一人的候诊大厅付费领药。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快，最迅速的门诊手术治疗，后来再也没有只有我一个病人在看病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好像把人类的疾病全赶跑了。事实上疾病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牛鬼蛇神”们不能去看病；“革命群众”狂热得无心去看病。和医院的冷清可以比拟的是公园。在文革的高潮下，养花爱花被斥指为资产阶级情调，因为公园里小桥流水，花花草草，同社会上充满了杀机的阶级斗争极不调和，所以游人也比往年稀少。同样道理“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从各自的处境出发，也无心去欣赏它们。后来被斥为消遥派的人们（他们什么派也不参加）为了逃避这恼人的尘世，曾在公园这个“世外桃源”寻求短暂的和平。但是一纸禁令，全市所有公园停止开放，所有的影剧院全部关闭（电视对绝大多数来说尚不知为何物）。——想想看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吃、睡和劳动，除此之外，不能享受什么。要么去搞阶级斗争，要么就象畜牲一样劳作，人性被严重压制和扭曲，达到了令后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这时候候大厅越发昏暗，走出医院门诊部，方发觉天空阴沉得很，冬天的阴天，失去了阳光，更令人感到压抑。但是我手术后，除去了疼痛，混身轻松。我手捧缠着纱布的手回总部，走进办公室。
   胖胖的圆脸迎了上来，关切地说：“怎么啦？要紧吗？”我淡淡地说：“开了一刀，剜去半个指甲。”她又大呼小叫起来，见我并不领她的情，讨好地说：“你姆妈打来电话，我告诉你姆妈说你去医院看病了，你姆妈说明天来看你。”我心里真怪她多事，一言不发。
   第二天上午，我母亲大老远赶来，看着我缠着纱布的手，问我去医院医生怎么说，我说没有什么，是指甲下生了点脓，医生替我把脓排去就好了，请母亲放心。可是母亲不信，说：“昨天我打电话来，接电话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你手上生了疔，痛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要死！胖圆脸成了“小姑娘”了。我说：“没有的事，就是有一点脓，发炎了。”我母亲又喃喃地说：“那小姑娘倒蛮好的，电话里听伊也急死了。”坏了！母亲误解了，我只得解释：“是呀！早上我在办公室里对大家说痛了一夜，所以你下午来电话，他们就这样说了。”可是母亲还是喃喃地说：“迭个小姑娘电话里急煞了，我也急得来看你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没法说什么。我不想对她老人家挑明：现在坐在电话机旁的那个胖女人，就是电话里那个“小姑娘”。幸好，杨福海来解围了，寒喧了几句。谈了点家事，把母亲送上车。
   这位草包的夫人，给我闹了这么个笑话。
   从此之后，我对“秘书”两字敬而远之，绝对不敢用什么女秘书。但是我的工作实在太忙，事无巨细，全要我亲自过问，心目中真想有人来分担我的事务性工作。
   我的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李鸿斌，是黎伯昂介绍来的，说是他的好朋友（实际上是点点头的棋友），能力非常强，经历不一般，我信以为真。但很快我发觉此人的特长仅仅是善于吹牛，把他的个人经历吹得非常神秘奇特，什么父亲是高干，他在部队干过侦察兵，又在公安局中干过，专干反间谍活儿。他吹得太不着边际，，倒使我生出疑窦来，使我逐渐疏远他。而这人天方夜谭式的吹，却受到王继鑫，殷庆宝的赏识，后来被他钻进常委班子。另一个是踏实、忠诚的杨福海，年纪要比我大十岁多，比较老成，我越到后来越来越倚重他，把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委付于他去处理，此人确也分担了我大量的工作。他时常在人前嘲笑那个殷庆宝安插来的刘姓办公室主任，笑他要夺权，但没有权。言下之意，他杨福海不用夺权，我倒把权送到他手上；杨也常自诩会用权，可能是在笑我不会用权。他的话的确一言中的，我确无野心，没有心计，不去想也不会施阴谋，从这点说确不会用权。
   有了杨福海，面上的工作我全放给他，下面分部、总队有什么事，他都处理得蛮好。他善于顺着我的意思，再掺入他的意见，指导下面的工作。有了他我可以抽出时间在外面跑，从而干了几件大事。
   正因为我在外面活动，极感需要有一个人跟随在我的左右。我心中计划最好是“一文一武”两个男性秘书。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就住我家附近的中联村，我请他出来，希望在文笔方面为我出力，但这位朋友忠厚老实，胆小谨慎，对无产阶级政治害怕至极（他的母亲在红卫兵抄家风盛行时，害怕得上吊自杀了），怕参加造反活动后，会累及他，所以来总部两三天后就告辞而去。另一人选是人民印刷×厂的青工，我看中他的是头子活络。原想发挥他的社交本领，以弥补我的不足。但他活络有余，却不甘寂寞，言辞中常流露不甘心在我的手下干简单的工作，抱怨我不给他权，不委任他当有职有权的头头，一星期后他的耐心丧失，也不辞而别。这两位男性秘书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算了，我不再尝试找什么秘书，独来独往，一人忙忙吧！
   在一次常委会上，费敏璋说起，现在造反派头头，都要配备秘书，现在工总司的头头们已经这么做了。言下之意，好像这是规定或者说已经风行了。隔了几天又一次会上，好像是殷庆宝提出的，说我们常委必须每人配备秘书，还向我推荐了一位女性，我一听是女的，就决定拒绝。但不等我开口，人已经来了。
   神秘的女秘书
   我对她看了看，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四十岁出头的样子，留着不经任何修饰的短发，他衣着朴素，一身蓝布衣裤，洗得清清爽爽，脚穿搭攀黑布鞋，组合成一位诚实忠厚的中年妇女形象。她的外貌太普通了，实在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
   她稳重地向我礼节性地点点头，庄重地坐在我的对面，难得脸上有笑容（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我似乎没有看到她笑过）。我思索了几分钟：这人要，还是不要？这是位中年妇女，与我几乎相差一代人的年龄，而且她气质庄重，我和她之间不可能发生头头和女秘书必有的风流传言。
   我在造反之初，就为自己立下两条戒律：1、不能犯男女关系的错误。2、经济上一定要清楚。我自信即使有了这位女秘书，也不会成为外界产生流言蜚语的条件。再说这是常委会上决定的，每人要配备秘书，又是他们为我配备的，而我的工作确也需要人。我迅速思考一番后，遂同意收下。于是我也就有了正式的秘书。但奇怪的是，后来费和殷都没有配备秘书。
   在三楼有一间房，原是王继鑫使用的，他在去北京时，把这间房的钥匙交给我，我就把这间房交这位女秘书。我不知道是她的个性不合群呢，还是她不愿与这些临兄们为伍，我印象中，她一个人在这小房间的时间多。
   有了她，我就把要动笔的文章交给她，我口述一遍，请她写一篇发言稿。她落笔很快，把我的口述要点记下后，根据我的意图和思路，很快成就一张文稿，送来请我过目修改。我稍提一些意见，她当即修改后，再请我定稿。我首肯后，不出半小时，一篇腾清后的稿子就送到我的面前。在拟稿时，她从不把自己的意见添加进去，从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完全按我的意图和思路写文章，如果我看了文章，认会漏掉了什么，或者我的意思表达不完整，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后，她能立时三刻按我意见修改出来。此人确实有干秘书工作的才能和经验。岂止有！她完全是一个正宗的秘书！从她的举止、谈吐来看完全是一个机关干部，我的内心一动，她会不会是市委或公安部门派来，打进我们内部的人？
   可能我的内心活动被她看出了，或许从我赞许她的文章写得好，写得快，写得一手好字，辨出了我的疑惑。一天时近傍晚，在完成了我要求她的工作后，她主动向我解释她为什么参加我们的造反行列：
   她丈夫是部队的干部，部队远在四川，夫妻长期分居，丈夫待她不好，感情破裂。她感到苦闷，感到痛苦，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投身革命，摆脱烦恼。
   我听着她的简单叙述，开始还感到局促不安，我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对婚姻、家庭的矛盾彻底是个门外汉。尽管是一个比我大了一代人年龄的女性对我谈，我仍感到非常不习惯，甚至有些如坐针毡的滋味。然而听到这里我想起了小说《青春之歌》，不禁微微一笑。她把我们总部当成了逃避不幸婚姻的避风港，由于婚姻不和谐才走上“革命”道路，这不是与林道静投身革命的故事很相似吗？虽然时代背景和情节不一样，但性质却是一样的，多么富于文学意味和浪漫主义的味儿啊！
   相反，这样的解释更加重了我的猜疑。我试问道：“你出来参加我们的造反活动，是很辛苦的，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你能行吗？”她马上回答：“能！能！我就是要用繁忙的工作来忘掉自己的痛苦。”我又问：“那你的孩子不是要你的照顾吗？”她说：“孩子都大了，在外地的大学里念书。”
   她讲得太绝了——丈夫和孩子都在外地，毫无牵挂，这反而更不真实。我沉默了一会，又故意问：“那你为什么不到工总司去工作呢？我们在社会上，到处受人的歧视。”她低着头说：“我也是临时工，我要为临时工做点事。”
   这些话并不能消除我的猜疑，尤其最后一句话，反倒是画蛇添足，露出了马脚：她如果是一个临时工来总部工作，必定要求我出具总部的公假证明单，盖上总部大印，由本人带回单位请公假，这样才能一天到头呆在总部而不用到原单位上班。大概她后来也知道了这样的惯例，于是，又向我解释，她目前没有工作（当然也就没有工作单位），可以每天在总部工作（当然也就不用总部开公假证明）。但不管她如何说，我认定这人是市委派来的。因为她的干部风度、老练的文秘能力和一手好字和好官样文章（我们国家的官场，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行文的套话，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熟练运用的。只有身在官场、不时动笔的人才能驾轻就熟），说明她绝不可能是临时工，而女临时工可说全是文化水平低的家庭妇女。况且，她说话时绝没有半点工人的语言和工人的气质。
   我打定主意，来吧！我光明磊落，我绝不隐瞒我的观点和行动。
   主意一定，我就什么事也不瞒她，每次晚上召开常委会，我也把她带到开会的场所，成了我名符其实的秘书。我吩咐她：你要做好会议的记录，她就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在我们为某一件事争吵不休时，她从不发言。我一时想不起的事，问她，她就简短地提醒我，却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时的常委开会，已经没有市委联络员参加（因为我把联络员赶走了）。我把这位秘书带进常委会，了解我们核心的一切，不管你是不是市委或公安局派进来的，我们丝毫不隐藏什么，反正我们没有阴谋，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如果你是市委或公安局派来的，你就来监督或者监视吧！我们是正大光明的。
   每天到了下午五点钟，她必定是问我今天晚上有会议吗？如果没有，她必定提出一些借口向我请假回去（她这样的小心完全是多余的）。有时她会提出一些生活琐事，说她明天上午不能来了（我想她是回去汇报吧！）我总答应她的要求。晚上有会，那她是必定留下的，一次也不会放过，没有会，我不留她干什么事，她也就急匆匆的离去。虽然她曾向我表白可以无牵无挂、不分昼夜地干工作，但实际上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急于“下班回家”。
   这样干了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后，一天她在快下班时，告诉我，她丈夫来信反对她参加我们的革命造反，她不能再来了。她找了夫妻不和的借口进来，又以丈夫的反对抽身撤回，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更能证明我的猜疑是对的。
   除了那唯一的一次谈话外，平时我从不询问她的身世和家庭生活小事，那怕是一次闲谈也没有，甚至我连她的姓名也没有记住。她就这样神秘地出现，诡密地消失。奇怪的是她从什么途径打进来的，为什么费敏璋、殷庆宝极力主张常委们要配女秘书，而他们自己不用，其他常委也没有正式的女秘书，单单给我配？

我的猜疑几十年来没有同任何人谈及。
   如果说，她的确是市委派来的，是为了我们把联络员赶走后，填补真空，以便了解和监督的话，在当时造反派尚未夺权时，市委是可能这样做，而且也做得到的。现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为负有重大责任的上海市委，绝不能让一个拥有四十万人的群众组织，处于失控的盲点。如是这样，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安插进来，可以说已经对我们总部每一个人已经有所了解。这时王继鑫带队去了北京，他那一摊子有一位随行的处长吴贻荪，上海这一摊子，掌实权的只有我一人。他们在我身旁安插耳目，事先必对我作过重点分析，而我坦然地接受和自觉地敞开大门接受监督。我想他们一定是满意的，出乎意料的。考察了一段时间后，目的已达，遂撤回我的“秘书”，或者是形势的急剧发展，市委已经感到造反派的夺权已经势在必行，市委存在的时间已经不长，这样的监视已经毫无意义，所以撤回了“监督哨”。
   我的猜测不会是不着边际的瞎想，政治斗争就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的斗争经验是白白积累的么？
   我再次被人利用
   一九六六年行将结束前，有两件事是可以记载的。
   一天，黄宇齐突然来访。这样一位高级干部来到总部，很出我的意外，他直接进入我的三楼办公室，像见到老朋友似的握手、寒喧。不多几句的客套后他既客气又不失身份地谈了他来的使命：说有一重要会议需我去参加。
   我听了一呆，我们的组织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后台，工总司和红革会的重大行动和会议，都是把我们排除在外的，只是需要利用我们时才会想起我们的（这可以从色织廿四厂事件看出），过后就把我们甩在一边。我们都知道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而我们没有后台，甚至连上海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知道。所以我对于黄的来临，既感突然，又有些受宠若惊，究竟是什么会议呢？他故作神秘地对办公室的人扫视了一圈说，没有时间谈了，要我马上跟他走。
   我不及思考，就立即随他下楼，坐进他的小车，在车上他才告诉我，华东六省的造反派已经大批进入上海，他们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今天在南京路西藏路口静坐，交通为之堵塞。黄说，这影响太大了，现在需要我前去参加由上海造反派和外地造反派的会议，解决此事。
   这几天华东六省的造反派进入上海，是由于他们在当地得不到承认，想在华东局的上访中取得承认，原先他们各自在华东局上访，但是在旷日持久的僵持中，逼使他们联合起来。早上我已得到消息，六省的上访人员在南京路西藏路口、上海最热闹的地段、也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场——市百一店前面举行静坐示威，阻断东西南北的交通，以扩大影响，逼使华东局妥协。今天黄宇齐来找我，看来是要用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这张牌来对付外地的造反派。好！我们又成了被人利用的对象。
   车进入华东局，他要我稍等一会，自己进去了。我在我们原先造反时停留过的一幢曾经是整洁雅致的小楼前漫步，说“曾经”是因为这时的小楼已经面目全非，被六省的上访人员搞得污秽不堪，厕所内已经无法插足，粪便横流，满目“劫后”的景象。
   不过十来分钟，他出来同我上车，驱车到了南京路中百一店，从西藏路的大门电梯直上七楼。他引导我进入一间很大的会议室，我一看，四周的皮沙发上已经坐满了人。他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工总司代表，他们来了三、四个人，我们相互握了握手。我不善交际，没有问他们的姓名和职务，反正我不认识他们（与工总司的交往是费敏璋的工作）。看着他们趾高气扬的模样，我也不想与他们事先通气和协商。其他还有华东局韩哲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这次六省静坐的代表，黄宇齐逐一与我介绍，安排我坐下后，会议立即开始。这当儿我开始思考我该如何表态，该抱什么态度的问题了。
   今天把红工司和工总司的人请来，明摆着是向这些外省市上访人员施加压力，当权派该不至于要我们去支援外省市的上访人员吧！我想我最好的办法是不表态，看事态的发展再说。这时华东局当权派在讲话中，把工总司和我们红工司推向前台，特别突出了我们上海造反派的到来，表示上海两大工人组织对静坐活动的关切，要求六省上访人员不能影响上海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要求他们尽快撤出南京路。
   工总司的代表反应冷漠，发了一通对静坐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不支持，工总司的发言，无疑给他们六省代表泼了一盆冷水。华东局的讲话就更为强硬起来，要求他们立即撤走，不能破坏上海的大好形势，有问题可以坐下谈。
   我不打算立刻发言，我想尽可能拖到最后再表态。但意想不到的是，群龙无首的六省代表很快乱了阵脚。他们毕竟没有一个坚强的、有权威的核心，在压力面前败下阵来，会议竟很快结束，用不着我发言表态了。
   华东局利用我们两个造反组织，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次危机。
   一个人的地位变了，环境变了，他的思想和言行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想当初，我们不成气候，在蠢蠢欲动时，会去参加苏州临时工上访的行列，一起向华东局造反，相互支持和依靠，可是一旦自己已成气候，造反成功，组织成立，“大权”在握，在今天六省造反兄弟盼望我们支持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却是什么看问题要全面，要顾全大局，要顾及到自己表态的份量和后果，要拖到最后再发言表态，等等等等。实际上是将自己置身事外，不加入，也不希望外地人员来乱了我们上海，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权派。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军也往往用这一手。北宋统治者招抚了宋江，再用宋江去剿灭方腊，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消灭了两支起义军。今天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方法何其相似！
   工总司和我成了宋江！
   华东局肯定摸准了我们地位变了，立场也会跟着变，所以黄宇齐会屈尊前来。
   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毛孩子怎能玩得过有五十年腥风血雨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年轻并不必然就是弱，一百多年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向整个旧世界宣战的时候，他们是强大的。他们的强大，是因为已经有了完整、先进、成熟的思想。
   然而我们却是被点起来的火，被煽起来的玩偶，头脑中除了一些朴素的意念和空洞的口号外，其他地方都充斥着“私”。
   工人造反派还没有掌权就变了，变得比农民起义军还快。
   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因为缺乏有远见卓识的人。
   没有人会提醒我们，只有人在利用我们。
   羞辱陈阿大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中心是一个权字。为夺权和保权搅得天地昏暗。人对权力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从党内上层开始的一场权力之争，为了这场权力之争，发动了亿万人民参加，一边是造反派，一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主席的引导下，最终演变成造反派夺权、掌权。而在造反派的阵营和组织中何尚不是在演出一场权力之争呢？
   一天，我的工作人员收集到了一张铅印传单，揭露王洪文不是工人，是十七棉的保卫科干事，是科室干部，他出卖了工人利益，等等。
   这是一张反对王洪文的传单，其目的就是企图夺王洪文的权。下面是一行拗口的落款：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
   我一看立即意识到这是工总司内部分裂的迹象。
   我自认为我们的组织内部是团结的，以我的幼稚和单纯下此断语后，油然而生的可笑的自豪感，促使我要去找王洪文出出气，出出我们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中的窝囊气。
   我对这张传单研究了一番，心想，他们造反司令部中的“造反司令部”是谁呢？二兵团的耿金章？不像。二兵团反王洪文已是公开的秘密，从组织系统来看，二兵团已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不需要用这拗口的署名。那么是谁呢？我对工总司内部一无所知，不可能猜测到是谁，不去管他了，我一定要借此机会去奚落他们一番。
   我特意带着几个人跟随我去解放日报社。那时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后，一度占领了报社，他们的一些头头常在报社内，这天我设法打听到王洪文此时在报社内，所以我驱车直达报社。
   我第一次只身去巨鹿路的工总司总部受到冷落，第二次同费敏璋去，也受到冷遇。今天使我不得不特意带上我的随从，前呼后拥，这样才显得出我这红工司头头的威风，才有可能见到工总司的头头。我的随从们确也善解人意，他们狐假虎威的表演使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工总司的一道道门卫，进入我要去的地方。
   封建社会中大官行进时吹喇吧、抬轿子、鸣锣开道的封建排场在这里就是管用，工总司的喽罗、门卫、工作人员不但给我们放行，还有人在前引路，我的随从簇拥着我进入报社内部开放式的老式电梯，随着“铁笼子”的上升，我不知到了几楼。有人领着我进入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我的随从们就在门内门外站住，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子的老陆紧随着我。
   一个双手捧着搪瓷茶杯在捂手取暖的青年不由站了起来，他身材比我瘦小些，身着中式的对襟棉袄，外罩是千篇一律的蓝色对襟罩衫，头戴风行多年的半围翻起来，帽沿上方用黑色丝带扎起一个蝴蝶结的黑色泥帽。在老陆对比之下，他太显文气了。老陆上前一步说：“我们是红工司的。”用手对我扬了扬：“他是组织部长沈××，要找你们的王洪文。”文气的青年傲气地问：“有什么事？找我陈阿大。”并粗俗地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脯。
   哦！这一指头就能捅倒的文弱小生就是久闻其名的陈阿大？！阿大，戆大，我惊其貌与名不符。但随着交谈下去，其人的言语、举止确与其名——阿大相符了。我不客气地说：“我要找的是王洪文。”他旁若无人地管自坐下，手捧茶杯呷了一口茶，昂起头：“他不在！”
   我说：“我是为你们工总司的事来找王洪文的，我知道王洪文在报社，我才来找他。”他又呷了一口茶，狂妄地说：“我就可以代表工总司，有什么话对我陈阿大说好了。”看来今天要见到王洪文又是不可能的了。好吧！既然你阿大这样强横、霸道，撞上来了，今天就先羞辱你！
   我以调侃的语调说：“你们工总司好气派呀！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架子大得很，只是你们工总司调不动人马，也有求我们红工司调人马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没有反应的阿大，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红工司虽然没有后台，可我们是团结的，不像你们工总司内部七撬八裂。”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接下去说：“出了一个二兵团不说，又出了一个工总司内部造反司令部，你们的造反精神真足啊！”我扬起那张铅印传单：“你看看！你们王洪文的老底都被人揭了出来，哼，你们工总司呀……你看看。”
   他放下茶杯，马上跳了起来，看我手中的传单。

我又指着传单的落款大声笑了起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哈，哈，哈……真新鲜。”他一下夺过传单，额上青筋暴出连呼：“啊！我晓得是啥人搞的，我晓得是啥人搞的。我去找王洪文，我去找王洪文……”一下夺门而出。等我从众人的哄笑声中明白过来，走到走廊上，他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我在得意之中，带着众人“打道回府”，得意了一番。仔细想来，我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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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事件
   六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解放日报事件”是红革会挑起了这场战斗，工总司插进去支援红革会。他们忙于争夺宣传工具和宣传阵地，闹得不亦乐乎，而我们则忙于组织的建设和筹备文化广场的大会。造反派在努力迫使解放日报——市委的机关报就范，致使解放日报停刊。赤卫队在此时匆忙登台，万人大游行，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在造反的浪潮中，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对官方的喉舌——解放日报真的是那么要看吗？会真心实意地去游行要求看干巴巴的八股文吧？这就导致了赤卫队失去民心，成了上海最短命（66年11月23日成立至66年12月31日瓦解）的群众组织。
   赤卫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他们本是一批对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深厚感情的人，阶级出身较好，干部、党团员多，工作积极肯干，每次政治运动也都冲在前头，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次运动的“打手”。文革发生后，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这些平时的“天之骄子”，在上面的授意下，自上而下组织了这支“近卫军”，他们的组织成立和形成当然不会遇到造反派成立时的阻力和风险，他们有市委的支持，可以堂而皇之地按系统迅速组织起来并立即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市委御用工具得天独厚的地方。
   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上海两大工人组织——工总司和赤卫队并没有正面冲突，赤卫队只是在游行示威，在舆论上“作战”，老实说工总司反而处于守势。但是市委在处理事件中却节节后退，以图息事宁人，逼使赤卫队在色织廿四厂中向造反派——工总司发动了强硬的进攻，扣押和禁闭造反派。
   这个时间表是这样的：


   11月26日赤卫队成立（一说11月23日）。
   11月30日红革会进报社，事件开始。
   12月1日工总司正式加入。
   12月2日赤卫队游行示威，正式亮相。
   12月5日或6日市委代表王一平和宋季文在谈判中，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解放日报事件开始平息。
   12月7日开始，赤卫队动员了大批人员在色织廿四厂围攻和扣押造反队。
   12月8日夜，红工司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后派二千人去色织支援工总司，插入色织廿四厂事件，大批红工司造反队员被扣押。
   12月9日下午，红工司调动十万人在色织廿四厂向赤卫队发起正面进攻，冲入色织廿四厂，救出被扣押的大批造反派。市委出面三方连夜谈判。
   12月10日，曹荻秋签发市委12号文件，答复工总司，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工总司人民广场大会
   我们红工司从正面为工总司向赤卫队冲锋陷阵，显示了上海造反派的力量，事实上为工总司开辟了“第二战场”。事后，我们并没有在上海造反派中占有一席地位，我们始终处于低下的不平等地位，临时工受人歧视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你高举毛泽东的旗织，高呼最革命的口号，干了最革命的行动，从而有所改变，即使你实际上已经为人作了“嫁衣裳”亦没有得到承认。“炮司”的学生头头对我不屑一顾，果然令人恼怒，而我们的对手赤卫队更是趾高气扬，在谈判桌上根本不把我们视为谈判对手。
   最可恨的是12月11日，是我们在色织廿四厂冲垮赤卫队的第三天。
   12月11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把人民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下午在会议进行时，我带着老陆、骑着摩托车绕人民广场外围兜了一圈，广场的每个入口处挤得不能再挤了，我被挡在外面不准进去。里面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扩音器中的口号声压过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大会的扩音器一直拉到了南京路上。
   我看到这样的情境，一阵说不出的滋味搅得我肝肠寸断：前天工总司只动员到万余人，而我们却全力以赴，以十万之众向赤卫队正面进攻，解决了色织廿四厂事件，迫使市委在谈判桌上低头。对手被冲垮后，今天工总司却冒出了几十万人（据他们说有六十六万）坐在广场上摇旗呐喊。
   敌人已经打垮了，在谈判桌上低头了，你“迎头痛击”什么新反扑啊？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天、大前天资反路线反扑的时候，你们的人到哪里去了？最令人寒心的是，我们对这个会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只有费敏璋作为摆设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既不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也就谈不上分享会议的成果。事后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批判了曹荻秋，曹在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要求上当场签字。这下好了，工总司有了《工人造反报》，赤卫队当然毫不费力有《革命战斗快报》，而我们仍然什么报也没有。
   我在广场虚热的口号声中，气恼地对老陆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回总部，我不要看了。”摩托车在南京路上飞快地向西奔驰。
   12月中旬时，上海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而赤卫队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号称八十万，并且活动越发升级，公开打出反对张春桥的口号，公然要张春桥回上海检查，这样，赤卫队在上海人的眼中是保皇派的面目已经定型。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姚文元；赤卫队的后台是陈丕显、曹荻秋，这已经不是秘密。
   工总司刷出大量标语：“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赤卫队是陈、曹御用工具！”“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在这样情况下，不得不装模作样刷出“炮轰上海市委”，以表白自己并不保皇。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老头（那时造反派中称曹荻秋为曹老头）揪来批判。
   去看看赤卫队的广场大会
   我的老陆兴致很好，说：“小沈，有胆量吗？我们去人民广场参加赤卫队批曹老头的会。”我说：“这有什么不敢，走！”我们的摩托车从威海路一头进入广场，一看广场内人不多，只有司令台前的小半个广场挤满了人，整个广场的外围并没有赤卫队的纠察线，没有十一日工总司大会的盛况。
   我们从人群的后面，也就是人群后部空出的地方驶过，到了司令台前方。我要老陆把车停下，老陆有些犹豫，但我坚持要停，他就捏住了离合器，但没有熄火，并不让我下车，说，万一赤卫队发现我们，好马上逃走。我们远远地在人群后观察司令台，一个人在作冗长的发言，下面的赤卫队员反应冷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也在人民广场召开一次大会呢？我陷入了沉思。
   老陆怕出意外，急着催我走。我还在想我的大会该怎么筹备。我要他向西藏路开，到了西藏路再回头，从原路出广场。他虽然同意这么做，但是把车开得飞快，待我们在西藏路折回头向威海路开时，不寻常的高速，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回头来看我们，当有人从臂章上认出我们，惊呼：“造反队”时，我们一眨眼已经冲出了广场。
   我哈哈大笑，笑老陆的胆量太小了，我的一笑把他的紧张神经缓了过来，他减慢车速回头对广场看了一眼，嘴里嘟囔了几句什么，大概是在为自己辩解。
   从工总司方面（通过我们的“外交大臣”费敏璋）不断传来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停电、停水、停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新动向，又说这是“黑市委”（这是造反派对市委的称呼）的新阴谋。要求造反派提高警惕，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坏消息不断传来，海港情况不妙，很多船停驶，港口货物积压。最让人担心的是上海存煤不断减少，只有三天的存量。铁路情况也不妙，列车停开，旅客滞留，货物积压。
   这些消息在造反派的头头中传来传去，人们担心赤卫队“三停阴谋”一旦实现，存煤用完，大上海就将陷于一片黑暗，混乱又将与黑暗同时降临，上海即将面临着一场大灾难。
   尽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对消息的出处和可靠性会打上一个问号，但我当时并不怀疑，我为这种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对赤卫队欲制造三停而忿恨不已，对“黑市委”的阴谋和赤卫队的垂死挣扎，认为是明目张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并计划着我们红工司该如何行动。
   12月29日下午，费敏璋从工总司回来，他脸上带着兴奋，以神秘的口气，像透露国家重大机密似的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赤卫队已经占据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并说刚才在工总司开了会，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鲜血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费转而兴奋地说，上海的造反派要充分动员起来，要调动队伍去康平路，解决赤卫队在此一举。
   康平路事件
   我、殷、费三人当即决定调动队伍。
   费又对我交待说，指挥部设在衡山宾馆，王洪文在那里指挥，他与王洪文约定，在我们队伍到达后，要我即去与他联系。
   看来实际去执行这个决定的又是我这个组织部长了，我立即派专人和用电话发出了我的指令，调动各种人马。
   上次，我们为他人作嫁衣，被人利用，受人愚弄，遭到冷遇的情况历历在目，这次我要圆滑一些，不要冲到前头，不能再做冲头了。所以在调令中，要我们的队伍在衡山宾馆周围集结，我的指挥部也设在这里。让你王洪文知道我们在“并肩”战斗。
   我的手下在忙着调动队伍，我又指派专人去泰康食品厂调拨面包，我签署了调拨的字条，要求在午夜时分一定要送到现场，就地分发给我的队员充饥，这是接受了上次行动，我的队员又累又饥的教训，这次就“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守在电话机旁，各区人马调动非常顺利的信息不断通过电话传来，派出的专人也络续回来，一切顺利。我对我的安排很高兴。
   殷庆宝和费敏璋呢？不在了！我打电话时，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人了。
   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我带着随从，赶到衡山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显得有些陈旧的宾馆大楼就在眼前，这里四周都是花园洋房，昔日是资本家的居住区。平日，这里非常安静清洁，冬日的夜晚马路更应是寂静空荡。但今天晚上一下汇聚起十余万人在附近各条马路上，我们红工司的队伍和工总司的队伍各占据马路的一边，向前向后延伸着。嗬！这次工总司的队员要比我们红工司队员多了。我很惊奇，王洪文真能调得动人马了吗？
   我派人一打听，这些人马绝大多数是二兵团的，怪不得呢！是耿金章二兵团参加这次行动了，工总司似乎团结起来了。
   现场仍然不见殷和费，派人遍找找不着，这两个滑头，看来今天晚上的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了。我不敢走动得太远，不能离开我原定指挥位置，于是派出人员去了解我们队伍分布的情况和人数。
   大约过了半小时，各路领队头头纷纷前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我指示他们原地待命。我对一些熟识的头头说出了我对工总司的不满，这次不必像色织廿四厂那样冲在前面为工总司“卖命”，让他们二兵团冲在前面吧！我们不直接与赤卫队正面交锋，避免流血，我们就在后面坐观其变，各路头头们连连点头称是。

我对这些头头面授机宜，让他们去掌握好队伍。我想我该去衡山宾馆内会一会王洪文这个总指挥了，这是费敏璋同王洪文事先约定的。当我带着人走向宾馆大门时，工总司的人马设下层层封锁线，他们的人员，蛮横地拦住了去路。我亮出我的身份，说明我的来意，请他们让路，他们就是不答应，最后我请他们把我的到来传进去竟也被拒绝，那种不可一世，不讲情理的态度，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我回到我的队伍中，心里怒火中烧，我真想把自己的队伍调回头！撤出去！
   不难看出，我们又被人愚弄了！形势明摆着，我们红工司又做了王洪文手中的一张牌。如果耿金章的二兵团不来，我们红工司又是冲锋陷阵的份。今天二兵团来了，就用不着我们红工司的人马了，干脆就把我们撇在一边，就像用过的抹布，随意往边上一扔，连招呼也不用打。在王洪文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他会和我拥抱，会说“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是一家人”云云。他这样做是由他本人素质决定的，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这批机会主义分子可以坐着直升飞机往上爬呢？
   我烦躁地走来走去，驱不掉心中的气恼。冬夜的风吹在身上，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冷啊！夜已经深了，人们在原地不断踏步、跺脚。有人来报告说，从泰康食品厂来的运粮卡车已经押到，请示怎么办？我当即指示：请各路带队头头按实际人数，直接到卡车上领取面包。
   我们的人秩序井然地在分发着面包，我的队员们在一片欢呼声中啃着热烘烘、喷香松软的面包，不时听到队员对面包和我的安排表示赞扬。对面马路的工总司人员看到我们这边在分发面包，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也来打听要领取面包。我回答他们，这是我们红工司的面包，凡红工司的人都有，工总司的人不给。在卡车上分发面包的工作人员，不时带着几个工总司的带队头头前来与我商讨，恳求发一点给他们。我想起在宾馆门口所遭受到的侮辱，想起王洪文的无情无义，恼怒地命令，一只面包也不给！我对几个工总司的小头头说：“去找你们的王洪文要面包吧！”我的心就像冬夜的西北风一样冷，随你怎么说，就是不给！这些人只得怏怏走开。
   隔不多时，我的工作人员又带来一个工总司的一个小头头，这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了，原因是没有人带粮票出来，看在大家都是造反派的面上，多少分一些面包给他。这近乎乞求的口吻，多少冲淡了我的怒气，而且他死乞白赖地不走，一股劲地乞求，我的怜悯心逐渐上升，不容我拒绝了。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好吧！只能给你100只。”说完我就别转身再也不理他了。他想想100只也好，就随人去领面包了。
   这个缺口一开，对马路的工总司队员又来向我讨面包了。我不胜其烦，对我的工作人员说：“赶快发，我们的人全部领取后，如有多余，就送回总部去，对面马路的人多少给他们一些打发他们，随后你们赶快开着卡车走。”
   不一会对面马路的工总司小头头前来向我道谢，我得意地对他说：“这就叫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懂么？我们可是有经验了。”他连连称是。
   是的，从这种大规模集团化行动的后勤补给工作来衡量，王洪文和他的总部头头们根本没有“实战经验”，他还没有一个漂亮的“战例”，也不会体恤下情，然而他却早已是红极上海，乃至全国的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了。
   面包落肚，人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有些人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向康平路上走去，这是爱凑热闹的人不甘寂寞，去“前线”打探消息，回到“后方”再把情况传开来。在“后方”的绝大多数人，三三两两聊起了天，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有谈全市形势和眼前赤卫队的命运的，有谈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的。
   我本来也想带人到前面去看看，但有人对我说，前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靠近市委大院。我就乘这机会，同下面基层造反队头头谈话，沟通思想，了解一些情况。我对杨浦区来的人感到特别亲切，不管认识不认识，我总长时间的同他们谈这谈那。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下半夜了。突然从前面传来消息，造反队已经同赤卫队发生冲突！人们不约而同地停止，翘首等待前面传来更新的消息。到前面去看热闹刚回来的，成了大家最受欢迎的人，人们围聚在他们四周，听他们眉飞色舞地把看到听到的描述一番，不论暄染得是否走样。
   不一会，前面又传来造反队已经冲进市委大院的消息。人们的情绪受到了感染，大家紧张起来，自觉收拢，整齐了队形，有几位头头前来询问我，我们准备怎样行动？我冷静地告诉他们，我们在原地休息，让他们工总司去斗吧！去冲吧！我干脆要这几位头头替我把这意思传到前面去：我们的队伍在原地休息。
   俘 虏
   很快，前面又传来消息：赤卫队已经被打垮，开始投降。人们正在惊诧赤卫队怎么这么快就被打垮了。突然从远远的前面传来阵阵口号声，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翘首向前望去。口号声似接力棒往这里传来，前面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这骚动似传染一样逐渐向我们传过来，原来站在马路中央的人群纷纷向两边退让，让出一条路来。
   只见一支奇特的队伍缓缓地向我们这边走来。队伍呈三路纵队，这是从“前线”——市委大院押送“俘虏”的队伍。两边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夹在中间的一路是赤卫队。造反队员威风凛凛，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口中不断在威吓着，有的还不时动手揿几下“俘虏”的头。这些被俘的赤卫队员，高举双手作投降状，再被迫低头弯腰，在低垂的后脑上，顶着被撕下来的自己的赤卫队袖章，稍有反抗的，就被两边的造反队员架起双臂，被强制低头弯腰，这叫“飞机式”。（这种体罚在文革中被普遍应用，我想大概这种刑罚是在文革中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漫长的法制史中，从夏商奴隶制社会建立，产生了残酷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发展到西周奴隶制社会，增加了流、赎、鞭、扑，这就是所谓九刑，此外尚有各种法外酷刑。西周和后来并没有“飞机式”，这是现代“文明人”在科学昌盛时代才发明的丑辱与体罚兼备的刑罚，就其野蛮程度来说，已倒退到三千年前的西周，因为那时没有成文的法，而文革时也没有法的，如同西周的法外酷刑一样。）
   这些头顶袖章的人每走不多几步，就会被一些最最“革命”的造反队员拦下，这个最最革命的人把自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打开，翻到印有毛主席像的第一页，愤怒地要赤卫队员低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被押解的可怜虫不得不呈九十度弯腰，口念：“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顺从的放过去；稍有不从，雨点般的拳头就砸在他的背上；有的太依顺，头低得太低，头上的袖章滑在地上，也被最革命者送上几拳。这种折磨、虐待赤卫队员的“壮举”被不远几步的又一批最最革命的人所仿效，这些可怜的人就被这样一路反反复复地折腾下去。动手打人的，呐喊助威的，人类的美德全被上帝收回去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阶级斗争，使人们倒退着演化，向野蛮演化。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值得自豪的是：12月9日，我们红工司冲进色织廿四厂后，只是救出造反派战友了事，并没有依仗人多势众去“踏平”厂里的赤卫队。我闯进赤卫队总部后，也只见到赤卫队“审问”造反派，而并未施加酷刑。看来王洪文他们的“造反精神”是我们远远赶不上的。
   突然在这群“俘虏”中，出现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被双手反剪成“飞机式”走来。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汉子，他倔强地努力昂起头来，到了“红宝书”前，要他向毛主席请罪，这个汉子倔强地说他没有罪，话一出口，就被一顿拳头打翻在地，又被拖起来。血从雪白的纱布中渗出，一滴滴顺着面颊流下来，但他仍高昂着头，不愿低头请罪，两个“好汉”硬是把他缠着纱布的头揿下去，他硬是抬起头，“革命的”拳头又如雨点般砸下，鲜红的血在他的面颊上流淌。这样一来，“俘虏”的队伍被阻断了，有人吆喝起来，这个倔强的汉子才被人拖走了，押俘虏的队伍又开始行进。
   被押下来的赤卫队员越来越多，这些最最革命的造反队员大概已经厌倦了这种表现自己的机会，后来的“俘虏”的待遇就好得多了，不再有人拿出毛主席语录来要这些“俘虏”请罪了，行进的速度也加快了。
   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们，也不是我们该呆的地方，我也不忍心再看下去，我想我的队员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的所有队员没有人参与动手，没有人参加这场残酷的斗争。我作出撤离的命令，让人迅速传下去，扭头离开了这最最“革命”的地方。我痛恨我自己，我不该送面包给马路对面的工总司，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死乞白赖要面包的小头头，手拿毛主席语录，挥拳砸向缠着绷带的头。
   这就是一举击跨赤卫队的闻名的“康平路事件”。赤卫队从此消失。
   人的本性是残忍的吗？
   从现场看，张春桥家被抄的传闻确有相当的号召力，能激起造反的“激情”，这个动力来自何种因素呢？一个人的神化，带来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神殿——中央文革，神殿和神殿里的人亦都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反张春桥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狂热的疯狂时代，不可能不发生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再加自上而下幕后指挥和煽动，“疯人”不发疯那才是怪事。
   目睹了这场人间从未有过的人斗人、人折磨人的闹剧，我惊叹这种因时因地的发明，一定是世界上最最革命的“奇才”。在中国的大地上，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应时奇人俯拾皆是。夺江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保江山是靠整人保下来的；打江山涌现出一批优秀将帅，保江山则孳生出无数整人“奇才”。
   人的本性是不是残忍的呢？大概处在茹毛饮血类人猿的时候是的。但那时残忍是对付兽类，用石木竹火抵御虎豹豺狼和猎取牛羊猪鹿，那时同类之间必是团结的，否则齿、爪不如兽类尖利的猿何以能进化成人？但是当猿真的直立起来成了人，就伴生了部落间的吃人肉，乃至国家间的互相残杀。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发现这种争斗的罪孳，于是宗教就与野蛮伴生，劝人慈悲为怀。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它们发掘培育了人类本性中慈善的一面，不然就不可能流传至今。九华山地藏菩萨有“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警句传世，这就不仅是简单的“善”而已，它的牺牲自己、普渡众生的思想简直与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异曲同工。

解放后，大陆上宗教活动被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代之席卷大地的是煽动阶级仇恨的各式各样的政治旋风，培育出“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语）的青年。如果说五十年代卷入自相残杀的人还属少数，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把全国人民都吸入了旋涡。人们像在一九五八年相信共产主义很快就会降临一样，再一次虔诚地相信了自己的领袖。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全球一片红”，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相信在身边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知识分子，于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的常用语）。
   就像“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个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一样，违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之外的人都踩到地狱里去，必然是要受到惩罚的。等城头上的大王旗变幻停当而山河依然陈旧；当充当急先锋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真正接触了社会；当打开国门后意外地发现外面多彩的世界；当发现官僚层迅速地腐败糜烂；当贫富两极开始分化的时候，百姓们愕然了，他们感到受到了愚弄，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许多人不相信共产主义。
   我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天堂。改革开放这十几年，使我们国家迅速发展，也使我们看清了资本家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嘴脸，听到了最低层百姓的呻吟。
   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一无是处。她描绘的美好社会蓝图人人向往，她提出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表现了人类中最优秀分子的伟大胸怀。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有了制约资本主义的力量。有竞争才有发展，而有制约才有竞争。社会主义的存在促使了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它们的发展却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一些目标，几乎抢先实现了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富裕，使它们有别于资本原始积累时的野蛮形态而开始变得“文明”。与其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优越”，还不如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因为世上万物的发展遵循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规律。不是么——飞机飞到北极，总要往南飞；飞到南极，只能朝北飞。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旗袍，现在又流行起来。六十年代前，汽车外形是曲线，七八十年代变成挺拔的直线，九十年代后又变成曲线。从这条规律看，人类社会必然要回归到共产的或者说世界大同的形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回归”，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的重复。老太太不能因为现在流行旗袍而把自己压在箱子底的旗袍翻出来给孙女穿；汽车外形设计师也不会把车子设计成以前的曲线。今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是什么样子？马克思说得不仔细，我们也说不仔细，但是它的到来却是必然的！——伟大的马克思！
   像工总司这样折磨、虐待“俘虏”，绝对不是革命！绝对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军优待俘虏！
   昆山事件
   康平路事件的余波就是“昆山事件”。
   康平路上一夜功夫，赤卫队被工总司（确切地说是工总司的二兵团）打垮后，第二天传来赤卫队不甘心失败，总部头头带领部分队员，步行上京告状，工总司组织造反队前去阻拦。下午又传来这样的消息：造反队追到昆山后，赤卫队煽动当地人围攻造反队。
   下午近黄昏时，我的工作人员和大队部的几个人，你推我搡地挤到我的面前，共同推举“阿胡子”老陆讲话（看来他们已经事先商量好。推老陆同我讲，是因为老陆一直跟随我，好讲话）。
   他们说，造反队在昆山被围，处境困难，进不成，退也不成，要我去排解造反队的困境。我说，我没有调任何队伍去昆山，在昆山被围的是工总司的造反队，我不想调任何人马去昆山。老陆说，不要我调队伍，只要我随他们走就是了。我说我不去。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缠着我，说工总司造反队已经饿了一天了，我们去送面包给他们充饥，反正我们昨夜的面包剩了不少。
   我对工总司的困境一点不动心，昨夜的景象太让人寒心了，我们何必再作贱自己，去为他人“排忧解难”呢？但是禁不住他们的死磨硬缠，心想去看看工总司在昆山被围的狼狈相不是很好吗？再去了解一下，赤卫队和造反队究竟闹得怎么样了？我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欢呼起来，簇拥着我下楼。他们早已安排了一辆公交车，上面装了几十个箱子，是装日用百货的大纸箱，现在被装满了面包。我一看这模样，明白他们早就策划好了，只是不敢轻举妄动，硬是拖了我这个头头才好行动。
   车子很快驶向武宁路桥，从他们上车后欢愉的神态来看，这那里是去冒险，倒像是去春游。
   车过武宁路桥，在中山西路口的一个加油站，加足汽油。我们的车不用交汽油票，也不必付现金，就凭我的常委工作证，我的签字，油箱里的汽油就加足了。这真是一个造反的年代！
   我在摇摆的车厢中，在面包的香味中，很快睡着了。待被推醒，告知昆山已经到了。这时天已漆黑，不知是几点钟了，我们的车子停在路中。他们告诉我，已经不可能再前进。我抬起头一看，车前的路上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在昏黄的路灯下，激动的人群似乎围住什么人在争论或者辩论。越过人群看过去是一座桥，桥的另一端也全是人群。看来要想穿过人群上桥过河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等人群散去，不知要等到何时。我派了两个人下车打探消息，一面打开了一箱面包，大家边吃边等待。
   我问司机，除了这座桥，是不是还有其它桥可以绕过去。司机说，在昆山就这一条路，别无他法。正在这时“砰，砰，砰！”派出去打听情况的两人急急敲车门，上车后，紧张地说：“下面全是当地的老保组织，马上要过来查上海的造反派了。快！把袖章脱下来，不能被老保发现我们！”
   大家一时慌了神，匆匆把袖章脱下藏到口袋里。我问：“前面都是些什么人？工总司的人在这里吗？”那人说：“下面都是老保，是当地的农民，工总司的人被围在河对面不远的地方，现在老保对上海来的人查得很严。”他见我还戴着袖章，焦急地说：“快把袖章脱掉，不然会被这些农民打死的。”车厢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出奇的静，人们原先的潇洒劲儿消失得精光。
   “阿胡子”老陆开腔了，他在我们这十几个人中年龄最大，又是走江湖出身，见识多，他首先要大家不要多话，对我看了一眼说：“我们统一口径，说我们是上海中百公司批发站的，是送这批货到苏州去，这批货都是日用百货。”他指了指盒上原来印制的上海中百站。我对他点点头。他又说：“就这样应付，由我一个人对外回话。”我说：“大家不要响，就让老陆一人应付。”全车十几个人沉默在黑暗之中。
   老陆一声：“有人来了。”马上扑到车门口。乒乒乓乓，只听有人从两面用棍棒把我们的车子敲得震天价响，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大叫：“开门！开门！”几支手电筒从不同方向照进我们的车厢里来。
   毛胡子一下把门打开，对外面的人说：“请问有什么事？”一面用高大的身躯挡在门口，但还是有一个硬挤上来。上车的人问：“你们从哪里来？”老陆沉着地答：“我们是上海中百站的，送货到苏州去。”
   手电照到纸箱上，扫过来，扫过去，在“中百站”几个字上停留了一会，“里面什么东西？”
   “百货！”看来他相信了，又问：“车上有造反派吗？”他对我们这十几个押车的人有些不放心。老陆回答得也妙：“没有！我们刚到五分钟，我们急着去苏州，前面是不是让一让路啊？”毛胡子以攻为守地提出了要求。
   那人不耐烦地说：“不行！前面有几万人，路不通了，你们绕道从太仓常熟走吧！”他欲下车，似乎又不放心，回头又用手电照一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臂，又看了一眼堆得满满一车厢的纸箱，下车挥手带人走了。我长出了一口气，重又坐在黑暗之中，心想，这人怎么没有闻出满车的面包香呢？
   大家沉默了一会，毛胡子轻声问我怎么办？我想，既来了，尚未看到什么，难道就这样回去不成？开车前进吧，车没法开。我就说：“再派人前去探探路，我们步行进去看看。”谁也不敢答腔。还是毛胡子说：“人家昆山人一听我们的口音，就会疑心我们是造反派。再说这一车子的面包一旦暴露，就说明我们是上海派来的造反派，那不就完了吗？”大家一听都附和起来。
   我还有点不甘心。尚在犹豫时，又有一伙人乒乓乓乓来敲车子，又是几支手电筒光照了进来，毛胡子这次不敢把门打开了，他头伸出窗外说，已经有人上车检查过了。周旋了一阵这伙人总算走了。
   这样待下去太危险了，还是赶快回上海吧！不等我开口，司机已经把车发动起来，有两个人立即开门跳下去，到后面协助司机倒车。车缓缓地倒了十几公尺，突然又是一阵棍棒猛敲车子，传来一声：“开哪里去？”
   毛胡子立在车门口说：“我们去苏州，前面不通，我绕道走太仓，这路怎样走好？”老陆老练地向他们问路避开了危险，车子倒车倒了好一阵子，直到找到能调头的地方，把车调过头来，车下的两个人像捡回了命似地跳上车，连催司机快开！快开！当公路上再也不见人影后，大家紧张的心才放下，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但没有经历过的“昆山事件”。
   赤卫队的气数已尽，只存在了三十多天（11.26——12.29），退出了上海政治舞台。
   赤卫队有上海市委作后台，尚且失败，而我们没有后台，又备受歧视的红工司的命运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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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要开人民广场大会
   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两天后，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广场内挤满造反队，整个南京路和西藏路上拉起了扩音器，把人民广场召开大会的声响同时向繁华的南京路上传送，会议的发言和数十万人高呼口号的声音响彻这绵延十里的中华第一商业长街。这浩大的声势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我。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我曾飞车去窥视一番。当时我的头脑中萌发一个闪念：我们何不也在广场召开一个大会，以壮我们红工司的声威呢？
   这时上海的红工司，王继鑫带着他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常委也走了一半，剩下在上海的就我和费敏璋，殷庆宝三人在主事（“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本来就参与不了总部的大事）。我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要在人民广场组织一次集会。正如我的意料，他们三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出于意料的是也不见他们的实际支持。殷庆宝、费敏璋两人听完我的提议后，好像在默默地思考着。我不知他们两人在想什么，倒是“草包”在唠唠叨叨：什么王继鑫在北京呀！啥人来组织啊？经费哪里来啊？市委会不会同意啊？等等。我本来不把他当回事，就不去搭理他。
   殷庆宝沉默了好长时间后，狡滑地顺水推舟说：“我同意开这一次会，好！常委会委托你去组织这次大会。”我一楞：他倒好，自己不干一点实事。如果办成功了，主席台上少不了他。哼！这也难不到我，一个当权者，只要善于用人，怕什么！我胸脯一挺：“好！我们组织部承担了。”费敏璋见此乐得明确表示同意。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召开组织部的干将们开会，谈了我的设想和感受。
   我说：“我去看了工总司和赤卫队在人民广场的大会，他们能开这样的大会，我们红工司为什么不能开这样的大会呢？”稍停我又说：“我们临时工也是人，也有人的尊严，气人的是，那天我被工总司的人拦在了外面，连进入广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工总司用到我们了，就来利用一下，用不着了，就爱理不理，我受够了这个气，我们为什么要受人歧视？我们要在全市人民面前扬眉吐气，在人民广场倾吐我们的心声！”我的一番话，赢来了一阵掌声。在我的小小办公室内，这些工作人员，朝夕相处，这里没有虚应的客套，他们的掌声出自每个在座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每个临时工的心声。
   我宣布：这个决定已经得到常委的讨论和同意，这是常委会的决定，这个大会的筹备任务，由我们组织部承担。我的话音一停，又是一阵掌声，掌声引来了其它部和纠察大队的人员，他们纷纷挤了进来。有的说：“坚决拥护常委的决定。”有的说：“早就该这么办了。”待人们稍平静后，杨福海问：“小沈，接下来的事，你如何安排呢？”
   我环顾着大家。人们静了下来，望着我这年轻的组织部长。
   众志成城
   我胸有成竹地说：“上一次文化广场的会是由王继鑫搞的，人数是一万。这次大会是在人民广场，必须要有十几万人，难度要大得多，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大家一起动脑子，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我对在人群中的纠察大队的朱力军点了点头，我说：“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朱力军负责。”
   朱力军马上用一副江湖口气兴奋地说：“既然这样看得起我兄弟，我决不在我们的部长脸上抹黑，兄弟一定保证做好。”大家鼓起掌来。朱问：“我的人员不够怎么办？”我说：“可以从下面调人，这个由组织部发调令。”他兴奋地说：“好！”
   我又宣布说：“我个人不能钻在事务堆中，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由杨福海全面负责。”杨福海高兴地向大家看了一眼。本来那个一直被我冷落在一旁的“办公室主任”一直紧张地盯着我发言，这时他被杨福海得意的眼神，刺得黯然神伤，慢慢低下了头。我继续说：“老杨组织一套班子，全面拟定全盘计划，筹备实施，直至大会结束后的善后工作。人员从组织部中挑选人员，组成骨干。人员不够也可以从各分部抽调人员，组成得力的班子。”我又对朱力军说：“有关保卫工作你可同老杨商量，你们要相互配合、协调。总之，你们有权处理一切，解决不了的可找我。”
   布置停当，人们陆续散去，只剩下我们组织部人员了，我对杨福海说：“你马上开始行动，初步拟出一个实施方案来。”
   下午，杨福海向我汇报，他还把后勤部管财务的李衍清也找来了。杨首先提出会议经费要一万元，我吓了一跳，这一万元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市委能同意吗？开这么一个会能要这么多的钱吗？继而一想，既然要杨全面负责办理，一开头我就驳回他，这不太好。杨见我沉吟不语，就细说了原由：“我们不像工总司，什么都有，我要的一切全靠用经费去买去置办，会开完了，东西还在，总部还是用得着的……。”
   我不等他再说下去，板上钉钉地说：“这一万元的经费，就定下了，总之你本着节约的精神，该用的就用，可用可不用的尽量不用。”
   老杨紧接着提出，这个一万元要单独提出，完全由他支配，不能受制于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我一听，是的，不能让钱从中插进来，这个草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决定说：“可以这样做，不必通过后勤部。”这时熟知财务制度的李衍清似乎有些犹豫地说：“我本人当然没有意见，不过……”
   我不等他说下去，就打断了他的语头：“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由组织部承办，这是常委讨论决定的，一切由我负责。经费划到帐上后，提出这一万元现金来……”
   我的态度使李变得果断起来，他也截住了我的话说：“小沈，我交给你！”我十分高兴：“好！你交给我，由我给老杨。老杨你必须单立一本帐，要把这一万元的用途，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找一个懂财务的，按老李的一套制度收发，不能有半点马虎，会议结束，把这本帐本和单据、余下的款子及物资、全部移交给老李，由你们两人交割清楚，不得有一分一厘的差错。”老李听着不断点头。老杨也表示应该这么做，接下来他又提出，总部地方太小，人员来去太杂，对开展工作不便，要在外面另找一个地点办公。我说：“愚园路的房子空着，去那里吧！”他说：“不！南市陆家浜路有一空房可以办公，我已联系好了。”
   我明白，他杨福海是为了完全摆脱其他常委的指手划脚，要取得完全独立的指挥权，充分显示他的能力。我想，我应该充分让他放开手脚去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完全同意了他的要求，他感到非常满意。
   接下来，他谈了一些交通工具等一些琐碎的技术性问题，我就说：“这些你就便宜行事吧！一切都交给你了，总之你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该买的买，该用人的用人，一切由你决定，按刚才讲的原则去办去做。”
   他又拿出一张组成人员名单来，给我过目。我匆匆看了看表示同意。接下来我们两人商量这个大会的日期，我要求尽快召开，他合计了一下，最后就定在1月5日。
   筹备工作就此开始。
   我在常委会上，实际就是向费敏璋、殷庆宝两个人汇报了这些情况。当然只是“通报”而已，并不是请他们研究同意，他们也不阻拦。很快又通过联络员老吴把我们的决定通知市委和华东局，要求火速拨大会经费一万元，同时要求华东局和市委的当权派参加这次大会。
   一切顺利、不到两天拨款就来了。中午，老李郑重其事地把一张一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了我，告诉我总部的帐户开在南京路中百一店对面的人民银行，要我到那里去支取。
   我心中的一丝邪念
   本来我可以把取钱的事交给杨福海去办理，但是事先朱力军为了应付大会的警卫工作，需要摸熟地形，熟悉周围情况，向我约好，要我在下午去人民广场，去观看他们纠察大队的演练，说有事需要我在现场商讨。这种认真的办事精神，应该给予鼓励，我便计划顺道去南京路取款，再到人民广场去看望他们，随后再到陆家浜去送这一万元的经费，陆家浜那里我还没有去过，我正好去看望一下老杨，鼓鼓劲。
   我带着我的一个随从（人民印刷厂一姓卜的青工）赶去银行提款。那时我有一只浅灰色的人造革带拉链的拎包，这只包是殷庆宝决定，用公款买来，每个常委发了一只。这种包很便宜，也就是几元钱一只吧！但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要比我原先的一只几角钱的塑料薄膜的拎包气派得多。拎在手中的物件，从几角钱升到几元钱，似乎身价也提高了，是么！这种包在总部还只是我们几个头头才有。
   我的包中塞进了这一万元，也就非常充实和饱满了，这一万元巨款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我这个临时工的工资收入是每天一元八角，一个月工作26天，只有四十六元八角，因为按照规定临时工休息日是没有工资的，实做一天算一天。那么仔细算来，我要工作十七年十个月二十一天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如果要靠这区区四十六元八角的工资省吃俭用积攒的话，一辈子也攒不了这笔财富。拎着装有如此巨款的包，不能不令我小心万分。
   包中虽有巨款，但我自己的口袋中几角钱的零票已经凑不满一元钱了。自从出来造反后，开销要大得多，每天的三顿都要在外面吃，尽管节约、节约、再三的节约，算了又算。一个月四十多元工资本来大部分是交母亲家用的，现在只能交二十元，余下的二十多元的钱还是不够我用。
   在等银行开门的时间里，我同我的随从逛了几爿百货店，我很想买一条围巾御寒，因为我每天坐在摩托车后，迎面的风直朝胸口钻，冷得彻骨，身上多年的对襟中式棉袄，显得又小又单薄，哪里抵御得这尖利的寒风，里面的绒线衫更是又小又短，我想，有一条围巾就好得多了，至少可以不让风直接往脖子里灌。我看中一条便宜的只有几元钱的围巾，但是我的口袋没有钱！
   抬头看了看店里的电钟，时间快到了，我只得退出店，到银行去，领出了一万元经费。出了银行的门，我的随从几次要帮我拎包，都被我拒绝了，最后一次拒绝使他好不扫兴。我也看到了他的不高兴，倒不是我不信任他，而是这一万元的担子太沉了，还是我自己拿着吧！
   走过刚才的百货店，我不知怎么的，禁不住自己的御寒欲望，信步走了进去，我把手伸进包内想抽张十元钱来买围巾，但我的心却卜卜地猛烈跳动，像小偷偷钱似的一阵慌乱。但我终于从整齐的一迭一百张十元钱中抽出了一张付给了营业员，慌乱地拿上围巾塞进包中，急急忙忙拉上拉链，收下零钱，逃也似地出了店门。
   走在西藏路上，我偷眼看我的随从，他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一路走一路想，他刚才看到了我从公款中抽出那张十元钱了吗？大概没有吧！摸摸口袋中的钱，这三、四元钱的零找又可以过几天了。转而我又想，啊呀！我真昏头了，我等会如何把这缺了十元钱的一万元交给杨福海呢？我能对他说，我已经预先挪用了十元钱，等几天再归还？这多坍台呀！我一路胡思乱想，已经走到人民广场中间的司令台。只见朱力军站在有一人高的木制高台上指挥，他见了我马上向我招手：“快去总部，华东局有当权派找你。”

这一喊，把我从十元钱的苦恼中喊醒。我向四周一看，我们的人在四下活动，有的排着队，有的在紧张地向四处奔跑。我问：“有什么事？是谁找我？”不等他回答，老陆――我的摩托车手，已从另一头把车驶了过来：“快上车，我已在广场上兜了几圈了也没有找到你。”我被他的紧张催促弄得也紧张起来，马上跨上摩托车问：“找我什么事？”他一面起步一面说：“不知道。”我们风驰电掣般地向总部而去，我一路上想，出了什么事？是谁在找我？摩托车高速行驶在延安路上，这样的高速，又是两个手戴造反队臂章的人（那时也只有造反派才能开着摩托车在马路上行驶），来往的车辆都急速避让，到乌鲁木齐路总部是一瞬间的事。
   我一口气冲上三楼我的办公室，华东局的黄宇齐端坐在靠门的桌边，见我进来，马上起立，热情地与我双手相握：“你来了。”我说：“让你久等了。”我望着他，心想他来不知又为何事。
   他说：“有事要同你商量，你们一月五日在人民广场开会，我们一定支持，经费已经拨下，不过你们提出的名单，我们有困难。”他面露难色，继续说下去：“曹萩秋被造反派带走后，已经几天没有消息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一听急了，曹荻秋是“主角”，这次大会，如果少了他，那就要逊色不少，上次在文化广场的会就没有市委的头参加。这次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开会，是在全市人民面前亮相，而且按照我和杨福海的设计，大会还要请全市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参加，如果没有他，大会岂不是又要降格不少？我们红工司的面子往哪放？
   不行，无论如何不行，一定要争取到。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不行，请华东局一定设法找到，这个会没有他，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他说：“实在是因为没有消息啊！我们已经派了不少同志去打听也找不到。”我问：“他是被哪一个组织揪走的？”他为难地说：“原来的组织又交给其他的组织，转来转去也不知现在哪一个组织的手里。”
   我说：“请你们无论怎样也要设法去找，没有他不行！”他见我态度这样坚决，只得无奈地说：“到时有困难，我们再商量吧！”
   当时我根本没有理会“到时有困难再商量”的意思，实际上从后来的情况判断，他们是知道去向的，只是无法同那些红卫兵组织讲得通道理。要不到人，才来告诉我找不到。但我却不知深浅大大咧咧信口回答道：“好吧！到时有困难，我们再商量。”
   缺少社会经验的我，只知耍出造反派的脾气，蛮横地一味要人，要曹荻秋这块“金字招牌”来装点我们红工司的门面，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
   送走了态度谦和的共产党高层领导，我这个毛头小伙子，不能不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似乎感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我步履轻松地跨上三楼。啊呀！少了一样东西！
   我的包呢？一万元！
   一条围巾的价值
   刹时间，我一身冷汗冒了出来，平生从未拿过的一万元巨款，现在丢了！
   丢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丢的，也就是说包在什么时候脱手的，我全记不起了，顿时我脑中一片空白。如果是骑在摩托车上丢的，那就不可能找回来了。越想越怕，汗水止不住的流。我返身冲下楼去，找上毛胡子老陆：“快！送我去人民广场。”他看我神色不对，疑惑地问出了什么事？纠察队的值班人员也在看着我。
   我连说：“快走。”他发动了车子，我一下跨了上去，驶出总部后，我说：“出事了，刚从银行领出的一万元丢了。”他听了猛地把车刹住，停下问我：“什么？一万元落掉了？”我懊丧地说：“一万元的大会经费，刚从南京路银行里取出的。”他也显得非常焦急，问我带谁去的。我说是小卜。他说是不是他靠不住？我连忙说不是，不是。他听了猛地把车往前一冲，车比来的时候开得更快。
   完了！我的一切全完了，我怎么向大家交待呢？我的呼吸感到憋得慌、闷得似乎要死过去。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在卡着我的脖子，我顺手扯下它来。啊！就是那新买的围巾，迎面扑来的冷风吹进胸口，被汗水浸湿的棉毛衫紧贴身上，一阵彻骨的冷，让我不禁一阵冷颤，手提围巾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太沉了，一万元！一条围巾的价值！
   人民广场到了。车在木制高台前嘎然刹住，我立即跳了下来。朱力军仍在台上，他神情严肃地问：“你丢了什么东西？”我忙说：“我的拎包，刚从银行取出的一万元经费。”我仰脸看着他。
   他像救世主似地慷慨：“拿去！点一点少了没有！”
   我的心，紧紧被吊起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他无疑救了我，我对这位大恩人能不信任吗？我故作潇洒地说：“不用了。”我双手接过拎包说：“这是大会的经费，如果没有你，后果真不堪设想啊！”我再三向他道谢。
   他却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对我说：“这里的预演很成功，我要把人马撤回去了。”他向部下发出解散回总部的命令。
   我跨上摩托车，要毛胡子送我去陆家浜路杨福海处。车驶到近威海路广场出口处，我突然要毛胡子把车停下。他停下后，回过头来不解地望着我，我说：“老陆，你身上有钱吗？借我十元钱。”他说有。我接过他从前面递过来的钱，偷偷的把十元钱塞进包里。
   车平缓地行驶在马路上。我想这只包是在什么进候脱手的呢？想来是在毛胡子心急火燎地催我走时，我想起要坐摩托车了，该是用到新围巾了，于是我从包中取出围巾，用双手围围巾时，包才脱手了，这该死的围巾！该死的围巾！
   当我踏进他们一大间办公室时，杨立即带领众成员起立拍手欢迎，他笑容满面：“欢迎组织部长光临视察，这就是我们的部长小沈同志。部长的光临体现了对我们的关怀，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励，请部长提出意见和指示。”这短短的几句奉承，不免使人有挨了拍马的难堪。他见我尴尬，马上把手一扬，众成员立即埋头各人的工作。他们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急忙打开拎包，一叠叠理出那使我惊出一身冷汗的一万元经费，与他一一交割清楚后，我长出了一口气。真的！这时我感到一身轻，既从失去一万元的恐惧心理下解放，又从我挪用了这十元钱的公款阴影中解脱，就是这一瞬间的私心铸成了几乎终生无法弥补的过错，这个教训我终生难忘！
   王洪文要我们取消广场大会
   我询问了一些筹备工作的进展，邀请了哪些造反组织，他们的反应如何？同管理人民广场的机构是否去联系过？车辆的调度等等，他一一作了回答，我听了非常满意，在我要走时，他笑咪咪问我，这几天天气寒冷，请示能否添置一只煤饼炉，一方面可以暖和一些，另外也解决了众人喝开水的问题。我爽快地同意了，他马上起立向全体成员宣布：“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沈同志同意添置一只煤饼炉，这是组织部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代表大家感谢部长的关心。”他又带头鼓起掌来，我从没有受到过这般奉承，混身不自在，只得匆匆向大家告别，逃出去了。
   大会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上到下一派有秩序的繁忙，整个红工组织充满了勃勃生机。我向各区分部，各系统的总队发出了选送人员上大会主席台的通知。我们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要在全市人民面前亮相，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这对“四十万红色工人”来说是何等鼓舞人心！我们备受社会的歧视，在人民广场上开我们自己的大会，这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上海人都知道，人民广场在十七年来，仅仅是上海党、政、军的要员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平民百姓是无法登台的。从下面的反馈来看，这一举动已经深得民心的。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堂皇的口号后面，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和前途，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吃饭问题，这就是力量的源泉。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是为私“造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说对了。在筹备过程中，在后来大会进行过程中，十数万人以热烈的态度给予我们信赖和拥护，其热烈程度和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成功程度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组织的广场大会。
   人们热切地盼着1月5日的到来。然而费敏璋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他从工总司回来，派人到处找我，焦急地等待我，当我跨进他的办公室，殷庆宝已经先我到了，看来他们俩人已经交谈过了。两人面无笑容，紧绷着脸。
   殷庆宝见我来了，就说：“让费敏璋先讲吧！”他又特地补上一句：“让他讲完了你再发表意见。”
   费敏璋说：“工总司王洪文要我们撤消一月五日的大会。”
   又是王洪文！我一听跳了起来，我刚想开口，殷庆宝制止了我，要我听下去。
   费说：“今天王洪文同我谈了，一定要我们撤消这次五日的大会，他们一月六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
   “原来是这样。”我松了一口气：“他工总司开他们的，我们开我们的，关他什么事！”
   费一脸为难地说：“我们要顾全大局，王洪文既然这样说了，我的意见还是取消算了。”
   他的话一出口，马上遭到我和殷庆宝的反对，殷说：“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使命。”他在历史使命这四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四十万红工把这历史使命交给了我们几个人头上，我们要对得起全市四十万红工，我们临时工自己不推翻这个临时工制度，谁来推翻？”
   我的态度更为激烈：“王洪文算老几？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他对我们红工干了些什么？他哪里想起过我们？噢，怕我们的会开得成功，影响了他第二天的声势？哼！我们偏要在上海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面前、在工总司面前显示我们红工的实力，这个会开定了。”
   三人都沉默不语。空气是那样的凝重。
   我暗然神伤地说：“工总司有后台，红革会消息灵通，差不多的组织都有背景，而我们呢？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我们不干些实实在在的事，有我们的发言权吗？再说会议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四十万红工全知道了，现在宣布不开了，对革命群众如何交待？对下面的头头如何解释？”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脸上，头发上都在呼呼向外冒火。看着费为难的熊样，不由我更加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会开定了，有什么后果的话，由我一个人来负。”
   这一连串的发问，说得费敏璋低头沉思，他似有话要说，但又没有说出来，这个时常被殷庆宝嘲笑为三拳头打不出闷屁来的书呆子，这时抱着头憋着气。僵持了半天，谁也不说话。最后不得不由殷庆宝开口，要费敏璋立即去工总司，阐明我们的立场和决心，人民广场的大会我们按时召开。我又接着提出，作为妥协，我们也组织人参加第二天工总司的大会。
   傍晚时，费回来了，情绪还是那样沉重。他的性格就是少言寡语，事情也就坏在这上面，像这样性格的人，不善交际又不善言谈，如何能同其他组织融洽相处，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呢？而且也由于他的沉默寡言，因此从来也没有完整地把外面的所见所闻，自己所做的事完整地向我们叙述过，即便谈了，也只是简单的几句表面现象，似乎他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判断能力低能儿。如果不知道他还能写点文章的话，我一定会把他当成白痴。

他只是软塌塌地对我说：“今天晚上王洪文要你前去见他，时间是晚上六点，在武康路2号，王洪文在那里等你。”看来费敏璋已经把我的激烈情绪和我们的争论如实地向王洪文交底了，王洪文清楚费敏璋这个常委主任只是一个不掌实权的头头，对殷庆宝可以撇在一边，只要摆平我，使我就范，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我明白，王洪文要向我施加压力了。
   拒绝王洪文
   我和费敏璋按时赶到了武康路2号。
   这里的环境非常幽静，穿过花园，进入一座颇大的洋房，在楼下宽敞的客厅内，坐着不少人，闹烘烘的在谈着什么。费敏璋抢先几步把王洪文从坐着的那些人中叫了出来。
   王洪文迎面出来，把我引向外面一点，似乎不想让我听到那些人的谈话内容。
   这是我第四次见到王洪文。他同我随意握了握手，并没有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认真商谈的意思，我们大家就站着说话。
   他开门见山：“今天约你来，想同你谈的是，你们五日的会还是不要开了。”
   好个妄自尊大的王洪文，我为什么要俯首听命于你，我傲慢地说：“这是我们红工司决定的事，我们筹备工作都已做好，通知也发下去了，这是没法取消的。”
   他说：“你好好考虑，还是不要开的好。”
   他在威胁我吗？我不服气地把殷庆宝的话套用起来：“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个会是一定要开的。”
   王洪文马上把我的话接了过去：“我们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夺走资派的权，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我们要团结起来。”说到这里，他突然伸出双臂热情地同我拥抱起来：“我们都是工人兄弟，何必要分成两家呢？”
   好个政治流氓！在需要我们退让的时候又想起“团结”了？又想起我们红工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之一了？你刚才不是一开口就向我下令了么？在我口气也硬的时候，你却会演出外国人才用的礼节！
   我不为所动，把他轻轻推开。
   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工总司六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的大会，你五日的大会我看就没有必要召开了。”
   我还是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王洪文终于露出他的目的说：“我们两家本是一家嘛！两个大会可以并在一起开嘛！”
   我一听，什么？又要来利用我们了，要我们来为你撑门面。我退后一步说：“我们五日的会一定要开，这是我们的事，但是我可以组织人参加你们六日的会，费敏璋上你们的主席台。”王洪文没有接我的口，自管说下去：“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没有什么原则的分岐，都是造反派，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两个司令部干脆合并起来，共同对付陈、曹不是很好么？”
   好哇！干脆要吞并我们四十万人马了，你王洪文指挥不动二兵团，就处心积虑来收编我们了，这样可以壮大你王洪文的力量了。我断然拒绝：“我们红工司的事，由我们决定，五日的会非开不可！”说完后我扭头就走。费敏璋连声叫我，气得我把他也甩了，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武康路2号。心里好痛快呀！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写到能够断然拒绝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的无理要求，出一口恶气的时候，心里确实很痛快。但是，我不能不再想一想，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想到让费敏璋去通知王洪文，叫他到我的总部来呢？为什么王洪文有求于我，反而是我到他的总部去了呢？我那时虽然心气高傲，血气方刚，但又太幼稚、太实在，实在太没心眼。那天，我本来应该赢得更漂亮！
   人山人海的人民广场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清晨，人们早早来到了总部，匆忙的脚步声打破了往日这时该有的宁静，人们忙而不乱地分批奔赴人民广场，我也跨上毛胡子的摩托车赶去。
   广场的通道已经封闭，车辆已经不得入内，朱力军布置的纠察人员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活动，当我赶到广场中心的司令台时，杨福海已经指挥着人在张挂司令台上方的巨型横幅。
   我信步走上司令台，广场内红旗招展，各路队伍打着红旗陆续进入广场，从东西两面进入广场的队伍向司令台前汇聚拢来。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昔日只有上海党、政、军要人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和庆祝大会的司令台上。我们的大会即将召开了，一种说不明白的滋味涌上心头。
   我是整个大会的指挥者。在会议的程序中，我没有安排自己发言，我对这种干巴巴的发言不感兴趣，不想出这种风头，我忙我的后台总指挥，前后奔忙着，不时有人来向我请示一些突发的需要立等解决的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司令台上已经坐满了人，这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是下面各分部各系统的代表，还有上海各造反组织的代表，当然不能没有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代表。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两大组织代表的发言。
   司令台的东侧传来洋鼓洋号的声音，我瞧那帮吹鼓手鼓起嘴巴起劲地吹奏，像是走江湖的，与整个司令台上的革命气氛是那样的不协调。一丝不快掠过我的心头，杨福海这人办事老练，什么事都安排得好，井井有序，就这事不好。算了吧！已经上台了，就让他们吹吧！再看台下，整个的广场已经挤满了各区的造反队员。这就好了，这就是成功的标志。随着司令台上的指挥，整个广场上雄壮的语录歌在不断高唱，人们在等待着大会正式开始，预定的时间早已过去，大会却迟迟不能宣布正式开始，我被焦急的心情所笼罩。
   整个大会十几万人挤得广场满满的，华东局及市委的一些当权派也已早早到场，唯独还有一人没有到来，至使大会不能宣布开始。这人就是市长曹荻秋。这个主角不出现，我们的大会如何向市委“声讨”和“开火”啊！
   华东局的黄宇齐再三向我说明曹荻秋被造反派揪走后音讯全无。言下之意，我在这之前就已经向你打过招呼了，我们不是有言在先：有困难再商量吗？
   我不信他的话，认为这是托词，我执拗地坚持，今天这个会一定要把他揪来。否则我们在其他造反组织面前的面子丢尽了。我耍了“造反派的脾气”，表示：一定要把曹揪来，他不到，我们就在广场不散。我拙拙逼人，毫无商量余地。
   我这种造反司令的最后通牒，急坏了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他们同手下的人焦急地商量着。其实我也急坏了，时间已近中午，大会还迟迟不能开始，不断有人报告，群众有向广场外走散的趋势，我听了异常焦急，如果任其发展，这十几万人的大会不就完了吗？
   朱力军又派人前来请示：“群众已大批向外涌，怎么办？”我当机立断，下令封锁各通道，不准出去。这是不得已的命令！人们还是在等待，但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台上坐席中那些请来的造反组织的代表和其他的人员已经不那么正襟危坐了，他们在交头接耳，似乎在切切私议我这组织部长、大会的总指挥无能。遥望台下，十数万人的队形已经紊乱，不像原先那样按各单位序列排成行。不管司令台上如何领呼口号，领唱语录歌，下面响应已经稀稀拉拉，不像早先那样划一雄壮。后来干脆不能再用这种呼口号唱歌来拖延时间了，人们全松了劲，应了“士气三鼓而泄”的古训。
   这时朱力军又派人来告急：有的单位集体排着队要求离场，已经同封锁道口的纠察发生了摩擦，人们不断向我告急，而这时会又不能开。我这人也真固执得出奇，现在想来，当时就把会开起来算了，何必要争这一个人呢？可见在那个年代，造成了一批狂妄自大的自信者，充分在这政治舞台上表演了一番。
   怎么办？我的自尊和自信使我跨上毛胡子的摩托车，驶向道口，向要带队离去的头头交谈，向他们解释会议不能如期召开是因为曹老头没有到，向他们抚慰一番，平息了他们的不满，人们重又回头向广场中心走去。我索性绕场一周，向人们招手，请群众安下心来。我用我在造反中树起的威望，以我的身份，总算稳定了人们的情绪。
   当我重上司令台时，市委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打听到曹荻秋的下落，他被同济大学的“东方红”红卫兵组织扣留住，华东局和市委再三向他们协商要人，他们就是不肯放。我说，难道你们没有告知他们，我们红工司在人民广场要批斗他吗？来人为难地说，我们什么话都说了，他们就是不放人。
   到同济东方红要人
   我怒火中烧，这些同济的学生，太目中无人了，太小看我们红工司了！我对这些人说，我亲自去。我返身上台把红革会的代表――一位女红卫兵――请了一起去，也请华东局的黄宇齐随我一起走，加上市委的工作人员和我的随从，分乘好几辆小车，（那红革会的头头与我乘同一辆车），从司令台后面人民公园出去。
   在车上那带路的市委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曹荻秋在同济被“东方红”批斗，他们已经关押他好几天了，一直不放他回家，也不让其它的组织带走。我思考了一会，心想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是今天的会上总要让曹应应景，就对身旁红革会头头说：“我们今天的大会一定要曹荻秋到场，这个场面你也已经看到了，所以等会请你以红革会的身份做做‘东方红’的工作，务必把曹老头交给我们，就算是借给我们，会后我们再送还给他们，你说好吗？”
   那红革会头头答应帮助去做工作。
   只有那个时代，堂堂一个上海市长，才会被人当成一件物品似的“借”，一个上海市的党政要员在文革中竟落魄到如此地步。
   那时路上车辆稀少，交通顺畅，车队很快进入同济大学，东拐西转在一礼堂前停下，会场内不时传来阵阵口号，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还在批斗曹荻秋。下车后，他们要我稍等，我和我的随从站在外面，他们进去交涉去了。
   我在树木葱笼的小径中焦急地来回踱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里就是闻名的同济大学，这里的“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组织，仅仅是同济校园内的学生组织，在上海浩大的造反大军中，是一个刚冒出来的无名小卒，其知名度远不能同红革会相比。这个组织直到半年后才闻名全市，被上海人讥为“投机（同济）东方红”，是以其头头陈干峰善于在政治上投机（因此叫他“陈看风”）而得名，这是后话。
   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慢，好像已经过去了半天，他们出来了，告诉我“东方红”还是不愿交出曹荻秋，说他们下午还要继续批斗。我一听火就上来了，我声色俱厉地对红革会头头和市委的人说：“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即将曹荻秋交给我，我立即把人民广场的四十万人拉来，踏平同济东方红，我倒要看看小小的一个同济东方红有多大的能量。”
   这一下市委和华东局的同志全围了上来：“这不行呀！这不是造成工人和学生的流血事件了吗？”黄宇齐说：“这责任我们负不了，怎么向中央交待呀！”
   还是造反派脾气！“我说到做到，在五分钟内还不交人，我马上就去调人。”
   这话一说，使他们完全处在两难的境地。可以肯定，他们在学生们面前也遇到了蛮横不讲理的造反者，于是一时手足无措地呆立在那里。

我愤怒地带着我的人向会场内走去，我的举动吓坏了在场的人，他们生怕我当场同学生发生冲突。市委的同志马上拉上红革会的头头抢先朝后台走去。我就站在后面观察形势的变化，当然我也不希望发生冲突。
   不一会，“东方红”让步了，宣布散会，答应把人交给我。
   他，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微低着头神情疲惫地向我们走来，从他满面的倦容来看，连日的批斗，对他的折磨是多么的巨大，满头的银丝下，他的面庞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他走几步还不忘停下来回头对台上的那几个刚才还在批判他的头头看一眼，大概算是一种告别的招呼，似乎对刚才的批斗毫不在意。
   我们一行人从灯光明亮的后台向外走去，那些红卫兵们闪开在两旁让我们通过。我回头向还在台上的那几个同济东方红的头头看了一眼，他们的脸上怒气未消，用好斗的目光尾随着我们。我不禁轻蔑地一笑，你们必竟斗不过我啊！
   到了外面，在青翠的冬青树旁，站满了红卫兵，这些刚从会场里散出来的学生，他们要在近处看看这位上海的市长“走资派”，稚气未脱的脸上充满了好奇，当市委的警卫人员把曹引向一辆小轿车，曹进入车子后，仍有学生把脑袋伸向车窗，再度仔细看着这位市长。修得整齐的冬青树是那样青翠，高大的梧桐光秃的枝干指向晴空，冬日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四周那样宁静，学生们看着我们上车，刚才从会场内爆出充满杀气的口号声，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世界上的人，似乎都在做戏。
   车队飞快地驶出同济大学转入四平路，进入市中心，一路没有红灯的打扰（那时的红绿灯是交通警用手操作），从南京路的人民公园大门直驶到广场的司令台下。我们一踏进台后宽大的休息室，原来坐在沙发上的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当权派纷纷站立起来迎接我们。我很清楚，他们迎接的是曹，而不是我，我只是他们表面上必须应付的“造反头头”，他们围住了曹，曹对他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随即在中间的沙发上坐下，让宋日昌副市长坐在他的边上，立即低声交谈起来，似乎是在抓紧时间交换这几天的形势和情况 。
   我当然不会在意他们对我的冷落，马上让人通知台上，大会正式开始！不一会外面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大会终于正式开始了。
   旌旗与呐喊的波涛
   这时我忙着指示工作人员，赶快做几面批斗用的牌子，这是我在出了同济后在车上想起的事，可能是受了红卫兵批斗场面的影响吧。挂牌批斗在那时是非常时兴的“革命”行动，被斗者弯腰低头站在“革命群众”面前挨斗。胸前挂着一块宽约二市尺，高约一市尺的牌子，上边打上两只洞，用铁丝或绳索穿起来，挂在被斗者的头颈上，牌子上面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被斗者的姓名，冠之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或者走资派、特务、叛徒等等。再在姓名上用红墨水打上大×。这样的一块牌子挂在脖子上是很累人的，有的地方故意用铁丝、木板制作，既增加重量，又让铁丝勒入皮肉之中，弯腰低头时间长了，就成了酷刑。
   本来大会并没有打算挂牌批斗，只是要那些当权派到场就行了。上次的文化广场大会，还请华东局的两位领导与我们同坐台上，又发了造反队袖章给他们（这是上海滩上绝无仅有的事）。但那次会没有请其他造反组织参加，今天这种规模巨大的批判会，又请了其他造反组织，如果还那样“温良恭谦让”的话，会使别人认为我们不是造反组织。但我和杨福海事前根本没有设想这种时髦的激进做法。啊呀！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总不能让他们同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坐一起吧！所以我一踏进司令台后的休息室，马上下了制作牌子的命令。我下达命令时，担心手头没有材料，无法立刻做出这十来块要紧的牌子来。
   这时整个人民广场的十数万群众，在会议主持人的领读下，读毛主席语录。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时，我走上司令台，走到并排的四、五只话筒前，宣布曹荻秋已经被揪到了，我大喊一声：“把走资派押上来！”以曹为首的走资派挂着牌子走了出来。（想不到就在这几分钟内，在一首东方红乐曲和领读几段语录的几分钟内，我的工作人员居然用纸箱和草绳制作好牌子。）在曹的后面是宋日昌等人，最后是官衔最小的劳动局长王克。
   这一长溜上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的出现，使十数万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我必须着重指出，这是欢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啊――啊――啊――”的呼喊，而不是有人领呼口。今天是几十万临时工、外包工扬眉吐气的日子，上海最大的当权派在他们面前低下了头，将接受他们的批判！今天，临时工、外包工的兄弟姐妹可以理直气壮地批判临时工制度，争取生存的权利！
   欢呼声和旌旗的摇动有如大海的波涛，一阵接一阵地向广场的边缘滚去，煞是雄壮好看。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呼场面，是上海大型群众组织集会中绝无仅有的。我不由心头一热，挥手向群众招手致意。
   海涛般欢呼轰鸣了一阵后，有人领呼起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来，在这一阵激动之后，不知怎么的，我竟然即兴演出了一场一问一答式的批斗闹剧，这在当时是很时兴的。我事前一点没有想起过要搞这一套，完全是在这时随想随讲即兴发问。我站在曹的左侧，在我们的面前是几只话筒。我一付慷慨激昂的样子，我的问题得到曹的否定回答时，我就振臂领呼口号：“打倒曹××！”“曹××必须低头认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广场上的群众也随着高呼口号。
   这位市长大人对于给他扣上的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的帽子，再大他也不怕，但只是涉及到具体的某一事，某一政策时，他就装糊涂：“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逼急了，就转移方向，不正面回答。他虽然低着头，看来是那样的驯顺，但透过他的金丝边的眼镜，一双老年人特有的充满自信的眼睛在狡猾地闪动，当我大喊口号：“打倒……”时，我在同济园中看到的他脸上那股刚毅的神态，复又闪现出来，近在咫尺的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这股气势，他的满头银丝也似乎在嘲笑我这青年人的无知，我只得以“打倒曹××”而告终。
   会议过半时，突然我的工作人员来找我，把我引入休息室，一批华东局及市委的警卫人员又出现在我面前，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他们以异乎寻常的客气，把我让入沙发落坐，对我恭维了一番。
   一个曾同我打过几次交道的同志说：“我叫郑方南。风雨操场时，你的大会保卫工作做得太好了，没有你的配合和指挥，我们真不好办呢！首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首长在台上受到造反派的批判，但我们还是要为首长的安全和健康考虑。”
   在他们的捧场下，我不加思索地说：“那当然，我们红工司既请当权派来了，就有责任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去。”他马上说：“是呀！你们红工司比任何一个造反组织搞得好，我们对你的保卫工作是了解的，我们曾经合作过，今天只有你才能做好首长的保卫工作。”
   在他们的吹捧下我有点飘飘然了。当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造反组织中，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没有胡来的地方，办事小心谨慎，再说我们组织的性质也决定了我们对政府，对现政权并不构成威胁，没有什么破坏力，说到底只是一群循规蹈矩的请愿者，对流行的“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论调不甚明瞭，也不想去探究。临时工既是五八年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产物，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后果，我们这些人是这个时期的牺牲者，每个人都有一段曲折的坎坷经历，在极左的政治高压下形成小心翼翼、逆来顺受的处世哲学，在这么一个群体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激进的造反领袖。我们这几个常委，不可能干出年青人简单盲目的举动来，遇事一般总能前思后想，唯恐走错路。我们组织在早期那个化名“老杨”的创始人领导我们“造反”时的举动，给我们树立了楷模。要说我比其他几人相对还算激进一点，提出不要打经济仗，要打政治仗，想跟着造反潮流前进，但在以后的行动中，始终不可能脱出临时工造反的框框。眼前的人民广场大会，我们提不出打倒市委、夺权等政治口号，我们口号的核心还是砸烂临时工制度。所以在政府要员乃至他们的警卫员眼中，我们这群循规蹈矩的请愿者，当然要比其他的组织好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让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
   那姓郑的同志接下去的话，却让我愕然：“首长在这段时间被一些造反组织揪来揪去的批斗，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过家。现在的问题是，在司令台的前后，已经被各个新冒出来的组织包围了，他们就等着大会结束后，就要揪走他们，小沈同志你看怎么办？”
   这消息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的为人，我的经历，使我不可能倒向这些组织，把当权派交给他们，而且刚才我已经说了，有责任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去，我不能食言。我也看不起这些新冒出来的组织，我不愿让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当权派带走。我的工作人员插话证实说，各种组织已经向我们提出要求“借”当权派。他们要借当权派的真实理由是明摆着的：因为他们是刚冒出来的各种按自己的职业经历凑合起来的组织，还没有得到承认，他们要合法的地位和组织经费等等，因此他们急于借当权派来斗，逼迫当权派签字承认。
   那些警卫人员继续说：“一些人已经把司令台的出路围住了，我们商量下来只有请你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我说：“这样吧！我们送当权派出去，不用理会外面的这些组织。”但这些警卫人员是老练而又负责的，他们要我谈得再具体一点。
   我仔细想了想，那些人要当权派心切，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明显的机会，因此他们极有可能动手抢人，我一时犯了难，想不出用什么好办法把这批当权派在光天化日下稳稳当当地送出去。我只得说：“大会结束后，我亲自送你们走。”
   但郑同志紧盯着问：“请你具体谈一谈。”他显然还是不放心。说真的，我想不出具体的办法，但是我年轻好胜，尤其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是我把曹老头揪来了，群众对我在司令台上出现时发出的欢呼，我向十几万人挥手致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成功，我能让最后一件事难住吗？我不愿在他们面前示弱，反攻为守说：“那你们有什么办法，也谈谈么！”这一来他们面面相觑，被难住了。
   我看着他们的窘相，不无自信地说：“既然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你们这些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就看我随机应变吧！”我骄傲地指着我的纠察大队说：“你们放心吧！我总部的人有的是办法，每辆车上都安排上我总部的人，到时保证送你们出去！”这么一来他们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但显然他们对我的回答是失望的，不过有一点他们是明白的：我愿意放这些当权派走，而且不想把任何一个当权派交给其他组织。从他们向我们组织坦然地提出保卫首长安全，并让我们斗完他们的首长之后交给他们，已经说明市委的警卫们已经从我们组织在风雨操场等一系列造反行动的比较文明的举止及良好的组织、调度能力上把我们与其他组织区别开来，因而对我们比较信任。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了一会，还是那郑同志说：“到时请你安排了”。

我撇下这些警卫人员，到外面去察看了一番。通人民公园的路，在我从同济回来时，还是一条清静的安全通道，现在已经涌满了人群。仔细辨认，江湖味十足，不是我们组织的人，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呢？我有点抱怨朱力军的疏忽，但为时已晚。显然在我们总部有人在放人情，否则这些人是不可能进入司令台后面的，这里我们布置的人员太少了，力量单薄，司令台附近的警卫人员仅仅只能守住大门，怎禁得起几百人的冲击呢？看来，靠这少数人是无法冲出重围，把当权派安全送出去的。我立即派人，向朱力军传达我的命令，立即把外围的纠察人员全部向司令台后面集中，用来对付这些杂牌造反者。
   有人对我说，台上的乐队吹鼓手们就是一个什么组织，他们也已向我们提出要借当权派——劳动局王克局长，是他们发现了后面这条通道，于是他们引进了这些人。我一听，对这些各种名目的组织更没有什么好感。
   朱力军带着他的全部人员进入司令后台，我立即要朱力军布置人力，把这些当权派护送出去，一个也不能交给人家，要他随机应变，用各种办法送走。同时要他把广场同司令台的通道封死，不准再放人进来。
   然而，晚了。这时，大会已接近尾声，宣布把走资派押下去时，司令台后人群骚动，广场方面不断有人向台后涌来，我们的纠察只得极力筑起人墙进行阻拦。
   在休息室内，我们的人员和市委的人员闹哄哄地乱成一团，当权派挂在颈上的牌子被摘下扔了一地，人们像逃命似的，心慌意乱，每个当权派都听着他周围的人摆布，忙乱地向外涌去。朱力军的干将调动一长串的小轿车向我们靠拢，我大叫：“快上车！快上车！”
   这时，突然有人高叫：“快让开，快让开，有急救病人。”我回头一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极力排开众人，从休息室抬出一付担架来，一位病人躺在上面，居然戴着一副大口罩。
   绝了，这位病人不是别人，是副市长宋日昌。远处的一辆救护车被招引来，病人一上车，这辆救护车抢先发动，急促的铃声摇将起来（那时的救护车是用人手摇铃铛来警告人们避让），人群后退了几步，我对后面的车大叫：“赶快跟上！”但可惜只有一辆车跟着冲了出去，（事后知道这是殷和费的车子）人群又合拢起来，把道路阻塞了。
   我们的纠察冲上前去，努力把人群压向后面，企图挤出一条路来。人们在相互推挤着，看来时间越长，越是不利，因为从广场不断有人涌来，欲把进人民公园的道路阻挡住。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当机立断，走到最前面的一辆车前，对后面的车辆大叫：“紧跟我的车，一切听我指挥。”我坐进车内，对司机说：“快开车，冲过去。”司机扭头对我看了一眼，不明白怎么能在这么窄小的人缝中开过去。我说：“我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一切由我负责，快！”眼看前面的路有进一步被阻的危险，人们还在向前涌，我不顾一切地说：“你只顾开快冲过去，一切由我负责。”我打开车门，探出半个身大叫：“让开！”――只见纠察人员一阵努力把人群稍稍压向后面，让出一条窄窄的路来，这时我的车抓住时机开动了，那司机驾车快速向前冲去，人们一惊，本能地向后倒退，车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人们一路纷纷后退，车已经横冲直撞到葫芦口了，只要冲过这口子前面就没有阻拦。我往后看了看，担心后面的车子没有跟上。如果我后面的车子与我的车被拦腰切断，后面的车失去指挥，那就糟了。果然在我后面的两辆车在慢慢起步，不敢一下向前冲，正在这时第三辆市委曹荻秋的座车一下从后面冲出来，以异乎寻常的技巧和速度超出了这两辆车，冲到我的车后，填补了空档，这时后面的司机反应过来了，紧紧地咬往前面的车辆。我的车子已经冲出了人群，前面已经没有阻拦的人群了，待到转弯要进入公园时我探身一看，我的车后一长串的汽车紧紧地一辆接一辆地都冲出了人群。
   转入南京路，我们的车队向西开去，待开过几条马路后，长长的车队越来越短，最后不复存在――各人的车各自奔向回家的路了。像华东局的韩哲一、黄宇齐就是由我们的人直接送回了东安新村的家。
   这些华东局来首长，上台挨批时都是一色的黑色长棉大衣，这样的打扮在上海人中是没有的，这清一色的装扮已经在大家面前亮了相，一眼可以认出而被抢走。我不知道当时是我总部人员随机应变呢，还是他们随机应变，他们出来坐车时把黑棉大衣都脱下交给了我们的人，改变了目标的“颜色”。
   我们的人把黄宇齐送到家门口，在分手时，他表示了感谢，匆匆握手道别后，谁也没有想到棉大衣。第二天，朱力军说从黄的棉大衣口袋里发现了黄的一枚私章，问我怎么办？我一看，就说：“一枚私章，倒不能拖着，放在谁头上都是麻烦，你马上亲自送到他家里去吧！”
   当然，曹荻秋也由他的警卫护送回去了。
   近看宋日昌
   我回到乌鲁木齐路的总部。总部显得有些冷清，看来那些工作人员还在人民广场收拾吧！但是殷、费呢？他们回家了吗？疲劳了一天，我坐下休息一会。刚从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歌声和护送当权派脱险的紧张气氛中脱出来，一下面对这静静的、静静的办公室，似乎失落了什么。我坐不住，又上下走了一圈，怎么啦？难道他们真的回家了吗？连往日最热闹的大队部也特别冷清，那些主要人物也大都不见，只有随我同车回来的人在津津有味地向值班的人讲述一天的经过。过了一会才陆续回来了一些工作人员。
   这时，毛胡子悄悄地拉了我一把，把我拖出总部。到了外面马路上，他的摩托车停在马路边上，要我赶快上车，我好生奇怪！这么神秘兮兮的，干什么呀！他说，“费、殷都在愚园路的总部，你怎么不知道？”怪不得我在这里看不到他们的人，原来他们在那里。
   愚园路987号的总部到了，这里的门整天关着，我敲了敲铁门，值班看门的老头应声把门打开，一看是我，也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快进去。”
   踏进客厅，眼前呈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在中间的椭圆形的红木桌上摊满了白斩鸡、方肉、红肠之类的熟菜，在一只钢精锅内是生煎馒头，已经所剩无几。更让人惊奇的是副市长宋日昌在东首的一端，边上是劳动局长王克，朝南的一边坐着费敏璋和殷庆宝，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或坐或立，他们看见我，马上站起来，招呼我入座。
   宋日昌说：“啊呀！你才来，快坐下，快坐下。”他倒反客为主招呼我了。
   殷庆宝马上招呼人：“快！再去买一锅生煎来。”
   看着这一桌丰盛（当时这是很丰盛的）的酒菜，一阵饥饿感在我胃中翻腾起来，是啊！已经一整天滴水未进了，但是眼前的景象太让我骇怕了，这不是丧失了革命立场了吗？他们是走资派，我们是革命造反派，这……这怎么可以呢！
   我不去理会宋日昌的招呼，顺手一把拉着殷庆宝到门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殷放下笑脸，板起面孔，双手一摊：“这有啥？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大家都是人，饭总是要吃的！”
   他的面孔难看，大概我的面色也很难看，我反驳说：“可这不是吃饭，有白斩鸡，有绍兴酒，传出去怎么办？你考虑过影响没有？”他生气地撇下我，转身向红木桌走去，大概把我的责难看成是乡下人的大惊小怪。他对尴尬地立着的宋日昌和王克连连让坐，可是那两人还是看着我，没有马上就坐。我只得勉强端起笑脸也请他们坐下，宋这才就坐。
   我需要冷静一下，以调节我的情绪，我总不能当场同殷吵架吧。大会的成功是我的工作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们也是一天没有吃过东西了，杨福海他们怎样了？收尾工作也不少呀！面对这一桌酒菜，我这个头头能坐下来吃吗？我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你们吃吧！我再到人民广场去看看撤得怎样了。”扭头就走。
   我很奇怪宋日昌怎么会到我们总部的呢？而且劳动局长王克也同时在场？
   原来，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机应变”把宋化装成“病人”，向特意为大会设在广场的救护站召来了一辆救护车（抬担架的恰巧是在救护大队做临时工的评弹艺人王柏龄，后来他到我厂里做临时工也谈起了这件往事），人们把戴着大口罩的宋日昌抬出了司令台，送上了救护车，我们总部的人也上了救护车，这辆车冲向车队的前面，殷庆宝的座车紧紧跟上，抢先一步走了。在路上，救护车司机询问开到哪里，总部的工作人员说开到愚园路去。于是，宋就这样被救护车送到了我们总部。那王克也是被我们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带到这里来的。看来这是殷庆宝一手策划的。我真不知他要搞什么名堂。
   我和毛胡子很快到了人民广场，这时广场两端已经开放，49路公共汽车已经在广场上行驶，自行车流在司令台前匆匆而过，夜色苍茫，万家灯火，白天的闹剧已经烟消云散，好像在这广场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再看看司令台没有亮光，看来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离。
   毛胡子说：“我们回去吧！”我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南京路西藏路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我无法想像今夜与当权派“共进晚餐”的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只觉得口渴难耐，什么话也不想讲，毛胡子把车向西行驶，从黄陂路折入南京路向静安寺而去。我的情绪平静多了，我能回避么？我为什么不回避呢？但我无法选择，还是随毛胡子重新走进了愚园路987号的大铁门。
   这时客厅的气氛已经轻松随和得多了，宋日昌已经非常随便，摆出一副长者对青年人的宽容气度，面露笑容，背靠在椅子上，舒坦地伸展着他的腰板，也许他好久没有这样舒展过了。在他的身后站着王克，尽管他的身旁有一只空椅子摆着，是为他设的，我落座时，出于礼貌也请他坐下，而他却再三推辞，把我弄得很僵。宋日昌对他说：“你坐吧！”他才落座。真是穷讲究――在这种场合，王克还不忘森严的等级臭礼仪。他大概知道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夫妇和大臣范蠡被吴国俘虏，在关押他们的茅屋里，范蠡都不忘记让勾践夫妇坐着，自己侍立一旁，行君臣之礼。所以我让他坐，他不敢坐，只有他的主子宋日昌叫他坐，他才坐。
   我坐下后，宋日昌问：“人民广场的群众都散了吗？”我回答了他，他连说：“好！好！”有人给我一杯酒，我推辞了，要了一杯热茶，为我买来的一锅生煎已经只剩一点温热，殷庆宝为我和毛胡子各盛了一碗生煎馒头，同时也为局长盛了一份，啊！原来这位局长大人也同我一样，饿着肚子呢！我的一份很快吃完了，我请王克局长再添几只时，他推辞说已经饱了，放下了筷子，我看他碗中还剩了几只没有吃，哼！又是假客气！我为自己添了一份，就着热茶狼吞虎咽地吃，有人又为我递来一杯黄酒，我还是拒绝了，我喝我的茶，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决不喝酒！
酒确能沟通人们的感情，看模样宋市长已经喝得不少了，话语随便而且多起来，他以长者的口吻说：“我早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比你们还年青。”指着我说：“对！和你差不多。现在老喽！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呀！”有人笑着说：“你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他不无感叹地对着我说：“老了，还是你们青年人比我们行，今天组织了那么好的大会，这是其它组织比不上的，你的能力很强啊！”
   殷庆宝听了有点不悦：“我们组织部长是这里在座中最年青的。我们常委是集体领导，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由他去执行。”
   宋日昌似有觉察，不再继续夸奖我，喝了一口酒，脸色已经微红，他说：“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好理解啊！天下要大乱，而且要越乱越好，这怎么得了啊！这样乱下去，乱到哪一天啊？”他的概叹也真让人同情，他是高层领导，高层管理者，他有维持一方秩序的职责，这在世界各国，任何时代都是同样的，但是最高层的领袖却煽动底下的人“乱”，而且要他们“理解”，不许去“压”，一压便是执行“资反路线”，可是，又不许出乱子，出了乱了又是他们负责，这样的官怎么当呢？
   第一次看到“开后门”
   屋里的气氛是那样的祥和宽松，白天的火药味都到哪里去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人有感情，感情又是可以交流的，短短几分钟，我们之间消除了一切敌意，如果让我现在再来批斗他，还真下不了手呢！想起白天神情冷峻的曹老头，如果他现在也在场，是不是也会消除敌视的情绪呢？
   气氛已经十分随便了，我们纠察大队部的一个成员与宋搭话时，竟极力吹棒宋是老革命，参加革命早，有经验。宋市长当然又叹起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苦，有点有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叹。
   我对这位大队部的纠察很反感，他平时就流气十足，自由散漫，今天又低三下四地吹捧，把我们红工司的脸都丢尽了。不料他摸出一张纸来对宋说是什么组织新近成立，由于得不到市委的承认，拿不到经费，他受那个组织之托，请副市长签个字。
   我真是万分震怒！怎么这样不识时务，一个组织的承认，难道是在酒桌上可以办的么？我恼怒地盯着他看。
   想不到这位当权派却一伸手把纸接了过去，抽出笔来在纸上签了名，并向王克交待了几句什么。这时王克马上站起来，弯腰听着他的指示，并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着。今天，我非但在近距离平和地看到了宋日昌，而且也同时在近距离看到了市委高层的上下级形态，看到了下级对上级的恭顺阿谀。多少年后，当听说有些老干部离休之后顿时掉入门可罗雀的处境，也就不奇怪了。
   宋非常轻松地把纸交回一直立在他身旁等候的那个总部人员。
   这时，在愚园路总部，宋是中心，全然一副主人派头，首长气度。别看我们能纠集十数万人对他进行批判，但是，权力仍然在他手里，我们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我万分吃惊，怎么这样爽快就承认了一个组织，这同我们经过七、八天的斗争相比太容易了。这大概是我最先见到的官场中的“开后门”现象。几年后“开后门”之风成了全社会的“时尚”，这种“开后门”之风，到底始于何时呢？或许就是从文革开始的吧！从反修防修，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第一年逐渐风行起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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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源
   这时，我们的常委主任费敏璋开始说话了（那天在场的常委都是戴眼镜的，但唯独他的书生气十足），他要人把这些吃的东西撤下去，换上茶。他说：“今天请宋市长来，我们组织要同市委商量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问题。”
   我一听这倒是一件大事，但为何今天采取这种形式来做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费、殷两人事先没有与我通气呢？从今天的安排来看，他们两人事先是商量过的，而且费也一定从工总司方面获得了这时整个上海关于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信息，促使他和殷策划了这么一场会谈。平时殷对我一直是瞧不起的，归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我比他青年，阅历没有他深。二、我是从下只角杨树浦来的，对吃喝玩乐一窍不通。另外我一直反对打经济仗，要打政治仗，想跟上整个上海的形势。
   因为有了这些分歧，我们之间共同语言甚少。他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他造反是了发财。吃惊之余我对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后来他曾对王继鑫、费敏璋和我作过评论，说王继鑫造反是为了女人；费是书呆子；我是上海乡下人。从这些评语中多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头头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组织的确缺少老一辈革命家年青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志和文彩，只是一些为了发财、为了女人的人和书呆子。就是这些书呆子、乡下人、想发财的人，组成了“红工”的司令部，也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决定一个组织几十万人的命运。
   六七年的元旦过后，上海刮起的一股经济主义之风，越刮越烈。各单位，工厂的造反队在采取“革命行动”时，首先是冲击档案，烧“黑材料”（整群众的材料），平时绝对向老百姓“保密”的文件被造反队披露出来，有人对照某一时期的文件发觉自己在加工资时，没有按规定加足，或者被压了下来没有加，就在造反队的带领下，对本单位的“走资派”进行批斗，要求按有关文件加工资或发放各种津贴等等。这种情况涉及的面非常广，但只是每个单位“工总司”下属的造反队，才能得到这些文件，然后组织批斗，迫使工厂的书记厂长等当权者签字，同意增加工资并补发（当然，最终没有上级领导机构的同意和批准，下级基层单位的当权者是绝不敢自说自话签发大量现金给老百姓的）。几天内，这场“钞票暴动”迅即在全市铺开，各单位纷纷到银行提取现金，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旋风，使银行不堪招架。因为从全市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现金，无异是对计划经济的极大冲击。


   百姓对照文件，要求弥补国家对自己的“欠债”，本无可非议，但在当时，被认为是偏离了文化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当然引起中央的震动，认为是经济主义“妖风”，下决心要刹！
   经济主义妖风的“风源”在哪呢？从以上情况来看，是工总司的下属造反队。
   受这股潮流影响，红工司属下的造反队也蠢蠢欲动，有的步工总司造反队后尘，想如法炮制。但是，临时工要“学样”也难，因为临时工没有工资级别，没有工龄，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较短，长的二、三年，短的几个月，完全没有补发钞票的口实，只能在以工作日计工资上做文章，于是提出要求：按固定工以月计工资，要求补发星期日休息的工资，这样就使临时工在限定的狭小范围内也补得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残羹剩饭。外包工就更可怜了，连这点也做不到（难怪费敏璋要为此呼口号呢）。所以，在这次经济风潮中，真正得到实惠的是固定工，而不是临时工，更不是外包工，其风源在工总司。中央和上海如果要刹住经济主义“妖风”，就应当拿工总司“开刀”。
   红工司背黑锅
   但是，身居正统地位的工总司，并没有成为“开刀”的受害者。工总司得了便宜又卖乖，开动宣传机器，指责这是市委转移斗争大方向，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把责任推向市委当权派。
   市委陈丕显和曹荻秋肯接受这口黑锅吗？当然不干。老百姓常说“柿子专拣软的捏”，官方经常说“抓典型”。被抓了坏典型的都是“软柿子”。我们红工司里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临时工、外包工，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开始造反又是要求生存权，由此与“经济主义组织”的“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既然上海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这风源必是经济主义组织引起的，那末，这口黑锅当然只有红工司来背了！
   我坐在桌边，静静地听着费与宋的对话。总结起来，就是要以我们组织的名义与上海市委共同签署下发一个文件，把目前在临时工和和外包工范围内的经济风刹住。费把临时工和外包工的处境与现状，这几天上海从基层刮起的经济风的混乱局面谈了谈，费要求制定出一个界限和标准，其中特别提出要维护外包工的利益。宋日昌对反映的事实表示同情，但对于制订出一个界限和标准觉得不好掌握，要我们先谈出一些意见来。他摆出一副愿意倾听的架势，要王克坐下，做好记录。
   费、殷两人摆出一副工人领袖的模样和为工人谋利益的庄重神气，提出了一些时间界限，最后决定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发出5.16通知的五月十六日为时间界限；标准呢？这就更难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谁也说不清，谁也难解决。
   费、殷两人的本意已经非常清楚，并不想真正刹住这股风，他们只是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使之合法化。
   这个目的能达到吗？从十七年的历史来看，是决不可能的，错了的不就让他错下去吗？十七年的历史是不承认错误的历史，提出狠刹经济主义妖风的口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不是吗？工人们起来要欠债人还债，但因为是“旧”债，要债就成了“妖风”。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钱不是好拿的，这不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不是方向，现在不是提出“狠刹”么？这或许就是中央的声音。我们这几人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
   对他们的一套听得不耐烦的我开口说：“这些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吧，现在搞这一套是不合时宜的，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一律刹住！”
   我的表态，引发了常委之间的争执，因为我的话大大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我和费敏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以维护临时工和外包工利益的救世主的姿态，慷慨陈词与我争论不休。在我的坚持之下，书呆子气十足的费敏璋无可奈何最后声明在外包工问题上他保留意见。（就是这个保留意见，几天后成了要我们组织命的意见，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短视和无知。）
   宋日昌在眼看着我们的争论结束后，以和事佬的姿态表示要向市委汇报，把红工的意见认真讨论。费、殷精心策划的这场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工总司又一次的广场大会
   第二天，一月六日，我特意去了人民广场，工总司今天要开大会。王洪文找我去武康路2号，是要我取消昨天的大会，突出今天的大会。今天的大会内容王洪文事先一点也没有对我透露，但从工总司六日大会发出的三个通令来看，这个大会确实是事关紧要的。其中一个通令是：
   不承认曹荻秋是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监督劳动。要求彻底改组市委。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三个通令以急电报党中央，请毛主席表态。
   但主席却在沉默。
   如果毛主席表态支持，那么这个大会就成了一颗“原子弹”。
   我坐在毛胡子摩托车上驶进广场，竟没有人阻拦。空荡的广场，没有纠察人员，也没有医疗救护站和茶水供应站，这些后勤工作全然没有，难怪他们的大会可以接二连三地开下去。而我们却要搞得那么正规，想得那么周到，真太费心费力了。
   昨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而今天，天气阴沉，飘起了雪花，虽说雪不一会就停了，但阴冷刺骨的寒风吹在身上，也是够受的。诺大的一个广场，只有面对司令台的地方围了不足二万人，（姚文元向中央报的简报上说十万人，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说二万多人。）人们缩头缩脑地挤在一起。我看到这情景不由高兴起来，昨天我们是十几万人，而今天你工总司就这么一点点。哼！你王洪文就是要我们替你撑市面，离了我们你的势力就单薄了，就连老天也不帮忙，下起了雪。我带着满足的心情离开了人民广场。
   殊不知在我洋洋得意之时，命运已经注定了我们的短命！从六七年一月五日红工司浩浩荡荡的广场大会使我们的组织冲上了一百天造反史的顶峰后，形势便急转直下，迅速走下坡路。一个多月后，中央的一纸通告，轻而易举地取缔了它。
   现在想来，工总司的王洪文虽然是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流氓，但由于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政要兼文人作后台，所以工总司不但信息灵、胆子大，而且能够提出政治口号。是的，从相邻两个广场大会的规模、组织、后勤上看，工总司远逊于我们红工，但是，它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尽管毛主席没有表态）；那么我们红工司的广场大会呢？留下了什么？
   我们不可能留下什么！！
   红工竟没有在“紧急通知”上签字
   也是在一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夺权开始，登载了由十一个造反组织签署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标题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一月八日，三十二个造反组织“紧急通告”签发，这个通告进一步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并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妖风”进行抵制。
   这两个文件立即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一月十一日破天荒头一回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发出了贺电，震动了全国。
   这封贺电对我们红工司来说，却是一纸“死刑判决书”！
   一月六日上海解放日报登载了一月五日我们红工司大会的消息，我们为自己的大会消息能登上解放日报而沾沾自喜，但仅仅过了五天，一月十一日中央发来的贺电，完全淹没了我们的喜悦。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在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工人组织红工司没有在一月八日的“紧急通告”上签字，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造反组织的贺电就不包括我们在内。换句话说，贺电表示毛主席、党中央承认了上海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恰恰没有我们红工司！
   这个冲击波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直到贺电在大街小巷张贴，费敏璋面对外界的压力和内部的责难，才道出了一月八日签署“紧急通知”的真相。（说是真相，其实只能说是他的感受，因为签署时有什么内幕和背景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另外他是不是有所掩饰和为自己开脱，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下面是根据他当时的叙述而写：
   八日各组织在“锦江饭店”九楼由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执笔起草了这个“紧急通知”，汇集了各组织的意见凑成了十条。当时王洪文根本没有在场，在署名时只有二兵团的耿金章以二兵团署名，工总司根本没有人参加，结果各组织提出，作为上海最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不署名，这个“紧急通知”就没有权威性，工总司不可不署名。在这样的压力下，耿全章尽管有野心，还是在工总司的名下签了字。论到我们红工司时，我们这位酸气十足，个人利益看得特重的书呆子以提出要增加条文对外包工有所区别，否则会对我们组织带来压力为由，要求补充修改。他的短见，无知和私心，竟驱使他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端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他不合时宜的发言，当然遭到反对。这个上海造反派的聚会有陈丕显参加，陈也在通告上签字表示同意。陈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来主持上海工作的，（说穿了就是抓经济工作的，因为当时上海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人口却只占百分之一，上海的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刹住经济主义风的“紧急通告”他当然同意。我想，这个“紧急通告”也有可能是在他的授意下，召集了这些组织，并在他的实际主持下搞出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宋日昌向他汇报了五日我们的情况后，启发了他利用造反组织起草文件的方法来制止经济主义风也未可知。如果最后这个猜想是真的，那等于说：一月五日白天我们的组织在广场斗当权派，登上“百日造反”的顶峰后，当天傍晚我们就在愚园路总部向当权派递上了绞死我们红工的“绞索”。

据费敏璋说，他的修改意见还没有得到反应，下面就传来一阵喧哗，一个新近成立的老保（保皇）组织――上海工人纠察队要闯入锦江。（那时红卫兵也好，工人组织也好，其袖章一律是红底黄字，唯独这个组织是白底红字袖章。据说用白色是仿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上海工人在周恩来领导下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袖章，故这个组织的名称也以此名命，一出场这个组织就被定为老保，步赤卫队后尘，不多几天就消失了。）这个白袖章组织在下面喧闹，大家下楼去了，我们这位秀才也跟着下楼，说是去跟人抓老保，待他再上楼时，已经人去楼空，无从谈起了。
   他回来后，没有向我谈起此事。待紧急通告见报，在内外交困的责难声中，他才谈起这次签署紧急通告的过程，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开脱，因为外界说他拒绝签字。
   我认为费敏璋的辩解应该是可信的，以他的为人和一月五日夜里在同宋日昌会谈时，同我争执不下时的所谓保留意见联系起来看，是对得上号的，外界组织立说他拒绝签字，也可理解。在这种场合和形势下，谁都巴不得要签字，而唯独他一人没有签，说拒绝签字也不为过。
   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出我们这些头头互不通气，各人搞各人的事，没有一个坚强核心的弱点。王继鑫去了北京，一去不返，已经半个多月了，音讯不通，更能说明问题。
   一月五日文汇报的造反派夺权，发表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原是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签署的一份传单，本是造反组织小报上的小东西，不料竟然上了大报。这个冲击波在当天还没有显示出来，虽说没有红工司的参加，但对红工司影响还不大，因为当天我们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还处在巅峰。
   一月六日文汇报二版以这样的标题发表“本报讯”：
   “上海十多万红色造反大军庄严宣誓彻底砸烂临时工外包工制度”。
    “工人代表愤怒控诉临时工、外包工这一变相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罪恶，决心建立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劳动制度”。
   我派人去买了一百份文汇报，大家看着文汇报非常高兴。不容易啊！我们的造反，倒底还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组织部的人员更感到这几天没有白忙。我同杨福海高兴地讨论，认为通过目前的批判已经掀起了高潮，接下来要好好组织人，从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雇佣劳动制度批深批透，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期待运动后期中央制订出一个崭新的劳动制度。
   期 待
   我稚嫩的头脑想：这个新劳动制必定是充分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没有歧视，没有失业，平等相处，生活安定，每个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早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这个美好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是由于官僚主义者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才使我们老百姓不能当家作主；正是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阻碍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前景不能实现，所以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十七年的老百姓，才有这样那样的打击和遭受不幸。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支持下起来造反，“造反”在封建社会是“犯上”，杀无赦！现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起来造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意味着人民可以真正起来当家作主了，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这首每个人都在唱的歌，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心声。现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眼看就要垮台，资反路线马上就要铲除，工人阶级很快要迎来第二次解放，一个民主的革命的伟大的新中国将屹立在世界东方。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
   人民被领袖狂热地运动起来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最过人之处，在于运动大家。打江山、夺天下，以“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和运动战，来“运动”蒋介石；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毛泽东发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团结了全国人民；抗战结束，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涌跃地参军，进行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夺得天下。十七年后，再一次运动学生――以红卫兵为先锋，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开端，进而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各阶层起来“造反”，以制止所谓的修正主义，把火烧向他的同僚。但是，伟人忽视了人民内心的一面――即对民主的渴求，使得文革向他所始料不及的、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以至形成长达十年的动乱。
   挣 扎
   让我们再回到上面的时间表上去：
   一月八日，由于费敏璋的昏庸，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一月九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紧急通告”；
   同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如果说，原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对我们的冲击还不大，到了九日就有两个冲击波向我们总部冲来。
   人民日报的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这意味着中央的支持和承认，这三十二个组织见了中央大报，成了响当当的左派。更要命的是，在“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紧急通告上我们没有署名，外界就更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为私造反的经济主义组织。
   在抵制经济主义的旋风中，我们这个戴上经济主义帽子的红工司能存在下去吗？
   我们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这顶帽子，我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上海革命组织之外，其后果之严重，震撼了每一个“红色工人”，责难的声音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压向总部。一股暗流开始公开活动。
   这股暗流以被殷庆宝开除的原宣传部人员林新中、蒋瑞根为首，形成了一股反对派势力，联合各区头头向总部施压，矛头直指费敏璋和殷庆宝。
   内外交困的费敏璋同殷庆宝瞒着我去解放日报社，要求刊登我们表态的文章，表示坚决支持紧急通告的立场，企图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
   一月十日半夜时分，殷庆宝来电话，要我马上调动人马去解放日报社。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出了什么事要调人。他说，解放日报拒绝我们的文章见报，因此要调人去解放日报造反，越多越好。
   我挂了电话，让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头脑清醒一点，仔细一想，通过这样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太那个了，明明是我们自己理亏不签字，能怨谁？我恼恨费的昏庸，也反对殷的安排。
   调“越多越好”的人去？去制造新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肯定又错了，势必造成我们更大的孤立，处境更为艰难，此等傻事万万不能做！
   不去吧！似乎对红工司的前途在袖手旁观。我决定去报社，但决不调人，我只是喊上值班的十来个人跟我去报社。踏进编辑部，我一看已经有几十名总部的人员在这里，这是殷庆宝和费敏璋带来的。这是何苦呢？殷见我来了，迎上前来告诉我，他打电话后，报社已经同意发稿，现在费敏璋在里面同他们谈。
   我不想说啥，无聊地打量四周。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室内摆满了办公桌，桌上全是稿件和纸张，给人杂乱的感觉，大概因为是夜里吧，屋里没有报社的人员，我们的人就立在办公桌的四周，有的站在走廊上。
   隔了一会费敏璋来了，他告诉我和殷庆宝，他写的东西报社不同意发表，他刚才同他们在争。他刚说完，一位瘦瘦的一脸倦容的中年人走来。费向他介绍我是组织部长，他一听满面怒火地对我说：“你带着那么多人来报社是什么意思？是来造反？这是新生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已经夺过权）！你们是在造谁的反？”
   我一听，知道一定是指刚才殷庆宝威胁他要调人马来，连忙解释说：“来的人都在这里了（意思是告诉他就这么几个人）。我来只是请报社登上我们的文章，表示我们红工司坚决支持紧急通告，拥护紧急通告。我们被排除在三十二个造反组织之外，请你想一想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的处境……”
   那中年人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是你们费敏璋拒绝在通告上签字。”他指了指费：“本来你们红工司的署名是排在工总司的后面，居第二位的（天哪！如果签了字，我们就是上海第二位的造反组织！），是费敏璋拒绝签字。”
   费敏璋要插进来声辩，那中年人粗暴地打断他说下去：“到了现在，你的文章中，还是提出什么外包工的利益。”他抖了抖手中的纸：“这种文章我们解放日报不能登，这是违背紧急通告的精神的。”
   费敏璋激动地说：“我要为四十万红色工人负责，我们有我们特殊的地方，我要代表全市红色工人讲话。”
   中年人怒气冲冲地说：“你个人能代表全市临时工、外包工吗？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赶紧说：“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是要革命的，费敏璋的错误并不能代表全市四十万要革命的临时工、外包工……”
   他对我看了一眼，怒气冲冲地走了进去，把我们扔在一边。
   唉！我听了费敏璋的话，真要吐出血来！这个呆子！到了现在，还要提什么劳什子的外包工的什么特殊利益，脑子有毛病了！
   我恼怒地对费说：“到了这步田地，你还在写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本来是第二位的响当当左派呀！事情就坏在你的手中。”
   他又唠叨开了。我故意走开，不去听他的。
   殷庆宝向我解释现在的文章内容必须坚持什么什么内容，所以费会跟报社争起来。我也不想听。
   大家沉默，无言以对。
   我突然感到一阵疲倦袭来，我要睡觉，我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想，我厌倦了一切，我要睡。我迷迷糊糊地伏在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推醒，那瘦瘦的中年人站在我身旁，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这是见报的清样，你同意的话，签上你的名。”
   庸俗的表态
   这是一张四分之一版大小的一张空白新闻纸，中间铅字印就了长方形的一篇文章，噢！这就叫“清样”。看惯了整版排满铅字的报纸，现在在一张空白的新闻纸上只有豆腐干大的一篇文章觉得好不新奇。我的头脑一下子像那张空白新闻纸一样清爽起来。我接过清样一看：一行标题赫然在目：
   革命工人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坚决拥护和支持《紧急通告》。
   看到富贵不能淫的“富贵”和“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个标题要是在今天是蛮不错的，但在左了还要左的文革时代，就太庸俗，太没有革命化的气味了。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什么富啊、贵啊、淫啊的提法早就不见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再看正文：
   我们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所公布的《紧急通告》表示最热烈的拥护，最坚决的支持。
   在上海各路革命造反大军的猛烈攻击下，中共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陷入全线崩溃的狼狈境地。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正疯狂地妄图用停止生产，中断交通，滥发工资补助等等祸国殃民的手段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妄图用金钱物质刺激来转移斗争大方向，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上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妄图用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最毒辣的手段――糖衣炮弹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革命意志，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总司令部严肃揭穿中共上海市委这一阴谋，并且代表全市四十万红色工人，向上海市委提出最最严重的警告！

我们上海红色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切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毒计，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我们坚决要牢牢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社会上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而奋斗到底；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要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以“政治统帅经济”，决不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的当！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对于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也很不满，因为它似乎是承认了我们有经济主义的倾向。这篇文章显然是费敏璋的手笔，结尾部分是报社编辑的手笔，原来的结尾被删去了，换上了这样的结尾，看来他们争的也就是如何结尾。费敏璋看了又开始激动地要争辩，争他的特殊利益。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已经到付印的时间了，再争也没有用，在上海要改变这种局面已不可能。我不想去争辩，有这篇文章上报总比没有好。
   我默默地在上面签了字，签好后往殷庆宝面前一扔，殷也签了字。我俩无言的行动使费敏璋也不得不签了字，那中年人拿了清样就走。
   十七年来我们的报纸是被严格控制的，凡是上报纸的都是官方的或是被官方肯定了的东西，是神圣的，上报纸是件了不得的事，人们习惯了这种观念。今天我们红工司的文章上报了，也是了不得的事，我们带去的人都面带着笑容，现出一副斗争胜利的样子，笑哈哈地走出报社大门。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什么胜利也没争到。
   走出报社大门，已经是一月十一日凌晨了。
   一月十一日更是要命的日子。虽然我们在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的表态文章，但这天，中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第一次这样高规格就紧急通告，向上海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发表贺电。
   下午，中央的贺电在上海以红色铅字印就传单，张贴在各条马路上。
   上海的三十二个造反组织欢欣鼓舞。
   对我们来说，无异敲响了丧钟。
   中央明确无误的表态，一下子就把“经济主义妖风”刹住，不几天，上海坚决收回了已发的几千万元钞票，此风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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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事 救组织
   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酝酿着去北京。
   十日在报社经历的情况和那篇文章的结尾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定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地位，笼罩在头上的经济主义组织的阴影已无法摆脱，我决定上北京去捞取政治资本，照当时文革普遍使用的贬义词，就是去北京捞“救命稻草”。
   我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让我们把时钟倒拨二十天，从六六年的十二月下旬谈起。


   赤卫队覆灭前，在造反派中普遍传闻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指责赤卫队妄图制造“三停”的传单和标语到处可看到。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的一次造反组织的聚会上，大家曾在闲谈中，对港口和铁路的运输表示担扰，因为那里的生产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上海的工业用煤（包括发电厂用煤）已经只有三天的储备量。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想想看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这三天的储备数字再往下降，一旦上海没有了煤，所有的工厂将停工，电厂不能发电，那可真要大乱了。
   有人讲，陈丕显在战备工作会议上说，以往一直为上海储备三个月的用煤量。上海有那么多的工厂，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这一煤炭储备工程是何等的伟大。就连高喊打倒上海市委的造反派们也不得不交口称誉：陈丕显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不无感叹地说，如果没有陈、曹预先储备了那么多的煤，上海早就瘫痪了。
   我一直痛感到，我们没有政治背景，造反以后一系列事件表明，我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这样变化剧烈的政治风云中，我们这个组织要保持和存在下去，并争得一个相当的地位，前途是渺茫的。
   现在上海运输紧张，用煤的储量只有三天，而“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党中央再三提出的号召，国民经济是绝对不允许瘫痪的，不管谁在掌权都是这样。我认为目前上海的生产形势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只有干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来，才能改变我们的形象，进而在造反派中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的知识分子曾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提出过“实业救国”的口号，我却在六十年代提出这个“做实事，救组织”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一时热情高涨，兴高采烈地把我的想法同费、殷谈，提出要组织人员去港口和铁路“抓革命、促生产”，恢复那里的生产秩序。
   我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懒懒地说了声“同意”。
   “同意”两字一出口，等于是说你就去做吧，是你提议的嘛！
   我热情不减，说要先去蹲点，了解和熟悉情况。
   那你就去呗！
   我把组织部的工作交给了杨福海，自己则全身心地扑到了铁路上。
   我先到我们下属的铁路总部。（按我组织部原先的安排，按系统成立的一律称“总队”，但铁路局的临时工们为了突出他们的特殊之处，用了铁路总部的名称，在既成事实面前，我就默认了。）这个铁路总部的成立，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着“临时工”的旗号，以我们红工司已经在上海获得承认的优势，在路局内部获得了承认，打出了“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总部”的旗号，事后才来我的组织部挂钩。自然，这种挂钩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手续，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自己成长起来的自称是我们下属的组织，并且也愿意受我们的领导，这就成了。本来我们应该发给他们公章的，但是他们通过路局自行解决了。）
   瘫痪的是铁路港口，所以我打算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港务局，我先去了铁路局。（我一到铁路局就被那里的事务缠住身，再也无法去港务局了，我就委派杨浦分部的顾华前去，结果我用人不当，委派的人能力太差，一点名堂也没有搞出来，连一般的情况也说不清楚，港务局那一头我只得放弃了。）
   事先我用电话告知铁路总部我到达的时间，我在民德路“红房子”――铁路员工对上海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的称呼――找到了他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赤卫队失败后，上海始发的二十六对客车已经停驶，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刚把我的来意和设想同总部的人们谈了，工作刚开了个头，第二天，工总司却在铁路局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由工总司的谢鹏飞指挥，我们的铁路红色工人总部被排除在外。
   于是，我同工总司，同谢鹏飞在铁路系统的角逐从此开始。
   在铁路上，临时工的地位低下的情况要比其它行业更严重。工总司的造反队之所以居于正统地位，是以正式职工为基础的，这些职工工作多年，情况熟悉，更有不少干部参加进来，尤其在铁路局这个技术性特别强的准军事性质的系统中，临时工只能干最低下的力气活，我的工作范围当然被局限在这个狭小、低等的圈子内。而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一开始就从上层着手，带有夺权的倾向。我虽然有办实事的思想和行动，但从我自身的思想和条件来说，我没有夺权和掌权的动机。无论怎样比较、分析，我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退缩，为了四十万红色工人，为了挽救组织，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而且，这几十天来，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自信，谢鹏飞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是一个小人物，平凡的青年，但造反使我拥有了部长的头衔，我的来临，给了铁路局临时工们不小的鼓舞，“组织部长”要在铁路总部蹲点，意味着我对他们特别重视。“蹲点”这一词汇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术语，是上级领导要在蹲的“点”上，推行新的工作方式或者贯彻新的意图，创造出新的经验，再来指导全面的工作的意思。对于已经习惯了政治术语的群众来说，我的蹲点，给他们壮了胆，客观上促使了铁路上的“红色工人”积极地活动起来，至少在这些头头中，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实实在在地做点实事。我把我的思想在他们总部的头头会议上反复阐明，他们也完全同意和领会了我的意图。我几乎每天要去铁路总部，同铁路总部的头头关系非常融洽，这些头头的年龄都比我大，谨小慎微，缺少造反头头应有的胆识和魄力，在铁路的准军事环境下，他们的自卑感太强，处处缩手缩脚。不过列车段的红工头头吴国祥，却是出类拨萃的人物，此人身体虽很病弱，但能言善辩，有胆有识。他率领他的“娘子军”们参加了一月五日人民广场的大会，大会的磅礴气势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和胆识，列车段的红色工人在他的领导下，勇敢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日六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赤卫队在上海覆灭，部分赤卫队员随着他们的头头步行北上“告状”，上海的铁路调度人员大多离沪随赤卫队北上。因此，上海的铁路运输全部瘫痪，在混乱状态中挣扎的全国铁路系统雪上加霜。一九六七年元旦过后，大刮经济风的上海铁路处在更为严重的境地，上海站始发的二十六列客运列车全部停驶，大量旅客滞留在车站。列车段“红工”头头吴国祥大胆地组织了一支由临时工（即我们“红色工人”）担当的客运列车。
   吴国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他选择了最有影响的京沪14次特快列车为突破点，那时全国的铁路交通几近中断，以上海开往首都北京的14次特快来震动全国铁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举动必能直接受到中央的注意。
   首列“红色列车”发出后，成了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它向社会表明，只有我们红色工人是在“抓革命、促生产”，为全面恢复铁路运输作出贡献。但这样的壮举，这样的胆识，必然遭到世俗偏见的阻挠。
   这个阻力还真不小。当时铁路的经济风刮得非常历害，正式职工不愿出车，而14次特快的餐车上全是固定工，他们以耻于同临时工一齐出车为借口拒不上车。至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车长。因为这一技术性强的重要岗位从不安排临时工来担当。我们都是一些工龄不长的女列车员，无法胜任车长职务。吴国祥就在众多的车长中，选择了一位好说话的张姓车长，请他担任这次红色列车的车长。吴真是一个有头脑、口才又极佳的青年，在他的鼓动下，这位车长同意随车出发。
   但是我们这位吴国祥头头并不到此为止，他创造了一个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车长制：任命一位女列车员金月雯为正车长，职责是去抓政治工作，张车长为副车长，去抓业务。政治统帅业务么！这在当时是谁也不敢批驳的。实质上吴国祥以突出政治为名，突出了红色工人的地位，这是吴的聪明之处。
   餐车还是挂不上，吴国祥无法动员好多的正式工上餐车，那一千多旅客吃什么呢？铁路总部火急向我汇报要求解决，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杨福海想出用面包来代替餐车。对呀！这可是一条绝好的主意，又省事又省力。我马上批条子，派出总部的大卡车去泰康食品厂装了一卡车的面包和饼干火速送到列车段。
   这一车面包是由纠察大队的几个人押送去的，我们这些纠察队员在外面总喜欢借总部的名义夸耀自己。那好得很，这列整装待发的红色列车缺少的就是男子汉的勇气和胆量。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姓蔡的大男人被娘子军列车员们扣下，要他随车一起出发上北京，这位“总部要员”在“娘子军”们的簇拥下上了14次列车。
   冲破重重阻力的红色列车终于满载旅客，开出了上海，驶上了艰难的进京之路。
   列车艰难地行进
   在沪宁线上还比较顺利，渡江后，开始遇到麻烦。
   列车严重超载。
   这不算什么，最严重的是常常被迫停下，停下后，车站又迟迟不发开车信号，时间久了，旅客骚动，谁也不想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中遭罪，旅客找列车员、找车长，两位车长又能怎样呢？当然要找我们这位总部来的姓蔡的“要员”想想办法喽！娘子军们把他推向了旅客。他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路可走：带领一些旅客到站上找站长，讲不通怎么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现场批斗站长，促令发车！这一招还真行，列车终于向北爬行了。
   然而这一招并非处处管用，在一个站上，列车又被迫停下，蔡重演故技，带着人去找站长，结果被当地的“革命群众”用麻袋往蔡的头上一套，饱尝了一顿冷拳，幸亏旅客中的勇敢者，仗着人多势众，又把他抢救出来，人们簇拥着鼻青脸肿的他，再去找车站上的当权派时，已经找不到一个主事的人，只得用电话向铁道部求救，几番折腾，列车又开始爬行。“红色列车”就这样艰难地向北京靠近。
   全国铁路运输的严重情况，当然引起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铁路运行图上，却有一列14次列车缓慢地向北京前进，而且这列车不断有电话向铁道部频频告急，这引起了国务院有关方面的注意。
   14次列车一到北京站，国务院就派出了工作人员前来迎接，崭新的轿车停在边上，要有关人员随他们去，说有首长接见，要了解铁路情况。这些女列车员们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慌了神，出头露面的事又落到了这位“总部大员”蔡的头上，可是这位心地厚实的老临时工，也被这崭新的几辆轿车和“首长要接见”吓坏了，他看了这气势，连连摇手。可来人又非请他走不可。他权衡再三，事关重大，就说，我们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一个赴京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常委，要找到他们才一起去。想不到国务院的车队竟陪着他到左家庄去找王继鑫，没有找到，又在北京城转悠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只得把他送回，不了了之。他也就随13次列车折返回上海。

回上海后，他把这段经历讲给纠察队员们听，遭到了不少人的责难，说他放弃了一次多么好的机会啊！传到我的耳中后，我把他找来，请他详细谈一谈，我极力想了解究竟是谁派人来接他，为什么来接他，来接他的人同他讲了些什么，要他们去见哪位“首长”，可是这位拘谨的蔡什么也讲不清。
   也许，那天要接见14次列车工作人员的“首长”，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唉！我们又丧失了一次改变自身形象和地位的绝好机会。
   但是，我不抱怨这位姓蔡的老工人，他已经额外地承担了列车北上的许许多多任务，历尽了磨难。我只能在心里拚命地埋怨我自己！是我考虑不周到，没有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好情况，预先关照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争取。我想起诸葛亮能事先推算出后事，交给赵云三个锦囊，在遇到难关时再一个个打开来看，里面有他预先写好的妙计。我为什么不能努力多想几步呢？这虽然是“促生产”的列车，但它担负着改变红工形象的政治使命，为什么我不把能言善语的头头吴国祥派上车呢？这次“红色列车”我们红工虽然胜利了，但是，胜利的果实本来可能更大。这种机会只有一次啊！丢失这次机会，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写上这段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元旦后，在全国瘫痪的铁路运行图上，有一列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艰难而顽强地从上海向北京运行，它是我“红色工人”发出的14次特快，是我临时工的光荣！
   然而，“胜利者”写的历史，不是这样写的。那个张姓车长他因这次偶然的因素当了“红色列车”车长，被王洪文们选送为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在上海的报刊上大大红了一阵，为王洪文们掩去了大刮经济风的真实历史，王洪文们反而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先知先觉的英雄。
   自14次红色列车到达北京后，吴国祥接又连组织了几次以红色工人组成的列车开出上海。在国务院周总理的干预下，铁路运输开始逐渐恢复。但是（又是但是！）上海站秩序刚有点恢复，吴国祥的权力就被工总司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收去。我们再度处于无权的从属地位。那个病弱的吴国祥，最终在谢鹏飞之流的迫害下，被辞退回家，抹去了他的存在。
   今天，我郑重地为红工，为吴国祥，为“红色列车”上的女列车员――我们红工的娘子军，写上这两节光荣的历史。
   我们成了弃儿
   “紧急通告”这颗“原子弹”的爆炸，敲响了我们组织的丧钟，红工司像一叶扁舟在内外交困的风雨中挣扎。虽然一月十日去解放日报社搞出了一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表态文章于十一日见报，但我总认为大势已去，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好不容易发出了“红色列车”，却丢失了与中央首长见面的机会。
   在铁路总部，我了解到1月13日铁道部要召开批判吕正操部长的大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据说有周总理参加。我一听这是一个机会，我们红工司铁路总部如果以14次红色列车为资本，进入大会去，能见到总理就好了。再以此为契机，得到中央的肯定，就能在上海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来站住脚跟，挽回我们在“紧急通告”上所失去的一切。
   铁路上的同志建议我一起去，我心中也想，这是一次机会，再也不能白白放过，只有我自己去，才能搞出一点名堂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
   我们商量具体的人选，当然，吴国祥必须去。吴提出带当时的女车长金月雯一起走，这样在汇报情况时，有这样的一个当事人出来讲话，比什么都顶用。时间太紧，如果乘火车走，虽然这时铁路已通，但还是怕中途受阻，不能及时赶到。为确保赶上大会，我们决定三人乘飞机先走一步，铁路总部的同志和我的随行人员乘火车走。
   决定后，我当即去延安中路民航售票处去购12日的飞机票。可惜，去晚了一步，被告知只有一张晚上八点十分的机票了，其它的机票已被工总司购去。我就把那张票买了下来，等明天再来买13日的票吧。
   票虽买来，却使我犯难了，一张票，让谁先走呢？
   晚上我同殷、费碰头。我们的心情沉重，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有费敏璋还在唠叨那天在锦江九楼签署紧急通告的经过，好像他的表白可以洗刷掉他的罪过。好吧！就算我们两人相信了，能对四十万红工谢罪么？
   闷得实在憋不住了，我打断了他那梦呓般的噜苏，把我在铁路上的情况简单谈了一下，说出了我的打算，我决意亲自去北京，要把这根救命稻草抓住。殷庆宝听完我的话，半天不出声，只是拼命抽烟。我想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我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就对他们说：“今天我已去购了机票，不想工总司也得到消息，派人参加这个大会，把机票全买去了，只剩了一张，我把这一张买来了。我们红工司不去，又会落在工总司后面。我反复想过了，我们一定要去，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出路了。再说王继鑫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在干什么呢？我也要去看看。”
   想不到，费敏璋却提出把那张机票给他，他要去北京。
   我问：“你去干什么？”我心想：你对铁路情况一点不熟，现在谁去我都不放心，尤其是你能干什么？什么事都坏在你的手上。我去的理由是那样充分，而你以什么理由，什么资本去呢？
   他竟然说，他曾写过一本作品，寄给了中央文革，他要去查询，通过查询，他可同中央文革接触，再把我们红工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
   我听了这天方夜谭式的理由不由得说：“你那是什么大作品啊！竟然认为中央文革会来接待你！你去北京充其量只能到文革接待站，那能有什么用？不要做梦了。”
   呆子对我的嘲讽毫不介意，苦苦求我把机票给他，近乎哀求的声音令人讨厌而又心烦。大概是这两天他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想去北京避避风头，逃避外界和内部的责难，否则他的日子怎么挨过去？
   他见我不肯把机票给他，又哀求殷庆宝。殷庆宝连抽几根烟，沉思良久，说：“好！你们都走吧！剩我一人来支撑这残局吧！我祝你们都能成功！”声气中大有伤感的味道。看来，他们两人私交甚好，他是存心放他，让他逃过这要命的难关。或许他对费的梦话还存一线希望。
   既然殷这样说，我就把机票给了他，反正一张票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费在12日夜逃也似地飞离上海，之后音讯全无，我们后到北京的人谁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他悄无声息地飞走，不知过了几天，又悄无声息地回来，没有向任何人谈起他的北京之行。）
   殷又接着抽起他的飞马香烟来，吸了几口后，郑重地对我说：“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不管办得成办不成，快去快回，办出点名堂最好，办不出名堂也赶快回来，总之快去快回，我一个人撑不起！”稍停他又说：“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王继鑫去北京已经一个月了，不晓得在搞点啥？你到北京后不管情况怎样，也要找到王继鑫，一起回上海来，就这件事，你一定要做到。”我说：“你放心，我这次去北京，不管怎样，一定尽快赶回来，我会去找王继鑫的，把他们撤回来算了。”
   十二日全上海的马路上贴满了大红字印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的贺电，一看到赫然在目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开头语就令我黯然神伤，一种失落感，一种我们已经被这个狂热的世界所抛弃的失落感揪着我的心，我们成了弃儿。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贺电对工总司的肯定，用词之高无以复加。上海的造反派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不时有锣鼓声传来。对我们来说，这兴高采烈的锣鼓声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匆忙地奔向民航售票处，我要飞北京，去捞“救命稻草”。
   十三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我、吴国祥、金月雯飞离上海。我的随从们在十三日早上就先我们乘14次特快出发。
   我的随从大约有近十个人，其中有邮电总队的头头李林义，他向我建议把他使用的轿车一起带走，这样到北京后可以方便许多，说北京的交通不像上海那样方便，又说了不少别的好处，被我断然拒绝。我这人不愿太张扬，免得日后被人指责，还是谨慎点好。他被我挥手推到边上，只得不作声。毛胡子老陆又向我进言要带摩托车走，他的理由也是交通不便，可以为我争取时间。我想想还是不带好，他见我不同意，编了不少理由来说服人，我想带上摩托车走，影响不太大，这不同于轿车，坐摩托车不是享受，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带就带吧！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得寸进尺又提出把一辆永久两用车和一辆苏联制造的两用车（现今称助动车）带走，我挥挥手：“带吧！”把他们全打发走了。
   在我组织这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时，我要厂里的丁胜成为我去总务科借了好几件工作棉袄供大家御寒，这几天正是三九严寒，北方的冬天要比南方冷得多。说来也可怜，上海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风行一件棉军大衣，而我无此能耐，现在要去北方，只得向厂里借了。我们印染厂的工作服是用印布车上的衬布做的，反复使用后被涂上了各种颜色的染料，用得不能再用了就废物利用做工作服和棉短大衣的面料，看上去像外国军人穿的迷彩服，难看死了。
   我同吴国祥约好，在延安中路民航售票处一起乘班车去机场。我不喜摆场面用轿车，平时我的行动靠毛胡子的摩托车，现在他先走了，我也没有要小车送我。我们上了民航的交通班车，刚要开时，我的姐姐赶来，为我送来毛衣等御寒衣物，一股浓浓的温情流向心田（亏得这件毛衣为我抵御了北京零下十度的严寒），我匆匆挥手与她告别，连话也没说几句，车就开了。
   当心谢鹏飞的人？
   班车很快进入虹桥机场。六十年代的候机室，空荡寂静，寥寥无几的旅客在静静地等候上机。封闭的中国，封闭的上海，又是动乱的文革，中国的老百姓乘飞机，犹如《天方夜谭》中乘上有魔法的飞毯。我乘飞机上北京，成了厂里的新闻，成了日后数年中朋友把我介绍给初次见面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乘过飞机”，用来作夸耀性的开场白。
   我们三人在静默中等候。女同胞金月雯努力使自己稳定下来，尽管做了这样努力，还是寸步不离地紧紧跟随着我们，紧贴着吴国祥的身背，似乎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丢下。而作为男子汉的我俩，何尝不是小心翼翼，生怕多走动一步，犯了什么规矩。
   时间过得好慢，一下从忙乱中安静下来，思绪跌落到空虚、失落、飘渺之中，我对这次北京之行实在不敢细细思量。我们没有后台，没有高层的信息，我们能在北京得到点什么呢？我们已经是文革的弃儿。

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闷空气，我同吴国祥交谈起来，他充满信心地说到北京后，如何找人，如何把14次列车的事向上汇报，他是那样的善谈，可惜这时的我一点也没有听的兴致，失落和悲观越来越浓。我烦燥地走向宽大的玻璃窗，望着停在跑道上的银色客机。这是我第一次来机场乘飞机，但此时此刻唤不起一丝一毫新鲜感，心烦意乱。
   有人招呼登机了，旅客开始向飞机前走去，我们三人排在末尾，准备登机。突然广播中响起了：“请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去机场大门，有人找你。”我听了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我焦急地对吴说：“你们两个先上飞机吧！”吴听了欲言又止，我又补上一句：“万一我走不成，去北京的事就靠你了，明天同我们的人会合后，你们商量着办吧！我会在铁路总部等你的电话。”
   我回头就奔跑起来，时间不多了，去机场门口要走好长好长的路，再返回登机，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我一下放慢脚步，心想去还是不去。正在这时，我们总部的一辆济南产的轻骑二用车驶到了我的面前，来人要我赶快骑上他的车，告诉我殷庆宝在大门口等我。
   原来殷庆宝在机场门口被守卫机场的荷枪解放军战士拦了下来，不准进入机场，经交涉，警卫就打电话，用广播召我，再经交涉，他们放一人骑车来接我。车很快在门口刹住，殷庆宝带着一行人和一辆小车在门口等着我，我心急火燎地问：“出了什么事？”
   殷庆宝笑着说：“没有什么事，我是专门来为你送行的。”我松了一口气。殷接着说：“我在总部没有等到你，听说你是坐班车走的，所以我就赶了来，路上出了点事，耽搁了时间，所以来晚了。”
   我忙问：“出了什么事？”殷又笑笑说：“小事一桩，没有时间谈了，”他抬手看看手表，“没有几分钟了，你快走吧！我只有一句话：找到王继鑫，快去快回。”
   我转身跨上二用车要走，他又说：“还有一句：当心谢鹏飞的人。”车很快就驱动跑开了。
   谢鹏飞？与我什么相干？我没有当回事，随即忘掉了这句话。车瞬间就停在飞机旁，我急忙掏出我的机票，匆匆登机，进舱一看，旅客已全部就坐。
   我不想坐前舱
   我的座位在前舱，他们两人在后舱，一开始不明白售票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其实道理是简单的：因为那时买飞机票要单位介绍信和工作证，售票见我是红工司常委组织部长，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安排到前舱了。在官本位的中国，处处体现了这种封建等级意识。
   我穿过中舱来到前舱，前舱要比中舱小得多，里面坐着几位外国人，中间剩着我的一只空座位，我看看我身上的“迷彩服”，自惭形秽，再说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的身份和国籍，我想不必去挤身前舱吧！别惹出点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为好。（事后从服务员口中知道，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的半年多，中国在国际上处于绝对的孤立，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交往。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只有和“明灯”关系最好，《地拉那――北京》高唱了好几年）
   我向后舱走去，后舱实际就是中舱座位的最后一排，再后面就是厕所和服务员的工作室，幸好在吴国祥的座位旁还留有一只空位，我们三人正好坐在一起。
   服务员（那时不称空中小姐或空姐，小姐的称呼已经抛弃了十七年，――这是资产阶级地主剥削阶级的称谓）看了我的票后，要我到前面去，我说：“我就在这里吧！我不用去前面。”她――年青貌美的服务员的眼神有点不解：放着前舱的好位置不去，在这厕所旁坐？我领会她的眼神，我指着吴、金说：“我们是一起的。”她大概发觉我们三人穿的工作衣是一样的，便点点头同意了，走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在想怎么有这么难看的花棉衣。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情绪好多了，便告诉吴国祥没有什么事，殷庆宝只是前来送行。我这时我才对这次同行的金月雯看了几眼，这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身材娇小，穿上宽大的工作棉大衣，显得更为娇小玲珑，一张白里透红秀气的脸，羞涩地低着头，一路上几乎没有讲过多余的话，即使开口也是轻声慢语，我怀疑像这样的弱女子，能在拥挤的车厢里干列车员的活吗？更不要说当车长了。列车员应该是泼辣能干的，每当列车要停靠前方车站时，应该扯开嗓门大叫某某站到了，真难想像，她是如何应付那趟进京列车的。看来大风大浪的确能锻炼人，对人的才干进行评判，更不能单凭外貌，面前的金月雯就是这样，柔弱秀丽的外貌隐藏了她内在的聪明能干。
   飞机上的服务员开始忙碌起来，手中托着盘子，为旅客送口香糖，以前听人说过，口香糖是一定要嚼的，否则飞机升空时耳朵很难受，我记住了这点，很快剥去包装纸填进口中大嚼起来。
   飞机的轰鸣声传入耳膜，在跑道上越来越快，昂头升空，当我想到要看看地面时，圆形的舷窗里已经看不到地面了，我懊恼地想，算了，待到北京时再看地面是什么样吧！
   过一会服务员又用托盘送来了鲜桔水，有热的有冷的，服务员先问我要冷的还是热的，我就手指吴和金示意先给他们，可是吴摇了摇手，金和我也就不要了。这时我发觉吴的面色非常难看，灰中带青，呼吸急促，我问他怎么啦，他艰难地说：“我生过肺结核，开过刀，现在觉得难过得很。”他睁开眼对我看了一眼又说：“不要紧的，你放心好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的脸色好转一点，呼吸也平稳些了。他说比刚才好得多了，但还是紧闭双眼，好像睡着了似的，让人多少放心了些。
   两位服务员――年轻的妙龄女郎，在收拾完毕后，宣布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她们身穿合身的浅灰色制服（像文革中海军的制服颜色），腰束一根军人的武装带，一头齐耳短发。这身打扮，说是空姐倒不如说是一名军人。灰色的制服，掩不住青春的朝气和苗条的身材，飒爽英姿的她们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挥动，有节奏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她们边舞边唱毛主席语录歌，嗓音清丽好听，简单的舞蹈动作婀娜多姿，透着一股轻柔。最后一个歌是《地拉那――北京》说是为在坐的阿尔巴尼亚外宾演唱，这使机舱内的气氛热了起来，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都和着节拍拍手，直到唱完这支歌。
   手拍得最响的旅客是在中舱前部的一群人，从这些人的举止动作来看是工人，我猜想他们必是工总司的人了。难道昨天他们的人没有全走掉，今天同机的人也是他们吗？我想起了刚才殷庆宝要我当心谢鹏飞的人，难道他们是谢的人？要我当心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的脑袋像一罐浆糊、头沉得很，头顶上的舱壁上一个个白色的喷气孔，丝丝地喷出缕缕暖气，透过圆形的舷窗，可以看到半只机翼和机翼上飞速旋转的一只螺旋浆，发出沉闷的轰鸣，睡眠严重不足的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服务员又在微笑着问我要热的还是冷的，我要了一杯热鲜桔水，几口就喝了下去，味道好极了，真想再喝一杯，想想这大概是配给的吧，又不好意思开口了。那时上海的寻常百姓是不会买饮料喝的，对乘飞机时无偿送来的饮料感到挺稀罕，哪像现在喝饮料像喝白开水那样随意。服务员收去空杯子，又送上了口香糖，说北京到了。
   什么？北京到了？我才打了一个瞌睡呀！我刚把糖送入口中，飞机已开始下降，耳膜感受到一阵压力，就像从江湾游泳池的高台跳板上跳下，直插水底时，水压使耳膜胀得难受，只是飞机下降时间长得多，也难受得多。我再一看吴国祥也是双眼紧闭一脸难受的样子。他极力想控制自己，好让我们放心一些，可是力不从心的他，脸色是那样灰白，呼吸急促，头仰靠在椅背，用微摇着手来回答我们关切，好像连说话也会增加他的痛苦。幸好，圆窗外掠过机场的建筑物，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
   谢鹏飞和我都错误估计对方
   我们三人在后舱，理所当然的是在最后下机了，我们随着人流向候机楼走去，吴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常态，我们三人只得慢慢地拖在后面，与大家逐渐拉开了距离。待人们走进候机楼，楼的另一面有机场接客人的大客车驶来，人们陆续上车开走了，随即第二辆也来了，工总司的人全上去了，我们三人在离车十多公尺的地方被人客气地拦了下来，请我们坐一会，说等一会有车送我们。
   我说：“我们急着要到铁道部去开会。”那人说：“对！会有专车送你们去。”
   我有点疑惑不解，问：“送铁道部吗？”那人还是说：“对！会有专车送你们。”我不放心地问：“要等多少时间？”那人答：“马上有车来了。”
   我虽然有些疑惑，但听到有专车送，一时就相信了，我不了解北京的地理和情况，被懵住了，眼看着同机的人全开走了。
   嗨，这一等呀，可就完了！车迟迟不见到来，大约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吧！那拦我们的人早已不见踪影，在偌大的候机大厅去找谁啊！凡看到穿灰色民航制服的人我就问，但得到的回答是：等一等！会有车的。到了这时，急有什么用呢。吴国祥昏昏然地坐着，他还没有恢复常态，倒也不急。我焦急地在大厅中走来走去。
   在大厅的一侧，有几只玻璃柜台，我想那里是售货的柜台吧！本不想买什么东西，但肚子早饿了，去看看有什么面包之类的食品吧！但柜台里没有什么商品，只是香烟、毛巾、香皂几种日用品。
   我突然眼睛一亮，在一只玻璃柜台中，陈列着一排精致的毛主席像章，要比外面流行的稍微大些，制作也精细得多，六七年的一月，毛主席的像章在中国大地风行还不很久。在随后的一、二年里，像章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品种也越来越多，数量更是惊人。在玻璃柜中的毛主席像章的下面有一行字：凭机票，每人可请宝像一枚。我大喜过望，马上招呼他们，把我们三人的机票递上：“请”了三枚宝像，我们每人一枚，马上别在胸前，那股高兴劲儿扫除了焦急的心情，时间也好像过得快起来，总算有人来通知，送我们的车来了。
   车行驶在去市区的公路上，两边的田野不见一点绿色。黄土，望不见尽头的黄土，北方的冬天就是冷。
   进入市区后，不多时车就停下了，下车一看也如上海一样是民航售票处，向行人一打听，铁道部离这远着呢！我恍然大悟，我们被人愚弄了！殷庆宝要我当心谢鹏飞，是不是谢鹏飞的人在捣鬼，把我们拦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被耽误了近两个小时。
   我这个怀疑不是空穴来风。这个“耽误”可以和殷庆宝在为我送行路上的“出了点事”联系起来。
   我从北京回来后，他告诉我那天送我的路上发生的事：他带着人，坐上一辆经改装的吉普车（座位比轿车多），前往机场，在虹桥路上，遭到一辆轿车的跟踪和拦截，那辆轿车在路上不断制造麻烦，企图迫使殷的车子停下来。殷急于赶到机场，不予理会。轿车见殷的座车不停，竟用车来相撞，殷的车子只好停下。

在争执中，殷倚仗人多势众，搞清了对方的面目。原来谢鹏飞得到了我们三人进京的情报后，他为了不让我们在铁道部的会议上把红色列车的真象公诸于众，不惜用这种卑劣的特务行径来阻拦。
   谢鹏飞必定认为我这头头是会乘小车走的，所以他亲自带人坐一辆轿车，预先在我们总部附近盯上了殷的车子，一路追逐，拦截，撞车，终于拦下了我们总部的改装吉普，没想到车上坐的不是我，而是送行的殷庆宝，他想不到我这“部长”竟是乘售票处的班车到机场去。
   殷人多势众，谢“光棍不吃眼前亏”，居然答应殷的要求，落笔写下他承认违反交通规则，向红工司道歉，并签下谢鹏飞的名，我看了这张字条，哈哈一笑。
   笑过之后，我突然想，在上海谢没有得逞，但在北京我不是轻易地上当了吗？我本来想，双方都是工人造反组织，还不至于加害于我吧！结果上了当。谢和我都失策一次，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
   这很像中国与南越在西沙的海战中，我方以为对方的指挥舰必定在前，对方以为我方的指挥艇必然在后，于是开火的首发炮弹互相都没有命中对方的指挥舰艇。一个是以君子之心度了小人之腹，一个是用小人之腹度了君子之心。
   唉！我这人那，一生以诚待人，诚得迂腐，面对奸诈和不择手段的小人，显得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年青时这样，中年步入老年也是这样，面对社会，无能为力，只好躲进蜗居，面对妻儿成一统。
   没赶上铁道部的会
   我们在民航售票处下车后，想赶乘公交车去铁道部，连问了几个人都说，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全部停驶，今天没有车可乘，你们只有步行。
   天啊！路还远着呢，今天下午的这个会是绝对赶不上了，到这时我算死了这条心了。但我们还是不断地问着路，向铁道部走去。
   大白天，没有公交车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走着走着，发现北京的商店门面全被大红颜色的油漆所覆盖，走了一程又一程，街道的两旁全是红色，一律的红色，无一例外。这些油漆是新近在同一时期刷上去的，亮得耀眼。在这红海洋中漫步，我们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革命热浪，在红色的海洋中，金色和白色的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是那样醒目，顿时使我们热血沸腾，不由概叹，倒底是伟大领袖所在的首都，政治空气是那样的浓烈。我们三人兴奋地走着，东张西望，交谈着各自的感受。
   在一条路口，看到有群人在围着看一张传单，我也凑上前去看，是一张红卫兵刚贴上的传单，内容竟然是反对北京城内搞的这种“红海洋”，传单把这奇异的“红海洋”斥指为极左思潮，掩盖了阶级斗争，难道只要把门面刷成红色，就成了革命派？反革命也可以把自己刷成红色，因此这些红卫兵呼吁停止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我一看对啊！说得有理，透过现象，把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来。倒底是北京红卫兵，敢说敢讲。刚才的亢奋一下冷静下来。
   我们三人继续走着，脚步越来越沉重，人走乏了，肚子也饿了，买了几只面包啃，无心去观赏北京的“红海洋”了，“红海洋”与我们无关。
   待我们赶到铁道部时，夕阳西下，已近傍晚了，只见有两卡车的人高唱着语录歌开进铁道部大院，纷纷跳下车。我们上前向他们一打听，他们说，铁道部的大会已经散了，他们就是从会场回来的。
   完了！为了赶这个会才乘飞机，可还是没赶上！
   不去管它了，先找人安排吃的和睡的地方吧！
   吴国祥很快找到了我们上海铁路总部的一位同志（这人我也认识），他先安排我们在食堂吃了晚饭，随后吴和金去了乘务员宿舍，我被安排在中央调度室的一间办公室里。
   总部被砸
   偌大一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办公桌上为我铺就一床被褥。我实在太困了，很快就入睡。半夜，枕边的电话骤然响起铃声，我一惊而醒，拿起电话，听筒传来总机接线员的声音：“请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听电话。”我说：“我就是。”
   “那好，上海你们的总部找你，请你通话。”
   话筒里传来了殷庆宝急促的声音：“是你吗？我告诉你，今天总部被砸了，你马上回上海来。”
   “什么？总部被砸？”这消息太突然了！转而一想，这也是必然的，费敏璋拆烂污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连累群众感受到压力和委屈，情绪落入低潮，而反对派早就在蠢蠢欲动，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当然会抓住费敏璋的辫子，运动一些群众，乘我离开上海之机当夜发动了这次砸总部的行动。好啊！这批反对派！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问：“殷庆宝，是谁领的头？”
   “南市分部，蒋端根、林新中他们带人来砸的。”
   哼！这恰恰是你殷庆宝拆下的烂污，是他不能容人，开除了他们，造成了这种后果，我怒火中烧，睡意顿消。
   殷急促地说：“你马上回上海吧！乘飞机回来，明天就回来。”
   明天回上海？已经半夜了，明天就是今天！我想了想，我总不能就这样回上海呀！我说：“我不能就这样马上回上海，我总要在北京搞出点名堂来。”我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不！马上回上海，乘飞机回来，北京的事不要去管了，家里的事要紧。”他态度很坚决。也难怪，上海就他一人在支撑，他一定自感撑不了这个场面，才深夜打来长途找我。
   我问：“总部现在怎样了？你现在哪里打电话？”他告诉我，总部被他们抢去了一些财物和自行车，一辆改装吉普车等等，现在这些人已经离开总部，他是在总部打的电话。我一听放心不少，殷还能在总部打电话，说明这些人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是抢了一些东西就走，并没有占领总部，没有宣布接管总部的权力，另组总部领导班子，他们还成不了气候。想到这里，我劝他不必惊慌失措，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安心等我，我说：“我一定尽快回上海，就在这两三天好吗？至少我要把王继鑫找到，把他们一起拉回上海，平定内乱。”
   话筒里沉默了一会：“好吧！我希望你越早越好。”
   我同情他的处境，我说：“殷庆宝，你再撑几天，我一定尽快回来，放心好了。”
   我放下电话，重新躺下，可是再也睡不着了。这些乱子都是他们两人种下的祸根，如果我在上海，肯定不会出这种事，反对派们知道我离开上海才敢于下手。
   我又想，刚才的电话，远在上海的殷庆宝的电话，居然会接到我的睡处，嘿！做了一个造反的头头，连上海到北京的电话几分钟就接通了。
   事后我才知道，总部被砸后，殷惊惶失措，马上打电话到红工司铁路总部，他们就把殷的电话，通过铁路内部电话线，接到铁道部的总机上。我住在中央调度室办公室，部里一定是知道的，否则半夜时分，总机话务员不会找到我。当时我住进去时，部里有人反对，说这里是中央调度室，是机要部门，全国的铁路就是在这里调度的，不能睡人，经上海去的那位同志说：“他是我们上海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他们就不再吭声，退了出去。所以这个电话就被接了过来。
   去找“全红总”
   天一亮，我就起来刷牙洗脸，盘算我今天的行程和打算。上海的总部出了这么大的事，昨天的会又泡汤了，这个铁路上的事交给吴国祥看着办吧！找王继鑫的事，等大老李、毛胡子他们来了再一齐去吧！我一个人先去全国总工会看看，听说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总部”（全红总）就设在总工会，我要去会会这个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的头头。
   吃早饭时，我把安排告诉吴国祥，他听了很乐意，他说铁道部的事由他来办，他可以去找熟人想想办法，一定搞出点名堂来，不能空着手回去，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有些把握。就这样我们各自分手。
   今天，北京的公交车正常行驶了，我一路乘车问询转了半天，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踏进总工会大楼，大楼内一片狼籍。
   满地的污泥已经干涸，看来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打扫过，乱糟糟的卫生状况好不吓人。走廊的情况是这样，室内的景象更是吓人，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人，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席地或坐或睡，男女同室，稻草碎乱地铺满一室。这些从全国不同角落来的人，像群战争难民，像旧社会走江湖的流浪者，为了保持室内暖气片发出的暖气不外流，窗门紧闭，有的门上垂着棉门帘，当我掀起门帘探头一看，一股臭气扑来，那些或坐或躺着的人，木然地瞪着我，呆滞的眼神看得让人心慌。
   怎么啦？这里是地狱？还是革命的圣地？我返身而退，一间间看过去，全是这样的景象。我再向楼上走去，二楼也是这样，三楼稍好些，没有人住在里边了，但原先是办公室的门窗支离破碎，办公桌椅凌乱不堪，冷落、破败的办公室内空无一人。
   我不想再深入探究下去了，不想在这“中华总工会”去找什么“全红总”了。我回头下楼，走过厕所，一股臭气刺入鼻腔，一股黄色粪水流向门外的走廊，冻成冰粪，而那男女偎依在地板乱草上的情景更让人恶心。
   联想到上海，我们总部内的大队部也有这种情况，原先我以为，只有我们上海总部才有这种丑恶，想不到在首都，在全国总工会，情况更糟。
   原来，革命造反都是这样的？！这算什么革命造反啊？革命是这样的么？这样的革命造反能成什么气候！这样能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么？以前的革命、井岗山、延安，会是这样的么？决不是！只有自身朝气蓬勃，才能造就崭新的世界。再想想这两个月来我们遭受的挫折，耳闻目睹的事实，昨晚上海总部的被砸――唉！我们自己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我算看透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了大门，不由得转过身来，面对在我心目中原是那么神圣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门，恍然彻悟：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人类的伟大革命，是一批乌合之众以各自的心态，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演出的一场傀儡戏而已。难怪上海的“老保”们骂我们造反派是社会渣滓。
   不知怎么的，我的情绪一下跌落到冰窑里，混身瘫软，我觉得太累了，太累了……
   疲倦突然袭来，一股莫明的心理占据了我的脑海。
   厌倦！我厌倦这造反的生涯！我要退出这造反者的行列！
   我离开中华总工会，像受了重伤似的一步步向铁道部走去。
   回到铁道部，刚在我下塌的办公室坐下，我的随从大老李、毛胡子等人从上海赶来了。他们刚下火车，看上去他们还挺兴奋的，嘻嘻哈哈的拥进来，我正要找人发泄一下我心中的愁闷，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我把在总工会看到的景象对他们描述了一遍，发泄了一通对革命造反的厌倦心理，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
   或许我的情绪感染了他们，他们立在我面前，神情凝重，一言不发。
   我心中的郁闷全发泄了，人反觉得好受一些，话题转入眼面前的事。我向他们通报昨晚上海发生砸总部的“1·13事件”（因为发生在1月13日，我暂且把它定为1·13事件），他们听了大吃一惊，马上乱糟糟地议论起来。

待他们平静下来后，我对他们说：“这事也就这样了，殷庆宝要我今天就回去，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瑞根、林新中这些人反不了天。我总想在北京搞出点名堂来，但是昨天我们又没有赶上那个会，铁路上的事，我让吴国祥去办。我想在北京活动几天，如果没有希望，就立即赶回上海。”他们点头称是。我又说：“我们首先要找到王继鑫他们一伙人，真不知道他们一个月来干了些什么事，找到他们后，一起回上海。”
   寻找王纪鑫
   我们正在商议时，上海铁路总部的那位同志和中央调度室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向我传达昨天13日大会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简短地谈了几句，话题一转说周总理指示：在中央调度室睡觉的造反派同志撤出去。
   喔？周总理指示！我立刻爽快地说：“周总理的指示，坚决照办。再说我们上海又来了那么多人，我马上撤出去。”
   大老李马上说：“铁道部不能住，我们去邮电部。”大老李指指自己的邮电制服，对那同志说：“我们几人是邮电职工，我们全部去邮电部。”铁道部的同志高兴地同我握手道别。
   待他走出去，我对我们铁路的同志说：“你对吴国祥说，请他继续为14次列车的事争取机会，我会不断与你们保持联系的。”一面我又拿起电话要通了上海，向铁路总部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但他们对总部的具体情况不甚明白。我有点失望。或许接电话的人听出来了，他说，“你可以通过上海路局的总机转接我们总部殷庆宝，只要把总部电话号码报过去就可以了。”一试果然通了。
   殷庆宝平静地说：“总部非常太平，今天一天没有什么事发生。”我告诉他：“我要离开铁道部，明天去找王继鑫，以后有什么事，你可打电话给吴国祥，我会同他联系的。”
   打完电话，我们一伙人去邮电部，邮电部把我们安排到郊区的一所地方去住宿，我们的人分成两批，一批人乘公交车前往，一批人乘座摩托车和两用车走，在这零下十度的严寒中，上海产的适应江南气候的永久两用车显出劣势，踩得浑身冒汗才发动起来，而那辆苏修（苏联）的两用车，适应寒带气候，毫不费劲地一蹬就发动了。我们在冬日夕阳的余辉下，冒着大风向我们的宿营地驶去，我虽躲在毛胡子老陆的身后，尖利的寒风还是把我的没有戴帽子的脑袋吹得发痛，老陆也直喊两个膝盖冷得发痛。到北京航空学院时，我冷得几乎受不了，幸好，我们的住宿地就在附近。
   踏进住宿地，我一看非常满意，大概因为这里已是郊区，住的人不多，里里外外的卫生状况很好，洁白的被子、床单，整齐地摆放着，地上干干净净，完全没有总工会那种令人恶心的景象。我们在食堂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热饭热菜。他们是坐了一夜火车没有好睡，我也只睡了上半夜，所以大家早早地睡下。我就在这里度过了我北京之行的第二夜。
   早上醒来，已经是一月十五日了，我们决定还是去左家庄找王继鑫。我们在左家庄寻了个遍，也找不到他们的人，一打听他们全部搬到劳动部去了，我们又赶往劳动部。
   这是我在北京见到铁道部、邮电部之后所见到的第三个部，也是房屋建筑最差的一个部。
   劳动部的外观像民房，门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的牌子却硕大无比（其实它的牌子并不比其他部的牌子大，而是这块牌子立在这原来是民居的平房旁边，其比例就失调了），看着这一排平房，简直难以相信这里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级机关。踏进大门，里面的房子一排排、一进进全是平房，占地面积很大。
   我们随便一打听，马上有人指给我们说在那一排屋中，看来上海来的他们影响还不小呢！他们是几十人的代表团，占了好几间屋子。这里也同总工会一样，地下铺着稻草，人们散乱地坐在地铺上交谈着。这里的景象要比总工会清洁得多，至少没有太令人反感的地方。
   我们找到了王的一伙人，相见之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互相打听情况，高兴地叙谈起来。事先我对我的随从们交待，不得把总部被砸的事向大家尤其是下面基层来的人透露，我不想在北京再引出一场骚动来。或许这是我的多虑。
   我与大家握手寒喧后，人们把我引向王继鑫住的那一间。
   在京的常委会
   敲开门，王继鑫和郭文美一见是我，先是一怔，继而以惊讶的神情望着我，半天才招呼我进门，几个基层分部的代表也随着我进来，人们高兴地围着我，打听上海的情况，我就泛泛谈了一些情况。王继鑫以一种怪异的口吻问我：“听说你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一个大会是吗？”我说了一些大概。从他们的言谈来看，他们对上海的情况不甚了了，连三十二个组织发了一个紧急通告的事也不知道，连12日的人民日报也没有看过，这些人真不知在搞啥名堂。
   我心急，就对王继鑫说：“我们是不是找一个地方，召开在京的常委会吧。”我的话一出口，其他不是常委的都知趣地退了出去，我、王、郭和另几个常委便席地而坐。
   我首先把前天发生的1·13事件向大家通报，奇怪的是他们听了并没有什么反应，好像在听我讲故事。这里是不是有嫉忌的心理在作怪，抑或有些幸灾乐祸呢？我说不清楚，也不去细想，我转入我这次来京的任务这个话题，把我办实事的设想和铁路的情况，14次列车等向他们汇报了一个大概，又把我们由于费敏璋没有在《紧急通知》上签字造成的巨大困境，内部又在造反，以至发生1·13事件，这种内外交困、几乎使我们红工司陷入绝境的局面告诉他们。
   我告诉他们费敏璋也在北京，我问他来过吗？他们说根本不知道他来京。我又把费来京的经过向他们通报。
   王继鑫嘲笑费敏璋说，如果他去中央文革的接待站，要通宵排队，而且就算轮到接待，也根本不起作用。
   我说：“现在由于费的错误，造成了我们在上海被动挨打的局面，前天又发生了1·13事件，总部被砸。现在上海实际上只有殷庆宝一人，我来京前他再三要我找到你们，一起回上海。鉴于这么一团糟的局面，我们应当立即回上海，全力应付困难。”
   他们听完了我的话，都不吭声，一时沉默了半天，各自打着算盘，随后几个常委提出不少他们必须留下来的理由。这些混帐王八蛋，他们竟然对《紧急通告》、组织的困境等等面临的一大摊子严重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些政治上的盲人，还在做梦呢！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赴京代表团已经在京一个月，我看也不见得有什么名堂能搞出来，在北京已没有什么意义，我和殷庆宝的意见是明确的，全部人员立即撤回上海。”
   王继鑫和郭文美还算聪明，不明确反对，推说后天中央文革召开一个会，他们要去参加，说他们已经为这个会作好了准备，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会议对我很有诱惑力，我想，是不是能捕捉到一点机会呢？我表示，这会就在眼前，大家一起去参加吧，会后就回上海。但王伟明确反对回上海，他的理由是，王英现在生病不能走，而且他已领了“全红总”的记者证，要参加一个几天后“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内容是控诉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的血腥罪恶。
   （“全红总”的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确召开了，这些头头被江青的接见和讲话冲昏了头脑，胆大妄为，拿出了血衣什么的进行控诉，向外国记者展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种做法暴露得太过分了。我认为正是这些举动才导致了中央解散“全红总”的“二月通告”的出台，因此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恰恰是解散“全红总”的起因。）
   一听王伟要参加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我的政治敏感告诉我：不能参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会惹来麻烦的。我坚决反对！不同意王伟留下来参加记者招待会。
   奇怪的是郭文美原来是记者出身，她为什么没有去领记者证？而且在我极力反对时，她不表态，不表示自己的意见？
   这个在京的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
   赴京代表团干了什么
   会后，我与其他一些成员接触时，不少人向我反映了四位常委在京的表现，内中一人是南市分部的（这次1·13内乱就是南市分部策划的），这人书生气很重，原是黎伯昂联系、帮助组织的南市分部的头头，后来又有一个分部冒出来，经做工作后合在了一起，但他受到排挤，被推到赴京代表团。因这层原因，他对我比较亲近，我们见面后，把他在北京看不惯的一切详细地向我反映。总之，把大家的反映归纳起来：王伟和王英两人的关系昭然若揭，已成众矢之的，反响强烈；王继鑫和郭文美的关系，是“暧昧”二字，众人略有微词而已。
   同大家接触交谈后，我得出如下印象：赴京代表团在北京，大体上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就全国来说，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上海“红工司”的赴京代表团，曾是“全红总”拉拢的对象，他们拉王继鑫和郭文美参加，但因为只是“拉拢”而不“看重”，因而他们两人拒绝参加“全红总”，所以我们上海红工司同全红总没有建立组织关系。对于这点我不反对，觉得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有好。全红总给我的形象太坏了，我一点也不可惜。
   在北京期间，王继鑫和郭文美做了这么一件事：
   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接见全红总代表，代表们在会上控诉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12月28日上午我接到王继鑫发来的电文：
   1966年12月26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同志接见了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负责同志。江青同志讲：要了解现在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什么情况，并已考虑到这是不合理的制度。江青同志在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极为感动并为此气愤得流泪，在座的其他首长听后也极为愤慨。江青同志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说：“这不是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包身工一样了吗！江青同志还说，过去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苦了！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不合理的制度砸烂！她又说：我们跟你们是感情相通的，必是相连的。江青同志讲：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干革命的，是革命的同志。康生同志也讲：你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少奇要在工人中间闹分裂，企图使企业变色。在场的代表还向陈伯达、江青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谈到劳动部对代表极为苛刻。江青同志就对劳动部李部长和郗部长讲：你们一定要让代表们吃好、住好，给予开展工作的方便，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手捧电报，我惊呆了，我们临时工代表竟然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见，我的眼光在“江青同志在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极为感动并为此气愤得流泪”上停留打转，热泪止不住地流下。我确实被感动了，我们老百姓遭受的一切不幸全是下面的官僚在蒙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况下造成的，你看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不是“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吗？我们的造反终于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用江青的眼泪平息内乱
   那天我把电文递给杨福海，让他当众宣读，让大家分享这份每个人应有的喜悦。正当每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时，突然杨浦分部来电话告急：从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所在的工厂）来了一红工头头，他组织了人马欲夺取杨浦分部的领导权，分部的头头们在惊慌失措中直接向我求救。我扔下电话心中骂了声：这些无用的草包！随即对正巧在场的虹口分部一名头头布置任务，请他立即回去调动人马。他神气地向我表示，立即调几卡车人直接去杨浦分部。
   我略一思索，情况还不至于糟糕到要动用武力，此举只是有备无患，便对他说：“你调好人马在原地待命，不必立即就去，我先去解决，需要时我再用电话调你。”他听罢急匆匆就去调人了。
   我带上毛胡子就走，杨福海关心地说：“多带点人去吧！”我说：“用不着。”
   我们的车奔向长阳路江浦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杨浦分部所在地。
   走进分部的门，只见气氛很紧张，楼下挤着不少人，看来是来夺权的人，有人把我引到楼上。神情紧张的分部头头们见我到来，立刻松了一口气。一个头头小声地问我带了多少人来？
   我笑笑，小声反问他：“来夺权的就下面这些人吧！”
   他点点头，一面指给我看， “就是他带来的，国棉十七厂的。”
   这人二十岁出头，肤色微黑，个子不高，操一口纯正的国语，能说会道，他对我这总部组织部长的到来略感吃惊，但很快稳定了情绪，重又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我正要摸清他的底细，就让他说下去吧！
   他以王洪文这块金字招牌吓唬人，以十七厂引以为荣，以十七厂来压人，贬低分部头头，抬高自己，处处暴露出他的个人野心，赤裸裸提出夺权要求，但他在我这个总部来的头头面前并没有放肆的举动。
   听到这儿，我明白他没有什么能耐，仅此一点吓唬人的本领，对这么一个小毛孩子我不想多浪费时间，但我也不想用简单粗暴的做法逼得人“跳墙”，能和则和。
   用什么办法来制服他呢？怎样既能清除这种不该有的夺权行动，又能不伤和气呢？
   有了！这是一个最简捷的办法。我把刚收到的电文拿出来，当众读了一遍，读毕我把电文交给分部头头，让他们马上抄写一份，向下面传达和刻印传单；然后我开导这个毛头小伙子说：“江青那样支持我们临时工的革命造反，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分成两派，内部夺什么权呢？你要好好想想啊！”
   这一着果然有效，镇住了他。他爽快得很，当即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在总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不再另拉山头。
   我听了趁热打铁，抓住时机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虹口分部，告诉他们：人马不必来了，立即撤消调动命令。这毛头小伙被我这只没有打出的“拳头”彻底镇住了，对我表示：愿意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我也马上安抚他，既然他口口声声王洪文，我也就顺水推舟，要他与王洪文拉好关系，搞好十七厂的红工工作。我一定会对他委以重任云云。
   这场风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平息了，事后，再也听不到这人的消息。哈哈！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会事，你能聚起一群人，拉起一个山头，再强横一点，就能变成发号施令的草头王。如果失去了时机和信心，你就去他妈的蛋！
   回忆起12月28日的这场插曲，王继鑫他们在北京的所作所为，除了他们12月28日发回来一纸电文，被我用来平息了一场内乱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实际上，王继鑫他们并没有参加12月26日的座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这个会，那是“全红总”一手组织的，岂容他人染指？12月26日晚上的会，他们直到28日晨才发出电文。现在，从电文的措辞和时间上来推测，他们是在27日白天从铺天盖地的传单中得到了消息，再经过郭文美的拼接整理，用这样的开场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六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同志接见了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座谈会……。”隐去“全红总”三个字，让看的人误以为，王继鑫的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中央文革的接见。
   郭文美的笔又把此内容进行“上海化”，临时工、合同工是全国各地通用的提法，在外地是没有“外包工”的，唯独上海有外包工（事实上外包工与合同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电文中郭文美硬是把它拉在一起，在合同工后面加个括号放上外包工，让这纸电文上海化。他们这是为了掩盖自己没有参加座谈会，便把北京的传单改头换面发回上海。
   面对赴京代表团这样一堆烂摊子，我决定在这两三天内回沪，把赴京代表团也一并撤回去！
   我的随从们也明显表现出对赴京人员的不满，尤其是毛胡子和大老李，他们性格豪爽，嫉恶如仇，有正义感，完全站在我一边，是我可信赖的人。我决定一旦赴京人员拒绝回沪，就要采取行动，逼迫他们回去。
   与首都红三司交谈
   中午过后，有几位红卫兵来到我们住的房间。王继鑫向我介绍，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隶属于首都三司。他们送来了首都三司出的《首都红卫兵》报纸，这是一份1967年1月10日的一期，头版头条是《砸烂刘邓，彻底解放合同工、临时工》的社论，第三版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落款是，湖南大信纺织厂萌芽文革小组等八十三个单位合同工代表。
   萌芽小组！就是我和黎伯昂转抄他们的传单在外滩张贴的萌芽小组！我猜想“全红总”这个组织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搞起来的。
   另一篇文章是《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了》。第三篇是《合同制度十大罪状》。
   首都三司的报纸这样化大力气支持，是对12月26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的呼应。首都三司在北京，在全国是响当当的左派，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在同这几位学生握手时，心中突然一亮，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我请他们席地而坐，向他们介绍起我来京的目的，向他们介绍我们红工司在上海的情况。也说了由于费敏璋个人的错误，使我们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经过，并介绍了我们在抓革命、促生产抵制经济风中，我在铁路蹲点，组织了14次列车进京，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北京，国务院派出人员来接我们，从这次列车开通后，在周总理的关怀和过问下，使全国的铁路畅通，说明这次行动影响的巨大。
   我又告诉他们，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曾派记者到铁路局的列车段采访这次列车的组织者吴国祥。我告诉他们，记者是带着这样一个观点去采访的：“你们在刮经济主义歪风中，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又是怎样转而抓革命、促生产的？”这当然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吴国祥当即同记者辩论起来，指出刮起经济主义风的根子在市委，不在我们红色工人身上，我们红色工人不可能刮起经济主义风，在这次经济风中，真正得益的不是我们红色工人。他指出记者这种提法是带着偏见和歧视来的，这是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所不能忍受的。结果采访变成了长时间的争论，于是采访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上海至今没有登载我们这次列车的消息。所以我们来京想参加13日铁道部的会，可惜没有赶上。
   在我介绍情况的过程中，红卫兵小将一直静静地听着，似乎并不专注，是不是对此有些冷淡呢？还是故意老成持重，不轻易表态？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我便笑着说：“还有你们外语学院的一段插曲呢。”我故意顿了顿。
   “唔？”他们几人不约而同注意地看着我。
   “事情是这样的，这列由我们上海红色工人组成乘务员的14次从上海开出后，到南京摆渡，过长江后，列车在浦口车站受阻，因为客运有几天不通了，浦口车站滞留不少旅客，这些旅客拥在站台上，拼命往列车上挤，列车严重超载，再也挤不上人了。这时有一位外国青年用生硬的中国话向我们的列车员请求帮助，对于外宾我们的列车员还是要照顾的，允许他从车窗中爬进乘务员休息的车厢中来，他是你们外语学院的英国留学生。”
   我的话被打断了，红卫兵们向我提出问题：“是北京的外语学院吗？”“你怎么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学生们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我说：“是你们北京外语学院的留学生，他也外出串连，在回北京的路上，被滞留在浦口，把他急坏了，当他看到有一列车开往北京，就急不可耐地跟着往上挤，无奈，同样想挤上车的人们并不由于他是一名外国人而买他的帐。他终于在乘务员的休息车厢中安顿下来，受到我们列车员的热情照顾，因为没有餐车，列车员们除了分给他带去的面包外，还把自己带去的食品分给他吃，列车员又将自己带上车的大米煮了粥送给他吃，又饥又饿的他，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他激动之下，写下了一张字条，表示感谢……”
   红卫兵们马上打断我的话问：“这张字条带来了么？给我们看看。”有的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签的是外文姓名，我不认识，但中文写的是感谢上海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万岁！等语句。”
   那位领头的红卫兵伸手要看，我摇了摇头：“不在我身上，这字条在列车段的头头吴国祥身上。这样吧！我们约个时间，我去铁道部，把吴国祥他们请来，并把那字条也带来。”我们一言为定——一小时后再见面。
   中央播发14次列车的消息
   时间这么紧，去铁道部接他们两位，用什么交通工具呢？正在我为难时，大队部的陈铭声（他随赴京代表团一起来的）说：“我去司机班要辆小车吧！”看来他已和劳动部的关系搞得很熟。他把我领到劳动部的司机班，向他们说：“这是我们上海总部的常委、组织部长，有急事要用车去铁道部。”那位班长二话不说，马上派了一辆小车给我。这时旁边有两位女红卫兵不高兴地对班长说：“我们要车，你说不行，为什么他们要车马上就行？”
   我一看，是两位女学生，她们手拿着被子之类两个大包。
   那司机班长说：“说不行，就不行！你们还蘑菇什么？”两位小将也不甘示弱与他争吵。
   我息事宁人地劝说道：“这样吧！我一人坐一辆车也是空着，如果顺路的话，就带她们一起走吧。”那班长对我看看，还是坚持说：“不行！”两位小姑娘又要与她论理，我说：“算了，她们拿着那么多东西，带她们走吧！”那班长无可奈何，极不愿意地说：“那就上车吧！”
   两位挺凶的姑娘也不对他道谢一声，出门就往车中扔她们的东西，另一个又急忙去拿别的东西，我们只好等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司机不耐烦地嘟囔：“你们今天要车，明天要车，没个完，答应你们了，又这样拖拖拉拉，好人就是不能做。”话虽是对那姑娘说的，似乎也对我的多管闲事不满。我只得一声不吭。

开车了，驶过一排排平房出了劳动部的大门，在半路那两位小将连道谢一声也没有就下了车，甚至不回头看一下就走了，是北京人不讲礼貌呢？还是在这特定的年代，人们不讲礼貌了？
   我以上海人特有的热情和客气，向那司机道谢，开始聊天。我问：“这车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那样平稳？”他告诉我：“这辆车是西德的本茨轿车，是部长的座车。其它的小车都出去了，这辆车平时是不用的，只有部长才用，所以刚才不能答应那两个学生。你是上海来的部长啊，我们班长就派我出车。”
   原来如此！想不到我处处能沾“部长”头衔的光。
   司机又问我：“北京来过吗？”我说：“第一次。前天刚乘飞机来。”他就说：“我陪你看看北京城吧！我们兜上一圈吧！”他一面开车兜圈，一面指给我看，这是景山，这是中南海大门、天安门、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王府井大街等等。这是我这次北京之行，唯一的一次忙中偷闲，领略了首都的风光。
   到了铁道部，金月雯已经回上海去了，我只得把吴国祥一人接到劳动部。那几位红卫兵小将已经在等我们了。吴把那张字条出示给他看。
   他一看就兴奋地说：“是他，真的是他！是这个英国留学生的签名。”他指着字条说：“这个留学生平时非常反动，想不到他居然会写出这样的字条。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太好了，使他转变了反动立场，站到我们无产阶级一边来了。”他热烈地握着吴国祥的手：“感谢上海的铁路工人改变了一个外国反动学生的世界观和立场，感谢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感谢你们！你们真了不起啊！”
   他征求我们的意见：“这张字条是不是给我，我要把它在我们首都三司的报上发表。”我当然表示同意，吴也连声说好，我们趁此把我们红色列车的情况向他详细介绍，吴国祥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同时把一份经过材料交给了他。那几位红卫兵兴奋地拿着材料走了。
   我心中万分高兴。我们14次列车的报导，连同那位同学的字条即将在下一期首都三司的报上发表。
   吴国祥对我说，他在部里还要争取一下，这两天也要回上海，上海铁路红工总部已经几次打来电话催他回去。我告诉他，我在这两天也要回去，而且在京的代表团所有人都要回去，请他转告那位在京的铁路总部的同志，请他有所准备，为我们回沪安排一下。我与吴就这样匆匆分手了。从这次北京分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见过面。
   这以后的进程太快了，意想不到的快！清早，我刚在收拾睡铺，有人兴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14次列车的消息，人民日报也登载了。我再三追问你们有没有听错？那带着半导体收音机的同志说，没有听错！没有听错！啊——首都红卫兵果真手眼通天！我马上请毛胡子开着摩托车去购买当天的人民日报，遗憾得很，他兜了很多地方也买不到人民日报。
   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的北京之行总算没有白跑！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该立即回上海了。
   回到上海后知道，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人民日报之后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报导，通栏标题是《红色列车在前进》。不过这篇报导里面有不少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最奇怪的是插进了上海的一个复员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组织，说什么一卡车面包是他们支援的，我看了只得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管怎样，总算努力没有白费。
   我想，这次北京之行，使中央大报、中央电台、首都红卫兵大报、上海大报都用大块文章发表、广播了我们红工司的消息，我们的形象该扭转了，红工司应该说是挣出了困境。
   误入“白虎节堂”
   现在该是想想家里的事了，1·13事件还没有了结，回上海后如何对付这些“内部造反”的反对派呢？我向外语学院的首都三司红卫兵提出请他们随我到上海一起闹革命，参加我们总部的工作。那位与我接头谈14次列车的小将（看来他大小也是一个头头，家在南京）欣然同意，由他组织了20多位红卫兵小将与我们一起成行。这些红卫兵小将是真心实意搞革命的人。（哪怕他们观点很左，哪怕他们干过错事）我们成行的日期就定在1月18日。
   回上海的时间定下了，但是购买车票的事，王继鑫他们却不愿承担，因为他们对回上海本来就是勉强答应的，看来这事只有靠我自己的积极性了。
   我预见到车票不太可能购到，为了不至于拖延下去，我就亲自去铁道部找我们的铁路总部的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决定在明天全部撤离回沪，并有首都三司的二十多位红卫兵跟随我们回沪，请他安排，他一口应承：没有问题，到时来接我们。
   我很高兴地离开了铁道部，换乘了好几辆车匆匆去北京工人体育馆去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对我们总是那么有吸引力。
   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离市区很远，好像在郊区似的，四周空地很多，一大片黄土环绕着园形体育馆，路上车流稀少，有一种空旷、荒凉的感觉。体育馆外面很冷静，不见人来人往，我想大概会已经开了，便急急跨上台阶向玻璃门走去，门口两旁荷枪守卫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拦住。我出示了我的证件——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常委组织部长的工作证，我用上海普通话向他们说明我是来开会的，他们看了我的证件后，退后一步向我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穿过门廊，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走上楼梯，上面是环形的走廊，沿窗有沙发可供休息，但是不见一人，我向中央的大厅走去，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我很诧异，怎么这样静呢！我继续向里面走去，到了看台，一排排座位竟然空无一人，静得可怕，我略微一惊，马上退了出来，到了外面的环形走廊，这时西下的夕阳透过明净的大窗户，照得厅内一片光明。啊！时间早着呢！在这容得下万人的体育馆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将要有中央首长参加的会议大厅中，竟然只有我一人！我脑中突然出现《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节堂”的情景，我越想越怕，混身燥热，立时惊出一身汗来。
   北京的公交不像上海那样方便和快捷，我从劳动部到铁道部到这郊外的工人体育馆，换乘了不少公共汽车，北京的公交车要等好久好久才来一辆，换得我昏头转向，由于我没有手表，把时间估计错了，开会还早着呢！今天的会是中央文革召开的，传闻说江青也来参加。今天我一个人闯了进来，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测，那该多么倒霉，说也说不清。假如我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主席台安放一颗定时炸弹，那不就是一个绝好的暗杀机会吗？该死！我怎么会有这念头？
   我越想越怕，立即向大门走去，通过那两个卫兵守卫的大门时，幸好，没有把我拦住。我快步向公路走去，心中好生奇怪：他们根本不该放我进去，而我马上退出来，他们又为什么不拦住我问一问呢？在这大讲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的年头，至少要对我匆匆而进，匆匆而出存一点怀疑啊！起码要问问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想想我们这个国家，年年月月强调阶级斗争，时时处处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但我们从未听到什么有阶级敌人破坏的消息）。今天中央文革召开大会的地方布置了警卫部队，必定也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我仅仅是出示了我的组织部长的工作证，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造反派的得势，另一方面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封建主义的意识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官越大，活动自由也就越大，而“限止”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管”辖老百姓而设的。
   这天的会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进入会场看了会标才知道，是“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动员大会，后来也知道，江青等头面人物并没有出场。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涌入北京，压力太大了，当局必须动员这些人离开。我在劳动部住宿的第一天吃晚饭、王继鑫给我一大张的油印饭菜票去食堂就餐，饭菜票是免费发放的，食堂的每个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只要扯下一小张交给食堂，每人一律是一勺白菜肉丝和几两大米饭或者馒头。在长长的队伍边上，不时有人来向我讨取饭菜票。我很奇怪，我说你们不能自己去领吗？他们没有回答我，只是死乞白赖地盯着我，我明白了，他们是领不到才来向我讨，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是盯着我要呢？
   当又一个中年妇女向我讨饭菜票时，我扯了几张给她，可她盯着我手中一大张簇新的饭菜票，要我再多扯几张给她。我明白了，我手中这一大张，一个人足足可吃一个多月。他们是不属于接待的或要被赶回去的人，他们没有饭吃。我想我在两、三天内就要回上海，要这些纸张何用？就慷慨地扯下大半张送给她，她千恩万谢到后面排队去了。后来我也学乖了，排队时只拿一小张，不再“招摇”，免得召来麻烦。
   从这小事可以看出，北京的外地上访人员太多了，北京已不堪重负，中央必须把这些人赶回去，所以召开 “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大会，这时的铁路已经畅通，具备了“杀回老家”的条件。会后第二天，北京城内“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标语口号遍地都是。我们在此氛围下“杀”向上海。
   和三司小将“杀”回上海
   行前王伟又一次提出要留下来，不愿回上海，理由还是：一，王英有病不能回沪。二，要参加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我怒不可遏：“不行！有病理应回上海治疗，中外记者招待会更不能参加！”
   王伟冲着我说：“你个人有什么权力干涉我？”
   我大声说：“我以常委会的名义勒令你们两人回去。”我的声浪传到了外面，我的随从毛胡子和大老李们一下把门打开冲进来，怒目对着王伟。
   很好！这两个忠实随从来得太好了！我又说：“你们一定要留下，就必须退出红工司，交出红工司证件，以你个人的名义去参加，后果由你个人去承担。”王伟铁青着脸，冲到我的面前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你凭什么……”
   我打断他的话：“难道你要我在大家面前揭露你们两人干的好事吗？这两天我掌握了你们大量的证据，你说要不要？要不要！”
   毛胡子像铁塔般往他面前一站：“王伟！你们两人不回上海，我马上把你们送公安部去。”大老李冷冷地说：“你王伟凭什么名份为王英包办要留下来？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我看你还是识相点好。”
   在众人的恫吓和怒目注视下，王伟默然低下了头，权衡再三，终于就范，表示愿意回上海。在火车站上车时，王英被裹在被窝内，由王伟抱着上车，我看了这场景，只能摇摇头。我这个尚未成婚的毛头小伙，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包裹严密，抱着上车。说病重吧，按常情应该急于回家，好有亲人服侍治疗，他们算什么关系？说没有病吧！这模样病得还不轻呢！
   1月18日下午，在约定的时间，外语学院的二十多位三司同学雄赳赳地列队前来劳动部会合。我们在铁道部的上海铁路的同志也已来到，将由他带领我们进站（我派出去购车票的同志，早就向我报告，车票无法购到，看来，我早先的安排不是多余的）。我们向劳动部要了两辆大客车，浩浩荡荡地开向火车站。

车站广场人山人海，都是“杀回老家”去的英雄们。我们上海铁路总部的同志一看这场面，对我说：“不可能从正门进站了，要从铁路职工进出的边门进站，就像我们上海北站那样走民德路‘红房子’进站一样。”（“红房子”是铁路职工出入的口子，旅客是不能进出的，一般旅客也不知道。）我明白在大群受阻旅客面前，堂而皇之地无票进站是会惹麻烦的。我们很快整理好队伍，红卫兵在前，我们在后，大约有六、七十人。我同那位带路的走在最前面。我们的队伍离开广场向右转，沿着北京站外围走。那位上海铁路总部的同志抱怨我带的人太多了。我从他的神色和一路的唠叨，明白他的难处，他毕竟只是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一名临时工列车员，尽管在上海大小是个头头，但不可能在北京站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要无票带这么多的人进站确实太难了。但是我想，如果到了门口我们进不去，我的脸往哪搁呢？那么多人再折回劳动部吗？年少气盛的我，用一脸的若无其事走在前面，怕什么？“船到桥头自会直”嘛！
   队伍在小胡同中转了几个弯，我问快到了吗？那小头头说，快到了。我就请红卫兵们唱语录歌，那位红卫兵头头马上指挥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队伍合着整齐、嘹亮的歌声前进，壮起我的胆。我胸前挂着王继鑫的照相机，神气地向那扇一百米外的小门走去。这时我的带路人不是合着歌声的节拍前进，而是越走越快，与我拉开距离，后来干脆一溜小跑，快到那小门时边跑边掏出证件给门卫看了看，像个贼似地闪进门内不见了，连回头望我们一眼的勇气也没有。这家伙！我头皮一阵发胀，好吧！没退路了，硬着头皮闯吧！我把照相机端正一下在胸前的位置，毫不畏缩地走向那黑色的木栅栏的小门。
   两个门卫迎出来把我拦住，问我：“你们去哪里？”我从容地说：“我们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我指指我身后的红卫兵：“这些是首都三司的。”
   身后的红卫兵们真棒！他们原地立正、队形不乱，在头头的指挥下，一遍遍高唱语录歌，代表团也队形不乱。
   门卫看了看我的袖章，看了看雄赳赳的红卫兵。
   我灵机一动，马上递上我组织部长的证件。这几天的经历告诉我，在首都，官衔能起很大的作用。证件一扬，还真管用，两人的态度马上和顺不少，我傲慢地说：“我们是回上海。”我指了指军歌嘹亮的红卫兵们说：“他们是协助我们去上海工作的。”
   一个门卫说：“那你们应该从车站进站，这里是铁路职工出入的地方。”
   我说：“今天车站人太多了，我们无法进站，是你们站内同志要我们从这里进站。”我想光骗还不行，还需要吓唬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上海14次列车的事吗？是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恢复了全国的铁路交通，我们是被邀请来参加铁道部13日的大会的，今天我们回上海是铁道部安排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采访任务。”我特意摆弄了一下我胸前的照相机。二门卫低头看了看当时并不多见的相机，又看了看我们几十人整齐的队伍，这一切大概镇住了他们，一位门卫说：“那你有介绍信吗？”
   我一听乐了：“有！”马上从我灰色拎包内，拿出一本红工司的介绍信，当场填写撕下交给他们，那门卫收下后看了一眼大红的印章，退后一步让我们进去。我得意地一挥手，我们的队伍就顺利地进入车站范围。走了几步，在转弯处，那个带路人不好意思地迎上来。我对他笑笑，不想责备他。
   他默默地在前面带路，我们进入站台，在13次列车前停了下来。这时车站还没有对13次的旅客检票放行，站台上就我们这些人，车厢门紧锁着，我们无法上车。
   我要带路人把本次列车车长找来，车长一到，我问他：“我们上那一节车厢？”车长就指了指我们面前的这最后一节车厢说：“你们就上这节吧！”一面命令列车员开门放我们上去。我还不放过他：“这节车厢我们包了，不准放其他人上车。”他无可奈何地只得说：“可以，可以。”就匆匆走了。
   我们上车后，刚刚安顿好，毛胡子他们几人也赶到了，我不知他们是使了什么法术进站的，而且已经把摩托车、两用车送上了行李车。毛胡子在我耳旁轻轻地说：“王伟和王英也被我押来了。”我一看车下，王伟双手抱着用棉被紧紧裹着的王英，吃力地向车厢上迈步。原来，在车站广场上，我忙于整队，向边门走时，在混乱中，王伟借口王英有病，以向车站借用病人专用手推车而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两人的行踪被随后开着摩托车和两用车赶到的毛胡子他们发现，身不由己，一起进了车站。
   给车长照像
   开始放客了，只听前面车厢和站台上人声鼎沸。这同我们无关，谁也不去理会，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各人的亲疏分群在座位上坐下来，整个车厢是我们的，怎么坐都可以。红卫兵小将们自成一个天地；我们的人又分成几个群体：各分部的自成一群；王继鑫他们自成一群；我的随从们当然又围在我的四周。只听前面的争吵声更为激烈，探头向窗外看去，前面站台上围着不少人，在叫骂声中，不断向车上拥挤。这时，车长急匆匆走进我们的车厢，在过道中用目光扫视，当看到了我，急步走到我的面前，焦急地说：“开车时间已过了，但是还不能发车，因为前面的车厢太挤了，还有不少旅客在站台上无法上车。”为了证明他的话，他探身窗外向前一指。争吵怒骂声从这些滞留在站台上的人群中一浪高过一浪地传来。我明白了车长的来意，我扫了一眼我们的车厢内，该坐三人的座位我们只坐了两个人，该坐两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人，而我们的车门在我们上车后早就关闭了，车厢的通道门也锁上了，其他的旅客无法进入我们车厢。这位车长倒是十分尽职，执行了我的命令。
   他以十分小心的口吻问：“如果这些人不能上车，就无法发车，我想来跟你商量……”他略一停顿，注视着我的反应，我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就爽快地说：“我们腾出三分之一的车厢给你，但你必须保证我们车厢的安静，人员必须……”话没有讲完，他马上高兴地说：“我安排上海的一批文艺界的人来，保证使你满意。”我说：“好吧！就这样，请你尽快发车。”他如释重负地走了。（文革期间，车长是多么难当啊！）很快，我们的车厢里来了一批年轻的文艺界造反派，我们的人在我的招呼下，很快收拢起来，让出了部分座位，刚好坐满一车厢，也没有站立的人。这精明的车长！
   列车终于开动，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作好坐一天一夜火车的打算。当夜幕笼罩大地，列车在天津经过一阵喧闹，重又开行时，在北京数日的疲劳，催使我很快坐着进入梦乡，睡得好死好死。这是我一生中坐火车过得最快的一夜。我一生中从未乘过卧铺，但这一夜也是睡得最好的一次。好像只有一会儿，天就亮了。
   13次特快列车在祖国北方的原野上奔驶，早晨的我，神清气爽，心情好极了，活动了一下身子。早饭后我们的车厢里开始热闹，不知是谁拉起歌来，请那些文艺界的人唱歌，他们也请我们唱歌，我们唱歌的任务当然地落在红卫兵的身上，双方轮番高唱语录歌。大老李发现在我们过道对面的年青姑娘是评弹演员，大老李知道我喜欢评弹，就扯开大嗓门，请她们弹唱。
   两位演员就拿出琵琶，弦子弹唱一曲开篇《雷锋，我们的好榜样》(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评弹只能唱这一曲，或者是赵开生谱曲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唉！榜样是好，就是一点不醉人。张鉴定的《误责贞娘》；蒋月泉的《杜十娘》那才叫醉人。两位姑娘一曲《雷锋》唱罢，放下琵琶，大家沉浸在一片不可名状的沉默之中，竟然没有掌声。不是她们唱得不好，也许是大家对这厌倦，谁也不想听不想唱。文艺界的人大概觉得已经还了我们昨天的情，也就低声自顾谈他们的话，车厢一下冷清下来。
   我不甘寂寞，胸前挂起照相机，向前面的车厢走去，在人群中“挤”着走。到了餐车，餐车内空空的，有几位列车员在打扫卫生，那位车长也在其中。我走上前去，高兴地同他打招呼。他客气地让我落座，在客气和拘谨中努力揣摸我的来意。我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势，向他提问，问他一些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铁路中断的原因，经济风在铁路上刮起时的情况。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他都小心翼翼地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或者用几句套话来搪塞，让人听了，等于没有讲。
   我觉得无趣，就对在边上几步远看着我的几位女列车员说要替他们照相，我端出“记者”的架子，把镜头对准她们。她们现出中国人特有的过分谦虚，慌乱地散开不愿我给她们照相，有的列车员干脆背转身拿起抹布揩抹桌子，我就一边“卡嚓”一边说：“好！这是你们在打扫餐车的镜头。”我又拉车长照相，他左躲右避，礼貌而小心推辞，怎么也不肯。
   我心中想：我们的14次列车冲出上海时，一些固定工耻于和临时工为伍，甚至不肯挂上餐车。现在这个车长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如果他也是不愿和我这个临时工的红色工人头头交谈，那对我来说不也是一种耻辱吗？我有点忿忿然，今天我这个红色工人的头头，非要给你照张相不可。但是他死活不肯在镜头前亮相。我总不能咆哮动武吧！我灵机一动，说：“车长！这样吧！你和她们，”我指指那些女列车员，“一起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你们在出乘途中还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样的镜头不是很好么！”这一招真灵，你敢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吗？他再也不敢推辞躲闪了，乖乖地与女列车员们围坐在餐桌旁，每个人手捧“红宝书”。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卡嚓，卡嚓”地照了几张，同车长握了握手，扬长而去。
   我回到自己的车厢，王继鑫要我坐到他那里去，说开个会商量一下回沪后的工作。我明白，说得好听是商量，实际上郭文美一直在同他窃窃私议，另外两个王也在等候我参加这列车上的常委会，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怪事来。这时的王英坐在郭和王伟的中间，不像是一个病恹恹的人了（直到上海，她再也没有躺下过），我对这两人很反感，爱理不理。
   我坐定后，便说：“回上海的工作，不便在这样的场合下谈，事实上上海情况究竟怎样了，谁也不知道。在北京城里，上海的造反派都很吃香，我们借了这个光，很顺利地上了车。在车上我们利用了我们在铁路上的优势，人多势众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可是回到上海，一踏进上海的大门，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红工司在上海已经臭不可闻，铁路上还有一个工总司的谢鹏飞是我们的对头，他为了阻止我到北京，用尽心机。他如果知道我今天带了这么多人回上海，必定要来找我们的麻烦，现在我们该讨论的不是回沪后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谢鹏飞。”

这几个人听了我的话，都愣愣地看着我，大概是不明白为什么冒出个要对付谢鹏飞的话题来。于是我说：“今天我们一进上海北站，没有车票，几十个人如何出站？如果谢鹏飞得到我们今天回沪的情报，完全可以把我们阻拦在站里，使我们出不了站，让我们出洋相。这样我们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面前，台要坍光了。”
   怎样出站？
   听我这一说，能说会道的王继鑫不响了，能说会写的郭文美也呆了，沉默了半晌，看他们没什么话可讲，我便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我也沉思起来，一上午的高兴劲全消失了，这几十人出站的重担自然又落在我的身上。思虑一番，有了！我起身去找那位车长。
   找到他后，我说我要打一个电话到上海，请他在前方站停靠时，陪我去站上打电话。他好像有些不愿意，吞吞吐吐说：“列车进站，停留时间只有几分钟……。”不等他说下去，我造反派脾气上来了，我问：“下个站是哪里？”
   “蚌埠。”
   我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那好，到蚌埠后，你来我的车厢，一起去打电话，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发车！”甩下这句话，我扭头就走。
   大约过了一小时，蚌埠到了。我跳下车厢，车长也从前面车厢下车从站台上奔了过来（车厢内拥挤不堪，他无法快走），他把我领进站上一间办公室，指了指电话机。我对他命令道：“我的电话没有打完，你不能发车。”我拎起电话，报了上海我们铁路总部的电话号码，很快接通了，幸好有人，是我熟悉的头头。我对那车长看了一眼，他知趣地走开说：“我去招呼列车。”
   我对着话筒对那个头头下达命令：“一，马上去通知殷庆宝，我们今晚坐13次到上海，同车到达的还有20多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请他安排车辆来北站接，并安排红卫兵的住宿。二，我们没有车票，请铁路总部安排我们出站，并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谢鹏飞捣乱。”
   我用简洁的语句很快打完了电话，这时车长来到了门口，我挥了挥手，就近奔上列车。车长向机车发出发车信号，列车开出了蚌埠站。我的心稍稍安定些。
   车到浦口车站，我们的列车被分解开来，推上了火车轮渡。
   在长江中，我思潮起伏，原先安定的情绪，又不安定了，我不知道铁路的红工头头们是否安排妥当了？我最好再打个电话落实一下。在南京站，我下了火车，在站台上找到车长，告诉他我还要打电话，他很为难地说：“列车在过江时晚点了，在南京站只停留两分钟，到常州时再去打电话吧！”我想常州是到上海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站了，万一打不成电话呢？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在南京打。”车长再三保证，到常州时一定会有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此时车站的铃声大作，站上的工作人员在忙着打信号发车。我只得作罢。
   车到常州，我不等车长，自己奔向车站的办公室，看见电话拎起就向上海要，正巧还是那个我熟识的头头接电话。我告诉他，我们已到常州，列车准时到达上海，询问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他告诉我，已经通知殷庆宝，刚才又同殷通了电话，说车辆已经调好，铁路红工总部也已经作布置，要我一切放心。
   我又问：“谢鹏飞有何举动？”
   “谢鹏飞不知道你今天到上海，一切正常。”
   我很满意。
   我又特意告诉他，我现在是在第一节车厢。放下电话，我匆匆向列车走去，车长见到我上车后，向新调上的机车头发出了信号。夜幕中，列车驶向上海。
   车过真如，放慢了速度。我们乘座的这节车厢在北京时是最后一节，在浦口过江后，成了最前面的一节，缓缓驶进上海北站时，我见到站台上全是臂带红工司袖章的人，啊——我们的人！他们手挽着手，拉起了纠察线，在夹道迎接我们。
   车停稳后，铁路的头头在窗下高声喊我的名字，我高兴地打开窗，同他握手。他说：“一切顺利，都布置好了，快下车吧！”我们一行人下车，列队向车尾方向走去，通过一节节车厢时，我注意到后面各车厢门还没有打开，显然这是铁路总部的特意安排，为了使我们的队伍不致被旅客冲散。众多的旅客在车上眼巴巴地瞧着我们神气地向后面“红房子”处走去，那个头头一路还领呼了几句欢迎的口号，场面挺热闹。我看了看这批几百人的迎接队伍，放心了。出了站台，转弯向北，我看到沿铁路进入红房子的道口一直到红房子前的小广场。也布置了不少纠察队伍，上海的铁路总部还真够细心的。
   殷庆宝在小广场迎上来，满脸笑容，看上去得意非凡，完全不是13日夜里打电话给我时那种焦虑惊慌的样子，我很惊异。
   我把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介绍给他，他同每个红卫兵热情握手，把大家向车上让。我一看，已调来了好几辆的大大小小的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得意地手一摊，作了一个潇洒的姿势，请我上车，坐在我的边上，笑容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他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有好消息，到了总部后再讲给你听。”
   我如坠云里雾里。
   回到愚园路总部后，安排了小将们的住宿，一阵忙乱过后，我环顾四周，没有感觉到总部被砸的迹象，仿佛那天只是刮了一阵轻风。殷庆宝对我们称之为1·13事件已经不介意。
   当然，我称之为“1·13事件‘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抢走了一些物资，诸如自行车、宣传工具，还有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被抢走后，没有加水就开，结果汽缸发热烧坏，这辆车就被弃之路旁。我们找回后，向原借单位一还了之。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潜在的反对势力在全市流行的内部造反风潮中，日益强大，他们在全市好几个地方无时不在策划夺权阴谋，要夺我们常委的权，企图取而代之。好在这些人虽然充满了野心，但又各怀鬼胎，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所以在我回沪后，这些人曾发动了几次行动，均被我轻易地压平，这在下章中叙述。
   其实，真正的危机在总部。就在殷庆宝神秘地要告诉我的“好消息”中。
   貌似吓人的“通告”——授人以柄的绞索
   这时的总部常委们——我们这些头头——已进一步分化，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以自己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事物的见解，顽固地表现自己。我搞我的“实业救国”——办实事求生存，关心的是铁路上的“抓革命、促生产”。王继鑫热衷于赴京，走捷径。这条路事实证明行不通，回沪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只知与郭文美卿卿我我，有时两人密谋总部的工作，却又矛盾尖锐，时哭时笑，嘻笑怒骂相互交织，我也看不懂。费敏璋和殷庆宝想的是经济主义的实惠。其他的常委就不用去提了，二王的情况已经描述过了；还有两个常委也是不起作用的人。——这就是我们总部的现状。
   然而殷庆宝是如何面对现状的呢？他在路上对我闪烁其词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他乐不可支地坐在我的对面，对旁边的骆江华说：“让他们看看。”两人的得意溢于言表，五天前电话中的惊惶失措荡然无存，潜台词是：“让他们开开眼！”
   一张大型的供张贴的铅印传单展现在我面前。传单分左右两部份，右面一版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这是66年12月26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的产物，如果没有这次江青流泪的表演，“全红总”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迫使劳动部和总工会同意泡制这么一个《联合通告》。这张通告的下半部份还有这三家的大红印章和部长及总工会主席的签名的影印件。这张具有劳动部长和总工会主席签名影印件的怪诞的文件，在文革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但其内容仅仅局限于临时工、合同工的切身利益，概括起来共有三条：一是不能解雇；二是已解雇的要召回，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三是遭受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天哪！这三条陈旧的内容，让人看了马上联想起经济主义，自己把自己局限在经济利益的圈子内，这样的内容已经不再适应一月风暴即一月革命的需要！这可以从毛主席对上海三十二个组织的《紧急通告》迅速作出认可的反应来证明。而江青在12月26日流的那点幼稚而廉价的眼泪，完全不合毛主席的胃口，善于揣摸毛主席心思的张春桥，当然不会去迎合江青对临时工的态度，张春桥也绝对不会允许在上海另有一个势力强盛的工人造反组织崛起，同张一手扶植的工总司平分秋色。（这可从后来不久的历史发展来证明。）
   再来看看殷庆宝搞出的东西的左面一版：那是一个《特急通告》，以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三家发出，共有七条内容，结合上海的形势，披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外衣，还是一个不准解雇，强调劳字114号文件（我总部成立之初的造反成果，我们总部发出第一号通令，同时上海市委发出劳字144号文件——不准解雇）。更为可笑的是第七条：勒令市劳动局和各区劳动局正副局长在1967年1月22日前来总部听候受审。（其结果是，殷并没有做“审”这些正副局长大人的准备工作，也没有一个局长愿意前来受“审”。殷放了一个响屁。）
   我把这一张貌似吓的“通告”一目十行看了看，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可欣喜的，我清楚这一纸文字并不能把我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这是一张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它是一条授人以柄的绞索！殷庆宝、骆江华的头脑太简单了。
   我不好把这层意思直接表达出来，只是指着下面工总司和首都三司的署名，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会同意出这么一张东西么？”骆江华面孔涨得红红的，以急促的语气说：他去了工总司，去了首都三司的驻沪联络站，他们同意这么署名，为这他忙了一夜。骆江华在讲时显得异常激动，让听的人感到，他完成了一椿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业绩，让人明白他为了这份传单能得到工总司和首都三司这两个全国响当当的左派组织的认可，已完成了高不可攀的壮举。
   我把传单不经意地随手递给了王继鑫。他一看右半部三个大公章的影印，便以轻蔑的眼光，指着公章说：“在北京，全红总的人找过我，我没有理他们，他们竟然带着这个东西找到上海来了，你们也接待了他。”王对左面一版的《紧急通告》看也不看，还给了站在边上的骆江华。
   我们两人不屑一顾的轻蔑，使骆江华的“热度”立时冷下来。但殷庆宝还是堆着笑脸，指着《通告》想要说点什么，却被王继鑫打断了：“我们还是谈谈上海的情况吧！”这时，我们的宣传部长陡地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1·13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我已查清，蒋瑞根和林新中操纵了南市分部，带着人来砸总部的，抢走了不少物资……。”
   王冷冷地说：“这两人不是你宣传部的人么？”殷一时语塞，等回过神来，才气愤地诉说这两人在宣传部里如何搞分裂，闹派性，有野心，而他又是如何整顿开除这两人，等等。这话听得让人心烦，我不耐烦地说：“宣传部搞了些什么宣传工作呢？有些什么成绩呢？我们吃亏就吃亏在宣传上没有做好。”

殷听了，指指那个通告，不快地说：“你们在北京时，我们在上海搞了这个通告，连夜联系印刷厂，印了出来，哎呀！忙得我……。”言下之意这是极大的成绩和功劳了。他掏出一枝烟，慢慢点燃，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似乎在说：“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真正为红色工人谋利益。”好像有了这张东西，已经把我们组织从逆境中解救出来。
   瞧着他的这副样子，我只得说：“到了今天再提这种东西，你还不觉得是不合时宜的吗？我们不能再钻进经济主义里兜圈子了，尤其是在中央的贺电出来后再搞这种东西！”我顿了顿，继续说：“在北京我去过总工会，原想去看看全红总，与他们取得联系的，但进去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一片乌烟瘴气。本来我们同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现在这件东西往外一贴，让人看了似乎认为我们上海红工司是全红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下属组织了。听说他们在近几天要搞什么中外记者招待会，我看是要出事的，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拖进去陪葬。”
   我的这番话，当然得到了王和郭的连声赞同，因为这样说对开脱他们在北京的无所事事的责任是有利的。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为王、郭开脱，我只是据实分析，阐明观点。
   然后，我又把话锋转到上海：“这个特急通告又把工总司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起拉来署名，通过了谁？他们会真正同意吗？”殷抢着说：“这是骆江华去联系的，工总司是同意的，首都三司的驻沪联络站也去联系过的。”
   我问：“具体是那一个头头同意的呢？这个头头能代表组织吗？再说，首都三司这个名称的用法就不妥当，在卅二个组织的紧急通告上，用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名称。”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对这两个组织同意署名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我的话激怒了殷庆宝，他恼怒地与我争起来。王继鑫大度地说：“我看对这通告不用去争了。费敏璋不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但这些已经成了过去，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把工作做好吧！”
   郭文美睁着美丽的小眼睛吟起了毛主席的一首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她激越地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天开始，我们常委要齐心协力‘从头越’，局面会打开的。我们在北京看到、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认为这次北京之行是有收获的。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她和小王两人摆出一副胸有成竹地回上海来收拾残局的架子。郭文美的这个“从头越”获得了大家的赞赏，好一个从头越！争论就此打住了。
   然而真正把这通告“打住”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判了“通告”的死刑
   从工总司方面传来了张春桥的意见：“请三个组织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通告的内容。”
   张春桥这一句官场上惯用的含意明确的否定性暗示语言，无异宣判了通告的死刑！于是，工总司表示这张通告根本没有同意署名；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表示，没有通过北京方面的同意，不能以首都三司的名义署名。
   好了！这下子通告成了废纸一张。我们的宣传成了反宣传，宣传部长再也得意不起来了。
   在新的压力和惊恐之中，我们的常委班子重新聚拢起来。但是积习难返，仍是各搞各的一套。王继鑫和郭文美干脆不在乌鲁木齐中路露面，他们两人躲在愚园路总部的房子内，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费一个人从北京回来后，仍在忙他的陡劳无益的外交。殷在忙他的宣传——没有头绪的宣传。我仍把注意力集中在铁路。
   一天，我们铁路总部的头头通知我，说杭州铁路的造反派有代表在上海，杭州的形势紧张，现在铁路局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谢鹏飞召开有关杭州问题的会议，请我参加。我听了很高兴，以为这表明我们在铁路局的局面打开了，以为谢鹏飞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了。我兴冲冲地赶去赴会。
   我被人引进了民德路“红房子”的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我的老对手谢鹏飞见我到来，迎出来握手让坐。平日不可一世的他，始终不正眼看待我们临时工，今天却格外的热情。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议尚未开始，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到来。当我被介绍给杭州的铁路造反派时，我受到了更为热情的长时间握手。我们的铁路红工头头在我耳旁轻轻地告诉我，杭州铁路方面的造反派也是临时工。
   我一听就明白，今天为何要我出席这个会了。
   张春桥要利用我压杭州人
   其中的一位，看来是杭州来的人中的总负责，他特意把我让进他们中间坐下，围着我热烈地交谈起来。被冷落在一边的谢鹏飞，悻悻地说：“开会了！开会了！”高声打断我们的谈话。大家只得坐下，听他宣布开会。那头头小声向我介绍他们在杭州的处境，诉说他们受到路局的压制，不得已来上海寻求支持。因为杭州路局亦受上海管辖，杭州不稳定，必然影响上海，杭州方面的临时工组织找上海的铁路红工组织求援。上海路局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却认为杭州路局的临时工造反派在闹事，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进行干预。
   谢鹏飞的开场白我根本没听，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在铁路上，谢鹏飞飞扬跋扈，处处压制我们红工的活动，前一时期他在我北京之行时干的卑鄙勾当，使我一直与他处于对立地位。所以，今天这个会从一开始我就从感情上站在杭州人一边。谢鹏飞为了抬高他的身价，再一次大声制止了我们小声的谈话：“春桥同志非常关心上海的形势，春桥同志也非常关心铁路的大好革命形势，关心铁路的运输畅通，在春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春桥同志指示以火线指挥部的名义，由我来主持召开这个有红工司组织部长参加的三方面会议，解决杭州铁路面临的问题。”好家伙！他一口一个“春桥同志”。自己没有力量，就抬出后台压人。可以想见，没有张春桥的指示，他绝不会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可悲的是，我没有明白张春桥的用意，还不懂揣摸的艺术。张春桥要我来参加会议，是要用我的力量让杭州的临时工不得轻举妄动，也就是用“宋江”压“李逵”。而我却天真地认为张春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没有忽视我们红工司在铁路上的作用。所以待谢的发言停顿时，我马上发言，表示对杭州方面造反派的支持，请他们介绍情况。杭州的同志以激昂的情绪，诉说了受压制的情况，在发言中流露出对“火线指挥部”的不满。
   他们的发言被谢多次打断，谢以火线指挥部的气势压人，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压人。我对这些杭州的同志深表同情，与谢据理力争，在吵得不亦乐乎，僵持不下时，我就天真地提出我们一起去向春桥同志汇报，分清是非，解决问题。我的提议当然遭到谢的极力反对。而我坚决主张去见张春桥。
   谢看看没有把会开下去的可能，只得同意向张春桥电话汇报。他把我们扔在一边，顾自到隔壁房间去打电话。我很生气，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有后台，有权。我们临时工的命就该如此！过了一阵，谢进来了，要我去听电话。我到了隔壁，谢对我说是张春桥的秘书何文秀要我通话。
   张春桥根本不听我讲
   这意外的电话，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怎样才能打好这只电话呢？已经没有时间想了，我拿起了听筒：
   “你是红工司的×××吗？刚才谢鹏飞已经汇报了你们的争论。春桥同志指示，请你们好好坐下来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我一听急了，这不是只听谢的一面之词吗？我急忙说：“我要当面向春桥同志汇报情况。”
   对方不耐烦地说：“这就是春桥同志的指示，就这样了。”
   我更急了，对方要挂断了，我不能放弃这么一个机会。我赶紧说：“我要向春桥同志汇报情况，有关我们红工司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春桥同志的当面指示……”不等我再说下去，对方软软地然而又是冷冷地说：“就按春桥同志的指示办吧！”电话断了。
   我手拿话筒呆呆地立在电话机旁。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却被冷冷地关在了门外。电话被挂断了，就这么被挂断了。我们是后娘养的！我们好不可怜啊！我们没有张春桥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是想要这个号码，也根本沾不上边，我没有办法重新拨打过去，我们处于如此不平等的地位！我们遭受歧视的命运是不可能改变的。想不到堂堂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一个炙手可热的中央大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也对我们如此歧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主席的夫人——江青的眼泪又值几何呢？
   在我接电话的时候，谢鹏飞一直在旁边站着。现在，他狞笑着把我拉回原来的会议室中。我怅然若失，默默地坐下来。谢得意地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请杭州的造反派回杭州去，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怎么？内容变了？要他们立即回去？张的秘书不是说三方面再好好讨论的吗！转而一想，争也是没用的，坐下来谈什么？抓革命是虚幌一枪，促生产才是正经，路只有一条，乖乖的回去“促生产”吧！
   看着谢鹏飞这暴发户狐假虎威的得意模样，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别说了，说了也白说，实际上今天把我叫来，就是要我帮着谢压制杭州人，至少要我明白，不得插手。我在这扑朔迷离的政治面前显得太幼稚了，我总想，革命造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造反派不支持造反派，这算什么造反派。而作为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为什么不肯听听我们的反映呢？当时我百思而不得其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历史的面目一点点被揭开，这些就不难理解了。
   那天我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我只能在沉思中保持沉默。可是对杭州人来说，就生死攸关了。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同谢激烈地争吵起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会就在吵闹声中结束。
   回去吧！杭州人。
   这是我在铁路上的最后一次较为重要的参与，自此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面对我们的红工组织分崩离折、支离破散、摇摇欲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