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蝉：另册角的爱恨情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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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生死肉搏（四）
    走廊已被外班、外年级的“公社”同学堵塞了。当我走向会场的时候，战友们笑着给我让道，那种心心相映的感觉真好！一进会场，我首先注意到，宣传队多了两个生面孔-----后来才知道，是系专案组负责人杨、胡两同志。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郭指导念完最高指示后，开始总结下午的辩论会。“根据下午的会议，看看原材料，我们按毛主席的教导进行了分析。总起来看，我认为不能把他日记中反映个人斗私批修、思想杂念的东西无限上纲。从今天念的所有诗来看也好，还是他思想总结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好，还是对的。他对三面红旗，对党的看法，是肯定的，应看本质，不要拿一句话随便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从总的来看，看不出阴暗面来。这不是我个人，还有杨师傅，我们交换了一下看法，都是这个感觉。下面，就所谓“攻击林副统帅”问题展开辩论。谁先说？”
沉默。
“没人说？那我就说了。”我等了一会，开言道。“我是昨天回来后，第一次听到这个恶毒的谣言，作为林副统帅的同乡人，我对这种造谣尤为愤慨！据说有四个人向我栽赃，其中两个反革命分子，先放在一旁暂且不说。我想提几个问题。首先要问问李金城，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听见我说的？”
李金城：“文革前吧？记不大清，在330”
     “白天还是晚上？必须回答！”
     “记不大清，大概是白天。”
     “那熊毓懋呢？也在330？”
熊毓懋：“不是，在328。”
“什么时间？”
“具体的我也记不清，只是有这个印象。”
“这么说，你们是在不同地点听到的。可是，你们材料明明说的是'文革前的一天晚上’，意思是只有一次；也就是说，至少你们之中有一个在撒谎，在捏造！”
赵尧生：“那可能是写材料的一时疏忽，应该是两次。”
“这是重大政治问题，能'一时疏忽’？好，我退一步，暂且认可你们说的两次。那么，张国祯是何地听到的？”张不语。我追问：“你是主证，不容回避，必须正面回答！”
张语塞：“好像在330……”张东苏立马说：“不对，操均成在我们330只临时住了不到一个月，当时同屋的是我、李金城、郭松乔和操均成四人，根本没有你！”“说得对，我证明！”郭松乔说。
  张国祯：“好像是在332。”
“这么说，材料又'疏忽’了？是三次？好，我再退一步，暂且认可是在三个寝室说了三次。那么，三个寝室至少共有12到18人。请其他人说说，还有谁听到？”
  冯xx说：“我一直住在328，我从没听说过。”张大雷说：“我一直住在332，我向党保证，我是最近才听说此事。”接着好多人都否定听说过。
    我盯住最滑头、最患得患失的李金城：“李金城，我只是临时住过330，其他两人都没听说过，怎么你就肯定是听我说的？而且是白天？”他沉默不语。我说：“你既是主证人，那你应该记得很清，你不说个子丑寅卯过得去？”李说“开始我也不知，是张国祯找我说此事，我才觉得好像有这个印象。”
    “'觉得好像’，这么说你不能肯定听我说过？”
     李文学说：“大前天中午，我看见张国祯找李金城、熊毓懋说此谣言，要他俩作证。我当即向高师傅报告了。”
   “李金城，你应听说过作伪证有罪，你到底是听我说的，还是听张国祯说的？”我实际是在诱供。
    他果然上钩了，说：“是听张国祯说的，你说没说我记不清，我放弃作证。”
    我暗笑，转向熊：“熊毓懋，你怎么说？”
    熊毓懋：“我也是张国祯跟我说之后，才觉得似乎有此印象。我也放弃作证。”
   “事情已水落石出了。”我逼视张国祯：“张国祯！看来，这谣言是你编造的！”张慌忙辩解：“不是我编造的，我是听郭晓说的。”郭晓急了，连忙反咬：“我听你说的！”
    “我是先听你说的！”“是我先听你说的！”------两人狗咬狗，吵得不可开交。
    我的目的这么快就达到了，能不兴奋吗？但我故作平静，要让宣传队先表态：“郭指导，我再没有要说的了。”
     宣传队耳语商议。只听杨组长小声对左右说：“事情就这样吧。”郭指导站起来，说：“大家有目共睹，这谣言来自张、郭二人。到底是谁先编造，我们以后再继续追查。我代表宣传队宣布:操均成同学的所谓'反动言行’纯属诬陷之词，已全部推翻！”
会场内外掌声响起，场外“嗬嗬”的叫好声更为热烈。赢得这场反击战的胜利，比我预想的还顺利。我连忙站起领呼口号：“坚决揪出暗藏的反革命！”“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好！”“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郭指导作总结发言：“今天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弄清了许多问题。文3（3）班阶级斗争的盖子，已经炸开了一个缺口，还要向纵深发展！我早就提出过，张国祯不是好人。今天的辩论会也证明了这一点。宣传队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正确……”
    “看得很正确？要真正确，就压根不会有这场生死之战了！”我暗道：
    “他妈的，老子终于用卑鄙战胜了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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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我写了张《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报，其核心句是：“假的就是的，伪装应当剥去。”在宣传队的正确领导下，隐藏在“井冈山”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别有用心者所制造的“反革命”冤案终被彻底揭穿了；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剜得出的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在已没有大字报的校园里，在28斋前凋敝的席棚上，格外吸引眼球。
    郭春鹰、李文学及我三人商议了三件事：第一件，张国祯的“炮打”只“公社”派的两份证言，以前取证困难，现在不同了，他出身反动家庭，已被宣传队确定为重点打击对象，要抓住时机，再找班外“井”派取证。此事交老崔负责，他认识与张联系紧密的“井”派干将。第二件，郭晓的问题远比张严重，由于出身贫农，宣传队有放过之意。这小子写日记最勤，从他一贯表现分析，定有大量反动日记。不能放过这混蛋，就是要以牙还牙，痛打落水狗！李文学说，他城里有个亲戚，前几天他掂个小书箱走了，极可能是转移反动日记。要设法取得宣传队的支持，查抄他的日记。无论工宣队军宣队，对李文学看法都好，此事就由他负责。第三件事，我班大翻案，要能由校广播台播出，影响要大得多。郭春鹰说：“你这样写，审稿肯定通不过。我写篇试试。”
李文学马到功成，他兴奋地说：“工宣队终于也同意啦！高师傅让一边去个人，带着郭晓去取日记！”我说：“事不宜迟，我同马山明去，那人在'井’派只是个跑龙套的，以前他犯事（男女互慰）时我保过他，他不会不听我的。”
我们随郭晓到他亲戚家。“你怎么这会来啦？”郭晓敷衍道：“我来拿本书。”我听出，郭晓不想让亲戚知道他犯事。走进房间，郭晓想耍赖，说：“我没日记，都烧了……”我故意提高声调：“你敢对抗宣传队？你是铁板钉钉的反革命，不交日记也……”
他急了，忙说：“我交！我交！”他从床下拉出小书箱，拿出两本。我说：“不对，你还有个绿皮日记本，我见过多次的！”他没法，只好乖乖拿出来。我随手翻了一下，虽被撕去好几页，反动言论还是很丰盛的----我如愿以偿啦。
郭春鹰也大功告成。他写的《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好》的报道稿，在68.11.30日晚6时，新北大毛泽东思想广播台播出了！其导语是：
  “最近，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遍了中文系，长
     期以来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文3(3)班，阶级斗争的盖
     子揭开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
     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了，他们一手制造的政
     治陷害案也得以昭雪。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又一巨
     大成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3（3）班的重
     大胜利！……”
这份原稿还留存在我手中。此刻我展开它，耳畔又回响着男女播音员那充满激情的声音。审稿人用蓝色圆珠笔只作了几处小的改动；可明眼人一看，就知它有两大特色：一是将立足点放在歌颂工人阶级领导，尽力给工宣队加高帽子；二是全篇没一“派”字，却又派味十足，让“公社”派振奋不已-------是“工人阶级”眼力太瞎，还是“臭老九”的春秋笔法太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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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应接着批斗张国祯与郭晓，可宣传队通知要批判王松龄和韩克定。我很气恼，向一班曹芳广发牢骚：放着证据充足的现行反革命不批，却要批“公社”的人。王松龄就那句话，早就批判过了；韩克定在文革前修钢笔时，顺手牵羊拿了人家一支笔，比起李名伟、艾群等人砸我箱子抢东西来，算个什么？曹芳广说：“要你们批你们就批，而且还要高调门批！”我不解，他解释说：你们大翻案，知道造成多大影响吗？给某些人多大心理压力吗？某些人要先批王、韩，就是为了压压你们的势头，减轻他们的压力！反正就那点事儿，批就批呗；骂完了，一阵风就吹跑了，怕什么？反过来，如果你们硬拧着不批，吃亏的是你们，别忘了，鉴定权、分配权在人家手里！-----真不愧是老党员老学生会干部，就是看得透想的远，我真服了！我按这意思劝慰安抚二位，他俩的压力小多了。
工宣队的派性让我吃了大亏。几月前“联合复课闹革命”时，李文学去艾群家做工作，一进去，就见艾群靠在椅上，正欣赏我的集邮册。那是我考入北大时，五哥送我的礼物，扉页还有他的题字。从新中国第一套普通邮票开始，其后“金鱼”、梅兰芳”、“全运会”等许多纪念票、特种票都有，其中一套“菊花”就是30枚。还有我在集邮公司买的外国盖销套票。按现市价，至少价值几十万。
我到系军宣队办公室，找郭指导有点小事。出来后，听见有人问：“就是他吗？”这句没头没尾的话，竟与十多年前，戴老师妹妹的话惊人的相似，我猜出军宣队刚才在议论什么，暗自高兴。
才两天功夫，王小明态度又变过去了，碰面时，又横了我一眼。我暗笑：“这女人定是'没打铃先开饭’了，如今即使想摆脱那家伙也脱不开啦！”-----后来这两宝贝分配去了山西，开始他们的“结婚----离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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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完张国祯、郭晓之后，就是宣布发配名单。12月21日，经校总指挥部批准，宣传队清点了我班全部材料，除张国祯、郭晓材料转送劳改单位外，其余人的材料，根据本人意愿，要求退还的就退还，没退的当面烧毁。我坚决要回我的全部材料，包括马山明作的会议记录。
     我望着蛇蝎般的火焰，心想：他们应该想到，他们的诬陷材料是经不起查对的。倘若断章取义后，将日记全部销毁，那么，我有口莫辩，也不会有谁敢为我辩护。固然最终难以定案，终究也是疑案，成为终身摆不脱的隐患。“他妈的，这帮混蛋中幸亏没有高人，不然我就得一辈子背黑锅啦！”
就在这天下午，王排长将鉴定表与郭晓见面，让他签名。他看了主要反动罪证后，钢笔刚要落在表上，突然扒在桌上，“哇----哇-----”放声痛哭。我，本该高兴；可那一刻，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里沉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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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刚入校不久，同学们自发要求轮流打扫楼道、厕所。如今，洗脸槽净是剩饭残菜，堵塞了下水道。若没工人清扫疏通，谁都不管，任凭污水横流。厕所几个摊位的挡板，多被踢掉了。有一块下边的活页也掉了，歪头斜脑地吊着，一副卑琐之态。只有一块还算完好。一天，我发现有人用红笔写了句“醒世恒言”：“莫谈政治，多想艳事！”
     其后，有人画了个怒眼圆睁，英勇豪迈的硕大家伙。
     其后，下方又画有女人赤裸的下体，肥硕的大腿劈向天空。
其后，上下又都添加了“髯口”，宛如万道光芒。
再后，便是越来越多的放荡批语……
我没参与这秽言淫画的创作，但我绝不鄙视它！
这曾是一群意气风发，自觉革命的青年，如今却猥琐卑劣，邪念丛生！
这曾是“誓死捍卫”，甘洒热血的红卫兵，如今却心灰意冷，满腔郁愤！
这曾是奋发有为，立志报国的时代骄子，如今却成臭老九，社会的处理品……
分手前，我们十多位“公社”战友，在校园照了一卷120。每张的题字都是我和谁拟定的。在未名湖石舫的合影，题字是“知向谁边”。我写这几字时，心里好酸好酸，苦涩的泪水一滴一滴......
                                                                                    2011.01.0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44861.shtml

37。在部队再教育的日子
     那个时代的青年，谁没唱过《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1600万中学生，还有几十万大学生，这批满腔热情，且又思想单纯的青年，本着“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信念，横冲直撞，到处冲击着“走资派”、“资反路线”，是一股多么强大而又好使的政治力量！如今，文革要转向了，要收了，这一大批滞留在城市的“红卫兵”，不仅再无用处，还一个劲打派仗，成为极大的政治包袱。怎么办？伟大领袖是睿智的，不缺解决青年娃子的办法。1968年12月，老人家又发圣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震天价响的锣鼓声，掩盖着多少生离死别的泪水，送走了一批批脱掉红袖章的娃子，让白山黑水，轻而易举地吸收了这股巨大的政治祸水。
     在此背景中，我带着一个麻袋和一个破纸箱，走了。当我坐个小三轮走出南门时，竟不肯回头一望！
我来到河南商丘8181部队。来后的第一强烈印象，是有形无形的“三忠于四无限”教育-----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每日早晨跑操或紧急集合训练，然后是“早请示”----面对毛主席肖像集体“敬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是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后来又增加了林彪语录和江青语录。每餐前必唱语录歌或“大海航行靠舵手，万 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每次开会，各人发言，都要“言必称语录”，先念语录开道。晚上上床前，要在狭小的营房里站成排，向毛主席像再背诵语录，然后由解放军班长作一天小结----这过程统称“晚汇报”。当今的人们若想体验“早请示晚汇报”，你去教堂做弥撒就可以了，本质是一样的，形式也同样虔诚而滑稽。
     我通读过毛主席发表与许多未发表的文章、讲话，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毛主席多次谈到反对个人崇拜。可一到文革，这崇拜就大大升格，而到如今，竟搞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上也流行起制作“忠”字剪纸、跳“忠”字舞等活动。有笑话云：有人去 理发，进门就说：“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就坐在凳上。师傅手拿剃刀暗想，大背头、小分头、小平头、阴阳头都剃过，这“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什么头？他眼珠一转，就“喳----喳-----喳”的剃起来，三下五去二地剃光了。那人手摸光头，说：“谁让你剃光头了？”师傅说：“你说的呀。”“我啥时说的？”“你进来说什么来着？”“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呀。”“那下句呢？”“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师傅学者京剧小生的腔调说：“早哇！'太阳’头就是光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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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后，要长途拉练，背着被褥，步行160里，去太康县农场所在地。准备之一，是各班要绣一面毛主席像，称为“忠字旗”。我被指定为副班长，为了不落后，熄灯后，我打着电筒绣起来。窗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夜深人静，我独自绣着，思绪无拘无束起来：
    “忠”的本意是“竭诚事上”。在封建社会中，喊了几千年，几人能做到？如今“忠”字说得再多，唱得再响，真能让人人“忠”起来？上了“文革大学”的人，常从反面想问题：敬祝万寿，正因为“廉颇老矣”；大讲特讲“忠”心，正因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不“忠”的人多起来了吧？我突然打了个寒噤-----身在军营，这“活思想”要让人抓住，那真成反革命啦！
积雪还未消尽，拉练开始了。各班前举着“忠字旗”，每人背包上夹着一纸壳，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我是宣传鼓动员，我从没说过快板，开始还得写个草稿，很快就熟练了，编个腹稿张口就来。五连是女生连，与我们拉开200米距离。我们有时还到她们连鼓动：
           打竹板，到五连，
           五连是个“泡”兵连。
           人人脚板装大“泡”，
           个个坚持来拉练。
           你看她，叫她坐车偏不坐，
           一瘸一拐要争先……
     晚上，我们住在牛棚里。地上铺层麦秸，大家和衣而卧。寒风从大窟窿小洞往里灌，让我当了一夜“团”长。“'再教育’，从体验旧社会开始啦！”我自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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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部队农场，其实连房屋都没有，都是分散住在村民腾出的房子里。我们班住在一间屋里，10多人挤在一个炕上。要布置革命化环境。星期天解放军班长带着我去公社小镇，可彩纸脱销，班长决定步行去县城。来回近百里，忍饥挨饿，深夜才摸回来。班长去连部销假，指导员狠狠尅了一顿，还在连队集合时点名批评“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超假”。
     在毕业前，我们这些臭老九已经过清理阶级队伍，被筛了一遍的。根据武汉军区的指示，还要清理，再用篦子篦一遍。在一个多月里，每天从早到晚开会，都是学习“要斗私批修”之类的最高指示和文件，各人详细交代在文革中的经历，检查反省错误。因心情压抑，林春芬等人开始抽烟了。他给我，我也抽着消遣。抽了人家的，我也开始买烟----农民抽的“嵖岈山”，一毛二一盒。自此，我也就成了顽固不化的烟党。
一天夜里，我已睡了，林春芬悄悄把我喊起要“谈心”。我们坐在牛棚里的破牛车上，他的中心意思，是想都不提在学校、班里的斗争情况，实质是求我别揭发他曾被批判的事。我说，这次清队很严格，主要是清查各人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谈在校情况，怎么过得去？“隐瞒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向党交代一切吧。”
     我们班有位北农大的“地派”，因为有肝炎，是特殊照顾病号。由于他有党员牌牌，所以说话有分量。另外，在另一个班的副班长，是北大同年级二班的，也是“井”派。他们三人不知是否经过商量，也不知道是谁，抢先将我在黄冈及班里“被批斗”的情况向连部反映了。解放军班长是我的老乡，给我吐露了一点消息，问我是怎么回事，要我及早向连部谈，争取主动。
生死辩论会的记录，在宣传队清理销毁材料时，我要过来了。郭指导员先后三次有关我的结论性讲话，我都有记录，而且我都请曹芳广、李文学、郭春鹰等人阅后签名，证明“情况属实”，出发点就是防备日后还有人倒后账。我写了我在文革中主要经历，也检查了一些错误，连同《平反公告》和上述材料，一并上交连部。很快，我第一批清查过关被解放了。
    如此坦白交代了半个多月，也没清查出啥重大问题。我班一上海交大学生，交代了在红卫兵大串连时，他主动去车站当红卫兵列车员，整天与一些女生关在乘务室鬼混。另一上海瘪三交代了把他妹妹的胸罩与卫生巾偷来，自己戴上销魂。林春芬也检查了在文革初期“炮打”中央文革、抵触文革运动的言论。我知道他有些还没坦白。“算啦，真要把我现在的思想亮出来，比他还反动。”我放了他一马。
     有天上午全营开会，与此同时，各连统一行动，对每个臭老九进行大搜查。我班由班长、我及北农大那位病号党员负责执行。事后也没听说有何重大发现。最爆料的，是外班搜出一张同五连女友全裸拥抱的艳照，总算给压抑的人们一点解闷的笑料。接着委派我对本班一些学生进行外调，主要是找其它连队的同学了解、核实情况。说实在的，此时的外调与四清时的外调，对象、动机、劲头大不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患难相煎急？最让我高兴的，是到几十里外的一连外调，因为路途远，正好可以逛逛沿途风光 ，尽管是满眼灰黄的穷乡景象。
     对老九的再清查总算过去了，暮春时节，我们开始自己动手盖房。我当了几天小工后，被抽到营部搞《再教育》油印小报。由营部干事负责；采访、刻印，有开封师院中文系男生、北大政经系女生及我三人。
     盖房还不算多辛苦，最累的是割麦、打麦、扬场。我有腰椎骨刺，不能干累活，尤其是弯腰的活。小报使我躲过了这再教育最艰苦的一课。
8月份，武汉军区组织了一个接受再教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巡回讲用团，来8181农场作报告，主讲是湖北沉湖农场一女生。就在这时，一位新好友收到沉湖农场同学的来信，他偷偷给我看了，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我们的再教育就是围湖造田，接着插秧。一连干了几个月，人都累垮了。一天，突然下起暴雨，大家连块遮雨的塑料布都没有，都希望歇工休息休息。可连队干部就是不让，高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考验我们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候到了”。大家悲愤不已，又不敢硬抗。忽然，不知谁哼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下子，大家都跟着唱起来。连队干部暴跳如雷：“不要唱！不准唱！要造反啦？”他们越喊，大家唱得越欢，还手挽手在水田里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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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女友李秀莹的断交信，我就猜到黄冈局势有变。不久，收到从黄冈新洲县的来信，是位叫程英娥的女教师寄来的。她说原是黄冈师专的红卫兵，多次听过我在大会的发言，对我敢说敢闯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很敬佩；其后说造派又开始受压，压力日益增大。新洲还好一些，尤其是黄冈，造派又被压得吐不过气来。
座谈见过面？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至于她如何得知我的农场地址，始终是个谜。11月底，她给我寄来一卷材料，其中有中发【69】67号《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及司令员刘丰10.3日关于批判原造派“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的长篇讲话。中央文件说：
“毛主席指示照办的中央的'五 . 二七’指示、'七 . 二三’布告、'八 . 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这两份文件让我大吃一惊，颇有泰山压顶，秋后算总账之感。其后，又收到她寄来的黄冈“三干会”上，祁富山、汪序章等人的铅印讲话，都是磨刀嚯嚯，要算总账的调子。时为县革委副主任的汪序章，将他们“新团中”所干的事，全定性为“反党乱军”，又都强加到“五洋”和我的头上，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 黄冈，“目的就是为反动家庭翻案”，“黄冈文化革命斗争的实质，就是反革命的操家要打倒革命的祁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大背景是什么？最近，查阅了一些资料，兹摘录几段：
*（1967.9.7）此后，“清查5.16”逐渐扩大成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运动，其罪名（由反周总理）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其打击面之宽，时间之长，成为文化革命中的 一大冤案。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清查5.16运动”辞条中说：“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大会堂开会，就抓'5.16’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但据“林办”工 作人员说，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苏州。
  *从1970年1月开始，“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这个运动实际是以“一打”为中心。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对破 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共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
*《周恩来年谱》记载：“（70）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主席、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战备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示：'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也就是说，“一打三反”文件是周公主持制定，由毛批准的。
如果这些材料属实的话，那么，它让我们又一次看到，文革中“最正确最宽厚仁慈”的领袖、自称“老红卫兵”的周公，再一次摸到老毛的脉搏，创造性地发动了“一打三反”，将众多他曾经无数次颂扬、支持的“红卫兵”“革命群众”，毫不手软地送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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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英娥老师后来还给我寄来一件她手织的毛背心，“托”我“代买”一条纱巾。她的意思已够直白的。但是，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萌生了错误的念头，对不起，我只能辜负她的深情厚意了。
我和北大政经系女校友一起工作了半年。有一次，她把开封师院那位的采访稿给我看。我一看，连基本章法都不行。她说了一句：“这同北大的产品不是一个层次的！”一次周日晚，我返回营部，路上与她邂逅相遇。在茫茫暮色中，我放慢了脚步，她也走慢了。我们虽言不及义地瞎聊，但感觉很和谐。快到营部时，为了不让领导起疑心，我让她先走一步，我目送着她的背影。
分手回连队后，我鼓起勇气，给她写了封信，发信地址是伪造的北京，投进公社邮电所的邮箱。五连连部将之扣押拆封了，这事传到我们连，为此我不时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营连首长看我的眼神也异样。这是我恋爱史上一个抹不去的耻辱，也是部队“再教育”给我的最后一课。
                                                                                    
                                                                            2011.1.8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44478.shtml

38．远方来信
   “公社”战友都咋样了？这是共同的牵挂。郭春鹰发起通信运动，李文学制定了具体邮寄流程，使每一信其他战友都能相继看到。我收到的信件大多又寄走了，落脚我手的还有几封。裘雪耕的信最少最短，也最让我挂心。1970年元旦，他单独给我一信：
    自12月以来，(丹徒县)江心公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我们在江心公社劳动锻炼的大专生，大多参加了公社组织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一些老大难单位，大体情况同以前我们下乡四清相似。亲身参加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对自己是很好的锻炼。在生产方面，入冬以来主要是挑江堤，年年如此，今年任务尤重，四周几十里江堤都要加高加宽，从11月就开始挑了，一直要挑到明年麦收。我们和社员'五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斗私批修）。到江心整整一年，挑了不少土，肩膀锻炼得相当可以了……我步鲁迅《自嘲》原韵，写了首诗，也算我的自嘲吧：
      献身革命无所求，    奋斗岂能怕断头。
      沧海横流显本色，    惊涛骇浪立中流。
      负重千斤犁自诩，    平生甘为孺子牛。
      战士终生当如此，    一腔热血写春秋。
   老裘为何写得很少很短？虽信中还是“革命”二字，也不乏豪言壮语，但我还是从字缝中体味到他处境的艰难。全国范围的“一打三反”是以“打击反革命”为主，聂元梓、孙蓬一（校革委副主任）等人早就隔离审查，监督劳改，他这个副主任能逃脱厄运？至于罪名，那是中国最不缺的东西，仅“聂派”一词便可生发出无数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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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春鹰在哈尔滨3026部队，先在一个先进农垦连队当兵。他是最意气风发的。70.12.10信中说：
看了老裘、文学的信，很受启发，我也随便凑了一首诗“奉和”：
  革命战士唯所求，     红旗插遍五洲头。
  劳动不惜汗水洒，     打仗拼将热血流。
  林海雪原驰骏马，     战天斗地做黄牛。
   不避艰苦不怕死，     英雄气概照千秋。
像文学说的，述志抒情之作，仅仅是口头上的事；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行动，像千千万万工农兵那样，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写出气壮山河的诗篇来。老实讲，这一年，我作为连队的'笔杆子’，写的口号也够多的，但做得怎么样呢？与那些口号比起来，显然存在着不少差距……
我们的四好总评是从11月28日开始的。进行中间，按照军区党委的指示，又从12月3日开始，在冰天雪地里进行一场复收拣粮的艰苦战斗。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诗，歌颂这次劳动：
    雪花舞，/北风狂，/军农战士斗志昂。/踏尽北
国千顷 雪，/立志抢回战备粮。
    歌串串，/笑朗朗，/抗寒化雪有朝阳。/加速战
备争朝夕，/披星戴月心欢畅。
    心似火，/志如钢，/飞雪化作春水淌。/喜看今
日北大荒上战鼓擂，/迎接明天五洲四海红旗扬！
71年上调军部。他在7.10日信中说：
前几个月，省里开了党干会，批判和纠正潘复生的错误。中央要求七、八、九三个月扭转黑龙江的落后形势，部队要发挥主要作用。根据这个精神，军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支左。我这个在文化革命中被“支”了五年的知识分子，也有幸参加支左。六月三十日来到哈尔滨轴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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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学写信最多。第一封是69年夏寄自天津潮海之滨盐场，除“决心接受再教育，当一辈子普通劳动者”之外，还谈到盐场政治空气淡薄，政治活动都是走过场；领导只把大学生当劳力使用，思想无人管。情绪多少有些消沉。后春鹰转来他同年12月的信，调子高多了。其中有“奉和”老裘诗一首：
    雄文在手尚何求，      任重途遥敢掉头?
    风鼓高炉铸铁骨，      涛涌热血向洪流。
    好龙君子卑如鼠，      打虎英雄伟似牛。
    百里银滩展壮志，      旗挥碧海写春秋。
     （“掉”是调转之意；“打虎英雄”代指杨子荣式人物）
70年再分配，他分到市电台工作。其8月来信，再显“打虎上山”之气概：
   
      ……领导让我搞“打反”运动，很重视我们几个同学，把我们当骨干使用。这是党组织对我们的培养和鼓励。通过最近一段的打反，自己思想受到很大教育，路线斗争觉悟有了一定提高，对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有了进一步了解。不消灭这一小撮反革命丑类，决不下战场。……北大情况不了解，聂元梓是5.16，看来是定了。我们这里的好多事情与她有关，她策划了反对天津驻军等活动，我们小兵们是一无所知的，只有以加倍的仇恨来同包括聂元梓在内的这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决一死战，用胜利的战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
其后他转到石家庄报社，我出差时曾借机去看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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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最长、辗转时间最久，最后到我手中的，是葛小音于69.10.29日从新疆发出的信，这也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信。摘录主要内容如下：
           一．   西征途中
12月24日告别亲爱的首都，踏上奔赴祖国最西陲的征途。与张东苏同行至西安，又会上幺书仪，27日抵乌鲁木齐。路上两天三夜，饱看了边塞风光。一路观感颇为复杂。毕业前，战友们互相题赠，我于诗词并不擅长，但也胡撰了一首词，写出来供大家批判吧，可能基调有些沉郁。说实话，自幼生长在江南，第一次来到这等荒寂的地方，真有点不太习惯，不知其他在“西方”的战友有何感想？词如下：
        木兰花（自西安---乌鲁木齐途中）
    春风度玉关，辞燕园，上轮台。念此去千里，
阅尽江山，豪气未衰。追往事，今安在，唯边色
满目雪如海。乌鞘风急夜寒，祁连云沉雾塞。
    一朝立下拓边志，万难终不改。怅草草离别，
匆匆西征，几时东来？思京华，回首望，恨漠漠
沙尘迷长安。何当共降天公，长使英雄颜开？
从乌鲁木齐到内地，几千里无人区，千顷荒原，万顷石滩，中间唯有沉沉一线----兰新路相连。如果能把这大片荒地开发出来，该是多美的事呵?可自然条件的不便，给新疆的“独立王国”制造了方便，又给将来的战局带来了困难。29日到乌鲁木齐，住了一个星期，冻馁交困，日子十分难熬。原来这里因文化革命形势落后，车辆拥挤，饭店早早关门，我们又不习惯羊肉，天天有钱有粮票吃不上饭。尤其是那路，一步一个跟头，滑得无法行走。实在巴望快点分到具体单位。
         二．   我们的芳草湖农场
    “芳草湖”，这是个美丽的名字，看到它，脑海里就浮起“天鹅湖”的美景来，高兴得很；又听说那里盛产大西瓜，当然更加惬意。后来才知道，它不过是“荒草湖”的变音，文化革命后才改的。新疆有许多地方，徒有其名，你看地图上标的那些大圈小圈，实际上有的地方才几间房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幻想的毛病，也该到现实面前碰碰了。
不过，我们的芳草湖在全疆来说，可也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全区一百一十万亩，播种面积三十八万亩。这里水源足，土质好，自治区很重视，因而机械化程度高，主粮是面粉为主，苞米面和高粱是喂马的。夏天瓜果蔬菜吃都吃不完。西瓜尤其有名，畅销全国各地。
全垦区主要是汉人，维人极少，大部分是内地支边来的。这么一来，宗派矛盾就特别突出了，什么安微派、山东派、新疆派、无锡派，闹得不亦乐乎。再加上“三新”“三促”的派别矛盾，真是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反而被派的利益取代了。大联合、三结合很晚。我们来到芳草湖，总场分场已成立了革委会，各生产队还是大联委。全垦区武斗还是此起彼落，这局面直到“7.23”布告发出后才算稳定下来。
                                          
          三．   我们的劳动生活
元月份到芳草湖，正是新疆最冷的季节，滴水成冰是一点也不假。用手提水桶，如不戴手套，就立时会揭掉一层皮。我们刚来时，睡的是土房子芦苇铺的地坑，烧柴炉子。这里用的柴都是到好几十公里以外的“苦沟”去打的。冬天拉柴是最苦的活，搞不好就会冻死在路上。新疆冻死人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水，都是天山化下来的雪水，水井很少。我们队有口自流井，水是甜的；好多生产队还用土井，水又浑又苦。
    晚上，守着黄豆大的煤油灯，有时也想到“苦”和“甜”的问题。看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我感到从前在大城市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是可羞的。比起第一批拓荒者来，我们自动要求来新疆，也根本算不了什么。冬季的农活很轻松，挖渠、积肥，遇雨雪又不上工，有时一个月不过干十几天的活。因为地太多了，光一个小队，七八十个劳力，经营着一万二千亩地，就采取轮种法，广种多收法。
三月底才开始化冻，化冻季节是最苦的时候，遍地泥泞，烂得不能插脚。到了五六月后，太阳暴晒，加上干燥，地又变得松松软软，路上浮土足有一尺厚，走在上面，就像踩在面粉堆里。拖拉机、汽车走过，扬起的尘土可达几里长。无风的日子，灰尘停滞在空中，好像砌成的一堵灰墙。
这里主要种冬麦、春麦、糜子，蔬菜品种很多，内地种的这里都可种。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西瓜、甜瓜、梨瓜、哈密瓜。种瓜在这里是一本万利的事，播下瓜籽后，只消除一遍草，就等着收大西瓜了。一年中劳动有几关。最累：定苗、割麦、掰苞米。每到这时，早晨天不亮起床，晚上月亮东升才归来，吃饭都在地里，每天累得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但职工上工干活都比较拖拉疲沓，上工哨吹过，起码要半小时后，人才开始走出来。每天上工，都是学生们走在最前头。
    来到新疆，不学会骑马似乎说不过去。我一来就学骑马，骑术不怎么样，总算能骑着跑了。当你骑着马驰骋在草原上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边塞生活的风味。春天我还一个人放一群羊。这时的羊最难放，一天下来，几乎没累死。这里妇女都是内地来的，少有会骑马的。一看丫头骑马，都很新鲜。一次，几个哈萨克族的路过，看见我放羊，都惊奇地夸我行呢！
      四．文化革命状况及纷繁复杂的矛盾
    新疆这个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大自治区，多年来，在王恩茂的把持下，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什么都是自搞一套。这地方少数民族多（13种），汉人成分复杂，自流、盲流人员数目惊人。土改也不彻底，许多地方没有划分成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混淆在一起。
    文化革命以来，分为两大派：“三新”“三促”。直到现在还不肯放下自己的旗号。这一年里，我耳闻目睹了多少起武斗！宗派矛盾、派性斗争最为突出，各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仅我们一个小小的生产队，就够复杂的，为一点小事，就动手打架。这里的人好打群架，气势汹汹，不可理喻。我们队现有人员成份复杂，名义上都是贫下中农，但自流人员多虚报成分，大多数走过江湖，见过世面，远没有土生土长的农民朴实。
到现在为止，清队工作尚未结束，从三个月前开始动员，拖拖拉拉，没有点儿动静。整党更是谈不上。这里政治空气太差，什么工作布置下来，连敷衍了事的走过场都谈不上。知识青年在这里，也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和关心，甚至还嫌我们工资高。政治环境的恶劣最让人苦闷，我们满腔热情地来，期望受到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究竟得到多少？队里干部只想把我们当劳动力使用。现在队里要没有我们大学生，什么活都干不成了，因为山东人都回老家了，妇女都不上工，劳力奇缺，就靠一班子学生顶着。
           五. 关于备战
新疆地处反修前哨，究竟战备得怎样呢？大联合搞不起来，内部不团结，立即就反映到军事上。8月13日铁列克其事件，我们失利了，原因就是各自为政，增援部队上不去，牺牲了60余名将士。战士们打得极其英勇顽强，二十个战士坚守一个山头，抵挡苏修最现代化的武器进攻，守了九个小时，直到全部牺牲，阵地才失守。……现在边境上天天打摩檫仗，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空气更加紧张，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乌鲁木齐几乎成了空城。我们唯一条兰新线可通，只消把这线一卡，新疆与内地就完全隔绝了。事实证明苏修确实有此意图。……我在思想上已有足够准备，打起来就上前线，誓与苏修决一死战！我决不会当怕死鬼和逃兵，一定要为捍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六．   戈壁风光
            ……   ……
     大约一年后，葛小音回到了北京，在兴隆县文化馆工作。后考上北大研究生，又成为北大文学史教授，终于走上她该走的路。在校时，我与她交往不多。因串联事我曾伤害过她，可在生死搏杀中，她多次发言为我辩诬-----这正是我毕业后常记起她的缘故。
   #                #             #        
     郭松乔因有先天性心脏病，毕业后分在上海一中学教书。王松龄先在青海宁夏部队农场，后分配到宁夏市委宣传部。1989年考入上海师大研究生。都曾有书信，可惜不知失于何处。
出乎意料，齐荫桐69年也曾给我写信，他是“井”派观点的逍遥派。他插队农村，居然靠挣工分生活，连饭都吃不饱。我还有10多斤全国粮票，寄给他了。他信中言词低沉，情调伤感，我因在“清队”之中，不敢留存，悄然销毁了。
                                                                                 2011.1.10
【补言】郭春鹰在军部作宣传工作，师级。他经几年努力，终于在武汉战友的帮助下找到我小女电话，于是我们一帮老同学又恢复了联系。裘雪耕比我猜想的境遇好得多，虽是控制使用，最后从某市发改委副主任位置退休。李文学从报社调入市委任副秘书长，后改任市属大学党委书记至退休。王松龄下海20余年了，在上海某公司，名义上已退，但还很忙。他参加北大百年校庆，写有一诗：
       “不闻爆竹且安眠，   一梦翩然又入燕。
         跳踉书斋新进士，   沉浮江海老同年。
         曾经长啸迎红日，   岂料老来数白巅。
         好在未名湖畔柳，   弄风弄雨已如烟。”
齐荫桐由山西报社转聘到深圳报社，前不久我们两家欣然相聚，畅叙别后情景。我小外甥女（5岁半）给齐爷爷奶奶唱歌、朗诵，还把她创作的顺口溜（自称“七言绝句”）写出来：“月亮弯弯挂树梢，星星闪闪对我笑。老爷天天炒股票，结果一分没赚着。”一桌杯盘盛满笑声。
2013.07.03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44100.shtml

39．“替罪羊”（中）
            
         《‘替罪羊’（上）》的结尾说：“ 23天的地牢生活，已使操志端尝够了人世的苦难与屈辱。然而，这还只是大戏序曲，只算小菜一碟，更漫长、更残酷的“替罪羊”生活 ，还在绿眼狰狞地等待着他！”

           这非诳语：1970年3月5日，端兄作为“28.48万”（全国被抓造派）中的一分子，再次被捕关入死牢，竟长达3年零7个月1300多个日日夜夜！被所谓“教育放”后，依旧不断遭受各种迫害，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又打成“四人帮爪牙”，继续被四处游街批斗。这无产阶级专政的“满汉全席”，既来自70.1.30由周公主持讨论、毛公批示“照办”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更来自黄冈地区那个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祁家小山头!
                         #                         #                        #
            武汉“7.20事件”后，造派平反，团风中学不少人为进校文革挤破头。蒋贲太、彭树畋这些曾经的教工造派小头目，都忘记了写血书“反戈一击”，竭力洗刷自己、诬陷他人的勾当，恬不知耻地标榜造反如何“坚决”，以此争抢官帽。就连为众多师生所不齿的跳梁小丑吴恒兴，也以出身贫农作资本，在抢权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贫下中农不掌权谁掌权？”

         一些教师对操志端说：“你是烈士子弟，有工作威望，又受迫害最深，你最有资格进校文革。”已淡于世事的他本来就没有官瘾；一些人的丑恶表演，使他更将官位当腐鼠。“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李商隐）他恬淡地说：“我还是当我的教书匠好。”
          此时，汪序章忙于谋夺县里的大权，“新团中”的实际头头已是彭树畋。他带着“新团中”等多个组织进驻了军分区，军分区为了表示转变立场，改正错误，交出了整造反派的材料。其中有一份《防暴乱计划》，是分区司令李桂林为镇压浠水、黄冈、广济三县造派而授意制定的作战预案，也未经党委讨论，纯粹是份黑计划（见29《打开黑皮记录本》）。
          8月中旬，彭数次打电话，要操志端去军分区帮助整整材料，端兄懒得去。8月底，他推脱不过，才去了。此时，“县总司”已用醒目大标题，将此《防暴乱计划》全文公布在大街上，作为黄冈军分区镇压造派的重磅证据。彭把《计划》交给操，要操重新整理一份政委彭松青的材料。端兄在材料中，用自己的语言，简述了《计划》内容，引用了一些原词句。写完后将材料与《计划》一并交给了彭树畋，然后就回家了----这就是后来操志端所谓“窃取军事情报”罪恶的始末。
           19 68年全国许多地方兴起两派组织打砸抢和抢枪武斗事件，此风也影响到黄冈。端兄对此是非常反对的，有学生抢来汽车在操场上乱开，说是要准备武斗，他看到后很反感。学生胡映泉由保守派转为造反派后，言行偏激。一次在操场上，他主动跑到操面前说:“操老师，黄湖农场有枪，我们准备去抢。”操说:“那可不能抢，中央有‘五。二’指示，要收缴枪枝，你们怎么反而要抢枪？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对着干吗？”他说：“毛主席说，不要枪杆子就要拿起枪杆子。”操说：“你们这些伢真糊涂，毛主席说的拿起枪杆子是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你们现在要到黄湖农场抢枪，那可是解放军用来看管劳改犯人的呀，你们想要从解放军战士手中抢枪，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明白吗？这样做是犯法的，是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很扫兴，转身走了，操还追着他的背影大声叮嘱:“那是绝对做不得的！”后来没听说他们有抢枪的行为，操这才放心了。----此事后来竟构成“明阻止暗挑唆”的又一重大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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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发【69】67号文件，即“坚决”抓武汉“北、决、扬”的“9.27指示”下达后，那么多当事人头头都没抓，单单抓跑龙套的操志端，开始了他的“满汉全席”！下面是他本人的一篇血泪回忆：
            69年冬，落实“9.27指示”一开始，我就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人生自由，住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工宣队祁指挥长---人唤“祁大炮”，将正感冒发烧的我，从病床上叫到他面前，摆出特工审问犯人的架势，命令道：“你看着我的眼晴！”他嘲笑威逼道：“你讲哲学，你懂什么哲学？我在特务连当过六年兵，我才真正懂哲学。你弟弟跑了，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给我放老实点，老实交待，你跟我装什么病？”与此同时，一伙人又到我家抄家------这已是第三次抄我家了，翻来抄去，不还是些破旧衣物和书籍吗？
          镇委胡秘书在大礼堂批斗我的大会上，故意夸张渲染：“你查抄泄露军分区绝密的《防暴乱计划》，已泄露到香港去了！”其实，那纯粹是份镇压群众的黑计划，是在我去军分区前，军分区作为清理黑材料交给造派头头的，很快被人全文公布在大街上了。何以不抓当亊人， 反要抓我？
           70年4月 的一天，我被押到大庙广场，主席台上大喇叭高声喊叫：“把现行反革命操志端端押上台来！”两人一左一右“架飞机”，将我推到台前，强按我的头。那拿枪的解放军见我不服，就一边命令“放老实点”，一边狠狠踢了我一脚。因“反戈一击”有功而当上校长的李天相在数千人大会上发言：“我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操志端扭送公安机关！”在喇叭领呼“打倒操志端”的口号声中，我被带上白金手镯，再次被押运到县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打开手铐搜身，然后被关进牢房。这次的地牢比第一次的更黑暗。在走道昏暗的灯光下，眼睛适应了好半天，才看清铁牢门角上有个小铁栏窗。牢内左墙角有只粪桶，臊臭难闻。地板床上左边睡着一人，右边一小伙子贼眉鼠眼，边摆弄手中袜子边瞅着我。我只能挤在他们中间，左边那人翻动身子，发出铁镣的响声。
           早上哨声一响，肩枪的看守班长在走道命令“快起来”。随着一声“报告班长”后，走道转弯尽头铁栏门哗地一声打开，是劳改犯人给关在一排一排牢房里的囚犯送水送饭来了。每个囚犯一瓢水，一土钵米饭，其上盖着菜。我抹了一把脸，不想吃。我右边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贪婪地看着我的饭钵。我做个顺水人情给了他。后来得知，他姓许，原是木器厂工人，是个流氓惯犯。
         上午放风了，小青年示意我与他抬粪桶，顺过道走到放风场地。高墙角有向墙外流通的粪池，在那里倒出粪尿。放下粪桶后，排队跑步，边跑边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谁不喊或小声说话，班长不是一脚，就是一耳光。
          这地牢约一米五宽两米深。借着走道的微光，勉强能看清这狭小的空间。几天后再放风转来，就不见那戴铁镣手铐的人。小青年向走道两边看了看，没发现班长，就悄悄告诉我，那人姓俞，是个富农，与一女人搞皮绊。后那女人不干了，姓俞的就杀了她。俞已被枪毙了。少了一个，这小黑牢显得宽松一点。可睡着睡着，身上头上到处痒，就更睡不着了。原来是死囚的虱子集结到我身上了。我只得天天借助从走道透进的微光，习練捉虱子的基本功。
           又过了几天，小黑牢房又关进一人，且老戴着手铐，或一天一次或隔天一次押出去批斗。每次转来，都疲惫不堪的样子，不时哼哼。他自我介绍姓王，贾庙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批斗时说他与儿子造反，还说后诲当年没有去台湾。过了些时再押出批斗就没回来，听说也是毙了。
        
            时间一长，肚里一点油水也没有，每餐说是三两米饭，实则最多不过二两多米。那是人吃的菜么？菜农收了苞菜后，地里留下老菜叶及根茎，劳改犯人收来放进大水泥池，踩一层撒一层盐，再压上石头盖上木盖。腌渍成的老酸菜，猪都不会吃。饿不过，先三口两口吞食了米饭，等发放一瓢开水时，就用开水泡老酸莱皮，连吃带喝以此充饥。如此下去，胃常痛得不行。那米饭只好送给小流氓。两天没吃后，经所长批准，好不容易开恩递来一碗面条，上面居然还漂浮几小圈素油花。
           在黑暗的死囚牢里，白天可借透进的微弱光线，读家里送来的《毛泽东选集》以及《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国家与革命》等。坐牢是不准说话的，一经抓住，轻则罚跪铐手，重则耳光脚踢“背宝剑”。我的“牢友”许流氓背过宝剑，两膀后转，一上一下，将手拉拢铐着，时间一长痛得眼泪鼻涕直流，嚎叫着请班长所长开恩：“我再也不敢啦！”
          一次，不知班长眼力怎么那样尖，竟发现我与许流氓在微笑，立即命令我跪在牢内门前。我感到无比屈辱，人生还有比被夺去自由，侮辱人格尊严更痛苦的吗？！半小时后，熊所长总算开恩，让我起来，嘱咐“以后注意点”。
          有天下午，不知咋的，我恍惚中竟隔着走道与斜对面造派悄悄说起话来。没说几句，就被班长发现了，这还了得！班长去报告所长，我感到大祸临头，生怕背宝剑。熊所长来了打开牢门，一边将我双手铐在胸前，一边说“怎么能讲呢？”。约过了一个钟头，他又来给我开了手铐，说声“再不要说话了”，总算过了关 。        

          在监狱内，过年节可吃几两猪头肉，还得老实听着“要感恩载徳”的训导词。隔两月可以剃次头，夏天隔些天可以洗下澡，当然都有人监视着催促着，哪管你光溜溜的。
         有段时间，常从走道另一头的牢房里传来铁镣拖动的响声，并与那人的哼叫声搅和在一起，很有些阴森可怕。他常被拖出去批斗，一斗就是一天，忙活得紧。后来才知道，他是浠水县巴河区的造派头头王仁舟，时间长了，受不住煎熬，自虐而死。
         一天我被押进审讯室，指定坐在门右墙边石凳上。审问我的是县医院胡图传，他威严地坐在高高的审判台内。他审视了我一会儿，拿起《语录》，翻到准备好的页面，对我读起来。所选内容均是针对敌人的，要坦白交待的。他的目的，无非是要我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第二天上午，我又被带上手铐。熊所长说:“放老实点，回去好好接受批判”

。在团风上寨下车后，只见街道两旁许多人无声地望着我。我一路上将戴着手铐的双手高高举起，见到熟人点下头，上下动一动手，故意让人们看见我戴着手铐，以示无辜受害者的反抗。当看见原贾庙李中明辅导员，更是举高双手向他示意。后来听说他对别人讲:“操志端胆子真大！”我不是胆子大，我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我自已。----十多年后，当我成为特级教师时，他诚恳地对我说:“你是真正的特级教师，我认为你早就应该是特级教师！”
           我又一次被押上大礼堂批斗大会台，梁效楚首先狼嚎狗叫般地发言:“同志们吶，操志端的狗父是叛徒......他不要学生到黄湖农场抢枪是假，告诉学生黄湖农场有枪是真......”世界上还有比这样颠倒黑白更荒唐、更无耻的专政吗！

                                                                            2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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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替罪羊”（下）
            1967年3月，端兄第一次被捕时，我五嫂余淑清在江心沙洲一农村中学教书。一天夜里，沙洲中学的学生听到风声，保派头头要带人抓她。一些学生急急忙忙乘黑夜护送逃跑。护送学生见一伙人打着手电快要追上来了，就留下一人隌着她隐藏在堤坎下杂树丛，其他学生则打开手电继续跑，引开追捕者。当追捕者追上护送学生后，才知上当。那伙人到轮船站候船室来回捜寻，余淑清裏着军大衣，戴上大口罩挤在人群中。她听见那伙人说:“余淑清是麻城囗音，我们一个一个去询问。”当问到她时，她用普通话蒙混过去，终于逃到北京告状。
           1970年4月丈夫再度被抓后，她也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住在团风中学的一间破平房里。此时她有身孕，家里还有一老两小需要照料。请假不准，她就乘监视人不注意偷偷溜回去。那时学校没砖砌院墻，而是挖沟垒的土埂。土埂被人踩了些空缺，东沟外是棉花地。她穿过棉花地不远就到家了，匆匆料理一下家务，再偷偷溜回去。
           有一次她溜到土埂边时，发现两监管人在追她，她又绕道回了宿舍。满头大汗的监管再进宿舍时，见她正在洗脚。“余淑清，你刚才跑哪去了？”“没去哪儿呀，就去厨房打了点热水。”被耍了一把的监管不相信也没有办法，谁叫他们失职，“对毛主席不忠”呢？
           几个月的学习班，一直逼迫她“竹筒倒豆子”，揭发丈夫的“罪行”。她也翻来覆去老是那几句话：“没什么好交待的，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一向表现好，是个好同志。你们说他是反革命那是你们说的，没有证椐是算不得数的”。负责人见她整天乐呵呵的，饭照吃觉照睡，更加生气，骂她是“茶壸夜壶满不在乎”。多数人则认为“怕是没有什么问题，要不然她会这么跟没事人一样？”
           县学习班没辙，就将她升级到地区学习班，地点在黄冈师专。天无绝人之路，那里恰好是她曾进修过的地方。她寻机溜到老师家里，诉说情况。老师了解她同情她，就常让她在家里洗洗，给她弄点吃的。她牵挂家里的－老二小，老师替她发收信件。女老师的丈夫是个老革命，所以她说话还有点份量，她对学习班总负责人说:“你们办学习班总得讲点人道主义吧？余淑清怀着个大肚子吃不下饭，家里又只有老小，不应该照顾一下吗？”于是，那领导就让下面干部吩咐厨房每天给她下－次面条。于是有些人心里打鼓：“搞不清，这余淑清不知有啥路数？住学习班还能享受这样的特殊照顾？”对她的监管有所松动了，有时还能找机会，去见见也在那学习班的大哥，通报－下家里的情况。
          快过年了，学习班准备结朿。负责人再三找她谈话，要她与丈夫划淸界线。她说：“他是我爱人，是孩子们的父亲，又不是坏人，我为什么要与他划线？”那些人又再三动员她到麻城娘家去生孩子，目的是要她离婚，以瓦解摧毁操家。我五嫂坚决要回操家，说：“那里才是我的家，家里还有老人小孩。天下哪有动员产妇回娘家生孩子的道理？何况我娘家父母早己去世了。”这时，那位女老师 又来找学习班领导:“余淑清快要临产了，你们还把她留在这里做么事？万－出了问题谁能负这个责？”学习班领导只好派监管的妇女主任送她乘船回家，－路上还得帮她拿被子衣物，扶她上下船。

                           #                       #                      #
        端兄在死囚牢坐了一年后，被放出劳动改造。白天劳改晚上进号子，总算比纯坐牢强多了。有时劳动间隙还能恩赐点吃的，是公安局、法院伙房吃剩的馍馍发糕。虽然冰冷，用来充饥也是求之不得的美食。
         好长一段时间，在湖里造田垒堤。劳改犯们排成弯曲长队，站在齐大腿深的水里，上晒下蒸。土泥块约有二十来斤，一个一个传递。为了不使泥块从手上滑掉到水里，操只得用尽力气，十指扣进泥土块里。长期如此强劳动，造成十指关节风湿，不能自由伸屈，后来拿粉笔在黑板写字都很是吃力，字也写不流畅。
         近两年的干打垒，传土坯，搬石头，砸石块，耖三合土，开荒种地……真真让劳改犯脱胎换骨！像蛇蜕皮一样，全身脱了多少层皮？说不清----这还不算“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么”！
          在强体力劳动中，与他一类的政治犯，还是尽可能让他少做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不到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地，还能得到同类的关心照顾。如今想来，可笑强大的专政，到底没能彻底改造“政治犯”们的同气相求，同病相怜。  
          有段时间，在赤鼻山下开荒种菜，曾偶见路过的大外甥女仲琴。端兄让她下次带点月饼来。她做到了，只是彼此小心防着被监管人员看见。他拿着月饼，凄楚地想着，一家老小何时得以团园？他与难友李友文躲在避人处边吃边聊，不时还发出苦中求乐的笑声。李对操为人处事，很是敬重。他一表人才，是地区汉剧团员，会乐器与绘画，是个年轻有为的艺术人才。----十多年后，他果真成了导演，汉剧研究员。退休后，自办艺术班，既培养了艺术人才又增加了收入，日子过得很红火。
          端兄在死囚牢里已得了严重胃病，强力劳改+饥饿+冷食冷饮，更加重了病症。造成后来胃大出血，几乎送命。
          劳改期间还允许说话，当然是不得乱说乱动的。一天晚饭时，听见几人闲聊。一贼眉鼠眼的年轻人讲他偷窃的故 事----他曾跟随一老太太从汉口上船，探知这老太太是从武钢回黄石老家。临走时，老人的儿子给了她一个 月的生活费。老人在船上发现钱不见了，急得大哭不已。有个老造责问:“你把老人的生活费全偷去了，你不想想老婆婆一人在家还怎么过呢？”这贼竞理直气壮，脱口而出:“你也问的真巧，她怎么过？我不偷她的，那我怎么过呢？”
         他听后真是感慨万千：与我为伴的竟有这等毫无人性者，而且比我这样“政治犯”处境还好多了！他由此还想到，任何人的行为，哪怕是魔鬼，也都有其行为逻辑；祁家小山头如此疯狂迫害无辜群众，也有他们的强盗逻辑，也同样心安理得！
                          #                         #                       #
          五嫂在原学校喂猪很长时间了。1972年8月25日，校长让她上班，带高一两班数学。过了三天，区委书记电话通知，要她继续劳动改造，理由是不认识错误，不划清界限，还在到处写信告状。后来又干脆把她调到区农场劳动改造。
          当丈夫67年第一次被抓时，她坚信丈夫是因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受资反路线的迫害，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解救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可这时，尽管她还不知道中国的局势已发生了何种剧变，还不清楚此时迫害来自何种路线，但她已感觉到，向天安门申诉已毫无用处，只能使丈夫和自己的受害更加深重持久。她-----灰心了，听天由命了。“那就再等上几年或十几年吧……”1972.9.13给我的信中如是说。
             监狱的政治犯一批批放了，偏偏不放操志端。他患了肝炎，前两次送糖还收了，可五嫂第三次去送糖，姓熊的看门狗就是不收。五嫂问他为什么，他说：“收不收由我！”
            我外甥的二娘原来的丈夫在解放前也是搞革命的，她与祁家有些来往。一天，她去看望县委副书记祁富山的老婆许二姐。闲聊中，她有意提到操志端已关了那么长时间，已不成人样了。那许婆娘靠在沙发上，一边用手捶肩膀，一边笑着说：“他们操家不是要打倒祁家店吗？就让他在里面狠打去吧！”许婆娘早已灰飞烟灭了，可她当年的这句话，切中肯綮，赤裸了我们全家遭受非人肆虐的根源！
           五嫂有个朋友，其丈夫姓李，他细哥在县公安局工作。72年9月20日，小李受其哥之托，专门到家里，与五嫂长谈了一次，坦言了县里的情况与迟迟不放操志端的原因。五嫂将追记稿全文寄给了我。现摘录几段如下：

            *“我细哥说，主要是团中没有去东西……人家都是原单位要回去的，例如……。我问要哪个保？他说：由学校写个东西，说广大革命群众要他回去工作就行了。或者由你写个东西，请左右隔壁群众签个名盖个章也行。不保怎么放呢？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嘛。”
            *“按你说的，当然是按党的政策，搞光明正大。但是领导人不一定都有这觉悟。说老实话，有的区、县干部政策思想水平差的很，光搞打击报复。那个人情面情还冒打消，这你还看不到？这长时间没放，主要是你的材料写坏了。你写的材料我细哥都看了，他说，县委、法院分析，端操志冒出来，你都敢写材料，要是放出来了，操志端也是有板眼的人，那你俩一起搞起来，还不闹翻天？”
            *“你不要以为领导同志都是按党的政策办事，如果按你说的，处处按政策办事，或者根本不会扭送。如果真是敌我矛盾，那早就判了。现在就是不好放，主要是怕你们闹翻天。我劝你们再不要告状，还是早点把人弄出来。”
            *“如果县里马上把人放出来，你们不申诉行不行？如果你还要申诉，那又会马上把他抓起来的。”

             此对话很长，小李苦口婆心反复劝告，是出于好心。他所传达的县里要员的意见，无非两条：其一抓人是“群众扭送”，放人是“群众要求”，县里无错。其二放出后要老老实实，不得再申诉，挨整活该。

                           #                      #                       #
           73年9月30号上午，李庭长在审讯室宣布操志端子虚乌有的三条罪状-----我不想再赘述那些狗屁胡说了。
           李庭长听完我五哥的逐一反驳后，他奉命行事，接着宣布说:“县委决定你教育释放，今天你就到教育局报到，你原来教书还是教书，工资照发'”。操问李庭长：“什么叫‘教育释放’？是不是说我本就犯了罪犯了法，经你们专政机关育，认罪伏法态度好，所以从宽发落，免于刑事处理？”庭长避而不答。
            操又问:“李庭长，我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是人民内部盾。”
         “既是人民内部矛盾，那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你们把我当政治犯关进死囚牢，在这里专政达三年零七个月之久，你们是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吗？你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你刚才为什么还要宣布三条莫须有的罪名？”李又回避，只说是县委决定。
         操说:“你们错误地对我专政，县委如不按事实和党的政策，给我作个正式组织结论，我情愿坐穿牢底也不出去。”李连忙说：“那不行，县委决定你必须今天就到教育局去报到。”
         没办法，有权者要你进就得进，要你出也就得出。一管教干部见我将坐牢的衣被用品丢在走道上，斥问道:“操志端，你么这样个态度？”他回答说:“我就是这么个态度，不然，你们把我再关进去？我本来就不想出去的！”
         教育局王股长说：“你教书还是教书，工资照发，只是不能回原校”操问为什么，亦答曰“县委决定 ”。
         操志端找到县委书记严祝央家，要求县委给他作正式组织结论，予以平反。严回答:“操老师，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啦……”谈话过程中，他也显出无能为力的神情。他虽未明说，但操明白，一切还得看祁家的眼色。
                           
           1973年9月31日临近中午，我和四哥正在家分析形势，忽见“替罪羊”五哥回来了！全家悲喜交集之情，难以备述。我跑到街上买了一挂大鞭，用竹竿挑着，冲着街上放起来。“啪-----啪----啪------”他妈的，我恨不得炸响的是颗颗炸弹！
          五哥被抓时，小侄女红辉还未出世。五嫂说：“红辉，你爸回来了，快叫爸爸。”三岁多的小侄女躲在角落里，一双大眼怯生生地看着爸爸，迟迟不肯开口。五嫂怀着她，接连在县、地住学习班，终日受批判。出世时久雨刚晴，所以取名红辉，图个吉利。她满周岁时，母亲无心搞“抓周”，而是让小孙女把老人家的一双布鞋拿到大门囗晒晒，意在看小孙女晒鞋时，鞋尖朝内还是朝外。老人家的心事：“老天爷，我还能不能看到五儿回来呵？”
      
                             #                       #                      #
          操志端不服“教育释放”，张口闭口要讨个说法，自然触怒了祁家山头及大小喽啰。第一招，就是发配到乡镇中学。 祁家校长拒绝他回本校，校会计说奉上面之命，要他转走户口和粮油关系。他坚决不转。不管别人如何甩脸色，他还是到本校照领不误。
         开始区教育组把他安排到最偏远的乡间中学， 春节后，又随五嫂到宋墻中学，总算结朿了长达十年的“孔雀东南飞”的生活。该校祁家亲信 还是执行对他俩限制使用的指示。每次政治学习，校领导常先背着他俩与积极分子开小会，再在会上含沙射影无端指责他们。该校厨工见他的两个小女儿在麻城，竟敢扣压她俩囗粮达半年之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你们两个伢没有口粮不是也活过来了吗？也没有见她们饿死了。”如果没有后台，厨工敢如此胆大妄为吗？经过到处控告，区教育组组长李中明终于来到该校，将校长和厨工臭骂一顿才算了事。
                       
         四人帮倒台后，打击报复的机会又来了。操志端又被戴上“四人帮的黑牙”的帽子，第三次住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在区农场学习班，开始时只是作陪斗。过了两天，来了五个汉子，要操去叶鋪接受批斗。他们强行绑架，七手八脚，分别抓住四肢，架抬了几公里；操脚不粘地，连气带揣揉，比走路还吃亏。批斗时，除了原先的陈词滥调，唯一的新“罪状”，是说他讲课文《红灯记》选段时，借机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其后，他又被挂上“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大黑牌，－伙人簇拥着，还有人鸣锣开道，到一个个村湾，像耍猴把戏似地游斗 。每到一地，先敲铜锣“嘡---嘡---嘡”，后扯着嗓子喊：“大家来看啦，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四人帮黑爪牙，你们要认淸楚，烧成灰也要认得哦----嘡----嘡---嘡---”     如此游斗几天，又把他搞到上寨仓库，几班人夜以继日，轮番逼供，不让他睡觉。      

          再后，又弄到冮庙办事处学习班。其时，一些社会青年要参加高考，“操老师前操老师后”地请求他辅导。他认真地讲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科重难点知识，解答他们不懂的问题。区汪特派员见此情形大为不满。快过中秋了，那些监管员都要回家过节，操也要求回家一趟。特派员恶狠狠地吼道:“你这么坏，不好好劳动改造，还想回家过节？那不行！”操说：“连国民党员都可回家，我未必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坏？”他脫口说道：”你就是比国民党还坏！”        
           汪某还不解气，就将学习班搬到三岔河，－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尖上，看你还能得意地辅导知青吗？出他意料，知青们还是找去了。汪特派又悄悄将操转移到鬼也难找的牛皮湖村农科所，这回真使渴求上进的知青们彻底失望了-----这帮蠢货也不想想，他们到底在害谁？
         
                                                                          2011.1.17
     【补言】从文革之初的“保皇派”“黑帮”，到新时期的“四人帮爪牙”“三种人”，中国发明过多少政治帽子？恐难以数清。普通教师操志端的帽儿，却如同杂耍演员，轮番更换，戴个没完没了。这既与高层诡谲莫测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也是拜黄冈地方恶势力所赐！
                                                                           201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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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顶梁柱-----悼华兄
我与四哥操均华相聚的时间也不多，只知他一些零星琐事。我最清楚的一点是，在我们家备受摧残的漫长岁月里，如若没有他，我们家就真真家破人亡了！
   #              #             #                     
华兄正好比我年长10岁，生于1934年。
1951年，17岁的他，还在黄冈中学上学。美帝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他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立志投笔从戎，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年龄不够，部队不接收。他反复找部队首长，找父亲生前老战友----时任黄冈第一任副县长的陈老前辈。“精诚所致，金石为开”。部队首长被他的爱国之情感动了，终于破例接受了他。母亲闻讯赶去，表示全力支持时，他高兴得跳起来大叫：“哈，我伟大的母亲啊！”他更坚定了精忠报国的决心。
     华兄入伍后，没能入朝参战，而是被分配到北京某部，即二炮的前身部队。他在部队19年，其情况我不甚了了，只知是军工连队老指导员，被上级通报嘉奖13次，荣立三等功两次。1964年焦裕禄事迹发表时，华兄还在山西搞四清。团首长在干部会上，摇动着那报纸，满含深情地说：“同志们啦，操均华就是我们单位的焦裕禄！”
     文革初扫四旧伊始，祁家爪牙陆仙梅与团风镇委就指使人抄我家，批斗我母亲；其后，黄冈县委指示镇委有组织地连续当街摧残老母8天，目的就是“为了把操家整怕”，使我不敢再回黄冈批资反路线。华兄不知母亲受冲击的内因，但他对我家解放前的经济生活状况比较了解，深信依据政策，我家不可能是剥削阶级。他一方面写信，要母亲学习毛主席语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切不可有抵触、怨恨情绪，同时寄回40元钱，要家里买一块黑板挂在大门外，专门抄写最高指示和党中央指示，“积极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
华兄哟，十多年的部队教育，使你的思想单纯，单纯到愚蠢的地步；使你的觉悟高，高到荒唐可笑！你以为毛主席的话真能“一句顶一万句”，以为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干部都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为所有的群众都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大错特错啦！
     1967年“二月逆流”中，黄冈军分区及人武部连发《公告》、《通告》，将我打成“反革命”。黄冈出于彻底整垮操家的目的，将我的“反革命综合材料”，当然包括我父亲“拐款潜逃”及母亲的“罪恶剥削史”，直寄部队上级党委，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华兄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到北大，要我详细谈谈我和“五洋”的所作所为及黄冈运动的情况。他已反复研读过关于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社论，认为我们大方向没错。他回去后，向领导申述了他的看法，为家庭辩诬。作为部队党委，当然是相信地方党组织，尤其是军分区、人武部的结论，不可能因他个人的申诉而改变看法。        
他满腔郁愤，决定要回一趟黄冈，亲身作调查，以便向上级乃至中央申诉。他请假，领导不批，不让他回去。团首长亲自找他谈话。说到最后，团首长用手指蘸上茶水，在桌上画了一道杠，说：“老操，这是一道杠。如果你硬要回去，就过杠了！”
有天他到学校找我，给我一小卷封卷好的材料：“我走后，你过一两天寄出去。”他为何要我寄？他要去哪里？都没说；我只知那材料是寄给部队党委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他详细的书面申诉及定要回去一趟的理由。他回黄冈，连新洲我四嫂农场都没去，而是直接到团风。他没想到，作为个人，尤其是军人，同上级，尤其是同部队上级抗争，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正中了黄冈的圈套！
到家第的三天，调查刚开始，县人武部一参谋去通知他，让他跟随去县人武部接部队长途电话-----部队命令他立即返回单位。他回去后如何受到严厉的批评、处分，没给我细说过。若干年后才说批判他的大小会开了好多次，还受了处分。
1969年中央“五 .  二七”指示发布后，他按“复员”被发配回家。走前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是回黄冈还是去新洲？黄冈是文革漩涡之地，去新洲的压力显然要小得多，可他偏选择回黄冈。领导也曾劝他去新洲四嫂处，倔强的他态度坚决：“我要回黄冈，在哪跌倒就要在哪儿爬起来！”
     华兄哟，怀着满腔报国之志投笔从戎，终因抗争辨诬而被处理退伍。你对耶？错耶？悔耶，还是恨耶？
    #              #          #                  
1960年华兄回家探亲，去沙洲爷王庙看望大姐。大姐既喜出望外，又十分为难。大姐向亲戚借点米给他做了碗米饭。不知内情的他叫外甥们也上桌吃饭，大姐忙说“他们吃过了”。他从两孩子眼馋的神情，发觉不对劲，就到厨房，掀开锅盖一看，全是野菜团，连一粒米都没有。衣食无忧的他，“困难时期”的概念才一下具体化了。他难过极了，埋怨道：“姐，你为难到这地步，咋不告诉兄弟一声呢？我月月结余的粮票，都给有困难的战士家寄去了。我要知道你这样，也给你匀一些呀！……”
他刚供给我五哥读完大学，接着又供养我上学。那时，北京高校伙食标准月12元。我有5元助学金，四哥每月给我10元。64年，他硬要多给3元，说该买的参考书你得买。恰在这年，毛主席批准，将大学生伙食费提高到15元，助学金也相应增加3元。我觉得有3元零花也够了，就退掉了增加的助学金。我坦言了此事，他很高兴，说了声：“行！”
我第一次在首都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那天，他专门到京等我，为的是要带我参加天安门广场焰火联欢晚会。我随人们跳了一阵集体舞后，就坐在华灯下，默诵起长诗《雷锋之歌》。他见后，担心我成了书呆子，劝我多参加点社会活动。有一次，他还带我去参观北京典型的四合院，以增加我的社会知识。
得知大姐重病后，他将病情告知上海的战友，那战友到大医院开了九付药。大姐服后，腹部肿块消退了，却又转成血癌，终究不幸去世。因生活艰难，大外甥女仲琴辍学了。大姐临终前，曾哽哽咽咽说道：“只是仲琴爱读书，成绩也好……还得求舅爷们帮衬一把…..让她读下去……”他回去后，得知大姐的遗愿，心如刀绞，责怪家人没同他商量就退学。尽管那时他已有小孩，生活紧巴了，他还是坚持要仲琴复学，由他供给。仲琴由于耽误了一年，66年高中毕业就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以后经历了很长一段艰难的生活。为此他深感对不起大姐。仲琴多次劝慰，说根本不怨谁，当时是她自己要退学的。
     二外甥女春琴只读了小学。文革后，他已有三个孩子，负担很重；可他又力主春琴上中学，由他支助。
我家在正街有60平方的门面屋。67年我五哥第一次被抓后，五金公司要拆屋盖楼，就趁机强迫我家拆除披屋。我家没法，只得挪后盖了三间栖身。1970年，五金公司趁我五哥第二次被抓，堵住我家前后出路，逼迫我家让出地基，所给拆迁费连买砖的钱都不够。可有啥法呢？华兄出钱出力，与五嫂一起，咬牙盖起三间新屋，也有显示操家还没整垮，决不低头之意。
     华兄哟，没有你克己奉献，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不仅我没有今日，连老母亲都无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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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兄复员，被安排在一个不景气的县机械厂当工人。他所有的东西装在一个大木箱中，约有两百斤。他从团风到厂里报到，借个板车拖着大木箱，二外甥女帮着推。60来里路，从上午8点出发，直到夜晚摸黑才到，在泥泞中跋涉了10多个小时。华兄，这一路之上，你是否想到，这泥泞的跋涉，才是你艰难人生的开始？
他被安排在厂里最累、最脏、最苦的翻砂车间。工作没多久，就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接受审查批判。
批判他是“叛徒”的儿子，“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不反驳，只说“一切以政府的正式结论为准”。
要他揭批一家在文革中的“反革命”罪行，交代与兄弟们的黑关系，他只回答一句话：从未参与黄冈运动，不了解情况。
批他擅自离开部队，为反动家庭翻案。他说：擅离职守错误部队已作处理，性质也有组织结论，地方无权再做处理。
实在没有批斗他的理由，咋办？突袭抄家！终于发现“重大罪证”-----抄出一个军用望远镜。“你竟敢盗窃军用装备，企图搞敌特活动！”
大约在文革前夕，部队更新望远镜，干部手中被淘汰的型号，本人想留的，可以买下来；不愿要的，上交统一处理。华兄因使用了多年，想留个纪念，就买下了，并办有手续。他陈述了这个来路，可头头们说是“胡编”的，要他拿出证据。他说，你们凭空否定事实，该你们拿出证据。后函调证明属实，这惊天罪名才算抹去。
         
    我五哥第二次被抓3年零7个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五嫂余淑清带个最小的孩子，不是在学习班挨整，就是劳动改造。后上班，也是安排在十几里、几十里外的偏远农村中学，家里还有一老两小需要照顾，其生活之艰难，思想压力之大，不难想象。倘若她承受不了，被迫答应离婚，我们操家就破裂瓦解了；倘若顶不住逼迫，像不少人那样“反戈一击”，按他人的要求胡乱揭发，那我们弟兄就真的彻底完了，家破人亡不可避免！
在那几年里，华兄尽力帮助家里减少困难，有机会就同五嫂谈心交换看法，共同承担压力。五嫂是教数学的，写材料有困难。大多是华兄代她写好，再由她抄一遍。有时婆媳之间也发生一些裂痕，华兄尽力作双方工作，及时化解矛盾。
     华兄哟，虽然我不了解这些具体情况，但我看得很清，没有你作中流砥柱，我们操家很难团结一致，共度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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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兄由翻砂工，调为车工，再调为厂营销员，后又被地区木材专卖公司借调去搞营销。在这10多年里，他如何虚心向工人学习，如何努力工作，如何拒腐蚀不收贿，如何带头跳河抢救落水小孩……从没听他谈过。我只知道，他终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县模范党员，《黄冈报》还曾发通讯报道他的事迹。
   “拨乱反正”后，部队给黄冈发文，恢复他原来的行政级别，改复员为转业。80年代中，他曾回部队汇报他复员后走过的道路。那时，他原来手下的干部战士，有不少已是校级，还有一个晋升为少将。他曾对我说：“我把报纸给部队领导看，就是为了说明，我尽管复员回家了，但我没有给部队抹黑！”
     华兄哟，尽管你没有多了不起的业绩，但作为操家子弟，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品德终能获得多数群众的认可，终能成为“模范”，这其间的努力与付出，定然超出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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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我家的楼房正在前后改造扩建，全家三代六口挤在40多平米的临时住所，空调电扇等许多用品都封存在原楼房内。听说华兄要同五哥与大房侄儿们来，我很着急-----我实在无力接待。可我又不愿伤害华兄，就托武汉的外甥们设法劝他延后。可他在电话中倔强地说：“我不要你招待，只要一张蓆铺在地上就行-----你未必连个蓆都没有吗？”他到底还是来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来？后来才知道，是我已退休，他想动员我写一本操家经历的书，他想带五哥与侄儿来给我提供全家各方面的情况。他要趁有生之年，帮我完成此书。我当时有多方原因内外交困，万念俱灰。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经历，即便写成了，这社会谁敢发表谁肯出版？后辈们都忙于生计各奔前程，谁还在乎老一辈的苦难历程？”这当头一盆冷水，使他很难过很生气。我有个特聪慧的小狗欢欢，跳到床上挨他坐着，他猛一挥手，把欢欢搡到水泥地上打了几个滚。我后来猜想，或许是他已感觉到身体的异样变化，将不久于尘世吧？
2005年秋，我头昏的毛病复发，住院也没用。忽然接华兄电话，言胃癌已到晚期，不想开刀受那罪了，唯希望弟兄再见一面。我立即减仓看涨的股票，赶回黄州。我去后，他改变了主意，想作手术。他对我说：“我也并不是怕死，我还想看看奥运……”
      亲人们都有个担心，怕他身体羸弱，下不了手术台；可又想，人到这时候，有求生的本能，还是要满足他的意愿。主治医师们决定尽力帮他增强点体质，积极准备手术方案。
华兄生性刚直，洁身自重。他克己助人，不图回报；可又决不肯欠人情账。1996年他家被迫拆迁做屋，他向老战友借了1000元。后那战友跳槽，不知何往。几年中，他利用出差机会到处打听了7年，终于在去世前两年找到了。他考虑到物价与利息，还了3000元。战友不要那么多，他坚持要给3000，不肯让战友吃亏。我此次带去几千元，怕他不要，交给了四嫂。他知道后，一定要我带回去，还给我算账----手术要多少钱，他现有多少，可以报销多少……就是不讲他为我们全家付出了多少！
2006年春节，我和长女在广州小女家过年。节后女儿已给我订好第二天的回家机票。是夜，四嫂打电话，说我四哥“病情恶化，怕是不好......”。我立即让女儿设法换成到武汉的机票。我赶去后，他的精神一下好多了。在拉家常中，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后辈们的情况。我姊妹6个，子侄与外甥辈共23个，聊起后辈一个个的发展，他甚感欣慰。我把孩子们孝敬他的钱给他，他很看重，说：“这样吧，侄女们的孝敬我收下，你的钱还是带回去，我确实够用。”我说什么也不肯，华兄哟，那不只是钱，也是为弟的一份心意啊！
我陪了几天，给父母上坟后，我要走了。五哥同我商量：华兄手术时，医师们发现癌细胞已全面扩散，只得放弃手术。现在已是毫无办法。“你身体也不好，已回来两趟，尽了心了。真到那一天，你就不用再回来，我来料理。只是，你先写好悼词预备着。”那夜寒流，我又特怕冷。我坐在被窝，含悲忍泪，以五哥名义，写完了。《祭文》末尾曰：
   华兄啊，您铁骨铮铮不畏强权的浩然正气，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忍辱负重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克勤克俭仁厚待人的无私胸襟，永远铭记在亲朋戚友的心中。
    鸣呼！痛定思痛呵，痛何如哉！长歌当哭，难诉您一生之功德矣;抽刀断水，难断亲人哀恸之情也！草飞叶凋兮是亲朋戚友哀恸之泪， 愁云惨雾兮乃后辈悲切之心。黄泉之路遥远兮唯愿兄长走好，子孙不忘教诲兮以告慰您在天之灵！

      哀哉

尚飨！
我走时，华兄强支病体，一定要下床下楼送我。他站在门外大路口，说：“你放心吧，真到那一天，我会坦然面对的……”------这是华兄留给我的最后的遗言。
这是实实在在、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啊！我不愿再回头，也不敢再回头-----我怕我忍不住的泪水，让华兄更添哀痛啊！
华兄哟，那时我好生后悔，后悔那年我没有听取、铭记您感人肺腑的人生故事，更不该当面断然泼灭您生前最大的遗愿----我悔哟！
公元二00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是令我们操家及亲朋戚友撕心裂肺的悲恸日子-----五时二十分，我敬爱的华兄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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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我决心再回去一趟，主要目的是要了结一桩心愿------定要给华兄扫一次墓，向他倾诉我无尽的难以言表的隐痛。在我上香、烧纸、跪拜的时刻，早已金盆洗手，抛却文墨的我，突然萌生强烈的冲动：要写一本书，一本我们操家的“反革命”的历史，我们操氏子弟在尘世留下的不屈不饶，坚毅跋涉的脚印，发出我们无以倾泻的悲愤怒吼！-----这便是《另册角er爱恨情仇录》的由来。
                                                                             2011.01.2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42538.shtml

42.敲山震虎
外省多是“再教育”一年就直接分配了，可武汉军区说不行，还要到农村继续“再教育”，于是，1970年初，我又被发配到河南阳正县。在一周的“学习班”上，听到最响的语句是：“有钱难买正阳香，王桥陈醋陡沟姜。”最具教育力度的是县委副书记张万福宣讲的反面典型：以前分来个大学生，在县印刷厂，乱搞男女关系，那姑娘揭发，“完事后，精液流了一钵子”。在我们听来，这无异于正阳大堂的杀威棍：臭老九，老实点！----后来得知，他大女儿恰是因为在部队乱搞而被处理回家的。
学习班设在一个大储藏室，墙角胡乱堆着扫四旧时收缴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正阳县志》，空闲时我就翻起来。此县颇有些历史名人。最著名的是东汉贤士黄宪，字叔度。位列三公的太学生首领郭林宗少游正阳，见黄宪后，交谈数日，不愿离去。他说：“奉高之器（高官）譬如汜滥，虽清而易浊。叔度汪汪如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估量啊！”黄宪起初被选拔为孝廉，后又被召到公府；但到京师后，马上又辞官还乡，长期过着不与浊世合污，闭门谢客的生活。
由于黄叔度耿介正直 ，人品高尚，后人曾为其立碑建祠。唐朝书法家颜真卿曾慕名亲赴正阳为书“汉黄叔度墓”碑五字。----“倘若他入朝伴君，还能青冢流芳么？”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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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两个党员分到工厂外，其他人都分散插队。我一人分到城关附近大王庄小队。当时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此大队是县里抓的学大寨重点之一。我幸亏搞过四清，不怵农村工作。我抓三条：一抓班子，该队干部虽有些矛盾，但人都不错。二抓妇女，利用枕边风的威力。三抓小青年，造氛围。局面很快打开了。队里有挂旧马车，却没有牲口。每天朦朦亮，小青年就爬到老树上，用土喇叭喊社员起床。二十多个青壮年男女拉着马车到城里河沟拖塘泥。有五六里路，每早来回拉两趟。大家一路上边小跑，边喊语录：“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等等，对全大队都起了促进作用。
科学种田，首先搞火炕育苗。我向大队技术员要来资料，按图挖好回环坑道，上摆棉花营养钵，盖上塑料薄膜。夜里烧玉米桔，要经常查看棚内温度计，保持在合适范围。队长让我带个女青年值上半夜，我俩就火苗取暖，真个“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两月后，我被抽到公社搞整党宣传，帮“典型”写活学活用经验讲稿。公社选报的典型是个大队支书，按上面要求需突出与“生产挂帅”“唯生产力论”及阶级敌人的斗争。从多次座谈看，没有任何突出情况，无法写。为了交差，我不得不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方面进行“启发”。那人虽没文化，但会顺杆子爬，善于按我的诱导编故事，总算完事了。
当时尿素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化纤袋包装。分配化肥时就讲好，包装袋部分上交公社。干部们将之染成蓝色做裤子。群众的 口头创作是很灵敏的，有顺口溜传曰：“干部见干部，比比料子裤。后头是日本，前面是尿素。”承蒙看得起，把我也看成公社干部，分给我两个袋子，刚够一条“料子裤”。
8月初，县里确定在最贫穷落后的新寺大队搞整党试点，以指导全县农村整党。有十多个“老九”被抽去当工作队员，队长是地区下派的严同志-----后留县提为副书记。我和另一安微化工学院学生同驻小王庄。发动群众、揭批清查这一套我已轻车熟路，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受领导表扬。那个学化工的不会农村工作，反而因妒生怨，常说些风凉讽刺话，我也只好忍着，但求不翻脸；因为此时我已知道我五哥又作为我的“替罪羊”再度被抓，我必须夹起尾巴，努力营造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新寺落后，与大队支书杨兴晋的贪赃腐败有极大关系。小王庄问题基本查清，队干部解放后，领导指定我负责收集整理重点对象杨兴晋的材料，可说是重操旧业。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清查，群众揭露出大量问题，且有许多具有典型性的细节。譬如，干部搞贪赃私分，他一概不参与；而是由分赃干部转手再送给他。这样他既获得更多，查账又看不出他任何劣迹，还可落个“廉洁奉公”的称誉。又如，他收礼有严格的条件，不是心腹干将的不收，送礼行贿不得法的不收，小来小去的不收。他帮谁办了点事，或偏袒了谁，你必须会送礼；倘若直接送他，或礼不够分量，他会当众抖出来，搏个“清正”之名；然后他再寻机报复你。再如，他玩女人，擅长设法让人家自愿献身。他常玩的那个小媳妇，他去后，男的会知趣地避开，老婆婆会守在门外给他放哨站岗。我心血来潮，想写成章回小说的形式。征得严队长同意后，几天功夫，《阴谋家杨XX外传（揭发材料）》脱稿了。送到县里，领导们觉得生动耐看，适于宣传发动群众；但作为整党文件下发，又有些欠妥。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大量削减描述性文字，压缩了一半，但仍保留章回的形式与原回目。这件事，对后来留我在县机关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到“吐故纳新”重建党支部阶段，领导想物色个大学生留下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生怕点了我的将，所以没敢写入党申请----在一个新环境，立足未稳，倘若把黄冈招来，麻烦就大了。
1971年初整党试点结束，我和开封师院的党员学生张文清留在县革委，他在办公室，我在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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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彻底追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五一六”分子。我听到此风声，不由得忐忑不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春节后不久，黄冈又派人追杀过来，把我打成“5.16反动分子”，要抓捕回黄冈批斗处理。我事后才听说，县领导讨论后，认为所定的罪名基本上都是军分区、人武部《平反公告》否定过的东西，此材料至少有很大水分。经请示地区后，要对方将材料留下，由本县调查处理。
我为何能躲过这一劫呢？这固然与《平反公告》及我本人表现有关，但决定因素还是河南当时从上到下的干部状况。
文革初期，纪登奎同当时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一样，也受到了冲击，但他认可毛泽东关于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的形式，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因此，他对“文革”运动是拥护的。成立“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时，他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1968年春，河南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纪登奎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河南省的全面工作。1969年4月，中央“九大”上，毛主席让他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被树为“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的典型，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央领导人之一了。
省委书记刘建勋也是支持毛路线的干部，文革初即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开始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1971 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河南省文革中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政治取向，决定了河南从上到下的领导干部，多数在思想上认可文革运动“反修防修” 路线，因而对我的文革经历也容易理解，对黄冈抓捕采取了审慎态度，从而使我再度逃过铁窗之灾。
1971年4月29日，中央下发《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河南气候有了变化。正阳县成立了“批陈整风， 清查5.16”领导小组，组长是人武部胡部长，此人与县里主要领导有裂隙。他在县招待所主持大型党员干部学习班。张文清成了胡部长的跟班红人，而我虽未宣布，却在实际上是停职反省，成为被审查的对象。在县革委一间破屋里，我日夜赶写两份材料：一是我 在文革中的详细经历，各个阶段的思想言行；二是《关于我在文革中严重错误的检查》，主要是检查在“二月逆流”中炮轰黄冈军分区及后来“揪黄老谭”。我当时坚持实事求是地陈述，是错误不掩盖，但也坚决写明其思想行为的依据------当时的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文章。
其间，张文清来看过材料。我当然希望他谈点看法提供点建议，可他一言未发----毕竟我们还没有深交，我只能孤寂独处， 听天由命了。我在大王庄插队时，学了不少群众歇后语，其一是“老绵羊扳在案板上----想刮毛刮毛，想摘蛋摘蛋”-----在那间破屋里，我每每以此自况。
两材料交上去后，既没人找我谈话，也没通知我工作，终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宣传部副部长王春燕是胡部长的老婆， 有人告诉我，她看完后说：“这哪是检查呀，是功劳簿嘛！”我猜想，这两口子在文革中定然是镇压造派的老手。两月后，我被发配到淮河边的大林中学当教师去了。平生第一堂课，是讲鲁迅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那年冬天，雪大得邪乎。寒夜里，我们一帮穷教师在伙房围坐于一块木板周围，切上一盆萝卜白菜，拌一勺盐两勺醋，喝着老乡酿的红薯干酒，居然也有凄凉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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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尘世的凡夫俗子，如何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老是暗暗琢磨，为何忽然又来个风头甚猛的“ 批陈整风”？发配“沧州”，置身枯井的我，只想到：陈老夫子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其身份与“王关戚”不同；打倒他 ，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最高层又起风云。什么“暗藏特务”，什么“大野心家”，什么“老托派”……苦读过“文革大学”的我， 全不把这些“罪名”当回事；我关心的是核心层又发生了何种变故。为了重新聚拢老帅们和大小山头，老毛的“舍马保帅”又更进 一步了吧？----我想。
      如今，我从网络大量资料才搞明白，原来不仅仅是“舍马保帅”，更是“敲山震虎”！
导火索是“国家主席”。
“九大”后要筹备四届人大，面临的首个问题是还设不设国家主席。按照原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前主席 刘少奇已被“文革”打倒，于1969年11月死于开封。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令毛泽东颇为踌躇。他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恰当理由，又有59年分权给刘少奇的前车之鉴。更重要的，他要结束文革，重新收拾旧山河，就必须重新启用一大批被他打倒的老部将，也不宜在此时把这个职位交给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所以他想 删除原宪法中有关的章节，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分析，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他林彪。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66 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绝不会在1970年77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此时竭力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就是推举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从而可进一步巩固、提升自己“接班人”的地位与权力。1970年7月，叶群曾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可谓一语道破玄机！
爆发点是庐山会议。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提出要先讲几点。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继续大讲“天才论”，力举设国家主席。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这个突袭讲话，赢得众多代表的叫好，连周恩来都支持。
为配合行动，陈伯达、叶群临时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陈伯达在分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 、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 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又含沙射影：“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 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其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整个会议风云突变，会议气氛陡然紧张。各组都谈到要 “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这让一批靠边多年，刚被毛召上山的老帅老将们全成了丈二和尚。
突然出现这种有预谋有组织的“揪人”行动，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在他看来，林彪集团已虎视眈眈，要伸手抢权，他不能不提防！
毛泽东首先说服周恩来，旋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毛、林、周、陈、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毛泽东的目光直逼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 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
天才的几段语录》。——— 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
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
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
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
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
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
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
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
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 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号称懂得 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给这个批语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正如当年《我的一张大字报》决定了刘少奇的万劫不复一样 ，《我的一点意见》敲响了林彪折戟沉沙的前奏！只不过得分步进行而已。
庐山全会在毛泽东愤怒之中落下了帷幕，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决定开展“批陈整风”。敲山震虎------先批掉林记师爷陈伯达，整刹林彪夺权之风。
如今重温这一历史，让草根小民大开眼界，将神圣光环所笼罩的一切都看露了底！井水微波，闲人野老偶题一诗曰：
     鸿门宴上青锋亮，     香庐雾中起刀枪。
     彪虎可曾逃此劫？     毛公不是楚霸王！
                                                                          2011.01.29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42169.shtml

43.梦断9.13
         1972年初，放寒假那天，雨雪交加。淮河滩的厉风，呼啸着裹挟大地，向尘世训导人生的“苦谛”。我外套一件半截雨衣，没了几颗扣子，就用一截麻绳胡乱捆在腰间。七十多里，几无行人。一路之上什么都想不动，我为何而来？将走向何处？不知道，成为啃不了也不愿触碰的难题。整个身心，似乎都冻结成一个冰冷的疙瘩，任凭风雪蹂躏去吧。
         到了城内，路过县文教局，陡生意念----找找新局长看。经人通禀，新来的蒋局长居然接见了我。他浑身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静静地听我的简介与要求-----调到城里中学，离家近点。提出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心虚，县里的干部与教师，大多数都是离家几十里哩。“你先赶紧回家吧，别冻着了。你的要求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你。”蒋局长说。
         是我落魄的境遇让他心生怜悯？还县机关有人暗中说了句好话？不得而知。春节刚过，通知我到城里唯一的中学----“五 七完中”报到。在校园犄角，我看到了颜真卿所书的“汉黄叔度墓”碑。
         学校有两名北师大69届毕业的语文教师。因是同行，平时接触就多一些，但我们都不谈政局，更不提及文革经历。王守宽 教我走象棋，开始时让我一车一马一炮，还借给我《梅花棋谱》。戴本法有套《说文解字》，我对隶书产生兴趣，将隶体字一个个临 摹下来。晚饭后教师们还打打排球。
         政治抛开我们，我们也远离政治，连报纸都懒得看。“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氓”，本义泛指奴隶，专指外来之“野民”。用以指称我们这类发配的待罪之身，可谓贴切。

                          #                            #                           #
         一天，县委机关转来李文学的信，我拆开一看，大吃一惊----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一再叮嘱，此事关系重大，还未公开，千万不可泄露。几月后，待层层传达到我们这等外级的群氓，已是旧闻，不再有何冲击力，反成闲聊的资料。教师们蹲在地上边吃饭边谈笑：
     “我们湾里有个吴大爷会看相，他第一次看到林彪的画像，就说，这人一脸奸臣相。后来被批斗得死去后来的。”
       “那这回该平反，请到北京去啦！”
       “平什么呀？他坟头的蒿子都老高了-----林彪摔得太晚啦！”
       人们私下热议的只有一个问题：副统帅的专机肯定特先进，咋会成断线风筝？怕是导弹导下来的吧？
        对于林彪的妄图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等“滔天罪行”我不感兴趣，我暗自纠结的是：林彪为何叛逃？
        如今网络上披露这一历史的文章甚多，过程大体相同，只是评述的观点立场有别。就事件脉络而言，我认为汪东兴1997年的 长篇回忆录可信度较高。他说：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革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  、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 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
       我认为，67.2毛“不高兴”“四个伟大”是假，那时他还需要个人崇拜；68年他命令删去是出于战略考虑，他已开始考虑文革如何收场了。70.12对斯诺的谈话，其矛头则完全是针对林彪，是对“接班人”的公开否定。
       既然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就让他当国家主席，将部分权力分给他不就得啦？----这是常人的思维。67年“二月逆流”与武汉“7.20事件”，让毛认识到，反毛路线的不是“一小撮”，在党内外军内外，从上到下一大片！他必须改弦易辙，逐步重新收拢一 批老帅及大小山头的实力人物。在这种大背景下，他怎么能分权给靠“大树特树”起家、和他一起策动文革运动的林彪？
         既然已确定你是“接班人”，毛不设国家主席就暂时不当，继续“毛主席画圈我画圈”不就得啦？-----这又是常人思维。林彪自然也看清了毛的转向，倘若他不当国家主席，藉此巩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一旦被打倒的老帅老将们起来，他的“接班” 就成一枕黄粱。于是他迫不及待与部下策划了“炸平庐山”事件。尤其是他们的突袭舆论，竟获得了200多中央委员-----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拥护，使毛感到林彪已具有呼风唤雨，分庭抗礼的能力，这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迅即打出一套组合拳。
       首先是发出《我的一点意见》，发动批陈整风，打掉林彪集团的军师。其二是71.1.24日，改组北京军区，派李德生任北京 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牢牢控制京畿。其三是4.14日又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 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将这三招戏称为“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但他还不打算动林彪，希望他低头认错，回头是岸；因为拿掉林彪毕竟非同小可，在国内外影响太大。
          林彪深知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凭着他对毛的深刻了解，即使现在低头认错，将来也是钝刀子割肉，慢慢拿掉他，和平接 班已无可能。“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伐之。”为了自保，他不能不准备另一手，让林立果加紧武装政变的准备。
        毛主席的南巡，显然具有警告震慑、分化瓦解林彪集团的作用，打乱了林彪的盘算，促使他们又萌生谋杀夺权的计划。毛 主席高度警觉，忽东忽西，终于在9.12日黄昏安然回京。此时的林彪见计划一个个落空，只能仓皇出逃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折戟沉沙，彻底埋葬了他的“接班”的梦；而毛泽东以“反修防修”为初衷的“文革梦”，也在此刻宣告彻底破灭，这对他的理论、路线、威望、精神，乃至身体健康，都是致命的重创！他，病倒了。
          林彪摔死后，毛主席是年写有《戏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咋看去，此诗是嘲讽林彪的，可细细品味，词句诸多苦涩，不无自嘲之意。

                     #                           #                        #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在拖拉机厂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再也抑制不住翻滚的激情，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   林彪集团的覆灭，无疑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在1968.6.7《我的自述》中，邓小平就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
           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
           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
           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
           类的话。”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
           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
           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
           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
             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
            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
            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

           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
            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
             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
           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
           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
               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
              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
                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
              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
               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
              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
              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
              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
              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72.8.3日，他不失时机地再次上书毛泽东：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
          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
          命集团。”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
          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
          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
           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
           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
          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
           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
           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
           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
            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
           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
            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
           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
            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
           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应该说，邓小平这些言辞恳切，情感山河的“谢罪表”，这正是此时的毛泽东格外需要的，为他被重新启用起了重要 作用；也充分展现了一个卓越政治家能屈能伸的非凡韬略，较之忠王李秀成狱中的《自白》高明多啦！

                                                               2011.02.05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Pma5DeWmp4J:blog.cnfol.com/wmh667370/article/1296961804-34890994.html+&cd=4&hl=zh-CN&ct=clnk&gl=cn

44.我也当了一回保派
   林彪集团葬身沙海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取向左右飘忽,高层的斗争扑朔迷离。左右摇摆的政局，居然对我这个底层的教师也产生了影响。
     吴法宪的长篇回忆录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67年夏，陈伯达江青一伙揪肖华时，林彪把江青叫到家里，当面严厉训斥：“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林彪是军委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大量事实已证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二是关于三个重要副词的来历。周恩来曾对吴法宪说：“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文革前）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所以这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林彪推出《毛主席语录》，在再版前言中，一字不改地用了这段话，成为三个副词的剽窃者。
     这表明林彪与江青积怨甚深。在庐山会议上，张春桥秉承毛主席意旨，反对林彪一伙重提“天才论”，陈伯达、吴法宪与之发生直接冲突。张、江集团由此获得政治加分，因而“9.13”事件后，一度遭压抑而沉寂的康、张、江、姚，又重获毛泽东的重视，掌控着“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大权，再度活跃起来。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调晋京。1973年8月28日，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王洪文本是个只能做桌子板凳腿的杂木料，却硬做成圣殿的扁额。毛主席的出发点无非是要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继续维护“文革”的旗帜。
     另一方面，毛主席更倚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李先念、华国锋协助国务院工作。同时，加紧解放老干部。1971年1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面容憔悴，双脚严重浮肿的毛泽东，突然执意要去参加。他流着老泪对张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其意义远不限于对陈毅个人的平反。在接后的谈话中，还谈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1月14日，毛泽东公开为“二月逆流”平反：“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既改变了“二月逆流”的实质，又将打倒老帅们的责任全推给了摔死的林彪。
    9·13事件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一伙。1972.8.14日，毛在邓的第二封信上，加了三条肯定性的批示。在周恩来力挺之下， 1973年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主持欢迎西哈努克一行的盛大宴会，被打倒6年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晚宴,正式复出了。
     1973年8月中共十大继续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在确定王洪文为新的“接班人”的同时，也解放了一批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力求在王、张、江、与周、邓两个集团之间寻求权力的平衡，既要靠四人帮保住“文革”大旗，又要依靠周、邓重拾山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最擅长掌控时局的毛泽东，又一次失算了。他的这一愿望固然好，可惜只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其一，设若此时扶植华国锋，使他有时间、有可能逐步掌控军队与大局，远甚于扶植那个狗屁不懂的王混混。其二，水火毕竟不容，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周、邓要批极“左”，四人帮要继续批右，矛盾日益尖锐。此时的毛泽东已无调解两派，掌控全局的实际权威与能力，只能靠余威，一会批评、警告四人帮，一会反击邓氏右倾翻案，进退两难，左右摇摆。可怜一代“四个伟大”，竟沦为水中按葫芦的角色。
     没想到的是，这高层的滑稽剧，竟也影响到我这等草民，如同随波飘荡沉浮的一片树叶。
           #             #               #                        
    1972年底，还没到学期结束呢，忽然调我到县豫剧团，我好生奇怪。我现在从网上才搞明白，原来早在1972年4月，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他指示文艺要“百花齐放”，不能只有几个样板戏。河南被批的《朝阳沟》，因内容是知青下乡的，所以又搬了出来，不断修改，尽力往现实政治调子上靠。正阳县机械厂有个大学生技术员，写了个三场剧本《铁水红心》，反映建炼铁炉过程中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地区文化科发现后，建议县里组织力量，以此为基础，搞成一台戏。于是我被紧急抽调去了。
     创作组除原作者和我外，还有个剧团编导小姚，另选派人武部魏科长担任组长。小姚两口子是河南财经大学的69届毕业生，不知是何来路，竟没经过下乡再教育，就直接分到剧团。三年多来，小姚也没编没导过什么，女的更是吃闲饭，可看样子两人却很吃得开。
    我首先向剧团老人借来豫剧十三韵辙，全部抄下来。第一次讨论时，商定全剧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与唯生产力论、暗藏坏人的矛盾为主线，以军代表、提高觉悟的党总支书记、年轻技术员和老工人为正方，以老厂长与暗藏坏人为反方，增加冲突环节，扩展成七场戏。说实在，那不叫文艺创作，完全是从理念出发，图解政治。由我写前四场，小姚写后三场。写完后边排练试演边修改。
     为争取参加全省的调演，73年夏我们花大力气，完成第三稿，由我带到地区文化科送审。文化科毛科长赵导演又提出一些新的建设性意见，我也很赞同。他们让我就在文化科住下修改。第四稿完成后，毛科长兴奋地说：“只要洛阳的那台戏能上（省调演），我们的就能上！”
     不料小姚大为不满，他们撇开我，基本又改回到第三稿进行排练。这倒也罢了，我预想不到的是，半月后，蒋局长主持创作组会议，不点名地批评我“把剧本当作私有财产，自以为是，个人意见第一……”这显然是偏听偏信魏科长与小姚的意见。更让我生气的是，与会的毛科长和赵导演是熟知修改全过程的，竟然一言不发，不说一句公道话。我全然不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何背景，一气之下，犟劲上来了，坚决要求退出，仍会学校教书去了。
     1974年初，县里又动荡得厉害，人武部分裂成部长派与政委派。一些人借批判《铁水红心》，批判魏科长“为林彪反党集团树碑立传”。此时小姚两口子已调到省里，而我也戏剧性地在县委机关“红”了起来。魏科长找我，想让我出面为他澄清。“他妈的，你小子制造冤案陷害我，如今你吃点苦头也活该！”我笑笑，一推二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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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秋，从上到下又刮起批右风。受王洪文直飞中央成“接班人”的影响，河南出现一个新名词，叫“平反补台”-----一些原造派头头被补进党政机关。正阳县组织部长李友中、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郭金明、及工、青、妇负责人都是这一时期补上去的。可能是一些造派认为“补”得不够味吧，以郭金明为首的一些人又闹将起来，大街上不时贴出大字报，揭批一些干部抵触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叫喊“要重振造反派雄风”。我当时对文革早已厌倦，无论是批右也罢，批“左”也罢，都不感兴趣。对现实也越来越不满，譬如把一个小学生日记搬出来，大批“师道尊严”，再整教师，简直是“焚书坑儒”。再如，将没文化的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完全是否定学知识学科学的愚民政策。特别是对始于1970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尤为反感，因为靠后台、搞裙带、走后门之风日益明显，成为我前所未见的最大社会腐败。我转而希望周恩来、邓小平搞整顿，早点让社会安定、正常。
     我不了解当地文革状况，对大街上那些大字报也不屑一顾。县委副书记张万福的《我的沉痛检查》，却让我驻足。此大字报仅开头说了几句文革之初对运动不理解，执行了反动路线，然后全是大讲祖宗几代如何贫苦，全家如何“三热爱”。我对这文不对题的《沉痛检查》甚觉好笑----这是在检查错误还是在忆苦思甜、评功摆好？堂堂县委领导咋就这么个水平？纯粹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写了篇《张万福为何痛述家史》的大字报，贴出后我也没当回事，反正我是个普通教师，还能把我咋样？
     1974年伊始，快要期末考试了，突然通知，调我去县委宣传部，立即报道。我懵懵懂懂地去了，也没明确说搞啥，更没说为啥调我。头两天就是转粮油工资关系，在办公室看看报纸。第三天上午，部长余效宗对我说：“在县招待所有个反复辟大批判组，他们点名要你去，你去吧。”“他们”是谁？他没说，语气不咸不淡，态度不冷不热，就像一般的交代个任务。
    “我叫操均成，听说你们找我？”我通报姓名后，屋里七八个人十分热情，一个胖头胖脑，自称许xx的人边握手边说：“久仰久仰！你那个《为何痛述家史》有水平，有份量，还有文采，不愧是北大的老造派！请坐-----”他坐到桌上，两腿晃荡着，还擤把鼻涕，再用手背擦抹，然后继续说，“现在反复辟倒退，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要重振造反派的雄风，踢开党委闹革命！今后你就是我们'反复辟’的笔杆子，相信你定能写出一批批重磅文章，轰它个地动山摇！小张，把我们的材料全拿出来，给我们的大笔杆子！”
     他的话让我倒吸一口冷气。“一次革命都难收场，再来二次革命，踢开党委，这不是胡闹吗！”我没言语，坐到内屋，独自浏览材料。“原xx公社副书记，现xx局副局长刘xx，1966年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文革一闹腾，连母鸡都不下蛋了……’”20多页材料，几乎全是此类鸡毛蒜皮。张万福有三条，也都是文革初期的言论，现时的“复辟”言行没一条；县委其他主要领导都是后调来的，全都未提。“凭这些就要踢开县委，二次革命？”我暗觉可笑。再说，许某一伙人的张狂而又猥琐的模样，也令我反感，我坐不下去了。
    “我想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许某说：“也行，是得好好考虑考虑。”
      “这材料？”
      “全交给你啦，好好研究去吧！”
       我回到县委房间，靠在藤椅上，冷静思索了好一阵。我回思文革历程，尽管对后几年高层斗争不甚了了，但我可以肯定几点：其一，文革早已转向，连钦定“接班人”都叛逃摔死，毛主席绝不可能再发动群众，重来二次革命。其二，人心思定，民众早已厌倦文革，原来的“誓死捍卫”派都心灰意冷，纵使毛主席想再次发动群众，也不可能再像初期那样应者云集。其三，中央报刊时而批“'左’”，批“无政府主义”，时而批“右倾”，批“复辟回潮”，表明高层斗争还在继续。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等一大批老帅老将平反复出，已无再次统统打倒之可能，张、江、姚一伙笔杆子终究斗不过实力派。其四，“文革大学”毕业的我已看透了，普通群众，不过是高层斗争的棋子，需用你就捧起来，不需要就冷酷地打入地狱。平庸之辈，在政治漩涡中要想自保平安，只能像先前的保派那样，跟着各级领导走，即使错了，也有柱子顶着！
     我还忘不掉一件小事：73年秋我请探亲假，在汉口火车站候车。一对男女找座位，男的干部模样，一身蓝制服，提个手提皮包，女的抱个孩子。有个中年汉子侧睡在长椅上。蓝衣男子用提包碰碰汉子：“请起来，让个坐吧。”汉子不理睬。那男子再碰，说：“同志，请给妇女孩子让个座，要'斗私批修’嘛……”
      那汉子翻身坐起，恼怒道：“他妈的什么'斗私批修’，老子一夜未睡……”
      那干部满以为抓到把柄，也高声喊道：“好！你竟敢辱骂最高指示！”
      本来理在干部一边，出乎意料，此时周围五六个人竟然一齐朝他吼起来：
     “最高指示怎么啦？你还想用大帽子压人啦？”
     “你他妈的还想用文革那一套整人？”
     “这年头，还'斗私批修’呀!”
       那两口子灰溜溜地走了。我心里一沉：社会风向变了！民心大变了！
       此刻我忽然想到，突然调我到宣传部，是县委主动要为“批陈”之事给我平反，还是那帮人要拉我入伙？若果真是那帮人的主意，我已经上了贼船，要赶紧下船，撇清关系！
         #               #             #                     
       午饭后，我上部长家里，开门见山：“余部长，我不想去那里，跟那帮人干。”
       他问:“怎么了？”
      “就凭这，就要踢开县委闹革命？”我抖了抖那材料。“我认为人心思定，国家不能再乱了，需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根本就反对那帮人的'二次革命’论！如果领导还硬要我去，我请求回学校，还当教师去！”我说的是真心话，只不过隐瞒了更深的“反动思想”没透露罢了。
    “我能看看那材料吗？”我给他了。他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会考虑你的要求，回头我再通知你。”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正在睡觉呢，部长派人通知我去他家里。他笑容可掬了：“县委商议过了，充分尊重你的意愿，你不愿去就甭去，就在宣传部工作吧------你愿意吗？”
     “行。”
     “那你现在把材料还回去，就说你个人不愿在那儿干，别的什么都不用说。”
       第二天，办公室有七八个人，部长示意我跟他出去。他说：“上午常委开会，专门讨论批林批孔问题。你也跟我去，列席参加。你准备一下，详细谈谈你的看法，不要有什么顾虑。”
     走进常委会议室，领导们很客气，冯书记招呼我“请坐”。我见张文清-----县委办公室秘书也在后排，就坐在他旁边。书记们的发言都很简略，都是“要坚决贯彻执行”之类的表态性言语。我自然特注意张万福书记的态度。他在发言中，特意说，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作为领导干部，如果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谈个人革命历史家史，确实不妥当，“我真心接受小操同志的批评”。
     我们原来整党工作队的队长严副书记首先点名请我谈谈看法。我已有思想准备，就从四清与文革运动的目的开始，谈我在文革各个阶段的主要经历和思想，重点谈对批林批孔的理解-----批林批孔是要批判否定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文化革命的反动思潮，目的还是要实现安定团结，将抓革命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个时候，提出“二次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既不符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不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我有意隐去了高层斗争。我有条不紊的谈了半个多小时，从常委们的表情可看出，他们很认可我的观点。
     会上决定成立县委批林批孔大批判组，由宣传部长余效宗、组织部长李友中，工、青、妇负责人及张文清和我组成，由余部长任组长。后来实际上就我一人写批判稿，由余部长审阅签字后，交县广播站广播，其他人全是挂个虚名。
    两天后，“踢派”在百货大楼顶，对着县委大院安了个大喇叭，接连狂呼乱叫的居然是《戳穿操均成假造派真保皇的丑恶面目》，《痛斥操均成的叛徒嘴脸》等大字报。这一手让我这个发配来的散兵游勇一下成了县里的知名人士，使机关的大多数人对我热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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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弄清，宣传部贾副部长也是“踢派”，王春艳副部长-----清查5.16掌门人、人武部胡部长的老婆属于对县委的不满派。北师大的王守宽、戴本法两教师成“踢派”的笔杆子，从语言看，批我的大字报很可能是他们的手笔。
     也就两个月吧，风向又大变。74.5.18日，毛主席批发的中央《通知》指出：“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7月1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通知还批判了“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通知警告对这些错误言论的“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如此一来，已调走的“踢派”头头郭副指挥长被揪回机关批判，许某等干将也都被责令回原单位接受批判。戴本法调到边远中学，王守宽日子也难过。
     我自嘲：我到底不愧是“文革大学”毕业的，也幸好当了一回保派！

                                                      2011.02.1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41420.shtml

45. 残局（上）

宣传部原来的通讯员先后调到省电台和《河南日报》社，剩下一个刘思玉基本上是个泡病号。从74年4月起，明确我搞专职通讯。部里有间洗印暗室，有学习摄影洗印的条件。我从报社和地区通讯科找来有关书籍，开始学习摄影与洗印放大技术。小东小西的，我出差时买一点就报销了；大件东西，由朱秘书给财政局长打个招呼，就可买了。通过半年的努力，已能拍出一些不错的照片，开始在省报发新闻图片了。第一年的文字与图片发稿量，就大大超过了原通讯员。

搞通讯，从上到下结识的人越来越多，逐渐结交了一些朋友。第一大好处是开拓了视野，常能听到一些内幕消息；第二大好处是买些紧俏物资较容易。这是我文革以来最轻松愉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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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出的感受是，无论干部群众，也无论原来是造是保，都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

   《论语》中的“克己复礼”的本意，是要克制自己的思想行为自觉遵守礼法规范，他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准则。就因为林彪写过“克己复礼”，就说林彪是“尊儒反法”，是要“复辟倒退”，我对此大惑不解，感到不可理喻。林彪16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发动反革命政变，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参加南昌起义。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最突出的战绩是卓越地指挥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役和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为反法西斯，解放全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果硬要套用历史名词的话，他是名副其实的大“法家”！九大之后庐山会议之前，林彪与手下互赠手书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不过是要共同韬光养晦的意思罢了，是他奉行“毛主席圈阅我圈阅”策略的理论注脚。林彪还曾手书过“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也是他要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佐证。当毛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受到动摇时；当毛主席发动“批陈整风”、南巡吹风，矛头直指他时，他再也不“克己复礼”了，这进一步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尊孔反法”的儒家。将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显然是荒唐的逻辑错误！

     7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说“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理宰相职务”，把孔子说成“宰相儒”。其后《红旗》杂志发表“梁效”文章 《孔丘其人》，开篇便说：“今天，彻 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北京日报》发表《从〈乡党〉看孔老二》，描绘孔子“端起胳膊”，“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据我所知，孔子曾担任过鲁国的“司寇”，是掌管庶人和奴隶刑罚的官职，职位并不多高；当时掌管国家政务的最高官职是“卿士”。至于“宰相”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作为掌管国家政务的最高长官，是秦汉以后的事。作者故意说孔子“并代理宰相”，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至于《论语。乡党》中，根本没有“端起胳膊”的描述，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周恩来。对于这种歪曲历史搞影射，攻击周恩来72年之后进行整顿的伎俩，我十分反感。

1974年夏，又开始搞“评法批儒”，大讲儒法斗争史，说儒家就是要复辟奴隶制，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还说“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我对诸子百家虽无专门研究，但儒、法、道、农等各家的代表作还是读过的。孔子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末期。在我看来，孔孟学说虽有政治主张，但主要还是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学说。无论是儒家主张的“仁政”“礼治”，还是法家主张的“霸道”“法治”，只不过是统治的方略不同而已。如果硬将儒家说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学说”，为什么从汉代开始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江青一伙掌控的舆论工具之所以要大力宣传被扭曲的“儒法斗争”，我已看得很清，就是要打倒“现代大儒”周恩来。

在机关呆了一段就明白，各级党政机关在政治思想上都是个“传令驿站”，上面要搞什么，就照本宣科地传达什么。当时宣传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梁效（两校）等文章，包括要批判的《三字经》、《增广贤文》编印成一期期小册子发下去而已。别说是普通干部职工，就是在县委领导当中，除一位从地区党校调来的副书记外，其他人连评法批儒的文件、文章都看不懂，有的还把“荀子”说成“苟子”。有鉴于此，领导要我作一次“儒法斗争”的辅导，尽管我内心抵触，也不敢不接受。为了省事，我以当红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为依据，将历代主要“儒法代表人物”的言论加以解释，并补充一些小故事，也干了一回“二道贩子”。在机关讲完后，一些人竟夸奖：“你咋懂得那么多啊？”其实，是他们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我不过是违心的拾人牙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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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省通讯员会议时，在送稿住在报社或电台招待所时，同行们常在一起天南地北的瞎聊。嵖岈山有个大地主叫王唯一，人们因贪近道，常从他家地里穿过，踩出小道。他在地头立块牌子，写有打油诗：“东家小姑李家嫂，绣鞋田中踩成道。来年再打中间过，地里全部种上屌。”有秀才也插块牌子，写到：“稀奇稀奇真稀奇，唯有地主王唯一。来年若是丰收了，你家能有多少x？”确山有个大队支书开完会回家，推开院门，见女儿葱花睡在树下，月光照着雪白的大腿，顿时春潮澎湃，来了个饿虎扑食。葱花大叫：“爹，我是葱儿！”支书气喘嘘嘘地说：“就是韭菜我也要割一把！”

有的传讲当时的手抄小说《梅花党》，很曲折离奇；《少女的心》，很露骨很放荡。

还有不少带政治色彩的故事。“玉米总理”陈永贵到某省视察讲话，主持会议者故意说：“陈永贵同志百忙之中，从大寨来给我们传经送宝，让我们热烈鼓掌欢迎！”陈永贵也心知是贬低他，反击道：“我不是从大寨来，我是从北京来；我不是来传经，是来检查指导工作！”“纺纱总理”吴桂贤在听取卫生医疗系统汇报时，有人说：“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对中医中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女总理当即问：“李时珍同志来了吗？”王洪文解放前只念过几个月私塾，文革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纱厂保卫人员。因指挥上海造总攻打保派有功，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后成了中央“文盲副主席”，只会吃喝玩乐。他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大家心照不宣的一句话是：如果国家靠这些人掌权，怎么得了？

传闻最多的还是江青：江青年轻时当演员，艺名蓝苹，曾结婚。文革之前，江青害怕这段历史败露，指示人害死了前夫。江青在上海因演《赛金花》而出名，还与人同居。还传言，某冠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夜里打电话”；大寨建有高级宾馆，江青一人独居一层，穿着半透明睡衣召见某某，某某吓得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我曾看过蒋介石侍卫写的《侍卫观察记》，书中记述宋美龄时，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如狮子”。江青长期与毛泽东分居，“野餐”“外买”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些毕竟是传闻。现在网上有文辩诬，说江青结过婚不假，但前夫黄敬早在1958年就因病去世。周扬、夏衍1936年夏找到曾主演过《娜娜》的蓝苹，约她主演《赛金花》。蓝苹深知这些文化名人的“潜规则”，没有答应，还背地骂这些人“是一伙流氓”，于是这些人就制造蓝萍先后与唐纳和章泯“同居”、“唐纳自杀”等绯闻。

不管那诸多传言是否属实，人们当时还是乐于“信谣传谣”，其原因在于人们对现实的日益不满，已丧失了革命信念，心灵沙漠化了。

1975年春，领导让朱秘书、我及文教局小戴三人去北京------小戴有个亲戚在新华社工作。虽未明说任务，但我们都心知肚明，是要我们去北京看看形势，领导们当时也一头雾水，不辨东西啊。

我先去了北大，同学幺淑宜陪我在校园转了一圈。她虽然谈的具体情况不多，但政治观点、思想取向明了------反感上海帮，同情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毛主席想安定团结，结束文革，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又处于矛盾之中------批评江青一伙有“组阁”野心，不愿把权力交给四人帮；周恩来有病，毛主席不得不重新启用邓小平和一帮老干部，但又担心他们会全盘否定文革。

我又去了兴隆县，拜访在文化馆工作的老同学葛晓颖。她变化很大，社会联系广泛，说话豪爽，直言不讳。她把原新北大公社派、时任县宣传部副部长的宋同学也请来，三人聊了一下午。主要内容有三：

一是民众对江青一伙胡乱批判，搞乱天下，妄图夺权强烈不满。辽宁省委宣传部有个张志新，因公开批评大跃进冒进，反对林彪及文革“左倾”而被判死刑；保定有人散发反四人集团的传单而被抓。江青三十年代有过两任丈夫。她还冀求像斯诺写毛主席一样，想让外国人给她写《红都女皇》，为她树碑立传（插：维特克终于依据江青自述，写成《江青同志》，于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还有江青的题赠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张春桥三十年代混迹文化界，写文章攻击鲁迅，被鲁迅骂得名声狼藉。

二是周总理身患癌症，毛主席已届垂暮之年，参加完陈毅追悼会后曾一度休克；而王洪文又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抹不上墙的稀泥。周、毛等百年之后，国家咋办？会不会天下大乱？

三是邓小平现在荣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四届人大上又新定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旦毛主席谢世，谁能制约他？他会不会彻底翻案？

在两三个小时的交谈中，由于身份及对我不了解的原因，宋副部长基本上是微笑着旁听，插话不多；但葛晓颖敢于当面无所顾忌地侃侃而谈，表明他的观点与我们是一致的。

此次北京之行，我的总印象是：文革残局难收，国家前途堪忧！

一年后发生“清明事件”，四人帮又来个杀气腾腾的“追查政治谣言”运动，可以说是他们与民众为敌的最后一次疯狂。当时县里也按上级布置召开大会，县委书记也声色俱厉地大讲要“彻底追查造谣信谣传谣”。我坐在台下，心态安然，因为我知道，这不过是应付上级的过场------那时的广大干部群众，谁不曾信谣传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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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元旦，《人民日报》隆重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上级要求各级党委要组织学习宣传。对基层干部职工来说，这比批《水浒》更难理解。领导让我住到招待所，集中精力，准备个辅导报告。我很高兴这个任务，因为我一直十分喜爱毛主席诗词。毛主席一生写有一百多首古典诗词，这既是他革命人生的艺术写真，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形象记录。尤其是那首《沁园春。雪》，雄视百代，气吞山河，革命气魄之豪迈，是任何豪放派都无可企及的。

我首先确定了“两要”：一要使干部群众能读懂，二要突出写作、发表的背景与现实意义。经过几天的日夜努力，完成了讲稿。第一部分简介读“词”的必备常识，用自由诗意译其大意，让听众有个初步印象。第二部分逐句串讲。第三部分是重点，从文革前后国际、国内的路线斗争，理解两词的主题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号召人民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继续高举反修大旗，敢于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我向领导汇报了我对两词主题的基本理解，又在县委机关提要式地试讲了一次。获得认可后，在县委领导主持的县直干部大会上，正式作了三个小时的辅导。其后，又应邀给几个系统讲我的学习心得。

站在今天回忆往事，我认为这是我在文革中干的一件很惬意的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两首高瞻远瞩的诗词，对赫鲁晓夫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之类的狗屁胡说，仍是无情的鞭挞！

                                                   201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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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46. 残局（中）

正当我完成毛主席两首诗词的辅导讲稿的时候，忽然传来惊天的噩耗------周恩来总理不幸谢世了！当时我的心目中，周公勤勉政务，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堪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楷模。他洞悉世界风云，1953年底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关系起了重要作用。1972年，他协助毛主席，促成了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联合扼制中国的局面，建立了美、苏、中大三角新格局。在矛盾尖锐复杂的外务活动中，他机敏睿智，得体地化解了一个个难题，充分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这方面有许多故事广为民众传颂。譬如，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别有用心地说：“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讽刺周总理：“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周恩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正面斥责，而是巧用偷换概念，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继续挑衅：“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还不死心，又出难题：“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周总理微微一笑，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人们津津乐道这类笑话，油然而生的是他带给中国人的自豪感。
周公最大的优点，是无个人野心，真心实意地甘当毛泽东的助手。他最大的长处，是在政治钢丝上有极强的平衡能力。在文革中他最突出的表现，一方面，他是毛泽东反修路线的积极支持者与执行者，另一方面，他又尽力保护被打倒的各山头实力人物、文化名人、民主派名流，但唯独不保文革初期的“誓死捍卫”派，其抓捕、修理之业绩，与当年邓小平所主持之“反右”堪称双峰并峙，相映生辉，此乃周公生涯无法洗刷的污点！尽管如此，有他在，艰难的时局或许还有转机；他一旦去世，已日暮途穷的毛泽东更难妥当善后，国家将走向何方啊？这是我当时的基本看法，也是我看到北京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画面时，也不禁热泪盈眶的原因！

时间的冲刷，让历史人物的影像日益清晰地突现出来。周恩来的婶母的儿子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为了减轻国家负担，1953年，他让工作人员将婶母送回老家，不要地方政府负担，由他用工资来赡养孤寡婶母。周恩来唯一的侄子周尔辉本在北京长大，在京找个工作无可非议。可他带头响应国家“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他动员侄子侄媳回乡工作。他老家有几座祖坟地，他下令全部平掉深埋，用作耕地……他总是说：“我是总理，我自己都不能响应国家的政策，还怎么要求别人？”诸如此类的行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际作用并不大；但这种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精神，正彰显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本色。如今，当我们看看众多大大小小太子党靠着祖坟荫庇成为特权阶级的时候，看看众多大大小小官吏凭借权力饕餮社会财富的时候，当“入党-----当官------牟利”成为社会普遍的人生经营的时候，难道不觉得周恩来的人格弥足珍贵么？这真真成为永久的历史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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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周恩来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和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官方宣传历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对历史的篡改。第三次反围剿后，毛泽东遭到根源于“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更严酷的打击。第四次反围剿是由周恩来、朱德指挥的，他们仍沿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取得了胜利。在1933年9月国民党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博古（秦邦宪）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惨重损失。正是血的教训，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下决心要结束“左倾”错误领导。1935.1.15----17日的遵义会上，在博古作了为错误路线辩护的报告后，张闻天首先作“反报告”，批判“三人团”（秦、李、周）的错误指挥，获得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周恩来也检查了自己错误。会议最终确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中央总书记；由周恩来、朱德任军事指挥，且周恩来为党委托的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者；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作周恩来的军事指挥协助者。

才过两月，围绕是否攻打鼓场问题，毛泽东又与众人发生分歧，导致3.10日被免去前敌总指挥职务，由彭德怀代理。当夜，毛泽东找周恩来长谈，终于说服了周恩来。3.12日苟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张、周、王三人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8年秋，“红色教授”张闻天主动让贤，逐步将总书记工作移交毛泽东后，周恩来始终钦敬毛泽东，由衷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还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周恩来在内部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毛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职务，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邓小平表示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周恩来坚持要毛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周恩来是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通才，就其卓越才干和较毛泽东、刘少奇更深的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很容易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立党为公，没有个人野心，甘当毛泽东的助手。这也是他极力支持毛泽东发动的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周恩来是毛主席策动文革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与执行者。王力1993年出版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记述，当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 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这完全是以学生身份虚心请教，全然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姿态。

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有《五· 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即《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几段是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 ，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这证明，在运动早期，周、邓都是站在毛一边，支持批判彭真的。

再如，据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记述，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陈伯达担任文革组长的；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还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能顺利、迅疾发动规模空前的文革，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另一方面，在毛泽东还未确定的情况之下，他又尽力保护老干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67.7月，当上十万首都高校学生要冲进中南海揪出刘少奇的时候，他以“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未定性”为理由，竭力阻止。而到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时，他是举手同意的，与会者唯有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举手。

对于周恩来是“假打真保”的盛行说法，我认为不合实际。对于许多老干部，在毛作出决定之前，他是“保”；一旦作出决定，他也是真“打”。“先保后打”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林彪集团。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针对一些人要炮打林彪、陈伯达，周在人大会堂接见军事院校学生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 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的，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到196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为谋求国家主席职务，林彪集团再抛“天才论”，指斥张春桥否定“四个伟大”，反对毛主席，获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毛对林彪呼风唤雨的能力深感震惊和恼怒，他首先向周恩来透露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决定反击林彪集团，先批陈伯达。周知底细后，在积极支持“批陈整风”的同时，又按照毛的意愿，竭力劝说林彪回京参加批陈，修复毛、林关系。然而他的调解失败，毛的一步步先发制人的举动，逼反林彪。当他得知林立衡报告的林、叶一伙的异常举动后，则断然采取措施阻止林彪一伙出逃，其后又亲自指挥空军迫降周宇驰的直升机，逮捕了“黄、李、邱、吴”。

周恩来为何要“先保后打”？这首先是由于他信奉共产主义，拥护毛反修防修路线，认定毛的领袖地位无可替代。1971年他会见原美中友协会长韩丁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后十条》）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我看不出这是“违心之论”。1972年，当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休克时，他动情地说：“国家这个担子我担不起来呀！”这也是发自肺腑。

原因之二，是与他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有关。《中庸》曰：“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颜师古注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于党内分歧，都是先采取折中调合的态度。早在长征之前，当王明、博古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一次次错误打击毛泽东的时候，他虽然也服从、执行了“左倾”路线，但他又认为毛泽东的意见不无道理；遵义会议后毛得以重新启用，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之一。再如1959年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及严重后果，主要责任当然是毛、刘、周。7月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本应是纠“左”。彭德怀见会议不温不火，话都没说透，就给毛写了8000字的《意见书》。16日毛批印此信，原意是供批判，不想却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周恩来并没因为彭所批评的错误自己也有份就怀恨在心。据杨尚昆回忆录，此时李锐曾问周对《意见书》的看法，周说“那没有什么吧”。当会议风向由“纠左”转向“批右”时，“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那么，周恩来是否全然没有明哲保身的私心成分呢？我认为也是有的。其例证之一：1967年7月处理武汉问题，宣传上是王力、谢富治作为中央代表，实际上直接处理者是周恩来，王、谢一到武汉，周就当面向他俩传达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三条意见（实际也是毛解决各军区问题的方针）。由于拥兵自重的陈再道山头的坚决抵抗，中央处理意图无法实现，连毛泽东本人都是狼狈逃离武汉。此后毛泽东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从上海派杨尚昆传达指示，要周恩来亲自以“反党乱军”罪名除掉“王、关、戚”，用这些替罪羊来重新收拢老将。他明知这是冤案，也毫不手软地执行了。这固然可解释为“顾全大局”，但能说没有“丢马炮”以自保的成份？

其二：他从惨痛的革命教训中，“认识----钦佩----推举”毛泽东，始终维护毛的班长地位，是值得称道的。但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益严重，林彪的“造神”迅速升级，周也是推波助澜者。他反复说自己是毛的“学生”，在毛面前以“小学生”自居。1967.7.14日夜，他秘密迎接毛泽东到汉后，在东湖宾馆他当面说：“保护毛主席，光有小红卫兵不行，还得有我们这些老红卫兵哪！东兴、成武、我，都算老红卫兵吧！”这种自轻自贱，近乎奴颜婢膝的言行，能说是应有的、正常的敬重吗！

其三：1969年中央接连下发了4个针对湖北、武汉问题（实际是影响全国）的“布告、命令、指示”，以“战备”、“打击反革命”为名，向文革中的“誓死捍卫派”开刀，抓捕28.48万，被迫害者上百万，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冤案。这些杀气腾腾的文件，虽是毛批发的，但首先是周主持制定的，这是他无法开脱的罪孽！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他自称为“老红卫兵”，何以要对“红小兵”痛下毒手？找“替罪羊”就非要牺牲这一大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热血青年吗？这能用“政局需要”、“违心执行”来洗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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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网传邓颖超日记：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不论 这日记是否真实，我看法有三：

1.已日落西山、仙鹤将逝的周恩来面对残局难收的文革现状，产生此类抱怨，是很自然、很可能的。自68年之后，身处基层的干部群众------无论是保派还是造派，也包括笔者在内，对文革，对毛泽东滋生越来越多的质疑，对四人帮无休无止的批判与抢权生发越来越强烈的反感，何况是身在高层，纵览全局的总理？

2.有人据此就认为周恩来“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人们的思想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的。此时周公的质疑，不等于初期对文革的积极支持、推动就是“假的”、“违心”的。林彪事件后，连毛泽东本人都对个人崇拜产生反感，说对文革要“三七开”，也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何况是力主整顿的周公？所以不应用后来的看法来否认原先客观存在的思想观点。

3.晚年的周恩来反对没完没了的党内斗争，期望把经济搞上去，改善民生，但他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搞彩色资本主义！

     总的来看，周恩来是信仰坚定，立党为公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杰出总管，是高瞻远瞩，智慧超群的外交家。他一生也多次执行过“左”倾路线，也有或违心，或自觉的错误甚至是罪过，但“不以一眚掩大德”，中国人民曾经拥有如此大功、大德、大智的总管，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顺带几句题外话。1980年Dxx回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

的问话时说：“周总理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说这些话，不做这些事，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的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Dxx的意思，周恩来拥护毛反修防修路线，积极支持文革运动，甘当毛的助手，完全是“违心”的，实际上是阳奉阴违，耍弄毛泽东，以求自保并保护他们。这是对有缺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歪曲，是对周恩来人格的污蔑！其真实用心，是为某些人下作的检查忏悔、“永不翻案”的虚假保证作辩护，是在美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翻云覆雨、韬光养晦的阴谋家！我毫不隐晦地说，草民钦敬怀念老布尔什维克周恩来，与复辟派有本质的区别！

                                 201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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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残局（下）
周总理刚刚去世，中央公布“丧仪改革”，要“一切从简”，县里不设吊唁灵堂。为何偏偏要从周总理开始“改革”？我们已感觉到这里有名堂。我县前任通讯员、省报记者刘同志告诉我，金日成要求到北京吊唁，中央说“顾不得接待”；金日成说“不要任何接待，我就住在大使馆”，中央还是不同意。3月5日，《文汇报》刊发新华社纪念雷锋的稿件，竟删除了周恩来的题词。25日，《文汇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公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傻瓜都看得出，这是指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复出。这种违背民心的压制与攻击，反使人们更加怀念周总理，同情邓小平，为他俩愤愤不平；也更加深了对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怨恨，对国家未来的忧虑。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也无心干事，在办公室都阴沉着脸，沉闷地坐坐，胡乱翻翻报纸，就算点卯上班了。更多的时候，是三朋四友躲在房间里，互相传播讥讽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倾吐心头的疑惑、不满与忧虑。
  从3.24日开始，南京民众开始冲破禁令，举着周总理大幅遗像，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大花圈游行，高喊“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指张春桥）”等口号。次日，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第一个大花圈。之后，花圈、标语、悼文、诗词越来越多。有一首题为《向周总理请示》的悼念诗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影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诗亮明了广大群众的矛头所向。接着就是“4.5惨案”。
4月7日晚，中央台广播了任命华国锋与撤职邓小平的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此文。 基层的人们并不知道北京的详细情况与镇压内幕，反倒是这些“灭火”文件文章，让民众知道了血洗天安门的暴行，这恰似火上浇油，更激起人们的满腔怒火！早已磨掉棱角，心灰意冷的我，虽然对四人帮怒不可遏，对再度被打倒的邓小平满怀同情，对毛泽东对文革充满失望，可再也不敢，也不愿为什么、什么去抗争了。
镇压还没有完结。依据在天安门广场收缴的诗文，重点立案追查1980多件；实际上，在全国审查所有在那期间去过北京的人，还同时要各级追查“政治谣言”。我县也召开了县直追查大会，县委书记作了个杀气腾腾的讲话，讲到我县也有人可能参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还要“严厉追查造谣传谣”。我就坐在台下前排，暗自庆幸，因为那期间我确曾有过想再去北京看看形势的念头，且我要找个去北京出差的由头也不难；但终因已淡然政治，又要接送小孩上幼儿园而没去。至于“追查传谣”，扯淡，领导们不过是敷衍上令而装腔作势罢了。
         *              *            *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代表们同时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不同意。邓被下放江西后，毛始终保留着经由汪东兴的秘密联络通道，实际是给邓复出留了个门缝。林彪集团的决裂、叛逃，毛的身心遭受沉重打击。此时，邓小平抓住良机，第二次给毛呈送忏悔书，再度表达“永不翻案”，要求给个“小工作”的机会，这正是此时毛泽东所希望的。转机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还特意提到邓小平，把邓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显然是有意释放要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的信号。敏感的周恩来当即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些信息透出去，以尽快促成此事。
邓获此信息后，于8月2日再次上书。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批示道：“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个批语，虽然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还有怀念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之意，这无异于是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亮了绿灯。 邓复出后，代替住院的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对世界有重大影响。毛之所以不顾江青一伙的反对，坚持委派邓担此重任，实际是要在国际国内为邓恢复名誉，重树他的威信。
此后，邓在毛的支持下，开始整顿。75年5月，他将毛的多次谈话，概括为“三项指示为纲”:“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成为他全面整顿的“尚方宝剑”。 75年3月5日，在毛主席最后一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以此为突破口，着重抓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打击危害大局的派性。5月，整顿钢铁行业时，提出三条办法：“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三、必须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些铁的手腕断然举措迅速取得成效。
接着，他在国防工业、军队、科技、教育、文艺、新闻等各领域全面整顿，很快初见效果，国民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好转势头。 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希望邓小平在承认对文革“三七开”的前提下，在维护反修防修的前提下，抓好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随着整顿由经济领域深化到意识形态领域，随着邓只抓整顿，不讲反修防修，毛的疑虑也在累积。另一方面，毛也看清四人帮不是治国之才，积怨又深，连一个歌颂教师的《园丁之歌》都要大加批判，很不得人心，所以他严厉斥责、阻止江青组阁的图谋，多次批评警告他们；但又不能像对“王、关、戚”与林彪集团那样，再来次“舍车马，保将帅”，因为还要利用他们来制约邓小平，防止邓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试图在两集团之间取得平衡，使“三条指示为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得以全面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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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借用毛的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我不能写这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许多文章抓住这一事件，竭力颂扬邓“坚强的个性”“坚定的原则性”-------屁话！此时的邓小平之所以与72年前多次上悔过书，只求给个“小工作”的邓小平截然不同，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其一，许多被打倒的实力派老干部已复出，邓有深广的支持基础。其二，广大受冲击的民众-----无论原先的“保派”“造派”，将对文革，对毛、周的质疑，全指向了江青集团，对四人帮无休无止的批判厌倦愤恨，民怨日炽。其三，一年多的整顿，初见成效，民众转而支持邓小平。其四，表明面上毛泽东还能“一语定乾坤”，实际上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威信大降，已回天乏术，他决不可能再掀二次文革风暴，将反对派全打倒。其五，周总理不久于人世，除邓外，毛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能管理国务，掌握军队，稳控全局的人。一句话，此一时彼一时，邓已不再害怕再次被打倒了！
邓小平的强硬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他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一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开始还限制在小范围，还让邓主持反翻案的“打招呼会”，给他台阶，希望邓回头，纠正错误；可邓只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拒不肯定文革的基本方针。日暮途穷的毛泽东，为避免苏修的和平演变重演，为避免斯大林的悲剧结局，不得不再次推倒邓小平，扶上一个“头轻脚轻根底浅”的华国锋。
我当时并不知高层的这些内幕，但我知晓基层民众的情绪。一次，地区召开通讯骨干会，科长散发供批判的“大毒草”----邓委托有关部门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个文件。大家七嘴八舌地嘲笑： “谁还批这些，啥用啊。” “科长，你发这，还不如发捆手纸呢！” 记者站老刘故意一惊一炸：“哎呀，印错啦----这哪是批判材料？明明是为邓小平评功摆好、树碑立传嘛！快给江青打电话！”一通讯员说：“我打过了，江青正在召见冠军XXX，忙着呢！”众人哈哈大笑。
1976年，为何要成为历史上最大灾大难，噩梦频仍的一年哟？继周总理撒手、天安门惨案之后，7月6日朱总司令谢世，7月28日又发生唐山大地震。23秒的地动山摇，使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夷为废墟。站在未来看昨天，十年文革也是一场短暂的地动山摇，瞬间震毁了一种社会制度；唐山可以10年重建，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自此被彻底埋葬了！
据张玉凤说，那时北京也有强烈震感。当她和汪东兴踉踉跄跄赶到毛主席房间时，“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一生笃信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自然界的大地震泰然处之，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对中国社会无可重建的地震结局，泉下毛泽东也能无动于衷吗？
张玉凤还追述，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让她找来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这赋有500多字，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病榻上的毛泽东，突然要张玉凤给他读这首赋。张玉凤念了两遍，主席突然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他老人家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出来。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朗诵，只能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
    “《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
乃为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
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
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
  此，人何以堪！’”
这尾段大意是说：《淮南子》说：“树叶飘落，老人生悲。”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呀！ 于是有歌辞说：“建章宫三月大火之后，残骸如筏，在黄河上漂流万里。那些灰烬，不是金谷园的树木，就是河阳县的花木。”大司马桓温听后感叹道：“过去在汉水之南种下的柳树，曾经枝条飘拂依依；今天却看到它枝叶摇落凋零，江边一片凄清伤神的景象。树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人呢？”
行将踏上黄泉路的历史伟人，一生叱咤风云，而今无力回天的一代领袖，在油灯将尽之际，以余生最后一点气力，慢慢吟哦、咀嚼这篇沉郁悲凉的赋，其境况之凄凉，常人也不难想见。他是以“枯树”为喻，藉此悲叹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啊！
此期间----具体日期记不住了，中央下发了个文件，内容就是毛主席晚期的一些语录。我将这个奇特的红头文件带回房间，靠在藤椅上细细品味。好像共有十来条，其中有“'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整个文件基调低沉，在我看来，那就是毛主席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一篇遗嘱啊。        
    *                 *                 *
1976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下面采访，公社通讯员通知我连夜赶回县里。回到部里才知道，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广场主席台上，鲜花簇拥着伟大领袖的遗像。人们胸挂小白花，默默地排坐在地上。我正忙于拍照，忽然一位老太太捶腿痛哭，老泪、鼻涕、口水不断流淌着------她是城关敬老院院长，是位老党员老模范，人们习称吴马氏。刚解放时，苦大仇深的她，带着民兵斗地主，抓逃亡恶霸。文革初大学毛著时，大字不识几个她，能流利地背诵“老三篇”。我曾采访过她，很理解像她这样的革命群众对毛主席始终如一的深厚感情。广大基层干部，其悲痛之中，更包含着对国家前途难以言表的满腹忧虑。
     此时有没有人躲在角落里，手舞足蹈，举杯相庆呢？反正我的相机闪光灯是拍不到的。

                                                                       2011.03.0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6/16/12730439_302639732.shtml

yangharrylg

转载完毕，缺22，可能涉及到他母亲部分，有些难言之隐吧？其他部分基本标明出处，即使是快照，也可以去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