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今：难忘的岁月

yangharrylg

十四、亲 情 难 却

      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掛在人们嘴巴上的一句话：亲不亲，线上分；同所谓的阶级敌人，划清划不清界线，是进步与落后、是革命与反动的唯一标尺。同学爱、战友情、同事谊将化为乌有，冻结成坚冰；就是父子、夫妻、兄妹间的亲情，也规定快刀宰断，在情感上你是你，交往上我为我。那么，在一个特看重亲情感情的民族里，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强制遏制，对有血有肉有感情自古就相继传承的人来说，能够有效和真正做得到吗？！
      从根本上设想与回答这个问号，答案是从外表和形式上，得承认这种社会效能，而存在人们内心深处，又是不接受不认可的。一天，是在我入院三个来月吧，我们列队从太子河畔焦场回住地吃午饭，见到右派金贵璞在一棵已有点绿意的大柳树下，同一个女人面对着说话，那阵子接见室尚没建立起来，只能在这种临时择块地方说说话了。他们没有现今男女那般亲密，但仍可以看出彼此割不断、去不掉的亲情依旧浓浓。女人个头不高，体型标准，梳着那个年头已婚女性那种遮住脖颈的通常发式，白白净净又颇有几分姿色的脸上，见不到那种寻常孤芳做秀的样子，浮现的倒是丝丝悲戚，可悲戚中又似乎有着压不垮的自信。这个女人身着当年那类流行款式，很普通，很合体藏青色列宁服女上衣，和同样颜色材质的西式裤子，人显得大方、庄重和知识女性所具有的气质，留给我印象很不错。随后，我从同样来自沈阳市和平区某个事业单位右派分子口中得知，这个女人就是金贵璞老婆，还晓得她可敬之处是顶着巨大压力同丈夫划不清界线的中学女教师。
      1959年5月，我从抬大筐的炼焦场调到技保科，金贵璞已先我做着铸造产品记录登记工作，彼此间有了多些个人接触、交流。一天，当我一个人在型砂实验室小屋下意识地拿出贴身小本夹子看珍藏女友照片时，碰巧让他发现，问我是谁？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可能注意到了我对那女孩的痴情与思念，笑了笑离开了，走上几步到了门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他晚上连班，能在空压机旁边小屋休息，让我去找他。那天因为是双周大休日，吃过晚饭后未安排集体读报或批判类活动，我如约走进了金贵璞有时休息的小黑屋：红砖墙体油毡纸盖，没窗扇但有可容人低头出入的门，近旁空压机一响，天空响雷都听不见，我钻进小黑屋不大一会儿，机器正常间歇停了下来，他向我讲起了怎样么当上右派和处理同妻子关系的事儿。他说，当右派前是沈阳市和平区委宣传部长，是个三十来岁就任县团级正职干部者。1945年初冬，一支来自冀东的八路军部队进入沈阳住在他念书的中学，他同十多个同学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兴趣报名参军了。部队战士多数是文盲老粗儿，他们这些同学没有一人扛枪下连当兵的，全安排到营、团部做了宣传干事或是文化教员。参了军，对年龄十六七岁的他们说，还是好奇和好玩，刚穿上二尺半长棉袄的当天，彼此你看我、我看你，全对这套说是大衣又不过膝，是棉袄又耷拉过屁股蛋儿的装束，感到有种不可名状的乐趣，于是一时竟忘却了已入伍当了兵，在堂屋敲着桌子打起铜盆，又唱又叫扭起关东大秧歌来。就在他们忘情般嘻耍的当儿，副教导员一双日本大头鞋脚咚咚走进来，用一口浓重的山东沂蒙腔吼道：“立正！乱弹琴，象个兵嘛！？”一句话就管用，秧歌不扭了，还没等副教导员下第二道命令，大家一个跟一个，紧贴在教导员后身，红着面做着小鬼脸或吐吐舌头跑了出去。
      当了三年兵，1948年初冬沈阳一解放，金贵璞没有随部队进关留了下来，从党委机关办事员、副科长、科长，一直做到和平区委正县级宣传部长。此期间，除了机关学习，搞一个接一个“运动”外，还时常接受区委管理企事业的单位邀请，给职工们讲些学习毛泽东思想、国际国内形势类专题报告。他讲话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干脆不啰嗦，又没语病，口气很贴近群众，颇得听者的赞美。就个人仕途看，可谓一帆风顺，自我也有春风得意之感！有人暗示过他，市、区两级党委对他这个年轻干部很重视，有进一步擢升的打算。1955年他是和平区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成员，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又成了审批划右派组织领导成员。起初，对报纸上批判的右派，他从相信党，实现社会主义信仰考虑，能够接受也恨得起来。可在随后的日子里，见到区下面单位报上来要审批定右派名字中，有的人是经他考察选拔使用的，有的是刚毕业的中学、师范、中专教师或学生，对这些人有的平日有接触，或看见过他们见诸报刊的小文章，在他的印象里，这都是些有文化知识，有工作热情和能力，性格直爽、快人快语，看事情有思想、有见解的同志，说他们言语直白、过激可以，定这些人右派则过重。也见过这些人的大字报或听过其在会上发言，他们所提的问题和对某些领导个人的批评，甚至指责，不是诋毁共产党，也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转眼功夫将这些昨天的同志拿来做敌人打，他开始有了质疑，会上表示了相反意见。那时候，就不是身为审批右派小组成员的人，敢对下面报上来的人做否定不划右派，可以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之举，何况是审批小组成员呢！？当时属一种正常现象，是错审误批应该也太平，而任何否定会被看做是右倾，是等同于和右派思想、观点相一致。一条潜规则：即同情认同右派就是右派，也毋须看你是否有言论啦！当年对此　常用的一个词，叫做一丘之貉！甚至说他们要比公开写大字报、大会发言的右派思想更阴险，性质更恶劣。金贵璞就在这样背景气候下，被划成右派中的一类------极右份子，送来本溪劳动教养。批判斗争他时，说他同阶级敌人藕断丝连是有历史渊源的，所列举的一个例子是：1955年肃反时，团市委少共部负责人被从敌人档案中查出参加过三青团，此前本人没向组织交待过，被视为隐瞒历史问题；又因该人说自己念高中，作为学生根本不知道这码子事，又上纲说态度顽固而遭逮捕。此人有个妹妹正念初中，无家无别的亲人跟哥哥住公家分的一套房子，哥哥被抓后，新任少儿部的头头，曾是哥哥的副手，升任一把手后，派人勒令小女孩立马卷行李搬出公家房子，搞得小女孩居无定所，去几个要好的同学家借宿，今天宿一家明天住一户，吃饭更是饥一顿饱一顿。十多天后，小女孩傍晚背着书包正在马路旁踟蹰徘徊时，被金贵璞爱人看见，她此前也曾在少儿部当过干事，对这个跟哥哥念书的小女孩也认识，此刻见小姑娘面黄肌瘦，苶苶怔怔，啥也没说就将其领回家住了下来。1956年小女孩初中毕业，金贵璞两口子又帮忙给联系安排工作，她对金家很感激，保持着一种妹妹同大姐姐的亲密情谊。要打金贵璞右派时，左派们为深挖和证明他长久以来立场就不是无产阶级一边的，对他进行翻箱倒櫃又做起这件事的文章来，甚至去小女孩上班单位调查，给她施压，许诺好处，虽然说并没从其处得到什么，但“整”金贵璞还是写上立场长久就“右”一笔。批判、揭露、深挖长期一贯“右”的问题，还有一条罪状是说他“泄密”。例子是他行政级别十五级，又进了区党委班子，能阅读到不少机密文件，除了极个别要特别保密外，对一些铅印刊物、文件，在副手、下属青年干部面前，他并没有搞得神秘兮兮，几个常出入他办公室，能够坐下来交换情况、意见的党、团下级，曾经顺手翻阅过他桌上的限级别刊物、材料，他从不绷起脸斥责或抢过来，顶多说上一句“还没正式传达，知道就行了，别乱说”。也就是这类问题，成了他“泄密”罪状。
      金贵璞被划为右派，一些平日里的小事被无限上纲，一些有交往、有关系的人同他绝了情，尤为令他愤愤不平的是，一个曾得到他一家生活关照的抗战后期干部，竟对他来个“反戈一击”、“杀回马枪”！？他曾同我说，自己从不图什么“恩恩相报”，但不能在淌血的创口撒盐啊！那是1957年初，上级给区委宣传部派了位文化不高从部队转业已走了几个单位的抗战干部，到宣传部后大家已知道此人是双老型：老干部、老光棍，说光棍是现状，其实已离了两个女人。金贵璞夫妇看这个新副手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就时不时的请到家里喝一盅，调调口味，家中做点特殊饭菜，还由金夫人装盒送过去；到了节假日，金夫人和她母亲也过去将他的衣服、被褥取过来或洗或浆好再送回，应该说彼此处得算挺亲密的。可一批判、揭发金贵璞，特别他嗅到将要划金贵璞右派，竟抢先站了出来，用同他的关系来证明金贵璞耍手腕，表面是以情感动副手，实际是一种拉拢、腐蚀，并几次证明金贵璞就是耍两面派的“老右”！
      金贵璞成了敌人，一些朋友、同事同他疏远了，但他的亲人：岳母、妻子、刚刚会说话的女儿，还有得到过他们救助那个小女孩，对他还是以真情系之的。当这一老三小女性从他的日记和那段日子只言片语中，察觉出他因为遭到突然的政治打击，感情上失落过大，已显露出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于是加紧劝解和暗中保护，金贵璞在区委机关或去下面单位接受批斗的日日夜夜，她们三个女人总会有两个躲在不被别人注意墙角、楼边、树下，无论这时间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甚至次日一、二时，直到见批斗会大屋灯灭，金贵璞蹒跚走出来，尾随其身后或迎上去陪伴其一道回家。这样接接送送足有四十多天，缠缠绵绵了不断的亲情，终于打消了占据金贵璞头脑里的死念！
      金贵璞错戴了右派帽子，又没有发生错死，归功于他岳母、妻子、还有那段错误历史将他们连在一起的小女孩。当然，这中间起作用最大，又让终生忘怀不了的还是他的妻子，我们这次交谈，他每每凸显了这点。他讲：有天晚上批斗会后回家，他坐在床边一台灯下翻看一本书，又似乎读不下去，几分钟翻不了一页，又好似经过慎密思考终于下了决心，拿起笔在一页纸上，写下似诗非诗的几句话：
      我爱你之火燃烧不熄，
      可我不愿你为我分担忧苦；
      衷心祝你永远幸福，
      找一个象我这样爱你的人……
      金贵璞面背着妻子将夹着写有无名诗句纸页的书递给她，再无任何言语和行为表示，心里到有一种解脱的快感，此刻房间空气凝固了，人也似僵化了，时间足足挨过20分钟，憋不住的他还是转过头来，见妻子脸颊流淌着泪水，已同鼻涕连成一片，嘴和脸全受压抑憋得变了形，只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倒是他控制不住自己先哭出了声，妻子无声扑进他的怀里，抽泣得双肩不停的颤抖……再后来，他俩紧紧搂抱在一起，无声的吻着，久久地吻着，吸吮着苦涩混合在一起的泪水。
      这一晚，他们并不知道将要相别离的最后一晚！但又象有某种预感一般，相互依偎着，没有困惫，只有真情。同样是中共党员的妻子，前不久受到金的株连已从党委机关调入中学当个普通音乐教员，她象给孩子课堂讲课一样，娓娓道来，讲得深刻，分析透彻。主题依然是金得活下去，再大再重压力也死不得、垮不得。她讲，一个人死了对自己是一了百了，人们再说什么自绝人民也好，讲顽固到底也罢，就是用大字报糊满棺材，死者是啥也不知道了，可留给相亲相爱妻子的将是又多一顶丈夫自绝人民称谓帽子，遗给不谙世间事情女儿将是个反动透顶坏爸爸影子相伴终生！金贵璞若死了，是摆脱责任，是自私表现。她还很有信心地讲，要相信历史的公正，群众的判断力；在你妻子心灵深处，永不认可金贵璞反党！也不承认你是右派！金贵璞心被彻底震撼了，他将妻子的双手拉到自己赤膊的胸前，郑重地说：再不想死，也决不去死，一定活下去。
      金贵璞次日被集体送来了本溪劳动教养院。他在亲情下坚持活着，面对未来的憧憬活着。自打我入院起，注意到金贵璞的夫人在一个月，甚至不足一个月会携带一些食品，该换洗的衣服来本溪探望丈夫，她不同别人的是：不见抱小女儿来。那时候，结婚有孩子来看望丈夫的妻子，都会抱着孩子或者牵着孩子来，男人见着妻儿，第一个动作都是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又是亲嘴又是贴脸，就是还不懂这般亲情的小孩子，感觉不出其意义甚至吓哭了，这个过程还是每每存在的。我当时还没有这种已婚体验，听那些当了爸爸的人讲，这种亲热有爸爸与孩子的亲情，在不允许也不习惯当众搂妻子的场合，还以对儿女的亲热，潜意识更是在表达一种对妻子的情深和感谢。金贵璞夫妇感情那般厚重，也知道他将衣兜里女儿的小小照片，每每拿出专注的看上一会儿，是一种对亲情的渴望和寄托。而不让孩子来本溪，是想见又怕见，原因在于有共产党员干部身份的他俩，本意是不愿孩子过早看见这种阴暗景象，少些留在小儿记忆里的伤心和痛苦吧！？
      金贵璞讲，他没有选择自杀而顺其自然活着，是有背后妻子的亲情支持！亲情，友情是华夏民族的一种特征，是一个人活着人品、性情的展示，但又不可为自己要求别人去牺牲，做些什么，特别在现实的政治气候下，更该如此。我在想：这后半段话，是说他的感触与体会，恐怕更多是从我珍重保存当年女友照片，而在对我做着一种提醒！这天我们闲唠，也涉及对机关同事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划了三类：一类是平日里关系一般，但对他批判、斗争时，有多少说多少，不枉不妄，大可称道；二类是平日有关系，有交往，为已之利，把自己解脱出来，将个人私下谈话，有的无的全抖搂出来，想象加推断，上纲上线，拼命往打手和左派堆里挤，太可恨可憎；三类是为了运动中表现自我，也是为运动而动作，同报纸、文件、领导意思亦步亦趋，做着可怜的小丑。
      那天晚上，我们东拉西扯谈了好多话，除了上面记述的之外，还有几句话，留给我很深印象。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一种理论，一种科学。我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了十多年，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怎么会去反对自己不惜丢掉生命的追求呢！说我是右派，在高压、威逼中口头上我认了，结论书上也签上了金贵璞，可都是违心滴着血呀！我的心里永远不会认可，不会接受啊！”略微停顿几秒钟，又说下去：“历史总有一天会给我金贵璞说话――金贵璞不是右派！这一天，你和我，许许多多右派，活着也许赶不上啦，但我们的儿子辈、孙子辈肯定会见到这一天！”
      我在后来的若干岁月，思考中也一直认同他这句话，因为金贵璞同我，和当年55万右派一样，确实是阶级斗争政策人为制造出来的“鬼”！一大群历经磨难蒙冤的“鬼”！时间又走过了20年，1978年历史终于说出句仍须沉思的话儿：“错划，改正”。这话对金贵璞，对我，对当年数十万右派来说，时间上比我俩预料来得快，来得早。但这依然是历史，历史的遗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年代，只讲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血缘亲情、夫妇恩情，要服从于阶级斗争，又可谓时时规范、约束，但还是不全为人所认可、所接受，包括那些一心一意听党话、路党走的人。我从土焦场抬筐结束调进技保科十多天后的一天，给具有正式“人民”身份的矮胖大肚子岳姓技术员去铸铁车间送图纸，回来的路上收发室的小个瘦老头让我传话给郭铁铮，说他的母亲从甘肃来了，让他快快来见面。我知道郭铁铮已去木型工段检查实样子，一会儿就会回来路经这里，我个人决定先陪陪他的妈妈呆一会儿。在一棵距离收发室十几步远的大树旁，见老太太屁股下垫个小布包坐着，面前是未拉严实大号手提袋，她见我走过去慢慢站了起来。我注视了老人家，年龄五十上下岁，虽然经过数千里路的旅途劳累，但精神头还好，穿戴合体又挺利索，尤其那种显示出来的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形成的气质，就很非同一般；可从眼神里，依然能见到一种隐隐忧伤和愁绪。我先对老人友好地笑了笑，明知故问地说：“您老是郭铁铮的母亲”，得到正面回答后，我随即说自己也是个右派，同你儿子在一个科工作。这最最简单的介绍，瞬间就拉近了彼此距离和消除陌生；又告诉她郭铁铮去了木型工段，很快就会回来路过这儿，可以先到屋子里稍稍坐一下。查了一下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笔记，这一天是1959年5月23日。老太太不愿进屋，就在这地儿亲见儿子一步步走来。我去收发室小屋要来一杯水给老太太，又拣起一块砖面对她坐了下来。老人问我右派生活，我背书般说了这好那好，不用惦念之类套话，讲的是吃饭早晚稀、中午干，肚子饱饱的；说吃得饱这时候还不算太假，因为1959年上半年粮食缺少问题刚刚开始，还没到大灾荒最艰难时候，我们这些坐科室的人一天写写画画、跑跑颠颠，午间是一粒玉米破俩伴的带皮馇子，四两定量份；早、晚是带皮磨成粉的玉米面糊糊，一两粮份一中碗，吃上三、四碗肚子鼓鼓的，从这一顿到下一顿饥饿感还算能够挺得住的。当我问到甘肃的日子，老太太实话实说可比我强得多。她说，他们在永登建一座大水泥厂，从东北集体赴那地方建厂的干部、工人，饮食很苦，主食是青稞，这东西吃头几天，入嘴嚼咽，还觉得有种特别香味蛮可以的，可连续吃到半个月后，肚子越来越胀，胃有刺痛，又总有大便要排泄的感觉，可是跑到厕所蹲下又拉不出来，站起来提上裤子又想蹲，就这样反反复复挨折腾活受罪。干活觉得没劲儿，混身轻飘飘、软绵绵。在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年代，来这里的工人也是通过政治审查写过决心书的，就是感到艰苦能挺也决不会吭声的，宁愿身子受苦不肯让脸皮发热那一代东北汉子，倘若真躺下去恐怕也确实抗不住、爬不起来啦。工人一个个病倒躺下起不来了，医疗检查诊断很一致，可又无医生敢实事求是的写“营养不良”，往往以“水土不服”来遮掩。工人病了，死去了，政治上再大嗓门高喊：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嘛！？还得去解决实际问题，会战指挥部开始打请粮报告，后从四川调来一些大米。调进来的大米数量极其有限，灾年规则同样是僧多粥少，还是要照顾保护少数领导。食堂分三等：一等小灶，吃饭是厂级党政领导和几名工程师，三餐基本有大米饭吃；二等中灶，是厂子中干、技术员、大技工，一天能吃上一顿大米饭；三等大灶，就餐者为调来的普通技术工和当地招来的工人，逢周六晚饭来一顿大米饭，通常称做改善生活，人们又注释为打牙祭罢了。
      老太太喝了一口已晾温的水，自言自语道：“还是咱家乡的水甜呵！”我顺茬问：“永登的水也不行？”老太太说：“那边人祖祖辈辈直接喝黄河水，黄河水混浊得很，简直就是泥汤子！工厂工人喝的水还能放矾沉淀澄清一下，当地人将水从远处背来、驮回，有时来不及沉淀清了就淘米煮饭，饭后再看锅底盆底，都是一层泥沙。饮用这样泥汤子水过日子，当地人一代又一代，一辈接一辈，无奈可又视做正常，而从东北来支援建设的人，一两年下来依旧不习惯适应不了，可又有啥法子……
      郭铁铮过来了，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抓住了老太太的手，嘴里轻轻呼唤着：“妈妈”。老太太将高她一头还多的儿子，从头到脚看了一个遍，又慢慢抽出儿子握着的手，从脸一点点摸到下颏，又滑到肩头、胸脯，面部表情似乎都想给对方一个宽慰的笑，眼里噙着泪又笑不出来……
      此情此景，我的鼻子也难免一阵阵酸楚，泪珠儿在眼里打着转，依赖我那掉腿的近视镜又有意扬脸上看，总算掩饰过去了，又对老太太做了个说不出什么样子的笑脸，离开了她们母子。在回技保科办公室的路上，我脑子里还浮动着她们娘俩相见的真情呵！是啊，绷得再紧的阶级斗争弦，也是除不去人的血缘亲情。我在此前两天，曾听过定性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双顶帽子结论的方工程师讲：郭铁铮的父母亲是抗战后期参加中共的人士，又都是此期间奔赴解放区的工科大学生。新中国建国后，郭父在辽宁一个大水泥厂当总工，母亲改行在机关做行政工作。郭铁铮从一机械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重工业厅做业务工作，家庭背景是老革命，自己又是新中国培养的大专生，本人工作表现活跃积极，在厅里青年技术干部中倍受重用。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同室一位来自旧中国的老工程师，就对旧知识分子只使用不信任，他们工作谨小慎微，有如履薄冰之感，发了言写了大字报。郭铁铮平日里同这位工程师私交颇厚，老的对年轻的在方方面面不能说无有影响，郭在其后发言和所写大字报中，支持了老工程师的观点，并以更多的例子加以外延、引申，在发言和写大字报口气、文字上，更有些激烈，甚至有些咄咄逼人。老工程师先他被划为右派，又翻历史陈帐，加了顶历史反革命帽子，被送进劳改队；郭铁铮自然在随后被打成右派，以右派二类监督劳动方式遣送来本溪，不过他没有干过笨重粗活，到本溪就在技保科做一摊技术工作。运动中有趣味性的事情，是郭铁铮老父要同儿子划清界线，据技保科戴双帽子的方工程师讲，老革命的郭父闻悉儿子整风放毒定性右派，是出于义愤还是怕“粘包”，反正从永登几次寄来大字报，为了抢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快递服务，大字报投寄时全加贴一帧小小的兰色航空标志，收件人为省重工业厅党委。重工业厅党委对运动中此种举动很重视，除了印发动态简报外，每收到一期都贴到最醒目位置，标明不可覆盖，直到郭铁铮被送来本溪劳动教养院。这种航空投寄大字报，证明了老干部、老工程师的“大义灭亲”，同右派儿子划清界线，一时被张扬开来，成为该单位反右运动宣传的一个亮点。
      寄航空大字报也好，断绝父子亲情也罢，血缘关系分离割舍是艰难的，郭铁铮老爸虽然没有亲自来本溪，但老太太从大西北坐大卡车，又转乘火车，一路尘土、一路颠簸，行程数千里来到太子河畔看儿子，无疑是得到老头子认可的，也说明他还是承认这个“逆子”存在并相认的。同样，也证明阶级斗争年代那种“亲不亲，线上分”，只是一种主观意识，一个人为幻觉，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亲情永远长存，是种剪不断、砸不烂的“结”。就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情结”在政治和人为制造的“变故”中，可能会更牢固、结实。从当年的大气候看，亲人中有人被划为右派，怕受影响遭受株连，有人表面上是会减少彼此来往，但内心和情结上，并不是真正减少与弱化，实质上还是关注与同情的，偷偷摸摸有着关怀，宁愿承受着精神折磨和牺牲。这更多在已婚者身上，演绎着悲欢离合，由亲情系着亦悲亦喜的种种故事。
      有个叫陈君的女右派，同丈夫汤某刚结婚三年，俩人在两个各自行业工会工作，她们第一个孩子刚满周岁，另个孩子又已在肚里蠕动。陈君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在那个年代是绝对听话的，除了对党的阶级斗争观念推崇信服，也一丝不苟恪守着各项规定制度，她在工作经历中，对直接管她的科长违犯规定让做二件事，心里存在着不满和意见，并在整风征求意见座谈会上谈了出来。这两条意见一条说的是，科长有一天，让她给非在工会工作的战友开件登记介绍信，她说此人不是单位职工，有没有婚史也不清楚，随便开信又要盖公章不合宜，表现出一种迟疑。科长见状，把脸冷了下来，说：“你盖吧，有事我负责！”陈君服从了科长，开信盖了章，几个月后，此人果真重婚事发，受了处分，上级追究乱开信，科长吱吱唔唔推卸了责任。另外一件事是，工会有位同事，处人处事脑袋瓜敏捷灵活，会说话，见人三分笑，运动一来发言积极，成份是地主家庭出身，科长为他申请入党忙前跑后。陈君以这两件事为例子，说党员科长得注意立场和遵守机关章程制度纪律问题。反右一开始，陈君提的科长“立场问题”、不遵守制度纪律问题“等，倒成了她攻击党员老干部的罪状，她被划为了右派，送到下面一家小铸件厂监督劳动，一天天手操锤子、扁铲，在灰尘和铅粉中过着改造生活。此时，尽管她的团员身分已被除名，但她依然相信党，听党话，接受了当右派也许是党以另种方式考验的说法，劳动改造再苦再累她也挺着个大肚子坚持到产前最后几天。婚姻课题上，她也按组织要求、建议办了离婚手续。丈夫每天接送去托儿所的大点孩子，她管着肚里那一个。这个孩子生下后过完56天产假，陈君又立马上班，每天起早先送孩子到托儿所，中间送遍奶，从不向监督劳动单位提出照顾要求，人已累得瘦成皮包骨，奶水很少。从俩人共住的房子搬出另租房住的丈夫汤某，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不忍心让陈君一个人遭罪受苦，就偷偷接送新生儿，给母子送些特批出来的奶粉、馒头、包子什么的。这个秘密还是未包住被某个积极分子发现汇报上去，说她们夫妇假离婚欺骗组织，界线划得不清，俩个人分别挨了批判和斗争。丈夫被下放到水库工地当美工宣传员，规定一周回趟家，他负责的那个大点孩子组织出面安排长托，可这个离了婚的丈夫却天天在别人睡觉后，以画宣传画、写文字稿名义贪黑加班，实际是偷偷骑车回来看看母子，送点吃的东西。他们这种魂牵梦绕的“离婚”分居日子长达20年，到了陈君落实政策的次日，俩人才又重新公开复婚聚首。可惜的是身心全遭受伤害的陈君女士，不单头发白了，身体也垮了，人仅到了中年就离去了，汤先生晚年孤独过着日子，他说他俩缘份未了，但历史只允许留它于记忆中了……
      而就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情结又表现得更直接些。我被划为右派后，头两三个月，瞒着家说是下放到工厂学习炼钢铁，在全民大炼钢铁热浪日子里，编这类假话是能哄骗住老实巴交父母的，可是能躲过初一，时间长了又如何能逃过十五呢？教养院人满为患，又不休止的调换住地，个人吃饭的碗筷可以得到别人尊重，而书刊则被看做惹事废物不屑一顾，我入院所带来的书籍日渐减量，虽然说我是身处逆境，但对书的兴趣仍然没有失去，见丢失书籍还是很心疼。1959年3月下旬，我给父母写了封信，谈及我当了右派，为了宽慰他们，把话说得很轻松，讲自已在一篇文章写了几句错话，用了别人一些观点，没啥大问题，赶上了运动，组织上把我做个“典型”，教育本人也警示别人，很快就能摘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希望家人按信中地址来趟本溪，把书和不必要的东西带回家……当近三年改造之后，我摘帽回家自谋职业，一次坐下来同母亲闲唠时，她回忆刚接到我通知家被打右派那封信时，那天，患有心脏病的父亲，比平时要晚一个来小时才回家，无力的推开家门，扶着门框喘着粗气，象要将卡在喉咙的痰吐出来，又似乎装得同平常一样，可苍白无血色脸上隐隐流露出的是沉重、凄怆、烦燥，自然还是被察颜观色一向敏感的母亲捕捉到了，待父亲气息平和坐在炕沿上，母亲开始频频追问，他才吞吞吐吐讲了：儿子当上了右派，在本溪一个工厂干活呢，来信让咱们去一趟将书取回家……又给不识字的母亲念了一遍信，向她解释：现在是运动　，大、小单位都有人当右派，全是些官和有本事的人……
      母亲立时哭了，爸爸也落下了泪。也就从这一天起，母亲说她泪水就没干过，白天她独自一人在家哭，晚上睡觉梦中哭，看我仅有的几帧照片哭，翻我的旧衣物哭，同闻讯从乡下赶来的姥姥相对坐着哭……也是这次谈话，她说哭干了泪水，再也淌不出泪来，眼睛涩了、花了，看不清物体了！
      我的信发出去一周时间吧，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正同改造伙伴们肩负二百多斤煤粉大筐装窑，被人通知有家属来接见，再由组长监护回到住宿地旁侧一空场，见到了脸颊失去光泽，明显消瘦的父母亲。在这样的场合，都会把悲痛埋在心底，脸面上硬是装出一种常态平静，甚至能露出苦涩的笑。会见时间虽说没限定，惯例也就是一个左右小时，妈妈可能避讳在不远处监督的改造组长，但还是伸出双手抓住我那黑黑的手紧紧握着，两眼盯着我的脸，十几分钟后，又轻轻抽出一只手，在我沾着煤灰的脏兮兮脸上，从上向下，一点点抚摸、揉搓、移动着。她的含着泪昏花的眼睛，不错眼珠地瞅着我眼睛，似凝固一般，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喃喃重复着：“听领导话，好好劳动，早日回家。”母亲虽然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可是噙在眼里的泪水还是一滴滴淌了下来……
      接见时间差不多了，组长开始督促，父亲同组长走进屋，背出那件已丢失不少书籍的书箱，母亲挎着用大网兜装着另外的书，先我一步离开了散发呛鼻臭气的破房子，还是说那句重复十数遍的话：“好好干活，早日回家”，我也由那个尽职的组长监护，向工地走去。父母往北方向去彩屯公共汽车站，我则向东去土焦场，构成一个直角。我转头看着他们，见正蹒跚在小路上的父母也立住转头同样看着我，脸孔已经模糊不清，但心灵感应依旧，我留意到母亲也看到了我，似乎用一只手拭着眼泪，二位老人快要走到铁路专用线桥洞子，见他们放下肩上东西，立在那里向我望来，单手打着遮，眺望着……我的脚步迈得更慢，又不自主地停了下来看着他俩，彼此已看不清脸，分不清泪水，有的只能是那种亲情感应罢了！组长一声吆喝“快走”，我向前紧走几步，一栋烂棚子隔断了我们，已看不见母亲，瞅不着父亲，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流淌出来……
      大约一个多月后，母亲只身再次来看我，我这时候已调入技保科学习生产调度，起步是从抄抄写写，跑跑颠颠，送图纸、取报表、填数字、写记录，虽然说一天屁股坐不下多大会儿，但劳动强度来说，要比大抬筐轻上多少倍了。我们改造班组未有变，基本班组人员还没离开土炼焦场，可我们工作于科室的几个青年右派，各个方面不再那般受限制，生活自由度相对要宽松得多。那天，接见完已十来点钟，组长有事早走了，我还在同妈妈坐着。碰巧，具有干部身份的同办公室王波走过来，并友善的向我们娘俩笑了笑，这一时刻，我突然冒出送母亲去公交站点的念头，也未思考王波有没有监督管理的职能，今天回忆起来是玩个小计谋，几步赶上他，声音不高态度恭顺地说：“王师傅，我母亲没文化，又没出过门，到本溪就蒙头转向，我把她送到车站立马就回来，快晌午了，误不了事。”王波没直接回答我话，却轻轻点了下头。我立马起来陪着母亲去了汽车站点。又自作主张在一家小饭铺要了一盘海杂碎，一盘猪下水，每人来一碗“九二粉”加工制作的黑乎乎面条。饭后，母亲怕时间长了我回去挨批评，一再催促我回队她自己坐车去火车站，而我也看出母亲内心还是希望娘俩能多呆一会儿，就解释说这个王干事人挺好，有人找我他会解释说明的，出不了什么乱子的。于是，又同母亲走进一家小照象馆，拍了一张母子二寸合影。这就是本书前面那张照片：母亲一脸愁云，嘴角微合，正努力控制悲哀，眼珠透露出忧伤；立在母亲身后的我，神态还算正常，我未戴半截腿眼镜，临时用的是照象馆无镜片镜框。照片中搭在母亲肩头那只手，依旧留有土炼焦场干活的痕迹：黑黑的指头，浸着煤泥的指甲。这是我同母亲唯一单独合影，又是在那个时候那样背景下，查了一下我保留写于本溪教养院的笔记本，时间是1959年5月28日12时左右。




后　　记




      这本回忆录，是我突发心梗，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做过心脏介入术，又存活下来后，极力渴望能在生命终止之前，作为人生最后一大愿望拼老命抢时间写成的。现在终于定稿了，可谓了却一桩魂牵梦绕的心事，快哉！幸哉！似乎能说上一声：生愿足矣！死而无憾！
      写这段历史回忆，远在1997年我退休之前，就在头脑里萌生念头，并同一些尚能谋面的当年右派交谈过想法，得到了他们赞同和鼓励。共同的思考是：众多冤屈者都已逝，活下来者也将陆续离去，这段历史该记载下来。今天，市面上能见到撰写右派的著作，由当事者亲纂的少。多数为他人采编访谈，记述又多选当右派前已是名人者，给人感觉不足够，对那段历史来说不算完整，尤其缺乏占右派人数比例很大，1958年整风补课中增补进去的右派。他们来自基层单位，所受处分又重，改造时间又长，又有着鲜为人知的大大小小故事！
      我正式退休回家后，作为一个补课进去的右派，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又自认为头脑尚清楚，身体状况还算可以，觉得有责任也应该将经历的故事写出来，以便能为存史做研究和教化后人起些作用。一开始，时间感还不太强烈，写得很慢，断断续续。到2004年我患心梗入院之前，算写完了初稿。住院治疗期间，得知患我这类病的人，死亡特别是猝死率极高，于是能在生命尽头到来前完成此书夙愿陡增。2005年术后两个月，就又动笔加快了写作与修改速度，心中总在鼓励自己：活下去，一定赶在“反右”运动50周年之前完成此份文稿！感谢苍天又给了我时间，这总书稿终于能在2007年3月杀青。
      此回忆忆录里，我重点记述了包括我个人在内众多来自基层普通右派的经历、心态和凄惨的20年改造岁岁月月。记述的大小情节、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缺少各类离奇，全似这些人一样简简单单，普普通通，但我相信只要能认真读读，做做思考，肯定会有感触和思索：这就是右派呀，右派就是这般来的，反右竟是这么样回事。如此，也会理解与同情当年冤屈不白者；由此再回转到今天，将会对现实国家发展经济，传承文明，建设和谐、法制、民主社会的坚信和拥戴！
      坚持真实第一，是写本回忆录的原则。我在本回忆录所记述的人与事，完全来自我的亲历、亲见、亲闻，没有任何推想与发挥。文中有少数人事，因涉及到个人不怎么样的隐私，我未用真姓实名，而绝大多数是真人真名。
      50年前，我被打成右派时还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没有社会阅历，因而本文中说事写人，可能有其局限性甚至缺憾，如不当还请当年一道被改造者见谅！
      本回忆录撰写与文字处理过程中，得到了有来往和能接触到的当年右派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获“改正”后分配到同个单位的骆筠英的一直鼓励、协助我做这项工作，贡献很大。我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从2006年初秋起，先后有辽源市公用局陈道庚先生，教育局孟广友先生，民盟辽源市委会白雪松、葛晓萍，辽源市政协孙锡臻等诸多同志，为我回忆录打字、复印。在回忆录书稿做最后整理和复印时，还有一位使我不能忘怀的同志，是市政协文史委前副主任王亚军女士，她不仅在酷暑天挥汗于复印机室为我复印，还利用参加省政协文史工作会时，大力向会议介绍和推荐我写的回忆录。
      2011年初，六届政协文史委召开第四个年度工作安排会议，参加会议的申守勤副主席，在听过我的发言和我请求将回忆录以文史内部资料方式刊印建议之后，表示关注和支持，使那一段历史资料能在社会存世。对此，作为一个资深政协委员，更深切的体验了政协组织的善意，我内心也深深感谢本届政协各位领导和同志，他们满足了一个老委员的心愿。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辽源市六届政协主席王国栋同志，他在百忙之中欣然执笔为本回忆录写了序言。
      本回忆录初稿曾用名《右派 在太子河畔》，副题为“本溪劳动教养院回忆”，定稿前改为《难忘的岁月》。
                                                                                                      
                                                                           
                                                                                                                           
                                                                                                                                                             张  今
                                                                                                                                                        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