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崇俊：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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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军民共建

早在1936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到1949年解放，14年间，共修建桥、隧、土石方工程约占总量的14%。

建国后，修铁路，都是铁道部领导。成渝铁路不是！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赵健民到中央请示修路时，中央决定：“西南铁路暂定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技术业务由铁道部指导。”修路的指导方针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才，修好铁路。”

现在的工程局，有庞大的施工队伍，若干个工程处，工人有时多达几十万。那时，工程局下边只设：九龙坡、油溪、永川、荣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成都等九个工务段，简称“总段”，下设分段、支段，只管几百个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关系暂属西南军政委员会。

刚解放不久，为什么就决定修成渝铁路？因为这一决策，不仅可以带动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安置城乡失业大军，还可留住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避免外流。老成渝、川黔、湘黔、中国桥梁公司……等单位，确留下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高级工程师，为后来完善旧线设计，提高质量，消除隐患，使线路完全符合铁路二级干线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渝铁路工程局，解放不久改名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6月改名西南铁路工程局。再后，因承担的任务不一定限于西南，又改称铁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简称“铁二局”。后又改为贵阳铁路局。现在叫中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举行正式开工典礼，邓小平政委致词，他讲了重要意义，希望少花钱、办好事，希望军工尊重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尊重群众意见。……

成渝铁路的施工队伍从哪里来？当时叫“军工筑路”。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军区，各成立一个军工总队，每个总队四千到八千人不等，加上民工和失业工人，统称“两万军工带领十万民工修路”，这支队伍属西南军区管辖。

当时军工带民工，主要担任土石方工程。一些桥梁、隧道任务，另由工务段发包给包商承担。

这两个系统怎么统一领导呢？新成立一个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西南铁路工程局长赵健民任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军工和工务段铁路职工的一切工作。

军工筑路到了1950年10月，因抗美援朝另有任务，除留下少数干部，继续带领民工，各总队都陆续归还建制。到了1951年2月，又调来七千多“工兵部队”，参加修路，干了近一年，1952年1月回归建制。

军工总队回去后，1950年11月，西南工程委员会下边另设民工指挥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设区指挥部，以下辖支队、大队、中队。

1951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开始筹建专业施工队伍，在民工中选拔优秀骨干，于6月成立工程总队，留下军队干部四百四十多人，担任各级领导。这批民工，开始是临时工待遇，以后逐步转为铁路正式职工。经过一段时期培养，这些从事土石方作业的工人，陆续转为修建桥梁、隧道，掌握施工机械的骨干，开始有了专业的筑路队伍。

对于包商那一部份人员，资中工务段首先把包工队改为自办工程队，由段上直接领导。后全局推广，专业队伍逐步扩大。慢慢演变成了工程局现在这种模式。

这个演变过程，可能早被人遗忘！现在，我特意提一下，作为史料记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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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凉风坳风光

随着成渝铁路开工号角的吹响,我们学习大队的学员陆续“奔”赴工地。这里用“奔”字，是我们把工地当圣地一样向往！

从重庆出发，几辆大货车同行。因沿线还有土匪骚扰，第一辆车，是一个排解放军，护送我们去工地的，车前边还架了挺机枪。这说明，修路是在社会秩序还没完全恢复的条件下动工的。

车队可能载有五、六十个人，分配到沿线各个段的都有。大都互不相识，人和行李混装，分不清什么等级高低，没有软席、硬席的区别，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

老成渝公路，路况很糟。司机哪是开车？像跳摇摆舞，刚躲过一个坑，接着又是一个，实在躲不过了，车子猛烈颠簸一下，全车人东倒西歪！停车休息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个人像陈祖闛，入路前我找过他一回，在学习大队听过他一次讲课。不知道他这次分配到哪里？一会，匆匆忙忙，上车赶路。我没过去和他打招呼！

车队过内江，有个穿解放军装的中年人，有人来接他，喊他韦总段长。同路，算是有缘，见识了个“高管”。第二天中午到资中，车停在资中工务段门口，段上的人拥出来迎接，想不到陈祖闛也在这里下车。有人争着给他提行李，还听见有人喊他：“陈总段长，总算把你盼来了！”原来我俩分配在一个单位，他还是我的总段长！

在总段休息了一天，四处看了看，听了听。我忽然下意识里冒出一个问号：“我可能是陈老总要来的吧？”总段机关在资中水南街，隔条沱江，对面就是县城。这条街，老长，有资中糖厂，还有岭南中学，是个区？是个镇？说不清。机关所在地是个大宅院，前门临街，后边笔直悬岩、紧靠沱江，院里房子很多，宽敞高大，全段人员办公，连家属宿舍都在这里。后边依地形、沿台阶修建了花园，称得上曲径通幽。几十年后，我去寻过旧，这里已成为县委机关。可以想象，这院落多气派。我了解到：资中工务段管辖六十公里线路，下边有四个分段，17分段在银山镇；18分段在水南街，和总段面对面；19分段在归德乡；20分段在雷姑坪。分段下边一般有三个支段。分段、支段都只有五、六个人，总段有十多个人。工作人数“极小”，承担的任务数“极大”，仅一年多时间，胜利铺轨通过资中。

可能是第三天的早上，陈总段长在他办公室和我单独交代了几句，他说：“我想把你分配到19分段凉风坳支段，那里工程大些，对你学习锻炼有好处。”同来的人，分派到其他各分段的都有。

从总段到凉风坳，得背起被盖卷走路，三十多华里，要走大半天。支段靠沱江边，河边上去有个高坡，坡上有杂树、翠竹、人家，隧道从这高坡穿过。离隧道口不远，有几间小屋，是支段办公室和宿舍。支段长谢宗贤，四十多岁，是帮工程师。那时的技术等级，正、副工程师下边是帮工程师，往下是技术员，再往下就是我这号人：“学习技术员”。支段有一个领工员沈志芳，三个测量工杨仲和、张乃其、王文华，再加上我这个“新兵”。隧道长500米，这么个小隧道，现在看是小菜一碟，当时可是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解放前这里设了个工程处，由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级工程师主管。隧道设在直线上，导坑已打通，只剩下“挖底”和“砌拱”等任务。整个隧道都没电，用电石灯照明，出碴用土斗车，现在看，这种原始的施工方法，实在太落后了。可比起成渝线其他的隧道施工，还算先进的。就在旁边不远，有个罗汉道隧道，用桐油灯照明，用人工挑抬出碴。

我初来工地，什么都是从头学。因为包商负责施工，平时到隧道里看看工程质量，隔几天搞一次“抄平”、“放中线”，避免隧道“超挖”、“打偏”，月末收方计价，给包商发工钱。那时候，生活困难，工资很低，老百姓从十几里外赶来当临时工，一天只领一斤半蚕豆，吃都不够。军工的工资一样低，挖土方一天挖三立方米，领三斤二两米。“抄平”、“放中线”开始是谢工干，慢慢放手让我干，当你看经纬仪、水平仪时，测量工“吊悬锤”、“掌塔尺”，他喊叫“好”，你看仪器的人，马上定位，误差自然就少了。

收工回来，我有时发神经，不顾大家的疲劳，硬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教他们学唱《南泥湾》，表现我革命，得意哟！谢工有三个小孩，小的可能有三岁左右，我最爱逗他玩。十多年后，一次在贵阳遇见谢工一家，他妈把小三叫来，对他说：“小时候，胡叔叔那么喜欢你，快叫！”他可能上大学了，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知为什么？后来，我调到了分段。分段长黄龙文副工程师，设计、施工经验都丰富，有才学又厚道。分段有个老技术员，还有一个中专毕业的实习生，只我们三个人。我改干内业工作，具体画土石方断面、算工程量；画地形图。我画平行线，尽用三角板推，毛里毛糙的，觉得简单极了，不耐烦。后来，施工计价时，我画的线稍偏一点，数量相差很大，我犯了大错误，黄段长悄悄给我改了，没骂我，我暗自难受。我按照测量的“点”划地形，画出来的图，我看不懂。后来，我到现场实地看了看，才慢慢明白了一些。

我还管过炸药！黑火药、黄炸药，都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民工队来领药，我就发给他们。我管的“雷管”很多很多，我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人来领，拉开抽屉就发。后来，我才知道，这哪是管炸药，这是在玩命。以后，在山上修了炸药库，专门保管炸药、雷管。

和我们分段在一块办公的，还有一个归德乡支段，支段长叫邓荣昌，他一天到晚，干得很辛苦。和我这样分段的人，联系较少。

工地人少，我偶尔也觉得无聊，一个人跑到沱江边，看碧蓝碧蓝的滔滔江水，陶醉在梦幻般的情怀里，心想：看吧，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多快呀！再过五年、十年，我们伟大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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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没休息的岁月

1950年7月，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成立。1951年4月，资中工务段工会成立，我糊里糊涂被民主推荐成段工会主席。开始我还是业余兼职，不久我就调到总段，成了脱产兼职的工会干部。

那时，我思想上没有半点杂念，从没想过什么“专业”，更没有想过什么“前途”，只知道“干革命”，高歌猛进向前冲。

我到总段后，政治协理员吕勇调来了。他马上把我转为青年团员，在资中地区建立了团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在总段，我发现这里的人很忙，从总段长开始，每晚人人都加班到十点以后，从不休息礼拜天。这里我再强调一下“从不”两个字，你信吗？我敢说，如果讲忠心，可比“比干”，这些曾经被戴上“旧”知识分子帽子的人，他们改善了成渝铁路的设计，并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就修通了这条铁路。

总段开始没有电话，每天有两个通讯员，向东沿途步行收发文件，去往银山镇方向；向西去往雷姑坪方向，当天来回。当时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交流信息。

全段开始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职工看病都要向地方求医。记得我在19分段，一个人住在很大一个仓库里，没蚊帐，害了疟疾，硬是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才看上病，拿了药。

民工刚来时的情况，比这更狼狈。有的民工上路，没带被子，只背了一捆草。有的一个队，几百人，没有一个洗脸盆，早上炊事员挑两桶水出来，当作大脸盆、共用。当然，没有卫生员，没有星期天，……这一切都得适应呀！

总段有时也请分段的同志来开会，最初还要自带行李，走路要走几个小时，挺难呀！客人到总段来，招待什么？总段隔壁，有个小面馆，卖红烧牛肉面，一角钱一碗。来了客人，就到这个面馆吃面，算是上好的招待。这类事，我常干。

怎么发工资？那时不叫多少钱一个月，叫多少“工资分”一个月。比如一个干事173个“工资分”，我当三级技术员时是274“工资分”，二级是303个“工资分”。什么叫“工资分”？一个“工资分”规定含多少种日常生活资料，像米、面、布，每种含多少数量，把这些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按当月的“市价”计算，就算出了这个月每个“工资分值”是多少钱，发给本人。“工资分值”随物价变化，每月都在变。一般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米。为什么实行这种“工资分”制度呢？主要因为：如果物价波动，大家生活不会受影响。你问，这种办法不是太麻烦了吗？在那物价水平波动大的年代，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对吗？

到了年末，我领工资时，忽然发现多了许多钱，让你大吃一惊！原来年终“发双薪”不说，如果一年不请假，还要加发十二天工资，意外收获，让你高兴一阵子。

今天看昨天，觉得什么都原始。晚年，陈总段长老讲：过去“选线”，要躲隧道、大桥，尽绕沱江、长江边走，成渝路绕成505公里，要是现在，300公里，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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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百年爱心

陈祖闛，四川开县人，1904年出生，百岁老人。他的百年爱心，铸就了百年辉煌！

陈祖闛出生于铁路世家，他随叔父陈自靖长大。早年，四川为修川汉铁路，曾在成都创办四川铁道学堂。他叔父先后从四川铁道学堂、唐山路矿专门学院（唐山交大前身）、交通部交通传习所铁道研究所毕业，和我国铁路老前辈杜镇远、茅以升等同学，曾任北京、唐山、上海三所交通大学校友会总干事。

祖闛年轻时，想到法国勤工俭学。叔父让他先后到蔡元培办的北京孔德学校、和好友杜镇远处学习法文，因法国经济不景气，去勤工俭学的人处境困难。四叔让他转入利群学院补习英语，后考入交通大学北京学校预科俄文班，毕业后免费升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接管中东铁路的储备人才。

二十年代，中东铁路名义上是中俄共管，实质上是帝俄的势力范围。哈工大虽设在中国的土地上，可陈入学后，睁眼一看，尽是俄国老外，找来找去，只找到七个中国同学。当然，这为陈后来精通俄语创造了条件。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了哈尔滨，陈带领全家回到北京。他到香山找到杜镇远，杜老伯夸奖他学成回来，留他吃饭，还给了他二十块银元，让他到正在修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处找茅老伯。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300多米，正桥16孔，孔径67米。三十年代，像这样的桥，全世界为数不多。陈先分配在北引桥；后管全桥的材料检验，和外国包商较劲；再调到正桥四号墩。基本经历了施工的全过程。1937年8月经过试运行，质量优良，军运列车源源不断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支援了淞沪保卫战。

同年，陈祖闛转战湘桂铁路湘江大桥。1938年，参加叙昆铁路勘测。1940年，参加綦江铁路勘测。1941年，到西北公路工务局。1945年到南疆公路。1947年，到成渝铁路及隆筑铁路勘测。1949年末，重庆解放，协助成渝铁路军代表陈志坚、刘备耕接管铁路并筹备全线复工。

陈祖闛为正工程师，选线专家，他到资中段后，先后五次徒步踏勘全段线路。从东到西，发现许多桥涵，太靠江边，他便和同行的分队长商量，是不是靠山移一点，免受洪水冲刷；走到已完工的牛寨溪中桥和球溪河大桥的时候，经过大家反复查看、研究，认为孔径不够，排水不畅，决定增加一孔。在二十分段境内，发现聂颈子隧道，因石质好，只稍外移一点，改为明挖，省工省料，决定取消。

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唐明渡到麻柳河一段，十一公里线路，弯曲太大，经过他多次踏看后，让工程师杨光杰、周明敏实地试测，最后决定改线，增加一个闪将坳隧道，缩短线路2．3公里。

1951年，陈祖闛光荣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成渝铁路通车后，1952年，他调任铁二局推先科长，后任技术处副处长。在整个西南铁路建设中，差不多各条线路，他都徒步参加审查设计文件，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安排施工储备，参加过若干重大决策，有过光辉业绩。特别因他精通俄语，在全局学习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帮助苏联专家举办学习班，编写《铁路新线施工手册》、《技术管理办法》……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专家到各地检查工作，要求他同行、便于直接翻译各种技术名词，深得专家好评。

陈祖闛这个副处长，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他七十年代退休，他领导过的科长都当上正处级干部，成了他的上级主管时，他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西北公路局当总段长时，段上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到外地开会，临行时，给他打了个招呼：“有事帮我关照一下哈！”这个“招呼”演绎成了“代理”，再“演绎”成“历史反革命”。这个政治历史问题，是谁检举揭发的呢？是他向党“交心”、自己写的。好在，他是全国铁路劳模、专家，按内部矛盾处理，够宽大的了！

在此，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陈祖闛的“历史”：在哈工大读书期间，胡伦在法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奉命回哈尔滨作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其妻来哈营救，患阑尾炎，因同乡关系，陈慷慨解囊，叫车送她到医院手术，后不幸病逝，陈又向乡友集资，把她葬于极乐寺公墓。解放后，胡伦在重庆作政协负责人，两人相见，胡提起陈不避风险，救妻、葬妻的事，老泪横流，感激万分。

1947年，敌特追捕革命志士黎明，地下党员向勋介绍黎明到陈家住了两月，安然脱险。

1948年，向勋介绍革命志士向云勉来陈家避难，陈设法转移掩护向云勉，直到解放。

刚解放，陈在大街上遇见成渝铁路警务处大特务吴梦尘，他立即报告并领着解放军，亲手抓住了这个漏网的“大鱼”。

晚年，他还长期按月捐助希望工程；帮助小保姆读夜校至大学毕业；主动自愿向华西医院申请捐赠遗体。

这些就是一个所谓“历史反革命”，用行动写下的响当当的真实历史！

陈祖闛退休三十多年，人们又是怎么看待他呢？

成渝铁路军代表陈志坚，主动给铁二局的老同志写信，希望能吸收他入党。陈老总向我征求意见，我说：“你是个信仰坚定的终身不悔者！”1988年11月，他84岁高龄光荣入党。

另一位军代表刘备耕，他给我来信，希望写一篇介绍陈祖闛生平的文章，他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寄我办。”遵嘱，我写了篇文章，铁道部的刊物《铁路春秋》采用，后收入《中国铁路历史钩沉》巨著。

他百年华诞，铁二局为他祝寿。成都铁路局的总工程师周丕烈和我应邀出席。到会的老同志，大多是我俩当年的老领导，我俩坐得远远的。铁二局党委书记伏殿成，特地过来看望了我们两个“外宾”。他诚恳地评价：“这个老工程师，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没找过组织上的麻烦，真是个好同志！”这总可以算是对他生平的最后评语吧！

这次庆典，我为陈老总写了首短诗：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纪华诞更难期；

岁月沧桑多乐事，铁树满园展新枝。

我走到他坐的轮椅面前，悄悄向他说了句祝贺的话：“你看见了嘛，西南铁路不是遍地开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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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多情和“无情”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艺术人生》，朱军主持的。一次，他访问著名演员潘虹，问她：“如果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让你作出选择，你首选什么？”

潘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选家庭！”

我把这个“答案”给儿子讲了，儿子不假思索地反驳：“潘虹已经有了事业，她当然说‘首选家庭’！”

不一定！这世界上有没有“舍弃”了上好的事业，离开了“组织”，不顾什么“前途”，历尽千辛万苦，甘愿“受苦”，去寻求“家庭”的呢？

有！肯定有！

谁？

孩子他妈——我妻就是一个。

妻回到南京实习，很快毕业了。工作地点选在哪里呢？

中国当时只有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私立华西大学有“牙科”，那时不叫“口腔科”。每年毕业生极少，中央大学牙本科，有时一年只有一个人毕业，妻这一班毕业人数最多、有六个人。中国人口，那时号称四万万，这么多人，需要多少牙科医生？

妻来信说，大连、北京、南京都到学校来要人，到底去哪个城市呢？反复考虑，南京离四川近点，她自愿选择了南京华东军区总医院。这医院名气可不小！解放前，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最好的医院就是南京中央医院，现改了个名字叫“华东军区总医院”。分配到大城市这么好的医院，谁不羡慕呀！

很快，妻在这里入了团，有了“组织”。

她到职后，不久来信说，她检查出肺部可能感染了结核。那个年代，对结核病，还是一件谈虎色变的事。她说，医院在伙食方面对她有些照顾，还订了鲜牛奶，让我放心。她听说我父亲病逝，还汇了二十元给我，南京的工资标准比四川高些，不过二十元也是笔不小的巨款，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去信给她讲了我解放前“闹结核病”的事，虚惊一场，让她不要怕，好好养病。

后来，总段有了一部电话。一天，有人叫“胡主席”？干啥？接电话。哪来的？重庆。我跑过去拿起电话，我问：“哪位？”对方答：“我，曾瑜！”“你在哪里？在南京？”“不！重庆！”

天哪！她咋会在重庆？孙悟空？会飞？那年月，从南京回重庆，难呀！

可能是因为有病，想家。也可能在外地，寂寞，爱胡思乱想。她在学校爱以大姐自居，因她是高年级的，理所当然，常把我当小弟弟照顾。实际年龄，她比我小三个月，是我的妹妹。这次她别出心裁，从南京要跑到工地来“照顾”我！

她在南京时去找晓霞，一个穿军装的女干部、团支部书记。晓霞听她一讲，也觉得有理，都二十六、七岁的人，该谈婚论嫁了。我老胡调不去南京，她自愿要求回四川，怎么办？那个时候是大区，南京调四川，要经过华东局到西南局，这手续太麻烦。可能军区总医院是大机关，也许是军、师级单位，领导通情达理，提出个折衷办法，征求她意见。我们医院不替你在四川联系调转工作的事，档案、组织关系我们封好，交你自带，你回去自己找工作，怎么样？

妻立刻象脱缰的野马，只跟晓霞打个招呼。真走啊！

南京回四川没有直达客轮，要在汉口、宜昌转船，单是船行时间可能一周左右，中途等船，还不知要多长时间。我们几个男同学一路同行，还觉得困难重重，她一个年轻女娃子，带着行李，这找旅馆、买票、上下船、托运、抢占舱位，一个人怎么干？重庆到资中，即使买到车票，汽车很破旧，常常抛锚。在内江还得住一夜。这一路，不要说走，想一下那个过程，就会打退堂鼓！

我真不知道这一路，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她上午赶到资中，自己问到段上。有人喊：“胡主席，来客了！”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那狼狈样，为这“独行女侠”的勇敢和刚毅，为她这种不要事业要家庭的英雄行为，刚说出“你到了”三个字，我真感动得哭了！

她来这里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算个“家属”。不对，我俩又没结婚，只能算个“准家属”吧！陈总段长爱人陈光军，原是重庆八一小学校长，现在携家带小到段上来照顾“老头”牺牲“事业”要“家庭”，谁说没有？老妻一来就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

我呢？我是“狂人”！就象教徒信奉上帝一样，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解救众生，哪管什么家呀！妻子这样千辛万苦地来了，我根本没心思顾到她，一天忙事业，压根没想过什么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全段上下掀起了一个速成识字的热潮，妻和陈光军一块，加入了教家属学拼音识字的行列，算是找到个事干。我现在不会“发短信”，不会使用电脑打字，常想，要是她还活着就好了，她在资中学的拼音本领可当我老师了。那段日子，她从无怨言，也不唠叨，相安无事过了许久。

资中有个宏仁医院，解放前是个教会医院，他们不知道怎么晓得我们这里“潜伏”了一个大医院来的医生，硬要邀请她去上班。我们提了个条件，修完路就走人。人家满口答应，她到这医院去上班了。这中间，我生了次病，医生还怪吓人的说是传染病，在宏仁医院住隔离病房，妻穿上隔离衣来侍候我，稍好点，还扶着我在院里散散步。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想起我们该结婚了。

相声演员姜昆说相声，讲“照革命像”，我们可是“结革命婚”。婚前我给我的朋友，发了个结婚请柬，宣布何日结婚，敬谢馈赠。结婚当天在总段20平方米大小的会议室，买了几斤糖，开了个茶话会，宏仁医院的来宾，成了妻的娘家人。我们没买任何衣物，上班时穿什么，婚礼时照旧。为什么这么办？不是我们没钱买件新衣，是表示这样才象个“革命者”。家属们可不这样想，送我们进新房时，我才发现，大家借了许多新的床上用品，把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孩子们向我们撒了许多喜花。妻进屋赶快把这些新东西收起来，生怕弄脏了。第二天，象没事一样，我俩各自去单位上班。我高兴，这解放区的天，真是喜气洋洋，太惹人爱了。

以后妻子怀孕了，妊娠反应比较大，我没问过一句、没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本来应该住在一块，她行动不便好照顾她，我可偏偏搬到工地去住，工棚四面通风，住“五风楼”。我这是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用实际行动改造自己呀！我施工的工地离家只两公里，我难得回去一回，用文革的语言讲，我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有时，妻说：“肚子里的娃儿不老实，老踢我！”我说：“长大也会是个干革命的。”你看，你看，我满脑子装的些啥！

妻要临产了，我从没想过该给她增加点什么营养，弄点什么好吃的，更不知道该为婴儿准备点什么穿的、用的。反正，我什么也没问过、没说过、没办过，在宏仁医院生产那天，我没到医院去，大人、小孩是死是活？好象和我没什么关系似的。孩子生了，我见着妻从没说过一句关爱、感激的话。可能我当时想，无产阶级就该这样“冷漠绝情”，这才是“舍小家、顾大家”呀！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未婚的姑娘们，你们找对象，不光不要找我这种狂热的信“主”的教徒，也不要找独生子，因为一生都是别人关心他，他“本能”就不会说一句关心人的话。妻呀！错！错！错！你“多情”遇上了“绝情”！

怪！怪！怪！这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我怎么“绝情”，从妻嘴里，从没有说出半句埋怨、悔恨的话。都退休了，有次，我们搬家，她第一次大发议论，她说：“老头，这一生我们搬过许多次家，你一次没参加过；我生三个娃娃，你一次没问过、看过、管过；我病得路都走不动了，你没请假回家看过，更不用说关心了。这回搬家，你可得参加！”

我怀着十分、千分、万分歉疚的心情，终于说出一句请罪的话：“我那些时候在‘干革命’，没有觉悟。要是现在，我肯定不会这样！老太婆，这辈子，真对不起了！”

这次，我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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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信和不信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总段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运动，我是副主任委员。

局里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局工会的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长程骏。刚开始是学习、讨论、自觉交代问题。有的挖空心思，讲什么“用过公家的几个信封、吃过包商几支烟”等等。刚解放不久，公私不分的很少，运动还算平静。

后来，刮起一阵风，来了个“打虎运动”。贪污一千元以上的叫“老虎”，是大贪污犯。那时的纸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一千元就是旧币一千万元。贪污那么多钱，哪有啊？后来，报上天天介绍“打虎”战果，有的一个单位就打出几十只“老虎”，比一千元还多的，有的是。这经验一推广、炸锅了，个个单位都要打“老虎”。

前些时候，报上介绍了个“周老虎”，他用年画拍出个假华南虎来。华南虎在中国已绝迹了，在哪去找呢？“周老虎”呀，你生不逢时哟！你要在1952年，还用得着那么操心吗？到处有“虎”，谁打假？

开始，我想，别的单位有“虎”，我们单位可能没有啊！按“推理”的办法，别的单位有，你这里还能没有？没有？右倾。好呀，局里派来了个“打虎队”，帮你打“虎”，你躲得过去吗？打虎队员，是某军事院校的学员，来了十多个，清一色的年轻人，一身戎装，威风八面。从哪里找老虎？他们带来的经验，叫做“深山密林必有虎”，凡是管钱管物多的地方，必有大贪污犯。凡是管工程、和包商有接触的，通通要坦白交代。

怎么打？让“老虎”站着，打虎队员坐着审问。打虎的轮番休息，“老虎”整天整夜站着受审，这叫“车轮战”。谁受得了？只好坦白，说某某包商送过他多少钱，交代少了不行，少了重写，够1000元以上，老实了，可以喘口气休息去。

不是包商送的钱吗，再审包商。说某某工程师已经交代了，你还想抵赖？于是包商说送了某工程师多少钱。数字和工程师交代的，少了，打虎队员会提醒你，少了，如果说多了，也会提醒你，多了。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包商交代送的钱和工程师坦白受贿的钱数字相吻合。铁证如山，定案。

原来，“老虎”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为了扩大战果，干脆，把这些可疑对象，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相互检举揭发。还把家属集中起办“母老虎”学习班。这样一来，凡是和工程沾边的，差不多都是“老虎”。于是，在总段开大会，宣布把十九分段长黄龙文当场抓起来。以后坦白从宽嘛，说啥都有！

办法好是好，可那些从没有见过这种世面，神经脆弱的人，咋办？二十分段技术员杨升坪，想不开，贪污的钱比工程款还多，你们也信？这咋说得清！和他爱人一道，来到沱江边，喝了点酒，双双抱着跳进了激流，找阎王爷说理去了。十九分段老领工员陶海春，管点小工程，包的工程单价低，包商开支工资以后，不会有多少盈利，他哪有那么多钱行贿哟？心想，这次是过不去了，用刀自戕，又死一个。十九分段测量工张乃其，人老实巴交，测量工和包商打多少交道？不就是跟着工程师摆摆仪器测量，咋可能贪污那么多钱呀！在总段集中“学习”时，一大早，趁人不注意，冲到沱江边，不用法庭审判，自己先跳江了。

全总段，充其量百来个人。四个人自杀。为什么？开始，我不相信段上有贪污分子，后来我相信有，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我说：“这段上的‘贪污分子’，我一个也不信！”

在这次运动后，我心里十分内疚。因我没管工程，不可能当老虎，可我干了件坏事！我在工会，到处收集运动进展情况，一个人弄了张油印小报，天天让通讯员送到下边去。起初，我还认为我在运动中立了功，后来认识到我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中国的“运动”，似乎都有一个“平反”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实践了诺言，凡是找我来调查取证的，不论认不认识，我一概证明没有贪污。我自认办了件好事，对那些判刑的、开除的、受处分的，多少有点赎罪的感觉。

几十年以后，已到了八十年代，资中工务段闪将坳隧道有个事务员张浩，来家里找我，说他是“三反运动”中被开除的。张浩，这时估计都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有点行动不便。他从身上摸出一张小纸条，纸都发黄，他说是他被开除，临走时，请我写的临别赠言，我一看笔迹，真是我写的，什么赠言？笑死人，我说：“回去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要不，只有死路一条……”可能还有些“左”得出奇的话，愧煞人了！他来找我，是要求平反。我说：这几十年变来变去，找哪个单位来管你这事呢？难呀！他说：成渝铁路的遗留问题，通通划归成都铁路局来管，我的案子成铁局成都工务段已经接手了，现在主要是找不到证人，陈祖闛总段长、吕勇协理员我都找过，他们写的材料，都说记不得了，所以我来找你。

我一听来劲了，我坚信我当年的判断，我不相信资中工务段有“贪污分子”。我说：陈总段长、吕协理员我去找，你让办案的人来找我。

我先后把陈总段长和吕协理员找到了。我问他们记不记得杨升坪、陶海春、张乃其，他们说记得。我问他们，后来“三反”平反，查出过贪污分子吗？他们说，没听说。我问还记得张浩吗？开除的！他们说不记得了。我说：他的结论材料我看过，定性的钱很少，是生拉活扯硬凑出来的。我不信。这个证明我写定了，闭着眼睛写也没有错。冤枉了人家几十年，妻儿老小都受影响，好不容易活到今天，这点公道都不主持，我们还算有良心吗？我来，是希望你们两位把证明重新写过，干脆点，证明他没有贪污。

两位领导，被我的“推理”热情感动，给张浩重新写了证明。办案的人，来我家取证，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三反运动”是怎么回事？我把经过讲了讲，说到死了那四个人，就会知道“贪污分子”是怎样“打”出来的，张浩的事，闭着眼睛也可以平，没错，我是当时的工会主席，我作证。

张浩晚年，得到平反。按退休职工待遇，另外，一次性补助了几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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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那段历史是误会

“三反运动”我们段上受冤的人不少。可我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受益者。

技术员的等级从一级到五级，象我这样的学习技术员，一般先定五级，我破格升到三级。

成渝铁路通车后，接着修宝成铁路，工作人员大转移。全线从九个工务段合并成九龙坡、内江、成都三个段。资中工务段改成内江工务段下属的一个工区，定名资中建筑工区，我升任工区主任。原十八分段长王玉如、副工程师，三反中被戴上“贪污分子”帽子，分配到我这个工区“管制”。我现在估计，这可能是领导故意安排的，我这个学习技术员刚改成技术员，哪管得了六十公里线路上的这么多遗留工程。我自己下个“定义”，这是挂名的，真正的工区主任是王玉如。我下工地总和他一道去，遇到问题他说了算，谁也没有二话。我知道他是冤枉的，我虽然常和他开玩笑，可我真心实意想赶快给他摘帽子。管原十八分段这一段线路的主管工程师是谢淮昌，他当然在运动中也受冲击。后来他任铁二局的副总工程师，他常开我的玩笑，他说：“老胡是我的领导！”我说：“那段历史是误会！”

以后，更热闹了！押到金刚沱“学习”的几个“贪污分子”，都是些老工程师，被送回来暂时安排在我这工区帮助工作。陆永汉是隧道专家、丁原鄘是桥梁专家，陈如訚是原二十分段长，我这学习技术员，就算升了个三级技术员吧，我有啥资格去领导这批专家。他们帮工区画了些图纸，不久，都调到宝成铁路主管一些大型重点工程去了。

当时，我们工区的主要任务有：修车站站房、家属宿舍、车站给排水工程、桥涵未完工程等。这些工程都是发包给包商干的，包商和我们工区订了合同，要到内江工务段计划室去支取预付款，他们常遇到麻烦、领不到。资中到内江可能有四十多公里，来回一次挺恼火的，包商回来，垂头丧气，说工人要等米下锅哪！怎么办？

那年月，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哪来那么好！相互之间，信得过，决不含糊。吕协理员调到重庆铁路分局当宣传科长，他是单身，二十多岁，临行，他叫住我，递给我一个皮夹子，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摞存款折子，他说：“先放在你这里一下。”转身就走了。到底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交我保管？我不知道。我也没问一声，这批钱留在我这里干什么？我也没怕担什么风险！收了！同志加兄弟，够义气。还有更怪的，全国铁路工会有个同志来资中出差，他走时，也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替他保管。我照样，什么也没问，收了！

现在，我遇到要钱花了，包商要支预付款呀！我管不了那么多，把他们两位留在我这里的钱，全部取出来，花哟！发钱时，我给包商交待一句：“唉！老兄，这回兄弟不讲信用，把别人的钱挪来借给你了。你们领到工钱后，可别坑了我呀，给我赶快补上！”别看包商，他们戴的帽子，可经不得阶级分析，但这事，不含糊，如期奉还，还大大感谢了我一番：“这回，多亏了你！”我这次用人家的钱，没讲信用，心里难受，我连问也没问，马上把这两位的钱，主动给汇回去。我这义务保管员，不当了！

归德乡车站是个四等车站，站房的位置在一个小石头山的地方。有一次，我和王玉如一道去检查工作，主管工程师柳明沅，把我们带到车站的位置，指着小山给我俩讲，他说：挖基础下去比较深，我们可不可以在挖基础的时候，不用爆破，直接把石头开成“料石”，用来砌站房，就不用砌砖了，一举两得。老王和我听了都很高兴，我说：“老柳，你咋想得出这个主意呢？”最后，这个站房全部是用石头砌的，成了个石头房，是成渝线唯一的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资中车站是三等站，质量要求高一点，木工班长刘荣森，廿多岁，身材魁伟，有一把力气，抬着木料上房，四平八稳，一点不含糊，在工人中威信高，我和他直接打交道多，成了朋友。后来，他在成都铁二局水泥制品厂当领工员，住在西北桥铁路宿舍，离我家很近，常来我家叙旧。这样，只要我家有点关于木工的活，一打电话就来了。那年闹地震，我们的地震棚，就是请他来搭建的。老朋友，心连心！

资中建筑工区到年底评了先进，领了一些奖金，怎么花？经过大家民主了一番，都说买个收音机来大家听听。那年月，是电子管收音机，价钱贵，还不容易买到。后来，我们买上了。大家的劳动果实，大家享受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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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豁出去干

1952年末，我们机构又作了一次调整。原有的三个工务段，只管运营业务。沿线未完工程，另成立第二建筑工程队负责，二建队下设四个分队，九龙坡一分队，队长朱世兰；内江二分队，队长是我；资阳三分队，队长苟质彬；成都四分队，队长李景诗。很巧，四个分队长都是中央大学土木系校友。我们二分队管顺河场到邮亭铺，150多公里。分队部设在内江，正对车站，在沱江边一颗大黄桷树下边，有两间小屋，作办公室，旁边两间草房，作宿舍。有多少工作人员？两个会计、两个材料、一个事务员、一个技术员，还有一个工程师。这工程师是谁？无巧不成书，王玉如，老样子，我挂名，他是货真价实的领导。这一点，我一再声明，以免误会。分队下边有三个小队，资中、内江、隆昌各一个，小队设一个技术人员，二到三个测量工。这个时候，还没有党、工、团干部配备。

这么长的线路，下工地检查工作，有点难！我们没有学优选法、统筹学，也没有计算机编程序，我和老王两人，一天就在算：坐哪趟车，多长时间走到工地，多久必须返回；又赶哪次车到下个工地，因为车不等人，我们的行程要争分夺秒。只能赶晚车时，到了车站天没亮，就在候车室椅子上打个盹。天才麻麻亮，我本想让老王多休息一会，可他先叫我：“老胡，走得了啊！”他老念着下一趟车能不能赶上！

后来，局里给我们发了一个乘车证，写明“允许搭乘任何一次列车”，意思是货车也可以上。还拨了一部手摇轨道车，自己在轨道上摇着走，但又有点难！手摇车上路，必须向车站“请点”，要车站允许才能放行。一次，记得我们在归德乡，向车站“请点”，站长说：“有一趟车快要过来，怕来不及。”我们说：“摇快点。”站长说：“怕出危险，谨慎点好！”老王年纪大，我当然得保护他的安全，我说：“好，不走吧！”你能想得到吗？老王生气了，他说：“沿线工地那么远，耽误不起，摇快点，豁出去了！”站长看他那么急，只好放行。他说：“万一那边火车出来，我让对方站长告诉司机，路上有小车，注意瞭望和鸣笛。”两个摇车工，加上我和老王，四个人加劲摇。成渝线、弯道多，视线不好，本来已经快到资中站了，忽然看到前边冒白烟，糟了，火车来了，跳车！火车司机虽然早已刹车，还是把摇车撞得粉碎。惊魂刚定，我就嘲笑老王：“唉！我的老工程师，你真不想要命了呀！”

那些年月，工作真亡命呀！

成渝沿线，要安设线路标志。一次，在大队开会，几个分队长聚在一起，他们起哄，说这标志，就让二分队帮忙干算了。我想老王命都豁出来，这点标志，就干吧！

这标志，有给养路工用的，有让火车司机看的，每个标志要标注里程，个个不一样。成渝线505公里，标志成千上万。举个例子，一个十几公分宽的三角形混凝土桩，三方都有字，里程要标到小数点下两位，这个混凝土桩怎么浇，谁有这个本事？材料员专门去做了一大箩筐铅字，钉在模板上，因字太小，折混凝土模型后，全部坏了，秃子脑壳“没法”。东搞西搞，左试右试，后来，在三角形混凝土构件上，预留凹槽，抹上水泥沙浆，再用铅字往上压，字就成形了。这工作量多大，要多少人来压，分队全体出动还不行，把家属全动员起来干，王工拿着个里程表，东跑西跑，各处指导、核对，经过至少个把月的紧张战斗，总算“豁出命”干完了。这天，我说：“走，进城，我请客，民乐餐厅，沙锅鱼头！”

你以为标志做完就大功告成了吗？安装可费劲哪，505公里呀！每个桩安在什么地方，不能有任何差错！要多少人来干？反正，各分队长来大队开会时，我说：“各位老大哥，这标志，小事一桩，我们二分队拼老命了！”这事，当年是苦了点，现在我可有吹牛的本钱了，我给小孙女讲：“你坐火车到重庆，好好注意一下沿线的标志，那是当年爷爷们，拼老命干的啊！”

那年月，党员少，内江地区各单位，合在一起，成立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谁？就是我在凉风坳隧道工作时的测量工杨仲和。他后来到局里培训，当政治教员，调到内江来的，遇上发展第一批党员，他把我选成了发展对象。

这次申请入党，我自认为“够条件”。我对革命那么狂热，有理想、有追求；我年年是劳动模范，有成绩、有贡献；我是团支部书记兼总支委员，后备军、有组织。可开支部大会讨论我入党时，谁问你这个？就纠缠我这地主出身，多少地？多少雇工？收过租没有？放没放高利贷？好在是那个杨仲和，1953年5月20日，批准吸收我光荣入党。那时，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入党条件掌握得宽一点，妻也是这一批入党的，以后严多了。

入党，是我当时人生的最高境界，就象神舟七号飞行员，一下冲上了蓝天。今后，在红太阳的照耀下，豁出去干，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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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嘉陵新居

杨仲和在内江作支部书记时，发展我入党，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今生今世，当然难忘！

不知为什么后来他调到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在夹江水文站工作，不作政治教员了。

在夹江，他回设计院，还到我家来聊聊。修铁路的人，全国到处跑。以后内江工务段的老人见面，问起杨仲和，我说“下落不明”。

我在内江入了党，铁路局在永川举办新党员学习班，我应召去学习了二十天。快结业了，我忽然想起永川离重庆近，我是不是可以请假回趟家？

“家”，不是在资中麽，咋又在重庆了呢？

俞光，局干部科副科长，老红军。在资中段帮助搞“三反”运动几个月，结束时，决定把我妻调进铁路局。那时局里还没有医疗单位，在重庆两路口局机关设了个卫生科，只几个人，有幸，老妻成了局卫生系统的“老干部”。我的家当然也就安到重庆了。

家住哪里？就是当年陈祖闛住那个嘉陵新村宿舍。住房多宽？两间。多少平方？九平方。一共十八平方吗？想得安逸！一间三平方，刚够放个小竹凉板；一间六平方，够摆个大床。几人住？不算我，三代、四个人，我的老妈来了、妻子、保姆、女儿。厨房在哪？过道上摆个炉子。不闹情绪吗？高兴得很啊！有了个家。家是什么？家是出门在外人的温馨的港湾。九平方米的两间房，还要留宿客人哩！生活嘛，总是要过的。天上的月亮挂在那里，伸手就快摘到，你还会怨天尤人？

保姆余文仙，原是我们在资中时雇的“奶妈”，才来几天，就没奶了。她的丈夫，是个木工，失业；有个儿子，先天性双目失明。生活困难，咋办？那时，县里不兴养奶牛，没有鲜牛奶，幸好，我们发现商店有日本进口的婴儿奶粉，只好改喂奶粉。很贵，一月要喂三筒。我们不懂得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可能中那“十恶不赦”的“人性论”的毒太深，决定把她留住。妻调重庆，她一同来了。

晚年，我在资阳工作，资阳离资中，火车只一个大站，有次趁老妻来看我，突发奇想，我说我们到资中去找余文仙。先到水南街去问，人家不知道。后来，我们说她有个儿子是瞎子，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说已迁到河对面南门，我们真把余文仙找到了。她那失明的儿子，还是那样能干，一个人可以到茶铺去给我们买开水回来泡茶。余文仙人虽然老了点，还是那么朴实。她仔细看了看我女儿，她说：“丹娅都长这么高了！”她哪知道，她当年精心照看的小丹娅，被“红五类”开“翻身会”，激烈的阶级斗争斗疯了，成了个迫害妄想狂，认为谁都要害她。余文仙那么想和丹娅亲热亲热，说几句话。丹娅冷漠地，一点反映没有！象个陌生人一样。我们不便解释，生怕她误会，只好匆匆走了。

以后，沱江发大水，她遭灾，我们给她寄了点钱。

我们铁路系统，每个职工一月有一张“免票”，可以免费乘车，从内江回重庆，礼拜六晚上回去，礼拜天晚上回来，不用请假，办得到。我想过，在那要表现自己“无私奉献”伟大精神的日子，有这一闪念，都觉得是个“罪过”，强忍了。这次在永川，我鼓起勇气向班主任王锐锋请假，他很慷慨、准了。

小女儿长大了些，会笑；妈妈上班，她晓得摇摇手。开始，认不得爸爸，不多会混熟了。家离两路口很远，我硬是抱着小女儿，走到两路口，转了一圈，给她买了点吃的。人很累，心高兴。

我是坐夜车走的，妻送我，天漆黑，路灯暗，四处坡坡坎坎，我记不清妻说了些什么？心里直惦记一件事，这么晚了，妻还要一个人走回去，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她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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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专业、新历程

一天，事务员告诉我：“大队部刘政委找你。”

二建队大队部离我们很近，几分钟就走过去了。走到刘政委办公室，那时，兴坐藤椅，我坐在他对面。

我说：“刘政委，找我？”

他说：“我们党委研究了一下，想把你工作变动变动。”

我心想，啥？往哪变动，我咋的啦？我问：“去哪里？”

“到大队部来当工会主席，你看行不？”刘政委认为这是提拔，我一定会高兴的。

因为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这几年，我年年评劳动模范，我咋就不能干我的技术专业了呢？我迟疑地回答：“又要搞工会。不搞专业了！”

刘政委听出我不乐意的口气，马上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唉呀！老胡呀！哪样不是革命工作？干啥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

我懵了。原来，干不干专业，都一样在搞建设？我一开始又想错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再说，党委不是已经研究过了吗？

临走时，刘政委送我到门口，用关心的口吻讲了两句：“这个变动，我是从你的发展上考虑的，当工会主席，对你更有前途！”

刘政委指的“前途”是什么？等级吗？这工会主席不就是大队干部？比你那分队长不强？我没弄懂。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大转折，从此，我脱离了技术岗位，什么资本都输光了。

1953年9月，二建队成建制的转移到宝成铁路。在会议室里，听队长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变了，成渝线我们搞未完工程。宝成线，线路工程由工程段干，我们只建车站房屋。”这一说，懂了，变来变去，变成个房建队。

我这工会主席，实际是到宝成线才到任的。队工会调来了个女同志，二十多岁，叫潘军。我们大队设在中坝郊区的一个大院里，工会分了个小屋。刚来，好奇，遇上一个星期天，就约潘军一道进城去赶集。从队部出来，走好长一段田坝，才到中坝车站，车站站房还没建好，孤零零的，四处一片空旷，什么建筑都没有。又要走好长一段，好象还要过什么桥，才走到镇上，这镇真怪，还有城门。街上人挤人，从四乡来卖东西的特别多，进城不远，就看到一个川剧院，潘军很好奇，对着我叫了起来：“咳，胡主席，你来看，这还有个川剧院哩！”多大的海报贴在门口，我觉得这个镇了不得，还养得住剧团。让我们俩人最惊奇的，是卖野味的特别多，这在成渝线是看不见的，看着卖斑鸠的过来了，潘军挤过去问价钱：“喂，老乡，多少钱一个？”老乡指着它提的一串、一串的斑鸠，望了望不象本地人的大姑娘，他说：“姑娘，一个不卖，要买，买一串！”斑鸠论串卖，你听过吗？再往前挤，卖野味的更多了，花的金鸡，带长尾巴的野雉，野兔。我说：“潘军，买个回去吧！”她噜了下嘴，我倒想买，买回去咋弄，哪有锅灶？好，我想，我们干脆上馆子尝一点吧。正在找馆子的时候，潘军又叫了：“唉呀，这里还有一个川剧院！”怎么一个镇上，有两个川剧院？这要多少观众？这地方购买力真强啊！

找个馆子坐下，专找人问这川剧院的事，有的讲：“这里是个药材集散地，许多大商家都在这里设有收购站，有一批长年住在这里的客商，所以人很多。”

中坝是江油县的一个镇，江油离这里不太远，平时，似乎江油还出名些，因为有个川戏的剧名叫《江油关》。于是我们开始打听，我问：“江油县城比这里还热闹吧？”“不，现在江油县政府都已经迁到中坝来了。”原来，这镇比县城还繁华些。

我们在馆子尝了点斑鸠，觉得这野味，大都是风干了的，千篇一律，吃不出什么鲜味来，看稀奇可以，吃的兴趣不大。

那年月，不兴旅游。中坝附近有个青莲乡，是李白故居，到中坝要路过，场镇很小，没有特色，谁知道这里有什么李白啊！中坝还有个窦团山，两个耸立的山峰对峙，雄伟极了！那时，我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工会组织搞什么娱乐活动呢？不搞旅游、不看名胜古迹，跳交谊舞。我们在城里玩了一圈，回去还是要跳，跳舞我是“老笨”，开始和潘军配合得不咋的，后来还可以。

我干工会，不懂规矩。那时，工会的财务是独立的，预算要经过局工会批，我哪懂这些。我经常从这个车站，跑那个车站，没有交通工具，我就买了个自行车，挨了通报批评。月末发工资，潘军发现她到工会以后，比原来的工资少了。原来173工资分，现在变成了137。《工会法》规定，行政干部调到工会，工资不能低于原工资。好呀！上级工会违反《工会法》，我不依不饶，马上给潘军补上。五十多年过去了，以后，我从没听见过潘军的下落。

给这类小姑娘“打抱不平”的事，我在资中就干过。资中工务段把包商改成自办工程队后，配备了文化教员，算临时工，后来转正，为正式的铁路职工，要体检。有个小姑娘十多岁，体检报告说她有“梅毒”，不合格，把我气炸了，我说：“这个医院一家说了不算，到大医院再查！”结果，我争赢了，这娃娃她现在还住在成都，我常见到，已经满头白发了。

我这段时间，主要抓推广先进经验，举办先进工具展览，组织各单位互相参观学习，等等。对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53年末，我又评为出席西南铁路工程局的劳动模范。阴差阳错，在召开局劳模大会前，1954年初，我奉命调区工会生产部。

从此，我有了新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