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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21: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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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加招飞
我在临近初中毕业时，还有过一次参加招空军飞行员体检的经历。那一年，计划在川东地区招飞，目标是初中毕业生，男性。于是首先由学校老师目测，然后到合川县人民医院体检。本来按我的身体条件，起码耳和眼两大器官就过不了关，因那时我眼睛已经有轻度近视，而飞行员的身体标准非常严格。县医院主管体检的医生叫段豪非，原来是纱厂的医生，也即是我父亲的同事。那时他还年轻，不甘心自己较低的素质，不知是考还是送，反正是去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了县人民医院，恐怕是为更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原因。他的妻子姓林，留在纱厂医院，还有小孩，所以他也不能远走高飞。段医生在县医院是什么职务我不清楚，但肯定是说话管用的人。因我们最后的审批签字是要他签，他见是我，知道是黄大夫的儿子，就让我通过了。段医生身材高高的，一表人才，与他妻子可说是特别般配。只是林医生在“反右”中好象受了些冲击，对他可能有了些影响。段医生一家现在不知怎么样，多年来，我在心里一直留存着对他的一丝感谢。县医院通过的全县的招飞对象30多人，由县武装部的一位干部带领，到重庆市参加复检。我们乘坐轮船，到千厮门码头上岸，住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睡地铺。检查也在文化宫进行，我是在第一天上午视力检查时就被淘汰。于是便与几位被剔出来的同学一道，到处乱逛。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到重庆这个大城市，自己第一次坐公共汽车，逛中山一路、二路、三路、四路、解放碑等，还有一个地名很奇怪叫燕喜洞的地方，到很晚才回住处。这么宽的街道，这么多热闹的商店，样样都感到新鲜。还特别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独自一人跑上街，吃到了街头小卖油炸的熨斗糕，很好吃、很新奇的，才0.03元一个，又很便宜的。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同学，最后一个也没有通过，想上街看看都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回了合川。
难忘的1958年过去了，进入1959年，人们稍微冷静了一点。我们在初三最后一学期，总算清静地上了点课，学校基本上完成了教学计划。我年龄大了一点，逐渐对课程产生了兴趣，上课专心，还能主动用功。加上我有黄老师给我补习的底子，各门课学起来一点不困难，成绩是中上水平。于是，我顺利地考上了合川一中高中。
9 初中的老师和同学
在这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来介绍一下部分老师、同学及朋友的命运和结局。我声明绝对没有暴露他们隐私的意思，毕竟相处一场，也没有互通音信，借此表达一下我的怀念。
张怒西老师后来也是因为地主出身，没有要求的正规学历，被赶到区级中学。他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起名为丽拉和恩拉，长的都很漂亮，他教我们时都还在上小学。“文革”期间我在四川大学住着，他带着女儿和儿子来“串联”，我们是不期而遇，他还给我作了介绍，都已经长成小青年了。我送了一大卷编印的传单、资料给他。这是那时很流行的送礼方式，他也很高兴。
何川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医学院，他是家庭的希望。学校规定上临床课必须穿白大褂，他家拿了一床旧被单，改了一件白大褂，积极地支持他。如果要做新的，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二是当时要拿出布票也真难办。他在校勤奋努力，成就了学业。大学毕业后因为他父亲的问题，被发配马尔康四川省凉山州人民医院。后来他以高超的活动能力，调回合川县人民医院，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县里最有名望的“一把刀”。并通过县领导的关系，把几个弟妹从贵州、西昌等边远地方调回合川，安排了工作。他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找了高中班上漂亮的女同学作妻子，算是我朋友中的成功人士了。
我们与高中59级1班结成对子班，班里有两位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一个叫欧宏为，他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后来招工去了西昌，估计在那里混得不错。因有人愿意帮忙调回合川，他表示不愿回来。还有一个叫陈朝爵，歌唱得特别好，当时就会用美声唱法，每次学校文艺演出，他精彩的独唱表演，都会使大家由衷地赞美。毕业后可能是进了艺术院校，以后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班长蒋清富初中毕业后回乡，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当地的水平，当个大队乃至公社的干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蒲清健，后来考上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后辗转调回纱厂子弟学校，因那时已经有了初中。他教学水平肯定是高的。我在大学时与他通过几封信，他的文笔很有感情，记得有一句是：“读到你的来信，心里闪过一丝会心的微笑……”。我看后也很感动。1997年我回乡探亲时，专门去学校看他。他那时患了癌症，自己也知道，但处之泰然，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劝慰才好。听说去世几年了。
唐乾华毕业后考上重庆建筑中专学校，以后的结果肯定是不错的。
王正元高中毕业后当兵，转业后安排在重庆重型汽车厂（地点在大足县双桥镇）工作，后来我们见过一面。
鲁成全高中毕业后当了铁道兵，在云南曲靖、沾益一带修筑贵昆铁路。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信。他转业后被安排在重庆一个什么单位工作，我去看过他一次。
曾宪波高中毕业后在部队当卫生兵，转业后进纱厂医院（就是我父亲工作过的医院）工作，后来还当了院长。
谭华富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经多年的自学和实践，成了颇有经验的中医，他主要活动在乡村，为农民服务。说到谭华富，还是一位颇有意思的人，爱看点古诗词，读到精彩处，会冷不丁来一句：“好一个秋风扫落叶……”。我第一次读到《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就是他借的：“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冯妇虎，叶公龙……”等等，使我有了一点声律和对仗的初步知识。有一次大学假期里，我回家乡见到他一次，给我讲了许多他行医的事。他是自学成才，算是早期的“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兄弟办过实事的了。
何绍淮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后在哪里工作不知道。70年代末，我一次出差，在火车上意外见到他，我坐到他的车厢，想与他聊聊，他爱理不理的，于是只好各自西东。可能是他在初中时受到的歧视较深，一是家庭贫困，二是那付尊容。但他只是隐隐地保持着自尊，其实心肠是很好的，我们也可能对他有过些伤害。以他的智商，以他的能力，是一个搞科技工作的优秀人才，应当会作出不少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张万兴考上隆昌畜牧兽医学校，他的家在城里开了一家小酒馆，他偶尔会带点酒来学校小饮小酌。
王福生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师。一次我回母校，他正好在校参加培训，大家见了面，讲起往事，很高兴的。
史永高，初中时随他父亲回了武汉，没有了下落。
印光宇、吴启义等考上中专。和她们以后都没有见过面。
同班的其他想得出名字来的有唐六安、景宗隆、邓应文、李芳渠、康绍明、苏惠琳、胡洪琪、梁文理、宋禄华、谭平海、刘守益、王丕、王晔、李正碧、金奇珍、唐懋衡等。
第六章 饥饿年代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人们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刻骨铭心的饥饿时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这场饥饿,延续的时间很长,就四川而言，直到1964年夏收后，才算基本上比较普遍地得以缓解，前后整整五年。而全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了。本章所讲的是到1962年8月，我上高中期间的事。
1 刚上高中
我高中的这个班，是高62级4班。班上农村来的同学较多，因为合川只有一中和二中有高中，区乡的初中学生升学都要来这两所学校，这一点和初中时不一样。
班主任是罗又新，是政治教师，我上初中时曾当过教导主任。据说罗老师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按理说是老资格了。但不幸的是曾经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不知道，反正历史可疑。他可能思想负担重，整天忧心忡忡，对班上的事没有多少心思来管。他秋天冬天爱穿一件呢子大衣，看外表蛮有风度的。1959年国庆节期间，我宿舍的同学邓世超丢了30元钱，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是邓在重庆工作的哥哥寄给他到重庆过国庆用的。怀疑同宿舍的傅同学有拿的嫌疑，请罗老师来处理。罗把傅叫去问了一下，傅不承认，罗老师没办法，一个人在宿舍的床上睡着了。因是过国庆节，他穿着呢子大衣，双手摊开呼呼大睡，可能平时太累了。邓是农村来的同学，他哥哥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和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黄荣昌同一个班组。他告诉过我们一些黄的先进事迹。
罗又新老师当了两个多月班主任，后换了熊广绍老师来给我们当班主任。从此，熊老师和我们相处了高中的近三年时间，教学、支农、饿肚子都在一起。熊老师是合川人，妻子和子女在农村，他单身一人在学校。熊老师是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到合一中后改教语文课，并且还能一直教到高三，可见他的天分是高的，知识是全面的。我在班上是熊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主要是学习成绩好。他在许可的条件下，给了我不少照顾，我对他抱着感激的心情，也是很尊重他的。
张仁和我一起考上高中，分在62级1班。我去他宿舍玩，认识了他们班的王平庆。王瘦瘦的，白白的，很温和，总是带着一点微笑，从来见不到他发火动气。冬天，我们爱坐在他的上铺闲谈，用被子盖住腰和脚。因吃不饱肚子，缺乏能量，天气冷更要保存热量，算拥衾而坐吧。记得他送给我一个陶质的有把带盖的大口杯，能装一公斤多水，东西不太值钱，但很实用，因为比搪瓷口杯保温，在当时很有用处的。后来，他因病休学了。再往后一些年，我妹妹和王平度结婚，我到王家，才知道王平庆是我妹夫的亲哥哥。他一直在家养病，身体比较弱，我们讲起高中的事，大家唏嘘不已。再后几年，他病故了，到底什么病？我也没闹清楚。
2 长达数年的严重饥饿
本来，1958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一年，粮食及其它农作物长势很好。但是，丰产不丰收，什么原因呢？彭德怀元帅当年的一首诗说得很清楚：“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一方面是9000万人“大炼钢铁”，地里大量的粮食没有收上来。另一方面是人们沉浸在粮食“大放卫星”，多得吃不完的盲目的喜悦中，在农村公共食堂中“吃饭不要钱”，粮食的浪费比较严重。很快地，美丽的肥皂泡一破灭，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对城市而言，粮食库存严重不足。对农村而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一家一户的农民不再存粮，存粮是集体的事情。而集体本来就没有收到多少粮食，加之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大家都相信党。于是，悲惨的浩劫来到了。
1959年9月下旬，也就是高中刚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地点是在学校室内会议厅，也就是女生宿舍外的那个大殿。会场上坐满了人，连紧挨着的花园和教研室走廊上都是人。因事前有点风声，大家的表情十分凝重，专注地听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戈光戎传达中央文件。其实文件内容很简单，就是说由于各种原因，国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从1959年10月1日起，城镇人口的粮食定量要下调。与我们有关的调整内容是：中学生由原来的每月（下同）32斤下调为男28斤、女25斤，干部（包括教师）由24斤调为18斤，居民由25斤调为21斤（好象过了一年多，中学生又全为28斤、干部19斤、居民22斤）。传达完以后，戈校长又作思想动员，大意是强调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要理解党和国家的困难。记得他特别说：“吃饱的概念是相对的，吃得很饱是饱，吃得半饱也是饱。我们现在就只能吃个半饱，都是吃饱”。最后又反复交代，也可说是忠告：大家要正确对待，不要想不通，不要有不满的表示，注意不要违反党的粮食政策……。他们肯定是事先开过会，内部作过布置，他讲话时充满着激情，眼睛里闪着泪光，相信他是很真诚地讲这番话的。
于是，风云突变，市面上马上紧张了起来，原来不用粮票的食品要收粮票了；原来每月供应的1斤猪肉变成2两，且不能保证；原来每月供应的0.5斤的菜油变成2钱；棉布由原来每年的1丈7尺调为1尺9寸（这就是后来赫鲁晓夫讽刺的“5个人一条裤子”的来由）。学校食堂的饭由每天的二干一稀变成三餐稀饭，早餐的煮红豆没有了，改为一点泡菜，中餐的一串荤一素菜变为二素，晚餐的二素变为一素。满打满算，我的高中生活只吃了一个来月饱饭。
学生还好一点，老师多少可以从学生口粮中匀一点（？），干部可就困难了。每月2钱的菜油，以4口人家计，只有8钱油，一小酒杯而已。每月18斤的口粮，意味着每天只有6两粮食，且基本上没有一点荤腥和油水。我们家有父亲、母亲和四哥，处在这种极度吃不饱的状态。从那时开始，我们家就没有炒过菜，荤菜是没有的，蔬菜是没有油。每天的菜肴就是大锅煮青菜，滴几滴供应的那点油，菜汤上飘点油花。全家吃不饱饭，父亲显得特别消沉，终日说不上几句话。三哥从上海想办法给父亲寄了30斤粮票，这是父亲的宝贝，饿得受不住时才动用几两买点东西解饥。一次，父亲的同事说要去外地出差，找父亲换粮票，父亲是助人为乐，把手中的全国粮票给他换成了四川的。十多天后，四川省政府（那时叫省人委）突然贴出布告：从即日起，原来的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重新发行新粮票。政府的目的是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但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不讲道理，太过于巧取豪夺。父亲气得要死，但又无可奈何，从此，父亲更加沉默寡言。那时候，你要敢说半个“不”字，上面正愁“反右倾”运动找不到“分子”目标，你要自己“跳出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长时期的饥饿，父亲从70多公斤的体重，下降到50来公斤，人变得消瘦，整日无精打采。我见他每天上下班都是弓着腰，埋着头，双手互插在袖笼里，慢拖拖地走着。
四哥是因病，于1959年从四川师范学院退学回家。父亲找厂人事科说后，安排在厂职工业余学校教书，也属于吃18斤粮的人。长期的饥饿，极大地损伤了父母亲和四哥的身体健康。那时人们最大的企求，就是希望能有一点食物。我见过四哥饿得受不住，把橘子的皮切成丝，放在水中揉洗，挤掉辣油后煮来吃。
很奇怪的是，粮食严重缺乏，但粮店还经常卖潮米。潮米者，运粮的船翻沉后捞上来的浸湿发酵的米也。那时汽车少，运粮主要靠木船，在嘉陵江上水运。米装在麻袋里，一袋是150斤。船只看大小，大船可装几十吨。船翻沉后，捞起来的米再晒干，卖给居民，一斤定量可买一斤二两米，算给点“优惠”。母亲爱去买这种潮米，一来是好像可得到那点“优惠”，更重要的是她心中有一个潜意识。母亲总觉得自己一个家庭妇女，在居委会负点责，没法报效国家。现正值困难时期，能出点力就出点力，多少也是为国家作了点贡献。潮米是很难吃的，一股酒酸味，且不长饭，就是同样多的米煮出来的饭偏少。所以我们多次劝她不要去买，但看她一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样子，也很理解她。但如果她知道了真相，那才要气死，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沉船的真相，大多是有人偷米，为了掩盖事实，故意凿沉或弄翻的。灾荒年间，粮食成了紧缺资源，自然有人趁火打劫，捞上一把。船工是用一根细竹管，一头削成斜尖，插进麻袋，米就会流出来。一袋米偷个两三斤，谁也发觉不了。而有权的管理人员，那就是成袋成袋地偷，偷多了怕没法交差，那就把船凿沉弄翻。本来嘉陵江上风急浪高，沉船是常有的事，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做的人又多，你能怎么样。最后倒霉的还是只有老百姓。
那时人们最爱研究如何提高大米的出饭率，也就是同样数量的米多长点饭，报纸上也经常有经验介绍，如：“两煮三蒸法”，“久泡多蒸法”，“炒米蒸饭法”等等。但实际上只能是骗骗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多了一点饭，无非是多加了一些水，肠胃吸收的营养物质还是那么多。
粮食少，蔬菜也是紧张的。管制最严的时候，农民的自留地被没收，卖菜说是投机倒把，菜市场上只能买到公家蔬菜店限量供应的蔬菜。农民只能偷偷地种，偷偷地卖。我星期天或放假回家，就去买过好多次菜。凌晨，天还黑着，我们三五个人挑着箩筐或背着背兜，到附近农村去转悠。有菜卖的农民就会找你搭话，买卖完后用草帽等遮盖好，偷偷摸摸地赶紧回家。
咸菜店里也是任何东西都缺乏，四川人常吃的豆瓣酱都买不到，因为没有蚕豆。最常见的豆腐卤都买不到，因为没有黄豆做豆腐。只有麦麸酱，即是用麦麸做的酱，呈浅米黄色，稀汤汤的，光咸，没有一点鲜味。酱油是加了色素的盐水。还有一种叫“老梢边”的咸菜，就是用蔬菜的边皮废料腌制的咸菜。我们买来切碎烧点酸汤，汤里的菜叶像海带一样的颜色。
有钱有粮票还不行，进饭馆吃饭还要有证明。就是单位开的盖了公章的一张纸，上写：“我单位某某同志因公到某地出差，请沿途各地给予交通食宿方便”。这张证明用处可大了，吃饭要用，住宿要用，买车船票要用，联系工作要用，甚至到北京看病都要用，没有的话什么都办不到。灾害时期，家里每月多给我一点零用钱，有5元。有时下午活动时间，我到城里逛上半天，一分钱都用不掉，仍然揣着5元钱回校。因为我一个学生，没有证明，没有粮票，没有糖果票，没有盐巴票，没有布票等等，什么都买不到。使用单位证明的规定是到80年代初，身份证普遍采用后才逐渐停止。
现在的人，特别是女孩子可能会说，18斤尽够了，我在减肥，还吃不了这么多。不是的，饥饿的那个味道可不好受，特别是长达数年的饥饿。开始期间我的感觉，那是每天任何时候肚子都在饿，每天任何时候都在想着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但又没有东西可吃，只有不停地咽唾沫。上午第三节课时，就在想快下课吧，快下课吧。到第四节课下课的钟声一响，大家都飞快地涌向食堂，吃那点不够量的饭菜。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就是吃长饭的人来说，营养的需求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感觉是，刚吃过饭时，本来就没有吃饱，反而觉得更饿。而再饿过两小时以后，胃的感觉有点麻木，饥饿感反倒轻一点。
一日三餐的稀饭实在受不了，学校改为中、晚餐吃罐罐饭。就是买来许多圆柱形的陶罐，打进去三两米，加水，放在大锅里蒸。蒸好后，炊事员负责每桌摆8罐。菜是改为用面盆装，只有一样，反正就是没有油的白菜、萝卜之类。罐罐的大小和加水的多少，形成了饭的数量好象有多少的差别，于是我们做了小的签筒，8个人抽签决定谁吃那一罐。进入晚秋，要吃杂粮，主要是红苕，红苕要吃三四个月，一斤米可买4斤红苕，是强制必须买。食堂把红苕用纱布包起来蒸，每桌一包。我们又做了小称，按重量分成8分。有与炊事员关系好的，可以去要一点甑脚水喝，那里面有蒸红苕流下来的糖分。偶然有时吃馒头，也是用称分。还有包谷面，那是煮成羹羹（四川话读Gaogao ），和稀饭一样地平分。最怕的是供应红苕干，就是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的东西。红苕不像洋芋，不便储存容易烂，而且一烂一大块。晒红苕干可不管这些，不管烂不烂，全部切出来，晒干卖给你。红苕干比鲜红苕难吃得多，烂的地方特别苦。脱水后再用水泡，不可能恢复原状，数量也少得多，更加吃不饱。还有一些时候供应小麦，粮店不加工，直接卖给学校，食堂用水浸泡后蒸熟就给学生吃。我们随便怎么仔细嚼也不可能都嚼烂，结果第二天大便里有不少的麦粒原封不动地拉了出来，难得的营养还不能吸收。真奇怪，把它随便磨一下就有这么难吗？
任何时候都在饿，差不多每个人都准备有一个盐巴瓶子，里面放着用几滴油炒过的盐。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打一杯开水，放上一点盐，用筷子搅一下，就成一杯汤，喝下去多少好一点。有时我们还会品评谁的盐巴炒得好。为什么要炒呢？因为川盐有一个生味，直接兑水喝容易戗人，我有一次就呕吐了。
经常性的几个月吃不上一点肉，大家都馋的不得了。学校原来养了一只狗，长得很大了，于是打它的主意。学校要打狗了，几天前消息就传遍了全校。我亲眼见的打狗的过程是，把狗关进厨房，关上门。炊事员一人一根木杠子，一声令下开始打。狗是不知情，汪汪叫着，在厨房中到处乱窜，跑到哪都会挨木棒，叫得越发凄厉和悲惨，最后在一阵密集的棒子下倒下了。然后用开水烫毛，因狗皮也是难得的荤腥。第二天中午，每桌加了一大碗黄芽白菜煮的肉丝汤，我记得是分到了四根筷子粗，一寸长的肉丝。全校师生员工1600多人，能分到这点肉也差不多了，但那个汤味道真是鲜。
为了想吃肉，学校自己喂起了猪。猪吃的“饲料”是买来的酒糟，食堂的潲水、菜帮菜叶，再不够就叫学生去打猪草。酒糟里面是烤过酒的包谷和稻壳，是要先磨细的，推磨也是学生轮流。两个人很费力地推动那石头的磨，一边闻那浓浓的酒和醋的味道。下午活动时间，我们经常被派去打猪草。打猪草是很难的事，因为南津街学校周围的农田有限，而打猪草的学生和其他人很多，天天有人在找，哪里有这么多的猪草供你去采集呢。有一次，我和朱定洪两个人挑着箩筐，找到一个水池，捞了些水葫芦。还有一次，我和朱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多少，最后只好拣了一段芭蕉树的树干，拿回来交差。养猪场反映给熊老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
打猪草要经过南津街的街市，经常看见有补锅的摊子。那时人们不富裕，一块来钱的锅也要珍惜，锅坏了请人补一下，多少能省一点。而又有人靠这个行当谋生，所以一般还是有不少生意。补锅的时候，我很喜欢站在边上看，有时一看老半天。有人反映上去，戈校长在临时宣讲会时批评了一番：“有的高中生，别的不看，去看人家补—锅—……”。他后两个字发音重且长，意思是补锅是下三滥的事情，高中生看补锅，未免有失身份。我那时就有点不服气，因为作为高中生，我们不是参加了好多劳动了吗？诸如喂猪、种地、当搬运工等，哪一样不是“下三滥”干的事，我看一下补锅，又何必来挑剔呢。再说我在大炼钢铁时，到盐井铁厂去看过，这个补锅实际上是炼铁的工艺过程的简化和缩小。高炉—小化铁炉，铁水包—小泥匙，鼓风机—风箱，耐火泥的调制，防止铁水表面氧化的稻草灰等。铁厂若干道工艺和众多人的操作过程，浓缩为一个人在一平方米范围来完成，还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来看，其中的每一项，在大学和工厂里都有人在深入研究，稍有突破就可以写出论文发表，在实践中应用来促进工艺进步。那里值得说三道四呢。
戈光戎校长仪表堂堂，两眼炯炯有神，模样有点像从台湾驾机起义回来得到一大笔黄金的黄植诚。他随时保持着习惯性的微笑，说话总是带着感情，对学生是谦和的，给我的印象是比较爱表演，现在话叫作秀。他是合川本地人，据说同辈的还有戈光甲、戈光乙等不少人，其中戈光丙在本校管总务。他有一次来东津沱办事，顺便搞家访，来过我家。那天刚好我大哥在家，大家一起聊聊，结果很拘谨，我也很意外。恐怕戈校长以为自己堂堂校长之身，到你家应该是可以居高临下吧。那知家中有留苏学生、大学讲师在，说自惭形秽吧也不知是不是，反正他很尴尬。其实他完全过虑了，我们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欢迎他的。戈校长在“文革”中去世，听说是因病，正值英年，殊为可惜。
那时我们最有用的工具是一把小刀，在田野里打猪草时，只要见到可吃的东西，马上就用刀削或刮一下，吃到肚里。一次我找到一根胡萝卜，用刀刮一刮后吃掉，这要运气好才能找得到。我吃过生茄子、生莲花白、生空心菜（四川叫藤藤菜）等，而生萝卜、生红苕是最好的也最难得的东西了。我吃过红苕的茎和叶，吃过鹅儿肠（一种猪草），吃过洋槐树的花和叶，吃过土茯苓，吃过死老鼠，吃过小球藻（用人尿水培养的绿色藻类），吃过病死后埋在土里已经腐烂的小猪等等。莲花白收获后，我们赶快跑去，割下留在地里的一小段茎，用刀剥去外皮，吃下肚去，带着生腥的甜味。收包谷了，我们跑去，撇下包谷尾部没长包米的一小段，或者找靠近天花的不长包米的小包谷芯，吃下肚去。农村来的同学比我们行，在水田中薅秧或割谷时，他们会腰挂一个竹笆笼，能抓到一两条黄鳝，丢在笆笼中。笆笼盖子有倒签，黄鳝跑不出来的。回到住地，丢在灶中一烧，几分钟后夹出来，那是十分难得的美味。我见过街上卖棕（榈树）籽、橡实。我见过卖观音土饼，观音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白鳝泥，一种白色的很细腻的泥土。在观音土中掺很少一点米面，和匀后做成饼放在锅里煎，还能煎成一点焦黄色。只是吃下去拉不出屎来，要用竹片掏。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会说：怎么那么笨，你不会自己在家煮点东西吃吗？不是的，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供应的那一点点粮食等外，什么都要票，即使有钱，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作为农民来说，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化，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连锅、菜刀、锅铲之类的用具都没收去炼钢了。原来的自留地全部没收，社员不准养牛、猪、羊、狗、兔、鸡、鸭等。为了维护公共食堂，只要看见谁家冒烟，就有干部来查问，认定是违反了党的粮食政策。
越是物资紧缺，掌权的人越是要多吃多占，一般社员就更难熬。有的基层干部作风非常恶劣，对社员看不顺眼就打，就骂，就扣饭。那个时期，扣饭是农村最难忍受的处罚，因为除了食堂供应的这点吊命的食物以外，你再也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了。
那时不单是长期的饥饿，物资生活特别艰难，思想上的钳制还特别厉害。“反右”等斗争中残酷打击留下的深重影响，哪怕口头上说了“吃不饱”三个字，也会认为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就可能会被揪斗、批判、“戴帽子”、被清算，更不用说有行动了。一是确实难得找到可吃的东西，一是不准你自己想法解决问题。可见全局性的、长时期的饿肚子，个人作为弱者是没法抗拒的。饥荒是全国性的。我妻子的家在云南农村，听我妻子说，那时她五六七岁，正值成长阶段的一个儿童。没有东西吃，只有咪咪洋芋。咪咪者，西南地区谓之微小也。所谓咪咪洋芋，就是如豌豆、蚕豆大小的洋芋。吃在嘴里，要麻老半天。长期的营养不良，影响了发育，所以我妻子是她家子女个子最瘦小的一个，但幸好是活下来了。咪咪洋芋我也吃过好几次，那是1965年，我参加大学组织的农村的四清运动，当工作组成员，住在万县的一户贫农家，确实是很难吃的。在正常年间，喂猪都不大用，因为洋芋皮中含有大量的龙葵素，有一定的毒性。
农民为了活命，把凡是能换成钱的东西都卖光，有了钱就是买点食物。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卖建筑材料，这是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拆来卖，就是有几根旧木梁、几十根旧椽子，一些旧砖瓦、门窗之类的东西。中国农民向来把房子看成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财产，到了拆房卖，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没有房子，他们怎么住呢？有的住山洞，有的在岩边石罅里安身，有的搭窝棚。他们的家里除了有一口锅外，再没有值钱的东西，那是到了赤贫的地步，保命是惟一的目的。
学校吃罐罐饭，我突发奇想，想搞一台给陶罐打米的机器，可以省力和做到打米均匀。我花了半个月的中午休息的时间，动了不少脑筋，用木条、硬纸板等材料做了一个模型。有一条传送带，还有一个平面的转轮，用手可以转动，还是很巧的。我交给戈校长，他在临时宣讲会上表扬过一次，然后丢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现在看来他这种处理方法是很对的，因为那个机器做出来是没有用处的，好不好用不说，问题是人家就是要靠手工匀出一点米来让教工多吃点。做机器还要花不少钱，而学校是没有多少钱的。另外我看见学生洗猪草时打水很费力，还想过做一个抽水唧筒一样的机器。这些事说明我平时脑筋里经常想的是机构、机器之类的东西，好象预告着我将来要做一个机械工程师。
灾害时期，饭菜很简单，结果反而经常不能准时开饭。中午下课后，便在操场上集合，由戈校长或是政治老师黄小军站在主席台上讲话。一般是讲形势、任务和学校的一些事情，或组织大家唱歌等，我把这称为“临时宣讲会”。有时连早餐都不能按时，那就由班主任召集全班讲话。有一次，熊老师讲了快一个小时，都还没有敲钟通知吃饭。那天早上突遇寒潮，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我穿一件圆领汗衫，他讲完了我才去加衣服，结果都没事，说明我那时的身体状况是很好的。如果到现在，只要几分钟，我就会感冒生病。
那个年代，是全面的大范围的短缺，在我的印象中，好象只有自来水和空气可以做到各取所需，其他没有不缺的。甚至连吃饭用的餐匙，也就是小勺，都买不到。中午等饭吃的时间，我好几次到学校的机工房去自己做。机工房有一台旧的皮带车床，基本上不能用。还有一台台钻、虎钳、钳工工具和一些废旧材料。我用铝片做过好几把餐匙。有同学的餐匙断了，我帮他们用铆钉铆接起来。在家里我和四哥还浇铸过餐匙，用泥做铸模，把废铝熔化后倒进泥模，冷却后用锉刀修光，还是像模像样的，蛮好用。
高中二年级时，换过一次校长，戈校长调到合二中当校长，从合二中调曾志明来校当副校长主持工作。曾志明是我同班的曾纪常的姐姐，和她丈夫黄小军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政治系，当时他们都还年轻，30岁上下。黄在校教政治，曾来后，以夫妻在一校不便管理的理由，黄即随戈校长去了合二中。曾那么年轻就提拔当校长，应该是重用知识分子的早期的体现。曾的母亲也是纱厂医院的职工，她还有一个妹妹曾志恩和我妹妹同班。
曾校长来后，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初三的同学被安排到华安煤矿劳动，记不清伙食是自办还是请煤矿办，反正是口粮被克扣了。每餐3两的大米饭才只有一小洋瓷碗，劳动量大，又吃不饱。学生反映多次也无人过问，有一个姓陆的男学生，拿着一碗饭，饿着肚子走几十公里到县政府找教育局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上访。局长动了恻隐之心，叫曾校长处理，具体怎么处理的我记不得了，反正是比较好吧。这下子陆同学在全校成了英雄，大家都在谈论他，敬佩他，因为他帮我们出了一口恶气。那段时间我们正在铜梁洞山上开荒种菜，曾校长独自一人上山来看望我们，因刚发生了告状事件，她来表示对我们生活的关怀，安抚一下情绪。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但大家还是感到很不错，觉得曾校长有人情味。那天她穿一件白底红黄绿色碎点花的衬衫，戴一顶草帽，一副袅袅婷婷的样子，衬托出她少妇的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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