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浦棠 曾鹿平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 200个亲历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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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绥德师范：雕山上的闹剧


　　在陕北教育和革命的历史上，坐落在古城绥德雕山上的绥德师范，(亦称陕西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可以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创立於1923年5月，1924年，著名共产党人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公开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声称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而迁就移此职”。在李子洲、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荫等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份子的艰苦努力下、绥师成为了陕北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陕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也可称为陕北革命的摇篮。到1926年，300余名学生中，有240多名参加了中共党团组织，陕北的土地革命就是从这里发端，星星之火，点燃出燎原之势，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安子文、马明芳、张德生、刘澜涛、张达志、贺晋年、贾拓夫、朱侠夫、常黎夫、马文瑞等一大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大革命失败後，国民党当局先後於1927年8月、1928年4月、1930年12月三次封闭了学校，直到1930年9月，学校才得以重新恢复，但学校却为反动势力所统治。1938年，学校重新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41年1月，学校收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明确为“正规化的师范学校”并兼“干部教育”的职能，确定了新的教育方针，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从延安选调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学校重新焕发了生机。然而，从1943年春末夏初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铺天盖地地向绥师师生员工袭来，使这所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学校顿然迷失了方向，短短的几个月内，师生员工发疯似的在雕山之上，上演了一幕幕使人备感心酸而又忍俊不禁的荒诞闹剧。
　　1943年清明节，绥德师范。
　　朝露从雕山顶上冉冉升起，一束束清淡的阳光透过窑洞那圆形的木窗棂，照在靠墙的那一大片土炕上。白焕如(离休前担任延安地区卫生局局长)被一束阳光刺醒了，他揉揉惺松的眼睛，温暖的棉被柔情地拥著他倦懒的身子，多么想再躺一会儿呀，往日喧闹的校园难得这样清静，无定河与大理河交欢的歌声仿佛都可听见，往日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大土炕，突然变得那样宽敞，空气也从未这样流畅、清新，同学们都放假回去过节了，校园里只留下少数中共党员学生，一想到今大还要组织党员进行审干动员，做为新秋三四班的党支部书记白焕如，立刻睡意全消，他明白自己无权消受这难得的清静，神圣的使命在等著他。
　　矮矮敦敦的白焕如麻利地穿好衣服，当他习惯地扫了一眼靠窗的那一张破木桌，心头立即一阵紧缩，桌子上显眼地扔著一团纸包，他跳下土炕，三脚两步地跑到桌旁，纸包打开后，里面掉出三张纸条，他拿起一看，头脑中霎时轰然一震，那上面的大字太触目惊心了!第一张纸条是“三青团行动计划”；第二张纸条是“三青团成员名单”，而上面列的四个头头——三青团代团长曹国璋、一组组长马运滋、二组组长党仲贤、三组组长白登士，除曹国璋是附小的老师外，其他都是他朝夕相处的同学，说句不雅的话，这几个人的屁股眼是怎么长的他都清清楚楚，他简直有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这个弯怎么也转不过来；第三张纸条又差点让他背过气去，白纸黑字写著：白焕如品行很好，可以发展。
　　尽管他只有十五六岁，可他是个党员，而且是个支部书记，理智很快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赶快找学校党支部书记何仁仲，何仁仲听了，自然大吃一惊，径直去绥德地委找地委书记习仲勋。听完何仁仲的报告，看了那三张神秘的纸条，习仲勋并没表示出非常惊讶，只是指示绥师总支查一查，将事情弄清楚再说。
　　何仁仲有些失望，但他又灵机一动，介绍了一下白焕如的情况，向习仲勋建议，将白焕如作为内线，接近名单中的人，打入三青团内部。可谁知，他这个建议又没得到习仲勋的批准。回到绥师，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何仁仲，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应当派人打进“敌人”内部，这样就可以将隐藏的敌人一网打尽，於是他把习仲勋的话丢在一旁，又把白焕如叫到他的窑里。
　　“白焕如同志，现在党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你将支部工作交给别人，以後不要再参加党的活动，设法接近名单中的人，打入三青团部，掌握他们的核心秘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汇报时间要在晚上12点以后。”①
　　听了这番话，白焕如有些茫然，直到现在他在感情上还是无法把他那些熟悉的同学和老师同“特务”、“反革命”这类字眼联系在一起，可是，本能地服从意识，又使他点了点头。
　　清明节过後，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校园里顿时有了些生气，但却明显地缺少往日的热闹、活泼气氛，整风已转入审干，校园里到处流传著延安和绥德的机关、学校抓特务的消息，绥德地委和专署不时地在绥师的大操场上召开坦白大会，风声越来越紧，大家相互之间已有了防范。
　　白焕如按照总支书记的指示，真的去接触那些名单上的同学，并且有意无意在他们面前表露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那些同学对他的反常表现感到很惊讶，虽然当时中共党组织在群众中并不公开，一般同学都不知道他是党员，更不知他还是支部书记。可在同学的眼里，白焕如一直是一个积极、忠厚的人，所以，有些同学反而真诚地批评他、劝说他，这又使白焕如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总支书记在他眼里就代表著党，哪怕心里闪过怀疑党的一丝念头，就是对当的亵渎，就是犯罪，而党交给的任务，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这是不能也是不允许丝毫含糊的。
　　几天过去了，白焕如的工作毫无进展，那些同学不仅没有“发展”他，甚至连一点意思也没流露过。半夜里，他怀著内疚不安的心情去向何仁仲汇报，对他的工作情况，何仁仲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也没有过分地责备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何仁仲挥舞著手，情绪有些激昂地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容许我们这样拖拖塌塌了，我们必须有一个突破，必须掀起一个高潮，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必须两条战线作战，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挖出特务，你的内线也不能断。”②
　　与此同时，绥德师范发生了两件轰动全校、轰动全城的大事，这两件事直接导致了绥德师范的审干和抢救运动走向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高潮阶段。
　　抢救运动开始不久的一天早晨，在绥德师范学校操埸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黑头帖子”(即匿名大字报)，上书“精兵简政要民主”七个浓墨大字。共产党报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以往一向政通人和，民主气氛很浓，上下左右无论谁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从未发生过写匿名大字报的事。消息野火般在三百多名师生员工中间传开，校领导也十分震惊，认定这是“反革命事件”，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开会，要每人当场写出“精兵简政要民主”七个字，对照笔迹，接着成立抢救运动领导班子，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汉奸。而此後不久绥德师范又发生了一桩爆炸性事件：一天下午，教务主任杨典走在操场上，被一块飞来的石头猛然打倒在地，左胸部红肿了一大块。这当然是破坏运动的又一起“反革命事件”。绥德保安分处立即派武装公安开进学校，实行戒严，全校师生员工集合操场，人人搜身，检查是否藏有暗杀武器。绥师是一所初级师范学校，最大的学生也不过十五六岁，孩子们吓得小脸煞白，哆哆嗦嗦，哭叫一片，不少人尿了裤子。此事一直闹腾到晚上，家长们闻讯赶来，哭哭啼啼，提心吊胆守在校门外，不知自己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与此同时，地委派出干部，给遭到敌人“暗杀”的杨典送来一些鷄蛋、挂面，以未慰问。
　　经过反复逼供，一个叫白国玺的初二学生承认自己是暗杀杨典的凶手，还咬出一大批同学。接着，在教职员工中开展了“坦白运动”，在“车轮战”的攻逼之下，大家纷纷交代自己的罪行。
　　紧接著那位三青团“代理团长”曹国璋被保安机关逮捕了，马运滋、党仲贤、白登士也被送到绥德地委党校集中审查，他们都受到了残酷的严刑逼供，万不得已，只能将自己的同学“发展”为自己的成员。同时，绥师教师乐丁生和新秋三四班学生马逢臣编撰的“封神演义”，也在绥德与绥师闹得纷纷扬扬。於是，绥师学生中的“特务”队伍发酵似的迅速膨胀，抓特务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从新秋三四班扩展到全年级，由高年级发展到低年级，最後竟挖出230个特务，占到该校总人数的73％。绥师中共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向绥德地委声称，绥师180余名党员中，只有18人比较可靠，这18人後来被称为“十八罗汉”③。有了组织，有了成员，当然还得有“特务活动”，当时学生大多数没有出过边区，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特务，特务该干什么，所以只好凭自己的经验和见识，云里雾里乱想象，什么“撕报队”、“石头队”、“美人队”、“暗杀队”等。背米时，不小心将米撒在地上，是“特务”活动；生炉子劈了破板凳腿是“特务”活动；晚上熄灯後拉闲话也是“特务”活动……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开始，白焕如还很幸运，被列入“十八罗汉”之列，可是很快有人供出他是“特务”，於是班上就组织批判他，逼他坦白，他虽然心里很委屈，但又不敢暴露身份，只好一言不发，老老实实地站在批斗台上，最後被定型为“顽固不化，可能有更大的问题”的特嫌。
　　当晚夜深人静之时，白焕如像做贼似的偷偷溜出宿舍，去找何仁仲，何仁仲听了他委屈的叙述，反而高兴起来，“斗斗好，斗斗你不就更‘灰色’了。”
　　白焕如一想也对，心情愉快地回到宿舍，准备迎接明天更激烈的抢救。
　　最後，当所谓的“三青团案”的谜底解开后，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原来，始作俑者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他叫车照熙，与白焕如是同班同学，还是个预备党员，因为未能如期转正，想捉弄一下支部书记白焕如。可车照熙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小小的一个恶作剧，竟引起了这么一番轩然大波，使他众多的老师和同学经历了一番地狱般的磨难。可话又说回来，即使他不扔这个纸团，绥师的抢救运动照样会搞，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时势使然，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能推动或能扭转的。
　　这出闹剧固然可悲，但还有点可捕之风、可捉之影，而下面这出闹剧则更有些荒诞不经了。
　　1943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题为《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的特别报导，报导称：
　　绥德师范在最近三四个月来，展开了热烈的反特务斗争，很多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机关陷害的青年，在政府与学校当局苦口婆心、昼夜不怠的劝导下纷纷觉悟改悔(已有160余人)，痛哭流涕地控诉特务机关陷害青年之罪行。目前该校特召集一扩大之反特务斗争大会，到会千余人，很多学生家长亦列席参加。会中所有受骗同学，都上台报告了他们被陷害的经过，并揭露了特务机关的无耻罪行。⑤
　　那么，这些十多岁的师范生是怎样控诉和坦白的呢?我们不妨摘录几则。
　　徐涤尘在他的控诉和坦白中说：“当时我们特务组织希望日本飞机来把绥师炸掉。”又说，特务组织又指示他卑鄙无耻地侮辱女同学，“我们到处散布说，(绥师)某女同学脸孔漂亮睡一夜值200元，某女同学100元，某女同学50元，某人长得难看，一夜只值2元”。等等。⑥
　　一位叫王凤梧的女同学在她的控诉和坦白中说：“我受了特务机关的命令，分配好某人去和干部‘恋爱’，某人去和教员‘恋爱’，但不准结婚，目的是调查共产党的秘密，拣立场不坚定者拉进特务组织里来，我就是受了这种命令去勾引一个数学教员的。”一位名叫马仁逵的女同学坦白得更直接了当：她当众说：“特务组织给了我们一个指示：你们女特务的第一条战线是在床上。因此，我不得不干些下流无耻的事。”⑦
　　刘锦梅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她说：“特务对我讲，‘复兴社’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你参加吧。我就参加了。参加後特务教我造谣，让我说某教员和女生谈恋爱。”⑧
　　一个姓张的低年级同学上台坦白说：“我们的任务是每天吃半升黑豆，专门在课堂上放屁，以扰乱秩序。”⑨
　　15岁的张云升说：“我是去年参加特务组织的，加入时，特务组织对我说，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命令，有一点不对，我们有三大纪律，一是坐禁闭，二是杀头，三是没收你家财产，连你父母都不能饶。所以，我只好听从他们的命令，造谣、打人，在课堂喊假警报，给女生起绰号，满墙写侮辱女同学及破坏学校的标语和图画。”⑩
　　真是无法想象，如果说杀头还可以搞暗杀，尚能说得过去，在共产党统治的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的特务是如何去实施“关禁闭”和“没收家庭财产”的，不知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太神奇了，还是我们负责审干的那些干部太愚蠢，愚蠢得近乎於白痴。
　　15岁的马逢臣在绥德已经成了大名鼎鼎的坦白典型，在自己的母校他又上台做了一次表演性的坦白，当他说完“石头队”的活动後，田爱民同学立即上台，活灵活现地坦白他怎样会同其他特务，企图在洗澡时淹死进步同学刘甲的阴谋，他刚说完，冯锦臣同学又紧接著上台坦白说：特务组织曾指示他，要他想办法将改过自新的小同学排下井去。霍树芬同学也说，他和刘谷山同学一起受特务组织指示，假装捉蝎子，要放火烧掉绥师。(11)
　　也许是受到这些“血淋淋”的坦白和控诉的刺激，也许是被这种争先恐後的坦白控诉气氛所感染，平时默默无闻、一向不被别人注意、也从来未被怀疑、自然也从来没有坦白过的李鸣九同学突然走上台，而且坦白出了新花样，他说：“去年暑假，特务徐权给了我200元法币，叫我学打麻将，他告诉我说国民党当官的都会打麻将，你要想当官就得学，你还要学国民党当官的贪污腐化。”他坦白说：“发特务费时，徐权就贪污了我的一部份特务费，并指示我在给那些小特务发费时，也可以贪污他们一些。”(12)
　　这样的坦白控诉大会在绥师竟然开了9天，160余人就是这样坦白和控诉所谓的特务罪行为，在那样严肃的气氛下，上演的竟是如此荒诞的剧目，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绥师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与延安和绥德的运动一样。最初被“抢”出或坦白的人都受到行刑逼供，不少人还遭受了非人的牢狱之苦，但到後来，“坦白”之後不但没事，反而还成了光荣之举，在绥师的一次坦白大会上，有一位当地的老太婆硬是要上台坦白，大家拉都拉不住，问她坦白什么，她只是一连声地说：“坦白好，坦白好。”但具体要坦白什么，她自己根本就说不清。(13)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天真无知的学生就挖空心思地坦白一些与别人不同的东西，藉以表现自己，郭丕昌就是如此。他主动向学校坦白说：“绥师不仅有特务组织，而且有枪，我就有一支枪。”这一下那些抓特务抓得有些无聊的人真是大喜过望，来了精神，马上要郭丕昌带他们取枪，信口胡绉的郭丕昌这才慌了神，他到哪儿去弄枪呀!假戏演成了真，退路已没有了，他越否认，人家是越当真，万般无奈，只好硬著头皮把戏往下演。他带著那些人在雕山上到处乱转，一会儿说枪埋在这里，一会儿又说枪埋在那里，那些人虽然被他拖得直喘粗气，但也不急不躁，他说埋在哪儿，就在哪儿挖坑，穷折腾了一个下午，坑是挖了不少，人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连枪的影子也没见著。
　　事情闹到了这一步，郭丕昌实在是无法下台了，他灵机一动，只好诚惶诚恐地说，枪他没有埋，而是交给了别人。
　　他说的，也是绥师的学生，负责审干的人让郭丕昌先画一张他交待的那杆枪的草图，然後又逼供郭所说的那位拿了他的枪的同学，那位被逼得没法，只好承认，又让他如法炮制，也画一张那杆枪的草图，两人画的枪自然不一样，而那些追枪的人反而异常兴奋，两支枪不一样，至少说明绥师特务组织有两支枪，於是就逼问枪的下落，那位同学也同郭如出一辙，说枪交给了另一位，结果另一位同学与他一样，先是逼著交待枪，然後画枪，画的枪自然也不一样，这样又往下追，越追枪越多，直追到十多支。最後，竟然构思出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绥师以郭丕昌为首的特务集团准备武装暴动。
　　这还了得!在堂堂共产党领导的大後方。竟然有狗胆包天的“特务”“武装暴动”，於是保安机关，甚至驻防的军队都被调到绥师，开始在绥师到处追枪、搜枪。事情很快就反映到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那里，习仲勋亲自将绥师怀疑有枪的同学叫去谈话，谈完後他严肃地说：“绥师不要追枪了，绥师一支枪也没有，全是假的。”
　　这件轰动一时的“枪案”就这样拦下了，所有被牵扯进去的人，也就不了了之了。(14)
　　除了控诉大会和这出子虚乌有的“枪案”之外，绥师在审干期间最为扑朔迷离的就是杨典一案。1994年春，布鲁正式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分处处长後，地委书记习仲勋把他找去，说绥德师范学校抢救运动搞得那么凶，起源就有黑头帖子和刺杀教务主任杨典的事件，两件案子轰动全城。现在所有师生的问题都甄别平反了，没发现一个反革命；但这两个案子至今没有破案，给绥师留下一个阴影，你们要想办法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
　　1997年9月，我们在延安就此案的侦破采访了随“延大老校友回访团”来到延大的吕璜，後来我们又看到蒋巍所著的《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这个案件侦破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这是地委书记交下来的硬任务，必须限期破案；但发案时间过去近一年，事过境迁，给侦破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布鲁立即召集保安分处的治安科长白步华、秘书科长杨华、外勤科长黎光，再加上来绥德不久的吕璜，一起研究案情。白步华和杨华是去年进入绥师处理这两个案件的干部，他们全面汇报了案发过程，并拿来了保存在档案室里的卷宗、黑头帖子和那块击打杨典的石头。
　　布鲁认为，这种无头案。不能泛泛地怀疑，首先要缩小侦察目标，分析作案动机。他和同事们一起研究，“精兵简政要民主”可能代表哪个层次的人的政治要求?大家认为，学校勤杂工没有精简任务，应予排除；全部学生应予排除；党员干部有意见一般都会在支部会上提出，不会采用这种向全校公开的方式，应予排除。余下还有五名非党教师，杨典是其中一个。再进一步分析，五名非党教师中，有两人是国民党占领时期的留用人员，不大可能提出这种“民主”要求，一人是苦读历史的书呆子，一向不问政治，也不可能。这样，侦察目标就集中到教务主任杨典和体育教员沈雷身上，两人都是千里迢迢投奔延安来的热血青年，都因历史上有一段不清楚，入党要求一直未获批准，思想十分苦闷压抑，精兵简政时担心自己被精简掉是理所当然的。布鲁又让白步华从民间找来两个谙熟书法的老秀才，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对照杨典和沈雷平时写的教学笔记、报告、自传，仔细审慎地研究了黑头帖子的笔迹。最後，两个老秀才以生命做担保，确认黑头贴子是杨典所写!
　　“黑头帖子”之案终於有了眉目，但是，暗杀事件主角为什么又是杨典?布鲁依然采用他破案的老办法：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後。他带上白步华和吕璜来到绥师，向学校训育主任杨宾了解有关情况，一是杨典的历史和在校表现，二是杨典被打伤有谁看见?三是一年多来，杨典是否提出过请组织抓凶手?
　　杨宾介绍说，杨典是河北人，高中文化，时年二十八岁。日本鬼子占领其家乡後，把他抓去做劳工，後被八路军解放，参加了游击队。1941年经组织批准来延安途中，被绥德地委宣传部留下，派到绥师。他工作积极肯干，为人热情，群众关系很融洽，但因被鬼子抓去当劳工的那段情况无法证明，入党问题就拖下来了。杨宾说：“杨典遇刺那天下午，是快下课的时候，二年级学生白春柱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不好了!杨主任被坏人打倒了，躺在操场上起不来了，他叫我来喊你，快去吧!’我赶紧跑到操场上，杨典正躺地上呻吟，我问他伤在哪里，他指指左胸口，我解开他的衣服一看，老天!血红血红的，肿起老高!我问他什么东西打的?他松开右手，掌心握着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说就是这个。我又问他看到凶手了吗?他说，那人离得较远，把石头掷过来就往後墙跑了，他只看到一个背影，一闪就不见了。我看他讲话很费劲，赶紧叫学生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检查，还好，没有内伤。
　　布鲁又让杨宾把白春柱同学找来，详细询问了那天他看到的情况，特别强调地问了白春柱第一眼看到杨典时，杨典是站着、蹲着，还是躺着。白春柱肯定地说，是躺着。末了，杨宾补充说，去年遭到坏人暗算後，杨典表现得非常坚定理智，不吵不闹，从未要求组织一定要捉拿到凶手，工作一直很积极。
　　第二天，布鲁召开保安分处处务会，劈头宣布：“杨典刺杀案是杨典一手制造的假案!”众人大惊，尤其是治安科长白步华和秘书科长杨华已在这个案子里搅了一年多，至今没个头绪，更是瞪大眼睛，惊诧莫名。布鲁自信地笑笑，详细说明了判断的根据：其一，杨典不是党员，更不是大人物，敌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完全没有必要。此外，杨典的群众关系很好，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也不会有人向他报复；其二，杨典遭暗算的当时，没人看到凶手，这个“凶手”完全是凭他自己讲的，尤为奇怪的是至今他从未要求追查凶手；其三，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特务要刺杀我们的同志，绝不会仅仅用一块石头；其四，只要一个人没有被石头猛然击昏，本能的反应都是抱住头赶紧蹲在地上，不可能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而且还把那块石头抓在手里……如此等等，滔滔不绝，布鲁讲罢，突然解开制服，左胸口竟然有一块红肿血污的伤痕。大家都愣住了，吕璜倒抽一口凉气，赶紧移开眼光不忍再看。“你们瞧，”布鲁指指放在桌上的那块石头说，“这是我昨天到河边打猎时，用这块石头击打自己造成的结果，像不像杨典的伤势?”
　　那么，杨典为什么要写黑头帖子，後来又制造这个被伤假案呢?有人认为，这是破坏精兵简政的反革命行为，应当立即逮捕杨典。也有人认为，杨典因为自己有一段历史不清，怕在抢救运动中捱斗，故意以此转移视线，给自己抹上一点英雄色彩。
　　布鲁一直静静地听着大家发言。最後，他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杨典是日本间谍的任何线索和证据。那张黑头帖子虽然方式不对，但内容是正确的而非反动的。现在看来，最初入党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批准的杨典担心自己被精简，写了那张黑头帖子，事後见闹得满城风雨，可能十分後悔，害怕被查出来，於是又表演了这一埸“被刺事件”，想把自己打扮得更革命更英雄一点，以避免受到怀疑，并以此作为入党的资本。这两件事做得十分幼稚，影响也很坏，但完全够不上反革命事件，因此不必逮捕，但要与他讲清楚。
　　杨典如约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到分区保安处，布鲁开门见山，请他谈去年抢救运动中自己被石头击中的详细情况。杨典越发紧张，满面涨红，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把整个过程说了一边，边说边看布鲁的表情。说完，布鲁眉峰紧蹙，吸着菸一声不吭，窑洞里足足静默了两三分钟。
　　“你说的是真话吗?”布鲁发问了。
　　“是，是是……”
　　布鲁打开抽屉，把那块石头取出来，然後解开自己的衣扣，露出那块伤痕：“我这块伤，像不像你去年被打的那块伤?”
　　“像，像。”杨典连连点头。
　　“这是我用这块石头，自己打的!”布鲁突然厉声说，“你的伤是不是也是这样来的?请你说实话!”没等杨典张口辩解，布鲁又以凛然的气势、凌厉的语锋，步步进逼。他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张黑头帖子是你写的，被刺案也是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如果你不说实话，我们一旦对外公布这些材料，你必将名誉扫地。你想想，因为你搞的这套把戏，闹得绥德满城风雨，草木皆兵，害得多少人捱整!最惨的莫过於那些娃娃们，一个个被搜身，好些孩子被逼着承认是凶手，是‘国民党’、‘三青团’、‘汉奸、特务’。你吃着地委送来的鷄蛋挂面，孩子们却哇哇大哭，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要知道，我们没去学校直接抓你，是考虑到你满怀革命热情投奔延安来的，想保护你，给你留面子。你还年轻，做错了还可以改正，仍然是一个好同志……”
　　一席话说得杨典大汗淋漓。白步华和杨华又在一旁再三劝导，杨典终於如实作了交代，情况与布鲁分析的一模一样。
　　案子破了，真相大白，但当时并没有将杨典关起来，而只是让他写了份反省材料，继续让他工作，杨典这一次算是解脱了，但反右运动中，他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左祸”，被打成了右派沉冤20多年，直到“三中全会”後才彻底平反，在陕西师大学报辑部主任的岗位上度过了晚年。
　　在审干中绥师还有一起反标案与杨典一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审干初期的一个晚上，绥师中院黑板上贴出了一张匿名条子，推波助澜地将学校的审干引向了高潮。条子的内容是：“吾儿，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限三日之内要你们的狗命!”这可是货真价实、彻头彻尾的反动标语，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务的嚣张气焰。然而，当1944年春此案告破之後，人们真是哭笑不得，原来写标语的人正是标语上点名的人。他在交待自己的动机时说道，他此举也是为了借混乱之机以抬高自己。这样一是可以保护自己，因为自己成了特务的攻击目标了，所以就不会有人供出自己；二是还可以借机捞个官当。”(15)
　　也许我们不能过度地诘难这两位，尽管他们的行为为绥师的反特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但是保护自己也是人的本能，在那种“特务如麻”、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出现这样的人和事也是合乎常理的。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上半年还是运动的领导者、积极份子、整人者，下半年却又成了坦白大会上的主角，成了被整的人，我们前面提到的何仁仲就是这样。上一章我们已经谈过，由於乐丁生指控何仁仲是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到绥德的联络人，而且他就是直接接受何仁仲领导的，於是何仁仲有苦难言地戴上了他曾给无数人戴过的“特务”的桂冠。“逼、供、信”的无情打击，又使何仁仲供出了韩天石，韩天石供出了欧阳正，互相供认，使绥师干部、教师中的“特务”队伍迅速壮大。像刘宪增、郭旗这些运动初期的领导者，几乎又都成了坦白对象。成了“特务”的欧阳正是从延安最早来到绥师的教师，在绥师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暑假，在延安影响很大，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的“绥米学生延安参观团”就是由他带队的。欧阳老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很热情，学生们都愿意接近他。他给学生上《语文》和《政治》课，虽然操一口南方口音，但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们时常在背地里议论老师，一致认为他是绥师最有学问的老师，特别是古文修养无人能比。审干时欧阳正也充份表现了他的睿智与品格，当教师和学生相互乱哄、雪球越滚越大，终於滚到他手里时，他就开始大包大揽，声称“我欧阳正是专门搞上层的，下边的人概不发展”。(16)无形中保护了一批老师和学生。
　　1943年12月2日，绥师终於结束了“反特斗争”，绥德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亲自到绥师宣布进行甄别，地委书记习仲勋也亲自找学生谈话，学校的甄别工作由新任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主持。宋养初也公开表示“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到1944年春末夏初，绥师的甄别工作基本结束，绝大多数师生的所谓问题都一风吹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有何仁仲、刘宪增、郭旗等少数教师和干部因“历史不清”被送回了延安，绥师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①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②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③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④ “纸条事件”根据1988年9月26日采访白焕如记录整理。
　　⑤⑥⑦⑧⑨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22日第1版。
　　⑩(11)(12)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22日第1版。
　　(13) 冯祖舜：《情系母校——祝贺绥师70周年校录》，载《峥嵘岁月——回忆录》，陕西省绥德师范编(内部资料)。
　　(14) “枪案”据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采访录整理。
　　(15) 冯祖舜：《情系母校——祝贺绥师70周年校录》。
　　(16)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第十九章 延安县：康生、曹轶欧夫妻的“样板田”


　　1943年9月4日，延安市以北50来公里的蟠龙镇热闹非凡，这天不是蟠龙镇的集日，但却比以往的集日热闹几倍，近万人参加的延安县锄奸反特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主席台正中坐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延安保安司令高岗，两边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陈正人、张邦英，还有劳动英雄申长林以及群众大会主持人、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和县长刘秉温，还有一位当时群众并不知晓的显赫人物曹轶欧。今天的会议之所以如此隆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她现在的身份是延安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当时曹轶欧已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科长，同时又是中央系统总学习委员会常委，在中央直属机关整风审干中可以与李富春平起平坐，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迷离权力中心，而到偏僻的县里担任比较低的职务呢?
　　这是康生夫妇合作的一个阴谋。1942年，延安县区级以上干部已经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来研读整风文件，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一年当中，这些干部的眼里，除了增强农业生产外，没有比整风学习更重要的工作了。尽管如此，随著批王实味和张克勤等经验的取得，康生认为必须再接再励，把整风审干推上新的境界，所以第二年紧张的春耕一过，他立即把握时机，一方面通过西北局和延安地委，指令县委派人创造延安县的新经验；另一方面根据毛泽东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派曹轶欧亲自下乡推广新经验，证明群众运动型的审干也可以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进行。因此，延安县被康生夫妇“御选”为推广张克勤经验、找大小典型做坦白示范、开展坦白运动的“样板田”。这时，适逢前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长许平被揭发有“特务嫌疑”，於是康生以处理许平案为名，指令曹轶欧到延安县委任职。这对中国政治舞台少见的“夫唱妇和”的老搭档，开始了又一次以别人鲜血来尽力粉饰自己头上花翎顶盖的邪恶活动。
　　今天的锄奸群众大会就是曹轶欧在高岗及西北局的配合下导演的一幕大剧。在大会上，高岗首先做了极富煽动性的演讲。陈正人、张邦英、刘秉温及申长林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农民群众情绪近於疯狂、异口同声地高喊“枪毙黄流!用矛子把他刺死”的呼喊之後，原延安县蟠龙区宣传科长黄流做了坦白报告。他走上台，开门见山地说：“老乡们!你们应该杀我，我是国民党派进来破坏你们的特务，做了很多破坏你们的事情。来到延安县牡丹区又遇到日本特务杨志功，他发现我是国民党派来的，就这样和我商量：‘你来边区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执行同一任务，以後可以合作起来干。’我从此由国民党的特务又兼上了日本特务。”随後，黄流在会上讲述了他的“特务”罪行。“第一，侦察边区消息，报告给特务机关。如去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环境紧张，我把整训自卫军等军事情报向他们报告了。我还利用帮助工农干部写报告的机会，窃取秘密材料，报告特务机关。第二，挑拨离间，破坏政府威信。我在工作人员面前，当著外来干部，说本地干部都是‘土包子’，如何如何不好。当著本地干部又说‘洋包子’如何如何，企图使他们互相轻视，造成不团结现象。为了破坏政府威信，去年征收爱国公粮时，我造谣说边区要征收20万石。去年夏天正在热烈整训自卫军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时候，汉奸杨志功给我来了封信，说县上的东西已经都搬走了。我得到信马上把这个谣言广播出去，我说：‘县政府已经搬走了，你们的自卫军还整毬。’此外，打击积极的干部，使他灰心丧气，工作做不起来，也是我常采用的破坏办法。第三，杀人。我告诉我下面的特务：和好干部一块走路的时候，乘其不防，就把他推下崖去，再马上报告政府，一面掩藏自己做好人，一面造成干部与人民的恐慌。另外，我教给他们用石头打人家的肩头，卡人家的脖子，一弄就死。我常把这些任务交给史云才(牡丹区五乡优抗主任——笔者注)去执行。第四，发展组织。在牡丹区我发展了张荣富等15人，在蟠龙区我发展了鲁世增等6人。”
　　黄流的坦白报告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怒，但面对4000多支明晃晃的红缨枪，黄流却表现得出奇的镇静。当4000多支红缨枪指向他时，黄流视若无睹，仍有条不紊地完成他的坦白，因为在此之前，高岗曾向他与今天要坦白的所有人赌咒发誓，绝对不会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尽管如此，黄流事後追忆此事时，心中余悸犹存，承认镇静是装不出来的，当时他的精神早已濒临崩溃。
　　紧接著黄流上台坦白的是牡丹乡党支部书记崔树贵。他说：“我也是特务，我是鬼，不是人!前年我到20里铺训练一班的时候，认识了杨志功，他问我新文字(为了普及文化，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推广的一种新的拼音文字——笔者注)学得怎么样，说要帮助我学习新文字，又说给我介绍老婆，我们慢慢就接近起来。第二次我又去训练班，杨志功就挑拨别人的老婆离婚，并介绍给我结了婚。这样我就糊里糊涂地被杨志功欺骗上了，後来回到区上，杨志功就告诉我和黄流三个人，是给国民党做事的，叫我不要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别人，他就要杀我，我答应了我不报告。他给我的工作是造谣，我曾经造谣说，边区要徵公粮20万石，在後方的八路军每连只剩下20来个人等等。这一次县长劝我反省自新，我因为杨志功过去曾告诉我说出来我就要死，所以起先县长和我谈话，我无论怎麽都不说，後来他说说出来可以宽大，我提心吊胆地讲了，讲了以後，组织上真正对我宽大了。”
　　第三个上台坦白的是蟠龙市委书记鲁世增，他原来是区宣传科长，1941年精兵简政时，回到家乡蟠龙当了不脱产的市委书记，任职期间，曾以公而忘私、辞谢政府派人为他代耕而受到区委表扬，《解放日报》曾两次报导过他的事迹。杨志功是他当宣传科长时的顶头上司，两人私交也很好，因此，他的坦白主要是说杨志功怎样引诱他当特务，教唆他散布谣言，破坏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他说道：“去年春天我在县上住训练班，杨志功教我新文字，他在改试卷的时候给我多加了几分，拉拢我。以後组织上调我去西北党校学习，我不愿去，杨志功就挑拨我说‘不是你的过，是县委的过，要是我就不叫你去。’从此我就对组织不满。感情拉扯好了，有一天他就告诉我有一件事要委托我，我问他什么事，他最初不肯说，我再三问他他才说。他要我利用朋友关系回去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同时要我调查蟠龙市的人口和每个人的情形，我就利用李国胜去给他调查了。杨志功又告诉我，利用朋友去散布谣言，边区要徵收20万石公粮，延安县要招700新兵，三口人的拨一个等等。”
　　第四个上台坦白的是蟠龙的二流子(指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笔者注)常玉清。比较起来，二流子常玉清可以说什么细节也没有说，他只是指控杨志功以国民党军队来了要杀人，威胁他当特务。在讲完这些话後，他也没多说，接著就请党和群众原谅他。①参加会议的领导和群众也不追究，像例行公事一样，高呼几声拥护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就让他下了台。这四位坦白後，群众情绪的潮水已经开始降落，加上天色已晚，於是大会主席提议，其余20几个自新份子不必像黄流、崔树贵、鲁世增和常玉清一样仔细坦白，他们只需依次上台，在自报姓名之後，当众赌咒“以後再做坏事，大家用红缨枪刺死我”，就算完事。
　　对黄流、崔树贵、鲁世增、常玉清的所谓“坦白”，我们不想做更多的评论。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其列举出来，只是想陈述一段真实的历史，功过是非自有读者自己去感受、分析与评判。而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一次在当时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大会，它不仅拉开了延安县清查特务比赛的序幕，而且对整个延安锄奸反特运动由机关走向市民和农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示范作用。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题为《延安县展开防奸运动、五千余人举行动员大会，23个失足者悔过自新》的大会纪实报导，康生夫妇的醉翁之意就在於此。据说这次大会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发动了群众“抢救”失足者的积极性，这也是康生最为需要的东西。
　　黄流等23人愿意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坦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确是特务而要将功折罪，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内，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负责审干的干部不断地审讯和劝告。黄流早在1943年的6月份就被捕，虽然对他曾进行过十多天的审讯和规劝，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特务，最後还是经过曹轶欧的个别谈话之後，黄流才终於承认自己是特务了，并且供出了崔树贵、鲁世增等人，他们4个人在9月4日之後，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公开坦白经验，曾多次在整风轮训班和一般机关单位作坦白示范，9月4日的群众大会，对他们来说，只是规模大了许多，场面格外吓人而已。
　　其实曹轶欧一到延安县委所在地，就立刻开始筹备延安县整风轮训班。4月27日，她以县委的名义秘密逮捕了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和谈锋的妻子李诺，罪名是国民党特务。理由很简单，4月1日被捕的王庆堂等人在供词中牵出了他们。在曹轶欧的亲自主持下，对谈锋夫妇的审讯虽然并不顺利，但在持续不断的高压下，他们的防线终於崩溃，不仅自己承认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供出了杨志功(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流、翟自强(县政府第四科科长)、杜毅(河庄坪区宣传科长)、王学人(青化砭区宣传科长)、杨峰、翟石关、田夫等人，并下令逮捕了杨志功(关於杨志功的情况我们将另作专门叙述)。到整风轮训班开学，嫌疑份子从6人增加到11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县上宣传教育系统的干部，而且几乎都是外来知识份子。根据这一发现，曹轶欧决定整风轮训班不仅要将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同时并举，而且将重点放在宣传教育系统的干部和外来知识份子身上。因此，轮训班的成员组成除县区级以上干部外，这次主要调训的对象是各区宣传科长、小学校长、民众教育馆主任、区乡文书及个别小学教员等。
　　杨志功的被捕，在轮训班引起了预期的震慑作用，经过了十余天的学习讨论，5月12日，曹轶欧传达了任弼时4月10日所做的《宽大政策》的报告，并号召轮训班的全体学员自动坦白，还威胁道，如果不主动坦白，杨志功的下埸就是榜样。不枉曹轶欧的一番“苦心”，轮训班的学员终於有人开始坦白了。
　　第一个坦白的是县政府第四科(建设科)科长翟自强，他承认在河南老家加入过复兴社，不仅填了申请表，还完成了入社的一切手续。当天坦白的还有姚店区宣传科长杜毅，他也是河南人，1941年从陕北公学毕业後一直担任河庄坪区宣传科长。他坦白说去河南上学的时候，曾组织过学潮，因此而向国民党当局写过悔过书。
　　接下来坦白的还有张锋和杨峰。杨峰是鲁迅师范的学生，整风刚开始时，延属地委书记强自修就已找他谈过话，他当时承认曾被谈锋利用，但不承认加入谈锋的“特务”组织，杨志功的被捕，对他刺激很大，加上县委老是派人和他谈话，他经受不住强大的压力，只好承认自己是谈锋特务组织的一员。张锋是边区教育厅驻县政府督学，兼任二十里铺完小校长，在杨志功被捕之後，县委书记王丕年曾多次与他谈话劝他坦白，在压力之下，他也承认自己是谈锋“特务”组织的成员。
　　虽然有人开始做了坦白，但是曹轶欧并不满意，因为延安县的三个重点人物中许平、杨志功已被保安机关逮捕，剩下的黄流，虽然经过长连10天的“抢救”，但他始终金口难开，以沉默不语来抵抗。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曹轶欧又让张锋等坦白份子继续在各种会议上做坦白示范，但无论张锋等人在台上坦白得如何口干舌燥，领导和积极份子在台下劝得如何恳切和严厉，黄流就是抱定决心，决不开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曹轶欧认为对黄流做思想斗争已毫无意义，她以积极份子的要求为藉口，指示县委将黄流逮捕隔离。
　　在批判黄流、杨志功和学习文件的同时，县长刘秉温代表县委重申“宽大政策”，警告其他学员不要学黄流，而是赶快站出来向党主动坦白。随後曹轶欧和县委要求轮训班的学员重新写自传，更彻底地检讨自己。黄流在受禁锢期间也不轻松，每天都要写反省材料，而且曹轶欧不断派县委领导、积极份子和黄流谈话，进行规劝。但黄流仍旧不为所动，拒绝承认自己是“特务”。然而训练班其他人就有不同的反应了，一方面黄流的下场使他们心有恐慌，害怕坐牢；另一方面又有宽大政策的保证，於是又有13名干部自动出来坦白。
　　在这批坦白的干部中，有一个叫田夫的大学毕业生，她1938年从四川投奔延安，1942年响应中共中央关於知识份子下乡锻炼的号召，来到延安县工作。她自称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因为她受过大学教育，所以被分配在许平所负责的县委宣传部做科员。许平、黄流遭受禁锢之後，曹轶欧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田夫身上，每天明查暗访，而且不断找她谈话规劝。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她终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说她1936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说服过两名共产党员脱党，随後又奉特务机关之命前来延安活动，利用干爸林伯渠的关系到处窃取情报。还有一位叫李刃的外地知识份子，他当时是延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先後在青干校和陕公受过训，批判黄流时，有人检举他是国民党特务，由於民众教育馆受宣传部和教育科领导，谈锋、黄流、杨志功都曾是他的上级，因此，他也是有口难辩特务罪名，但坦白时又没有什么可坦白，就说自己在担任民众教育馆长时，与杨志功来往频繁，主持冬学时，以强拉女孩子上课、制造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反感，帮助谈锋“破坏”教育业务。这样的坦白显然是有悖常理的，但曹轶欧不管这些，只要承认是特务就行了，因为它标志著轮训班坦白运动的成果，这才是曹轶欧所醉心的。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供词对黄流产生了震撼效果，特别是黄流在牡丹区的顶头上司——牡丹区区委书记曹明山的坦白更使黄流万念俱毁。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较量，黄流终於败在曹轶欧的手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和日本的“双料特务”。
　　不愧为康生的夫人，在指鹿为马、制造莫须有罪名方面，曹轶欧的确得到了康生的真传。也不负康生的“重托”，待学习班结束时，曹轶欧在这75人中竟“抢”出“特务”59人，其中地方干部7人，外来知识份子干部52人。
　　曹轶欧在延安县这块“样板田”里的“收获”是巨大的，但康生夫妇的目标根本不在一个小小的延安县，延安县的实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延安县这块“样板田”里出“理论”出“政策”，以证明他们的普遍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正确与无懈可击。於是根据曹轶欧在延安县取得的“非常成功的经验”，康生提出一套新的整风审干政策：第一，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不要再机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来执行了，两者要互相配合，互相渗透。如果整风学习是以学习文件为主，审查干部则以实际斗争为主。有文件学习而无实际斗争，则文件学习很快变成为学习而学习，则实际斗争也很快变成为斗争而斗争。前者很容易沦为教条主义，後者很容易沦为经验主义。第二，各县、区、乡可以开展以群众路线来整风审干。在此之前，中央总认为这种整风审干是上级领导机关和上级领导的事，不能在地方推广，理由是县区干部的政治经验不足，且文盲太多，要他们负责整风审干，怕会弄出许多问题，延安县的经验证明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从此以後应该在各县各区各乡推广这种整风审干。第三，相信工农干部，他们在延安县中的表现比知识份子高明太多了。诚然他们不是没有毛病，也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那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只要给予机会，他们是会很快学会整风审干的。因此，今後应大力提拔工农干部，不能再盲信知识份子，随随便便加以重用了。第四，整风训练班和群众反奸大会是一整套经验，从县里的轮训班办起，由於检讨工作，自然会检讨到农村基层，要乘机在农村中召开反奸大会，把群众也卷入反奸热潮之中。
　　这就是延安县的“经验”。“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了，审干完全进入了无序状态，真理、逻辑纯粹是扯淡，知识份子尤其是外来知识份子彻头彻尾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延安县妇联干部谭丁，则成了康生夫妇四条“经验”的祭品。
　　蟠龙区区长是个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这位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这位对上级的号召、领导的指示打断骨头也不会怀疑的积极份子，在批斗谭丁的大会上，做了这样一番“精彩”的发言：
　　谭丁，你这个臭婊子养的反革命，狗日的特务，混进我们的边区来破坏革命，替蒋介石老儿卖命，他是你的乾老子还是野男人?看你骚里骚情的屌样子，就不是好驴日下的……②
　　谭丁的精神世界完全垮了，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她无法忍受这样的人格污辱，世界在她的眼里变得太混浊了，混浊得已容不下她那颗柔弱如水、纯洁如玉的心，人间已经没有力量来温暖她、挽留她，她只有向死神寻找安慰、寻找寄托了。
　　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延安县妇联的一眼土窑洞里，谭丁从容地向她为之献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做最後告别，她整理好自己的工作笔记，收拾好手头的文件，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甚至也没有思维，机械地做著即将赴地狱所应做的一切。拴好绳套，搬来小凳，站上去用手试试绳子的强度，然後就将她美丽而高贵的头颅伸进绳套，脚下用力一蹬。小凳倒了，世界也倒了，人生的欢乐与烦恼，历史的功过与是非，一切的一切都倒了……
　　① 黄流、崔树贵、鲁世增、常玉清的“坦白”摘自《延安县展开防奸运动，五千余人举行动员大会，23个失足者悔过自新》一文，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21日第1版。
　　② 1988年12月18日刘振旅访谈录。

Gowest

第二十章 吴伯箫：大红大紫的坦白明星

　　提起吴伯箫，有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常识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他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窗洞风采》，以其朴实无华的文笔、醇厚浓烈的感情，曾涌起多少老延安对那段美好生活深情的回忆，也使多少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激起对延安时代的无限向往。他的《记一辆纺车》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然而，有谁曾想到，这位中国现代鼎鼎大名的散文家、教育家，在延安抢救运动这场铺天盖地的洪流中，竟成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抢”出的第一个“特务”，而且作为“坦白明星”在延安轰动一时，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国统区。在延安，部份人是从文章中认识吴伯箫这个名字的，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各种各样的坦白大会上认识吴伯箫的，当时他在延安的知名度绝不亚於今天的大红歌星。
　　事情还得从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召开的整学会议说起。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著名的会议，也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西北局整风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会议的诸多决定中，有一项是决定由边区政府教育厅召开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整学会议其实就是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时陕甘宁边区各中等学校负责人及部份教员。会议从1943年1月30日开始，到5月份结束，历时长达3个月之久。
　　这次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是在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罗迈(李维汉)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实际工作由教育厅整风学委会具体负责。教育厅长柳湜，虽是以救国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但实际上他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因此，教育厅的整风学委会仍是由他主持。学委会成员有教育厅党支部的主要成员和中等教育科科长吴伯箫。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期间，教育厅学委会又吸收参加会议的边区各中等学校主要负责人组成了会议主席团，具体领导和主持这次会议。
　　按照会议主席团的安排，整学会议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精读整风文件，进行思想反省，检查过去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第二阶段，转入审干，从政治上审查干部的历史情况。
　　第三阶段，进行整风总结，做出整风结论。
　　整学会议第一阶段是有成绩的。参加会议的边区各中等学校的负责人，在学习的基础上，以整风的精神都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及各自学校的工作，并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各个学校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如今都已成为研究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重要史料。
　　在各校写完材料之後，会议即转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一阶段，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成为了批判的重点，主要是批判两校负责人的右倾，尤其是对绥德师范党组织负责人、教道主任刘宪曾的批判更为激烈。
　　对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负责人的批判并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这次整学会议要整的重点恰恰就是教育厅中等教育科长吴伯箫，这是早有准备的，而各中等学校参加会议的人员并不知情，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吴伯箫当年还不到30岁，作为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他负责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直属及下辖各分区中等教育的管理工作。他工作积极，热情高业务熟，可以算是教育厅的一根“台柱子”。同时他才华横溢，在延安已是颇有名望的作家。然而，这位生长在孔圣人家乡、毕业於曲阜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学院的高材生，总不免带点从老祖宗那里继承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迂腐气。抗战以前，在济南乡村师范任职尤其是在莱阳乡村师范当校长时，以维持学校秩序为由，曾对那里的进步学生作过不合时宜的诘难。到边区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後，他又主持搞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中学条例，主张中等学校正规化。更重要的是，他在来延安前，还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任过职，与教育厅长何思源有过来往。
　　在批判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主要党员负责人时，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有的放矢地引导大家说，在批判各学校负责人的同时，也要重点检查教育厅内部的工作。随之便下发了1942年由吴伯箫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要求与会人员进行讨论、分析、批判。一开始大家还摸不著头脑，只是感到草案中的不少规定，只适合大城市，而脱离边区实际。如《草案》中规定，中等学校要有礼堂、课堂、浴室、图书馆等等。这些规定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条件下，这些规定，不仅延安以外的中等学校根本办不到，就是延安城里的中等学校也难以完全办到。所以，根据当时的条件，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必须因陋就简。因此，大家在会议上就批评吴伯箫搞的这个规定是教条主义的，是脱离边区实际的。公平地说，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吴伯箫对此也是接受的。但是，随著会议的继续，这种批评就很快脱离正常轨道，而逐渐升级。有人开始公开提出吴伯箫是有政治问题的，他是有意照搬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学教育条例，目的是破坏边区的中等教育，对此吴伯箫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当整学会议转入审干阶段後，吴伯箫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批判会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人开始逼他交待与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政治关系，并开始对他来延安後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杂文，如《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山谷里的桃花》、《思索在天快亮的时候》等进行批判。这些杂文被说成是有政治目的，与王实味的杂文有著同样的性质。尤其是有人指出他的《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两篇杂文，把自己来延安说成是作客，而不是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个战斗员，文章播散著唯心主义等等。这下当然问题更严重了，压力也更大了，吴伯箫也感到“包袱”很沉重，自己已经背不动了，所以当时心情极其沉重。
　　整学会议结束後，吴伯箫就以“重大特嫌”的名义被逮捕了。
　　吴伯箫被逮捕後的情况，仅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还不是很清楚。他是如何坦白的，坦白了什么，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又很快地被放了出来，而且成了“坦白积极份子”，不仅在教育厅的大小坦白会议上做坦白示范，而且在延大、在鲁艺，在延安的各个机关学校与其他的“坦白典型”一起，赶场似的不断地作坦白报告，成了延安著名的坦白“明星”之一，为审干及抢救运动推波助澜，在自己的人生历史上，书写了可悲的一页。
　　教育厅挖出了这么一个“大特务”，对於教育厅主持审干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收获，是应该举杯庆贺的。然而，那些自感肩负神圣使命的人们，并未就此罢休。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还只是一个突破口，还要从这里发起新的进攻，将所有想象的特务一网打尽。继吴伯箫之後，教育厅“抢”出的第二个“特务”是编审科长余森。余森到底比一介书生的吴伯箫老练些，任凭你怎么批，怎么斗，怎么劝，怎麽“抢”，他始终抱定一个老主意：“我不是特务”，坚决不承认。教育厅对他无奈，只好将他送到“准监狱”——行政学院，被编入研究室。到这里，他的态度仍很“顽固”。
　　可是有那么一天，大概是1943年12月初，一个乾冷乾冷的下午，罗迈对他们说：“特务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要靠自觉来解决。现在同志们既然了解过去审查干部中与党对立的行为不对，那么我向同志们提出，就在三天之内，各人向党写一简明的材料，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向党完全坦白，半点钟，甚至十分钟解决问题，但是需要自己有勇气。”①研究室54位被认定为“特务”的同志，听了罗迈的这番话，就像跋涉在久旱的沙漠中看到了一汪清泉，原单位受过的委屈、侮辱立刻烟消云散，纷纷向党真诚地交了心。余森也被感动了。请听他的“坦白”：
　　1943年7月15日，教育厅彭同志领导小组会，开口便说：“你的历史全部是假的。”16日晚，厅内开抢救大会，张同志说我有政治问题，彭同志说“不要装聋作哑。”辛同志说：“我看见你昨天在大礼堂鼓掌不起劲(指由高岗主持，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的边区系统抢救大会——笔者注)肯定有问题。”会後厅里即派屈同志看守我，把我禁闭在一间窑洞里，门上了锁，大小便都被监视著。此後在大礼堂大会和厅内会议，先後有几个同志动手打了我。我很痛苦，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将脸丢尽了，今後无法做人。他们不把我做党员看待，而是看做敌人。因此，我就完全与党对立，拒绝谈任何问题，同时在政治上不信任审查我的人，不愿在不信任我的人面前讲自己的任何缺点。再一个自己也担心，讲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硬把自己追成“特务”。因此，在教育厅审查时，任何问题也没有讲。并想脱离革命，回家当老百姓去。来研究室後，看到研究室领导人是罗迈同志，其他负责人的作风和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诚恳的，因此，我感到党对每个党员的政治生命是极重视的，是可以分别是非轻重的。党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党员来审查的。尤其是读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我大吃一惊，发现了自己从未发现过的许多唯心观点，从此开始决定暴露我的一切。再者由於从各级负责人的谈话中知道现在是分辨是非轻重的时候了，同时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方式方法，我是满意的，所以，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全部灵魂暴露出来，党才能相信自己，单纯防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②
　　听了这番话，我们的读者绝不会怀疑这位知识份子的无比坦荡和真诚。
　　我不想赘述吴伯箫和余森後来的结局，就教育厅的情况而言，据我们现在所知全厅近三十人中，只有三个人被打成特务，还有一位是社教科的科员何哉。这在延安审干中可以说是够少的事，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教育厅此区区“战绩”是根本不足挂齿的。据当时负责边区政府系统整风和审干的罗迈後来回忆说：“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个别送中央党校第三部。甄别工作从1943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四五月，机关和行政学院的甄别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多数是无问题错‘抢’的，有些是党内问题；有些是一般党派问题。也有少数人的政治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无从查证，拖到1946年初仍然做不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经逐级请示，最後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麽呀!这样一来，受过‘抢救’的人就全部甄别解放了。”③
　　毛泽东的这个解决办法高明而不失幽默，的确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睿智。然而关於吴伯箫，审干期间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
　　1943年3月29日，西安国民党当局乘共产党在延安搞审干过火、使许多文化名人遭受迫害的有利时机，趁火打劫，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搞了一场所谓“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28位文化名人”的反共活动。发起“追悼”活动的有52人，据国民党方面称都是“与被害诸先生们或为生前至好，或系同窗共砚，或属乡泽……”，并说被“追悼”的28人“有被刀杀，有被活埋”。而被“追悼”的这28人中就有吴伯箫。这是一次影响很大也很坏的反共活动，当然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阴谋。因为在整个审干期间包括抢救运动期间，除过极少数自杀者外，延安并没有杀一个人，更没有一个文化名人被杀。也许是因为当时运动还在进行期间，所以我们没有见到延安方面当时对此事的反应材料。1946年春夏，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采访团到延安采访，6月24日，在延安边区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丁玲、萧军、艾青等当时被“追悼”的文化名人，都做了反驳性的发言和声明。吴伯箫当然也做了声明，在这些发言和声明中，似乎吴伯箫的声明最为著名。1944年7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斥无耻的“追悼”》为题，全文发表了这篇声明。的确，这篇声明义正严辞，文笔泼辣，嬉笑怒駡，犀利逼人，即使现在读起来也颇具感染力，的确是一篇口诛笔伐的好檄文。在这篇檄文中，吴伯箫除了淋漓尽致地讨伐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阴谋”外，对自己以及家人在延安的生活状态也做了极力的喧染：“六七年来，生活在边区民主政权底下，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精神是愉快的，年纪愈大愈感到年轻。有生几十年来，唯有这个时期，我活得最有意义，最自由，最好”。“我的妻子在这里，她和我一样快乐的学习、工作。我的小孩也在这里，他在小学校里上学，也已多少懂得了打日本、闹革命的道理——这样活著，并且活得很好，很好。”“我能吃，能喝，能说，能行，能笑，能歌……”④
　　我们宁愿相信，这些都是吴伯箫的肺腑之言。因为除了1943年春到1944年春。这一年时间，吴伯箫及其家人的生活状态也许的确是如此。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能在延安吸引那么多的民族志士、有为青年呢?
　　① 行政学院《研究室审查工作总结》1944年2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行政学院《研究室审查工作总结》1944年2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③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载《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7月3日第二版。

第二十一章 萧志秀：背著“特务”的十字架


　　1986年10月的一天，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的两位干部来到隆中路小学退休老教师萧志秀的家。矮小瘦弱的萧志秀热情地将客人迎进堂屋，落座後两位公安干警满脸堆笑地对萧志秀说：“萧老师，我们给您报喜来了，您在延安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所谓‘特务’问题是康生搞扩大造成的。现在上面已经决定给您彻底平反，工龄从1938年算起，您现在按老干部享受离休待遇。”
　　萧志秀老人愣愣地听著，半响没有反应，这太突然了。43年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一天，在这43年的漫长岁月里，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根本就不是特务，而一直以为她是被组织宽大处理的，她为这一点深深的内疚，也为党的宽大政策感恩戴德。从如花似玉的俊俏姑娘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她所一直背负的那座沉重的十字架，原来是一堆云雾，她感到非常茫然。
　　“您有什么要求，请讲出来，我们一定向组织转达。”那两位公安干警亲切询问道。
　　“啊，没，没什么。”萧志秀老人仿佛大梦初醒地答道。
　　“您不要客气，遭受了一辈子的委屈，提出一些要求也是不过份的。”
　　萧志秀老人这才稍微平静了一些。她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後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起，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民族志士，抛弃学业、家庭、爱情，抛弃个人的一切，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来。年仅17岁的萧志秀，在宜昌学院街小学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底，正当她准备报考湖北联中时，组织上却派她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她丢下学业，便参加了宣传队。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她们的宣传队挂靠宜昌国民党县党部，对外称“宜昌县党部移动演剧第一队”。演剧队为了鼓动民众的抗日热情，动员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深入宜昌附近的乡村城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艰苦演出。1939年初又回到宜昌，这时中国慈幼难童抢救队在宜昌的组织要求宣传队派几个人去支援他们。演剧队领导慷慨答应，立即选派萧志秀等5人前去支援。可等萧志秀他们上了前线後才发现，救护队只有他们5个人，中国慈幼难童抢救队根本就没派人来。他们只好孤军奋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抢救那些被战争遗弃的孤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到宜昌後，他们将抢救的难童交给了中国慈幼难童抢救队所创办的收养院，又回到了演剧队，继续在宜昌附近宣传演出。1940年初，演剧队被国民党当局解散，萧志秀和一些年轻同志被中共党组织送到重庆育才学校学习。1941年党组给又将他们送到延安。到延安後萧志秀进了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补习班学习文化，并在自然科学部参加了整风学习。
　　1943年春天，党组织又调她入医科大学学习，此时延安的审干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萧志秀到医大还没正式上课，有一天晚上，她已经入睡了，一个陌生人将她叫醒，说要送她上前线。萧志秀虽然很想留在医大学习，但作为一个党员她懂得应当首先服从党的需要。所以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很信任也很愉快地跟著那个陌生人走出了校门。
　　路上那个陌生人突然对她说：“萧志秀，据我们调查，你有政治问题，你只要老老实实向党坦白了，就没事了。”
　　萧志秀听了这话感到莫名其妙，她有些气恼地说：“我能有什么问题，我是党培养大的。”
　　“你不要顽固不化，坦白了就让你回去，不坦白就送你到保安处。”
　　“送到哪儿我也不怕，我没有什么问题可坦白。”
　　那人真的将她送到了边区保安处。
　　到保安处後，一个姓曹的科长审问了她，她仍然不承认。那个科长很恼火，拍桌子瞪眼地逼她交待。萧志秀委屈极了，居然耍起了小女孩的脾气，连哭带闹，那个科长被吵烦了，把她关进监狱就不理她了。
　　隔了几天，那个科长又将她提到审讯室对她说：“萧志秀，你不要再装糊涂了，我老实告诉你，和你一起来延安的移动剧团的人都是特务，他们都承认了，你和他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难道就你一个人不是特务?”
　　听了这话，萧志秀倒糊涂了，她心想自然科学院、医大还有许多单位都抓出很多所谓“受蒙蔽”的特务，自己是不是也是“受蒙蔽”的特务呢?演剧队的人都是特务的话，自己日夜都和他们在一起，搞了那么多活动难保没有被利用。
　　萧志秀越想越觉得自己像特务，她感到非常恐惧，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在自责与惭愧中，她终於承认了自己是被蒙蔽利用的“特务”。
　　萧志秀被关起来了。在监狱里的两年多时间里，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公平地说她并没有受到虐待，没有人打过她，也没有人骂过她，充其量不过是和保安处监狱的其他“犯人”一样，多参加了一些体力劳动，当时的干部都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参加体力劳动算不了什么。但是对这位20岁刚出头、单纯得像张白纸的年轻姑娘来说，心灵的折磨却是无法承受的。内疚、悔恨日夜缠绕著她，时间长了，本来瘦小的身子更瘦小了，本来就极脆弱的心也碎了，常常呆看著一个方向，眼睛一动不动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神情恍惚，自言自语，和别人谈话总是答非所问，不著边际，同狱的“犯人”都说她神经出了问题，管教干部也说她“疯了”。
　　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她被叫到保安处办公室，她那在社会部西北公学工作的丈夫简化生也坐在办公室里。
　　“你的问题甄别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保安处的负责人对她说。
　　萧志秀没有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麽，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简化生让她跟他回去，她顺从地跟著简化生出了保安处，来到枣园後沟的西北公学。她要工作，简化生对她说：“你先好好休养一段，工作以後再说。”听了这话她也没再强求，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们住在西北公学山上的是一眼土窑洞里，每天的饭菜都由简化生从山下食堂买来给她吃，她活动的范围也只限在住室到学校收发室之间，简化生不让她外出。
　　後来组织上派简化生到前綫去。简化生没有带萧志秀，也没有对她的生活作什么安排，就匆匆走了。直到1988年秋天，40年过去了，萧回忆起这件事，还似有抱怨，而又不敢抱怨地说：“他这个人也真是的，走的时候连什么也没有托付。”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战争，萧志秀随西公撤离延安转移到瓦窑堡。在这里休息了几天，她一个人住一孔窑洞，而且没有人给她送饭，她得“自力更生”。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後，炊事员对她说：“明天要出发了。”但到哪里去、什么时间走，却没有说明，她也没有想到这些具体情况。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後，觉得喧闹的驻地变得静悄悄的。她紧张极了，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驻地已空无一人，学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移了。她又惊又怕，急得像热锅上蚂蚁，毫无目标地追赶大队人马去了。自己的人没有追赶上，她却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敌人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说是她来延安上学的。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说不是。敌人看她疯疯癫癫的样子，知道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就把她送回延安，随後又把她送到西安的一个训练队接受训练。
　　在训练队里，萧志秀吵著要回家。教官被她吵烦了，就对她说：“只要你脱离延安的学籍，就可以放你回去。”萧志秀答应了。训练队给了她60块钱，并发了一张毕业证，将她打发走了。
　　60块钱根本不够回家。在重庆她简直是走投无路了，於是便在江边寻找机会准备混入开往武昌的货船。天无绝人之路!碰巧遇上一个知道她们家底的船老板，答应让她回家後再付船费。
　　她回到了阔别整整十年的家!父母亲早以为她死了，现在看到她从天而降，悲喜交加，萧志秀没有给父母说她去过延安，家乡的人也没人知道她去过延安，所以也没人找她的麻烦，她在家里平静地度过了两年，病也渐渐好了。
　　1949年宜昌解放了，看著那熟悉的欢庆解放的秧歌腰鼓，她那颗冰冷的心重新复苏了。她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投考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宜昌分校，重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50年结业後，自愿要求当了小学教师。“文革”中，她又一次受到冲击，被赶到宜昌教育局所属的教学设备厂劳动锻炼。直到1978年，在这家工厂她办了退休手续。
　　这是一股平静的溪流，平静得掀不起一点波澜，历史的巨手那么轻轻地一拨，就彻底地扭转了这股溪流的流向。这位湖北老太太一生的经历，无疑是个悲剧：她不仅将“特务”的十字架从人生的早晨背到了人生的黄昏，而且她的糊涂伴随著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整个过程，直到彻底平反後还是别人教她认识了这是“扩大化”使然。
　　当我们访问她时，她显得没有痛苦，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少女特有的那种天真和无邪……①
　　尽管萧志秀的人生经历让人不堪回首，但当她含含糊糊地背了一辈子“特务”罪名之後，在她夕阳西照的晚年时候，终於看到了自己的清白，终於回到了党的怀抱。然而四川的一位同志却因被“抢救”而致精神失常之後，糊里糊涂地离开了人世：
　　1946年下半年，四川地下党的一个干部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挨了整，致使精神受刺激，平反後组织派他回四川工作。中央布置陕西省委把他带出封锁线，到了白区，由他自己回去。当时省委在柳林镇有一个工作据点，公开名义是骡马大店，负责人邢志舟。省委让邢志舟找个可靠的关系把他带出边区。邢委托耀县的一个保警队长，连夜带著那位四川同志越过封锁线，到保警队楼上隐蔽起来。由於那个保警队长晚上穿的是便衣，第二天早上他换上国民党的警察服，那位四川同志一见以为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保警队长一再解释，那位同志就是不肯下楼，并把墙上挂的一支步枪举在手上说：“谁敢上楼就打死谁!”无奈，保警队长又马上跑到柳林据点去报告。等到柳林据点派人赶到保警队时，这个四川的地下党员已经神经错乱，在楼上自杀了。②
　　事实上，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而一辈子捱整的人，也绝不是萧志秀一个，有的人甚至被整死之後，“特务”的帽子还不能给摘掉。据《中国“左”祸》一书载：
　　有一个被康生诬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的女同志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後(被)审查14年之久，前7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19岁；後7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之下了”。张克勤深有感慨地回忆说：“今年是我参加革命50周年，50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捱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後，戴著‘帽子’调列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5年半监狱。”
　　彭尔宁同志1939年毕业於中国大学国学系，由於追求进步，投身抗日，从沦陷区历尽千辛万苦才在1940年春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後到自然科学院工作。整风时，为墙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生硬说此尽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把他打成“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直到1980年康生问题被揭发後，这一桩38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年已古稀，为祖国作贡献的大好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
　　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1936年在陕西西安师范上学时就加入地下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後，“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1939年9月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延长新华书店、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派他到晋西北工作。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被逼供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社(蔺当时任抗战日报社出版社发行部主任)，蔺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後转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在送走前，晋绥分局後方负责人廖井丹找他谈话，廖回忆说：“黎印(蔺克义)始终是痛哭流涕地讲他不是特务，没有政治问题向党隐瞒。”以後一直被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老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是这批被错误处死者之一，时年仅29岁。他的案子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後才得到平反。③
　　还有一些活著的比死了的更可悲，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有一位从四川来的青年，1942年被错误地打成“特务”，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打击使他无法承受，最後精神完全崩溃，成了“疯子”。解放後住在山西太谷精神病院，直到今天(1997年)，他那毫无意义的生命还在延续著，④当年的老同志还经常去看望他，他的案子也早已平反，可对他来说，平反与不平反又有什么两样呢!
　　① 根据1988年9月22日萧志秀、师秋朗访谈录整理。
　　② 文律：《中国左祸》。
　　③ 文律：《中国左祸》。
　　④ 1997年9月23日胡河采访录。

Gowest

第二十二章 张宣、刘培植：不随波逐流的硬汉子


　　尽管审干特别是後期的抢救运动，在延安明媚的天空上弥漫著“坦白光荣”、“特务如麻”的氛围。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市民或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取信於组织，或忍受不了无穷无尽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或出於不可告人的投机心理，或仅仅为了吃上一碗“鸡蛋柿子面”，或什么也不为只是随波逐流地纷纷承认自己是“特务”、“汉奸”，但也有一批人，傲立於浊流之上，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不论经受多大的磨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志不移、腰不弯，表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可悲可叹的是，这些同志在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无一例外地遭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被抛进灵魂的炼狱。这里我们所说的张宣和刘培植就是如此。
　　张宣，1938年在四川大学，他站在了鲜红的“镰刀斧头”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并成为中共成都市委年轻的书记；1943年，在延安西北党校，他成为四川“红旗党”的大特务之一；1952年，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了院长职务；1959年，在西北大学，他被划为右派；1982年，他出任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84年，他光荣离休。1988年9月23日，在延安凤凰迎宾楼我们采访了他，他用浓厚的四川乡音，缓慢而沉重地追叙了在延安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後来我们又看到了他发表在2000年第4期《红岩春秋》上的长篇回忆文章《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现摘录如下：
　　1941年夏，我受南方局派遣回延安後，以十分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党和同志温暖的怀抱。开始是治好了我从蒋管区带来的浑身疾病，接着进了中央党校45班学习两个月。当年8月，我被分配到西北党校当教员。1942年春，“整顿三风”(说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歪风)开始，党校的文化课暂停，我转而指导学员进行整风学习。
　　在西北党校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四三决定”转入工作检查阶段以後，中央党校和西北局两个方面都派高级干部来帮助工作。西北局派来的是白栋才，中央党校派来的是张平化和孙志远。这些人到五六十年代，都是有点名气的省级干部。我们——真诚希望按照整风精神搞好工作检查的同志们，对於上级派来这些有经验的老干部，是欢迎的。在召开检查工作的全校大会以前，我们认真搜集、整理和编写了几本材料，提供“学委会”参考，并择要在一间展览室陈列几天，帮助大家准备意见。
　　全校大会在1942年12月初一天的上午召开了，几百师生员工的宽敞的第二层窑洞前平地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张同舟先请张平化讲话。张平化石破天惊地宣布：今天的大会要揭露一个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就是张宣。接着孙志远讲话，“介绍”我的“特务历史”和“罪恶”。全场哑然了。我感到脑子嗡地一声响，头晕眼花，完全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接下来自动发言的是苏华、金铁群，然後是李景膺讲话。我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我在近27年的人生中，还没有遇到过如此明目张胆欺骗群众、颠倒黑白、倚势压人的大规模丑恶行为，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党以来，从来没有设想过党内会有这么一种荒唐的冤案。
　　不容我细想下去，我得把这些记录下来，我要反击。但是，我被拉到台前，站着，人家要我“坦白交代特务身份”。我告诉大会，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简要叙述了自己清清白白的26年历史。於是，在少数人一阵乱吼之后，主席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开会，人家已经布置了发言“控诉”我的人，说我来到西北党校就“大肆破坏”，“摆出知识份子老爷的架子，借检查工作来反对党校，反对边区，来欺负工农干部和边区人民”。他们说，这是国民党反共的最新一种方法，这证明我是一个地道的特务。批斗一阵以後，再次要我“坦白交代”。我再次说明真相，包括我过去的历史和我所参加的西北党校工作检查的真相。几个人又起来狂吼一阵。接着又是那种反历史、反事实、返逻辑的“批判”，整整搞了一下午。
　　从这一天起，我就失去自由了。身藏武器的便衣跟着我。我的窑洞被彻底搜查了，我的一些政治、历史、文学书，几个笔记本和一摞文稿，特别是我到延安一年半以来所记的一厚本相当坦白、详细(包括我和S恋爱过程)的日记，以及几十封S的信和不多几封朋友来信，连同所有的纸、笔、墨水，一齐被搜走了。
　　晚自习时，我被带到旁边的一个窑洞，张平化和几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桌边，张平化说，由於我白天在大会上“不坦白”，现在他们这几个组成一个“突击队”，夜间来“帮助”我，非到我“坦白”不罢休。他说，他和孙志远是由中央党校派来的，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依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不怕敌人不投降；但是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国民党特务，也在挽救之列。中国的事总是人多一些好，何况我还只有二十几岁，还是大学生，争取过来可以对人民有用。他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我只要交代特务罪行，特别是交出特务组织，就是转变了立场，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我就得救了，共产党会欢迎我的进步，化敌为友，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对张平化说，你的发言很好，但用在我身上“牛头不对马嘴”。我是一个赤胆忠心的革命者、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你那些歪曲事实的发言不能改变事实的分毫。另外几个人立刻嚷叫起来，威吓我“死到临头，还不知悬崖勒马”，“难道要给蒋介石殉葬?”这一夜就在反反复复的“批斗”和“反批斗”中度过，直到鸡鸣天晓。
　　24小时没有睡觉了，但第二天早饭後又是大会，下午继续开会，晚上仍是与“突击组”通夜周旋。“突击组”的领导人换成了孙志远，显然张平化要睡觉了。他们用“车轮战”对付我……48小时过去，车轮转了两圈，但大会小会都没有从我这个清白的共产党员身上压出半个“特务”来。第三天主持大会的人是西北局稳重老成、颇受尊敬的宣传部长李卓然。大会采取了新战法：让我把从青年时代起的历史逐年逐月向大会报告。会场上从第一排起，远远近近有几个显然是布好的棋子一样的“批判”者，从我的叙述中抓问题，质问，批判，简直类似审讯。李卓然很少说话，只在大会休会前向我进行了一番“攻心”劝说。第四天李卓然不来了，大会仍然如法泡制。我在72小时未得睡觉之後，打起精神扛住这个“车轮”，，经过这两天的大会，我的自叙草草结束了。说“草草”，是因为那些“批判家”总是在能表明我革命生涯的地方显得十分无兴趣，不耐烦，就粗暴地打断我的叙述，命令我转向他们似乎感到将有所获的地方。一个人的潜能有时是难以估计的，我又精神抖擞地迎战了第五、六天的进攻。144小时不眠了，几百人的声势，中央党校和西北局的权威，老手们的谋略，先锋们的呐喊，不分昼夜地向我进袭，都无法把谎言变成事实，无法把依靠事实的强者变为弱者。他们再一次修改的战法又是什么呢?在白栋才的主持下，大会“重点进攻”我历史上的几个所谓“关键问题”。他们臆想的这些“关键问题”是：1．1934年我加入“新列宁主义党”；2．1935年我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学生暑期军训；3．1937年我和朱若华、刘子文、侯野群、邓名方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4．1939年我回南方局前後的一些经历；5．1941年以来西北党校的工作检查。
　　据他们的分析，我1934年起成了“托派份子”；1935年又是国民党“复兴社”或“CC特务”；回南方局，向组织“敲诈”了40块钱，离南方局后把自己的党的关系介绍信交给了特务机关；然後1941年就再次混入边区进行“破坏”，并在西北党校“发展特务组织”。看过我的回忆录以前部份的人，一定会因这些“批判英雄”在“大胆假设”方面所创造的狂想纪录而哑然失笑。他们失足的原因不仅在於无知，更在於千方百计要绕过真相，只图“圆梦”。
　　张平化、孙志远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那么理直气壮。有一天晚上，斗争疲劳之际，他们也放松下来同我闲谈(也许是另一种侦查吧)。张平化说：
　　“我和志远同志都是出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的人，现在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斗不过你呢?……你的反革命立场就那么硬!”
　　我回答说：“一个人的立场能不能坚强，要看他是否依靠事实，相信真理。反动派之所以硬不过共产党，原因就在於他们害怕事实，雠视真理。我的立场是建立於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基础上，所以它是无比坚强的。你们总想要推翻事实，击破真理，这样，你们又怎样能硬得起来呢?”
　　张平化立刻面色阴沉地说：“那咱们看谁能硬到底吧。”
　　斗到第八天了，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主持斗争我的大会。我作为“特务”的身价竟然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我是未曾料到的。我照例站在台侧，高岗一上来，把灰军帽往後一推，露出满脸的大麻子，同时右脚一抬，踏到准备他坐的凳子上，就宣布：“张宣是混进党十几年的国民党老特务。”(事实上，我才26岁，入党也不满5年。)他又重新“点戏”，要我报告我历史上的几个“重点”。我便一桩桩、一件件叙述起来。高岗抓住几个他认为的“问题”大声地质问我，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急躁了，张牙舞爪，拿军帽扇脸。当我谈到1939年的重庆遗失党的关系介绍信时，高岗大喊：“详细讲!”我说，我因腹泻走进中山公园的公厕大解，起身时，藏在贴身短裤里的关系介绍信掉了出来，落入厕所水流中，来不及伸手抓就被冲走了。高岗立即兴奋起来：
　　“张宣，你说说，贴身短裤里怎样藏关系介绍信的?”
　　“短裤後面有一个小口袋，我把介绍信放在那个口袋里。因为那天——7月31日，是重庆的大热天，上身只穿一件汗衣，没有口袋，所以只能藏在这唯一的口袋里。”
　　高岗大喊一声：
　　“胡说!你不要期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到好多大城市转游过，在西安就住过，从来没听说贴身短裤後面还有什麽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
　　我说：“贴身短裤後面右边，的确有一个小口袋。”
　　“放屁!”
　　在高岗的蛮横咆哮前，几百人的会场被镇住了，鸦雀无声。
　　忽然人群中站起一个人，瘦瘦的中年男同志，一口浙江口音：
　　“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
　　高岗转过头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朱助周，15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
　　高岗当众出丑了。但他还是向我大大发泄了一通，最後宣布：
　　“我决定：张宣在明天拂晓前不坦白，就枪毙!”
　　这个朱助周是我班上的学员，平时上课爱提问题，爱紧持意见，与陕北学员们老实敦厚、不惹人的性格不一样。由於他看起来似乎傲傲的，前任班主任对他的印象不大好。我也还来不及切近去了解他。看来，他真是一个有实事求是勇气的硬汉子、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他在大会上特立独行，主持了一点公道，但我替他捏了一把汗。後来，据西北党校的我之後关进保安处的同志说，朱助周发言後的当晚，就和我一样被“隔离审查”了。
　　第八个晚上的“突击”会，张平化、孙志远和李景膺都来了，阵容空前。显然，这是按照高岗的指示对我进行处决前的最後逼供。这次会上出现了新情况。张平化“打开窗子说亮话”：
　　“你的特务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处处用地下党来为自己辩护，这种手法应该揭穿了。告诉你吧，党掌握了充份的证据，证明你们那个四川地下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伪党，打着红旗欺骗青年上当的‘红旗党’。你们这些人伪装成共产党员，混到边区进行破坏，共庄党不会长期容忍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把你们这伙坏人彻底揭露出来。共产党对战场上的敌人有两条政策：缴枪不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对你们这些暗藏敌人也有两条政策：镇压和宽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给你指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还费了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来挽救你，你至今顽固抵抗，这是极端危险的。今天，高司令给你一个时间限制，这是对你的有力促进。我们这些人再用一个晚上对你进行最後一次帮助，但是时间很有限了，何去何从，你严肃考虑吧。”
　　我听了这一番话，十分愤怒，即刻回答他：
　　“你们误解或诬蔑我个人，这还是较小的事。你们要否定和诽谤四川党组织，那就是犯罪!就是帮助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
　　会场即刻炸开了。人们霍地站起来，伸出拳头，向我大喊。有的駡我“反革命进攻”，有的说我是“死特务”。这样语无伦次地叫了足有十分钟。然後张、孙等人坐下来。孙志远说：
　　“你现在还要顽抗，还在反攻倒算，这是我们意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什麽‘地下党’，什么‘四川党组织’，这招牌早被你们自己撕破了。你的上级邹风平就是一个特务头子!他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党校揭露，他自己也已经坦白交代了。他交出了你们这一帮特务关系，你张宣就是他下面一个重要特务。你休想抵赖了。你比你特务上级的反革命立场还硬，这对你没有好处。你再不转变，天一亮你为他，为蒋介石殉葬，但邹风平还活着，还会受到党的宽大处理。你才二十几岁，也太不划算了。”
　　我更吃惊了：中央党校已经在迫害我敬爱的革命引路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邹风平同志!这不是颠倒敌我的中央苏区肃反错误重演吗?这是一个对党、对革命事业十分严重的威胁。情况比这八天来任何时候都坏!
　　张化平又来“开导”我了：“不讲别的，就讲你这几天的自我暴露吧。一个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人，听了你所吹嘘的‘地下党成绩’，就不能不认定这个所谓地下党，正是一个特务伪党。共产党不能不问：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在白区内大发展吗?共产党内能够是学生占多数吗?党的市委(按，我曾任成都市委书记)能够由像你这样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学生担任吗?提拔你这样一个特务到领导岗位的人，他不是特务是什麽?邹风平和你，和你们一群人一样是国民党特务。到现在为止，区别只是，邹风平和一些人已经坦白，而你是死到临头还在顽抗!”
　　自从高岗以枪毙胁迫我以来的十来个钟头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临死不说别的话，只喊两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他们带着枪杀共产党员的血手去面对未来的人民审判吧。但是，现在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需要我确定新的策略。在党和抗日事业面临党内这种极大危险的开头，我个人的生死荣辱变成次要的了。
　　我当然绝不相信风平同志这位革命硬汉子已经“坦白”，卑贱地污辱自己是什么“特务”，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诬蔑自己的亲密战友关系是什么“特务关系”。如此背叛真理和党的利益，他是绝对不会干的。但是，风平在中央党校已经处於与我相同的境地，这大概不是假的了。张平化、孙志远这两个由中央党校派来的大员，没有中央党校领导上的授权，也不会在这里泄露这一非常惊人的内幕。
　　我的思维活动飞快地进行：从内部破坏党、迫害共产党员的巨大阴谋已经开始。但是共产党人既不会被国民党和日寇杀绝，也一定不会被内部的敌人消灭。党和人民是会永生的。现在，必须有人起来抵抗。斗争刚刚开始，任务重大，前途也长。我不能死!我要争取活下来，为保卫党和革命而斗争。
　　我伸手取来他们让我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说“我交代”。就在两页纸上，完全按照大会批斗的几个重点和孙志远“教供”的提示，写下来交给他们。眼鼓鼓盯着我写的张、孙就拿去一张张传看，张平化站起来：“这不就好了吗?只要你立场转过来，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嘛。我们欢迎你的初步交代。”并和我握了手。孙、李也说了欢迎的话，还说这样一来，西北局和党校的同志都会高兴，他们对我的“帮助”到底没有白费。他们又说，明天我可以休息了，组织上会对我实行优待，实行宽大政策，鼓励我“继续进步”。天已微明，他们如释重负，嘱咐我回窑睡觉，才走散了。
　　192小时没有合眼，和床久违了，倒上去很快睡着，但不久就被人摧醒，原来是公务员送饭来了。雪白的饃，黄黄的小米稀饭，炒得很香的洋芋丝……原来是“小竈”伙食，为了优待“放下武器的敌人”。我暗笑了一下，就吃起来，但从心理上说，这饭很不是滋味。放碗后，白天我只是睡，让他们不要叫我吃午饭。晚饭是榆林大米饭，炒肉丝，鷄蛋汤。很久没有吃这样好的饭了，可以说到延安以来，接连两顿吃好饭，还是第一回。
　　晚饭後，我俨然自由人似的到近处转悠。看见一孔窑里灯光较亮，人影幢幢。走去一看，原来是干部们举行文娱晚会。这八天也苦了这些陪会的同志们，应该松弛一下了；也该庆祝一下斗争取得“战果”。当我走到门口驻足观看时，被一些人发现了。有人喊：“张宣同志唱一段!”好些人鼓掌。我忽然似乎忘记了八九天来的遭遇，信步走了进去，站在门内，向同志们唱了起来：
　　谁原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
　　深深压抑着的悲愤之情，借着这个为亲爱的同志们歌唱的机会，突然喷发出来了。我的歌声比平时格外高亢雄强，自己听了也很受感动。当我唱完，得到同志们热烈鼓掌的回报，正想向人丛深处寻觅我万分思念的S时，我那位九天来形影不离的便衣同伴扯着我的衣服，要我出去。我意识到，我跑到“宽大”的边缘上了。歌曲虽然是两位知名的共产党员(诗人田汉和音乐家冼星海)作的，但它此刻的矛头却不是指着一般的旧式封建势力。
　　回到窑洞，我思索了天明至天黑这十几个小时内感触到的事情。第一，向群众强制灌输的对我的“敌情观念”并未奏效，同志们对我仍保有亲切的感情；第二，高岗之流还未做好杀的我的舆论准备，不过是一种“假枪毙”式的虚轰；第三，可耻的收买对我的灵魂是难堪的侮辱，我厌烦透了。我的“假投降”为我争取了休息时间和感知的物事，这个代价已经太大，我必须恢复我自己。
　　这天晚上，我向他们要来了纸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烦转 中央党校P同志
　　你们伤害同志和诬蔑我党地下组织的错误作法，是严重违反党纲党章、民族利益、人民愿望和党员意志的，必须停止，以便恢复整风精神和党的团结。中央苏区内自相残杀的痛苦教训，也够使你们清醒了。如今革命刚有了大发展，为什么你们又要从内部开刀呢?
　　请你回信，即致
　　敬礼!
　　张宣
　　次日一早，我请来了张平化、孙志远，把信交给他们。张、孙看了信，大喝道：“你翻案!，这是严重问题，后果由你负责!”
　　我平静地说：“危害党内团结，这是你们要负的责任。”
　　一会儿，李景膺涨红着脸跑来，眨着小对眼宣布：撤消对我的优待，把我在窑洞里禁闭起来。那位“便衣”此刻从腰间掏出带着红绸尾巴的驳壳枪，命令我把窑洞内仅有的被、褥、枕头卷到一起，抱到空窑放下。我窑内只留下一张空床，上面堆着冬天我上山割来垫床的白草；一张小桌和一个小凳，是为看守我的人用的；还有一个石头火盆，为他烧木炭取暖用的。武装看守大约是三个人，昼夜轮班。他们坐在我的座位上，枪握在手中，枪口对着我，我除了经他们同意可以出外在近处山沟里大小便以外，只能整天靠墙站着。但是我的一种“天赋人权”恢复了；晚上可以睡觉。看守人监视着我，从空窑洞里抱回我的卧具，按规定时间早早睡下。天明後，我又得卷起被褥送回空窑。吃饭，恢复“大竈”；一个瓦盆装上小米乾饭，盖浇水煮菜。从“小竈”改回“大竈”，我心里感到舒坦，有一种无负於时代的自豪感。从此没有人找我开会了，我一天站了睡，睡了再站。不闻足音，不知世事，不记年月。虽然日夜相对两人，但没有对话。不知彼此肚里想的什么。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1943年1月或2月的一天，李景膺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禁闭室，把一张纸递给我，说：“呐，P同志给你回了信，你看吧。”信上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你目前处於极严重的开头，不要侥幸。只有实事求是向党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我刚看完，李景膺就夺过信，走了。P似乎比高岗多少文明一些，但实质是一样的。他们一时不会杀我，但还会搞一些名堂。
　　这样，我只有青灯和武装看守作伴，每天十几小时靠墙直立，像鱼一样沉默。如果说，12月是大轰大嗡，极动无静；那么现在就是无声无息，极静无动，日子也是一样不好过的。
　　首先，我需要肢体的活动，否则就成植物了。为止，我用意念引导自己，从头颅向全身扩展活动。我站在那里，别人难以看出我的头在扭，肩在耸，臂在屈伸，手在握放，腰腿在轻移，脚板也在前後起落。偶尔，看守似乎觉察有点异样，喝一声：“不许动!”我这才得到少有的出声说话的机会，回答说：“我没有动!”我的这种貌似不动的运动法，几十年後才知道，还有点合乎气功要求呢。在当时，它肯定是对我保持健康有益的。
　　其次，我更需要思维和感情的寄托。开始的办法是回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资本论》(某些章节)，接着是默想中国通史、各省地图、战区形势，再後是背诵古书、古诗词乃至佛经。最後就编起诗来了。我只在四川大学听过几堂诗词课，读小说中也知道些做诗常识，但很少认真做。这时却是内心感情汹涌，鼓荡欲出，无暇问它像不像诗，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些句子。
　　吟成一首，当时背得，但腹稿多了，隔了几天，就容易忘记。在这没有纸笔也不许出声的角落里，我只能每天把已吟成的诗在心里挨个背诵多遍，然後再做新的。从1943年1月到3月，大约做成了二十来首吧。
　　后来，由於张宣拒不坦白，西北党校将其作为大特务送往陕甘宁边区侏安处监狱，这些我们在前面已叙述过了。
　　刘培植，原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陕西宜君县人，1932年，16岁的刘培植在黄陵县龙坊镇找到红军并加入共产党，随後参加了陕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土地革命。1935年夏，陕甘苏区发生错误的“肃反”，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经济建设科科长的刘培植，因偷偷给已被关押的习仲勋(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送了一条毡绒毯子，受到当时“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诘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後，刘培植受党派遣，长期在东北军搞统战和兵运工作。1943年，又被派任警备三旅(三边司令部)任联络科长，并以“朱总司令代表”的身份去内蒙和宁夏，与国民党内蒙司令奇玉山和宁夏马鸿奎谈判。抢救运动中，他在三边分区被打成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始终末承认。抗战胜利後奉调东北任辽北省社会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全国解放後，历任东北行政区林业部部长等职。50年代初由於在三反运动中“刀下留人”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而受到高岗的打击，由於高岗背後做祟，刘培植被调到农业部任党组成员、国营农场总局局长。1956年，农垦部成立，刘培植调任农垦部部长助理兼机关党委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时，由於刘培植在农垦部坚决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抓不出右派自己成了‘右派’”，并且是全国农垦系统右派份子的“总代表和总後台”。①在被批斗数十次後，撤职降级下放到双桥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1月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调任中国农科院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在农科院又遭到残酷的打击，家被抄光，连一个床一个板凳都没留下，全家席地而睡一年，本人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腿上血迹斑斑”。②後又下放河南安阳“五七”干校劳改。1978年9月，彻底平反，被安排到农业部“任第十五位副部长”。③1982年，刘培植退居二线，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最活跃、提案和发言最多的委员之一。
　　刘培植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9次被国民党当局捕扣、坐牢，与敌人斗智斗勇，九死一生；在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他又先後4次遭受审查，遇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严厉的处份，身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摧残，而这一切又始於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请看他在回忆录《铁骨春秋》中，对这不堪回首一幕的追述：
　　我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接受了组织上对我的审查。由於我参加革命后，9次被捕、被扣；同时在东北军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所以同东北军官兵打交道很多。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是必要的，我接受审查。但是，在审查我的历史时，完全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人毫无根据地怀疑我被捕叛变，说我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还说我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作地下党工作是“红旗党”即假共产党，简直是诬陷和莫须有。既然组织有怀疑，我就本著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讲清楚这9次被捕、被扣的经过和在东北军工作的情况。
　　对别人诬陷我的罪名，我不承认，我说自己没有问题，於是便对我进行“抢救”。由一位坦白“好”的同志带领21位同志，对我进行围攻，搞推磨战术，七天六夜轮番逼供，使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几次昏倒又被扶起，但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复兴特务”。我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在敌人面前不屈服，不出卖组织和同志，视死如归；在自己人面前，对那些没根据的怀疑、诬陷，同样不应胡说八道和屈服。这是我在这次“抢救”中奉行的信条，也是以後历次运动中所奉行的信条。
　　轮番逼供无效，他们又拿出新的办法一一诱供。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对我这个多次被捕、被扣的共产党员来说，在敌人那里我已多次领教过了。遗憾的是我们的同志也学会了。有位同志手里拿著一份电报对我说，刘澜波已经在党校坦白了，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头子，直接领导你。他们企图制造假情况诱骗我承认。对此，我非常气愤，把电报夺过来一撕，坚定地说：“老子不是!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监狱里立场坚定，我的历史一片光荣。”
　　他们又假说中央来了电报，是中央某领导和王明发来的，说什么：“只要你坦白，党就信任你，只说一个是字(指复兴)，就让你当分区地委书记。”我气愤地说：“封官许愿，这是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怎麽能用到我的头上?我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为当官就胡说?!我若假坦白，就是欺骗党，我不能这样做。”
　　逼供、诱供、封官许愿这套办法，都被我顶回去了，但这些人还不甘休。最後召开紧急会议对我进行恫吓，要枪毙我。当著大家的面我慷慨陈词，并念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大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刑场、法庭和战场上对敌斗争有功，回到党的怀抱应当受到安慰和鼓励，但有时还会被误解，蒙受冤枉，自己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经得起委屈和冤枉，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少奇同志的这些话讲得好极了，使我懂得在受冤枉时，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党，经受住考验。
　　我想，一个党员要经受两种考验，一是对敌斗争的考验，一是党内斗争的考验。前一种考验是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是直接的、光荣的，思想上没有负担；後一种则是曲折的、委屈的，思想上很痛苦，负担重，有说不出的苦衷，因为自己是被自己的同志和组织误解了。一个党员光有同敌人斗争的锻炼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能够经受住党内斗争的锻炼。只有两种锻炼都经受住了。才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在紧急会议上，他们拿我当敌人，把我推来推去并威胁说：“胡宗南要进攻边区了，你这个死特务，想里应外合?你不坦白就枪毙你。”
　　有人拿来绳子说，不坦白，就捆起来枪毙。我气极了，把绳子抢过来，挂在脖子上大声说：“枪毙吧!我是共产党员!”
　　到会的同志大惊失色，靠近我的人也暗中同情。这时我又说道：“同志们，我没有问题。过去在敌人面前，敌人说我是共产党，这是真的，但我绝不能承认；现在，在党的面前，说我是特务，这是假的，我也绝不能承认。这就是我对党的忠诚老实态度。”
　　这一席话当时感动了许多同志。紧急会议上宣布停止我的自由8个月，我被关在一间黑屋里纺织。劳动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是劳动人民家里长大的，我爱劳动。只有那些整天想著法整人的人，才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纺綫我比别人纺得多，最多时一天纺羊毛线3斤2两、棉线半斤。8个月的关押过去後，又要我去开荒，我欣然前往。我不畏艰苦，拼命干，一天开荒1亩8分2，最多可开2亩6分地。因为开荒积极，成绩显著，还特意奖给我一些猪肉(那时吃到肉实在不容易)。开荒告一段落，又叫我去盐池打盐。赤脚下水捞盐，水中有盐茬，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事的各种劳动，就如同我参加革命从事的各种工作一样，实在很好地锻炼了我。
　　1944年冬，我参加了大练兵运动。组织上为了考验我，要我带工作队负责7团1营工作，具体到2连去当见习指导员。在基层正值连队开展冬季练兵。队伍成份复杂，各种兵都有。为了搞好练兵，我和全连战士除了学会各种军事动作外，还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分别对老兵、新兵、弱兵、笨兵、病兵、逃兵、俘虏兵等8种兵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完成了1营和2连的练兵任务。因我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中有创造性，总结出如何对8种兵进行思想教育的经验，组织上给我发了奖状。
　　从进整风训练班到参加劳动和工作，对我的审查前後搞了两年多时间。
　　甄别工作一开始，三边地区召开了甄别大会。200多人推翻了自己的“假坦白”，这些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因此怨气甚大，牢骚满腹，埋怨组织，忌恨整过他们的同志。在三边地区整风中我是唯一没有承认自己“罪行”的人。有些被冤枉的同志，认为我受的委屈最多，要我同他们一起去找组织发牢骚。他们估计错了，虽然在这次“抢救”中我受了打击、迫害，但我不埋怨，因为党组织毕竟纠正了错误；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这是党成熟的标志。我在大会上发了言：
　　“同志们，党审查我们是必要的、应该的，尽管方式方法不妥，但可以理解。现在我们不能怪党，相反要怪我们自己……”
　　“怪我们自己什么?”有人不解地问。
　　“怪我们自己经不住考验，一有压力就胡说，这不仅给自己抹黑，也给组织添了麻烦，把事情弄复杂化了，希望以后要吸取教训。”
　　这些相劝的话，有的同志听进去了，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记得当时司令部的一位科长，认为我不应该讲这种话，当时就在会上生气地对我说：“共产党整你整得最厉害，你还替共产党说话，我对你恨之入骨。”
　　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培植同志的态度是对的，大家不要埋怨党……”在别人“假坦白”的时候，我抵制；在别人埋怨党的时候，我站出来维护党。组织对我下了正确的审查结论：历史清白，政治坚定，整风时态度好。这里说的态度好，就是指实事求是，没有胡说，也没有埋怨党。後来总政治部甘泗淇同志(副主任)向我道了歉。④
　　①②③ 刘培植：《铁骨春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刘培植：《铁骨春秋》。

第二十三章 高岗：抢救运动中一个特殊的角色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1905年生於陕西省米脂县武镇乡高家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母亲去世。作为脚夫小商的父亲，似乎比普通陕北农民的眼界略高一档，他没有让自己已经失去母亲的孩子学农务耕，而是倾其积蓄让高岗走一条读书人的路。
　　大约在十三四岁的时候，高岗被父亲送往远离家乡30里开外的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儒家经典教义对高岗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凭著他的聪明才智，他不仅能将教科书中的词义章句背得滚瓜烂熟，课余时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动了许多非份之想。据说这位山野乡村来的学生，身体结实，体内蕴蓄著一般孩子所无法相比的充沛的生命力。与同龄儿童玩耍，他总是把桌凳垒得老高老高，自己坐在顶端，高高在上，让其他人作他的下属。每当这时，课堂上学的礼仪规矩早已被他抛向九霄云外。
　　或许正是这种非份之想，促发了高岗一意求新、竭力改变现状的最初的革命愿望。“五四”运动後期，高岗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响应新文化运动在陕北大地的广泛传布，高岗与王东皋、曹动之等人带领横山一高的部份学生闹起了横山县历史上少有的具有革命色彩的学潮。他们利用罢课方式，强烈要求校方领导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奴化教育体制。横山县当时还属陕北传播新文化的边缘地带，陕北革命的中心最早在绥德和榆林。1925年秋，高岗转入榆林六中求学，後又考入榆林中学，很快便加入了榆林地方上最革命的组织共进社。
　　应和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普遍的习武风潮，1927年高岗考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同年由史巍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春，高岗与同乡学友高鹏飞在西安市贴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主张，并为共产党地下武装秘密运送枪械弹药，被敌人发觉後，遭到通缉追捕。幸由共产党员、原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通知党组织，使高岗乔装改扮，星夜离开西安回到横山。高岗脱险了，但通知他离开西安的史可轩却遭到敌人的残杀。回横山後，高岗并没有被一时的白色恐怖所吓倒，1928年秋，他又与陕北党组织负责人马明芳取得联系，并一同在横山、响水等地成立通俗讲习所，宣讲农民运动理论，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减租抗捐，使毛泽东於南方发动的农民革命运动在陕北得到了有力的响应。1928年，正是陕北大旱之年，夏天成片成片的庄稼被晒死，秋後颗粒无收。但官绅不顾农民疾苦，仍想方设法蚕食鲸吞救灾粮款。高岗对此切齿痛恨，在武镇、响水等地组织农民清算了劣绅刘尚和、曹思潮的罪行。接著，他又辗转於佳县、吴堡一带，组织农民演阵练兵，引导启发他们奋起反抗，投身革命。
　　1928年，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失败後，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相继作出决定，派大批共产党的骨干力量打入国民党地方军队，搞兵运活动。是年冬，高岗打入井岳秀86师驻守延安的高双成旅，任团副，由於鲁莽从事，被敌人发觉，在同乡连长韩文明的帮助下，逃回横山。
　　1929年春，为免遭当局逮捕，高岗与武善扬转向甘肃活动，再次被敌人发觉，幸蒙老师李文清设法保护逃走，摆脱了敌人追捕。高岗和老师李文清逃离甘肃後，辗转来到西安，与杜斌丞取得联系。杜原为高岗榆林中学上学时的校长，高岗到西安之际，杜担任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在杜斌丞的帮助上，高岗以合法身份被派往延安县，与王兴中、张可立共同担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达的帮助建立膚施县(即延安县)党部的重任，被委任为县党部委员，作干事工作。
　　当时，延安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县委组织，革命活动也比较活跃。但由於工作需要，高岗的党员身份这次一直没有公开。这时，高岗的哥哥高崇义也已参加了革命，成为地下共产党员，来到了延安。党组织安排高崇义在延安街道上开了一个客店，起名为“崇义客店”。共产党延安县委的主要工作活动场所就是这家“崇义客店”。共产党内的那些“游人”、“茶客”便经常出现在这家客店里，不时地酝酿著打击国民党县党部的重要方略。
　　其实，在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要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是比较困难的。共产党延安县委组织延安四中学生分别於1929年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搞了两次夜间突击撒传单、贴标语的宣传活动，均引起了官方的震惊与恐慌。第一次事发後，县党部派高岗与张可立到四中追查。高岗假应其事，巧妙地瞒哄了国民党县党部，并使县党部罢免了四中反动校长徐绍林的职。第二次事发後，敌人在没有查清事由的情况下便先行逮捕了四中学生代表、地下共产党员韩俊杰和王化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韩、王二人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招供投降。在此情况下，为救韩、王二人出狱，高岗在县党部上下活动，广泛传扬这是一起冤案，冤枉了好人，同时策动当地驻军长官向县政府提出警告，不许对青年学生施行酷刑，不能把学生当作土匪强盗进行严刑逼供。在各方努力下，这两位学生(共产党员)终於被释放了。
　　高岗参予的延安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兵运工作却再一次遭到失败。1929年夏，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之後，军委书记刘志丹来到延安，召集李含芳、王之环、高鹏飞、高岗、高崇义、冯世光等军运工作负责人，在“崇义客店”开会，一方面听取军运工作汇报，另一方面指示要把学运工作转移到军运工作上来，并要求延安的同志积极准备在高双城部发动兵变，以建立革命武装。
　　同年秋，井岳秀86师军官教育团在榆林开办，延安高双城部的一部份党团员离延赴榆参加学习，高岗继续留延安工作。就在这时，由於乡绅告密，国民党横山县党部逮捕了高岗的叔父高仆奎、高仲发作人质，强令他二人写信招降高岗。高岗接信後愤然大怒，将信撕毁说：“难道我革命半途而废，再去当反革命?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高岗经受了一次家庭伦理道义与革命大义的严峻考验。接著，高双城部营长、地下党员李含芳叛变，致使王之环、王彩云夫妇被捕就义，延安地方、军队党组织遭到破坏。高岗被迫离开延安，去了西安。
　　从1930年春到1931秋，高岗一直协助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宁夏、甘肃一带搞兵运工作，曾担任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学兵队分队长和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发展和培养了许多党员骨干力量。学兵团结业後，高岗一方面继续开展秘密兵运活动，一方面担任刘志丹、谢子长与陕西省委的通讯联络工作。
　　1931年冬，陕北游击队(前身为晋西游击队)在华池县南梁地区汇合，高岗等人亦很快从甘肃宁夏一带汇聚到陕甘边南梁地区，成为後来红26军的骨干力量，几支力量汇合後，最先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接著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宁游击队”，高岗任游击队二大队政委。从此，高岗一直是这支红军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此期间，高岗身为红军主要领导人，却犯了几次难以令人饶恕的错误。
　　1931年12月起，陕甘游击队在半年时间内东征西战，迅速壮大。1932年6月，当陕甘游击队取得反“围剿”胜利後，即转入攻势，决定向宜川、韩城一带发展。6月3日，游击队制定了强袭宜川临镇的作战计划。战斗打响後，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大队政委高岗，在压制敌军反突击的关键时刻，带领19人临阵脱逃，致使第二大队全綫溃乱，造成整个战斗的前功尽弃。战斗匆匆结束，向来很少发火的总指挥刘志丹万分气愤，马上派人四处寻找高岗，准备立即枪毙。但此时高岗早已逃之夭夭。於是游击队党委马上开会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军籍，总指挥部并下令通缉高岗，以正军法。
　　说来也凑巧，高岗的临阵脱逃的地名就叫临镇，於是高岗成了西北红军战史上“临阵脱逃”的真正典型，被人们广为传笑。
　　据说高岗虽然体格健壮，为人鲁莽，但一遇打硬仗，便往往有怕死念头萌生。此前3月间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在一个村镇上合围了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敌人眼看就要被围歼，在这关键时刻，高岗的阵綫却内部慌乱了，高岗自己吓得四处乱跑，敌人乘机冲出包围圈逃跑了。
　　这次高岗临阵脱逃後，於当日在延安与延长交界地带的安沟镇稍沟村，遇到了高朗亭率领的“陕北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军”。双方约定西去甘肃正宁县，等待陕甘游击队的归来。然而，当部队西进途中，於6月21日在保安县东条岭与敌人遭遇时，高岗却率原带的19人又一次临阵逃散。战後，高朗亭所部返回延川、清涧一带，高岗则避於过去相识的保安地方武装郑胜德处，郑担心高岗有变，将高岗及随从人员的枪械全部扣压。6月底，高岗浑身空空如也，徒手归队。陕甘游击队党委姑念他能自动归来，改变了原定的通缉镇压决定，重新给予他撤销二大队政委职务的处份，下放他到基层连队当战士。
　　1932年7月，原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良被派往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左”倾路线从此逐步控制了陕甘游击队的行动方针。由於高岗最初参加革命在西安，後又担任过省委的交通员，所以省委方面的来人均对高岗比较信任。李良来游击队後，排斥原队党委，并采取不信任态度，私下成立了“秘密队党委”，高岗被组阁为“秘密队党委”委员，重新开始参予游击队的重大决策活动。一个月後，陕甘游击队在李良的指挥下惨遭失败，省委又决定调李良回西安，派谢子长任总指挥，使游击队又一次获得了转机，并迅速壮大起来。
　　1933年12月底，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二团，简称“红二团”，“左”倾路线的狂热推行者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担任了红26军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不顾陕北游击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强令红二团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伺机攻占西安。结果刚刚渡过渭河，便遭强敌围剿，红二团5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团部领导人被困在商洛山内，十几天吃不到饭，靠野果为生，刘志丹几次昏厥，王世泰用自己亦处於饥饿欲绝的躯体将刘志丹背出深山老林，化装後潜逃回照金根据地。
　　然而杜衡却在南下途中带高岗等人事先跑回了西安。不过这次名义上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藉口向省委汇报回到西安的。就在红二团南下过程中，陕西省委派杜衡、贾拓夫、高岗领导了陕军骑兵团的耀县起义。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是老共产党员。骑兵团起义後，陕西省委负责人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召开会议，讨论起义军改编及以後行动计划等事宜。不料被敌特侦破，十几名特务包围了饭馆，袁岳栋、杜衡束手被擒，高岗、贾拓夫力战群敌，冲出重围。高岗化装成农民，摆脱敌人追捕，辗转回到陕甘边区。袁岳栋、杜衡被俘後很快叛变，设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连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破坏。贾拓夫被迫离开西安，去江西中央根据地汇报陕西革命斗争惨遭失败的情况。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事变後，高岗几乎成了陕西省委保存下来的惟一的领导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通令各地，悬赏5000元大洋生擒高岗，悬赏3000元获取高岗首级。而高岗脱险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後，正是陕甘边在省委遭破坏、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还未回)，陕军骑兵团耀县起义亦遭失败的关键时刻，并在积极筹备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之际，高岗以特殊身份参加了这次在耀县陈家坡召开的会议。会上关於高岗的问题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一部份人认为高岗未带省委正式关系，脱险过程复杂，自荐军事特派员，没有根据，待查清事实真相後方能参加领导；一部份人认为高岗的问题是省委遭到破坏後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陕甘边特委可以作出决定，让高岗参加领导。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後形成了坚持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保卫照金根据地、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并决定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领新成立的红26军第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陕甘边各路游击队。高岗从此掌握了26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後来，刘志丹等人回到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由团的建制升为师的建制，不久刘志丹接替了王泰吉的师长职务，高岗升任师政委。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集体领导下，红26军再一次迅速壮大，很快开辟了南梁及洛河川等大面积的红色根据地，并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令人遗憾的是，高岗虽然身处红军最高领导要位，但却不能遵守最起码的红军纪律。仅1934年一年内，高岗就因作风问题两次犯错误，两次被撤职。1934年1月8日，高岗在甘肃正宁县战斗结束後，强奸了一位妇女，受害者告到了42师师党委，师党委马上开会决定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下放到连队当兵。直到同年5月28日，才恢复了政委职务。
　　职务虽然恢复了，然而在作风问题上高岗却屡教而不能彻底改正。据说部队每次战斗结束後，高岗总要出去在就近村庄游荡一番。当然并不是去查看军事地形，用一句陕北土话说就是“串门子”(即搞女人)。为此，总指挥谢子长曾指著高岗的鼻子駡道：“你这个高麻子(高岗生来满脸麻点)，狗改不了吃屎!”駡归骂，但高岗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多数情况下，受害者或者愿意，或者默认，懒得去纠缠，因为当时除了红军有不强奸妇女的严明军纪外，其他任何军队的领导和士兵，玩女人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高岗在这一点上，无疑和土匪及国民党军队没有任何区别。1934年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在南梁阎家窪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军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两块根据的军队联手合作行动问题。会上，高岗因犯作风问题，再次受到撤职处份，并决定送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後因谢子长受伤病情严重，加之战争环境紧张，刘志丹建议，留高岗在根据地工作，处以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份，以观後效。高岗经受这次处份，似有较大触动，三个月後如期恢复了职务。
　　1935年2月，陕北特委与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特委建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高岗担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在刘志丹、高岗统一指挥下，陕甘边红26军和陕北红27军联合行动，携手奋战，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布置的十倍於陕北红军的国民党军事“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原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并在原来基础上大大扩展了。
　　1935年9月，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与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组成红15军团，高岗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主任，与红15军团的全体官兵一起参加了反击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的第一次战役——劳山战役。在这场战斗中，高岗一改往日怕死情形，身先士卒，赤膊上阵冲杀，在整个战斗的六个多小时中，他一直冲杀在前线主要战场上，对鼓舞士气、带动士兵起到了表帅作用。後被传为高岗“赤膊奋战劳山”的佳话。
　　劳山战役後，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推行极“左”路线和政策，酿成肃反扩大化，使原陕甘边根据地200多名地方和军队中高级干部遭到杀害，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80多名党政军高级干部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进监狱。幸得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适时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危机。刘志丹、高岗等人相继获释出狱，恢复了工作。
　　1936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暨内蒙古二路骑兵总指挥和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高岗为边区政府7名领导成员之一，担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兼保安处处长，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参议会，被民主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权力机关)议长。
　　1936年刘志丹东征牺牲後，高岗成了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最主要领导人之一。当中共中央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作为抗日大後方和红色首府的时候，高岗因此也就从陕北走向了全国，他成了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前台人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等头衔足以说明高岗的显赫和重要。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岗便成了代表全国121万党员的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率领一大批人开赴东北，与林彪率领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辟了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全国解放以後，高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全国开始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先者便是高岗。然而高岗却把握不住自己，再一次犯了错误。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时，高岗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总结高岗一生，其人生道路波折起伏，坎坷可谓大矣。细细体察，高岗的错误往往出现在他最显赫、最得意的时候。1933年红26军2团南下失败，他参与领导了耀县王泰吉骑兵团起义，使红26军得以迅速恢复，但他却在生活作风方面连续几次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1953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中央正待进一步重用他时，他却目空一切，想篡夺党和国家更高一级的权力，最後却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这些通过我们的叙述，已为人们熟知，但高岗在延安时期还有一段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即1943年审干、抢救运劲中，他曾追随康生扮演了一个不很光彩的形象。
　　1942年4月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领导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专门成立了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又成立了审委会，即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便在整风运动进行到一定时期，对所有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审委会主委中刘少奇担任，副主委有康生、陈云、彭真、高岗三人。高岗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与康生有了密切联系。
　　1942年6月间，中央总学委又下设了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办和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学委，实际整风运动是以上述五个系统为单元来进行的。高岗当时集边区党政军最高权力於一身，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无疑是由他直接负责和主持的。这样，从审委会和总学委两条綫上，康生均成了高岗的顶头上司。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据好多人回忆说，审干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康生大搞逼、供、信，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时候，高岗在边区系统亦大搞逼、供、信，并以其边区保安司令的身份，曾几次决定对那些“顽固不化”、不愿坦白者下达“枪毙”的命令，①其实是用假枪毙进行威吓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在审干运动中的运用，其发明创造权，当属高岗无疑。每当此际，好多人因死亡的威胁，不得不违心假造，给自己戴上本不属於自己的“特务”帽子。
　　除此之外，高岗对抢救运动的更大贡献是他将康生在延安对各类干部施行的种种抢救方式，推厂到了广大农村和农民身上，大批大批连“特务”的真正含义都不懂的农民被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区乡集中起来，进行“对牛弹琴”式的抢救，陕甘宁边区的山野乡村里，顿时失去了原有的安宁平静，代之而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诡诈、嫉恨、仇痛和不信任。假报私仇者有之，有意谋害者亦有之，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每一个纯朴的农民心田里展开。最为突出的是绥德分区与延安县。
　　有关这两个地方开展抢救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有所涉及，这里应该著重指出的是：绥德地区的群众性抢救运动，高岗只是大致指导和间接参予，而延安县的抢救运动高岗则是直接插手了。1943年9月4日延安县蟠龙除奸动员大会上，高岗的生动讲演至今令与会者记忆犹新。
　　据当时参加过大会现还健在的老农们回忆，高岗中等身材，体格壮实，穿一身中山装，戴一副老式玳瑁眼镜。一些知情者则说，高岗性情急躁，近乎刚烈，且不善言辞。1944年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赵起构来延安访问时，曾专门采访过高岗，谈话间问他有关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高岗往往辞不达意，不知所措。②但高岗毕竟经历了十多年的游击战争，也做过十多年的政治工作(他在游击队和红军中主要职务是政治委员)，他非常清楚怎样对农民讲话。这一天，他的讲话是在台下一片“拥护高司令”的欢呼声中开始的。他首先简单阐述了共产党领导以来所带给农民的具体利益，似乎带有“信天游”中贯用的比喻语式，然後就开始一问一答。高岗说：
　　“实行土地革命，做(得)不好吗?”
　　“很好!”
　　“消灭土匪，做(得)不对吗?”
　　“很对!”
　　“开展生产运动，难道做错了吗?”
　　“不错!”
　　高岗借著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很快便把群众的情绪带到亢奋状态。而高岗则乘此机会，话锋一转问道：
　　“像这样的好事，竟然有特务想破坏，他们该当何罪?”
　　群众万口同声回答道：
　　“拿起武器，打死狗特务!”
　　等到群众情绪稍稍平静下来後，高岗接著用充满自信、充满热力的腔调一条一条地控诉“特务”在陕北的“罪行”。他的声音越讲越激昂，到了最高峰状态，突然伸手向旁边一指：
　　“那就是坏种黄流!”
　　黄流是延安县最先挖出的一批“特务”中的典型。
　　此时群众的情绪被高岗煽动得激动万分，已近乎疯狂，当听到高司令指著黄流在駡，他们立即应声高呼：
　　“枪毙黄流，用矛子戳杀他!”
　　随著呼声，群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几千支红缨枪一齐指向了黄流。
　　在此关键时刻，高岗话锋又陡然一转，要群众千万不要激动，黄流幼稚无知，既然已经知错认罪，只要他今天当著大家的面，坦白一切罪行，而且发誓不再做特务，大家就应该原谅他。常高司令提出这个处置办法後，台下又是一片呼喊声：
　　“再做坏事，都要杀掉!”
　　“坚决镇压顽固不化的特务份子!”
　　在这个安排得十分得当的情绪氛围中，黄流似乎在一种强有力的情感逻辑驱使下，走上了主席台。紧跟黄流，还有几位农民也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
　　高岗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出过国，但在万人大会上演讲，却有很强的煽动能力。我们把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与高岗9月4日的演讲辞相对照，两人确实不分上下，而在效果上，高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蟠龙反特大会其所以如此成功，决非偶然。为确保大会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延安县委事前曾针对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都预作了万全的准备。他们在9月初已弄清了28个所谓特务份子的犯罪事实，但这次仅选择了23人出席大会，并专门指定由黄流、崔树贵和鲁世增三人做坦白示范。据《解放日报》报导：这28个所谓特务之中，有少数几个人是9月初才认罪的。当时，为使他们能如期俯首认罪，县委一班人还曾亲自劝道了两个晚上，最後他们才勉强承认：是由杨志功拖他们滑进特务泥坑的。不过在认罪记录上，只有这一句含糊笼统的供词，再没有任何别的具体交待。
　　所以，在召开蟠龙大会前夕，县委是很有些担心的，主要担心大会上面对千万名热情洋溢的群众，他们选择出来的坦白模范会临时变卦，更害怕这些已经俯首认罪的人会闹翻供。因此，在9月2日，县委将所有的嫌疑份子集中起来，请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谈话。
　　高岗这次和这些特务份子们的谈话内容与他两天之後在反奸大会上的演讲辞内容大同小异，但谈话方式却极为特殊。他们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交谈的。高岗向所有的嫌疑份子保证：如果他们坦白，绝对不会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更令人可笑的是保证後，高岗还担心这些嫌疑份子不肯相信他的话，於是他又赌了咒、发了誓。这次秘密谈话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岗以互相劝说、互相影响为名，创造了一种极为宽松的谈话气氛，让所有的嫌疑份子放开内心的最後警惕，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自由交换意见。结果效果出奇地好。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嫌疑份子说：高司令已经赌了咒，我们还怕什么!其他一些在当时看来似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因此而克服了内心恐惧，自动地坦白了；还有一些平白无辜的嫌疑份子，抱著纵然“坦白”了也不至於死，而不“坦白”反倒要活受罪的想法，也下定决心，按照上级的意思“坦白”了。
　　出乎嫌疑份子们意料的是，他们“坦白”後竟然受到了特别的优待。於是在自由交换意见的气氛中，每个“坦白”者又把自己的供词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以便更加吻合上级的意思，还可以避免前後左右出现矛盾而落个不老实的罪名。
　　在高岗发誓赌咒劝道下，共有19个嫌疑份子彻底“坦白”了他们被特务“陷害”的经过。这19个嫌疑份子按出身分类，有6个贫农，2个中农，4个地主豪绅，6个二流子；按职务分类，有6个支部干部，5个小组长，8个一般群众；按政治面貌分类，有16个中共党员，3个非党员。19个人的供词有3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转摘如下：
　　贫农张忠秀：我是牡丹区三乡支部书记。我上了杨志功坏蛋的当，在前年我是小组长，杨志功为了拉拢我，让我当书记。他先挑拨我们，把原来的乡长和支部书记告倒，就放了我、史云才、胡凤仪三人为支部书记。以後在徵粮工作中，杨志功又拍拍打打地抬举我说“老张能行，有办法，工作积极”，给我戴高帽子。这样就使我觉得杨志功这人很好。以後杨志功对我说：“不出两年，世事有变化，我有个秘密组织，你参不参加?要是参加国民党，将来就没有问题。”我也不懂什麽秘密组织，杨志功说好，就参加了。不料他以後叫我调查农村情形，我以为他是我们的上级，要我调查，我就给调查。今年春季，又要我给群众宣传说：“救国公粮不是16万石，而是20万石。延安还要扩六七百新兵，老百姓都要编队去运盐。”这些话我都照他指示的宣传了。後来，我们乡下逃走了四五十家人，杨志功又给我说：“你是参加秘密组织了，无论如何不敢漏了秘密。如果叫人知道了，不但共产党杀你，就是国民党也要杀你!”这时候，我知道不对劲了，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高司令讲了党的宽大政策，我就敢说了。
　　地主孙云清：我是牡丹区第四乡经建主任。在土地革命时，我出去垦地，杨志功来到我们乡上，也是常常用私情拉拢我，我也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以後，他说：“土地革命时，红军分了你五百亩土地，现在你还给八路军做工作，如果不分地，你靠收的租子，也就够活了。你看革命好不好?”又说：“世事不久有变化，胡宗南就要打来，你如脚踏两只船，两面合作，你就不会吃亏了。”後来，叫我调查乡上谁对革命不满意、谁受过革命的打击。他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地去搞。崔树贵还说：“杨志功劝我们暗杀人。”我不敢杀，唉!他妈的，杨志功把我害了，人家当特务赚钱，我还贴了许多东西。我说的具体，完了。
　　二流子常玉清：我家住蟠龙市，老家米脂人，到蟠龙做些小生意。今年二月，杨志功到我家里来，住了半天，先盘问我的家庭情形，以后他就说：“革命不出二年，一定有变化，胡宗南就要打到延安来。八路军的区乡干部，都要杀头。”又说他有一个秘密组织，如果我参加了，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吃穿也不困难了。我以为杨志功是县上来的人，大约是真的，也相信了。还想吃穿不困难，他总要给我钱吧，或者，会给我点洋烟(鸦片)抽。前一番，县政府调我到川口禁闭，问我参加过什么组织，我死不敢说，心里还想杨志功是县上人，他总会放我出来的。今天晚上，我才知道杨志功是一个汉奸坏种，才知道上了他的当，从前曾经杀过人，对我救不了。有的事实都说了，大家看怎么办?③
　　看来，这些供词证据确凿，铁案如山，然张忠秀的供词中“以前不敢说，今天高司令讲了党的宽大政策，我就敢说了”的内在含义，究竟指的是什么，还让人似处五里雾中。他是不敢交待自己的罪行，还是不敢假造谣言无事生非?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们二人共同指控的“大特务”杨志功的履历，问题可能会不言自明的。
　　杨志功，延安县最先挖出的头号特务，具体结论是国民党和日本双料特务。但经查其历史，他可能和日本、国民党两方面都无联系。抗战前，他曾在山东胶济铁路做警察，这是他惟一可能和日本人联系的时间。不过他做警察的时间很短，没有多久就离职到其同乡当时任山东省长的韩复榘部下手枪旅工作，由於拳脚上有点功夫，枪法准确，深受上级的信赖。这可能又是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的机会。不过人们都知道，韩复榘是被真正的国民党镇压了的异己份子。令人更为疑惑不解的是曹轶欧最初指控他为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均未以此为据，而是根据杨志功和黄流在延安市委宣传科工作时写的几篇杂文内容断定的。
　　抗战爆发後，韩复榘以擅离职守罪(实际上是不听从蒋介石调动)被国民党政府枪决，杨志功也在此时流亡汉口，後经中共地下组织长江局介绍，不远万里，从汉口来延安入抗大职工大队学习，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後又以成绩优异，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毕业後分配到延安县担任牡丹区宣传科长，第二年出任延安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流接任了牡丹区宣传科长的职务。由於这种机遇和关系，杨志功和黄流合作撰写了《牡丹区干部印象记》。这个“印象记”是由三篇小杂文汇总起来，发表在《边区群众报》上，其中第一篇《一个半干部》说的是牡丹区只有一个半干部可用，其他的干部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且没有工作能力；第二篇《五个乡长》说的是牡丹区五个乡长都有贪污腐化问题，不是吸鸦片，就是赌博；第三篇《上头难》描述做基层干部的困难，工作中经常要受官僚主义上司的批评，回到家里又要挨老婆的指责，说他们不顾家。内容是带著讽刺味的，但牡丹区的确因一些人的问题撤换过大批干部。
　　根据上面情况看，杨志功、黄流都是外来的知识份子干部，而他们在杂文《牡丹区干部印象记》中所指责的则是本地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舞弄出来的笔墨，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无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与王实味事件颇为相似。王实味那样的大知识份子因写《野百合花》可以戴上五顶大帽，延安县给杨志功这位与王实味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戴上两顶帽子算是宽大了他。
　　杨志功和黄流後来被证明是没有问题的，但高岗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鲜明突出的。高岗的所作所为最迟可以在1943年7月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找到先例；而高岗於同年9月在蟠龙区创造的宝贵经验，後来得到康生的大肆赞扬，并被全面推广到了延安县以外的广大农村中。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提起：1944年搞甄别时，绝大部份被抢救错的人都得到了平反，然而对造成堆积如山一样的冤假错案的人都没追究责任。甄别了在别人身上施行的错误，而不追究犯错误的人，这似乎於理不能讲通。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康生与高岗则双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康生在抢救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在後来受到过一定的批评，但总的说来对他影响不大；而高岗此後则一直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
　　① 1988年12月采访刘振旅，1988年9月采访张宣。1988年9月采访康和厚记录中分别谈到高岗搞假枪毙的事。
　　② 参阅赵超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载《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③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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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胡耀邦：审干运动中处乱不变


　　胡耀邦，1915年生，湖南浏阳人。1929年冬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以一个青年团工作者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1933年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任青年部部长，後任少共中央秘书长，此後长期在青年团部门工作，先後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後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後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9年调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先任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後任总政组织部长。从1942年开始，他以总政组织部长的身份领导了中央军委二局的审干和抢救运动。
　　军委二局实际上是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工作，在军队内部，这是一个保密性很强的部门，对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审查应该比一般部门更严格。
　　审干，本来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共产党的机构里，一直设有审查干部的专门机关，随时随地都可对任何一个干部进行审查。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对自己干部的审查，但也从未发动过像1943年这样规模宏大的审干运动和使用过这样恶劣的审干方法。早在194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关於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就规定：审查干部必须成为“各级干部科经常的任务”：①
　　第一，从历史上工作表现上仔细考察每一个党的干部在政治上对党的忠实程度、工作能力、长处和弱点。
　　第二，是要按照每个干部的品质和能力求适当的统一的配置和配备干部，使每个干部能够发挥自己长处，并淘汰奸细叛徒危害份子和其他堕落蜕化不堪应用的坏份子。
　　第三，是从实际工作中去研究党员中政治上进步、来历清楚而有能力的积极份子，及时和大胆地提拔起来。担负党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工作。
　　第四，应具体研究各个党员的社会关系，不应该以党员社会关系复杂来决定党是否纯洁，而以党员对其社会关系的认识如何来决定党员是否对党忠实。尤其要利用党员的社会关系，向各方面发展工作，特别是去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顽固力量。
　　由此看，审干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干部，纯洁队伍，并把有能力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没有硬性要求在每一个单位的干部中审查出必要数字的特务来。而整风运动中康生却把审干的目的演绎引发为纯碎的抓特务运动。
　　除此之外，这个“指示”对各级干部科审查干部的具体方法也作了规定：
　　审查干部时须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过去参加过反革命(入党前)和反党派别(入党後)活动没有。脱离过党的关系否，脱离後又如何恢复和重新入党，如曾被捕或被俘过的干部，则需仔细地审查被捕或被俘过程中的政治上的表现，以及出狱和释放经过(自首叛变份子不应恢复党籍)……每个干部经过细心审查後，必须做出一定的结论和鉴定，如发现某个干部犯了严重的错误，则需转交党务委员会给以党纪制裁。
　　审查每个干部时，必须由被审查的干部自己填写表格，并写详细的履历，由干部科工作人员与之作详细谈话，对其重要关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书，根据上述的材料精细审查，并由干部科会议讨论作出结论。
　　很清楚，这里要求的是对所审查的干部必须要作出结论，而结论又必须建立在“旁证人写出证明书”的基础上。然而在康生领导的审干运动中，这些中央文件中规定的必须的东西，都成了纸上条文。刑讯逼供之下，受审查者只要自己承认，就可轻而易举地下结论了。不过，在胡耀邦领导下，军委二局的审干工作却是另一番情景。
　　军委二局在审干的最初阶段，也毫无例外地受了康生推行的那套方法的影响。1943年4月1日，康生在边区大肆逮捕嫌疑份子，二局也未能幸免，局里有4个人被带到了保安处，十天以後，他们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自己是特务。在康生“抢救失足者”的号召下，这4个人於4月15日在二局召开的坦白大会上先後作了示范坦白。
　　这次坦白大会没有带出多少因受感动而自觉坦白者，但受形势影响的一些所谓的积极份子在大会上却发现了异乎寻常的情况：李鸿秀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内心情绪一直处於紧张状态，脸色一会儿泛紫，一会儿发红，最後竟显出一片苍白。於是他们向胡耀邦汇报说，此人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绝不能含糊怠慢，作为一个从15岁上即开始从事党的政治工作的年轻“老”干部来说，胡耀邦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找李鸿秀个别谈话。没有声色俱厉，也没有横加指责，胡耀邦用温和的口气要求李鸿秀将自己的经历和言行写成材料。李鸿秀在当时其他机关的坦白之风初步形成之际，而军委二局又首先点到他的名，内心不由得更加紧张起来，以为领导手中已经掌握了自己不能公开的“劣迹”，但说实在的，自己确实并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劣迹”可坦白。於是，吞吞吐吐，竟连一丝一毫的所以然也说不出来。胡耀邦看他紧张成这个样子，反倒疑惑他真的干了坏事，吩嘱他回去认真地写出自己的坦白材料。
　　当晚，李鸿秀经受不住胡耀邦温和的态度和执著的要求，主动找胡耀邦说：“你要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此时，胡耀邦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单位的审干领导那样，见自己的对手松了口，便专拣自己政治上需要的口供去问，反而还是那句话：“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写。如果宿舍写不方便，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写，我可在其他地方呆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去後，李鸿秀心里越来越乱，终於耐不住这种“冷战”式的对抗，他再次找到胡耀邦说：在我坦白之後，你和局里必须保证三件事：一不开除党籍；二不撤销职务；三不调离二局。当胡耀邦答应了他的要求後两个小时，李便写完了自己的坦白材料。胡耀邦鼓励他在大会上公开坦白，并宣布与敌人的特务断绝一切关系。直到第四天，李鸿秀终於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坦白了。或许是觉得一个人承担特务罪名太重了，李鸿秀在自我批评之外，又节外生枝，提出钱邦和也是坏人，也在替敌人办事。但他却对钱什么证据也说不出来。②
　　钱邦和受到指控，当时什么也没说，可晚上却憋得睡不著觉，於是便主动来找胡耀邦。胡耀邦知道钱和李的情形一样，没有公开的“特务”劣迹，所以还是只让他自己反省，自己写出坦白材料。
　　从4月15日到24日一个多礼拜时间里，军委二局除李鸿秀和钱邦和之外，又有李灏、何辉、毛华伦3人因互相滚带而坦白了自己的“罪行”。4月25日，又有人指控何高华也是特务。於是何高华在沉重的包袱压力下，从早到晚赶著写了几份反省材料。不料第二天，他却拿了一把小刀来找胡耀邦，说要自杀，并宣称自己以前写的反省材料都是因为精神压力而凭空捏造出来的。胡耀邦面对即将发生的人命关天大事，镇静地指斥何高华简直是胡闹，并要他马上缴出小刀，赶快回去重写反省材料。何高华见胡耀邦不动声色，如此老练，居然乖巧起来，像绵羊一样，立刻缴出了小刀，并答应回去重写材料。胡耀邦等他离去之後，调出他以前送来的一大堆反省材料，仔细研究後，发现何高华并没有说谎，其中的确有一大部份是向壁虚构。原来，何高华过去写反省材料总是边写边缴，用意是刺探上级对自己的问题了解多少，然後决定如何再写。所以开始还写了一些真话，後来假话写多了，无以收拾，便将错就错，更多地胡说八道起来。胡耀邦根据自己的分析，当晚找何高华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对话，并让他消除紧张和压力，如实地写。此後，何高华不仅没有再闹自杀，重写材料的真实性也增加了不少。
　　由於何高华“自杀事件”的出现，使胡耀邦从中获得了一条经验，前面诸多所谓自觉坦白者，其中一定也有不少向壁虚构的水份。於是他向已经坦白交待和正在坦白交待的所有人提出：可以翻供，可以重写反省材料。这样的结果使反省材料中的实话增多了，但同时也增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群众的热情被彻底鼓动起来，自我坦白材料和互相检举材料之多，竟收集了十余万字。如果平均分配，军委二局总共82个人，每人可占有将近1500字的材料。
　　据当时协助胡耀邦进行审干的彭九富说：二局其所以会获得如此之多的检举材料，是因为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後，胡耀邦进一步发扬了民主作风，允许任何人在大会小会上当场以口头检举，而组织上却不在幕後有意或有具体针对性地加以操纵和控制，完全放手，顺其自然。
　　面对如此之多的检举材料，胡耀邦派专人进行了整理，并编成通报，共为44条：有关党的问题者16条；历史可疑者17条；言行可疑者9条；叛徒2条。从上面分类情况看，最严重者无疑是叛徒2条。然而叛徒2条其中之一便是有人检举吴伯箫是国民党C.C份子。吴伯箫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述及，1944年以後，恢复了他的名誉，重回文坛，继续操起了他那支生花的妙笔。由此可见这十万余字的检举材料，究竟有多少是应该相信的呢?
　　其实，此时胡耀邦也已清楚地看出了其中的水份。但当群众的盲目热情被鼓动起来之後，作领导的既不能火上加油，也不能冒然泼水，而应因势利导，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有利於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得以顺利发展的轨道。於是胡耀邦向他手下具体负责审干的干部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份子明确指出：反奸斗争，并非顾名思义，完全针对特务份子而发，我们要乘此机会一并解决党员和一般干部中的其他思想问题，如贪污腐化、开小差、男女作风不正等问题都可检举，特别是在检举斗争中，要着重打破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暴露自己言行中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东西，同时树立起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行为标准，以达到全心全意地忠於党和革命事业的目的。在胡耀邦的引导之下，军委二局在延安一片乱嚷嚷的审干抢救运动中基本上从正面把握住了中共中央关於审干的一贯指导思想，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能够不断总结经验、沿著正确指导思想顺利开展工作的积极份子和骨干力量。据有关资料透露：经过将近半年的整风审干工作，胡耀邦评估他手下具体负责整风审干工作的50多人组成的临时领导班子，其中就有三十多人头脑清楚，很有造就潜力和培养前途。
　　当然，根据中共中央的一贯指示，审干工作不仅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同时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这条原则在贯彻执行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在当时已经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审干运动中，要很好地贯彻执行“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就更加困难了。但胡耀邦面对杂乱棘手的诸多材料和问题，从未含糊其事，而是谨慎从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对凡被检举的各类嫌疑份子，一律不作威吓，不准打骂，不用肉刑，不搞车轮战式的突击，不隔离审查，一句话：不施行逼供，而是让他们自觉、自由地反省坦白。
　　第二，准许已经坦白者翻供，鼓励其他人为被检举者辩护，使凡受冤枉的人都有澄清罪名的机会。
　　第三，对重要嫌疑犯不能轻易上纲上綫，必须经审干核心领导小组仔细研究审批後，方可进行必要的抢救。
　　第四，对已经反省坦白的嫌疑份子，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也允许他们保留党籍，一方面给领导小组留有进一步审查的余地，一方面在工作中以观後效。
　　第五，对还未作反省坦白的嫌疑份子，限期三个月内将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如果在限期内交待不清，届时又有充份材料证明有“反革命行为”，定当严惩不贷，同时有知情不报者，也要受到一定的牵连。
　　第六，严防自杀现象发生。
　　可以看出，胡耀邦在军委二局的审干运动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严格遵循1940年中共中央关於审干指示的精神的，而且在操作过程中，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使得中央指示的原则更加具体、完善。
　　有了以上一系列措施，人们内心坦然了，精神放松了，行为不再盲目了，胆子也大起来了。二局最初被指控为特务并已作多次坦白的李鸿秀指出二局在处理他的问题时，犯有毛泽东所说的“主观主义”错误。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信，彻底否定了他前面所作的种种坦白，并毫不掩饰地说：“那都是被逼出来的。”刘霖当时是二局干部中被列入上级黑名单上的重要嫌疑份子，这时他也批评二局在处理所谓内奸问题时，犯了“无限上纲”的错误，把人们在一般生活和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妥行为和琐碎错误，升级到思想和政治的原则问题上来检讨，这正是“无限上纲”的做法。还有一点是某些个别人审查时，搞得人不敢承认错误，承认了反倒追查得更厉害。
　　意见虽然不断地提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但审干作为党中央直接发动的运动并未停止，二局的审干工作还须继续进行下去。1943年5月1日和5月6日，胡耀邦和彭富九分别去枣园向康生作了两次汇报。康生根据其他单位的所谓“先进经验”和二局的具体情况，亲自为二局制定了两条新的原则：
　　第一，整风审干单位虽不能打人骂人，但在一定情况下完全可以逮捕人(需要说明的是康生的“新原则”已经违犯了中央的一贯指示精神和一个正常国家的法律法规。因为在一个正常国家内，逮捕人只有司法机关才拥有这项权力，行政机关根本无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二，审干单位在证据充份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向嫌疑份子进行逼供的(这里也需说明：所谓证据是否充份，是由审干单位的领导小组决定的，或者说是由领导个人决定的，根本无法取得法律的保证)。
　　康生在下达了上述指示之後，要求军委二局开始新的“战役”，继续扩大战果，并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亲自前来“督战”。1943年5月7日，彭富九相偕李克农回到军委二局，李克农马上听取了胡耀邦等主要领导的汇报，并一起进行了分析，认为：军委二局干部的平均年龄很低，只有23岁半(胡耀邦也只有28岁)，思想尚未定型，容易加以影响和改造，更由於目前挖掘出来的特务份子都是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误入歧途的，所以只要肯施以援手，给予心理支持，并保证前途无碍，则他们一定会改过迁善的。胡耀邦对此看法完全赞同。等汇报分析结束後，当即便召开了局委会扩大会议，由彭富九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开始新一轮的反省运动。
　　在新一轮反省开始之际，胡耀邦对他手下的骨干干部和积极份子曾多次讲道：劝说嫌疑份子坦白，绝不能死搬硬套别人的方法和过去已有的方法，而要针对每一个嫌疑份子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地巧妙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比如曲玉武的劝说方法就值得推广。曲玉武年龄很小，只有17岁，严格说来，还尚未成年，运动中一直不为人们注意。其舅父王晰敏遭人检举，无论谁去劝说，他都拒绝坦白。後来有人想起曲玉武，让她去劝说。曲玉武年龄虽小，却颇有能耐，先是软劝，後是硬劝，再利用亲情之情相劝，软硬兼施，王晰敏终於坦白了。此後又有十几人作了新的坦白。
　　在新一轮坦白运动中，二局更充份体现了贯彻政策的策略性和灵活性，各部门领导都能注意并研究运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然后针对问题的具体症结，提出具体的斗争口号和策略，并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下紧上宽，下面由积极份子追问，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当然，下宽上紧的时候也有。但胡耀邦绝没有效仿施行康生对待张克勤等人的下宽上紧方法，严格遵从中央指示，力图达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据说，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後，延安各机关单位再一次掀起空前绝后的大抢救运动之时，胡耀邦却出人意料地顶著干起来了。而且另据传说，为了抗议抢救运动，胡耀邦乾脆拒绝和自己的上司康生来往。
　　一个刚刚年满28岁的青年干部，在一场全社会性的铺天盖地的政治错误中，处乱不变，镇定自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工作有方，措施得体，足可见胡耀邦的胆略气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
　　也许，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军委二局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能够处乱不变，始终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与其夫人李昭也被怀疑与审查有着一定的关系。萧石所著的《一个不平凡的女性——记胡耀邦夫人李昭》是这样描述这段经历的：
　　在1942年整风後期的所谓抢救运动中，李昭也是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在某些人看来，李昭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教会学校的学生，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吃苦一定是有所图谋。关於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李昭尽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详细地检查交待过了，但都没有通过，怀有身孕的李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身属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胡耀邦还兼着党中央社会部的处长，他反对无端的怀疑，但他没有找任何人为李昭说情，也没有利用权力去为妻子开脱。他只有对李昭更加关爱。夜深人静时，他安慰李昭说：你若不是思想进步，能16岁就参加抗日救亡，参加革命?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最大的革命行动。我了解你，相信你，你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革命嘛，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接着他给李昭讲起30年代他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怀疑为AB团，差一点被杀掉的亲身经历。李昭听了这发自亲人的心声和安慰，十分感动。她说：耀邦，不只是我，我认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都不是坏人。胡耀邦说：对。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挺得住，是则是，非则非，切莫讲违心的话。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同志。我永远支持你，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这一番肺腑之言，句句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神箭一样射到了李昭的心坎上，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她终於挺过来了，後来组织上给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这一段脱胎换骨的“抢救”洗礼，使李昭经受住了心灵的考验，为她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变得更坚强了。
　　因为胡耀邦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又反对“逼、供、信”，被扣上了“糊涂主义”的帽子。在他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突然接到毛泽东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调查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胡耀邦克服困难，深入地调查了四个“失足者”。他经过调查取证，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直接向毛泽东证明抢救运动中挖出的这四名“失足者”所交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反革命历史都是无中生有，都是被逼出来的假话和捏造。他的工作为毛泽东下决心停止搞抢救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昭感谢胡耀邦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她、鼓励她，她更钦佩胡耀邦的人品和气魄，敢於实事求是地为那些被“抢救”的人鸣不平，讲真话，冼清了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③
　　①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以下引用《指示》原文均出此。
　　② 参阅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③ http://hrbsl.cn 2007-03-16

第二十五章 8月15日《决定》：未能纠偏的纠偏令


　　1943年7月底或8月初的一天，杨家岭中央礼堂内外，人声喧哗，熙熙攘攘。中央系统的“抢救失足者”“十天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台上一角，站著几个年轻人，有的在擦汗，有的神经质地不断摸著自己的衣角，他们个个脸色发白、神色呆滞。台下不断地有人冲著他们愤怒地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待，才有出路!”
　　由甘徵文、韩少功执笔的《任弼时》一书曾对中央系统在杨家岭召开的“抢救失足者”大会作过一个详细的描述：
　　路过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被礼堂内外的喧闹声吸引住了，他走进礼堂，习惯地推了推眼镜，静静地站在人群中观察著全场。
　　好大一会儿，他又不声不响地穿过人群，来到台後找到一个审干负责人问：
　　“这些人有些什么问题?”
　　“特务嫌疑。”
　　“像这样的人有多少?”任弼时指了指台上那群垂头丧气的年轻人。
　　“有相当一部份，各单位都搞出不少。”
　　“把他们的材料拿给我看看好吗?”
　　“当然可以。”
　　此人拿来一大叠材料。任弼时接过去认真地翻阅起来。翻著翻著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表情越来越严肃。翻完後，他望了一眼围站在他身旁的几个审干负责干部说：我看这样搞是有问题的，是不利於团结大多数的，有些坏人被揪出来了，这很好，但有些从白区来的青年社会关系复杂一点，怎么能说人家是特务呢……
　　正在这时，从一旁走来一个人，瘦高个儿，蓄著一道小胡子，戴一幅金丝边眼镜，长脸上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他就是康生。他摆出大会主持者的神态和任弼时打了声招呼。
　　任弼时对康生点了点头，然後认真地指出：开这样的大会，是不是有利於团结大多数?把白区来的青年百分之七八十都看成“失足者”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这些话刺痛了康生，他不满地辩解道：严格审查是必要的，苏联党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教训的……
　　提起苏联的经验，任弼时就不由得心头冒火。1920年，任弼时去苏联留学时，康生还在山东诸城当他的风流公子呢!1939年，任弼时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时，在莫斯科与周恩来等人一起解决过在苏共肃反时王明和康生搞“左”倾扩大化所造成的许多遗留问题。
　　“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我们党在这方面更是有经验教训的。这种搞法是不对的!”任弼时没好气地打断了康生的话。
　　康生当时尽管已红得发紫，但在任弼时前面绝不敢放肆，他推了推眼镜，双手插进裤口袋里，一声不吭地沉下了脸。
　　任弼时也没再说什麽，只是问清了一些停职受审干部的住地，便抽身走出了弥漫着火药味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任弼时乘车来到停职受审干部的住地，只见一大群人正在埋头摇著纺车，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只有纺车那单调的“嗡嗡”声，气氛显得沉闷而压抑。任弼时一看，柯庆施也在这里，正苦著脸低头摇著纺车，於是就向他走去，柯庆施也看见了任弼时，连忙尴尬地站起身，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纱还纺得不错呵!”任弼时上前摸著纺车，朝柯庆施笑著说。
　　没有人说话，回答任弼时的仍是一片“嗡嗡”的纺车声。
　　任弼时点了一支菸，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用安慰的口气对大家说：“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反正定案是要凭证据，是坏人跑不了，是好人冤不了。”
　　说完後，任弼时心情沉重地又上了汽车。
　　汽车飞也似的向西北方向驶去，树木、房屋、延河飞快地向后退去……
　　“嘎”地一声，汽车驶进枣园，停住了。
　　任弼时走下车拍了拍灰尘，向哨兵招了一下手，然後直奔岭上毛泽东住的窑洞。
　　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听完任弼时的汇报後，站起身深思了一会儿，然後指示：要研究一下，开个会。①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听到了其他人对抢救运动的反映。
　　据王首道回忆：“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知道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一些年轻同志也被怀疑，受到审查；领导抢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还规定办公厅有多少‘特务’、‘反革命’的比例数字。我从自己过去亲身的经历和对办公厅干部队伍的分析。认为他们这样搞法有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明确指出：不可能有那样多的特务。”②
　　关於斗争柯庆施的事，杨尚昆也有一个较详尽的回忆：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麽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著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麽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後，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後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後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③
　　根据以上情况看，毛泽东听了王首道和杨尚昆的反映汇报後，虽然引起了注意，但并没有立即强行制止康生的行为，直到听了任弼时的反映，毛泽东觉得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了。於是，召集会议的电话很快便打出去了。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整风学习的其他领导人以及康生，应召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要大家谈谈情况。任弼时和陈云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审干工作有成绩，但也有偏向。“十天大会”看来是不对的……毛泽东说：“是啊，原来没有警惕性，现在又是‘特务如麻’。”
　　大家批评了康生。
　　毛泽东也批评议：康生在审干工作中的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权限，使得本来“清清楚楚、公公正正”的整风运动计划和统一思想认识的精神受到了不应该发出的扭曲，而另外采用了“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方法。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康生，明确指示过“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④但康生一意孤行，推波助澜，掀起了比此前更为“壮阔”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这次大家一致批评了康生後，毛泽东亲自来到杨家岭给中央直属机关作了报告，并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⑤
　　《决定》根据半年来延安各机关单位审查干部的具体情况分析说：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份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看来，康生已经把延安这一潭清水揽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承认“特务数量很多”的事实。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不同意康生欲把审干转为肃反的指导思想倾向，更不赞成康生采用“逼、供、信”方法将问题扩大化，进而使大部份人蒙上不白之冤，遭受心理上的沉重压力。《决定》接著指出：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份子及可疑份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次审干与以往的肃反不同之处，《决定》还特别将两种运动对照起来，从问题的本质上作了深刻鲜明的阐述：
　　上述首长负责制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份子及可疑份子采取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後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後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著；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份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明确了宗旨与整个方针以後，《决定》进一步对如何贯彻落实“九条方针”的操作方法阐述说：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於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即逮捕审讯)的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後，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份子及嫌疑份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康生搞的那一整套表面上还像符合上述“首长负责”的原则的，因为各单位都严格地按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等比例对特务份子和嫌疑份子作了处理。但康生用“车轮战”、“滚雪球”等各种逼供方法搞出的问题人物的数字毫无疑问是有大量水份的。而送文保卫机关和反省机关的人则是严格按比例选出的。这样很多因为毫无问题而被“滚”出来的“特务”又因死不承认罪行就自然被送进了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受到康生手下的那些人的特别“看管”。如前面说的自然科学院到审干後期，连看大门的和伙夫也被打成了特务，1941年皖南事变後从大後方重庆转来一批革命前辈的子弟大部份也被打成了特务，那他自称是刘湘派来的少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进保卫机关的。这足可见出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康生的做法之间的距离。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二条阐述说：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需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望著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单位的最高领导在中央的号召下都亲自参加了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等工作，但置身於那样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中，他们却很难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比如当时负责行政学院审干工作的王子宜就因该校教育科长袁家柯崇拜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成全夫妇，而不加任何分析研究，便先入为主地断定袁家柯就是敌人特务。後来的事实证明，连成全夫妇也不是特务反革命，而以袁家柯因崇拜他们夫妇为其特务证据的成见自然就成了荒谬的了。像这种例子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简直俯首拾来，遍地皆是。此亦可见运动的偏差之处。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三条阐述说：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他组织几个小核心，再围绕著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著这些核心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这条可以说是“九条方针”中较重要的一条，目的是以领导为核心，通过审干，使群众层层扩展，紧紧围绕在最可靠的领导周围，这样群众也就可靠了。但鲁艺华君武的经历却说明在人们已经抓特务抓红了眼的情况下，群众是不可靠的，连同领导骨干也很难以保持可靠。
　　华君武，著名漫画家，1915年生於浙江杭州。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在苏杭却没有享受过天堂的乐事，直到20岁时听了延安的情况後，竟使我激动不已!抗日战争爆发後，我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甸邑等地，一个人孤独而充满信心地走了三个月，最後来到延安。先在鲁艺学习，後当教员。整风运动中，我是鲁艺美术部党支部成员、学委会委员，抢救运动中自然的积极份子。1943年12月延安各单位审干已基本结束，即将进入甄别阶段，鲁艺以审干运动中的积极份子为主要力量组成42人的文工团，开赴绥德专区。来到绥德正值绥德反奸反特运动如浪潮涌，在地委领导习仲勋等人参加的一次大会上，我们文工团内部的一个人走上主席台当众指控我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同伙者还有黄钢、葛林、梅行。因为我们几人在鲁艺时办过‘同人墙报’，我画漫画，他们写点小评论之类的文章，都凭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纲领。我被揭发後，很快撤销了我的支委职务，黄钢则更严重，被搞到延安枣园社会部关起来了。我当即争辩，却毫无用处。於是文工团开展重要活动便把我排除在圈外，不让我参加。直等到四个月後回到鲁艺，我向周扬反映了情况，周扬说：这是误会。於是又恢复了我的职务，让我和蔡若虹去搞其他被误会的特务们的甄别平反工作。”华君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甄别工作中，将自己过去搞成特务的人，再甄别过来，这等於自己将自己过去的行为否定了。对我这个搞漫画的人来说，在我自己身上本身就构成了两幅漫画：一者，我把别人搞成特务，又为别人去甄别，这是一幅绝好的漫画题材；二者，我把别人搞成了特务，别人又把我搞成了特务，这又可构成一幅漫画。”⑥华君武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漫画式经历说明仅凭口供进行审干，企图达到“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并进一步形成以行政首长为核心的具有较强凝聚力的整体，是谈何容易啊!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四条阐述说：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选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後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这一点主要要求各级审干领导人要重点突破，创造经验，推动其余。其实，延安整个审干运动就是由康生创造的“张克勤红旗党案”的经验推广开来的。而此案的破获则纯属逼供信的结果。据说康生亲自指定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人负责审讯张克勤，“车轮战”三天三夜过去以後，张克勤在身心极度疲劳无法再支撑下去的情况下，按审讯人的启发和提示彻底招认了自己及甘肃地下党的“特务”罪行。此案曝光後，张克勤四处示范，现身说法，而他走到哪里，同时就把西北公学及社会部创造的经验推广到哪里，哪里也就会如法炮制出同样值得示范的典型经验。这应该说又是一种滚雪球的方式。由此可见，在康生把持下，延安审干运动创造的先进经验“典型”到了什么程度。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五条阐述说：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个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後的批准，然校对於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逼供信”之猖獗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事。而恰恰相反的是中央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之风却不能抬头。博古和哲学家艾思奇主持《解放日报》社的审干工作，因黎辛的问题艾思奇受到了批评与诘难。黎辛回忆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给我们亲自讲话说：特务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们不只要审查个别人、部份人，我们要抢救整整一代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解放日报》社的审干运动最初就抓起不少人：如李锐、黄操良、杨永直等。逼供信现象同时出现，有些女同志被逼无奈，痛哭流涕地控诉起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来，她们说：国民党强奸了她们的灵魂和肉体，在国统区时政府不仅强迫她们干了不利於团结、不利於抗日的事，而且还强迫她们和特务睡觉。但後来，由於博古和艾思奇处理问题比较稳当，使《解放日报》社的抢救运动没有发生更大的意外事故。然而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却又出人意料了。我来延安之前在河南开封上学，并参加了共产党，以编杂志的名义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审干期间，鲁艺有人指控我是特务，并说我是他们从事‘特务’活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们的领导去国统区工作後，他们的“特务”活动不能断綫，就找到我为替身。为什么偏偏找到我呢?因为我和去国统区工作的那个人是朋友。但艾思奇在处理我的问题时，通过调查研究，从三方面证明我不是特务。其一，指控我的人曾有五年的日记记载有我们一块活动的经过，证明我们都是好的，其所以要指控我是被逼所致，後来他当面见到我泪流满面地说对不起我，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於是原谅了他；共二，艾思奇曾和范文澜一块在马列学院工作，都是学者，相处甚好，而范文澜来延安前也在河南开封大学教书，并经常在我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向艾思奇证明我是清白的，在河南开封编杂志是为共产党做工作；其三，鲁艺的人指控我为特务，主要是说我上开封高中参加了复兴社，後来开封高中复兴社的真正头头也来了延安，他也证明我并未参加复兴社。艾思奇因为调查到这三条证据，取消了对我的抢救，我因之而幸免当一回特务，但艾思奇却因之而挨了整，这使我当时对审干运动产生了百思不得其解之感，後来则想起此事，常有对艾思奇不进感激之情。”⑦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六条阐述说：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的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份子(占少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份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份子(後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後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主意，适时纠正。
　　这一条方针中的分析是准确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後，难免有偏差出现。分析後提出要适时纠正，也是很得人心的。但这样决策後，很容易误导出另一种偏差，即中央既已安排了此後纠正偏差的机会，那么一些单位的领导就会在运动中放开手脚大肆去抓问题人物，盲目性在所难免，假公济私、公报私仇者也不乏人在。当机关中的审干运动推演为农村中的反特运动以後，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就成了普通现象。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七条阐述说：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於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份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查出两千多人(其中一部份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後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份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绝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份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份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这一条是“九条方针”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正因为它才使得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发展到中共以往在“肃反”运动中所出现的滥杀无辜的血腥场面(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时期)，为中共保留下大批的精英，也没有使运动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局面，它也说明中共毕竟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在“九条方针”发布之前的审干运动中，对待“争取失足者”问题，同样存在著偏向。第一，有些人本来未失足，但领导者为了适应政治潮流，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就把未失足的人硬性划成失足者，进行抢救。审干运动中凡被冤枉的人都是这种情形。第二，对那些当时看来是真正失足的人，或者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如王实味(後来的事实证明王实味也是好人)等人，後来主要就是怕他们在战乱中跑掉而枪杀了。其实王实味的问题实质是党内思想斗争问题，是上不了纲，上不了线的。
　　《决定》对“九条方针”最後两条阐述说：
　　培养干部，就是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於这一套。从1943年4月起至8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两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份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份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份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和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份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份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连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左”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和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份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区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份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份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地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份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实际上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份。应该说审干运动对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同时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在此的审干运动中，好多领导干部都因政治狂热而发生过火行为，领导如此，一般群众就更不例外了。本来运动一开始，群众还是沉默的多，很快就因为领导倡道要在运动中培养积极份子，并从政治觉悟的高度衡量每一个群众的行为，於是群众中一部份要争当积极份子，一部份又怕自己表现不积极而被错认为有问题，便踊跃打破沉默，一齐向左靠拢。这样，原来的积极份子因为外围墙增加了新的热力，自己的热度更加高涨，注意力集中在人际关系和每个人日常生活行为的细微处，甚至通过察言观色而获取的异常感觉，都一概视之为嫌疑迹象，不问青红皂白，便横加“抢救”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性的“逼供信”也便油然而生，当怀疑尺度越来越宽、“逼供信”愈演愈烈之际，也就是运动进入恶性循环的不正常轨道之时。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从1943年4月开始的审干运动，在康生的操持下，将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严重偏离了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早在1940年，中共中央就曾专门发布过关於审查干部的指示，指示精神与“九条方针”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而到1943年有领导、有组织的审干运动进展到关键时刻，中央又重新发布审干指示，并细致阐述“九条方针”，其目的正在於把已经严重偏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审干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上来，并对带有“逼供信”式的抢救运动明显地表示了严令制止的态度。
　　8月15日，《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延安公布，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开始降温，延安各机关学校大轰大嗡的“抢救失足者”活动大大收敛。但是，8月15日的《决定》远不足审干运动的休止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成为审干运动由机关学校向工农商学兵及社会各界漫延铺排的动员令。康生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这一《决定》。
　　在拉大旗作虎皮方面，康生是有著特殊天才的。这次枣园会议等於否定了他掀起的抢救运动，这使他有些懊丧，但他很快找到了变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9月份，绥德分区召开了一次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这次大会开了10天，参加大会的人数有2600人左右，在大会上，群众中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互相揭发出来的有190余人。
　　看到这个材料，康生欣喜若狂。这可是从群众中来的活生生的典型，加之，他又认真地研究了《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虽然强调禁止逼、供、信，禁止大杀大捉，但同时又提出“准备审查一切人员”、“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等方针。康生以阴谋家锐利的眼光，从中央的政策和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反扑的依据。
　　10月8日，康生立即签发了大力推广绥德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的经验。
　　10月10日，康生以中央社会部的名义，再次公开肯定了绥德控诉大会的方针、方法，并要求向全党推广。
　　康生成功地玩弄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中央对审干工作的指示精神，制造出了这样一种气氛：特务几乎钻进了延安和边区的一切部门和一切地区，防奸反特工作今後主要的已经不是靠保卫机关来做，而是靠各机关自己负责。靠群众自己起来负责了。
　　於是风云再起，全边区群众性的反特防奸运动势如狂涛般地漫延开来。
　　现实似乎无可辩驳地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著康生的“正确”。
　　延属分区、关中分区、陇东分区、绥德分区……从城镇到农村，到处都在抓特务，“特务”的败量直线上升，社会成份完全突破了干部、学生的界线。在工人、农民、商人、小手艺人中都搞出了大批的“特务”。仅延安市的市民中，自动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就达六七百之多。
　　据一本描述原全国政协副席马文瑞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群山》中记载：
　　陇东地区“审干反奸”初期，倒是在地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真正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特务，马文瑞(当时陇东地区特委书记)亲自指导地区保安处(处长为赵苍壁)下功夫侦破一起全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国民党派遣特务案，把一批潜入解放区准备进行特务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挖出来押送延安。但此项工作很快被康生搞偏了方面，他强调“审干反奸”要深入“内部”。
　　这里的所谓深入“内部”，实际上就是要在党政机关内挖掘特务，这样一来——
　　一些参加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也被定成有政治问题，许多人想不通。有一次马文瑞在延安开会碰到欧阳青，欧阳青气愤地说：“陕西党被打成‘红旗党’，革命了半辈子，倒搞成反革命了!”马文瑞不好发表意见，听了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西北局的情况也不妙，除了高岗之外，多数负责同志都被认为有问题。就在这时……贾拓夫找马文瑞谈话，末了贾拓夫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马文瑞见他心情那么沉重，便安慰说：“我看不用过於着急，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其实他心里也很焦虑，把外面来延安的青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打成反革命、特务、奸细或有别的问题的人，这显然成问题。如果真正从外面来的人大都有问题，岂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很强大吗?人家由国统区冒著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来到解放区，本来是寻找光明的，是弃暗投明之举，你却硬说人家是奸细，是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好在马文瑞的这些想法当时没有公开讲出来，否则也是难以逃脱被“抢救”的厄运的。⑧
　　马文瑞虽然逃脱了被“抢救”的厄运，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孙铭却没有逃脱被“抢救”的厄运。
　　孙铭，西安人，父亲原为冯玉祥部的军官，也当过地方税务局长，後经商，是西安城里惟一的一家西服店的店主，娶了几房姨太太，家庭内部关系复杂。孙铭的母亲虽是原配，但生下孙铭不久，就被迫吞金身亡。也许是这样一个家庭太憋闷，反倒激发了孙铭天性中的活泼与反抗情愫。上中学後，她就参加了“民先”组织，经常上街演说、下乡演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期间曾被国民党特务抓起来训过话，但孙铭不改反叛与追求进步的情愫，在西安无法存身，便私自来延安投奔革命，那时她才16岁。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与马文瑞相识，同年底两人结婚，成为革命伴侣。1942年底到1943年初，整风运动转为审干反奸运动不久，抢救运动便很快在陇东地区展开了。因为陇东地区是紧靠国民党大本营西安、兰州的地方，自然就成了反奸、抢救运动的重点地区。据《群山》记述：
　　孙铭因为是第一批由国统区到延安的学生，自然也在“抢救”之列。她连续几天几夜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自查”、“谈话”，不许回家，不许休息，几乎被逼出精神病来。马文瑞只能保持沉默。突然，延安发来电报，说统战部长孙作宾(指陇东地区统战部)是甘肃“红旗党”头子，命令立即派人押送延安。马文瑞没有照办，他想用不予理睬的办法抵制。不料，只过了几天，就又连收三封电报，急令送人。地委经过讨论，无奈只好照办。孙作宾的爱人正在怀孕，电令一并送来延安。马文瑞回电说明情况，并对即将分娩的孕妇安排照顾周详。等孩子出生后，才派人将她送住延安。她至今感激不尽。最令马文瑞痛心的是，同他一道创办陇东中学的陆为公被打成“特务奸细”，押解延安後，被活活整死了。⑨
　　① 甘徵文、韩少功：《任弼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说明：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在转录时将1979年还不便公开指名的康生用了真名，并在中间加了任弼时在苏联工作的一段话)。
　　② 《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养和关怀》，《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6日。
　　③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转引自《书摘》2001年12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⑤ 《中共中央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以下《决定》引文均出此。
　　⑥ 1991年11月21日采访华君武记录。
　　⑦ 1998年8月于延安采访黎辛记录。
　　⑧ 忽培元：《群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⑨ 忽培元：《群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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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抵制与直谏：红色恐怖下的勇者


　　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年多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除了少数几个康生的积极追随者外，中共党内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对审干和抢救运动表示怀疑，对其中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但是当时“特务如麻”的肃杀气氛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红色恐怖”，加上此时党内的思想和路线斗争仍处於十分复杂的状态，所以，这些怀疑和不满者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於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
　　陈云此时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部长，陈云理所当然地应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却决定陈云、王稼祥离职休假三个月，毛泽东亲自指示，将陈云由杨家岭中央组织部迁到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这一住不是三个月而是整整一年。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离开枣园调住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恰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这一年间，虽然规定中组部的工作由王鹤寿每月向陈云汇报两次，但实际上此时中组部部长一职已由彭真代理，陈云只是挂名的部长，事实上陈云已经是“靠边站”了。
　　让陈云“休养”的确有疾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并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①。另外，陈云对抢救运动的态度碓实是比较消极的。椐陈云当时的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於如何整风的规定”。②正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加之中组部又是干部管理与审查的最高机关，因此，在这个时期让陈云离职“休养”也就自然而然了。後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在中央党校被打成大“特务”，受到残酷迫害，以及延安发生的许许多多的荒唐事情，因为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所以“许多事情都不知道”③。尽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审干与抢救运动有所疑问，但由於陈云当时的特殊处境，他没有在毛泽东面前表示过，也没有正式向中央提出过意见。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实际无权的朱德，对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但她更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党中央身边的这件看似非常荒唐的事，绝不单纯是康生一个人的事，他知道自己讲话没有别，只能在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内尽力消除这场运动的负面作用与影响。由於中共中央军委机关的审干工作由朱德亲自领导，所以在中央军委机关的审干运动中，朱德记取中共党史上历次肃反的沉痛教训，正确掌握政策，十分谨慎地领导审干运动。军委机关从未出现过开大会乱批、乱斗、乱打人等现象。当时军委高参室成员很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经历比较复杂，按照康生的逻辑，这里自然是“抢救”的重中之重，但朱德却不这样认为，而是采取了更加谨慎与稳妥的工作方针。他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个别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有些高参在写自传时有顾虑，朱德及时找他们个别谈话，启发教育，要他们消除顾虑，向党交心，实事求是。高参室副主任白天曾任国民党刘戡部队参谋长，在审干中，有人怀疑他是由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审查。朱德坚持了“重证据、重调查、重表现”的原则，及时制止了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过“左”的作法。中央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许多当事人回忆说，朱德在延安领导市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尽管如此，朱德也只是做到了“扫好自己门前雪”，而无法去管“他人瓦上霜”。他没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达自己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员社长博古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要执行者，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尽管如此，在运动初期，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消极的抵制。据《穆者传》记载：
　　(博古)经历过党内多次斗争，也推行过“左”的错误的肃反路线，深知错误路线给党内带来严重的损失；另外，他不否认敌人是会打进革命内部来的，但是清凉山④朝夕相处的同志他大都了解，能有几个特务，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因此，抢救运动一开始，他几乎按兵不动。
　　康生大怒，直接点名批道：“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怎么就抓不出来?!”他指定博古立刻派人去西北公学(康生的试点)学习受训。
　　博古无奈，派出了报社负责党的工作的陈坦。陈坦到了西北公学，正赶上那里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大会主持人做了言辞激烈的动员报告，劝告“失足者”自动坦白交待。大会树立了宽严的榜样，当场逮捕了一个“证据确凿”而又不肯主动交代的“特务”份子，同时又有好几个人主动上台“坦白交代问题”，大家鼓掌表示欢迎。最後由一批正在被审查的对象上台主动交代问题。就这样，一场大会下来，又抓出十几个“特务”。
　　陈坦进一步了解到，这里抓特务的主要经验是一套“车轮战术”和“逼供信”办法。所谓“车轮战术”，就是组织“积极份子”分批对受审对象连续审问，疲劳轰炸，24小时乃至48小时不让受审者休息和睡觉；“逼供信”则是向受审者提示其证据，强迫其承认，不承认决不罢休，一旦供认了，马上定罪。
　　博古等编委会负责人听了陈坦的汇报後，感到十分吃惊。但又懾於康生的批评，只好决定按西北公学的一套模式照搬照钞，於是一场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在清凉山上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各新闻机构无一幸免。《解放日报》成了这场风暴的漩涡。⑤
　　关於清凉山上的抢救运动，许多当事人写过许多回忆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但有一件趣闻则可以让我们在沉重的阅读中稍微放松一下。延安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当时正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而且是《解放日报》社学委会委员，他与王丹一的婚姻正赶上抢救运动。在报社住地清凉山的一眼窑洞里举行婚礼的当夜，新郎艾思奇却被组织隐藏在隔壁的窑洞里，满怀幸福与期待的新娘王丹一，在洞房里左等右等等不上新郎，也无人告诉她是怎麽回事，焦虑、伤感又疑惑的王丹一守了一夜空房后，第二天就被人带到蓝家坪中组部招待所隔离，接受为期一年的审查抢救。直到1944年5月，由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亲自做了甄别结论，这对牛郎织女才结束了银汉迢迢的生活，真正结成夫妻。
　　博古本来对审干和抢救运动是有意见的，也进行过一定的抵制，但由於他当时特殊的身份，他的抵制是无力的，更不可能向毛泽东、康生直陈意见，而且《解放日报》後来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正面报导，为整个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恶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如果说，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时期，博古推行“左”的肃反路线是主动的话，那么，这一次却完全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内心充满痛苦的。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却在整风後期被迫执行极左的审干和抢救政策，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中，对当时在延安的一些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态度做了研究和描述，下面我们摘录其中一部份：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後，林伯渠等诸老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在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後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份子都是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後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⑥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⑦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於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顷，革命与反革命又极其模糊，於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⑧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後，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他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後，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⑨於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自恃握有尚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交待⑩，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
　　谢觉哉一气之下，“乾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11)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柱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12)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後，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问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这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13)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问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於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
　　任弼时此时处於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於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14)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份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後，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後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後，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於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後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的“特务”。
　　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复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責駡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15)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後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16)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
　　依照规定，社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收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後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後，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17)
　　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後，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当时还有一位小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特殊的场合下，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一些严重问题，他就是刚从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毕业不久的《解放日报》社记者穆青。穆青建国後成为了新华社的著名记者，1982年至1992年曾任新华社社长，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但当时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那时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正从消极抵制发展到高潮阶段，年轻的记者穆青也开始被怀疑和审查，正在他极度苦闷与仿徨之际，一件在当时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降落在他的身上。《穆青传》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一天，报社采访通讯部部长裴孟飞忽然通知穆青去采访。采访谁，采访什么，他都没有明说，只是告诉穆青去找359旅的王震旅长，由王旅长带他一同去。
　　穆青来到抗大，找到王震，王震让警卫员牵来一匹马说：“走吧。”
　　“去哪?”
　　“去见毛主席。我们南泥湾有一个劳动模范，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他。”
　　“呵……”
　　陡然间听说要见毛主席，穆青的心不禁咚咚直跳。能采访毛主席的活动是难得的荣幸，可一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自己仍然被审查的处境，就不免紧张起来。他心里七上八下，跟随王震向毛主席住处走去。
　　毛主席住在枣园，当他们走进主席的窑洞时，毛主席已在院子里等候他们。
　　院子很宽敞，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他们在石凳上坐下。那位劳动模范还没有赶到，王震被通讯员叫走商量什么事去了，一时院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穆青两个人。本来就很紧张的穆青，这下更加坐立不安，两只手一会儿放在面前，一会儿又放在两边，眼睛也不知该向哪里看。见到他这样子，毛主席笑了，亲切地问他：
　　“你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穆青。”
　　“是不是左昭右穆的穆，青春的青?”
　　“是的。”
　　“我们党内有一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同志，他从广东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後不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片刻沉默。毛主席又问道：
　　“你是哪里人啊?”
　　“河南杞县人。”
　　“那是古杞国，‘杞人忧天’的地方。”
　　毛主席看着这个年轻人，又幽默地问了一句：“你忧天吗?”
　　“我不忧天。”
　　毛主席笑了。
　　这时，穆青紧张的确良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毛主席的和蔼、幽默和睿智让他感觉像面对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
　　话题又转到报社的工作和生活，毛主席很关心地问他：
　　“报社伙食怎么样?”
　　“还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和肉。”
　　毛主席点点头说：“报社工作很辛苦，伙食应该搞好。”
　　随后，毛主席又问：“你们那儿整风运动搞的怎么样?审查了多少人?”
　　穆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几乎连想都没来得及想，脱口回答：“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受到了审查。”
　　“有那么多人受到审查?”毛主席有些惊愕。
　　“是的，有那么多，光我们采访部十七八个人中，就只有三四个人未被审查。”这时候，穆青积郁多日的苦闷，再也无法控制，他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在毛主席面前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主席，我也不大理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特务，我有一个同学在河南开封时，我们就一起搞救亡运动，后来到了延安又一道上了‘鲁艺’，一道在报社工作，怎麽一下变成了特务?”
　　毛主席沉思片刻，问：“你怎么看啊?”
　　穆肯率直地说：“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么多青年和知识份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延安，主要是投奔党和参加革命的。当然可能会有个别坏人趁机混进来，但大多数人可能没什么问题。”
　　毛主席严肃地点点头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麽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审查一下每个人的历史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逼供信。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一问题，我说搞错了，要平反；戴错了帽子，要把帽子摘下来，要脱帽鞠躬。你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要赔礼道歉。”
　　穆青怔怔地望着毛主席，原来满脑子的困惑、不解，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只是咧着嘴一个劲地笑，鼻子却是酸酸的。
　　这时那位劳动模范来了，毛主席和他谈话，穆青便坐在一旁，边听边记。谈话结束已近傍晚，毛主席留王震、劳模和穆青一道吃饭。饭桌上，毛主席不时地向劳模和穆青的碗里夹菜。临走时，穆青问毛主席今天接见劳模的事报不报导?毛主席说：“不用报导了。”
　　回到报社，穆青没有找到博古，就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裴孟飞。裴孟飞听後笑着说：“这下你可以好好安心工作了，让你到毛主席那里去采访，不就说明党对你的信任吗?”
　　事後，穆青了解到在这次采访之前，组织上已经收到了冯若泉为他写来的证明材料。冯若泉在材料里写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向党保证，穆青的历史是清白的。
　　作家蒋巍、雪扬在合著的《延安女性风景》中，用文学的笔法描述了一位最基层的负责审干的年轻女干部，在审干与抢救运动中颇有个性的抵制行为。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而又心酸不已：
　　性格火爆、快人快语的黎侠因为在苏联镀过金，便成了单位抢救运动的领导成员。这个单位的领导者有一位是陕北当地干部，大老粗，没上过学，没出过延安，没见过火车。他硬说一位从关内来的女青年是“特务”，理由么，他分析说，这个女的说自己是穷苦农民家孩子，怎么还有钱坐火车到西安!
　　黎侠火了，大眼睛一瞪：这算什么狗屁根据?我家穷，我还是坐飞机从苏联回来的呢。
　　两人互相拍桌子对駡起来。那位老粗气急败坏地说，告诉你黎侠，你要不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务了。
　　我看你还像地主呢!黎侠像火烧脚似地跳起来。
　　我跟你打赌，老粗直着脖子跟她喊。那个女青年要不是特务，你把我的卵子割下来!
　　势单力薄的黎侠挡不住了。那位女子被关起来，用绳子栓住她的脚趾，倒吊在房梁上毒打，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淋。饿了给她咸菜吃，但不给水，那老粗恶狠狠地说，饿了好忍，渴了不好忍。这位女子挺不住，终於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这还不行，还要她交待和检举“同党”，她被整疯了。
　　最後，这起冤案和其他冤案一起平反甄别了。一拿到通知，黎侠怒不可遏，跑到食堂操起大菜刀，闯进那个老粗的窑洞：妈拉个巴子，当初你打赌说，那女的不是特务你就让我割你的卵子麽!
　　吓得那老粗连声告饶，瞅了个空子窜出门，满山遍野疯跑。黎侠追不上，一屁股坐在山坡上失声痛哭，她在哭那位被逼疯了的战友。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极端行为不满的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极少数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干部，也通过各种偶然的机会和其他正常渠道，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谏审干与抢救运动的种种错误和严重问题，还有一批像黎侠这样的基层单位领导种种消极抵制，无疑对毛泽东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及其主要操纵者康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运动的纠偏与甄别，已经不可逆转地提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议事日程。
　　远离延安的绥德分区米脂县，防奸反特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据当时米脂中学学生阎学兵回忆，那一段时间，米中有80％以上的师生被打成了“特务”，“学校开了整整一个月的批斗大会，有的学生“屁股都坐烂了”。接著，运动很快又从教师学生扩展到农民中来。农民们被逼得没办法，便争相踊跃地向组织坦白：“我是三青团”、“我是星星(指CC)”。据张宣的爱人周玉英回忆说：农民们根本不懂得抓特务是干什么，於是便惊讶地问：“每天起来托雾托雾，那里有那么多的雾可托呢?”
　　刚刚成立的子洲县，由於得益於缓德分区的传经送宝，运动搞得“有条有理”。子洲县先是将90％的教师抓起来进行逼供；然後调集各乡代表召开千人大会，进行坦白。再後来，便由县上到区上，由区上到乡上，以点带面，全面展开。该县一个不到二百人的小村，也抓出了八九个“特务”，当笔者向一位在这场劫难中曾身受其害的老者了解为什麽农村也会有这样多的“特务”时，他说不知道，农村的事没下数(没道理可讲)。可能是因为平日里结下了恩怨，一些人便乘机泄泄私愤罢。
　　也许，这番话正形象道出了整个反奸反特运动的某些实质。
　　不过，清涧县几位小学生的奇特经历，却是用上面的这番话所不能涵盖的。
　　①②③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06页、114页。
　　④ 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驻地——笔者注。
　　⑤ 张严平：《穆青传》，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69-70页。
　　⑥ 《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第138页。
　　⑦ 《徐特立在延安》第45、118、139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第521、603、649页。
　　⑨ 《谢觉哉日记》(上)，第137页。
　　⑩ 指张克勤——笔者注。
　　(11) 《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293页。
　　(12) 《谢觉哉日记》(上)，第708页。
　　(13)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2页。
　　(14)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157页。
　　(15) 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第191、192、193页。
　　(16) 同上书，第191、92、192、193页。
　　(17) 修来荣：《陈龙传》，第148、49页。

第二十七章 道歉：毛泽东的“罪己诏”


　　1943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靠著这丰收，延安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难关。
　　1943年，延安掀起了“盛况空前”的秧歌运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么呼咳，大生产呀么呼咳……”
　　然而，欢乐只充满在明朗的天空，地上的各个角落里还可以嗅到审干时“怨声载道”的气味。因为那百分之五六十的中下层干部所戴的各种类型的帽子，用秧歌的力量绝不能将其冲到九霄云外去。
　　究竟怎样处理他们呢?
　　按先例，他们完全有被杀的可能。1930年到1931年间，在赣西南的一次反特斗争中，将四五千名红军中的所谓“AB团”份子逮捕，“其中两三千名官兵死於镇压”；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延安一地，一次活埋红军官兵200多人，其他地区死於非命者不计其数。这一次，尽管《审干决定》中说，“抢救失足者”，在延安被关起来的“两千多人”，“至今未杀一人”，但人们都知道“至今未杀一人”，并不能保证以後也不杀一人，因为有的人几次宣布要杀人。据张宣回忆说，当时有一位从太行山区回到边区的人透露：八路军总部关了六七百人，单等延安一声令下，那里就要开杀戒了。
　　另一方面，向毛泽东力谏对那些已关起来和戴上帽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者亦有之。如任弼时、周恩来等。至於向毛泽东写信言呈“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了‘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者就更多了。
　　据当时的一位高级干部林枫回忆说：“抢救完了以後，有对立现象存在，我们提出消灭对立现象，关心照顾这些同志，从思想上提高，使之与党靠拢，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感情上安慰他们。”①
　　事实上，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大批的人被搞错了，必须从思想上和感情上给以安抚。据师哲回忆说：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篇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都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下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後，原来的字都改完了。”
　　毛主席接著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後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AB团”，抓住可疑份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拇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後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於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个陪绑。罪名是“顽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道，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②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召集康生，他向李、周、师解释说：“几个月前我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後来又找他谈过，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三个直接抓工作的来谈。咱们今天来个四人枣园夜谈，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知道什么尽管说。”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党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统治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就是王实味也准备不杀。”1943年10月底，毛泽东在批准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务必须坚持的政策。”因此，从12月开始，由延安到绥德、关中等地，先後转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甄别。整个甄别工作是由李克农负责的，毛泽东没有让康生插手参加。
　　根据延安坦白份子的情况分析，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情况：第一是职业特务，这是极少数，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协从之别；第二是变节份子，这一类也是少数；第三是党派问题，他们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党派，参加共产党後没有向组织汇报，这一类人也不多；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受蒙蔽的人；第五是党内错误；第六是被恃务诬害或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六种情况中，後面三种占坦白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个分析，完全可以作为“角落里的怨声”和直接呈给毛泽东本人的好多申诉信的注脚。怎么办?深通《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决定立即发布“罪己诏”，当然不是封建皇帝的诏书，而是共产党领袖的讲演。
　　据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回忆：
　　1943年底，王诤同志领导的部门，是搞通讯的，一千多人大都成了特务，和各根据地的联系、和各省的联系，都是这条通道，许多通讯工具都停下来无人掌握，急得王诤同志不知怎么办才好。1944年元旦，王诤带著一批被搞错的干部，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站得整整齐齐，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麽一大批人，他明白了，讲了一通话，他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礼，你们回去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被搞错的人的问题一风吹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毛泽东敬了礼回去，工作又开展起来了。③
　　1943年底，延安大学和行政学院即将合并，毛泽东接到行政学院的好多来信後，亲自到行政学院，在一千多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就好比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还说：有好些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搞下来。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叫实事求是。现在要对审查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错了的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听了毛泽东谈话以後，全院沸腾，人人心情舒畅，奔走相告。
　　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一所正规综合大学，1943年4月，已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四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周扬接替吴玉章任延安大学校长。1944年5月24下午，合并後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亲临大会，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长篇的讲话，这篇讲话现已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现在我们将讲话中有关整风与审干的内容全部照录如下：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伴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於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麽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载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後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後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於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後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於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④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在第三个问题中专门讲了审查干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讲了两个方面的经验，第一个方面经验是成绩伟大；第二方面的经验是犯了错误。这篇报告也收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由於篇幅太长，我们只将其摘录一部份：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份子，或者是其他党派份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份子、其他党派份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原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於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麽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麽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後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後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後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京、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⑤
　　萧克也回忆说：
　　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都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举起右手，沉痛地说：我向你们道歉!⑥
　　另外根据现在出版的《毛泽东文集》记载，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曾多次谈到过审干和抢救运动，并多次承担责任，表示歉意。现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关於“整风、审干、锄奸问题”一节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著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後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後才知道的。所以关於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这个决议，1930年1、2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後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著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⑦
　　毛泽东除了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在审干中被冤枉了的人赔礼道歉外，私下里对个别人也作过安慰道歉。陕北米脂县著名妇女运动的先驱者高敏珍，就曾被毛泽东请到家里作过安慰和道歉。高敏珍1914年生於米脂县城关镇，1926年入米脂女校接受革命教育，1930年入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後去北京、察哈尔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5月她与谢子长夫人尤祥斋在张家口市参加了“察哈尔省妇女抗日救亡会”，受到前察哈尔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的宴请，并被委以重任，担当了察哈尔省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工作。後华北陷落，她辗转回到陕北，与陕甘边早期苏维埃运动领导人蔡子伟结婚。同年10月，王明“左”倾路线在陕北根据地大肆猖行，高敏珍、蔡子伟夫妇双双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入狱。幸好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救出了和她们夫妇和一起被捕入狱的刘志丹等80多位无辜同志。1939年康生执掌社会部不久。高敏珍夫妇因在华北、西安等地分别从事过抗日活动和地下工作，受到审查干部机关的怀疑，再次被捕入狱。直到1944年审干甄别工作即将结束时，他们才出狱。出狱後，毛泽东让蔡畅陪同，亲自约见了高敏珍。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特意炒了四个菜，热情招待了她。席问，毛泽东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讲究情义，谁对我们好，我们就不能忘记他。抗战前，张学良对我们有过帮助，以後我见了张学良也要炒几盘菜来请他。冯玉祥虽然是国民党要员，但在抗日的问题上他还是有一定功劳的。接著，毛泽东安慰高敏珍说：过去我们在审查干部工作中没有经验，有些事情上还上了敌人的当。现在弄清楚了，你就好好工作吧!高敏珍听後感激之至，以一个女人独特的感受，向毛泽东表白了自己的心迹。她说：是党把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培养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对党对人民只能忠心耿耿，而不能时时考虑个人的得失利害。一个母亲有时也要委屈自己的儿子，但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难道儿子能去抱怨自己的母亲吗?⑧
　　由此看，毛泽东向个别人的安慰道歉同样收到了奇好的效果。
　　从1943年底到1945年10月，长达近两年的甄别工作宣告结东，延安在抢救运动中被抢出的上万名“特务”百分子九十以上的摘掉了各种帽子。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的“罪己诏”更是博得了“三呼万岁”的效应。有的人轻装上阵，奔赴新开辟的根据地，去完成党重新交给他们的历史重任；有的人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拖著一条“尾巴”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一部份人乾脆就留在保安处，当了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和人民的保安干部，这部份人当中有好些人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成了光荣的革命烈士和战斗英雄。
　　天空的阴云驱散了，留在人们心头的阴云却很难一下子消除。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挨过整的一部份人，有些经受不住巨大的打击，精神崩溃，疯疯癫癫；有些党自杀身亡，饮恨黄泉(据原延安大学一位搞陕甘宁边区史的副教授考证，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有些人则消极颓废，急流勇退(清涧县一位干部，解放後自动辞掉公职，回家种地去了)。
　　另外，读者还可能要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摘掉了帽子，那么未摘帽子的人还有多少呢?据党史研究界一位权威专家说：“在延安1944年平反後，有一百多个‘犯人’长期关押在延安保安处。他们的下场很惨。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这一百多个所谓‘犯人’，撤离延安，来到黄河岸边时，经康生批示，被秘密杀害了。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另据考证，王实味就是这次遇难的。
　　当我们看到这则材料的时候，心头仿佛壓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沉闷窒息，几乎喘不过气来……
　　那是1947年的3月，胡宗南的军队侵占了延安，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来到绥德县田庄镇，然後分三路而行：一路以刘少奇为书记，由朱德、董必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开赴华北前线、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守陕北，指挥全国和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还有一路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後勤总部和文教保安等机机关人员开赴晋西北根据地，一方面为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八路军总部和开往前线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保驾，一方面则在晋西北根据地开展土改斗争。康生被编在这一路，这一路的军事最高首领是贺龙。
　　可以想象，陕北三月天，正是春寒料峭、冰雪欲消之际。中央後勤总部由於要关往晋西北，所以他们把过黄河的渡口选在佳县一带的晋陕峡谷间。黄河绵长五千四百多公里，晋陕峡谷是水流最湍急的地段，历史上也很少有完全封冻的时间。
　　就要渡河了，康生和他手下的保安人员心里越来越紧张。这倒不是担心滚滚浪滔会掀翻木船，让自己宝贵的生命溶进黄河之中，而主要考虑的是解放军途中在押的审干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多名“特务”怎样处置的问题。正值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此去山西，前途未卜。现在，为了减轻负担过河，有些无足轻重的文件和生活用品都已就地销毁和处理，而一百多活生生的人则不好处理。如果队伍开到敌我战地前级，他们会不会跑掉?如果遇到战争，他们会不会暴动?即使什么也不过，本来就已经是很紧张的行军生活，这一百多个人的看管押解，无疑会给已经很紧张的行军生活增添更多的麻烦。康生终於下定决心，像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用品一样，下令将这一百多名“特务”就地枪决。殷红的热血，从一百多具年轻的身躯中喷涌而出，飞溅在黄河岸边的悬崖石壁上，滚滚黄河被搅得一片腥红，晋陕峡谷被映照得一片腥红，连同寂寞旷远的黄土地也被浸染得一片腥红……⑨
　　行刑一百多条性命，最少要用同等数量的子弹爆炸才能完成。枪声不绝於耳，涛声阵阵轰鸣。当此时刻，黄土高原上的天地间响彻了被冤屈的无数灵魂的怒吼，晋陕峡中喧嚣起黄河母亲的悲诉……
　　记得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次审干运动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然而，康生却有这个权利，他不仅抓了大部，选拔了一百多!
　　也许，人们对很快忘记一次伟大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会觉得无关紧要，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永远镌刻上了他们的名字。但当年摆在审干运动祭坛上的那一百多个血淋淋的尸体却淹没在滔滔流去的黄河水中，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多少年过去了，黄河岸边，依然如故：黄土、黄水、昏黄的世界……
　　①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② 《峰与岩——师哲回忆录》。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264页。
　　⑥ 萧克：《伟大之所在》，载《解放军报》1978年12月15日。
　　⑦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⑧ 参见米脂县“米脂妇女事迹展览”(解说文字)，笔者於1995年参观时记录。
　　⑨ 关於王实味的死，本书参阅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书和胡华在一次党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另据黄昌勇先生的《王实味传》记载：经康生、李克农批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於7月1日(1947年)夜，将王实味秘密砍杀后置於一口枯井掩埋”。还有一个根据是笔者家乡的一个被定性为国民党反革命份子的张XX，1947年也随中央社会部(或边区保安处)转移，被处决在黄河岸边，同时被处决者还有四五十人。原因是他们都成了转战中的累赘。

Gowest

第二十八章 甄别：真正的特务寥寥无几


　　如果把抗日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比作互相连接的大森林，那么发生在1943年的那场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则像一场烈焰汹汹的大火。它从中心地带延安燃起，迅速扩散漫延到了陕甘宁边区、晋西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等各个地区，其火焰猛烈强劲，锐不可挡。无以数计的人受到了冲击。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被“抢救”的“特务”就有1.5万人。
　　1944年甄别平反後，绝大部份被“抢救”成的“特务”摘掉了当初本不应该给带上的帽子。延安保安处所关押的一百多人在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枪毙後，历史证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被冤枉的。面对如此情景，人们不禁要再次提问：耗费了巨大人力、精力的反特抢救运动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特务可抢救呢?
　　所谓“特务”，故名思义就是身负特殊任务的人。更准确地说，“特务”是指那些与敌人有组织联系并藉助合法身份为敌人办事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极为特殊微妙。国民党要搞共产党的情报，共产党同样也要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要给共产党内部派特务，共产党也要给国民党内部派特务。但据常时负责特工工作的师哲说：“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在1943年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搞出的特务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里我们对另外几起在当时以至一直到後来影响较大的特务案件，作一番考究和澄清工作。
　　本书在第三章中曾说：1942年9月，“中央党校联系王实味事件，对一些人开展批判斗争，搞出了特务”。这里所说的特务，指的是“吴奚如案件”。吴奚如原名吴习儒，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曾和丁玲一块负责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後来丁玲率西战团回到了延安，吴奚如被派往新四军中开展文化工作。40年代初，吴奚如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由於吴长期在敌後工作，当王实味事件暴露後，有人便怀疑并指控他是敌人派来的特务。最初吴奚如根本不承认。党校校长彭真、副校长康生组织专案组采取强硬措施，发动猛烈攻势，很快就使吴奚如就范了，他被定名为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此案定案後，一下子震惊了很多人。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在我们的队伍中，的确潜伏著一些隐藏很深的特务，像吴奚如就是一个。其实，毛泽东讲话的材料是由康生提供的。1946年，甄别工作结束两年以後，“吴奚如特务案”也终於平反了。
　　1942年11月，党中央其所以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审干运动，除了因保卫机关查出王实味、“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吴奚如等特务案件外，还因保卫机关在关中破获了一起真正的特务案。
　　1942年10月，边区保安处派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主要是建立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对抗最激烈的关中地区情报网。布鲁到关中後，住在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恰好这时国民党以关中为突破口，向边区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住马栏附近。此人考虑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份暴露，将祸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向布鲁坦白了真情。原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在陕甘宁边区获取大量军政情报，收罗西北地区46名青年，亲自主持在汉中举办了一期特务训练班。这期46名受训人员毕业後，全部派往陕甘宁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侍机打入边区军政机关。吴南山向布鲁交待了全体46人的姓名，经布鲁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些人在运盐队，没有一个谋得重要岗位。至於所谓的“特务”工作，压根儿就没有怎么开展。布鲁将这些人召回延安，又找了一两个作了审问，这些人交待的和吴南山坦白的情况完全一样。经研究，边区保安处对46名特务作了如下处理：愿回原籍者回原籍，愿继续留下为人民工作者亦可，并未捕押一人。这就是著名的“戴案”，或称“汉中训练班案”。案件查清并处理後，毛泽东特别表扬了布鲁，他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师哲说：“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其实，这些真正的特务，也没有完成特务所应该完成的任务。
　　1943年冬，受西北局之命处理绥德地区审干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的师哲刚刚回到延安，任弼时、高岗、康生一起找他谈话，谈话时的气氛相当神秘。要他去关中分区查清一个特务案。任弼时对师哲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情报里老有他，这是怎麽回事，要弄清楚。”原来中共中央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特务的情报中时常有“习仲勋提供”的字样。一年前习仲勋已由中共关中区委书记调任绥德地委书记，并主持绥德地区的审干和抢救运动。“这是调动的原因，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调动的原因，只是服从调动而已。在我写这段历史回忆录前，他始终不知道。”②师哲回忆说：
　　1943年11月我到了关中，那时关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已经是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了。如：说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爱人是“特务”，妻弟也是“特务”，文本人虽说还不是特务，但因“特务”在他身边，自然不能信任。专员兼保安分处处长汪锋是“特务”，几个书记、副书记也靠边了。连关中秦腔剧团的团长，因同汪关系密切，也被当成“特务”。只剩下副书记段德章和张德生可以商量事。
　　为了摸清问题，我到关中未声张，但很快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
　　第一件是：已调离关中一年多了，敌人的情报中还有“习仲勋给情报”的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竟会有此情报?
　　第二件是：我到关中，在转角(地名)停了一下，和一个脚夫聊过几句话，马上就从国民党的密电中截收到“贺龙到关中，穿黄呢子衣服”云云，国民党著实紧张了一下。我一看，穿黄呢子衣服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把我当成贺龙了。可见国民党的情报并不那么准确。
　　经过调查分析之後，把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杨洪超，家在边区境内的马兰，家庭中人口较多，他本人住在国统区的职田镇，都是双方的边沿地区，来住频繁。杨洪超是布鲁收买了给我们做情报的，他的叔叔是我们的交通，布鲁又让他的叔叔监视他，但是对他为国民党做假情报的事却不知晓。
　　淳耀县保安科长贺生高手下有在职田镇的人，摸清了杨洪超的住处，一天晚上，由保安分处干部王天民带六七个武装，半夜越过边界，到杨洪超的家，破门而入，两口子睡得正香，武装人员把女人带到一边，警告她不许出声，不许孩子哭，让杨洪超赶紧穿上衣服跟著走。一家人全都吓傻了，只有哆嗦的份了。事情办得很利索，狗都没有叫一声。他们经过敌人的岗楼时，可以听到岗楼上的说话声，也没有被惊动。
　　我在马兰附近的正营等候，把杨洪超押到张德生的办公室，我们二人审问。审问之前，先来个下马威，把链铐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後开头”。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问：你给国民党的情报是哪里来的?
　　答：我编的。
　　问：为什么要编假情报?
　　答：为了挣钱、骗钱(国民党特务机关按情报的价值付钱，这是被扯上的根本原因——笔者注)。他怎么查呢?我说的都是边区的事。
　　问：都什么人给你情报?一个一个说!
　　答：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知道谁的名字就写谁。
　　问：文年生的老婆你知道吗?
　　答：她是咱地方上的山东人，谁不知道?
　　……
　　对她的交代一时不敢完全相信，可是很快从敌方得到了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如丧考妣，说他们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情报专员；西安派了个师级干部专程到职田镇查处此事，并给上司报告说：“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而且此後，确实再也没有收到国民党方面有关边区的情报。
　　关中大批干部受冤枉，怎么收场?於是开了大会，让杨洪超讲话，因为他捏造假情报，害了不少人，意思是说干部受冤枉，事出有因。
　　在关中两个月，基本搞清了问题，我於1944年1月回到延安。③
　　由此看，这起特务案件，也并未构成真正的“特务案”性质。准确地说，这是一起“特务离间案”，但从特务杨洪超的本心著眼，却又与案件性质相去甚远。
　　据师哲回忆，他曾放过一个真正的特务，但这个特务也未在边区搞过重大活动。他说：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算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员负责人之一，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後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駡了一顿。④
　　还有一些人的确“失足”过，但在“失足”时并未泄密，重新回到中共党组织後，则又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著。据师哲回忆说：
　　XX，河南省委书记，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後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後，他向中央坦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後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⑤
　　另据杨尚昆回忆：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後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份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於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份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份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⑥
　　究竟应该如何看这些人的“特务”性质呢?由於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错综复杂关系，共产党内一些干部的身份也很复杂。早期党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就曾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当然这些问题的历史情况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追查。抗战初期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这个时期同样也有上述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出现的干部身份复杂化现象，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查出的大部份特务嫌疑份子都是这种情况。另外，由於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一些人被敌人逮捕，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表示向敌人投降，当他们重新回到中共党组织後，再向党彻底坦白，这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在中共党史上也有先例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根据所有掌握资料统计，除“戴案”中涉及到的46名特务外，整个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搞出的特务，总共也超不过十数人。而且这些特务，从严格意义上说，都并未构成特务的“真正”罪行。如果对这些人要绳之以法，当然还需慎重行事。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共中央针对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发布了一系列关於甄别工作的指示。最後的结果是真正属於“叛徒”、“特务”或暂时无法作出结论的只占1.2％。解放战争爆发後，对於那些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作出结论的，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上前綫去做去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这样，被“抢救者”除极少数外，几乎全部都得到了解放。
　　另外补充说明一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审查出来的与特务实际有关联的案件，几乎全部都出自保安人员之手；而凡经康生插手搞出来的“特务”案件，又几乎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结论：真正的特务其实寥寥无几，而这寥寥无几的特务又与康生一手策划的大规模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毫无关系。这完全是一出唐·吉珂德式的风车战，是一出货真价实的荒唐闹剧。而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荒唐闹剧的模式以及思维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变本加厉，一次又一次堂而皇之地在神州大地反复上演与重复，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适极的程度，将共和国几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① 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采访吕璜记录。
　　② 师哲、师秋朗：《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陕甘苏维埃委员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他卷入特务案那是非同小可的事。
　　③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④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⑤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⑥ 见《杨尚昆回忆录》，转引自《书摘》2001年12期。

第二十九章 蒋南翔：置身於漩涡中的反思者


　　在整个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发展过程中，绝大部份人被康生制造的假相和紧张气氛所迷惑，他们始终没有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搞清楚运动的真相和实质。他们只知道自己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但所有被冤枉者是怎样被冤枉的?发动运动的决策者有没有责任?操作运动发展进程的人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哪些政策的界限被混淆了?以至於怎样来认识和估价这场在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运动?通过这场运动我们应汲取些什么样的教训?……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进行过深思。即便敢於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谏的高中级干部也只是陈述问题，对上述问题也并未做深入的思考。
　　悲剧已成既定事实，历史运转的正常趋向无疑应该是对已成既定事实的悲剧进行深入的思考、认识和估价，进而从根本上剔除其成因。否则，悲剧的种子将潜藏在历史运行机制的深层土壤中，一旦有机会，它就会生根、发芽，再次制造出更多的无端悲剧来，同时也将加重悲剧的沉痛砝码。
　　1944年，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下作了令抢救运动中的许多受害者感激涕零的自我批评，然而康生却再一次巧妙地推卸了责任。据师哲回忆说：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份就送他一部份，於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後，他压了好几天，最後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於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麽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份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瑛、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份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份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份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乐丁生等特务份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份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份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除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遇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信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①
　　诚然，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为害於人民的人，终究要得到历史的惩罚。但是，历史的短期行为却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康生作了上述那样的报告，所以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然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据说毛泽东为其做了许多工作)。从康生个人与党的关系角度著眼，这仍然是一片看不透底的泥塘。
　　不过，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过程中，我们终於发现了一份令人欣慰的“意见书”，从这份“意见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置身於洪水泛滥中的反思者形象——这就是当时在中央青委任职的蒋南翔。
　　蒋南翔在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中，曾先後参加了“青委”和“民委”(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而成)的审干和“抢救”工作，1945年3月，他对这场运动作了认真而深入的总结和反思，并写成一份《关於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上报於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全文如下：
　　(一)中央青委的抢救运动
　　早在抢救运动以前，在1943年4月中旬，青委本就依照中央原先的指示，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机关的精简工作都已做完……
　　但在5月间(即我从边青搬回杨家岭不久)，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成立了民委学委会，说是仍将继续审查干部的工作……因此，没有办法，青委也就只能和职委妇委一道，抛开一切工作，重新关起门来审查干部。
　　青委合并到民委以後的干部审查工作，不能在此详细赘说。总之，在抢救运动初期，妇委、职委纷纷突破，并且他们人多，汇报“思想动态”时可以报告出一大串人的情况(现在已可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突破”、“思想动态的汇报”是怎么回事)，而青委当时正式的工作人员仅仅只有4个人，连家属病员在内，一共才只有8个人，正式提出的抢救对象只有……2个人，无法报告得出那麽许多名堂，曾因而不止一次地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
　　在几次批评以後，我抱著一种想把自己工作做好的心情，曾经紧张卖力地连天连夜的工作，以期使青委的抢救工作获得成绩，并有一个时期——抢救运动前後的三四个月中，我的思想也钻了牛角尖，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我用尽心机从被审查同志的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并没有确实有力的证据，只是抱著一种“死硬”的成见去观察对方，强迫“反省”，强迫“坦白”，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只感到对方不肯一如自己主观所希望的那样承认问题的可恶，毫没有用一份心思来反省和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工作是吃力不讨好，我自己那种极端主观武断的思想，也终於不得不逐渐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所唤醒过来。譬如说：许多所谓坦白份子，都在语无伦次，莫名其妙地乱咬胡说了。像杨学诚这样纯洁优秀的青年同志，竟被指为“特务头子”了；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而青委的审查干部工作，也愈来愈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进行了，诸如此类的事实，都不能不引起我对於这种普遍推行“抢救”方式的根本怀疑，不能不刺激我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思索，差不多是一日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著这个问题。
　　在1943年10月、11月的时候，由於许多切身的实际体验，已使我敢於确定地相信：青委的抢救运动是根本失败了!这“失败”，我的了解不同於当时各方面(主要是民委的领导者)批评青委的那种见解，认为青委未能如职委、妇委那样“突破”许多“特务”，因此应该承认“失败”——而是相反地感觉到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效果，而是相当严重的损害!因为同志之间不是增加团结，而是增加隔阂；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果不是提高而是萎缩；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进而是更其发扬……
　　在1944年的4、5月间，听到“一二·九是红旗政策”这类观点，已在不少地方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我感到这样地推演下去，实在於党於革命太有损害，因此我曾直接找过一次少奇同志，简单申诉了我的意见，并且正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抢救运动这种方式是否妥当?
　　1944的年7月间，我参加边区文教工作组到陇东去工作，顺便也看到了那里抢救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後果。马克思说过：“已经发育的身体，比构成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假使研究延安抢救运动的毛病还如研究构成身体的细胞那样不太显著的话(其实也是相当的触目惊心)，那么观察陇东的抢救运动，真就可以说是像观察已经发育的身体那样一目了然。我深深感觉到：我在陇东亲自身历其境所得到的印象，和康生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中的估计存在著相当大的距离(关於陇东的抢救运动的反映另见附上的材料，兹不多赘)。陇东的抢救运动的情形，对我是提供了这样众多而且有力的活生生的证据，以至不能不使我对於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从陇东回来後，我就想写一个关於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因为种种缘故耽搁下来。在此期间，曾听了邓发同志在民委检讨会上的两次正式报告，康生同志在中直大会上的一次报告(12月30日)，但在我思想上仍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仍还是把已在头脑当中盘旋了一年多的疑问，总括地写在下面。
　　(二)对抢救运动的估计及其方针的检讨
　　抢救运动所得的成绩和所犯的错误，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我以为仍有严正的重加全面检讨的必要。
　　“一年的反奸斗争，我们收到伟大成绩。但在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有的地方因经验不足，对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及时注意；有的地方对九条方针，宣传不够，对宽大政策与争取方针，没有贯彻到底；有的地方不注意调查研究、轻视证据，重口供；有的地方忽视分清是非轻重，对清查特务与保护好人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就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即斯大林所说的‘实行正确的政策时有了过火行动’……”
　　这是康生同志去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估计。
　　应该承认，康生同志的这一报告，曾在此次审查干部过程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帮助同志们纠正了在抢救高潮中流传下来的许多过左观点，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甄别工作的进行。但是，康生同志对於抢救运动的上述估计，我以为仍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对於抢救运动产生错误和缺点的分析(如云没有及时注意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足够的宣传“九条方针”，不注意调查研究等)，康生同志只是指出了一般错误的现象，并没有指出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第二，康生同志对於反特斗争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和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符合。
　　我亲身经历和知道得最清楚的中央青委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第一，已如第一节所述，这是一个根本失败了的工作，绝对(我敢於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於缺点，说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第二，中央青委抢救运动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也不是康生同志上述估计中所列举的原因，而是根据中央青委当时的具体情形(审干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有没有再来一次抢救运动的必要的问题(当时我曾提议青委下乡锻炼，已见前述)。
　　我是这样认识：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因为当时提出的任务是要在十天半个月的短时期内解决问题，在这种短促突击之下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态度，客观上也就不可能不鲁莽、不草率。如不气势汹汹地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是大有问题(青委在抢救运动中的遭遇正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中央青委抢救运动错误的最最主要的根源，是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发动这种“短促突击”的“无的放矢”的公开斗争，这种气势汹汹的“抢救”既已发动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就决然难免。至於康生同志在上述估计中所指的那些产生错误的原因，其实只是说到了比较次要和枝节的问题(当然，不要短促突击的抢救运动，并不等於不要审查干部工作)。
　　这是显然无疑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抢救运动中间是相当的普遍，青委绝不是唯一的例子。因此，抢救运动的结果，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是值得全面地重新检讨。
　　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抢救运动使同志们纠正了自由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推进了工作效率。然而这些断语，到今天看来，殊有加以“复审”的必要。在抢救运动以后，诚然似乎有过上述积极效果的一方面，但同时绝不可无视这一事实：正是这个抢救运动，它还有产生更多消极因素的另一方面。
　　在抢救运动期间，所有的坦白份子及嫌疑份子都竭力想表现自己，紧张积极，不敢丝毫懈怠。当抢救运动的紧张空气过去後，他们就泄了气，因而另一方面的消极因素也愈来愈暴露出来了。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份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是有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的呢?有的。是不是有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的呢?有的。是不是有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的呢?有的。是不是有隔阂存在於“抢”与“被抢”的同志之间呢?有的。这种情形是不是个别的现象呢?不是。无论机关或学校，这种现象毋宁说是相当普遍地存在著。因为被戴错帽子和被当作嫌疑份子看待的人是这样多，他们在抢救运动中受了委屈，吃了苦头，自然要在那一个人的心中发生一定的反映，只是各人认识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要求他们完全满意是不客观和不可能的。如上所述，我们把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情况比照一下，那么，我们就显然不能把前者不成比例地夸大起来，当作一种代表的趋势来看待了。
　　有的说，无论如何，在抢救运动中是比过去抢出了更多的特务，这个成绩是不可抹煞的。对的，抢出一个特务也是成绩，何况抢出许多个。在这个意义讲，抢救运动的成绩是无可怀疑的。但另外还应说明一点，就是这些成绩，究竟是用了什么代价而取得的?
　　假使一个国家，在国境内发现了少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第五纵队，因此就立刻颁发全国总动员令，对隐藏著的少数第五纵队公开宣战，那么，大家知道：动员和武装起来的将士就要寻找敌人作战，但敌人是非常之少而又非常之隐藏，於是找错对象，自相火併，也就只能命定地成为必然的结果了。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我以为，这正是前年全党所发动的抢救运动的写照。
　　如果事後总结，仍还认为这是一次胜利的战争，因为它击倒了若干敌人，美中不足的仅仅是指挥和作战的艺术还不够熟练，因此在执行正确方针下面有了一些过火行动。那么，这种估计显然不能说是全面的。
　　其实，只要是下了总动员令，向极少数隐藏著的敌人宣布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就确定地做了“傻事”。因为我们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第五纵队扰乱我们的目的。在发动了战争的前提下，纵然是各级干部都有极丰富的指挥经验和作战经验，能够使自己的部队在动员、调遣、作战的过程当中不受任何意外的损失，事实上这也仍然不能估计为成功的战争，因为在全国动员的战争状态下，正常的建设秩序完全破坏，整个国力的消损，则远非破获若干第五纵队所可补偿的(自然并不是说第五纵队的破坏性不严重，我们可以对他们放任不管)。同样，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回想在整风学习後，当时有许多同志都热烈地要求下乡，的确是在党内涌起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可惜我们没有适时地把这种革命情绪，引导到各种实际工作(其中也包括审查干部及保卫工作)上去，而是完全把它引导到抢救运动中去，加以浪费了。假使在此期间，让这整风以後的几万干部，带著新鲜泼辣的精神好好下去工作两年，那么，不仅对党的工作，对干部本身的锻炼，都将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结果。
　　因之，抢救运动中抢出了特务，若就单纯的保卫工作的观点来说，这自然是有成绩的；但若就党的全面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那应说是得不偿失。其实，审查干部的工作，完全可以不采取这种抢救运动的方式而进行，并且能够进行得更稳当和少发生毛病一些。
　　有的说，抢救运动是成功的，我们获得了很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甚至是有世界意义的。诚然，我们是从痛苦中获得了很可贵的经验。但从一个运动获得经验是一件事，而这个运动是否成功，是另一件事。我们可以说是从大革命时代的陈独秀主义与冒险盲动的立三路线获得很宝贵的经验，并且说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但却不能不说大革命和立三路线是失败了(自然抢救运动的错误和立三路线等的错误是有原则上的不同，下面还要说到的)。
　　有的说：历史不能腰斩，抢救运动是从整风运动中的坦白运动发展而来，它的某些缺点又在下一阶段的甄别工作当中得到纠正，坦白运动、抢救运动、甄别工作形成著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个运动，它是有很大的成绩，它是基本上成功的。所谓整个运动基本成功，若是广义的指整风运动而言，自然是对的。若是就审查干部的范围说，那么我们只能说，坦白运动发扬了每个人对党坦白的自觉性，甄别工作纠正了抢救运动的过火偏向，二者可说是基本上成功的。至於其中抢救这一部份，我们就不能不说是有更大毛病，其毛病就是轻率地对不很确定的假想敌人下了广泛的总攻击令，这显然不能估计为仅仅是技术上的错误，而应估计为这一阶段或这一部份(仅仅是这一阶段或这一部份)的基本方针有了毛病。我们这样认识，并不是对“历史的腰斩”，而是对问题的具体分析。
　　即如前年8月15日中央关於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这是抢救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给反奸斗争指示了许多正确而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它明确地提出“一个不杀”和“分清是非轻重”的方针，保证了抢救运动没有陷入“难以挽救”和“不可收拾”的窘境。但严格地检讨起来，这个决定依然有其缺点，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於特务的夸大估计，如云“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批准了而且推动了一次前面已说过的错误的大规模战争。这就不能不在某种意义上助长抢救运动的错误的蔓延。例如延安以外的各地抢救运动，就都是开始在这一决定发出以後，但他们仍不免於重犯延安的错误，甚至他们把延安各种抢救的方式加以翻版，加以发扬光大，因而造成了更大的偏向。因此，假使现在有一个什么地区又要进行类似的抢救运动时，那么我们最妥当的指导方针，就是应该要他们赶快停止这种带有损害性的盲目斗争，釆取另外一称更稳当的处置。
　　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中值得保留的组成部份。抢救运动的发动，我以为在整风运动中是“画蛇添足”，是美中不足。
　　(三)关於抢救运动的群众路绝问题
　　关於群众路线的问题，是此次抢救运动当中值得特别提出来检讨的一个问题。
　　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需要依靠广大群众。此次抢救运动中，提出反奸工作的群众路线的主张，在原则上是毫无疑义地正确和必要的。但群众路线在反奸工作上应该如何具体应用?应该运用至何种程度?这就还有更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必要。
　　在抢救运动中所表现了的群众路线，就是所谓“高度的群众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普遍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所谓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要“发扬群众的火力”、要“善於掌握群众情绪”等等，事实上也正就是指领导群众斗争大会而言。
　　对於在抢救运动中所组织和发动的那种普遍到每一角落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即所谓抢救大会，我是这样认识：这根本不能被看作是反奸工作中的正确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因为这不是正确地启发了群众的警觉性，而只是无限制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
　　对於“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了解?马克思说：理论掌握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我们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也正应是在正确理论掌握下面的群众行动。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面的群众行动，才能产生最伟大的物质力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路线。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领域，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也要求须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群众行动，来适应各种不同工作领域内的不同规律。因此，我们不能有抽象的一般的群众路线，只能有适应某种工作规律的某种具体的群来路线。例如农民运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是一回事，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又应是另一回事。不问何种场合，不问具体的工作性质，都简单地把某一种固定的内容(如云“发动群众斗争火力”之类)当作是群众路线的惟一商标和万应灵药，那是不恰当和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农民的减租斗争中，只要能够把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发动起来，就可能取得胜利；但在反奸斗争中，问题就决不如此简单。在我们统治下，内奸是以非法的地位和隐藏的面目存在，我们要取得反奸斗争的胜利，关键不在於是否缺乏对付敌人的斗争火力，如像农民的减租斗争那样，而是仅仅在於是否能够正确无误地认出他们的内奸的面目。内奸一经识破，那就等於被解除了全部的武装，不能再作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我们在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主要应该是怎样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帮助识别内奸的问题，不是要依靠群众力量来镇压特务的问题(在我们政权下，镇压内奸的力量是绰绰有余的，不成问题的)。但在抢救运动中所普遍盛行的群众斗争大会，假使现在冷静地检讨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承认：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是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来做打气加油的啦啦队!所有这些，和搜集真实材料、判断客观情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完全沉浸在群众狂热情绪下面的斗争大会，相反的结果只是使得大家的头脑愈来愈偏激反常，视线愈来愈模糊混乱，事态也愈来愈扩大化。这种所谓“群众路线”，如果不是中央提出“甄别工作”加以补救，如果还继续“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辗转牵连，那就不知要弄到怎样“不堪设想”的地步。然而这种带有盲目性的群众斗争大会，却一直被认为是反奸工作中群众路线的重要部份，这真是对群众路线的莫大误会(自然绝不是说群众的斗争热情不好，而是说用错了地方)。
　　群众性的反奸大会不是不可以开，而是要开得很慎重。譬如我们的《解放日报》，它随便发表虚伪和错误的东西，那么就会在群众当中引起极大混乱，起著非常有害的作用。同样，群众大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无异是一份活的“解放报”，而所有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也就是这份活动报纸的认真的读者，他们都从这份活的报纸(大会)上得到党的暗示，得到行动的号召。因此要开这种大会，也必须尽量求其正确真实，不能随便发动没有确实把握的群众斗争大会，以免造成不良后果(此次抢救大会就是现实的例证)。
　　邓发同志曾几次以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来为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过左行为辩护说：大革命时大家责骂湖南的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的时候，毛主席却偏偏说是“好得很”。现在许多同志也批评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过火了，他也要说这种群众的斗争热情是“好得很”。但是，这样的看法是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湖南农民运动和边区反奸斗争的具体区别。
　　在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把地主打翻在地上，并且还要踏上一只脚，那种打击是毫无错误地落在地主阶级身上的。毛主席拥护这种“过火行动”，是发扬了广大农民的解放自己的斗争积极性。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群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现在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赞成这种过火行动，客观上就只能是鼓励党内的互相猜疑，盲目斗争(自然奉令作战的群众斗争热情还是好的，他们无可厚非，但事情的是非曲直仍应弄清楚，庶可作为前车之鉴，不致重犯错误。特别是指挥群众作战的领导者，更不应不从痛苦中接受教训)。
　　反奸斗争是一种比较专门和复杂的斗争，不是较有专门知识的专门人员，不容易熟练地掌握这种专门和复杂的斗争。虽然一般群众能够在反奸斗争中发生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充份的注意和运用(过去忽视这种作用是不对的)，但另外却必须承认一般群众在带有专门性的反奸斗争当中所起的作用，仍是有其一定限度，假若给予的任务是超过他们所能胜任的程度，那就反而会把事情弄坏。
　　为了保证广大人民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行广大的群众卫生运动：如进行医药卫生的宣传教育，提倡科学的卫生习惯等等。并且这种群众卫生运动能在广大人民的保健工作上面起著极端重要的作用。但是假使发生了严重的疾病，或是发现了严重疾病的徵候，那就应请专门的医生来医治和诊断。假使大家随便按照一点一知半解的医药卫生常识，就大胆地乱投药石，甚至乱动手术，那就会发生很危险的结果。这里就得承认群众卫生运动在保健工作上所能担任的任务，是有其一定的限度。同样，为了保护党的纯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行群众的防奸运动，打破保卫工作的神秘观念，进行普遍的群众防奸教育，加强群众性的锄奸工作(如把破获特务的典型例子作为群众的防奸教材，利用群众大会、出版物、展览会等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来提高干部和一般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反奸斗争的知识)，以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随时在日常的各种实际活动中，进行盘查或检举混进来的坏人。这种群众的防奸路线，就能使党在反奸斗争中获得最众多最明亮的群众的耳目，大大增加破获特务的可能，减少特务活动的间隙，给予我们的反奸斗争以极大的支援。但是远远地超过这个限度，完全放任所有无经验的群众“瞎子摸鱼”，捉迷藏似的在一切自己的队伍之中乱找特务，乱作斗争，并名之为反特斗争的群众路线，这就无异叫所有无经验的人给自己周围的一切真伪莫测的假想病人乱投药石，乱施手术。其结果当然就要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假使我们仍要说“这是群众路线”、“这是好的经验”，也就未免太勉强了。
　　(四) 关於知识份子的问题
　　此次抢救运动中，在审查新知识份子工作上面，产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
　　康生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的报告中，对新知识份子的问题，曾作了这样的指示：
　　“在坦白运动中，又增长著不相信新知识份子的情绪，或怀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务，甚至有的工农老干部中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这也是错误。不相信新知识份子，对他们歧视，或对他们报复的宗派思想，要彻底克服。”
　　康生同志上述的意见是正确的，它纠正了许多对於新知识份子的偏见。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偏向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单是说对新知识份子有宗派思想，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问题。
　　知识份子审查工作所以产生偏向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由於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有了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上的问题。
　　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於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惟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份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前提。对於一般革命的知识份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份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份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於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抢救运动时，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於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後来到边区的知识份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听说这说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份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份子未被抢)。“抢”得所有的外来知识份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份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份子和工农同志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著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份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份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著片而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想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何况有些工农干部，甚至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对知识份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了。明明是内科医生，偏偏要叫他们动复杂的外科手术，在干部政策上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份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於知识份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教条上说：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动摇的阶层，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亲骨肉。因此在反奸斗争的抢救运动中，知识份子党员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待遇。但是我们竟没有全面地具体地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看一看：在他参加革命以来，到底做过了些什么事?起过了些什么作用?这种活的革命历史和革命行动的实践，本应是鉴定一个阶层和一个党员的最主要和可靠的尺度，至於反映那些实际活动的文字上的材料(如自传表格、证明信等)和口头上的材料(如口供、谈话记绿、讨论会上的发言等)和实践相比，只能居於比较次要的辅助地位。因为和整个实践相比，那些反映实践的材料，不能不是比较带有片面性，同一事实在不同角度的反映之中会有距离，甚至同一事实在同一人的反映之中也会因时间和认识的不同而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惟有活的主要实践应被确认为第一重要的鉴定尺度。但在抢救运动中，我们的主要论点，却常常不是从整个实践出发，而是比较带有片面性的从文字和口头的材料出发。自然，研究实际历史，也并不能离开材料，因此绝不是说不要重视材料，而是说材料必须联系实际，并以实际为主来研究。假使把一个人的实际历史完全放开不提，单单从他的自传、证明材料等等来研究，那么可以断言：我们可以从任何人的材料之中找到某些仿佛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一个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起来的思想逻辑，应用到另一个经历并不相同的人的历史材料上去，很难完全吻合而无丝毫分歧。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抢救运动中，所有被抢救的人，几乎就无例外地都从他们的材料之中找到了“问题”了，但是现在甄别的结果已证明：这些所谓问题，有极大一部份，都不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而是从歪曲的材料或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上产生出来的。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份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份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份子受打击)。虽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痕是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抢救运动後，我在延安和陇东，曾接触了不少抗战前平津知识份子同志和抗战後的大後方知识份子同志，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一二·九”运动和抗战以後，大批知识份子涌进了党来，屈指计算，已将十载。在这将近十年的时期中，他们在党内到底搞了些什麽名堂，起了些什么作用，这笔历史的账，是容易考察清楚的。我以为广大革命知识份子的加进党内来，对我们整个党说，是轮进了一些新血液，增强了一些战斗力量，无论在前线後方，无论在哪个部门，他们都为党做了若干工作，并有许多已为革命而英勇地洒了最後一滴血。他们应该和工农同志同样被看为是党的一种宝贵财富，无分轩轾地受到党的信任和爱护。
　　自然，工农同志有许多优点，新知识份子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能相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缺点可以克服，克服知识份子缺点的主要方法，是要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是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明白指示了的。因此我们对待新知识份子，应该是尽量放手让他们到下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使他们的文化知识能有机会和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方面新知识份子就能在深入的实际锻炼中最有效地改造自己，另方面又能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转化为各种实际工作上的创造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工作(如陶端予同志下乡获得良好的成绩，就是一个具体例证)。
　　应该承认：已经有了好几年党龄的知识份子党员，究竟和一般党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很不相同。“吃苦耐劳，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大多是有这种决心和精神准备的。因此，党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领导他们走上中央已提出过的“知识份子工农化”的道路，使他们能够深入工农兵的群众大海中去接受真正“工农化”的洗礼；不必对他们的知识份子出身抱一种太保守的观点，始终只把他们看成为只会看书写字的书生，并把他们的工作范围，也比较地囿於文化娱乐宣传教育一类的狭小圈子内。假使能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发挥知识份子党员的积极作用(我不是说要无原则地提拔知识份子，而是要知识份子尽量做下层工作，在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中去受锻炼)。
　　1939年《中央关於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及1942年总政治部《关於干部队中知识份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所提出的“容”“化”“用”三项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的精神，可惜至今没有为全党所接受和掌握，在此次抢救运动中，此点暴露得特别明显。现在有许多地方(自然不是一切地方)还确实存在著这种事实：领导上无条件地对知识份子抱著某种“戒备”心理，使他们在工作上面无形之中受著约束，不得舒展。另外是还有很多知识份子同志，好多年来，都壅寒在上面的机关学校中，无法接触到实际。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正当的现象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
　　(五)几点意见
　　对於整个抢救运动的认识，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见：
　　1．抢救运动在反奸工作上面虽然获得了相当成绩，但另一方面却使党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而且把成绩和损失相比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本来只是局部机体的病症，我们却小题大作，施行了全身麻醉的大手术。局部机体的病症虽然治好了一点(也仍不能全部根治的)，但整个人的元气却大大损伤了。
　　2．在抢救运动中，整个组织方针有毛病。中央早就提出的宽大政策，毫无疑义是反奸斗争中的完全正确的方针。但在此次抢救运动中，实际上并没有能正确的掌握这一基本方针。从1943年4月起，到以后康生同志《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全延安全边区的狂风暴雨般的抢救大会。以致抢救大会後的人生观学习(在民委变成了一种强迫反省强迫坦白的组织杠子)等等，只要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当时的所谓宽大政策和争取方针，事实上只是成了一种口头上的陪衬说法。我们对於一切假想的特务份子说：“坦白了可以宽大，不坦白就要镇压!”这显然是把镇压作为我们最後的王牌，这实质上越是强调了镇压的精神。抢救运动中的组织路线，在此是和宽大政策的正确方针发生了分裂了(宽大政策应以真凭实据的事实和感化为後盾，不能以镇压为后盾)!
　　应该承认：我们在群众大会上广泛地对一切不可知的假想特务“将军”，这不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而是多少抱了一些“侥幸心理”办事。但这次的实际经验又一次证明：这种违背了马列主义指导原则的侥幸心理，是不足为训的。
　　3．抢救运动的偏向发展得这样普遍，而且继续得这样长久，暴露了我们党的领导上，是存在著很严重的弱点。第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许多领导同志，对於自己直接领导下面的同志，除了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认识他们的面貌以外，其余一切，他很少甚至毫不了解，这自然是由於他不想去虚心地仔细地认真了解下面情况的结果。由於存在著这种上下脱节的官僚主义领导，因而在抢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乱怀疑乱点将和扩大化的现象。第二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在抢救运动中，很多领导者往往绝对地只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当作不可动摇的“惟一真理”，对於被“抢”同志的申诉呼吁，或是其他同志的任何不同意见，只要不合自己胃口，就一概拒之於千里之外，丝毫不加考虑。此种专断的不民主的领导作风，就不得不自己闭塞自己的头脑，对於下面的真情实况熟视无睹。因此不但助长了错误的发生，而且使错误发生之后，也不能及早地看到和纠正。
　　今後党内的领导，必须注意贯彻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领导上要真正熟悉下面同志的情形，特别是要尊重每个同志的“党员权利”，没有完全确实根据，不能随便对任何同志滥用“党外斗争”的方式(自然并不是否定严肃的审查工作之必要)。
　　4．但抢救运动的偏向，没有一直发展下去，而是得到了纠正。这里应该说是表现了中央的伟大的坚强的领导。就在抢救运动的最高潮，中央也仍慎重地坚持了“一个不杀”的方针，并且又提出和实行了甄别工作，最後把抢救运动中的偏向纠正过来。依靠了中央的领导，我们才能最後掌稳了使抢救运动改正方向的舵。因此，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抢救运动虽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是和内战时期的肃反错误有著原则的根本的区别，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肃反是一直肃到底，而且开刀杀了人；抢救运动是不但没杀人，而且走上错误道路，就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连忙拉回了头。
　　5．关於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央能够根据各方面的特别是下层的实际情况，正式作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这样既能帮助全党同志正确地接受此次从痛苦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又能在这一问题上面使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帮助全党同志的真正团结。抢救运动以後，下面同志之间由於在抢救运动当中所造成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例如中央民委虽曾开了几十天总结会，但在思想上就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认真检讨过。许多人感觉到：抢救运动後，领导上的解释辩护是多了一点，诚恳和虚心的自我批评是少了一点。因此在中央的总结中，我以为应该包括有自我批评的部份。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许多领导同志放得下自己的架子，进行彻底的检讨；才能帮助把问题弄明白，使大家心悦诚服。此次运动所涉及的范围是这样宽广，对於相当多的人，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要是缺乏严肃的足够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能最好地达到“搞通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的。
　　6．最後，我们应从此次抢救运动得到教训，从此废止在党内进行“普遍肃反”这种反奸运动。②
　　这是一份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更具有历史真实性和深刻性的“意见书”，是我们理性认识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的一个难得的着眼点。没有切身的经历和深刻的马克主义理论与思想素养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的。它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十分珍贵而且是不可多得的。
　　①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② 原文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Gowest

结束语：关於审干、抢救运动的理性思考


　　延安审干运动迄今已经过去整整半个多世纪了，当我们的思绪从历史与情感的海洋里回升到现实与理智的岸头之後，我们的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带著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试图对这场像“阳光下的梦魇”一样的运动进行理性的审视，我们尽力避开感情的迷惑，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这场运动放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进行多维和立体的思考。思考的首要问题则是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混淆的是非，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思考也许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偏差，就会给读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与我们写作此书的初衷出现南辕北辙的尴尬。
　　李维汉(罗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回忆与研究》下)中写道：“延安审干是整风运动的继续，但实际上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阶段。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企图制造一场错误肃反，肆行‘逼、供、信’的抢救运动。”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整风和审干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维汉的结论，应当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将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这个相互衔接的运动进行质的分离，这个著眼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我们认识这两场运动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李维汉对审干运动的定论，似乎缺乏公允与科学，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和过多的感情色彩，这使得我们难以苟同。胡绳牵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延安整风运动是这样评价的：“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上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对审干运动，本书则是这样描述和定性的：“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做了过份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是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由於抗日根据地处於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所花的力气又不多，所以在开展肃反工作中，未能准确地认识敌情，实事求是地从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由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②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思考整风和审干之间的关系，这个结论也许就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认识。正是基於这一认识，我们才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错误称之为“阳光下的梦魇”，实质上也就是我们对这场审干运动的总体认识。阳光是永久的，梦魇是暂时的；阳光是必然的，梦魇是偶然的；阳光是整体的，而梦魇则是部份的。
　　伴随著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第二个问题则行云流水般地涌入了我们的脑海。整风运动的出发点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清理以王明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严重“左”倾错误路线。可是为什么整风运动一进入审干，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左”倾错误就骤然堂而皇之地回潮，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又一次受到严重的亵渎。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考从时间的纵线上再往下延伸，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将是几何级数增长。延安整风运动最伟大的成就是从思想、理论、组织上把中共从“左”倾路线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的巨轮犹如滚滚长江之水，一泄千里，势如破竹。然而，共和国建立之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犯过右的错误，但正如陈云所言：“左的错误是我们党在建国以来所犯错误当中的主体错误。”③“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明的“左”倾路线几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全面的崩溃，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力换狂澜，彻底批判和清理这条“左”倾路线，中国革命绝对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同样是这个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领导集体，却在建国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左”倾思想，直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回归，几乎葬送了由他们亲手创建、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谆谆告诫全党：“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两，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④这是一个以无比沉重的代价所换得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而问题在於，我们前面所一再提出的命题——在反“左”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後来却为什么又不自觉地向“左”的路线回归?解决这个命题，对於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从“左”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但是“左”的错误还会不会回归?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小平同志之所以在他最後的政治交待“南巡讲话”中提出主要是“防止‘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很自然，要防止“左”，首先要搞清产生“左”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那么，延安时期的整风和审干是否可以成为洞悉这一问题的重要著眼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徐特立将延安审干运动与封建思想联系起来的思路，对我们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据师秋朗所著的《现代圣人徐特立》一书记载：抢救运动以后，有一天，在边区教育厅工作的辛安亭去见徐老，谈起审干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时，徐老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特别长，资本主义来得很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的民主、自由是反封建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的。可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发展，对封建的东两还没有彻底破除，就反封建的彻底性说，我们还不如人家。人家的封建残余很少，我们却大量存在，在党内还残存著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两都不是民主的表现，都与封建思想有关。”⑤
　　这是我们解开延安审干运动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钥匙。
　　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肃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延安审干和肃反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所谓群众运动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目的，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持续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习等活动。按其性质可分为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学习运动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最高代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条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血肉相连。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发展生产和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和方法之一。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群众运动蕴含著强烈的非理性、非秩序的危险因素，一但失控，特别是被阴谋家所操纵，那将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延安的审干和肃反之所以造成如此的局面，成为“阳光下的梦魇”，起码可以这样说，群众运动特别是被阴谋家康生所操纵的群众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中浇油的恶劣作用，但其罪责则不应当也完全不能由群众来负。再则，审干特别是肃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是完全不能成为一种运动特别是不能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来开展的，应当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本书前文曾谈到的蒋南翔在1945年就抢救运动给刘少奇的那封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的阐述。
　　问题很清楚，群众运动不是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能拿它去开，盲口地去硬开，锁不仅打不开而且还会毁了钥匙。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後，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今後不再搞有组织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延安审干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康生对延安审干运动的灾难应负有不容推卸的罪责。他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浑水摸鱼，推波助澜，用罪恶的伎俩将延安审干运动引向了令人发指的歧途。但是後来历史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提醒我们，为什么总不能有效及时地去制止这些荒谬的发展?文化大革中康生和江青为了将刘少奇置於死地，又一次成功地使用了延安审干时期的卑鄙手段。所谓刘少奇的“罪证证料”关键的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丁觉群的证据，证明刘少奇1927年当了内奸；再一个关键性的材料就是需用潜的证明材料，证明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过。这两个材料都是康生的“杰作”。⑥
　　丁觉群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後来脱党了。建国后作为民主人士在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江青就下令将丁觉群抓起来，进行逼供，要他证明刘少奇1927年当了内奸。开始他还能顶住，说1927年的时候，“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过，我是在市党部工作，刘少奇同志是在总工会工作。我们只有工作联系，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我不能随便揭发”。专案组将情况报告给康生、江青、谢富治，结果江青大发脾气。於是，康生就亲自给专案组出点子，教逼供的方法，结果专案组用康生提供的逼供方法很快就使丁觉群就范了，丁觉群无奈地写了揭发材料，做了伪证。事後他又後怕了，於是写信给专案组，信中说：我写的这份材料是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请专案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好好分析。结果专案组将他叫去批判了一顿，不准翻案，後来丁觉群又一次写了翻案材料，结果又挨了批。最後专案组严厉警告他，再这样下去要考虑你和全家人的性命。这一吓，丁觉群就不敢再翻案了。这份伪证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打击刘少奇同志的重型炮弹。
　　孟用潜是全国合作总社的领导，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他是省委委员，1929年与刘少奇一块被捕，一块出狱。“文革”中他被抓起来，专案组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坚决不同意，顶得很厉害，按当时专案组的讲法，叫做拒不交待实质问题，态度十分恶劣。专案组将情况汇报给康生、江青。康生又将延安审干时的逼供办法教给专案组，专案组用康生的办法对孟用潜采取了车轮战。十几人围成一圈，七嘴八舌，七拳八脚的直逼供七天七夜，连续审讯，不许孟用潜睡觉，最後孟用潜终於垮了，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写了伪证材料。事後他就开始写翻案材料，到“文革”结束前，共写了20份，但写一次挨一次批斗，翻案已是不可能的了。就是用这样方法搞到的材料，将刘少奇，这位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堂堂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使其遭受残酷的迫害，最後竟死无葬身之地。这不仅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十分耐人寻味。不仅刘少奇冤案，还有1962年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件及小说《刘志丹》事件、1966年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1967年的“新疆叛徒集团”案件等等都是由康生一手策划的，这些所谓的案件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王子宜、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等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干部身陷冤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折磨，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更有许多人死於非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失。康生一生谲谪波诡，在中国政坛决策圈内耍阴谋、搞诡计，游刃有余，连连得手，最後竟寿终正寝，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残酷的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从个人品质的偏狭视觉走出，从体制上去深入思考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的关系，其至把康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也许会使读者得到更大的收获。
　　1966年到1976年，在世界经济腾飞跃进的黄金时代，我们泱泱中华大地，却是逆世界潮流而行，发生了一场摧残文化、摧残思想、摧残文明、摧残人性，而张扬愚昧、张扬暴力、张扬迷信、张扬丑恶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从现象看，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与延安的审干运动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毫不夸张地说，延安的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完全是二十二年後那场演遍神州大地的大悲剧的彩排和预演。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仅仅是现象上的相似还是本质上的相同?是质的差别还是量的差别?
　　1936年9月，尼古拉·叶若夫接替G．G·雅哥达当上了前苏联保安机关首脑，日益加剧的30年代恐怖这时临近了高潮。在1937年2—3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和叶若夫报告说揭发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著社会主义接近最後的胜利，阶级斗争必然激化。这种说法证明日益加剧的恐怖是有理的，於是便正式给叶若夫的暴行开了绿灯。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工商界领导人以及科学家和艺术家，遭到了逮捕和处决。⑦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教授1968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仅仅在1936年至1939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多万人被逮捕，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⑧
　　赫鲁晓夫在谈到当时的大规模杀人情况时说：“据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⑨沙乌米扬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里程碑上》证实了这样一组数字，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1996名代表中，有半数以上(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到逮捕。⑩
　　前苏联3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令人恐怖的“巴塞洛缪之夜”，并在短短的两年内便有上百万人头落地，摧毁了前苏联社会整个精华呢?除了斯大林错误的指导思想外，下面的两件事，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1934年12月，S．M·基洛夫在莫尼尔宫被人杀害後，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没有经过政治局批准，就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别尔·叶努基签发以下指示：
　　(一)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罪行的罪人。
　　(二)各级法院不得以为有赦免的可能性而推迟执行对这类罪犯所判处的死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
　　(三)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後立即予以执行。(11)
　　就是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基洛夫法”的法令，使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军队杰出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成千上万的苏联社会精华，在经过“莫斯科橱窗式的审讯”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了。一位遭受过这种不幸的列宁格勒的同志，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也谈道：“现在这样的审查程序迫使被告说假话，不仅给自己编造罪名，而且给别的无辜的人编造罪名”。(12)
　　30年代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卡冈诺维奇在1937年3月10日的一次铁路积极份子会议上宣称：“我无法想象有哪一个铁路管理局，哪一个交通系统没有渗进托派和日本破坏份子。”随後仅铁道部就有八十三名领导干部被逮捕了。(13)
　　延安的审干运动在残酷性和范围上是不能和前苏联30年代的肃反相提并论的，但在主导思想和方式方法上，却存在著令人惊异的相似。这一切又说明了些什么呢?
　　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做报告时，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从错误出总结经验，给人戴过帽子的同志，以後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後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吃过这个亏，以後要谨慎。(14)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当年整过人或者被整的人，也包括毛泽东都把这个告诫当做了耳旁风，真正吸取教训的是少数，而且差不多无一例外地被戴上或“又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婆婆整媳妇，媳妇熬成了婆婆又去整媳妇”，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究竟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是文化上的回归还是体制的欠缺?
　　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深思的问题。回顾一下那位如今被人们揶揄地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的柯庆施的经历，也许很有助於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本书在“8月15日《决定》：未能纠偏的纠偏令”一节中，曾提到过柯庆施，那时他正在停职受审，任弼时前去看望他时，他“正苦著脸低头摇著纺车”，看见任弼时向他走来，“连忙尴尬地站起身，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应该说，他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左”的错误的受害者。然而1955年，当他就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到1965年4月9日因病突然去世，这十年，他却以“左”的发狂的行为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扶持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过“大写十三年”的“左”的文艺方针，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力支持叶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特别出格的是，他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讲的一段“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由此，柯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那个揶揄的称呼“上海的那个好学生”就源於此。他的政治生涯从此而如日中天。继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後，1958年5月，党的八届四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同年4月当选上海市长，成为继陈毅元帅之後上海市的第二任市长。随後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加官进爵，显赫一时。而他的诀窍就是一个“左”字，“左”得出奇，“左”得可憎。
　　其实论革命，柯庆施的资历是很深的，他是安徽省歙县人，生於1902年。1920年，年仅18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俄语的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职工运动。1921年秋赴苏联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夏回到上海，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团中央工作。同年，刚刚20岁的柯庆施就加入了成立刚一年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随後他担任过一系列比较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南京市副市长等职。这就是柯庆施在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之前的大概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之前，虽然资格很老，但却一直未能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党的“八大”以前就连中央委员也没当选过，更不用说政治局委员。其政治上的“腾飞”，的的确确是在上海，是在张春桥成了他的智囊，是在他竭力推行和发展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之後。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的确如此，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著“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重点；1957年的反右，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左”的政治风浪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一步步地走向政治权力宝塔的顶层，的确令人深思。应该说，柯庆施同他所扶持起来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有著本质的区别，我们没有理由说他是个阴谋家。虽然他全力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道火线。但他在“文革”前夕去世，因而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以後的那些罪恶活动。而就个人品质而言，他也没有张春桥、姚文元那样阴险、歹毒。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有几分憨厚。这一点，从丁玲所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便可得到印证。
　　丁玲在文章中写道：“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我们是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座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过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叶永烈在《张春桥传》中也写道：“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著毛泽东语录。床头放著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著‘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著很深的革命资历，人也并不阴险歹毒，受过“左”的迫害，却又因竭力地执行和发展“左”的路线而名声鹊起、官运亨通，他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更多更深。
　　一位在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竟有三十多年是戴著各种各样的“帽子”而为党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延安审干运动的发生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社会成份不同，因而在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上有著深刻的矛盾。所谓社会成份不同，一类是工农干部，实际上多数又是农民干部。他们掌握著边区实权；第二类是从边区以外来延安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出身不同，但都是有抗日爱国、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意识，这些人在当时延安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15)
　　“这两类干部在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利益关系的区别和矛盾，是造成审干运动一系列错误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16)
　　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以至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後，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批知识份子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给共产党输入了一批新鲜的血液。但是，由於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关门主义的深刻影响，党内有不少人特别是有一些高级干部存在著恐惧知识份子、排挤知识份子的心理；有不少的地方党组织明确拒绝吸收知识份子入党，给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直接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於是，1939年12月1日，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於吸收知识份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份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将知识份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都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基於这一认识，《决定》指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份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份知识份子吸收入党。《决定》最後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於知识份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8)对於高度集中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决定》无疑是广大知识份子进入根据地、进入共产党的有效通行证。事实上这个决定做出之後，共产党的确是敞开了胸怀，无条件地大量地接纳了知识份子。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成了中国一切爱国的有正义感的知识份子向往的圣地。在通往西北黄土高原的那些荒凉崎岖的小路上，一群群、一队队穿著西装短裙、戴著眼睛、提著书包的青年男女，在当地老百姓诧异的眼光中，说诚笑笑地走向高原腹地的那个破旧不堪的小城——延安。
　　延安骤然增多的知识份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即知识份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矛盾。本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份子》一文小，对知识份子与工农干部的关系已做了辩证的阐述，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和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9)然而，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形成的恐惧知识份子、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没有也不可能随著中共中央对知识份子政策的改变而立即烟消云散，加上知识份子与生俱来的那种“就是想把自己和一般大众作为不同的存在而区别开来”(20)的坏毛病，也使他们看不起工农干部。由於社会、阶级、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就全人类而言，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的隔膜是一种普遍现象，相互之间的沟通有著巨大的障碍。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在他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妮娜》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转向西欧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列宾(地主)召集他的农奴，要把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农奴们却不知所措，大惑不解，谁也不敢接受土地的赠与。他们不能理解主人的真正动机，无法相信他的真诚。另一方面列宾也无法理解农奴们的拒绝与无动於衷，终於大怒，结果这项工作只好不了了之。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要打破这种隔膜，实现这种沟通，而沟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实现知识份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其实质是工农群众对知识份子的同化，也就是解决知识份子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自己为例，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的阐述：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份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份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乾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份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1)
　　从知识份子本身的缺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角度讲，毛泽东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两方的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毛泽东有著异曲同工之妙。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题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中说过：“本来，所谓知识份子是以民众生活为舞台才能使其知识或智慧发挥作用的。因此，如把一般民众比作根的话，那么知识份子就是由那里开出的花。”因此，汤因比也认为：“任何一项职业，凡新参加脑力职业的人都应当保证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榨取自己的同胞，而是要为他们服务，应该把为民服务的义务放在高於为自己和家庭谋生的位置上。不是为了最大的利益，而是为了尽力的服务——这才是脑力工作者的目的和应为之献身的理想。”(22)
　　共产党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知识份子工农化，以至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党中央认为，由於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党内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普遍存在，因此需要整顿。这也是符合事实的，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认为，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是同等的重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互为依存，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无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农利益的最高代表，是为著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而在剥削制度下，工农大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统治阶级彻底剥夺了他们的人权。因此，他们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干部从总体上讲，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朴实，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勇於牺牲的献身精神。但他们同样具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缺点，他们简单、粗暴、狭隘，缺乏教养甚至愚昧，他们同样给党带来了封建残余和小农宗法意识。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改造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工农大众化的同时，却严重忽视工农干部知识份子化，甚至有意无意地抬高工农干部，以至於要求知识份子在生活方式上也与工农同化。到“文革”期间，这种状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老粗”竟成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封建思想和小农宗法意识的改造，纵容和强化了工农干部本身的缺点；另一方面也使知识份子处於完全的被动地位，最终成为了“臭老九”。因此，延安审干运动的重点就自然成了知识份子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工农干部的狭隘与无知，也使他们对知识份子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认为，光是口头上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知识份子没有推动历史的丝毫动力，“知识份子能干什么?”这是他们普遍而真诚的怀疑，其至於认为知识份子天生就是革命的投机份子和异己力量。由於有这样的认识，再加上他们中许多人的愚昧和缺乏教养，使延安审干运动出现了那麽多荒唐、滑稽、残暴，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这在本书中有大量的描述，相信读者都有深刻的感受。
　　建国以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於党对知识份子实行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特别是在具体执行中的极“左”做法，使党内长期存在的恐惧、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思潮。知识份子完全成为被打击、遭屈辱的对象，对於中华民族、对於中国共产党、对於中国人民以及知识份子本身都造成了具大的灾难，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知识份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充份肯定了知识份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申了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个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党中央还在1982年明确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份子政策，社会的天平终於开始向代表著先进生产力的知识份子倾斜。重提延安审干运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党中央制定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政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充份地证明这个知识份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我们曾经幼稚过，但今天不能再幼稚；我们曾经盲从过，但今天不能再盲从；我们曾经迷信过，但今天不能再迷信。未来需要的是成熟的开拓者，而历史则是我们成熟的催化剂。
　　①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转引自《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转引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整党办公室1985年10月翻印(内部资料)。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⑤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⑥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⑦⑧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⑨⑩(11)(12)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13)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14) 《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15)(16) 1988年9月23日张宣访谈录。
　　(17)(18)(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20) 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2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22)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後记


　　说实话，这是一部难产的书。从动议到出版已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对於人类历史来讲，也许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对於一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於一个人的命运而言，那就完全可能是沧海桑田。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进入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最好时期，我们两位作者见证并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然而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也使我们从英气蓬勃、满头黑发的青年人，变成了老成迟暮、两鬓染霜的中年人。其间，我们不仅为自己艰苦的劳动成果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感到愤懑、无奈与失望，更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深处的疼痛，不能使人感知或者不愿让人感知而痛心疾首。这一切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和事业。更令人心酸的是，我们的作者之一高浦棠先生，一位思想深邃、才思敏捷，成就卓越、正当盛年的知名学者，却在这本苦苦等待了二十年的著作即将出版的时候，身染重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一年有余，他正在用顽强的毅力和病魔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期望续写生命的奇迹。回顾二十年的历程，令人感慨万分；追忆本书从动议到出版的坎坎坷坷，更使人内心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知我者，谓我忧患，不知我者，谓我多事。而我心日月可鉴，为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再风雨飘摇，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处不再有疼痛，我们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何足挂齿!
　　早在1987年，我们两位作者参加了《延安大学校史》编写工作。在编写大量历史档案、撰写《延安大学的整风运动》一章时，发现延安整风运动後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竟有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故事，这引发了我们想写点东西的念头。最初我们并没有成书的打算，初步设想写一部中篇纪实文学。有了这个设想，我们便开始了更广泛的资料收集工作。
　　1988年9月，延安大学举行隆重的50周年校庆活动，校庆期间，一下子从全国各地回来500多名延安时期的老校友。我们俩一边搞接待，一边夜以继日的采访。在采访的近百名“老延安”中，凡谈到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时，都无不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同时，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聚集到了我们的笔记本上。
　　校庆结束後，我们很快将其中有系统的东西整理成长达8万字的文稿，几经周折，山西省作协的大型文学期刊《黄河》主编朱珊湖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文稿。翌年的3月底，负责此搞的编辑秦臻先生来信说，稿子决定刊发在《黄河》1989年4期，让我们两位作者尽快来太原改稿。当时延安大学的经费很紧张，但时任学校科研处处长的杨文选教授，还是破例提供了差费，使我们的太原改稿得以顺利进行。
　　到达太原，我们被安排在山西饭店。除秦臻先生经常来谈修改意见和过问吃住情况外，另有张发、郑义、阎晶明等当时已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看望我们，他们认为，此稿刊发後定会引起轰动效应。对於我们两位正在三十岁上下，刚步入学术领域不久的青年教师来讲，这样的鼓励，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受宠若惊的情形下严格按照编辑的意见改好了稿子，就在这时，“六四”事件爆发。事件平息后，全国上下的宣传导向迅速起了变化，但稿子仍然以《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为题，如期在《黄河》第四期发表，当时署名为高杰、路平。稿子刊发後，虽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效应，但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隔不久，我们曾向《黄河》编辑部索要《黄河》第四期，编辑部告诉我们编辑部已经没有一本存书，时隔20年後，我们又意外地在互联网上看到热心的读者将这篇旧文贴在了网上。
　　我们始终认为，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乃至50年的历史进程，“储存着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历史遗传密码”(朱鸿召：关於建立“延安学”的学理依据，《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由於长期受极左思想和情绪的深刻影响，造成了在中共延安十三年历史的研究中，至今仍存在着许多学术禁区和思想禁忌。审干与抢救运动的研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要么是抽象否定，具体遮蔽；要么是整体肯定，部分否定，或者把全部责任一味推到康生身上，这样简单化的处理，使得其历史真实面貌至今仍扑朔迷离，若隐若现。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场运动的真实面貌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展现出来，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立场，探幽发微，剔伪存真，以解读这一“历史遗传密码”。而这一“密码”的完整、真实、全面的解谈，对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和瓦解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及其思想基础、思维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起历史与现实的多元联系，从而达到以史为鉴、开拓美好未来的最终目标。
　　基於以上认识，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和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决定将《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扩写为一本专著，并强化其学术性。到1994年初，我们这本书的初稿完成，大约20万字。可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时国内出版界的形势，已经不能使像我们这样的书籍顺利出版。尽管我们所找的出版社，不论是责任编辑，还是总编、社长主观上都很乐意使这本书得以出版，但却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於拍板出书。即使是这样，我们仍未放弃，而是更注意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当事人与知情人的采访。据我们粗略估计，就有关延安审干抢救运动，先後接受过我们采访的总人数，当不下200人。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学术性。
　　此後，我们又得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凌敏先生，华夏出版社副社长陈泽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圣元先生、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崔宪涛先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曹利群先生等热心人在出版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多项重要职务的老延安李锐先生曾过目了本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给予了支持。但这些努力，都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促成本书的出版。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现任上海市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朱鸿召博士，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女士。自从我们认识朱鸿召博士以来，他对我们的书稿出版一直十分开心。1999年冬天，当他得知书稿还在我们手头压着的时候，便告诉我们，过一段时间会有消息的。果然，新千年的春季上班第一天，我们便看到朱鸿召博士的来信，信中称他已於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谈妥，出版一套“走进延安丛书”，并将我们的书稿列入出版计划。
　　有了新的切实的希望，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憋了近10年的气……於是，我们鼓起马拉松赛路上最後冲刺时的干劲和勇气，将前几年收集到的新资料再做整理，将原来20万字的书稿，扩充到二十七八万字。
　　“走进延安丛书”的其他几本书都如期出版了，但我们的这本书由於前面同样的原因，又一次流产了。
　　虽然书稿不能出版使我们非常的沮丧，但万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结识了一位新的热心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吴晓梅女生，她充满热情地接过了促成本书出版这一漫长旅程的接力棒，千方百计地帮我们寻找本书能够出版的途径，甚至已促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我们签订了本书的出版合同。尽管后来许多努力都失败了，但我们仍然充满着感激。最后她帮我们联系到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从支持文化积累和求真存史出发，当即对我们的书稿表示了接受的出版意向，但是其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吴晓梅女士为此又做了很多感人的努力，直到2008年4月，本书的出版才最终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我们接到吴晓梅女士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上海办事处姚女士的通知後，复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校订充，更重要的是，将一些重要史实和内容补充了进去，使本书更为全面和翔实了，形成了现在这本书交付出版。
　　这里，我们真诚地感谢该书形成和出版过程中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我们的朋友，特别要感谢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众多老前辈，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本书绝大部分内容。现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不能和我们分享本书几经周折终於能够面世的喜悦。在这里，我们只能衷心地祝他们安息!
　　我们深知，从更高的要求而言，本书还缺乏材料的完整性、论述的逻辑性与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还是期望这本书有一天能在大陆出版，届时在支持我们的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下，我们会尽全力弥补上述缺憾，使本书更加完美与成熟。
　　最後，我们想用朱鸿召博士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相信，清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
　　曾鹿平
　　2008年5月18日於西安

附录一：主要采访对象简介
高浦棠 曾鹿平

　　(以前体字姓氏笔划为序)
　　马逢臣：男，1927年生，陕西子洲人。整风期间在绥德师范学校上学，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2000年3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王 昆：女，1925年生，山西人。歌唱家。1939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活动。1944年随“西战团”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东方歌舞团团长。1991年10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王 真：男，1908年生，泰国华侨。1940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後分配在中央警卫团担任文化教员。整风运动期间在中央警卫团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1959年受到迫害，1970年在中联部干校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地区退养。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王云风：男，1912年生，山西原平人。1938年到延安，在抗大学习，1940年从鲁艺文史研究室调到边区师范任教，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安外院、西北大学任职。离休前任延安大学顾问。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王嘉仁：男，1916年生，江苏淮阴人。1939年来延安，在陕北公学当教员，1941年被调到延安大学给吴玉章校长当秘书，在延安大学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离休前任江苏淮阴市政协副主席。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王德芬：女，1919年生，四川人，作家萧军的夫人。1940年到延安，在边区文抗工作。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公 木：男，1910年生，河北逐鹿人，诗人。1938年到延安，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1941年任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整风运动期间调鲁艺文学系任教，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中国作协文讲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作协吉林分会主席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艾 青：男，1906年生，浙江金华人，诗人。1941年到延安，在延安文抗从事创作并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5月调鲁艺任教，在鲁艺和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88年12月和1991年11月，两次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白炳文：男，生年不详，陕北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师范上学，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白焕如：男，生年不详，陕西清涧人。整风运动期间在绥德师范学习，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长期在延安地区工作，曾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等职。离休前系延安地区卫生局局长。1988年9月，在其延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刘 熾：男，1921年生，陕西西安人，音乐家。1936年底参加抗战剧团，一直随红军总部在三原、泾阳一带演出。1939年进入延安鲁艺先学习后工作。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先後在北京、沈阳等地工作，曾任辽宁歌剧院副院长、中国煤矿文工团总团长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吕 璜：女，1920年生，四川成都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安吴堡青训班、陕北公学、边区保安处学习工作。整风期间一度曾被关押在西北公学。建国後在广州、北京等地工作，曾任全国妇联部长。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华君武：男，1915年生，浙江杭州人，漫画家。1938年底进延安鲁艺，先当学员，後当教员。整风期间一直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师秋朗：女，1924年生，陕西韩城人，师哲的女儿。1939年到延安，开始与母亲一起在安塞县侯家沟门区小学任教。1940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北京工作，1983年在北京工业大学离休。1988年9月、1997年9月，两次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刘培植：男，1917年生，陕西宜君人。1936年6月奉调回延安，先後在中央统战部、联络部工作，在中央党校学习。整风运动期间又一次奉调从西安回到延安，先後在中央调研局、留守兵团司令部和警备三旅(三边司令部)工作，并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东北行政区林业部长、农业部国营农场总局局长、农垦部部长助理、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刘振旅：男，1919年生，陕西延安人。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市委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延安地委组织部长，延安行署经委主任、行署顾问等职。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刘端芬：男，1909年生，河北枣强人。1937年底赴延安，先後在边区教育厅编审科、鲁迅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延安大学等单位工作。整风运动时期，任边区师范学校(延安师范)校长，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委文教部部长，陕西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张 仃：男，1917年生，辽宁北镇人，工艺美术家。1938年秋到延安任教於鲁艺。1942年先後在青年艺术剧院、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并在青年艺术剧院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陆 标：男，1932年生，陕西渭南人。1939年随安吴堡青训班到延安，先在中组部工作，1940年入自然科学院学习，在延大中学部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先後在辽宁省科委、中科院东北分院、大连物理化学所任职。1988年9月、1997年9月分别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阿 甲：男，1907年生，江苏常州人，评剧艺术家。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鲁艺评剧研究团和延安言平剧研究院工作，并在评剧研究院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孟 波：男，1916年生，江苏常州人，音乐家。1942年从新四军中调回延安，任鲁艺音乐系教员，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文联副主府等职。1991年12月在其上海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陈 明：男，1916年生，江西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抗大、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在中国作协工作。1989年6月、1991年11月、1999年8月先後在西安、北京、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张 宣：生年不详，四川人。1938年11月作为四川青年代表赴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41年4月，受党组织调配，从四川回到延安任西北党校县级班和区级班班主任，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46年2月间，平反後调延安大学工作。建国後曾任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87年12月、1988年9月分别在西安和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李 锦：1914年生，陕西韩城人。1937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後到安吴堡青训班工作，整风运动期间先後在新文字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工作。建国後曾任陕西省高教局局长、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杜 夏：生年不详，山东牟平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鲁艺美术系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接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西北大学工作。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李之钦：1907年生，陕西延长人。苏维埃时期，曾任延长县教育部长、陕甘省教育部长。整风运动期间在边区政府教育厅任国民教育科科长，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後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建国後曾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甘肃师范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李文辉：男，1923年生，山西人。1939年到延安，先後在陕北公学、新文字干校学习，毕业後到关中第二师范工作。1942年又回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运动。建国後长期在甘肃省工作，曾任甘肃省人大秘书长、副主任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武 衡：男，1914年生，江苏徐州人。1939年3月到延安，先在中央青委工作，1942年调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员，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颇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严文井：男，1915年生，湖北武汉人，作家。1938年5月到延安，先到抗大，後到鲁艺，整风期间一直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俊曾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牟决鸣：女，何其芳夫人，1938年到延安。整风期间，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88年12月与1991年11月先後在其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何华生：男，1920年生，四川人。1940年来到延安，就读於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张世杰：生年不详，陕北人。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县裁判处(法院)任裁判长，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张逊斌：男，1928年生，陕西子洲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上学，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西安外语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87年12月和1988年9月分别在西安和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萧志秀：女，1921年生，湖北宜昌人。1941年来到延安，入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医科大学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在宜昌当小学教员。1988年9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杜鹏程：男，1921年生，陕西韩城人，作家。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及延川县农村工作。1941年调回延安大学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整风运动。建国後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理事、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李鹰航：男，1916年生，广东台山人，音乐家。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鲁艺、烽火剧团、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工作。在部队艺术学校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协广东分会主席等职。1991年12月在其广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迪 之：男，生年不诈，河北唐山人。1938年到延安，在青救三团工作，整风运动期间，在鲁迅艺术文学阬戏剧系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后曾任内蒙古艺术学校校长、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林 维：女，生年不详，福建南安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青训班、抗大、中央党校等单位学习工作，并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林迪生：男，1903年生，浙江临海人。1936年来延安，曾任延安鲁迅师范学校校长，延安大学中学部主任、教干处处长等职。在延安大学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延学斌：男，1927年生，陕西绥德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上学，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长期在延安地区工作，曾担任延安县县长、延安地区行署工业局局长筹职。1988年12月在其延安由所接受作者采访。
　　金紫光：男，生年不详，河南人。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抗大、鲁艺和中央研究院学习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後改为中央党校三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等职。1988年9月、1991年11月分别在延安大学和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周巍峙：男，1916年生，江苏东台人，音乐家。1938年在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後随团回延休整并再赴抗日前线。1943年率西战团全团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建国後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音协党组副书记，中国舞协、曲协副主席、文化部代部长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胡 沙：男，1922年生，四川重庆人。1939年到延安入泽东青干校学习，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北京京剧院院长等职。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草 明：女，1913年生，广东顺德人，作家。1941年到延安，先後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1943年整风期间，由於得病转到边区疗养院，後作疗养院的文化教员。建国後曾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後在北京从事专业创作，是历届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胡一川：男，1910年生，福建永定客家人，木刻家。1937年冬到延安，先後在儿童剧团、抗战剧团、鲁艺等单位工作，并多次赴前线作抗日宣传。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广东美院院长、党委书记。1991年12月在其广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欧阳山：男，1908年生，湖北荆州人，作家。1941年到延安。先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後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三部，随之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整风後期又先後到边区文协和南区合作社(挂职体验生活)工作。建国後任广东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等职。1991年12月在其广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欧阳山尊：男，1914年生，浙江杭州人，戏剧艺术家。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边区文协、120师战斗剧社、联政宣传队工作，曾多次赴前线宣传演出。整风期间随120师战斗剧社集体从前线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赵超构：男，1909年生，新闻记者，1946年春夏之间随中外记者团来延安，在延安期间对谣传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丁玲等人作了详细采访。1991年12月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接受作者采访。
　　莫 樸：男，1915年生，江苏南京人，美术家。1943年从新四军调回延安，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2月在其杭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凌 云：女，1921年生，上海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青训班、抗大、工人学校、120师358旅工作，并在120师358旅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凌子风：男，1917年生，四川人，在北京长大，电影艺术家。1938年到延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并随团开赴晋察冀前线。1943年随团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郭冰茹：女，1927年生，山西人。1939年到延安，先後在鲁艺、部队艺术学校、120师战斗剧社学习工作。1942年整风期间随战斗剧社从前方回延安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徐经山：男，1925年生，陕西延安人。整风运动期间在边区师范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贾治华：生年不详，陕西吴堡人。1929年3月参加革命，整风运动期间在行政学院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西安工作，离休前任西安仪表厂党委书记。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寄 明：女，1917年生，江苏苏州人，瞿维夫人。1939年到延安，先在女大学习，1941年进鲁艺当教员，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在文化部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室副主任等职。1991年12月采访瞿维时对其一并作了采访。
　　黄 准：女，1926年生，浙江黄岩人，音乐家。1938年冬到延安，先後在鲁艺戏剧系、音乐系学习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91年12月在其上海家中接受了作者采访。
　　富锦华：男，1926年生，陕西清涧人。接风运动期间在清涧县高杰村小学上学，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科长，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88年12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温济泽：1914年生，江苏淮阴人。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工作。整风运动期间曾在延安大学、《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和任职。建国後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蒋祖林：男，作家丁玲的儿子。整风期间在自然科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与抢救运动。1999年8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蔡若虹：男，江西九江人，画家。1939年初进延安鲁艺，先当学员後当教员。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翟定一：男，生年不祥，湖南人。1941年7月到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黎 辛：男，1920年生，河南人。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底入鲁艺学习。1941年到《解放日报》社，直到1949年撤离延安，一直做报社文艺副刊编辑。建国後曾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离休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89年6月、1998年8月分别在西安、延安等地接受作者采访。
　　黎 杨：女，四川人。1940年到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44年毕业後，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建国後曾在矿山、军工、机械和造船等部门工作和任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翟 维：男，1917年生，江苏常州人，音乐家。1940年2月到延安，进鲁艺音乐系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先後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音乐创作。曾任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等职。1991年12月在其上海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索引
高浦棠 曾鹿平

　　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中央在延安纪事》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党委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陕甘宁边区大事记》张俊南、张宪臣、牛玉民编，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5．《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刘宪曾、刘端芬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回忆录卷》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编，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7．《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翟定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8．《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吴介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9．《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思编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0．《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黄启亮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关於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鲍里斯·列维茨基编(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毛泽东之初》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14．《毛泽东在延安的故事》延安革命纪念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5．《王明评传》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江青正传》罗斯·特里尔(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17．《康生外传》林青山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胡耀邦传略》杨中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19．《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忽培元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20．《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21．《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叫十二年》刘端芬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2．《现代圣人徐特立》师秋朗著，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23．《无悔——武衡回忆录》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4．《铁骨春秋——刘培植回忆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6．《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7．《延安女性风景》蒋巍、雪扬著，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28．《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蒋巍著，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29．《陈云在延安》刘家栋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30．《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1．《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穆青传》张严平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3．《回首沧桑》李文辉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4．《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何方著，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
　　35．《延安知名人物》刘建德、曾鹿平主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6．《延安大学校史档案》全宗号16，案卷号49、45、55、56、47、41、42、43。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37．《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档案》全宗号10，案卷号452、105。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38．延安《解放日报》1942—1944年。
　　39．《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王培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