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7-10-19 00:42:2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三、“5.29”事件 “4.26”事件后，云南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明显上升。其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派各组织了若干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由大巴车改装而成）每天夜晚在昆明市中心近日公园、工人文化宫以及塘子巷、小西门等昆明市内比较热闹的地方开展辩论。特别在近日公园附近，两派的宣传车还未驶到，喷水池周围、百货大楼、民族商店、华侨商店门口及三市街口以及正义路口、南屏街口，早已有成千上万的听众在等候。这种辩论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大摆本派造反的光荣历史和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事实”，揭露对方这也错了，那也错了，只有悬崖勒马才是唯一出路。这种辩论，需要能言善辩、随机应变的口才，也需要口齿清楚、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音；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和失误紧追不舍，又能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每天晚上前来倾听这种辩论的人，仅近日公园一处，往往在数千人以上。其中有大中学生、国家干部、部队官兵、工人农民，有的甚至从老远的郊区专程赶来。这众多的听众一边听一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进行分析和判断。听到对自己胃口的地方时，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喝采、叫好。听到不对胃口的地方时会跺脚漫骂、喝倒彩。看到对方突然回答不上来的窘态，甚至会手舞足蹈起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两派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大声辩论，而听众们则因观点不同而分成若干群体也在进行辩论的热闹场面。 二是加紧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包括加紧争取干部、加强对专县和基层的渗透。在那些只有一派的地方或单位，如果这里的群众组织已属于对方所有，则千方百计挖墙脚尽可能使之改弦更张归属自己，这是上策。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则务必想方设法从内部瓦解之，扶持起一个新的对立面来归属于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果然有这么一些地方和单位，原先有的已经和八派（或炮派）挂了勾，如今又与之脱勾，转而和另一派挂勾；也有的地方和单位原先是清一色×派的，突然间又分化出另一个派别的群众组织来。往往搞得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三是两派的头头和群众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干出许多增加对立情绪的事件。两派的广播和大字报中不时传来“告急，告急，十万火急”以及“严重抗议”一类的东西。这里那里，不是这派打了那派，就是那派打了这派，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 这段时间，由于云南两大派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付另一派身上，所以对全国的两条路线斗争，只是花很少的力量去应付，以显示自己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已。比如5月1日，毛泽东、林彪来到群众中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同欢庆节日，林彪为5.1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两派就比赛着用大红纸到处张贴鼓吹林副统帅的题词“最集中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的大标语。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决定》撤消他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两派则争先恐后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153号文件指出：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批准的，要求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尽管如此，但云南两大派批判《修养》的大字报屈指可数。5月17日，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公开发表，5月1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文章指出，这是毛泽东近几年经常说的。然而云南的两派，只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文革的必要性与另一派行为的危险性联系起来，许多言论就十分牵强附会甚至滑稽可笑。 对于两派群众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加深对立情绪的行为，我本人在场的情况只有过一次。那是4.26事件后还没过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个昆工学生想抄近路，从大街回来时像许多昆工学生往常那样，从云大的大门进来，再从云大的后门出去后穿过三家巷即可回到昆工。这样走比绕大街要省事得多。这天当他走到云大的篮球场时，被人认出是昆工的学生，于是一伙工人（当时云大住有一部分被八派扫地出门因而流落到云大来食宿的炮派工人）一踊而上，就去撕打这个昆工学生。说他在4.26时必定是殴打炮派的凶手，此时的他必定是要到云大刺探情报的特务。尽管他声称4.26时他一直在学校里，并没有外出过。此时的他仅仅是为抄近道才穿过云大……但谁肯听他辩解，登时就打得他口鼻流血，眼镜也摔掉在地上。我和同班的闻君，开初只想看看热闹，以稍解4.26以来憋在心中的一口闷气。但看看也觉不忍，就劝住了工人，说由我们把他带走审查吧，否则把人打伤还是件麻烦事哩。 我们在人们的骂骂咧咧声中把他带走。走出几步后，他才说眼镜丢了，我又回头去把眼镜给他拾来，幸好还没有弄坏。往后我们并没有对他作任何审查，我们甚至也不耐烦听他再三重复的辩白。只是对他说，八派一手挑起的4.26事件实在把炮派的工人给害苦了，他们有点过火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头脑聪明的昆工学生，在这种气氛下是不应该再穿过云大走近道了。当时正值开中饭时间，我们个人多掏一张票给他打来一份饭吃，饭后才让他回去。为了怕在校内又出岔子，由我把他送出后门。（事隔一个多月后，两派之间的气氛一度缓合了些，我也乘机到昆工去探访一位中学时的老同学。当我登上昆工的某幢第4层学生宿舍楼后，我要找的人没找到，却在过道里遇上当初在云大被打过的这位昆工学生。他扶扶眼镜认真地看了看我，当弄清我访友未遇后，要邀约我到他的宿舍中喝水。还说我可以写下字条由他转交给我的朋友，我婉言谢绝后匆匆走了。我想，真是山不转路转，幸好我当时解了他的围。如若当时随大流瞎起哄，如今在这里遇上他，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是后话。 5月20日，我和同班的苗君，被分派到昆明市北郊的云南重机厂当联络员，负责联络云南重机厂以及相邻的昆明机床厂、云南锻压机床厂（当时改名为东方红锻压机床厂）几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当时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被分派到市区、郊区的各部门、各单位去，还有一部分人被派到全省各地州县。 名为联络员，其实没有多少事情可干。因为我和苗君乃无名之辈，这些大型企业的群众组织该和炮派挂勾的，早已和炮派挂了勾，他们可以直接和云大的头头联系，又何必让我们在中间再插上一手。我和苗君倒也乐得清闲，每天饭后就到附近著名的黑龙潭公园去闲逛和聊天。苗君个子矮小，一张张娃娃脸上随时漾满笑意。苗君虽然不抽烟，但笑起来就会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苗君在班上学习成绩平平，但对社会活动却十分热心，仅举一件事即可说明：他每月至少要为同班以及其它班的近70多个男同学义务理发。这该占用他的几多时间哟！他已经是班上仅有的5名党员之一，原先思想是何等地正统。批判资反路线以来，由于向来性格随和，他变成了与造反派挺合得来的人，因而老造反派们也喜欢他。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心理比较平衡，因为过去我们都当过保守派，现在又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老造反派的领导，共同语言就比较多。而不像某些同学与老造反派们相处时感到思想总有些别扭和压抑，也不像与王君等人在一块时，听他们标榜始终坚持的是革命路线而使人生厌。 当年高岗的秘书韩天石在云南重机厂任党委副书记，他是高饶案发后被贬到云南来的。我和苗君都很想目睹此公的尊容，无事爱在他独居的小院门前徘徊，但始终没能看见过他，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没有露过面。那道小门一直紧闭着，简直让人以为那小院本来就未曾住人似的。据厂里的工人讲，韩某在运动初期被稍稍冲击过一下，以后再没人去碰他，因为他已是一只“死老虎”。 5月28日晚上，昆明部队卫生学校的“联指”文艺宣传队到昆明机床厂演出节目。昆明部队卫校是一所中专级的军医学校。其学员分为两派，一派称“联指”被八派称为“联耻”，与炮派挂勾；另一派称“红总”被炮派称为“红肿”，与八派挂勾。晚会在机床厂的广场上进行，广场上事先已由昆明机床厂的炮派组织5·1战斗兵团摆好一排排供观众坐的木凳，周围厂矿单位的人们都纷纷赶来观看。因为当时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枯燥，能看上一场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真不容易。我和苗君也一早就赶去占个好位置坐下。 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革命造反歌舞，一大群身着军装、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男女青年在台上浑身是劲地唱呀跳呀，最后几句台词是： 要革命的就站过来，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 唱到最后一句时，演员们挥拳踢脚，大有要将不革命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架式！ 此后的几个节目，无非是歌颂毛泽东、歌颂中共和文革之类。几千人都在台下静悄悄地观看，每演完一个节目，都能赢得热烈的掌声。当演出“火炬舞”时就出问题了。演出这个节目时，整个会场上的灯光一下子熄了，参加演出这个节目的男女演员们每人手执一个头上蒙有红布的手电筒，随着演员们的舞蹈动作，黑暗中只见一束束红光飞舞闪烁，却也别有情趣。高音喇叭中传来了画外音： ……1927年毛主席在井岗山上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革命的火炬燃遍全国，燃向世界！帝修反和保皇小丑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突然间有人吹了个响亮的口哨，上百名昆明机床厂的八派工人冲上舞台，有的抢过话筒大吼：4.26大杂烩,冲击它,就是对！我们不能容忍舞台上群魔乱舞、鬼火乱舞！有的把舞台灯光一下子全部打开，更多的人则去抢演员的手电，而演员们大有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气概，执着地坚持着演出，直到被打翻在地为止。 机床厂的八派组织名称是“11.8”战斗兵团，因为他们于1966年11月8日从地处昆明市北郊的厂部步行10多公里进城造反，为纪念那不平凡的日子而取名。他们把“火炬舞”与4.26的火炬游行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演出是为“4.26大杂烩”翻案，于是就大打出手。 昆明机床厂的炮派之所以称为“5.1”战斗兵团，是因为他们中间劳动模范、老工人、老党员居多，这样的取名含有体现他们崇尚劳动之意。（但由于多次被“11·8”战斗兵团一冲就散、一打就跑而被称为“乌鸦”兵团）。这一次是5·1兵团邀请联指来演出的。作为东道主，眼看客人被打，他们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也有许多人冲到台上，和八派的人混战、扭打起来。台下的两派也或扭打、或漫骂、或辩论、或东奔西走地联络情况，整个广场乱成一锅粥。哭声、骂声、惨叫声、呼爹唤娘、呼儿唤女声……嘈杂得没法形容。
（上图为苗君在此期间拍的照片） 我和苗君紧紧拉着手往广场外边溜，我俩心中都明白，在这种环境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是我们。因为我俩是孤单的外来者，目标比较大。36计，走为上。我们悄悄蹓回云南重机厂我们的住处——该厂技工学校宿舍楼蒙头大睡。但其实哪里睡得着呢，整夜的人声、汽车声、高音喇叭声……把人撩得心痒痒地想去看个究竟，但终究没敢去，就这样眼睁睁地熬到天亮。 天刚亮，我和苗君再到昆明机床厂广场时，沿路两边停满省军管会执勤部队的大卡车，执勤部队已经把局面控制住。军医校“联指”派受伤的20余人和两派受伤群众已被送往昆明部队总医院即陆军第43医院。我和苗君商量，在两派如此对立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呆在此地已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俩决定步行返回学校。 我们赶回学校时，已经是中午。我们才进入云大的后门，就遇上我班的两位女同学。一见面，她们的泪水就扑簌簌地往下掉，哽哽噎噎地向我们诉说道：当天（即5月29日）上午，炮派为声援头天晚上在机床厂被殴打的军卫校“联指”战友，以云大学生为主的几百名炮派群众来到位于昆明北教场的军卫校礼堂召开声援大会。这个大会才开了半个多小时，又遭到军卫校“红总”和昆工近千人的冲击和殴打，登时“俘虏”炮派200余人，包括我班的李君等10余个同学在内。这些同学一路上被拳打脚踢押到昆工8号楼（昆工教学大楼之一）。现在这些同学还不知是死是活哩！她们也去参加了“声援会”，是在混乱中逃出来的。她们要我们赶快组织人去救援被俘的人们。我和苗君不由得摩拳擦掌，决心一定要救出战友来。 云大的炮派头头方向东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用麦克风对聚集在那里的同学们做工作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大家先克制住自己。同时他还向大家通报说，作为一种反击，炮派也已经“俘虏”了八派的头目刘殷农和候树勋作为人质。 迫于省军管会的干预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昆工不得不分期分批释放“俘虏”。两三天后，昆工宣布已全部放完。作为回应，炮派也释放了八派的头目刘殷农和侯树勋。 据李君等许多同学事后回忆说，他们被押进昆工大门后，早已等候在道路两旁的昆工学生们不断地对他们挥拳踢脚、吐口水和谩骂，使人痛苦不堪。来到8号楼前，被依次登记姓名、单位、家庭出身、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名称、在群众组织内担任何种职务、到军卫校的目的等。以后又是车轮战术的连天连夜的个别审问。对被俘的头头们的审问格外认真详细：炮派的组织情况，对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的看法，所在组织内的各项工作计划，以至各个头目在炮派中的地位和作用、性格和特点等无所不问。以后的许多事实证明，八派的谋算比炮派要深远得多，这一次不过是初现端倪而已。 四、炮派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 “5.29、5.30”惨案发生后，炮派认定，如果不是得到昆明军区(当时的昆明军区属全国八大军区之一，辖云南、贵州两个省军区和陆军第13、14两个野战军)政委李成芳等一帮人的支持，八派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炮派的会场和游行队伍，挑起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就全国看，自“二月逆流”批判老帅们之后， 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对青海问题的调查作出批示，将镇压青海造反派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隔离审察。决定指出：“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5月3日，首都三军革命派在林彪、叶群的支持下揪斗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这种背景下，炮派在云南提出3个口号，一是“坚决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是“坚决揪出云南的赵永夫式人物”，三是“揭开云南军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矛头所向，直指李成芳等人。 6月2日，炮派决定到昆明军区找李成芳，要求李成芳主持正义，严惩打人凶手。李成芳避而不见炮派群众，只是让陈康出面让炮派先各自回原单位再说。炮派怎肯罢休，于是一万多名炮派群众，围住昆明军区大门外的金碧路和军区大门对面的国防路等两条马路，静坐示威以示抗议。这次静坐一共坚持了7天。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从始至终参与了这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 我们就这样席地而坐，坐完一个白天，又坐一个晚上，如此夜以继日地静坐着。每天由参加静坐的单位送两餐饭来吃。想到众多的战友们受伤而住院，想到还有不少战友下落不明，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悲愤。6月初的昆明，天气说变就变，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冷风骤起，大雨倾盆。上万人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水泥地上，渴了、饿了、病了都不在乎，那情景让看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古语道：哀兵必胜！果然有道理，至少也是哀兵不可欺吧。在炮派静坐的这7天内，平时猖獗的八派没有敢来冲击和滋事，只是偶尔有八派的宣传车在远处用高音喇叭咒骂炮派围坐昆明军区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结果还被炮派群众上前将其喇叭给砸了，这些天如果有八派来冲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炮派有两辆宣传车始终停在军区大门前，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着要李成芳出来与群众见面、回答问题。马路中心放有桌椅和话筒，供5.28、5.29挨打受伤的人员进行血泪控拆。 因为挨打受伤的人确实多，所以被安排来控诉的人也挺多。而其中给人印象极深的是一位年近50岁的军人。他先自我介绍是昆明部队某医院的军医。他泣不成声地控诉说，他亲眼看到八派“暴徒们”如何把抓到的炮派“俘虏”们“挖掉眼珠、掏出心肝，如何把死尸送到昆明东郊的跑马山火化场，另有一些尸体则被捆上大石投进滇池，许多可亲可爱的炮派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给毁尸灭迹了……”他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在下面一边听一边流泪。夜深了，宣传车上播放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歌曲情调悲凉，大家齐声跟着哼唱，内心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了解此时此刻炮派的困难处境呵！ 从这次静坐示威以后，这支抒情情调悲凉凄婉的“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其中有道：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时想你照路程。跟着你，大反特反向前闯，闯下武装工农干革命。井岗山，你带领我们打天下，红旗一展漫天红。啊，红军是你亲手创，战略是你亲手订，革命战士想念你，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旋律婉约深情，带着淡淡的忧伤，一唱就把人的心思意念带进去，如泣如诉，似哀似怨，绵绵不绝。于是此后就成为炮派的派歌。与八派以歌唱麦贤德（是文革前大陆与台湾在海战中受重伤仍坚持战斗的英雄）的“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那情调激越热情、进行曲节奏明快的派歌相比，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 听过老军医声泪俱下的控诉，在场的人们悲愤到了极点！我们身边有几位本来是来看热闹的解放军战士，得知我们是云大的学生后，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昆明军区通讯兵110部队的战士。他们那里有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如果炮派要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可以提供最好的通讯条件。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们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并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静坐示威现场的指挥部。 就在听过老军医声泪俱下控诉后的第二天中午，炮派堵截到一辆往跑马山火葬场方向驶去的中型吉普车。车上载有3具尸体：两具年轻男尸和一具中年女尸，驾驶员乘混乱中蹓走了。炮派推测可能这3具尸体是八派要送去火化以销毁罪证的炮派战友尸体，就把这辆车弄到省军管会的办公大院（原省委办公机构）要求省军管会查清情况。三具死尸面色呈菜绿，已经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当时正值炎夏，让人闻了直想呕吐。难为军管会门前站岗的那两位解放军战士，他们始终一动不动地坚守在岗位上。鉴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治安机构的瘫涣，省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查清这辆车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可能弄明死者是什么人以及是怎么死去的。于是这辆车就这么一直摆在省军管会的大院里，直到几天后尸体流出臭水来，炮派才不得不同意省军管会让人把车子给弄走。 6月6日晚，昆明军区大院内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静坐示威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喇叭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布的“六六通令”。强调要维护文革秩序，其中有一句是“不得冲击军事指挥机关，已经冲击了的要迅速退出”。昆明军区的意图很明白，是想借“六六通令”压炮派撤消静坐示威活动。而这种重复广播的结果，确实使炮派群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形成一种思想压力。炮派常委们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持静坐下去，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 在中共中央的过问下，6月8日晚上11点多钟，李成芳由医护人员陪同，在挂着输液瓶的情况下不得不出来和静坐示威的炮派群众见面。据军医在麦克风里对大家讲，此时李成芳正患病，血压很高，只能和大家讲几分钟的话，输液不能停下来。我们全都认为，这是李成芳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他就根本没病，但他伪装出病恹恹的样子，就可以稍一露面即撤回军区大院内。如果炮派敢于揪住他不放或者敢动他一根毫毛，从道义上就站不住脚了。后来与昆明军区内部传出的可靠消息印证，情况的确如此。 于是，10000多名炮派群众静静地听他讲话。他讲的大意是：关于5.28、5.29事件，省军管会将组成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昆明军区负有边防重任，又是援越抗美前哨，现在中共中央已有“六六通令”，希望大家迅速返回各自单位，维护文革正常秩序和军区的正常工作开展。 一位炮派女广播员通过高音喇叭厉声喝问：请李成芳表态，炮派广大群众激于义愤，围坐昆明军区门前要求解决问题的做法是不是革命行动？ 李成芳吭哧吭哧地不愿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只是一再表态说大家的心情和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炮派的群众怎肯就此放过。李成芳万般无奈，只有明确表态是革命行动，然后，由医护人员将他护送回军区大院去了。 有了李成芳的表态，已经处于骑虎之势的炮派总算找到下台的台阶。6月9日中午，炮派指挥部宣布此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胜利结束，各炮派组织可以有秩序地撤回单位。这样，我们才算喘过气来，回到离开已经一周的学校。 6月中旬的一天，李君派我到春城饭店二楼小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我按时前往了。去了才知道这是“5.29”事件调查组的成立会。调查组长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管会副主任鲁瑞林担任。此次会议由他主持，小组成员由两派各出3人组成。调查组办公室设在春城饭店的两个房间里。为便于调查工作，将配备给调查组一辆小汽车，调查组成员每天将给予伙食补助费。 在这次会议上，初步讨论了调查组成员应遵守的纪律和工作制度，以及大体的工作计划和应重点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等。会议结束时，鲁瑞林再次和到会人员一一握手，鼓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善始善终搞好这项工作。 返回学校后，我考虑到自己不适合担此重任：一是开初我是保守派，与李君他们这些老造反派之间，终究有一层隔膜，难以为此项工作经常在太小的范围内与他们频繁接触共事。而参加调查组后，为代表本派利益，这将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我不善言词，在这种由两个尖锐对立派别共同组成的小范围的调查组中工作，以后势必不断展开唇枪舌战，如果因为我的舌头笨拙而让本派兄弟姐妹的冤屈得不到申雪，我还有何面目再见大家的面；三是从内心讲，对炮派内的事情我也不愿陷得太深，能当个普通的红卫兵足矣！ 我返校后即向李君汇报了当天参加调查组会议情况，并讲明我不能胜任此种角色的理由，此时李君已是炮派内颇有影响的人物。聪明过人的李君，微笑着听我讲完后，挺客气地表示：当时派我去开会之前，即已认真分析过我的情况，认为我去是比较适宜的。是让我作为炮派内“共宣”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参与的。既然如今我坚决不愿意参与此项工作，他将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将和其它共宣常委商量让谁接替我去的问题。希望今后对共宣的工作有何看法与建议，尽管率直提出，不必有顾虑。他们忙于纷繁的事务，难免对一些事会考虑不周道，接着他诉说了工作中的许多麻烦和苦恼。 这次谈话，是自文革使我们从政治上分手后我和李君之间第一次较为坦诚的谈话，使我和李君之间的距离感缩小了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今生今世，我们之间要恢复到文革前那种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友谊是绝对不可能了。物质的东西失去了还可以再挣回来，友谊一旦失去就难以寻觅，对此我很清楚。 以后，李君委派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另一个同学代替我。那位同学到调查组呆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补助到一小笔钱外，几乎没有能干出点什么。最后这一调查组因为两派之间越来越矛盾对立而无法继续存在，只有由鲁瑞林宣布“暂时停止工作”，实际是宣布解散了。 事后我曾问过接替我参加调查组的那位同学，也曾问过李君，5.29、5.30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们回答都说：据他们所知其实并没有死过人，受伤的确实不少。至于当时下落不明的，甚至以为是被打死了的，实际情况是乘乱中跑回老家躲起来，以后又陆续露面了。 这就使我很是奇怪，当初静坐昆明军区时，那位自称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军医声泪俱下的控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军医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也曾将这类问题问过李君等炮派头头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弄不清楚，因为当时的情况太乱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到现在为止始终未能解开的一个谜！以至我甚至怀疑这“老军医”其实是境外派遣来的一名特务吧！只有那类角色才能干出那种无中生有而煽动性极大的勾当来。所以后来划线站队时指责炮派在文革中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反军乱军计划时，我内心也不得不半信半疑，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后话。
 上图：1976年初作者在云南跃进机械厂子弟学校任校长时带领师生到清水海郊游时的留影。（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0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