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就《邱会作家书》出版与《名星》杂志记者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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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就《邱会作家书》出版与《名星》杂志记者访谈录

程光、《名星》记者高伐林


名星：儿子眼中的父亲邱会作，是怎样一个人？如果要用简明的语言归纳，会怎麼叙述？您对父亲的理解，是否有一个变化过程？

程光：说起来很惭愧，我长到青少年，还不很了解父亲，只知道他是军队干部，工作非常繁重。我住校学习，周末才回家，而他总在忙，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和我们相处。我开始了解父亲，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是大学生了。父亲面对着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冲击，本可以隐忍顺守，暂避锋芒，但他选择了制止“打砸抢”，反对在军队领导机关“造反夺权”，因此受了大难，遭到严酷的武斗，被打成重伤致残。危急时刻，我冒险到了造反派的“牛棚”，把重要消息写在手心里，传递给了关押在那儿的父亲。他咬紧牙关、撑住武斗，终从造反派手中挣脱。从写在手心里的这封特殊的“信”开始，我们父子间加深了理解和信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东工作的我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才得知父亲被关在秦城监狱，在一次探监中，他把写有半张残破纸片上的信带了出来，我知道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武、谋、逃”纯属强加。1981年他解除监禁之后，他本可以及时地为自己申诉辩白。但他没有那样。他写信对我说，“对个人问题一字不提。中心问题是要表明，我是关心因我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人，并非是自己在做什么文章。我也会明确提出，天大的问题由我承担责任，而不要株连无辜的人。”（《邱会作家书》21页，以下简称《家书》）。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敢于担当，忠于职守的人。

父亲被安置到西安，从那时开始，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和他谈，从开始的亲情家常，到后来成了无拘无束的深入交流。我帮助他收集资料、阅读整理他回忆稿，发解了他从小参加红军，英勇战斗、勤奋工作、历经磨难的生涯，又目睹了他出狱后为了澄清历史真相，撰写回忆，走过最后二十一年艰辛的路。从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父亲的内心精神世界，对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爱。

如果让我用简明的语言归纳一下心目中的父亲，正如他1992年在给中央的信中所言，“对自己从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无悔无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一贯勇敢战斗，积极工作。我对党，对国家，对我的祖先，对我自己，都问心无愧。”（《家书》248页）。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名星：父亲被监禁之后，您首次见到他的印象和感受是什么？

程光：那是1980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监狱看到了分别九年的父亲。他面色灰黯，非常消瘦，眼窝都凹陷进去了，手臂从袖子里伸出来，枯瘦如柴，让我都不敢认了。三九隆冬的寒天，他没有衬衣穿，光着身子穿着破烂不堪的旧棉袄，领口衣襟上的污垢结成了黑亮的板，身上散发着长期不洗澡的臭气。虽然他一付饱受折磨的样子。但思维清晰，目光有神，显示出坦荡不屈的神情。不久之后，父亲借亲属再次探监之际，带出了写在那半张残破纸片上的短信，其中写道，“我的凄惨这不说了，但愿有面谈之日”（《家书》12页）。我久别之后见到正被专案审查的父亲时，为他的处境感到震惊。

父亲在写过那张纸条上的信以后的几个月里，被施以公审，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对一个近七十岁饱受折磨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父亲刚被定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此“弥天大罪”，却被立即释放安置。这个突然而来的颇具戏剧性的事，对我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父亲曾写着，“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对自己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的。”看来他对自己以后要作些什么，早已有了打算。，父亲在身体还很差的情况下，不顾治病养伤，立即开始了写回忆资料。他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勤奋工作，坚持笔耕不止，直到2002年他去世之前。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屈，敢于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奋斗到底。

名星：您什麼时候萌生念头编注《邱会作家书》这本书？为什麼要做这件事？

程光：父亲关在狱中所受摧残的情况，对外是严格封锁的。父亲被安置在西安后，对外保密。他仍然受着监管苛待。然而，在社会上却流传着一些消息，说他们在狱中受了优待，照顾很好，保外就医后，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这种谣言源源不断，引导着社会的视听。父亲去世后，他的回忆作品以不同形式出版了，披露了大量事实真相，包括对他们曾采取的严厉逼供信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残害，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于是，谣言又有了新的指向，非议父亲回忆的真实性。说什么父亲的回忆“笔法较为随意，有点类似于纪实文学。没有交待信息来源”，对于我记写的父亲的一些谈话，说是“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进行那么多交流”，极力贬低打压。

面对这些，我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向世人说出信息来源和相关证据，展示那些历经刼难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于是，我决定以父亲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线索，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原始录音等，汇集成一本书出版。因为它记录着父亲与儿子二十多年的心灵交流，书名定为《邱会作家书》。2014年，适逢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就把它当作向敬爱的父亲的献礼。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名星：在您看来，本书披露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程光：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史料面世了，这无疑对中共党史、国史是一个重要事情。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现在出版的《邱会作家书》，是“吴李邱时代”的产物，是他们的延续、扩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而且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的，显示了它所承载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如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更多是在施以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非常珍贵。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运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有关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着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斗争有记述，对运动后“右派”处理、悲惨遭遇的忆述，进一步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本质。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述，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个历史上不可缺失的空白。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的日子，某些生活条件甚至还不如监狱。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我当初以为那样待他，是文革恶习的延续，很快会被纠正，但没有想到一直维持着。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家书》261页）。

对此父亲很感慨：原本是领袖和党的错误，他们已经代之承担了责任，被关了十年。你们认为整得够了，安置了，就是把老帐结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功劳了，总不能不承认吧？应当让我生活过得去，有点做人的起码尊严吧？！那就不应当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难为我，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过日子。一个政治家，当权了，要豁达大度一些，不可以这样小肚鸡肠！再说，羞辱了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对家属仍然进行株连。父亲出狱后发现，我们亲属子女们都还在株连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我母亲，还被加重了处罚。在父亲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为“营救”我母亲在设法努力。父亲说：我被扣上那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却变相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都被放出来，自由了，可她还没有解脱。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报复，又是什么？！

我的祖母，一个当年在中央苏区支援红军作战、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的苏维埃模范，这么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后在医院里被停医停药活活饿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书》174页）。这可是两条人命呀！却没有人过问。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株连那套东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帮”搞的。可是“四人帮”早抓了，文革结束好些年了，这种整人还在进行，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劲，变本加厉。这只能令人思考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中深层次的原因了。

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好多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习惯。文化大革命以来，坏习惯坏风气在膨胀和扩大。就干部政策来说，整了一个领导干部，还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连我们家八十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婴儿也不放过。现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应当纠正的东西太多了，要恢复的好传统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对政治报复感兴趣，对于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嘴上叫得很响，实际上并不想认真去作。

其三：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父亲进行了抗争，给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写信求救（《家书》169页）。之后，父亲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并无松动。在他去世时，中纪委发文规定了“六不准”（不准发消息，不准举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发讣告等），甚至连父亲遗像上都不许对他有正常的称谓。对人如此严酷，去世了还要剥夺他和家属的公民权利，监查管束他的后事办理。如果不是读者从《家书》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这些，怕是难以置信。

《家书》在披露阴暗的同时，也记载着光明和善良。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干部。父亲的一些原来的老领导去世了，可他们的子女还在帮助他，向上反映情况，为其奔走。后来，父亲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员，虽然无法改变大格局，但在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予父亲好的照顾。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他们主政时，关心爱护父亲。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他还为我们子女解除株连进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办。赵紫阳曾直接关心过我们子女，解决过因受连而产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难。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坚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力推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固然会名垂青史。而他们对父亲这些人的处理，努力想改变之前的不当，待人的宽厚坦荡，也是一种历史，应当把这些告诉人们。

名星：《邱会作家书》汇集了不少你父亲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见解？你为什么会编注这些内容？

程光：研究历史，不仅要依据事实，而且需要对它们研究、分析、考证。其中，当事人对彼时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断，不管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应当对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实解读，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吴、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从目前我的了解，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在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思考，剖析出深层次的原因。凭借它们，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动机的研判，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致使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因为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方面。（《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争斗”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后来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算，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后来却继承了这个毛病。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父亲在本书里的一篇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时的经过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有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为什么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何执意如此？父亲回忆了发生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的时候要传达一句话，就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我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名星：你父亲有如此的思想和见地，是否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程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说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说起来义愤填膺、痛恨不已，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父亲反对把那段历史采取完全割断的“一笔勾销的办法”去否定。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你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领袖本人正面作用很大，反面作用也很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过程中，他是正确的，你看他起的作用多大呀！文化大革命他是不正确的，你看他的反面作用多大呀。毛主席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间在他一生中到底还是短的。（《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惊人毅力的学习和思考，他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发现，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都在父亲的学习笔记中记载着（他留有多本笔记）。在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宽裕，可是还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更是放在他的案头，不断阅读。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央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令他反复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他的这些变化，读者可以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父亲，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早期回忆，受隔离和困难处境束缚，有时显得压抑封闭，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以早期的稿最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有痕迹，但还是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那些，更注重回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多了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是非更为客观理性。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人生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

名星：您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最让您为他自豪的事是什麼？

程光：我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背叛自己当初选择的革命道路，尊敬指引他走上这条道路的领袖，一直坚持着“老干部、老革命、老红军”的操守。

在这里，只要举出他对领袖人物的看法，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他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无论他们被视为“神”，或是还原于人，无论在受人崇拜，还是受人诟病的时候，父亲对他们都能坚持实是求是讲真话，从不随波逐流。

对毛泽东，父亲很年青时就认识了，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把他当成爱戴的长辈甚至“家长”看待，忠诚不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却把他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造成了冤案，而且这后来又被人拿着对他搞了“公审”。父亲说，我的政治生命被扼杀，是从毛主席开始的。但是，“我是把毛主席放在党、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来考虑问题的。诚然，毛主席有负于我，我是有反对毛主席的资格的。我是决不反毛主席的。”（《家书》129页）。当时国内外一些人掀起了一股“反毛”的风，除了从政治上对毛泽东根本否定，还有不少丑化他个人生活的书籍和“小道消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父亲说，“毛主席当然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有的可避免，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毛有错误就罪大恶极？要是王明不下台又会怎样？对毛主席的错误，只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家书》129页）。

对于林彪，父亲和他有二十多年的战斗和工作关系。他没有因为林彪在“九一三”后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而有意地丑化他，否定他。父亲客观公正地说出他的历史功绩，不仅有战争年代，也有和平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抵制江青一伙、稳定人民解放军的斗争。父亲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以后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在毛主席生前反的，这就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有最大的胆略和冒着很大的风险才能这样做，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为党的利益而奋斗他才能这样做的。在毛主席身后反“四人帮”，我并不持异议，并不是说他们反的不对。但是，毛主席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的斗争，是坏人之间的斗争，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家书》314页）。

对周恩来，父亲更是感情深厚。在红军时期王明路线盛行的1934年，周恩来曾救父亲性命于肃反的处决枪口之下。此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有着如父如兄的情谊，这在他的忆述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充满和感激和亲情。但是，对这样的大恩人，父亲在回忆中，对周恩来历史上的两次王明路线错误毫不掩饰。现在的主流忆述，压倒的舆论是称颂周恩来的文革作为，淡化开脱其所不当，甚至邓小平都说他是“违心地在做事”。父亲却不那样，还是如实说出其作用和责任：周恩来就是文化革命的“总参谋长，或是总管”。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小事都是毛主席点头的，大小事都是周总理执行的。……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什么？“拥护、执行”四个字就完全可以表达。（《家书》201、221页）。

对于在文革政治漩涡中一直在政坛上站住脚不倒的周恩来，父亲说出了一个关键原因。“中央政治”是周恩来的专用语。过去他比较含蓄地用这个词，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公开对政治局的一些同志讲了，对黄、吴、李、邱明确说，我们讲的‘中央政治’，是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那个人（江青）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大的麻烦……周恩来对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和错误心里明白，但他很少说。对江青的霸道行为，周恩来是忍让的，有时甚至迁就和放任。（《家书》228、214页）。

对邓小平，父亲和他没有什么历史过节。邓在文革中受毛泽东恩威并施，两次整下台。毛泽东去世后，邓再次复出，消除毛泽东影响、严惩毛妻江青本是自然之事。可邓把早已结案的“林陈反党”案又翻出来。把他们和“四人帮”用一个“集团案”绑在一起，打成了反革命。这令父亲晚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在父亲安置到西安后，听到一些干部群众对邓小平那样否定毛泽东不满，对他的上台有很多嘲讽非议时，父亲却说，他是够资格的毛主席的接班人。至于他要把毛主席反的不像个人样子，那是另外的问题了。解放前国民党不能没有蒋介石，现在我们不能（没有）邓的道理作用是一样的。（《家书》128页）

类似这些，在父亲的书信和忆述中还有很多。正是我从这里面看到，父亲不以个人私利说事，不以个人好恶评史，感到了他胸怀坦荡的个人魅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忆述才有价值。

名星：在书中，你父亲写的信和一些作品，它既是家书，也是国史，它有什么让你非常重视的。

程光：父亲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那个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大事，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搞清过去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他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赞成，他早在1983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经济，现在不知乱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个认识，和在台上主政工作的老干部相比，也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上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父亲说，作为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走了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提到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毛泽东的“禁区”，他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人要是闯了那些“禁区”，谁人就要被打成“反党分子”。现在他们大胆地在这上开了刀，破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之后的1991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谈论的还是对改革开放的看法，纠正“姓资还是姓社”的错误认识。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父亲晚年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感到高兴。他没有沉浸于个人荣辱得失之中，而是把国家的命运放在心头。他对此有很多评论，其中有个观点让我很注意，他当初就说，以后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搞政治改革，远没有当初开始改革开放时那样的勇气。

名星：您想对《邱会作家书》的读者说些其他什么话吗？

程光：我把这本新书奉献给读者之前，有些不安，因为它和我之前写的《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一样，是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做的，难免有疏漏之处，少不了差错和误笔，也没做到“为尊者讳”。但是，给了我勇气的仍然是父亲的一句话，“我们的东西会有瑕疵、不足，但比那些时间地点少有失误，而关键内容错了误导人的东西可是好多了，人们需要听到真话。”这个意思，父亲多次提出，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大的政治阴影，有一个幕，是政治掩盖了历史，所以历史就没用了，都是政治。政治把它掩盖了、歪曲了。”父亲一直强调，这一层阴影要把它扫除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只要说真话，真正的历史自然就能搞出来了。（《家书》315、318页）。

父亲晚年做的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晚年走过的路和坚持做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留下了未发表的数以百万字计的遗稿、日记、书信、短文、谈话录音稿等，有待整理，让它们面世。我想，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它们是一家之言，并不完整，有一定局限性，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作，中国那段历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


《名星》　第９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