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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忆（全）

2014-06-10 18:01:14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作者：ghding

　(一)
　　1966年文革发生时，我是高中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我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胸怀国家，放眼世界。我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还自费订阅了《参考消息》。文革前夕，看了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文革开始，我们自然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县委派了工作组进入学校，组长是林业化工厂干部，发动学生批判教师，也整学生中的“黑五类”。县委举办了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班，也是挑动教师整教师，我们认为，这不符合整党内走资派的运动大方向，于是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还写了《急告全县中小学教师书》，揭露县委转移批判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在11月下旬，我们又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通知县委副书记在会上作检讨，县委书记认为他也应该承担责任，自己主动到会，会议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武斗行为。这个时期，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由此可见，文革初期整教师，是刘少奇领导和发动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是反对的。40年之后，2007年，我们数十位年届60岁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祝贺我们的班主任80岁寿诞，感情弥深，其乐融融，可见师生关系之亲密。我们也没有批斗过校长，我们中学校长的家，后来成为我们群众组织秘密聚会的场所，企图把整教师嫁祸于领袖毛泽东和当时的青年学生，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
　　(二)
　　文革初期，最先出现的是官办红卫兵，是县委支持的，由学生中的红五类组成，我也是其中之一，班委会改成五人小组，我是五人小组成员。开始是破四旧，组织学生红卫兵走上街头，进入人家，凡是疑似四旧，或毁、或收、或改，我随着大家去一户人家破四旧，楼上有很多书，其中有本县县志吸引了我，我在楼上花了一天时间看完了这本县志，到了吃饭时间，县委派人用板车拉了饭菜送到大街上给我们吃，伙食比学校食堂好不少，而且不要饭票。后来，县委安排各班选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由于我们班多数反工作组，我也幸运的当选赴京红卫兵代表，每人有一个精美的代表证，赴京红卫兵由县委宣传部长带队，火车每到一站都有人从车窗爬上来，到处都是人，拥挤不堪，在半途还等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出任何事情，凡事不用操心。在北京等待了大概10几天，在友谊宾馆睡地毯，我每天去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毛主席检阅那天，从夜半出发，傍晚才回到友谊宾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等到了金水桥，队伍已经完全散了，我们只是拼命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从北京回到县里后，我们继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逐渐形成了两派，对方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多数派，我们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少数派。虽然空气北京紧张，但是也没有发生真正的武斗，后来武装部支持多数派夺权，我们感到受压制，于是成为反对派，对方越是压制，我们越有精神，尽管对方给我在准备夺权的大联合指挥部安排了座位，我去看了一下就没有再去了，这就是我们县两派群众组织形成的原因。应该说，我们县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是县委发起和支持的，是转移运动大方向的，这个时期还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把文革初期的打砸抢嫁祸于领袖毛泽东和青年学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三)
　　文革在1967年进入胶着状态，对方继续把原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全部作为打倒对象，我们为了体现斗争大方向，把原县委书记放在第一位，但不过是虚晃一枪，第二位是武装部政委，这是对方的支持者，但也只是口号而已，这时他已经住到省军区去了。有一位县委副书记，对方喊“打倒狗叛徒”，我们派机关干部到他原工作战斗的地方进行外调，结果没有找到叛徒证据，我们认为，没有依据就不能以叛徒对待，他后来为此对我们十分感激。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当我后来在五七干校工作时，他到五七干校学习，我们还在周末买了鳗鱼，一起加餐，共享美味。对于时任县长，我们也没有提出打倒他，更没有像对方那样称他老右派。在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他任我单位院领导，在这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了副科级、分了新住房。有一位县人民银行行长的夫人，为了在运动中解脱自己，胡乱揭发她的丈夫，我去她家批评了她，阻止她的非理智行为。
　　1968年8月，我们县在合肥办大联合学习班，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双方在省革委会派员协调下进行谈判，我是我们这派的首席谈判代表。对方的意图是由县武装部领导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们坚持让原县委书记出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接纳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县委书记任革委会主任，从外地调入的武装部部长、政委任副主任，并且结合一批干部。当时，全身只有两个县由县委书记出任革委会主任。
　　在县革委会成立后，我作为县革委会常委，极力推动解放干部。有一位局长，被本单位群众批判，心中有气，而且也不好工作，就回家了，当时落实828命令，县革委会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并且要作处理。我在会后立即自费乘车到离县城50公里的农村，千方百计找到他家中，要求他立即去县城上班，争取主动，然后我又伏在一个包装箱上写信寄给县领导，建议县领导给他安排工作，这样他就避免了处理，而且重新担任了局长职务。
　　1968年冬天，我们到省城参加万人学习班，主题是揭发造反派背后的黑手，我利用这一机会，走遍省城大街小巷，吃遍小店美味，于是，地区革委会主任到省城找我谈话，要我揭发黑手，并且说：“人民给你的权力，人民也可以收回去”。我认为，可以允许学生犯错误，也应该允许干部犯错误，不应该对他们“揪出”、“打倒”。回到县城以后，我在县里办的学习班上，说清了应该说清的问题，主动承担了应该由我承担的责任，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我更加受到大家的尊重。
　　后来县里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一个公社搞得很恐怖，打死了一位农民，县里派我带领机关干部和武装部官兵组成工作组去处理，我首先查阅了公安局的审讯材料，然后到乡村访问所谓“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位年轻农民，很淳朴，我感到，这根本不可能是反革命，但是，我也无法予以断然否定，于是，我召开会议，批评他们“用了不应该使用的手段，整了不应该整的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公社革委会主任以下的“群众专政指挥部”成员全部撤销职务，实际上就是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在我回乡期间，参加了一次公社组织民兵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行动，夜半三更，我随着民兵直奔高山，进入一户农民家中搜查。我进门一看，四壁空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但是，我看见有一本日记，于是认真看了起来，看过之后，我发现这位农民青年非常关心生产队的事务，关心国家乃至世界大事，有思想、有水平，我很受感动和震动。这次行动对我影响很大，从此我常怀尊重农民之心，回荡同情农民之意，深信人无先天贵高低之分，只有后来环境机遇之别。有我这位“县常委”的同情，他们家当然也就没有麻烦了。40年后，我到那一带走访，得知这位青年农民后来上了大学。使我惊讶的是，当地人居然知道我曾经在深夜去过那位单门独户的农民家。
　　这些都充分表明，红卫兵并非都是没有人性、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洪水猛兽。
　　(四)
　　1968年夏天，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有5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我感到从今以后，一切都有人领导和办理，自己再也不必紧张忙碌，疲劳至极后的放松和失落，使我心静如水，居然在主席台上打起了瞌睡。
　　三结合的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仍然生活工作在原单位，刚开始我仍然住在学校，靠父亲的钱维持生活，直到后来，才有一点微薄的出差补贴。回乡以后，没有我自己的房间，在别人家黑暗的土楼上用纸烟包装箱隔了一个空间。我所在的公社，5个大队每个大队每年给我补12个劳动日的工分，大概合60多元人民币，经济上仍然难以完全自立。我当时最大的希望，是能有一个专业的工作岗位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陶醉于县革委会常委的职务。所以，当时上山下乡，县里要把我树为典型，我在常委会上说，我肯定还要回来的，不能树我作典型。有一次，我检查知青安置工作，看到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在农村结婚，在喜气洋洋之中，我的心情特别沉重。
　　在我回乡期间，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对我十分关照，我帮生产队做的有印象的事情，是到另外一个公社换优良稻种，县革委会有一个常委在那个公社，换稻种没有问题，但完全是公事公办，一斤换一斤，没有优惠，也没有留我吃饭。回乡两年，在生产队干活73天，没有吃多少苦，也没有学会多少农活，但是让我比较深入的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多年以后，我仍然认为，知识青年下乡，是人生难得的生活阅历，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我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对我周围的干部群众至今充满感激和敬畏。
　　我经常被县领导派到各公社检查工作、处理问题，每次到公社，都是由公社干部让出自己的房间给我住，从来没有花钱住过招待所。在公社食堂吃饭，也从来没有人陪同，更没有喝过酒。有一次我随县革委会主任到公社调查灾情，我和他在公社食堂吃饭，同大家一样拿饭碗排队买饭，前面的人甚至没有让我们排到前面。到农民家吃饭，我就按规定悄悄把钱和粮票放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次，我带领林业局和公安局的干部到山区制止乱砍乱伐，住在农民家中，有一次深夜开完社员大会，深山之中无法再回住处，就与一位老农在他看护蘑菇的草棚中住了一夜。
　　经常下乡，吃饭不仅要交钱，还要交粮票，当时我的粮油关系已经从学校转到农村，没有粮票，于是，我到邻县务农的舅舅家中，请他挑了一担大米，走了几十里路，到我县的公社食堂中换粮票，我们把米送到公社食堂，公社食堂按粮站定价付给我们粮款和粮票。我当时是县革委会常委、知名人物，但是公社干部没有给我任何优惠，没有多给一两粮票。
　　那时县里开大会，吃饭是10人一桌，饭菜定量，我总是吃不饱。有一次，我与另外一位常委，以开玩笑的方式，两个人吃完了一桌饭菜。当然，也只仅此一次。整个在县革委会工作期间，我没有吃过一次请，没有喝过一次酒，根本不知有公款消费之事。只是到了离开本县、即将上大学的前夜，才有两位朋友请我喝了一次酒，三人喝完了三瓶酒，依然没有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为我送行话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不爽。
　　在革委会中，群众代表一是没有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二是不坐班不了解情况，三是领导干部对我们也是敬而远之，所以，虽然也参加会议，轮流值班，但是，没有多少发言权，很难真正参与重要决策。我深知，我们的使命难以持久，无非昙花一现，虽然当时县里已经把我报到地区革委会，拟提我为县革委会副主任，拟进县委常委班子，但是看破红尘的我，去意已定，在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时，我毅然决定上大学。由于我是县革委会常委，又是县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没有任何困难和麻烦，很快就办好了一切手续，实际上也有人希望我走，根本不需要拉关系开后门，这样我就成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
　　文革中的干部作风，特别是我们红卫兵的境况，由此可见一斑。
　　(五)
　　全省几个高校相同专业的教师全部并入我们政治系，师资力量很强大，教师学术品位很高。刚入学的一段时间，搞“上、管、改”，没有怎么正式上课。我对运动已经没有兴趣，很想扎实的学习一些今后有用的知识，于是埋头看书，即便后来正式上课了，我也坚持课余自学。在学校二年时间中，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资本论》，后来又看了十多本外国著名小说。刚开始看这些书，由于对外国思维方式及语言不习惯，比较费劲，后来看多了，也就逐步适应了。后来老师又教授了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实践论、矛盾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些都奠定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也树立了我的世界观，从此之后，我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后来对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说，西方经济学我不如你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你们不如我。
　　在初期“上、管、改”过程中，系里经常开大会，各班级要有代表发言，班长说，别人发言还要写发言稿，我不需要写发言稿，所以就经常派我发言，对我当然也是一种锻炼。后来学校学军，搞拉练，刚走了一半路，系主任要我乘车返校，写宣传稿，于是，同学们一回到学校，高音喇叭就开始表扬拉练过程中的好人好事，题目是《政治系长途拉练首战告捷》。后来，我又参加了学校大批判组的工作，写了一些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章。大批判组就是学报的前身，组内有2位老师后来成为省内科研单位厅级干部。又有一次，同学们去学工、学农，我随两位哲学老师去某市党校辅导《实践论》、《矛盾论》，大概有10多天，市党校地处江边旅游景点，食堂伙食也特别好，而且不要钱，这段时间非常开心，于是我写了篇散文给正在学农的同学，他们在全班读了我写的信。
　　毕业之时，我问系主任，准备把我分配到哪里?他说，考虑我在县里的职务，分配我回县。我说，如果回县，我学习的东西就用不上。结果，我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当教员。当时是学习马列主义六本书，担任教学工作的有中央党校、政法学院、省委党校下放的老教师，他们归心似箭，都希望我能够尽快担起他们的教学任务，所以对我都很支持，把我往讲台上推，没有人排挤我。我在学校打下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使我讲的课学员容易听懂，比较受学员欢迎，这样我就很快成了主讲教员，不仅主讲大课，而且免除了上台前的试讲，而其他的教员，都必须先到党委会议室试讲。1978年，大学扩招，于是，五七干校停办，原址改办某大学分院，我转为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负责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教学工作。当时，在教学中，有的人为了取悦于部分学生的逆反心理，不负责任的讲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阴暗东西，我没有随波逐流。我教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厅级干部，处级干部更多。30多年来，无论在研究单位，还是在行政部门，我一直没有脱离学术活动。
　　几年的学习和教学工作，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人生，信仰是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而理论是信仰的坚实基础，古往今来，凡是大国、强国，无论其理论基础正确与否，都有强大的信仰力量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更是国内外科学思想的精髓，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的经验大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人民，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十分珍惜、高调弘扬、世代传承。对诬蔑领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妖魔化共产党、坚持花样百出地推动私有化改革，千方百计地欺骗国人走西化道路的丑恶行径，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
　　(六)
　　文革中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县实际上只有2年时间，即从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即便在这2年时间，还有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抓经济工作。1968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结束了无政府状态，一切走入正常轨道。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机构非常精干，工农业生产全部进入正常状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热火朝天。小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并且带了现代化厂房、自来水、电灯等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显著的改变了山区农村面貌，连我都羡慕三线工人的生活。当时县里已经开始办“五小企业”，即小化肥、小农药、小农机、小水电等，我当时还去查看了农药厂的选址，我的不少同学去化肥厂当了工人。省城工业学院一位毕业生分配到本县工作，我特别向有关同志打招呼，要求同意安排他到农机厂工作，他在农机厂发挥了重要的技术创新骨干作用，但是后来不幸英年早逝。其他分配来的毕业生，我们也积极帮助他们发挥专业特长。当时文艺活动也恢复了，我们县有个杂技团，一度停演，他们不演杂技就没有生活出路，我们审看了他们的演出，决定同意他们恢复公演，我们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一一握手，遇到女演员，我赶快把手缩回来。学校也全部复课，恢复了教学秩序。当时有些中学生一度还要闹事，县领导派我到学校去做说服工作，很快平息了风波，全县从此不闹派性。正是由于起步早，基础好，我们这个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资源优势的山区小县，到1997年成为全国百强县，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一直居全省前列。
　　后来，我在更高的层次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两段历史过程告诉我，文革和改革，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都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总结，不应该轻率否定，更不应该恶意抹黑。我衷心拥护习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彻底破产，一些国家民主运动搞得民不聊生，也表明了西方民主政治并非灵丹妙药，我国的“自由”、“民主”狂人难道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改弦更辙吗?(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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