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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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作者在幼年时，住在上海工人聚居的“大杨浦”，在黄浦江中游泳，锻炼了体魄；与孩童玩骷髅，使他不信鬼神；目睹解放和解放军的秋毫无犯，使他坚信共产党。他参加工作时，在一个山明水秀的江南小镇，极繁重的劳作和厂里干部的无知、霸道，摧残了他的身心。三年困难时期，他按政策回沪，但一位户籍警却百般刁难，使他成了“黑人”，在市委信访办的干预下，他才报上户口，成了临时工。他认为，党的政策是英明的，坏就坏在下面的干部歪曲了党的政策。这个思想也促使他参加了临时工、外包工文革造反。
   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工队伍在“风雨操场”对华东局首长作了几时天几夜的斗争，获得了承认，迅速扩大到四十万人，在成立大会上，“工总司”派人去求援，他指挥了十数万大军去“色织廿四厂”解救，又一时兴起，只身闯入“赤卫队”，审问“叛徒”。六七年一月，他组织了十数万人的人民广场大会，批判所谓刘少奇的“雇佣制度”。在全国铁路交通瘫痪时，他组织了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受到周总理关注，促使铁路恢复正常。但是，红工仍然被中央定为经济主义组织，强令解散，只存在了100天。此后，他曾重拉队伍，支持“上柴联司”，但很快被砸。再此后他和红工头头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审查”，审查时，他幸运地遇到一位精明干练、有人情味的公安。

自 序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是上海第二大工人群众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红工”）的组织部长。写这本书，绝非是炫耀自己，而是为了忠实记录历史。
   红工有四十万之众，它的参加者都是临时工、外包工，是我国在特殊历史阶段中造成的大批“临时公民”，是工人阶级中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最底层。因此，红工“造反”，天然地是为了争民主、求生存，而不会是其它造反组成织的“夺权”。但是，“造反”并没有改变临时工、外包工受歧视的地位，反而倍受王洪文、张春桥的欺骗、利用、迫害。红工司被中央强令解散，只存在了100天，不像其它造反队、红卫兵是在几年中逐渐淡出。因此，红工的历史呈现出它特有的形态。
   上海在文革中的重要一页——红工司的历史，我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奉献给后人研究，我把它视为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幸好，我不是胸无点墨的人，又处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因此，从1988年开始，经历了一十六个春秋，终于完成这部近六十万字的书，它记下我的成长，记下“临时公民”们“造反”的兴衰，记下当时和现在我对文革的思考。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1）
   上学（1）快解放了（2）解放（4）“二•六”轰炸（6）第一次受批判（6）抓特务（7）
   骷髅没有转（8）马戏（9）乐园（10）


   第二章    走进社会（13）
   江南小镇（13）第一课（14）大跃进（16）八小时劈半工作制（17）在大自然中（18）
   我病倒了（20）我竟被怀疑是贼（22）洗雪（25）抓小偷（27）等苏联老大哥（29）
   第二次住院（30）善良的李医生（32）狐仙（34）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36）
   “小鞋”（36）户口迁移证竟被弄丢了（37）复职路（39）临时户口（41）刁难（42）
   陈同志的“良苦用心”（44）矿石机惹个祸（46）走街串巷为生计（47）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49）
   户口政策裂开了一条缝（49）进了聋哑、盲人福利工厂（51）厂中趣事（52）
   肥皂泡又破了（54）
   第五章    上访（56）
   “仇大姐”（56）第一次信访（57）第二次信访（58）去市委上访（66）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63）
   我成了被争夺的人（63）山雨欲来（64）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66）可怜的车间主任（67）
   红卫兵杀向社会（69）
   第七章    抄家（71）
   神秘而神圣的行动（71）打家劫舍（72）资本家女儿的日记（74）护照（75）怜悯（75）
   女佣人（77）可敬的总工程师（77）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79）
   史无前例的大串连（79）工人分成两派（79）“SOS”招祸（80）
   
   第九章    密谋（83）
   黎某（83）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84）“废旧战斗组”（85）外滩的大字报海洋（86）
   一张《为什么》的大字报（87）我们贴在外滩的第一张大字报（89）和姚红接头（91）
   有临时工游行？！（92）和苏州临时工会面（94）苏州人的失败（95）
   第十章    拉大旗（99）
   静安文化馆（99）“测字摊”时期（100）足智多谋的老杨（101）成立临时工造反组织
   的准备（102）去请王洪文（104）成立前的时刻（105）先有组织后有头头（110）
   在市少年宫（112）绝食（114）
   第十一章 承认（116）
   “兵临”华东局（116）可敬的女造反队员（117）老杨神秘地隐去（118）风雨操场（119）
   我们终于得到了承认（120）本不该是两个阵营（121）我想激流勇退（122）争座次）（123）
   绵羊当首领（125）我成了组织部长（126）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129）
   通令出笼（129）两处洋房总部（129）归还零用钱（131）黎偷吃糖果（133）离开总部
   大半天（134）赶走姚红（136）常委们究竟在干什么？（136）王向我求援（137）
   残缺标语的魔力（138）我们的常委会（140）理顺组织系统（141）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143）
   羞羞答答的万人大会发言稿（143）万人大会（144）援救工总司（145）调动十万大军（146）色织廿四厂事件（147）圆脸姑娘（149）勇闯虎穴（150）智审叛徒（151）
   第三次见到王洪文（153）与市委谈判（154）工总司二兵团（155）居高临下地对待王
   洪文（156）井然有序的撤离（157）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王洪文过河拆桥（159）更名为红工司（159）抢红布做袖章（160）厂党委书记的礼遇（162）红工宣言（163）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165）
   宣传部和政治部（165）总部的“毒瘤”（166）兢兢业业的李衍清（166）我不要女秘书（167）神秘的女秘书（169）我再次被人利用（171）羞辱陈阿大（172）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175）
   解放日报事件（175）工总司人民广场大会（175）去看赤卫队的广场大会（176）
   康平路事件（177）俘虏（179）？昆山事件（182）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185）
   我决心要开人民广场大会（185）众志成城（185）我心中的一丝邪念（187）一条围巾
   的价值（189）王洪文要我们取消广场大会（190）拒绝王洪文（191）人山人海的人民
   广场大会（192）到同济东方红要人（193）旌旗与呐喊的波涛（195）
   请神容易送神难（196）近看宋日昌（198）第一次看到“开后门”（200）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202）
   风源（202）红工司背黑锅（203）工总司又一次广场大会（203）红工竟没有在“紧急
   通告”上签字（204）挣扎（206）庸俗的表态（208）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210）
   做实事，救组织（210）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211）列车艰难地行进（212）我们成
   了弃儿（214）当心谢鹏飞的人？（216）我不想坐前舱（217）谢鹏飞和我都错误地估
   计对方（218）没赶上铁道部的会（219）总部被砸（220）去找“全红总”（221）寻找
   王继鑫（222）在京的常委会（223）赴京代表团干了什么（224）用江青的眼泪平息内
   乱（225）与首都红三司交谈（227）中央播发14次列车的消息（228）
   误入“白虎节堂”（229）和三司小将“杀”回上海（231）给车长照相（233）
   怎样出站？（234）貌似吓人的通告——授人以柄的绞索（236）张春桥判了“通告”的
   死刑（238）张春桥根本不听我讲（239）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总部又被冲击（241）用首都三司压反叛（242）没有和小将将再约相见（244）
   愚园路总部被砸（245）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247）
   一个“中央文革来的人”（247）炮打张春桥（249）我想去探虚实（252）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255）
   工总司王佐东约我开会（255）“上海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256）幸好未上贼船（257）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259）
   夺《支部生活》权的闹剧（259）我成熟点了么？（261）中央解散临时工组织的通告（262）
   匪巢般的工总司总部（263）经济主义有错吗？（263）解放军报记者驾临（264）
   善者不来（265）战备需要别墅？（267）冷清的总部（268）夺权怪圈（269）
   工总司送票来（269）我必须主动表态（270）张春桥的讲话（271）
   移交陈其炜的房产（273）接受第一次审查（274）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275）
   我骨子里不是造反派（275）垂死挣扎的人（276）雄踞上海东北角的上柴联司和支联站（277）
   6743秘密据点（278）概说红卫兵（279）赶走小骗子（279）红工群众向我们聚拢（280）
   我想的另一步棋（281）在“群运组”碰壁（282）王才生和他苦难的家（283）与上柴联
   司面谈（285）支联形势（287）联司被“逼上梁山”（288）大联合已经来不及了（289）
   不屈的联司（290）联司的呼喊（291）秘密据点被砸（291）刑讯（293）我准备就义（295）
   我明白了自由的含意（296）我的部下要来救我（297）红色恐怖还是白色恐怖（299）
   铁窗里的语录歌（300）我要尝尝铁窗滋味（300）负责任的老公安（301）又回6743（302）
   回殷庆宝的家（303）决定回厂（304）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306）
   打手的世界（306）毒箭双雕（307）我想吞下纸条（308）逃出去！（309）“专案审查”
   序幕（310）轮到我了！（311）自觉走进监狱的人们（312）写交待（313）与裘顺福初
   次交锋（315）好像在写回忆录（316）杨解泉是特务？！（318）报信（318）机智干练
   的裘警官（319）要我打进乱特！？（320）杨的可怜的妻儿（322）神秘的吉普车（323）
   我成了印证交待材料的标准（323）攻击过江青吗？（324）大热天哪里会下雪！（325）
   支联问题裘网开一面（326）对付外调的人（328）牵着他们转（329）漂亮的泼妇（331）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姚红领导的反抗（333）张元龙和徐同增领导了起义（333）我决不做鹰犬（335）
   他们像在搞地下工作（335）一张叫“鸭孵卵”的大字报（337）俏丽的小姑娘（338）
   我必须主动汇报（339）又是假情报（340）监视大字报的人（341）要我辩认一张“反
   革命传单”的笔迹（342）黄辉约我靠上去（344）我终于脱出来（344）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347）
   第一刀砍向书呆子（347）搅乱批斗红工的预演（347）造反队哀求我接受批斗（348）
   妻的担忧（350）摸底（350）日本间谍？（351）奇怪的批斗形式（353）说我要“上山
   打游击”（355）古董专家（356）工贼（357）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358）
   小高邮（358）一个书生（358）厂专案组组长的回忆（359）惨死的资本家（360）
   党委书记也不能幸免（362）“宝像”风波（362）可笑的女证人（364）疑点指向“老克
   拉”（365）又一起陷害老干部的“宝像”案（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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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学
   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虚岁六岁，被母亲牵着手送进了学校，学校叫“市立引南小学”，座落在一大片坟地和墓地之中，它的南面是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横卧的小石桥，过桥是连片的民房，大多是屋檐只有齐胸高的本地房子。
   这里的地名叫沈家滩，沈家滩只是杨树浦的一个小角落，横贯东西的杨树浦路从中穿过，马路中央横卧着四根铁轨，来回行驶着从杨树浦通向外滩、顶上拖着一根“辫子”的八路有轨电车，车分二节互不相通。前面一节和后面一节的车票略有差别，前面的车厢稍贵一些，后面的拖车便宜一点，乘后面的一般是一些乡下人、小贩和工人，家境稍好些的就乘前面一节，人就这么分出了贵贱。这种电车车厢的坐位是顺着车厢二边铺开，乘客们互相挨着坐成两排，后来的人就站在中间手握把手面向窗外。那时的电车是不太挤的，要不了几站就能有座位，绝对没有现在大上海那种一平方米挤十几个人的景象。当卖票的把铁栅门一拉，一声哨响从后面传来。电车就轰轰隆隆开走了，站立驾驶的司机不时用脚踩着叮叮当当的车铃，警告行人车辆让开，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
   马路对面，矗立着高高低低冷冰冰毫无生气的厂房，最西面是英国人开办的中国第一家煤气厂。中间是日本人开办的大康纱厂。虽然六十年代著名沪剧《星星之火》中的包身工，描述的是沪西的日本纱厂，但在这里沪东地区也有好几家这样的“东洋”纱厂，也有大量从苏北农村来的小姑娘——小珍珠们，当上了悲惨的包身工。这些包身工后来成了家，生儿育女，儿女又继续在工厂做工，依旧过着悲惨的生活。她们始终操着一口苏北话，她们的后代也操同样语言，在杨树浦形成了一个苏北人聚居的社会。大康纱厂的东面是美国人办的电灯厂，即现在的杨树浦发电厂。在电影“战上海”中，国民党军队要炸掉发电厂，工人们在地下党领导下奋起保卫工厂，在千钧一发之间，解放军打进来了，电厂终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电影中的这段历史情节和外景地就是指这里。再向东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出过王洪文而名扬全国的国棉十七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也是日本人开的。


   学校的东面、西面、北面是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荒地，犹如电影《城南旧事》中的荒草园，但更为荒芜、可怕。在半个世纪前上海人的心目中，杨树浦是那么的遥远和荒凉，被人称为“化人滩”，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坟山、外露的棺材、尸骨、骷髅和丢弃的出生才几天的婴儿，有死的也有活的。北面的胡家宅墙门间外数步，就是一个高大的坟墓，在坟墓与墙门间之间是一口水井，井旁有洗衣的淘米洗菜的，显得生气勃勃，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杨树浦的活人就这么蜷缩在低矮的本地房子里与荒滩、坟墓里的尸骨比邻而居，阳宅阴宅参差相依，人鬼共居。
   传说在民国初期，上海几家大银行销毁陈旧残破的钞票，就选这荒坟野地的沈家滩作为烧毁场地。久而久之，那时当地的沈姓居民与动手焚烧的人串通一气做了手脚，在事后的纸灰中扒出尚未烧尽的成捆的纸币而发了财。在这样一片荒凉可怕的野地中，我们学校的二层楼校舍高高地雄视着四周。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的近二年中，我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二年的小学生活，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沉闷。因为我的年龄太小了，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度过，一点也没有活泼的童年乐趣可言。每天早上在操场上立正排队，升青天白日的国旗，唱沉闷的“三民主义”国歌，唱的歌词我一点不懂，老师也不教，只知跟着大同学立正站直，小嘴里糊里糊涂地哼哼，哼了二年还是糊涂，没有明白。
   那时上课是件可怕事情：回答不出提问或背不出书要立壁角，字写得不端正、算术题做错了要打手心。有一天，算术先生——那时老师称先生——发怒了，凡是回家作业上错了一道题的就用戒尺打一记手心，我错了二道，就该打二记。我恐惧地望着先生，忐忑不安地等着先生叫我的名字。我看有的同学被打时的哭叫声，我更害怕了。终于轮到我了，我记着顽皮同学——经常挨打的同学向我传授的经验，伸出了我的小手，把手用力伸直，同时屏气，据说这样不痛，但还是吓得闭上了眼睛，戒尺打了下来，真的还算好，手心麻辣辣的，还不至于哭。尽管这样也使我见了这一寸二分宽的木尺而害怕，惟恐再次挨打。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打手心，让我终生难忘。
   比打手心更可怕的是在嘴的四周用毛笔沾上红墨水画“红圈圈”，那是对最最顽皮的孩子即“屡教不改”者才使用的，（在廿世纪文明时代，竟然从古代黥刑、墨面、刺字刑罚引伸而来的人格丑辱处罚。）虽然我不是最最顽皮的，但当看到别的同学嘴巴四周的红圈圈后，我对学校的恐惧心理达到了顶点。那时我最怕走过先生的办公室，怕见到先生。
   有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赖学，被母亲硬是抱着去上学，我一路上大哭大叫不愿去，一路的挣扎和哭叫都无济于事，眼看着学校已经近了，我怕同学看见了拍手唱“赖学精，书抱掼到屋头顶”的儿歌来取笑我，更怕见到我的先生，就央求母亲放下我，表示愿意自己走着去上学，在母亲的押送下，我还是被送进了最可怕的先生的办公室，从此我再也不敢赖学了。
   在这样的环境读书，无丝毫乐趣，从早上低声唱“三民主义”开始，压抑的空气就几乎让人闷死，上课就盼着早点下课，早点放学。挨到下午最后一节课要放学了，开始唱“先生同学，明朝会……”时，歌声才唱得响亮起来，精神起来，当同学们一面唱一面向先生、向同学互相鞠躬：“明朝会，好朋友”，唱毕，背上书包一溜小跑奔出了学校，像小鸟飞出鸟笼似的头也不回。
   快解放了
   在我读二年级下时，春天已经来临。
   一天突然来了一帮警察，把教高年级的一位女老师抓走了，同时把在寝室陪老师的女同学也抓走了。全校顿时乱糟糟的，先生吓得连课也不上了，我们这些小同学，就随着大同学，上上下下的跑，先跑到楼上看被抓女先生的寝室，一片凌乱。又到楼梯半腰处，听高年级同学讲，一位男先生就是从这里半楼梯翻上厕所的屋顶，再跳到外面的菜地，穿过乱坟“落荒而逃”，才没有被抓走。大同学又讲，警察是来抓共产党的，这二位先生是共产党所以要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要被捉？警察不是专捉坏人的吗？难道先生是坏人吗？如果先生是坏人，为什么高年级的女生都哭得那样伤心呢？教我们班的女先生为什么害怕得连课也不上呢？我幼小的心灵中升起了一连串问题，后来我留心听大人们的闲谈，说什么国民党腐败，共产党共产主妻，更是莫明其妙。
   不久，“共产党要来了”，“快解放了”的传闻不断在我们小孩的耳边回响。
   什么叫解放？不懂，问大人，一声断喝：“小囡家，多问点啥！”我想大人大概也讲不清。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店家全关门打烊不再营业，学校也关门不上课了，我们小孩被关在家中，那真闷得慌啊！我家的店伙计们却很高兴，时时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种神秘的兴奋溢于言表。
   那时，我父亲是在江宁路的二纺机厂开汽车的，每天用卡车把杨树浦的工人送去上班、下班又把他们送回，晚上把车停在家附近，有时就停在家门口。母亲由同乡帮助在家开了一爿米店，收了三名同乡小学徒，他们喊我父亲为先生，也就自然成了我的师兄。一天，我的父亲连同汽车被国民党抓伕。起初我对“抓伕”不懂，很害怕，后来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抓伕：我父亲被驱赶到复兴岛，用汽车往返把国民党伤兵送到我家附近的劳工医院——解放后叫杨浦中心医院。包扎后，再送到眉州路的陆军医院，三天三夜的连续奔波，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被放回来。
   而我的家中呢？被一群国民党兵包围后，硬是被打开店门，把麻袋抢劫一空，装进泥土在十字路口筑起了工事，我们的店堂里也住进了不少兵，他们日夜站岗——尽管行人几乎已经绝迹。一天，看到他们把两个行路的老人扣下了，因为这二人是操山东口音的，就硬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探子。这二人拿出身份证，说明他们不是共产党，是为了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这里。不行！他们下跪求情，还是不行！最后那个排长说放走一个吧，扣下了另一个老人，尽管他一再跪下磕头，仍然没用。一个老人走了，另一个老人泪流满面地蹲在地上。
   我好可怜这人啊！我好恨那排长，既然他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恶作剧硬是把他们俩人拆散呢？过了半天班长才把他放了，这一件事，使我也盼望早日解放。
   人们开始听到了远远的炮声，传说共产党已经解放了浦东，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也越来越兴奋。邻居中有一家“逃难”到上海——那时杨树浦的人称市中心为上海。5月25日打电话来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上海，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好，邻居家的女儿还在电话中把刚学来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唱了一遍——那女儿就是陪女老师一起被抓进警察局的女同学之一，后来被她父亲请人保释出来。
   人们奔走相告，人们兴奋地议论着，期待着，啊！这女学生在电话里的歌声向人们送来了春天的信息。歌声告诉人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歌声告诉人们，上海，已经解放了，解放，离我们杨树浦只有一步之遥。黑暗的，腐败的国民党就要倒台了，这消息很快在弄堂里传开，大人们兴奋地在议论，在等待，在翘首以盼，盼望解放军，盼望解放，盼望那令人神往的民主政府和“好喜欢”的新生活。大人们都神秘地猜想，这女学生也许早就偷偷地干了革命，跟女共产党老师学会了这首歌。大人们对她是多么地羡慕，多么地佩服！
   后来，这位邻居的女儿，这位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是解放和解放区生活的信使，幸福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然而时隔一年，她被打成反革命，押送到山东劳改。她的父亲被划为右派。然后，过了悠悠二十多年，随着形势的改变，年迈的父亲和满脸皱纹的她才被平反昭雪。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是她当初打电话时绝对无法想到的吧！
   自从那女学生的电话来过之后，弄堂里的人渐渐走了出来，大人放松了对我们小孩的管束，我们小孩在家门口东瞧西望的。人们不再害怕那些国民党的丘八了，而那些丘八也对人们客气了不少。前几天警察局隔壁的工专（解放后的电力专科学校）的一些大学生还在贴骂共产党的标语。有一张标语的字我认识，说什么“朱毛不死，天下大乱”。现在，对这些背时的标语已无人理会。人们在欣喜而悄悄地相互说：“快了！快了！”
解 放
   五月廿七日，天阴沉沉的，太阳钻进了云层，马路上虽然行人不多，但毕竟可以看到有人了。在弄堂里，家门口，不时有人三三两两地在盼望着什么，在平静中等待。上午近十点时，楼下的大兵们却一口一个“老板，老板”喊着上来，把我父亲的衣服全要走了，他们把父亲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上军服，惶惶不安似丧家之犬，丝毫没有准备抵抗的士气，往日对老百姓的一张张凶脸不见了，态度和善多了。这时在马路边的居民增多了，胆子也大了，有人大着胆子向一名手握颜色小旗的排长问：“共军什么时候来呀？”那丘八竟非常平静地说：“下午两点钟。”
   这消息很快给传开了，人们已经忘记了这是在战争状态之中，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有的只是期盼和无可名状的兴奋。到了下午我也随着大人们站在家门口的马路边，看着那些丘八忙乱地走进走出，快二点了，突然在南面杨树浦路煤气厂厂门口出现了一大群穿便衣的人，这里的国民党大兵们立刻乱作一团。这时从北面警察局方向开来一辆吉普车，到了我们这里十字路口的碉堡前停下，一军官对排长说了些什么，又上去几个兵立在车门的二旁，向穿便衣的人群开了过去。车子一到煤气厂门口，就被便衣们缴了枪。我们这里的大人小孩看得真切，有人连呼：“缴枪了！缴枪了！”
   很快，吉普车掉头开了回来。这时有人高喊：“快看，换白旗投降了。”我抬头一看这边碉堡顶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上了白旗，那些大兵们在惊慌逃命时没忘了先挂白旗，有的兵以最快的动作脱下罩在外面的军服，丢下枪，没有便衣的也丢下武器仓惶向北逃窜。
   这时吉普车已经来到我家门前，从车上跳下的全是工人，他们的左手臂上戴着黄色的臂章，原来是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工人保安队，他们认识我的父亲，喊着：“老沈，老沈！”并给我父亲一只黄色的袖章，要我父亲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去收缴残敌的武器装备。我父亲喜出望外，开上卡车就随着他们向北驰去，忙得不亦乐乎。这不是拉伕，而是自愿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么！解放了么!工人当家作主了么！
   后来听父亲说，他早有所闻这些人是共产党，他们经常向我父亲邮寄共产党的宣传品，有时父亲也为他们开车干些事。解放后，父亲厂里的两个同事找上门来借钱，我父亲借给他们了。想不到他们是借了钱后作路费逃到香港去了，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工福会理事。这下我父亲倒了霉了！再加上我叔父为生活去了台湾，两件事理所当然地栽进了父亲的档案，然后，又理所当然从我父亲的档案中“移植”到我做儿子的档案里，说是我父亲资助他们随蒋匪帮潜逃台湾，而那段帮助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却一个字也不见于我和父亲的档案中。档案，就像一把筛子，专门把人们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污点”秘密记载下来，锁进一只只铁皮柜，成为“组织上”内部掌握的“把柄”，一旦“需要”，就可以用来致人于死地，多少人就因为这种历史垃圾式的档案断送了前程。
   不多时，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待雨小些而尚未停止时，大家迫不及待要去看解放军，我跟随着我的一位师兄，兴高采烈，欢呼雀跃着冒雨走向杨树浦路上的沈家滩，只见在马路旁民房的屋檐下，坐满了解放军，他们双腿打着绷带，脚穿布鞋，混身湿透，没有雨具，有的只有一块黄色的油布，与国民党士兵一比，土得多了。哦！我看见了解放军，看见了解放！我心中别提有多么新鲜，多么高兴了！
   这时，大康纱厂食堂送来了一箩箩热气腾腾的大米饭，这些可敬的战士们就在雨中，在屋檐下，大口大口的吞咽着，想必他们已经饿坏了。在他们的周围站满了好奇的、兴奋的市民，有的人家请解放军进屋休息、不要在雨中吃饭，这些可敬的战士都婉言谢绝了。刚从国民党士兵下解放出来的市民们，看到这样强烈的对比，无不啧啧称奇。有的老人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军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的老人说，这些兵真是好人啊！
   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热辣辣地照在身上，使人们的情绪一下热了起来，正在这时从工专出来一队大学生，他们唱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前两天仅仅由那位女学生从电话中悄悄传来的歌声，今天已经响彻云天。杨树浦解放了！穷人解放了，我们翻身了，民主生活就要开始了！大学生们欢呼雀跃，高呼口号，有的在马路旁张贴红红绿绿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我想起了前几天工专的大学生张贴骂共产党的标语，而今天工专的大学生在欢迎解放军，难道大学生中也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坏人和好人之分么？
   这时只听一声哨响，解放军战士齐齐整整排成二列横队，好不威武雄壮啊！一名身背驳壳枪，枪柄上飘着红绿绸布的军官，在队列前一声口令，带着队伍走了，嗬！真神气啊！
   马路上热闹得很，人们全从家中涌了出来，从来还没有这么热闹过，人们还从来没有这么畅开心扉说话，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一些苏北老人把在家乡曾经看到新四军的故事告诉大家：共产党分田分地，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他们一遍遍说得痛快，人们一遍遍听，听得高兴。我们小孩则到处奔跑撒欢，仿佛要把这几天失去的自由一下子在今天补回来。我们学着大人的样高喊，解放了！解放了！逢人夸耀：我看见了解放军，我看见了解放军，欢快地向家中奔去。
   突然，在我家门口的马路上，人们骚动起来，大家向北面警察局方向张望，原来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的丘八们排着队伍被解放军押走了。他们低着头走着，身上没有了往日不离身的枪，也没了往日的骄横，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有人认出了曾驻在我家的兵，指着说：“这两个人最凶了。哼！也被俘虏了。”这二人听到后，把头垂得更低了。
   “俘虏”？什么叫俘虏？我急切地问路旁的大人，我觉得今天学到的新名词太多了，一切都那么新鲜！也是从这一天，我萌发和树立了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由衷的爱戴和敬仰。
   我兴奋地回到家中，这时我家的店堂内，已经没有了国民党军队和武器，我的师兄们正在打扫，他们告诉我，父亲刚才开着车，同工人保安队一起把武器装备全运走了。我看到从帐台下面扫出来的垃圾中，有一只装一节电池的电筒，想必是那些丘八们遗留下的，我的师兄们就玩了起来，他们说这是从美国运来的美国货。电筒很精致，不是金属的，而是那时老百姓没有见过的塑料，师兄三人觉得希罕好玩，谁也想要这只电筒，谁也不肯相让，大师兄就慷慨地把它送给了我，我真开心啊！
   吃了晚饭，奔了一天的我好累啊！但特别兴奋不想睡，尽管天已经完全黑了好一会，马路上人来人往，一反前段时期不见人影只见大兵身影的情景。我们小孩还在疯啊闹的。这时突然来了几个工人，他们戴着黄臂章，要检查我家，盘问我们是不是藏下了国民党的枪，我的师兄们向他们说：已经全运走了。他们不信，我母亲也解释一番，他们还是不信，而且好凶，一定要上楼搜查。我母亲挡不住，只得让他们上楼。他们没搜到武器，就命令母亲打开衣橱和衣箱，蛮横地乱翻。正在这时，我父亲回来了，告诉他们武器的确已经运走了，一面说一面把自己的黄袖章拿给他们看，说明自己是属于同一保安队的。这些人连说：自己人，自己人，误会了，误会了。一面说一面很快下楼走了。我站在楼梯口，望着他们想：他们是共产党吗？为什么这样凶啊？非要拿出黄袖章才能好好说话吗？解放了，对好人不应该这样凶，共产党是不会这样的。这时我白天的兴奋消失殆尽，我觉得两眼酸酸的，只想睡，上了床很快就睡着了。
   “二·六”轰炸
   学校很快恢复了上课。上课的第一天，校长把我们召集到操场上，宣布现在解放了，不准体罚，不准用戒尺打手心，不准画红圈圈，不准立壁角，不准打人、骂人。同学们静静地把话听完，继而马上活跃起来。哦！我们也解放了，真正的解放了，再也不用见到先生害怕了！
   确实，打这以后，再也看不到那根木头戒尺了。学校中没有了体罚，只有欢乐，先生和同学们起劲地唱歌，扭秧歌，打腰鼓。那随着南下大军而带来的西北黄土高原老解放区的质朴的艺术，使人们尽情地渲泄，尽情地欢呼，尽情地享受解放的欢乐。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久就被打乱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来上海轰炸骚扰。
   我们学校离发电厂不远，飞机来前，发电厂、大康纱厂屋顶上的警报器就拉起了尖厉的警报。先是预备警报，不到几分钟，就是紧急警报，表示飞机快到头顶上了。待飞机飞走后，就拉起解除警报。
   每次空袭，警报一拉响，老师就马上要我们回家。后来，次数一多，不用老师说，一听警报响，我们收起书，背上书包就奔出了校门。有时预备警报没有拉，直接就拉紧急警报，这真急人呀！我就与同学直接穿过北面的荒草园回家，这样可以近一半路。荒草园平时走的人少，小路太狭窄，天热又穿短裤，人在其中狂奔，大腿小腿被一种茎上有细锯齿的野草割出一条条红印，慢慢地渗出血来，一出汗，腌着伤口，辣辣地疼！跑到家就随家里人再向北面逃。这时马路上的人成群结队，一律向北跑，尽可能远离发电厂和煤气厂，因为这是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目标。
   逃过平凉路，有时就在警察公寓——解放后改称隆昌公寓的地下室里躲一躲，有时一直跑下去，跑过白林寺，就是大片农田，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安全地带了。
   空袭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段时间天天拉警报，这是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的高潮——一九五0年二月六日的前后。
   二月六日的轰炸，对上海人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那天，杨树浦发电厂的三号锅炉被炸，上海部分地区成了没有电的世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六”轰炸。
   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我们学校离轰炸的目标实在太近，学校决定关闭，把我们这些学生，迁到区中心小学念书。区中心小学离家远了，离发电厂就更远了。学校的屋顶就有一个警报器，警报一拉响，老师就组织学生下楼，在底层或操场上，只是不再逃散，大家静候警报解除再上课，学习环境还是不安定。
   “二·六轰炸”后，在我家的附近有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阵地，国民党飞机不敢作低空轰炸，只能像乌鸦似地在高空盘旋，高射炮射上去的炮弹在飞机的机身下和机身四周绽开朵朵白云，过几秒钟后才传来“啪啪啪啪”清脆的爆炸声。我们好奇地昂首在马路上看热闹，再也不逃难了，再也不怕飞机的轰炸了。终于，有一天我们的解放军击落了一架国民党飞机，坠毁在浦东。国民党飞机来的次数逐渐减少，形势越来越平和，我们重又迁回自己的学校，那座落在荒地中的引南小学。

第一次受批判
   这时的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受到了后来称之为的“批判”。
   当时我只有八、九岁。刚感受到解放的欢乐，不用怕老师的体罚了。但精神上却开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因为，转到中心小学读书，离家远了，有时我父亲就用厂里的大卡车把附近的一群学生连我一起送到学校，随后再送工人上班。于是我被老师斥责为：资产阶级少爷，上学要汽车送。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父亲送的不是我一个，而是附近不同年级的一大群同学，为什么只有我是资产阶级少爷，而他们却不是呢？我默默地受老师的训斥。我当时还不懂，家庭的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这样几次被训斥后，我就要求父亲不要再送我们了。不过，这还没有完。因为离家远了，学生都是自带午饭的，中午就拿出饭盒啃冷饭吃。在我们吃饭时，我们的老师就是喜欢看同学们吃的是什么菜，细细地、一个个的问过去、看过去。因为是天热也为方便，我每天的菜大多是一只咸蛋，我的老师认为我的菜要比别的同学好，总要鄙视地说上一句：“资产阶级少爷。”我经常受到这样的训斥，在班级里抬不起头，逐渐变成一个孤独、沉默的学生。
   后来，整个社会和学校开始搞阶级教育，用各种形式反复宣传教育谁养活谁的主题，有一首通俗的用上海话演唱的歌，唱得妇孺皆知，人人能够上口：“地主不劳动呀，全靠我伲种地养活，呒没我伲来种田，天上不会落白米……。”这种简单而淳朴的阶级教育深深打动了简单而淳朴的穷苦百姓，拨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并且埋下仇恨的种子。我终于明白了，我遭受批判——老师的训斥是因为我母亲开了一爿小米店之故，我的家庭也成了剥削阶级的家庭。
   通过反复的宣传教育，工人家庭的子女日益显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感到压抑和自卑。我开始憎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的母亲到快解放时要开店呢？不然我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家庭，我就不会受岐视了。在以后的凡是填登记表的家庭出身一栏，我总是顽强地坚持填“工人”，因为我父亲是工人嘛！为什么别的同学的出身是随父亲，而我的出身要随母亲呢？
   不幸的是，我父亲厂里动员他去支援东北老解放区。有人对他说：“东北冷得手一摸耳朵，耳朵就掉下来，一摸鼻子，鼻子就掉下来。”他听信了这种无稽之谈，怕厂里的军代表进一步找他谈话动员他去，竟轻率地辞职不干了。他这一辞职不打紧，非但他丢掉了工作，丢掉了“工人”这个光荣成份，更要紧的是使我，他的儿子失去了获得“工人”这个光荣的家庭出身的权利。
   父亲回家后不多时，查出患了肺结核病。他患病十年，家中可变卖的东西全变卖了，甚至连电钟也卖了，家境一贫如洗，而我的家庭出身一栏，却始终在资产阶级家庭和小业主家庭两种成分中摇摆，成了我以后几十年沉重的无形枷锁，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是怀疑的对象，“专政”的铁拳高高地在你头顶举起。在我的前半生，这一魔影时时处处徘徊在我的身前身后。
   我幼小的心灵中，努力想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我羡慕那些工人家庭的同学，但又无可奈 何。那时我不可能预料到家庭出身的“不好”要影响我一辈子，因此我当时并无太大的痛楚，并且，幼小的我在共产党正统的教育下，在一次次的运动中，把自己塑造成共产党所需要的好学生。
   抓 特 务
   老师在课堂上不断地灌输革命思想，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要我们痛恨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又让幼小的心灵，明白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的卖国行径造成的，蒋匪帮——蒋介石也是一个卖国贼，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后来又投靠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残害百姓，蒋匪帮逃到台湾，派特务到大陆搞破坏，等等等等。在老师讲的故事中，抓特务的情节，是故事的中心和高潮。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喊得热血沸腾。整个社会的宣传，老师的教育，这一切在我的头脑中全成了金科玉律。
   一天，我们做完了早操，一位姓鲍的老师向操场上的全校学生发了一通演说，要同学们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说我们学校离发电厂近，发电厂是特务破坏的目标，而我们学校也是破坏的目标，我们刚才不是升了国旗吗？我们学校升了国旗，特务一看就知道是学校，所以，我们要提防特务的破坏。他的一本正经、风声鹤唳的发言，使我们刹时紧张起来。故事中的特务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今天鲍老师说的事就将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天真幼稚的小学生真的被鼓动起来了。
   几天后，回家吃了午饭，几个同学一路玩耍去学校，在荒草园的南头，校舍已经在望，操场上的五星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这时，一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拍拍我的头：“小弟弟！那有国旗的地方是学校对吗？”同学抢着回答：“是呀！”他又问：“是什么学校呀？”
   什么！“国旗”？“学校”？啊呀！这人是特务！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问，我们这里的人有谁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对！他一定是特务。我马上与同学咬起了耳朵：“这人是特务。”前两天老师正儿八经的讲话，马上在同学们耳旁回响，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同学们附和着说：“对，对，是特务。”有的说：“看，鬼头鬼脑的，走路的样子也像。”有的指着他的背影说：“你看，他走路也在看我们的学校。”我们小声地跟在后面议论着，越看越像。有人发出了口令：“快去报告老师！”
   我们一路狂奔，穿过荒草园，气喘嘘嘘地奔进学校，气急败坏地告诉老师：“快去抓特务！”老师要我们把话讲清楚，同学们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说了一遍经过。老师不易察觉地一笑：“好了，你们回教室去上课吧！”我们很泄气，明明是特务嘛！为什么不去捉？我这人真转不过弯来，耿耿于怀好几天。所以到了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忘记。
   现在想想也真可笑。那个姓鲍的老师是一位不任课的事务老师，偶而代代课。校长或教导主任在操场上讲话后，他总喜欢在最后也插上一段话。此公喜好杯中之物，常可在吃晚饭时，看见他在附近的小饭店吃酒，在我家弄堂口的小饭店中也经常有他的身影。他负责学校里老师的伙食。附近的米店，是他常去光顾的地方，我家的米店，他也常来，经常拖欠米款，欠久了就调一爿米店。现在回忆起来，那天他谬言大发时，兴许隔夜的酒没有醒呢！害得我这个当年天真的小孩，到了步入老年时，还在惦记这位可爱的老师。
   没当成少年英雄，遗憾了好一阵子。
   骷髅没有转
   抓不到真特务，我们就玩抓特务的游戏，玩打仗的游戏。学校北面的荒草园，就是我们的“战场”，泥块是我们双方的武器，仍过来，扔过去。昏天黑地地玩上一个下午。春天在这里放风筝，骑水牛，在水沟里捉鱼，捞蝌蚪。有时就玩“吃包饭”——那是由稍大的孩子领头，跳越菜田边的水沟，一个个鱼贯跟着跳到水沟的对岸，领头的为显示自己，不断升级，拣宽的水沟跳，当跳越到对岸后，必引来一阵欢呼。伙伴们也一个个纵身飞越过去了，剩下一、二个胆小的在沟边徘徊，在大家的催促下，退后几步，快步奔跑跳将起来，只听扑通一声，这名胆小者，滑入水沟，大家就哄然大笑，笑够了，就帮助哭丧着脸的同伴，就地在水沟中洗清裤子、鞋袜，或者干脆不洗，让太阳晒、身子焐、干了再把泥巴搓去。伙伴们是很讲义气的，一起陪着这倒霉蛋，直到弄得基本上看不出破绽，让他回家不挨骂。
   这样的游戏我们经常玩，为了提高惊险的程度，我们就盼着大冷天的到来。大冷天水沟结冰了，领头的孩子首先踏冰跃上对岸，后面的也一个个从冰上走过去，胆小的越是走在后面越倒霉，刷拉拉一阵响，这时赶快用力一跃，可能仅仅湿了棉鞋。如果跳得不及时，那就惨了。冰水里的伙伴爬上岸后，大家把他护送到避风向阳处，拾点干草枯枝点把火，把衣服烤干些再回家。
   有一天几个领头的大孩子，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本领和胆量，说出一个更大胆更富刺激的提议：
   在民间有一种传说：在骷髅的七孔各放入一粒黄豆，随后对着骷髅撒泡尿，这个骷髅就会转动起来，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谁也没有看到过，有的说是真的，有的说这是迷信。争论归争论，谁也不敢试一试。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坟墓、棺材、骷髅，虽然习以为常，但要做如此出格的游戏，惧怕的心理还是存在的。那时，夏天夜间，小孩子经常围着大人听鬼的故事，越听越怕，总觉得背后一股凉气袭来，赶快往人堆中间坐。现在要动手玩这把戏还真怕。
   那天没人响应，也就说说罢了，可是不干心里又痒痒。经过几天“密谋”之后，大家互相约定，要干，每个人都要参加，谁也不能当孬种。为了怕骷髅转起来后被追上，我们选定一个四面有水沟环绕的坟墓，坍蹋的一边露出了已经败坏的棺材，尸骨已经随手可拿。一旦转动起来，大家就跳水沟逃跑，大家相信骷髅是跳不过水沟的。然后胆量最大的几个人做了分工：一个从棺材中捧出骷髅头来，另一个放黄豆，最后一个是撒尿，其余的人必须站在这三人的周围，不许离得远。
   这三位英雄被簇拥着到了坟旁，按着程序开始做了，这时胆小的就开始逃离，一个个跳到水沟另一边观看。这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胆量，在得意之余，倒也不计较我们这些人的怕死行径。第一个完成了他的任务，第二个小心翼翼地逐孔放了黄豆，第三个刚要撒尿，隔岸观“火”的人中不知谁恶作剧地大叫一声：“看！动了！”吓得这三人马上转身，飞也似的跳过来。一阵紧张后，发觉那个骷髅纹丝不动，才发觉上当，“哈哈……。”一阵哄笑，一阵相互的嘲弄。
   当然，对于这样的结局，大家是不满足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家极希望看到转动起来的骷髅。一位平时大家公认的英雄，被推了出来，在大家的鼓动下，“英雄气概”大大激发，一个箭步跳将过去，不负众望地开始撒尿。大家并住气，紧张地等待奇迹出现。“英雄”刚洒上几滴尿，却马上转身就逃。大家看见他一逃，也哗的一下转身而逃。
   狂奔了几十米，又不约而同停了下来，回过头去发觉并没有发生什么。那个撒尿的英雄在水沟边招招手，大家又回到原地。经过这一来二去，恐惧的心理，减去大半，三四个人重又跳了过去，重新开始撒尿。不动。再撒。这时不管谁再高喊“动了！”也吓唬不了人。有人朝骷髅扔了块泥巴，骷髅只轻轻摇了摇。干脆再踢上一脚，也不见异样，嗬！原来这是迷信，什么鬼呀！神啊！全是瞎说！
   这一天的游戏，在我心里种下了无神论的种子。
   马 戏
   每年夏天，在这荒草地上，总有马戏团来演出，他们竖起高高的旗杆——那是演“三上吊”节目用的；他们平整场地，围起布围栏——让外面的人看不见。在白布外面，相隔三公尺又拦起一层绳网，再派年迈的老头在中间看守。当然，这些防范措施全是对付我们小孩的，不让我们看白戏。

傍晚，落日的余辉映照荒草园，马戏团的人马从演出场地出动了。前面洋鼓洋号，一面“花家马戏团”的旗帜诱人地招展，在旗下的是几匹高大的白马，上面骑着马戏团的演员，有演“三上吊”的小姑娘，也有最受欢迎的小丑演员，他们频频招手向人致意。这一行人缓缓在附近的几条马路上绕上一个大圆圈，催促人们快去看马戏。待这一行人游行回来后，离开场的时间就不远了。
   大人壹角伍分、小人壹角，买着筹子就能进门。我们这些小孩那能每天有一角零用钱啊！然而这马戏是那样的吸引人，能不看吗？当那开场的洋鼓洋号一响，心就痒痒的。于是我们就在场子的外围徜徉，一待有可乘之机就贴地钻进去。然而，看守的老头越来越精，他们分头把守，我们能得手的机会越来越难，连着几天，我们被看守老头盯死了进不了场。只听场内的马在奔跑，观众在齐声喝采，心里的痒啊！好难受！
   有的伙伴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大家把身上仅有的一分二分钱全交出来，凑成一角钱，选出一个人，把钱交给他，大家隐藏在选定的地点，只见他敏捷地钻进第一道绳网围子，当他去掀布围子时，看守老头一声大喝，冲上去抓他，他一骨碌沿着布围子向另一头跑去，把老头引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时一声令下我们从隐藏地点“全线出击”，撩起绳网，贴地钻进去，再飞快冲到布围子底部、一猫腰、钻进去。成功了！我们在场子里欢快地笑了起来。不多会儿，被抓的小伙伴也前来会合——他被拉住胳膊，押送出场外，马上用一角钱买了筹子，堂堂正正地进场。
   我们占据了最好的位置。马戏开场了，几匹马在场中奔跑，演员做着各种技巧表演。接着又是叠罗汉，睏钉板——人仰面睡在上百只尖尖的铁钉上，胸前肚上压一块六、七公分厚、半人长的石板！两个彪形大汉抡起大锤一阵猛敲，把石敲碎，石下的大汉一下绷起来，碎石块散满一地，他抱拳向观众致意。还有窜刀架、钻火圈……这一系列的惊险表演，让人心惊肉跳，也让人开怀大笑——扮演小丑的演员在做惊险动作时，装出胆小怕死的样子，做滑稽幽默的动作，引来阵阵笑声。
   最后，“三上吊”的节目开始了，演员在高空的旗杆上做各种动作，一个小姑娘在高空悠来荡去，维系着身体的却是她的长发辫。长发承担了她的全身重量，在夜空的映衬下，娇健的身影在星空飞舞，让人惊叹、让人揪心，突然小姑娘垂直从高空坠落——人们“轰”的一声惊呼！小姑娘却一骨碌翻身跃起，脆脆地响起一声“哎”！向观众谢幕致意——原来这是精彩的压台戏，让人一场虚惊、一身冷汗，马戏结束了。
   乐 园
   在整个暑假，黄浦江中复兴岛是我们另一个乐园。
   岛的北端，有复兴岛公园，人迹罕至，传说蒋介石临逃离上海时就住在公园北头的小洋房内。这时的小洋房成了公园的阅览室，放上几份报纸、期刊供游人悠闲地阅读。我们这伙顽童只顾到处乱奔，专事捣乱的勾当。公园的南面树高林密，游人更少，男女恋人就在这里互偎互依谈情说爱，我们就悄悄地钻进树丛中，从不同方向慢慢逼近，两手捏好泥团，一声令下，泥弹横飞，打得一对情人衬衣上泥渍斑斑，怏怏地离开，我们就开怀大笑。没有玩具，没有父母的溺爱，我们是一群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对恋人来说是恶作剧，对我们来说是乐趣。除了公园更富童趣的冒险，那就是在黄浦江戏水、游泳。
   过了定海桥，现在的轮渡码头在解放初还是一片滩地，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水草毕现。我们把身上的短裤汗衫脱下堆在岸边，由胆小不敢下水的伙伴看着，光着屁股走下去，靠岸边有一条小河样的水沟，宽约五、六米，淌过水沟，走进一片长满碧绿水草、野茨菇的滩地，再前行几十公尺才到真正的江边。江边泊着数不清的木排。江水拍打着木排，在齐腰深的水中，浪接着浪，把我们的身子前后推摇，淡淡的一股鱼腥味迎面扑来，阵阵欢笑声、呼喊声、江面驶过船舶的汽笛声，这里真是集声、色、味与一体的水上乐园啊！
   不会游泳的，赶快拨拢一大堆水草，上半身扒在这堆水草上，双脚齐上齐下地扑通、扑通地打水，这样练出来的就是“狗爬式”。会游泳的，就爬上木排、到木排的外侧去游，胆大的从木排上跳下水，向江心游去。游够了，闹累了，就看人家在水底摸“黄先”——我不知道这二字怎么写，它是比海瓜子稍大，比蛤蜊小得多的软体动物，和豆腐烧汤，鲜得很。看得手痒也就在水中的泥地上摸起来，这东西很多，很快就能摸上一米袋。
   突然，听得一声喊：“警察来了！”抬头一看，一艘白色的汽艇向我们开来，这是水上警察的巡逻艇。我们立时慌乱起来，连游带爬地奔上堤岸，一看，管衣服的小伙伴不知到那里去了，大家就在自己人的衣堆中，找到自己的衣裤就穿。遥望江中，远在江心游泳的人被巡逻艇带走了，这几人被送上停泊在江面的铁驳船上，让他在毒日下曝晒，铁甲板被太阳晒得烫脚，人在上面站着，只得不停地踏步，让人哭笑不得。经过这番体罚，巡逻艇把人送到定海桥下安全上岸。现在想想是挺有意思的。
   汽艇追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涨潮。
   大伙忘情地玩耍的时候，有经验的大孩子一串惊呼：“涨潮了！快！涨潮了！”大家抬头一看，只见从下游处，有一条白线，那是汹涌潮流形成的一排白浪，气势汹汹地扑来，大家马上向百米处的岸边狼狈逃窜，跑得快的，穿过水草地时，水还没有涨上来，但到了岸边的五、六公尺宽的小河时，水流已经比原来涨高了，水流湍急，但只要冲过小河，马上可以上岸。可是跑得慢的，特别是还不知道已经涨潮，当发觉别人大都已经上岸才向岸边跑来时，这就糟了。这时水草已经被大潮淹没，只露些许叶尖在水面，人在水中慌不择路，往往滑进园形的水坑中，就有灭顶之灾，这是非常可怕的。过了草滩，就到了近岸的小河，这时小河已经成了一条“天险”，无法淌水过河了，会游的尚不困难，几个扑通就闹过来了。不会游泳的就急得大哭，这时岸上的小伙伴，急中生智，大叫：“抓水草过来！”原先学游泳用的水草随着潮水向岸边漂来，比比皆是，随手抓起一堆水草，扒在上面，用劲地打水，也就化险为夷了。虽然有死亡的威胁，但我们还是要去，每年都去，因为这里毕竟是乐园，童年的乐园。
   暑假一过，我们这批顽童又被“束缚”在板凳上，欢乐的，无忧无虑的气氛没有了，眼前全是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老师爱国主义的教育。
   朝鲜战争爆发了，老师教我们阅读报纸，每天读报上胜利的消息。老师动情地讲，我们认真地听，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越来越憎恨“美国鬼子”，越来越敬仰志愿军——最可爱的人。我把报上的连环画和漫画剪下，贴成一本“小人书”，爱不择手。我痛恨卖臭牛肉给志愿军的奸商，对卖假药使志愿军失去生命的奸商王康年更是咬牙切齿。人民政府枪毙了这两个奸商，我们都拍手称快。
   学校组织每个同学给志愿军写慰问信。我曾经同时与几位战士通了好长时间的信。我当时写的内容是简单的，无非是希望叔叔在前方英勇杀敌。我们省下零用钱，捐献飞机大炮，让叔叔在前方打美国鬼子，我要努力学习，长大了要当志愿军，也要亲手打美国鬼子，等等。同学们也都这样写。我们头脑中受的教育是如此的正统、规范、划一，以致使每个面貌、性别不同的幼童，在严肃的命题面前，笔下流出的是同样真诚、热烈而空洞的口号，同样缺乏个性，但又充满激情的话语。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长大。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由衷地信仰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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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小镇
   我的初中三年学习生活是在半免和全免学费的困难中渡过的，父亲辞职后长期的肺结核病，使他不可能重新就业，母亲每月四十八元的菲薄工资不可能养活全家六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长子，我清楚地明白，继续升学已不现实了。一九五七年，我初中毕业后，辍学踏进了社会。是年，我虚岁十六。
   命运注定我的生活是坎坷不平的。经过一年不安定的就业生活，在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我在当时区劳动科（以后的区劳动局）组织的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性质的生产组中工作，生产胶木制品。这时的上海兴起了一股动员去宁夏的热潮。我们这种生产自救小组正是被动员的对象。
   作为在上海生活的人，对去边远的回族聚居地区的宁夏，怀有一种恐惧感，但一旦被动员了，又不能不去。这种压力来自二方面：一种是政治上的和行政上的压力，你不敢不去；另一种是失业的威胁。你如果顶住了前一种压力，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失业，意味着没有饭吃，这是顶现实的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对失业的恐惧，是当代青年根本无法理解和感受的。这也是两代的“代沟”。正因为这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对当时临时工起来造反，提出“要工作、要吃饭、要转正”的口号，百般不解，甚至产生误解和歧视，而我的上一代人对失业的认识则比我这一代人更深、更为恐惧。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打破“铁饭碗”，意味着失业的危机又开始潜伏，并且事实上出现了不少“隐性失业”大军。那么，从社会上笼罩着失业的阴影到人人都不知失业为何物，算不算社会文明的进步呢？现在又出现失业危机是不是倒退呢？这实在是两个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的问题。我看到，三十多年中，在铸就“铁饭碗”，使人人有饭吃的同时，也使人们滋生了强大的惰性，它啃啮着我们中华民族本可傲视世界的勤劳品质；但是失业过多，会造成大量赤贫阶层，进而贫富悬殊，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国民党的倒台和这不无关系。也许，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有“铁饭碗”，也不能有过多的失业。要驾驭这一对矛盾的两方面，是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面临的难题之一。


   在这股动员去宁夏的热潮中，幸运的是我们这批人被抛向了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市镇，它真可说是一个繁华的江南市镇。茅盾先生笔下的《林家铺子》被改编成电影，主人公从上海逃难到乡下的码头外景地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说这个市镇繁华，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我们上海人眼里，它是极清极静的。这里河道纵横，每条街傍着一条清彻见底的市河，河水缓缓地流淌，河上横跨着美丽的石拱桥。站在一座桥上，可以望见不远处的另一座桥，全镇有几十座这样的石拱桥，在全盛时期曾有“七十二座半”的美称，那半座三孔石拱桥是由于它一头跨在邻县的土地上，本县只统辖半座，故有此半数的称谓。市河每隔一段距离，都有石阶下到水面的河埠头，是居民淘米、洗菜、洗衣、取水和木船傍岸后上岸的地方。
   镇的出口处为四个东、南、西、北栅头，在西面的就称为西栅头，出了栅头就是郊外了。放眼望去，是大片的桑树地和稻田，高处为桑田，纸处为稻田。这里是全国闻名的蚕桑产地，五十年代电影《蚕桑姑娘》的外景地就选在这里。
   从船码头下船后踏上十几级石阶，顺着街走去，映入眼底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平房和二层楼房，没有新屋，更没有现代楼宇，色彩单调，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是一个灰色的世界。
   当地只有一台微不足道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到了天黑了才开动，它的容量太小了，实在不够这市镇的需要，发出的电只能把灯泡燃成一丝红线，所以即使有了收音机，也不能使用，每天听不到广播，也见不到当天的报纸，报纸都是几天前的，而且只是办公室才有，大部分人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想去关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猛然从喧闹的大城市来到这里静寂的灰色世界里，不免有一种失落感，犹如自己被时代抛上了一座孤岛，与整个世界隔绝了。
   这里的河水，静静地、慢吞吞地向东流去。河里有用手摇橹的农船，在运河有扬起风帆的运输船，无风时则靠人在河岸上用肩背拉着绳索沉重地爬行。这里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当地人连自行车也没有见过。
   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我与一名同伴在河埠头洗衣服，在清彻的河水中揉搓衣服，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和默默地倒映在水中的岸边竹园和凋谢的桃树，这江南水乡的静谧，让我一下还不能马上适应。不由我对同伴有感而发：“已经几天没有看报和听广播了，这里太闭塞了。我们真的是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的地方了。这里是世外桃源啊！”我没有想到，为了这么一句话，我差点闯下大祸。我才明白，这片土地，不是世外桃源。
   第 一 课
   我所在的厂是有二百多人的公私合营厂，在这一派田园式自然经济的古老市镇中，具有这样的规模可算是大厂了。这个厂是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高潮时，把一些私营作坊合并起来形成的。当初那些作坊，用当地产的蚕丝，搓成乐器上用的丝弦。这些小老板们，名义上是私方人员，实际上丧失了经营工厂的权力，同普通工人一样，靠出卖劳动力，拿工资维持生计。
   这个厂名义上还有私方厂长，姓鲁，平头短发，慈眉善目，笑口常开，逢人就笑，一副忠厚相。对厂中的事务不加任何议论，也不参加厂中的任何活动。他在厂中的时间，还比不上在县里学习的时间长，或者调他到外面做一些临时性突击工作，所以他这厂长实在是名存实亡。
   据一姓周的私方人员对我说，鲁厂长谨小慎微的为人之道是在五七年反右斗争后形成的，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原来性格开朗，喜欢用歇后语开玩笑，而且自己编了不少适合当地当时的歇后语。如到北面的南浔镇去办点事，早上乘上小火轮，当天可打一个来回，再吃上一顿点心，一元钱也用不完，所以他就说：“一元钱到南浔，一钱难尽。”谐音一言难尽。比喻有的事情一言难尽，一时讲不清的意思。还有一个“六月里穿棉鞋热脚难过”，谐音日脚难过，即北方话日子难过。为了这两个歇后语，差点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这次政治风暴锉去了这位鲁厂长的开朗和幽默，他再也不敢随便讲话了，只能用笑来掩饰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用“嗯，啊！”来打发日子。
   要说右派份子，在厂中确有一个，也是私方人员。此人成了厂里的“贱民”：身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一脸的枯稿之菜色，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笑容。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全是他干，小心翼翼地干，尽力地干，得到的是没完没了的训斥。有这么一个右派分子在你面前“示范”，能不令这位私方厂长胆颤心惊么！这位私方厂长能奢望有职有权，与公方厂长平起平坐么？
   公方厂长姓李，厂中唯一的党员，米店学徒出身，五短身材，精明强干，一副大麻脸、其麻点之多像天上星星，无法数清。加上瘦，尖嘴猴腮、鹰爪鼻，脸上的麻点就显得更深、更大。全厂事无巨细，均由其指挥过问，一旦谁办事不合他意，必遭其一顿斥责，让人无所适从，完全是颐指气使的封建家长式领导，使人们、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在这位厂长面前只能表现出唯唯喏喏、恭顺驯服的样子，差点就没有做出打千唱：“喳”。而那位麻脸厂长，则露出一脸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感到：我是正确的化身，你们是我的臣民，我，权力的象征，手握“生杀大权”，敢不听我的吗？你们必须绝对的服从！
   厂长权威的象征，还表现在每天的晚上七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作一、二小时的报告，几乎天天如此，不准请假，也无人敢于违抗，到时每人从家中（我们上海来的则从楼上的宿舍）乖乖地汇集到食堂听滔滔不绝的废话。时间不长，我们年青人就耐不住了，坐在后面的顾自谈我们的“山海经”，但往往遭到一顿怒骂，而我必是其中之一。大约一年后，陆续调来了几位党员，又调来了一位书记，这位厂长才收敛一些，开始有点笑脸了，待人也和气点了，我着实被迷惑了一阵，哪里能识破这是为了拢络人心，以对抗书记的权力呢？
   从外表上看，那位新到的书记与厂长刚好成反比，此人讲话和声细气，双眼眯成一条缝地瞧人，让人感到他是在笑。他不当面训人，讲话也算和善，你有时顶撞了他，他也不计较，似乎是个大好人。但这人专在背地作文章，在你档案里偷偷地添上几笔，使你终生受用。他抓住机会时就一定给你穿“小鞋”，而当事者，还木知木觉，把他当好人，感恩不尽。此人爱好越剧，爱哼上几句尹桂芳的尹调，确实迷住了一些女人，这时的他，色迷迷的双眼，眯缝得更细了。他不是当地人，家在县城，他独身一人住厂里，远离我们的宿舍。他的办公室兼作卧室，是全厂其他男性的禁地，时常从紧闭的门窗隙缝中，飘出缕缕“十八相送”的男女声对唱。谁心中都明白，男人们谁也不敢前去靠近。唯一获准进去的男性是一位在大跃进时进厂的农民，此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回乡种田，日后能转成个城镇居民，便常在回家后，带来鸡鸭鱼肉，烧好后送去孝敬。这位书记在后来的几年中，官运亨通，越升越高，在文革中，成了镇党委书记。
   面对这样令人窒息的空气，我感到失望、苦闷，我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刚从学校门出来，在我的脑海里，闪动的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和做人的标准榜样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卓娅；董存瑞，黄继光。我的思想还没有从这些英雄形象的光环中走出来，对社会根本没有了解和认识。
   在一次学习会上，我天真、单纯地向厂长——党的化身，倾诉心中的徬徨和困惑：“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党和上海的党不一样。”实际上上海的社会真正怎样？我同样不了解，我还刚刚踏进社会啊，实际上我心目中的上海的共产党，亦是我从书本上，从党的宣传、小说、电影里看到的那振臂一挥，“共产党员，跟我冲啊”的英雄形象。
   不等我的话讲完，厂长的麻脸就阴沉了下来，可我还全然没有醒悟？还在倾诉我的心里话，直到我讲完了，厂长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开，我才感到有些不妙。事后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我，这位厂长一个个把我们同去的上海人找去谈话，收集我的“劣迹”，意欲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但实在没有劣迹可寻，而且我们同去的上海人反而一致向厂长求情，要他念我年幼无知，才作罢了。这位好心的阿姨，劝我今后少说话，在领导面前要讲好听的，不能这样讲真心话。
   但她并没有把我唤醒。
   这就是我踏进社会的第一堂课。
   大 跃 进

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在那只注重产值、产量的年代里，在这样封建家长式领导的工厂里，工人的劳动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其劳动强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这家厂的胶木制品是纽扣（这种胶木纽扣在九十年代几乎绝迹）是胶木行业中最苦最累的活儿，另外还生产拉线开关。压钮扣完全靠人力，加热不是煤气，也不用电——在当地是不可能的。最初用炭加热，由于大跃进，炭供应不上就用木柴，烧起来满屋烟熏火燎，后来又改煤球。那时工人还不懂环境保护知识，还不懂废气对人体极大的伤害，只知整天在高温下作业，热不可耐，大冷天只穿一件衬衣还出汗。大热天就更苦了，汗从头上流到脚上，脚在木拖板上直打滑——我们上班时，为贪凉快和节约，都穿木拖鞋上班——从来没有听说有防暑降温这档子事，也不知什么是劳动保护。人就这么熬过一天又一天。
   由于晚上的照明电只能燃红灯丝，照明就用打气的汽油灯，但由于丝做的灯罩质量太差，用不了多时就坏，谁也不想多化时间去摆弄这灯而影响完成生产指标，就直接燃烧煤油，用燃出的火焰来照明，在烟熏火燎之下，在这样半明半灭的照明条件下，我的双眼视力越来越差，到了中年老年，我成了个“半瞎子”。再上恶劣的劳动环境、极度的体力消耗，对健康的摧残，使我成了满身是病的“半条命”。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态度仍然是积极的，没有怨言，也没有怠工现象。如果用九十年代人的眼光来衡量，这简直是不可思义的。这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推动的呢？是由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桥的共产主义宣传？还是为了求生存、要吃饭，不能失去就业机会？抑或是中国百姓习惯了忍辱负重，习惯了服从？我说不明白，但当时的工人确实非常老实地劳动着。
   善良的人们，得到的报酬又是多少呢？在这厂中一般工人的工资仅三十多元近四十元，刚进厂的青年只有廿六元，我的五十八元的工资，属“高薪阶层”了，（也只几个人而已）面对这样微薄的工资收入，谁也没有、也不敢提出非议，谁也没有想到过这就是新的剥削。
   可不是吗？我们共产党已经推翻了国民党，推翻了吃人的剥削制度，消灭了万恶的剥削阶级，自然，我们工厂就和全国一样不可能存在剥削。我们工厂属于全民所有（虽然工人们都说不出自己占了多少份额），尽管我们汗流浃背，烟熏火燎，筋疲力尽，像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作坊工人，而且也只拿着仅够糊口的工资，但我们制度先进，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的生产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因此就不存在剥削。生产的利润，厂长、书记会把它们上交给国家，贡献给革命，用来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苦人，让他们像我们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种生产热情，到了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更加极度地高涨起来。之后，经过反复折腾的政治动乱，中国的时代列车终于驶入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国外信息不断传入，人们的眼界不断开阔。经过简单的、朴素的，然而又是极具说服力的横向比较后，“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人”的理论，在年青人中失去了市场，导致工人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在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浪费达到惊人的地步（当然官僚主义泛滥造成的指挥失当所产生的浪费更大），这种浪费在“反正不是我口袋里的，是国家的”心态下，心安理得地让金钱往阴沟流淌。随着对共产主义的怀疑（这是文化大革命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更由于改革的锋芒不能触及或指向政治体制的领域，消极怠工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不少工厂生产设备失于检修，工人工作态度马虎，在原材料方面大手大脚，质量普遍下降。这同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阶级用破坏机器来反抗资本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剥削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没有剥削，没有剩余价值，那么我们的劳动价值又是什么呢？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大跃进年代，我们的厂是怎样在创造“价值”的呢？
   在政治的推动下，全国上下一片浮夸风，常常要放“高产卫星”。高产与优质这对矛盾中，不注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无法统一的。但我们为了满足放“卫星”，只有上逼下做，不顾产品质量，只要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就是“先进”，我就连续得过几次的季度和年度“先进”。（这样的业绩，不知在我的档案中是否记上，即使记上，认为你坏了，要抓你的“辫子”，要给你穿“小鞋”、下“地狱”时可以一笔勾销。）
   这位精明的厂长，为了不断向上级表功，又想出一个绝招，把三班倒的工人进行重新组合，把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一个“青年突击班”，其它两班以中年人为主。青年人单纯、好鼓动，他就充分利用青年人争强好胜，没有后顾之忧的条件，使“青年突击班”一鼓作气创出了成倍翻番的“高产卫星”，回过头来，再对其它两班施加压力，按此产量跟上。这种不断的“竞赛”搞得众人筋疲力尽。顺便提一句：不管干多少，工资是不变的，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在五十年代，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不奇怪，我要特别提及的，让人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事情，我们厂长的“专利发明”——“八小时劈半工作制”。
   八小时劈半工作制
   麻脸厂长对热火朝天的竞赛还不满足，他太精明了，他敏锐地发现，在八小时的重体力手工劳动中，前四小时的体力相对充沛，产量必定高于体力下降的后四小时，于是他又想出了新的绝招：把八小时工作时间劈成两个四小时，两次上班，即上班四小时后，休息八小时，再上四小时班，再休息八小时。逼使工人绷紧你的全身神经，用出所有的力气，在每天的两个四小时内，有充沛的精力，每分钟不松劲，像绷紧的发条一样运转，周而复始。
   这样一来，连吃饭的时间也被剥夺了——本来三班倒的工人八小时工作中包括了中间半小时吃饭时间，现在是四小时了，总不能还让你停下来吃饭吧！好！这等于一天三班增加了九十分钟的工作量。到了星期日，是全厂休息日。机器是停止运转了，机器休息了，人却规定要检修和清洁机器不得休息。而且这半天的劳动是义务的、无偿的。
   我实在要感叹，感叹这位厂长发明的“八小时劈半工作制”！这种工作制比资本家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二十世纪初叶，西方工业革命时，曾经出现过著名的科学管理制度，“泰罗制”。泰罗把最熟练工人的操作用高速摄影机摄下，分析他们的必要动作和多余动作，然后将本来就不多的多余动作剔除，使工人的操作凝炼为必要动作的结晶，将工人变成一架精确的机器，在不增加机器设备、投资的情况下，使生产力提高了一倍以上，使剩余价值的剥削达到极限。从此，靠延长工时来榨取血汗，让位于提高效率。
   列宁在肯定泰罗制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的同时，又指出它是血腥的管理方法。但是，西方的泰罗，如果面对这位麻脸厂长的发明，就只能瞠目结舌，自惭形秽，甘拜下风，钻到地下去。你看，他用劈成两半的八小时，成倍提高了工作效能，而且使你挑不出刺，说不出话。真的，他太仁慈了！他无意推翻全世界工人阶级以血的代价斗争得来的八小时工作制，用不着动用电影这个劳什子，不必费心思研究什么是“多余的”，什么是“必要”的，更不用化投资改善机器设备和生产条件，他只不过灵机一动，把八小时劈成两半儿，并没有侵占，也无意侵占工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你二十四小时中工作八小时，工作时间是一昼夜的三分之一，我十二小时中工作四小时时，工作时间也是“半昼夜”的三分之一，工时并没有延长嘛！把八小时劈成两半，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真可惜！这位厂长投胎投错了，他要是早生四十年，他要是生在西方，泰罗将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这种反常的作息制度，使工人们在每个昼夜中一会儿白天干，一会儿晚上干，一会晚上睡，一会儿白天睡，人的“生物钟”被完全打乱，白天、黑夜不分。天天这样连轴转，甚至连日期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混混沌沌地吃饭、混混沌沌地出苦力、混混沌沌地睡觉，什么理想、知识全都忘却。知识在这里没有用，理想更是可笑的词儿。人，只是一头牲畜，罩住双眼围着石磨一圈又一圈无限止地转、转、转……
   在这样劳累、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天，我走过街上的照相馆，忽然想起，这里白天没有电，没有灯光照明，他们是如何拍照的呢？好奇心驱使我，何不也去照一张相呢？进去一看，原来摄影在楼上，屋顶是玻璃天棚、利用日光再加两面大镜子的反光来照像的。
   几天后，我去取回我的照片，打开纸袋，照片上的人不是我。我对坐在柜台后的姑娘说：“这不是我！你拿错照片了”。她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又对我看了一眼，瞪大一双疑惑的眼眼看着我，久久地看着我，她像在看一个精神病人一样不安地看着我。
   怎么啦？我再接过照片，仔细辨认一番，啊！照片上的人是我么？
   是的，这是我！但已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模样的人了！憔悴、疲惫的脸庞，年龄足足要大上十岁！这是怎么回事？是洗印的毛病吗？再看看照片，照片印得蛮清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那姑娘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了。我拿了照片，马上逃也似的离开了照相馆，回到宿舍，我找人借了面镜子，与照片一对，是了！明白无误，是我“老”了！
   在大自然中
   春天来了！这里的春天有特殊的魅力。
   走出厂区，天地豁然开朗。极目西眺，雾气蒙罩的天边，一抹远山如黛。绿色的田野上，流淌着三条美丽的小河，左面的一条不知名，右面的一条也不知名，但她身上横跨着一座雄伟的大石桥，河对岸是邻县，所谓的“半座”桥，就是指它。这两条小河，夹着中间的笤溪，在这里会合，三股清流汇成一片辽阔的水面，形成一个粼粼的湖泊。河水稍事休息后，恋恋地分别向东向南，流入市镇，成为市河，倒映出江南水乡一片片房屋的黑瓦、粉墙、石阶、映出那明清风格的高高的风火墙，映出一座又一座的石拱桥和桥上穿红戴绿的村姑，桥下悠然摇过的农船……啊！好一幅如诗如梦的山水画！好一个使人忘却忧愁、烦恼的伊甸园！
   我们一群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男女，尽管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劳动、生活，但青春的活力是任何力量压抑不住的，我们在星期日相约后，到西栅头的船埠头借上一两只船。（这些船是农民上镇后，系泊在船埠头的。）大家嘻嘻哈哈地跳上船去，会摇橹的抢先摇起来。最后一个上船的，先要在岸上用脚将船头一点，待船离岸荡开时，才不慌不忙地一个箭步轻轻跃到船上，以显身手不凡。

小船自在地扭摆着，载着满船的年轻人，载着满船的欢笑，洋溢着满船的青春活力，向湖心摇去。这时有人吹起了口琴，琴声在水面上飘散开去，显得格外悦耳，在大家的邀请下，善唱的姑娘在一阵忸怩之后，放开喉咙唱起了歌，这时琴声、歌声使我们把一切人世间的烦恼全忘却了。
   船进入飘着一片菱的水域，人们随手扯起菱叶，拉出长长的一串菱的茎叶，最后是一只只弯角菱，这时的菱角已经发芽，我们忘乎所以地把菱角咬开大口吃起来。当然，这种勾当只有我们男孩子才干，姑娘们只是抿着嘴笑，看我们大嚼。
   这时，船因为无人在摇，失去动力，随风顺水被搁到岸边，有人一声喊：“大家吃桑果子去噢！”在一阵阵嘻嘻哈哈的笑声里，往岸上跳，往桑树地里钻。这里是蚕乡，桑树经过人工着意的修剪，只有一人高，树干长到齐胸高的地方，分成三个或四个桠枝，斜刺里向上长去，再往上一尺多，就是“桑拳”——一枝桠长到这里形成拳头大小的疙瘩，上面“伤痕”累累，正因为有“伤痕”，年复一年，桑拳越长越大。春天桑拳上抽出新芽，长出手指粗细的嫩枝，枝条上再长出硕大无比的桑叶。我说桑叶硕大，绝不是形容，因为这里的桑叶的确要比手掌大得多。采桑叶时，用特制的大剪刀，在桑拳上，齐根剪下枝条，于是在这里又形成新的伤痕，过后在旁再萌生出新芽、抽枝、再长出桑叶。剪下的桑枝，被成捆送到蚕室，摘下桑叶喂蚕，留下的桑枝烧成炭，用作蚕室加温。
   桑树林纵横成行，间距一样，齐刷刷地排起长阵，一望无际，桠枝的高低和方向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整齐划一，让人看了赏心悦目。桑果子并不是每棵树上都有的，只有少数的桑树才有，有个别的树上，桑果子特多，桑果子大得几乎像天津红枣。
   我们一上岸，桑树林里顿时洋溢出一片笑声，大家在寻找一棵中意的树，把桑果子往嘴里塞。如果谁找到一棵树上结满又大又紫、紫得发黑的桑果子——只有这样的果子才甜。就大喊大叫、招呼同伴们过来，但往往效果不大。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领地“，有自己钟爱的桑树，直吃得嘴巴、牙齿发紫发黑才肯罢休，尤其是我这个人大城市来的，吃相最难看，虽然众人善意地取笑，我却不愿放弃这难逢的好时光，要不是朋友们向我发出警告：“多吃要泻肚子的”，我是决不会罢休的。而那些姑娘们，只是挑上一颗文文雅雅地尝尝，以保持姿态和面庞的俊俏，哪能像我们男孩，吃得满嘴发紫，那不羞死人了？
   吃够了，闹够了，是该回去了。
   回到船上，觉得累了，大家的笑声少了，不再打闹，只是静静地坐着。会摇橹的已经没了抢着摇船的劲，互相推诿。
   摇船的默默地摇，撸帮发出沉闷的嗯吱、嗯吱声，船越摇越快，船下的水“卜、卜、卜”欢快地拍打着船头。人们在经过刚才的一阵呼喊、奔跑、打闹后，混身发热。此时南风习习，好不爽快！再脱下鞋袜，把脚伸向水中，沁人心肺的凉意透了上来，顿时脑清心宁。“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春江水暖，河水已不象冬天那般刺骨了。
   夏天，这里更是我们青年人的天下，天还没有大热，我们就跳进河里游泳，水是绿的，但夏天的绿与冬天的绿绝不一样。夏天雨水丰沛，整个河床满满当当，溢出一片草绿；冬天雨水少，水位低、河滩阔、水流缓，清彻见底，透出一股凉森森的浅绿。每当春雨连绵，西山流下的桃花汛浩荡东来，汇到桥洞处，形成湍流，人在桥下逆流游泳，只能在原地扑腾，时间一长，坚持不住，就被冲到下游，这就应了“不进则退”的古训。人在生活、学习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真理，不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在逆流中游一游，马上就能体会到。青年时代的我，能在数次失败后，将养气力，拚力一搏，一下冲过桥洞，虽然化了极大气力，但得胜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人到中年之后，回首往昔，每每叹息“在逆流中前进”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和个中甜酸苦辣之味。
   那小镇辖有半座的三孔大桥是我们练习跳水的好去处。这里的朋友们是不会跳水的，而从小在江湾游泳池尝试过三米跳板的我，当然要在他们面前充充英雄好汉了！我先潜游到桥洞底部，仔细地搜索一番，确证水下没有石块和木桩之类危险物，又充分估计了水深，就游上岸，爬上桥栏，纵身从最高的桥栏上跳下。表演引来了一阵喝彩声，我的朋友们也开始往下跳下。
   这里的鱼真多啊！桥洞水急，鱼儿偏喜逆水而游，到了这里就欢快地蹦出水面，这些都是几斤重的大鱼，令人惊奇。我不喜钓鱼，这里也不见有人钓鱼，但我们喜欢摸蚌。我们带上一根长长的竹竿，借一只用浆的小船，一人在后艄划，另一人在船头划，直向三河交汇处的湖面而去。到了水深合适处，用力地竹竿插入河底，再把小船系住。跳入水中，在船的四周潜入水底，在河底一面游，一面用双手摸河底淤泥中的蚌。哎！很有趣！蚌在水底是直立的，一半插在泥里，一半露在水中。更奇怪的是，只要摸到河蚌，就不止一只两只，附近一片往往有几十只，大概河蚌也不甘寂寞，喜欢群居吧！这时就左手往右手的胳肢窝夹一只，右手往左手的胳肢窝夹一只，再双手各握二只，脚在河底一蹬，直向水面窜去，窜出水面，踏水游向船边，刚举手把蚌向船中扔去，却把胳肢窝的一只漏下水去，引得自己发笑。于是潜入水底再摸。毫不费力，就可把船底铺满。
   那时水质还没有被工业和农药污染，至少，问题还没有突出。河中的鱼虾确实多，有时我们随便拿上一根竹筷、一根棉线、一团饭粒，用铁丝弯成一只钩子，穿上一粒米饭，就在市河的浜岸边钓虾。坐在河岸石条上，能在清洌的水中看到一条条半透明的虾。它们在河岸用石块垒起的缝隙中用八条细细的腿慢慢地进进退退，游进游出，或者身子一躬一弹，闪出好远，煞是好玩。虾是很傻、很贪吃的，见到饭粒，扑上来就咬，竹筷一拎就是一条，要不了一小时，一大碗活蹦乱跳的虾就到手了。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工业的发展，农药的使用，环保意识的薄弱。我想快乐的渔夫生活是不可能再重现了。
   青年人的朝气是不易磨灭的，青年人的精力总是旺盛的，尽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我们总能找到乐趣，与童年时代一样，我们的乐园是大自然，白天我们能够去划船、吃桑果、游泳、跳水、钓虾，夜晚，我们到农村的竹园去张网捕鸟，一网可捕几只，多时一网几十只，这时，欢乐把一切烦恼全忘却了。
   然而，这些欢乐毕竟是暂时的，一旦脱离了大自然的怀抱，走进灰暗的厂房，站在隆隆作响的机器旁，看到麻脸厂长和笑面虎书记的脸，进行长时间的无味的劳作，或听着枯燥乏味的报告，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像小鸟被关进了牢笼。
   我病倒了
   一天，    我病了，病得不轻，一天之中腹泻十几次，我只得去人民公社的卫生院。
   这个卫生院的大门两边的墙上是巨幅的宣传标语，进门的照壁是一幅“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宣传画。（这种画是当时的时代产物，装饰意味很强，常被制成壁画。）上面绘制了想象中的将来的公社景象：在公社的田野里一派五谷丰收的金黄色，拖拉机在轰鸣，上空是架着高压电线的铁塔，河中的轮船在行驶，美丽的石拱桥变成了单调的水泥桥，桥上有汽车在飞奔。中景和近景是将来的市镇：笔直宽阔的大街，汽车来往穿梭，十字街口有百货楼、邮电局、银行、医院，围绕大街的是片片“火柴盒”似的二层楼房。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天堂”，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这对从不出门，大部份从未看到过汽车、火车的农民和市镇上的居民来说，是一幅美好的乌托邦。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医院，只分内外二科，但环境非常整洁，在门诊室的后面，还有住院病房。我向医生诉说症状，开了化验单，之后开了处方同时开了病假证明。
   我拖着软弱的身子，步履蹒跚地回到厂里，惴惴不安地把病假单交给我的班长——青年突击班的班长，一个姓戴的青年。我的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正在积极争取入党。以往我患了感冒，有几分热度，把病假单给他的时候，他总是为难地把病假单还给我，要我再坚持坚持。而今天，我实在不可能坚持，如果他仍然不准，那怎么办？幸好，这次他没有把病假单退回我。
   我独自一人躺在宿舍的床上，时而起身走向百步外的厕所。这里的所谓厕所，实际是几个人并坐的茅坑，市镇上的茅坑一分二间，在进口的门洞处（之所以称它为“门洞”，是因为它没有门）赫然写着男厕所和女厕所，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当地的农村妇女包括年青妇女需要方便时，全不理会厕所的男女之分。说她们不识字吧！可是明明看到有男人正在方便，她们也会在你的贴近处，裤子一脱，一屁股在你边上坐下。我刚到这里时，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时，就像碰到妖怪似的逃走。后经打听，这里的农村妇女是没有这些禁忌的，习以为常后，就见怪不怪了，但我总感到不自在，如坐针毡。
   在床上躺了三四天了，腹泻不见痊愈，只是无力地躺着。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以往我感冒了，人感到乏力，只要睡上半天，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是，这次要命的腹泻，竟把人搞垮了。实际上，我之躺倒，不完全是腹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特别重的体力消耗，是把人累垮的。我昏昏地睡去，昏昏地醒来。现在才懂这实际是严重脱水后的虚脱，神志不清了。到了吃饭时光，饿了就挣扎着去食堂吃一点，有时昏昏地“睡”过了开饭时间，也就算了。那时真不懂，连开水也不知道喝，不要说吊针补液了，我就这样昏昏沉沉“睡”过了这三、四天。
   人醒着，却无力起床，原来身强力壮的我，竟一病至如此地步，我望着房顶，转而望望我对面的空床，那张床是一个姓陈的睡的。他参过军，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后来在县公安局工作。为何调离公安局到我们厂里做工人，他讳莫如深，不置一词，人倒是挺老实，不善言词，讲起话来，稍有口吃。老婆跟他离婚了，为何离婚更是不愿提起，有人提起他老婆，他常显露出痛苦的样子。看来此人的生活道路必很坎坷。我们二人的床之间打横的那只床是一同从上海来的一个姓崔的青年。另外在靠门处还有三张床。
   我们这房间，时有小偷小摸的现象发生，少了饭菜票啦，少了几元钱啦。但偷也偷得挺“小家子气”，从不把你的钱钞一扫而光，只是抽去几元，饭菜票也是抽去一点。在这间房中，声言少了钱钞次数最多的是那姓崔的，每次发现偷窃现象时总少不了他哇哇大叫：“我也少了……。”而我这个马大哈，从来不清楚口袋里还剩多少钱。工资发下后，给家中寄回点钱，买足一个月的饭菜票，余下的就胡乱化去，常约上几个要好的朋友在饭店聚餐，那年月只要三、五元钱，就能吃得酒足饭饱。有时“劈硬柴”，有时轮流做东。因为对自己口袋里的钱从来不去清点，所以常常到了下半月口袋里没有钱了，才意识到没钱化了。这样的单身生活也许给了小偷不少可乘之机，而我却木然无知。对有人咋呼少了钱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话虽如此说，但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总是唠唠叨叨说丢了东西，总感到不是滋味。但有什么办法？这可恶的小偷，搞得房间里人人自危，相互猜疑。而外房间的人，望而却步，谁也不敢来串门。
   一天，对床姓陈的忽然兴奋地对我说：“我买了几十只鸡蛋，发觉每天要少两只，我也不敢说，怕说了大家心里不愉快。”他说到这里，我心里一沉，这鬼地方还能住下去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兴奋。但他丝毫没有发现我的不快，仍笑着说：“我抓到了小偷。”
   好啊，我一听，真大快人心，这可恶的小偷！我迫不及待地问：“哦？是谁？”他快活地笑着说：“昨天半夜里被我发现的，是老鼠！”我不免有些失望，但我马上对老鼠会偷鸡蛋大惑不解，要他进一步详说。他故意卖关子，笑着说：“今天晚上你不要睡得太死，大约一点钟时老鼠就会来了。”他指了指床下放鸡蛋的小缸。我们相约到时互相喊醒。
   那晚的上半夜，我没有睡着，真想看看这一希罕的老鼠偷鸡蛋，它是怎么偷的呢？我的对床也没有睡着，我们俩人的竹床不断格吱格吱的响，老鼠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我们熬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吃了早饭后，我要他检查小缸内的鸡蛋，他数了数，说少了一只，嗨！怎么睡死了呢！
   到了晚上，我对他说，今天可要留心啊！他笑笑说：“我会喊你的。”
   果然，我又睡着了。
   半夜，他轻轻地把我喊醒说：“老鼠已经来过了，不要出声，马上就会再来的。”
   我一下兴奋起来，睡意顿消。轻轻翻身侧卧，以最佳的视角，努力瞪着双眼，看着床底下，大气也不敢出。从西边的窗户照进一缕月光，在地板上刷出一条柔柔的白色，他床下的东西依稀可辩。大约过了十来分钟！突然，他轻轻地说：“来了！”我双眼努力搜索，什么也没有，我心里责怪他，何必要说“来了”？这一叫，老鼠的听觉多灵敏，这不又吓跑了吗？
   可是老鼠也太猖狂了，一只老鼠走走停停地从西面过来了，在床前走了几个来回，一下窜上了放鸡蛋的缸边上，这时另一只老鼠不知从什么方向也窜了过来，这两只老鼠一下隐没在小缸内，不多时，突然见一只老鼠滚出小缸，定晴一看，这只老鼠四脚朝天，怀抱着一只鸡蛋，另一只老鼠灵巧地窜下来，咬起怀抱鸡蛋者的尾巴，拖着就走，一眨眼就消失在黑暗中。哦！老鼠偷鸡蛋，原来如此！这鬼精灵，真不愧是很高级的哺乳动物，很会动脑筋，偷鸡蛋的方法果真和故事里讲的一模一样。
   偷鸡蛋的小偷真像大白了。但偷钱、偷饭票的小偷是谁呢……？
   我竟被怀疑是贼
   我卧床不起已经有四、五天了，这天一屋子人忽然十分沉默，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搭理谁。我还是昏昏地睡着。我感到孤独，感到悲哀，思念上海的父亲、母亲、弟弟们。这里的一切太冷酷了，这里没有我的亲人，谁也不可能来照顾我，我被人遗忘了。软弱无力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厄运马上降临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全屋人沉默的第二天晚上，那个姓戴的班长，突然光临我的床边，他阴沉着脸，要我起床跟他走。我说：“已经是晚上了，有什么事？”他说：“你到了就会明白的。”我望望同房间的人，他们都背朝着我默不作声，仿佛我是一个传染病人。这凝重的空气，使我意识到出什么事了，我默默地穿衣，跟着他走了。
   他把我领到人保干事高××的办公室，一声不响地走出去拉上了门。办公室内只有我同姓高的俩人。他拉长了音调，故意慢条斯理地问：“你生病了，是什么病啊？几天了？”我回答了他。他又问：“大家上班了，宿舍里就你一个人了？”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听后，联系这二天同房间大伙阴沉的脸，意识到事情的全部内涵。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
   他睁着一双三角眼，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皱起二条纹路，嘿嘿地冷笑二声，旋即又模仿电影里经验老到的侦察员，点起了一支烟。仍然拉长了声腔问：“你对面床睡的是谁啊？”他明知道还要问，我没有搭理他。他只好自己说：“陈××放在床底箱子里的钱少了二十元，你知道吗？”
   果然要问失窃的事了！
   他睁着小小的三角眼盯着我，冷冷的眼光在我的脸上扫视。
   我感到情况对我很不利：因为这几天我一直躺在床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间比谁都多。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除了吃饭、去厕所离开外，确实是独自一人在房间的时间最多。会不会是在吃饭的时间，小偷乘机作案呢！这小偷是谁？
   我在这样紧张而混乱地思索的时候，他嘴角浮出阴险的笑意说：“我们领导已经找了每个人谈话，我们领导已经掌握了证据，作案人员只能是你。你要争取主动，坦白交待，这是你唯一生路。”
   我辩白道：“我从来没有拿过人家的东西。会不会是我去吃饭的时候……”
   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我们已经排过队了，你要放明白点，不要错过坦白的机会。”
   我一听，混身的血直往头脑上涌，我一生清清白白，他竟要我“坦白”！我想冲上去对他大喊：“你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诬谄好人！”但是，我站不起来，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刹时间，奔腾的血液撞得我的心脏狂跳，四肢颤抖，我紧握着双拳，说不出话。
   高干事看着我这副模样，好不得意地威胁我说：“你现在先回去，好好想想，不要自作聪明，这对你没有好处！”
   我好不容易站起来，转身就走。回宿舍后一看，大家都已睡下。我也默默脱衣睡下。其实，谁也没有睡着。那姓陈的不断在翻身，在长吁短叹。是啊！对他来说，这二十元钱，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往少这么二、三元钱也算了，谁也没有正式报案，而现在一下子偷了他二十元钱，他能不长吁短叹么？而其他的“嫌疑犯”却还没有这份叹气的权利，只能出闷气、上心事的份了。
   第二天，姓高的又找我去审问，他又加上一条，说那姓崔的也少了十元钱，这三十元钱一定是我偷的。
   我已经比较冷静了，以克制的态度，耐心对他说，我从来不做这种事，但我也明白，我没有有力的事实和证据来证明我的清白。在那个时代以及后来很长的时间里，被怀疑有罪的人不能自己证明清白，那就是“不清白”的。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是我独自一人在房间，作案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我脱不了干系。我的体力支持不了这种折磨，我软弱无力地坐着，头脑昏昏的，随他们去吧！
   晚上，又继续审问我。姓高的不耐烦了，开始用强硬的口气，时不时拍桌子威胁我，要我交待。这一来也激怒了我，我也用强硬的口吻说：“你这样逼我交待，我要上杭州上北京去告你！”
   他一拍桌子，气得大怒：“好！你再不交待，我们领导就把你关起来！”
   我说：“你关吧！总有一天我会出来的，那时我再告你不迟。”
   他听了，鼻子里哼了两声，换了一种慢悠悠但更具威胁的声调说：“你怎么告呀！我们送你去劳动教养。”
   我一听，心头涌起一股酸楚。我想起了在刚进厂时，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一时把心中的苦闷向领导，也就是向党，向党的化身倾诉，当时只是想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然而，结果却是要被送去劳动教养，这里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一样啊！他们歪曲了党的政策，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我要控告他们！我要向党中央反映他们的胡作非为！这些人是混进共产党内的坏人。我已经止不住眼眶中的热泪，委曲地、无声地哭了起来。
   那姓高的，以为我开始害怕了，他拿起一迭纸扔给我，要我写交待，随后走了出去。
   我一人在这房间中，对这两天遭受的不公正愤怒不已！我要大喊，我要大叫：“我是清白的！”但我明白，他们不会听我的申诉，这里的领导不是好人，我还是要求他们把我关起来得了！到了公安局派出所，就可以讲得清楚了，他们是会为我搞清楚的。
   那时的我多天真啊！把天下的事想得多简单啊！这不奇怪，我心中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形象是崇高神圣的。这里的一切，不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上海的共产党就不是这样的！我这样坚定地认为。
   过了好久，姓高的来了，看到扔给我的纸上什么也没写，就不放我回宿舍，继续逼我承认。我筋疲力尽，实在支持不住，有气无力地说：“你既然认为是我偷的，那就把我送派出所吧！我实在吃不消这样的折磨了。公安局一定会搞清楚的。”
   他听了竟高兴起来：“好！你的态度有了转变。只要你交待了，我就为你保密，不告诉任何人。”他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告诉你吧！我们领导已经掌握了证据。你是在星期三晚上七时到八时偷的。你好好想想，还是交待的好，交待了什么事也没有了。”他在向我诱供了。他的三角眼显得更为阴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走了几个来回，一转身关上门，走出去了。
   天哪！我要求关到派出所都不答应，我没有办法洗清自己了。我软弱无力，一阵晕眩。电灯发出幽幽的黄色光晕，更增加了这间空房的悲凉气氛。我昏昏沉沉的，好像置身在小时玩耍的墓地里，我们几人把一只骷髅从破败的棺材中拿出来，放进了七粒黄豆，一个同学刚撒起尿来，那骷髅立时转动起来，向我滚过来，越滚越大，向我当头压来，我努力一挣，啊！还是昏黄的电灯。我泪眼模糊，昏黄的灯光外有一圈光环，像骷髅洞开的大口扑上来吞噬我，我一点不害怕，我倒希望这是真的。然而，眼前出现的是灯光，不再是骷髅。
   死！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吧！我望着屋梁，眼泪不住地流淌，上吊吧！电灯更为昏黄模糊，还是赶快动作吧，一死了之，离开这恼人的世界！
   这时我的面前，浮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弟弟们的身影。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亲人，我心中涌起无穷酸楚。但决心既下，内心反倒很快平静下来。我长叹一声：“唉——我为什么会到这倒霉的地方来？当时要留在上海多好啊！”
   这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桑树林，我和同伴们在桑树林里嘻笑追逐，抢着桑葚吃，我找到的桑树上结满了硕大饱满、紫得发黑的桑葚，一咬一颗，真甜啊！我左右手同时摘，大把往口中塞。突然我的舌尖像针扎似的一阵刺痛，我哇哇大叫，同伴马上奔了过来，我吐着舌头，比划着。他们一见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才从我的舌尖上捉下一只大黑蚂蚁来。再一看树上的桑葚上有不少蚂蚁在吮吸甜汁。这棵桑树上的果子确实太甜了，吸引了那么多的蚂蚁。
   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片桃树林，满树怒放的桃花，竞相开放，粉红色的一片，充满了生机。啊！这令人心醉的春天，令人留恋的春天！
   刹那间，眼前的一切消失殆尽，还是空空的房间，还是一根根褚红色的房梁，还是昏暗的一盏电灯……。猛然电灯一跳，比原来亮了许多。我的头脑也突然一醒：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不知怎么的，我的头脑变得出奇的清晰，脑细胞的记忆库中跳出星期三晚上的情景来。

洗 雪
   星期三，我晚饭只吃了二两粥，头重脚轻地回到楼上宿舍倒头睡下。六点多钟，班长派人来叫我去参加班组学习。我说：“我连走都走不动，我不去了，请你替我请假。”那人走后，不多会又回来，为难地说：“不准请假，说要传达县委精神，每个人都要参加。”我很生气，我病得这样，领导一个也没有来看过我，开会倒没有忘记，一定要参加。
   我没好气地说：“我走不动，也坐不住，我不去！”说得那人为难地站着。班长进来了，他狐假虎威地说：“李厂长说了，这个会不准请假，每个人一定要参加。”我还是不愿起床。他没好气地说：“要请假，你自己去向李厂长请。”说完他并不走，一直立在我的床边，实际上是催我快快起来。我只得起床跟着走了。
   到了食堂（是全厂开大会的地方），与往常不同的是，不是听厂长的报告，而是分组传达文件，然后进行讨论。这时其它的班组已经在传达文件了，而我们这班组在靠门口的地方坐着等我们三个人。
   我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他们在念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全没有去听，只是昏昏沉沉地坐着，无力地靠在墙上。不知什么时候散会了，我随着大家回楼上的宿舍……
   想到这里，我不禁眼睛一亮！命不该绝，我不用去死了！完全不用去死了！我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全班的人都能证明我——星期三晚上我和大家在一起！
   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我静静地等待那个姓高的人保干事的到来。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他的出现，我有点忍不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幻想着怎样到省里去控告、去上访，控告、上访的时候，我应当怎么怎么说。
   好不容易，这家伙终于开门进来，随着一股酒气冲进我的鼻腔。他似乎很得意，拿着几张纸对我扬了扬，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胸有成竹抢先说：“我是清白的，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没有……。”
   我的话尚未讲完，他的脸马上拉长了，凶狠地说：“你这样顽固，对你是不利的。”他又扬了扬手中的纸，“看来，我们领导只能打报告送你去劳动教养了。”
   我平静地说：“你拿出证据来。”
   他恼怒地说：“你敢先写下保证，具结你没有偷吗？”
   我迫不及待地说：“好，我写。”我拿过纸张，急速写了一行字，写完扔给他。他看了看，一拍桌子说：“你这样死硬，这对你没有好处，你要明白，”他把我写的纸拿起又扔下，“这对你会加重处理的。”
   我大声而坚定地说：“快把你的证据拿出来！”
   他恶狠狠地说：“拿出证据后，你就别想走了。我们马上把你铐起来送派出所。”
   我毫无畏惧地说：“我不怕，你肯定拿不出证据，你是在诬陷好人。”
   “有人看到你偷的，你在星期三晚上七时到八时之间偷的。”
   “是谁看到了？叫他出来对证。”
   他支支唔唔说：“陈××星期三吃晚饭后，钱还在的，有人看见你拿了。”他还在拿这个子虚乌有的人来吓唬人。
   不必多费口舌了，我再也按捺不住愤怒：“你敢把这时间也写下来吗？”我怕他赖帐。他当然不肯写下来。他还是说：“在星期三有人看见的。”
   我说：“你以后不要赖帐，我现在记录下来，到时我要向各报社写信控告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强硬，竟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又接着说：“星期三我明明参加了开会，是戴××硬逼我去开会的，那天是传达县委精神，我们全班的人都在场，都可以证明。”
   他怔了一怔。我又把星期三晚上参加班组会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他还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这时我抓住了理，不顾一切地同他大吵起来，把这两天的冤屈和愤怒一古脑儿地倾泻出来。我口口声声说要去告发他，控告他。我望着他阴沉而奸险的脸，真想狠狠地对准他的脸揍他一顿，这个比我矮小的恶鬼，一定经不起我的一拳，准能让他仰面倒下。我愤怒到极点，我不知道后来是如何离开那空房间，回到我的床上。
   我心里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究竟是应该庆幸呢？还是要痛哭一场。我混身酸痛，乏力地躺着，连翻一下身都不想动，望着昏黄的灯光，懒得关灯，脑袋沉沉的，不一会就睡着了。
   以后的几天，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再来找我。我按捺不住了，我找李厂长，我说我要写信控告那高干事。厂长淡淡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你没有偷就算了，还要怎样？你写了信又怎样呢？”
   是啊！老百姓能把领导怎么样呢？不需要证据，只要有怀疑，“组织”上就可以把你审个天昏地暗，而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需要自己拿出证据。如果拿不出，那——对不起——罪名成立了！等着你的将是严酷的命运，领导上就多了一份“政绩”，因为他又抓了一个坏人。你的这份冤屈，这个污辱，也许要等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有洗刷的机会（尽管可能还留着尾巴）。然而到那时，你的青丝已染成了灰发，皱纹早布满了脸庞，时光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机会失去了，你不得不退回人生起跑线重新开始。你要找原来处理你的人算帐么？他也许早就因为“政绩赫然”而官居高位了，你找不到他。就算找到了他，他也会双手把你亲切地按在沙发上说：“你看，现在不是一切都改正了吗？你平反的事情，还是我插手替你办的呢！我们要丢弃前嫌向前看嘛！”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说什么？他是“公仆”，你是“主人”，主人哪能心胸狭窄，老是怪罪仆人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过去的错误，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啊！历史！你这用血与火、汗与泪、悲与欢写下的文明，是这样强大而顽固，总能使新鲜的事物，甚至革命发生异化，使其背离初衷，使其只能盘旋着前进。当五星红旗升起时，踌躇满志的领导者也许不会料到有些人很快就用猜忌的目光审视着原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百姓，用卑劣的手段整治群众，把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和革命的拥护者推出行列，打入“另册”，使人民火热的革命热情渐渐冷却，直至产生八十年代的信仰危机。
   一天，一直闷闷不乐的陈，高兴地对我说：他要调回他的家乡去工作了，手续已经办好，明天就要走了。我真替他高兴，是该离开这鬼地方。我由衷地说：“好啊！明天乘什么时候的轮船，我送送你。”他说：“不用了，我走的时候，你正上早班。这样吧！我现在理理东西，等会吃了晚饭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晚饭后，我们沿着河边散步，他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我要回家乡去了，我的老婆已经同我复婚。”哦！怪不得他这样开心。
   我不合时宜地问他：“你怎么会调到这里来的啊？”他那明朗的脸一下子阴郁起来，口吃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我很后悔不该问他。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了一段路。他拾起一块小瓦片块往河里打了个水飘，一下飞出去很远，他又高兴起来：“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从头开始！”我那时年青，不懂“从头开始”是什么意思。但我明白，他肯定有一段辛酸的往事。这个老实人一定吃过大亏。他突然停下来，意味深长地说：“我被偷了二十元钱，那个崔××也跟着说少了十元钱。但是，后来我又一次被偷了钱，但我没有声张，那一次崔××就没有说少了钱。”
   当时，我并没有领会他的暗示。
   抓 小 偷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使我至今难忘的事。
   有一姓汤的青年，父母双亡，微薄的二十六元工资，要供养年迈的祖母，是够艰难的。一天他报告说，他发下的工资被人偷去了十五元。这下姓高的人保干事又忙开了。
   与汤同睡一房的是个有名的老实人。因为这房间小，就他们两人。这位人保干事就把那老实人找去逼他交待。老实人只会大叫冤枉。这次人保干事认为房间里只睡两人，准是他偷的，就把他铐了起来送派出所，那老实人一路哭，一路大叫冤枉。
   这老实人被关到第十天，那姓汤的却向人保干事交待说，他的钱没有失窃，是他谎报被偷。姓汤的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当时厂里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参加银行储蓄，不管你的经济状况如何，一律在每个月的工资中扣除。眼看要过年了，他没有钱给年迈的祖母过年，实在无法，就谎报钱被偷了，这样可以得到厂里出的证明，到银行取出他未到期的零存整取的存款，以解燃眉之急。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领导压根就没有考虑他的生活困难而发慈悲，开张证明，却弄出一桩案子，害得同屋的老实人在大冷天被关十天，受冻挨饿。他天良发现，于心不忍，只好实说了。老实人吃了十天冤枉官司总算放了出来，那姓汤的自然被工友们骂得狗血喷头。但谁也不敢去骂骂那个姓高的人保干事，也不想一想根源是出在哪里。
   我倒还看重那姓汤的，他毕竟是无意伤害了他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使别人免于继续含冤，还是挺有良心的。真正可恶的是手中有权的人，仅仅是凭主观想像就把人关了十天。更可恶的，是他怀疑那老实人一定会偷钱的另一条荒谬的逻辑推理：那老实人新近装了一只“一灯机”（就是只有一只电子管的最低级的收音机，用耳机听，比“矿石机”稳定和灵敏度高）于是，现成的逻辑推理就成立了：装收音机要花钱，花钱就必定要偷。
   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推理来办案的人，竟然能居于人事保卫的位置上，实在令人失望！
   厂里发生这两件事后，领导的威信扫地。这种专横的、视人的尊严予不顾、侵犯人身权利的行径，激起了大家的不满，对于这些愚蠢的官僚，工人们嗤之以鼻，但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私下议论，而且只能在相知相好的伙伴之中才敢讲一讲。
   贼没抓住，东西却丢得更多了。
   我们在生产中各人保管使用的材料、工具也不断发现短缺，小偷小摸的行为从宿舍发展到生产中来了。于是，工人们在恼火之余，自发地留心起来，决心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出出这口恶气。时间一长，大家的目光一致射向了那个陈在临调走时，曾意味深长地暗示过我的崔某身上。我的几位好友告诉我，我病倒时的那个星期三被硬是拉去开会，开会中间崔某曾中途离开过，工友们断定是他偷的，接下来又贼喊捉贼，声称自己也少了十元钱。
   但捉贼要捉赃，工人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大家约定一定要把他的贼手揪住，大家在等待着时机。
   一天，又发现少了工具，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肯定是崔偷走了。可是，证据呢？我们可不能做没有证据的事。
   我的好朋友吕提供了重要情况，他说：“崔的床下不是有一只大的货物木箱吗？这箱子他配上了铰练和锁，他把偷的东西全放在里面。”
   大伙急问：“你怎么知道？”
   吕说：“有天，崔把车间里的两只灯泡放进去时，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偷眼一看，他箱子里满满的都是东西，全是我们平时少掉的东西。”
   我一听就冲动起来，想起了吃过的苦头，再也压制不住了。我头脑简单，什么也没有去想，拿起工具，就往宿舍奔。我的朋友们也不顾生产，跟着我一起冲向宿舍。我冲到崔的床边，一把拖出箱子，把锁撬开，打开盖子。好哇！什么东西都有，全是我们平时少了的东西，大家全明白了。

这时，崔气急败坏地冲进来。
   他来晚了，他望着打开的箱子，不知所措。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口，怒不可遏地说：“这些东西是你偷的呢！原来我们房间里的贼是你啊！今天总算被抓住了。”
   他在惊魂稍定之后，又使出他的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你私自翻我的箱子，你就是贼。”我一听他骂我，气愤极了，对准他丑恶的脸就是一拳。他这时还嘴硬，但毕竟怕挨打，用手臂护住头部：“你翻我的东西就是贼。”
   这时闻声而来的人更多了，我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些东西全是厂里的东西。”我抖落几样东西给众人看，“谁是真正的贼，现在真相大白了。”
   他厚着脸皮说：“你是贼。”
   我被再一次激怒了：“好！是贼就该打！我打你这个贼！”我挥起拳头，对着他的头一阵乱打，他双手抱头，一路鼠窜逃下楼去，我不顾一切地追打，追到下面的天井处，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和厂长闻讯迎了上来。崔就往书记的背后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又是一拳。
   书记忙说：“不准打，什么事？”一面用身子护住崔。
   对于这个书记，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我看不惯他专好在女人堆里鬼混，喜听小报告，把逢承拍马的人拢为红人，而崔也是他的红人之一。
   崔某，只读过小学几年书，据他说很小的时候从山东到上海，家庭出身倒是贫农，按共产党的阶级路线来说，他是好出身。但他行动鬼崇，经常向书记打小报告，因此深得笑面虎书记的垂青，而工人们却不理睬他。我这时自认抓住了证据，有恃无恐，当着他的面，打了他的狗。今天既然他来了，我就把大伙捉偷的过程冲他讲了一遍。
   这时，崔畏缩在书记的背后，狗仗人势，又指着我骂，我冲上去还要打。
   书记发话了：“不准打！有我书记在，你敢再打打看！”
   厂长也来了，在旁不说也不拉。
   书记故意闪开身子又说一句：“你再敢打打看？”这分明是说“谅你不敢撒野”。我什么也不顾了，冲上一步，用足全身的力气，对准那张丑恶的惯于逢迎的脸狠狠地一拳。
   崔被打出几丈远，仰天倒地连翻了几个滚，趴在地上，捂着脸呜呜地哭。几个胆大的工人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笑面虎书记倒恼羞成怒了，气急败坏地大叫：“你当着领导的面，竟敢打人，你还有没有领导？你这是无法无天！我要处分你，我要你检查承认错误。”我说：“要我检查可以，那你先处理小偷。”那书记问：“他偷的东西呢？”我说：“在楼上。”
   有人忙说：“在这里，在这里！”原来已经有人把崔隐藏赃物的箱子抬下来了。
   那笑面虎书记连看也不看，却大声说：“这都是厂里东西，还在厂里，这不是偷。”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怎么能这样颠倒黑白，这还是共产党书记吗！我气得大叫：“我要到杭州，到北京去告你们。”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们。
   我出了一口恶气。同伴们也出了一口恶气。那个搅得全厂不安的小偷被揪出来了。他虽然得到了书记的庇护，但书记拙劣的包庇反而使领导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我激动而自豪，我头抬得高，胸挺得直，步迈得大，一身正气。的确，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在工人兄弟姐妹的心中，树立了不小的威信。但是，年青无知的我，却不懂得这件使领导难堪的事，为我自己种下了祸根。
   这事的结局是不了了之。他们对崔既不调查，也不处理，真正的贼就这样轻轻地放过，对我却暗地下毒手。几年后，我回上海要求区劳动局安排工作，我的请求一直遭到拒绝，我只得用信访的形式，向市劳动局要求工作，信件转到区劳动局。一天，工作人员上门访问，他对我说：“我们从你的档案里看到，你在外地时，一贯打人，目无领导。”言下之意，因为你一贯打人，我们就不能安排工作。
   天哪！我成了“一贯打人、目无领导！”这就是档案的威力！这个卑鄙的书记，不敢面对光明和正义，不敢承认错误，只能怀着阴暗的心理，在你的档案中设下“暗器”，毁你一辈子。更可悲的是，在档案里胡写一通，信口雌黄，却不受法律或党纪的约束和制裁。大概没有人因为利用档案陷害人而被判处陷害罪的；同样可悲的是，当事人更是一点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星半点，也毫无用处。因为你无处可讲，也没有任何机关有责任或者有胆量抹去或修改先前写下的结论。任何单位在使用你前对你考察，总是相信你以前“组织上”的结论，而不相信你的辨白。可以说，利用档案陷害人，是一种特务手段！
   惯用这种手段的笑面虎书记，在人格上要比那因无意而伤害了老实人的汤某低下得多，我真不知道，在那小镇的三年中，那位书记还在我档案里写下了别的什么可怕的语言。
   等苏联老大哥
   我这样的一身正气哪里来？学校的教育，书本的教育，也就是共产党的教育，但是一旦用到实践中去，就不一定行得通。我虽然自尊心特强，嫉恶如仇，但在“抓小偷”的过程中表现了年青人的不成熟，为自己埋下后患。
   学生时代，受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不算少，中国百年来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屈辱的历史，激起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强烈爱国热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让人义愤填膺。我有一次轻率的举动，差点为自己找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从这“爱国热情”上发生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吧！我回上海，那次走杭州换火车，买的是晚上六、七点钟从杭州城站始发到上海的火车票。因为乘沪杭线的火车次数多了，发现凡上海始发到杭州的或者杭州始发到上海的列车，总挂有一节软席的车厢，我们这些买了硬席车票的是可以进去坐的。尽管列车员大喊这里是软席，把大多数旅客吓跑了，但我们这些老出门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自顾坐下，闭目养神，车一开，什么事也没有。查票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递上你的三元三角二分的硬席车票，不必畏畏缩缩地怕人罚你的票。坐得舒适、安静，出的是硬席票价，何乐而不为？
   所以，这次回上海，我也是这样，特意找了这节车厢。上车时，列车员不让上，说是软席，我昂起头，连看也不看她一眼，自管上车。
   车厢内空空的，只有五、六个中年男乘客坐在一起，似乎他们是一伙的。我随便坐下，在我的后面不断有人上车，也不断有人被挡住或赶走，但还是有十几个人硬是像我一样坐下不走了。
   开车时间早过了，车没有开，出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时间过了一小时，车还没开。这时来了三、四个列车员，来赶我们这些人走，人被一个个赶走了。只剩下我和早于我的五、六个的那伙人，我看到列车员从没有去赶过他们，我就硬是不走。见我坚持不走，他们就退出去了，望着她们的身影，我好不得意。
   不一会她们又返回来，原来她们把列车长请来了。列车长来到我的面前，要我出示车票，我大方地把车票递了过去。正在这时车下来了一批蓝眼高鼻的外国人，他们在中国陪同人员前呼后拥下纷纷落座，列车启动了。
   列车长对我说：“这节是软席车，是给外宾苏联专家乘坐的，你必须到后面车厢去。”
   我这时才明白列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是为了等这些“苏联老大哥”。我们这些中国人就这么不值钱吗？为什么不能坐自己国家的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感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的自尊心、好胜心，驱使着我这头脑简单胆大妄为的无知青年。
   我傲慢地说：“你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与外国人同坐一节车厢？”
   列车长怔怔地对我看了半天，劝说我：“这是软席，你是硬席车票。”
   我气愤地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你还有中国人的气味没有？”
   他脸似乎红了红，尴尬得很，半天才说：“那你要补软席票的差价。”
   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二话不说，潇洒地掏出一张拾元票面的递了过去。他接过钱要我稍候。转身向那早于我上车的五、六个汉子耳语了一阵（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了列车长的身后）。
   列车长走了，其中的三人就分别坐在我的对面和旁边，他们对我审视了半天。大家默默地坐着。
   我定神一想：糟了！这几人一定是公安局的“便衣”，恐怕要有麻烦！
   不一会儿，列车员给我送来补的软席票和找下的几角零钱，票价之贵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没关系，咬咬牙，争气不争财嘛！于是，我化了几倍的钱，在这三名“便衣”的保护下，默默地坐到上海，自始至终我们没有开过口。他们尽于职守，没有离我一步。我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鲁莽，太鲁莽了！幸好！他们识不透我的身份，大概我的一身从旧货店——淮海路“国旧”淘来的人字呢长大衣，气度不凡，懵住了他们。
   第二次住院
   恶劣的生产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我不甘落人后的性格，在三年中摧垮了我的身体，我不时吐血，终于又住进了医院。
   这次住的医院，不是公社卫生院，而有幸住进了县医院——县第三人民医院。这个医院是解放后成立的。原来的天主教教堂就是医院的院址。这是一座西洋式普通二层建筑，一进门，迎面墙上的十字架还可以见到，进入昔日的教堂，可以看到有的地方内粉刷已经脱落，露出难看的砖墙。医院北面是花园，冬青树已经多年没有修剪过，参差不齐，有的已经枯死。光秃秃的花坛中已经踏成平地，横七坚八拉起的绳上晾着衣服，几棵大树被锯倒在地，满目荒芜。只有北端墙边几棵大树长得郁郁葱葱，让人觉得舒服一些。在绿荫的遮掩下有两间平房，现在成了医院的手术室。一个月中难得用上几次，仅仅做绝育结扎手术和阑尾炎切除之类的小手术。
   我的病房在二楼东头的一间小房间中，只有两张病床，我的病友是年青的乡村小学校长。知书识礼，相当和善。全院只有不多的几名病人，门诊病人也不多，医院全天静静的，到了晚上更是寂静。
   在宁静的环境下，我得到了很好的休养。
   白天我和那位校长看书。我那时对西欧文学很感兴趣，那位校长也特别喜爱，他的书一大迭，任我选择，看完后，谈谈心得体会，投机得很。在这个市镇上，镇工会办了图书馆，但借书的人不多，有些有文学价值的书无人知晓，也无人借阅，我真为这些书惋惜。但这也好，我可以尽情地在瑰丽的文学宝库里浏览。我对英国狄更斯的作品，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等世界名著美美地饱览了一番。在未住院前，只能断断续续、匆匆忙忙地看。躺在病床上就可以整天看，一本接一本看，而且可以平心静气，认真地读。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病假工资，付掉住院的饭费，也足足有余了，我一门心思养病读书，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是我三年来最安定、最逍遥舒适的生活。
   住院快两个月了，我沉浸在书的海洋中，漾溢在书友的友情中。然而好景不长，我的苦难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一天，厂里来人通知回厂开会，说要传达中央文件，一定要我回厂参加。我想什么会呀，非要病人参加。
   到了厂里，一听是传达中央的“八字方针”，在反反复复的文件声中，我只记住了六个字：调整、充实、提高，漏记了“巩固”。这时（一九六一年）的全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竭泽而渔的“大跃进”已结出了苦果，天灾叠加到人祸之上，迫使在六一年用“大调整”结束了“大跃进”。照我的理解，所谓调整，就是要收缩国民经济的建设规模。我们这个县、这个厂也要把在大跃进中过热的膨胀收缩下来，说白了我们厂必须“调整”一批人回家。会上宣布在大跃进年代从农村中抽来的农民要重新回乡种田。（事实上在六0年已经有一批人回乡了。）同时宣布我们上海来的人不属调整对象。我听了也不在意，这时我们上海来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大多已经辞职回上海了。
   我的一个同来的好友姓王，由于看不惯这些领导，也已被调到长兴的煤矿去了。（这个煤矿是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它的煤层极薄，不到一公尺，人只能爬着开采，根本无法直身。这位好友白天在地下爬行，不远的巷道，就有犯人们在劳作。晚上，他与劳改犯一样，也失去了自由，因为四周的山上全是警卫部队。夜晚中，无法分辨民工和犯人，谁也不愿遭到误伤，只得龟缩在工棚中，挨过单调乏味的生活，直到61年以后，才结束。）还有一位知识分子，曾在48年去台湾谋生，在报社当编辑，后来在50年转道香港回大陆。平时他自恃清高，对这些领导不肯俯就，在工作中终于触怒了这些“公仆”，以莫须有的台湾来的“特务”进行审查，开会批判，搞臭了，搞得这些公仆们满意了，最后宣布开除，他被迫回上海。还有那曾劝我少说话的好心的阿姨，因为同当地的一位未婚男青年比较讲得来，领导认为发展下去有“乱搞”的可能，也被打发回上海。
   被搞得最惨的是一位搞供销的上海人，他在为厂里承接业务、找寻原材料方面出了不少力。像我们这个完全依赖上海的外地小厂，生存是颇不容易的，尤其是在58年大跃进年代，要在国家计划之外搞到原料，是很了不起的事。此人还为厂里找到了各工种的技术工人，撑起了工厂的技术骨架。可以这样说，厂发展到二、三百人的规模，他当属头功。
   在工厂逐步走上轨道后，到了该“烹狗”的时候了。他大部分时间驻上海，一天突然奉召回厂，到厂没几小时，立即遭到逮捕，传出消息是有经济问题，又听说被判三年徒刑。那么应该是铁证如山了。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又突然出现，他神情诅丧地向我们几个上海来的人诉说被捕后送县里反复审查，查不出什么经济罪行，现在又把他释放了。他是来厂里论理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大家明白，厂里无非是用此手段赶他走，用心太卑鄙！
   这时我们上海来的只剩下四、五个人了。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在上次“打人”事件后，严重触犯了领导的“威信”，该是“穿小鞋”的时候了。
   在传达中央文件的会后没几天，又通知我回厂，书记要找我谈话，踏进他的办公室，他露出笑容，阴阳怪气地说：“恭喜你啊！你可以回上海去了。你是在上海大城市生活的，你的家在上海，我们这小地方埋没了你，怪可惜的。”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我们厂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要调整一批人，你是本厂第一批调整名单中的一员。”
   我一听不觉怔住了，我说：“前几天开会，厂长不是宣布过，我们上海来的人不属调整的对象吗？”
   这位“公仆”的笑容是吝啬的，只要“主人”稍稍不听他的摆布，他的脸马上就搭拉下来。果然，他蛮横地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他的阴不阴、阳不阳的语调，一下把我激怒了。他竟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明明在向我说：孤家说了算。我的心一下收紧了。
   我明白他开始公开向我报复了，我预感一股不祥的阴云向我袭来，我不能轻易地答应，我就说：“现在我在住院治疗，至少要等我的病好了之后再谈吧！”他却毫无人性地说：“我看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
   我反驳说：“好不好不是由你说的，该由医生决定。”
   他竟然说：“你想赖在医院装病啊！我们领导已经决定，你是被调整回家的人。”
   在笑面虎这些话语的刺激下，我自忖，这个鬼地方早就该走了，回上海后总会有工作做的，我年轻怕什么？但转念一想，户口呢？怎么办？这玩意出上海容易，进上海可就难了。于是我说：“是你们要我走的，你也宣布了我在第一批人员名单之中，但你必须保证我的户口能报进上海，因为上海的户口是很难报进的。”
   他听了略微一怔，一丝不易觉察的奸笑从他脸上掠过，马上换成伪善的笑：“这当然，我们组织决定的，一定会安排的，我们会有材料到上海的，这你可以放心。”他又友好地说：“你可以回医院去了，好好养病，等病好了，再走吧！”
   他这180度的转变后面，有什么险恶的用心，我还没有学会觉察。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的脑中已经塞满了上海，上海，回家，回家。哦！可以回家了！可以离开这个充满邪恶的地方，离开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我高兴地到宿舍里去转了转，向我的朋友们宣布了这一消息，大家也为我高兴了一阵。我的心已经飞向上海。
   善良的李医生
   回医院后，我计划了一下，我的病基本上是在好转，再检查一下，住上一、二个星期就走吧。
   隔了一天，我的主治医生，一位善良、温和的女医生把我请到了她的办公室。她对我看了看，面露难色地说：“你要回上海了吗？”
   “是的。”
   “你厂里去过了？”
   “我去过了，书记已经找我谈过了。”
   “你同意了？”
   我回答：“是啊！同意了。“
   她沉默起来，似乎在想什么问题，反复翻看着我的病历。半晌，她又细言软语地说：“本来我还要对你治疗一个疗程，现在你们厂里来过人了，要你出院。我看你是不是明天去杭州一次，我给你三、四天的时间，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
   我心想，这书记心真狠啊！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借医生的手来逼我走了。我要强地说：“李医生，谢谢你！你为我治好了病，看来没有问题了，血早就止住了，我想杭州不必去了，要检查治疗我就在上海治疗吧！”
   我不能为难好心的李医生，我又说：“李医生，请你办出院手续吧！”
   “现在就办？”她吃惊地问。
   “对，现在就办吧！”
   李医生在为我办出院手续时说：“我给你多开一些药吧！现在还能报销，回上海可要自费了。”她一面开处方又一面叮嘱我一定要按时服药。
   我实在被感动了，她是多么善良的人啊！她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我吐血的病症非同寻常。出于高尚的医德，她想为我彻底观察治疗，但我厂里那位伪君子来催我出院，又使她为难，因此要我去杭州检查，想用医院的检查结果，争取为我继续住院治疗。我真弄不明白，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有的那么坏，那么凶恶奸险？有的那么好，那么柔顺善良？而坏人为什么经常能居于领导岗位，由他们去主宰好人的命运呢？
   我面对这位圣洁的女医生，说了世上最简单的两个字：“谢谢……。”
   她轻轻摇了摇头，继续写处方，要我千万不能大意，一定按时服药，有什么情况，马上去医院。
   当这一切办妥后，她又说：“这几天护士小张要到上海探亲，你什么时候走，事先通知我。是不是你们一起走，路上也好照应。”我听了笑了起来，我的病没问题，到上海路又不远，四小时乘船，三小时火车，充其量一天的时间，一个小伙子怕什么，我就说：“不会有事的，用不着。”她说：“你的肺部看来是没有问题了，但支气管扩张极易出血，你的疗程又没有结束，我怕你在路上累了，又吐血了怎么办？”我连连摇头：“不会的，不会的。”
   李医生听了也摇摇头笑着说：“不会最好。我看还是一起走。小张去探亲时把小孩也带走，一个女同志带着小孩，东西一定很多，你不是可以照顾她了吗？你们互相照顾不是很好吗？”我一听是呀！我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我明白，这是李医生有意这样讲，用意还是怕我路上吐血。护士小张工作很认真，终日笑嘻嘻的，待我们病人很好。他的丈夫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厂医。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她去上海探亲，我确实应该为她做些什么，在路上帮她一把，尤其是船到长安镇后，从船码头到火车站，足足有二、三里路，一个女同志抱着小孩，拖着行李包裹，能不帮吗？
   遗憾的是，护士小张先走了，我没帮上忙。事后李医生说：“后来考虑到你回上海不再来了，行李铺盖什么东西都要带走，再要你照顾她，会更加重你的负担，再说，她爱人来信催她，她等不及，先走了。”
   我不无懊恼地说：“我东西全由船托运到上海了，是空身一人走呀！”
   李医生笑笑说：“她人已走了，你自己保重吧！路上千万要当心。”
   我告别了善良的李医生。她在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这里，我向她祝福！祝福她一生平安！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我同室的校长病友，直到我离开，我也没有机会同他告别。我临出院那几天，他去杭州医院检查了，而我同李医生告别时，这位病友下乡去看他的学校去了。这位勤奋好学的乡村小学的老师，热爱教育事业的年轻校长，我至今怀念他。我也祝福他！
   狐 仙
   我等待着最后的手续——我的户口迁移证。我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给我办好，我也不急。真的要离开了，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是这里的领导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们是一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榨取了我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他们最大限度地进行剥削。
   也许他们会说：我们哪里剥削工人了？我们不是拿国家发的工资吗？你们创造的利润一分也没有装进我们的腰包，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呀！
   是的，他们之所以随随便便废除工人们应有的权利，像政府规定的劳动保护、探亲假等等，逼使工人们像一头头畜牲般劳动，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和利润，当然不是，也不能是为了发财，他们是为了升官！工人们越是拚命干，他们越是官运亨通，权力越大，随之财富也越多。所以，他们对有才能的，或者稍有不驯服的就视作大逆不道，进行迫害。我从解放那天开始，到离开这个工厂为止，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并没有动摇，而是忠诚拥护和跟随，我觉得今天受到这样不公正的遭遇，是混进党内的坏人一手遮天造成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但是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在我刚进厂时，全厂仅厂长一人是党员，后来调来了一位复员军人，姓王的党员。当然，他成了我们的班长，我们对他非常敬畏，工作更为勤恳小心，奉他为我们的楷模，我们的领头人。但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发现他做夜班不时打瞌睡，有时实在控制不住，干脆停下工作，闭目休息。时间长了，他还曾对我说这里的工作太苦太累。这一切让我们这些青年人感到不可思议。

目睹他的表现后，我们开始从未有过的懈怠。在老王（我们称他老王）的带领下，我们常常在夜班时玩各种花样的游戏。到了天快亮人最难受时，大家干脆停下手中之活，休息片刻或者游戏。
   我们这厂的厂房是过去的民房。这些房子年代久远，保持了明清风格。从大门开始，到最后面共有“九进”之深，也就是有九个厅，每个厅前都有天井。原来的主人看来必定是大户官宦人家，据说去了台湾。由于房屋太多太久远，一直流传有“狐仙”不时出现，狐仙是一位白胡子的老公公，人们深信不疑。
   每当有人说看见狐仙出现，是怎么怎么的，闹得人心惶惶时，必被厂长训得狗血喷头。据说为此厂长也害了一场大病。
   一天下半夜，大家开始困倦了，我们翻出新花样游戏了。有人提出谁敢上有“狐仙”出现的楼中去，谁就是最大胆的人。
   我说：“聊斋我看了几遍，狐狸精是没有的，这是人编造出来的。”
   众人马上哄了起来：既然是没有狐仙鬼神，你敢上去吗。
   我一向争强好胜，不甘受大家的奚落，极想上去露一手。但说实在的，要我一人上去确实害怕。在进退两难之间，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妙计。我说：“老王（他实在不是“老”王，才二十多岁）是当过兵的，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信奉的是无神论，不会相信迷信的。我同老王一起上楼，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
   我对老王的“将军”，把他逼进了死胡同：他绝不可能明白表露害怕心理，否则同他的党员称号不相容，他在这尴尬的境地下，拉扯了半天只得说：“好！我也不相信，我同你一起上去。”我们马上欢呼起来，一起向那幢楼走去。
   在路上老王悄悄对我说：“上去时，你走在头里，我在后面。”我说：“你是共产党员要带头。”他说：“是你先提出的，应该是你在前面。”
   我扭不过他，就说：“好，我在前面，但下楼时也是我在前面。”
   大家在下面天井里观看我们两位英雄登楼。
   众人到了那座传说有狐仙出现的楼前，我在前，他在后，在黑暗中壮着胆摸索着上楼梯。刚走到楼梯的拐角处，只听头顶上方的楼上“哗啦”一声巨响，吓得我大叫一声“妈呀”，扭头就逃。老王在后面是双手张开拉住两边扶手上楼的，这时我就低头从他的手臂下往楼下逃，他猛地抓住我，一个转身，欲抢先下去，我们俩人在半楼梯上扭在一起，难解难分，一起连滚带爬，逃了下来。
   这时只听到众人一片哄笑声，有的奚落我的“大胆”，有的问我看到白胡子老公公了吗？我这时才明白他们是在捉弄我。原来，他们事先作了准备，当我们上楼时，有人把准备好的东西，从天井里丢上房顶，发出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唬我们。
   从这次游戏，我对党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害怕的东西，也会感到苦和累，也要游戏，也要舒服的享受。
   自从调来几位党员，又调来一位书记后，生产反而下降了，在生产上的“老油条”现象反倒是从这些党员身上开始的，牢骚怪话也是他们敢讲。涉世不深的我，大惑不解。神话开始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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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鞋”
   在等待户口迁移证的一个星期中，我心中升起莫名的惆怅，这里的山山水水是多么令人留恋。我每天走上石拱桥，抚摸着石栏，这里是我向同伴们一显身手的跳水台。我眺望那朦胧如带的西山，对一直未能去莫干山游玩，去探究那桃花汛源头的幽深而遗憾。我动情地看着三河交汇处的如镜湖面，那里似乎传来同伴们青春的歌声，我独自在桑树林中踯躅，无心摘那累累的桑果，这一棵棵树下，曾留下我和同伴们追逐嬉闹的印迹。回首向古朴热闹的小镇望去，那里有与我衣食同行的伙伴和朋友，有简陋的宿舍，破旧的车间和燃成一丝红线的电灯，有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悲欢喜怒……。
   啊！快要离开这里了，所有的记忆统统涌上心头，无论是好是坏，是悲是喜，刹那间都变得如此宝贵，变得令人难割难舍。哦！亲爱的小镇，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走进社会的第一课堂，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你们是我终生难忘的亲人。
   支部书记终于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露出似笑非笑的面容把户口迁移证交给了我。我一看呆住了，在迁移原因一栏中赫然写着“辞职”两字。我责问他：“不是你逼我走的吗？我什么时候提出辞职了？”
   他阴阳怪气地说：“是你要求辞职，我们同意你辞职，让你回上海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里的共产党与上海的不一样，不是你说的吗？”


   我真的急了，我说：“你们让我走，我可以走，但你必须把户口迁移证重新开一张，这样的迁移证，我的户口是报不进的。上次你是怎么对我讲的？”
   他得意地阴笑起来，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你与本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赖下去也没有用。”
   好个笑面虎！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搞了这么一个阴谋，一个圈套，对付我这个年青人。你们身为人民的“公仆”，却处处断绝工人的生路，你那奸诈、多疑、狭隘的内心怎么配作共产党人！这美丽的小镇有了你们这样的人，实在是个耻辱。对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理可讲？“赖下去”的字眼太伤我的自尊心了，年少气盛的我轻率地说：“离了这里就没饭吃了吗？走就走！”我拿起户口迁移证，气呼呼地走了。
   怪谁呢？是我自己向他提供报复我的办法：在上次的谈话时，是我自己告诉他上海户口难于报进的，这不是明明向他提示了吗？使得他知道在迁移证上做手脚，最终完成他的打击报复的目的。怪不得他当时在听我说上海户口难报的时候，露出了一丝奸笑！唉！我这个直筒子、鲁莽的人哪！
   我预感到前途茫茫，心情坏透了。我的朋友们默默地把我送上码头，在候船的时候，黯然神伤的我们望着大运河默不作声。我再三请他们回去，朋友摇头不走，直到我上船，我们才沉闷地挥手告别。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回到了上海。父亲已经在六0年病故，弟兄四人靠母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无法维持生计，我一到家马上感受到生活的重担，感到母亲在生活的重负下沉重的喘息。我必须马上工作！我必须减轻母亲身上的担子！没有户口就不能工作，户口是第一要紧的。第二天我就去派出所，要求申报户口。
   户口迁移证竟被弄丢了！
   我找到我家地段的户籍警，他姓肖，一位相当年青的户籍警，我把我回来的经过，如实地叙述了一遍。他没有提出任何责难，收下我的户口迁移证，爽气地说：“我马上送分局户籍科，要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批下来。你回去，等半个月再来。”
   想不到竟这样顺利！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我高兴地离开派出所。我一天天的等，到第十五天我满怀希望地去派出所找这位年青的肖同志，他见了我扔下一句话：“你再等半个月。”二话不说，扭头就上楼了。
   在焦急之中又等了半个月，我到派出所找这位肖同志，值班民警回答是：人不在。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每天去，回答总是说不在。后来又被告知：肖同志调走了。我急了，我问值班民警，那我的户口怎么办？回答是冷冷的：“不知道！”那么新的民警是谁呢？回答也是“不知道”！我一听呆了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我忧心仲仲地往家走，有什么办法呢？
   一眨眼，我回到上海已经两个月了，可我的户口却石沉大海，焦急的心情，去向谁倾诉啊！
   一天去派出所，总算得到“新来的民警姓陈”这一信息，但我还是没有见到人。老天保佑，有一天我见到了这位陈姓民警，此人戴一副眼镜，人很瘦小，斯文而又严肃，难得从他的脸上见到笑容。他问我找他什么事，我像在大海中游泳的人看到陆地一样赶紧把我的情况叙说了一遍，并紧接着说明我是“八字方针”调整回上海的，说我辞职不符实情，是打击报复。我竹筒倒豆子，把实情如实说了，期盼着他的回答。
   他第一句话是：“现在户口冻结了。”
   我一听急了，简直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回上海已经两个多月了，肖同志当时并没有这样说，是在你所说的开始冻结之前。肖同志说送分局户籍科批的，只要半个月，后来又说再半个月，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
   陈同志打断我的话说：“上海户口已经冻结，你的户口不可能报进。现在倒流回上海的人不少，都是怕艰苦从外地逃回上海来的，好儿女应志在四方嘛！”
   我说：“我回上海，不是我要回上海，而是领导逼我回上海的，我与人家的情况不同。再说我在的地方是全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生活要比青海、宁夏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不存在怕艰苦逃回上海的情况，我讲的一切你可以调查。”
   他双眉紧锁，已经不耐烦，挥了挥手说：“你回去，你回去，你说的情况我们要调查的，我们会向浙江联系的。”我语塞，也无法，只得离开。
   我焦燥地在街上走着，烈日晒得我混身冒汗。在外地，遇到一些不快的事，我总是将上海与之对比，总觉得上海的党，上海的干部是有水平的，是通情达理的，如果回到上海，我将会看到国家机关的廉洁、公正、热情、高效，将会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在两个多月报户口的过程中，派出所的同志办事这么拖拉，投射在我身上的眼光是那么冷漠、无情。难道上海也变了么？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忽然想起何不去劳动局走走呢？我到了杨浦区劳动局，我向接待的同志说：“我原是区劳动科领导下的‘生产自救’组织的工人，曾是你们黄同志管的，五八年秋天我们这个生产组全部去了浙江。”
   那位同志点了点头说：“这情况我知道的。”
   我接下去把被逼回沪的情况向他叙说了一遍。听完，他表态说：“你们这批人差不多全回上海了，这情况我们是了解的，浙江原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你已经回来了，我们会给你重新安排工作。你户口报好了吗？”
   我说：“就是户口还没有报进呀！”接着我把去派出所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说：“你请派出所的同志在明天十点钟打个电话给我。”他抄了一个分机号码给我，“我在这个电话分机边等，我们会把情况向派出所说明的。”
   久旱逢甘露，在我面前显露出生机。我千恩万谢这位同志，顾不上吃饭，马上折回到派出所找陈同志。我守在派出所，直等到下午上班时，把此情况向他汇报，请他在明天十点钟打电话。不料他冷若冰霜地说：“我们派出所没有必要打电话给劳动局。”我恳求他，请他打电话，那怕听听情况也好。他不愿听，径直往里走。我拦住他，恳求他，想把电话号码给他。他厌烦极了。我把号码勉强塞到他手中。他头也不回地往里走去。我茫然地呆在原地。
   第三天我又去了劳动局，找到那位同志。他告诉我派出所没有电话来（这是意料中的事）。我就说请他打电话给派出所。他摇摇头，笑着说，他不能主动打电话，只能是派出所来电话。他见我茫然，于是补充说，他只能做到这样，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对于进一步帮助解决我的问题已经无能为力。
   以后我再去找他，他开始避而不见。报户口的希望又破灭了。
   我不能怪他，他是劳动局的，不管报户口的事，能主动请派出所给他打电话就很不错了。他不能主动为我向派出所介绍情况，突破森严的部门权限壁垒，招来麻烦。我惊讶的是那位陈同志为什么就不能劳神拨个电话呢？为什么对我一个百姓这么厌恶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呢？
   我春天回上海，转眼夏天也快过去。我报不进户口，劳动局当然就法无安排工作，我一无工资，二无口粮，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微薄的工资更难支撑这一贫如洗的家。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天，陈同志找我。在派出所里，他严肃的脸比平时更显刻板，努力做出一付庄重的
   模样，向我宣布――犹如向死刑犯宣布：“你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你的户口是绝不可能报进上海的。你必须去原单位复职。”
   他总算承认我不是逃回上海的，错误是领导造成的，但要一个百姓纠正领导的错误，不是显得滑稽吗？
   贫困、饥饿交加的我，别无选择，在陈同志威严的命令下，我顺从地说：“回上海不是我要回，现在你陈同志要我回去复职我也同意，只是我原单位领导……”陈立即打断我的话说：“我们会安排的，你什么时候去？”我说：“等几天我母亲发了工资，有了路费就走。”他说：“去前你来一次，我们派出所有一份公函给你带去，凭此你就可以前去复职。”
   陈同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怎么办呢？户口报不进就报不进吧！回原单位就回原单位吧！我一横心，打点简单的行装，几天后我去找陈同志，我一到派出所，值班民警打电话进去，他立即就出来见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见了我，先难得地笑了笑，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今天半夜就走。他把一封信函交给我，装出一付和善的样子对我说什么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每月发了工资要寄回家抚养弟弟们，减轻你母亲的负担，等等等等。我点点头：“是的，是的。”他越发讲得兴头上。我只得再点头称是，实在熬不住了，我看了看他给我封好的信件问：“陈同志，我去复职了，我的户口迁移证在里面吗？”既要我回去复职，那么我原来的户口迁移证必须带走。
   “啊！你的户口迁移证？”他吃了一惊，失去了平时的严肃。本来他严肃的表情给人一种政府部门办事人员认真的印象，现在一下子全消失了。
   他的表情反而使我吃一惊，“是啊！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交给肖同志了，他说马上向分局送，半个月就会批下来的，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他这时已镇静下来，恢复了常态。他说：“你等一等。”他匆匆到他的办公室去找我的户口迁移证。等了半天，他——一位政府公安机关、管理上千人户籍的警员——出来对我说：“你的户口迁移证找不到，你暂时别去了。”
   啊――天哪！原来如此！我的户口迁移证竟被他们弄丢了！
   复 职 路
   前面那个青年民警，把我慎而又慎交给他的，我视为生命的一纸户口迁移证，大大咧咧往抽屉里一塞，轻轻巧巧地拖了半个月又半个月，直到调走也想不起给我半个字的回音，接下来那位姓陈的民警，也根本听不进我的诉说与辩解，同样轻轻巧巧地“冻结”了我的户口，哪怕劳动局愿意向他提供情况，他也懒得拿起电话机，然后冷酷地将我推出上海。这两位民警，为什么不想想人民的国家机关应当为百姓“服务”？为什么对人没有一点同情心？为什么丧失了人类应有的“人情味”？难道“人情味”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吗？

在“你的户口迁移证找不到，你暂时别去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下，我暂时留下“待命”。乘此“软档”之机，我提出要求批粮食定量给我。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副食品奇缺，粮食特别紧张，居民的粮食计划定量远远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大家在挨饿。我在这几个月中，由于户口没有报进，油粮关系也就无法跟着报进，口粮就没有。所以我赶紧乘此机会，要求陈同志批粮食。他由于理亏无法找借口拒绝，只得在我的油粮关系迁移证上签半个月的定量，我再去粮食管理所申请、批上12．5市斤，然后去粮店购买。以后为吃饭的定量，我饱尝辛酸的泪水，这是后话。
   一个月后，我从陈同志的手中拿到了原来的户口迁移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的）。于是我拿上派出所封口的介绍公函踏上了回去复职的路。
   当我坐下半夜的火车，在沪杭线的长安镇下车时，天蒙蒙亮。秋天到了，天凉了，从暖烘烘的车厢里出来，被迎面凉风一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我在僻静的小路上走着，就我一个人。从火车上下来的其他十几位乘客很快消失在沉睡的街巷。我独自偊偊而行，向船码头走去。登上即将开航的小轮船，船舱里稀稀拉拉坐了一些乘客，我在最里面的座位上坐下。
   船开了，我不禁感到一丝悲哀，命运真会捉弄我，我又回到这个鬼地方了。但不回来，我怎么生活呢？我不仅是单身一人，我是长子，我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啊！但是，我将面临何种结果呢？要求复职，必定会遭到拒绝。如果这样，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下意识想起派出所的信函，我猜不出里面写了些什么，它总是管用的吧！这时，我觉得揣着这封公函好像怀揣着我的命运。唉！听天由命吧！令人摆布吧！
   上午十点多钟，我坐在这位“越剧迷”的支部书记面前。
   他毫无表情地接过我递给他的信函，慢条斯理地拆开信封，看完后他冷冷地说：“你与本厂已无任何关系，谈不上什么复职问题。”
   我挺直胸膛，傲视着这只：“笑面虎”说：“上海的派出所和劳动局都明确表示，你们的作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来，是有关方面根据政策要我回原单位复职。这不是你我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他竟然耍赖地说：“你不是很会讲话吗？你到北京告状好了。”
   我明白再讲下去也是多余的。对这种无赖已没有什么政策和道理可言，我就说：“那你把你的意见批上，我回上海可以有个交待。”
   他蛮横无理地说：“你与本厂无任何关系，我不必写什么意见。”一面把派出所的信函丢了过来。
   我马上立起身，拿起这些纸张转身就走。他问我：“你去哪里？”
   “我去看看老朋友。”
   “你不是本厂的人，不准在厂里过夜。”
   好一个无心无肺的家伙！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出办公室。
   与这位书记的态度截然相反，工友们对我热情而亲切，他们不停地问长问短，对我的处境极为关切。他们告诉我，李厂长与这位书记不和，已被挤走，调到县城的电厂了。他们劝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否则即使复职了，今后仍在他手中，穿小鞋的日子长着呢！
   稍年长的给我出主意：上海进不了，这里又不容，不妨去县里找李厂长，请他帮忙安排一个工作。我听了有点犹豫。他们又说，李厂长还提起过你，说过几句赞扬的话。
   我脑中浮起抓小偷的那一幕，那天虽然李厂长和书记一同把我挡住，但公开庇护小偷的是书记，李自始至终没有开口。看来李厂长此人，还不像书记此人一味暗中作弄人。为了生活，就去试试看吧！再说在这里生活了三年，还从没有去过县城，反正化几角钱的来回船钱也承受得起。
   好事者又说，原来厂里的“歪头李”――也是从上海来的――也调县城工作了，你可以找他，晚上住宿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我匆匆告别了这些好友，在船码头附近的小饭店吃了一碗面，乘上去县城的轮船。
   二小时的路程很快到了。这是一个绿水环抱的美丽县城，县城中有两座苍翠的小山，县城的西面群山连绵，风景绝好。我面对风景如画的县城，却无丝毫游兴。我在歪头李处吃了晚饭后，无情无绪地倒头躺下。
   他帮我数落缺德的支部书记，也抖出他的不满。他已经五十开外的年纪，由于歪头驼背，没有女人肯嫁他，单身一人。他原是修理袜机的技工，在抗日战争时，从上海到台湾谋生，那时台湾尚处于日本统治，进入台湾还要持护照什么的。抗战胜利后，他所在袜厂倒闭（日本人回国），他失业回上海，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在五八年我们厂发展针织车间时，他被招募到这里，（比我稍早一点），仍干他的袜机修理工。这时他的月工资是六十元，是市镇上的高薪阶层了，一个寡妇嫁给了他，他总算有了家。在我回上海的这几个月中，针织车间下马，他被调到县城，离开了他那刚建不久的家，在县城借了一间房，又过起他的单身生活。后来听说六二年他所在的厂又下马，他被不顾死活的领导一脚踢开――他失业了。一个快近六十岁的残疾老工人，而且这时已经有家室拖累的他，生活如何过啊！此后他的生死不明，我想他总逃不出悲惨的结局。
   疲惫不堪的我，对我自己的遭遇已经麻不木仁，我不想同歪头李谈下去，在他的唠叨声中，我呼呼入睡。半夜醒来，大概是二、三点钟吧，再也无法入睡，思前想后，真是好不凄凉。明天，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天稍亮，我就轻手轻脚出了门，爬上了附近的小山。绿水在山脚下绕上一圈后向远方流去。晨雾在山腰缕缕飘荡，苍翠欲滴的树林，时隐时现。整座山峰像披上了一袭雪白的婚纱，登上山顶，远眺四周的山村田野，阵阵秋风迎面吹来，寒意使我打了个激灵。虽然“风景这边独好”，但我回到了我的现实世界，我还要找工作，我还要为生存去奔波，我无心观景匆忙下山。
   回到住处，歪头李不在。等他回来后，才知道他已去找过李厂长。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李厂长在参加县里的学习，没有时间同我碰面，捎话来说，他目前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听了并不感到意外，但必竟也是一个打击。我怔怔地看着老李。老李也要去上班了，我匆匆话别，乘上轮船回上海。
   不久李厂长写来一封信，对于没有能见面，表示歉意，更对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最后要我振作起来，要相信情况会好转的。
   他的来信多少带来了一些人情味，使我萌生一丝感激之情。
   一年后，我尚在临时户口的生涯中挣扎，为了口粮受尽了折磨，一月数次去派出所，以求得在我的粮油迁移证的背面批上五天十天的粮食，但不知怎么搞的，维系着我生命的这张要命的纸，却莫明其妙地不见了，一连几天翻遍了家中的所有角落，就是不见。没有这张纸，我就不能去派出所批粮食，就要挨饿，真是性命交关啊！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起了李厂长，我去信，倾诉了我在上海的困难岁月。很快，通过他的关系，给我补来了一张油粮迁移证，同时写来一封充满人情味的信，在危难中，我得到了他的帮助，一扫对他的怨恨心理。
   李厂长的变化，可能与他的处境有关。此时的他，已被排挤出厂，无职无权，远离家庭。这样，他对干部中的倾轧和明争暗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也从他人的不幸中看到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于是，对人生有了一点顿悟，使人性有了些许复苏。
   但，这是失去权力后的变化，一旦权力恢复，又将是何种面目呢？我说不准。
   临时户口
   我重又回到上海，把复职不成的经过如实向派出所陈同志汇报。他听后，要我在家等待，由他出公函联系。我心中明白，是不可能有什么名堂的，事后也果然无下文。我的“临时户口”。的生涯从此正式开始。
   所谓的“临时户口”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大跃进的年代，上海大批的青壮年被动员或者自动报名去了大西北等边疆地区，也有的是从上海的企业中抽调技术工人去了外省，支援内地建设。他们大都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满腔热情，气吞山河地离开大上海，虽然对外地的艰苦思想准备不足，但还可以忍受，或者说可以适应，可是“三年自然灾害”使生活倍加艰难，工厂生产规模压缩，部分人自然要“吃不起苦，逃回上海”。
   另有一部分人在“地方保护主义”下，理所当然地被精简，一推了之，回你的上海老家去吧！
   按照上海的眼光来看，这批人就是“倒流回沪人员”，增加了上海的压力。
   这时的上海也在精简，动员在职职工回乡种田。如果这些“倒流”的人员来上海，上海这几年疏散人口的工作岂不是白做了？
   中央的精简政策，使各地互相把人赶来赶去，苦的是平民百姓。“临时户口”的形成，是大跃进的恶果，从更为广泛的全国来说，大跃进迫使大自然给了中国三年灾荒的报复，而受其恶果吃苦的人，就是全国的老百姓。
   这里记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后的农村生活：
   六0年夏天，我回上海做了阑尾炎的切除手术。出院后我就回我工作的小镇。下船后，发现市镇的街道异样地清静，商店打佯停止营业，街上少人走动。厂内也是静悄悄的停止生产。出了什么事？原来，各行各业，全部被动员下乡去“双抢”――抢收、抢种。要赶在“立秋”前收入早稻，插下晚稻的秧。我也被立即赶去下乡。
   我们几个青年人被分在一块九亩地的稻田内割稻。割稻理应放干田内的水，但生产队长却不准放水，让我们在水中割稻。这块田的蚂蝗特别多，叮得我们双腿鲜血直流，每隔几分钟就得提起小腿，拍打可怕的蚂蝗，一条腿上有时多至七、八条在同时吸血。割稻、脱粒、翻地、插秧，在这田中我们遭了一星期的罪。而农民呢？他们不肯下田劳动，在队长的催逼下，他们下田了，队长派人在路口桥头守住，不许农民回家。而农民也自有办法，就在地头大睡！管你什么农时不农时，任其稻谷倒伏在水中发芽。
   为了完成双抢任务，公社就把镇上的居民赶到乡下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从来没有种过田的我们，其插秧质量和以后的收成是可想而知的。能说是天灾么？
   “临时户口”的临时公民们，仅仅是全国受苦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也仅仅是大城市中的现象。“临时户口”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如果说全国老百姓的苦难是一重的，那么临时户口――临时公民就要承受双重的重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稳固的职业和工资收入，他们所受的苦难是吃不饱和营养不良，好歹还能苦捱日子。而临时户口们就更苦了，没有职业――不像在开放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可以做生意赚钱，那时没有职业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就只能从家人可怜的饭碗中舀出一勺来苟延日子。
   “临时户口”生活的艰难，首先在粮食供应上，即在每天吃饭的口粮上反映出来。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定量供应，标准始终不变，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紧张，每人每月供应的计划肉类少得可怜（不足一市斤），连蔬菜也计划供应，最紧张时每人每天仅有二市两的蔬菜，食油每月只有二两半。人的肚中没有“油水”，人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仅靠粮食定量（每人每月25斤）远远不够人体的消耗，时时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人人都生活在恐慌之中，而我的处境就更为困苦！

正常的常住户口，其粮食、油、副食品等计划供应，是一次性永久办妥的，按季发放，凭票或凭卡供应，不必每月去办手续。而我是“临时户口”，却要每月数次去派出所找陈同志，只有凭他签发的申报临时户口的天数，再到粮管所按所签的天数，核发粮食定量。
   刁 难
   不知陈同志工作上是否有长进，我只知道他在给我签发口粮时，立刻显出刁难人的本事。他给我十天一签，比如写上“3日－13日临时户口十天”，但是，13日已是第十一天，这样，我十一天只有十天的口粮。第二次再去签，他就顺延一天签成“14日――24日临时户口十天”，这样，24日又是我的“无粮日”。
   他是公安人员，不会不知道整十天应该写成3日――12日，13日――22日，但他故作无知，用这种方法克扣我可怜的口粮。为什么呢？兴许是职业使他捉弄人惯了？兴许是逼我离开上海？但我能到哪里去呢？
   有一天我忍不住向他指出了这种简单的算术错误。他听了扳着脸，一言不发，虽然纠正了这种算术错误，但变本加厉地改成五天一签，使我更加麻烦。而且如果碰到该去签的日子是星期日，我在星期一找他签粮时，他绝不“溯及以往”，把过了的星期日算上，一定要从星期一起算，这就增加一天无口粮的日子。更可气的是，他经常同门口值班的同志故意串通，说他人不在，使我这一天的口粮又落空。甚至他会一连几天“人不在”，我就更慌了。
   我终于不信值班的人所说的“人不在”，我就硬等，一等就是半天，在穿堂风的过道里，西北风不一会就使我混身发冷，脚趾发麻发痛，寒气透过棉衣，混身热气全无，止不住瑟瑟发抖。更令人寒心的是。走进走出的户籍警，从不正面看人，最多斜着脸看上一眼，一副不屑一顾的神色，在他们的脸上找不到丝毫的同情与怜悯，比这严冬的西北风还冷，冷得叫人心脏也要发痛。
   我以麻木的神色、呆滞的目光，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我所急切等待的陈同志却一直不露面，时间长了偶尔也有民警问我你找谁啊？这时那个在门口值班室内的女民警就会抢着小声与他说上几句，再扁扁嘴，显出一付鄙夷的样子，那民警听后，一声不响对我瞥一眼就走，这是对下贱人多余人的一瞥，它像利剑一样刺伤了我的自尊。
   在这冰冷的过道里，我成了印度的贱民。我的心在淌血，我不明白以民主、平等、自由为口号的革命在成功后，为什么这么快就制造了这么多的不平等？我也不明白取得政权前充满活力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怎么会这么快就成了冷漠无情的衙门。有时我受不了那女民警不时飘来的藐视眼光，愤愤地扭头就走。在马路上，我想完了，这一天的口粮完了。
   完就完了吧！
   我明白，为了生存，第二天我还得走进这冰冷的派出所，忍受屈辱，求得可怜的几斤定量。不过我改变了方法，在早上七时一过就去派出所门口恭候这位大人。我成功了。一个小时就办成一件大事，少受了半天罪，很高兴。
   可是不久我又被愚弄了。这位陈大人被我几次“拦轿”成功后，马上变了新招。
   一天，我还是七点一过就到派出所，直等到快九点了还不见陈的人影，问问那传达室的女民警照例是爱理不理的白眼，我只得再耐心等。等急了，再小心翼翼地问。她半天才回答说不知道。
   我这半天白等了。下午是不必去等的，他不是开会就是外出，我从未在下午找到过他。
   第二天再去。奇怪！还是等不到人。我寻思了半天，噢，有了，他从分局的大门进去了，
   没有走派出所的门上班。我这地区的派出所是和公安分局连在一起的，从分局的门进来，可以拐到派出所。
   为了对付我这区区小民，为了不让我方便地得到应得的口粮，他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地刁难我呢？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更不敢与他争辩，为什么他要这样整我呢？我真是百思――不！千思不得其解！
   陈同志整的人不止我一个，我住的弄堂只有四十来户人家，他整材料送去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就有四人。四人帮跨台后，这四个人的错案、冤案才得以平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这时已经调至法院工作。给这些人的平反工作恰恰是他主持的。这不由使人想起抗战胜利后，有些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接收大员”的滑稽镜头。
   他没有中国古代一位官员在错判了案犯死刑之后，以自缢谢罪的勇气，他只是对受尽冤屈的当事人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作出猫哭老鼠的同情，但是他没有忘记在平反判决书中，给当事人留下一条永远也割不掉的“尾巴”，让你明白：过去抓你是对的（你的确有错有罪），现在平反也是对的（这是一种恩典），迫害人的人却永远是正确的化身。他仍然当他的法官，而且也永远用不着具有日本相扑裁判那种在腰间插一柄剑，如果裁判错误，即用以自尽的自律胆量。
   陈同志的“良苦用心”
   也许陈同志在粮食问题上刁难我已经腻歪了，他本能地更想把我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好使他的管段中被判刑、劳教的人更多，从而政绩更加“蜚然”，有更多的提升机会。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肆无忌惮的巨响把四邻全吵醒了。我想不出哪个亲友会在深夜这样来敲门找我。我披衣而起，赶快下楼去开门，门口站着一脸庄严的陈同志，要我立即跟着他走。
   我当时仅披着一件棉衣，下身只穿着短裤，我说，那让我上去穿好衣服走吧！我不等他答应，匆匆上楼穿衣，我仅对母亲说了声陈同志找我，就下楼随他走了。
   我们默默地走路，我猜不透他为什么深更半夜把我拖起来。管他呢！我心中坦然地想：“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我不怕鬼，但是，这敲门的不是鬼。
   我只好跟他走，寒风吹在身上彻骨的冷。幸好派出所离家不远，很快就走到了。
   进了派出所，那位大人往办公桌后一坐，顺手把一件棉大衣往身上一裹，身子往后一靠，双脚跷在桌面上，一改平时斯文，露出流气的本相。我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让我坐，我不敢贸然就坐。当然，更不敢，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去质问他凭什么深夜私扰民宅。浑身发冷，止不住的发抖，不觉望着他裹在身上的棉大衣。他的脚不时抖上几抖，逍遥得意地审视着他的猎物。
   几分钟后，他终于开口了：“知道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到派出所来吗？”
   “不知道。”
   他故作姿态说：“不知道？你干了坏事赶快交待，要老老实实坦白交待。”
   我惊讶地说：“我每天老老实实在家，从来不做坏事。”
   他冷冷地说：“哼！那你为什么发抖？你做了坏事，怕了才发抖！”
   我争辩说：“我刚从热被窝中被你叫出来，天这么冷，是冷得发抖，并非做了什么坏事而怕得发抖。”
   他一下跳了起来，拍桌子大吼：“你竟敢不交待，这对你没有好处！”
   我冷静地反问：“我有什么可以交待的？”
   他继续哇哇大叫一阵。我则以沉默来对付他。大概他自己也感到无趣，重又坐下，怔怔地看着我，半天，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那你把在家做了什么事，每天又去了哪里写下来。”他把几张纸扔在我面前说：“你老实点，全写下来。”
   我找了只椅子，就坐在他面前写了起来：
   上午干家务，烧饭，下午去图书馆看书看报。
   他看了这廖廖一行字倒不嫌我写得少，反而很感兴趣，问道：“你都看些什么书啊？”
   我说凡是图书馆出借的各种报纸和期刊我都看。他又问我看后有什么感想？我说没有感想，增加点知识，消磨时光而已。他想了想又问，你看的是什么期刊？我对他说我看的都是一些科普类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旅行家》。他又问，其它的呢？我说还有就是《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萌芽》、《译文》。他又问看些什么报纸呢？我说图书馆内全国各省市的报纸都有，我都看一点。他还是紧追不放问我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我明白他的用意，回答道：没有感想，看过就算。
   他问不出什么，但还不死心，又问我看些什么书啊？我就对他说，我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办不成借书证，所以借不到书看。我想，这家伙今天非要抓住我的把柄不可，但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这样的回答他，他一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完全把我当一个反革命份子在对待，我必竟是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教育的青年，共产主义是我的信仰，我热爱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是我的生活道路。一种委曲的情绪使我对他说：“我最近在看毛泽东选集，在认真地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一下来劲了，露出难得的细微笑容：“好呀！是该好好学习，你做学习笔记吗？”马上又迫不及待地问：“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
   我轻松而据实回答：“我从来不做笔记的。”
   他显然失望了，装作不无婉惜的样子说：“学毛选要认真学，把学习心得记下来，这样有好处。”
   我心中暗笑――这位陈同志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了：让我白纸黑字地写下学习心得，然后抓住把柄往死里打。也许那几个被整的人就是他用这种政治公式送进“大墙”的呢？
   对他的建议式的“关怀”，是必须表态的，我自然地说，“我哪里有毛选呢？我只能每次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看半天。”
   我的回答也是实情。的确，那时普通百姓不可能得到毛选，不像文革中人手一套或几套。在阅览室翻翻看看，做什么笔记呢？再说我读书确实很懒，从不做笔记和写心得体会。老实说，我还不能算是在学毛选，只是看毛主席如何指挥解放战争的一些文章，当历史书看罢了。
   他装出一付和善的样子，循循善诱，要我以后一定要做笔记写心得体会，我只得不断点头称是。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他又几次催促我写心得。我为了应付，只得小心翼翼地写了一些，自认绝对没有把柄可抓，才交给了他。他如获至宝，一把抓起来，看也不看塞进口袋就走，不知他拿回如何研究的。事后我也淡忘了。
   不料事隔几年，在文革中我被审查时，厂里的造反派加给我的一条罪名竟是：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逼我交待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文革中，“动机”和“目的”是凶险的贬义词）。
   可见这必是陈同志留下的“杰作”。一定是他把我写的东西塞进了档案，但在其中又找不到“把柄”，于是“妙笔生花”写上类似“此人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其动机值得怀疑”之类的话。厂里的造反派看了，便加上我一条罪名。
   我的天哪！如果我写的东西稍有疏忽，他就能直接送我进大牢，但我写的东西实在无刺可挑，竟又变成“动机可疑”，这可叫人怎么活呀！
   让我们再回到那冬夜的“审问”中吧！他看看一时无辫可抓，但又不死心，又试探地问：“那你是怎么想起要学毛选的呢”――他在摸我的动机了。我认真地说：“我在浙江三年，工作是认真的，多次评上过先进生产者，但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结局呢？我总结了我这三年，我认为是我没有很好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的家庭出身不是一个纯无产阶级家庭，在我身上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一定要努力改造思想。”

我的这番回话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打了个哈欠把我搁在一边，管自与另一民警有一句没有一句地闲聊起来。刚才的紧张气氛消失了，我就留心他们的谈话。从他们的谈话我才明白，陈是轮到值班，闲得无聊就把我从热被窝中叫来，用这种突然的审讯来吓唬我，想用这种他们惯用的哄、骗、吓的手法，榨出问题来，把我顺便送进监狱。
   在这温暖的屋子里，我开始感到困倦，不觉打起瞌睡来。待到醒来，天已破晓，他们看来也瞌睡刚醒。陈见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就挥了挥手：“你回去吧！”就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一样，他大概觉得这是例行公事，理应如此。
   那五十年代，百姓没有看过现在这么多的外国影视片，我只隐约听老师说过有个国家牛奶、小麦多了就往海里倒，却不知那个国家警察进入民宅竟有啰哩啰嗦的法律手续，更不知法律与牛奶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反正当时我觉得陈同志深夜把我带到派出所审一个晚上是挺正常的，绝不会想到法律啊，人权啊之类的事。
   中西法律文化发展大约是不同的。古希腊从奴隶制起就有“元老院”，实行奴隶共和制，元老们（奴隶主）大家讨论了才算数，共和习惯由来久矣。中国从夏、商奴隶制开始则就是君主说了算，虽然泱泱汉、唐、宋、明都有律、令、科、比，或律、令、格、式，或律、令、格、敇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每朝每代都将帝王发布的“令”“敕”作为高于“律”的法，随意改律、破律，个人独裁久矣。
   待到新中国成立，废除了《六法全书》后，法律就成了零零散散的政令、条例、政策。悠悠三十年后，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新中国方才有了第一部刑法典。那天晚上也许是“习惯久矣”之故，理所当然我就被这小小的户籍警无缘无故地“侵犯”了一次人权而并不觉吃亏。
   在陈同志“你走吧！”的命令下，我忙不迭地滚出派出所，深吸了一口冬日清晨鲜冷的空气，庆幸没有被抓住“辫子”，好像获得了大赦。
   也难怪陈同志，他也没有看过那么多西方影视，自然不知道他的行为是侵犯了人权，而且不管他是出于升官或是别的什么动机，他那政治鹰犬般的警惕总是可嘉的，并且也确实挖出了“敌人”――尽管后来都平反了。
   陈同志不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放过我，兴许是他特殊的嗅觉告诉他，我这样一个没有工作而又爱看书，善思考的人不会是驯服工具，在他看来必定是个危险份子。于是他又变换了方法对我搞突然袭击。
   矿石机惹个祸
   每天去图书馆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看书可以使我暂时忘却痛苦和不幸，增加知识和见识，真可谓其乐无穷！然而那时的报纸、期刊很少很少，在一个月中，不可能每天有各种期刊供我阅读，有的藏书我又错不到手，只有等到新的期刊来了我才能重新埋进知识的海洋中去。在新的期刊没有来时，就只能在家待上几天。
   闲得发慌的时候，我就帮里弄食堂干点装水电的活，东西坏了帮助修理修理。一天从食堂拆下十几公尺报废的电线，我要回来，萌发了装一只矿石机的想法。
   那时我家没有收音机（有收音机的家庭很少）。有了矿石机可以听听每天的广播书场――苏州评弹，听听音乐。人在这样冷酷的环境中对生活还不至于绝望时，总还要改善一下，放松放松，美化生活大概是人的天性吧！
   现在矿石机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它不用任何电源，只要按简单的线路把一只现成买来的，用硬纸糊起来的线圈一只单联和一颗矿石连起来，就可以用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当地电台的广播节目了。但还必须在屋顶上树起长长的天线。我的天线拉了十几公尺长！从远远的马路上看起来比有的人家蜘网式天线气派多了。
   一天下午，我躺在三层阁我的床上，收听广播书场的评弹节目，突然陈同志和另一姓朱的女户籍警，像两条蛇似的，无声无息出现在我的面前，陈一下扑上来，把我塞在耳朵上的耳机夺去，往自己的耳中塞。
   我马上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我很坦然地往边上让一让，离矿石机远一点，好让他明白，我现在是在听什么，也好让你们试一试，看看这简陋的机器能否收听“敌台”。
   陈听了几分钟，又对矿石机仔细端详了半天，好不失望地放了下来。他们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闲扯了一阵。
   陈果然不死心，不断拨弄检查我的矿石机，像在研究一只伪装得很好的定时炸弹。而朱则东看西看，问我天线是怎样拉起来的，又是怎样装矿石机的，言不由衷地夸奖说“你真聪明”等等的话。陈把我的矿石机折腾了一阵，没有结果，与朱悻悻地走了。
   可气的是，他们为了这只可怜的矿石机竟几次三番地到我家搞突然袭击。有时晚上来，有时我人不在，他们也上楼翻弄，每次的结果当然是令他们失望的，我暗暗讥笑他们：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矿石机收音机能收什么“敌台”呀！真是无知得不能再无知了！“猛然间，我混身一激灵――他们虽然查不出什么，但会不会昧着良心打上一份报告就此把我抓起来送劳教、劳改呢？
   算了，我也怕了，把矿石机拆了，天线也拆了，何必自找麻烦自找罪受呢！
   果然在几年后，文革中我被批斗审查时，造反派说我一贯收听敌台，刷出的大幅标语称为我是“帝修反的别动队”想必这是陈同志的功劳，在我的档案里抹上了这终生洗不掉的“污点”。
   感谢矿石机那可怜的灵敏度，使我躲过了一次灾难。可是，我眼看弄堂里的几位青年被陈硬是用极荒唐的理由送进牢狱，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
   这些人是无辜的。有一位青年在闲得发慌时，以青年人的顽皮，把人家刷好的马桶一只只踢翻，最糟的是他跳将起来撕里弄委员会张贴的已陈旧的标语，以夸耀自己眼明手快，就此闯下大祸，“积极”的里弄干部把这些“劣迹”汇报给陈，被送教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只得火烛小心，不敢“乱说乱动”，唯恐被抓住一些小辫子而被送上“断头台”。
   走街串巷为生计
   谨小慎微，固然可以避祸，但是，我报不上户口，就无法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怎么吃饭呢？
   三年大灾荒后期，铁板一样的政策裂开了一条缝――十六铺开放了“自由市场”。尽管在偌大的上海只有这一丝缝隙，但已经是绝大的新闻了，况且名称又冠以那样吸引人而又让人颤栗的两个字――自由！是啊，自由――这个在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时，曾像燧石那样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信念之火的词汇，百姓已经非常陌生了，或者说已经使人心惊肉跳，讳莫如深望而生畏了。
   尽管“自由”是老师批评学生，干部批评工人常用的贬义词，但是十六铺的“自由市场”还是繁荣的，在自由市场上只要有钱，鱼、肉和各种时新蔬菜都能买到。
   虽然政策只是极为有限地松动了一下，但各种修修补补的行当可以公开活动了。为了吃饭，为了养家活口，我串家走巷红着脸学着叫喊起来：“修电灯――自来水！”在一阵讨价还价后，为了三角五角极为低兼的手工费化上一、二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查找陈旧的电灯线路上的毛病。
   这样的活儿，必竟不多，一天走下来人辛苦得很，钱又挣不到。整天不在家，那位陈大人不知了我的去向，肯定不放心，万一追究起来我如何说得清呢？我灵机一动，在弄堂口的电线杆上挂起一块牌子：“装修水电”。果然有人找上门来。本地区的里弄生产组、幼儿园、托儿所的活儿全由我包了。但活还是不多，大多时间闲着，但人却不能走开，图书馆也去不成了，挣不了几个钱，损失倒挺大的。唉！文化生活上损失就损失吧！否则肚皮怎么才能填饱呢？
   姐夫从北方买来一只简单的织袜机，让我加工袜子来赚钱糊口。在三年困难期间，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匮乏，什么都要凭证凭票供应，门类繁多的证、券成了市民购买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的凭证，每人每年的布票仅二市尺，这就成了国外赖以嘲笑的所谓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口实。脚上穿的袜子当然也是计划供应的紧张商品。那时袜子是棉纱织成，穿两、三个月，一双袜子就破了洞，城市的人总不能赤着脚穿鞋呀！但每户计划供应的用来缝缝补补的棉线尚相对有剩余。这就给善于动脑子的上海人带来了一种机会，上海开始有人用织袜机在市区公开代客加工。四到五只线团能摇成一双短统的袜子，收加工费二角五分。我很就掌握了这门简单的技术，生意竟然不错，一个月可有四、五十元的收入，最好时能有五、六十元。
   我没有临街店面，只能在楼上家里干，为了与在马路边有门面房子的同行竞争，我把织单一颜色的袜机，改成织双色有图案的袜子，果然蠃得了妇女们的青睐，生意红火起来。一家人共同劳动，弟弟们放学后也帮我把一只只线团摇到筒管上去（这一简单劳动工序的机器是我用农村古老的纺棉花的纺车改装的。）
   这是一段困难的岁月，一家人为了区区几十元钱辛苦地劳作。但这又是一段美好的岁月，小小的陋室中充满了纺车的“吱扭”声、织袜的“沙沙”声和母亲、兄弟的欢笑声。贫苦中，一家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我爱护弟弟，弟弟们也尊重我。每天能吃上粗茶淡饭，人人能穿上补丁衣服，整个家洋溢着幸福和温馨。但是现在弟兄们天各一方（其中一个去了美国，又惨死国外。），相互不再理解各人的思想情趣和为人。每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忙着各自的事。唉！我真怀念那段纯真和睦的家庭生活啊！
   这样相对安定的生活大约过了一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这期间，那位陈大人再也没有来折磨我，或许是经过了多次的“考验”，我没有犯什么错？或许是我有了“职业”，没有时间去干“反革命分子”的事，他放心了？也可能是折磨我最严峻的时候，我曾服毒自杀过，以死来同他抗争，他怕承担责任，而放松了对我的迫害？（这段经历，回忆起来太痛苦了。我不想用笔墨写下来，就前面这些回忆，也使我痛苦不已，时时搁笔，待平静几天后，始能陆续写下去。）或者他虽然没有能将我投进监狱，但已在我的档案里写上了“偷听敌台嫌疑”、“研究毛泽东思想动机可疑”之类的文字，足以毁我一生，因此，他认为目的达到了？或许，各种因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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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政策开了一条缝
   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户口政策紧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些比我晚回上海的人，趁机挤了进去。我的左邻小宁波，原从上海动员去江西新余钢铁厂，他最先报进户口，很快按排了工作――在军工路的某厂作临时工。我的右舍是五八年动员去宁夏的胡姓一家，继小宁波之后不久亦全家挤进了户口大门。
   这位胡姓居民，原籍苏北，父辈很早就去了日本，靠一把理发刀在异乡谋生。他生于日本，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全家从日本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他迁到我家的隔壁，开了一爿小小的洗衣店。他们在家时常用日本话交谈，日语相当流利。只有他回国后讨的老婆不会讲日语。
   洗衣店生意清淡，一家人实在混不下了，夫妻俩人就去杨浦中心医院洗病人服和病床床单。夫妻俩就住在医院太平间的隔壁，艰辛地劳动。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合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转机，相反医院的病人服倒不给他们洗了。守着门可罗雀的洗衣店生活更为拮据。五八年，他们和一批小业主被动员去宁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家“倒流”回上海，但上海已没有他们的“家”，只得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栖身，最后总算被他要回了原来房子的灶披间（即厨房），一家四口（两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成了五口）倦缩在五、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总算有了一个“家”。生活的来源就靠在日本NHK电台工作的堂姐接济，每次寄来的二万日元和一点旧衣服，还要在哥哥和侄子间分配，闹出不少矛盾。
   那个小宁波尖嘴猴腮，形容猥琐，靠着老婆生活，是个典型的市侩，很遭邻人鄙视。但他的老婆却是我们这一带弄堂里出名的美人儿，身材高挑，皮肤白哲，鼻梁挺拔，眉间天生一颗美人痣，喜穿一身合体的旗袍，行、立、坐、卧，婀娜多姿，活脱一个西洋美女。


   小宁波并非是这美人的原配丈夫。这美人原来嫁给了一位南下干部山东人，此干部在油漆厂任科长。小宁波和这女人同在针织厂工作，一直垂涏她的美色。在小宁波过着油头小光棍的生活时，经常厚着脸皮到这山东人家串门作客，山东人倒很好客，经常与他一起喝酒，但小宁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喝酒之间利用山东大汉对工作中的不满，有意识地撩拨这位南下干部的一些牢骚话，小宁波用心记下并添油加酱向上级检举。这位南下干部，这位耿直的山东大汉终于中了小宁波的奸计，被送进大牢。小宁波乘机占有了这个美人并挑唆她同山东大汉离婚。
   工人和邻居同情山东大汉的无辜，憎恨小宁波的奸诈，出于义愤，一群人自动组织起来，几次上门捉奸。但是，在政治问题重于一切，只重抓反革命而不论公理的社会中，这些可敬的爱打抱不平的工人只能空忙一阵。最终这女人与山东大汉离婚，小宁波与之结婚，“合法地”占有了她。山东大汉出狱后，被迫带着大女儿黯然离开上海回了山东原籍。小宁波照单全收，接管了房子、家俱、老婆、孩子，成了现成的丈夫、父亲。
   小女儿成了小宁波的继女，小宁波对此女儿非打即骂，丝毫没有父女之情。不久，小宁波自己的儿子出生了，这个被视为“拖油瓶”的女儿更成了小宁波的使唤丫头。因此邻居们对这个卑鄙小人更加恨得咬牙切齿。
   要说那位“西洋美女”的身世也是很苦的，她从小由于家贫，父母把她送了人，但不久养父养母双亡，于是她做了童工。六三年亲生母亲通过组织找到了这位从小离散的女儿，此时女儿已成了小宁波的老婆。小宁波出于自私，百般阻挠她认自己的亲娘，使她的处境格外悲惨。可怜这个天生丽质的女人，由于过分贫寒的经历，使她不可能具有稍高一点的文化知识和女人起码的独立意识，否则那小宁波即使能设计陷害那位南下干部，也不见得能摧残这朵鲜花。
   邻里中有这样的一个卑鄙小人，我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只得小心从事，尽可能免生口舌是非，极力当心他在陈同志前打我的“小报告”。但话虽如此说，我这人心直口快，难免不漏出一些消极悲观的话，成了他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那位胡，我的话就说得多一些，我们时常在一起闲聊。他多次提出要教我日语，说我年轻，不该浪费光阴，学一门外语，总会有用的。我听了不以为然，在那个时代，懂外语就等于里通外国呀。再说也毫无用处，他本人的经历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得了吧！我不去为自己添麻烦了。我以笨为借口谢绝了他的好意。在同他的交往中，我也时时告诫自己要小心。果然，有天陈带着人来抄了他的家，把人抓走了。我庆幸我的小心，他的被捕没有给我带来麻烦。
   过了几个月，他又奇迹般的回来了，而且回来那几天他还显得特别高兴。后来他陆续告诉我他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捕他的罪名是贪污。在被捕时，派出所抄了他的家，但未获罪证。他关在公安分局两个月的日子里，用家传的理发手艺，为被抓的人犯剃光头，总算没吃什么苦。后来宁夏方面的公安局来人把他押走了，在北京转车时他乘机逃了回来。动机是妻子怀孕已经足月，要临盆了，他要回家看看妻儿。火车快近上海了，他不敢在上海的北站下车，唯恐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住，就在近郊的南翔车站下车。下车时已近半夜，他在漆黑的公路上向上海市区奔走，越走越怕，不走更怕。天亮时回到市区，又不敢回自己的家，白天在马路上流浪了一天。黑夜到自己的哥哥家，由侄子把妻子叫来，见到了出生不久的女儿，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夜。两天后，他又被抓了进去，一直押到了宁夏。据他说，这次还好，问题搞清楚了，他没有罪，是被错抓的。乘此机会，在宁夏，他提出了一家人的户口问题。原来，他一家人回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倒流”，即什么户口迁移证都没有，只光身回来几个人。因为抓错了他，就开恩给了他一家的户口迁移证，成了上海的“袋袋户口”。所谓“袋袋户口”，就是户口迁移证是有的。但迁进地的公安派出所不接受，只得放在自己的口袋中。
   也许是把胡抓抓放放，派出所觉得多少委曲了他，胡的户口在小宁波之后不久也解决了，很快被安排进一毛纺厂做临时工。
   地区里的临时户口――袋袋户口差不多全解决了，结束了最苦难的生活，而我为什么还遥遥无期？我便去找陈同志说理，他冷冷地一句话：“根据政策，你不可以报进户口。”
   我倒噎一口冷气，那么是什么政策呢？对不起！小民是不可以问的，于是小民们也都不敢问，因为小民是无权明瞭“政策”的具体内容的――怎么可以让小民看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红头文件”呢？于是，“政策”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政策”允许的，地方和基层的小吏也可予以曲解，甚至用“政策”二字作大棒，打得你晕头转向而至死不知“政策”究竟为何物。
   不过小民们也揣摸出一个道理：户口政策的紧缩或松动，是和经济状况连在一起的。这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于是户口也就随着松动，劳动就业就有了可能。我明白，这时陈同志在故意刁难，有意把我的户口压下。我不明白的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生活，从未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未敢半点得罪陈，为什么他却一直这样压制我，迫害我，不给我生存的权利呢？
   进了聋哑、盲人福利工厂
   这时在我家附近有一爿福利工厂开始创办，要收聋哑人和盲人，由身体健全的人组织他们进行生产，产品是低压电器开关之类。由一马姓妇女任厂长，因为她的子女都在部队，她人缘挺好，故大家都尊称她“光荣妈妈”。她打听到我对胶木件压制是内行，就上门来聘请我任技术指导，允诺由她出面去派出打交道，解决我的户口问题。我想，我同陈已经无话可说了，由单位出面，或许是一条生路，我欣然同意，马上就上班。
   到残疾人工厂去上班，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是平常的，但对此时的我，却是获得了新生！我又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我又可以过大家一样的生活！我将不是一个“临时公民”了！这种滋味，别人怎么能领会呀！我从心底感谢这位慈善的“光荣妈妈”。
   踏进工厂大门，我兴奋又新鲜，虽然这工作我是内行，但眼下要带的徒弟却不一般，他们是盲人、聋哑人。开始我真担心这些人如何能胜任和做好这些需要眼睛和耳朵的工作呢？不料几天下来，发觉这些人非但聪明，而且做得比常人还要好！
   这家福利工厂属区民政局管理，挂的是地方国营的牌子，全民所有制。设备是简陋的，但也有少数设备蛮不错。有些设备是无偿地从其它国营厂调拨而来，比如有台压机是用油泵液压的，就是由“光荣妈妈”――马厂长，带我去医学模型厂，经我看过认为可以使用才调拨来的。这台油泵压机在当时算是很先进了，我从未使用过，它可以摆脱繁重体力劳动，有几部车床也很好。
   我在胶木件的压制车间负责教这些盲人、聋哑人如何熟练生产。第一天我真不知如何入手才好，首先我按盲人与聋哑人的其身体条件来分工。厂里的盲人以前大多数是敲着小堂锣，串街走巷，靠算命维持生计，他们大都是因为生了天花或其它疾病，自小双目失明，或双眼仅有一些微弱的光感。在解放前，盲人的出路只有一条：从师学“艺”――相命之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不断破除迷信，这些人非但生计受到冲击，而且人们觉得他们是江湖骗子，最后干脆不许存在！遂由政府办了不少福利工厂，按排这些人就业，用汗水滌去旧社会的遗迹，真正自食其力。
   我发现盲人往往“夫妻双盲”，按他们的话说，没办法，“龙嫁龙，凤嫁凤”，盲人只好嫁盲人了。盲人之中也不乏富裕之人，有一中年之人，算命之术高于辈中之人，算得极准，故生意兴隆，收入颇丰。但树大也招风，成了取缔算命先生的重点对象，无奈只得进厂工作。此人善于察言“观”色，逢到有人问及算命之事，就用一套背熟的新江湖诀应付：“算命是封建迷信，是坑人骗人的，骗人钱财。我有罪，我向人民政府认罪，一定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使我有了工作的机会，有了饭吃……。”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作他的护身符。
   相处日久，发觉此人甚是厌恶枯燥的体力劳动，在没有领导和积极份子在场时，常流露出怀念昔日的荣耀生涯。最初他对我甚是敬畏，时时要牵出他那一套令人生厌的大道理来应付，久之知道我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正式的工人，就放松了警戒之心，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轻松随和。有天，我问他算命是真的么？他侧耳静听周围动静，确知没有其他人，就没有背他的“新江湖诀”，而是颇为自得地说：“算命也是一套学问，是非常讲究的。”
   我少年气盛，把无神论思想拿出来同他辩论，我说你们算命时，不就是套人家的话，揣摸对方的心理状态，用模凌两可的话来迎合对方，让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吗？他争辩说不是这样的。我就把他在大会上自己对自己揭发批判的发言抬出来：“不是你自己说的么？说算命时，如何套人言语，步步入港，使人深信不疑。”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不谈这些，不谈这些。”虽明知在会上他是编就一套东西来搪塞对他的批判，蒙混过关，并可以成为破除迷信、自加讨伐获得新生的盲人，我仍紧追不舍：“命是没有的，如果确有命可算的话，你能知道你会有今天的一步吗？以后你的命又会如何呢？”他默然不答，似乎在想些什么，又不便同我这冒失的青年斗下去。

我越发得意：“你们算命先生的生意可算是金生意。”他一听“金生意”不由一震，侧耳静听，我继续说：“在江湖上你们这一行是无本的卖买，全凭一张铁口，说得人家服服帖帖把钱交给你们，所以这行当在江湖上列在第一位，称金生意。”
   他毫不掩饰他的吃惊神色，似乎在猜，我年纪轻轻的如何会知道江湖上的“行话”。
   我更为得意地说：“你们算命先生在江湖上飘泊跑码头，有一套‘切口’，比如有人问你今天生意可好，赚了几元钱，你必定用切口回答，”我有意卖弄我仅有的一点“江湖经”：“比如数字12345的发音，用切口就是留、越、汪、折、中。”他听到此更显吃惊，我就越是得意：“你们的一套我全知道，我也走过江湖跑过码头，见识的算命先生不少，全是骗人的，什么命不命的，全是假的。”
   他什么也不说，他一定认为我这人是个危险份子，比什么人都危险。我见他不再开口，也泄气了，收场吧！还是回头说盲人与聋哑人的分工吧！
   这些盲人的命确实够苦的，由于失明只能安排他们做下手出苦力，而聋哑人就作上手师傅的活，用敲击发出的响声，向盲人发号施令，盲人听命于他。就这样，盲人、聋哑人结成对子，但他们协调得太好了，完成了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工作。
   厂中趣事
   这些既聋又哑的哑巴非常聪明，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从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他们的眼睛是那样的明彻清亮，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看出他的思想和语言，不必看手势就能明了。他们完全用眼睛观察人，观察社会和自然界，看得那样的精细和深刻。他们虽然生活在无声世界中，但是他们的双眼却正确无误地洞察一切细微的变化和突发事件。对！“洞察”这词用在聋哑人的身上是最确切不过了。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在静寂的空间，专心致志地学习掌握工作的技艺。
   这些哑巴要比盲人年青得多，他们没有盲人只能走算命这条路的痛苦经历，没有盲人的复杂心理和对人生的认识深度。对算命先生来说，算命毕竟是一件轻松的行当，出了名的，生活过得更为优裕。聋哑人的人生道路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被人民政府绝了生计的对立情绪。这些哑巴又很年青，在共产党的关怀下，他们清一色毕业于聋哑学校，有一定的文化，受到党的正统教育，他们真诚地相信是党是人民政府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就业环境，给了他们就业机会，所以他们工作态度非常主动、认真，掌握技能时间之短，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少费不少劲。
   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和谐的劳动集体，但盲人与聋哑人思想交流是不可能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语言”翻译，成了交流的“桥梁。
   这些交流的内容必然是肤浅的甚至是庸俗的。因为盲人几乎都不识字，他们的世界又是那样狭小可怜，因此他们的知识极端贫乏，盲人嘴中时时露出是他们的浅薄和庸俗。聋哑人受过教育，他们可以看书，能从书本中接受知识和了解世界，他们处在知识的海洋中，对自然界的认识要比盲人大为广阔而接近于常人。
   青年哑巴用手势和写字，向我表示他们对盲人善意的嘲笑和同情，嘲笑盲人太可怜，什么也看不到，瞎摸一气，对这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用盲人摸象的典故来证明盲人的可怜和可悲。我笑着用言语再讲给盲人听，盲人则反唇相讥，盲人说：我们盲人虽然是瞎子看不见，但夫妻在床上，却可以有说有讲，是多么的快乐，你们哑巴夫妻关灯上床，什么也看不见，打手势没有用，话又不会讲，还不是瞎摸一气？不是比我们盲人更可恼吗？
   他们这种内容粗鄙，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相互嘲笑，使我止不住哈哈大笑。通常这样的一番“唇”枪舌剑后，是一场稍长时间的沉默，盲人打起瞌睡，受到聋哑人的白眼，当然，瞎子看不到。
   我在沉闷中沉思起来：他们都是残疾人，他们或看不见，或听不见说不出，是够可怜的，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我这能看、能听、能讲话的健全人不也一样可怜吗？我们虽有健全的双眼，却被人蒙住了双眼，看不到真正的世界；我们枉有健全的双耳，却听不到世界真切的声音；我们白长了一张口，却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我们摄取的是失真、变形的信息，我们说出的是违心的话，我们的思想只能在脑海中痛苦地翻滚而不能冲出来，我们不是比盲人、聋哑人更可怜吗？
   在这个小社会中，千万不能称呼盲人为瞎子，这种轻蔑的称呼是不礼貌的，即使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时也不能这样叫，否则盲人就会到光荣妈妈前告状，直到光荣妈妈当着他们的面批评了你，他们才作罢，不然就会无休无止地唠叨。如果你认为哑巴们反正听不见，可以随便说一声哑子，那你就错了。如果有谁面对聋哑人冲口说了“哑子”这一字眼，他们马上可以从你的面部表情和当时的场景，以及你口唇形状上敏锐地猜出你说了轻蔑他们的“哑子”这字眼，他们也会张大嘴巴，激动地比划着向光荣妈妈告状，也要你受到批评才肯罢休。
   在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盲人、聋哑人的人格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为了能够正确地与聋哑人进行交谈，必须学习哑语――手势，每天午饭后的半小时休息时间里，一位从聋哑学校调来的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在黑板上写好今天要学习的词汇，一个一个地打手势示范，教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有时也把聋哑人一起集合拢来学习，这多半是要教他们新词汇了。实际大多是政治上的新名词。当时报上出一篇重要政治文章，必要大张旗鼓宣传学习的，老师就把这些常用的新出的政治用语编成新的手语教给大家。（我想这些手语大概是全国统一的，由上面发下来的。）
   在我们学哑语的时候，我常看到有这么一位盲人，每天在“看”书，一本厚厚的大大的盲文书搁在他的膝盖上，双手的手指在突出的由点组成的符号上摸索。他略微扬起头，双目平“视”，从指尖的触觉中获取的信息，迅速传给了失明的双眼，使他“看见”了这个世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是我看到的极个别的有文化的盲人。
   在这个小社会中，也经常要开会学习。开会是有趣的：主持会议的人“发言”，必须一面不断地打手势――哑语――让聋哑人“看”明白，一面还要“配音”让盲人们听明白，好似联合国开会的同步翻译。由于开会学习这么费劲，所以开会一般不会太长，否则“发言”人受不了，太累了。
   我是半途进厂的，手语基础远不及他人，仅靠中午的时间学习也远远不够，我就抓紧时间向聋哑人学习。我写出要学的词，请他们打手势，我学。其中有一青年聋哑人就向我提出，要我教他说话，作为教我打手势的回报。我吓了一跳，我怎么能教会他说话呢？虽然我知道哑巴不会讲话是因为他在没有学会语言前先失了听力，也就失去了学习说话的可能，但现在仍然是没有听力的情况下，我如何教他呢？
   我茫然地望着他，他拉着我的手急切地喊：“毛主席万岁！”我听出来了！这不是在说话，是在用喉咙逼出来的，是嘶哑地喊出来的，或者说是用气流硬压迫声带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分辩出，是“毛主席万岁”！我很惊讶，他是怎么会说的，他热切地望着我，等我的反应。
   我伸出大姆指，连连点头。他马上显出高兴样子。随即我也比划起来，指指我的口唇和舌头，连写带比划，告诉他口唇和舌头要如何配合，一面一个字一个字发音示范给他看（这里只能说看）。
   不多一会他学会了口唇的变化，发音越来越准。但我始终没能教会他怎么使用舌头，以减去令人不舒服的撕裂声。他却欣喜万分，一下跳起来，朝我真诚地笑，却没有明白我对发出的嘶哑声很不满意。他一面哇哇乱叫，一面指手划脚，连蹦带跳地去“告诉”他的同伴，他成功了――他也会说话了！
   肥皂泡又破了
   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了解了我的同事们，其中一位四十多岁的车床师傅，技术高超，车、钳、铇样样拿得起，厂里的机修活他一人全包了。
   在中午休息时他告诉我，他曾到过日本的冲绳。那是在二次大战后，美军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去冲绳建造美国的军事基地。他又说他到好几家厂工作过，现在被马厂长调来，他说这里很好，工厂是有发展前途的，劝我安下心来，就在这里正式工作下去。
   我想，一个走过不少工厂的技术工人对工厂的评价必定是准确的。
   我当然想正式工作下去，这里的一切我已经适应，已经熟悉，离家又近，只有三、五分钟的路，工作又是我熟悉的，我满腔热忱投入厂中，认真地带领徒弟，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我还真诚地希望工厂发展，对将来的发展充满了幻想，我对这些幻想，几乎到了想入非非的程度。我把我的命运已经与工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忘记了我自己――我是一个临时公民，还没有户口，是个“黑人”。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已经在这里不少天数了，一天，我看到他们发第二次工资（我还一分钱没拿到）。但我并不介意，干得很欢，心情舒畅，自我感觉良好。春天已经来了，我的心中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快中午了，我正在认真地工作。这是一套新的模具（准备生产新的胶木压制件），我在试模：校正用粉量，调试温度和压制时间，我们这一行在一只新的模具接到手后，必须是技术熟练的师傅凭经验先试出来。同时检验模具师傅开出的模具是否合理，是否能正式投入生产。如果模具需要改进，则提出改进的意见。如果一次成功，就把试压时的用粉量、温度、时间定下来，作为工艺标准，交给这些已经初步掌握要领的聋哑人操作。
   我在顶真地操作着，想尽快地把完整的工艺定下来，争取在当天正式投入生产。我的徒弟，一个英俊的聋哑小伙子，已经急不可耐地试着要坐下来操作，看我还是不放心马上交给他，已经面露不悦，用手比划：伸出小指“说”我小心眼，瞧不起他。
   正在这时，有人来对我说光荣妈妈要我去办公室。我匆匆地向我的徒弟交待了操作的注意事项，这英俊的小伙子高兴地坐了下去，哇哇叫了一遍，用手比划要我放心。
   我走进办公室，光荣妈妈――马厂长正在看什么东西，见我来了，取下老花镜，要我坐下，我坐下等待她开口。她却闷了一会，似乎在找什么合适的用语。过了一会她说：“我同你母亲是老朋友了，你在这里工作出了不少力，辛苦了，大家对你印象很好，胶木车间在你的努力下，已经开始正常投入生产了。今天我们都在发工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给你发工资。”
   她说了这么一番“序言”，略一停顿，见我没有反应，艰难地转了话题说：“我们这里工资都很低，像你这样有技术的工人，也只有四十八元一个月。”
   四十八元，工资是太低了一点，瞎子、哑子拿的工资也快接近这数字了，我猜测她叫我来是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别嫌这里的工资低。我就坦然地静静地听着。

她又说下去：“我们这里是地方国营的厂，是民政局领导的厂，是有前途的，只是工资低了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上面定下的。”她停了下来，等待我开口。
   我老实地说：“四十八元是太低了，有技术与没技术一样，这不合理。”她为难地说：“这是上面规定的。”她说完后不再说下去，我也不响，等待她的下文。
   她见我还不开口，就说：“你是临时户口，你在这里工作，你们里弄里反映很大，说我们福利厂用临时户口的人工作，一直反映到区民政局……。”
   我一听，血直往上涌，这太气人了！我是一个临时公民，没有户口的“黑人”，我是一个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一个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人，不及哇哇叫喊的聋哑人！我犯了什么罪？这是我的过错吗？这是谁造成的？公理何在？我为什么没有尊严、人权！只有屈辱的纪录？
   我不知她又絮絮叨叨地还说了些什么。片刻，我才回过神来，平静地说：“光荣妈妈，你不必为难，我今天就走，我走了，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是尽义务的，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
   光荣妈妈难过地顺势说：“我们考虑，补贴总是要给的，我们这里工资小，大家差不多都是四十八元……。”
   我突然明白了！光荣妈妈不忍心先说出“上面”不准我这个“黑人”在厂里工作的话，她想用四十八元的低工资来让我自己提出嫌工资低，不愿干下去，以保全我的面子和自尊。没想到我的社会主义觉悟使我傻里傻气地只说四十八元不合理而并没有说不愿干。她万般无奈只得将上头的意思委婉而清楚地表达出来。光荣妈妈，真难为您了！您曾许诺出面向派出所交涉解决我的户口问题，您给了我工作的机会，使我的生活充满希望，但是您怎么能想到这些好心非但办不到，反而使您处于两难境地？
   我打断了她的话，我说：“我不能让你做难人，我已经说了，我尽义务不拿一分钱，这样你对上面也可以交待得过去了。我是临时户口，但临时户口到厂里来尽义务总可以的吧！省得他们有闲话让您为难。就这样定了。”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
   一串串在阳光下泛出美丽色彩的肥皂泡被无情的风一吹，一个个破灭了。我的这段生活，就像肥皂泡一样结束了。我这个有技术又肯干的工人，又被赶出了第二家应当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工厂。
   再见了，好心而勤劳的光荣妈妈！再见了，我为之付出心血的工厂！再见了，可爱、可怜的聋哑盲人兄弟姐妹！我不能再为你们做事了，我不能在这里为国家出力了。再见！愿你们好自为之。

yangharrylg

“仇大姐”
   我重新回到了临时公民应该坐的位子上。我的希望，我的美丽的七彩梦，犹如缤纷皂泡一般破灭了。
   是谁直接从中施加了压力，把我赶出厂门呢？只有那位陈大人了，只有他有此权力，以官方的名义向光荣妈妈施加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光荣妈妈所说的“里弄里有人反映临时户口怎么也可以有工作”，这个“有人”那一定是弄堂里的小组长之类的里弄大姐了。
   这位里弄大姐是一个文盲，长得又高又大、又黑又粗，有时喜欢露出满口的“金牙”笑，让人看了难受。大热天穿着短裤抱着婴孩在马路边转悠乘凉，不时把婴儿连同上衣一起往上提，就露出了肚脐眼。走累了，干脆在上街沿面朝马路往地下一坐，黑黝黝的大腿八字排开，丝毫不理会人家侧目而视，大家也习以为常，丝毫引不起男人们什么非份的念头。
   她丈夫在弄堂里的一家车木工场做工（丈夫的小工场公私合营后并到大厂）。五十年代她才从海门乡下来上海，在工场的三层阁中安了家。平心而论，这对夫妻为人不坏，在邻居中并无恶名。按党的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出身是贫农（是一个极好的出身），丈夫又在公私合营后的工厂中入了党。于是这位一字不识的农妇，成了可以依靠的对象，被陈大人扶为里弄干部，管起了这条被他们称之为“复杂”的弄堂。所谓“复杂”，是因为小业主，小资产者的家庭为数不少，还有汉奸的家属和大流氓的家属居住在这里。像她这样的苦出身，确实屈指可数，这位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仇大姐”就成了我们弄堂里响当当的左派，里弄干部非她莫属了。没有文化不识字没有关系，首先要的是阶级仇恨。


   自这位仇大姐上任后，陈大人有什么话或找我谈话，就通过她来传话和召见。仇大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看她的脸色马上就可以猜出这次召见是凶是吉。
   她对陈大人的一言一行唯命是从，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陈同志是党和政府的化身，“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她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里弄工作，把里弄里的点滴小事，毫不分析地及时汇报给陈同志，对于我这样的“临时户口”更是要积极地汇报一举一动了。
   这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加强信访工作，做好党和群众血肉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读来使人感动，更坚定了我热爱共产党的信念。我确信党是伟大的正确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我个人的遭遇是下面的基层干部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他们把党群关系搞坏了，是他们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我要向党的上层机构反映我的不幸遭遇。
   我并不是光靠一篇文章来坚定信念的，在这二、三年的时间内，我跑图书馆的时间是那样的多，科普杂志、文艺小说充实了我的文化素养，我浏览了各种报刊，开始学习党的《红旗》和毛选，中苏开始公开论战的“一评”到“九评”的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这阶段的学习，把我从小接受的共产党教育向理论升华，使我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共产党的一切信仰。然而面对现实，面对不幸遭遇，我又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有时会一度疑惑，但我自己说服自己，认为这大概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对革命的不坚定性的表现吧（现在想想多么可笑，我这么穷苦的人竟自作多情地和小资产阶级挂钩）！总的来说我确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理论，面对我个人的遭遇，面对台湾蒋介石的叫嚣反攻大陆，面对国际上“帝修反的大合唱”，面对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并没有使我抛弃对共产党的信任。这一时期（61年―64年）的学习，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基础上我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我们的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中央是正确的，坏就坏在下面基层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我个人的遭遇就是明证。
   我周围的“临时户口中”陆续报进了户口，而我却一直被拒之于门外。“光荣妈妈”为我努力过，但也未果。论条件和实际情况，陈同志毫无理由这样做，我同他之间没有私人的恩怨，他为什么要这样处处为难于我呢？我要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诉。我认为越是上面越是正确，我寄希望于党的上层机构，我选择上海市委作为我上访的部门。
   第一次信访
   我拿起了笔，把我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突出写了我被骗回沪的经过，说明不是我自己要回沪的，并非是逃回上海。
   信寄出后，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结果。我计算了时间：上面收到了信，必定要调查核实，向浙江方面去信了解，向我所在地区查询，最后再答覆我，这没有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意想不到的是，只几天我就收到了上海市委信访部门的复信。嗬！这以快，我拿着信封好一阵子高兴，赶快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狭长的铅印的统一制就的复信：
   ×××同志，你于×月×日寄来的信，已被编为×××号，你所反映的情况，已转有关部门……。
   我呆呆地看着这狭长的纸条，心里一阵发凉。我把信访工作想得太完美了。寥寥数语，不禁大失所望。我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没办法，只能再等几天。我的临时户口又快到期了，去看陈同志如何说吧！
   以往，我去找他，提出别人的户口已在陆续解决，我的户口何时可以解决，他总是极不耐烦地说：“你的情况与别人的不同，根据政策不能在上海报进户口。”后来为了我少去找他，就发发慈悲，对我申报临时户口口粮的日期不再是五天十天的批了，而是一个月一批，赶快打发我走。
   这次我到派出所，电话打进去后，他一反常态，很快就出来见我。他不待我开口中，伸手把我手中的油粮迁移证接过，很快在我的迁移证的背面（背面早就签满了日期和盖满派出所的长方形的小公章，后来就再贴附一张白纸，以满足一年数十次的签注）非常爽气地批了一个月。他那神态，似乎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同情人，充满了人情味，似乎在说：“我这样一个月的一批，我的恩赐你可要领情啊！”
   然而我并不领情，要是在以前，他五天一批时，突然批一个月，那我定会感恩不尽，今天我却绝不感谢他！我等着不走，我要等待他表示如何对待我的上访信。
   果然，他板着脸说：“你写给市委的信已经转给了我。”他对我看了一眼，好像在得意地说：瞧！有什么用？不管你写到那一级，还不是转到我的手中？你翻不出我的掌心！他的脸色显出唯我独尊的冷峻，接下去说：“按照政策，根据你的情况，你的户口不能报进上海。”
   他就是党和政府的化身，他说的话就是政策，对于他专横无理的话，这三年来我听得太多了。我不想争辩，他是不会发善心的，也不会倾听我的申诉。我只能相信上级，我只能寄希望于市委，我这样默默地想着。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大概认为我已被镇住了，转身欲走。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陈同志，根据我的什么情况才我使我不能报户口，请你讲一讲。”他略一愣，回避了我的提问，扔给我一句说烂了的话：“你只有回原单位复职。”
   回家后，我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上次的信写得太简单。我还要上访！这次我要详细地把去浙江的过程和如何被迫回沪，回沪后的遭遇及去浙江复职而又复职不成的经过全写出来！
   第二次信访
   笔在飞快地书写，三年来的痛苦、愤懑从笔尖下痛快流淌。最后，我悲愤地写道：“如果上级领导同志认为我反映的情况是虚假的，那么请你们派人去调查，只要调查出有一句话是虚假的，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劳改’算了，这种生活我受够了。”顺着悲愤激越的思路，我历数派出所陈同志如何克扣我的定量；如何半夜对我恐吓。
   我写得痛快淋漓，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如果说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的恳求，这第二封信则是悲凉的呼喊！我读了几遍一吐为快的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第二封信发出后，将近一个月才收到信访办公室的复信。在统一格式的铅印复信后面还有如下一段钢笔字：
   你的来信已经转杨浦分局户籍科，由他们解决你的户口问题。
   我激动地连看了几遍。从复信的时间来推断，信访部门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一转了之；再从统一格式的铅印后面加上一段填写的内容来分析，我的户口可以解决，而且明确由户籍科解决。我这样分析了一番，这二十多字无异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使我由衷地感到上级党是能认真听取平民百姓的呼吁，能够为平民百姓办事的。
   这封简短的复信抚慰了我，我恢复了自信与乐观。我想既然是由户籍科解决，我何不直接找分局户籍科呢？我带上我的户口迁移证——袋袋中的户口，兴冲冲地到了分局大门口，向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警察说明来因。可那老警察却不放我进，说：解决户口到派出所，这里是分局。我就把市委信访办的复信捧出来，把这份我视为“圣旨”的复信送上去。可他扫了一眼之后，往我的手中一塞：“去！去去！到派出所去。”
   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我急得手捧“圣旨”说：“信上写明是由分局户籍科解决的嘛。”为了证明这封信的份量，我把市委信访办等字样指给他看：“这是市委给我的信啊！”这位警察却不屑一顾。
   他这种态度绝不是对中共上海市委的不恭，大概对于这种例行的公文看得实在太多了，似乎在嘲笑我这不谙世事的小伙子竟然拿出鸡毛当令箭。他顾自踱起了方步，把我丢在一边，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存在。
   我站在分局门口呆了半天，看看手中的复信，“中共上海市委”的字样映入我的眼帘，感到一阵心痛！我这个平民百姓，粗识文墨，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自认是学习和了解的。中共上海市委这样一个党的高级机关，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是那样的崇高和神圣，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里，一个小小的门卫却可以不屑一顾。不论谁都明白，我手中的复信，是共产党关心群众、体察民情的像征，是加强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是为了修补由于一系列官僚行为而产生的党群关系、政群关系的裂痕，是为了把因为官僚主义而对党有对立情绪的群众重新团结到党的身边来。而由于这小小的门卫的举动，重又把我与党的距离拉了开来。
   当时的我并没有明白这么许多的道理，只是对这位警察觉得可恨。他为什么不放我进！而从直觉中，又觉得他不是坏人。可不是么，这时他在我面前站定，和善地说：“户口问题只有到派出所去，找你的户籍警去。”
   我不是不明白的，我还是手拿“圣旨”说我的理由。他听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不是我不给你进去啊！”他的手伸向电话机，要通了户籍科，对着话筒低低地讲着话。放下话筒，摇了摇头：“你还是去派出所吧！”他又潇洒地踱起了方步。我不得不走了。
   兜了一个大圈子，我还得回到原点，找陈同志。
   还得去找陈同志？我不愿去找陈！我相信陈也不愿见到我。但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去见他。面对现实，我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求他。

他满脸不悦，但又装出豁达的态度来敷衍我。他以公事公办的表情说：“你的信，我们研究了，你向上面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至于你反映我个人的一些言词，我不计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们谅解你的处境。”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听这口气，他倒成了正人君子。然后他话锋一转：“在我们地区临时户口不是你一个人，解决了你的户口，其他人又会如何呢？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报户口不是根据政策条件吗？这跟人多人少有什么关系？我能不能报是我的事，别人能不能报是别人的事，解决我的户口，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其实说穿了，这些手中有权的基层干部，一个有权的户籍民警，在拒绝你的正当要求时，开口政策，闭口政策，用政策来封你的嘴。但是一旦政策允许，可以报进户口时，这些人却又不愿把政策的恩惠赐于人，似乎我们这些临时公民能正当地报进户口，是占了什么额外的便宜，而他们反而损失了什么利益，便混身不舒服。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脑中是否装着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否还记得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否想到过他们这样做是剥夺了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大概没有人能够怀疑革命开始时宗旨的纯洁和目标的正确，否则何以能够唤醒亿万民众呢？但是，在推翻了腐朽的政权之后，怎样把“为人民服务”溶化在施政过程中，却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平心而论，共产党在进城的二十余年内，并没有像历代农民革命军那样迅速腐败，这有赖于党的核心高层有着一群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着足够远大的眼光。在入城之前即告诫全党全军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入城后又发动了主要是针对官员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其它运动，因此，共产党干部自身是廉洁的，他们中极少有人利用权力中饱私囊。
   可惜，革命不仅是为了廉洁自身，而是为了造福于人。虽然革命推翻了包括“封建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但是，在有二千多年封建王朝历史的中华大地，封建这个幽灵仍然在徘徊。进城的“子弟”兵成了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地位的变换使他们不由自主地使自己坐在施恩者的位置上。他们绝大多数是勤恳办事的，但即使如此，放下锄头或放羊鞭拿起枪杆，而如今又放下枪杆握起“印把子”的他们，也与封建社会“父母官”抑或“老爷官”有一种十分相似的意识：
   一个是“拿国家薪水”；
   一个是“拿皇上俸银”。
   因此，历史使他们不可能树立“我是民众供养的，我必须为民众办事”的意识，百姓对干部就更不会有理直气壮的“你是我们供养的，你必须为我办事”的非份之想。这样，尽管当初怀着最良好的愿望在各种机构的名字前冠以“人民”的字样，然而封建衙门的作风仍然慢慢滋长，机关效率低下，态度冷漠，法治和民主建立不起来，党和政府威信下降，革命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五十年代初期的民心，到今天荡然无存。
   更可惜的是，人们只看到这仅仅是一种官僚作风（单纯官僚作风并不难纠正），而没有看到它的根源在于被打倒的封建主义并没有灰飞烟灭，由此而带来官员在意识上的落后并导致后来行为上的大量腐败。
   在中国，一个政权怎样才能不去继承封建主义的衣钵，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面对陈同志用不让我报户口来阻挡更多的人报户口的奇谈怪论，我又能够说些什么呢？当时我只能说：“其他人的情况我不知道，各人有各人的情况，现在政策允许可以报进户口了，我的户口应该报进，不解决是没有道理的，”我有市委信访办的复信，上面明明没有不能报进户口的字句。这给我壮了胆，我理直气壮地这样说了。
   陈听了我的话，不反驳，也不明确说不能报的理由，他习惯而熟练地用含混的官腔说：“什么时候政策允许了，会解决你的户口问题的。”
   他仍然用这样的空中楼阁来蒙骗和拖延，使我的努力又一次落空。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我还要为我自己争取生存权利。我下定决心去市委上访而不是信访。
   去市委上访
   我要当面听一听，我的户口能不能解决，要摸一摸那神秘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政策。至少要知道这个对我玄而又玄的“政策”是否允许我申报户口。如果摸下来是可以报户口的，那么我就要“上面”压“下面”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我希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
   但是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不能太乐观，如果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他必定是一般的干部）也是像我以往那样，把我反映的情况向下一转了事，我不还是在深渊中挣扎吗？
   在苏联的小说《州委书记》中，我看到，苏联的市委书记或者相当级别的干部在每星期中有一天，是专门接待公民的日子。往往那些上访的公民久拖不决的请求，一旦在接见日碰到了市级的领导，只要一个电话，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暗下决心，如果接待人员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赖着不走，就说我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了（虽然我是总要准备几角钱的车费），逼大人物出来。
   从“下只角”杨树浦到华山路、延安西路口的市委接待室，几乎斜穿整个市区，为了省下五分、一角的车钱，我仔细地计算着车程，乘一段车，走一段路，再转乘下一辆车，结果耽误了时间，到华山路已经是中午。我就在接待室外面的延安路上走来走去消磨时间，等待下午的接待时间。忽然我看到接待室的门并没有关严。我想进去坐一坐，让发酸发麻的双脚休息一会。
   轻轻地推开门，里面静静的，有二、三位工作人员在伏案工作。我正迟疑地探头张望，立即有一位同志站起来，客气地询问我有什么事。就这么一立、一问，立刻让我感受到一股暖意。这是我从未碰见过的，我拘慬胆却的心情，立即放松下来。
   我把信访室给我的编着号的复信递过去。他一看，立即进去把一位手端饭碗的同志请了出来。显然这位同志在吃午饭。但他拿着我的复信，客气地请我坐下，问我午饭吃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你在我们这里吃吧！我可以到食堂去打一份饭给你。
   我大受感动――同样是国家机关，在派出所我为了能申报临时户口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定量，不得不从早上开始恭候户籍警大驾，有时一直要饿着肚子等到他们吃了中午饭，谁也不屑于问一声：你吃了没有。市委同志的话使我顿时双眼模糊，只知一股劲地说：“不！不！”那位同志见我真的不吃，就说：”那请稍候，我把剩下的饭吃了后就来接待你。”
   我默默地坐着，原先准备好要耍赖的一套全忘了。这时的我，处在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之中；我完全被接待人员的真情融化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位同志已匆匆地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迭材料，坐在我的对面，翻阅一下说：“我们已经与你所在的分局户籍科联系，请他们解决……。”
   我马上打断了他的话，抢着叙说：“我们派出所陈同志还是拒绝我的要求，不准我的户口报进上海……。”
   我说：“我拿了你们的信，去分局户籍科，他们连大门也不让我进，要我去派出所。”他听了默不作声。我继续叙述：“我只得去找派出所的陈同志，他再一次的拒绝我的请求，至于为什么不能申报户口，依据是什么，他从未同我说过。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家中还有几个弟弟要我养活，为什么不给我报进户口，不给我工作的权利?”
   愤愤不平的我这时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我把踏进社会后的不幸遭遇统统倾泻出来。过去的生活，一幕幕地再现，止不住的辛酸往事，这几年的委曲、屈辱从我的嘴中倾泻出来。禁闭的闸门一旦打开，再也无法关上。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不禁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他静静地听着。
   他静静地听，对我就够了。
   我吐尽了苦水，结束我的叙述时说：“我在信中写的和今天说的，如果有半点不实，我甘愿去‘劳改’。”这时，他才平静地对我安慰道：“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我们已与浙江你的原单位联系过，他们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你回原单位已经不可能，上海应该为你作妥当的安置。请你再坐一会，我打电话给你地区联系。”他进里面去打电话了。
   我的心止不住一阵狂跳！因为这位干部平静而简洁的话已经作了明确的表态。我的户口可以报进上海了！意想不到！真意想不到！竟然这么顺利，我的户口问题的解决竟是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无法相信。
   不太长的时间。他出来，依然简洁地对我说：“已经同你所在地区联系过了，他们会给你解决的。”接着他又安慰我一番，一直把我送出接待室，送到马路上。
   我依依不舍地与他挥手告别，向这位政策水平高，办事干练，言语简洁，富有同情心的人民公仆（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公仆！）挥手告别。他也立在门口，一直望着我，久久没有进门，我再三挥手致意，直到我走出很远，他才回身进门。我一个人走在静静的延安西路上（那时这里的马路是安静的），脚步轻快，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真是难忘的一天！
   这难忘的一天，使我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稍有的一点动摇荡然无存。我坚信：共产党是正确的，上级党的领导是英明的。我把在学生时代接受的共产党宣传教育与在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了对比，得出结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下面的基层干部却把事情搞糟了。或许他们是为了想向上爬，才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甚至公民的生命来满足当官升官的欲望；或者为了表现自己的正确，在执行政策时宁左勿右，其结果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这一天难忘的感受，促成了我日后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从市委信访接待办公室回来，我想我的户口可以很快解决了。但我万万想不到又经历了两个“半个月”的折磨。
   派出所的那位陈大人，还是一个字――拖。我每次去找他，他都有稀奇古怪的官腔来应付，令人哭笑不得。实在拖不过去了，就说已经报分局户籍科批了，你等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又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再来搪塞一番，再让你等上半个月。我真不知用什么词汇才能正确表述他的所作所为：报复？迫害？草菅人命？还是官僚主义？
   我也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每次谈话后，我立即回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尽可能做到与原话不差分毫，在他拖了一个月不给我办理手续之后，我马上寄给市委信访室的那位同志，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基层的户籍警是如何作弄人的。
   这一招果然有效！现在轮到陈同志来找我了！他气急败坏地说：“你再不要写信给市委信访室了，你的户口保证在半个月内给你报进。”
   我好不开心啊！我说：“这是你逼出来的。你今天的谈话，我还是要写下来的，我还是要寄的。”他的脸涨出一片潮红，央求道：“你不要再写信了。这次保证给你报进户口，我马上就办，送户籍科去批。你不要再写信了。”他失去了往日的矜持和傲慢，用近乎祈求的目光看着我。一阵快感从我的胸中油然升起，俯视着他那矮小的个头，我多少出了一点三年来所受的气。

我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说：“如果这次半个月还是不给我报进户口，我还是要向市委写信反映的。”他连连点头说：“这次一定给你解决，一定给你解决，我保证等半个月，一定有喜讯给你。”
   三年来，这是我与陈的谈话中唯一的一次,他没有凌驾于人的谈话,一次地位平等的谈话。
   这最后一次的“半个月”终于过完了。那天，陈和一位女民警（以后这位女民警就接任陈的工作）上门来找我。他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告诉你一件大喜事，这是你最大最大的喜事。根据党的政策，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和实际，你的户口已经批下来了，批准你的户口报进上海。”继而他笑容消失了，换上严肃的面容来给我“加尾巴”：“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也是你在地区的教育下有了一定的认识，今后你要努力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你的家庭出身，并不是一个纯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你要彻底改造你本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后面他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请。我的视线模糊。只见他们端坐在我面前，威严的大盖帽在我的面前晃动。我似乎明白了：我之所以能报进户口，是他们的恩赐，而不是我应有的权利。
   申报户口的“马拉松”终于跑完了，临时户口的生涯终于结束了。结束得意味深长。
   陈同志说这是喜事。只是喜事为什么硬要压我三年呢？而且让报和不让报都是根据“政策”，那么这“政策”究竟是什么呢？我这“当家作主”的人民一份子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我只看到市委信访办的电话起了作用。
   陈同志总算为我做了他该做的事。却又一脸严肃的教导我，说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让我别忘了这是他施于我的恩典。他还特地敲打我，要我记住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要老实地改造世界观，云云。这种巧妙地警告当事人“你有尾巴”的做法确是高明。后来他给别人――那些由他送进劳改队的人――平反，也给每个人留了一条“尾巴”，以证明他原来的做法是对的。
   陈同志不认错。
   后来，不认错的不止是他个人。
   我不知该喜还是该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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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被争夺的人
   户口，户口，这恼人的户口解决后，我成了一个被人争夺的对象。
   福利厂光荣妈妈请我正式去工作。地区同一里弄的一个生产组也拉我去工作。这个生产组有近30人，是五八年时，在解放妇女口号下，成立起来以缝缝补补为主的一个缝纫生产组，后来生产人造革的童鞋。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成为过去，物资慢慢丰富，人造革的童鞋已无人问津，失了市场，就意味着这个生产组停工，每人每天可怜的七、八角工资（还无任何医疗劳保待遇）也无法开支。
   我面临的选择是：一边是已经走上正轨的国有企业――残疾人福利工厂，我只要平平稳稳地上班，每月工资四十几元还有医疗劳保待遇；一边是需要挽救的生产组――要啥没啥一穷二白，如果我去，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使生产组走出深渊，获得发展。
   处于绝境的生产组的里弄大姐们，知道我有办厂经验，一次次来我家恳求。


   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这能施展我的才能。我自信能够挽救她们，而且心里觉得，既然她们诚意请求，我就有责任去。
   我用少得可怜的三百元资金，开始了创业历程。
   我首先在虬江路旧货市场化一百元买下两台旧的小型压机。然后自己做水泥工，排压机底脚；自己做电工，排线路，绕电热丝。我是急性子，这些工作我马不停蹄，一气呵成。我又通过过去的老关系，承接到大工厂的加工业务，于是一个小小的工厂像模像样了。接下来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教会了原来只会缝纫的里弄大姐们操作机器。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一人顶着几个人的活儿，常常在半夜被这些里弄大姐叫醒，揉着惺松的睡眼，起来抢修损坏的模具。这时的我无师自通，我利用去大厂跑业务的机会，下车间，只要是被我瞧过一眼的活，回来后就能自己边做边学边会。我从虬江路又买进一部报废的车床，买了几本车工、钳工的书，在大厂的车间里我多看多思，很快学到车床的技术，自己开车床，自己磨车刀，以修理损坏的模具；一手“三脚猫”的钳工活，也得心应手，什么模具也难不倒我。
   对外我又是一个大忙人，要跑几爿大厂，联系业务。这时的我，只想多接业务，扩大生产，添置设备，待积累一定资金后，走出加工业务的低水平，生产自己的电器产品，不用再仰承大厂的鼻息。为此目的我毫无保留地工作着，不想名利，不计得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工厂发展了，原来的厂房已经不够了，上级主管单位――区手工业局作出决定，把工厂迁往浦东，把浦东的庆宁寺划给我们作厂房。
   庆宁寺亦称高庙，在上海颇有名气。里面的几位和尚就做我们的职工，他们脱下袈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时已经是一九六五年，宗教政策在向左偏斜，这些和尚无可奈何地拱手把寺庙交出。我成了“接收人员”，风风火火带着二十多个青年开进去。大殿完全按我的要求，挖了不少坑，安装了机器。又嫌寺院的山门太土，一点没有工厂的气派，一挥手带人拆了，把门开大，按我的设计改成大铁门，从大门到车间（原来的大殿）铺上水泥路。这样一改变，稍稍改去一些宗教寺庙的味道。
   我把住在大殿东面的当家和尚一家（和尚是山东人，妻子是镇海人，原是尼姑，她云游到上海，受了解放的思潮，尼姑嫁和尚，作了夫妻，生育一子）赶到大殿后面去，再用墙隔开，彻底赶出庙外。我似乎成了改变和尚命运的大官，我这个什么鬼神也不信的无神论者，努力扫除旧的一切，尽可能把这个寺院改造成工厂的模样。
   一个颇为像样的工厂创建成功了，而我的命运却又要我走上另一条生活之路。
   工厂搬迁到浦东后，通过这前后一年多的生产，资金积累了，生产发展了，加工业务稳固，一切走上了轨道。我这个“开国功臣”，不善逢迎拍马，生性鲠直，又有一股傲气。在这个“女儿国”内，我看不惯那掌权女人的那股“媚态”。我没有心机，也不懂去如何争地位。这女人利用我这性格，处处制造事端，以搬掉我这“开国功臣”独享大功，好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六五年秋，我已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厂，于是，我这个大傻瓜把开创的基业供手留给了别人，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付之东流。
   恶人总是先告状的。地区劳动调配站听了她一面之词，把我一直压了七个月不给分配工作。在这七个月中，没有了收入，我又陷入不可自拔的苦海之中。
   山雨欲来
   闲得发慌的我，每天下午跑沪东工人文化宫的图书馆和区图书馆。全国各地的报刊我每天必看，不知不觉我的注意力被引向了政治，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种感觉是模糊的，说不清楚的。我兴趣从西欧文学转向学习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进而又看起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
   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中苏关系急剧紧张且表面化，这时我把我党的“一评”至“九评”的文章集中进行阅读，这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吸引了我，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为何会反目的呢？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就从上述这些著作中寻找答案，可是才疏学浅的我并没有能找到答案，只得不了了之，放弃了这种努力。
   这时报刊上的政治空气越发紧张，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内。在六五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当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我重新把这篇文章读了几遍，文章的最后部分让人吃惊：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我简单的头脑也被这紧张的空气搞得绷起了阶级斗争的弦。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真有那么一些“牛鬼蛇神”在翻案？他们希望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是谁呢？
   不久，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从批北京的一本《燕山夜话》开始，把矛头指向“三家村”――吴唅，邓拓，廖沫沙。我明白了，牛鬼蛇神利益的代表人物果真在党内！后来，报上批“大毒草”的文章越来越多，使我越发感到要出什么事了。
   报上风云涌动，预示着中国的大地上要演出一场大革命。而我自己的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通过我的努力，最后由区劳动局安排进上海绒布厂做临时工，开始了我的“临兄”生涯（上海的临时工队伍庞大无比，临时工们把自己称为“临兄”，带有自嘲的意味），结束了我七个月沉闷的生活。
   这是一家有二、三千人的中型厂，由织布和印染两大部分组成。虽还挂着公私合营的牌子，实际是全民所有性质。它原来的老板是泰兴人，解放前后抽逃资金去了台湾，这厂就由军代表接管后维持生产。
   我在六六年五月初进这家厂。是时，该厂已专业生产灯芯绒和绒布。我被分配在漂染车间，相比我过去的八小时手脚不停的手工操作，目前的工作就显得轻松了。我在岗位上勤恳地工作着，不时还帮助其它岗位上的女工们，我的工作态度，获得大家的好评。我通过这几个月的学习和总结了我过去几年的遭遇之后，自认为是我没有党组织的关怀，至使自己失去前进的方向。不是吗？我在浦东的那个厂是没有党组织的，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造成了我的今天。现在我进了大厂，一定要积极工作，靠拢党组织。而这家厂刚完成了“四清”，政治空气非常浓，党团组织非常活跃，我的表现很受到团支书和党支书的注意。
   由于我刚进厂，人头不熟，我业余时间活动还在厂外，我跑图书馆，看各地的报刊。《海瑞罢官》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看着对《燕山夜话》雪片般飞来的批判文章，我与我的朋友们（全是廿岁出头的青年）感到兴奋，但又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与己无关的心情，大家只是把手头的报纸进行传阅，兴奋地议论一番，当然我们的头脑非常简单，真诚地完全按照批判文章的调子议论，认为文化界就是有那么一些胆大妄为的文人，在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毛主席唱反调，以前我们为什么看不出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论调呢？我们的政治觉悟真是太低了！嗅觉太迟钝了！
   我们很认真地设法借来《海瑞罢官》、《燕山夜话》这两本书，争相传阅，想认真地分析批判。但是看了以后，我们抓抓脑袋，感到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有的文章说的道理蛮对啊？于是我们再重新看报上的批判文章，经批判文章一点，就认识到这些书确实是大毒草，我们不能识别香花毒草那是我们的“水平”太低。一天一位朋友从部队借来一本红塑面的《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外国人称之为“小红书”、“红色圣经”的书），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大家以神秘和虔诚的心情，互相传阅起来，传到我的手中，我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阅下去，陡然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近了，他的话说得多好啊！
   这些话都是我以前没有看到和听到的，他是处处为我们人民群众说话啊！这些领袖的指示和语录，过去为什么不给我们群众看啊？这里肯定有问题。我断定在文艺界确有如批判文章所揭示的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在与毛主席唱反调。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完全被鼓动起来。
   正在这时有一部电影《三进山城》在上映，我们看了后，一股不可遏制的政治辨别欲在我们心中迸发，我们几个青年对照毛主席语录，热烈地讨论起来，找了电影中不少岔子。我连夜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对照语录，拼拼凑凑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主要运用这样几条语录：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接着，我指出这部电影突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抹杀了党的领导，违反了毛主席的“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一重大原则。大笔一挥把此电影划入“大毒草”之列。我在第二天上班时，到厂部宣传科，要求审阅后，给予投寄报刊发表。为此还大大得意了一阵子，自认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自认为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经过多年的磨炼才明白，报刊上要批判谁，批判什么作品，都是有背景、有来头的，不是你看出了问题就可以批判的。（在文革的后期，这部电影最早被拿出来上映。）于是人们明白批判一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要打倒某一个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作打人的棍子，就作品本身来说，无所谓“香花”、“毒草”。
   在我第一次运用语录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一段段的语录很为“实用”。要批一个事件或某人的一句话，只要在有关的栏目内，找出一段针对性的语录，就可作为武器去“揭露”或抨击他人。从此之后，在我以后写的大字报中，就娴熟地运用开了。事实上，这一大发明，也并非是我一人的独创和专利。在以后的文革中“革命群众”也都不约而同地操起了这一“伟大的发明”。在中国大地上，在特定的政治土壤中，必定盛行这种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
   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从中央下达到地方和每个基层单位，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各单位都组织了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倡导的“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充分地运用起来。“破四旧、立四新”成了行动的指南。
   这时厂内大道两旁及车间的墙上，都认真地用油漆刷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标语，毛主席的诗词中的词句和语录也刷上了墙头。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地参加，我认为这是靠拢组织的表现。不久我们厂也同社会上一样，进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阶段。党组织要求每个革命群众拿起笔写大字报，积极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员和积极份子的带头下，“革命群众”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和与党一条心，也纷纷刷出大字报，表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很快从原先并无具体目标的表态变得具有攻击性，把平时有意见的和自己闹不和的人的一言一行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揭发，而被揭发批判的人，也马上贴出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进行反击，相互揭发问题。有的大字报揭发个人的隐私：“某某人生活腐化”；“某某人与某某人乱搞男女关系”，这样庸俗不堪的大字报可以吸引全厂的人来观看，人头攒动，不时发出哄笑之声。有的大字报内容无甚新奇，但文笔泼辣、尖锐，引经据典（语录）正确，也能吸引人观看。当时，单位里这样大字报贴得越多，越表明这个部门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后来写大字报时，大字报的报头必要引一段毛主席语录，后来改称为“最高指示”，在最高指示四字下引一段大字报内容需要的，能打倒对方的语录，下一行才是引人注目或者说耸人听闻的标题，接下来才是正文。正文中必定以毛主席语录或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二报一刊）社论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
   在这一场场的混战背后，往往有“战斗组”在操纵。“战斗组”直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其成员由党支部指定组成，每班一个“战斗组”，由党员为骨干，加上党支部信任的群众积极分子组成。当然，并非每个党员都受到信任。在我们班有一个姓刘的党员，因为他同“四清”中清出的一个“小集团”成员有一些瓜葛，而这小集团又成了这次文革挨整的对象，这刘姓党员被清除出战斗组。我的表现已经受到党支部的重视，再加上能动动笔的人太少，我就荣幸地被指定成了战斗组的成员。每天就不必上岗位工作，上班后就按照上面的意图，组织写某人的大字报。譬如在我们班有一许师傅，他的历史中，为了生活，在学生意时曾有一段同日本人接触的历史，并能讲几句日语。在“四清”时曾搞过他，但认为没有搞清，这次就要把他揭发出来。战斗组排出同他接近的人名单，找这些人谈话，动员揭发问题，写出大字报，他平时的一言一行的情况被一张张大字报“揭发”出来。大多数情况是由战斗组找人谈话后，由战斗组执笔。他有一女徒弟，战斗组就每天找她谈话，在谈话中一旦露出一些认为可以上纲的材料，就马上组织出一篇大字报，这当中掺入的“水份”是大量的，只要能罗织或“吓得死人”的内容，能吸引人看，就算一张有“份量”的大字报。于是乎大字报规模不断上升，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大字报一经贴出后，党委便组织专人进行抄写，集中后送交党委，所以凡是被大字报点到名的人，都是很紧张的，唯恐被塞入档案到运动后期受到处理，必定要为自己辩护，或者进而揭发他人表明自己的“进步”。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群众斗群众。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二报一刊社论发表后，战斗组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明显。大字报的内容和对象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党委的领导下，支部按上面的意图和指示运动群众。每天或一段时期内，提出挨批的名单，要我们这些“秀才”组织批判文章，找有关人员谈话，把平时的言行和“四清”时揭出的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为“照妖镜”，根据毛主席语录，拼凑出一篇篇大字报，把一盆盆污水泼向群众。
   可怜的车间主任
   一天，支部书记记召集开会，气氛紧张神秘，这次要揭发批判的是我们车间的车间主任。
   这对大家震动很大，怎么要批党内的干部？
   他姓王，名福康，出身于沪上有名的资本家家庭，父亲是新光内衣厂的老板。（即生产“司麦脱”名牌衬衫的新光厂）。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地下党的影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积极投身革命活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他进入“光中染织厂”（上海绒布厂的前身）学生意。他彻底摆脱“小开”的身份，与工人打成一片，很受工友的喜爱与尊重。不久解放了，父亲去了香港，在香港设厂，他却与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决裂，留下来，继续在厂里当工人，并参加了共产党，日夜在工厂里积极工作。他与一个苦出身的纺织女工相恋结婚，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可说是完全无产阶级化了。
   他酷爱歌咏，有音乐天赋，他指挥的我们上海绒布厂歌咏队是每届上海总工会组织的工人歌咏比赛中的佼佼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的这个爱好在文革中也被罗织成一条罪状：
   解放前夕，染织厂的资本家张迭生逃往香港。解放后，染织厂进驻了军代表，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光中染织厂重又开工，工人有了生活保障。而这时这个张老板，却又回上海来。共产党从统战政策出发，组织工人欢迎他重新回来经营工厂。当时场面搞得非常热闹，工人们有组织地在马路两旁夹道鼓掌，并由王福康组织的一支歌咏队唱歌欢迎，歌词和旋律全是他创作。毫无疑问，这一切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而文革开始，这段历史当然地成了一条罪状。由上面定性，称他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大字报罗织他的罪状是：为资本家歌功颂德，为资本家搽脂抹粉，欢迎资本家重新来剥削工人，这是其剥削阶级本性的大暴露，等等。大字报又把他积极工作，讨工人为老婆，说成是他混进党内的手段，等等。
   大字报一篇篇抛出，但“事实”就是那么一点点，文章的水份再多，仅仅是增加一些耸人听闻的字眼而已。他事实上确实没有干过什么离经叛道的坏事。于是上面感到“份量”还不够，今天把我们战斗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会，由党委书记亲自来打气，要求我们能写出有份量的大字报（所谓有“份量”就是能致人于死地的能彻底把人打倒的“高质量”大字报）。但我们感到已经尽了力，没有材料可写了。有一个党员提出请党委抛一些档案材料给我们，党委书记连说抛档案不可以，一面这样说，一面就走了。这么一来，会议也就开不下去了，大家或抽烟，或谈笑。
   我很纳闷，这会倒底还开不开，揭发车间主任的大字报还写不写，怎么写？看看大家轻松的样子，我真不知他们心中是怎样想的。忽然，有人来了，带来了上面抛出的材料。来人神秘地说：“他曾经想杀毛主席！”
   啊！！！竟敢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真罪该万死啊！这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的内心真是恶毒之极。
   来人又说，今天抛这一点点材料。言下之意这个阶级异己份子的材料为数不少，这一惊人的材料和党委的信息，让人震惊，也让人愤怒。我和团支书两人马上动笔，一张所谓有份量的大字报很快泡制出来，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事后我才慢慢知道，事情的真象是这样的：
   不知怎么搞的，他得了精神分裂症，病情很严重。后来一只眼睛出了毛病，如不开刀摘除，另一只眼也将受其影响将会瞎掉，无奈之下，只得摘除，装上一只假眼。在这期间，他有天做梦，梦见自己去杀毛主席。醒来后，他害怕极了，越害怕，越是乱梦不断。第二天他以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之忠诚，如实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梦境。
   不想数年后，这令人发笑的坦白，却毁了他的一生，差点送了一条命。
   在教堂中，有专门让人跪在地上向小间里的神父忏悔的地方。千百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善男信女倾吐过自己内心可耻的邪念，甚至是犯罪的动机，以求得指点和解脱。但是，人们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神父将这些隐私抛撒出去，使人们获罪或难堪。只有在《牛虻》这部小说中，才有神父蒙泰里尼充当卑鄙告密者的情节。但那是艺术虚构。如今，这位对共产党虔诚的中层干部遇到的是残酷的现实。
   文革中，“告密的神父”不止我们厂有。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自己向组织交心的事，为什么竟被记录在档案里？这个组织为什么竟是这等心胸？只是由于文革，这些可怕的文字才被抛出来，成为一颗要命的炸弹。那么，假如没有文革呢？这些可怕的文字不也是一剂慢性致命的砒霜吗？
   令人遗憾的是，运动后期销毁的整人“黑材料”，只是在档案里抄录的“副本”，人们在欢跃中看着这些“黑材料”在火焰中化为纸灰飞扬时，也许没有想到，它们的“正本”还安然潜伏在神秘的档案袋中。
   令人欣慰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各种单位才根据中央的指示，真正开始清理档案，扫除了这些档案垃圾。希望这种清理在今后成为多余。
   令人担心的是，几十年下来左的做法，可能会在某些干部心理中形成定势，变成顽固的怪癖，一旦不让使用，就会像唐僧丢失了紧箍咒般混身不自在。
   对车间主任这张有“份量”的大字报炮制出来后，彻底决定了他的命运，根据他的资本家家庭出身，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的大帽，就此扣在他的头上，他的干部职务被撤消――罢官靠边。在惊恐之中，不久旧病复发病假数年。而他的妻子（车间的支部书记）也受累被罢官。在大兴抄家之风时，他家中也被抄，在抄家中发现了一坛陈年老酒，在厂内举办的“吸血鬼”的抄家物品陈列展览会上，把这坛老酒列为展品说明词，就上纲说这是“变天酒”。什么叫变天酒呢？其推理过程很“简洁”：

这是酿造在解放前夕的陈年老酒，酒是在喜庆时才喝的，不喝是因为没有值得庆祝的事，藏了那么多年是他在等待国民党重返大陆统治，庆祝变天时才喝，所以这是变天酒。
   事隔三十八年，王福康当时挨这张大字报当头一棒的情景，还清晰地在我眼前晃动。
   他这天正在车间忙忙碌碌地安排生产，做梦也不知大祸临头。他被支书叫去看大字报，他丧魂落魄地站在这张够他死一万次的大字报前，呆呆地站立了许久。大字报像一颗重磅炸弹大爆炸，巨大的冲击波一下把他击倒。在批斗会上，他失神的一只肉眼，失去了光泽，丧失了生命，像另一只假眼一样一转不转，死死的，定定地瞪视着令人窒息的世界，如鱼摊上死鱼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的面孔在抽搐，内心的绞痛和无法辩白使他欲哭无泪。如果他仅仅被头脑简单、不明真像的群众批斗，那还说得过去，但他却是在运动开始不久，被他党内的领导、党内的同志出卖的。如果与地下斗争时叛徒的出卖作比较的话，现在的出卖要卑鄙得多，因为这些领导并没有面对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酷刑。如果说，精神分裂症顾名思义是头脑发生分裂的话，那么他的头脑一定分裂成了信仰和现实两大半，这分裂成两半的脑袋将会无休止地“斗争”下去，终有一天取得彻底的平衡，那时世界将是另外一个样了。
   红卫兵杀向社会
   在这疯狂整人的夏天，我这个典型的在党的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被这狂热的政治空气完全鼓动起来，我成了一个激进的忠实工具，盲目地按党的要求无情地整人，丝毫没有尊重被整的人的人格，狂热地认为这是在干一件前所未有的革命，是把混入党内的和混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革命、坏份子揪出来，是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需要，这是时代赋于我们当代革命青年光荣的历史使命。我把这历史使命同我的经历结合起来，正因为党内混进了这些人，所以出现了我这几年来的苦难生活，为了今后不再出现我过去的苦难遭遇，我当然要积极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在党组织的支配下，我热衷于收集材料，按上面定的调子和材料，以不真实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依照报上的批判文章的模式，对被整的对象无限上纲上线，把对象无情地划为“阶级敌人”。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整人，现在我反省自己和观察他人，明白一个人在组织的信任下，被当成工具整人时，就失去回顾与前瞻的能力，不会想到将来自己被整时将会如何，所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人物在舞台上演戏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是有人充当整人的和挨整的角色。中国历史就这么走马灯似地转圈。
   各企、事业单位这场昏天黑地的大字报混战，被中央的一篇社论斥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刹那间，这场混战停止了，闹哄哄的局面一下沉寂下来。没事可干
   的“战斗组”成员，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于是机器轰鸣起来，永无尽止的布疋从我的头顶倾泻而下，我努力搜寻有无疪布产生。做罢早班做夜班，似乎忘却了“腥风血雨”般的大字报混战。
   一天，在沉睡中突然被锣鼓声敲醒，传来了口号声和唱歌声。为什么事游行？我马上起床，冲到马路边去看。街上走过一队队的红卫兵，他们都是大学生，臂戴红色的“红卫兵”袖章，激动地高呼口号，他们打出的横幅上赫然写着“造反有理”。
   “造反”？！我一时不能马上反应过来，造反！有古以来，这是要杀头的，这是造谁的
   反？又一批游行队伍走到了面前，领队的红卫兵领头高唱，队伍也随着激昂地唱起了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啊！这是毛主席语录歌，啊！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带领着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随着雄壮的歌声，仿佛我的热血也将沸腾，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激情，世界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即将来临。红卫兵又在高唱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是创造新世界的主人！青年人的自豪感油然而升。
   在一只巨手的指引下，大中学校里的学生纷纷组织起“红卫兵”杀向社会，开始了大规模的扫“四旧”运动，重又燃起烈火。红卫兵们首先对上海的大小马路的路名发起扫荡，把路牌贴上红卫兵们自己起的新路名。一时，反帝路、反修路、红卫路重重叠叠，让人不知所措，商店的店名也受到冲击，一刹那，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店、名店的招牌被覆上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气十足的店名。稍后扫“四旧”的目标开始转向人，以人的衣着为目标发动了“革命”，把展露爱美之心的服装，一律斥指为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经过十多年的政治风雨和棉布的计划供应，大陆人民的衣着，已经异常朴素和简单。但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在这朴素简单的服装中总是有爱美的灵感在闪动。对“奇装异服”的扫荡，首当其冲的是青年妇女，烫发被禁止，小裤脚管被禁止，时值盛夏，在繁华的闹市中心的马路上，有的妇女的裤管被红卫兵小将当众强行剪开。这样的极左过火行动，立即在大上海迅速传开，一时红卫兵的权威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红卫兵重又提出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的“红色恐怖”，并且将其升温为“红色恐怖万岁”，将革命的目标转向有过剥削史的资产阶级――资本家。从北京来串连、煽风点火的红卫兵，按上海市委提供的沪上有名的大资本家的名单和地址（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出卖行径）逐户抄家，名为扫“四旧”，实际是把资本家的所有财产：房屋、文物古玩、金银珠宝、现款全部剥夺，转为国家所有，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全部被冻结，资本家的定息停止领取。继北京红卫兵之后，上海各系统各行业，有组织有领导地以工矿企业红卫兵的名义，披上民意的伪装，对本单位的资本家进行抄家，抄家在上海全面展开。二报一刊虽然始终没有直接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予极高的评价，一再肯定这种明火执仗的行动，“好得很”，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词句被无穷地制造出来。
   如火如荼的抄家，使资本家们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厂的革命行动比外面要晚上二、三天。
   这一天的下午，各车间各部门的支部在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挑选信得过的人员，按事先的分工，登上卡车驰向本厂资本家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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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而神圣的行动
   我做中班，刚吃了晚饭，支部书记通知我到党委报到，我匆匆前去，只见会议室内，已经集中了不少人，有人在匆忙地制作红袖章，用毛笔蘸着黄漆写上仿毛字体――“红卫兵”三字，待稍干后，发给每人一只。带队的是党员干部，他们的神态严肃而神秘，言语不多，只小声地宣布一些抄家行动必要的纪律，然后分配来人分乘几辆大卡车执行抄家任务。我被分配去抄俞志超总工程师的家。登上车后一看，其他全是外车间的人，我都不认识。大家是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都沉浸在执行革命任务的神圣庄严气氛中，互相也只是小声地交谈几句，就默不作声了。我更感到自豪，因为支部书记只安排了我一个临时工参加抄家行列，我的内心十分兴奋，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加入了革命行列，将要亲自对剥削阶级采取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青年，北伐战争的将士，井岗山上的工农武装，苏区的赤卫队，长征的红军，抗击日冦的八路军、新四军，蒋管区冲向敌人水龙、警棍的游行队伍，奔向延安宝塔山的热血青年，他们当时所怀的心情，大概和我现在一样吧！
   我们的车穿过市中心，来到了东湖电影院附近的一条幽静的马路上，在一弄口停下。这弄内的住宅全是三层花园小洋楼。我们被带进总工程师家中。进门是厨房，楼下左首的一间是客厅，右首的一间是书房。二楼是总工程师夫妻俩人的卧室和起居室。三楼是他们的小儿子使用，一间作为卧室，一间是书房，朝北的一间放着一张钳桌台，上面有台钳和手摇钻床，卫生间被改装成暗房，散乱地放着全套的放大机和印相设备。
   我们对整幢房屋浏览一番后，把他们一家三人集中到二楼的卧室内训话。这是一间很宽大的卧室，床前放着一只六角形的暗蓝色日本陶瓷烟缸，缸内燃着木炭。而床头却又是一只落地风扇在不停地摇着头（那时上海寻常人家大多数没有风扇，落地风扇更是稀罕）。我很纳闷，八月里的大热天，我们全穿着汗衫，有的还穿着短西裤，他们为什么一面升火取暖，一面又要开电扇纳凉呢？
   我好奇地指指烟缸问俞工程师。他陪着小心对我说：“我老婆是日本人，她有病。”好奇怪的病。有人在身后咕了一句：“神经病”。


   我别转身朝那个站在床前的日本女人看了看。她低着头，白哲的圆脸惊惶不安，她始终没有开口讲过话。我们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好奇地看着这个日本女人和她的小儿子，小儿子站在她身边，一付黑边眼镜衬着白脸，透出一付俊美的书卷气。事后知道，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进大学（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可能被大学录取），在家已经一年了。
   这时由带队干部进行训话，他们三人低着头，老实地听着，最后我们七嘴八舌要他们把属于“四旧”的东西交出来。工程师说：“已经整理两天了，把属于‘四旧’的东西已经处理和烧掉了。”
   这下他倒霉了，人群中发出怒吼！说他是销毁和转移剥削罪证，要他老实交待动机，烧掉了一些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低着头说：“都是书，都是书……”
   打家劫舍
   我们的领队一声令下，大家分头开始到各楼面去查抄起来。翻箱的，开大橱的，一阵忙乱后，不时从各个房间传出一些惊讶的欢呼。几十分钟后，大家把现钞、存单、首饰，全部集中到二楼。粗粗一算现金和存单已经有几万元了，但我们的领队表示不满，认为他肯定还有隐藏的财宝，又把他们训了一顿，然后要总工程师随着我们到底楼搜。
   在厨房里我们指着一些容器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我们打开一看，都是吃的东西。我们就指责他：倒底是资产阶级，自己家里放着吃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吃的东西。他只得低头唯唯称是。我一想也难怪，这些事全是佣人干的，他当然不知道。
   这时有人把两桶标着外文的罐头拿到他面前，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做“冰琪凌”的原料。我们这些工人土包子不懂，也就不信，说他是说谎，要他打开给我们看，他不肯，再三说是做冰琪凌的原料。越是这样，我们越是生疑，他不肯干，我们用刀硬是砍开来，一看果然是一些咖啡色的粉末粒子。我们一哄而散。他肉痛地捡起来，用手指沾着唾沫和粉末放到嘴里啧啧地尝着，连喊：“可惜，可惜。”一面小心地放回橱里。
   过一会有人翻到半大箱整条的香烟，是光荣牌。大家惊叹不已，认为倒底是有钞票人家，香烟是整箱往家搬。仔细一想，这个资本家也够节约的，（那时上海的一般工人抽二角八分一包的飞马牌，这是大多数的一般消费，经济困难的“老枪”就抽一角多的劳动牌和七分钱的生产牌，有钱则抽前门和牡丹，光荣牌是三角二分一包，在前门、牡丹之下了。）既能省钱，又整箱地买，保住了体面――这个高级住宅区人的体面。
   底楼的抄检，在闹哄哄中一无所获，大家重又回到二楼。领队的召集几个党员商量一阵后，宣布召开批斗会。一家三口人重又低着头站在大家的面前。
   刚拉开架子在批斗，党委书记悄悄地来到房门外。有人发现了，喊了一声：“范书记”，他急忙摇手，指指里面小声说：“不要响。”以免暴露他的到来，不能让资本家知道他在指挥一切。他在门外轻声地问了问情况，对大家鼓励了几句，又对领队耳语一阵，匆匆而去。这样一来，我们的斗志更为旺盛，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批斗起来。要总工程师交待他的剥削发家史。他操着略带绍兴口音的上海话：“我的父亲也是苦出身……”
   话未落音，人群中爆出一声：“放屁！你也是苦出身？苦出身住得起洋房？能够到日本去留学？完全是在放毒！”有人高喝一声：“说呀！说下去！” 他低着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他战战兢兢地说：“是苦出身呀，父亲是裁缝，”为了证明他没有说谎，他拈了拈撂在地上的一张放大的镶在镜框中的照片说：“这就是我已经故世的父亲，”照片上的老人的确是面容枯槁、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正用一付愁苦的样子，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总工程师哽咽着说下去：“他省吃俭用供我去读书……。”
   “放毒！放毒！”众人大声怒斥，不准他说是苦出身。工程师一时不知所措，几乎是带着哭声，嗫嚅：“他是个穷裁缝，一针一线……，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他就死了……。”工程师痛苦地注视着地下的照片。
   人们一下沉默起来，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倒成了追悼会了。人啊！人的天性。
   突然有人把地下的照片拿起来，一下重重的敲击，把镜框的玻璃击得粉碎。人们一下惊醒过来，七嘴八舌地指着工程师说：“你这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快交待你罪恶的发家史。”
   一脸惊惶的工程师连连低头弯腰：“是！是！到了日本留学后，一面做工，一面读书，后来一家工厂的老板看我为人老实，把女儿给我做老婆，要我留在日本，但我还是回国来报效国家……”
   “放屁！又在放毒，你是报效国民党！”
   他一时惊慌失措，不知怎么答：“我……，我……”他想不出自己怎样报效了国民党。
   有人高声喊了起来：“快讲下去，交待发家史。”这下反而解了他的围，他又点头弯腰地叙述起来：“是！是！回国后，我同时在三家厂当工程师，积下一些钱后，我在浦东买下地皮，订购了一套机器准备自己开厂……。”
   “自己剥削做资本家！”人群中爆出一句“标准解释”。
   “是，是，结果厂还没有开，上海解放了……。”
   这气势吓人的批斗会，把那日本女人吓坏了，在众人的怒吼声中，她不时恐惧地看一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又慢慢地低下头，她混身发抖，最后她开始摇晃起来，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惊吓，这样的折磨。她咕咕浓浓地说了几句话。我们谁也听不懂，想来是日本话。她丈夫一听马上抬起头，发现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在摇晃，连忙把她扶住，以乞求的神态说：“我老婆说吃不消了，要求躺下休息一下。”（这时已经下半夜了，从我们进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
   有人高声说：“不行！”有人附和说：“就是不给她休息，以前日本人杀中国人杀了多少！”工程师在哀求：“她有病，她真的有病，让她坐一会再斗她吧……”可是谁也不开口说同意她休息。
   那日本女人摇晃得更历害了，要不是她丈夫和儿子扶着，一定要倒下来了。那日本女人又说了几句日本话，工程师无奈地低下了头，沉默了好一会，他说：“我有罪，有罪，我有黄金藏起来，我愿意交出来。”说着他就把人领到卫生间去，伸手从抽水马桶的水箱内，拿出了一包用塑料袋子仔细包扎的“小黄鱼”――过去上海人对一两一块的黄金的称呼。他用双手，抖抖簌簌地捧给了领队。大家争相来看这一袋黄金，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黄金，都要见识一下，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托在手中沉甸甸的，约有几斤重。
   他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得了我们停止对他一家的批斗，让那日本女人躺到床上。我们感到胜利，但并未停止抄家行动，一个个像贪得无厌的财迷，反而认为他必然还有更多的财富隐藏了起来，为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更为仔细的搜检。这时领队命我与另一人，钻进三层楼的泥满平顶上去检查，我打着手电，另一人跟着我，穿过尘封的顶棚，低着头，从这头穿过那头，满身灰尘的我，摇头告诉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正在这时，有人在二楼大声喊了起来：“快来看！快来看！这里发现秘密。”
   我们奔着涌进二楼的起居室。在东墙靠窗处，经人指点，发现墙上有一小孔，仔细辩认，是一很小的钥匙孔，用手指弹一弹墙壁，发出沉闷的金属声。最先发现秘密的人不无得意地说：“里面肯定有黄金或者更值钱的东西。”大家兴奋地认为这一定是一个秘密收藏财富的地方。有人立即把工程师叫来，要他交出钥匙，他回答说没有钥匙。可谁也不相信。说他里面藏有“变天帐”，有的说里面藏有手枪。
   这下他急下：“这房子我买进时就没有这里的钥匙。”他一面把买房契约从翻得一地的纸堆中捡了出来，语无伦次地说是在民国哪一年，从哪人手里买进的，又是谁做的中人，以此来证明他确实没有钥匙，更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何物。有人从三楼放有钳桌的房中取来了锒头、凿子等工具，那个最先发现“金库”的人，抢过工具敲打起来。工程师心痛地瞧着，墙上很快出现了被破坏后的裂缝和凹陷处的砖头。几个人轮流敲啊！撬啊！费了好大的劲，门始终打不开，最后总算从墙上撬下一只不大的铁盒子，又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铁盒的门砸开，一看空空的，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众人泄了气，一哄而散。
   资本家女儿的日记
   时针已经指向下半夜三点钟了，大家已经显出倦意，对抄家不再感到兴趣，有的人在沙发上打瞌睡。我也觉得有些累，坐下休息。面前的一只装光荣牌香烟的大盒子吸引了我，这只空盒子装着半盒子的照片，地上也散满一地的照片，百无聊赖的我随便翻看起来，都是他们自己拍的，光是为他家的那只全身乌黑的猫就拍了几十张各种场合或姿势的照片。三楼不是有暗房吗？这些照片必是他家小儿子的杰作了。看来这些照片已经主人挑栋过，凡是“犯禁”的可能已经烧去，剩下这些照片就集中在这只纸盒中，供我们前来“抄家”。

我信手翻来，望着这些与我毫不相干的照片，不由感叹起来，这一大盒照片该要化去多少钱啊！我们工人难得拍一次照相，即使是有摄影爱好的，也是“穷白相”：先买处理的胶卷，处理的印相纸和放大纸，（凡过期的胶卷，过期的相纸和放大纸卖出来就称处理的，价格极为低廉，只有原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自己配药水，如果买已经用过的显影药水，那就更便宜。定影药水就更省事了，用大苏打溶化了就成。就是这样的精打细算的“穷白相”一次，也要花去近十元钱，相当于好几天的工资。印相和放大的设备就更简陋了，全是自己敲打出来“土制”品。唉！我们工人的生活真不能和资本家比。
   我这样默默地想着。翻照片厌倦了，又翻起了地上的一些日记簿。一本日记簿上秀丽的字迹引起了我的注意，逐页翻过去，原来是工程师的女儿在上海时记的日记。嗬！够进步的，什么要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啊！要争取入团啊！要建设新中国啊！等等。五十年代一个在党的教育下的青年活脱脱展现在眼前。
   我又从散乱在地上的信件中知道，这位女青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去了日本，这位工程师的大儿子和女儿在日本读书，留在身边的就是一个小儿子。我想，原来那样要求进步的青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终于经受不住考验，逃走了，逃到外国去了，这个可诅咒的资产阶级家庭。时光逝去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敢肯定地说那位资本家女儿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语，是她发自肺腑的声音。如果在那时能让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子女对祖国的忠诚得以实现，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何等地了得！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声誉是何等地高尚！
   其他的工友也散在各处对各种物品翻弄着、品评着，不时发出惊叹声，因为花园洋房的住宅平均一个人要有三个房间，而我们往往是一家子挤在一间房中。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上海“下只角”的工人所能想像的方法、语言和政治观点加以评论，把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我们工人的生活加以比较，我们每个人很自然得出如下的结论：资产阶级所过的生活是“吸血虫”的生活，是我们工人养活了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吸了我们工人的血，无产阶级是该起来造反抄资本家的家，共产主义就是要把这些“吸血鬼”打翻在地，改变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拉下来与我们平等。
   事实上抄家以后，这些资产阶级的财富、金钱统被抄走了，居住的住房面积急剧减少，有的甚至被“扫地出门”赶出了自己舒适的家园，只带走少数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的定息被停止领取，工资被减少到几十元，同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相差无几。这位工程师每月的工资从四百元下降到六十多元，但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却要他养活，生活就很苦了，要比一般工人家庭差一些，因为一般工人家庭就业的人要多。
   我敢断定，当时谁也不会考虑：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把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拉下来，而是应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让广大工农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让每个人享受应该享受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
   护 照
   这时从我的身后传来紧张的压低嗓门的声音：“看！护照。”
   另一人的声音：“是日本护照。”
   “不！是中国护照。”
   我回过头去，原来是两位工友从满地散乱的纸张中发现了一本护照，正在争抢翻看，我也被吸引过去，其他人也拥了过来。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特定社会里，平民百姓对于护照是太陌生了。我们这些“打家劫舍”的英雄们，确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全都感到新奇、神秘。我伸手去抢护照来看，那两人中的高个子很不情愿地交给了我。这是一本中日两国签发的具有双重国籍身份的公民护照。（八十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加入居住国国籍。）上面记载的是总工程师的小儿子，上面有他的中国姓名和日本姓名。我还没有翻完又有人从我的手中夺去，就这样从这人手中传到那人手中，等到众人失去新奇感后，这本护照就重被扔到地上，在“废纸”堆中闪耀着绚丽的色彩。
   我继续翻看各种纸张，以此消磨时间，而高个子却一直百无聊赖地闲坐在我的对面，心不在焉地东翻西翻，不时把护照拾起扔下。当我起身去卫生间再回来坐下时，那长子不见了，护照也不见了。事隔几个月后，总工程师曾向造反队要求归还护照。他当然再也要不到那份护照了。
   天亮了，我跑到下面的花园里去走走，空气真新鲜啊！从充满衣物和陈旧的纸张发出的陈年霉味的房间中，走到花园里，感到晨风特别清凉和惬意，一夜的疲劳全消除了，面对这不调和的宁静和绿色，似乎使人感到隔夜的“阶级斗争”是那样的遥远。
   在领队的安排下，大家分批到马路对面的点心店去买大饼油条吃，再加三分钱一碗的豆浆，填饱了肚子。稍事休息后，由领队和几个党员把那些现金、存单、金银首饰和那包黄金登记造册后，装在一只买菜的上海人称为“杭州篮”的竹篮内，满满的一篮子。
   文革中，抄家是大陆普通的现象，然而上海许许多多组织的抄家竟然能在野蛮的“打家劫舍”中不忘记将财物登记造册，并让资本家签字，显出一星点儿可怜的文明与法制，也许是与众不同的奇特现象。这大概是由于解放前上海的殖民化程度较深，现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人们心中印下了深厚的制度习惯：上海人上班守时，风雨雾雪无阻；上海车辆遵守交通秩序；上海人办事细节考虑周密；上海的企业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等等。所以，抄了家，得了财，自然就要造册登记。这些册子在后来归还财产时，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时有人来通知，厂里的卡车来接我们回去了，领队把我和另外二人留了下来，要我们看管这一家人。他们则带着一篮子财宝走了。
   怜 悯
   这场扫“四旧”的抄家行动，名为扫“四旧”，而“四旧”本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实际上抄走的全是金银财宝，赤裸裸地掠夺资产阶级的一切，撕毁了自己提出的统一战线口号，这时的资产阶级，已不是什么同盟军，不是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时候，一点遮羞布也不用了。
   整幢房子顿时静了下来。我对我的两个比我更年青的同伴说：“我们三人不应分开，不能单独行动，免得发生不愉快的事，说不清楚。”可他们不时走开，只留下我一人与资产阶级在一起。我非常恼火，只得到处去找他们。那两个人一个在三楼东翻西捡，另一个在底楼东翻西看，见了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跟我走，但不一会他们又不见了。算了，我只得放弃明哲保身的措施，让他们去吧！
   大批打家劫舍的英雄们走了，只留下三名“绿林好汉”，现在这幢洋房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三比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无时不在，面对挡不住的诱惑，二名好汉已被邪恶牵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一名。在这间屋子里，力量对比已成一比三。我望着他们一家三人，面对狼籍满地的衣物、物品、书籍、照片、信件、文件，不禁使我惆怅、不安，对他们产生了莫明的怜悯。
   他们三人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到难堪，大家都是人么。夜里还左得可爱的我，一个虔诚的、狂热的共产主义的信徒，这时却动摇了“阶级立场”。我思忖了一番，对总工程师说：“为了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你的老婆可以上床去休息。”我没有忘了在“人道主义”面前冠以“革命”，披上红色的外衣。
   那工程师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我又重复了一遍，他总算醒过来了，忙不迭地说：“谢谢！谢谢！”对我一躬到底地道谢后把那呆若木鸡的日本老婆扶上床，又对日本老婆说了几句日本话。那日本女人躺好了后，他又老老实实站在我的面前。
   我指着满地的人参和其它我不知名的补品和药材说：“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他很快地执行了我的命令，蹲在地上，收起那些人参时用嘴吹去上面的灰尘，一面轻轻咕哝：“可惜呀！可惜。”当他把这些药材补品用盛器收妥后，没有忘记我并没有让他自己处理，便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我。
   我威严地说：“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给你有病的老婆吃吧！”我还是特意加重了“革命”二字的语气。
   他听后双手微微一抖，反应过来后，马上又是九十度的一躬到底连声道谢，以极为迅速的动作收藏起来。
   我对那个有日本血统的青年看了一眼：匀称的身材，白净的肤色，理着平顶头（大概是为了应付“扫四旧”而理的吧），衬出他的干净利落，脸上戴着副黑边的眼镜，显露出他的日本血统。他双手垂在二侧，目不斜视立在我的面前。这小子，一夜还没有挪动过身子呢！
   我装出严厉的样子对他说：“怎么？还要我来收拾屋子？你们这些寄生虫、吸血鬼！该劳动劳动了。”我踱了几步又说：“至于这些东西么，你们自己处理。”
   他干起来，不时来请示对收拾起来的物品作何处理？我故意不耐烦地说：“不是对你们说了吗？自己处理！”我特意强调了自己处理。到了这时，他们父子俩似乎领会了我对他们的关照，不时对我鞠躬，那种日本人的鞠躬。
   我看着他们父子两人满头大汗地收拾，我的同伴还是没有出现，我想算了，我正可借此机会对他们发发慈悲。
   这时那个青年指着满地的照片问我怎么办，我说全部收起来，他快捷地收拢成一堆，又要来问我。我知道他对摄影的爱好，这些照片化了不少心血，不等他开口，就说：“你自己收起来吧！”
   他原来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闪即逝、不易察觉的微笑，随即以极为敏捷的动作，把所有的照片，放入原来盛照片的香烟盒子内，随后站到我的面前以标准的日本人的鞠躬道谢。
   我对他们的不时鞠躬，感到不自在，正好我的同伴之一出现在门口，我马上大声呵叱起来：“你是中国人吗？”
   他一惊，抬起头瞪着迷惑的眼睛看着我，期期艾艾地说：“是中国人……”
   “那为什么要学日本人的样子？不准这样！”我厉声训了一阵后，指着那盒照片：“还不赶快拿走？”
   他利索地把那盒照片端走了。
   我转身故意埋怨同伴：“我们三人不应走散，不是大家说好的吗？”他不响。我接下说去说：“赶快把他找来，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突然，门铃响了，他跑下去开门，我也跟着下去。总工程师也跟着我们下楼。一位中年妇女走进来。
   女 佣 人
   中年妇女自我介绍说，她是这家主人雇佣的保姆，她每天在这时来上班，她一面把手中拎着的一篮菜放下，一面小声地问我，她该不该继续为他们一家服务。
   我指了指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厨房，大声说：“你先把厨房间整理好，接下去按你们原来讲定的情况照常去做。”
   她马上利索地干开了。那随后跟下来的工程师对我投来感激的一瞥，走上楼去。

那位中年妇女向我唠叨起来，她告诉我，她每天为主人家买菜，随后上门打扫卫生、烧饭，每天做上午这几小时，烧好午饭后就回家。
   她前后瞧了瞧，当确信主人家不在，便讨好地向我揭发主人，她说她主人很有钱，他们早在两天前就得到弄内隔壁人家在抄家的消息，主人和他的小儿子就开始把很多东西烧掉，他儿子还把很多书和纸卖到废品回收站去了。她又凑近我，几乎把嘴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真的，他们很有钱，一定把值钱的东西全藏起来了，你们抄家来晚了。”她的惋惜和揭发没完没了。
   如果我没有参加抄家，那么我一定会把这个女佣的行为视为革命行动。但是，这一夜下来，却使我对她的这番表演十分厌倦。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是因为资本家夫妻的可怜？是因为这场不平等的较量？是因为胜利得来太容易？是因为破四旧却没收了金银财宝？是因为资本家女儿的日记中真诚的革命词语？是因为这女佣有点落井下石？是因为第一次抄家便有人并非为革命而翻翻找找？……，我说不清楚。我总觉得刚戴上袖章登车出发时那股神圣纯洁庄严的气概迅速地消退了。我不想再听她说下去。事后我知道，我们厂里在当天夜里第二次组织人再去抄这位总工程师家时，她已参加了批斗工程师的行列。
   我在书房找到了二位工友，看来他们在等我。我坐下后对这二位“好汉”说：“我们已经一夜没有睡了，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完呢？不如我打电话到厂里去请示一下该怎么办？”他们点头同意。
   我用装在楼梯转角处的电话，打到厂里总机，接通了党委。我说：“我们是到俞志超家的，已经一夜没睡了，其他人早已回厂，我们三人被留了下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电话里传来：“怎么你们还在他家？你们马上回厂，把俞志超带到厂里来。”我很高兴，可以马上离开这个使人难堪的地方了。
   可敬的总工程师
   我对两个同伴传达了党委办公室的指示，他们也很高兴。我又说：“我们在书房里好好查查，有什么‘四旧’的东西。”他们乐意地接受了我的号令，马上行动起来，我也认真地在主人肯定已经清理过的书籍中，一本本地翻。把古旧的书籍定为“四旧”，挑出几十本。我迂腐而固执地认为，扫“四旧”应当扫这些东西，我把它们捆成二迭，准备带回厂里。
   忽然，我发现有几本线装书，我认为这一定是“四旧”。但打开封套一看，傻眼了，原来是线装本的毛泽东选集，印刷和装订非常精美，与古籍书一模一样，（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到。）毛泽东选集怎能作“四旧”，赶快虔诚地送到书橱里去摆整齐。
   拎着两迭书，押着资本家，我们上路了。在马路上，他以那在文革中特有的挨斗姿势弯腰低头在前面走，我们三人在后押送。是的，在革命群众面前，昨夜他一直是以这样的姿势被斗的。我想，这种斗人和被斗的形式是如何发明并被大家很快接受和传开的呢？
   瘦小的身形伛偻着腰低着头的工程师，不时偷偷瞧着两边，大概是怕被熟人看见吧！确实有行人好奇地停下看着我们这一行四人，用手指指点点，把我也搞得有些不安。我就对他说，你不用低头了。他对我看了一眼，就直起了腰。我也自在了一点。
   到了东湖电影院附近的车站，我们上了四十九路公共汽车，他掏钱要为我们买票。我说不必了，我们可以报销。几站后换乘十七路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在进厂门前还有近二百公尺路，他一下车就“自觉”地低着头，我轻声说不用弯腰低头。待走到工厂的大门口，我才威严地说：“把头低下来！”我们押着他，在门卫的注视下，走进工厂的大门。迎面一幅白纸黑字、粗犷有力的标语，赫然跃入眼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股萧杀之气凉入骨髓，虽然是大热天。
   工程师的小儿子，在文革中结婚，他们舒适的住房不再归他们所有，成了国家的公房，被安排住进了几户人家，工程师一家蜗居在斗室之中，这幢安静整洁的花园洋房成了大杂院。
   十年后，文革结束，中国封闭的社会，稍稍向世界开了一条缝。日本有一个代表团访华，工程师在日本的儿女托代表团成员来沪访问时顺便看望父亲。代表团通过上海的外事部门，提出要上门看望俞志超。这等于给有关部门出了一道难题，也急坏了工程师。他的家实在不能让代表团成员上门，只得约在国际饭店见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很懂得家丑不可外扬的。有关部门很快“落实了政策”，把整幢房子归还给工程师，厂里派出工人，限时限刻把洋房里里外外整修一新，工程师在家中接待了接踵而来的第二个日本代表团。
   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一家人去日本定居，但工程师的日本老婆却未能回到日本，她已在文革中病死在上海。工程师人在日本，却每年不时把国外的印染科技情报资料翻译后寄回上海的厂里。啊！可敬的俞总工程师，痴心不改的炎黄子孙，在经受了那么多屈辱和苦难之后，仍然没有忘记报效祖国，为了祖国的经济繁荣和富强，他尽了力。他对祖国母亲没有怨和恨，有的是绵绵不绝的亲情和挚爱。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别的民族，能有中华民族这样对祖国执着的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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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大串连
   红卫兵运动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风起云涌。北京的红卫兵带着最新的信息和造反精神涌向全国，全国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又涌向各大、中城市。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汽车，各城市组织起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极度超载的列车碾压着铁轨，把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来回装载、播撒。学生们天然地互相鼓动，饥渴地相互学习，毫无顾忌地对各地党政机关发起冲击，煽起华夏大地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焰，烘烤着越来越热的政治空气。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数次接见、检阅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小将，把红卫兵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的狂潮，红卫兵们又扑向各地，又向当权派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造反。
   学生们可以自由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受任何部门和领导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刊印和散发传单，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毛泽东原本的意图是通过红卫兵运动，用学生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夺回既失的权力，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达到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使毛泽东这样做有苏联赫鲁晓夫的上台这一重大的国际因素，他把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的步履艰辛的改革视为修正主义，他把耗尽心血医治大跃进创伤的国家其他领导人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这样想，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那时人人都听到这么一个说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人的身上。
   第三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吧！记得当时我听到支部书记传达和批判这句话时，觉得象是听了什么巫师的咒语，有一种难言的恐惧，唯恐自己言行不慎而被人说“变修了”，好像杜勒斯讲的第三代就是我。果然，支书又说：第一代，第二代老革命家是保险的，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苦大仇深，问题就在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儿子、孙子们。但大出所料的是，修正主义竟然出在第一代，而且在后来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时，有好几大段的关于接班人内容，那是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的批示，里面说到了赫鲁晓夫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批示用了排比式的写法，文字激越有力，斩钉截铁，显示出铲除修正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杜勒斯的预言破产，他有十足的信心。他把杜勒斯的预言视为挑战。他奋起应战。
   战争开始了。战场在中国。
   因此，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杜勒斯挑起的。
   
   工人分成两派
   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五四”运动，仅仅有学生一千余人，就使中国的政坛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则唤起了全国数千万的学生，它完全可以很快达到毛的战略目的而鸣金收兵。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六六年的学生运动像历次学生运动一样，成了引发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如火山爆发，无法阻挡。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欲罢不能，文革动乱遂历经十年，在他离世后方告结束。
   工人运动随红卫兵运动勃然而起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群众基础的。十七年来，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从未真正得到过。目不暇接的政治运动反而一层层将百姓的民主权利剥夺殆尽。如果说五七年的“反右”，仅仅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或者说是每个单位按比例划右派，但到了文革前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就不仅是针对少数人了。在高压政策下，基层的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必定变本加厉，搞人人过关，人人“下楼洗澡”。人们反复经历不公正的遭遇，个性在重压下严重扭曲，长期以来，郁闷、不满和对民主的响往，都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学生运动奇迹般的发展鼓起了工人阶级追求民主的勇气，北京来的红卫兵堂而皇之地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和“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口号，不但安然无恙，反而越来越红。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人士有了敢于起来争民主、走上社会的胆识。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一个例证。
   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全国发表，是一纸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本单位“走资派”造反的号召书。红卫兵在上海的一些大厂中进行串连，给燥动的工人群众注入了催化剂，原来一些受到运动冲击的工人（也不乏一些热血青年工人）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向本单位的党政领导造反，写大字报，揭发领导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背十六条、对工人实施围攻和压制镇压群众的“罪行”。
   这时的国棉十七厂正进驻着“工作队”，在搞“四清”运动。
   在这种时刻仍在搞四清，按原定的步骤，不合时宜地执行上面过时的指示，不作灵活的应变，简直是一种迟钝的机械化运作（如果文革开始后，停止各单位的四清运动，停止派驻和撤出工作队，或许文革的历史就要改写）。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的“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要求是那样的冰炭不容，逼使群众的四清工作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矛头直指工作队长施惠珍（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有打就有保，于是在厂内形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之间的大字报战。
   保皇派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为主，受党组织工作队的支持的操纵，忠于党组织和工作队。造反派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队”）。
   当时各造反派组织中不乏爱发牢骚，调皮捣蛋或者思想品质有点问题的人，平时他们总是运动的“对象”，现在也仍为领导和保守组织所侧目，王洪文的“永忠队”当然不能例外。但是王洪文带着十多人搞了一次北京之行，回到上海后，在上棉十七厂北工场沿杨树浦路的墙上贴出大字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流畅的文笔，叙说了他们在京受到毛主席的检阅，“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字报从标题到用词，力图使一次几乎人人都能得到的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变成北京中央文革对他们的单独召见和首肯。王洪文巧妙地达到了暂时缓解保守派组织巨大压力的目的，趁势鼓动群众起来造工作队的反。
   
   “SOS”招祸
   在北工场厂房的最高处，有一幅标语为“SOS”，这是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向串连的红卫兵和外界的革命群众“呼救”。那时十七厂发生大辩论时，确实有不少外单位的人参加，帮助造反派。
   这一洋派洋文的“SOS”标语简练而有新意，但它当然地招来了大祸，保守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以极左的字句，极力上纲上线，说他们造反派是用国际求救信号SOS向从国棉十七厂附近的定海桥复兴岛上岸的国际海员求救，也就是向外国人求救，向帝、修、反求救！吓人的大帽接连向造反派头上扣去，造反派玩火烧身，只好与保皇派进行大字报的生死搏斗。
   六六年十一月初，上海十几家有相同情况的厂，在北京红卫兵的串连和支持下，终于走到一起开始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引发了文革全面铺开。跨行业的统一的地方性工人组织的成立，可能大大出乎毛的意外，因为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只能成立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而且只能领导本单位的运动（各单位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清一色由党组织信得过的人组成，可以统一进退号令），这样，形势一发而不可收，一场全面的“内战”终于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固然有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但是，如果没有亿万群众积极的、自发的投入与参与，这场运动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烧成一片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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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某
   开始，上海只有极少数厂像十七厂那样闹得不可开交，绝大多数厂的运动出奇的冷清。前段时间破四旧、抄家的热闹已成过眼烟云。因为此时各厂的党组织失却了如何进一步开展运动的指示。按照中央十六条的要求，由党委拟定名单成立的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动，在随后的造反浪潮中自然夭折了。
   我们厂也是这样，运动已经停顿，每天生产十分正常。在这风雨欲来的盛夏，我与同事黎伯昂开始熟识。


   他是广东番禺人，在家与父母家人讲一口广东话，为人孤僻，不愿合群，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他在平洗车出布的岗位上工作。工作时不同任何人交谈来往，在管好自己的布箱之余，只顾解一道又一道的数学题（七三年中美建交后，他又默背英文单词），他另一个兴趣爱好是能奕一手稳健的象棋，在厂里可称王称霸，是厂里象棋队的顶梁柱，在纺织系统也小有名气。他最奇的嗜好是积攒钱，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要掂一掂，节省非凡，积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而且是悄悄的结婚，谁也不知，省下一笔发喜糖的费用，婚后几年直到五十岁出头不曾生育，存款越来越多，却还是以存单数字的增加为最大的乐趣，这些都是多余的后话。
   他在五八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安徽大学数学系，没有前去报到，却在建设大西北的美好愿望下，前去青海驻沪办事处的门前排队报名，背上行李去了青海西宁市，安排在工厂中做工。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草原劳动，过着艰苦和饥饿的生活，饿极了连草原上的老鼠也去抓来吃。最后，他终于扔掉了一切生活用品，只身逃回上海，照例过了一段临时户口的生活后，被分配到驳船上当临时工。船队航行在长江之中，终日单调地与几名老船工在乏味枯燥的小船上打发时日。抬头是飘着白云的青天，低头是茫茫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面对的就是老船工的谈吃、谈女人，终于又把他吓跑了，被分配到这个厂里做临时工。
   我们是通过大字报认识的。不知怎么的，他也被卷进了“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混战之中，我读了他的大字报，文笔流畅，如他文笔的人在我们车间工人中委实不多。我打听下来，他也是临时工，我就有意识地找他交谈，进而开始熟识，交流思想。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相同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多岁，有相同的经历，要求改变现状，改变旧的一套，迎接新世界的到来，我们完全被当时的宣传和红卫兵的行动鼓动起来了，相比起来，我比他更为激进。
   我的家离国棉十七厂很近，我经常去看他们的大字报，受到的影响就更大、更直接，从他们的大字报中看到他们受到的压制，联系到我过去经历的痛苦遭遇，我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多么英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必要的及时的，既然党内存在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有修正主义，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就必然是反对毛主席的。正因为这些人歪曲党的政策，对群众实行压制，才使我过去遇到这些痛苦。这次运动就是要造这些人的反。
   面对厂里冷清的局面，我想把十七厂的火点燃到本厂来。我就把十七厂的大字报内容讲给他听，拉他一起去十七厂看大字报。
   他劝我放弃这念头，他说：“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要费很大的精力，我们不如搞‘临兄’自己的事吧！”
   “临兄”就是临时工，顾名思义是临时雇佣的工人，相对企业的固定工来说这些人是少数，随时有被解雇失业的威胁，流动性大，到了一个新单位后，在工资、劳保、政治等待遇上与固定工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临时工与固定工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的距离，导致工人之间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等级，使临时工成了低人一等的工人。在企业中不管知不知道某个临时工的姓名，贯常以“临时工”呼之，这就有意无意地带有轻蔑的成份了。工人之间这种工资、劳保等方面的经济、政治待遇差别，对临时工的有意无意的蔑称，究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歧视。所以，“临时工”这一称呼为临时工们所忌讳。忌讳归忌讳，总脱不出“临时”的命，在这个人为划定的圈子内，总得有一个称呼吧！“临兄”这个既自嘲又平等，带着浓重的江湖味，带着十足的人情味，体现兄弟之间互怜互爱的称呼，被临时工们接受和广泛使用，就像在六十年代文革中冲杀的红卫兵们（日后称之为“老三届”的中学生），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自称“插兄”“插妹”一样。此等称呼倒是一脉相承，个中苦涩，非局外人所能体味和理解的。
   他继续做我的工作：“我们临兄被人瞧不起，受到歧视，没有人的尊严，我们与固定工的待遇也不同，我们不如搞我们自己的事。”
   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是细想也不尽然。我到这个厂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们要紧跟形势，把握斗争大方向，现在是斗走资派。别看厂里冷冷清清，这把火迟早要烧起来。”我把我对运动发展的估计和感觉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这把火一定要烧到各单位的领导层，是整治那些漠视群众利益、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毛主席给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是伟大领袖在撑人民的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的时候了，人民的新天地到来了！
   我的这番话没能动摇他，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干我们自己的事，只有我们自己起来，才能争取我们临兄做人的平等权利。他继续动情地讲述其他单位受歧视而只能忍气吞声的事例。他又一次提起人的尊严，用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
   “尊严”！这两个字似乎是那样的陌生和抽象，但又真实地撞击着我的心扉，过去几年的经历，屈辱而痛苦的经历，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又说，像十七厂那样搞，与我们临兄关系不大，我们还是搞我们的事，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心想，靠我一个人去十七厂串连，一个人回来到厂里煽风鼓动，实在是单枪匹马，势孤力单。厂里的情况我也并不熟悉，我哪有把火点起来的这等能量呢？也罢！我们就在本厂搞我们临时工的大事吧！
   这一转变，也许根本改变了我大半生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
   我们两人又把我同班的丁胜成拉了进来。丁欣然同意参加，三人就开始商讨我们的行动：
   先写出一篇批判临时工制度的文章。如何写，写什么，各人谈了不少。我们列举了不少事实和不合理现象，但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固定工发毛主席语录，而临时工却不发，这是剥夺了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权利；诸如把临时工排斥在党团组织之外；诸如剥夺了临时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因此要求争取同固定工一样的待遇，等等，而真正该讲的事，却一条也不能讲。
   商定了内容后，又决定各人回去写一篇批判文章，明天碰头后，按各人的文章，由黎执笔汇总统稿，黎当仁不让，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们按时交出了文章，再过了一天，黎就拿出了汇总稿，我们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来。
   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对于实质性的问题却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临时工们最怕的就是解雇，失业！对这个问题，我们三人都明白，决不能赤裸裸地提出。唉！文章只能这样做了。文章的后半部是黎的观点，他用了不少笔墨，大声疾呼要争回临时工做人的尊严，这才是文章的真正观点。
   我看完后，有点怕，我提出：“我们公开提出要求人的尊严，这与当前的政治空气很不合拍，是否会带来麻烦？”事实上十七年来从不提倡人的尊严，从教育小学生开始就不允许发展人的个性，把人人都变成一个个呆板的螺丝钉。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黎提出人的尊严，实质就是争取人权。
   丁胜成一听我的话，马上收去笑容，抢着再把稿纸看了一遍，指着稿纸连声说：有问题！有问题。他掏出香烟开始抽烟，眼睛巴搭巴搭看着天花板。
   黎有点激动地说：“我们临兄受人歧视，处处不平等，连起码的人的尊严也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它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也怕受到围攻，那我们根本不用动笔了。”
   丁一言不发，抽烟，在一旁深思。
   我一拍桌子：“好吧！就按你的稿子定下来，我们准备招架吧！等待大家出大字报围攻，批我们为大毒草，开始一场论战！”
   “废旧战斗组”
   厂里的大字报水平我是有数的，肯出来写写的就这水平，我和黎伯昂两人足可以应付自如，绰绰有余。这时的政治空气，已打破了十七年的压抑和沉闷，有点敢说敢讲了，再说黎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要想揪我们的辫子也休想！我拟了标题“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公开信”。我与黎伯昂商量，决定一份投寄上海解放日报，一份就在厂内用大字报形式张贴。我腾抄寄报社的那份，黎用笔抄写大字报。丁胜成还是不断抽他的烟。
   我的那份抄妥，在署名时发生了麻烦。
   丁胜成转弯抹角地迟迟不肯签。我火了：“你害怕了？”他吞吞吐吐只得承认是害怕了，后又干脆表示不参加。我和黎伯昂表示不同意，木已成舟，都写好了岂能半途退出？可他就是不肯签名。黎说不签名就不签名吧，要我把丁胜成的名字写上去。我马上写了丁胜成三个字。丁急了，就从黎的手中拿走了他自己写的原稿。他的意图很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上面追查起来，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可以把自己的原稿拿出来，证明他当初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没有签名。这胆小鬼，随他去吧！我们两人对丁嘲笑了一番。他这时反而活跃起来，不再愁眉苦脸地抽香烟，饶有兴味地看黎伯昂抄完大字报。
   大字报结尾照例三呼万岁。在落款处黎伯昂不假思索署上“废旧战斗组”。从他从容的态度来看他似乎是早已定好了这一名称。
   我一看急了：“你什么名称不可以用？偏偏要用‘废旧’，这太难听了。因为在上海各区都有回收废旧物资的公司，遍布各街道的废品回收站。废旧，废旧，似乎我们这个废旧战斗组的成员都是废物，被人嘲笑起来生路也没有，很容易被人用来攻击、嘲笑。”
   黎却自信地说：“文化大革命扫‘四旧’，就是‘废除四旧’嘛，我们要废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说：“这废旧一词就实质来说是不错的，但终要被人曲解，想到废旧物资上去，何不改为‘立新’，取‘扫四旧、立四新’之意呢。”
   丁马上附和：“对！对对！用立新好！”
   可这位黎老兄独断独行，不肯动笔修改。我只得又退一步，说：“那么用废旧立新战斗组吧！”
   自命不凡的黎，把笔一扔，坚持张贴出去。
   果不其然，有几份大字报出来批驳了，嘲笑我们是废物，说我们是为个人利益。但是这几份大字报并没有抓住要害，没有在人的尊严方面来做文章，不知是他们水平太低看不出来，还是被“废旧”这明显的可笑之处岔开了注意力。等了几天不见有其他的大字报出来，眼前这几张大字报的水准太差劲，我们就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不予理睬。
这时传来消息，外滩劳动局门口有临时工书写的大字报。我同黎就一头扎进了外滩的论战。
   外滩的大字报海洋
   外滩，是上海的象征，它荟萃了欧美各国建筑的风格，有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美称，外滩也是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在这心脏地区，可看到上海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我们走上外白渡桥——已被红卫兵小将改名为“反帝桥”——就可以看到昔日外滩已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海洋中。走过英国代办处，渐近纺织局的地方，墙上开始出现各种大字报，过了南京路口，大字报的密度明显提高，每幢大厦花岗石墙壁一人多高的地方已经被大字报和标语贴得再也没有空隙，有的大厦的墙上已经无法再贴了，就把大字报贴到四、五公尺的高处，高仰起头才能看。一眼向南望去，直到延安路外滩，每幢楼房已被高低参差，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复贴得面目全非，犹如在一件华贵的外套上，贴上了各种杂乱无章的补丁，把外滩的建筑群搞得丑陋不堪。
   这时外滩的大字报大多数是上海红卫兵和工厂企业造反派张贴的，它们替代了运动初期北京红卫兵张贴的风糜全国的诸如“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血统论的对联，鼓吹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和“自来红万岁”等标语、传单。
   在纺织局大楼的墙上赫然在目的是国棉十七厂炮轰工作队的大字报。另外还有如“良工阀门厂的黑幕”之类的传单。上海的造反大火已经燃烧起来。
   这就是进入六六年秋天的外滩，这就是进入六六年秋天的上海。
   走过南京路到了福州路外滩，这里是上海市人委和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市人委的牌子在文革后不再出现），中共市委的牌子只是挂挂而已，办公地点不在这里。这所大厦在解放前是英国人的汇丰银行，大门两旁是两只铜铸的雄狮，一左一右蹲伏在大门口，神态是那么的威武。在我念小学时到外滩去玩，走过那里总要爬上去嬉戏一番，跨上它的背，低头看看狮子，似乎自己比狮子更为威武，久久不愿下来。到了稍大点的年纪，走过那里不好意思骑跨上去，但总要伸出手去抚摸一番，先从狮尾顺着背部到头部，再抚摸铜狮的前爪，再走到另一只狮子前，从前爪、头部、背部、到后尾。一对铜狮被行路人抚摸得光亮照人，尤其铜狮的前爪，在上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当初这对铜狮或许仅仅是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来摆设，就像我们中国人住宅的大门两旁有一对石狮一样，并不含有什么政治意味（或许倒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了外国人），因此，解放后外滩象征殖民主义的铜象被拽倒之时，这一对造型精美的铜狮写实雕塑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陪伴着两位解放军战士。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这对铜狮成了外地来的红卫兵斗争的对象，他们贴出大字报勒令政府搬掉它，毁掉它，说它是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象征。先来的红卫兵轰过后，后来的人云亦云，强烈程度一批更甚一批。我于是在铜狮前稍停，观察红卫兵们对铜狮的态度，只见他们走到铜狮前，也是抚摸着铜狮，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微笑，满足了童心的乐趣，随后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勒令”走了。我感到遗憾，没有亲眼看到张贴“勒令”的那些革命小将，他们是不是也抚摸过铜狮呢？他们的童心泯灭了没有？不久，这两尊本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铜狮，就从这座大厦门前消失了。我想，如果革命再彻底下去，何不把外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整个外滩全部炸光呢？更可笑的是，小将们把大厦圆形屋顶上的避雷针也称之为怪物，也“勒令”政府拆除。市委只得用平和语调出了告示，说明它是避雷针，是为了保护大厦不被雷电击中的避雷针，而不是什么怪物，红卫兵们这才作罢。
   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怎么竟会由这些愚昧无知的孩子们充当横行霸道的革命主力军？是谁造就了这样的一代人？几次中国农村土地革命风暴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同样情景？抑或更甚？
   大概在九十年代后期，两只铜狮又在原处出现了。听说它们是复制品，真品珍藏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我心里一阵高兴，幸亏当初楼里的工作人员只是把它们搬走，放在了什么仓库里，才未被砸烂或者熔化，否则这两件艺术品就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无独有偶，这座楼里在九十年代后期“发现”了精美绝伦而又大气磅礴的壁画，那是解放初工作人员接受了要把壁画铲除的指令后，巧妙地在画上复盖上一层东西而保存了下来。我想，保存壁画和保存铜狮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呢？很可能是的。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们才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他们在世界发狂的时候，是多么冷静、督智。
   面对这些光怪陆离的大字板，我们匆匆而过，折回到汉口路外滩的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的大厦前，朝东的黑色墙面的最佳位置上，已经糊满了大字板，是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炮轰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现在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
   好位置没了，一张临兄们的大字板就只得贴在四、五公尺的“高空”。
   一张《为什么》的大字板
   这份大字板的形式是用为什么的提问式，来批判临时工制度，提的问题很尖锐，面也广，一共提了十四个为什么，落款是上海一家毛巾厂的临时工。
   他们用提为什么的形式，要比我们的大字板聪明，这样可以少冒风险，不易被抓诠辫子。但是看的人却感到问题提得尖锐、实在、痛快，因此吸引了许多人驻足仰头，下面十七厂的大字板看的人反而少了。因为临时工大字板的“为什么”直接触及了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真正独立思考的“造反”行为。问出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之后，有什么后果，谁也说不清楚，不像十七厂包括大部分红卫兵们的造反大字板，说的是报刊上和大字板上已经说烂了的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已经由党中央和毛主席认可，并且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写的人看上去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实际上是在保险箱里蹦蹦跳跳，安全系数百分之百。
   这张临兄的大字板不同。临时工自己起来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绝不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目标、意义和内容之中。而临时工、临时工制度、临时工们遭受的种种不平待遇，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发生在身旁的现实生活，看得见、摸得着，事实就发生你的家人、亲友之中，于是，人们就要关心这张大字报，猜测作者今后的命运，关心事态的发展，围驻观看的人自然就多。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感受到一种“真造反”的气息。
   什么是真造反？陈胜、吴广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狱是真造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青年巨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冈山武装割据，偏要再升起一个太阳给老蒋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离经叛道，是独立思考。可是，由首席发动几亿之众去反对老二（刘少奇）、老七（邓小平总书记排在第七位），反对后来的老三（陶铸），反对再后来的老二（林彪），并支持学生、工人、农民和对本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头，也算是“造反”吗？这不由使人联想起斯大林、朱元璋。只不过这两人是秘密地干，而文革却是沸沸扬扬地征讨，造成一种大民主气氛。
   这样的“造反”必然使亿万造反大军都高举一面本来就高举着的共同的旗帜，誓死保卫它，并四处寻找敌人，或干脆凭空臆造敌人。不久的后来打派仗的双方也都高举着它，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使自己的组织“合法”和存在下去的必需条件，并且按照“红色司令”的战略步署去攻城陷池，而那些被攻打的城池也都无一例外地插着红色司令的旗帜。
   但是，临时工造临时工制度的反却不同，他们尽管可以宣称自己也高举着人所共举的大旗，而且确实是要维护它，但是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以外的经济问题。中国人知道，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前奏，共产党一开始的罢工斗争就是先以经济口号取得民心转而指向反动统治的。因此，建国后，经济问题就成了大忌大讳。不用说十七年里，就连文革中，谁也不提中国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以免招来大祸。反过来，经济问题还是“刘、邓”的罪状之一。运动中不少人劝我放弃造反，也就是这个理儿。如果不是文革初期大民主气氛，鼓动人敢说敢讲，恐怕临时工的苦难情况还会埋没几十年而不为世人了解。
   可是，这张《为什么》的大字报向广大市民群众掀开了临时工苦难世界的一个角，闯进了禁区。这几位勇敢的临时工真的要造反了！这恐怕是制造假造反的人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他们早就料到了，料到“牛鬼蛇神”会“趁乱出笼”。不过很奇怪，六六年冬天江青在接见临时工组织代表时，却被临时工们的诉说感动得流了泪，并表态支持云云，她竟没有看出这些人造反的指向有些与众不同，大概她还不是那种老谋深算的人，政治上的洞察力还不怎么样吧！但是，经验老到的人毕竟是看出来了，于是毫不费力地抓起“经济主义”的大帽子扣过来，最终扑灭了这场真革命的火焰。民主这个希罕的禁果，尝一尝可以，你当真能吃么？
   这十个为什么，道出了临时工长久压抑在心中的话，在当时多少使人感受到些须民主，有些人马上表示赞同。这些人大概十有八九是临时工。也有的看了，被这直率的提问吓坏了，唯恐被人发现，马上逃也似的走开。有一对夫妻，男的看了又看，不忍离去，女的吓坏了，把自己的丈夫连推带搡地拖走了。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那些可爱的小将们看了却露出鄙夷之色，不屑一顾，轻飘飘地走了。小将们对这张大字报的轻蔑使我觉得十分震惊和失望。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奋笔写下《共产党宣言》，代表无产阶级向旧世界宣战，首先要有对无产者悲惨处境的同情吧？老一辈革命者当初是热血青年的时候参加共产党、八路军，不也是要改变无产者悲惨的处境吗？但是为什么在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却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临时工失去了同情心呢？为什么他们竟有如此敏锐而冷酷的政治嗅觉呢？为什么他们一看到这样的大字板，立刻能嗅出与“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味儿，而且绝对不再去问几个为什么，坚信上面红色司令部的指示绝对正确呢？他们在学校里读的是什么书？是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们泯灭了人性？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血管里流淌的果真是热血吗？这样的一代青年，和二战时期的德国青年有多少不同？
   在人头攒动中的我和黎伯昂心情激动，觉得意犹未尽，一时技痒，也要说上几句。黎说我们也写上一张吧！这正合我的心意，马上表示赞同。可是在这外滩，那来的纸张笔墨呢？我们灵机一动，何不到近在咫尺的纺织局里去讨纸张笔墨呢？我们马上快步回头进了纺织局大门。

我们贴在外滩的第一张大字报
   在大门内专为文革设立的接待室内，一位中年女同志热情站起来接待我们，请我们坐下，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面带笑容询问我们是哪个厂的。我回答了她。她说：“噢！上绒厂。”便更为亲切地问：“你们要向局党委反映什么问题？”同时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我告诉她，请给我们白纸和笔墨，我们自己写大字报。她听了一愣，稍停说：“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你们谈，我们可以向上转达。”我坚持说，我们要自己写。她不厌其烦地说：“反映什么问题你们谈，我们可以为你们写大字报。”
   我说：“不必了，谢谢！不麻烦你们了，我们在这里自己写。”
   至此，她只得说：“你们的工作证带来吗？我可以给你们纸和笔。”我坦然出示了我的“临时工作证”——临时公民的临时工作证，她接过手一看，嘴角轻轻地一撇，对自己咕了一句：“噢，临时工。”不屑地把临时工作证还给了我，转身走了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一股怒气冲上心头。她嘴角轻轻的一撇和轻轻的一句“噢，临时工”，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凭这眼前的一幕，对临时工制度的反造定了！女同志拿来了纸和笔墨，放在我们面前的台子上，对谁也不看一眼，走出门时又“呯”的一声把门碰上。
   这也好，我们正不需外人在场，我们可以自在地讨论，怀着刚才的不平，很快由黎把稿子拟好，我们也采用“为什么”的形式，提了十个为什么，提得更为尖锐，突出人的尊严。受了刚才一幕的刺激，我们在大字报上大胆地署上了我们的厂名——上海绒布厂。我们已经亮过相，无须隐讳！
   刚把大字报写好，那位女同志进来了，她见我们已经在收拾，就说：“你们把大字报交给我，我们给你们张贴。”她一面说，一面不容分辩地走上来拿，一看是针对临时工制度的问题，嘴一扁，别转身又走了出去。因为这不是针对公司和纺织局的大字报，而是不屑一顾的临时工们写的东西。真太气人了！
   我不客气地说：“喂！把余下的纸笔拿走。”顺手拎起屋子里的浆糊桶，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到了劳动局门口，我们匆匆贴大字报，上面在刷，下面就有人围拢来看，人越围越多。我们匆匆刷好，匆匆离去，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家。
   第二天，急不可耐的我，不顾夜班的疲劳，睡了一会儿，就直奔外滩，直奔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门口去看我们昨天贴出的大字报，看它的命运如何？是否被人撕去了，是否被人覆盖了。被人撕去的可能较小，当时似乎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刚贴出的革命的大字板是不准撕去的，只能覆盖。如果没有被覆盖，那么群众反应如何？有人要看我们的大字报吗？
   我远远看去，市总工会的门口围着不少人，有人在看，有人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议。贴近一看，我们的大字报完整无损，在大字报行间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了不少字。
   有反对的：
   “这是为私造反——去他妈的蛋！一红卫兵。”
   “转移斗争大方向，罪该万死！——红卫兵”
   有赞同的：
   “你们道出了临时工、外包工的苦难和不平，向你们致敬！——临时工。”
   有拥护的：
   “你们写出了我们临时工的心里话，说出了我们的苦难遭遇，坚决拥护。”
   其中有一条的书写者大胆地署上了厂名和姓名——马仁来。
   我看后马上把厂名、姓名抄下来，欣喜地给那位勇敢者写去了一封串连信，表示我们要联合起来，加强联系。此信石沉大海。后来我们造反取得合法地位后，在总部我碰到了马仁来，在一阵惊喜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回信。他说没有收到我的信。由于这层在大字报上的文字之交，我就安排他在组织部内工作。一天，他突然收到了迟到的串连信。从我投寄到他收到，中间相隔了一个多月，可见我们的串连信被“有关部门”扣下，我们在外滩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和监视。如果文革的发展是另一个模样，那么我们这些人极有可能很快就成了阶下囚。
   这时，黎得到一份湖南长沙市大信织布厂署名“萌芽”小组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的作者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以毛主席的著作中的观点和立场，对临时工制度给以系统的批判。我们看后认为立场鲜明，立论正确，也较全面地阐述了临时工制度的问题，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这份传单最大的优点或者说聪明之处，就是从主席的著作中找理论依据，为废除临时工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外地已经动起来了，而且动得比上海早，这对我们真是非凡的鼓舞。黎把此传单用大字报转抄了一遍，张贴于劳动局门口，大字报的最后一行写上“上海绒布厂废旧战斗组转抄”，以期把火燃得更旺。我们这份大字报又被南京的一红卫兵组织抄去翻印后，在江浙两省更广泛地转抄、翻印，对江浙两省的临时工造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地成立了不少临时工组织，这是后话。
   自然而然，市总工会和劳动局的门口成了临时工们张贴大字报批判临时工制度的阵地，也成了临时工们串连聚会的场合，影响越来越大，临时工队伍中的凝聚力开始形成，并吸引了一些人和红卫兵。同时反对我们的大字报也相继出现。有大字报攻击我们说：临时工队伍的形成是由于个人怕艰苦的生活而从外地逃回来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逃兵，是本人的私心造成的。言下之意是咎由自取，活该！这样武断的大字报，以偏概全的结论，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论战，不少人贴出大字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批驳“逃兵论”。他们中有的并非自身的原因而返回上海，有的从学校出来后，成了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再被劳动部门安排做临时工。被劳动部门称为“闲散劳动力”（不称为失业者，因为那时在我国不承认有失业）。这部分人正是国家推行的“两种劳动制度”的产物。（当时写大字报的双方谁也不知有两种劳动制度。）组成临时工劳动大军的人员庞杂，文化层次高低悬殊，从大学毕业到仅识几个字的半文盲，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怎么能用逃兵一词来概括呢？
   在对“逃兵”围剿和反围剿的论战中，其中一份大字报的作者以流畅的文笔，有力的事实向公众揭示：自己在何年参军，在何地服役，何年因病退伍后被安排做临时工。这份大字报给“逃兵”论者当头一棒。社会上都知道，政府对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是非常重视的，军官和士兵复员返伍后，工作安排都很好，不会安排去做临时工。连我看了一时也迷惑不解，竟有此事？事实上在那时，确有一批因病退伍的军人（不是复员军人）被一反常规地安排。这张大字报的反响巨大，很快招来“杀手”们的攻击，说他蛊惑人心，伪造自己的历史，是个招摇撞骗的政治扒手，还嘲笑他不但是个逃兵，而且是个不敢署名的胆小鬼。
   和姚红接头
   攻击激怒了这位勇士，他马上回敬了一份泼辣的大字报：“你们是英雄，你们为什么不去外地建设社会主义呢？为什么不去艰苦的地方呢？你们一天也没有去过，你们比‘逃兵’更为可耻！”他又针对“杀手”们不承认临时工有不平等遭遇和受歧视，根本不承认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失业现象，大声批驳道：“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敢不敢辞去你的固定工职务，加入我们‘临兄’的队伍中来呢？”最后，他勇敢地署上了“上海汽车电器厂姚红”。
   这份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讫今为止再也没有一张大字报能望其项背，它掀起了外滩这场有关临时工的大字报论战中，最热烈、影响最大的一次高潮，对日后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形成，意义深远。
   我渴望面见这位临兄中的英雄，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为防信落入“有关部门”之手，我故意写道：我与你存在不同意见，要与你商榷，希望约地点辩论。
   很快，他回了一封信给我：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说得太客气了……。我的觉悟很低，对问题看法难免有不正确和不全面的地方，我倒很希望你能来信直率的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以帮助我使我提高觉悟。
   “至于约地点辩论，我想就不必了，我们工作都很忙，而且我的健康又很不如意，每晚放工，除休息外，再无精力从事其它活动；况且我是笨嘴拙舌的，很不善辩——如果你要我参加辩论，我一定是输给你的。我在总工会门口贴大字报，总的愿望只有一个：不做临时工。在这个前提下，我以为我的大字报内容不会有甚么大是大非的问题的。如果我们进行辩论，我想不论我们辩论得如何有声色，不论是你胜或是我胜，我们临时工始终还是临时工，临时工决不可能在‘我和你’的辩论中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如果你一定坚持要辩论，那么建议你用大字报形式，在总工会门口辩，我既然敢贴大字报，就不会惧怕任何人的责难和批评——如果有人要扣我反革命的帽子，我也不怕！有人建议我去当农民，我很干脆用小字报回答他：你为什么不去当农民？
   “还是让我们在工作中多化些有价值的时间和精力吧！
   “祝好！
   “谢谢！
   姚红 66.10.27”
   姚的来信，使我欣喜若狂！他流畅的文笔、洗练的措词、敏捷的思路、有见地的论点，令我对他更为敬重。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姚红在信中的文字，即便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也是上乘的。我更急于要见到他。与黎商讨后，我们决定在外滩的黄浦公园门口约定碰头。我兴奋地去信告诉他：辩论只是托词，我们希望与他联系上。信中我表示了我的敬佩之情，希望与他见面，共同商讨如何把火燃得更旺。我们请他在公园门口，在约定的时间，左手握一张报纸，以便我们互认。
   信发出了，我和黎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
   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天的下午，没有风，金色的阳光从枯黄的枝叶间暖熔熔地洒向地面，江边的游人不断，从48路42路终点站下车的行人不时走过。好一个日朗风平的秋日，如果不向外滩的大厦墙上的大字报大幅标语看的话，这里真是一个情侣约会的好地方。
   我在周围兜了一圈，没有发现有手握报纸的人，我对附近游荡的人，逐一进行辩别和分析，也没有发现想像中的姚红。于是，我就和黎安心地坐在林荫道的长凳上，注意观察新出现的人。
   约定的时间到了，只见在我们面前不远靠江堤处，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在对我们注视了一番后，从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中拿出一张报纸，把报纸卷了卷，用左手故意对我们这里扬一扬，转身背着手向防汛墙边上靠去，若无其事地眺望着江景。我马上站起来，装着闲逛的样子，也向防汛墙靠去。
   我远远地在他侧面对他打量：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是我们想象中的姚红，在他反背的左手握着一份报纸中，还夹着我给他的信封。噢！他真仔细，设想得这么周到。我马上回身，走到黎的面前小声说：“是他，手中还有我写给他的信封，我们快上去。”我从衣袋中拿出他给我的信和报纸，一卷，快步向他走去。

走到防汛墙边，他感觉到我们向他走去，转过身来。我把手中的报纸对他扬了扬，他也把报纸和信封伸向前来。
   我马上踏上一步：“姚红，你好！”他伸出右手热情地与我握手。我对自己作了介绍，又把黎向他介绍。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的身材要比我高大一点，一副斯文相，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言语不多，正象他信中所说“不善辩”，不是口若悬河的雄辩家，相对说话来说，他的文才更好。我们坐在林荫道下的长凳上，热枕地谈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对自己所做，谈得极少，几乎只有我们在谈。他似乎有些矜持——开始我是这样感觉的。
   突然间，我发觉刚见面时的热情已经从他脸上退尽，代之而起的是骄矜之气，礼貌后面透出一股冷漠。交谈十几分钟后，他突然立起来礼貌地向我们告别，说他要去上班了，今后加强联系，然后挎着他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包匆匆而去。他为什么走了？我不知道。望着他的背影我们两人愣了半天，来时的兴奋消失殆尽。
   起风了，一阵风过，树上的枯叶纷纷扬扬飘落而下，一丝凉意袭来，冬天快要来临了。
   有临时工游行？！
   六六年十月下半月，在秋天的阳光下，市总工会劳动局门口来自不同单位的临兄们经过大字报刀光剑影的较量，确实热闹了一阵子，这里成了临兄们聚会的场所。我当然是这个聚会的常客。大家互不相识，只要表明自己的临兄身份，陌生感马上消除，谈话就会热烈，就像大革命时遇上红军、八路军的时候，报一声贫农，马上能得到信任，马上能参军一样。大家交换各种信息，谈各人的见解和感受。你发言也行，只听不讲也行，不想听马上走你的路也悉听尊便，就像树林中的一群鸟，忽聚忽散，毫无纪律约束。
   这时谁也无法预料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下去将是一个甚么样的局面，下一步做点啥谁也不明白。就我来说，仅是希望通过大字报，唤起大家共同投入这场运动，把废除临时工制度的呼声形成一股洪流、造成声势，引起政府重视，希望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不再有失业之苦，仅此而已。
   六六年文革的形势的确是瞬息万变的。就在我们同姚红会面后的那二天吧，在总工会门口的聚会中，有人说在南京路上有临时工的游行队伍。
   哦！有这等事？我问这人：是什么时间？是你亲眼所见？他什么也说不清，说也是听来的。围听的人群一下泄了劲。
   想想也是不可能，解放十七年来，群众能自发地组织游行么？一切的游行都是官方组织的，虽说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人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但谁都知道是怎么会事儿。平时对领导稍有不满发点牢骚，或者说些俏皮的笑话就有可能在什么运动中被抓送去劳改。在五十年代初，厂里有人说了一句“（苏联）老大哥的钢笔像油条”，讽喻苏联人的东西粗笨，这人就被送去劳改。厂里有一领导干部，受到全厂职工尤其是老职工的痛恨，他把五十年代初，全厂工人应该加到工资中的饭贴扣掉了，而且这干部平时为人太坏。工人们虽恨，但敢怒不敢言。炉子间的一位烧大炉的无锡人实在气不过，把这位干部养的一只鹅偷偷捉来杀了煮了吃，结果被发现，于是这位大炉间工人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送到青海改造，直到七十年代末在大平反的高潮中，才受到平反的“殊荣”。人们对“反右”还记忆犹新，“红色恐怖万岁”的声音还在耳旁轰鸣，工人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游行在南京路上，能让人想像吗？——不可思议！
   然而，让人确信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有一中年人证实说：他亲眼看到了游行队伍，昨天他看到了，而且今天上午他也看到了游行队伍，在南京路上打着横幅，呼喊着口号，他用坚定的口气说是临时工在游行。
   这消息太出乎意料！也太让人振奋了！我进一步向他了解情况，可是他再也说不清了。
   我脑中一直在想：他们是谁？谁组织的？他们的胆子竟会这么大！结果又会怎样？正在大家热烈议论的时候，人群一阵骚动，有人把一位青年连推带请送到了我的面前。人们的目光全投向了他。
   那人大概是跑得急了，气喘喘嘘嘘地说，“他们是苏州来的临时工，”为了证实他的消息可靠，他接着说：“我参加了他们的游行，我刚从他们那里来，苏州方面的临兄要我拉一些上海的临兄去支援他们。他们在打听上海贴大字报的人，希望取得联系。”
   在我边上有人指着我插了一句：“他就是写大字报的人。”
   被送到我面前的青年不等我开口，就向我说起游行者的情况来：他们是苏州的临时工，有二百多人，他们在苏州成立了临时工组织、来上海找华东局造反已经几天了，要求华东局承认。起初华东局并不接见他们，后来又对他们的要求迟迟不给答覆，所以苏州临时工们在南京路上游行，期望在上海造成声势，向华东局施加压力。这时特别希望得到上海临时工的支持。这青年又说，他是受他们二百多人之请，特地赶来外滩拉人去支援的。
   那位青年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
   四周的群众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
   很显然，他们把我视为他们的领头人了。周围一时很静，人们在等待我的决定。
   我感到惶惑而不知所措，我那时才二十四岁，还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等我作出决断。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明白，历史已经把我推举到一个关口，如果我慷慨激昂地振臂一呼，率众而去，推波助澜，那么，也许一支队伍就此拉起，山头就此树立，上海临时工造反的形态或许会是另一个模样。
   可是我没有像小说、电影里的历史人物一样先知先觉、成竹在胸，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小声与黎商议起来，因为黎长我二、三岁，也比我有学问。我们两个都被好奇心驱使着，一拍即合。于是我对四周的群众扫视了一下。
   群众安静地在期待着我发号施令。
   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鼓励人心的演说，我怯声怯气地说：“那，大家就一起跟着去吧！”
   和苏州临时工会面
   那青年在前面带路，我生平第一次在上百人的簇拥下，快步行走在马路上，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带领这些人，我只知道默默地走路。在福建路上的一家旅馆前，那青年停下来说：“到了，就这里。”
   我抬头一看是“大方饭店”，门口拉着一条红布横幅，表明他们是苏州临时工，要砸烂临时工制度，另有几面红旗在飘拂。那青年被门口的几个苏州人一眼认了出来，青年人对他们说了几句话，苏州人迎了上来，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他们呼起口号：“向上海的临时工学习！向上海的临时工致敬！”虽然只有几个人，显得有些零落，却令人振奋和感动，同样也使我有些不习惯。
   我们被苏州人引到楼上的一间房中，那青年向苏州人说我、黎伯昂，还有我同厂的临兄李国成三人是外滩贴大字报的人。他们请我们坐下。我们三人坦然落座，苏州人又请我的“随从们”——外滩跟来的人也进房间，可是谁也不肯进来。是谦让怕挤不进那么多人？还是怕事做一个旁观者？反正他们就是不愿进来，只在门口立着。这些追随者已经不及原来的一半了，有些人在半路上溜了，有些人在旅馆下面就没有上来，而剩下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也都走光，只有我们三人始终陪随苏州人“造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成立组织的念头，没有这份野心。轻易地放弃了一次利用苏州人创造的契机，组织上海的临时工造反组织，自感没有能力对已经聚集在我周围的人去进行有目的串连和鼓动，我连这些人的姓名都没有问过。这和后来的造反高潮中，只要有几个人肯跟你走，就可以自立山头，占山为王，自成一个组织相比，是极大的反差。
   在苏州人的面前，我们三人中当然又是我出面，黎伯昂不善言词，尤其是社会公众场合；李国成忠厚老实、胸无点墨，我们戏称他为“草包”，他也不生气，忠心地跟我们跑。在苏州人眼中我是一个头儿了，他们很快把他们的头头请了出来，此人只有一米六十左右，言谈举止处处透出一个中年人的精明。我们谈话时，不时有人来向他请示和指拨，可以看出他在这群人中威信极高。但从事无巨细都由他处理和指拨来看，他又是一个不会用人的头儿。
   我说了一句要大胆用人去分管各项工作的话，他打发了几拨人后，接上我的话头，用嘶哑的声音摇摇头说没有办法，手下人不得力，又说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睡觉，喉咙喊哑了。
   他叫人拿出他们印制的传单。我翻了一下，其中也有我们在外滩的大字报的转抄件。我很兴奋，我们对临时工制度的观点是一致的，临时工的心是相通的。
   他呷了几口茶，继续用沙哑的声音介绍他们在苏州造反的过程：
   他们已经在苏州成立了临时工的组织，是苏州市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依据“十六条”文件规定要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运动，所以组织的名称，谨慎地用“苏州市临时工文化革命委员会”，避免被套上非法组织的帽子，（可见其良苦用心，显出这位中年头头的老成。）他在“十六条”“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中被推为文革主任。他们在苏州当然不可能得到苏州市委的承认，无奈之下就向华东局——中共中央派出机构所在地的上海进发，由于这个组织是在一位老成的中年汉子的领导下，以及临时工特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可能作出惊天动地的拦截火车的举动，而是小心地选择了步行。好在苏州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两天就走到了，同时用步行表明了他们的革命决心。但到达上海后，华东局并不重视，不接见，不安排住宿。他们就在南京路上游行，施加压力后，才安排他们在“大方饭店”住宿和吃饭，在旅馆顶楼的会场，华东局接见了全体代表听取意见，但派出的干部级别不高，只是一般干部。看来华东局对待苏州人的策略是在打“太极拳”，慢慢地拖。双方僵持着。因此，苏州的临时工多么需要我们的支持啊！
   我实事求是地把前一段时间的大字报情况介绍了一番，对他们说，实际上我们上海还处在舆论宣传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组织，你们苏州比我们走得快了几步，已经成立了初具规模的组织，要求当局的承认，走到了争取合法地位的实施阶段。
   他们并没有冷静地分析上海临时工的情况，也没有看到两地之间的差距，那中年人对我们的期望值太高，要我们立刻组织队伍支援他们，参加明天上午的游行和下午的华东局干部的接见。对于那位苏州头头的要求，我很为难，我们还没有组织起来，我到哪里去拉人参加游行呢？我能行吗？我还根本不知如何“造反”，思想模糊一片，绝没有成立组织的一丁点儿的念头，更不用说自立为王拉一个山头出来造反。但是，苏州“临兄”们的困难，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哪！
   第二天上午，我和黎、李二人先到外滩，作了动员，好歹有几十人跟着我们三人去参加苏州人的游行。但是到了大方饭店门口，已有一半人在半路溜走了，等苏州人整顿好队伍，打起横幅向南京路而去时，我们的人又溜走了一部分人，只有推着自行车的十几个上海临兄们跟着队伍走。

说真的，游行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只是推着自行车，带着这十几辆自行车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与其说参加游行，倒不如说是在“看”他们游行。
   说实在话，游行并不成功，稀稀拉拉的队伍，嘶哑的、又是软糯的苏州口音的口号，怎么也造不出声势。苏州人似乎也意识到这点，只在附近的南京路上兜了不大的圈子就草草收场。
   下午，华东局的接见，对我来说充满了新奇的感觉：怎样进行？形式是怎样的？
   苏州人的失败
   到时间了，苏州人领我们三人走进顶楼的会场。这小型会场已经坐满了苏州人，苏州人的大小头头全坐在台上。他们把我们三人也请在台上就座，正式宣布我们为上海临时工的代表。这真是天晓得！我们三人只能代表我们自己。
   尽管苏州人在饭店门口拉出横幅标语，呼吁上海人参加他们的造反行列，参加他们的大会。但上海人太精明了，上海人在观望，在窥测政治方向和动静，参加者廖廖无几，即使参加，也只是看上一会儿就走。但我们三人自始至终陪到了最后。
   主席台的正中坐着苏州人的头头——那位中年人，他旁边坐的是华东局派来的一位干部，职务不高，大约只是一般的科员。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会议主持人选读几条毛主席语录，高呼一阵口号，很快把会议的气氛掀起来，那位苏州头头手持讲稿，控诉临时工制度的罪行，说它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推行的修正主义产物，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剥夺临时工的政治权利。因此，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已经组织起来的苏州市临时工组织要求华东局承认。接下来请华东局的同志发言。
   那位干部以平缓的口气、刻板的声调，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对他们的要求不予支持，劝说他们回苏州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表态，是意料之中的。接着又一位苏州人上台，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控诉苏州市委压制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步行来上海向华东局上访。
   于是，一方要求取得承认，一方不支持、不承认。二、三百人对一个人，局面就这样僵峙着。苏州人无休无止上台控诉、高呼口号、高唱语录歌，或者用语录作为武器，整段整段的念语录。而华东局的干部稳坐台上，不为所动，你们要我发言我就是坚持重申那两句话，不越雷池半步。这边苏州人就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没日没夜地继续下去。
   会议开到了午夜时分。我希望能早点结束这无休无止的“造反”。这时，华东局派来一位中年女干部，她的到来，给台上的头头们带来一丝希望，期盼能够打破僵局，下面的群众也开始振作起精神，盼望能解决问题。所以，当女干部宣布中央有最新指示时，全场振奋，马上用雄壮的口号声表示欢迎。
   女干部开始宣读，这是一份电话记录稿、是中共中央在晚上九时多发出的电话指示，这份电话记录的前半段肯定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表示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应予支持，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后半段以坚定明确的语句指示：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按行业、系统成立的组织名称应以协会的名称为好，革命群众应回到各自的单位去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电话记录一宣读完，会场的气氛明显降温，会场的后面，开始有人离开。台上的头头们一阵交头接耳后，苏州人针锋相对地提问：这是中央的什么文件？要求出示正式红头文件。那女干部说，这是电话记录稿，是刚接到的中共中央电话指示。头头们不甘心就此罢休，以没有书面的正式文件为由，对记录稿表示怀疑，宣布这是个大阴谋，继续把会议开下去，呼口号、念语录，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让这毫无意义的局面僵持下去。
   这时华东局的那位女同志坐到我的右侧，她小声地对我做起工作，她问我在那里工作，当知道我是上海的，她对我特别套近乎。她首先对临时工的遭遇表示同情，她说：“对于临时工的情况，以前的确一点不了解。”我就对她说：“在政治上临时工是一点地位也没有的，就拿每人发一本毛主席语录来说，临时工就没有份，被剥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而且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的今天，是更不应该的。”
   “竟然有这样的事！”她作非常吃惊状，马上拿出记事本作记录，并问我：“你在哪一家厂？”
   我报了我的厂名。我说：“这不是一家厂的个别现象，我们整个纺织系统和我知道的单位的临时工都不发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全市性的现象。”
   她认真地做记录。
   我接下去说：“临时工还不准参加一些会议，不能同正式职工一样参加政治学习。不过我们厂这情况倒没有。还有，临时工得不到党组织的关怀，不能入团、入党。”
   她飞快地写着。
   我更来劲了，我说：“临时工所受的歧视处处存在，不仅仅在政治上，有的临时工对领导稍有不顺，提提意见，等待他的命运就是被辞退。临时工在经济上更是不平等，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劳动强度，工资比固定工少，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劳保，生了病，请病假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有了大病，病假一长，只有被辞退的一条路，这样，临时工的生老病死就没有保障，临时工最怕的也是这，人老了，怎么办？临时工被辞退后，地区的劳动调配一时不安排新的工作单位，这就是失业，没有收入，这生活怎么过？”
   说到这里，我显得有些激动，不是么？我曾在家等待了七个月才获得新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意味着要饿肚子！
   女干部飞快记录的笔停了下来，她抬起头，瞪大双眼，用充满着同情的（看得出来，她现在的吃惊与同情是真诚的）语气向我提问，针对我刚才说的，要我详细地、具体地谈，甚至连具体的数字也问到，如每天的工资男临时工一元八角，女临时工一天一元六角也问到。我就把一个临时工如何被安排，什么部门安排，在工厂的一般遭遇，又如何被辞退，又再安排这一过程，作了系统的、详细的叙述，把临时工的辛酸和痛苦呈现在她的面前。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惊奇地发现，她像个外国人似的什么都不知道，不时提出极其简单的问题，她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不了解了。我只得不嫌其烦地尽可能讲得细致，让她了解得透彻一些。她直言不讳地说：对临时工的生活一点也不了解，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听到这些情况 。
   她真诚的态度，使我从经济角度毫无忌讳地评击临时工制度：我们怕失业，我们不要做临时工，我们要求平等的生活！
   然而眼前无休无止的发言和贴在外滩墙上的大字报，谁都忌讳谈经济，怕被扣上为私造反的帽子，大家都拣冠冕堂皇的门面话来讲，全国、全党、全军的政治格调使大家在造反时都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
   那位女干部听我把话谈完后，合上记录本，认真地说：“今天反映的问题，我们以前确实不了解，我一定带回去向中央反映。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她扫视一下会场，把话锋打入眼前的问题：“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组织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任何人不能违背。”
   她把中共中央电话记录稿递给我。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是啊！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天亮时，苏州人大会结束，无果而终。
   我第一次参加所谓的造反，既兴奋又感到必须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向外界宣传，扩大影响。要让外界知道，华东局派出的干部已经接见了我们，答应把临时工制度存在的问题向中央反映，存在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表明临时工已经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早上，我把此想法告诉了黎，我要小李去买一令白纸来。我很快拟就一份传单，客观地报导了这里发生的情况，同时把中央的电话指示也一字不漏地照抄。我向苏州人借来钢板、刻笔、腊纸，自己动手刻印传单。这是我在文革中唯一一份由我自己动手撰稿和刻写的一张传单。印好后就拿到外滩去散发，苏州人也要去一些。
   突然，苏州人的头头把我找去，对我的传单大为光火，指责我不该把中央电话记录刻印出来，说我破坏了他们的斗志和行动，把我斥之为临时工的叛徒，叛变了他们，出卖了他们。他宣布这次来上海的行动已经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我的这份传单。他气冲冲地要人去通知他的手下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只几分钟，他正式下令撤回苏州。
   我默默地听着他的指责，我不明白我错在哪里。当时我太老实、太单纯了。大概搞政治运动是应该蒙骗群众的，不能让群众知道全过程和真象的吧！中央的电话记录是当众宣读的，我只是写了出来，难道他们失败的责任该由我来负吗？
   我并不认为我们失败了。不是已经通过这样的造反，使下情上达了吗？这不就是造反的目的吗？
   那头头到底是人到中年，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指责一番，失败不是他领导不力，不是苏州人造成的，而是上海人造成的，乘此下台阶下令回苏州。他是聪明的，他明白同中央是不能斗的，这样硬僵下去，绝不可能由于一个小小苏州的二三百名临时工而改变中央的决心。从后来的安亭事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苏州人撤回去了。我们就这样不愉快地分了手。我照样去上我的班。
   在这段时间内，上海的另一群人酝酿着更大的行动，我却一点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