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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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戚本禹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我们，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必须在明天（12日）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 “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次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杭州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可能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去告诉主席我们到了。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两面沙发的边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主席在散步，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可主席看到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作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的。但，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2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5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嗳，它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现在官僚特殊阶级已在形成，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公个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这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 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那天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的记忆力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一定要亲笔写，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总理和我们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的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还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笑了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对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当时，我很感动，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为全党习称为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要把 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并且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因此，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由《红旗》杂志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重要社论，是要经过中央讨论的，比较慢；而在《人民日报》发社论，一般只要总编看一下就行了，比较快。后来这篇文章就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之期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继续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的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把我国分裂为几大块，以吃掉我们的不祥之兆。

（海青、国志整理）

附：毛主席“五七指示”全文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指的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大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1755

bluesky

读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2014-01-04 19:31:00  来源：右而左思想咖啡屋  作者：右而左
　　——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十天前，即2013年12月24日，排名在姚文元之前的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 “共识网”发表了《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文(以下简作《亲聆》)。我注意到，虽然这篇文章不少海内外左派网站(沿用大家已经习惯的“左、右”之说)都转载了，但从点击量和网友的跟帖情况和跟帖内容看，该文所实际得到的关注与它的内容的珍贵似乎并不十分匹配：作为忠实于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文革小组成员之中仅剩的成员，戚本禹在当下所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被人忽视了，而《亲聆》这篇文章表面和内里所显示的历史内涵更被人忽视了。


　　有网友赞美戚本禹是条汉子(见“红色中国网”)!这赞美当然是不错的，表达了对戚本禹朴素的敬意。据我所知，作为一个男人，真正知其人者无不认为戚本禹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一个可以与朋友同生死共患难的真汉子，一个对家庭儿女负责到底的真男人。但是，在我看来，戚本禹远远不只是一条一般人伦道德意义上的汉子，而首先是一个在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历史和政治视野里从不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永远忠实于毛泽东本人、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忠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继续革命者。

　　略知文革前后历史的人都知道，戚本禹受到举国关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其于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该文认为“李秀成自述”不是什么一个农民革命英雄之“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而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综观戚本禹一生至今的表现，可以说，从任何意义上讲，戚本禹都用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向历史、向所有人证明了，他始终坚守住了他自己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中主张的革命者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能当革命的变节者!而且这位从不变节的无产阶级的老战士，在82岁高龄的时候，用《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这篇文章作武器，投入了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我衷心希望这位老战士不是孤独地战斗着，而是到处都有他的继续革命的同志追随其身，和他一起战斗。

　　戚本禹在《亲聆》中说：“……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2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5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一段文字娓娓道来，轻轻的举起，重重的落下，把一个长期流传的 “江青和毛主席关系不好，建国以来就分居了”的真实的谎言击得粉碎。谁是这个谣言的制造者?略加追查，就会知道是小D。这个小D就像《阿Q正传》里的小D，不但有他自己独特的品性劣根，而且有阿Q身上体现出来的共性的品性劣根，还患有红眼睛阿义的红眼病。小D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他们还制造很多低级下流的谣言，如“江青的屁股是假的”。事实是什么呢?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江青留在毛主席身边转战陕北，那样艰难的军旅生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显然是太过残酷了!因此，她落下了病。她虽然1949年开始几度去苏联治疗，但还是不能断了病根。文革开始后，很多场合大家要穿军装，江青要求李作鹏他们给她特制一件军服，臀部要垫一点材料，柔软一点，让她穿上舒服一点，以便长时间和群众在一起身体吃得消。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江青的屁股是假的啊?”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笑话，文革后变成了一个无耻的谣言，而江青在陕北转战的艰难历史被谣言的制造者抛弃了。难怪得江青在审判台上对那个审判他的人怒吼：我陪伴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你在哪里?

　　凡谣言只要粉碎了一个，造谣者的信誉就彻底破产了，小D们以往制造的一切的谣言和今后再可能造出的哪怕更多的谣言，就都不攻自破了。

　　正是小D或者小D们在1983年说“戚本禹要重判”。于是戚本禹并无任何具体的犯罪，却被判了18年。戚本禹1968年1月进秦城，到1983年的15年时间计入刑期，需再加3年。这样戚本禹在秦城一直坐牢到1986年。小D们重判戚本禹，除了戚本禹拒绝变节之外，恐怕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戚本禹曾于1967年在中南海组织批判过“刘、邓、陶”大会。那个批判大会现在让人说得是多么残酷、多么惨不忍睹，但而事实呢?事实不过是一次十分文明的批斗会。而且正是因为戚本禹吸取了之前造反派批斗煤炭部张霖之的教训，对批斗会做了精心的安全防范措施，保护了被批判者，才没有出现重大意外。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当时的批斗会场面，红卫兵不过就是举着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隔着刘少奇一定距离在那里挥动，刘少奇走在红卫兵中间，纹丝没有受到伤害，而邓小平因为毛主席从文革一开始就说了要区别对待，根本就没有人敢碰邓小平;唯有陶铸受到的批斗要略为严重一些，而据访谈者采访当事人，当时戚本禹分身无术，那么大的批斗会，他是把主要防范措施放在了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这边，却不料陶铸那边反而出了点状况。

　　1983年小D们是这样给戚本禹定罪的：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诬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看看多么的振振有词啊!连戚本禹批判文章里的一些话，也成了他“犯罪”的证据!可究其实呢?那些犯罪却没有一件是客观实在的。

　　批斗刘、邓、陶的具体行动，刚才说了，戚本禹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他是保护了他们，而不是伤害了他们。斗争他们是党的意志，不是他戚本禹的意志。他小小的戚本禹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能力在全党打倒他们，而他是党员，他要不要服从党组织安排?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还需要多言吗?至于贺、陆、罗且不说他们三人自己的问题，就是要算“迫害”他们的账，也算不到戚本禹的头上，而只能算在林彪的头上(事实上算在林彪头上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就不说了)。至于彭德怀，下令去抓的和抓回来后组织看押、批判的，都是“敬爱的周总理”!与戚本禹何干?他充其量是服从组织、服从周恩来的指示而已(顺便说一句，抓批彭德怀，毛泽东从头至尾都不知道!批斗刘、邓、陶，毛泽东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严厉禁止那样的批斗)。

　　第二条罪状，我不说其他人，单说一下张霖之就够了。1964年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刘少奇说是“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不想批斗当权的党内走资派，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搞群众，坚持要批当权的党内走资派。刘少奇指着毛泽东的鼻子问：那你说谁是走资派?毛泽东就举了张霖之的例子：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刘少奇的这种无礼使在场的党内高层都看不下去了，连朱德这样憨厚的人都私下批评刘少奇不妥，要他尊重毛泽东，去向毛泽东检讨)。毛泽东为什么说张霖之是走资派呢?因为张霖之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当时煤炭部下面的很多煤矿出现瓦斯爆炸、漏水、塌方等等，经常死人，群众给煤炭部来信来访，却没有人解决。后来群众把问题反映到毛泽东这里了。毛泽东是在安源煤矿干过革命的，当然知道煤矿死人是个什么惨况，所以就立即批示张霖之想办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要减少死人，直到不死一个人，没有设备就进口设备，设备不到位，宁可停产，减少出煤量，也不能死人。毛泽东批示还不止一次，但张霖之还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还是不下基层，不调查研究，不解决问题，死人不但不减少，还增加了。毛泽东这才点了他的名，说他就是走资派。两年后文革开始，群众对于张霖之的愤怒爆发了。很多矿山死了丈夫的妇女、顶死去的父亲岗位的工人来北京参加批斗会，气愤之下就动手打了张霖之。的确打得比较厉害，结果张霖之上吊自杀了。戚本禹本人对于张霖之的死并不负任何直接责任。正是因为有张霖之的死这个意外，后来在批判刘、邓、陶的时候，戚本禹是特别地倾注心血注意安全防范，不许红卫兵搞肉体批判，不许动手打人。

　　第三条就更加可笑了!我在“五洲震荡风雷激”系列某处写到过戚本禹保护文物的事。事实上，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搞出来的，而是陈伯达自己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搞出来的，当时刘少奇主持文革，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听刘少奇的。红卫兵运动起来后(红八月)这个横扫的社论就成为了高干子弟红卫兵横扫一切、破坏文物的依据了。他们的后台是谁?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都是!现在说红卫兵那时抄家抄了多少多少黄金，那些黄金除了少数是一些品质有问题的红卫兵私吞了，绝大部分都是交给了周恩来、叶剑英他们控制的“首都工作组”监管起来了，至于后来用作什么用途了，那就需要强烈要求中央解密有关首都工作组详细档案，给出答案。高干子弟们的“破四旧”、“立四新”，成了破坏文物运动，完全不是文革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本意。所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不赞成的。即使根据变节者王力的回忆，毛泽东也是不高兴的。所以，才有康生、戚本禹他们出面保护文物，制止破坏文物。如果不是这样，那不知道多少文物会毁在高干子弟红卫兵如陈小鲁、贺雪峰(贺龙之子)、孔丹(有兴趣者自己查一下其父母与周恩来的关系)这些混蛋、恶棍的手里。康生、戚本禹保护文物的事，变节者王力也是不敢否认的，他在回忆录里也写着的。至于砸孔庙，其起源在哪里呢?就在周恩来倡导把瞿秋白扔出八宝山、把李秀成扔出南京忠王府。周恩来对瞿秋白恨之入骨，他曲解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的变节观，把瞿秋白打成变节者，不让他安息在八宝山，把南京李秀成忠王府也毁了。李秀成变节，但忠王府本身是历史文物，必须保护。这是两码事，周恩来不知道吗?由此开始了一个挖坟砸墓的运动，宋庆龄家的墓被砸也是因为此风之故，而毛泽东责令周恩来修复宋庆龄家的墓，却成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保护民主人士，保护孙中山遗孀!实在是荒诞!砸孔庙，中央文革的确参与了决策，但最后的拍板是周恩来。戚本禹是具体安排了人去执行，并提出了把砸孔庙与考古(考证儒家典籍是否存与墓内)相结合的合理建议，周恩来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派了考古队去。所以砸孔庙是考古队、历史学家一起参加的。

　　“敬爱的周恩来”在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

　　“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这一段话我是从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的丁凯文的文章读到的，这位丁凯文用革命的标准看待，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地地道道的反动派了，他对于戚本禹因为文革坐了18年牢，出来后不但不怨恨毛泽东还不遗余力为毛泽东辩护，不遗余力洗刷李志绥等人扣在毛泽东头上的屎盆子，而对戚本禹颇不感冒，说他是“昧着良心说话”。丁凯文要的“良心”是变节者的黑心，而不是继续革命者的信仰。可就连这样一个人对于周恩来的这一段话也看不下去了，给了一个评语说：

　　【周恩来这番话可算是一个天下奇谈，显然它代表了中央对戚本禹的定论。但是通观这些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

　　在我看来，“敬爱的周总理”这一段话的每一句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说他是血口喷人也不为过，决不只是丁凯文说的“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这么简单。我这里就不一一说了，只举一二来扼要说说。我争取尽早写出《新革命遇到旧制度》(梳理文革历史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贴出了的《五洲震荡风雷激》)，到时候我再慢慢说。

　　关于“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的确，戚本禹是“无孔不入”，但他干什么去了呢?现在读党史、读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1949-1976》，很容易读到“大跃进之后，毛主席把秘书室的秘书都派出去调查了，然后就知道了浮夸风或者饿死人的真相”这样的表述。但是，那些秘书到底都是谁呢?现在大家知道的就只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不错，但他们都是文化部副部长，并有其他的学术机构头衔，不算是秘书室的秘书。只有田家英是秘书室的人，是秘书室的领导。因此，田家英现在被就被打扮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和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者!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毛泽东的耳朵、眼睛、良心、甚至头脑，而毛泽东居然把这样一个人也打倒了。实际上呢?在一些关键的具体的问题上，戚本禹是远比田家英还重要的一个秘书。1959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带领戚本禹一行数人到四川亲自种粮，摸底粮食单产量和农村真实状况，田家英、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即现在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主编之一)和随行的其他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亲自种粮、也没有最终完成四川粮食调查，只有一个戚本禹从春耕时节开始，在老农指导下，从犁田到播种、插秧、施肥、追肥、除草、间苗和其他田间管理，全部都来一遍，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历经数月，一直到最后收割、脱粒、过磅，获得粮食单产的确切数据，然后又突破重重困难，尤其是四川官员的阻拦，到四川许多地方实地调查，获得更加详实的数据，写出了《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然后请当时也正在四川的陈伯达的一个秘书、一个级别很高的老干部参加签字以壮声威(戚本禹那时级别很低，是科级。中办的科级实际上相当于一般而言的处级，但还是很低)，急送田家英交毛主席，从根本上揭穿了粮食浮夸的真相，使从上到下的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李井泉、曾希圣、王任重、陶铸这些万斤粮的鼓吹者一个个尽数“归案”!至于戚本禹“到二七机车厂”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戚本禹从四川回来后不久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其实也是为田家英解难，田家英传达毛泽东指示，想派别人去，别人不去，戚本禹就报名了)，于1960年开春，带领一些人到二七机车厂学工、了解工业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各部委你来我往，无数个调查组都到二七机车去了，可是他们去了并不下车间搞实际的调查，却是大吃大喝，吃喝完了就去写所谓的调查报告了。这些调查组不但没有获得工厂的真实情况，还给当时十分困难的工厂造成很大的物质负担。当时是困难时期，年轻气盛的戚本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看到的种种情况，写成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也是田家英递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迅即知道了自己兴起的调查之风变得有名无实，就亲自批示戚本禹的报告给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又把这个报告，加上一个长篇批语，下发到全国的基层党支部，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的党支部，号召基层党员干部，如果发现上级来的调查组，不深入群众，专好大吃大喝，那就坚决地把他们轰回去。关于这件事，刚刚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里也有体现(查1961年5月毛泽东的活动就能看到)。现在都说要走群众路线，戚本禹走的才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戚本禹可不是到二七厂吃“包子”的，而是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流血流汗一干就是一年!

　　在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时候，田家英还没有平反，戚本禹也在秦城里蹲着，所以周恩来说戚本禹与田家英等人“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在田家英没有走到刘少奇的道路上(即主张包产到户)之前、没有和杨尚昆过热居然违反组织纪律(即接受刘少奇干将杨尚昆的拉拢、私下向杨尚昆透露毛泽东关于文革等重大事情的未成熟想法)之前，戚本禹和田家英的关系是很好，即使调到《红旗》之后，还是和田家英关系很好，还是视田家英为恩师(田家英出事后，中央从《红旗》调戚本禹回中办接替田家英)。所以，在田家英出事后，戚本禹没有对田家英落井下石，而是在虚的方面，跟着气候做空洞的批判，在实的方面为他遮遮掩掩(实际上戚本禹调离中办后，对田家英的事也知道不多了)。结果江青说戚本禹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而到了周恩来这里就成了与田家英“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串通，自杀灭口”。田家英案件当时是彭、陆、杨案的附案，戚本禹是田家英附案的三个专案组成员之一(另两个是安子文和王力)，现在彭、陆、杨、田都平反了，安子文本来就是刘少奇的干将，王力也在文革后为小D发挥余热过，只有这个戚本禹死不变节，于是一切罪都是戚本禹的了，周恩来原来说的戚本禹与田家英“勾结、串通”，也反过来了，变成了小D们说的“戚本禹迫害田家英致死”了。到底周恩来掌握着真理?还是小D们掌握着真理，或者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没有掌握真理。真正的真理恰恰只是在戚本禹这边，即只在毛泽东这边?!

　　周恩来还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坦率说，这已经不只是一般的污蔑，简直就是血口喷人了!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评李秀成》。该书把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写作、发表过程和发表后引发的史学大争论都还原了：文章为戚本禹自己所写，并非按毛泽东意思所写;戚本禹也没有得到历史研究所的人帮助，而完全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至关紧要的还有，《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周恩来下令周扬等文化部高官组织全国批判，后来毛泽东知道了，写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现在一般都理解为忠王“不忠”，实际是“不终”，即革命者晚节不保的意思)的批示，才使戚本禹免遭迫害。毛泽东1966年3月找吴冷西、田家英、关锋等人谈话，批评彭真封杀姚文元的文章、反击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时候，还说过：到底谁是学阀，那些不让发表姚文元文章、戚本禹文章的人才是“学阀”(大意。彭真在二月提纲中用了“学阀”一词批评姚文元，故毛泽东批评“学阀”，而毛泽东这里说的戚本禹的文章，就是指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还有戚本禹1965年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在《太平天国“天京之乱”和文革“7·20事件”之间那一座历史的暗桥》一文中，曾暗示是周恩来策动、陷害戚本禹，才导致毛泽东不得不自断臂膀，使戚本禹被抓。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是“戚本禹收集了江青的材料导致江青发怒下令抓了戚本禹”，但有关事实决不是这么简单。我先把《暗桥》关于王、关、戚被抓的一段复述如下：

　　【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从上海毛泽东那里回来的杨成武，让杨成武将“王力八七讲话”专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揪军内一小撮，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是中央威信不能动摇，一是解放军威信不能动摇”，杨成武在周恩来约谈的当天上午飞回上海。
　　听过杨成武汇报和转来的周恩来的话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成武啊，先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次日上午，毛泽东找来杨成武，对他说：“我说你记”：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回去告总理马上办。”
　　当杨成武记录完走向客厅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住说：“是不是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
　　杨成武当天见到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开碰头会，传达毛泽东指示，随后将王力和关锋隔离。后来在毛泽东另一次指示后抓了戚本禹。】

　　请读者千万注意了，这是我根据逄先知他们主编的最政治正确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缩编的，不是路边摊上的东西。这里，我非常有必要做一个补充，内容是逄先知他们刻意抹去的：当王、关被抓之后，戚本禹知道王、关，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使毛主席原本的战略部署难以继续下去(指解决武汉“百万雄师”问题、解决军内走资派问题等)，自己不但没有制止，而且还参加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活动，就主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检讨：“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戚本禹的这封信毛泽东是批给周恩来的，毛泽东想的当然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是发起“倒戚”的始作俑者，那就还是要周恩来出面解救戚本禹。那个时候，毛泽东只要称呼谁还是同志，那这个人就没有多大事。然而周恩来却扣留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往下传达，并且动员全国军队很多将领，同时向毛泽东施压，陈毅后来在多个军队场合喊出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就说明一切了。而全国各地很多军队将领就向毛泽东“敬言”：非抓戚本禹不可。周恩来就这样把套在戚本禹脖子上的绞索不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松开，而是反其意加力勒紧(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最大豪言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就这样，戚本禹去了秦城监狱。表现形式是戚本禹收集江青的黑材料，江青下令抓戚本禹。”清君侧”清到周恩来这样炉火纯青者，古今中外少有之。

　　至于毛泽东何以眼巴巴看到他自己钟爱的戚本禹去秦城，却爱莫能助，还要让江青下令拘捕戚本禹，则不是这里要说的。何以见得毛泽东如此钟爱戚本禹呢?戚本禹这个《亲聆》纪念文章其实已经透出了充分的信息：陈伯达、杨成武、戚本禹三人获此荣幸，连夜赶往上海面见毛泽东，他们原本以为是有军事方面的火急事情，到了上海才知道毛泽东不过是跟他们谈共产主义理想!陈伯达是老、杨成武是中、戚本禹是青，老、中、青，文和武，毛泽东这样的召见人员安排，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具有深远的人事安排方面的考虑。《亲聆》也写到，毛泽东说：只要坚持搞社会主义，你戚本禹将来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的。这是非常意境深远的一个说法。可惜……。

　　为什么周恩来他们非要抓戚本禹?把周恩来的话和陈毅的话加起来就有了答案。戚本禹的确是像周恩来说的“无孔不入”，而且他又不拍苦、不怕累，与工、农、兵，真正打成一片，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在工人造反派、学生造反派、军队造反派中都有威望。当时大家都叫他“戚大帅”，连遭到红卫兵批斗的许世友见到戚本禹都要低三下四叫他“戚大帅”，许世友在红卫兵那里有什么过不去的，是要求戚本禹帮忙才能解决。所以，不抓戚本禹则“党内的走资派、军内的走资派、群众中的走资派都心不稳”，而不是陈毅说的什么“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天的群众关于文革的很多认识错误，主要都是陈毅及其儿子陈小鲁这些人以及他们过去的、现在的主子们，故意用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淆了视听造成的。那些千真万确的加害者，都早已把自己打扮成了受害人。

　　如果说陈毅自己的行为一般人还是看不清，那陈小鲁现在的所谓道歉，则是把真相完全暴露出来了：邓小平他们为西纠、东纠、海纠以及后来由它们演变出来的“联动”都平反了，而这些组织无一不是支持刘、邓的高干子弟组成的打砸抢组织，是早期文革的干扰者和混乱的直接制造者，是杀人放火、肉体消灭“黑五类”的血统论极端分子，是中央文革自始至终的对立面，在他们的极端行为被中央文革最终制止之后，他们的爹们就不顾一切出场了，就发起了后面的武斗。这些军阀们的确形式上不反毛泽东本人，但对毛泽东的路线则是坚决反对，不惜以血的代价反对，而恰恰是他们形式上不直接反毛泽东，只实质性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和文革思想，今天的文革解读者和很多的群众就都被他们的形式所迷惑，以为他们对毛泽东的路线也是不反的。

　　且看《亲聆》中这一段：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这一段话其实含义非常具体，随着毛泽东搞新民主革命过来的那些人都真的有社会主义理想吗?真的有共产主义信仰吗?看看戚本禹自己看到的，是个什么样子!刘少奇左右摇摆：一会儿反对合作化;一会儿搞人民公社又搞共产主义极端，要消灭家庭;再过一会儿，又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反正没有谁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政治神经病。而陶铸呢?对文化大革命一切抽象的都支持，一切具体的都反对。何为具体?涉及他们的特权、地位、权力了就是具体。何为抽象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口号都是抽象的，如“我们不但要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抽象的，就是陶铸不反对的。陶铸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最庞大的“新民主革命的革命者队伍，包括大部分老帅在内”。我在《暗桥》里说，毛泽东是真的秀才遇到兵，那些老帅们只认一个理：老子现在有房子、有保姆、有警卫、有车子、有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还要他娘的什么社会主义?谁要改变老子的这一切，老子跟他拼了。而谭震林在二月逆流(现在一般叫二月抗争)说：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就已经说明，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坐江山了，管它这个江山是什么颜色的，都叫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是要建设一个确确实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也是戚本禹《亲聆》文道出的真相：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这些话把毛泽东和他的那些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友的分歧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把文革和毛泽东的长远目标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而透过这个分歧和毛泽东的长远目标，就不难理解文革到第二阶段，即拿下了刘少奇之后的阶段，毛泽东就处处力不从心了，毕竟一个元帅赢不了一场战争!光杆司令，没有战士(群众)是不行的，而毛泽东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战友们”透过掌控具体的国家机器，掌握着一切，他们用枪炮做后盾，把戚本禹这样的毛泽东与战士(群众)结合的具体管道都一一切断了。这一切到底如何发生的?我将来在《新革命遇到旧制度》文章里加以说明。

　　周恩来把戚本禹说得一无是处，而戚本禹怎样评价周恩来的呢?如上，他说：”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戚本禹1986年出狱，按照叶永烈等“大师们”的说法，戚本禹在出狱后一直消息灵通、阅读极广泛，海内外关于文革的文章，他看到了都要认真阅读。既然如此，那从1986年到现在，戚本禹就不可能不大量阅读到别人关于他到底为什么被送进监狱和周恩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分析。此外，戚本禹有自己的广泛人脉，即使不通过这样的文章，而只通过具体的人脉关系，他也一定(或许更确切)清楚周恩来在“倒戚”中的具体作用，但是戚本禹到现在对周恩来没有口出半点恶言，还是认为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是戚本禹的人品与境界，非周恩来所能比。仅仅凭这一点，我也要向戚本禹这位无产阶级的老战士致以无产阶级的崇高敬意!

　　201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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