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前合伙人何蜀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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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对所谓“《记忆》收了宋彬彬的钱才为宋彬彬说话”的谣言是不屑一顾的，相信“谣言止于智者”。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引起《记忆》的一些读者的关注，作为《记忆》的前合伙人与当事人，我不得不出面说明一下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为什么？因为涉及到我。

我从2008年参与创办《记忆》到2011年底退出《记忆》另办《昨天》。其中编发的有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个专辑：专辑1（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专辑2（总第49期，2010年5月23日），专辑3（总第80期，2012年1月31日），都是我参与编辑的，前两期还是由我排版的（80期出刊时因我已退出，由吴迪排版）。因此，说“《记忆》收了宋彬彬的钱”，等于说我也收了宋彬彬的钱。我若不做出说明，岂不像是默认了？所以我必须郑重说明：绝无此事。

在我参与办《记忆》期间，也曾不止一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办《记忆》要花多少钱？

我的回答都是：不花什么钱，主要是自己花时间。

其实我这个回答是不准确的。吴迪在《〈记忆〉主编告读者》中已经说明了，还是要多少花一些钱的，如复印书籍资料，快递邮寄，接待一些作者，开研讨会等等（这些事都是他在北京操办的，我在重庆离那“政治文化中心”远，就比较超脱，所以认为不花什么钱。至于跑路花时间之类他都忽略不计了）。

戴为伟为《记忆》帮忙搞些编务，做义工，就跟现在一些志愿者为环保、为扶贫、为这样那样的善事做义工一样，不但没有什么工资，还得自己贴钱贴时间精力。近年来，各方面的这类义工越来越多，人们普遍已经能够理解了。

办《记忆》，办《昨天》，我们想的都不是要为哪个人说话，而是只想尽可能地抢救历史记忆，促进文革研究。只要不带偏见认真读过《记忆》的那三个师大女附中专辑，都可以明白我们并不是在为哪个人说话，而是在力图澄清史实，还原真相。

说起来，我对宋彬彬就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文革初期，她是高干子女，我是“黑五类”后代；当她给毛泽东戴袖章，被以“宋要武”之名宣传得家喻户晓的时候，我正在筑路工地上被当作“反革命”监督劳动。后来得到的有关她的信息全是说她“要武”、“杀人”、“保湖北省委”之类，因此一直认定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联动分子”。所以，当我得知宋彬彬在卡玛拍摄的纪录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不承认她曾经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认为她是在公开撒谎，我找出了自己收存的当年文革传单原件：署名“宋要武”等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自己花时间把它转录成电子文本，传给了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的编辑华新民，请他公布出来以正视听。于是，此文就发表在2005年2月22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420•文革博物馆通讯255期上。直到编辑《记忆》的师大女附中专辑时，先后读到有关文章，了解到宋彬彬的陈述和她的几位同学的回忆与调查，我才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明白了原来历史文献中的“白纸黑字”也并不都等于“铁证如山”，史料背后往往还有更复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我逐渐纠正了头脑中久已形成的一些成见。我相信宋彬彬、刘进她们所做的解释、说明，因为合情合理，合乎常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教训就是：政治狂热、政治偏见，往往会让人丧失常识判断的能力。

在我几年前读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日记《红卫兵兴衰录》时，曾在读后感中写过这样几段话：

“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

“宋柏林这部日记使我想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家庭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遭遇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喝的都是一样的‘狼奶’。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

总之，我们要做的正事还多，不必去为那些谣言费神。相信众多的读者会有自己的分析评判能力。

2013年2月16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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