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在宁夏五七干校

yangharrylg

1969年11月3日，周有光与他的几位“棚友”──同住“牛棚”而有此称──随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下放干部队伍，乘坐专列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宁夏平罗五七干校。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五七干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但在20世纪那个特殊年代，却是红极一时的“新生事物”。

这“新生事物”源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2日，当时还没有成为“亲密战友”的林彪寄给毛泽东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情况。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而且，工人、农民、学生“也是这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不过，紧接着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最高指示暂时没有推广实行。

直到1968年，随着运动的发展，各地要么实行“军管”、要么经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权力更迭，使得被打倒、闲置、精简的干部越来越多，成了十分头痛的问题。

黑龙江省的革命委员会有高招，他们突然想起了“五七指示”，以其为据，把庆安县的柳河农场改为安置干部劳动的场所，并命名为“五七干校”，以纪念“五七指示”两周年。他们的先进经验在1968年9月29日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上发表。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主要内容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最新最高指示”一经发表，“五七干校”立时全国“开花”。

顺带一提：当时城市学生的安置问题是一件更让人头痛的事情。“红卫兵小将”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三年间全国大中小学的毕业生基本没有分配工作或正常升学，反倒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也许是受五七干校经验的启发，毛泽东在两个多月后的1968年12月22日又发出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后一条“最高指示”实属刻骨铭心；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前一条“最高指示”同样刻骨铭心。两代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人，不分职务高低、年龄长幼，一律享有一个“平等”的称呼：“学员”。但是，同为“学员”，层次不同、性质有别。第一类，是领导层面、管理人员，如军代表或革委会头头；第二类，是普通的下放干部，也包括一些机关后勤人员比如司机、厨师等等；第三类是家属，成分比较复杂，多为下放人员的子女，或是尚未成年、或是因为种种原因未去插队，只好借家长下放的机会随来干校；还有第四类，便是要在劳动中继续接受批判改造的“牛鬼蛇神”们。

属于前三类（尤其是第二类）的人也不能松懈大意，因为说不定出于什么原因就会突然跌落到第四类人中去。当时是大运动套小运动，1970年的时候，热衷于抓“五一六”，那年我回河南五七干校探望父母，借住在单身宿舍，同室的一位青年干部突然成了“五一六分子”，整天愁眉苦脸写交代材料，他心里的忐忑和恐慌，比已经成为“死老虎”的“牛鬼蛇神”们更甚。

周有光显然属于第四类。与前三类人的根本差别是，他们在干校的时间长短是不可预料的，运气好的也许三五年，运气不好的也许一辈子。

所以，周有光上火车的那一天，已经做好了“死不还家”的思想准备，他对于宁夏的恶劣环境也有足够的预计。

但是，现实显然超出预料。

将近一千三百公里的路程，列车整整行驶了一天一夜，在一个名叫“西大滩”的区间小站停了下来。

一出车站，放眼望去，四下是无边无际白花花的荒野──那“白花花”的东西不是初冬的积雪，而是覆盖着地表的盐碱。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够种庄稼──奇怪的是，由于人们采用了特殊的方法，它倒真的可以种庄稼呢。那是后话，且待另述。

在这极其荒凉同时也极其壮观的荒野远处，青白色的天空下面，横亘着一道青白色的大山，虽是朦朦胧胧，却显露出相当雄伟的气势，那就是著名的贺兰山脉。

周有光说：
岳飞说“踏破贺兰山缺”，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

平罗原称“平虏”，这名字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岳飞的著名诗篇《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满江红》何等雄壮，也何等悲凉。像周有光他们这些以“戴罪之身”前来改造的“牛鬼蛇神”们，似乎更适用那几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当地的地名很古怪，不叫“村”而叫“站”：一站、二站、六站之类。连周有光也不知其来历。我曾经猜想那也许是古代的地名，如、“驿站”、“兵站”之类的变称，后来发现错了，“站”的叫法其实只有很短的历史，是“作业站”的简称；而“作业站”是劳改农场的基层“站点”。
西大滩在平罗县境内，是一片极度贫瘠的不毛之地，了无人烟。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北公安部门抽调大批部队押送万名犯人开赴西大滩，建设劳改农场，其中的潮湖农场下辖8个“站”，据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

1968年10月，“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学校”（这是它的正式名称）接管了潮湖劳改农场；当年12月，第一批“学员”抵达平罗，开始基础建设。等到周有光他们来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比一年前创业的时候要好得多了。

干校实行军事化编制，以营、连、排为基本编制，原设4个营，后来缩为两个营；共有8个连及一个直属排──直属排实际是“青年连”，成员都是学员的子女。周有光所属的文改办与“文办、文政”在一个连，共有108名学员。他们连在“二站”，所以在距离较近的西大滩火车站下车；而校部在“一站”，应在前一站的青草圈下车──据说原来并没有“青草圈”车站，是铁路部门为了国务院干校的方便而特地加建的。

周有光说：
我们刚去的时候睡的是土炕，以前我从来没有睡过炕，这是第一次。一个炕睡6个人，很挤的，不过人多了暖和。当地的煤很便宜，五毛钱能买一大车。那面的煤很有名的，很好烧。很多人开始没经验，弄不好会煤气中毒的。
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渣滓”，旧知识分子，社会用不着了。下放就是流放啊，犯人嘛，永远不回来了。到了那里第一件事情，是宣誓，大家都要宣誓，永远不回来了！有一个女的，就是不宣誓，后来就开批判会。记得好像就开过这样一次批判会。
干校也很有趣味。我是把一切坏事情当作好玩。所以我是乐观主义。我向来不失望，我认为一切坏事情最后都会变成好的。

既然是国务院直属口的干校，许多“学员”的资历相当老，仅部长、副部长级别的就有十多位，司局级干部更多。与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比，“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要算小帽子了，所以一般的批判会也许还轮不到周有光的头上。不过，作为“牛鬼蛇神”，他们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份儿，与“革命群众”是有本质差别的。

转过年来，周有光独自在西大滩那个无人知晓的土坯房里度过了他的64周岁生日。多年没有经历单身汉的生活了，他还需要慢慢适应。吃饭有食堂，不必费心，其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事情只有自己动手了。可周有光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裤子破了不会补，他“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后来回到北京，老朋友聂绀弩看到了他的裤子，作诗感慨：“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大西北的冬天，没有农田里的活路，主要的工作就是修渠。当地是冻土地带，抡大镐挖地是壮劳力的活儿，周有光属于“老弱妇幼”人员，根据“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干些搬土装筐的事情。他还从来没有干过体力劳动，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宁夏的春天来得晚，却也来得快。几乎是一夜之间，西大滩就由原先触目惊心的“白花花”变成赏心悦目的“绿油油”了。这要归功于那些早年建成的水渠。周有光说：
当地人说，这里“半年是江南。半年是荒原”。每年“五一”开渠放水，水是从黄河引来的。那个盐碱地让水一冲，盐碱就没了，就可以种庄稼了。等到“十一”停水，“江南”就又变成“荒原”了。

随着“江南季节”的到来，劳动的强度陡然加大了：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下大田插秧，这是个抢时间的活儿。这次，周有光真感到苦和累了──不过，由他嘴里说出来，“苦”和“累”也别有一番滋味：
种田真的是很累啊，特别是插秧。庄稼主要就是种稻子嘛。我一生都没有种过田，我觉得很有趣味。有一个活儿是挑秧苗。两筐秧苗，挑起来很重的。那田埂又窄又滑，弄不好就会连人带筐摔到水田里面。我的技术很好，一次都没有摔倒过！
那面有一个好处，没有蚂蟥。在南方，稻田里面最怕蚂蟥，宁夏那面没有蚂蟥。因为气候特别啦，也没有传染病，所以健康还是好的。这是优点。就是蚊子多得不得了，出门从头到脚要包起来。一巴掌拍下去，打死50个蚊子！（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有光“啪”地一下拍在自己胳膊上，接着呵呵大笑了起来，忙着用他的大手帕擦笑泪。）这么一拍啊就是50个蚊子！蚊子多得不得了！那里的蚊子古怪，人家的蚊子是晚上出来，他的蚊子是白天出来的，夜里面倒没有蚊子。
劳动有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好多年了。到了干校只干体力劳动，不用动脑子，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了。
我们带去种子种的黄瓜长得好得不得了。还有带去的洋白菜。本地人啊，落后得不得了，黄瓜没有见过，也没有见过洋白菜。我们的洋白菜什么的太多了，就送给他们吃，他们说这个怎么吃呢？不知道。没有见过。

不知是何种心理使然，许多五七干校都建在环境条件相当恶劣的地方。比如江西鲤鱼洲的北京大学五七干校，那里原是血吸虫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后曾大力整治，取得明显效果。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诗篇《送瘟神》中所提到的余江县，就在距北大、清华干校不远的地方。但是，由于“文革”影响，血吸虫疫情重新发作，连当地的劳改农场也被迫撤离。而北大、清华的干校居然建在这种地方，以致不少学员染上了血吸虫病。

相比其他地方的五七干校，周有光他们所处的环境同样恶劣。不过，由于直属国务院所辖，总有不少便利条件。周有光很知足：
我们两个站周总理特别关照，特别优待的。怎么优待呢？第一能够点电灯，第二个呢打了一口井，运气很好，打出来的井水很好。干校有抽水设备，我们可以洗澡，有淋浴。有电灯，可以洗澡，这是优待我们的。可是我们也是高等劳改犯嘛，永远不能回来了。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居住条件也渐渐改善了，不再是6个人挤在一个炕上，而是改睡单人床了。对于年纪大的人，也适当安排一些相对较轻的工作。那年冬天，周有光被派去看白菜窖。尽管干校也种了不少蔬菜，但要度过漫长的冬季，还是远远不够的。宁夏当地不出产大白菜，干校组织汽车从天津长途运输回来许多，周有光的任务就是每天检查库存、翻腾白菜。他说：
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啊，但是很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他们要求把烂的挑出来赶紧吃，好的留着。结果一冬天吃的都是烂白菜。我发现了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

第二年，他也不必下大田劳动了，分配了一个很惬意的工作：和原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一起去看高粱地。在生产连里，他俩要算年长者了，林汉达71岁，周有光65岁。他们在文改会时曾经共事，彼此相当熟悉。周有光说：
看高粱地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看看有没有人来偷高粱。时间上面是很空的。不过呢，要跑14里路，早上跑过去，晚上回来。上面命令我们要分开在两头，要走来走去巡视，两个人不许聚在一起。又没有人看着我们。在土岗上一眼可以望很远的，没有人家，谁来偷你的高粱嘛！到第四天我们就大胆躺下聊天了。
林汉达做过扫盲工作，是主张语文通俗化的。他想起一个故事，一次扫盲的时候谈到“遗孀”，学员说“遗孀”是一种雪花膏；林汉达问“孀”字为什么要有女字旁，他说因为是女人用的东西嘛！好玩得不得了！
林汉达又问我，“未亡人”、“遗孀”和“寡妇”有什么不同，我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周有光之所以说是“开玩笑”，是因为遗孀和寡妇本来是有区别的。寡妇可以泛称，而遗孀则要加上定语，应是“某某人的遗孀”才对。

天天聊天，他们不由自主地从调侃变成了学术讨论。周有光后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跟林汉达先生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时候》。他写道：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
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
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演讲。

对于他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来说，学问就是生命。尽管环境恶劣，尽管前途莫测，他们还是忘不了自己的学问。周有光提到一件小事：
去的时候说了，不让带书。不带书怎么行呢？人不能没有书看啊。我带了二十多本《毛主席语录》，各种文字的，可以互相比较。学习《毛主席语录》总是可以的嘛。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学语录要用嘛。他们没有说什么了。我在那里做了一些研究，写了这样一个东西，后来出版了。也不算什么书，是顺便搞搞的。

那本书的名字是《汉字声旁读音便查》，1980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说：
在干校要劳动，但只要想办法，时间总是有的，能做不少事情。当然不能公开搞啦，那是不允许的。

林汉达同样也在悄悄地搞自己的东西，他的《中国上下五千年》中许多文字，便是在宁夏干校期间写就的。那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科普性巨著，遗憾的是，他于1972年便不幸逝世，内容只写到了汉代，“文革”结束后经另一位学者补写至近代，终于得以出版。

林汉达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手稿，是一份难得的文物，后来被他的家人捐赠给了刚刚建成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博物馆”，成为三件“镇馆之宝”之一。

这座博物馆由石嘴山市有关部门筹建，于2008年8月29日正式开馆──从“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学校”建校时算起，恰是40周年。

博物馆是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式仿古建筑，旁边有一个大院，院子大门上方的拱形圈梁上写着“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门旁挂着“校部原址”的牌子；院子中央，是一尊极具时代特色的毛主席立像，右手高举，气度轩昂。当年，这样的塑像遍布全国各地，如今已经极为少见了。

院里整齐地排列着一些瓦顶平房，墙上是大幅的宣传画：有工农兵高举“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有“全世界人民”手持长矛刺向龟缩在阴暗角落里的“帝修反”。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还有鲜艳的红心镶嵌着斗大的“忠”字，确是一片“文革”气氛。

许多屋门上方，挂着各种干校办公室的牌子。有趣的是，在东边第二排房子的墙上，还有一些标牌，比如“周荣鑫旧居”、“叶籁士倪海曙旧居”、“林汉达周有光旧居”等等。这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周有光和林汉达根本没在一站住过。那屋子里的陈设也有些问题，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烧煤的炉子，在平罗这样的地方没有炉子恐怕是很难熬过冬天的。后来我曾问过庞旸，她说其实这院子也不是校部旧址，而是造纸厂青年连的职工宿舍。看来现在许多“文物”或“遗迹”都未必可靠。不过这些房子倒的确是干校的旧物，如果把那些标牌的内容换成某某人的专题展室，似乎更为贴切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创办这博物馆的确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展厅很大，展品也很丰富，有大量的实物、模型、雕塑和当年干校学员的照片。我知道，在那些照片里是找不到周有光的身影的，他是“牛鬼蛇神”，没有照相的资格。

有一个小小的场景设计得十分有趣。它形同一个缩微的舞台，可以用放映机播放一段立体的活动场景。那段视频影像所模拟的，正是周有光与林汉达在高粱地里讨论“寡妇”、“遗孀”时的情节，其中人物由两位专业演员扮演，那位“周有光”与其原型倒有些相像。

展厅里有一些名人的专题橱窗，那三件“镇馆之宝”自然也在这里。林汉达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手稿是第一件。第二件是周有光捐赠的一台中文电子打字机，我曾在他的书房里见过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故事待后面再讲。第三件，则是倪海曙的《贺兰山下》手稿，如今重读这首长诗，会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一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干校学员当年的心态；另一方面，也鲜明地展现出时代的烙印。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就在贺兰山下的潮湖，走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这是我一生的极大转折，向人民迈出第一个脚步。
骆驼粪最像那糖炒栗子，羊粪很小像黑色的豆子。
我过去只知道人要吃饭，不知庄稼也得喂它粮食。
这些粪就是庄稼的米面，不能光看作牲口的粪便。
我这个人过去脱离实际，我的认识总是十分片面。
劳动人民看粪就不一样，实践给了他们科学思想。
他们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不是只看粪的又臭又脏。
我抽象地承认粪是肥料，一见到却掩了鼻子绕道。
我只知道米饭那么好吃，从不想积肥有那么重要。
捡粪也学到些唯物观点，懂得知识要来自实践。
思想对头感情也起变化，以后见粪就不觉得讨厌……

参观过博物馆，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五七干校，究竟是摧残社会精英的劳改营，还是锤炼革命干部的大学校，始终存在争论。当年的学员有不同的身份，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如今的人们有不同的思想，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尽管“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但它产生的影响还会长久延续。历史需要经过足够的沉淀，才能由后人客观地评说。而博物馆的任务，在于真实地记录和还原历史。就这点而言，这博物馆的内容还有待完善。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也不能对它过于苛求。

1971年9月13日，“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突然出逃，在蒙古坠机身亡。隔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情才逐级传达，等到周有光他们奉命开会听到消息，已经是一两个月以后了。有趣的是，周有光对林彪叛逃的事情没有多少记忆，反倒常说起一件小事：“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初冬时分大雁南飞，飞行途中难免拉屎，这都是很正常的。古怪的是周有光见到的大雁拉屎与众不同。他说：
大雁是候鸟嘛，冬天飞到南面去，春天还要飞过来。过大雁的时候要几天几夜，多得很，数也数不清。林彪死的时候，通知我们明天一早开会。开会是在外面的空地上，自己带小凳子，没有礼堂的，是露天开会。我看到那天天气很好，是大晴天。那面温差很大，早晨冷中午热，开会时间长，晒太阳很热的，我就戴了一个很大的草帽。快到中午的时候，听到大雁来了，好多哦！铺天盖地！大雁的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飞到头上的时候，怪得很，领头的大雁一声大叫，所有大雁集体大便！那天好多人没有想起戴帽子，搞得头上身上都是大便，我幸亏戴了帽子，只搞上一点点。大雁的大便，洗都洗不干净！本地人说，大雁能准确地把大便拉到人头上，这种事情，一万年才有一次！有趣味得很！

据说当地人还有说法，大雁拉屎，“稀屎”的谐音便是“喜事”嘛！周有光说：“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几个月后，全体学员奉命撤回北京；1972年4月，“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学校”撤销。

回家了！周有光难掩心中激动，赋诗一首，题为《贺兰山下归来》：
海沸山摇宇宙哗，风烟朔漠卷琼崖。
抛书投笔开荒去，煮鹤焚琴弃旧家。
列车出塞漫天雪，皓首还京遍地花。
踏破贺兰林贼灭，重修斗室教涂鸦。

这倒是又应了岳飞《满江红》的那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摘自《走读周有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537360100wcm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