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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视频《全民相对论》第62期：文革症候群
2013年03月10日14:43
来源：凤凰网专稿1人参与1条评论
内容提示：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媒体关注。据瑞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瑞安网刊载消息称：“1967年，文革期间，医生洪某被疑为奸细，群众武装组织指派35岁的邱某用麻绳勒死洪某并分尸埋入坑中。直到2012年7月，逃亡数十年的邱某回到瑞安后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时隔46年后，再次开庭审理文革杀人案引来各方的关注，案件是否违反20年追诉期限制？文革期间被组织指派杀人是否应被追究刑责？关于文革那个年代至今在一部分人心中留有伤疤。有人说在那个年代群体无意识，个个没头脑。也有人认为在那段年代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平等并时常怀念。时隔40年文革的思想体系是否还在我们的体内留存并且影响着我们？面对文革，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反思那段历史？哪些人需要忏悔？哪些人需要得到宽容？哪些人需要走出那段阴影？
本期《全民相对论》特邀“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张思之；前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文革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全民相对论》特别奉献——文革症候群。
凤凰视频原创《全民相对论》两会特别节目2013年3月11日播出“文革症候群”，以下为文字实录：
闾丘露薇：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凤凰视频原创出品的《全民相对论》。全民相对论，辩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我是闾丘露薇。在已经事隔了45年，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审判一个在文革期间的杀人犯，严格来说，他是被指使的这样一个杀人犯，是不是恰当，所以陶女士，您会怎么看？
陶斯亮：我觉得关键是，他现在至今没有忏悔，没有向受害人道歉，所以如果不给他定罪，就等于他杀人是无罪的，文革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得认罪，必须忏悔，在具体的判刑上，可以量刑从宽。
闾丘露薇：请教一下徐先生，其实在文革期间这种杀人的，主动的，或者是被要求的这种去杀人的个案，应该是非常多的，但这样是不是对邱某，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是不公平了，因为他为什么就是被处理的那个，而有很多人是没有被处理？
徐友渔：我觉得不一定。比方有一个小偷，他受到惩罚的，他不能说另外一个小偷，你们怎么不抓他，这不是一个理由，我觉得还是要看本身这个事实。当然我们尽可能应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罪同罚，但是如果没做到，被受处罚，还是要看本身该不该受处罚。
闾丘露薇：如果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如果有人在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个案，都是去控诉，或者说起诉当年曾经迫害过自己家人的这些当事人，这个是不是恰当，或者说法律上是不是应该来受理？
张思之：恰当。作为被害人来讲，他完全可以追究，他完全可以追诉，但是作为加害人的人，我觉得他大概还会有相当重大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种复杂性，具体分析很重要。
闾丘露薇：我们接通了我们《南方周末》的同行的电话，听一听这位同行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再多一点点的信息，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南方周末》记者：闾丘老师吗？
闾丘露薇：对。刘长，你好。这个案件它可能会在什么时候进行最后的结案？
《南方周末》记者：他的宣判据我从法院的了解，应该不会拖太久，可能好像大概在一个半月以内吧。
闾丘露薇：你们在报道里面也提到，当年其实对这个案件，政府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都有过，处理过，对吧？
《南方周末》记者：没错的。它其实在文革武斗，并不是说一直蔓延到1976年，它在1969年左右，就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束，这个年代的时候，军管会发过一段文告，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进行批判教育。一直到1986年的时候，当时可能有过一轮对于文革遗留案件的一个审查，在1986年的时候，这个案子是审判过的，但是因为当事人邱某那时候已经不在地方生活了，他已经去了外地，所以他本应该是在1986年接受审判的。
闾丘露薇：当地法院认为这个案件是不是过了追诉期，还是他有没有受追诉期20年的影响？
《南方周末》记者：不受影响。因为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他的追诉期是按照判刑的时间来走的，死刑的追诉期限是20年，但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这一次审判就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如果这种程序启动是在1986年就启动了，这个时候这个案件就相当于已经处于一种侦查和审查的起诉阶段了，这个阶段这个案子已经立在这里了，这个阶段如果因为当事人的原因，比如说他逃避这种侦查、逃避这种审判，他后面的时间是不受追诉期的限制。
闾丘露薇：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机会接触到邱某，就是那个加害者？
《南方周末》记者：我有去采访他。整体上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愿意谈及以往的事情。
闾丘露薇：有没有任何丝毫的这种后悔，或者说悔意这些有吗？
《南方周末》记者：整体上，至少我没有感觉到。他在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不认为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可能他只是一个执行命令或者怎么样，或者是革命的大潮来临之下，他去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个在当时也不一定是很奇怪的事情。
闾丘露薇：在当地有没有一些人谈论？
《南方周末》记者：我觉得是不多的，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不太愿意去谈这些，那个洪万青他的表述和听力会比邱日仁要好一些，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在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大家见怪不怪的。然后周围的村民，当时我在采访的时候，围绕很多人在我旁边的，大家也非常认同他这种观点，大家觉得这个好像当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好奇怪的，反而是对于我们现在来去追问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比较奇怪。
闾丘露薇：谢谢你，谢谢你分享，谢谢。就像那些村民所说，有很多村民都会觉得，那个时候人人都是这样子的，你们现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很必要？
徐友渔：我有一个标准。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或者一个不正义的国度，你做的事情，你不可能完全推到这个国度或者事情的不正义上面，如果甚至当时的法律也没有允许你做这件事，你都做了的话，那肯定是应该追究的。实际上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子，党风不好、社会风气不好，那我就可以贪污，这是不可以的，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该追究的。
闾丘露薇：会不会有的人会这么想，其实当时我也是接受命令而已，我为什么要去承担，现在你要让我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陶斯亮：文革初期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单纯的，都觉得是捍卫新政权、捍卫毛主席。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到后来，我认为绝大多数人不再是那么没头脑了，应该是有判断了。我比较欣赏蒯大富，因为蒯大富说，他也有怨言，他觉得我都是听从党，我认为我是为党在那奋斗，是听毛主席的话去做，没想到自己却落下一个坐了共产党那么多年的监狱，但是他说，我们整了人，老干部们没有错，我们错了。
闾丘露薇：那这一点想请教一下徐先生了，其实老干部里边也有错的，因为文革之所以会成为文革，它是有所有人各方面的参与，到最后好像现在变成什么责任都是由红卫兵，这些年轻人来承担了。
徐友渔：当然有这个问题。中国人对文革没有忏悔，我觉得下层人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些元凶大鳄我自己都不忏悔，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比方陈丕显，他在文革的时候，有红卫兵写（到），当初他煽动我们起来，他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煽动我们起来，打倒上海市长曹荻秋，后来他（陈丕显）自己写回忆录，曹荻秋跟他多好，多么友好的这种战友关系，他（作为红卫兵）就不服气，所以这个红卫兵，复旦大学红卫兵，他文章的标题就是《我不忏悔》，他说你自己，你现在都是文过饰非，我怎么忏悔。但是我也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一个应该追究上层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的责任自己担。
闾丘露薇：我们来看一个凤凰网的调查，这个调查是由凉茶领导品牌加多宝特别呈现的凤凰网友调查，我们来看看，觉得应该对文革犯罪分子追责吗？九成的被访者认为是应该的；6%认为不应该；4%的被访者就认为说不用操这个心了，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会数据，是由360新闻独家提供的。
我们这里的年轻人比较多，所以可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去聊的话，才会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感受。我想请教一下，当时你看到了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你当时是很兴奋，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时候你还年轻。
现场观众：很惊讶，很惊讶。当时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造反有理那个语录，过去以前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听到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语录，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条语录就公布出来了，这语录就起了发动群众，反正说是让这些红小兵，红卫兵跟着毛主席去造反，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全国的红卫兵，红小兵都在跟着动。刚才说的那个案例，我觉得被害的洪某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加害的这个邱某，又何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呢？
张思之：当年，诸位，你们不要看我现在张牙舞爪的，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共产党，党让我干什么，我绝对干什么。对与错，我不知道，我没有脑子，全国只有一个脑子，那时候全国只有一个脑子，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脑子了，我也同样没有。这个我们先不讲，我们讲那个时候，是1979年那个时候审判“四人帮”，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呢？这是任务，这是党给的任务，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去完成。
陶斯亮：在一个人治的一个制度，一个社会，只要有一个最大的领导者的权力不受监督、约束，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我原来觉得我委屈死了，一天到晚一想到我父亲，就觉得冤得不得了，觉得革命那么多年，最后忠心耿耿，最后死得那么惨，晚上哭啊哭的，就是每天晚上哭，枕头都是湿的。
后来我就慢慢走出自己的阴影了，就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冤屈，这是一个整个我们党，整个我们民族这样一个灾难，就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导致的一个民族大灾难。我、聂力、李讷、林豆豆，毛泽东的女儿、林彪的女儿、聂荣臻的女儿，就我们四个人在文革十年，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红色的公主，像李讷，她都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最后都是很惨。还有林豆豆更惨，我说何况中国的其他老百姓。
文革刚起来的时候，批判我们的大队长，学生批判老师，大队长对我特别的好，我实在是没词了，批判他什么东西，我就说，揭发他，我说他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资情调，对我们影响很不好。结果我们大队长非常惊讶，觉得陶斯亮怎么会揭发我这一条。后来我觉得文革以后，我特别的觉得对不起大队长，我给他写了信，另外，他80岁生日的时候，我抱着一束花去给他祝寿。
闾丘露薇：他有没有给你讲当时听你揭发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太失望了？
陶斯亮：是很失望的，一定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对我最好的。
闾丘露薇：是不是你会觉得如果不揭发，你都过不去这关。
陶斯亮：就不行，我过不去，因为我算是大队长的红人，我要是不揭发，我就是跟大队长沆瀣一气了。
徐友渔：当时除了自保以外，还有是政治上的压力，那种时候是非完全是乱了，就像刚才陶女士讲到的，其实现在说起来，当时能够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实际上是有相当文化跟艺术修养的人才做的事情。你不光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于把一件好的事情，一个高雅的事情，要说成是坏的事情，是非完全颠倒的。
闾丘露薇：刚才我们听到陶女士她其实在不断地反省，然后她在文革结束之后，包括之间就已经是有对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是有去道歉，然后心里面怀有内疚，我们现在电话是连线到一位曾经的红卫兵，曾经的一位参加过文革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他叫张红兵，我们现在就电话接通了，张红兵，你好。
张红兵：你好。
闾丘露薇：张先生，能不能跟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文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张红兵：现场的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我在文革做了一件我刻骨铭心、终生后悔的事情，那就是我亲手把自己的母亲，送上了断头台。
那个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号，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就说了：“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那还得了！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就表态，说——我的母亲叫方忠谋——他就说:”方忠谋，从现在起，我们就和你划清界线!你把你刚才所说的，都给我写出来!”
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我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我心里面还怀疑，我担心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我就是在家里面拿起笔来，急速的、简短的写了几句话，大意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方忠谋，在家里面为刘少奇翻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趁着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跑出家门，跑到我们院子、军代表张排长的家里，我就把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就从他的门缝里面塞进去了，然后我就回到家来。
这时候我父亲又从外面回来了，进去一看，屋里面烟雾缭绕，她——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有一张毛泽东诗词的手迹——就是印刷品，还有镜框子里面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还有什么——全被我母亲把它取下来烧掉了，我父亲也非常气愤，就说：“打反革命分子！”我手里拿着擀面杖，父亲这么样一说，我心里一惊，但是面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我实在下不了手......
父亲就命令我，”找绳子把反革命捆起来!”我父亲又出去了。正在我找绳子的时候——这时候父亲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当时县公检法军管组的负责人，跟着军代表张排长，张排长上去一脚踹在母亲的腿弯，母亲就”噗通”一下跪在地下，然后他们用带来的绳索结结实实的捆起来，在捆的时候，我甚至听到了母亲的肩关节发出的”咔咔”的声音，到最后，我母亲是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她的罪名就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等等等等。
闾丘露薇：想请问一下张先生，你听到你的母亲被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张红兵：我记得。当时我甚至是参加了固镇县万人公审大会，而且我也到刑场去了。我是在自己思想经过激烈的斗争的情况下去的：组织上也就是官方，对我怎么看？我不去，官方又对我怎么看？我既然已经揭发批判检举了母亲，走到这一步了，我还得走下去，因为我还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还得走下去；但是从心里面，我再也不愿意提“反革命分子方忠谋”这几个字了，再也不愿意想那几个字了。从我的精神上来说，我当时的精神就快崩溃了；我的肉体，我的身体，连路都走不动了；但是为了继续的前往走，我又往前迈出了一步——到了万人大会的现场，亲眼看到我母亲在万人大会上的表现，然后我又跟到刑场，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去......
闾丘露薇：张先生，你跟你的父亲后来是什么时候又谈起这件事情的，什么时候觉得后悔？
张红兵：这个事情在我家里面，是天塌下来的事情，怎么能不谈呢，无时无刻就像刀一样，在割着我们的心脏......
张思之：红兵，我们记着这就是文革，不要忘记这一点，你的母亲非常、非常之可敬，你现在也很可爱。
张红兵：我对不起......妈，对不起......
闾丘露薇：我想我们应该不需要再跟张先生再多聊了，其实透过他讲述这个故事，大家一定是非常的清楚明白了，他的自己心里所遭受的这种痛苦，这个家庭因为这场文革，然后它所遭受的变故，张先生是一个他之后，他愿意出来讲，那就是一个他有反思、有忏悔、有悔恨的这样一个人，他没有避讳自己在自己的母亲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太多、太多人在谈到文革的时候，不愿意讲，或者更多的是会把自己当时怎么受害的这样一方面，来讲给大家听。我想问一下徐先生，这是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这是很危险的一点。
徐友渔：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还想指出他这并不是个案，有几个大学校长有谈到，他说几乎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中学校长，都是被学生拳打脚踢的批判，但是能够道歉的，现在在全国说起来，可能就两、三件这种案例。
陶斯亮：对。刚才听了张先生这个叙述，我忍不住流泪，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有说服力了，就是文革把人性摧残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个时候就是人都是以阶级来分，讲阶级斗争，没有一点人道主义，也不宣传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我很佩服他，能够如实的讲出来，我觉得他讲出来以后，应该从此以后心灵就平静了，而且我相信他母亲看到他今天的忏悔，也会原谅他。
至于我觉得那些还没有忏悔的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悄悄的，内心深处多少是会有点忏悔的，只是他们没有勇气像张先生这样表现出来，因为经历过这么多的文革，还有经历开放改革，然后我觉得还认识不到自己过去的错误，还认为自己是做的天经地义的对，这个匪夷所思了。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是看不清自己有错，认识不到，而是缺乏勇气。
张思之：文化大革命过程当中，包括1949年之后，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一个最基本、最突出、最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揭发，打小报告，搞小动作，真的人不是。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是所谓的劳改环境，在劳改的过程当中，你们应当能够理解，大家伙都希望自己能够稍微好一点，或者快一点好一点，于是怎么办呢？我要揭发你这个坏东西，你这个狗东西。我揭发你，你肯定要揭发我，互相之间，彼此之间在这里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在这里搞，我们那个时候就搞的天地翻覆的，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尊严，丧失殆尽，人的尊严并不表现在物质生活上，关键在于精神方面，我们那个时候拿着这个人，不是个人了，以现在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话，我们不是人，但是我们有尊严吧，我们即便是有，我想归根结底还应当把那个真正犯了反人罪的人，把他老人家请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吧。
闾丘露薇：陶女士，像你们家庭，包括您个人，都因为文革是遭受了很多的变故，如果让你去想，我要去追谁的责任呢？如果我可以告，我可以告谁呢？去为我的父亲讨回公道，为我这个家庭讨回公道。
陶斯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头，我觉得都是“四人帮”和江青，我觉得他们蒙蔽了主席，坏事都是他们做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被江青迫害致死，所以我父亲一直到死，都一直在表明心志，一直到最后，弥留之际都说，我们不反对毛主席，我不反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他老觉得他倒台，是因为辜负了主席，他还是没有做得很好，但是随着现代时间，我觉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江青身上，如果没有主席的首肯，江青也不会，也没那胆量来打倒那么多的，也算党的元老级的人物，也不光我父亲一个人，打倒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事情。
徐友渔：当时他就是政治局常委，要靠江青是打不倒的。
陶斯亮：江青是完全执行主席的，不折不扣，所以我觉得就牵涉到咱们审判“四人帮”，我始终觉得江青有一个罪行是不能成立的，说她是反对毛主席。
闾丘露薇：但这个当年你在做辩护的时候，是不可能，是没有想到过？
张思之：不，这个偶尔想一想，但是不敢想，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们那些人里边，有学问比我大得多的人，公开讲，搞清楚，“四人帮”还是“五人帮”，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闾丘露薇：如果现在你再去辩护的话，你觉得如果我们要去追究这个责任，你会觉得？
张思之：那你让我发一句豪言壮语，好不好？
闾丘露薇：好。
张思之：我愿意掉头，该怎么讲怎么讲。当时的审判，我们已经觉察到那是个政治审判，这一点当时就很清楚了。
陶斯亮：因为我也问过我母亲，我说妈妈，你恨不恨主席，我妈妈说，我不恨，因为他是一个病人，她是这么定位的。她作为一个毛泽东的老战友，在井冈山时期，就一起走过了非常艰难的战争岁月，但是到最后，她不恨毛主席，她原谅他。
闾丘露薇：那你母亲恨江青吗？恨“四人帮”吗？你母亲？
陶斯亮：我觉得后来江青“四人帮”，我们觉得她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我们就不再恨她了。因为法律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老怀着这种仇恨。
徐友渔：我觉得两个原因，如果没有毛泽东，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比方最近王蒙就说，文化革命是中国的必然，我觉得当然这一点也不成立，苏联也是同样体制的国家，怎么没有文化革命。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毛泽东，他有他特定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毛泽东，让全国当初6、7亿人都卷入进去那么狂热的话，这也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一点，其实这一种社会原因到现在都还存在，这是更重要的应该分析的一点。比方现在最大问题，中国社会不公正，文化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就说社会不公正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造成的，就可以任意冲击他们，虽然以后假定中国未来，我们设想没有那种再用武器开火的这种情况，但是会出现那种大暴乱，就是我把谁指控成是阶级敌人，指控是贪污腐化分子，可以随时把他吊在电线杆上，那种局面还是有可能发生，就跟法国大革命一样，这种事情同样一定是要避免的。
闾丘露薇：我想跟大家讲讲是，我去年的时候，在毛泽东生日的时候，去了韶山，我是非常惊讶的，在他生日之前一天的晚上，是有一万多人在广场上的，而且很多人是流泪的，他们是聚集在一起那种感情。你会发现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这种民众当中的土壤，还是蛮深厚的，所以您怎么看呢？
陶斯亮：在基层，在一些弱势群体中，确实他还是一个很有感召力的，因为他是被赋予了解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中的这样的一座神明。所以重庆事件，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子。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像文革的时候那么统一。现在的话，如果再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和判断，特别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不会像我们那样的那么盲从，我们有部动画片叫《没头脑和不高兴》，我们就是属于没头脑，你们就是属于不高兴，有些愤青就属于不高兴，天天老是不高兴，我们确实是没头脑，所以我觉得这个危险是，文革复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它不一定是以完全那种形式。
徐友渔：你看支持重庆模式，支持薄熙来跟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毛泽东是一回事。你从薄熙来事件里能看出来，中国人有多少现在还在支持重庆模式，你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们并不是说，我还是希望有一场大浩劫的文化革命。一般它的危险在哪，我们希望有一个实现毛主席的平等社会的这种文革，他是打着这种旗号来进行的，所以危险比我们想象的多，谁都不愿意中国人再来一场大灾难，但是谁都愿意中国去追求自由跟平等，那这就麻烦了。
闾丘露薇：请现场的观众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现场观众：可能咱们对文革认识可能有一些好处，尤其对咱们年轻一代，一个就是对于文革来说，好像咱们在座的嘉宾，好多人都认为文革是错误的，那么从相对论的角度来说，文革有没有对的地方。
徐友渔：如果没有文革把中国社会制度弊端推到极端的话，就没有最后的改革开放，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吃了苦，也吸收了教训，但是这你不能说是文革是好的。
陶斯亮：我觉得文革前，党的干部从上到下，总体而言，他们是有左的错误，他们犯了很多左的错误，但是总体上没有腐败，其实现在才是真正的腐败。
闾丘露薇：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网友认为。
陶斯亮：那只是借口，打倒这些当权派。
张思之：基本同意。
闾丘露薇：怎么回答这位观众，他要你思考。
张思之：他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证明他是罪恶的，他必须彻底打倒。
闾丘露薇：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把题板拿上来。
张思之：宽容是个好概念，但又必须给予具体分析。
陶斯亮：我理想的社会是人人都接受人民监督，人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社会。
徐友渔：四个字“拒绝遗忘”。
闾丘露薇：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嘉宾，为我们留下的这几句话，而且我相信大家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对于文革这个话题，对于很多人在文革当中所遭遇的故事，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大家应该都有了很多的感触。好，谢谢大家。在最后也要感谢凉茶领导品牌加多宝的大力支持。全民相对论，欢迎您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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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5 17:5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