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 四十年前的一张大字报(六)

buping

這一個小事件把黨支部（是不是該說黨委﹐或者當局﹖）逼到了牆角。這一個小事件是結束了﹐但是這一結局令黨支部太不滿意了。於是黨支部開始轉到我的原始大字報上來了。當然更可能的是由於市裡的指示。連隊召開了一次辯論會。我當然得對付﹐不過也沒有太認真﹐因為我從來沒有把他們當成我的對手。你辯我答﹐記不起有什麼激烈的場面﹐也記不起有什麼高昂的口號。二﹑三天後﹐連裡又召開了一次批判會。所謂批判會﹐我當然是不能爭辯的。於是我便端了一個小凳子去﹐坐在那裡聽﹐其實大概也沒有聽﹐會開好了便走。這種批判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把上海當戰場﹐把農場當宿舍的。這些插曲只能算是幾個小夢吧﹐我會認真麼﹖不過我還能記得一些批判者嚴肅而認真的模樣﹐不禁令人啞然。這些批判者其實也就是前面兩份大字報的作者。他們希望在這中間撈根稻草﹐為自己上調創造一些有利的條件。劣童事件上撈不到﹐就到大字報上來撈。要不是我的大字報﹐這些個辯論者﹑批判者﹐恐怕八輩子也想不到“真理是否有階級性”這一個問題。可是時機一到﹐一下子成了這個問題的專家﹐有資格對別人批判﹑鞭韃了。可惜天不作美﹐算盤打錯了。一個天大的機會﹐竟然就這麼一次辯論會一次批判會就匆匆收場了。儘管沒有更多的表現機會﹐但我想﹐他們的忠心還是得到了回報的。
再隨後﹐我得到了內部消息﹐市委對我作了三條指示﹐最重要的一條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思想教育為主。其他兩條記不清了。至此﹐大字報事件落下了帷幕。
回過頭來看這一段經歷﹐可以說是等待着的沒來﹐沒想到的卻來了。作者原先預期着的﹐是批鬥﹑逮捕﹑公審﹐甚至。。。。可實際到來的﹐卻是這麼些亂七八糟的事。
總的來說﹐當局對我的處理是不嚴重的﹐或者可以說是沒什麼處理。劣童事件﹐還讓我瀟灑地戰鬥了一回。沒有抄過我的家﹐也沒有逼着我做檢查。72年的上調﹐我當然不抱奢望。73年也沒讓我上調﹐我想多數是當時支書的一人所為﹐不一定是更高當局的意思。最後也終于讓我乘上了末班車。後來的入學﹑出國﹐都沒有受到影響。確切些說﹐沒有受大字報事件的影響。這是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自己。
這未期而來了的﹐原因到也易析﹐這預期而未來的﹐便有點難以捉摸了。共產黨向來是以抓階級鬥爭﹐揪階級敵人而聞名的。而今對於我這個公開跳出來的分子﹐居然採取“不接招”的戰術﹐實在令人捉摸不透。是出於對一個農場青年的寬恕﹖是感到接招可能會被動﹖還是決策者中有人讚同我的觀點﹖不過至少說明共產黨裡溫和派的存在。我倒是很想知道高層﹐或者說中層在這一大字報事件中的決策過程﹐很希望能有知情者告訴我一點內幕。對於我來說﹐大字報貼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象一只大雁飛來了﹐又飛去了﹐甚至沒有留下一點音響。大學期間﹐時時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就是﹕學校領導知道這件事嗎﹖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擋案中是否有這一事件的記載。
還有一個插曲值得提一下。就在我的大字報貼出以後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了張恩慈先生的一本書﹐書中便主張真理是有階級性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張先生的大名和他的主張的罷。我正好看到了那本書。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天賜我的良機﹐又給了我一絲希望可以挑起論戰。我便給張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張恩慈先生﹕
正當全國掀起學習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批判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高潮時﹐先生所著的《認識與真理》能得以再版﹐確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好事。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自然會對廣大群眾的學習帶來很大的幫助﹐便是略有不當之處也可以引起爭論﹐明確真理。
先生自然是準備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的﹐所謂“不當之處歡迎讀者同志們批評指出”只不過是謙虛之詞。先生也早知道“不當之處”是有階級性的﹐總是會有人來反對先生的觀點的﹐那麼本人便是一個。
本人正好在先生的著作再版時投了一稿給文匯報﹐闡明了本人對真理的階級性的看法。自然﹐本人是主張真理無階級性的。而且﹐本人也不想隨風倒﹐就是說﹐在沒有足夠的理由來反對本人的觀點時﹐是不大準備放棄的。
也無所謂“不當之處”﹐不過就是願意同先生辯論辯論。本人信奉的是兩條真理﹕“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真理越辯越明。”
若是先生認為本人的文字不值一駁﹐那麼﹐誠然先生完全可以將此信丟入廢紙簍去。
若是先生認為必須同錯誤作鬥爭的﹐這是先生的義務﹐那麼就請先生進行一下反駁﹐進行一下辯論。無論是私下的交換意見還是公開的辯論﹐在我是都無不可的。但只是本人並無發表本人意見的場所﹐上次的投稿即是一個明證。那麼若是先生願意公開辯論呢﹐就請將本人的文字與先生反駁的文字一起發表。因為據我所知﹐魯迅先生是頗喜歡發表對方的文字這一無產階級的手法的。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自然先生也可以諸如進行大批判等等﹐只要先生認為這樣就可以證明真理是在先生方面﹐就請便吧。
以上為前言﹐下面陳述我對先生著作中新加《客觀真理與階級性》一節的意見。
(下略)

但是﹐我仍然未能如願。
信大約是在八月發出的。數月之後﹐大約在12月份﹐信被退了回來﹐說是“查無此人”。我只知道﹐這數月之中﹐這封信去過北京人民出版社﹐去過朝內人民出版社﹐曾經被拆過﹐至於還去過什麼地方﹐經了何人之手﹐是否受到過什麼批示﹐我就不得而知了。
現在回想起來﹐回崇明後﹐自己並沒有機會回上海﹐一直到國慶節以後。當時應該是有人告訴我張先生書的出版以及他的這一觀點﹐而我再托人去買了來的。不過﹐確情是記不清了。
記得在大字報之後﹐一位朋友前來看望﹐鄭重地向我指出﹐你這是在玩火自焚。我當然不會與他爭執﹐他是好意。況且在旁人看來﹐自己也確實象是在玩火自焚。不過在心底裡﹐我是在回答﹕你說我玩火是說對了﹐不過何以就一定是自焚呢﹖我需要的是把這不合理的社會秩序焚毀。
72年底﹐曾想象着自己第二年如果上調的話﹐戲作了一篇短文﹐如下。

拒發糖辭
予﹐乃68年來崇之學生也﹐至崇務農﹐勤懇三載﹐而有大字報之舉。
此舉既出﹐舉隊之人﹐莫不震動﹐皆謂人心之難知。有謂思想複雜于前者﹐有謂資產階級思想大暴露于後者。而眾者﹐初莫敢近﹐稍久﹐弗見惡意﹐略釋遠避之心。
數月﹐而有劣童誣陷之事。此事既傳﹐遂遭側目之視。既無告者﹐亦無問者﹐而有遠者﹐加之避者。至余知之﹐不勝感嘆﹐乃慷慨陳詞﹐言語鏗鏘。然終莫釋眾疑。雖不敢謂其有﹐亦不能斷其無。縱有一二﹐心知我冤﹐而口不能言。弗敢近之﹐莫若遠之。我隊之諸君也﹐避我如避虎﹐送我如送佛。
雖然﹐而上調之事﹐乃利害攸關。人皆爭之﹐誰肯舍之﹖雖余利在諸位之先﹐爭之者曰﹕與其你走﹐不如我走。不爭之者曰﹕雖欲送之﹐不敢助之。
今日之行﹐天助我也。而諸位遂曰﹕可喜可賀﹐糖乎糖乎。予答曰﹕何喜之有﹐賀者為何﹖發糖﹐予無此意﹐無此本。
蒼鷹之行﹐安燕雀之能料﹐丈夫之志﹐豈婦人之能知。此行也﹐禍福之難卜。

記不確什麼時候﹐我又把第二篇文章《魯迅論創作》抄成了大字報﹐不過它始終沒能面世。一是我對這一方式有點遲疑。共產黨一撕了之﹐置之不理的手法多少讓我有點氣餒。第一篇大字報的存活期是半天﹐據我所知﹐它是下午二三點鐘被撕去的﹐第二篇大字報的存活期又會是多長呢﹖這是我唯一的手段﹐但它的實際效果究竟怎樣﹖我能通過這一手段來發表我的觀點﹐讓我的觀點為人所知嗎﹖我能通過這一手段來挑起一場大辯論﹐使自己成為一個主角嗎﹖二是我母親得了癌症﹐我當然也不能自由行動。其後﹐文化革命結束﹐既使得這些文稿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又使得合法道路有了一點希望﹐然而卻始終未能面世。當然﹐也得承認﹐隨着時間的流逝﹐熱情也有所減退。出國前夕﹐第二篇大字報的抄稿被祭了火神。
我想﹐讀者中﹐朋友中﹐很多人會有這樣的問題﹐盡管提出的人不多﹕你後悔過麼﹖坦率地說﹐沒有後悔過﹐而且﹐是為之自豪的。朋友的意思是說﹐為了一篇大字報﹐兩年沒能上調﹐得失相較﹐似乎不合算。你說這麼一篇大字報﹐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從我的角度來說﹐我是準備好承受遠為沉重的懲罰和打擊的﹐大字報以後的遭遇﹐雖然在當時也有些憤然﹐但總的來說﹐應該算是輕的。不過我的不後悔當然並非懲罰輕的緣故﹐我求仁而得仁﹐還有什麼後悔呢﹖當然﹐如果真的有沉重的懲罰和打擊來臨﹐我能不能抗住﹐我會不會背棄自己的初衷﹐我的骨頭是不是足夠地硬。這我自己也不能保證﹐雖然我是做好了準備的。不過這樣的問題意義不大了。
換一個問題或許更現實些﹐寫了這麼多文章﹐在當時中國百姓最需要這些思想的時候﹐卻沒能讓自己的思想與人們見面﹐不後悔麼﹖當然﹐實際上應該說﹐沒能成為一個悲劇角色。讓這些思想與人們見面本身是現實性極小的。這大概應該從兩方面說﹐一方面﹐沒有進一步嘗試﹐當然有點遺憾。因為﹐如同我說過的﹐我是相信事在人為的。另一方面﹐儘管我倒是從來不曾有過怕字﹐但也是身不由己﹐種種因素﹐終于使得自己沒有再次出手。再一方面﹐這也免去了自己的生活的苦難和悲劇﹐使得自己今天也還有機會上上網﹐寫點東西﹐還有機會出版這一本書。總之﹐時時還是一種矛盾的心情吧。我想﹐人們不會怪我罷。
這也正如同我對于當局。當局挫敗了我的陰謀﹐沒有讓“真理有階級性嗎﹖”成為一個社會爭論的熱點﹐當然是我不滿意的。另一方面﹐當局也還談不上對我迫害﹐在當時的形勢下﹐應該說是對我很寬容了﹐這也是應該承認的。
已經三十年了﹐當我今天在碼這些字﹐我仍然感到心靈的創痛。文章所寫的﹐在今天都只是一些常識了。然而在中國的某個時期﹐卻必須準備好用生命去換取這些常識﹐甚至﹐最令我痛惜的是﹐用生命也換不到。
確實﹐今天這一些都已經是常識了。然而﹐這些常識能夠在國內出版麼﹖等到有一天這本書能夠在國內出版的時候﹐作者也可以閉目了。當然﹐如同上面所說﹐《肥田集》實際上有兄弟兩個﹐憋了三十年﹐弟弟總算出世了﹐而哥哥還悶在肚子裡﹐這總是不太人道吧。那么作者的另一個願望便是﹕早寫的《肥田集》也能得到出版。我想﹐不用等太久了。

應該說明的是﹐這次重新碼字﹐作了極少一些文字上的改動。讀者可以看到﹐對於三十年前的文章﹐作任何政治意義上的拔高或糾正﹐使它顯得更正確或更激烈﹐是沒有意義的事。回首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是羅嗦﹐其次﹐讀者很容易看到﹐裡面用的問號比句號還多。重新碼字﹐最不滿意的是《林彪死後感》中的愚民論﹐碼的時候有一種想法﹕這是我寫的麼﹖因為這與我現在的觀念不大相合。對於國民﹐我是主張啟迪多于責備的。當然﹐這裡還是按原樣碼上了。《論自由的階級性》開首有點突兀﹐因為最開始這是作為《從階極性談起》的一章﹐從前面連下來的﹐但結尾確實不夠好。《林彪死後感之三》分成一﹑二﹐不太合適﹐當時的想法﹐大概是一是對一般而言﹐二是針對衛東兵的文章而發。
有的文章﹐後面當時寫有日期﹐也就照樣碼上了﹐但一般地我不寫日期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原稿找不到了﹐找到的乃是當時隊裡批判我用的一份幾個人抄的複印稿。稿中錯字﹑錯節連篇﹐慘不忍睹。一般的﹐把它理理順也就算了。但其中引用了兩段艾思奇先生的文字﹐理順當然是不夠的﹐故又重新到圖書館找了出來﹐照本碼上。另外﹐《影響論》碼到最後﹐出現了四人幫的字眼﹐到底是碼的這份稿子是四人幫倒臺以後重新寫的呢﹖還是四人幫倒臺以後再加上的尾巴呢﹖實在是記不起來了。但是﹐如果把78年左右的修改稿作為72年的文稿總是不太妥當﹐為此﹐又重新按69年整理稿碼了一遍。兩者的區別﹐69年的整理稿語氣要溫和得多。不過﹐重讀之下﹐感到文章也還是初稿寫得好。
《人民日報》的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佈”和上海《工人造反報》的社論﹐以及林彪死後的一些社論﹐《紅旗》雜誌文章都找不到了。但《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還留着抄稿﹐一併附在這裡。
作者不希望讀者過多地猜測﹕本書作者的真人是誰﹐不過希望讀者能夠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經有過的一種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個青年曾經有過的思想﹑願望﹑意志﹑勇氣和膽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與其說這本書﹐這些文章是屬於作者的﹐倒不如說它們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感謝曾經為我保存過不為人知的黑材料的朋友們。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個人的歷史就要重寫了。感謝在我困厄的時候﹐向我伸出過援手的朋友們。本書的出版﹐或許會激起他們一些深有感觸的回憶吧。
雖說自從《肥田集》成稿一直到現在﹐斷斷續續的﹐一直都還在寫文章﹐但是老實說﹐心中最鐘愛的﹐還是三十年前的舊稿。它們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要是不能把它們出版﹐實在是抱憾終身。也許我不能為孩子留下多少財產﹐但是我希望他們能記住﹐這本書是他們的父親寫的。我希望他們從中感受到的是責任﹐是力量﹐而不是一聲感嘆﹕這個傻瓜。
唉﹐把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和有過的想法回憶起來﹐也是夠累的。
回想當年﹐佇立橋頭﹐思量終日﹐不願守株以待毛氏之逝﹐乃決意在毛的生年挑戰于毛。結果是有挑無戰﹐本書也在毛氏故後才得出版﹐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