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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2 12: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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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启出生于一位农村中医家庭,父亲打算让他传承祖业,他偏偏要念书走上另外一条路,1954年高中毕业,因为俄语学得好,特别是“嘟啦”舌根颤音很有特点,学校教俄语的教师奇缺,就留校让他做了初中二年级俄语教师。他工作肯干有朝气,祖传中医世家也不算成分不好,学生时期入了团,当了学生会干部,留校当老师又是党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1956年开学,教育局人事科找他谈话,调他去小城矿区新建的一所初中任教,先担任科任组组长,负责谈话的另一位同志还明确暗示他,很快就任命他当教导主任。赵德启知道那所学校位置偏僻,校舍和校园设施较差,可一想到这是党组织在考验自己,苦点累点算个什么!?那时候人人追求进步,哪有人会在关系个人利益上有条件可讲?!欣欣喜喜的他,找根木棍,一头挂着行李,一头吊着书籍洗漱用具,徒步八九里走土道报到去了。学校环境条件比预想的还要糟糕,一个由土坯、碎砖圈成的大院落,内有两排旧平房构成的教室,一日式建筑物是教员备课批改作业室,校长在一头另设了一个小屋。院落已经不算封闭,习惯抄近路上下班的矿工和附近农民,将院墙扒了几处豁口,踩成了一条条小道;学生厕所也自然成了内急要方便者选择地。这也就多次发生小流氓扒坏树木薄板偷窥女生上厕所,女孩吓哭不敢个人如厕的问题。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作为校中层干部的他,向名叫章笋的校长提出意见。此时赵德启年轻气盛,说话用语也就尖刻些,他说校领导忙忙碌碌,优哉游哉,隔三差五跑教育局,在领导车前马后转,有些事也该看得见,关心关心,举的例子就是厕所已经不能遮挡学生,女生有的被尿憋哭啦!经历过伪满、国民党两朝元老的章笋,面皮红涨了一下就立刻冷静下来,态度表现很大度,笑一笑说赵老师到校不久,关心学生精神很值得敬重;又解释到:此事已经多次向教育局汇报,只是钱还没批下来,近期继续向局报告、争取拨款云云。话说到末尾,双眼又一次投向赵德启,咧嘴笑了笑,表示了对年轻人感情冲动的理解,也似乎是显示着个人的善意与修养。
还有一次,学校开展反对学生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教育,这位章笋校长面对广场列队的学生,以一种挖苦、讽刺的语言对学生训斥,说着说着竟临场发挥起来,眼睛瞅着几个着裙子的女孩叱责道:“看看,小小年纪穿起了大裙子,那不是美丽,我看是臭美!是把资产阶级大小姐、太太的臭当作了香!花花绿绿的裙摆拖拉到脚后跟,没洗干净沾着泥浆,简直同村子跳大神女人一样,哪里还像学生,还象新中国未来女性!?几个女孩子脸臊得通红,有的当场捂脸抽泣起来,也有撕扯着裙子跑开,次日有几个女孩子没来上学……
1957年5月学校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赵德启脑子里浮出了这些事。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年轻人也习惯用出身成分社会背景分析一个人的言行。他心里想:你章笋校长,出身地主家庭,解放前是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搞过反内战民主运动,真的背叛了本阶级了吗?上层关系搞得挺好,对学生怎么就不负责任呢?!于是,他站起来发言,说:“对新中国、对共产党没啥意见,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党是关怀老百姓的党。对学校和校长我提两条:一是男女厕所大窟窿小眼子,不挡风更不遮人,女学生上厕所得集体去,用身体站成圈围着防止偷窥,太说不过去,提了多次领导还当耳旁风“,赵德启稍作停顿,有意瞅了一眼章校长,只见章校长面带笑容正倾听他发言,不慌不乱,似乎还能从眼神中看到一些鼓励,接下去他又有点情绪冲动地说:今天新社会是提倡反封建,男女一样,可进出茅房男女总得有别呀!”说到第二个问题,感觉到前后座位上的老师对他发言很感兴趣,气氛有些躁动,但会场还很安静,这使他的血气再一步升高,竟看着领导坐席的教育局派来的成员,章校长,很直白地说:“当老师的,做校领导的,说话讲话得注意分寸,客气些,不能伤害学生自尊心,教育学一再强调尊重学生人格,我们做的如何?”话锋一转,眼睛瞅着台上人员,“比如咱们章校长,元老级人物,在操场上面对几百名男女学生,把穿花裙子、布拉吉的女孩子比喻成跳大神的,骂为资产阶级臭小姐,除是一种羞辱,说话者一时痛快外,还能真正起到教育作用吗?!咱们作师长的,是兄长、是长辈,说话不能太刻薄、太损!”
赵德启发言后,会场除有少许唏嘘,还是很静的。他注意到老师的眼神表情,有的是鼓励,赞许;有的是惊恐、悚然。而那位章笋校长虽然说神态上没见大的失常,但依稀能看出隐隐约约的不快,特别是赵德启发言使用刻薄一词后,又连接个“太损”,“损”字使他神经有些敏感。因为在此前他的耳朵里,已经风闻到少数师生私下传言:“章笋、章笋,真个够损!”而今天赵德启这个上面培养对象,也太目中无人,胆大妄为,竟然在大会发言中用上“损”字,这不明明当面骂我吗!?太不像话,感到很愤懑,多年练就的自控能力,使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还不失时机的站了起来,说:“赵老师发言讲得很好,积极响应号召,有啥说啥,勇于向‘三害’开炮,我这个当校长的要向他学习,大家也要向赵老师学习,党欢迎大胆提意见,学校和我本人也真诚接受批评,老师们继续提!大胆地提!”
赵德启当场受到了表扬,脸上一红,心里美滋滋的,多少还有点为自己的感情冲动有种内疚的感觉:领导多诚恳,章校长多大度,以前对章校长的误解很不应该,自己以后一定改变对领导的不敬态度,同领导建立起和善关系。这种友善的反思和良好愿望,在一个月不到的另一次会议上消失了。那是几个中学教师联合参加的批判大会上,章笋首先发言,此刻脸上不见春风,面皮红涨,脖筋隆起,连裸露的胳膊的肌肉也在抖动,他指着赵德启的鼻子,怒詈:“你赵德启是条白眼狼,是无情无义的癞皮狗,你骂我章笋损,因为我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你以学校环境问题挑拨师生关系,学校于居民关系,何其毒也!这是什么性质,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丑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你是个什么东西?是地地道道反党反社会主义小爬虫,右派分子!赵德启戴上了右派帽子。
冼维新:他是坚信共产主义信仰,并愿为此付出的人。他戴着右派帽子21年,未在结论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改正”时人家找到他,他的回答是:我从来没将自己看作右派。由此引发的故事折磨过他,也见证过他那种不寻常的“傻呆”。冼维新讲,自己是1945年初冬,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煤炭小城时,背着寡母和已将他过继给那位抽大烟吃嘴巴饭前伯父老爹,同几位国高未毕业闲散在家的同学一块参军的。虽然说念书成绩很一般,但他在生活中动脑动手能力很强,小小年纪就能从大块煤中选出“煤精”,在“煤精”上雕出栩栩如生历史人物故事,花鸟虫兽;戴上右派帽子后,又自悟成了木、瓦匠,一般无一技之长的右派担石挑土,他就能干上轻巧些技术性劳动。基于有这种善于动手动脑的能耐,在第四次攻打四平时,已经是侦察兵班长的他,设计捉过“舌头”,获得过很有价值的情报,在火线上立了战功入了党。1947年大反攻时,他随军第二次解放了故乡矿山小城。当时为充实地方公安力量,让他当了名派出所所长,后又任公安局经保科副科长,前辽东省公安厅侦察员,保卫过首长,跟随过苏联专家,工作尽心,头脑灵活,再会些拳脚,也就颇受器重。在从事保卫首长,专家中,有机会同这些人做过零接触或侧面观察,他思想里一方面是血与火打拼出来的共产主义信念,另一方面又是对现实生活某些相背离事实的看不惯,觉得有些干部明一套,暗一套,说作两码子事,私下里,也向别的同志表明或流露过自己的看法。1955年报上公布苏联交还中长铁路,和从旅顺口撤军,公报讲要移交全部设施设备,而他亲眼看到苏联老大哥的专列,整车厢往国外运机器、设备、拆卸下来的海岸炮……他同别人讲:老大哥打败德国,从苏占区拆工厂设备,拉走机器;打败日本,又从东北大工厂卸设备,拉机器,留下一座座空厂房,如果这些可以用不让反动派死灰复燃,不落入敌人手里做解释,也就勉强算了。可是现在新中国成立了,百业待兴,我们要强大,要有工厂,再拆走机器,留下空厂房,应对了日本人说的种高粱去吧,将海岸线大炮拆走,留下空炮台,还开走了舰船,敌人来了我们用嘴咬?!这老大哥真小气,真不够意思,算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他评论周六干部舞会:说工人农民常年流汗水干活,为国家创造财富,而大干部们周六有休息不算,还调来漂亮女文工团员陪着跳舞……这些私下议论,难免碰到“靠近组织”或“隔墙有耳”者的打小报告,甚至添些油加点醋,传到领导人那里,对他自然产生了异类的看法。1956年夏秋,他被下放到庄河县公安局锻炼。到县公安局报到后,虽然有个副职头衔,但他不做机关坚持下厂下乡,特别愿意接触普通农民,同不少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看见和听到,农业合作化后,社员集体热热闹闹下田种地,劳动做样子走过场多,打粮比土改后单干时要少,多数家庭粮食只能勉强填肚子;一些人反映,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干部虚高报产量逼迫农民卖所谓的余粮,多数农民家庭几年来是吃饭看锅底……整风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会上发言会下写大字报,冼维新觉得自己是有话要说,一个信仰追求共产主义党员嘛!他晓得自己字写的勾勾巴巴挺难看,也就在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有几次发言而没写大字报。一次,一名老干部讲完统购统销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对农民存粮估算过高,统购过头,干部做工作强硬逼迫,农民很不满意;和农村合作化不该搞运动刮风内容之后,他跟着举手发言,说自己所见所闻是农民种地吃不饱,三大忙季不再是正常三餐干饭,甚至有粘豆包吃,菜也不是酱黄豆,土豆、萝卜汤;而变为两干一稀、两稀一干,甚至一稀一干,不少家庭的干是皮粮磨成的面做的饼子,干巴巴苦涩涩的不好下咽,菜汤除了有咸味见不着油花……结论是建议党组织,干部做工作要实事求是,别刮风跟风……又说,刮风种不好地,吹牛打不出粮。冼维新讲,自己跟随党十多年了,决没有恶意,完全是为追求实现理想,让党永葆青春形象,干部们该多多给百姓办实事有感而发的。
一个人的心是红是白,不能开膛破肚拿出来验证,只能按照一些人的推测,以阶级斗争需要披挂加身。一些左派和以整他人保自己者,说冼维新变质了,是钻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加以批判。在1958年辽宁省整风补课时,可谓谈不上是教育,而是大量制造“右派”,给冼维新归结的罪状是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大团结,反对苏联;是攻击统购统销,诋毁农业合作化,丑化领导干部等。这位经历解放战争战火洗礼,镇反时击毙持枪顽抗土匪,忠诚保卫过首长,苏联专家的战士被划进人民敌人一边,戴上了右派帽子。他拒绝在言词不实的结论书上签名,为此他连续几天遭受“车轮转”战术批斗,却一直坚持顶着,只是小时候出天花时发黑的麻子,此刻锃锃闪亮。当然,这只能换来更严厉的批斗、折磨,而“右派”帽子照旧给他戴到头上,说它是长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几次全国性的“右派”摘帽没他的份,他的“右派”帽子足足戴到“右派”全国大改正的1978年。
冼维新在监督劳动,劳动教养中,干活不怕累也不惧危险,曾一个人爬上房顶换瓦堵漏,又是一个人在造反派远远监视下埋葬无名尸体。可是逼他写认识材料,交代反党罪行时,他从来不承认反对党,说自己坚定信仰,牢记入党宣誓。有人说他所做的事情,比如阶级区分上,真比左派还左派!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来佐证。刚解放时,他任派出所所长,管区内有个交居民管制对象,此人姓邹,外号叫大赖、酒鬼,一年差不多有半年身着一件已经难说清本色的破大衣,尚算完好的兜袋装着一个玻璃瓶子,瓶子盛着散酒,兴许再有一棵大葱或黄瓜,随时随地仰起脖子咕嘟咕嘟灌上一口,咬一口葱就算完活。有人雇用就干干粗活,没活则蹲墙根晒太阳喝酒。居民组街道安排劳动也干,但总是一副醉酒样子,批评他咧嘴笑,斗他还是开口笑脸。居民组长开会汇报阶级斗争动态,他是逢会挂在嘴边的人物,除了魔魔怔怔醉酒,别的言行又找不出什么。一天,冼维新决定将此人叫到派出所训斥一番,见他真如绰号所称谓那样:一张不洗或洗不净的脸,油渍渍的衣裤,散发出怪味的脱毛变光板的狗皮帽子,和他仰脖眯着眼睛呆痴痴的样子,怎么也难同桌上档案登记上记载的小城驻防的国民党暂编师长副官对上号!他自己讲,名义上是副官,但只是拿中尉薪俸,给师长吉普车出入库房开开门,用水冲洗一下泥灰,差不多同师长没什么零距离接触,更不用说参与军机政务啦!小城被解放军解放前一周,已经晓得将对小城实施弃守战略内幕的师长,将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去南京开会,可能一时回不来,考虑夫人是本地人,论关系又沾亲带故是他远房姐姐,就按照当年流行的驻地夫人不能带走托付照顾的做法,由他负责照料生活。邹大赖高兴领受下来,精神上一时还有点飘飘然,自我觉得已经很受器重。师长封锁消息走了,战地夫人不知底细,从这一天起师长就再无个音信。小城一解放,这邹大赖按照公安局的通告规定做了自首登记,又过了一年多时间,托妻让孤男寡女变成事实夫妻,虽然说关系是一种性需要,但有了一个男孩。女人在国民党军队无职务,又念过两年多伪满国高,长相不错又有社会活动能力,1951年小城开设五金商店,被录用为收款员。邹大赖此期间,也进了运输公司当了修理工,1953年因为酗酒和历史问题被解聘,交街道居民组按历史反革命监督管制,每天规定时间扫扫街,掏掏厕所……
训斥很快结束,冼维新只觉得恶心:这算个什么物件?!以后直到他上调省公安厅,再也不愿意见一下这个另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冼维新从集中改造管理变为回故乡自谋职业接受社会监督。一天,红卫兵大规模横扫牛鬼蛇神,上百个被监管的地富反坏右,全被戴上二尺多高的纸帽子拉出来游街示众,二个小时后,将这批坏人就地解散时,大伙摘掉高帽子或原地松动被捆麻木的胳膊。没引起人注意的是,这支队伍里有两人正四目对视,似乎都有一种诧异,又都认出了对方,他们是“右派”冼维新和历史反革命邹大赖。此刻,邹大赖似乎有种胜利的快感,故意很作势的将高帽抖抖重新戴到头上,圆起厚厚嘴唇,睥睨一会儿冼维新,眼睛在说:“嘿嘿,你小子也有今天,当年的神气哪去了!”冼维新麻脸亮了,眼睛瞪圆了,目光告诉邹大赖:“戴右派高帽子,我也不是右派!把我烧成灰也是共产党,永远和你不是一路人!”
冼维新想买斤盐,就进了一家副食商店,转身要离开时,在门口卖散装酒的柜台边,又碰见了邹大赖,只见他手拎高大纸帽子,掏出5角钱买了半斤地瓜酒,营业员向他要盛酒的瓶子,他咧咧嘴,趁售货员侧转身回答另外顾客问话时,拎过酒提留,一仰脖酒进肚了,随手将酒提留放回原处,抹一下嘴巴大大咧咧的提着帽子走了。冼维新看在眼里,就像喉头卡住怪物令他恶心、生厌。随后的岁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又将冼维新同邹大赖扯到一块儿,这简直让他发疯,大病一场险些丢了老命!文化大革命后期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一天,他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独生女儿,领家一个很标志的小伙,冼维新第一时间印象很好,很为女儿高兴,可是随后一打听,这小伙竟然是邹大赖的独生儿子!尽管他看中了这个健康稳重的男孩,一想到男孩的爸爸,心里一百个不是滋味。在冼维新看来,这不但是历史在折磨他,更是自己始终承认的共产党员身份受到了污辱,他明确表示: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姑娘寻死觅活,冼维新态度一直没软下来,说宁可看见女儿自杀,他为此进劳改队服刑,也不接受敌军官的儿子!甩给女儿的绝情话是:“你要硬嫁,我再不认你,永远不许走进这个家一步!”
断绝父女关系,并没有挡住一对年轻人的婚恋,两人草草结婚离开了小城。后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地富反坏右也全摘了帽子,邹大赖有了公民身份,冼维新还是未认下这个挺有出息的女婿,一直到冼维新魂归西天,父女也没有活着见上一面。同这个故事同样有趣的是,这个从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批斗时被比喻成茅坑石头,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见上帝的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改正”。“改正”后他自己心中一直承认存在的“党籍”,为社会所公开恢复,但他要求重新进入公安局工作则未果。年龄已大半百的他被安排到一户企业做了同公安工作有亲缘关系的保卫科长,工作七八年准点正式离休了,又过了不几年患病走完了不归路。
宛如:事是实事,名在这里用了化名。留在我头脑里关于他挥之不去的影像,是本溪劳动教养院大食堂开业第一天,大家排着几条长龙队买饭头一回见到她。那天,我们按照粮食定量标准领到食堂粮票,又将钱换成角、分面值的钱票,持粮票钱票可选择几样干稀的饭菜。为了体现教养院新变化,院部教育科规定各班组提前收工半个小时,每个人换上洗过的劳作服,手脸洗干净,脖子上结上刚发的白毛巾,要精神焕发的列队走进食堂,按次序分别在三个窗口前排队买饭。排长队移步等待时,我无意间注意到一个女人和她身边四个幼小的孩子似乎也在买饭,只是立在一旁候等,没有排队。此女人个头不高,齐耳短发有些花白,脸色憔悴阴暗,一双眼睛凸在黑眼眶上,目光有些许痴呆,但神态依然有种散不去文化教养气质。从脸型看,不算大却团团紧紧,具有两广女子的特征。她安静地站在门侧墙旮旯,身子两边各有二个衣着说不上鲜亮,但还算干净整齐,年龄从四五岁,到九、十岁上下的四个女孩,也都齐耳短发而不是流行双辫子,孩子脸上看不见母亲那般憔悴,却个个眼神里露出是童稚样的惊恐、好奇。女人手拿一个带盖的小盆,孩子大一点的拎着个腰式饭盒,小一点双手握着瓷缸子,全象经过特种训练般立着,没有吵闹,没有交头接耳,只偶尔看一眼移动的排队,瞅一下卖饭窗口而已。我吃完饭拿起自己的碗筷去洗涮,见到她们也买到了饭,正围成小圆圈吃着,此刻食堂人快散尽,空荡荡只有她们娘们了!此后,十几天同样情景重复着,对我们这个老少爷们组成的世界来说,再算不上什么新奇啦!
教养院食堂开业约一周时间,我离开抬大筐的炼焦场被调入技保科,科里除一位潘姓坦克部队专业大尉做科长,几位劳改就业留场技术人员外,同样身着教养服的方姓工程师颇引人注意。他技术等级最高,业务最权威,大家虽然是各干自己份内一摊,但遇见把握不准的技术方面难题,都会去找他咨询,指点的,见他总是不厌其烦讲解,直到对方明白为止。对我这个学习语言文学的青年来说,他没有颐指气使的驱用,而让我干的每件事都交代得明明白白,象培养一个小学生那样,教我识图纸、看规范、计算用料,以及从车间接送木型、样品、化验报告,都给我很仔细教育和引导。他没在一线干活,脸白白净净,气色也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未被政治高压挤垮,身上有一股大知识分子的气势,但又很随和没傲气,使人愿意接近。可此时我还没将这一男一女扯到一起。直到有一天同来自东北工学院冶金专业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监督劳动的卢占有闲聊时,又唠到那个女的带四个小女孩吃教养食堂时,谜团才解开。他告诉我,那个女的叫苑茹,也是右派,是我们所在技保科右派,历史反革命方工程师的妻子。闲着无事,又见我听兴很浓,他接着讲下去:方工程师20几岁从国外留学归国,就任一家国民党兵工企业工程师,军衔为中校,解放前他没去台湾留了下来,依旧当工程师,肃反后定为历史问题内控使用,1957年参加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结合自身说有历史问题就应该快些查清楚,没问题或不涉及政治问题就应该大胆使用,让人家放开手脚干工作,后期定为“右派”,历史问题又再次被提出来,升格为历史反革命,他现实的罪名是右派、历史反革命。随后不久,他当校刊编辑的夫人,也被打成右派。刚开始,夫妻分别在两个地方改造,四个小女孩由保姆照顾,因为二人工资都降了不少,有点承受不了雇保姆等多项支出。孩子身边没父母,东北又无亲戚,改造时间又不是一年半载,对幼小孩子很是牵肠挂肚,基于这些因由,方工程师一再向教养院申请将夫人调入本溪同他一块改造,终获院方特别批准,将女方和四个孩子全弄到方工程师身边,又破例将一处废弃仓库,稍加修葺改成了宿舍,房中间各砌墙辟独立房间住人,东边为方工程师一家,西边为一户就业工人两口子,中间是两家过道兼灶房。卢占有又讲:现在看苑茹这个女人,人老珠黄,精神恍惚,一副老太太样子,其实年龄也就40多一点点。他从方工程师那儿见过被划右派前的一家合影照片,说她长相绝对有江浙女人之娇容,气质更是一副大家闺秀样子。还说读过她的一篇文章,真是观点明朗,文笔犀利,言简意赅,其社会名气在她们工作的煤矿城市,可以说胜过方工程师,他讲,苑茹因内战肄业于一所著名大学国文系,流落北平期间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活动,活动中表现活跃,并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左派思想观点鲜明的文章,后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到辽宁一矿业学院作校刊编辑,又被聘为《光明日报》特约通讯员,因她所在城市只有她一名盟员,她被编入沈阳一高校民盟支部任宣传委员。此期间,同方工程师相识相恋结婚。1957年4月中共中央向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提出帮助党整风、除“三害”动员号召,她这个热爱新中国,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中年知识分子,认为这一重大行动是执政党诚心提高执政能力,推进社会民主进程的一项大作为,对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苑茹作为校刊编辑和民主党派成员,热情参加了多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尽管她本人没有独立发言写大字报,但原汁原味地整理了一些教授、讲师的发言讲话,在校刊上以特刊方式做了全文或摘要刊载,并从中选择一些内容作为动态信息,邮寄给民盟中央和《光明日报》。这年5月中旬,《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赴沈阳市,召开党外知名人士座谈会,并在一家大饭店按时币90元一桌标准,设宴招待与会人员,苑茹以基层女盟员的身份,也应约参加了座谈会并出席了宴请。
全国反右战鼓擂响后,她很快被冠以“吹鼓手”、“急先锋”、上蹿下跳“女斗士”之盛名被揪了出来。尽管她没有在校刊上印刷过自己的一篇文字,会议记录本上也没有她发言的只言片语,但批判者、上纲者,还是以当年那种通常做法将她打入十八层地狱,理由就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观点就是你赞同的思想,是你要说的话,她多次遭受围攻,大会批,小会斗,硬逼她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她则以事实和雄辩口才,驳斥得对方哑口无言,并充分证明自己一直追求进步,响应中共号召参加整风,决无任何攻击党的意识。个人的表白,一些人的同情,还有数不清的无错事实,全扭转不了那个年月制造敌人、编撰鬼的社会气候。1957年底她被定为二类右派撤销一切本兼职务并降薪,送去监督劳动,先是在一处水库工地挖土装独轮车,后带四个幼女来到了本溪劳动教养院。
方工程师与苑茹,一家人在一处接受改造,可谓是不幸中的有幸,她们有自己的住处,有个人的些许自由,在食堂打了近月饭后,又获准照顾从食堂将份粮领出自己买菜立伙,虽然说谈不上吃香喝辣,但喝稀吃干还是随意多了!至此,我们也无缘再见瞪大恐惧眼睛看外界的四名女娃的特别模样啦!1960年初夏,我们一连几日见不到方工程师上班,起初并没怎么在意,后来一位常到我们房间走动的省公安厅下派来的王波,悄悄讲到:方工程师和同屋的就业工人妻子发生两性关系,被抓个现行,要进劳改队(后面还要讲)。几天后,果然看见方工程师低着头,正随一队着灰布衣衫,背上同样写有老大个“犯”字的一队人,走在出工到铸件清砂现场小路上。住宿舍单立灶门的日子结束,也再没见过苑茹,她又带着孩子去何处接受监督劳动,就不得而知了。
于立波:1958年12月8日早,我从课堂上被唤出宣布划为右派,并被立马由一位校医,一名刚从部队转业的体育教师监管送本溪劳动教养院。就在我沿着校园一条小甬路通向便门要离去时,听见操场上传来一阵嘈杂声,其中一个河南腔人边泣边说话,声音高高低低,听不清是讲个啥意思。我下意识的回过头,那不是于立波嘛!?王校医注意到我的惊愕,用我听得到的声音说:“他今早也宣布是右派啦!”意思是说被划右派者不是你张今一个人,还说不上轮到谁呢!这也许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安慰我吧!
于立波,早我们两年从河南开封师范毕业分配到新宾县一中教初中学生几何的。我们从沈阳师范学院来这里实习的学生,同他这个单身汉一起住当年日本守备队留下的房舍,房舍当然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隔成了若干个小房间,砌上了老师自烧柴取暖的火炕。我们注意到于立波是很敬业的,手指间捏着粉笔,胳膊窝夹着褪了色直尺、三角板,进进出出,对上门找来的学生态度也好,与同龄的老师也处得来,给人印象不错。时间一长,还感到他挺有灵性,会吹笛子,手风琴拉得也不错,有点时间或吹笛或拉琴,自娱自乐,倘若有学生来找辅导,他会立即停下来,一边给学生演题一边是常挂在嘴边那句话:“你看,就是这样,你明白不?!”一旦看到孩子弄懂了,他总比学生会先乐起来。他有个邋遢毛病,穿过的衣服、袜子随便堆放,直到找不出替换的就从物堆翻一件穿上,衣服也是自己洗,但很长时间见不着他洗一回。腿脚不算消停,却十天半月不洗一回,臭脚丫子挺熏人的,同住一室的人借故纷纷换了房间,他到落个独住方便。听说他的另外兴趣,是以钢笔或炭笔主动给别人画那种幽默夸张的肖像,每每令人忍俊不禁。到我们分配来这所学校时,他这个雅兴基本收敛了,但有时手痒痒来了兴致也会画上几笔,但已是幽默尚存辛辣难见了。从同事闲谈和校党支部书记那张不松弛面孔上,意识到他已被划出左派圈外,知晓1957年6月初,于立波为证明自己听党话响应号召参加整风运动,不愧为共青团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又能展示个人画漫画的才能,于是把头脑里储存的一些干部身上所表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形象和社会生活中不和谐的声音,画成了几组漫画,再以大字报方式张贴出去。一幅画面是一个身着四个衣兜的人,正在指挥山坡栽柳,河边植杨,下署小字是“瞎指挥”;有一幅画的是一位领导,背靠高椅,眼睛瞅着天花板,嘴巴叼着冒烟的烟斗,桌上茶水散着热气,旁边长椅空着,而桌对面是一个低头听训话的模样老师者,下署小字“高高在上”;另一幅画标题是带括号的“阖家福照”,画面人物是书记、科局长、校长、支委、积极分子等,人物按职务或坐或立,个个眉开眼笑,滋滋喜乐;还有一幅是某个机关食堂一大屉热气腾腾出锅白面馒头,窗外边是淌着口水往嘴里送窝窝头的两个学生,下面署的小字是“领导机关食堂定量细粮咋这么多?
这八九幅漫画构成的大字报贴出来后,看的人还真不少,有笑脸啧啧称赞的,有对号入座忌恨的,也有为这个年轻多才小老师担忧的。一个月后,县里也开始揪斗右派,于立波经人点拨,上台鼻涕一把泪一把自我批判,不断拔高上线,成了承认错误的小典型,又基于他平日挺有人缘,整风小组一干部孩子长期由他给小灶补课,对他暗中持一种“保”的态度,并影响了他人。因此,对他头一个处分结论的:检讨深刻,有悔改表现,定性为中右。虽然团内也给个严重警告处分,党的积极分子不提了,但课还照上,工资也没降。自此,他是夹着尾巴做人,轻易不说话,非说不可也是专捡领导说过的,干部们爱听受用的,那些当时最时髦的革命标准话儿。从下结论起至我们到达这所学校同他相认,只见他工作、教学没啥可挑剔的。他决没想过一次结论宣布又会有第二次结论,可佐证的是我初来时不晓得他曾有过“中右”定性,有一次我俩争论一个问题,他可能一时没留意,冒出一句逆性观点,我抓住尾巴上纲上线,那一刻他真急了,倏地从炕上站起,脸涨得通红,双手连连摆着:“说不得,说不得,我可不是右派,不是右派”。天有不测风云,阶级斗争的年代政治气候,比气象变化还要快,玩笑话成了谶语。辽宁省1958年秋冬开展的整风补课,所谓“补”者就是再大抓一把右派,可能当初“保”他的人也怕自己“沾包”,也可能觉得“右派”人数还不算多,把他重新“提留”出来升级为右派,也是很正常的了!王校医告诉我,昨晚党团员、积极分子连夜开大会,传达送你到本溪劳动教养院,他工资降二级,留校监督劳动。我没问有什么新罪状?但可以肯定还是那几幅漫画的重新上纲上线,定右派六条标准诠释可以随意扩展放大,于立波的的漫画被说成攻击党领导,丑化干部什么的,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轻巧伎俩!
我就要走出学校这所便门了,没机会回来了。下意识回转头,听得他检讨还是那般用心,骂自己依旧毫不客气,抽泣啕哭声高声低。几十年过去了,于立波的命运从此再不得而知。
汪京山:小头小脸,小小个头,瘦瘦身材,眼睛圆亮,一个腰前弓的老人,一个普通的老头。在我被划右派前,彼此并不认识,改造时开大会见过面,彼此在不同的班组,无缘说话,甚至没多瞅上一眼。“右派”改正后,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又巧在一个系统工作,有了话缘和面缘,共同谈过当年改造的屈辱记忆,也讲过现实的生活。落实政策后他曾要求回公安系统,原单位早已撤并不复存在,几经周折安排到家乡一户中型建工企业当了名工会主席。重新工作不到十年,企业改制,年龄到杠,离休进入社区管理,这又是一个普通基层右派共同之路。
汪京山他高小毕业中学念了半年,国共两党内战打到了县城,学校在拉锯战期间停课,他于是回家帮助父兄料理二垧山坡地,1948年过完春节,进城赶集路上,和另外个同学随路过的解放军走了,同家里没有了音讯,父母认为他死了。他真经历过死,那是参军半年后打锦州,同去的同学战死,而他成了战斗英雄。那是在一次遭遇战时,他和战友手举已拉环的手榴弹,迫使一个排的敌人放下了武器。部队打到广东,所在团成建制转为边防部队,他在当年小渔村规模的深圳,任了个边境派出所所长。任所长期间,抓捕国民党派遣特务,特别在1956年前后堵截边民逃港斗争那没白没黑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就制止上百人的逃港,所在派出所和他几次受到表扬。还是1956年,上级通告一女特工入境他的管辖区,指示他协助专署公安处侦察员工作。跟踪盯梢失败,女特工返港了,香港一媒体报道说:女特工略施色相,大陆公安败在石榴裙下。专署据此做事件调查。汪京山写了书面材料,反映公安处侦察员曾对他说:此女人长相、气质俱佳,如能同此女人过上一夜,值啦!据此他怀疑那女人住旅馆,该侦察员不让他陪同自己住隔壁房间,存在勾搭泄密机会与时间。后来,此案再无下文。对此,他心里有疑惑:自己出生入死十年来,对革命信仰没动摇过,向上级打报告一直是那个年代个人追求进步的表现方式之一,可自打报告后,感觉被冷落,说不上碰着磕着了什么要人?后来又听说那个侦察员职务还提了,私下里他向一些人发过牢骚话。此内心疙瘩一直没解开,怀疑自己1958年夏被打成右派,说不上那次就种下了祸根。
汪京山被定为右派的直接原因是:1958年7月初,他接到东北老家寡母的加急电报,说患重病让他速回。他请假一路风尘仆仆回来了,进门见母亲盖着一床褪色旧麻花被,露出干瘦病病恹恹的脑袋躺在炕上,心酸地留下了眼泪。母亲提醒站在一旁的嫂嫂给儿子做饭吃,可嫂子一直纹丝不动,原来,粮囤子不见了,锅碗瓢盆也不见了,锅拔走灶台也扒掉了。汪京山也见不到先前院子里的鸡鸭鹅狗,就是院子圈围的木杆子也只剩下了一些残迹。听小侄儿说,奶奶前十来天尚能拄拐棍去食堂打饭,已经有好几天去不了啦!后获准由家人给捎带回来。社员大食堂的饭食,由初期的高粱米豆干饭、大饼子,变为两干一稀,两稀一干,干活的壮劳力不能吃饱,老弱病残量还在减,吃粥、喝糊糊,肚子刚吃完也大了,过一会儿尿泡尿肚子又空瘪了。病号前阵子能喝到面粉汤,后来小米粥,再后来也是糊糊啦。一向注意吃相并以此教育儿女的老母,喝完粥或糊糊,均要唇贴碗边舔上两圈。老母不嗜零食,这次当汪京山将广式点心和鱼罐头放到她面前,先用眼睛直勾勾的看,继而不顾一旁的孙儿孙女,一块一匙的往嘴送,直到儿媳妇怕她吃坏了胃拿走,她才合上了嘴。接下来的几天,汪京山除了陪母亲说说话,多半时间这走走那看看,只见地里庄稼苗草竞相长着,好些地块草比苗还高,比庄稼还壮实,他这个自小在农田里生活的人,立时想到今年老百姓已经吃不饱,粮食吃探头,田地一旦撂荒粮食继续减产,明年人民还将喝更稀的粥!所见所闻,令他思考:年景正常,人在胡来,他心里很愤懑。休假第三天,在水库工地参加兵团大会战的哥哥请半天假,回来探望病母更是想和两三年回来一次的弟弟聚聚。刚到家喝上几口弟弟带回的茶,吃上几口粤点心,晚上下半夜竟拉起了肚子,在一切从政治角度判断是非的大跃进年月,超假不归没了粮份不说,弄不好可能遭批挨斗。汪京山决定顶班替哥哥干两三天,上半天挑了土篮子,中午吃饭后正坐在一土堆小憩,前区委书记,现公社一把手,水库建设工地总指挥高某,从伙房简易棚吃完饭走出,见汪京山独自坐在那里,眼睛看着远方土坝,似无意识观景又象在思索什么。二人前几年见过面,彼此也算上能叫出对方名字的熟人,总指挥解放战争时在县大队当过文书,也算扛过枪的人,现在彼此又是级别差不多的干部,见一见合情合理。汪京山见总指挥自己走来,从土堆上赶紧站起来笑着伸出手同对方紧紧握了握,两人重新坐下,汪京山掏出一盒从广东带回来的香港产香烟抽出一支送上,自己也燃了一支。二人吐着烟雾,谈着南北见闻,很是热烈兴奋,话题转到水库工程建设和国庆节竣工献礼,总指挥精神洋溢,表示牺牲局部收成,也要提前把具有政治意义的水库建好。,此时他期待汪京山的肯定赞许的话,可他没有听到。汪京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这是没有戒心的表白,他说:“自己几天来看了一下地里庄稼,不铲不耥,莳弄不上去,秋天粮食会减产的,老百姓还会喝粥甚至粥也喝不上的。”
汪京山自己也觉得后一句话说得重些,转过脸瞅了一眼总指挥,他面皮发白,不言不语,可一时话又不好打住,就放缓了语调,以一种朋友的情调继续讲:“是不是把壮劳力撤回去,锄一遍草放放秋垄,待秋后粮食进仓了再集中力量搞兵团作战修水库。
汪京山把窝在心里的话掏出来了,几天来受压抑的心情放松得多,可再次注视一下对方的脸,见没有一丝笑意,也没有言语,看到的是绷得紧紧的嘴唇,是冷冷无血色的面皮,一时空气也似乎凝滞了。总指挥站了起来,连个招呼也没打,低着头一步步离去,走到一大土堆处,停住了脚步,足足有六七分钟也没挪动一下,又突然折转身子,快步走向尚坐在原地的汪京山,以低沉带有怒气的语调冲着汪京山说:“你说的话啥意思?!我们公社党员、干部、社员响应毛主席大办水利号召,忍饥流汗,是瞎折腾嘛!你眼里我们公社怎么就一片黑?你吸香港烟,吃香港罐头,说他们一样腔调的话,是不是变质了!?要注意啦!”略停一下,又说:“我还告诉你,我们公社就要敢叫日月换新天,身上掉几斤肉,流血流汗,少活十年八年,也要大跃进!也要奔向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一顿怒气冲冲的训斥、发泄,搞得汪京山插不上半句话,连一句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总指挥气哼哼快步离去了。
汪京山并没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讲的是自己亲眼看到的问题,话是社员和老少爷们私下的议论,党员对党员,干部对干部,个人交换一下想法犯了哪个天条?第二天天刚蒙亮,哥哥病愈回工地了,汪京山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也没往深处去想,又陪病已好转的母亲两天,按请假规定时间回到了深圳边防派出所。上班也就半个月,他接到通知去专署公安处,令他诧异的是,一些熟面孔没有了往日热情,有的如同路人连头也不点一下,走进秘书科办公室,一个新面孔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告诉他,党委让他直接到整风办公室谈话。整风办公室接待他的人,也没让他坐下,立马向他宣布:“接到地方党委检举函,汪京山在探亲期间,借机攻击党组织,丑化大跃进,反对毛主席大搞水利建设指示,替阶级敌人代言……”随即开了介绍信,让他去公安农场报到,到了那里才晓得自己被划成右派!
汪京山在农场干了几个月,得了一场病,又经申请批准按自谋职业处理方式回到东北原籍劳动照顾老母,在家乡生产队干了半年活,公社那个高某书记下来检查工作,回去不久大队下来人说他改造态度不好,整理一份材料将他送到了教养院监督劳动大队,实行了集中管理。
汤珂:也是当年小右派中的一位。1956年初中毕业之前,在县城公安局当科长的同胞哥哥,预感到学习偏科的他升高中考大学无把握,就业前景不乐观,当时恰好公安局要扩编几个基层派出所民警,于是其哥哥动用关系,给他弄到一个内部控制名额,让他不等拿毕业证书,就参加招收警察考试。汤珂身高1.8米,体重90公斤,身体健壮,五官端正,大脸庞高鼻梁,浓眉亮眼双眼皮,说话声音洪亮,吐字清楚,有一种天生具有的威武气势,警察职业被他拿到手了!当了半年派出所警察,表现不错,居民组老大妈常常夸奖他一番,派出所所长也向局里汇报他是块做警察的好料。这时,富有眼力的哥哥得知新建的发电厂成立保卫科,有科长缺干事,这是份待遇高于警察,工作比警察轻松,结婚能分到房子,用电不花钱的一流单位,汤珂被推荐又顺顺当当进入了发电厂。发电厂保卫科业务不忙,汤珂就经常去工会展示自己能书善画的特长,写板报、画专栏,不久兼职当了一名工会文化宣传委员。这一期间,他一天忙忙乎乎,乐乐呵呵,是很受人们喜欢的大孩子!1957年8月份,县文化馆为厂矿办美工人员美术提高班,汤珂报名参加了学习。一天,指导张老师带领大家去野外上水粉课,到了目的地山上,山下山上大自然和生产忙碌景象吸引住了大伙,学员们各选视角场景,打开画板开始作画。进入汤珂眼底是山下近处长缨摆穗的高粱、苞米,远方平地可见烟雾缭绕中一个接一个大圆肚子炼铁土高炉,些许红红火光在时聚时散浓烟中闪现,生产作业区的灰黑色同这一天假阴天的浅灰色天空相连相接。汤珂尽心地画着,写实般地着色,经过二个小时的努力,一幅水粉画跃然于纸板上,他轻轻摆着头自我欣赏着作品,沉浸于陶醉之中,可能太专注了吧,他甚至没注意到身后的指导张老师,张老师观察多长时间他不知道,直到老师的一句话:“大作完成了!?”他才转回头看老师,笑眯眯地期待一个表扬或赞许的话语,瞬间注意到老师脸上的严肃冷峻,有点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笑的脸一点点收敛变成不解,就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孩子嗫嚅着问道:“老师,我画得不好?”
“好!好!好得我不知道你在画什么?”一连吐出两个贬义、挖苦性质的“好”,砸得汤珂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个北,接着又听老师恼怒的叱责:“你画的是什么?色调这般灰暗,你想展示给观者是什么样农村?!旧中国?解放前?”一连四个语气生冷的问号,表明自己是做错了什么,可错在哪?他还是不解。自己画的是水粉画,完全是现实的真实景象,山是实在的山,地是实在的地,人造的圆肚炼铁炉,滚滚浓烟,面面红旗,都是实实在在摆着那里的东西。烟雾火光与灰色的假阴天,同样是大自然的真实色调呀!老师讲过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汤珂满脸迷茫。
“老师,我错在哪?”
这时十来个学员围了过来,多数对这个尴尬场面不了解和一种迷惑,有的走过去探头看了几眼汤珂的画,又慢慢退到一边,现场的学员屏住呼吸,没有说话,也不见交头接耳议论,瞪着眼睛看老师或彼此瞅着。张老师扫了大家一眼,声音抬高了,这是有意说给大家听:“汤珂,我挺看重你,可你令我失望---”停了一下,向汤珂的写实水粉画努努嘴,“你们过去看,那是汤珂的写实画,色调灰冷,这怎么能同大跃进时代气氛一致?!”
一个学员怯生生的问道:“张老师,这不是真实么!着什么色合适呢?”
张老师不假思索,立刻作出了回答:“全国在大跃进,到处是红旗漫卷,莺歌燕舞,这是什么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复兴时代,是人类火红的时代,我们的画就要激情的反映这个伟大时代,阴天也应该明亮,烟雾也该透出红彤彤的火光,庄稼该是硕果累累,树木没有也要画上,画出明天的光亮来……
当年的汤珂还是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他哪里懂得一幅画的政治化的寓意和象征!要凸显的“红光亮”!他弄不明白这些道理,也认识不到自己真正的错误在哪。很聪明的他还是接受了批评,从画板上取下了画,卷起,揉搓,撕碎扔掉。泪珠从眼睛流出,滚到苍白的脸上。
如果仅仅是批评也就罢了。这位张老师在随后的讲评课上,再次拿出汤珂水粉写生画做例子,讲作画为政治服务,要从政治视角审视自然现实,画出红光鲜亮。培训班结业后,汤珂回到了电厂保卫科,继续为工会兼职写写画画,那次水粉写生在记忆中也在淡去。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小城秋天整风补课时,那次画画遭批评事情,还是被一个争画展名次而妒忌他的同期学员捅了出来,说他水粉写生着色灰冷,是对大跃进、三面红旗反对;又有人将他平日闲聊时说过的社员有的吃不饱,“偷社”成了风气;和说农村布票不够用,大老爷们锄地光屁股……将这些事拢在一起上纲上线,说他蜕变了是新生资产阶级,是后脑勺长反骨的魏延式人物。于是,汤珂这个热情的小青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一类极右,开除公职团籍,送去劳动教养,到了教养院被安排到一个矿井挖煤。
这里,题外话要补充一句是:那位紧跟大跃进政治气候的文化馆张老师,教育学生作画一定要表现“红光亮”,自己也每每践行了这一点。他并没有揭发自己学生汤珂等,一心想努力跟上时代自己太平作画,但文化大革命时还是被揪了出来,说他是黑画家,是培养右派苗子的人,是实质右派,同刚从教养院摘掉右派帽子的汤珂一起挂牌游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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