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路：怀念周一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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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洪路              [作者授权独家首发，版权所有，转载须知会]
    1964年秋，当我从东北的沈阳市来到北京，来到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有幸见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包括翦伯赞、向达、周一良、苏秉琦、宿白、张芝联、邓广铭等，以及一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中年学者田余庆、张传玺、邹衡、严文明、俞伟超、孙淼等。其中，给我印象最深、使我受益最多的，无过于周一良先生。
   我入学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主席心底运筹的时候。后来知道，当时“四清”运动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而难以开展下去，教育、卫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许多问题让毛泽东夜不能寐，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了多个严厉的内部批示，准备大动干戈。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的北大，已经闻得到暴风雨到来之前空气中的水腥味儿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进燕园，走到未名湖畔的。
    入学不久，我们上的“世界史”第一堂课，就是周一良先生讲授的。面对新生，先生当时讲的内容无非是这门课程如何重要和怎样才能学好，但先生在黑板上大书的5个“W”却令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他用“Who、Want、Way、When、Where”5个单词风趣而系统地阐述了学习的意义、目标、方法和技巧，使我从内心叹服：“北大就是北大！”
    后来了解到，一良先生祖籍安徽至德，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他的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别字兰溪，室名师古堂，官至两广总督，《清史稿》中有传。周馥一生著述颇丰，有《周慎公全集》刊行于世，其中《治水要术》十卷，是最为专门之学术要著。
    周馥有六子三女。一良先生的祖父学海，为长子。周学海第三子明杨，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号弢翁，乃周一良先生之父。周叔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第一流的古籍和文物收藏家。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生收藏文物、图书极为丰富，后将所藏宋、元、明、清刻本、抄本和校本，以及其它中外图书5600多种，近37000册，悉数捐献给国家，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等；还捐献文物1260多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周一良先生是周叔弢的长子，字太初，1913年生于青岛，1920年在天津入私塾读书，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2年转入历史系学习，开始发表历史研究文章，显露出扎实的学风与日益深厚的功底。先生毕业后受知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44年获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归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1946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成为北大的历史学科带头人之一。

    1965年，一向用兵如神、气吞山河的毛泽东开始了发动文革的各种史无前例的舆论准备，北大的文、史、哲各系陆续对过去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材改革展开了学术讨论，并从教育扩展到几乎整个文化领域。我们的学习，当然也面临着改革的尝试。
    按理说，我在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学习，与执教世界历史的一良先生是不会有过多交往的。但是先生的学识与情操吸引着我向他靠拢，或者我的求知渴望和认真也引起了先生的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两年比较正常的学习生活中，我有幸当面向先生请教过一些问题，总是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
    当“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了一切秩序的时期，由于反对聂元梓的共识，我和先生则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并结成了忘年交。这使我在离开燕园之后，孤身来到辽北荒僻的小村庄当中学教师时，还不时收到先生从北大燕东园他那居住多年的灰色小楼里寄给我的书信，鼓励我克服困难，正视人生，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在《世界通史》重新出版后，亲自签名邮寄给我一套，甚至当他东渡日本访问时，还特地把一桢在日本青森县的印制精美的菜单寄给我以做纪念。
    最使先生和我都难以忘怀的，并最终奠定了我们师生之谊基础的，是1967年先生被从“牛棚”解放出来之后的一次相遇。记得是7月7日的晚上，我正在“大饭厅”前面西侧的一处大字报棚看大字报，突然落下的一场大雨把我逼到30楼的门洞下躲避，恰好路过的周一良先生和他的夫人也到这里暂时避雨。他向我详细问询了1966年10月发起和组建“井冈山红卫兵”的来龙去脉和因此挨整的一些情况，对我们敢于反对聂元梓的勇气表示公开的同情和赞许，也明确表示了对聂元梓倒行逆施的愤慨。
    那场雨下得时间不短，我们得以第一次有较多的“非学术”的情感交流，从此便加强了联系。1972年5月19日先生给我的信中，还认真提起这件事。后来我几次去先生家里看望他时，他也常常谈起这件事。
在“文革”中，一良先生所遭受的迫害是很惨重的，但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据和他一起被关押在北大最早发明的“牛棚”里的郝斌先生回忆，可知先生所受迫害之一斑：
    我们被关的地方叫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边，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的一个林场，砖房二、三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
大队“牛鬼蛇神”到来之前，已经形成监管规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
    每次听到集合哨响，要跑步列队，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顿老拳了。集合的操场在山坡中间，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脚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镜，放在手里，听到一声“解散”，才敢戴上——挨两个嘴巴，还受得了，眼镜如果打坏，行动由此迟钝，走路、干活儿处处有错，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镜被打坏，幸亏他有一副备用的。高望之的眼镜被打坏，看着都让人担心，不知道碎碴儿会不会掉进眼里，可是不戴又怎么办呢……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造诣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一生却几经跌宕，是政治在捉弄他的命运。
    对于周一良先生，历史系的周南京教授后来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
“我还想起了历史系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文革期间令历史系教师闻风丧胆的炮兵战斗队的光杆司令。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有一天在三院院内，‘炮兵司令’向排列整齐的历史系的‘黑帮’和‘反动权威’们训话。也不知他哪根神经突然受到刺激，脸色顿时铁青，眼珠灯笼般地突出，大吼一声，给周一良教授重重地一记耳光。我正好路过，看到此情景，不觉心灵震颤，惊谔不止。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学生打自己的老师，而且是北大的知名教授。”
    这是燕园里上演的何等残酷的悲剧！
    1952年入北大历史系的陈小川先生这样回忆周一良先生：
    “周一良先生是唐史专家，有极深的造诣，给我们讲亚洲史。我与周先生接触较多，因为周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每周都需要定期向周先生汇报论文的写作情况。我的论文题目是《甘地及其学说》。周先生对我的指导是耐心负责的。周先生第一步就是让我带信去见时任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信的大意是同意我在该系阅览室借阅图书。我记得信中有一句‘予以惠便’之言，可见周先生的热情负责。”陈小川还深情地回忆了周先生对治学中的卡片积累、资料收集、文章结构和章法、乃至内容取舍都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辅导。他回忆到：“使我感动的还有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每次去见周先生，他都是让我先坐下再谈。有错误的地方，他也不直接批评，只是说：那样写更好一些。周先生不仅在做学问上，而且在做人方面，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厚德载物，这种高尚人格、大家风范，我们的老师都具有的这种素质与修养，使我们敬佩，是我们的榜样。”
    经历过文革十年的磨难，吸取了“梁效”的教训，先生以古稀之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焕发青春，发表了大量重要著作，包括对《三国志》、《晋书》、《宋书》、《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等的研究，其中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极大。他于1989年开始撰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1993年初，先生的八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出版。我在这年深秋到先生家中拜望他时，他很高兴地送我一册留念，并一如既往地签名“一良谨赠”，先生对一切学人包括自己学生的谦恭令我十分感动和汗颜。
    我和周一良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陪同文化学者史仲文到周先生家里送书。那是1994年夏季的一天，当史仲文先生作为总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我与先生的相知，仲文先生遂请我介绍，一起到一良先生家登门拜访。先生是这套丛书的名誉顾问，出版社要把一套书送给他过目。事前我在电话里与先生约定了会见的日子，届时开车到北大去看望，同时也先后拜望了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并给他们分别送去了一套《中国全史》。那一天，一良先生在燕东园24号住所的楼下客厅见到我，显得十分高兴，特意要我和他一起合影留念。
    先生驾鹤西去时，我也正在病中，未能前往送别，成为心中永远的痛。他本来身体很好，80多岁高龄还坚持自己骑自行车外出，结果不幸摔倒，此后患病偏瘫卧床不起，期间我虽曾数次在电话中问候，但完全没有料到先生会如此匆匆离世，终究未再登门拜望。
    哲人远去，学界同哀，周一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做人品格，永远是后学者的楷模和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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