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五七”干校中的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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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材料·

“五七”干校中的冰心

李城外

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第3年头。9月底临近中秋团圆之际，中国作协的绝大部分同志却在赶往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临行时，北京军宣队的一位政委训话：“中国作协是属于被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除了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得去。”由于种种原因，几个“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和冰心等人暂时留下。诗人郭小川虽相对年轻一些，但患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便也和冰心等长者留京继续写检查。 10月17日，林彪发布了“一号通令”，使得“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1970年元旦刚过，已经古稀之年的冰心，和郭小川一道下放干校，共赴千里之外的鄂南。当时，两家的亲属都到车站送行。
南下的列车上，刚拔过牙的冰心戴着一顶小草帽，不时用来遮脸，为的是不再引人注意。旅途劳累，中途到武昌逗留，暂住咸宁地区武汉办事处。此时的人们都准备回家过年了，招待所空荡荡的；得知北京有客，才留下负责人和炊事员各一名。饭后对坐，郭小川向老大姐倾吐自己一生的遭遇，滔滔不绝。午夜已过，怕他又犯高血压，冰心只得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睡觉。次日，两人一同治牙，郭小川还向冰心抱怨：“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啊，把我弄得痛死了！”稍事休息，两人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泥泞的路，从武昌走到咸宁。当筋疲力尽的两人抵达向阳湖时，作协来接站的同志却调侃两人为“无耻（无齿）之人”，大家都逗笑了。此时的冰心对未来依然充满乐观，过了几天，她写信给家里人说：‘“我还没有到连上，在接待站就觉得心理上和在北京办公室不同，那边尽是办理结束手续，冷冷清清，这里是展望未来，充满了建设的豪情，同时过的都是集体生活，从托儿所，小学，中学，到连部，都是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从小就不互相依赖，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锻炼。”然而，这样的乐观却掩盖不住背面的辛酸！
干校是部队编制，冰心在一封家书中写道：“甘棠公社第九、十生产队所在地，是我们五连驻扎在的地方。我住的是鲁家湾，五连二排的住处。在一位贫农的家里，女同志6人住一屋，很小，紧紧地挤在一起，幸而我带的东西不多，被窝是太少了，同志们给我凑了一床褥子，一床被子，连里还拨了两床被子。昨晚睡得很暖和。……昨晚睡得比较少，因为前晚较多。我们行李还未来，只好等着。昨天化雪，路上泥泞，我已把雨鞋取出穿上，甚为得力。”
平日里，她一有空便给家里人写信，用难得的轻松笔调，以一贯的亲情方式叮嘱家人，事无巨细。比如，“我很好，请放心。昨天想来文藻又休息一天，不知钢钢回来否？小妹到唐山，宗生到天津后已有信来？我们一家基本都已在下面，暂时未下来的要振作起来，迎接下放的光荣任务。”又如，“我的信仍请传阅。将来时间怎样，还不知道，若有时间，再分别写些，我的信别忘了寄给大妹，我非常想我们的第三代，想到每一个孩子。”
在向阳湖安顿好后，“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十分紧张，“7-8时天天读，9时上工，中间休息一次，12时下班，下午一时半又上班，中间休息（休息时也是在田头读报），5时半下班，吃晚饭。不劳动的日子，就只吃两顿（9时，4时）星期[日]也如此……”冰心被安排和臧克家、张光年诸先生一起轮流看守菜地。一切适应起来都有些困难，“我们现在的劳动是管菜地，加肥，挖地等等。整天在户外，屋里很挤也很冷。大家带的被褥都很厚，这里很湿，很潮，稍一天晴就晒被窝，夜里躺下去是冷冰冰的。我晚上盖三床被也不觉得热。现在自己东西到了，公家的两床被，和同屋人的一床被一床褥都还了。”
冰心时常沉默着，干活认真细致。一次，女作家丁宁见在菜地的她有点累了，建议小憩，冰心微微伸伸腰，感慨此时广阔的世界比那个小小“沙笼”（动乱之初她俩被关在一起的小屋）好得多！只是雪里蕻面不可得了（那时她俩每顿饭煮雪里蕻面）。冰心热爱大自然，丁宁告诉她，咸宁山上桂树多，花开时香飘十里。她说，这儿与芙蓉国毗邻，荷花也多呢。可是冰心并没有机会去欣赏，有人时常看见她坐在田埂上，吆喝着赶鸡。好在冰心下干校时，已澄清“历史问题”，她始终心静如水，从不激动，从不悲观。在干校的黄土高坡上，老人时常一人极目蓝天白云，对视绿水青山，顿觉回肠荡气……
冰心是五连里最早调离咸宁的。临走头晚，连长李季特地买了小点心和罐头为她辞行，彼此聊到很晚，“希望将来北京见”。翌日早上，李季送她上车时仍依依不舍。冰心去的地方是中央民族学院沙洋干校，此后，与丈夫吴文藻相依为命。她后来曾回忆说，“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了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不久又从他所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但她当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还是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夫妇二人才得以提前调回北京。
不久之后的1973年5月12日，冰心应邀出席在日本大阪六人举行的新剧人恳谈会，回顾了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作了《我在“五七干校”的生活与感想》的发言。谈起难忘的干校岁月，她不由得感慨万千：“文化大革命，的确对我们每一个人变化都很大。……我所要说的这个变化就是从旧社会来的作家，在思想方面怎样与工农兵渐渐的打成一片，这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因为工农兵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占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中国之所以能像今天这样在世界上站起来，就是工农兵的力量，而不是我们这帮人的力量。……文化大革命以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个“五七”干校，所有一切能够下去的机关干部，不管是什么人，作家、新闻记者，都要下去和工农兵一起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下去以后就和年轻人一起劳动，当然我们的劳动和年轻人比不了，他们打井，盖房子，下稻田，种麦子等等，我们做的就很轻了，看看麦地，种点棉花苗，搓点麻绳，看看牛，但是下去以后因为我们旁边有工人农民，我们和他们生活那么久，我们思想感情在起变化，就是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慢慢地和工人农民接近起来。从最简单的事情来说吧。比方说气候问题，今天晚上约几个朋友来喝酒，来赏雪，我们就希望今天下点雪，或者是我们跟几个朋友去野餐，看红叶，就希望今天晴天，但是我们下去和农民工人一起生活以后，对气候的爱和不爱就完全改变了，农民希望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下雨，农民希望晴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晴天，把从前的思想感情慢慢就改变过来了。”
冰心还由衷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各人的体会都不一样，我的体会算是最浅的。”而到了1995年9月，这位身体欠佳的世纪老人听说鄂南正在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消息后，一气呵成，题写了“向阳湖”三个清丽娟秀的大字。“久违了，咸宁”，这是冰心对干校生涯难以释怀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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