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回忆录：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1962—1968）

yangharrylg

回忆录：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至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本科六年时间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重角色的切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决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2以社会为课堂
　　3运动之激烈
　　三，教学改革
　　1实践教学
　　2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风云突变
　　（2）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 恐怖的“红八月”
　　（4） “联动”的结局
　　4大串联
　　（1）倾巢而出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简要分析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6反帝反修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日共代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攻打红楼
　　(2) 武装对峙
　　(3) 血染操场
　　(4)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艰苦生活
　　3沉重压力
　　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3以史为鉴
　　4面向未来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

yangharrylg

　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家属楼盖了起来，前面的部分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阅读链接：http：//ebook.tianya.cn/buke/38339.aspx）。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yangharrylg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陶醉、忘了自我。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统计系，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生活上也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吃的就差得更多了。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又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往往是步行走回学校吃点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铁道学院的，是位女同学，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yangharrylg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名字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泰山、过黄河时，都已是半夜，虽一夜未眠，也只是耳闻站名，未能见真容。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有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忘了自我。
再就是那个动物园。我很喜欢看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那儿的动物园。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象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故而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离人大较近，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常去。

北京的气候不算差，比较干燥，觉得反而比南方好。每到“五一”前后，便有种浓郁的春天气息。那绿树，那红花，那蓝天，真叫人陶醉。人大校门口的大路很宽，除了来去两条车行道外，那就是比车行道更宽得多的泥土，和泥土里的草、泥土里的树。春天里，那嫩绿的新叶，像冬雪般漫天飘落的柳絮，和地上羊群似翻滚向前的絮团，那才是春天。不像在上海，有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房屋、街道，而看不到半点泥土。北京的夏天不算很热，晚上又挺凉爽。尤其是九、十月份，国庆前后，秋高气爽，真是好。冬天也不很冷，有时气温已到零下五、六度，看水池边的冰碴冻得厚厚的，要是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可是冷得不得了。但在北京，可能是气候干燥、皮肤散热慢的缘故，并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冷。只是早春季节风沙较大，市区里常见好多女同志到时用白纱巾把头部肩部包得严严实实，成了一道很特殊的风景线（学校里没有这样打扮的）。
大概是1965年底，还经历过一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沙尘暴。那时上午十点左右。忽然，天暗了下来，不一会，越来越暗。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快关紧门窗，来沙尘暴了。”接着是一阵关门关窗声。天黑得很厉害，黑得跟深夜一样。太阳像朦胧的月亮。只见对面楼房亮起的灯光，不像平常夜晚的白色和黄色，而是很怪异的蓝荧荧的光。再一会，狂风骤起，风沙大作，玻璃窗上打得沙沙作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又渐渐静了下来。天色又渐渐变亮，但整个天空一片灰蒙。下课后，走出教学楼，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味，地上、树上、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五排两层的灰楼。每一排都是单面的房间，开门就是外面。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那是很冷的。我是在其中北三楼的108室。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大串联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大串联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YOUXIN，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YOUXIN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

yangharrylg

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YOUXIN完毕，要步行很长的路，往往要走到西四、甚至更远才能上车回校。吃完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不过参加国庆YOUXIN，也是有点代价的。因为长时间地练习整步走，腰部往往震动受累。也可能是因为体质的欠缺，也可能是因为训练的强度过大，我有了点腰疼。当时，刚开始有激素类的药物，吃了效果很好，但对胃肠刺激很大。这些问题，后来在部队农场劳动时变严重了，这等以后再说。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
上铁道学院的吴芬同学，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

3．校园生活
生活上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开始时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很少一点（大约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第二年，大学生的伙食标准由每月九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五角，粮食定量由28斤提高到32-36斤，生活就有了明显好转。

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挖野菜，就那么容易么？你挖了，别人挖什么？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又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比较优秀的，本想单独写一节“我的同学”。但因为大多数久未联系，不知近况，也未经同意，不好多说。我就想讲一位从南京考来的同学。他的家境相当于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非常地优秀，上的是全省一流的南师附中，在高中就入了党。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还是鼓楼区人大代表。我还想起了小学的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出身更贫寒。他家是在弄堂的拐角，临时用两堵墙挡了个几平方的地方，不但没有窗，连个屋顶也没有，上面就搭了块蓬布。家里一张桌子也没有，墙角摆着一个炉子、两个板凳，锅碗就放在地上，书就在枕头边。然而，他却非常优秀，不但读书好，而且品德高尚、为人真诚、得体而又能干，远超过同龄的孩子，令人敬佩。可惜他早在毕业前就转走了，再没音讯（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遇上了“拆违”）。
我讲这些，是想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有过这样出色的孩子。不否认也可能有，只是我没见过。我不是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的孩子，而是说在我见过的那类人群里没有这样懂事的孩子。不由再想到，今天外来工的孩子能上南师附中么？还能考上人大么？我们省一位副省长很感慨地说：“我是农民的孩子，上的是农村的中学，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领导。可是，今天农村的孩子，还能走这条路么？很难了。”这也是现在与过去、有幸与不幸之辩证。一言难尽啊，扯远了。
*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是中间两个：104和105室，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有网友想叫我谈谈那时大学生的恋情，我想了想，真是没有更多的好说。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地熟悉，熟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其他想法。熟悉到，有次，一位女同学还喊我：“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去洗澡吧。”于是，两人回宿舍（也就是隔了两个门）拿着脸盆，放上毛巾肥皂，就一起往澡堂走去了。这事放到今天，一定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常，无论是自己、是对方、还是别人，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那时的环境，就没有这个气氛。讲句笑话，那时可还没有如今的“把妹达人”那些玩艺。或许还有个原因，可能是我的年龄在班里最小，没想过这些。

我们班的女同学，到离校时，多数也都有了对象。大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方都是本校的同学，同年级的或高年级的，这说明那时同学们的活动范围还比较有限。二是，这种事当事人不张扬，别人也不在意、不惊讶，大家都很低调、很平常。
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据说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人大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与以前招收的都是三十往上的调干生有关。
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等着打饭的队伍又长得很，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碗，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难得也有热闹的时候。1963年的元旦，食堂发给每班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回来各班自己包饺子，再自己去食堂大锅里下。班里的同学多数不会包，我则连看也没看见过。大家在宿舍里，把桌子拼起来，由北京的女同学当指导，一起动手，热热闹闹地包了会、吃了会饺子。当然，包的过程比吃的过程还要热闹。
4．课外活动
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从双榆树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院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但每年可滑的时间也不多，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小丫头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
刚到北京时，周末还有举行交谊舞会的。班上除了北京的两位女同学，别人都不会。我们也只有在边上愣愣地看着，像个傻小子似的。没过几个月，1963年春，就不让跳了，说是修正主义。只有中南海的舞会一直没停。
当然，我们也有跳舞的机会，那就是每年九月份，下午常常要拿出时间来训练集体舞，以备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