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六）】四十五、賀蘭山下[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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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九大之後，全國局勢沒有緩和，武鬥仍在不少地方盛行。釣魚台江青集團（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和毛家灣林彪集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之間的權力爭奪更加激化。被江青集團排斥的陳伯達，倒向林彪一邊。
        毛澤東把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重心，向下和向外轉移，轉到對下「清理階級隊伍」、「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對外「準備打仗」。

        1969年6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開座談會，討論「準備打仗」問題。7月11日，陳毅等老帥提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8月下旬，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要求邊疆各地軍民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他們的突然襲擊。9月全軍召開戰備工作會議，傳達毛澤東「軍隊不要鬆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指示。

        1969年10月，全國進入緊急備戰狀態。軍事管制下的中宣部全體工作人員，由蘭州軍區派來的軍管小組帶離北京，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山下去辦「五七幹校」。

        撥給中宣部五七幹校的校址，是處於寧夏賀蘭縣北邊的一片荒地。這裡原來的一所勞改農場，勞改犯遷走後荒在那裡。原來勞改犯修建的住房和修築的水渠雖已頹壞，但加以修整可供幹校學員居住和從黃河引水灌溉農田。

        我們抵達寧夏時是秋天，經過兩個多月建校勞動，已臨初冬季節。好在賀蘭山產煤，而且是品質優良的無煙煤。軍管小組就組織原中宣部司機班的司機去拉煤，分給各家各戶過冬。頹壞的水渠和農田也已修整完畢，就等明年春暖，引黃河水灌溉，種植水稻了。

        到了年底，正當大家準備過年的除夕夜（1969年12月31日），陳伯達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到寧夏，先訓了一通軍管小組，指責他們只抓幹校建設，不抓階級鬥爭。然後又讓軍管小組叫我去接電話。陳伯達在電話裡又罵了我一通「沒有知識的知識份子」，警告我「別跳來跳去，跳得越高，越要跌得粉身碎骨」。

        我聽了陳伯達的電話覺得奇怪。因為他的指責沒有具體內容，說我「沒有知識」、「跳來跳去」；我已在遠離政治漩渦的賀蘭山下，又在蘭州軍區的軍事管制之下，不是正學習生產勞動的新知識嗎？我又能往哪裡跳？怎跳得出賀蘭山下的軍事管制？聯繫到我離京前聽到的訊息，包括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被否定，在毛澤東、林彪之間無所適從，江青集團對他的排擠打擊等等，莫非他又遇到什麼新的困境，藉打擊遠在寧夏、無從反抗的我，發洩他自己的怨恨與無奈？

        這一個電話，讓大家在寧夏過第一個平安年的打算落了空。軍管小組佈置全校馬上寫大字報「批判阮銘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罪行」。

        過了年，軍管小組召開「中宣部五七幹校批鬥阮銘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革命罪行大會」。會上批判和口號聲不斷，但聽起來都是奉命表演；只有一個發言讓全場震撼，這個發言人是鄭必堅。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宣部階級鬥爭的三個歷史階段」，他說：

[align=justify]中宣部階級鬥爭的第一階段，是同舊閻王殿陸定一、周揚的鬥爭，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鬥爭。
中宣部階級鬥爭的第二階段，是同新閻王殿陶鑄的鬥爭，也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
中宣部階級鬥爭的第三階段，是新、舊閻王殿垮台之後，無產階級革命派同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份子阮銘的鬥爭。

        鄭必堅發言讓人震驚之處，是他的理論性和爆炸力。那時正好在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中央公佈了《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強調「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份子」。中央把批准殺人的權限下放到地方。對我的批鬥大會開完之後，軍管小組接著組織全體學員參加寧夏賀蘭縣的「打擊現行反革命份子公審大會」。被公審的也都是「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份子」，有砲打毛澤東、林彪的，有砲打中央文革的，當場被宣判死刑。他們的嘴上還勒著一根細繩，像馬韁一樣，為的是防止他們發出反抗之聲。回來後軍管小組要大家結合我的「罪行」分組討論。

        從1969年10月全國進入緊急備戰狀態、1970年1月全國展開「一打三反」（打擊現行反革命，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運動，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這整整兩年，是中國大地上最恐怖，抓人、殺人最多，最暗無天日，可以稱之為軍事法西斯專政的兩年。死於這兩年的，從上到下，從國家主席到普通工人、農民，下放幹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不計其數。

        這個歷史秘密，今天揭開的只是冰山一角。劉少奇被以「緊急備戰」為名，於1969年10月17日押往開封，不到一個月（1969年11月17日）死於開封。陶鑄被以「緊急備戰」為名，於1969年10月18日押往合肥，一個多月後（1969年11月30日）死於合肥。張志新、遇羅克、林昭、沈元等優秀幹部和青年，也都死於這個軍事法西斯專政時期。然而無論官方或民間出版的文革史，幾乎都著眼於上層權力鬥爭，對這一時期的軍事血腥鎮壓避而不提。由於遭難的大多數屬於無權、無勢、無聲的中、下層社會，不為人知，也無人為之伸冤。

        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江青集團同林彪集團在廬山上的一場權力鬥爭（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站在江青集團一邊，把中共九大前後靠近林彪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抓了起來。

        這件事驚動了在寧夏的中宣部軍管小組。因為軍管小組一直遵照陳伯達的指示辦事，包括對我的批判鬥爭。軍管小組準備向中央寫檢討報告，要鄭必堅起草。鄭必堅寫的報告，避開軍管小組執行陳伯達指示不寫，著重寫了陳伯達如何「欺負」軍管小組；如來寧夏前，軍管小組打算把中宣部的一些床具之類生活用具帶到寧夏，被陳伯達批評阻止。陳伯達說：「到鄉下就同老百姓一樣生活，不許帶！」

        報告送上去，很快有了回音，中宣部軍管小組改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手下的王良恩管，王良恩對軍管小組的工作予以肯定。關於我的罪名，「反陳伯達」變成了「反軍」、「反康生」，把我關押起來。

        原來我雖被批鬥，還是與一般幹校學員一起勞動，種植水稻。我很喜歡插秧，插秧季節一到，從早到晚十幾個小時彎著腰，許多人插得腰酸背痛。我彎腰不成問題，成了插秧能手。

        關押之後，我被關進一間小屋，有兩個人監視我。勞動時，遠離一般學員，由審查我的專案小組（主要是軍人和監視我的人）圍著我，防止我與人接觸。我也不能上公共廁所，在農田裡用高粱桿搭成一個小廁所由我單獨使用。剛關押時，專案小組時常找我審訊。他們不再提反陳伯達的事，而把我當作清查「五一六」的對象。所謂「五一六」的由來，是1967年反「二月逆流」時，北京街頭曾貼出反對周恩來的標語，署名「五一六兵團」，只是少數幾個人幹的，並不存在一個全國性的「五一六組織」。然而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各地都大抓「五一六」，辦法同康生在延安抓特務一樣，先找一個膽小的人「突破」，逼他承認自己是「五一六」，然後追他的上下左右，一層層延伸開去。有權的人，藉此公報私仇，想整誰，就扣他一頂「五一六」帽子。於是越抓越多，都是假的。

        軍管對我，倒是下過工夫，派了好幾批人去全國各地調查，到我家祖居金山縣呂巷鎮，查我祖宗三代；到國民黨檔案中查我父親的歷史，查我在上海、在燕京、在清華、在北大的活動。主審官還是那個程貴喜，從他的提問來看，是查不出我有什麼問題，總是叫我自己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告訴審訊官，我向來說真話，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同陳伯達的爭執本來就沒有錯，同他有沒有出事無關。別的更沒有要「交代」、要「坦白」、要「抗拒」的，無論你們「從寬」、「從嚴」都一樣。

        最後程貴喜說，北大聶元梓已經坦白，曾交給我一份北大查出的叛徒名冊，要我同他們合作抓叛徒。他問我怎麼同聶元梓合作的？我告訴他，有這麼一份叛徒名冊，是新北大公社送來的，我沒有同北大合作，對他們抓叛徒也不感興趣。

        程貴喜問：那你把那叛徒名冊給了誰？我答：誰也沒給，我看過就放在家裡；你們有興趣，可以到我北京家中去拿。程貴喜看到問不出名堂，後來就不再審訊了。

        我又被關了一年多。期間發生了「九一三」事件。對我的監視，逐漸放鬆了些，上廁所時不再有人跟著；還允許我到室外放風，在無人居住的一段小路上走幾步，當然接觸人是不許可的。

        有一天早晨，我上了我的「專用廁所」返回禁閉室的途中，看到若瑛迎面走來。她那時負責餵養的驢子，正好在我的「專用廁所」那塊農田附近。我們越走越近，她迅速遞給我一個小本子。我剛接到手中，遠處又走來兩個人：鄭必堅和龔育之。交接小本子的這一幕，正好被他們撞見。我和若瑛若無其事地各自走開，那兩位也似乎裝作沒有看見。那個小本子裡記載著「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溫都爾汗的情形和毛澤東給江青那封論及林彪的信，是若瑛聽了傳達憑記憶記下來的。

        以後我仍被關著。一個傍晚，我在禁閉室外放風散步時，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忽然跑到我的身邊，興奮地對我說了一句話：「阮銘同志，我明天要回北京了。」就這麼一句。我想她急於向我表達的訊息，一是周揚可能已獲自由，她可以自由地回去同周揚相聚了；二是向我暗示形勢好轉，她都可以來同我告別，大概我恢復自由的日子也已近了。

        我被關到1972年秋天才被釋放。回到若瑛身邊的第二天，胃部不適。若瑛陪我到幹校醫務室取藥，突然大口吐血，來不及躲開，噴了護士一身。我被送進了銀川醫院。到醫院時，我已昏迷，血壓降至零，經輸血搶救，才恢復知覺。我住院時，若瑛也請假到銀川陪伴我，晚上他住在朋友胡海珍家。三個星期後，我覺得可以下床走路了。若瑛和我都覺得，要充分利用不易得來的自由，決定立刻出院，不回幹校，做一回自由旅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