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七）】四十六、旅途驛站[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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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justify]        若瑛和我走出醫院，就去火車站搭車到了西安。她的三姊阮若琳和姊夫劉世昌住在那裡。劉世昌原任廣州軍區空軍政委，文革中被吳法憲打成吳（福善）、劉（世昌）、葉（××）反黨集團，「九一三」事件後已獲平反，在西安一個航空工業工廠工作。若瑛和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受到熱情接待。若琳姊陪我們遊遍了華清池、大小雁塔、碑林、秦始皇墓等古蹟名勝，劉世昌還陪我們去乾縣看武則天墓和她墓前那塊「無字碑」。自由自在地在陜西玩了一個多星期，若瑛和我再從西安搭火車到蘭州，看望她的姨母和姨夫。姨夫雪祁是個書法家，為我寫了幾幅字。其中一幅是「無忌憚」三個蒼勁大字，後面幾行小字：
[align=justify]無忌憚者，反中庸之道者也。幾千年來，名人猛士受此教條毒害，未能衝破樊籠者，不可勝數。王荊公猶且不免飲恨半山，蓋開人不敢開之口，道人不敢道之事，何其難哉？
                                                                           雪祁書並記[align=justify] [align=justify]        回到寧夏幹校，已是1972年冬。中央辦公廳主管中宣部軍管小組的副主任王良恩因林彪事件清查到他，自殺身亡，軍管小組和上面斷了線，對我們也和氣多了。1973年春，我請准了病假，與若瑛一起回到北京。

        我們仍住在沙灘大院內那座筒子樓（新灰樓）那間房裡。我家在樓下，周揚的秘書譚小邢（露菲）住在樓上，她比我們先回到北京；秦川一家住在她隔壁。那時大家都是無業平民，比較空閒，常相來往。

        蘇靈揚到沙灘來找露菲，看到我們，高興地進了我家，一起吃飯。她從寧夏幹校回來前，同還在囚禁中的我告別，我原以為她和周揚都「解放」了。誰知並非如此，周揚還關在秦城監獄，她也沒有「解放」，只是批准回京治病，同我一樣。看來去掉一個林彪集團，並未挖掉災難的根子。那天若瑛煮了一鍋湯放在桌旁，我們的習慣是吃飯，後喝湯。蘇靈揚告訴我們，要先喝湯，後吃飯，才對胃有益。聽她一說，我們就先把湯盛在各自碗中，喝完再盛飯。

        閒居無事，我又讀起了魯迅，這回已是三讀。因為覺得過去一讀（中學時）、二讀（北大事件挨整時）都沒有讀懂。前兩回，是一個人讀；這一回，有機會常常同魯迅的一位朋友楊霽雲探討，得益非淺。\n
        我在魯迅書信中注意到這位楊霽雲，以為他已經不在了。因為與魯迅有書信來往的人，都寫過不少文章，獨不見他的文字。一回在周海嬰家，偶而提到他。海嬰說：「噢，楊先生啊，我小時候他常帶我出去玩，看電影；他就住在東城，你想見他嗎？」我說：「從魯迅給他的書信看，他懂魯迅，他懂魯迅，我很想見他。」於是海嬰約定楊霽雲和我們一同在他家裡吃飯，海嬰的夫人馬新雲做了許多可口的菜，這樣彼此就認識了。

        以後若瑛和我就常去楊霽雲家拜訪；有時還一起去拜訪病中的馮雪峰。他們住得近，常來往。我們在一起的家常話題，就是魯迅。我提到一個思考已久的問題，是瞿秋白對魯迅的那個「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論斷，幾十年來的魯迅研究，都跳不出他的公式，後來又發展出「從人道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等等。而我看魯迅的著作，從早期的《墳》到最後的《且介亭雜文》，卻看不出「轉變」。

        談論中，楊霽雲同意我否定瞿秋白的公式，馮雪峰堅持瞿秋白的公式。雖然馮雪峰被開除黨籍，我發現他黨性很強。他尊敬魯迅，愛護魯迅，承認魯迅的獨立性格和獨特思想；然而又主張魯迅後期思想是遵循黨的路線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說，魯迅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還自己翻譯，也請瞿秋白翻譯，主要是文化方面的。魯迅對馬克思主義同他對古今中外文化的態度一致，是「拿來主義」，是「六經注我」，不是「我注六經」。按魯迅自己的說法，吃牛肉是取其營養壯大自己，不是讓自己變成牛。魯迅後期揭露國民黨的黑暗，同他前期揭露北洋軍閥的黑暗一樣，是向黑暗做絕望抗爭，並非期待未來的黃金世界。

        楊霽雲說，魯迅去世後，許廣平有一回對他說，魯迅把周圍一切看得非常黑暗。魯迅的深刻就在這裡，不是魯迅看不見光明，是周圍沒有光明。中國這個黑屋子打不破，怎麼會有光明呢？這是真實。說光明是幻覺，或者是欺騙。這一點魯迅始終未變。當然，魯迅明知前面未必光明，未必有路，也要「肉搏」這黑暗，這就是「對絕望抗戰」的魯迅精神。

        我問楊霽雲，假如魯迅活到現在，他會怎麼樣？

        楊霽雲說，沉默，他不會寫文章。北洋軍閥時，他可以躲在南方，國民黨時他躲進租界，特務殺了楊杏佛，魯迅判斷國民黨還不敢動他。以魯迅的眼光，對共產黨也會看透。

        說時他翻出魯迅給曹聚仁寫的那封信，提到無產階級勝利之後，他們那樣的知識份子，只能穿紅背心去掃馬路。

        我又問楊霽雲，你這麼了解魯迅，為什麼不寫一點？

        楊霽雲說，1950年代初，馮雪峰請他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魯迅全集》時，曾想過寫點東西，自己還定了個題目「從楊少爺到楊先生」，從自己經歷的角度寫中國的歷史變遷，包括寫同魯迅接觸中獲得的見解。後來看到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就決心一個字也不寫。整風時出版社動員他提意見、寫文章，他都婉謝了，一句不說，一字不寫。他說：「這是魯迅教了我，魯迅救了我。」

        他還說：「別看人民文學這個小地方，一樣黑暗。蕭乾被打成右派，還經常打小報告，向領導揭發誰講了什麼話。我能說話嗎？」

        馮雪峰喜歡回顧他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論魯迅和在上海同魯迅談論毛澤東的細節。有一次，毛澤東把馮雪峰找到窯洞裡說：「今天，我們只談魯迅。」從夜裡談到第二天天明。馮雪峰談到一個日本人說的話，「中國人只有兩個半人懂中國，一個魯迅，一個蔣介石，半個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馮又說，他同魯迅談到長征和毛澤東的詩詞，魯迅聽罷笑道，是個「山大王」。馮雪峰很天真，談話中流露出對魯迅和毛澤東的真情、對毛整他並無怨意。

        我說，日本人對蔣介石的評價頂多只對一半。他北伐成功，抗戰勝利，但消滅不了中國的黑暗，最後被「山大王」趕出中國。毛澤東帶來的是新的黑暗。真懂中國的只有魯迅，翻開魯迅的書，字裡行間都是今天的黑暗中國。再說魯迅口中的「山大王」，也不盡是正面涵義吧？我三讀魯迅，才懂了一點魯迅。中學時初讀魯迅，增加了同黑暗戰鬥的勇氣，但還是天真地以為「那黑暗將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北大風波挨整時二讀魯迅，認識了新的黑暗，仍以為文革依靠人民的覺醒，可以克服共產黨的專政腐敗，相信陶鑄那「泥菩薩燒成陶瓷菩薩過河」的天真想法。

        陶鑄倒後，我在寧夏被囚禁，連讀魯迅也被軍事管制而不得。現在三讀，才省悟同黑暗做絕望抗戰之難，如魯迅之言，不是被黑暗吞沒，就是自身化為黑暗。

        1974年夏天，露菲準備去廬山看望在廬山醫院當院長的父親，邀若瑛和我一同去。她同我們的經歷有點相似，都是年輕時就反抗舊社會的黑暗。她參加過抗日和解放戰爭，當時被稱作「紅小鬼」；少年時代發表過兒童詩、獨幕劇，得過獎。後來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被分配到中央宣傳部文藝處，擔任周揚的秘書。

        我們是在文革中才熟悉起來的。周揚在文革中的情況比較特殊。他是中宣部二號人物，所謂閻王殿的「二閻王」（「大閻王」是陸定一），全國重點批判的目標。他又剛動過肺癌手術，需要休養康復。那時確有人落井下石，想置之於死地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幫不用說了，胡喬木的一些動作也令人詫異，他已向毛澤東請准病假在家「休息」，卻一再來找中宣部的麻煩。一次是以答紅衛兵訪問的形式在中宣部貼岀大字報，誣陷陸定一是特務，向國民黨密告毛澤東的行蹤。陶鑄看了說，胡喬木的揭發毫無根據，不用管它。再就是給陶鑄送來一份他撰寫的《毛澤東論文化革命選編》目錄，附著一個小條，說目錄中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手稿，在周揚處，讓陶鑄派人找周揚取來給他。陶鑄交給我辦，說派人到周揚那裡問一問吧。

        我就找了露菲，請她到天津問一問周揚。露菲的表情有點為難，她說，文藝處的人正給她壓力，要她揭發周揚；她去天津找周揚，人家又會說她劃不清界線。我說，妳不用怕，誰問，就對他們講明白，是陶鑄交給的任務，陶鑄還囑咐要周揚安心養病，早日康復。妳這趟去是光明正大的。

        露菲問過周揚，那兩個手稿根本沒有給過周揚，胡喬木又是故意設計，他那個《毛澤東論文化革命選編》也再無下文。從此涉及需要同周揚、蘇靈揚接觸的事，都讓露菲處理，因為她處事正直，對人真誠。後來又在寧夏賀蘭山下同遭軍事管制，我們之間更加相互信任了。

        我們在廬山度過一段愉快的夏天，三人一同在山間漫遊，忽然足下飛來一片雲霧，似乎我們已騰雲駕霧飄上了天。遊覽時我們也順便在山中揀柴，每人一綑拖回家去，幫露菲父親準備這裡過冬必需的取暖燃料。

        待到夏末，廬山氣候轉涼，我們訂好船票準備順長江東去。那天告別了露菲父親下山，到了九江在一家餐館午餐，等候下午上船。飯菜剛端上尚未動箸，我忽然暈倒在地。若瑛判斷是胃出血症復發，不能上船了。幸好露菲在九江有位姓劉的朋友，我們叫他「大老劉」，及時設法把我送到一所軍醫院。當晚我在醫院病床吐血不止，又被轉移到加護病房輸血搶救。由於這場意外耽誤了行程。醫生說至少要兩個星期我才能出院上路，我和若瑛一時走不了。露菲也不願離開我們自己先走，就讓大老劉安排她和若瑛一起在九江暫住，天天來醫院看我。

        兩星期後，我們三人才一同上船。第一站南京，我們漫步紫金山下，或到雨花台拾幾枚色彩繽紛的雨花石，不見遊人，難得享受著一種暫離塵世，擁抱自然的閒情。

        再往東去，到了長江尾的上海。我與久違了的五妹顧群（即阮錚，她參加西南服務團時改了母姓）重聚。她是兄弟姊妹中最關心我的一個，卻長期遙隔兩地，時刻懸念；五妹夫是我震旦附中的同窗趙介綱，此刻相會，心情難言。我們又看了若瑛的五弟阮崇武和弟妹徐幼群。

        那時文革已經八年。親人相聚，各自走過崎嶇、痛苦的黑暗之路，此時似在長途跋涉中的一所驛站重逢而又將分途前行。四周是一片朦朧，不知親人和自己將去向何方？（待續）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