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老李：俺爸是个“反革命”

bluesky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学校教语文的老爸成了牛鬼蛇神。其实在我们学校他算不上号。他一不是当权派，二不是‘右派’分子，三不是‘国民党残余’，连个‘三青团员’都不是。他的问题是出身不好（地主），加上我爷爷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另外，也是最要命的，是他嘴巴爱乱说。我上次回去评价老爸是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老爸不同意，他说可以接受‘口无遮拦’的说法，但是‘信口开河’有些贬义，好像是胡说八道了。我们爷俩大笑。

老爸上课教语文，喜欢举例子。在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篇幅很长的时候，他说：人曰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但是‘资本论’是长而不臭。后来批判他用懒婆娘的裹脚布来形容老马的‘资本论’。

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事瞎聊天。有人说猪天生会游泳，父亲说是的，上海新民晚报上报道说有一次猪掉到长江里，最后从对面捞了上来。好嘛，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年刚刚畅游横渡过长江，还‘不论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呢。

这些都是我从学校食堂里的大字报上看到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疾风暴雨过后，老爸还算消停了一些日子，因为学校一般批斗会他还挨不上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厄运是在刘少奇被打倒的那个时候开始的。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学校工宣队召集学校教职员工开会传达中央文件，然后是分组讨论。老爸对这个政治气候变换毫无准备，有许多不理解。在讨论会上，他提出：过去我们一直说刘少奇是工人领袖，毛主席是农民领袖。怎么代表工人阶级的第一号领袖现在成了‘工贼’了呢？这有点说不通吧？如果说刘少奇后来反对毛主席，十恶不赦，我可以理解。现在是完全否认历史，把刘少奇说的一无是处，不太合适，人都是要一分为二的吗。说刘少奇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么他总有打着红旗的一面。

你说我老爸是不是没事找事。我老妈同他说过多次，祸从口出，在外面不要逞能，少说为佳。他这不是朝枪口子上碰吗？

老爸在会上发言完后，马上被工宣队留了下来，要他继续谈看法。他知道麻烦来了，开始解释他的‘一分为二’不是为了刘少奇说好，只是现在这种‘叛徒、内奸、工贼’的说法不太合适。反正是他越要说明白，问题越多，水是越搅越混，他自己最后不能自圆其说了。

等老爸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给老妈汇报了一遍，老妈就知道大祸要临头了。平时不太抽烟的父母开始点起了烟，我们家那一间小房子里烟雾弥漫，乌烟瘴气。老妈气得直埋怨，又发火，又掉泪，但知道已经是为时已晚。

第二天，工宣队派人把老爸抓到学校的教学楼里关了起来，罪名是‘公开跳出来为刘少奇翻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年头我们石河子市经常有公审大会，位置就在我们农八师大礼堂前面那个广场上。每次有刑事犯、政治犯、还有要枪毙的，都放在一起公审。要枪毙的常常是最后宣布。大会的主持人先是数落各种罪行，到最后是大吼一声：判处xxx死刑、立即执行。几个警察或者是民兵就把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连同脖子后面插的打着八叉的牌子，一起提到旁边停着的大卡车上，押到我们郊区的刑场去公开枪决。不少市民骑着车子去围观枪毙的过程。我也跟着去过一次，看到有些犯人要打好几枪才倒下，有的还要走过去补上一枪。我人小，觉着太血腥、可怕，回来后还要做恶梦，以后就再也不敢去了。

在公审大会上，还会有在现场逮捕人的场面，说是要威慑‘阶级敌人’。这种场面，往往是早已准备好了。事先在要逮捕人的周围安排好几个壮汉，上面主持人一宣布：把反革命分子XXX押上来！几个壮汉就把这个反革命分子两个胳膊一拧，连推带搡，押到了台前，然后正式宣布逮捕令。整个过程看起来惊心动魄、出人意料。

在我父亲被隔离后不久的一次公审大会上，我们家是准备好他要被逮捕的。那次公审大会我们学校要求全部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参加，包括我们这些个小学生。母亲出门时对我说，千万要当心，如果你爸爸当场被逮捕的话，别人有什么反应都要忍着，完后尽快回家。

我还记着那天我是坐在公审大会会场的左前方，我看到父亲由红卫兵押着坐在了右前方的边上。主持人每次在宣判完一个罪犯的判刑后，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认为下面就要宣布老爸的逮捕令了。可是一直等到审判会结束，也没有提我老爸的名字。他被红卫兵押回到了学校。我那一上午的会是从头到尾紧张地直出汗，最后是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那次没有逮捕老爸的原因不详。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工宣队是把他的名字和罪状报到了农八师师部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最后没有批下来。如果老爸被逮捕的话，我们家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又会上升到另一个水准。

父亲的处分下来了：公开给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分子，开除教师队伍，从教师级别降为农工二级，监督劳动三年。在1969年，父亲被押到离石河子最远的150团农场监督劳动。

老爸走了，老妈开始为老爸翻案。要想翻这个案，必须要把老爸的原话解释成没有问题才行。工宣队的材料里说父亲的‘一分为二’就是说刘少奇有好的地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怎么能把这个‘一分为二’的说法给理顺，讲通呢？老爸想起来毛主席好像曾经说过对蒋介石也可以一分为二的话。他和老妈开始翻‘毛泽东选集’，希望找到原话。把‘毛选’翻了几遍还是一无所得。

没有想到，他们后来在一份非正式的中央文件里找到了老毛的原话，他老人家是说过‘对蒋介石也可以一分为二’。我们全家的那个感觉真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老妈开始告状、要求给父亲平反。她用复印纸抄写了好多份材料送到了农八师师部的各级领导，还有兵团的领导。材料送上去后，十有八九都被送回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学校工宣队对母亲的不断上告十分恼火，但又抓不住她的什么把柄。我母亲从来不谈政治，她也不懂政治。工宣队找了另外的方式来整她。

母亲在学校的工作是会计。她业务能力很强，算盘打的飞快，账目整整齐齐。工宣队没有查账就说她是‘大贪污犯’，把母亲给抓起来送进了隔离的学习班，让她交代问题。然后才从外单位找了财务人员开始查账。

我和妹妹都是小学生，父亲在农场监督劳动，母亲被隔离住学习班，我们自己在家生活了有半年左右，主要是靠着学校食堂吃饭。我以后想起来都害怕，小学的学生自己在家过了半年？千真万确！我们因为不会洗衣服，曾经长过虱子，现在说出来我都感到羞耻。嗨，想起文化大革命，俺这里是咬牙切齿。

半年过去了，他们只查出母亲一笔125元的错帐。这帮子工宣队领导下不了台了，因为他们开始就是以‘大贪污分子’把母亲关起来的。他们不能把母亲就这样白白地放了出去，总要有个说头来证明抓我母亲是正确的。好了，在放出母亲的同时给她一个‘记过’处分，反正你是有问题的，没有白抓。

这个处分，在工宣队撤出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都给于了平反和纠正。

母亲出来后继续为父亲的‘反革命分子’案子上告。我们农八师有个从北京来的姓姜的现役副政委，他看到父亲的申辩材料后，认为父亲是冤枉的。他同意父亲给刘少奇一分为二并不是给刘少奇翻案，因为毛主席说过可以为蒋介石一分为二。他给材料上批了字，让给我父亲平反，恢复父亲的教师工作。这应该是在1971年，父亲到农场监督劳动的两年以后。父亲从农场回来后去了石河子一所厂矿学校，因为我们农八师中学仍然是那批整过父亲的工宣队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得志人士掌权。

农八师师部同我们中学的家属院就隔一条街。父亲平反后这位姜副政委还自己一路打听到我们家来过一趟。记着那是个黄昏，家里来了个穿军衣的师副政委，而且是帮助父亲平反的救命恩人，简直就像是包青天下访一般。那年月不兴吃饭送礼，他在我家坐了有一个小时就告辞了。父母对姜副政委的感激之情我现在还记着。

这些年我有机会同父亲谈过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段插曲。父亲还有些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面，因为以后刘少奇成了冤死的英雄领袖。
我没有同父亲争持，虽然我的看法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老毛是个独裁暴君，他不单是把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穷困的集权国家，还残忍地清除了他众多开国将领。

但是，如果刘少奇和其他在解放后担任老毛大臣的官员们没有被老毛消除，就能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福音吗？我保持怀疑。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是同老毛一样的中央集权主义，他们要保护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眼睛里的民主自由同普世的民主自由观念差之甚远。写到这里，我想起来现在还有人在为林彪等人翻案，认为他们是被委屈了。我想说的是，他们只不过是老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帮凶，以后失了宠罢了。

是的，我们希望他们比老毛要开明一些，属于改良和改革派，比如老邓文化大革命后让学生有机会直接上大学，开始抓生产了。但是能指望他们给予老百姓说话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走向民主的权利？时代和他们思想的局限性使得这些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很小。

另外一方面，我老父亲就真是能看出刘少奇是冤枉的，是受了老毛的迫害了？一样不是。父亲只不过对文化大革命那种一面倒的整人运动方式看不惯而已，加上嘴巴不严实，喜欢发表意见和看法罢了。

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就是爱逞能，显示自己，臭嘴巴找了一辈子的麻烦。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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