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作者李世春
文革虽然不好，但是它也给乡下带来一些福气。
文革时期上面给我们村（大毛忽洞）派来了一位老三届，
（1966－1968年毕业的高中生）
后来成为我的数学和语文写作的家庭启蒙老师。
他叫赵同文，是地地道道的天津味十足的天津人，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南门外4条X号（为了隐私，用个代号）。
他比我大10多岁，曾在天津一家外贸公司打过零工，和智利的海员踢过足球。
赵兄同文于1979年返回天津，在我们村呆了10年。我于1982年大学毕业到山东报到途经天津时特意下火车，去拜访过他家。由于我们村就这么一个天津人，他（天津）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全村人几乎都知道。
因此，我也不用写纸条，他家的门牌号码在我的头脑里清清楚楚，现在随手就写出来了。倒是我自己家的新门牌号码（原来的旧门牌号码，我记住了），怎么记也记不住，还好我家的前面就是小学，把这个特征告诉来我家的人，他们都能找到。
然而，赵兄同文（天津）家的门牌号码，怎么忘也忘不了。可见，我们的交情很深！
赵兄同文插队落户到我们村的时候，我正在念小学4年级，当时5年级之后就到初中了。
他到我们村，住的是一个破旧的土窑洞，是村里最破的窑洞，一住就是10年。我家的窑洞在村子东头，他的窑洞在村子西头，相距大约有500米。
有一次，我念初中的时候，解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题，考虑了好几天也列不出正确方程。晚上到他的窑洞串门，等他吃过饭后，我说我帮你烧火洗碗，你帮我看看这个题。我也不知道他水平怎么样，反正我们来他窑洞玩耍时帮他烧火做饭是常有的事情。像洗碗的事，他一般不让我们干，嫌我们的手脏乎乎的。
（土炕要烧火，如果是烧碳，很简单。如果是烧麦秸，要不断地补充麦秸，这差事一般落在我们来串门的小孩身上，因此他也欢迎我们来闹腾）
大约半小时，他真把方程给列出来了。从此之后，我对赵兄同文便另眼相看，不过后来再没有遇到很难的题。
有一次，学校老师布置的作文题很难写，连个头也开不了。
晚上到赵兄同文的窑洞，仍然是我主动来烧火，请他帮我写作文。果然不错，他写的就是比我写的好。他还把那作文当课文给我讲解一遍，从主题思想到段落安排，从略写到详写，使我有顿开茅塞的感觉。
我念初中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他的窑洞里。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天津的奇闻怪事，也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他刚到我们村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感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因为刚来的那年冬天，他不是出席公社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就是出席县里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他还有别的当时时髦的称号。由于他这么红，村里的人一般都要和他保持些距离，因为他是来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如果和他交往太近，哪一天他突然被打倒，作为最底层的农民老百姓，就是有一百个嘴也说不清。因为内蒙的文革是最错综复杂的，除了全国都有的文化大革命之外，内蒙还折腾了两次“内人党”（新和旧）。村子里经常来军代表和工代表，赵兄同文来自天津，是不是文革小组或毛主席派来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谁也不知道。
等到第二年开春，赵兄同文也开始下地干农活，和村子里的人干一样的工作。经过秋天拔麦子的考验，就证明了他真是来插队落户的。
（内蒙拔麦子的农活，是世界上最艰苦工作，比火车装卸煤的装卸工艰苦，比下煤窑挖煤艰苦）
虽然我们村后来又来了10多位知识青年，有的来自包头，有的来自县城固阳，有男有女。但是，这些后来的知识青年始终没有和我们村的父老乡亲融为一体。反倒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赵兄同文，和我们村里的老老少少打成了一片，融为了一体。
那时，赵兄同文的窑洞就是我们男孩子的俱乐部，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海阔天空地吹一阵子。有时家人从天津给赵兄同文寄来一包带皮的花生，他要分配给我们每人一粒（里面有两颗花生米）。
我第一次吃花生就是在赵兄同文的窑洞里，他给我一粒，里面有两颗花生米。那两颗花生米，我吃在嘴里却香在心里，使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香劲。
现在我在山东，有吃不完的花生（和花生米），但是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发表于 2010-7-23 1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