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文革禁区等于为文革招魂【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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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中华文明自秦始皇建立极权专制体制的那一天起，经历了周而复始的循环浩劫，文明一而再再而三在废墟上重组，又因专制体制下腐败无法遏制，最终官逼民反酿成下一次“全民革命”而变成新的废墟。
循环浩劫的代价是：中华文明在长达两千二百年的专制长河中并没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中华文明在历次动乱浩劫中经历了空前的灾难；最大的文明灾难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反抗暴政建立新“专政”王朝的改朝换代战争通常只造成生命灾难，灾难过后文明又很快走向复苏繁荣。可文化大革命则造成空前的“文明灾难”，中华民族的良知、人性、公平、正义受到残酷践踏，甚至于毁灭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文明灾难不是短期内能够修复的，因为文明的主体——“国民”的心灵被毒害很难因时过境迁而“立地成佛”，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毁灭掉的良知、人性并不能随着文革的过去即时回归到国民的心灵。绝大多数国民在文革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会因为“文革思维”的惯性作用不自觉习惯于反文明的行为模式。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大部分国民的良知依旧整体沉睡，为了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无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从根子上讲都是文革的遗毒在起作用。
所以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是中华文明史最为痛心疾首的一页，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再来第二次，否则中华文明就从根子上毁灭了，并且永远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历史经验和人性规律证明，一个民族要想不重复某一悲剧，就必须要让这个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牢记这一悲剧的教训，时刻警醒这个民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因为人性容易健忘的原因，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演这一悲剧。
以色列国为了让犹太人永远牢记纳粹大屠杀这段血腥悲剧，在各地建有大屠杀纪念馆，让犹太人永远保持浓厚的危机意识，全民一心谋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不要在歌舞升平中玩物丧志，再度沦为另一个野蛮民族的整体屠杀对象。
东欧各国在走向民主后，也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政治迫害”纪念馆，让国民记住专制体制的残暴和反人性，永远不要因为民主之路出现波折而重新选择专制！
一八九五年日本军队在旅顺制造了种族灭绝式大屠杀，杀光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36人掩埋尸体）。可习惯于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花花世界恣情纵欲的中国人很快健忘了这段历史，结果日本军人又在三十八年后的中国首都南京把同样的大屠杀再来一次。
我们要想不重演文革的悲剧，就必须牢牢记住这段悲剧历史。为了不让国民忘记文革的教训，我们有必要象犹太人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一样在全国各地建立“文革纪念馆”。
新中国灵魂更为高贵的文人巴金就在生前一再呼吁要建立“文革纪念馆”！
文化大革命除了伟大领袖一人外，中国人整体上没有赢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因此建立“文革纪念馆”应该不会伤害到某个阶层的利益和自尊。
可我们迄今仍未建立“文革纪念馆”，662个城市一个也没有！
不但没有设立任何一个“文革纪念馆”，我们还人为设立了“文革禁区”，不准中国人系统深入地讨论研究文革话题，“文革”也成为网络最经常的屏蔽文字……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致力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忘记“文革”这段历史？
文明世界努力让自己的国民牢记历史悲剧；我们却努力让国民忘记中华文明的最大悲剧？
忘记悲剧的代价就是在以后的历史中重复同一悲剧！我们难道不怕历史的报复？
历史报复的步伐是如此之快，当我们还没有从上一次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时；“文革幽灵”在柬埔寨、北朝鲜作了一番短暂旅行，在旧脸谱上加了几样新装饰后又悄悄折回中华大地了。
“文革幽灵”在柬埔寨旅行时制造了这个星球上虽谈不上绝后但绝对空前的人权灾难。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近四分之一的国民（200多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
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我们的权力阶层肯定无意为文革招魂，因为没有哪个权力阶层愿意“革自己的命”。文化大革命最为家喻户晓的功能就是摧毁了整个官僚阶层，文革前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实质就是“打倒一切当权派”，就是“砸烂公、检、法”，结果各级权力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出现了权力真空，被文革中新生的权力机关“革委会”取而代之。
因为官僚阶层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断言我们的权力阶层有意为文革招魂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所以文革幽灵的回归力量应该来自广大的社会中下层。
当今中国社会中下层确然存在浓厚的“文革情结”！
“文革情结”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原因又来自上层文革政策失误，来自上层制造的“文革禁区”。因为文革的真相一直没有得到披露，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心目中的文革不外乎急风暴雨式的群体运动，群众第一次把欺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领导”踩在脚下；不外乎把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押上审判台批斗，戴高帽、游街，群众可以任意打骂过去的领导而不受追究……虽然民众也惋惜严凤英、老舍等天才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可一想到有那么多的官员为他们垫背，心中一个“值”字了得！
急风暴雨式群众运动和对官僚阶层的整体清算批斗只是文革的一个非主要方面；因此而催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虐，灭绝人性的屠杀折磨，无穷无尽的荒唐冷酷，最终造成整个民族丧失人性并集体走向疯狂则是文革最主要的方面。前一个方面国民都了然如胸并津津乐道；后一个方面绝大多数国民则不了解真相。绝大多数国民不知道本应温柔善良的花季少女宋彬彬一旦成了红卫兵旗手后竟然和同伴举行杀人比赛，亲手打死了七条鲜活无辜生命；不知道张志新在押往刑场枪决前被残暴割断喉管；不知道小女子黎莲、钟海源在临刑前被“活体取肾”；不知道北大才女林昭在监狱受尽非人凌辱折磨；不知道大兴县、道县大屠杀；不知道广西宾阳、武宣发生的禽兽不如惨案（参见拙作《我们不能忘记文革》）……
我们对文革的批露则只限于前一个方面；对后一个方面则讳莫如深并因此设置“文革禁区”。
因此我们对于文革的责难只限于“破坏文物古迹”，“打倒老干部”和“砸烂公、检、法”……
今天的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已成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司法腐败无处不在，多数国民对贪官和流氓干警恨入骨髓。如果国民知道文革的错误只限于“打到干部”和“砸烂公、检、法”，他们会认为那是文革的“错误”吗？难道不认为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阳光时代”吗？难道不对文革心向往之吗？
如果民众对文革的理解仅限于对特权阶层的清算迫害，政府又没有及时实现民主、法治的政治转型，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并成为不治之症时，他们难道不会从心底呼唤文革的回归吗？
年轻时期我的文革印象也仅限于斗官杀官和砸乱公、检、法，再看看身边的官员以权谋私和警匪合流的社会背景，心中自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直到近十年接触到文革令人发指的暴虐信息，并实地采访了部分在文革期间发生人权灾难的地区，才在心灵深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很简单，理性的革命只能谋求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社会公平和良知人性回归等文明目标。如果我们的革命果实与上述文明目标背道而驰，我们从整体上清算官僚政治的代价是牺牲自身的良知和人性，从整体上走向暴虐和疯狂，这样的革命只能得不偿失！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任何益处！西方民主政治的优势就是在实现国家管理层的和平权力交接时没有背离民族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宗旨，因而成为全人类迟早都会遵从的普世价值。
如果历史再给中国的普通民众一次文革机会，他们对官僚阶层还会心慈手软吗？听听民间广为流传的“民心谚语”吧：
“如果把局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杀头，肯定有个别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很多漏网的！”
“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对当官的就不是批斗游街了，干脆一律砍尽杀绝，免得秋后又跳出来害人！”
所以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官僚阶层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革命目标”。
我们的民众呼唤文革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文革真相”，隐瞒文革真相又是官僚阶层设置了“文革禁区”。结果设置“文革禁区”的苦果是文革思维的回潮，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因此，官僚阶层设置“文革禁区”的代价是“自食其果”！
为什么我们的官僚阶层会设置“自食其果”的“文革禁区”呢？原因是我们的官僚阶层在文革思维上存在误区。
在官僚阶层看来，设置“文革禁区”确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文化大革命酿成的人权灾难确然骇人听闻，很多灭绝人性的迫害根本不是人干得出来的。可文化大革命时期依旧是我们党的天下，文革灾难虽然与现存官僚阶层没有必然联系；但我们的党却脱不了干系。文革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我们的党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人道责难，甚至于专政合法性也成了问题。
一旦面临上述问题，我们的党就只有痛定思痛自我更新，象台湾的国民党一样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才能重新获得全体国民的认同和尊敬。
自我更新是要经历阵痛的，就象新生儿诞生要经历阵痛一样。官僚政治的惰性又使绝大多数官员不愿主动经历这一阵痛，他们更愿意采取以“稳定为大局”过一天算一天战略。为了尽可能“稳定”更长时间，掩盖历史真相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尤其是尽可能掩盖使党面临专政合法性问题的文革真相。
“两害相权取其轻”，自我更新的阵痛无疑要比整个官僚阶层面临可怕清算的危害要小得多。设置“文革禁区”的苦果是招来下一次文革，官僚阶层将会首当其冲甚至玉石俱焚。因此设置“文革禁区”是设置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是“两害相权取其重”。
除了“为了眼前稳定而无视未来大乱”的思维误区外；官僚阶层还存在另一饶幸心理误区：他们不认为下一次文革会因为掩盖真相而重现；就算文革重现官僚阶层也不会首当其冲成为率先革命的对象。很多“善于健忘”的官员和没有经历文革的年轻官员还以为文革只是文化人受难，“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革文化人的命”？
…………
今天的中国已经为文革的重来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
官僚政治的没落腐化使整个官僚阶层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绝大多数国民渴望对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进行整体清算。
政府在旧体制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时迟迟不肯启动政治变革，能够有效防范腐败的民主、法治和新闻自由依旧是政治禁区，腐败问题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正常程序解决，人们因此认为只有文革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体运动才是消灭腐败的最有效办法。
近几年城市产业工人大量下岗失业，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渴望改变现状的心怀不满群体，为下一次文革准备了生力军。
落后过时的教育体制，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喜欢跟在群体和主流媒体后面盲动起哄，渴望发泄不满情绪的城市愤青群体。他们拥有比当年的红卫兵更极端和更具破坏性的思维、行为模式，极有可能替代红卫兵成为下一次文革的先锋队。
下一次文革可以说是“万事具备，但欠东风”，缺少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和一位有强烈感召力能够自由操纵群众意志的独裁领袖。而专制体制是产生独裁领袖的最好温床，如果我们不对旧体制进行迅速根本的变革，有强烈独裁倾向的“群众领袖”要不了多久就会应运而生。
四十年前的那场文革首先在文化界发难，无赖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弹；今天的文革幽灵一样首先选择在文化领域兴风作浪，尤其是在网络四处出击大打出手。虽然没有姚文元那样钦定的“文革旗手”出头挂帅，但姚文元的无赖文风却在网络甚至正规媒体甚嚣尘上。拥有极端思维又不爱思考的愤青文痞追随缺少民族责任心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他们不理解的人和文字上纲上线，玩弄文革时期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等无赖文风，对锁定的目标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把真正爱国勇于捍卫良知公正的志士仁人打成“汉奸卖国贼”，自己则从事伤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真正卖国勾当。
四十年前发动文革的口号是“反帝反修”；今天的“文革信号”则是“爱国排外”，二者的思想内涵高度一致。取代红卫兵的愤青群体先在某个“爱国排外”的目标上取得认识上的高度一致，然后行动上高度一致对锁定目标群起而攻之，在人数和声音上取得格外壮观的力量展示，从而在社会上赢得深刻印象，而不管攻击某个目标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在人情上是否合情合理？
当愤青群体在国民不了解因而也容易接受的排外目标上成功地展示力量，并取得步调一致的行动锻炼后，就会回过头来在国内寻找打击目标，通常锁定某个和主流媒体声音不一致的人和文字，对文字进行断章取义和偷换概念的技术处理后，潮水般地砸下早就准备好的大帽子大棍子，然后给打击目标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而不管这个目标是真正的爱国志士甚至于是民族英雄。
当愤青群体率先对“西方价值”和“独立声音”大打出手时，官僚阶层大都看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误认为愤青群体是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同盟军，因而以欣赏赞许的心态静观愤青群体触犯法理的过激言行甚至于推波助澜。在政治体制变革前的中国，腐败官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平等的“西方价值”和勇于探索真相的“独立声音”，并在主流媒体上不时给予抨击，为不爱思考的愤青群体提供价值引导。现在愤青群体把“西方价值”和“独立声音”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他们没有理由不从心底高兴。
官僚阶层不可能看到，无论是爱国排外大游行，还是群起围攻独立声音，都是下一次文革的演习目标。一旦愤青群体迎来下一次文革，他们主要的打击目标就会很快转向，转而落到整个官僚阶层头上。四十年前的那场文革主要也是红卫兵从“破四旧”、在外国使馆前游行和迫害文化人开始，官僚阶层在那时也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危险，因而默许了红卫兵制造的各种暴行。等到红卫兵“砸烂了旧世界”，发现再没有什么“四旧”可破时，就把整个官僚队伍当成“旧世界”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押上审判台。等到各级官僚发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拿着红缨枪向自己奔来时，他们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部分官员对愤青群体超出法理言行的怂恿甚至于推波助澜等于是玩火自焚。
综上所述，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迎来下一次文革，但文革幽灵在中华大地无处不在，愤青群体甚至已成功地完成了下一次文革的“排练”。
中国即将面临下一次文革的风险！
我们设置“文革禁区”等于是为文革招魂！
要想阻遏下一次文革的步伐，避免文革的空前浩劫，我们必须尽快撤除“文革禁区”，让民众知道被掩饰的文革真相：文革不是什么单纯反贪反腐的群体运动，而是反人性反文明的空前浩劫，是层出不穷灭绝人性的暴行，是全民被阴谋家毒害走向集体疯狂……文革不但起不到反贪反腐的作用，相反会从根子上毁灭中华文明，并最终毁灭我们自身。
我们有必要倾听巴金的声音，在全国各地建立“文革纪念馆”！
除了撤除文革禁区外，我们还应以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大刀阔斧地变革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伤害良知和人性的过时体制，在中华政治体系植入民主、法治、自由的普世价值，把官员的任免监督权交回到人民手中，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腐败耐以孳生的社会土壤。当政治变革带来真正的社会公平后，文革的内在社会驱动力就会消于无形，下一次文革就会越来越遥远，并最终在理性健康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永远成为历史名词。
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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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魔咒大有可能摧毁中国的一切


作者；航亿伟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明灾难，但是文革过去了三十余年之后，文革的阴影不是淡了，而是浓了。
一、当前社会难题为文革思维创造了有利借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从文革思维的繁篱中艰难挣脱出来的。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每走一步都遇到思想上的巨大阻力。城市经济中，先允许个体户存在，然后分别是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物价放开、引进外资、私营企业有条件合法化、国有企业改制、开放股市和实行股份制等等。可正由于文革思维的存在，使得我们的每一次变革措施都必须打上文革的烙印。于是，每一次变革，都给社会投机制造了机会。比如很多国有企业改制，就变成原企业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赃；股市一开始的种种限制措施，原来的设想是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性质，结果却为过度投机和内部操纵股市创造了绝佳的良机。
不同于前一种形式的私营企业发展，有几种不好的现象令人诟病。其一是这些私营企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在文革思维中挣扎求生存，他们最有效的手段是采用傍官家的办法。傍官家即为通过官员的权力获取自己的利润，有的是政府官员给予的直接项目，有的是政府官员给予的特殊信息，有的是通过政府官员获取的种种政策或税务上的优惠等等。其二是十分严惩的偷漏税。其三是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欺骗消费者。
同时，部分垄断领域的怪异市场化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机。这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房产和被垄断企业控制的某些行业。这种市场化并非真正市场化，而只是乱涨价而已。相应机构及企业变成贪婪的牟利集团，总是用尽手段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可怕的垄断状态只是些一家或数家，价格说涨就涨。涨价后的暴利，除税收和地方政府截流之外，则主要用于浪费（看看这些机构及企业修建的豪华办公楼就知道了）和大吃大喝、职工高工资和福利（尤其是管理层）、行贿（有些是变相形式）等。如今。高昂的教育费、医疗费和高房价，已经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在此社会背景下，政府官员的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人是比较性动物。凭心而论，我们的政府官员中的大多数并非先富起的人，却是为先富者创造条件的实际政策执行人。他们原来不过是享有一些特权而已。大致在1996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相当清贫。他们与企业的厂长经理、学校的校长、医院的院长等，原来同为国家干部，有不少是同学。但经理、校长、院长们富起来了，私营企业老板越来越有钱了，于是，这些政府官员也要加快致富步伐。他们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利用政策设计对他们有利。比如住房，各地公务员没过几年都住上了相当豪华的房子，而购房的花费比起变通民众，少得惊人。一是从初步出售权力转为主动出售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比较笨或者比较缺心眼的人直接受贿索贿，机灵一些的人则通过妻儿、亲属、情人等受贿索贿。后一种人更高明一点的是从不直接拿别人的钱，而是通过公司或在某企业任职高管等方法取得利益。为了使利益最大化，这些贪婪的政府官员又借用文革思维，有意无意地对正常的经营活动加以控制，如设立“馒头办”、禁止售卖外地产品等。有了控制，才有利益。在市场上设卡，自然产生“孝敬”之徒。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叫做“权力寻租”。
相当一部分有钱人富得没有道理，相当一部分官员富得令人愤怒。这种先天不足的改革，最根本之处是一直没有良好的法律设计和有效监督体系。而法治意识淡薄，又是文革思维的巨大硬伤。文革思维崇尚人治，膜拜神权，误以为什么事都可以靠“斗争”来解决，根本不相信法治。法治的基本存在环境是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有完善的舆论监督系统，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会打破文革思维的神权观念，也是文革帮必须坚决抵制的。
文革帮绝不会承认中国改革产生的问题是他们的因素造成的。他们只需要渲染当下的不正常现象，而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改革开放，就没有两极分化；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假冒伪劣商品；不改革开放，就没有“新三座大山”。“如果毛主席还在，认敢腐败？”他们将这类设问弄得振振有词。一句话，只要回到文革时代，什么都好了。如果不动脑筋思考，不去考证并不是太久远的过去，还真被他们忽悠了。中国虽然也随世界潮流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不爱思考，以简单情绪判断来面对复杂问题的民众却还是大有人在。文革帮善于宣传和煽动。一位青年找不到工作或工作辛苦收入却很低，有人说这都是邓小平害的，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这青年对比下富人的朱门洒肉，对比下贪官污吏，根本不需要研究文革时代是什么情形，便就信了。信了之后，就可能盲目跟随。毛发动了文革，但就是在文革之中，也有些好的事迹，好听的话语。再加上一些心理暗示和一些仪式，这青年便可以成为文革帮的坚定信徒。
二、文革思维继续泛滥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等主张改革开放的那一代领导人深受文革之苦，也痛恨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但中国长期受极左思维控制，他们认为不可能一夜间清除那种错误思潮。他们当时最大的顾忌是中国已经由于文革，令国家相当落后。在文革期间，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开始公然侵占我南沙诸岛，我们无力予以还击。我们高喊解放台湾。但美国的干涉台海事务，让我们无可奈何。当时，中美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实质因为文革等原因给拉大了。当时，一个激励国人的口号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反右和文革中，大量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售货员被“打倒”，要么到街头做扫垃圾，要么被发配到农村修地球，国家军事实力不被削弱才怪呢。我们有核武器，有些导弹，但那不管用。人家可轻易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你正要准备下令进攻，人家已经攻来了。你的军机、军舰没有人家快、准、狠，作战半径更远远不如人家。当然，除了军事力量对比外，民众的生活素质对比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改革开放也是不得已之举。
由于不能完全摆脱文革的羁绊，所以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必须戴着一只看不见的镣铐进行。又因为很多人对文革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人也误以为只要通过改革开放，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好日子，那么，人们对文革的评判到一定时候，也就很自然形成全面否定的共识。
另一方面，社会对西方社会制度有一种类似本能的恐惧情绪。西方的“民主社会”与苏俄“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对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尽管我们那阵子与苏俄并不是真正穿一条裤子。西方社会有一些人热衷于输出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思想。这似乎对中国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时候，一些极左派乘机发难，中国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贬义词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民众对中共的拥护度是非常高的。初步的改革开放很快大见成效，农产品丰富了，工业生活用品供应大大增加了，过去要票证供给粮食、油、豆腐、肉、缝纫机、自行车等，物品越来越充足。只是比较新一点的产品，像电视机、冰箱等，因社会需求量大增（也是全国几次提工资让城市市民购买力大大提高），形成所谓“紧缺商品”。紧缺商品依然要靠政府部门向社会配给。价格是政府管制的。紧缺商品实行“计划定价”，有些商品企业生产越多，利润反而越少。因为“计划定价”常违背基本经济规律，非常不合理。又由于商品紧俏，很多商品官价和地下市场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价格差异，滋生着以权谋私和腐败。如何解决中国这个重要经济问题，变成一件中国头等大事。可偏偏由于一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令中国的价格改革完全漠视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即极其重要的法治精神和监督意识。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除了个别人之外，其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总的来说，是站在建设性的角度为中国民主、自由和监督找出一些思路和具体的办法。知识分子被长期压制，邓小平说科学就是生产力，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期间，他们整体上感恩戴德。他们做着三件大事。一是赶时间。他们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或者说他们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一是传帮带。文革十年，重新回到建设的路子上来，忽然发觉没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做事。因此，要加快培育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文化、经济类的专业人才都归于这个称谓）。一是为国家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段时间，有什么重要的事“都必须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因为这些人是专业人才，而很多领导干部却是“大老粗”，啥都不懂。渐渐地，有相当一批专业人才干脆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他们做了官做起事来，果然效果好得多。这时候，知识阶层的整体目标是科学，民主被看作实现科学目标的好方法。是在谈民主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为民主要借鉴西方文明社会的一些具体做法。建设性主张者，并没有多少人主张全盘西化，但借鉴是必须的。可借鉴西方文明社会的东西，极左派就送来全盘西化的帽子。那时，全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研究很不够，思想禁区很多。个别人说的话，写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实际相当保守，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却被视作大逆不道的言论和思想。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场冷水泼在知识阶层的头上。
虽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没有像文革时代，演变成对知识分子全面的残酷整肃行为。但是，由于离文革时代距离很近，内心的失望情绪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漫延，一些人有了抵触情绪。此时此刻，极左派更是添乱。他们不断在很多问题上设立思想禁区，这也说不得那也做不得，知识阶层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日益加深。而一些走上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有人自学或不自学地为极左派效劳，提出来的办法更伤人心。他们是迫于极左思潮的压力，为自保而做出的自私选择。如此这般，来自知识界的充分讨论少了，良知性建言也少了。这时候，中国的价格改革不得不推行，便有了一些想不到的意外发生。物价长期处于管制状态，一天放开，普通商品的价格就像今天的房价一样无法控制。价格无法控制的暴涨，民众的生活全乱了。政府官员、国有企业职工等可以通过加工资等方式弥补损失，但工资上涨速度远不及物价快。增加工资即增加货币供应，形成通货膨涨，又不断推高物价。到这地步，政府又不得不对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采取更厉害的价格控制手段。如此一来，市场上价格投机的空间更大。社会传言一些高干子弟直接参与价格投机获取暴利。“官倒”一词有别的内涵，但主要是描述这一现象。一些民众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然后因胡耀帮逝世，中国产生那次严重的政治风波。
随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全面停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一个极可能是精心设计的新造神行动，文革思维经过一番打扮，以一种宗教式的表现方式，在民间粉墨登场。有人称出租司机挂毛像可以防车祸，很多司机开始在车子挂毛像。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反正毛像变成特殊的神物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中国人对于神事，总是宁可信其有。不管真相如何，反正这个新造神行动，将毛又一次抬为大众偶像。尽管物价影响到大家的生活预期，但日子比文革时代好了很多，却是大家都承认的。用民间的话说，好日子是邓小平给的，但新造神运动又成功将感激给了毛。这也和邓小平坚决反对将他个人神化有关系。如此，文革帮终于重新拥有了“群众基础”。
转眼到了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才有重新跨开了。非常难的价格改革猛虎也在这时候，变得温顺起来。这给后来的其他经济改革有了轻装上阵的可能。没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就开始走上快车道，这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尤其明显。可仍然因为受极左思维束缚，民主、自由、法治和监督等所谓西方的那一套，没有明显的迹象被用于经济改革的配套方面。一些人把西方政治制度仅仅简化为自由选举，令社会引进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很难取得共识。经济方面向前走的越快，社会悄悄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越多。渐次，就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的经济很繁荣，但没有太多的规矩。三资企业过低的工资，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纵容的结果。刚开始，外资企业工资相当高的。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平均工资，是我们的十多倍甚至二三十倍之多。一些企业发觉可以用血汗工厂的方式盘剥工人，这样其成本大大低于别的企业。高工资企业抗不住那种不公正竞争，或者经不起暴利诱惑，工资也跟着降下来。特殊环境，造成环境污染，很多外资老板在国外是不敢的，若污染了环境则可能坐牢。可到了中国，没有人认真进行环境执法。渐渐地，生产大污染，反而是“正常”现象了。
民众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新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当直接影响到他们生计或生命安全时，他们会站起来呼喊。他们一次次投诉、控告，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结果——社会法治环境不健全，很自然就产生这样的局面。这时候，有人说如果毛主席在，谁敢这样？他们已经淡忘了文革的痛，或者对文革的回忆已经不那么清晰了，于是纷纷额首称是。此时，文革帮高调亮相，以华丽姿态跳出来歌颂毛，回炒所谓“红色经典”，正好契合了很多人的心理需求。毛大热了。一批颂毛文艺作品，对文革有意回避。一个并不真实的毛，形象高大，在毛像神的基础上，又重新变成精神之神。毛像神和精神之神的共同强化，不少人重新坠入深深的崇毛情结中。
我们主张对毛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错说错，绝不能再把他弄成什么神。但就是这样的主张，要被文革帮人恨得咬牙切齿。
文革帮有几种群体。一种是专门在后面煽动和策划的政治失意者。这些人没有别的爱好，就是想弄权。他们是一些失意官员和学者，是文革思潮真正的推手。他们有人当真崇毛，有人根本就不是，只是爱毛的政治手腕而已。有些是特殊的老人，他们大部分人在文革中受过磨难，但随着老年失落和对现状看不惯，他们原谅了过去，只将情绪针对现在。有些是文革斗士、文革受益者或在文革中所受伤害相对少的人，他们此时正好五六十岁。人到这个年龄，也不愿意想太多，却把文革幻觉越想越美好。有些是在新造神行动中产生的盲信者，有普通民众，更有很多十七八岁到二三十岁的愤青。这些是人数相当大的社会存在，有些人容易冲动，甘愿充当打手。可正因为他们是盲信者，他们又非常容易改变“信仰”。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世界上信仰最不坚决的那种人。不过，文革帮中的推手正用尽手段来“坚定”盲信者的信念，并不断培养、发展和壮大这支队伍。
三、文革帮如果得势那将如何？
文革帮过去偏激，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手段。他们惯用的说道模式，就是毛主席当年对邓小平太宽容了。如果当年从肉体上将邓消灭，那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了。在他们眼里，邓小平是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根子。邓小平以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不好的，祸国殃民的。
他们定义的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现在的“官僚”集团、资本家集团、知识分子集团。他们的杀伐之气非常强烈。杀掉所有当官的，杀掉所有有钱的。看起来只是情绪发泄，但如果条件适宜时，他们当真会这样干。
文革帮要进行大屠杀的心理诉求，恐怕现在的文革帮推手也不完全了解，并在他们得势之后难以控制。原因之一，社会的积怨没有较好的方式疏导，那就必然化为恐怖的戾气。之二，现代人对生命的敬畏感大大降低。连假药、毒大米、毒奶粉等都能大量制造的社会，是一些人生命敬畏感近乎零的表现状态。这些盲信者会变成盲动者。文革帮依靠盲信者发展自己的势力，而这些盲信者却很有可能一夜间变成不听任何命令和指示的暴民。之四，文革帮制造毛崇拜，这就注定了他们难以产生取代毛的人。没有毛的精神魅力和政治手腕，却又要进行他们的“文革事业”，他们只能放出魔怪而不能收服之。
在目前党政部门中，有些官员有意无意中作文革帮的帮手。这是自掘坟墓。很简单，他们属于“官僚”集团，是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受益者，文革帮可以利用他们一阵子，但到头来，会对他们加以无情镇压。有些企业主或小老板也站在文革帮一边。这些人却不知道文革帮同样不能容忍的也同样是他们。你有钱，只要比普通人稍微有钱一点，那就是罪过。如果文革帮得势，最滑稽的一幕是他们在斗完了别人之后，再内部进行恶斗。某些今天的文革吹鼓手，明朝则由文革帮将自己的“革命同志”推下历史的深渊。
至于普通民众，将在文革帮得势之后，将“享受”类似阿富汗塔利班那种管理模式的待遇。思想上严厉控制，稍微说点什么让文革帮疑惑或不满的话，即被严厉打击。经济上绝对控制，生死病死将你管死了，由不得你不听话，不服从。
有人不相信这种景象。可是，如此邪乎的事，过去在中国发生过，现在还在其他灾难国度反复进行着。为什么邪教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威胁？因为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会给邪教带来惑众的机会。文革帮的思维和邪教思维有些接近。在德国，由于纳粹思想给这个国家伤害甚大，所以国家立法禁止宣传纳粹思想。可在我们中国，我们没有文革进行过全社会的彻底反思。文革思维是有毒的藤，一直缠绕着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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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二次文革"离我们还有多远?

原文地址："二次文革"离我们还有多远?作者：熊飞骏"二次文革"离我们还有多远?
--熊飞骏


"特色中国"是一个为"特权"服务的国家。因为"绝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缘故，我们正面临"二次文革"的巨大风险。
"袁腾飞事件"打响了"二次文革"第一枪。
站在"二次文革"门槛上的国民，不但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灾难，竟然天真地认为中国绝不会再发生那样荒唐的闹剧。
面对"文革"的复僻，中国人似乎有充分的"自信"：
一、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不会走回头路。
二、中国是一个当权领导说了算的国家，首先当权派不要"文革"，没有哪个领导喜欢群众运动"革自己的命"。
三、文革需要一个有巨大感召力的"群众领袖"。当今中国是和平时代，没有哪个权力人物能取得毛太阳那样的赫赫武功，因此也不可能拥有毛太阳那种无可匹敌的"威望"。
四、新闻封锁是"文革"的必要条件。今天的中国是信息社会，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覆盖到偏远的乡村，不可能做到让民众对重大事件"不知情"。
五、今天的国民比四十年前的中国人清醒得多，不象毛中国的"人民"那样容易愚弄。
…
上述五个"自信理由"其实不堪一击。
一、人类历史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喜欢"倒退"。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无疑是大倒退；中国的明清时代明显落后于大汉盛唐。中国在秦始皇以后两千二百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一直都在坚定地走下坡路，由气吞山河的东亚雄狮堕落成清末白痴样的"东亚病夫"。
二、当权派不要"文革"，并不等于每个当权领导都不要"文革"。在庞大的领导集团里总有那么几个需要"文革"的权力人物。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多数人说了算"，领导集团一样也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就算需要"文革"的权力人物在整个领导集团里处于绝对的少数，也不表明这个权力人物就不能左右政局。四十年前拥护文革的毛派人物也是"绝对的少数"，可照样有能力发动多数当权领导抵触的文化大革命。
三、当今中国确然没有哪个权力人物拥有毛太阳那样无可匹敌的赫赫武功，但没有盖世武功的统治者一样能赢得万民拥戴的崇高威望。希特勒在纳粹德国的声望应该远远高于毛太阳，但希特勒可没有什么显赫武功。不仅如此，希特勒个子矮小，相貌委琐，形象在英俊挺拔的日耳曼民族中确然令人大倒胃口。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希特勒照样在和平时代成为德国人歇斯底里狂热拥戴的独裁领袖。
也许有人会说，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有特殊的背景，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恨入骨髓。希特勒只是巧妙利用了德国人对凡和赛和约的仇恨心理来一步步赢得民心的。
今天的中国和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很相似，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贪官黑社会恨入骨髓。如果这时出现一个能以无情手段打击贪官和黑社会的政治强人，一样能赢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狂热拥戴。就算此人根本没有上过战场，国民一样会象崇拜民族英雄一样崇拜他。
美国一位中学老师曾经在自己的课堂做过一次"法西斯试验"，用希特勒的手段来管理自己班上的学生。结果他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在班上的学生群体里赢得了希特勒那样的权力和威望。视个人自由尊严高于生命的美国人都容易被法西斯愚弄，就更不用说拥有"清官情结"的中国人了。
所以勇于纠正错误不蹈覆辙的德国人在二战以后把"不准宣传法西斯思想"列入国家宪法。
四、今天的中国虽然进入了信息社会，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使任何一地发生的政治事件能在瞬间传遍全国。但如果一个赢得万民拥戴的独裁领袖想在中国境内封锁互联网和手机信息，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只需要制造一条"贪官和黑老大利用互联网和手机信息转移非法资产"的借口，就可堂而皇之"暂时"关闭互联网和手机信息。等到他成功实现新闻封锁后，谁又能阻止他把"暂时"变成"长期"?
五、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比四十年前的毛中国人民清醒得多吗?真的不容易愚弄吗?
今年春末去沿海五省旅行，沿途走访了几位民营企业的老板，颇为意外的发现他们的办公桌上竟然摆有毛主席像。我们的话题很自然谈到了毛主席，没想到他们对毛主席满怀敬意，并且振振有词地声称中国需要毛主席…
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世时虽然批了斗了不少官老爷，但如果哪天毛主席真的回来了，他们向何处去?
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相似：如果有了毛主席，第一不好过的就是贪官污吏和流氓恶霸，这些人很快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我说先不谈别人，第一说说你们自己，别忘了你们都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毛主席一旦真的回来了，第一批要打倒的就是你们。当年毛主席就是先打倒地主资本家然后再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等打到你们之后再对付贪官污吏和流氓恶霸。如果中国再回到毛时代，你们不是上刑场监狱就是被打为"黑五类"任人欺凌，你们的财产会被没收瓜分，你们的后代也会背上你们的黑锅一生一世抬不起头来，甚至于成为屠杀的对象…
和你们相比，我是一个标准的无产阶级，怀念毛主席可以理解，因为毛主席再世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相反还能平分你们的资产?如果发生文革我也是货真价实的"红五类"，会由草民百姓上升为特权阶层?本人反对文革纯粹是出于良知和民族责任心，而不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你们怀念毛主席就让人难于理解了?
我知道你们平时受尽了贪官的欺凌，对贪官恨之入骨，可惩治防范贪污腐败不能求助于政治强人，那等于是雇佣大蛇来对付粮仓里的硕鼠。西方文明国家已成功地消灭了贪污腐败，实现了社会公平，靠的是民主法治而不是政治强人。你们怎么希望依靠政治强人来消灭腐败不公呢?
听完我的分析后，他们都认为我的话很在理，同时发出下面的感叹：
"我先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今天的资本家和官老爷、专家一样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在关系自身命运前途问题上都如此不清醒容易犯糊涂，就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平民大众了。
今天的中国人真的不好愚弄吗?
包括本人在内的多数中国人都存在"我先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的思维误区，都容易成为愚民政策的牺牲品。
当初毛主席发动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时，谁能想到地主一打倒他们刚分到手的土地就被夺走了?并在随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几千万?
当官老爷紧跟毛主席"反右""大跃进"时，谁能想到没隔几年又被毛打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红卫兵工农兵"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当两千万红卫兵在文革前期随意批斗殴打高官显贵和黑五类时，谁能想到三年不到就被整体赶出生他养他的城市，前往贫困愚昧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女红卫兵横遭野蛮肮脏的土包子村干部强暴凌辱痛哭无告?
各位冷静想一下，在毛中国时代，除了以毛为首的少数人外，哪个阶层不曾付出惨重的代价?有哪个阶层是赢家?
为什么一个让社会各阶层的多数人付出惨重代价的独裁者，在故去三十多年后还能赢得那么多人的拥护?难道中国社会只能通行"血酬定律"吗?
难怪疯狂屠杀汉民族的刽子手成吉思汗竟然成了汉民族心目中的"大英雄"?
一个通行"血酬定律"的民族，还有什么"信心"不被愚弄?
一个容易被愚弄又呼唤"伟大领袖"的民族，凭什么自信不会发生"第二次文革"?
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二次文革"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多数人对腐败不公的现状强烈不满，对倚仗非法手段掠夺民财从而制造腐败不公的权势阶层恨之入骨，民心涨满了强烈的报复和清算情绪，渴望通过极端手段改变现状。因为当局一直拒绝公开毛太阳真相和文革真相，唐国强主演的革命战争题材影视剧又把毛太阳美化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战无不胜的大英雄，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天真地认为毛太阳才是"为人民做主"的群众领袖，文革式急风暴雨群众运动才是惩治贪污腐败的最好方式，因而热烈呼唤文革重来。
社会上拥有大量心怀不满的群体，几千万上亿的下岗工人和被主流社会冷落的边缘人士为"二次文革"准备了生力军；大批就业艰难遭遇不公从而导致性格扭曲的知识青年为"二次文革"造就了"红卫兵"；在长期谎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明真相的左愤则是"二次文革"的吹鼓手和宣传队；特权阶层的文革受益者和权力斗争失意者则乐意充当文革的幕后推手和政策辩护人，并企图担当"二次文革"的领导者从而走向独裁权力。特权阶层又极不明智地把主张民主宪政的良心人士当成威胁自身特权的主要敌人，不惜采用"自杀式"手段，"雇佣蝗虫来对付体制森林里的啄木鸟"，企业利用文革派左愤来打击民主派良心人士，从而导致文革派势力一天天坐大…
中国一旦发生"二次文革"，很多人自信会扬眉吐气，因为率先被打倒在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但他别忘了"一次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命运，扬眉吐气之后是整体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次文革"初期率先向"文化人"开刀，官老爷因为不喜欢"勇于说真话的文化人"纷纷充当文革推手，没想到自己才是文革的终极目标，转眼就被红卫兵打为"牛鬼蛇神"和"叛徒、内奸、工贼"…
文革除了独裁者一人外，没有赢家也没有胜利者，梦想通过文革手段获胜的政客草民最后都会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天道从来不可欺，唯一的胜利者独裁领袖最终也难逃天谴。
"二次文革"其实已经开始?
文革第一步就是封杀"不同声音"。文革毛痞对付袁腾飞的手段和一次文革早期红卫兵对付文化人的手段如出一辙，用群体口号和流氓式聚众围攻来打压单个人的理性声音，终极目的是企图封杀所有的"不同声音"。如果文革毛痞的阴谋得逞，"二次文革"就会在大面积展开，到时每个人都会受到波及。
中国人到了该觉醒和承担民族责任的时候了！
我们绝不能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跌倒第二次！
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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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的思绪
　

    在网上读到芦笛兄旧作《红卫兵、造反派与保守派》（以下简称《造反派》），是抨击胡平《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观后感的。以前没读过，所以可算新作，且诸多观点略同，顺势也就去寻胡平原作一并阅读。却不料从“华夏知青网”里找来的却是林子女士收集的一个系列，介绍卡玛的《太阳》。所及不光有胡平的几篇观后感，更有卡玛等的采访录与其他述评。读罢便有意犹未尽之感触。闻知卡玛的《太阳》已经很久，看到关于它的评论也很久，只是无缘一睹。这回便奔文化市场，买了碟回来看，知其究竟。
众所周知，文革的研究是个很敏感的题目，档案不开放，研究论文发表更难。1988年12月***曾下专文，谓反思和研究文革“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明令此类书籍的出版必须“严格审查”。于是此事就显得有些滑稽：自己定论为“十年浩劫”，却拼命捂着盖子不许探讨，绝对有悖于列宁“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之教导，却符合“家丑不可外扬”之祖训。可见，权力仅止于官僚群体遭难之清算，并无意于彻底否定文革，那会动摇继承之合法性。
所以才会有“反对自由化”推出胡赵作替罪羊，并不惜制造有史以来京城最大血案以讨好毛派延续自我执政地位。尤其是胡，他平反冤假错案曾经获得被平反官僚的感激，然而他的改革开放思维与作用，又招致那些以重握大权为利益取向的官僚层恼火，当我读到胡亲批胡晓阳、陈小蒙流氓强奸案、以及连带的杭州“二熊”案，使主犯被枪毙的介绍之后，顿时悟出他遭保守派官僚围攻之真谛：你把老干部的衙内给杀了，岂能容你？就连邓公也横眉冷对胡总书记，他当然不得不辞职了。今日之文革翻案风正是因权力之此种态度纵容下形成的，它一旦势成，必颠覆改革开放之一切，首先会“鞭尸”邓公。这是所有继承权力的受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左右皆为难。
于是 20多年来，大陆公开出版的“文革史”据统计仅四部，实际上是设置了出版禁区。照理，两个反革命集团均已公审判决，中央也定论文革为“十年浩劫”，理应允许（不说鼓励）广泛揭发批判，以防死灰复燃。却反其道而行之，变成“实无必要”了。结果如何呢？现在毛左纷纷扬扬，已经越来越张狂地为文革甚至干脆替“四人帮”翻案了。诚如《太阳》结尾时解说，大意是说毛之幽灵还在飘荡，对社会的不满的思维很自然地趋向“造反有理”。
卡玛乃“国际友人”韩丁的女儿，在北京长大，还亲历了文革。所摄历史资料片《太阳》估计不可能获准在大陆公开发行，不知实情如何。很感动这位视中国为母国的美国同龄人，能如此反思文革，并用资料片形式表达出来。卡玛说：“现在对‘文革’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涉及任何一个题目，都有不实传言。”此言非虚。《太阳》一片系从亲历者反思这方面反思文革的前因后果，没有探讨其他方面。但我们不得不说几句：号称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模式是专制乃至独裁的重要手段，毛泽东轻飘飘一句：“饿饭就是了。”它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民以食为天”，无论苏区还是延安，饭碗逐层捏在上级手里，才可能有“反AB团”、“肃反整风”，才可以肆无忌惮；而毛朝更是凭借着“饿饭权”使被整肃者认命，整肃者疯狂。
这也不是毛氏的创作，日本法西斯主义鼻祖北一辉早在毛出道前就提出“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的经营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它可以有效地把国民“由对国家社会的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产生出对国家社会的献身的道德”。而北一辉并不否认他的主张缘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社会学甚至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说。
卡玛想以多元思维模式诠释这场荒唐而又惨烈的浩劫。但，恕我直言，以多元思维诠释一元化劫难，也许并不明智，弄不好就会陷入开脱罪责的泥沼里去。可能基督教文化有这样的传统，谴责罪行，宽恕罪人，近乎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事不对人”。可基督教文化也不是完全“对事不对人”的，纽伦堡、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都惩罚了罪犯，以法律的名义惩罚。从此开创了人类一个新的纪元。
纽伦堡法庭根据以下四项罪行起诉及定罪：1，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战争罪；2，参与实施战争的共同计划罪；3，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4，违反人道罪(对平民的奴役、屠杀、灭绝)。法庭充满了美国式宪政的司法程式，它根本不涉及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把纳粹首领视作恶魔，而是以人的行为予以审判；法庭注重程序正义，22名被告除希特勒秘书鲍曼在逃而被缺席判决外，刻意允许21名被告坐在一起，以便使他们可以商量自我辩护，尽管法官们明知这将增加审判难度。审判结果，只判处了12名罪魁死刑，却无罪释放了弗里切、巴本、沙赫特等3人。
这导致苏联审判团发表声明不赞同某些判决；柏林25万工人罢工抗议；汉堡几千市民集会要求将沙赫特等人判死刑；众多媒体大声疾呼：“释放巴本等人等于邀请希特勒匪徒东山再起”；奥地利政府要求引渡获得开释的巴本、沙赫特以及判处20年徒刑的席腊赫，重新审判侵略奥地利的罪行。尽管如此，历史证明纽伦堡审判不仅使法西斯、纳粹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千古罪项，也为以后对破坏和平罪的审判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如今，无论何种语境，法西斯、纳粹都是臭名昭著的，成为邪恶的符号，纽伦堡审判贡献巨大。
问题在于，像文革之类罪行是在纽伦堡审判之后二十年发生的，它具有较之纳粹更严重的性质。邓公也搞了个特别法庭来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企图把文革盖棺定论至此为止，“清君侧”之现代版，是无济于事的。
曾经成为邪恶符号的文革，如今似乎可以“一分为二”甚至彻底翻案，缘由恰在于，这个审判纯属政治权力的博弈，庭审中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例如，审判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文革中那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重心置于宫廷政变似的“迫害老干部”之上。作为其基调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或“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等更是含义不明的罪项，法理正义性几乎为零。甭说别人，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们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世上无人比“四人帮”更忠实于毛及其革命。无妨追问一句：1997年3月两会通过新《刑法》废弃了“反革命罪”，那个特别法庭之判罪是否随之烟消云散了？始作俑者仍在那个广场两端窃笑，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十年浩劫”不过是一块封口胶罢了。
现在来回顾文革。那时任何组织，只要一遭中央否定，立马就会树倒猢狲散，头头们大抵被抓起来，甭管它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我在北京北被关押时同号有一位老八路辛忠亮，文革前转业，文革初起几位转业的老战友发起组建了一个“红旗军”的小组织，刚成立没几天恰好另一支“红旗军”被中央取缔，他们几位犯了“同名同姓”之罪，不明不白已经关了一年半，直至68年10月才离开那里。谁如果以为文革时无政府那就是天大的误会。那时的政府就是所谓“中央”，可以是中央文革，也可以是国务院，还可以是中央军委，他们往往“联署办公”、发文件。地方政府无作为能力，只能上承下达，且都被军管掉了，作为能力并未削弱，只是得按中央决定动作，失去的只是决断性。
可见，在此超级极权体制下，无论红卫兵、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甚至走资派、军队，都是毛棋盘上的棋子。这一点，芦笛兄分析很透彻，不应该有什么疑意。即使是遇罗克、张志新等，也不能离开拥毛的阵营，强大的权力已经把“反毛罪”含义不明到捕风捉影的地步，且“杀无赦”，较之历朝历代那些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即使按照老毛那个“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标准，这场革命也属闹剧，敌我友全都扑朔迷离颠三倒四，无论墨索里尼、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不至于疯狂到如此地步，唯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会导致如此荒诞后果。
问题在于，是否守得住人性底线，那就是各人自己的把持能力了。换一种说法就是革命性是否彻底，要彻底就得抛弃人性回归兽性，否则不符合毛关于“接班人”的准则。卡玛的资料片里也有采访李锐女儿李南央的片段，她很坦诚地说当年大家都去打老师和“黑帮”，你不加入便属于立场问题，不得已也加入进去打了。人性的底线被冲击到如此地步，是文革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之一景。
在政治上绝对极权，经济上彻底垄断，文化上流氓当道的毛时代，一切积极性都涂满功利色彩。我不想否认当年积极投身文革正是这个功利驱动，那时想实现理想包括过上好日子，就得争取进步积极表现，要命的是光服从还不行，还得争取主动。那么文革又是一个大赌场，“我用青春赌明天”，甭管红卫兵、造反派还是保字号，乃至老干部、革命军人，皆政治赌徒；无论造反、保皇、站队、亮相、表态甚至每一张大字报、传单，每一次集会皆下注行为，输赢全等老毛一句话，所有组织所有人都在恭候毛的肯定。赢家意味着飞黄腾达鸡犬升天，输家则相反。文革时有最高指示：“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所谓站队，就是赌前程，也即投靠。毛鼓励几不怕：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乃至不怕杀头，其实就是鼓励下注，开赌场的总是赢家。
所以，我很奇怪那些学者级文人会讨论“两个文革”之类命题，文革说到底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疯子在折腾，各种伪理论也就跟着他的舞步演奏，你按照正常人的道理去探讨，岂不是一厢情愿？记得当初读列宁的书，他用了个西谚：“一个笨伯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答不了。”一个玩阴谋玩到发疯的厚黑大师，翻云覆雨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本身就是非理论的，又怎能从理论上弄清它的缘起呢？江青说文革就是为出七千人大会那口鸟气，多少靠谱。老毛欲做万世宗师，必欲抹去大饥荒所欠下的血债，老刘曾警告说“要上书的”，而那个大会各级干部基本跟着刘的腔调唱，一否定毛的“总路线”搞“三自一包”之类，他们行动得极迅速，而且见效也奇快，更彰显毛的倒行逆施无理。
由此可见，自毛高调抓阶级斗争本质是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把人们的视线从大饥荒饿死人转移开，进入阶级斗争领域他又可以高屋建瓴。沿此径冲下去，学雷锋、搞四清、学毛著，都是毛之“战略部署”，文革的铺垫，洗白毛氏“大跃进”浓厚的血污之外还可以“再立新功”，直到“新的里程碑”。颇滑稽的是，毛那些吹鼓手，无论林彪、“四人帮”还是陈伯达之类理论家，都没想起拍这个马屁，乃至于毛干等到1967年5月16日半夜，只得亲自电令陈伯达组织《伟大的历史文件》，将文革吹捧成这座“新的里程碑”，也即“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因此，文革要整走资派是必然的，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防的就是自己落到斯大林那个地步去。这是初衷。刘邓陶沿袭中共整群众的旧路走，当然“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毛要利用无知青少年冲击官僚体制，就像当年利用学生运动冲击蒋政权一样，刘邓陶周都不可能揣摩得到，只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当初张闻天告诉张国焘说老毛谙熟旧社会（即黑社会）那一套，让他搞。为的是团伙利益。文革利用吸足“狼奶”的乳臭小儿闹事，必遵循“矫枉过正”的老套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定式。宋朝时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老毛一辈子没离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一套，所以我认为循理论逻辑探讨文革纯属多余，它根本无逻辑。弄清楚它的实际脉络、充分揭示其血腥与荒诞才是正途。
其实老红卫兵之所以有恃无恐，跟他们从家里获悉高层动态不无关系，党内斗争是他们爹妈早就烂熟于心的，打“黑帮”开始，整牛鬼蛇神配合，唯独没想到这个“黑帮”如此之大，连他们的爹妈都难于幸免。那时听说许多笑话，说红卫兵中许多人如何威风八面，谁知老爹也成“黑帮”了，立马灰溜溜靠边站。从人上人的“红五类”一下跌到人下人的“黑六类”，而且那第六类正是为他们专设的，角色转变之巨大令人瞠目结舌。
王友琴曾经沉痛地发问：怎么会突然一天之内，一帮非常斯文的、优秀的女校学生，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能把一个女校长给活活打死？王女士的误区在于并非“一天之内”，十几年的教育所灌输的反人性教条早已浸淫到骨髓里去了，“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一天之内”是发芽的过程，播种仇恨早已入心了。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在临死前一天，拖着已被打得遍体伤痕身子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我甚至以为，卞之死最可悲之处恰在此：明知赴死却不敢避之！
林则徐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至少还以为有国家之利存在，难道卞校长也以为“学生打老师”会“苟利国家”么？与之一起被殴打的胡副校长不顾自己“黑帮”身份，在当晚和次日上午到西城区委和北京市委呼救，说“生命不保”却无人理睬，在毛掀起的狂潮面前，没人敢伸头探脑。有资料介绍：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
没人会认同“学生打老师”乃至打死有“苟利国家”之成分，只是因为“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观念在作祟，“君”与时俱进成“革命领袖”了，革命实在只是人类禀性中兽性成分的新时尚，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在内！
问题正在此，就像德国人当初视犹太人不如狗一样，我们的教育视阶级敌人亦不如狗，雷锋精神就有“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经手将这些教条灌输给学生的卞校长，意识到自己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糟糕的是，革命不但使凶手丧尽天良，也使罹难者麻木不仁，就连逃避迫害的本能皆丧失殆尽了。斯大林肃反时那些罹难者配合行凶者诬陷自己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法国思想家勒庞出版于1895年的大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只消从中摘录几段不加诠释地罗列，便应该能说明许多问题：“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勒庞甚至预言：一个狂暴的群体时代即将开始。很不幸，他的预言应验了，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和法西斯两种表现形式演示了人类空前绝后的灾难！当“头脑最褊狭的”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皆成“伟大的民众领袖”，灾难是不可能不发生的。
在中国的文革中，红卫兵如此，有组织的军宣队、工宣队又何尝不是如此？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大屠杀，基本上都是有组织进行的，军队是直接的参与者和指挥者！各地县那些杀戮全是军分区、武装部指挥操纵下实施的，宾阳县武装部甚至倒置日期将屠杀改在“限杀令”之前，官方文书记载该县：“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外，对乱杀人的当地指挥者、策划者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都分别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的处分。”（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版，P111－P112）
在中国，如此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暴政恐怕只有纳粹能比肩，即便斯大林也还是有一些法制模样，并非大轰大嗡的民粹行为。但纳粹至少还有种族限制，那是一种基本清晰的人群分隔。毛氏所谓阶级分析就彻底没谱，尤其是列宁把阶级的经济地位界定转化成意识形态界定之后，连同中国的“钦定”传统，任何人不管“出身多好，功劳多大，资格多老，地位多高”，随时随地都可能“入另册”。这就堪称人类社会登峰造极的恐怖。
卡玛答记者问时说，当初传阅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铁托的副总统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热赞其核心论点：“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他还把这个新阶级与以往的统治阶级比，说，这个新阶级的贪婪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却没有资产阶级朴素节俭的美德；它的排除异己就像贵族阶级一样，但却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度。”
文革罪行之所以发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宿命。至今仍不乏御用文人和毛粉大谈“伟大的社会实验”、“探索”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国家、人民整个儿都是毛老人家做“圣贤百代帝王”的资本，或曰“实验”用的“小白鼠”。马克思邪教之传播，使人类呈现极大规模的兽性取代人性，文革只是其中又一个展示平台，登峰造极的平台。
综上所述，认真地反思文革，只能从源头开始，也就是说，必须从反思马克思主义开始。否则，病灶未除，肿瘤还会再长。消除病灶的第一个利器就是告别革命，只有大家都认识到革命不可能给社会带来任何利益，而只会给革命家提供作祟的机会时，我们才能指望公民社会有希望建成，人权才有可能逐渐实现。（2010.5.28；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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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改造成了什么？


傅纪辉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具有改天换地的历史功绩，不仅国家被彻底改造了，人民也被彻底改造了。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响亮的革命口号，叫做“兴无灭资”，就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的战斗豪情。反思这一“伟大革命”，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这个灾难有多大，就像一场强烈的地震、一场巨大的海啸，彻底摧毁了一切，使中国人“一无所有”。

首先是“无产”

我们的革命，被冠以“无产”的称号，因为“无产阶级”决定了我们革命的性质，就是要以“无产”消灭“有产”，将有产改造成“无产”，无产者最先进、无产者最革命，这从很多导师级的伟人那儿都找得到出处。的确无产者最具革命精神，因为他们除了还有一条命以外还有什么呢？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练，他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一煽就燃，一点就炸，于是就反抗，就暴动、就推翻压迫他的统治者，就让无产者的代表来坐江山。
然而无产者依然无产，有产者也变得无产了。这个产到哪儿去了呢，到国家那去了，由“三个代表”的人管着，管他的，反正大家都无产了，起码心理平衡。
然而受动物本能的驱驶，人要吃饭，要生存，还想过好日子，于是就有人偷偷开自留地、养几只鸡，这不行，这又有私产了，结果被无情地革了命，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小尾巴。这一下彻底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搞得国家也差点破产。
当时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所以大家都来比穷，高声喊穷。然而本能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希望多有点物质财富，最好还要有点固定资产，比如农民就希望有点田产。人无恒产，身心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常理还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是从一无所有，到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受到一定的保护开始的。没有了财产也就没有了文明，也就回到了野蛮。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了。革命也就是革到家了。
所以邓小平拨乱反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近几年终于文明了，宪法也明文规定要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了。

其二，无知

不仅在物质上要无产，在精神上也要彻底革命，就是要与人类的一切旧文化彻底决裂，因为那些旧文化都是“封、资、修”的，统统都是垃圾、秦始皇焚书坑儒，文革比他更厉害，要毁灭一切人类文化。学生不用上学了，不用考试了，白卷先生成了革命英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知者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这些当然不能要，几亿人只要有一个人的思想就够了，只要有一本“小语录”就行了，要听他老人家的话，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他老人家挥手我前进，中国人都成了愚民、白痴、而野心家则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为所欲为。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中国人历来都是愚昧无知的顺民、良民、草民、忠臣、奴隶、奴才，中国人的头脑不是早就被几个圣贤教导、统治了几千年吗，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能耐不就是领会、注释、遵循几个圣贤的思想吗，哪里有自己的思想。都有了自己的思想那还不乱套了，所以必须要用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几亿、十几人的思想，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
无知、愚昧，必然造成无能，有能力也是不允许的，有能力就是走“白专道路”，白专道路在文革也是受到坚决批判的。能力都不让你有，更不要说才了。有才的人往往生命力旺盛，个性张扬，还要有点灵性，还爱表现自己，那还了得，那不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那不就听话了吗？那还会甘愿做螺丝钉这样的驯服工具吗？再说中国的传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无才便是乖”。乖了主子才喜欢，没有哪个主子会爱比自己还有才的人，也没有哪个无能的人会喜欢所谓有才的能人，所以中国的人才总逃脱不了被嫉妒、被毁灭、被斩草除根的命运。即使到今天，最少也落得个受打击，不被承认的下场，于是人才都跑到国外去了。

其三，无情

人的感情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感情，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虚伪的东西，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统统都是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论。没有超阶级的感情、人性。世界上最纯洁的是无产阶级感情，是党性，原则性。对待阶级敌人、封资、修、地、富、反、坏、右，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什么亲情，难道革命者还讲儿女私情吗？你看《红灯记》，祖孙三代都是鳏寡孤独，都是最纯洁的阶级感情，哪里有什么男女情长。
什么友情，难道好朋友就不讲原则，不讲党性了吗？那是自由主义！什么超阶级的爱，统统都是骗人的东西，革命者只懂得党的恩情、领袖的恩情，其他一切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要彻底革它的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哪里还能讲半点人性感情。于是中国人都被改造成了六亲不认，不谈爱情（起码当时不敢公开谈），冷漠无情、残酷凶狠、禽兽不如的人。

其四、无法

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砸烂公检法，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派造反有理，岂容法律来制约，革命小将个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无法无天，想斗谁就斗谁，想抄家就抄家。其实中国人历来讲的就是人治、皇帝就是法，当官的就是法，在中国搞法制的人，比如商鞅之流，有几个有好下场吗？共和国搞的那一套法律，本身就是骗人的东西，必须彻底毁灭，中国人讲的是官大、是关系，什么法制观念不懂！什么法律制度最好砸烂，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还是看哪个关系硬、拳头硬，看哪个更黑。

其五，无德

中国本来是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一个德字，尽管这个道德有着很多虚伪的成分，吃人的本质，当然也有一些合理的成份。但最讲道德的国家恰恰治理不好，老子说，“儒家以德治国，搞了那么多规矩，结果天下大乱。”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道德受到了彻底的批 判，而西方的道德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加虚伪反动，也要彻底批判，新的道德又没有建立，也无法凭空建立，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到今天斗争哲学也不讲了，还剩什么呢。什么诚信廉耻、什么正义礼让、统统见他妈的鬼去，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无耻的时代，再加上实用主义风盛行，由阶级斗争、转为利益之争，唯利是图、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坑蒙拐骗、抢劫杀人、黄黑白盛行，不择手段，无恶不作，有识者想捡起儒家那一套传统道德，又已是早被揭穿的皇帝的新衣，无人真信。人类的所谓普世的道德观、价值观、又有很多人不认同，真不知还要乱到何时，无耻到哪天才有尽头。

其六，无美

美这个东西，本来是人人都喜欢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被彻底批判和扬弃，哪个女子要打扮一下，穿点漂亮的衣服，就会被骂臭美，就会被批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的革命小将，清一色的黄军装，那时候的中国人清一色的蓝蚂蚁，伟大领袖也号召人民，“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全民皆兵，全国人民都成了高度统一的战争机器了，解放全人类的工具了，哪里还允许你去爱美、臭美！还记得文革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烫大包头要被剃光，你穿喇叭裤要被剪，你穿露手臂的红裙子要被骂，还要写检查。
就是以追求 美为天性的文艺，也完全沦为政服务的工具，稍微写点风花月夜，爱情美女，就给你戴上一个“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帽子，将你批判得体无完肤，让你谈美色变。当然，作为工具，作为匕首，投枪的文艺，是没有资格谈美的，只有歌颂赞美政治伟人的份儿。没有了美，没有了文艺，中国人的生活实在是“无趣”，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当然，人作为工具，你的职责就是工作奉献，哪里能追求个人的情趣？作为革命者，作为战士，你的任务就是战斗、牺牲，哪里由得你享乐来哉？
文化革命将什么都灭了，什么都无了，那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的就是无赖了，明明是空前的浩劫，巨大的灾难，却偏要说什么“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明明是大倒退，是人类文明的反动，却偏要说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玩无赖，耍流氓，你还拿他没有办法，无赖的嘴脸就是“睁起眼睛说话，张开嘴巴说屁话，昧着 良心说假话”就是不敢说真话，这样的无赖，中国还少了吗。
灾难过后是一片荒芜，灾难造成的伤痛永远不能忘记，还需要痛定思痛的反思，动乱之后需要拨乱，废墟一片需要重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终于欣喜地看到了重建的成果。看到了中国已经是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了，（有产了）。有部分老百姓的包包也鼓了（私产），看到了文化也开始繁荣了，法治制度、经济制度也开始在建设了（虽然还不太健全）老百姓也在追求知识文化和美了。国家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文化大革命不是天灾，是人祸、祸根是看似革命的一些荒唐观念，追根溯源，这些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观念的改变，要从“兴无灭有”，转变到“兴有灭无”，国家要有，人民也要有，不是提倡要做“四有新人”吗？要兴的东西还有很多，特别是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不反思历史，彻底改变那些表面很革命，实际上很可怕的观念，甚至还在继续宣扬这些观念，再来一场浩劫灾难，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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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作者：熊飞骏

  中国历史每逢到了转折时期，就会出现改革与革命的车轮赛跑。

　　除了纪元前四世纪渭河流域发生的那场以“商鞅变法”命名的深层社会变革外，中国的改革车轮总是永远落后于革命的车轮。
　　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自相残杀的血腥内战。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变法国”由一个蛮荒落后的化外小邦在短期内走上世界超级文明大国行列，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高执人类世界物质文明的牛耳。

　　秦帝国以后的历次惨烈革命内战则再度把中国推入黑暗的蛮荒，把一个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的世界雄狮“革命”成了白痴样的东亚病夫。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暴力革命的代价远大于政治变革。

　　对于执掌政治经济大权的特权阶层来说，一旦发生革命，代价则比平民大众要沉重百倍。革命的后果通常都是原有特权阶层的整体毁灭，不但会丧失所有既得利益，还会把全家的生命也搭进去，落得个家破人亡人才两空，就算饶幸活下来也会失去最基本的尊严。

　　用革命的手段消灭特权阶层虽然能暂时让平民大众获得报复的快感，但好景注定是昙花一现。用血腥暴力手段走上权力之路的武夫们会再度成为新的特权阶层，继承并发扬前朝的腐败手段，继续贪贿弄权，对民众巧取豪夺愚弄欺骗，人民憧憬的平等自由依旧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所以革命对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来说是一条“双输”之路，只是特权阶层输得更惨一些。经常暴发“革命”的国家也注定会一步步堕落退化下去。

　　政治改革与革命手段完全不同，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取代另一个阶级的无情屠杀，而是特权阶层与平民大众采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来沟通交流，通过谈判协商的手段来求得双方的共识，双方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做出妥协让步。特权阶层主动放弃全部或部分特权，在重新架构的政治平台上和平民机会均等，让平民参政议政并监督政府执政。平民大众则放弃原始的平均观念，淡化报复情绪，承认特权阶层多数成员的部分既得利益；除了民愤极大者外，不对特权阶层的“原罪”进行暴力清算，就算清算也要遵从理性法律手段……

　　政治改革是一条“双赢”之路。平民大众虽然没有机会夺回被特权阶层侵占的利益，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感，但此后柳暗花明，争取到了真正的“平等”和政治权力，赢得了自我发展的广阔空间，过上了真正尊严的生活。特权阶层虽然丧失了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的特权，但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和人身安全，多数还能保住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从而比普通平民拥有更高的起点和更多的机会，容易进化成绅士型的贵族世家。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改革也是最好的结局。一个没有从内部分裂，在理性和法治轨道上运转的国家无疑会日益文明进步的。

　　政治变革通常都是在特权阶层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径。政治变革能否启动并走向成功，取决于特权阶层的精英人士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远见和民族责任心。

　　暴力革命则是由民众发动自下而上进行的，遵循无序破坏性的途径。中国人是人类世界忍受力最强又最容易满足的族群，如果特权阶层主动启动政治变革，通常不会聚集到革命的旗帜下去玩命。所以中国的政治变革是走积极的改革之路还是走悲剧性的革命之路，主层权掌握在特权阶层手中。

　　既然政治改革是“双赢之路”，中国历史上的特权阶层为何偏要一条道走到黑选择“双输”的革命死胡同呢？

　　这是中国传统的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

　　中国传统的特权专制体制奉行“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逆淘汰规则。

　　在特权专制政治后期，在劣胜优汰人事体制的长期作用下，特权阶层就会充斥“关系大于能力”，“明于人暗于事”的浆糊脑袋。

　　当体制内浆糊脑袋的数量远大于清醒人士时，特权阶层就无法对时局作出清醒的判断：一无远见看到既将来临的风险，意识到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把大限前的病态经济繁荣误读成“国力强盛安定团结”，误认为自己还可继续作威作福很长时间。二无慧眼认清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谁是有利于自己长远利益的盟友？经常“两害相权取其重，两利相衡取其轻”，错把体制森林内勇于说真话的啄木鸟看成“敌对势力”；而把能毁灭一切林木的蝗虫当成“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利用蝗虫去对付啄木鸟？等到蝗虫驱逐了啄木鸟回头来吞噬整个体制森林时，特权阶层意识到大祸临头为时已晚。三无必要的能力和大气魄来领导政治改革走向成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去理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知道中国的问题“貌似复杂实简单”，只要抓住根本和症结多数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是没有必要的职位责任心来推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抱着过一时算一时“我走后哪怕洪水涛天”的颓废心态，在任只顾捞油水玩享受推责任……

　　现代化大国的浆糊政客还有一个可笑的思维误区：认为他们掌握着平民大众无可匹敌的雄厚军力，来自平民阶层的所有反抗都会被有效地镇压在摇篮之中。因为对武装力量的超自信，也就丧失了政治变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浆糊政客可能忘记了前苏联的教训：前苏联特权阶层拥有的军力比我们强大百倍，体制外也不存在可以与苏共匹敌的在野反对党，可前苏联的瓦解只在一夜之间？

　　诚然，在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代一去不返。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井岗山能够成功抵抗核武器的进玫。争夺土地控制权的平民革命成为历史，但并不等于所有的“革命”手段都成为历史。强大军力能有效地扑灭根据地的革命烈火，但对“街头革命”和“体制内独裁革命”则无可奈何。

　　发达的军事科学对于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起到的作用其实是相等的。

　　核武器时代的政治革命主要表现为“街头革命”和“体制内独裁革命”。

　　罗马尼亚民众反抗齐奥塞斯库的暴动是“街头革命”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苏联大清洗则是“体制内独裁革命”的两种表现形式。
　　中国爆发罗马尼亚式街头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体制内独裁革命”则山雨欲来风满楼。

　　“体制内独裁革命”是在保留现政权主要框架的前提下，由体制内的铁腕强人和体制外的平民大众结盟，对特权阶层的绝大多数幸运儿实施整体清算，把政治权力集中于独裁者一人之手。

　　因为保留了现政权，特权阶层很容易盲目乐观，误认为自己依旧站在胜利那一边。这是完全的自欺欺人，和“戴着镣铐跳舞”一样愚不可及。

　　对于特权阶层来说，“体制内独裁革命”比“街头革命”更残酷更无情。
　　纵观前苏联的大清洗，体制内特权阶层付出的代价超过苏俄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和内战。党政军高干的损失比全军覆没和改朝换代还要沉重几倍。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特权阶层的整体清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惨剧就是最好的脚注。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没有前苏联那样的幸运。

　　前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暴政和大清洗黑幕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曝光，使体制内外的多数人对斯大林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大清洗的反人类反文明本质。当前苏联在后专制时代官场腐败公权横行贫富悬殊时，多数民众没有倾向于怀念斯大林大清洗方式来报复特权阶层，而是求助于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推进社会公平。结果前苏联在理性有序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转型，在更高的层面重组自己的政治文明。

　　中国今天的社会背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苏联很相似，腐败不公程度则更进一步。社会日益分裂为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两大对立的阶级，后者对前者满腔仇恨并梦想取而代之。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对文革的反思只停留在表层，并随之浅尝辄止，随后又一直把文革列为讨论禁区，导致多数国民对文革的反文明反人性本质没有必要的认识，甚至于误认为文革是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当平民大众对腐败不公的忍耐达到极限时，因为对西方的长期恶意宣传，民众不了解民主法治是实现长久社会公平的最好方式，而是倾向于回归文革时代，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向特权阶层实施整体清算。

　　特权阶层长期把文革列为讨论禁区的初衷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和先进性，没想到最终结果是“自己搬砖砸自己的脚”。

　　六年前我在《小聪明与健忘症》一文中曾对文革幽灵的回归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2003年8月28日）

　　六年后的今天，我的忧虑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第二次文革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社会积累了强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就业困难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庞大学生群体又为文革的重来提供了生力军。这时高层如果出现一位能够左右民意的铁腕强人，就可号召平民大众向特权阶层宣战！当此人充当群体领袖领导民众大刀阔斧地砍杀贪官时，就会赢得广大民众狂热的拥护。　有了这个一边倒的民意基础，一个新的独裁者就水到渠成。清算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不会自动停止，等到特权阶层杀得差不多时，民众就会发现伟大领袖对自己一样不仁慈。
　　如果特权阶层不尽快启动政治变革，这个群众领袖会很快出现。

　　今天的特权阶层也许自信能够应对危局，因为他们中的多数已未雨绸缪，事先利用职权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去了，一旦情况不对头就脚底抹油走人。

　　特权阶层到时会如愿以偿吗？
　　也许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人算不如天算。
　　今天的中国，改革的车轮已经明显滞后，第二次文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悲剧也许又要再度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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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会重来吗?


一，1966年文革的缘由
1，66年的那一次"文革"是由于中央领导人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产生分歧而引起的，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在集体化，国有化的基础上进行，刘少奇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在多种经济所有制基础上，争取西方经济和技术援助下进行。毛在争论中几乎成了少数派，而毛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却是民族英雄，威信最高。毛在得不到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的情况下，就发动民众支持他。所以他就发动了"文革"。
2，从1957年"反右"开始，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冒进的反复折腾，弄得民不聊生，干部人心惶惶，高级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毛泽东的经济浪漫主义有反感。以此作为攻击毛的依据。
3，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深恶痛绝，对于文化教育届脱离普通民众非常反感。
4，由于"文革"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开始，以后才逐步发展到政治领域的，所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文革"的错误
1，打击面太大。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太多。
2，"文革"是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无序进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3，很多文化遗产在"文革"中遭受到了破坏。
4，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接受正常教育。
5，人与人之间相互不再信任，相互猜疑，人人自卫。这一点一直影响到现在。
三，"文革"值得肯定的方面
1，"文革"中，官员平易近人，没有哪个政府官员敢在民众中耀武扬威。
2，社会丑恶现象基本消除，卖淫、吸毒、赌博等基本在中国大陆杜绝。
3，政府官员在"文革"期间不敢腐败。
4，社会成员自我约束意识增强。没有交警，由群众组织安排学生指挥交通，也很少发生交通事故，人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革"时；几乎没有小偷；市场商品尽管短缺，没有人敢漫天要价，也没有投机倒把；如果偶尔两人骑自行车
相撞，两人都相互自觉地对对方表示歉意，不纠缠。
5，人的平等意识增强。不再迷信权威和官职。
"文革"中的确存在杀人放火的现象，但那是两派武斗时产生的。不管哪一派，没有人随便抢劫普通民众的家庭财产的。学生搞串连到了农村，吃了农民的饭都会给三角钱和半斤粮票，只有吃红卫兵接待站安排的饭，就白吃不给钱，坐火车也不买票。
这些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所不了解的。
四，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快的原因。
1，由于"文革"期间经济发展慢，经济基数低。
2，由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提高了农田的单产(也由于杂交小麦、杂交油菜)，让广大农民有机会走出农村，走向城市打工。单产提高了，才有土地供给修建高速公路，扩展城市规模。如果没有农民工进城，高楼大厦谁来建设?单产低了，一亩只产五百斤，农民都在开荒种粮食，哪有土地修建高速公路?
3，农民工进城了，劳动力价格就低，生产的商品成本就低，在国际市场才有竞争力。如果劳动力成本占商品价格的一半以上(像美国那样)，价格一高，外国人有谁来买中国生产的商品?外国人也不会来华投资。并且农民进城后，比城市人听话，好安排。
4，改革开放以牺牲数以千万国有企业的老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他们下岗了，变成失业者，或者变为临时打工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他们原有的福利消失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正在下降。
5，市场竞争机制，促使民众努力学习和工作，加快了工作的节奏，很多人为生活所迫，加重了民众的生活压力。
6，经济收入的差别的拉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五，现在的社会矛盾
1，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社会底层的民众对于政府官员和富贵人群的仇恨越来越深。矛头直指：警察、政府官员、富绅，后来把发泄的对象指向幼儿园和小学生。也有的把银行和珠宝店当作抢劫的对象。
2，对于贪污腐化由反感变成仇恨。反对贪污腐化的人由中青年人扩大到老年人。
3，人们对于政策性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更是深恶痛绝。比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每年发放一、两万生活补贴，而这个数比一个普通工人的正常工资还要多。
4，没有民主。人们把社会矛盾的根源都结为没有民主。过去，只有年轻的知识分子持这种看法，现在老年人也这样认为。对于官员的任命制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5，由于没有民主选举，党委书记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立法、司法、行政、财政、组织、人事、宣传，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没有人能够约束书记的权力。这样，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无法体现。
6，官商勾结。官员与商人沆瀣一气，垄断市场。政府对于富商的不法经营不敢管理和依法处置。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中，政府官员偏袒富人。
7，普通劳动者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
六，现在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异同
A，不同点
1，农民可以进城了。
2，城市工人没有稳定的工作了。
3，部分商品市场化了。
4，人们私下里言论自由了。
B，相同点
1，都是共产党的领导。
2，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
3，都不能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开放前，出席中央和省的代表还告诉普通党员和民众，现在干脆全部由书记内定，也不通告了。
七，现在中国人的政治观点
1，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希望恢复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制度去。
2，激进的民主派，希望马上按美国制度那样，立即实行民主改革。
3，民主非搞不可，但要慢慢来，主张温和地进行民主改革。
4，维持现有制度。民主、三权分立，完全市场经济，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希望用经济发展掩盖其他社会矛盾。
5，富人们认为，穷人都是愚蠢的民众，让富人当领导的民主可以搞，让穷人也当领导的民主绝对不能搞。
简评：既然都是共产党的领导，既然不能在中国实行完全市场经济。那么，改革开放的前后的社会体制都是一样的。一旦社会矛盾激化，现有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农民进城，城市自由市场随时都有可能取消，依然恢复到以前的政策和制度中去。所以，"文革"的重来也是存在可能的。如果劳动力价格一提高，中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外国资本抽出中国市场，农民工也只好回到农村；如果要求民主的呼声太高，中央也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现在的私下的言论自由，回到五十年代去那是唯一的选择。
而如果回到五十年代去，那么，"文革"重来的可能就大了。


作者：刘远景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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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天已经四十余年了。当在四十余年后再来审视那场中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时，其动机就成了有一些研究者最常谈论的话题。但是令所有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在目前官方尚未公开最原始的资料的前提下，所有的分析都只能是后人的一种猜测。

        但在发动文革的各种各样的幌子中，有一种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官方公开宣称的，以“革命”的名誉对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来一次彻底的颠覆和改造。

        在这场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外人只知道有数千万的无辜生灵遭到涂炭，但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其准确的数字也许永远都无法统计出来，因为当时官方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根本不会去统计。后世的人当然就只能算出大概的数字。因此，连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死的人太多，可能根本无法知道确切的死亡数字。

因为象这种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杀人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外国史上，也都难再找到第二例。

        大规模杀人运动中最为泛滥的形式当然数武斗。象浙江省就有过在1966到1967年斗死30万到50万的全国记录。有许许多多的研究人员都对文革中的死亡数字做过各式各样的统计，在R. J. Rummel的书《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得出文革死亡人为773万后。有的文革研究人士人不太相信有这么高。

         我们也宁愿相信不要有这么高的死亡人数。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且这最终也许的的确确只能是一种良好的的愿望。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对于大浩劫的统计有过这样的教训和前车之鉴。

        在斯大林帝国铁幕还没有被撕碎之前，就有不少善良的外界猜测者也都怎么也无法相信肃反期间会死那么多人。但后来苏联专政政权到台后，最后揭露出来的事实远远超出了这些人的想象范围，证明了他们的愿望是多么多么地幼稚。

         死亡，都是为了革文化之命而必须做出的牺牲。发动者认为这种牺牲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也正是在这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神州大地的锦绣河山的每一寸草木都几乎被这一思想的光辉所烧死。已经不能统计出当时全国有多少文物、古迹被糟蹋。这就一如无法统计出有多少活生生的人一下子魂归极乐一样。我们唯一能知道、能感叹、能看到的是如今耸立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文革后被修复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名胜古迹。

         中华文明经文革，在十年中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断层。中华文明中最珍贵的部分，对以前的我们来说是那么地熟悉，但在文革后，它在我们面前变得越来越陌生。我们不再对我们的民族之根有着往日的认同。而在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被否定后，更是直接导致了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的道统的割裂。

        人人互相杀戮；人人互相批斗；老婆揭发丈夫；丈夫揭发老婆；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儿子揭发母亲；母亲揭发儿子；……最基本的人性在泯灭；最基本的道德在沦丧；最基本的良知在沉默。文革成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画卷里最丑陋的一幅图画。

        这样令人惨不忍睹的画卷，就是文革留给今天的中国的一笔巨大的“遗产”。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异化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几乎每一个人的心理都被严重地扭曲了。本来就令人忧心的国民劣根性，从此更为狭隘、自私、冷血。

        而要凭此等国民性格来建设我们今天所极力渴求的和谐、友爱、诚信的的社会，可能吗？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当中国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成为最受宠爱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拉动增长型成为官方最希望的经济增长模式后，公民的诚信便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在文革已将社会的诚信体系彻底摧毁的前提下，这还有可能实现吗？

   从文革到现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孔子那句感叹：

            “天下无道久矣。”

　

博客名称: 野狐禅   作者：野狐禅   来源：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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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进入我们的血液   


毛泽东有三大错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右打垮了知识分子的脊梁。本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根基。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引蛇出洞；大多出自真心的意见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而批判，下放，判刑成为对人性的摧残手段，黑云压秤，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沉默了。于是乎，来自党外反对的声音消失了。因为对于当年的共产党来说，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党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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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对中国文化的终极摧残，文物毁了，文化人死了，更重要的是，文革使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发挥到了极致。文革之后，毛泽东神像坍塌了，很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而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而传统文化已经因为屡遭打击而远离了5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中国突然从文明古国变成了人民没有信仰的国度，文革“功不可没”。
   中国人造了神，而神指错了路。一个国家，有世俗的君主，有人们的信仰，也有人们的老师，中国所谓天地君亲师也。在过去的中国，毛泽东是天，有基督的神圣；毛泽东是君，有皇帝的地位；毛泽东是师，享受了中国人从前对孔子的崇拜，这种造神情绪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不成熟。
    网上很多人怀念过去，那是一种无奈的留恋。正如原始社会的人们，其公德心高过奴隶社会，可奴隶社会的出现仍是历史的进步。贫穷的公正其实是不如富裕的不公正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段历史已经过去。我尊敬毛主席，但他确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我更敬重邓主席，中国建国之路只是在他的引领下才走上了正轨。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2010-06-06


作者：625   来源：中华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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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还会来吗?


      文革还会来吗?这是一个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内心的话题，许多人盼望文革，希望再来一次甚至多次；另一些人却忧心忡忡，害怕文革真的会再来。
盼望文革的无疑是毛左群体，面对当今社会腐败，官员堕落，社会矛盾丛生，贫富两极分化，不公平现象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作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工农民众，投诉无门，反抗无力，束手无策，所以他们想到了文革，想到了斗走资派那欢快的日子，所以他们十分盼望文革再来。
害怕文革的人，除了权贵，还有知识分子群体，企业家群体，以及一切受过文革打击和迫害的人，还有许多思想已经跳出牢笼的普通民众。
文革真的会回来吗?我觉得，无论是盼望的，还是忧心的，都是白费心思。文革是永远不会回来了。有人也许会问，你有什么理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可以这样说，盼望的人，担心的人，都并不清楚文革究竟是什么?文革其实不是简单的一场权利混战，文革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内容是官家的，就是以毛为首的领导集团，有步骤，有计划的打击体制内外的异己分子。从文革开始打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到后来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彭德怀反党集团，61人叛徒集团，以及后来打击的王、关、戚反党乱军集团，林陈反革命集团，以及体制外的遇洛克，张志新等人，都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威和地位，由官家直接进行的，被打击的人，直到文革结束，都没有得到解放。这是文革的主线，又可以看作是官家的文革。大家可以看到，官家的文革是来真的，不管体制内外，不管年龄大小，只要违背了毛同志意旨，都在严惩之列，并且处理极重。但是这些斗争是与民众无关的，都是中央文革及其办事机构直接操纵的。
一个内容是民间的，就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各地民众起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斗争走资派，给走资派戴高帽，游街示众，批斗罚跪等等。这是民众直接参与的，也是毛左群众认为文革最能体现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或者基层的斗争，基本上和中央的权利斗争没有任何关系。而毛泽东的"走资派"，也没有明确的定义，所以，斗来斗去，被斗的干部最终都得到解放，变成"革命领导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当时许多会投机的人，在走资派倒霉的时候，给予一定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人在走资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以后，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条线，是文革的副线，也是一条虚拟的线，因为民众反对的领导，并不一定是上面要倒的人，所以，基本上是搞了一场闹剧，偶把它称为"民间文革"。
现在盼望文革的人，当然盼望的是"民间文革"，因为上层的权力斗争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想反对自身感受最深的实实在在的官僚压迫。他们希望有机会斗贪官，整富人，出一口恶气。但是偶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样的文革绝对不会再来，因为如今在台上的人，绝对不会有胆量发动民众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批斗各级领导干部，给本来就不稳定的社会增加动荡因素。
至于担心的人，我认为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由官家的文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言治罪，打击异己，跨省追捕，冤假错案，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结束，反倒由于维W的需要，更加变本加厉。
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盼望文革的人，放弃幻想吧，民间文革永远不会再来了。担心文革的人，继续担心吧，因为官家的文革从来就没有停止。


博客名称: 小林林的博客   作者：小林林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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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狼会再来吗?


      文革至今还具有一个巨大的假象和幻觉，它至今还在继续迷惑着幼稚的人们，而妄图复辟文革的毛左们也正在无时不刻地制造着这一虚假的幻像：即毛在发动文革时赋予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力，民众在文革中具有空前的令人羡慕的民主权力、它是摧毁旧世界的可靠保证、它所打开的大门似乎通往人间最后的天堂。
正是基于这一巨大的错觉，那些以为再来一次文革就能使民众获得真正的权利、从而来消除社会中的弊病的谬论始终在今天恶魔般地喧嚣着、误导着。
他们以文革的思维来判断现状，并妄图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弊端。他们在充分地利用着这些弊端，从而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为人民谋取利益，但开出的药方却是以毒攻毒，饮鸩止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们所指出的现实中的种种社会弊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每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社会良知所同样深恶痛绝和无可否认的。
这一复杂现象中最具深刻的讽刺性的是：由于现实中正义的缺席，狼似乎成了正义的代言人！
他们不懂得一个简单的真理：谁也无法预测未来，谁也无法形容如果文革真的再来会是怎样的局面。但文革惨烈的历史却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狼是什么、狼会怎样，只要回头看一下就能知道。不必再去试探前面未来的狼会是怎样。
事实上，毛在1966年文革发动时对于民众的许诺，是他在1946年夺取政权前许诺的翻版。
民众在文革中所谓的权力与利益始终是虚假的，毛的每一个许诺都意味着对于民众权力与利益的更多的剥夺。
文革历史的每一点滴都充满了暴力与恐怖、人权的彻底地被剥夺、价值观的彻底的崩溃、人性之丑恶的彻底地施虐、整体民众的全面撕裂和对抗。
文革只有利于那些个别的政治野心家，他们始终让民众为自己火中取栗、充当惨死的牺牲品。
他们在获得权利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建立自己的权利体系，并在这体系下产生出更多更黑暗的腐败和罪恶。而民众则是第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他们非但得不到丝毫的权利，相反，他们的最低权利都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
一定要破除这一错觉！
文革是否会再发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狼并不因"狼来了！"的叫唤而必定到来。
尽管文革从未被真正地埋葬，所以它决不是一具无法复活的僵尸，但它也不会因为现代政治巫师的念咒而复活。文革不因对它在道义上的宣判而一去不返，更不因人们对狼的恐惧与诅咒而噩梦不再。
历史上任何巨大的运动或革命，都是在具备充足的必然条件下爆发，而这些必然条件又都是由无数复杂的偶然性所纠缠与集合。
简言之：文革是否会再发生，其实同人们的愿望无关，也同这愿望的善与恶无关。如果只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结论将会是脆弱的。
文革因深刻与复杂的历史条件而爆发，也必将因这些深刻与复杂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再可能。
但如果不从体制上铲除文革得以产生的根源，那么产生文革的体制正在为下一次文革创造条件。



[原创]破除文革的最大幻觉
文章提交者：铁戈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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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来一次文革，会有多少官员受到人民的批斗?



        重上井冈山的如果现在来一次文革，会有多少官员受到人民的批斗?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他暮年奋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右派集团彻底否定，他们筹划歪曲毛泽东和文革，极力诋毁造谣中伤毛泽东和文革，他们的谎言和权威曾一度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和良知，成为右派集团打压"文革"的看客和鼓吹手。
三十多年过去啦，右派集团完成了权利的控制和结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实行"官位世袭""官员联姻"等方式，形成了各个阶层的"太子党阶层"和"衙内阶层"，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将法律当成他们的"家规"，将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他们的"家奴"，国家权利和法律法规成为他们欺压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将公检法机关当做他们镇压人民抗议的打手。
建党初期的三十年，共产党是为人民打天下的政党，千千万万的人民在这样的口号和承诺下，抛头颅洒热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用无数先烈的骨头做骨架，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做胶结材料建立起来的。可是，很多投机革命的假共产党员，他们骨子了根本就没有为人民打天下的思想，他们参加革命就是投机革命，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式的"改朝换代"思维，天下一旦打下来，他们就忘记了对人民的承诺，忘记了牺牲了的千千万万的战友，大搞特权，争权夺利，许多高级领导还玩弄阴谋，打着红旗反红旗，耍两面派，背信弃义，意图走蒋介石在大陆实行的道路。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种势力，忍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进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二次革命"，依靠广大人民打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建立的官僚体制，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心胸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右派集团暴露出两面三刀的本质，没有气节，没有骨头，写保证书的有，哭鼻子抹泪的有，全然没有了"为真理不怕流血牺牲的"勇气，特别是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上，只有陈少敏一人投了反对票，其他的右派分子象狗一样丢掉了做人的尊严，更不要说他们的党性啦！
就是这些没有党性的右派集团，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发动了政变，控制了政权，他们斗不过活着的毛泽东，就在毛泽东去世后进行污蔑诋毁，在他们眼里，"死去的人是没有办法反抗和反驳的"，他们抛开合法的会议斗争手段，采用非法的武力手段秘密逮捕左派，打压反对派，将国家政权控制在右派集团手中，取消宪法赋予人民的"游行、罢工"等权利，撕毁自己写的"保证书"，彻底背叛无数先烈的信仰，实行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
在右派垄断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腐败成为一种官场文化，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利大搞特价房，大肆贪污人民的财产，官商勾结，让房地产，学校，医院成为吸取人民血汗的洗吸钱机，很多所谓的专家教授成为官商集团圈养的走狗，广大劳动人民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
试问：如果今天再有一次文革，会有多少政府官员受到人民的审判?看看今天的现状，我们为什么还不理解文革，不为文革鸣冤?
张春桥在面对右派集团的审讯时曾说过一句名言："也许我看不到你们灭亡，但我会看到你们疯狂"，果然如此，右派集团放下了伪装的面纱，露出无耻的面目，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自古就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传统，既然右派集团疯狂啦，他们距离死亡还会远吗?


作者：换位思 考6   来源：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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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倒转70年

文革：历史倒转70年2010年06月02日星期三09：35人们都知道林彪与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是紧密的同盟军。我们当年高呼的口号是：『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身体不健康的林副主席一脑袋摔死在蒙古，着实把全中国的人们吓了一大跳！人民敬爱的副统帅怎么突然变成了叛国投敌的人了呢?后来知道了，那不是突然，早在庐山会议就闹翻了。
林彪与毛泽东崩裂的原因是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但林彪为什么要冒如此风险呢?林彪居然提出：『克己复礼，唯此为大』这种誓言，这简直是在拼命了！实际上要求恢复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用毛泽东的话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为什么呢?大家看看中国的1954年制定的宪法就知道了。那宪法明明白白地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是最高行政长官。国家没有了宪法规定的主席！这还是什么国家啊?
对了！这是什么国家呢?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特色国家。我以前说过，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建立的中国国体是一个西方议会制的国体；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国会)，国务院(行政)，法院(司法)。这是西方传统统治方式，它可与中国传统统治方式根本不着边！中国的传统统治方式是什么呢?那是从皇帝下来的一条线式的统治方式。根本不分什么立法、司法、行政。每一层权力都是全部一勺烩了。县太爷一个人掌握着所有权力。这种权力集于一身的统治特色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那么文革是什么呢?文革就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政变。它不但通过政变的方式全盘取代了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行政长官，它连统治结构都给改变了。文革的一个口号就是砸了公检法，文革的结果是一系列的革委会取代了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革委会是什么呢?革委会是行政政府，革委会是法院，革委会是检察院，革委会是东北的名菜：乱炖，啥都在里面！革委会主任说谁应该枪毙，一个"公审"大会，一声枪响，人就上天了，没几分钟的事儿！县革委会主任就是过去中国的县太爷。所以文革是一个完整的复辟旧中国统治方式的一场文化大倒退。毛变成了慈禧，大家都变成了大臣，总督，巡抚，知府，知县。每一层的官名不用原来的官名，全部是大大小小的革委会主任。
年轻人可能会问：那人民代表大会呢?呵呵去看看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从1966年到1975年，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这可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啊?！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开过一次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这可能是世界之最了，应该申请吉尼斯世界大全！这就是文革的实质性内容；由三权概念一下子合并成了一权概念。文革是打着文化革命旗号的一次超级历史大倒退。它一下子倒转中国历史70年。



博客名称: News Jou   作者：newsjour   来源：百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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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泽东是输了还是赢了?



文革中，毛泽东是输了还是赢了?
说起文革，许多人可能都会一致想到，想到那个由伟大的领袖而一手导演的一出闹剧。而在这场闹剧当中，毛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其实直到今天可能还有论争不休。因为你如若说毛输了，可没有人认为那场文革搞得一点没有必要。可你说赢了，那到底又都赢在哪里?是毛本人赢了?还是其他大多数广大工人、农民、领导干部全都赢了?我以为，有时可能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典型的就是由于文革，我以为，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伟岸形象，其实不是等于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因为由于文革导致的种种后来不断反复出现的社会混乱现象，比如走后门，比如不按正常渠道选拔培养干部，以及对青少年等等种种不正常的思想灌输，其实不一定给中国的正常发展存在带来多少好的影响。相反却带来种种遗患或者是祸端。具体的就像今天历史现实中的什么理想信仰的缺失，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等等，那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早在文革当中，就已经开始逐渐的酝酿成熟了。有人总对毛泽东很崇拜，连我自己有时也经常是很崇拜的。但崇拜归崇拜，办事、认识问题，可能还得归办事和认识问题。因为今天的问题终归同毛时代已大相径庭。全都用毛的观点来解释、认识当今的现实一切，不仅根本不可能，而且也有误于要耽误许多正事。
比如讲，有人讲干部制度改革，还是要遵循什么先前的先民主，后集中，或者集中起来搞民主等等一套的老法子来搞。比如什么先党内民主，然后再带动全体人民民主等等。可我以为，这种法子不仅过时，而且就今天的改革开放历史形势而言，可能也很不适用。为什么?因为民主许多都是有相对性的。用相对性的东西--民主，去同不具有相对性的东西--集中，去具体成就在一起，那最终不是民主被打败，被亵渎，被形式主义化，那其实也好不了到哪里去。所以民主同集中凑到一起，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有成熟的东西可存在。
那么，民主不能同集中凑到一起，民主应该同什么凑到一起呢?我以为，民主最好同民主的正常与不正常凑到一起。也即正常的民主怎么民主都行，而不正常的民主，你就说到天边，说民主怎么是个好东西，那也没用，不应该允许。所以当今之急，乃是应该判断出什么样的民主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民主属于是不正常的。
我们搞改革再不能用文革的方式去搞，因为文革的方式不仅混、乱、差，而且条理也极其不清楚。就好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巩固了半天，到底巩固了谁的专政都没弄清楚，结果就一忽而起。
毛在文革当中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我说不是赢，而是输了。因为那场文革，最终也没能使毛把接班人选好，更不用说人民还都跟着遭了怎样不应有的涂炭。所以，何须有呢?


[文章提交者：平易近人加帖在中间地带【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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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转] 人为了什么而活，不谈文革的破坏性


也谈人性、恶和文革

阳和平

前言：去年十月，正当我表姐卡玛制作的xx纪录片《xxx》和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台湾轰动一时期间，台湾朋友们写信要我就《中国时报》记者对卡玛的采访谈一下我的观点。我写东西本来就慢，加上时间不足，待我十一月初把稿子寄给《中国时报》时，不知是旧闻了，还是不符合报社的胃口，一直未发表，因此转交《批判与再造》读者一阅。


贵报近期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我表姐卡玛(Carma Hinton)的报道。我想就文中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卡玛的xx纪录片和文革纪录片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的背景和卡玛很相似，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外国人”。受我舅舅（卡玛之父）韩丁（Bill Hinton）的影响，我从事养牛业的父亲阳早(Sid Engst) 和从事过美国原子弹研制的母亲寒春 (Joan Hinton) 先后于46年和48年到达中国，而后49年于延安结的婚。我的名字阳和平是宋庆龄在52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给即将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亲对她所热爱的核物理研究变成了美国毁灭日本广岛人民的工具极其愤恨。她毅然离开美国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义。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长大的。我父亲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多，但他们的创业生活有意义。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我这个文革的“过来人”，经过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贵报记者采访中使用缺乏客观标准的诸如“恶”、“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观点来指责文革和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使贵报的读者看到一些与主流思潮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我在中美两国先后当了近二十年的工人。虽然我尔后上完大学，攻博士，任教，成了知识分子的一员，但我仍然摆脱不了以工农百姓的角度来观世的立场。

我在中国当工人的五年里，认识的工人中间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认为只有像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对付官僚腐败的却不少。文革期间，工厂里当干部的搞腐败可不容易，一旦被群众发现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这官就不好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的特点。这是民主，还是恶？

什么是“恶”？中国传统文化只许“上”犯“下”的恶，把“上”欺骗、压榨、掠夺“下”的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历史上也有数不清的“下”犯“上”的农民暴动，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大规模的“下”犯“上”的（也实质上是民主的）搏斗。

虽然工农群众在这场搏斗中目前暂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远远不是胜者们及其独断的宣传机构喧嚷描述的那样。文革对广大工农群众来说是一场他们能如何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斗争。他们一边受着传统文化的约束，一边摸索着彻底解放自己的道路。而那些社会上层人物（走资派），“精英”们却在文革期间时而直接镇压群众，时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时而把革命推向极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工农百姓被其推入“弱势群体”是这场搏斗后来的结果。

毛泽东要想搞掉自己的对手还不容易？凭他的权力和威望，根本用不着发动文革。那些把文革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简化为中共上层的人事纠纷是否有些眼光短浅？

1974年我到美国后当工人的近十五年里，体会了西方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与中国毛泽东时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工厂里的工人有民主管理和监督企业领导的权利。我们有铁饭碗，不怕干部，敢提意见，干活很少有偷懒的，生产年年超额完成计划。在美国，我们工人对老板有意见，只有辞职另找活路的权利，无权过问企业的管理。老板在，装着卖命，老板不在磨洋工，哪有民主权利？

我不容易接受贵报采访中提出的以人性的观点看文革的主张。离开阶级的利害冲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去抽象地谈人性是否不现实？人性没有阶级性吗？美国自称是讲人性的，可对伊拉克人它讲的是什么人性？据说xxx对他儿女们很有人情，但对北京市民63+1时的人性在哪里呢？抽象地谈人性更像是文人的空想。

人性是要讲的，但也要爱憎分明。我在中美两国所感触到的工农百姓之间的相互体谅、帮助、宽容比文人们的幻想要实在得多。用“无人性”来指责诽谤工农百姓对当政者滥用职权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吗？

文革离得我们越远，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的越彻底，工农反抗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斗争越激烈，文革和毛泽东在中国老百姓中就越有影响力，因而为资本服务的御用文人们就越要努力攻击文革和毛泽东。在这场远没有完结的激烈的阶级搏斗中，我们能作为“客观”的旁观者，对当权者的残暴和工农百姓及学生的“民主意识缺失”（作者在xx纪录片中表现出的责难）各打五十大板吗？在这两大阶级两大势力的激烈搏斗中，抽象的公正是没有的。

xx的坦克摧毁了我们很多人对中国当局的幻想。二三十年来眼看着工农百姓的处境日益恶化，目睹着建立在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掠夺公共财产为私有的、以武力维护少数人荣华富贵的社会现实，又教育了我们很多人。这段历史反而证实了毛泽东所发起的文革是反恶霸老爷的，是维护工农百姓公正利益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搏斗。说到底，那些当初的走资派，当今的xxx恶霸们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乌纱帽不惜动手杀人的人，才是要对文革武斗负责的人。文革，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提倡同以往统治阶级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场以理服人的“文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倒是一场真正的工农百姓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讲人性的搏斗。

中国历史以往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它为将来的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终有一天，它的历史地位会有一个从工农百姓的角度来看是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论社会主义民主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份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已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那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有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已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博客名称: 李木   作者：30433836   来源：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