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
赵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二天我刚一进厂，就看到许多职工在围观着一张从路边电话线上悬挂下来的由包装纸连接成的大字报，题目是“我厂也有牛鬼蛇神”，落款是民兵王正义。当时我的职务是北京绒毯厂生产副指挥，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经过七斗八斗，在新工作队来接管工厂时，给我下了定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干部职称，到车间劳动改造。”在1967年3月北京卫戍区派出军宣队对106个单位实行军管后，仍维持原决定，工作证被缴回，再发工作证时是工人，但不发给由奖金转成的附加工资，以示“改造”。有了新工作证，我是名副其实的工人了，于是在1967年8月26日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我以工人的身份由厂革委会把我送到市国庆游行指挥部，因为建国十八周年国庆游行方队的设计人员不用“资产阶级权威”，而是由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到国庆指挥部报到后，被分配到“美工组”担任美工，住在中山公园内。组长是位军代表，由天安门管理处姜承达同志与我们配合，主要成员来自541（制币厂）美术设计和各大工厂担任美术设计的技术员以及美术设计公司工作过的几位同志。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均是工人，实际上，全是各专业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大家见了面觉得很滑稽，又无奈。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大家一起观看了由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们自建国以来历次国庆游行的队形设计方案的美术稿。我自1953年就每年参加国庆游行活动，上小学时是担任广场群众，近三小时的游行中我们要按单数和双数分别站与坐，以保证队伍的整体面貌，最后涌向天安门向毛主席欢呼。初中时参加少先队的游行队伍，在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时是参加文艺大军，舞蹈和戏曲学校的学生是边走边舞，而我们美术学校的学生则负责抬标语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的钢、煤、粮、棉、四大元帅的升帐模型。许多给人深刻印象的历年国庆游行壮观画面，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最初的设计。我们对这些老师们当年设计啧啧相叹，这些原稿都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美术设计珍品。
庆祝建国十八周年群众的游行主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各省市通过“夺权”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本届国庆游行内容是热烈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来到这里的“工人美术家”艺术水平相当高，我只能打打下手。根据我的业务水平和能力组长分配我负责前卫队第一方队主席塑像方队。这个队的好处是不用再单独画示意图，国庆十八年庆典整个队伍的设计方案已经批准，所有队伍的最前面是周恩来总理手书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八周年”的横标，再是林彪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然后就是毛主席塑像彩车，四周是红旗簇拥的四方队。这个队伍是游行队伍的第一方阵，位置非常重要。
接受任务后，我提出要购买毛主席立式塑像，不用重搞设计，从现有社会上通行的塑像中选择一尊就可以。当时准备国庆大游行是一项政治任务，一说需要主席塑像马上就送来了很多尊，面对桌子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塑像，我不知道选择哪一尊好。有人说“你是从清华工宣队出来的，这尊与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相近，就选这尊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的红卫兵，把礼堂广场前由那桐题写的“清华园”大门拆除后，立了一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塑像，报纸上进行了大肆宣传，使得全国各高校和单位掀起一阵建造毛主席塑像的风气。有的两个学校的两门相对，门对门，均要建毛主席塑像，形成了两边毛主席塑像相互招手的画面。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选择了一尊毛主席挥手的塑像，由军代表送上去审查批准。过了大约一天，方案被批准了，军代表责成我到德胜门内大街北京雕塑工厂去制作。我到了工厂，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接待了我，塑像决定用玻璃钢塑成。我告诉他，我想参加劳动，直接参与制作。我的本意是实现我在绒毯厂时“工人身上多少泥，干部身上多少泥”对干部革命化的要求。可是，革委会的同志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说：“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都是红五类，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您放心吧！”
回指挥部后，我向组长做了汇报。他是位有多次参加国庆游行经验的老同志，经常给我们讲历次游行中的趣事。他说：“你直接参加劳动，没有必要。但要经常去工厂，检查他们的进度，一进入彩车制造和彩排阶段后，时间是非常紧张的。”根据组长要求，我经常打电话问进度，必要时到工厂，钻到塑像膛内看塑像施工质量。塑像完成了，请军代表到现场看，他说满意了，于是当天晚上通过交通部门的同意，把7.0米多高玻璃钢塑像躺倒放在敞篷卡车上，运到了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门前。
汽车是由姜承达同志从运输公司租来的，支架安装也是姜承达同志请来的。我的任务是监督现场。7米高的毛主席塑像要立在一台解放牌卡车上，只得在卡车上支起一个木支架，把塑像吊起来，然后再套在已焊接好的钢架底座上才能固定。9月20日左右我正在施工现场，忽然来了一位解放军，看样子是位首长，因为旁边有许多随从人员。他围着汽车走了一圈，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马上战战兢兢走到他面前，说“我是前卫队指挥部的。”把你们的负责人叫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有些迟疑。马上旁边有一位小解放军过来告诉我：“这是黄作珍政委，你快去！”我一见这位首长面目威严，脸色微黑，耳朵很大，眼睛有神，好像是在一些新闻照片上见过。一听这名字，我反映过来了，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军宣队领导。正在这时，姜承达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是天安门管理处的一名干部，公称“小姜”，在市政府有很大的知名度，他是根正苗红的一般干部，什么话都敢说。黄作珍对他说：“有群众举报，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把毛主席像吊起来了！”这话从市领导嘴里说出来，吓得我眼睛都发黑了。
我的老同学邢建国是北京陶瓷厂的美术设计，他的工厂当时生产毛主席瓷像。生产量太大，模子磨得过损，所生产的塑像轮廓有些不清了。他本着为工作负责的精神，在下班后用工具把塑像的模子又修了修。此举动被对方造反组织的人看到了，第二天一上班，迎头就是一张大字报“邢建国怀着刻骨阶级仇恨，连夜偷挖伟大领袖毛主席眼睛！”不由分说，厂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经批斗会后，关押在禁闭室，一年多尚未得到自由。听到群众的举报我不知回答什么好，只是呆呆着，听候这位解放军大首长的发落。
姜承达赶了过来，对黄作珍说：“这是施工过程，您到瓷器厂看，烘干时头朝下的情况还有呢，何况我们这里是站姿的。”黄作珍同志一想也对，可是还在看，他看了一会指着毛主席塑像的脸说：“那是怎么回事？”我抬头一看，毛主席塑像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黑点。旁边的一位解放军命令道：“你还不上去看看去！”我马上登上汽车，攀登脚手架，靠近看主席塑像的脸，原来是一只“臭大姐”，我向下嚷道：“是一只虫子。”“马上把它轰走！”司令员亲自向我下达了命令，我把虫子轰走了，结束了这场战斗。我当时27岁，攀登近10米高的脚手架，还算能应付。下来后我立正在黄作珍面前，继续听候他的命令，“用席子围起来，不能让周围群众看到施工过程！”
施工完成后，各个方队的彩车相继完成，进入了彩排阶段。第一次彩排过天安门后，通知我们过了西标语塔就算完成任务，毛主席塑像方队是建国18年群众游行队伍的第一方队，由手擎红色刀旗的男旗手组成。为了使队伍能正常进行，在主席像的台座室内藏着约一个排的解放军，领队的是一位团长，他们任务是一旦解放牌汽车灭火，就用人把车推过去。我们在西标塔南长街口待命，已经11点多钟，指挥部传来命令，当夜要进行二次彩排。解放军团长命令汽车在人民大会堂西口掉头，没想到当时这个路口架有许多电线，毛主席的塑像立在解放牌汽车上整体有十几米高，吊头时塑像的胸口被电线挂了一条黑印，使我们都吃了一惊。团长紧握着我的手说：“老赵呀，你可得救我呀。如果二次彩排，让首长见到我们这个游行队伍第一车上的毛主席像胸前被抹了黑，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呀！”他这么一说，让我也害怕起来，我告诉他：“你立即命令一名士兵跑到东单，敲开一家有值班人的商店，找到一部电话，第二立即派人到指挥部汇报情况，请雕塑厂来人到东单现场；第三派一名干部去找到北京喷漆厂值班室电话。”谢谢毛主席，不愧是解放军，不一会儿这三件事会办到了。
当时一说是国庆指挥部，下边真是闻风而动，等我们到东单待命时，喷漆厂工人已到现场。指挥部一声令下，我们的车已向西启动，在车行过程中，喷漆厂工人把主席塑像胸前的黑印覆盖上了。我和团长为圆满解决了这意外事故而高兴，重新经过天安门，完成了第二次彩排任务。半夜，指挥部接到中央来的电话，说是前卫队毛主席塑像方队有问题，太高了。“毛主席是在群众之中，现在毛主席塑像的脚比人头还高，脱离群众，最少要降下来半米！”军代表让我落实此事，悄悄跟我说：“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根据军代表的指示，我到了运输公司。公司的一位革委会负责人对我说：“降下半米，要鋸驾驶室的车篷子。司机要躺着开车，不行。”我说：“咱们都是为公办事，你给我写个书面“不行”的意见，签上名，我立刻就走。”他说：“这是谁的要求？”我说：“江青。你看着办吧。”一听“江青”二字。他同意把彩车高度向下降下半米。第二次彩排，我负责的这辆国庆18周年的游行第一车顺利通过。
回到中山公园，大家都为第三次彩排顺利通过而庆贺。尤其为红衣红旗的“热烈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方阵受到首长赞扬而高兴，在此之前，我们曾为这样红旗狂舞，喊声震天的设计在担心，因为从视觉来说，太怪异了。这时指挥部的电话又响了，军代表让我们所有的美工立即起床，执行紧急任务。军代表说，每年国庆游行“庆祝建国某某年”的横标，均由周恩来总理手写，今年在这首条横标后，第二条标语是林彪手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主席思想”。周总理要求把自己手写体改为美术字，因为“我的字不能放到林副主席题字前面。”我们几个人连夜在541厂一位姓陈的美工率领下连夜赶到西单运动场，用幻灯放大方法连写、放、鋸、成形、刷漆，安放到标语架上，到9月30日凌晨，总算完成了任务。1967年10月1日，以“热烈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主要内容的群众大游行如期进行。
这一夜，我是披着一件指挥部发的绿色军大衣在彩车的台子内度过的。游行开始后，我从台子的瞭望孔中看到彩旗队已过了天安门广场西标塔时，一颗悬着的心算放下来了。前卫队游行大军一直向西走，走到首都电影院门口时，负责此方队的团长向我说：“老赵，咱们配合的很愉快！祝你今后工作顺利。”说完，他一集合队伍，把原彩车内预备推车的战士整理好队伍带走了。原来围在毛主席塑像周围打刀状红旗的旗手也到西单体育场去集中了，就剩下了我、司机和这次游行队伍第一方阵的毛主席塑像彩车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预备游行时，一说是国庆指挥部的，到处放行。现在游行结束了，想打个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均很困难。好不容易才恳求一家商店打开门，借给我电话一用，与姜承达同志联系上了，他说：“等下午人少时把车开过来，我再安排。”下午4点以后，装载这尊7米高的玻璃钢毛主席塑像车开到天安门，后来被他放进天安门城楼东边的门洞里存了起来，我才最后完成了任务。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上。
（赵书：北京市政协4—9届政协委员，10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委员。） | 
发表于 2010-5-3 13:4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