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宏遗作《大分离》：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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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宏遗作《大分离》：编者导言

编者按

2023年年末，年仅45岁的社会学学者徐晓宏不幸离世，留下了许多未竟的理想。晓宏的研究横跨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与比较历史方法，凭借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深厚的理论思考，在社会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同时参与搭建了时间社这一跨太平洋两岸的学术交流平台，让不同背景、不同代际的学者得以相聚、对话，共同探索重要的社会与历史问题。

近日，徐晓宏的遗作《大分离》于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集结了徐晓宏身前围绕着同一主题的三篇文章，使我们得以想象晓宏“毕生之作”的样貌。经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编译了罗毅・利夫内、罗伯特・S・詹森、张杨三位学者为此书写作的“编者导言”。这篇文章回顾了徐晓宏的生命与学术历程，也介绍了《大分离》一书的形成与出版经过。围绕着徐晓宏教授的研究和遗著，时间社也将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并组织讨论活动。

晓宏于2023年12月12日逝世，社会学界的许多人为他的离开感到震惊和悲伤。尽管晓宏十分年轻，但他的名字在中美两国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家中，却广为人知。他身患重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情；即使与他最亲近的人，也没有意识到病情会这么严重。大概在他去世的两周前，晓宏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自己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不过，当时这话说得十分模糊，以至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留言祝他“早日康复”。在朋友和同事们的记忆中，晓宏依然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模样。对许多人而言，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仅仅发生在四个月前，在费城举办的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彼时晓宏还活跃在各种会议和分组讨论之间，在午餐会、咖啡会面、招待会以及图书专题讨论会之间来回穿梭。在会议上，他既争论和批评，也赞同与鼓励，他与老友叙旧，又不断结识新的朋友。这类聚会总能点燃他的热情，那时的晓宏正沉浸其中。他那瘦弱、脆弱的身躯与神采奕奕的模样形成了鲜明反差。那时的他，笑容灿烂。

人们可以想见，作为一名尚未获得终身教职、头顶上始终悬着失业之剑的学者，晓宏对自身病情的诊断结果一直讳莫如深。不过，他没有更多谈及自己病情的主要原因，是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病情究竟有多严重。直到去世前十天，晓宏才真正意识到即将离世。那天午夜刚过，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年轻医生告诉他，他大概只剩下一两周的时间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无情疾病又在他的全身不断蔓延，使他越来越昏沉，正在夺走他那一点点弥足珍贵的清醒时刻。

此时此刻，他必须迅速厘清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并将身后事安排妥当。此前数月一直困扰着他的经济上的顾虑，因为一群朋友发起的一场来自全球的募款而得到纾解。这场募款共收到八百多笔捐款，捐赠者来自亲友、同事、相识之人，甚至还有许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让晓宏潸然泪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包括银行、保险与移民手续在内的现实事务需要处理。而更难以承受的，则是要与自己深爱的人一一道别，无论他们近在身边，还是远在他方。晓宏看上去对这些事很平静，或许是因为他信任妻子陈朗和女儿能够在自己离世后安顿下来，好好生活。还有其他事情也让他万分牵挂。晓宏觉得自己短暂的一生未能让他将自己的学术充分呈现于世。这并非出于对学术产出的狭隘执念。对于晓宏而言，这事关生命本身的意义。他并不畏惧死亡。真正让他沮丧的，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完成那项他郑重地，也毫不避讳地称之为“我的毕生之作”的工作。也只有晓宏能够这样说，才不会让人觉得自负。因为对他来说，道理再简单不过：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却没能来得及将它们全部发表。也正因如此，他留下嘱托，希望这部著作在他身后经编辑整理后出版。

徐晓宏于1978年5月9日出生于中国东南部浙江省衢州市附近的一个乡村。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他的父亲是一名农民，而他的母亲最初也务农，后来添置了一台缝纫机，逐渐成了村里的裁缝。晓宏幼时，母亲常向他讲述村外的世界，说他天资格外聪颖，理应属于更广阔的世界。当晓宏十二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前往县城的一所中学就读。他与二十多名男孩共住一间宿舍，只有在周末才会回家。每周返校前，晓宏的父亲都会为他打包好米、蒸包和腌菜，作为每周的食物。每逢雨季，城镇与村庄之间相连的道路常面临被淹的危险，父亲便会给他多装一倍的米，这样哪怕晓宏不得不在县城多待一周，也不会挨饿。


晓宏的家乡

随后，晓宏进入了衢州最好的高中。来到学校的那一天，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城市中生活。尽管此番来到城市上学对他而言颇具挑战性，但晓宏的学业依旧出众。他开始阅读有关世界史上的人物和重大事件的书籍，比如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这些阅读让他重新想起了母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这正是他还是村中小男孩时，母亲曾向他许诺过的那个广阔世界。这个世界对晓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学业拔尖，就是通往这片天地的道路。18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中国的顶尖学府——北京大学。登上前往首都的火车，他人生中第一次走出了自己出生的省份。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晓宏刚进入大学时学的是化学，但很快便被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吸引。他经常参加一个以米歇尔·福柯为主题的读书小组，与他一同参加的还有一些后来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年轻学者。他阅读卡尔·施米特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并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到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存在主义。社会学学者龙彦是晓宏多年的朋友，二人大约就在那时相识。她形容大学时代的晓宏是个“留着长发，穿着哈佛T恤的家伙”——一个深邃的思想者，一个浪漫的追梦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少年，一步一步在北京喧嚣而活跃的文化与思想世界中，开辟出了一方天地。也大约是在同一时期，晓宏开始担任知名学术刊物《中国学术》（China Scholarship）的助理编辑，然而，他的涉猎远不止于学术领域。他喜爱音乐和艺术，大学读到一半时，他曾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和一群音乐人一起弹吉他、唱歌。后来，他甚至还为一家新创办的网络文学网站撰写乐评。

北大会按照院系来分配学生宿舍，晓宏有着极强的求知欲，晚上经常穿梭于不同宿舍和许多校外的活动空间；当时学生们常以这些活动空间为据点，开展各类思想与文化活动。他住过的宿舍里，有一间格外精彩，至今仍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位于46号楼的1021室的这间宿舍聚集了一群有趣又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他们一同聚餐、喝酒、抽烟，同时热烈地探讨着文化、历史、艺术及电影等话题。历史学者兼好友汪小烜曾与晓宏同住一间宿舍，他这样回忆晓宏：“他是个社交达人，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既温暖、又羞涩，还带着几分顽皮的标志性笑容；他留着齐肩的长发，每逢要见母亲这样对他很重要的女性，他便急着把齐肩长发剪短，而他的背包里总是装着一两本新买的学术书籍。”

在北大读书的某个时期，晓宏爱上了社会学。他阅读了韦伯的著作，并被韦伯将宗教、文化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能力所吸引。他还独立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与一名由官方任命、负责在校园内宣传党的路线的干部发生了争执——而就在不到十年前，这座校园曾孕育了一场运动。晓宏本人并没有因此惹上太多麻烦，不过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坚持知识分子的操守可能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随着他与北京激进的思想圈中的许多年轻行动者结交，他对这一点的理解也愈加深入。晓宏的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相信，真正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最充分和最深刻意义上的民主形式：大众的广泛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政治与经济在社会中的嵌入。但执政党对这些原则的忽视，一方面激发了他的政治关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他在学术上的兴趣。他拒绝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解释，而是试图理解那些历史的偶然性、特殊的条件组合，以及不光彩的同盟与妥协，这些因素如何使得党从最初对于充满活力的大众政治的拥抱，后来逐渐转向对经济事务进行去政治化的技术官僚式管理的倾向。


晓宏在未名湖畔

事后回望，我们或许会觉得，本书所呈现的雄心勃勃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计划，似乎从一开始就激励并塑造了晓宏作为学者的生活轨迹。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红卫兵的身体暴力；此后，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中国的CR，以及这场革命所造成的长期非预期后果的思考与研究（在去世前大约六十个小时，当时他已进入临终关怀阶段，晓宏仍然向一群从北美各地专程赶来的学界朋友们，精神饱满地讲授了一场关于CR的课。）正如孔诰烽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晓宏几乎所有的著述，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联系在一起：中国大众政治的逐渐终结，政治上可以表达什么、又由谁来表达的空间也在不断收窄。

真实的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晓宏来到耶鲁求学时，他对宗教社会学，尤其是基督教研究很感兴趣。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在同时推进着若干不同的研究计划，其中有些与宗教有关，有些涉及文化与政治，还有一些则关注东南亚的发展议题。至于CR的长期历史意义，晓宏对它的理解也是在不断反复思考和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起初，他写下的是许多相对独立的文章，并不一定清楚这些文章究竟如何嵌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一宏大的历史图景才逐渐在他心中变得清晰起来。此后，他试图在一篇篇幅很长、理论密度极高的文章中将这一图景勾勒出来。借用并改写卡尔·波兰尼的说法，他把这篇文章题为《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即本书第三章）。在临终的病床上，他把这篇文章称作“我的毕生之作”，并迫切希望能够看到它正式出版。当有人问他，是否还希望把其他作品收入这本文集时，他很快便选定了此前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就是本书现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17年，讨论的是CR的“生成”过程，第二篇发表于2023年，是一篇理论性更强的文章，由晓宏与艾萨克·里德（Isaac Reed）合著，讨论革命中的社会时间体验，并以CR作为主要案例。当晓宏谈起这三篇由论文改编而成的章节时，他的脸上都会焕发出光彩。“把它们放在一起”，他微笑着说道，脸上的笑容丝毫看不出他的身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就可以构成一本我对CR思考总结的文集。”

2003年，晓宏飞往美国攻读社会学研究生学位。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乘坐飞机。此前两年间，他的签证申请屡屡遭拒。在此期间，晓宏在北京做过好几份工作，并把钱寄回农村的老家。后来他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为有意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服务。对他而言，远赴海外攻读社会学这种收入回报微薄的专业，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对有着他这样出身背景的人来说，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像他这样来自农村的北大毕业生，通常都会利用刚拿到的名校文凭，投身政府公职，或者在更后来的年代转向商业领域。

在晓宏这里，最终还是学术志趣占了上风。他最初进入圣母大学学习，后来在导师琳·斯皮尔曼（Lyn Spillman）的支持和鼓励下转入耶鲁大学，显然，耶鲁与他的学术兴趣更为契合。在耶鲁，晓宏逐渐沉浸于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比较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并师从这些领域中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包括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和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他与陈朗相知相伴，并在迁居耶鲁前不久成婚。两人的家很快成了一个社交中心，来往之频繁、思想交流之活跃的热烈氛围丝毫不逊于晓宏当年在北大的宿舍，只不过，正如他的朋友桂玄打趣地说道，这里其实“更有格调一些”。2014年，晓宏刚取得博士学位，又恰逢女儿出生，他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回到了东亚。大约四年半后，他又转至香港岭南大学任教，以便与女儿和陈朗团聚。陈朗当时已经在香港理工大学拿到了一份终身轨教职。2019年，一家三口再度横渡太平洋，来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工作和生活。

对于能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与李侃如-罗睿驰中国研究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工作，晓宏一如既往地充满热情，但内心也充满矛盾。他在一个动荡的夏天离开香港——他当时也身处浪潮之中。他被弥漫整座城市的那股活力所鼓舞，并以自己特有的剖析眼光进行着审慎的分析。晓宏的立场并非简单的“理智的悲观与内心的乐观”，与很多学者相反，他的思考往往没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然而，正如孔诰烽在序言中精准指出的，虽然晓宏本人颇具浪漫情怀，他并未以玫瑰色的眼光看待中国及其区域影响的长时段历史。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离开香港，他的内心始终充满挣扎。

对晓宏而言，美国也并非一个轻松的目的地。他与家人抵达美国时，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已过大半，排外及反华情绪四处蔓延。终其一生，晓宏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所代表的诸多理念和立场始终存在分歧。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学术批判，与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感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晓宏有别于那些将美国视为中国既有发展道路之替代模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之下，晓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复杂又矛盾的关系，他的写作始终展开于两国之间那个随时可能引发冲突的空间，每一句表述背后承载的象征分量，都需要他审慎地拿捏。

在这样的夹缝中形成一套细致又周全的立场，几乎如同让骆驼穿过针眼一般艰难。一方面，晓宏始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批判性分析在美国学界会被读出违背其本意的含义。最让他忧心的情形，莫过于自己的研究被人用以支持那些单薄而肤浅的自由主义论调，这类的论调将中国人描绘成被中共操控和洗脑的被动受害者，还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奉为解决中国乃至全球一切弊病的万灵药。另一方面，晓宏也担忧，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情绪会轻易滑向沙文主义。在一次争论中，他指出对方在批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时带有民族主义情绪，而对方的回答却令晓宏深感惊骇：“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们是一个文明！”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一片几乎不容差错的意识形态雷区之中，晓宏依然成功地构建出了一套原创的、独立的理论路径，并将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不同学术传统和思想浑然织合。《大分离》（第三章）借鉴了汪晖与卡尔·波兰尼的思想，而《失治的精英》（The Misruling Elites，未收入本书中）则将费孝通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联系起来，并通过经验研究展现了二者结合所具有的解释效力（X. Xu et al. 2024）。晓宏反对不加批判和不加甄别地将西方理论套用于全球其他区域研究之中，但他也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一样，拒绝为了追求一种狭隘而多少带有表演性质的“真正的本土知识”，便将整个西方思想传统抛至一旁。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晓宏的创造力恰恰植根于这种多元主义之中：他不断从不同的理论脉络和传统中汲取资源，同时依照关系性的维度与比较的方式切入对社会性的研究。

很难说这一种理论路径一定会在美国得到认可和推崇。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学向来对欧美以外的社会理论所知甚少，尽管它近年来开始接纳少数被时髦地贴上“后殖民”标签的思想家（其中大多数人都在全球北方国家生活和写作）。中国社会理论家却始终难以真正被纳入这一“后殖民”的框架之中。美国学术的职业化导向，以及对知识的普遍的工具主义取向，共同构成了对于晓宏这类学者而言并不友好的学术环境。雪上加霜的是，在晓宏搬去安娜堡（一处宜居但绝谈不上国际化的城郊一隅）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席卷全球，社交隔离随之拉开序幕。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他对于社会、政治参与和学术交流的强烈渴望很难得到满足。离开生机蓬勃、活力四射的香港，来到传统知识分子安逸的舒适区，总让他觉得不太对劲。

不过，晓宏懂得如何把自己的挫败感引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他持续参与了美国国内以及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各种对话，在共同创办“时间社”（THiS: Theory, History, and Society）这一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共同体组织线上活动，并运营着一个广受关注的公众号，专门从政治、文化和社会学等角度分析中国以及跨太平洋关系。在密歇根大学，晓宏也联结并支持了许多面临与他相似困境的学生：包括那些第一次在美国的视角中意识到自己被种族化的东亚学生、在精英学术环境中努力证明自己的工薪阶层出身学生和家中第一代大学生，以及那些在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摸索和应对陌生而动荡环境的国际学生们。

这些年的晓宏学术产出极为活跃。他大量写作，不断发展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并在学术工作坊中讨论自己的研究、作学术报告。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任何认真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的研究正在取得极具分量的进展。然而，这份进展并未体现在他的正式发表记录中。他的文章屡遭期刊拒稿，一方面，学界的老派守门人拒绝接受他对于CR那种打破常规又富有创新性的解释；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和分析十分复杂，包含多个层次，因此他需要大量的时间，打磨行文基调，让论述足够清晰晓畅。晓宏不愿在观点上作出妥协，这意味着，每当他的一篇文章最终得以发表时，读者都可以相信，这篇文章确实作出了实质而有意义的学术贡献。但这也注定了发表过程漫长而艰辛。晓宏去世后不久，《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期刊刊出了《失治的精英》（“The Misruling Elites”）一文。这篇出色的文章，由晓宏与多位经济学家合作完成，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任何愿意耐心读完这篇文章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其在实证与理论建构上令人惊叹的雄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篇论文的完整初稿早在发表的七年之前就已撰写完成！

本书与晓宏此前发表的作品有所不同。首先，它是一部未竟之作，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晓宏一直非常渴望写成一本书。第三章《大分离》实际上可以看作这本书的一个精简先行版。在晓宏的设想中，这部专著将围绕相近的论点，对经验材料和细节进行更为充实的论述。晓宏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也是在为完成这部专著争取时间。当他意识到这一愿望已经无法实现时，他转而希望整理出一部著作，尽可能贴近自己原本的著作构想。最终呈现出来的这本书，当然可以说是一部作品集，但它依然有着一条清晰的主题脉络。尽管呈现得并不完满，这本书仍能让读者大致去试想，倘若有更多时间，晓宏原本会写出一部怎样完整的专著。

晓宏拒绝以任何方式妥协或修改自己的实质性论点。他离世之际，正值《大分离》（本书第三章）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接受审稿。他明确表示，如果期刊提出的修改要求超出细微的文字、排版或编辑调整，就应当撤回这篇文章（该刊创刊九十年来，恐怕还从未对初次投稿的文章作出过这样只要求细微修订的决定）。晓宏还特别要求，在整理本书时，对《大分离》的编辑应当克制，只为提升文字清晰度而作最低限度的修改，唯一的例外是：他希望将自己早先关于波兰尼的一段理论的阐释重新纳入正文，这部分内容曾在向《美国社会学评论》投稿之前被他删去。

晓宏指定我们担任本书的编辑，而我们也尽可能严格地遵循他的嘱托。编辑一位已故同事兼朋友的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我们几乎笃定晓宏本人会希望我们重新改写的词语、句子和段落，在他故去后却仿佛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分量。它们仿佛是晓宏留下的真实遗存，字里行间承载着他如何思考、写作与自我表达的内在本真。我们始终在两种诉求间拉扯，一方面希望原封不动地出版他的遗稿，保留他独有的语法习惯，以及他偏爱旁逸斜出地讲述轶事的笔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这样做或许有违晓宏本人定下的编辑准则：他允许在必要时对文字进行润色，也明确要求我们将他早期草稿中的数段内容重新纳入正文。我们竭力恪守晓宏的嘱托，只修改我们觉得确有必要调整的内容，并最终就所有修改与增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最终呈现出来的这部作品，保留了晓宏研究中未竟的特征。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收录的三篇文章之间存在一些重复。例如，1968年7月27日毛与造反派领袖会面时，语出惊人地宣称“我就是黑手！”这一场景，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都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出现。我们当然可以在编辑的时候删去这些重复，但这就意味着需要对文本进行更为主动的编辑干预，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此外，保留这些重复还有另一重意义，因为它们凸显了晓宏所认为的、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史发展轨迹中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些重复表明，在晓宏心中，某些历史时刻至关重要，在处理完全不同问题的文章中，都有必要反复提及。

本书也反映了晓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思想发展的过程。最明显的，是他的研究所覆盖的历史时期不断向后延伸。晓宏早期发表的作品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形成、毛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运作，以及CR如何逐渐凝结为一个具有休厄尔意义的“历史事件”（Sewell 1996）。而他后期的大量研究，尤其是《大分离》一文，则将视野延伸到了更晚近的历史时期，涵盖20世纪80年代及中国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当时的社会运动、最近十来年的变化，以及2019年的香港。事实上，晓宏尤其擅长揭示过去的事件如何逐渐制度化为某种结构，并塑造和制约当下。同样重要、但相对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本书所呈现出的概念发展。随着对CR研究的不断深入，晓宏对于CR长期影响的理解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思考在《大分离》中发展得最为充分，他将CR视为中国转向威权主义以及他最终称之为“秩序经济主义”（ordoeconomism）的历史基础。

一本书的作者未能活到亲自感谢那些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他支持的人，无疑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不过，多少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晓宏收到了来自朋友、同事、学生，以及许多曾与他有过交集之人的数百封邮件和讯息。这些人曾与他有过交集，也曾感受过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流露的无尽善意与慷慨。这些朋友向晓宏表达了谢意，晓宏也向其中许多人致谢。即便那些在他病情恶化后未能收到回复的人，也都懂得他的心意。

在晓宏逝世后，有相当多的人为本书的出版倾力相助，我们在此谨向所有人致以诚挚的谢意。陈朗始终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也不断给予我们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力量。她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部专著应当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重点应当关注晓宏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而非家人的悲伤。她耐心回答了我们的许多问题，也帮助我们获取了晓宏电脑中保存的早期稿本。高敏（Mary Gallagher）帮助我们与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并始终毫无保留地支持和推动这一出版计划。马尔切拉·兰德里（Marcella Landri）是一位细致而高效的编辑，她很快便理解了这项工作的特殊意义，并愿意随时做出所有必要的调整与安排。我们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批判历史研究》（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的编辑，尤其感谢斯泰西·肯特（Stacie Kent），他们同意我们将晓宏的论文《CR生成过程中的对话斗争》（“Dialogic Struggle in the Becom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作为本书的第一章重印出版。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詹妮弗·埃谢尔曼（Jennifer Eshelman）和伊丽莎白·扬（Elizabeth Jahn）在经费问题上近乎创造了奇迹，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帮助。感谢张娴妮和周珺承担了文稿的校对、格式排版与索引编辑工作。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桂玄、龙彦、汪小烜，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他们在晓宏的追思会上，以及2024年为纪念他而举办的“徐晓宏纪念会议”（Xiaohong Xu Memorial Conference）上，分享了许多关于晓宏的往事，其中一些也被写进了这篇序言。同样也要特别感谢刘大鸿，他慷慨地授权我们将其杰出的画作《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用作本书封面。孔诰烽在受邀参加晓宏纪念会议后，当即着手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极具洞见的主旨演讲，之后他又将讲稿修订整理作为本书的序言。我们对他以及全体参会者的精彩分享与诚挚贡献深表谢意。

最后，也感谢你，徐晓宏。谢谢你信任我们，把你作品最后整理的任务嘱托给我们。你留下来的学术成果熠熠生辉——读来令人愉悦，启人深思——给这场满含泪水与痛楚的告别，又留有些许欣慰和深深自豪。

祝贺你，朋友。

（译者：王建强 北京大学）

为了纪念和缅怀徐晓宏教授的一生与学术遗产，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在他去世后不久就提议设立徐晓宏纪念基金（Xiaohong Xu Memorial Fund）。目前，在晓宏的亲友、同事和热心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基金已备雏形。该基金将以徐晓宏的名义设立奖学金，用于资助博士研究生，并优先考虑国际学生和/或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生。这是美国顶尖大学中少有的以中国人命名、支持中国相关研究的奖学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徐晓宏纪念基金中，以对青年学生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

如果您对支持这一奖学金感兴趣，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或点击原文跳转）向徐晓宏纪念基金捐款。您的捐赠将获得1:1配捐，一并进入该纪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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