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vin Healy: 游历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出境旅游的政治与文化经济，1956—1965
游历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出境旅游的政治与文化经济，1956—1965
Touring the Socialist Worl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conomy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1956–1965
作者：Gavin Healy，译者应为微信公众号作者引風info
来源：《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46卷，第1期，2021年1月，第83—102页（论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
版权：© 2021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Inc.
摘要：国营的中国国际旅行社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后不久，便在接待外国游客之外，增设了组织中国公民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的业务。本文考察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间的这一旅游项目。我的结论是，这一旅游贸易既参与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愿景的形成，也是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参与对苏旅游贸易的动机中，经济考量与政治考量同样重要；但随着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国家旅游部门的官员越来越着重考虑这一交流的政治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已不再是主要经济伙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愿景也不再是苏联式的，这一项目的存在理由便大体消失了。
关键词：中国国际旅行社，劳动模范，中苏分裂，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主义世界经济，旅游
尽管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游客对全球旅游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20世纪中叶国际大众旅游蓬勃兴起的市场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尚未占据重要位置。自1986年起，中国法律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赋予每位公民获得护照的权利；[1]然而，离开本国的法律权利并不总能与进入他国的权利相匹配，而无论出境还是入境，具备以游客身份成行所需经济条件的人，仍相对较少。不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从中国出国的旅行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它是一种政治特权，而非法律权利，且只有极少数人享有。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观光和休闲为目的的旅行主要限于朝圣活动和文人文化，在帝制晚期逐渐扩展。[2]19世纪，随着收入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制度化的商业旅游在世界许多地方兴起。此后到了民国时期，旅游在中国也开始发展为一个产业，并成为更为普遍的消费实践。[3]20世纪中叶，国际旅游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展，其推动力来自商业航空旅行的发展，以及美国政府将促进赴欧旅行作为公共外交举措、并借此刺激二战后欧洲经济复苏的政策。旅游基础设施投资也被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重建项目。[4]同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了自身的旅游增长，既包括国内旅游，也包括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国际旅游。在社会主义世界，旅游发展既是欧洲从二战中复苏、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冷战期间推广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产物。[5]中国的旅游业在遭受外国入侵和内战破坏之前，发展时间不过20年，增长更为缓慢。
中国国际旅行社（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简称国旅，CITS）成立于1954年，是中国主要的国家旅行社，最初以安排外国游客的入境旅行为主要任务，到1956年已开始组织出境旅行团。[6]1957年，国旅代表团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社第一次会议，这一项目随之扩展，国旅与苏联和蒙古的旅游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协调组织入境和出境旅行团。[7]1958年，国旅代表团出席在索非亚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社第二次会议后，国旅又与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旅游主管部门签订了类似合同。[8]这些旅游协议与其中许多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达成的铁路联运协议、以及20世纪50年代后期达成的航空线路协议同步推进。[9]
这一项目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前后不过十年，且始终规模很小。在其鼎盛时期，国旅每年送往国外的游客不超过几百人，其工作重心仍是为入境旅行者协调行程。虽然这些出境旅行中有许多对自费游客开放，但当时很少有人有能力自掏腰包。绝大多数参与者的费用由国家单位支付。既然如此，中国组织这类旅行能有什么收获？在国家资源集中于加快农业和工业生产、且“新中国”的建设仍远未完成之际，国家领导人为何指示国旅推进一项费用高昂的出国旅行项目？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中国在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与项目启动时中国的乌托邦愿景仍鲜明地带有苏联色彩有关。
晚近的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如何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初期的政治文化和现代性观念。[10]苏联的经济影响——无论是作为政策顾问还是贸易伙伴——也已成为一些重要研究的主题。[11]我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中苏关系的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本文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苏旅游贸易，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场域，也是两国经济关系中矛盾集中的一个领域。
社会主义中国最早的出境游客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旅游”一词带有休闲与消费的意涵，用它来描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高度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组织的出境旅行，乍看似乎并不恰当。的确，这一时期的国旅及其他国家机关官员更常用“旅行”和“游览”这两个词，而非“旅游”。然而，这些出境旅行项目确实包含了休闲和消费的元素。此外，国旅官员在制定其最早的旅行项目时，是与苏联同行密切协商的；苏联方面已将旅游视为一个商业行业（这一认识部分来自他们自20世纪30年代起对包价旅游服务商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及其他西方旅行社的观察）。[12]与派往国外演出和比赛的文化、体育代表团，或为获取专门知识和技能而较长期派出的学习团不同，这些出境旅行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游览”，由向导带领，从一个城市游览到另一个城市；对他们而言，这往往是短暂且仅有一次的经历。[13]作为游客，他们是“观光者”，而非“度假者”。他们出游不是为了休息和放松，而是为了观察和记录他们在国内看不到的景象。[14]其中一些游客由地方政府单位提名，公费出行，往往是对其成就的奖励。另一些人则追求出国旅行的新奇感，自掏腰包。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类游客——公费与自费——之间的平衡，在这一整体旅行项目的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
劳动模范是旅行者中人数最多的类别之一，他们的旅费由公费承担。一个早于国旅成立的例子是耿长锁（1900—1985）。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Pickowicz）和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在他们关于华北乡村生活的研究中对他有所描述。[16]耿长锁是河北的一名村级干部，1952年被定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于当年随一个旅行团被派往苏联。与后来国旅组织的旅行团成员一样，耿长锁被接到北京，获借衣物和一些外币零用钱，其中大部分他在旅途中用来买了糖果、饼干、玩具和明信片，准备送给同村的人。[17]耿长锁一行在苏联待了三个多月，参观了集体农庄、工厂、化工厂、水坝和科研院所。耿长锁回国后，向家乡河北各地的听众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8]他总结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说：“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标。”[19]
耿长锁赴苏的同一年，来自青岛的18岁劳动模范郝建秀（1935—）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她回国仅几个月后，中国工人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记录她此行的小册子。郝建秀在书中只用了几页篇幅写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和红场的列宁墓，随后便迅速转向对苏联发展状况的观察，包括工厂及其中的斯达汉诺夫式劳动者、桥梁、学校和疗养院。在行程中几乎每一站，她都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评述苏联的基础设施。参观工农业机械展览时，她表示自己相信中国很快就能在苏联帮助下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20]在全书最后一句，她或许最简洁地说明了像她这样的工人应当从这类旅行中学到什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一定要努力早日实现那样幸福的生活！”[21]
黎翠容（生卒年不详）是广州新华酒店的一名劳动模范，1959年随一批工人前往东欧旅行。黎翠容的例子表明，农业和工业劳动者并不是唯一被选中参加这类旅行的劳动模范。服务行业的劳动者也可能入选。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黎翠容在劳动模范大会上发言、介绍个人经历时，一再提及获选前往社会主义欧洲旅行的荣誉。[22]黎翠容自豪地讲述自己穿行社会主义欧洲的经历，既以此说明党十分关心她所受的教育，也将其视为一次机会，使她得以“亲眼看到新社会中工人的地位与旧社会不同”。[23]
对这些旅行者来说，参加一次社会主义世界之旅，可以巩固他们在同村人和工友面前作为模范的身份。出国旅行既是对功绩的奖赏，也是赋予他们威信的一项资历。作为劳动模范，他们被要求向工友传递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在关于他们的文字中，在他们向工友所作的报告中，社会主义世界之旅都是可以反复讲述的经历。他们由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当下与那时由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未来之间架起了桥梁。
中层干部是另一大类参与者，他们往往既是游客，也承担所在旅行团的协调工作。上海对外贸易局的高事恒（1902—1982）就是其中一位，他于1957年前往苏联。他的行程包括工农业设施、博物馆和展览，以及历史文化遗址——这与国旅其他旅行团所走的路线类型相同。和郝建秀一样，高事恒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旅行：“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24]
另一些参与者是当时少数有私人积蓄、却没有多少消费去处的人。已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司中持有股份的“资本家”，就是这类旅行者的一个例子。这些人从持股中获得不多但可靠的股息，所担任的管理职务有时更多是象征性的，因而往往受到旅行团的欢迎。[25]他们参加旅行所支付的费用，又可以补贴劳动模范和干部出游。20世纪50年代末来华的外国观光者常被带去见这些用于对外展示的资本家，而后者常常向他们讲起自己的出国旅行，借此比较中国、苏联与西方各自取得的成就。一位这样的资本家带斯里兰卡来客参观自己的工厂时，讲述了自己公司转为公私合营之后的生活。当被问及如何花钱时，他说自己可以购买公债，并用收益出国旅行。他还说，自己前一年去过苏联，有朝一日甚至可能去斯里兰卡。[26]
还有一类参与者是海外华侨以及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中国“同胞”。归侨和侨眷有时也在其中。归侨和侨眷之所以被纳入，是因为这一项目延伸自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国内旅游项目，后者面向海外华侨及留在国内的侨眷。这一群体中的所有旅行者都被要求自费出行。[27]一次海外旅行或许能为这些群体的成员提供比较的基础，让他们得以把中国的工业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对照。
1961年，在参加由华侨旅行服务社组织的广东、广西旅行时，上海一家制线厂副厂长的妻子把她在广东看到的基础设施与她在1957年苏联之行中看到的基础设施作了比较。华侨旅行服务社是为海外侨胞旅行者服务而设立的，规模比国旅大得多。据广东之行报告引述，她说自己在苏联旅行时“看到那么多宏伟的共产主义工程，印象极深，但也意识到中国工农业的落后，不禁想到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苏联的水平”。然而，她在广东看到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大跃进开始以来完成的——使她相信“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可比拟的威力”。[28]或许更可信的是，负责侨务的官员曾试图吸引侨眷把侨汇花出去；但许多人抱怨缺少可供花这笔钱的消费品。[29]虽然许多人可能只比其他中国公民略为宽裕，但对那些海外亲属特别富有且慷慨的人来说，在已经买了自行车、手表或收音机之后，一次出国旅行或许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奢侈享受。
社会主义旅游与社会主义现代性
当然，能够以这种方式直接体验更广阔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人，只是少数幸运者。当时，多数人了解社会主义世界，依靠的并不是国旅和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的导游，而是展览、电影、照片和文字；这些媒介带领他们在想象中前往遥远的异国。傅朗（Nicolai Volland）曾把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流通描述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这一新传统的体现。这是一种现代性愿景，它把社会主义世界中文化产品的跨国生产与交换，视为“赋权那些此前被排除在世界主义世界之外的底层群体”的手段。[30]旅游同样是一种文化产品，它为当时中国的千百万人提供了一种现代性愿景——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无论他们的旅行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从1949年直到1954年停刊，《旅行杂志》（China traveler）刊登了不少关于苏联及中国以外其他目的地的见闻。该刊不再像民国时期那样聚焦于亲身旅行的体验，转而向读者介绍中国及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与地理。[3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旅行杂志》的后续刊物《旅行家》（Traveler）上的文章延续了类似的路数，用文字带读者游览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胜。[32]1955年创刊号的发刊词这样阐述对更广阔社会主义世界的向往：“我们都心向苏联，心向克里姆林宫尖塔上闪耀在我们心中的红星。我们想到平壤的重建，想象一个生机勃勃的河内、波兰的新胡塔钢铁厂和柏林的斯大林大街。我们想了解我们盟友的建设、他们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他们的文化与艺术创造，以及他们的风俗。”[33]这一时期，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从大城市到小村庄到处放映，为人们前往这些地方旅行增添了吸引力。1949年至1957年间，中国进口了1300多部影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苏联，平均每年有2亿人次观看。其中有九部影片的观众各超过2500万人次。[34]此外，1949年至1958年，超过8200万册以中文及其他语言出版的苏联出版物进口到中国，约占当时中国发行的外文出版物的四分之三。[35]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末，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国各大城市的苏联展览，或许是他们最接近亲身旅游的一种体验：观众在展厅中漫步，仿佛在引导下游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据报道，1954年至1956年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共有1100万人参观了这些苏联成就的巡回展览；这些城市建起的常设苏联展览中心则持续展出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与生活。[36]
对许多人来说，既然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号召，仅在想象中旅游，若没有亲身出国的经历，或许就显得不完整。然而，出境旅游始终容易受到批评：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相比，其成本过高。在商品短缺、普遍饥饿的年代，生产高于一切，一切消费都受到严格审视，因此穿越多国的短暂旅行被国旅自己批评为不过是“走马观花”，只留下浮光掠影的印象。[37]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旅官员一方面继续强调这一旅游项目对更广泛国家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努力把维持该项目所需的外汇支出压到最低。
国际社会主义旅游的经济学
1956年12月，在题为“答读者问”的栏目中，《人民日报》为可能有意赴苏旅行的读者提供了行程和费用的详细信息。[38]该报称，在此前一篇详述当年1月苏联国际旅行社与国旅所签协议部分条款的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了不少询问，[39]于是着手为参加国旅出境旅行团提供一份实用指南。文章说，从北京出发的一个月行程，乘火车二等车厢费用为1000元人民币（RMB），乘飞机为1500元人民币。读者被告知，应先向最近的省或市人民委员会外事部门申请护照，然后再联系国旅做最后安排。[40]
该报对此平实的叙述，并不能说明当时中国公民获得护照和出国旅行批准究竟有多大可能。此外，多数人似乎不太可能负担得起这样一次旅行的费用，也不太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摆脱其他事务去旅行。由于1956年平均年工资估计仅略高于600元人民币，[41]而即便是收入最高的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年工资也不超过3000至4000元人民币，[42]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参加这样一次旅行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有能力自费的游客数量有限，而国家又缺乏充足的外汇储备来支付其他旅行者的费用，国旅按照“多进少出”的原则组织出境旅行。[43]也就是说，中国的旅游推广活动应侧重入境旅游而非出境旅游。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尚属新来者，这一点本不令人意外，但入境与出境游客数量之间的失衡，很快成为中苏贸易关系中的一个矛盾来源。
1956年至1958年，中国接待了来自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的3903名游客（其中绝大多数即3703人来自苏联）。同一时期，据报道中国仅向国外派出151名游客（1956年21人，1957年69人，1958年61人）。[44]这些数字与由苏联国际旅行社组织出国旅行（大多前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游客数量形成鲜明对比（1956年16650人，1957年22374人，1958年26223人）。[45]中国首批赴苏自费游客直到1956年12月才启程。由于苏联国际旅行社当年已向中国派出32个旅行团（总计近1000名游客），看来国旅从一开始就遵循了“多进少出”的原则。[46]
1959年，国务院批准了国旅的一项提案，即派出300名旅行者赴海外旅游。[47]与前几年一样，除干部和工人外，这些旅行团还计划纳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人士”以及“经历丰富、思想健康”的“归国华侨”。[48]干部和工人有时会自行承担一小部分旅行费用，但上述其他群体的成员则一律须全额自费。然而，无论旅行者是部分自费还是全额自费，抑或其旅行费用完全由公费承担，出境旅行所需的外汇都只能从国旅接待入境旅行团所赚取的外汇中支取。[49]因此，国旅的计划设想出境旅游不会消耗国家的外汇储备。鉴于1959年计划中入境与出境旅行者之比约为6:1，国旅当年无疑为国家净赚了外汇收入（1956年至1958年也必然如此，那几年入境与出境旅行者之比约为25:1）。
对所有这些旅行团而言，外汇支出的控制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须通过国旅总社等中央政府机构来协调，而非通过其分社或其他省市级单位。旅行费用包括在国外个人支出的零用费，须向每位旅行者提供外汇，用于洗衣、理发和购买演出票。即便是那些有能力在此类项目上多花钱的自费旅行者，国旅也限制了他们可支出的外汇总额。每位旅行团成员在苏联的用汇上限为20元人民币（相当于120卢布），每多访问一个国家，可再获得相当于最多10元人民币的相关外币。然而，个人支出的外汇总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相当于40元人民币。[50]1957年出游时，高事恒担任所在旅行团的领队之一。他回忆说，尽管他在行前尽力做了准备，却不知道苏联有给酒店行李员小费的习惯。由于他们团在莫斯科所住酒店的行李员拒收人民币，而高事恒又不愿动用自己的那点卢布配额（他攒着这些卢布要给家人买礼物），他只好亲自搬几十个箱子，行李员则在一旁看着，并不帮忙。高事恒记得，在盛夏的酷热中搬完团里所有行李后，他浑身被汗水浸透；但近60年后，他的儿子仍记得自己收到父亲用宝贵的卢布配额买来的那套塑料积木玩具时的喜悦。他说，塑料玩具在当时的中国几乎闻所未闻。他的木积木很容易弄脏，而塑料积木可以洗一洗，又会重新发亮。[51]当时其他旅行者也报告说，他们用分到的卢布购买了类似在国内难以买到的小件消费品，如铝锅和塑料水杯。[52]
姑且不论他们是否不满于游客在他们看来过于节俭，驻北京的苏联商务代表显然对国旅官员不愿派出更多游客感到不满。1959年国旅计划获国务院批准后不久，苏联驻华商务副代表便造访了国旅总部。他首先赞扬了两国间旅游的政治价值，强调中国赴苏旅行者可以亲眼目睹苏联的成就以及苏联是如何发展共产主义的。他接着指出，1956年至1958年这三年间，中国接待了3713名来自苏联的旅行者，而苏联只接待了217名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比例约为17:1。[53]他进一步指出，苏方计划向中国派出1500名旅行者，并预计接待1000名中国旅行者，而国旅的计划只安排派出300名（图1）。他表示，苏联贸易部无法接受这一提案，并说明苏联国际旅行社受该部管辖。他敦促国旅将派往苏联的旅行者人数增加到1000名，并指出东德将派出16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将派出12000名，罗马尼亚将派出5000名。[54]
国旅代表在回应中指出，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仍然很低，国家尚未建立年休假制度，且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即便苏联国际旅行社对旅行费用减免75%，[55]增派旅行团的经济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当时每人一次旅行的总费用已超过2000元人民币，[56]只有少数资本家和薪水较高的知识分子才有能力自付这样一次旅行的费用。尽管国旅正在努力为一些工人提供出国旅行的资助，但在大跃进的国家发展计划推行之际，要扩大这种资助安排仍困难重重。旅行的大部分费用由负责招募各旅行团的省市级政府单位承担。[57]被选中参加旅行团对劳动模范来说是一种荣誉，但对负责支付这些旅行费用的地方政府而言，这份荣誉伴随着沉重的财政负担。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种种限制，国旅尽力抵制苏联扩大这一计划的要求。
尽管如此，苏联代表仍坚持要求国旅将派出的旅行者人数从300名提高到1000名，再次重申苏联国际旅行社此前多次提出的要求。[58]面对这一压力，国旅向国务院报告说，虽然它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将出境旅行者人数维持在300名最为理想，但在苏联贸易部的一再要求下坚持维持这一水平，可能有损两国间持续的贸易关系。因此，国旅请求允许它再次向苏联代表表达这些顾虑，同时通过增加六个旅行团，将当年派出的旅行者人数从300名提高到420名（图1）。[59]在收到国旅关于必须再组织一个20人团以满足苏方要求的通知后，上海市政府便设法将额外的财政负担降到最低，具体规定该团成员中有一半为自费旅行者。[60]
旅游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社会主义世界涵盖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如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样。至少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报刊就已提出把旅游作为纠正国家贸易收支问题的工具，1947年至1968年间担任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负责人的弗拉基米尔·安库季诺夫（Vladimir Ankudinov）后来主张，旅游“应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独立部门”。[61]正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描述的，尽管中国从来不是官方社会主义贸易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但国际社会主义经济是围绕一系列双边贸易条约构建起来的，而中国与各成员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其结构也紧密仿照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协定。[62]此时，中苏经济合作仍是中国整体经济计划的关键部分，社会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既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目标，也基于推进本国经济利益的愿望。
我们可以把这种旅游贸易置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广泛的文化输出框架之中；电影就是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这种文化商品在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意涵，与其政治影响不相上下。仅1953年一年，苏联电影在中国就有超过5700万人次观看，而苏联电影进出口公司（Sovexportfilm，负责电影进出口的苏联国有企业）根据其与中国中央电影管理机构的合同，从这些影片的净收益中分得50%，[63]因此，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包括旅游——的经济潜力，苏联经济规划者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中苏之间围绕旅游的讨论，与两国在电影业的讨论有着相似之处；在电影业，掌握放映统计数据对于在进出口谈判中取得筹码至关重要。[64]当苏方利用详细统计数据来施压、要求扩大旅游贸易时，中方则以自己掌握的实际数据予以回应。这样一来，国旅既缩小了在出境旅行项目规模上需要作出的让步，又维持了来自其最重要贸易伙伴的稳定入境客流。
国际社会主义旅游的政治
旅行团在出发前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参与者受到国旅工作人员的严密监督，以确保他们在思想、行为和着装方面留下良好印象。负责招募旅行团成员的地方党委物色的是先进工作者以及政治上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65]入选者应当是“政治历史清楚”、为“生产大跃进以及技能与技术的革命化”作出过贡献、并“在先进事迹和思想方面表现突出”的工人。工会联合组织在工人出行前为他们组织学习会，内容包括旅行期间的行为要求、如何介绍自己的工作成绩和本厂成就，以及国内外形势。[66]
随着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加剧，有关部门也更加重视出境游客的遴选及行前准备。来自山东的干部狄井芗（1918—1992）于1960年7月获派参加国旅组织的苏联和朝鲜之旅。此行几乎与苏联专家大规模撤离中国同时发生。事实上，撤离的最初通知是在7月中旬向苏方人员宣布的，而当狄井芗9月初结束旅行回国时，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已离开中国。[67]在两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现分歧之后，狄井芗及其同行者被指示坚持中苏友好的叙事，只有在苏方先提起时才可以谈论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他们可以记旅行日记，但被要求只记录游览行程，避免评论苏方立场。[68]
随着这些冲突持续，国旅反复强调，被选中参加出国旅行的人应当是“政治可靠”和“思想健康”的干部和工人，并且应像往年一样，在出发前接受一段时间的意识形态学习以做好准备。每个团的负责人应从政治立场特别坚定的干部中选拔。国旅向各旅行团和负责招募参与者的地方政府强调，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所有这些旅行者都需要经过中央政府部门的审查。根据这些指示，地方党委应在出国旅行开始前至少一个月，将旅行者的详细材料提交给国旅，由国旅转交公安部审查，公安部再转交组织部作最终批准。每位旅行团成员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该游客的个人档案，以及该游客在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期间表现的总结。[69]
目前不清楚在这一阶段有多少候选游客被拒绝，但审查似乎并非只是走过场。地方当局在初步遴选时很可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将家庭背景或工作记录中有明显污点的人从候选人名单中剔除。与此同时，大约同一时期其他中央政府机构发布的指示表明，各级负责审查的官员都须仔细查阅旅行参与者的档案。例如，在就出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和表演的人员档案提交问题发布指示时，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批评了省、市、区各级体育委员会的审查草率。这些委员会不能只提交带有“因工作需要批准出国”之类肤浅评语的人事档案，而应提供详细评语，使中央政府部门能够全面评估每位拟出国人员的政治和思想品质。“个人主义”“持有资本主义思想”或“思想进步”之类抽象说法，不足以让中央政府部门评价每位干部。另一个问题是，旅行结束后的报告细节不足，使组织部无法评估相关人员是否应被批准参加后续旅行。在这方面，旅行结束后的报告应包含更多关于参与者在国外表现以及旅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信息。[70]同样，国旅组织的每个旅行团的负责人也应就其在国外期间出现的任何问题向国旅详细汇报。
随着中苏日益疏远，中国在更广阔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处境日趋紧张。鉴于这一局面，国旅反复强调其出境旅游项目的政治意义。然而到1963年，国旅开始敦促旅行参与者避免在国外交往中采取过于迁就的口吻，而是这样告诫他们：
*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已进入新的斗争阶段，出国旅行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并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今后的出国旅行，一方面，我们必须高举兄弟团结的旗帜，广泛而热情地开展友好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同时，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在与各国人民的自然接触中抓住一切机会，正确、有力、恰当地宣传我们党的观点。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们要努力阐述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们所访问的各国群众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如果右派企图兜售修正主义垃圾并攻击、污蔑我们，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表明自己的观点而避免纠缠”，而应当迎头与他们斗争，充分说明我们的立场，寸步不让。[71]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1963年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1963年1月19日*
与此同时，随着苏联不再施压要求维持出国旅行项目，国旅向国外派出的游客减少了。1965年，国旅获得国务院批准，组织23个旅行团，共计375名旅行者。同时，由于来自苏联的入境旅游（更不用说其他交流）已大幅缩减，中国寻求新的政治盟友，国旅则寻求新的贸易伙伴。越南在前些年最多只接待过一个旅行团，如今却成为最大的出境旅行目的地，计划接待当年国旅经办出境旅行者中近三分之一的人。非社会主义国家首次被列入目的地名单，计划派往巴基斯坦的游客人数与派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线路的人数相等，计划派往日本的游客人数与派往朝鲜的人数相等。[72]
国旅开始筹办赴日旅行，是在日本政府于1964年宣布日本公民可自由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同年，国旅与三家日本旅行社签订了协议；1965年，国旅接待了92个日本旅行团，共计1656名游客。[73]日本成为当年中国入境游客的最大来源国，日本游客约占全部入境游客的13%。[74]仅以国旅上海分社为例，它就加紧努力接待日本旅行团，设法招募更多具备日语能力的人员。[75]此前，两国代表经过多年商谈，促成了以下进展：1962年11月签署了一份半官方贸易协定，1963年10月在国务院下属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下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并于1965年1月在北京和东京设立了民间贸易联络处。[76]然而，尽管两国关系解冻、来自日本的游客增多，当年计划中的三个赴日旅行团后来似乎因未说明的行政困难而取消。[77]
1964年，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开通达卡（当时属东巴基斯坦）与上海、广州之间的直飞航班，随后来华的巴基斯坦游客增加，中国也开始组织赴巴基斯坦的旅行。[78]两国开通航线的协议，是在中国与印度关系恶化、并于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战争之后达成的。这些事件使中国和巴基斯坦走得更近，1963年签署的中巴边界条约加强了双方关系，同年签署的一项贸易条约则为直航奠定了基础。[79]
来自东德、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来华游客人数已经低于合同规定的水平，国旅相应减少了派往这些国家的游客人数。到1965年，苏联已不再出现在出境旅行目的地名单上，国旅当年的方案只是提出，与苏联的游客交流细节有待两国商谈决定。不过，国旅表示，拟派出的游客总数不会增加，赴苏旅行可以并入赴其他国家的旅行团，不单独组织仅赴苏联的旅行团。[80]
结论
国旅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组织的出境旅行，是向中国社会介绍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愿景的更大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作用虽小，却十分重要。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前往苏联等社会主义老大哥国家的旅行，让游客得以在当下短暂地体验未来。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经验为中国可能实现的未来提供了蓝图，而耿长锁、郝建秀、黎翠容等劳动模范的旅行，则让这些人有了自己可以向往的榜样。然而，与电影等其他文化产品不同——用陈庭梅（Tina Mai Chen）的话说，电影或许传递了一种“日常国际主义”[81]——国际社会主义旅游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例外性的、而非寻常的经历。这些出境旅行和社会主义电影一样，传递了一种超越国界的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愿景。但是，这些旅行的直接影响范围仅限于少数人。黎翠容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面向酒店服务业工人听众讲话时，从不忘记提及她在东欧的时光；然而，黎翠容和所有这类模范工人一样，既展示了普通工人可能达到的高度，也正因如此，成为超出常人的典范。尽管如此，像黎翠容这样的劳动模范的经历，或许是一种更可信的证据，说明其他工人只能在银幕上或展览厅里看到的东西，也许真的存在于外面的某个地方。黎翠容1959年在国外度过的几周，只是一个开端；此后多年，她持续向他人讲述自己亲身体验的国际社会主义现代性。郝建秀出版的旅行日记，则为她的苏联之行留下了长久的记录。同样，耿长锁苏联之行的价值，与其说在于他在那里获得的实际知识，不如说在于此后数年他每天出现在家乡村庄，成为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的亲历见证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一位广州医生1957年从苏联旅行归来后，向总计3000多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如国旅苏州分社1959年组织的两个旅行团成员，从苏联归来后向5000多人讲述了他们的旅行。[82]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整个出境旅行项目规模很小，或者因为这些短暂的观光经历转瞬即逝，就轻视这些旅行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尽管国旅的目标是让出境旅游促进国际主义、增进对先进国家技能和经验的了解，并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但这一项目始终有着更为务实的互惠交换考虑。简单地说，必须有一定最低限度的出境旅游，才能维持稳定的入境旅游流量。[83]虽然共同的意识形态始终是把社会主义世界经济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但旅游在社会主义世界各国之间就像任何实物商品一样被交易，而国旅的工作人员也积极谋求维持贸易顺差。就苏联而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它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旅游贸易伙伴——这种贸易最终受阻于政治而非经济上的障碍。
出境旅游在国旅的总体工作中始终只占很小一部分，并且在1965年之后似乎已经停止。国旅曾提议在1966年组织415名游客出国旅行，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计划被取消。[84]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境旅游一直规模有限：中国公民于1983年获得前往香港旅行的权利，并从1991年起可以参加国旅组织的赴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行团（但前提是他们在当地有亲属愿意承担费用）。[85]然而到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86]这种旅游在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意涵，以及它在塑造新的现代性愿景方面的作用，仍有待讨论。
致谢
我感谢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安娜·李（Anna Lee）、黄彦杰（Yanjie Huang）和塞缪尔·希利（Samuel Healy）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我也感谢《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副主编杨凯里（Jan Kiely）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有益意见。
注释
1. Wolfgang Arlt：《中国出境旅游》（China’s Outbound Tourism）（伦敦：Routledge，2006年），第36页。
2. 关于帝制晚期向大众旅游发展的情形，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4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早在宋代，“朝圣”与“观光”之间的界线就已难以划清。参见段晓琳：《西湖的兴起：宋代的文化地标》（The Rise of West Lake: A Cultural Landmark in the Song Dynast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章。
3. 参见董玥：《上海的〈旅行杂志〉》（“Shanghai’s China Traveler”），载董玥、葛以嘉（Joshua L. Goldstein）编，《中国的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226页；易伟新：《民国旅业回眸：中国旅行社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高敏（Miriam Gross）：《从轿子中飞出的幻想：民国中国的旅游营销，1927—1937》（“Flights of Fancy from a Sedan Chair: Marketing Tour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37”），《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36，第2期（2011年7月）：第119—147页；莫亚军：《为一个共和国规划行程：现代中国的旅游与旅行文化，1866—1954》（“Itineraries for a Republic: Tourism and Trave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66–1954”）（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2011年）；陈蓓：《寻找东南：民国中国的旅游、民族主义与风景景观》（“In Search of the Southeast: Tourism, Nationalism, and Scenic Landscape in Republican China”），《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43，第3期（2018年10月）：第207—231页。
4. David L. Edgell Sr.、Maria DelMastro Allen、Ginger Smith、Jason R. Swanson：《旅游政策与规划：昨天、今天与明天》（Tourism Policy and Planning: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英国牛津：Butterworth-Heinemann，2008年），第43—44、230页；Brian A. McKenzie：《创造游客的天堂：马歇尔计划与法国，1948年至1952年》（“Creating a Tourist’s Paradise: The Marshall Plan and France, 1948 to 1952”），《法国政治、文化与社会》（French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21，第1期（2003年春季）：第35—54页；Günter Bischof：《“征服外国人”：马歇尔计划与战后奥地利旅游业的复兴》（“‘Conquering the Foreigner’: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Revival of Postwar Austrian Tourism”），载Günter Bischof、Anton Pelinka、Dieter Stiefel编，《马歇尔计划在奥地利》（The Marshall Plan in Austria）（伦敦：Routledge，2000年），第357—401页。
5. Derek R. Hall：《东欧与苏联旅游发展的演变模式》（“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载Derek R. Hall编，《东欧与苏联的旅游与经济发展》（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伦敦：Belhaven，1991年），第80页。
6.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4—199页；《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现状和1956、1957两年工作规划》（1955年12月6日），002-020-00798，北京市档案馆（以下简称BMA）。
7.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199、205—206、606—607页；《苏联自费旅行者在我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0日，第5版；《中苏扩大交换自费旅行者》，《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第5版。
8. Douglas M. Johnston、丘宏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定汇编1949—1967：年表》（Agree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7: A Calendar）（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86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2卷，第241—284页；第3卷，第192—194页；第4卷，第247—250页；第5卷，第194—196页；第7卷，第179—182页；第8卷，第173—175页。
10. 洪长泰：《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1年）；Yan Li：《中国的苏联梦：宣传、文化与大众想象》（China’s Soviet Dream: Propaganda, Culture, and Popular Imagination）（伦敦：Routledge，2017年）；傅朗（Nicolai Volland）：《社会主义世界主义：1945—1965年的中国文学世界》（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 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 1945–196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7年）；陈庭梅（Tina Mai Chen）：《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苏联电影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众对未来的理解》（“Inter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Soviet Films and Popular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the Future in the 1950s”），《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58（2004年秋季）：第82—114页。
11.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国际化：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之梦》（“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88（2006年12月）：第870—890页；李华钰：《毛泽东与中国经济的斯大林化，1948—1953》（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 & Littlefield，2006年）。
12.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195、198—199页；Shawn Connelly Salmon：《前往未来之国：苏联国际旅行社与赴苏旅行史，1929—1991》（“To the Land of the Future: A History of Intourist and Travel to the Soviet Union, 1929–1991”）（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2008年），第31—34、44—46页。
13. 这一项目在行政上与组织中国体育和文化团体出访、以及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是分开的，后者由其他政府机构管理，国旅并未深度参与。关于这些交流形式的更多内容，参见文记东：《1949—1966年的中苏文化交流》（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傅朗（Nicolai Volland）：《翻译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化交流、民族认同与社会主义世界》（“Translating the Socialist State: Cultural Exchang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ist World in the Early PRC”），《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33，第2期（2008年4月）：第51—72页。
14. Erik Cohen：《谁是游客？一个概念性澄清》（“Who is a Tourist?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22，第4期（1974年11月）：第544—547页。事实上，“观光”始终是毛泽东时代国际旅游——无论入境还是出境——的首要活动，1964年国旅被置于国务院下一个新机构的行政监管之下，即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10页。
15. 如果旅游被宽泛地定义为“旅行的实践，以及提供相关产品、服务和设施的行业”，那么本文从这两个角度来讨论旅游，既将其视为个人或旅行者群体的实践，也将其视为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Edgell等：《旅游政策与规划》，第2页。
16. 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
17. 《耿长锁归国回村》，《河北日报》，1952年10月9日。
18. 《省级及保定市纷纷召开报告会邀请赴苏参观的农民代表报告访苏观感》，《河北日报》，1952年9月20日。
19. 《耿长锁等到苏联参观回到保定》，《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
20. 郝建秀：《苏联观礼日记》（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52年），第9—11页。
21. 郝建秀：《苏联观礼日记》，第50页。
22. 黎翠容：《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永保红旗不倒——广州市新华酒店服务员黎翠容（广东省增产节约女能手代表会议发言稿）》，1959年11月，231-1-264-85~85，广东省档案馆；黎翠容：《广州市新华酒店黎翠容同志发言（广东省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发言之二十五）》，1962年3月20日，233-2-226-168~175，广东省档案馆；黎翠容：《永远当一名红色服务员》，1963年，233-2-336-76，广东省档案馆。
23. 黎翠容：《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永保红旗不倒》。
24. Lu Shaoyun、高事恒：《旅苏观感：1957年中国第一批赴苏旅行团》（出版地不详：1957年8月），第25页。
25. 正如李振之（Christopher Leighton）所指出的，这群“资本家”并非铁板一块。有些是持有大量股份的实业家，有些只持有少量股份，还有一些并无实际股权、只是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在其他人因政治原因被排除后，被推上“资本家”的位置，充当展示样板。李振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资本家、干部与文化》（“Capitalist, Cadres, and Culture in 1950s China”）（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9—101页。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际司：《接待锡兰足球队简报（第七号）上海》，1958年，4017-3-0163，江苏省档案馆。
27.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处关于组织资产阶级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家属自费旅行参观的计划》，1960年2月4日，B20-2-55，上海市档案馆（以下简称SMA）。
28. 上海华侨旅行服务社：《上海归侨、侨眷、港胞旅行团广东、桂林旅行小结》，1961年3月2日，B20-2-238-6，SMA。
29.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处关于组织资产阶级侨眷、归侨自费旅行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B20-2-55，SMA。
30. 傅朗：《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第13页。
31. 参见《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印象记》，《旅行杂志》第24卷第3期（1950年3月）：第1—3页；《苏联的库页岛》，《旅行杂志》第25卷第7期（1951年7月）：第79页；《民主德国之行》，《旅行杂志》第27卷第4期（1953年4月）：第66页。
32. 参见戈宝权：《莫斯科在我的心中》，《旅行家》（1955年1月）：第8—11页；Wu Sanli：《平壤的新面貌》，《旅行家》（1957年8月）：第10—11页；《我们的心飞到古巴》，《旅行家》（1959年2月）：第3—5页。
33. 《发刊词》，《旅行家》（1955年1月）：第3页。
34. 陈庭梅：《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第85页。
35. 文记东：《1949—1966年的中苏文化交流》，第101、103、145页。
36. 文记东：《1949—1966年的中苏文化交流》，第98—99、129—131页；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广州办事处宣传处编：《六年来中苏友好合作的巩固和发展》（广州：1955年），第11、38页。
37.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1959年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基本情况和1960年出国旅行工作计划的请示报告》，1960年2月12日，235-2-17-91，广东省档案馆。
38. 《怎样自费去苏联旅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4日，第5版。
39. 《苏联自费旅行者在我国》，第5版。
40. 《怎样自费去苏联旅行》，第5版。
41. 美国中央情报局：《共产党中国工人和职员的年平均货币收入，1949—1960年》（Average Annual Money Earnings of Workers and Staff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0）（华盛顿特区：1960年），第3页。
42.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81—82页。
43.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1959年4月23日，002-011-00045，BMA。
44.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
45. 伊戈尔·奥尔洛夫（Igor Orlov）：《1955—1985年苏联出境旅游：规模、地理分布、组织形式》（“The Soviet Union Outgoing Tourism in 1955–1985: Volume, Geography, Organizational Forms”），《基础研究项目工作论文（人文学科）》（Basic Research Program Working Papers (Humanities)），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莫斯科），第50期（2014年）：第18页。
46. 《自费赴苏联旅行——第一批由杭州启程》，《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1日，第4版。
47. 《国务院批转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1959年6月3日，002-011-00045，BMA。
48.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民主人士”指非中共党员的知名人士，往往是曾在国民党政权下持不同政见者或对社会有重大贡献者。鲍大可（A. Doak Barnett）：《中国共产党官僚体制中的社会分层与人事管理诸方面》（“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pec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Bureaucracy”），《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28期（1966年）：第21页。
49.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
50. 中国国际旅行社：《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团领队人员各项费用及旅行者在国外期间零用费标准的暂行规定》，1959年7月15日，002-011-00045，BMA。
51. 高达：《第一个自费出境旅行团》，《档案春秋》（2016年7月）：第23—24页。
52. 狄井芗：《忆山东省首次民间旅游团赴苏联、朝鲜》，载《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0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53. 苏联代表所引的数字，与国旅报告中记载并已在上文引用的数字略有出入。
54. 《中国国际旅行社关于苏方提出要求我国扩大1959年赴苏旅行人数的报告》，1959年7月15日，002-011-00045，北京市档案馆（BMA）。
55. 《苏联自费旅行者在我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0日，第5版。
56. 《中国国际旅行社关于苏方提出要求我国扩大1959年赴苏旅行人数的报告》。
57.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关于组织工人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计划》，1959年7月4日，A72-2-99，上海市档案馆（SMA）。
58. 《中国国际旅行社关于苏方提出要求我国扩大1959年赴苏旅行人数的报告》。
59. 《国务院对中国国际旅行社关于苏方提出要求我国扩大1959年赴苏旅行人数的报告的批示》，1959年7月27日，002-011-00045，北京市档案馆（BMA）。
60. 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关于组织第四批旅行者赴社会主义国家的请示》，1959年8月12日，A72-2-99，上海市档案馆（SMA）。
61. Shawn Salmon：《推销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苏联国际旅行社》（“Marketing Socialism: Inturist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载Anne E. Gorsuch与Diane P. Koenker编，《旅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俄罗斯及东欧游客》（Turizm: Th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Tourist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192页。
62. 柯伟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国际化》，第884、886页。
63. 陈庭梅：《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第85—86页。
64. 陈庭梅：《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第103—104页。
65. 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办公室：《关于1959年度组织中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组织办法的请示》，1959年5月12日，A72-2-99，上海市档案馆（SMA）。
66.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关于组织工人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计划》。
67. 狄井芗：《忆山东省首次民间旅游团赴苏联、朝鲜》，第9、13页；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8、330页。
68. 狄井芗：《忆山东省首次民间旅游团赴苏联、朝鲜》，第10页。
69. 中国国际旅行社：《关于办理出国旅行者审批手续问题的通知》，1961年4月1日，002-013-00030，北京市档案馆（BMA）。
70.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出国审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1959年4月13日，4017-2-0103，江苏省档案馆。
71.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1963年组织我国公民赴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请示报告》，1963年1月19日，002-015-00108，北京市档案馆（BMA）。
72. 《国务院批转中国旅行游览事业局关于1965年组织出国旅行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16日，002-017-00044，北京市档案馆（BMA）。
73.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11页。
74.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34页。
75. 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关于建立接待三科的请示报告》，1965年2月20日，B24-2-99-16，上海市档案馆（SMA）。
76. Mayumi Itoh：《Pioneer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ao and Takasaki》（纽约：Palgrave Macmillan，2012年），第84、116—118页。
77. 范铁权、王素君：《旅行、政治与外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国旅行（1956—1965）》，《河北学刊》第38卷第2期（2018年3月）：第80页。
78.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中巴通航后所引起的若干具体问题的暂行办法》，1964年，002-016-00057，北京市档案馆（BMA）。
79. Johnston与丘宏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定汇编》（Agree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147、155页。
80.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10页。
81. 陈庭梅：《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第108页。
82. 范铁权、王素君：《旅行、政治与外交》，第83页。
83. 韩克华：《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06页。
84. 范铁权、王素君：《旅行、政治与外交》，第80页。
85. Li Hu：《中国公民可赴东南亚三国旅游》，《人民日报》，1991年5月16日，第2版；夏建国、魏晓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回顾与分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12期（2009年12月）：第52—53页。
8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6年中国游客出境旅游支出增长12%》（“Chinese Tourists Spent 12% More Travelling Abroad in 2016”），2017年4月12日，访问日期2020年8月19日，https://www.unwto.org/archive/gl ... velling-abroad-2016。
编校说明：原文未另列参考文献表，书目信息见上述86条注释。
关于作者
Gavin Healy
Gavin Healy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现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为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关联学者。他拥有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转入历史研究前，他曾在纽约、香港和首尔从事律师工作，共计十年；此后曾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访学，并于2022—2024年在密歇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他的研究以20世纪中国的旅游史和服务劳动史为中心，同时涉及亚洲冷战、比较劳动史以及电影与历史的关系。他尤其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旅游业如何在国家形象的对外展示、政治教育与经济收益之间寻求平衡，以及导游、服务员等从业者如何在日常接待中参与塑造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识。
他的专著《导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向外国来宾展示国家》（A Guide to Mao’s China: Showing the Nation to Foreign Guests）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2026年出版。代表论文包括发表于《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电影中的服务员：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的电影、社会主义教育与服务劳动》（2024），发表于《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游客快照与1970年代中国的“落后景象”政治》（2024），以及发表于《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的《游历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出境旅游的政治与文化经济，1956—1965》（2021）。上述作品中文题名均为暂译。
来源：微信公众号 引風SELECT https://mp.weixin.qq.com/s/ldCQb2KNG2oza-dyb2LmBQ
| 
发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