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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与“改造”：北平解放前后知识分子思想轨迹的变迁——以《建国日记》为中心
李扬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
作者简介
李扬: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50年代北京的城市再造与文化变迁”（项目号：21FZSB020）的成果。
【摘要】普通知识分子喻世长在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物价飞涨与“围城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一名年轻的助教，他联合一批同事尝试对本单位加以斗争和改造，但最后无疾而终。喻世长的思想改造呈现的是他如何接受新政权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话语，又反过来将其作为联合斗争的武器与依据。这种斗争的诉求与其个人思想改造互相依托，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轨迹变迁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轨迹；《建国日记》
1949年，无疑是20世纪中国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伴随国民党政权的败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新政权的建立意味着革故鼎新。正如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称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新政权的建立对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讲又意味着什么？普通人经历了怎样的1949？近年来，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相关研究颇多，亦有学者专门对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了研究。但相关成果仍主要利用的是官方文献和报刊等，缺乏深入的个案解读。近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与精神史的研究再度成为热点。但多数研究仍聚焦于上层知识分子或声名较著者，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够。
《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拟通过一个自认为“小资产阶级”学者的日记所描述的个人经历与心路历程，揭示其新中国成立前后思想变化所反映的政治社会变迁及学术环境与氛围的变化。日记的作者喻世长（1916～1999），天津宝坻人，语言学家。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教师，一家七口，喻氏是长子，还有四个妹妹。从喻世长小时候起，生活就十分窘迫，父亲曾多次在除夕之夜外出躲债。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先是考上了不收学费的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1930～1936)，后在宝坻东丰台小学教书。教书三年并还清家庭债务后，他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时受教于沈兼士、陆宗达、于省吾、周祖谟等名家，1943年毕业。1943～1947年在河北省保定女子师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员、讲师。1948年初短暂失业。1948年4月至1950年5月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1950年6月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此后成为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家。著名收藏家王金昌先生在2007年购得喻世长日记若干本，后将其中1948～1950年部分整理出版，名为《建国日记》。对此日记，已有学者从解放前后北平物价变动的角度加以考察，认为该日记“为认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真实的分析案例”。“透过普通民众感受到的从物价波动到稳定，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化，能揭示共产党如何在短时间内稳定政权这一问题。”可见其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尝试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揭示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与思想轨迹变迁。
一 “围城”内的挣扎与希冀
1948年对普通知识分子喻世长来说是人生道路上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离开了任教的保定师专，经历了几个月的失业迷茫期，然后经周祖谟先生的介绍进入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1948年1月1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到了姑姑家，“我实在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安慰姑和妹。最近就要临到的失业危机也先不告诉他们”。1月3日他领到了“师专的十二月、一月两月遣散费”。当天，他还是考虑到工作的事，听了朋友的建议“振奋起精神，到北大宿舍去找周先生。……真是出乎意料，他由仔细打听我近来的生活，而顺口说出要给我在北大谋个位置的话来。我当然满口应承了”。周先生即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是喻世长在辅仁大学的老师，此时在北大任教。但事情并不顺利，等了5天，没有周先生的消息，于是1月8日他又跑到周祖谟家。周的答复是：“原则上秘书长同意，但是要等给原来请假的人去封信，他如辞职，就好补人了。”在喻世长看来这是“一个似绝望又不绝望的消息”。此后，他一直在等周的消息，1948年2月11日大年初二，他拜年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周祖谟。日记中，喻世长对失业的问题心有余悸，“到正月初十（2月19日）前后，周先生处还没有消息，天津的事也眼看吹了，我十分恐惧，心神无主”。“天津的事”指的是一个天津老乡给他介绍的去进修班任“教办”的事。工作的事成为心病。直到3月26日，他又去见周先生，“十分高兴地消息，十分痛快地得到，他说四月一日可以上班了”。4月1日，日记写道：“应该大书特书，我从今日进了北大的门。正式到文科研究所上班了。”查北京大学档案，有1948年6月21日的聘书，喻世长与马理、张怀礼、宿白等4人被聘为助教。1949年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职员名册标注，喻世长为文科研究所助教，到校年月为1948年4月。自此他的工作有了着落。喻世长进入了学术体制内的发展轨道。
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日子里，喻世长最直接的感受无疑是生活的窘迫。首先面临的是物价飞涨，温饱都成问题，于是他非常关心粮价。他领到遣散费后，“听说兵船面已经一百一十五万了，我很着慌，这笔钱可怎地安置呢？在后门大街上一问，面都买不到了”。后来又跑了几家，终于“用一百一十万的价钱买了两袋头号环球粉和三十斤小站大米”。1月21日的日记称：“报上说，昨日粮价又涨了，今日出去看看，更高了。但是我手中的钱买一袋面就完了。”1948年6月，他在日记中说：“你会相信吗？一个礼拜，物价没休止地跳！跳！跳！我看准合作社中的东西要少了，便买了毛巾，香皂肥皂，袜子。当大米涨到十九万一斤时，看着我月初买的米便宜了。……我对着这受物价狂风吹迷了的市民，我在默祷‘你们快好了！’我自己早已迷惑甚至疯狂了。”可见国民政府治下的经济形势已是岌岌可危，人心浮动。而根据北大聘书，喻世长自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聘期内薪金是国币每月190元，另有维持费1000元与小米22.5斤。这一待遇标准在疯狂攀升的物价面前无疑是杯水车薪。
喻世长进北大没几天，学校就发生了“罢教”风潮，而且此后的系列风潮多与解决温饱相关。1948年4月7日喻世长日记提到：“昨日开市罢教，便想到这几天可以自己干一些事情。”查相关史实，当年4月5日，北大、清华、北平师院、南开、北洋、燕京、中法等华北七大学发表《反饥饿反迫害罢课宣言》，抗议政府当局非法查禁华北学联，迫害学生；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工待遇。此后，形势并未改观。1948年10月25日，北大教授发表《停教宣言》。《停教宣言》说：“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10月25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校长胡适，“要求学校在一周内借支薪津二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字者共82人”。教授境况如此，其他阶层情形亦可想见。在复员以后的北京大学，讲师、助教阶层亦多次组织起来抗争。1948年10月26日，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联名给校长胡适写信：
适之校长先生：
币制改革以来，我们的薪津冻结了，物价却涨了十倍以上。前次平津唐各院校教职员工联席会电请政府改善待遇，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我们现在已经山穷水尽无法糊口，谈得上什么安心教学和研究？我们为饥寒所迫不得不忍痛从10月26日起停教五天设法借贷以维持我们和我们眷属的生活，事非得已，敬希见谅。同时，我们除赞成八十二位教授的意见请学校在一周内支薪津两月外，并请尽量设法于本月内筹发：（一）九、十两月面粉；（二）去年十一月以来每月配煤二百斤；（三）冬煤两顿，至为盼祷。敬请道安。
该联合会在1948年多次致函北大秘书处和校长胡适，请求解决温饱、改善待遇，喻世长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在10月27日的日记中也写道：“罢教期中，教学的都不来，但是我怕罗周有事，所以仍旧到班。”罗周说的是罗常培与周祖谟。到了28日，“班上依然冷落，今天一天罗周都没来，教授会的决议案虽然很高，但是政府不会采纳的，我们只有等到下周再给一百元，显得雀跃罢了。可是煤还没有份儿，炉子也买不了”。教授会的议案即是北大教授的集体抗争，但他对政府已不抱什么希望，100元津贴已经让其欣喜了。1948年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来到北京的美国学者博迪（D.Bodde）也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1948年10月的通货膨胀：“现在，金圆券是毫无疑问的暴跌了。只有财政部长王云五还在说什么金圆券的发行是个极大的成功。我们很清楚物价已经是几星期前的两倍了。从9月中旬到现在，大多数日用品的物价已经涨了三倍、四倍乃至五倍了，大多数提价都是在近十天发生的。政府全然不顾这个事实，还硬坚持他自己一厢情愿制定的一美元换四元金圆券的比率。”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已经让所有北京居民深陷贫困与饥馑之中，连外国学者也感同身受。
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喻世长笔下的北平却仍然一片“死水微澜”。1月1日，他写道：“没有献辞，不是开始。苦难，苦难，一仍旧贯，有什么新年的情调呢？不但是我，整个北平一点也看不出来呀！……到门口买报，呀！蒋居然伪出和平了！奇迹！虽然难‘作态’，但是已经算不再苦撑了，不再以民命为儿戏了！”第二天的日记里他还说自己后半夜失眠了，“完全陷入一种带幻想性的狂欢中。一个战魔居然说出了‘和平’二字。怎么不叫人感觉奇突呢？我于是十分认真的以为和平与安乐就在眼前了”。一方面是生活的困苦不堪，另一方面战争的阴云密布，北平民众无不对国民党愤恨不已。喻世长认为坚持内战就是“以民命为儿戏”，径呼蒋介石为“战魔”，所以一听到和平的消息几乎欣喜若狂。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过于乐观了。1月8日，他日记里说：“夜里炮声震心，枪声清晰，我这才恍然是处在围城之中，也渐渐明白一个政权的转移，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我一周来幻想得太过了。后悔不该卖煤油，因为，晚上问问已经六十四块一斤了！一千元，我没处理好，如果买上一个面，该多心安。”枪炮声使他清醒，此时的北平，大规模战争可能一触即发。博迪也有着与此类似的感受，他后来回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那段黑暗的日子。那时候，几乎整个北京城被包围了，与外界的联系也全被切断了，还断水、断电，连食品也几乎没有了。一到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围聚在一盏老式的油灯下，耳边响着炮弹爆炸声，及机枪扫射时我家玻璃窗的抖动声。”此时的北平，就是一座在战争边缘徘徊的孤城，老百姓处在极度的煎熬之中，是名副其实的“围城”。
事实上，此时的中共已经在与傅作义谈判。据相关史料，1949年1月8日下午，聂荣臻同傅作义的代表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周北峰（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在通县进行谈判。事后聂荣臻与林彪共同就谈判情况向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做报告。这是向和平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渴望和平是此时最大的民意。过了几日，喻世长又说：“义旗虽没有举起，可是各方面都以温和的态度来督促起和平了，我读了报非常解恨。我早已不能忍耐了，两个罪魁，我夜里想，此后该把他们的名字写到痰盂与尿罐之上，永久受着唾骂，不顾百姓的血肉！”可见他对发动战争的决策者愤恨之深。1月15日，据博迪的记载，相持阶段的平静被打破，这一天也是围困的第二个月的开始。中共夺取了天津，对北京市区的零星炮轰也在加剧。由于政府鼓励难民回到郊区的家中，每天出城的人达到4000多。城南的防御工事则正在紧张推进。城内秩序混乱，人口的疏散与防御工事的准备，说明此时的傅作义集团做了两手准备。喻世长对此也有观察。1月17日，他提到“天津完了，大约是前天战事结束的。昨天已经庆祝了。可是这两天北平无大战，和平在奔走。北大附近落炮弹好几个了，又传说奔走和平的何思源家被炸……这些你就揣摩去吧！还好面子，还找台阶儿呢！”他对天津战事的观察与博迪的记述一致，而北平趋于平静，何思源家被炸的传闻在喻世长看来只是国民党方面为自己的失败找个台阶。何思源传闻的出现有其背景，因此时他正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多方奔走，不被国民党上层认可。何思源在1946年就任北平市市长后，由于同情学生运动且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走得太近，在1948年6月被免职。后他南下游历，于11月初回到北平，又受傅作义委托前往南京打探消息并了解李宗仁的想法。他极力劝说傅作义和李宗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走和平解放的路。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与学界精英于1948年12月中旬纷纷撤往南京之际，何思源却在1949年1月9日飞抵北平，他称：“决不能坐视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和文化古都的历史文物遭受炮火的毁灭，所以，我赶回来发起和平运动。”何思源回来之后与傅作义合作，积极推动和平，在北平声望日高，几乎成为新闻人物。这段时间喻世长的日记里也都是“报上说求和代表已出城”，“同事们正在议论和平”的记载。直到1月22日，他看到报纸，感觉时局不“拖”了，“急转直下”了，于是兴奋得在路上就唱起来了。到了晚上，听报告得知傅作义已投降。于是，次日“我希冀着过一个好日子，因为前途够快乐的了”。1月28日，农历除夕，喻世长白天仍在整理材料，晚上打牌。29日晚回想自己的境遇，不由悲从中来：“我想到命运如此可怜，人家过年，我往返三处漂泊，我到现在还没有‘家’，我穷得到今天一滴酒、一块糖都无存。我痛哭了，哭完不能睡下……门口卖报吆喝了，我又活了。我不是一个月来就是报纸伴着我生活吗？”对和平的渴求成为他的重要精神支柱。1月31日，解放军进城。他看见解放军正往城里开，“几卡车青年男女学生，唱歌，呼口号欢迎。我看到他们如此热烈，想到人民的痛苦时，不由热泪盈眶了”。这是兴奋与激动，也是委屈与心酸的泪水，从此，北平人民进入了新的时代。
当然，喻世长在生活的窘迫与困顿中，除渴望和平外，还是有对未来的憧憬的。这种憧憬与希望首先表现在爱情上。他对感情的强烈渴求几乎是日记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详细记述了自己与爱人“屯”的交往细节、感情进展与生活琐事，细腻敏感而又充满矛盾、患得患失。这正是处于热恋中的年轻人的表现。爱情正是支撑他在艰难岁月中走过来的精神动力之一。他在日记中坦承：“我生活的所以枯燥，是因为我有两种缺乏。一是缺钱，二是缺异性的安慰。所以觉得有了钱，或她在一块儿时，就太兴奋，没有时就太痛苦，回味时就太神往，渴望时就太焦急。”这是真实的内心独白。在1949年新年第一天的日记中他表示自己对婚姻十分期待，希望几年的爱情能最终开花结果。1949年9月18日，他与妻子在亲朋的见证下举行了简朴又不失庄重的婚礼。他另外的支撑就是学术。喻世长兴趣广泛，进北大之前他曾自我反思道：“我又要写新诗，又要写小说，又要弄文学史，又要弄语文，假设把这些功夫集中到一面，恐怕早已有了成绩，可是我竟不能脱掉环境的影响力，总是在某种环境之下，才能做某种工作，这个圈子，不知绕到什么时候呢。”虽然他自己觉得这是走弯路，但基本上是在文学的圈子内打转，也算是“文艺青年”。他对文学是有兴趣的，对学术也是有敬畏之心的。他曾说：“我于是想在这个压抑得出不来一口气的时
代中，还能不能写诗呢？终于我想出诗句来了……我于是觉得我仍旧可以成为诗人，同时无害于我也成一个语言学家。因为每日读点书，思索一点，我已对于途径更清楚了。”可见，他对从事学术仍然是有期待的。这种长期坚持的学术追求也正是他对自己学术事业的期许。
二 学术体制内的“斗争”诉求
1948年4月，喻世长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前身是1921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2年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中国文学系所设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也归入，1934年又改称文科研究所，由胡适兼任所长。内设编辑室、考古学室、金石拓片室、明清史料室、语音乐律实验室五部门。喻世长正是任职于语音乐律实验室。1946年9月北大文科研究所由校本部迁至翠花胡同，设立古器物整理室、明清史料整理室、金石拓片整理室、语音乐律实验室四部门，每部门由二人负责整理资料。喻世长进入语音乐律实验室后承担的就是整理资料的工作。北大文科研究所总结《复员以后的工作情形（1946～1948）》，列举了19项具体工作，其中与喻世长的工作直接相关的是第14项“开始整理白涤洲关中音系遗稿”。这也是罗常培与周祖谟交给他的任务。
关于复员后的北大文科学术风气，1947年3月1日出版的《北大化讯》18～19期上田希圣《北京大学文学院》一文有所介绍。田文称：“有人说，北大文学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又有人说，北大文学院是中国旧国学的研究室。这两句话同时说来并不矛盾。‘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沙滩红楼里，而同时沙滩红楼里，又有考古、研经、小学、诗词的讲堂和研究室。北大学术风气，不仅是‘兼容并包’，而还能‘专精独到’。无新不显旧，无旧何从新，北大能将新文化扶导培育而纳入正轨，北大能将旧国学考证辨伪再赋予生机。”这当然是对北大文科的正面宣传。然而在喻世长看来，北大文科研究所却是“腐化之所”，需要进行改造与斗争。
1948年8月19日，罗常培回国。对此，喻世长在日记中评论道：“北大的文学院长（也是研究所之长）回国到平了，从此所中多了一个‘管由儿’，今日同仁还要去看他一趟。倒是没谈话，也够官腔了，他们还计议要请他呢。”罗常培此时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但并未担任文学院院长，此时担任院长的是汤用彤。9月1日，罗常培正式回到研究所上班：“一会儿他们说罗先生要来，张就给周打电话，周来了，给罗收拾一切，一会儿罗来了，周给介绍了，也没什么话说。混蛋张又撺掇过去点烟倒茶，我倒惶惑了，难道在学术机关中也要这一套吗？我是不想怎么对人表示好感的。”他还保留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独立人格，其他人的做派加深了他对研究所的不满。9月3日，“今日同仁公宴由美返国的汤罗二教授，一日中班上不宁静。（下午）向达、罗常培继续来了，坐了一会儿，大家溜了，我也怕场面太板，也溜出来。另外，还有汤、郑、唐三位。可是到了吃饭时，大家避免与教授们在一起，这个公宴太板滞无意义了”。这里说的汤是汤用彤，担任文学院院长与哲学系主任；郑是郑天挺，北大历史系代理主任；唐为唐兰，中国语文学系代理主任。所以，出席的几乎都是北大文科院系的头面人物。在喻世长看来，他们是“不怒而威”，也让年轻的职员们敬而远之。其实这本是正常的接风，年轻的讲助们却与之形成了一种“隔离”，这正是后来讲助们联合发起斗争的背景。从当时北大内部的情况看，这也是当时年轻讲助们争取个人尊严与权益的自发行动。
原来，抗战复员之后，北大教师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一大批年轻的讲师与助教承担了大量行政与学术助手的工作，在学校却处于边缘地位。为此，他们谋求联合起来共同抗争。1948年4月18日，为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他们在原有的“文理法讲助会、工学院讲助会、医学院讲助会、农学院讲助会”的基础上，联合成立“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并专门致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会址暂设红楼277号文理法讲助会内。这批年轻的讲师、讲员与助教正是大学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薪俸较教授尤薄。依据档案记载，1948年，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的工资是月薪620元，教授中最低的胡世华540元，讲师任继愈是250元，助教陈业强210元。而文科研究所助教中最高的喻世长为190元，最低的马理为160元。可见差距之大。喻世长日记中也多次提到讲助会以及发动本所讲助斗争的事。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这一天对喻世长来讲也是个重要的日子，他在日记中称：
“今日似乎是一个应该大书特书的日子。因为有两件事。一是全城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军入城式。二是就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这腐化的学校中最腐化的一环）我们做了一件解放的工作。前者因我没参加，倒没有在我心上怎样的波荡，后者几乎是我促成的，我觉得我在‘生朋友’当中也可以渐发现共同点，也可以向他们展开团结的手，而来对恶势力斗争一下子了。虽然北大给了我学术上的养料，但我对于官僚化的作风，教授是学阀，职员是官僚的现象十分看不下去。在旧的社会形态来说，罗、周都是我的恩人，但用新意识解释，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给我相当的痛苦。罗要我来敷衍混蛋张，周要我另外给他工作，他们拿我当奴才看！即就学术上论，也太个人化了。”
他承认罗常培、周祖谟对他有知遇之恩，在原来的社会体制里他应该感恩戴德。但这些在新的意识形态下都不算什么，因为新社会强调“人民做主”与“人民的立场”，既然他们还高高在上，当然可以反对与斗争。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环境对个人心态及社会行为的深刻影响，在学术圈内亦不可免。在他看来，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由学阀把持，而他们这些年轻的研究助理等人就成为被剥削的对象。他所谓的斗争与“解放的工作”就是指研究所通知他们几个“讲助同仁去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式”，他们感到不满，“我们要研究，今后遇有这类事大家如何行动。于是宿提出所中对我们的苛待问题，大家讨论时，各抒一腔愤懑，最后决议即日起下午自动放寒假，写个信通知所长与秘书”。这等于公开罢工表示不满，喻世长对此非常得意以至于“竟欢喜得忘记带钥匙”。解放军进城对喻世长他们而言成为反抗研究所官僚体制的契机，这一事件本身也颇具象征意义。
但第二天，周祖谟即找他们谈话。喻世长认为：“小周真可笑，竟不认识时代，昨天我们六个人的信，他看了竟非常不愉快，又捏造了一段他与院长（所主任）的谈话，当今日早上他把我们叫过去时，足足虎了我们一阵。他却不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姑且听了他的，然后回到考古组，大家熟商着对策，我们且先耐下这口气，我们等他两天，等接收之后，再更进一步地要求自由。”下午去上班的路上他又想出了“三条件”，要以此向“所当局”要求。讲助六人一致同意他的原则，并且大家发誓奋斗到底。他一再表示周祖谟没有认清时代，认为中共“接收之后”形势会对他们更有利。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在谋划进一步的行动，但他认为同事们“对环境与时代并没根本认清”，“也不知讲师助教们的革命工作能做到什么地步”，最后他的方案未能实施，终于感叹“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斗争也是一波三折，但他并未放弃。这种斗争其实也与当时正要进行的人事改制联系在一起。1949年2月17日，喻世长听到有同事在讲助会上报告参加学校大会的情况，主要说的是改制的事。于是散会后，他直接找到罗常培将他们六个讲助的想法说了，罗表示同情，跟他讲了一些北大的内幕，同时说人事需要调整，但后来罗觉得不能开空头支票，又把话题引开了。
透过这一时期喻世长的日记，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喻世长在国民政府时期生活与工作上的不满，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到了新政权时期，他感觉可以利用新的形势在研究所进行“革命”，破除研究所的官僚习气以及对青年讲师助教的压迫与剥削。但这个想法也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在学校正式被接收之前的过渡阶段。2月21日，喻世长在日记中说：“除去在不合理的镇压下继续工作下去，没有一些可以挣脱的象征和把握。斗争的场子，一时打不开，所谓解放等，我个人真尝到那还远着呢？我这两天在思索了，为什么我终日仍在抑郁呢？还不是因为一切捆着我的绳索还一点没解除吗？家中一部分人向我要饭吃，学校的（小周）要我无理由地给抄写，我自己能有什么自由工作的时间呢？生活，在过渡期间，学校久不接收，不发薪，快要熬干了！”生活压力与研究所的工作作风让他感到压抑，他从心底发出斗争的呼吼：“生活不等于忍耐，更不能去原谅与投降，对于摧残人性的东西，为什么不与他们搏斗呢？我虽然仍是按时起床上班，但是我不忘改造的问题，如果这个环境改造不了，我不能再忍耐下去，只得一走了事。”他急切地希望变革。
1949年3月5日，“到班不久，罗又叫了我去，说了一些相当亲近的话，我在解大手时，便想到如何把罗的意思传达给六个同仁，然后合起力量来发动改造研究所的事”。但是，同事们还是让他失望：“低能的同事怎样能够刺激他们自己振作、争取合理的地位呢？一天天拖下去‘混吃等死’，可怜的人们！”之后他又在讲助同事中间不断做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3月15日，日记开篇就是满腔的愤懑：“生活的煎熬！人性的考验，我对于讲助阶层的围绕争取人格、打倒官僚作风的工作，真是感到难以开展了！昨日小周对我一套官僚式的话，我当时是咽下去了，但是夜里就又翻到心头，我感到压迫，我想了彻底粉碎所中官僚组织的方法。……下午五人集齐，我们提出上策，扁担张反对，我明知他们做惯了奴才，没这力量觉醒的，到头不过落个虎头蛇尾而已！”
“生活的煎熬！人性的考验，我对于讲助阶层的围绕争取人格、打倒官僚作风的工作，真是感到难以开展了！昨日小周对我一套官僚式的话，我当时是咽下去了，但是夜里就又翻到心头，我感到压迫，我想了彻底粉碎所中官僚组织的方法。……下午五人集齐，我们提出上策，扁担张反对，我明知他们做惯了奴才，没这力量觉醒的，到头不过落个虎头蛇尾而已！”
他愤怒但也很无力。次日，喻世长参加了国文系语文组的会议。会上罗常培与魏建功意见出现分歧，喻世长认为罗的官僚气太重，而他也在会上听到了文学院院长征求教员对研究所的意见。但征求意见居然没有包括他们研究所的六个讲助，这是喻世长坚决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构成了对他们几人的侮辱，尤其是他从罗常培那里得知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明确答复说不通知他们参加改制会议。在此背景下，他决定联合几位讲助一起辞职。3月19日，他与同事宿给文学院的讲助代表打电话。在谈话中，代表称讲助一向被教授们看不起，但在争取权利方面，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用合理的方式，到仁至义尽。而他们不觉悟时，再用非常手段。如果他以讲助会代表的身份去见汤用彤，而汤还不允许你们的代表参加，那时文学院六系讲助会与你们一起行动。可见，讲助会的成员都有斗争的意识，只是认为斗争的方式可以更谨慎些。3月24日，喻世长在与同事争论后，直接找到汤用彤说参加会议的事，但“这个老滑头是语气温和而实际很硬，结果也只是说早晚必开而已！”对此答复他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敷衍。于是，他计划在3月31日召开研究所会议时正式发难，提出自己的主张。3月29日下午，他没有参加军人欢送大会而是印制了反映自己主张的小册子，包括以下材料：（1）致各位委员信；（2）致院长信；（3）新研究所组织大纲；（4）由旧到新的过程；（5）改革目前小问题提案。这说明他们为此次行动做了充分准备。关于3月31日的会议，喻世长描述开会情形称：“汤用了一个又臭又长的致词，然后郑打开沉闷，然后罗袒护小周，教授结成一条线，以‘事实’是如何来压我们。我们始终不发言，听他们的，等到做决议时，我争了一句经费要独立，起初仍说怕‘坏了事’，后来倒是朱光潜支持我们，于是这一点我们完全胜利。于是汤的小尾巴露出来了。”喻世长于是评价会议说：“斗争正式上演，但是并不起劲，没失败，也没成功，弄成个‘乌木鲁土’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本领！看样子整个学校是有许多事妥协了，新力量与旧力量之间。结果恐怕北大只等待人家给变，自己不会变多少了！”看来他对结果仍不满意，认为教授们的倾向性还是太明显，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最后仍是维持现状。但这里也揭示出北大的氛围，就是教授们掌握了话语权，新的革命势力与斗争诉求并未冲击北大原有的秩序。
4月3日，喻世长总结自己近期的思想动态，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1）研究所改造到合理的情形；（2）家庭问题的初步解决。前者我联合六人奋斗，后者我一个人默想，希望琵琶张能够借给我更多的房子住。”但结果呢？他感觉还是“弄得糊里糊涂，再看讲助会改制会的情形呢？反倒消沉下去了，于是我们感到势力是太单薄了。而罗、向两教授，完全与我们的预想相反，并没有同情我们”。围绕研究所的工作，喻世长力图在新的形势下对其加以改造，但感觉收效甚微。另外他想的是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也就是争取一个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但体制的力量与原有的格局不会被轻易打破，所以他转而提出一面自我改造，一面继续争取斗争。
1949年4月6日，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思想历程以及斗争诉求的缘由。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自称“小资产阶级”。他说：
“从小时就恨日本，有了能力就从良心上抗日，从工作中抗日，可是到头没人知道我。抗日胜利了，我倒陷于苦恼中了。从大前年（1946）春天我开始左倾，教书时吐露一些左倾的思想，可是又非常不彻底，于是躲避了右倾的圈子，钻到学术的顶端去，可是学术也不是象牙之塔呀！解放后我还梦想我的塔能常住，甚至可以站在塔上指挥人。但是到了近一个月我开始要改造这塔，使人人可以上来时，就是我所谓斗争，现在已完全失败。第二个苦恼是我想给家中人一些温暖，但是我的力量又太不够了。两大苦恼促成我今日的‘顿悟’，什么苦恼呢？小资产阶级的苦恼，真正的人生是如何，我虽不确实知道，但我能断言是没有这些苦恼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为什么不肯回头呢？”
在这里，喻世长思想的转变历程可能是当时众多读书人的缩影。抗日之后，在左倾与右倾之间摇摆，想逃避政治的干扰躲进自己的象牙塔里去做学问，但仍不能如愿。这让我们想起著名文学家朱自清（1898～1948）先生“十字街头与塔”的经典比喻。朱自清先生在去世前八个月写过一篇《论不满现状》的杂文，也谈到了知识分子在当时环境下的境遇：“早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有意思的是，朱自清是想打破国民政府腐败高压的统治，从知识阶级的立场转向“人民的立场”。许纪霖分析他是由早期接受民粹主义思想，再经历大革命尤其是内战后期诸多事件的洗礼如闻一多遇刺等，结束了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徘徊，最终走向了民粹主义。而喻世长早年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对人事与社会环境缺乏信任，在后来的思想改造中他提到了自己的“战斗性”与鲁迅式风格：“今天又发掘出一个根源，那就是屯说，我的作风只适合于开斗争大会。是的，我的战斗性特强，我把小事也看成战场，因为我在中学所处的环境是学生向学校当局作斗争，以后练习做事，就带着斗争色彩。‘孤独地去斗争’，我这样的上了大学，又这样的做了事，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于是造就了我的看不起人，我的天才主义，我的偏激，我的明显的鲁迅型……我因此易于服膺鲁迅，我受鲁迅影响很多。”这其实已经是走在左倾与激进化的道路上了。而解放以后，他虽然在学术体制内，却仍然感受到压迫。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背景与整体社会氛围再次点燃了其斗争的愿望，他想要反抗，要打倒学阀，使“人人可以上来”。
很快喻世长又开始积极谋划新的计划。1949年5月17日，他称：“虽然知道这些人是很难团结很难表现力量的，虽然自己也曾冷静想过如果再为了团结这几个人而耗费时间，不如自己先努力改造自己更好些，但是今夜我却又日夜地在想在做这样的事了。”他早上3点钟就醒了，“想怎样找几个比较顽固分子利害对立的人先组织起来，后来想到我与宿先各自把本室团结起来，然后我们两室的教职员工合组一个七人的‘社’”。到班后，他就与宿开始商议。但争取的结果仍然不好。5月23日，他又发牢骚：“我对这群个人主义者实在讨厌，因为我想大部分是没法改造的了。反正争取一个人，也不能死求白赖啊！”号召同事共同抗争的计划再次搁浅，但喻世长还是想改变现状。6月19日，他又说：“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能够从今天起吗？没有任何外力的刺激，完全凭内心的振作，可以吗？”6月21日是他的生日，他又进行了反思：“我已经非常明白这是一种落伍的该扬弃的思想与生活习惯，但是我现在还过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我不顾家庭怎的？我不往个人的利害喜怒上想怎的？我已没有无理性的扬弃旧生活的勇气，我在期待着外力？”这些想法及斗争诉求，无疑是当时政治氛围的产物。而且认识到自己思想与生活习惯的落后，批判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是思想积极上进的表现。
1949年7月12日，喻世长在日记开篇写下：“过渡，过渡！培养，培养！忍耐，忍耐！成长，成长！”这是他经过认真反思和屡次实践后的决定。他的依据是：“因为是在过渡期间，所以还得有反动分子存在，还得优容他们。因为我的理论和经验都还不够，所以我现在是培养阶段，在自己的羽毛未丰富以前，什么话也不要说。因为我的根本长处在文艺政治，可我错走入科学的场合，我得在这长河中忍耐，等到我有相当的成就，我可以独立工作时，那我便可以再回到文艺的路上去。”他已认清这是过渡的时期，应该“风物宜当放眼量”，斗争也要讲究策略和实力，他希望在充分完善自己之后再打开局面。这也宣告着他的斗争初步告一段落。
三 思想改造
与斗争诉求相伴随的，是喻世长在思想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自我改造，用他的话说是：“开始新生活，读新书，想新的事。”关于读新书，1949年3月22日喻世长提到自己与朋友晚上聊天，朋友称他已经把过去的思想清除，打算建设新的哲学基础。朋友又说喻世长“根基不够深，应该从哲学入手”。喻世长基本认同了朋友的说法，于是他开始看很多当时流行的书，尤其是哲学类的书。例如，1949年4月8日，他借到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在市场买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日丹诺夫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和《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这一时期艾思奇的著作和演讲极受欢迎，喻世长在一个月后听艾思奇讲“唯物论辩证法，举出最重要原理，然后多方列举事例说明，很中肯。四个钟头，获益匪浅”。1949年10月12日他的日记开篇就说：“艾思奇在直观主义与理智主义一文中写到‘每当社会达到一种崩溃混乱的状态时，对于现实生活感到不能有所把握的阶级底层的人们，常以不信任理智，为其哲学表现。’夜里读到这里，不由惊喜！又给我的思想掘根工作，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艾思奇（1910～1966）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使其声名鹊起，奠定了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写作的范式，影响了几代人。20世纪30年代很多青年人受此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艾思奇哲学依然大行其道，成为喻世长自我思想改造的重要依据。在他当时阅读的书中，苏联著作出现的频率也颇高。1949年4月15日，他早上“在被窝里读苏俄的文字”，晚上读高尔基的论文，“这回找到其中的中心思想，知道他的理论价值了，十分高兴”。几天后又开始读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的《生活与美学》，“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要比一般的哲学书更大”。喻世长阅读哲学著作其实是为了解决思想困惑，苏联的作品这时一度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此时喻世长思想中的“左”倾倾向是很明显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让他也说服自己对此前的“革命计划”从长计议，开始接受思想改造的洗礼。
1949年9月27日，喻世长日记称，罗常培接受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接任研究所所长。他担心以后要做的杂事更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后相关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活动相继展开。10月6日，罗常培正式就任所长职务，并对大家训话。10月18日，罗常培让喻世长与其讨论他就职以来的态度，是否走的群众路线，是否有命令主义的嫌疑。身为知名教授与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此时也在自我检讨与对照检查，可见政治运动深入渗透到学术体制之内。基层的教员亦不能置身事外。据学者研究，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政治学习运动。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的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共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方法运用到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北大文科研究所自然不能置身事外。1949年12月17日，由罗常培主笔的解放以来北大文科研究所业务报告就称：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已经建立了三十一年。它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资料……但是直到解放后一年来，同人才深切的觉悟，要想配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必须加紧政治学习，逐渐地建立马列主义的观点，用科学的辩证法去研究和解释历史、文化、古物、语言，才对得起本所以往的历史，才不辜负它所承袭的丰富遗产。因此，同人从本年三月起就成立了互助学习小组，从十月起又把全所同人组织起来，首先参加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大课。”
他还总结了研究所人员“业务观念的转变”，包括：“逐渐联系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社会发展的观点；从个人研究趋向集体工作；加紧整理资料为校内外学者服务；结合体力劳动者共同建立劳动观点。”最后总结中除指出工作不足外，还表明了决心：“只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有了群众观点，并且能随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自然都可以逐渐克服的。今后的工作方向更要环绕着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努力向前推进。”研究语言学出身的罗常培，对新政权的这套话语可谓驾轻就熟，也很快将新的精神贯彻到研究所的工作中去。从1949年3月组建互助学习小组，再到组织政治课，可谓紧跟形势。据研究，自1949年2月解放军入城接管北平，到3月，北京大学沙滩教学区的190余名教师中有150多人参加了14个学习小组。文科研究所当属其中一个。
学习与改造活动在喻世长的日记中也有反映。其在1949年10月7日记：“（下午）四点，我去问大家今日是否学习，大家愿意讨论一下。一会儿决定分三次学习‘共同纲领’，组员分成三个中心区准备材料。又想到怎样参加学生的大班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0月初北大基层教师就组织学习，不得不说北大的学习与改造运动确实引领当时的潮流。当然，对改造的成效，喻世长颇有微词。如他10月26日记：“十点开全体谈话会。罗也太不自然，太做作，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口头改造。”10月28日，继续讨论学习小组的各种问题与《共同纲领》，他开始状态不好，但后来讨论得非常热烈。11月16日，“两点到文学院参加政治课，今日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在开始不久，大家发言不踊跃时，我说了一阵。在这样大场面下说政治思想的话，完全是破天荒”。这段时间几乎每周下午的政治课都在讨论不同内容，而喻世长也经常积极发言。12月8日，他提到写“坦白书”，有同事不主张写，因为他们参加的政治班是给学生开的，教员只是旁听。12月10日，“写自传的事，在我的心中占有了重要地位，不管怎样公开出去吧，我先写了预备出来再说。所以今天决定不做别的工作。下午上班很晚，我静静地写下自传去，把中学生活和教小学两阶段写完了”。12月12日下午开讨论会“讨论思想改造，比暑假前的那次有进步，但仍是乱谈”。
1950年1月1日，新的一年来了，喻世长也颇多感慨：“又是一年，说是解放了，大家狂欢，所里也开会，但是我没完全抛开个人主义，我自己思想上有问题——不是立场观点的问题，而是具体生活问题，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早年日记上就谈过如何为多数人活着的问题），不是衣食的问题而是战术等上的苦闷（研究所的工作不与我的个性适合，方向不与我的理想相合）；和如何把自己交给人民，叫人民来促使我鞭策我的问题，1950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一定能解决的自信。”这里喻世长明确提出要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要把自己“交给人民”。这里“人民”已经成为合法性的代表，成为思想改造的象征性符号。这也正说明他个人的自我预期与思想改造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1月6日，日记说“与同事孙报告思想改造过程，他说的不够坦白，我重新准备，本想以胜利后一段为重点，但是中学的事我竟说得过于详细了，直到五点半，我的自传还没说完，大家有些不耐烦了，我才感到不准备是不行的”。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个阶段是要求“写自传”或者“坦白书”。到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与学习，喻世长提出“想到写稿，我该写一篇，知识分子改造中的偏向，标出几种类型有（一）外围撤退，坚守孤城；（二）顶礼弥陀，快须揭清；（三）更换招牌，货色不改……三种人的代表就是（一）汤、朱；（二）唐、容；（三）罗……”这是喻世长对一些文科教授知识分子改造的直接观察。他认为汤用彤与朱光潜属于表面应付，骨子里并不认同；唐兰与容肇祖则是奉改造为神灵，努力批判自己；罗常培则仍保持原有的做派，“新瓶装旧酒”。喻世长的内部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思想改造中的不同应对，也提示我们知识分子改造效果的多样性。
此后的政治学习仍在继续，但他仍感觉日子的苦闷。1950年4月27日，他在日记中说：“挣扎，忍耐，盘算，挣扎也挣扎不出个新生命来，忍耐也忍不出新天地来，盘算，把自己生活的枯燥，挤了又挤，从没有汁液的败絮中，硬挤出一点一滴的水来，来温润自己生命的弱芽！这就是转变的时代，我这偏激的，坦白的，倔强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这可以算是他对自己当时境况的形象的总结，他承认在这转变的时代中他有些偏激。温润自己生命弱芽的水既来自爱情与家庭的温暖，也部分来自思想改造的精神资源。但他并未完全被改造，在当时的标准下他认为自己还是“倔强的小资产阶级”，这也恰说明思想改造的深入。另据喻世长妹妹喻如菊为日记所作序言，喻世长在1983年的手稿中有一份长达4万字64页的个人材料，包括思想汇报、申请书与个人简历。在思想汇报材料中，他称自己对党的认识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3年是“崇敬”，1954～1956年是“进一步受到培养，开始申请”。他提到自己是“怀着喜悦、感激和惭愧的心情迎接北平解放的。喜悦的是，人民得救了，国家像个国家了。感激的是我永远结束了受雇于人，常遭白眼，朝不保夕的生活。惭愧的是我未参加革命，而是等党来拯救自己”。这说的是实话。他的感激之处，是新的人民政权让普通知识分子也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也正是他后来极力想打破研究所旧秩序的依据。
1950年5月9日，罗常培跟喻世长提出了中央文教委员会组织西北西南考察团的事，需要语言学研究人员参加，喻世长表示同意。此后他开始积极准备，于7月2日出发前往贵州，直到1951年底回到北京。而他的工作单位自1950年6月也正式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仍与罗常培共事。喻世长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四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彷徨
近年来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的日记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如果说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讲述的是一个清末知识分子如何学着做一个民国人的话，那么喻世长《建国日记》讲述的是一个民国普通读书人怎样融入新的体制，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时代下的知识分子。透过日记我们看到，喻世长认真反思了自己的人生，想要斗争、改造，但最终妥协而进入体制内。他其实是一个还算幸运的“小知识分子”，带着旧时代的“文化资本”进入新体制，虽然郁郁不平，但其实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主要价值，有了近乎完美的婚姻家庭，学术道路也没有中断。这可能也是社会大多数个体的常态，虽然时代变幻，但普通人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既看到了他在围城中的挣扎，也看到了他在新政初兴时的革命冲动，但其斗争诉求还是湮没于学术体制的日常。最后喻世长随着院系调整进入新的单位，并响应号召去边疆地区从事民族调查与政策宣传工作，终于成长为一个被体制接纳的知识分子。
透过日记，我们看到的是学术圈内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同表现。而喻世长的个案揭示的则是其个人的斗争与思想改造诉求的结合，个人斗争体现在一批讲师、助教联合起来向教授及学校院所的“当权派”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思想改造体现在他接受了新政权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话语，又反过来将其作为联合斗争的武器与依据。通常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被迫的，但这种判断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喻世长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思想改造与学术体制内的抗争融为一体。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思想改造迎合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理，首先为他们在国统区长期蕴积的怒气与压迫状态找到了发泄口。另外，这种改造、斗争的氛围与他们寻求突破、改变现状的心理其实是相契合的。以艾思奇为代表马克思主义通俗哲学的流行，更让“改造”与斗争成为当时流行的符号与具体实践的方向。
此外，喻世长的日记及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提示我们，国民政府时期很多下层知识分子因经济状况的问题而不能进入学术主流，故而转向左倾。很多具有左倾思想的青年其实是因为要寻求出路才走上革命的路。所以，“革命”在喻世长看来也是寻求出路的一种手段。而他认为没有去抗战后方，没有紧跟革命文艺的形势，使他重回学术体制的“旧途”，造成了他现在的痛苦。他也称自己在思想的“左”与“右”之间不断徘徊，一度想回到学术的象牙塔，但发现自己处于塔的底端，于是想要改造学术之塔。他发掘自己的思想根源，认为自己的“孤独”与“斗争”的诉求有关，现实生活的穷困更造成自己的“孤独”，这种“孤独”的力量又让自己追求“斗争”。
最后，通过日记我们还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过渡期的氛围以及对前途不确定的担忧，也是困扰普通知识分子的问题。喻世长因为之前并未参加革命，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担心。正如他在日记中感叹的：“到现在，虽然扪心自问不是革命对象，但是人家要说我站的地位是被革命的一面，那我也没法解说，也不愿解说的。”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以及在新政权下的可能遭遇已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天，他的女朋友也心生焦虑，说：“时代变了，我们可是没有门径。”这正是大变革时代普通人的困惑，即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求得出路。融入新体制其实也是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在变动的年代寻找出路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刘大鹏是在民国初年寻找，喻世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寻找。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来看，为数不少的讲师助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断进入体制，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普通知识分子努力融入体制的明证。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学术机构面临重组与整合，受到冲击最大的仍然是普通知识分子。喻世长在日记中多次谈到文科研究所的前途，甚至提出组织年轻同事去办中学。他认为文科研究所生存堪忧，官僚习气很重，一旦改组自己将孤军奋战、前途未卜。而他与所领导的矛盾也加剧了他的担忧。从日记中我们还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之间的纷争。随后将要发生的院系调整，都让中下层知识分子十分忧心。
我们可以用喻世长日记中的一段话所表达的复杂心态，为此时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做一个注脚。1949年12月25日，他说：
“我是有苦恼、有矛盾的，所表现出来的是我的忙碌与犯死心眼……更重要的问题是我直到现在没有发现我自己的‘路’。个人兴趣，情感价值，直到现在还在我思想里，占相当重要位置——老存心脱离现在环境去从事艺术，可是我又摆脱不掉现在的职业，因为是饭碗的悲籍。对于积极进步我也是矛盾的，想进步，又想在北大这一隅就让真拔了尖儿，也保障不了将来。可是又有时为所中的落选而苦恼。一句话，我举棋不定，把握不住准绳。”
“自己的‘路’”是自己的志趣与追求，喻世长想摆脱以职业饭碗为中心的工作，以个人兴趣为中心发展自己的事业，但他受环境与经济状况的影响不能如愿。在思想改造方面，他想积极进步，但太过积极被“拔尖”可能会改变原有的学术之路，而表现平庸他又心有不甘。这种举棋不定的矛盾心态正揭示了转型年代普通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与融入体制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状态。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O_LjhgCjDq98Aedljg_Q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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