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 一个老五届眼里的中苏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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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论战

陆伟国

作者简历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风霜雨雪忆年华》《革命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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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6月，为解决中苏两党分歧，由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结果分歧越谈越大。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全面阐述中方观点。对此苏方很生气，据他们说，事先双方讲好不进行公开讨论。公开发表《建议信》这事，起主导作用的是康生，当然高层也是认可的。作为回应，苏共中央于7月14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就中苏分歧、斯大林评价、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等问题全面地对中方观点进行批判。于是，中共中央又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连续发表了九篇编辑部文章，同苏共展开大论战。这九篇文章就统称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或简称为“九评”。

中间还插了一段事。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时说：“我们今天发表了一篇六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叫停火，我们不忙于答复他，我们的文章还没有答完呢，回答还是要回答的。”

“九评”的发表，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件大事。它表明中苏两党的矛盾已完全公开化，两国关系也完全破裂。在国内，更是成了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九评”系统阐述了党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作为文科学生，那更是需要认真关注和学习。那时最直接的宣传手段，就是中央台的新闻广播，而且还特地选了朗诵水平最高的两位播音员夏青和齐越来播送。每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在窗外的大喇叭里广播，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玻璃窗上震得嗡嗡作响，把苏联修正主义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大家都放下手中的活，聚拢到窗前，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聚精会神、洗耳恭听，常常要等到广播完了才肯挪步。

这些文章里的话，听起来是言之凿凿，慷慨激昂，挺像回事。对青年学生很有教育鼓动作用，似乎能在心里升起一种世界革命的使命感。从文风上，也是既有理论水平，又嬉笑怒骂、尖锐泼辣，战斗力很强，充分表现出对敌人的藐视和仇恨，也为以后“文革”时搞大批判、写大字报起了示范，打下了基础。听说，有我们人民大学的老师（许征帆等）参与了这些文章的写作，所以更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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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还真不好说，和现在的提法不一样了。我们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和目录就能看出个大概。这些文章的大标题和段落标题是：

一、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⒈ 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⒉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⒊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⒋ 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⒌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⒍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⒎ 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⒏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二、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⒉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⒊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⒋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⒌美帝国主义的附庸，⒍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⒎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⒏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四、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⒈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⒉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⒊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⒋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⒌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⒍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⒎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⒏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⒐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10，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五、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⒈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⒉ 历史的教训，⒊ 最大的骗局，⒋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⒌ 是斗争还是投降，⒍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六、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3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⒈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⒉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⒊ 中国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⒋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⒌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⒍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⒎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⒏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七、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⒈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⒉ 历史的回顾，⒊ 经验和教训，⒋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⒌ 驳所谓“反苏”，⒍ 驳所谓“争夺领导权”，⒎ 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⒏ 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⒐ 目前的公开论战，10，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⒈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⒉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⒊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⒋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⒌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⒍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⒎ 驳所谓“议会道路”，⒏ 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⒐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10.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11. 我们的希望。

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⒈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⒉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⒊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⒋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⒌ 驳所谓“全民国家”，⒍ 驳所谓“全民党”，⒎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⒏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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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就选取“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面的几段，看看当时是怎么讲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在铁托扶植下，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公开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零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零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铁托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铁托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南斯拉夫的“公营”企业蜕化变质。铁托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实际上是归以铁托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

不知读者朋友们看了这些，有何感受?这不就是七十多年前、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人家就认识到了僵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搞改革了么。同时他们也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表现呢?

虽然骂得这么厉害，但没多久，中南关系很快就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南关系迅速改善，1968年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革结束后不久，1977年8月30日，铁托就来华访问，这是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亲临机场迎接。

现在百度对铁托的介绍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评价是相当的高!

04
那怎么看待这场大论战?

1989年5月，邓小平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在谈到中苏那场意识形态争论时，邓小平说，“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苏联不全错，中国不全对。”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回过头来看，当年“九评”里振振有词的那些话，岂止是空话，现在还有几句还能拿出来再讲一遍呢?不过是拿着自己的极左一个劲地去批判对方。对双方一些具体理论观点的评价，这儿就不去一个一个地说了。

还有一段没有找到出处的邓小平的话，可以对这个问题作一些补充说明。1980年5月，邓小平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和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

但是，这场大论战恐怕不仅仅是说些空话。应该说，它严重破坏了两党两国关系，由分歧变成了敌对，双方怒目而视。不但使两国各自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还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混乱，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大论战一方面导致了有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不知所措、无法分辨，甚至导致了内部分裂、瘫痪和瓦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极左思潮的局部泛滥，给一些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中苏两国，由于全身心地投入论战，不能不影响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一时期，双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改革或中断，或变形、改向。在世界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中苏两国都坐失了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良机。

在中国国内，中苏论战造成的消极影响更为深刻、长远。经济上，苏联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抨击和讥讽，强化了中共领导坚持“三面红旗”，和“跟苏联对着干”的决心，也促使中共领导层内部把对经济战略的不同意见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如毛泽东在1963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忠言进谏不是简单地提个意见，而是与苏联串通起来搞颠覆活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向党进攻。“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正因为把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与反修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庐山会议及之后，就从纠“左”转为反右，并进一步延续和强化了本应及时调整的经济战略上大干快上的那套作法，结果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坏。

在与兄弟党关系及外交上，由于在论战中把世界革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也就改变了统一战线策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主张。在国际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方针，打击面是横扫一大片。论战中，中共一系列“支左反修”的言行，造成曲高和寡，“光荣孤立”。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共中断了关系。由于反对“和平竞赛”、批判“洋奴哲学”，中国再次对西方文明关闭了大门。

正如邓小平所说：“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以至于都已经到了2019年，有七十多个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大会，却没叫我们去，没有我们的份，尽管中共成立之初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还要插一段的是，当时为了得到其它兄弟党的支持，也是下了工夫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199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里就讲到: 为了得到越共的支持，1963年4月，中方特地派邓小平带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草稿和200亿人民币的援助承诺特地去了越南。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啊!况且那时还刚走出大饥荒不久。

在随后的抗美援越战争中，中国给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援助，铁道兵、工程兵、防空兵等等开进了越南进行全方位的协助，不少战士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儿。但是，尽管给了那么多东西，越南却还是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不为所动。仅仅十六年之后，中越两国就兵戎相见。所有的付出，就是这个结果。

对中苏对立乐见其成的，反倒是美国。中苏的分裂，客观上恰恰是替美国减轻了负担，让他们找到了“机会”。中美关系开始有了微妙变化，几年后的中美建交就起步于此，尽管当时还看不出来。

在军事方面，中苏交恶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双方领土争端加剧，并爆发激烈的边界军事冲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迫使中国转入“时刻准备打仗”的战备状态。为适应战备要求，中国增加军费、扩充兵力、大搞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北疆的“反修最前哨”……整个国家进入临战状态，影响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偏离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局面最终也是损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05

中苏论战最为深远、严重、惨痛的恶果表现在政治方面。“反修防修”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对外“反修”，对内“防修”。由于把对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思路和观点也运用到了国内，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与对苏共的批判相呼应，他认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这样极端错误的政治论断，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政治依据。

毛泽东对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防范应该肯定，特别是他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理论至今还给人们以启示。但是，当他过分地把“中国变修”的危险加以强调后，随着对“苏修”讨伐的白热化，毛泽东对中国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警钟时时在耳边敲响，这使中国历史的车轮迅速地向着与整个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而那个结果，就是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所谓的反修防修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中苏论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找到了理论根据和直接动因，为群众性的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的大批判作出了示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苏论战是“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运广阔背景下的一次意识形态前哨战。

这场论战，也是某一种想法的表现。当时已经隐隐出现一种“世界革命中心东移”的理论。说是几百年前，因为工业革命，世界革命中心在英国；后来，出了巴黎公社，世界革命中心到了法国；再后来，德国出了马克思，世界革命中心就到了德国；再后来，俄国有了十月革命，出了列宁、斯大林，世界革命中心又到了俄国。现在，斯大林死了，你那个赫鲁晓夫，算个老几呀，我就看不上眼了，这个中心就得继续往东转移了。这个论战就是要在理论上压过对方，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要表现出搞共产革命我比你强，要看我的。到了“文革”，这个理论就公开化了，就直截了当地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就是中国，就是北京天安门。这是内心世界里“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外在表露。

06

“九评”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那什么是修正主义?它原本是指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一些解释、修改和补充。比如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非得要用暴力的方式，也可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进行合法斗争。后来的列宁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彻底否定了这些观点，而且认为这不只是革命队伍内部观点的不同，不只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并由此来划分左派和右派。那时起，左派们就把修改马克思原有观点的做法，叫做修正主义，并就此分道扬镳，另外组成了共产国际。

二战以后，这种斗争又激烈起来。一些没有执政的欧美共产党（如法共、意共）主张走议会道路，可以通过合法选举来掌握政权，不一定非要搞武装斗争。一些已经掌权的共产党（如南斯拉夫和后来的苏联）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允许有某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到了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和激化，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斗争的延续和发展。中共就把苏联赫鲁晓夫的那一套斥之为“现代修正主义”。

而且，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又扩大到了国内政治领域。60年代初，先是把对大跃进盲动有不同的看法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还算是党内矛盾。等提出了“反修”口号，就把右倾也列入修正主义的范畴，也属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是配合苏修向党进攻，想要篡党夺权。所以，就在全社会掀起了对外要反对修正主义、对内要防止修正主义篡权复辟的政治斗争浪潮。“反修防修”成了国内政治领域里的头等大事。

连我们在校生都进行了相关活动。1963年11月26日下午，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在老平房的大教室里，听政治老师做“反修防修”报告。同年12月7日下午，还是在那个大教室，系里开了“加强思想改造，斗私防变”的大会，要求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坚守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与修正主义彻底决裂。会后，各班进行了学习讨论，各人进行了自我检查，表示了自我改造的决心。1964年7月5日下午，我们班又在新教学楼的教室里收听高教部长杨秀峰的“深入开展反修防修”的录音报告。会后，照例还是一番认真的讨论学习。

往下没两年，到了1966年，就在“反修防修”的旗号下，掀起了文化大革命。
07

话说回来，对马克思过往的一些观点和表述，能不能有新的解释和扩展?按说应该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马克思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产党，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和表述拿到现在，当然不可能那么完备、那么精确、那么超前。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定会有、也需要有不断的创新。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不断地适应新的时代，而不是僵化的。

况且，马克思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他有生之年也是有发展变化的。比如，太平天国初期兴起时，马克思对此抱有很大期望、有较高的评价，但太平天国后来的作为使他很失望。至于恩格思，在他晚年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则有了更大的变化。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很明显的，在“九评”的段落标题里，提到了列宁有3次，提到斯大林有2次，而对马克思却一次也没提，不感到奇怪吗?仅仅是疏忽吗?

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更新，不可以扩展。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怎样更新，怎样扩展，更新得对不对，扩展得对不对。那么，这个该由谁来评判?中苏大论战，有它不成功的一面，原因就在于此。就像前面引用邓小平的话所讲：“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和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正好是回答了这一点。

中苏双方的观点对不对，各自对多少?哪些观点是属于修正主义的，哪些不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新观点，哪些会触碰到修正主义?当初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就一定都不对?有些事情还真有讽刺意味。我们在“九评”里把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对立面南斯拉夫和铁托骂得狗血喷头，把他们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和带头羊，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帽子大得不能再大了。可是改革开放后，南斯拉夫反而成了我们反对苏修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以至于，对南斯拉夫的解体，至今我们还感到惋惜。去跟原先的南斯拉夫的主体塞尔维亚走得比较近，其它那些就一般般了。对于那时被我们称之为修正主义国家在它们国内经济领域里的一些做法，尤其是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就更不能拿来和“九评”里的说法相联系、相比较了。看到这些，令人常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西又河东的感觉。甚至三十年也不用了，二十年、十年就河东河西了。

到了现在，很多问题分不了那么清了，就不去分了。这多少年来，我们就不提修正主义这个词了。不管是对还是不对，都不去提了。难为在曾经的大论战中，为了那个“反修”，还出了那么多的力。

（本文选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陆伟国，现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四篇实践教学阶段第八章山雨欲来第一节中苏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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