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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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引者按：本文节选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华苏扬译《明日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版）。

本书为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于1946年至1947年深入中国主要解放区考察采访的见闻实录。作家以质朴的笔触向人们呈现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发展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同时，斯特朗十分注重探究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的理论和主张是什么。通过她的文字，外部世界得以了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军事才能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在接受斯特朗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提出的。斯特朗的记述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是必然的，也因此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了解。

延安有一片山坡，从坡上朝下望能看见灰蒙蒙的山谷，要花费大量的人类劳动，山谷里的一些地方才会在某些季节变得郁郁葱葱。坡上有一座窑洞，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他是亚洲最著名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之一。二十年来，他过着被封锁的生活，对外战争和内战的战线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在看似孤立的中国农村腹地，毛泽东思想造就了中国革命。今天，华北和东北的一亿七千万人都认可毛泽东制定的政府模式。

不仅在“解放区”，在它们以外的中国各地，毛泽东都是一个传奇人物。不识字的农民把他的名字和朱德的名字合在一起，称他们为“朱毛”。蒋介石常从重庆出发去著名的峨眉山避暑。那里的农民一边把步枪亮给自己信任的美国人看，一边说：“我们准备好了，只等时机到。朱毛领导下的生活更好。”他们中没有共产党员。不论哪里，只要农民不堪忍受地主、官僚和军阀的压迫，让人满怀希望的毛泽东的传奇就会广为流传。

虽然居于偏远的窑洞中，毛泽东已然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他关于“持久战”的论断被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专家认定为可以套用的方案，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全然不知这些论断的出处。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不仅帮助中国确立了新的政府形式，而且很可能对五年后东欧出现的类似政府形式也产生过影响。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析在东南亚各殖民地成为人们积极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要理解现代亚洲的诸多问题，就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的伟大成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问题，”被中国人视为他们第二最富才干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如是说，“毛泽东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他还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普及给中国人民，让他们去用。在所有问题上——国家、农民、战略、党的建设、文学与文化、金融与经济、工作方法、哲学——毛泽东都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处理新情况，这些原理也因此得到了新发展。他是亚洲第一个能成功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其他延安人一样，毛泽东也住在窑洞里。他经常更换住处，或许是为了便于新的工作，抑或是因为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可能会面对的危险。 1946年 8月，我第一次访问延安期间，蒋介石的第一批炸弹落在了延安。它们落下的地方距毛泽东两周前住过的窑洞并不远，大部分延安人都认为这些炸弹是冲着“主席”来的。除了不定期换个住处外，毛泽东在延安行动随意，并没有什么担忧。

由于一早下了阵雨导致延河涨水，我对他的第一次采访推迟了。第二天，河水退却，我搭乘卡车去毛泽东的家。车子沿着陡峭的河岸摇摇晃晃地往前开，一路压过水中巨大的卵石，颠簸得厉害，而后它又以危险的角度攀上对岸，经过一道大门进入了“杨家岭”。村子就坐落在狭窄的沟谷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此地。我们在比谷底略高一些的地方下了车，沿着夹在玉米秆和番茄藤蔓之间的一条陡峭小路向上走，来到一处岩架上，从这里能看到二十个窑洞。

其中四个窑洞，与邻居们的紧挨在一起，便是毛主席的家。

毛泽东身材魁梧，四肢柔软而灵活，行动起来带着中西部农民特有的持重和松弛。他那圆而平的脸上有一种平和的矜持，微笑的时候，这种矜持则会突然变为生动的幽默感。在浓密的黑发之下，他强大的头脑和那双探寻的眼睛，都表明他思维活跃、洞悉一切，几乎没有什么会被漏掉。他极富活力，这种活力又在深邃但变化自如的知性的引领之下。他身着常见的深蓝色棉布套装，举止不急不躁，透着非常沉稳的亲切感。

我们坐在一株苹果树下的平整土台上，傍晚的时光慢慢过去，夕阳照亮了参差起伏的山峦。毛泽东的妻子一头黑发，非常迷人，她在我们旁边坐了一会儿，便进屋去安排饭菜。他们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带花纹的棉布裙子，在父亲的膝边玩耍，她还会爬到父亲腿上，接受父亲的爱抚，然后走上前来把手伸给我这个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她的羞怯。
谈话刚开始，我注意到毛泽东住的窑洞上方约五十英尺的山上，草丛里有动静。“那上面是谁？”我边问边想到在我们坐的露台上投一枚炸弹是多么容易的事，会不会上面安排了警卫来保护主席的家。

“只是另一家人而已，”毛泽东答道，“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很好奇。”

我很少见到一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中如此快乐，如此善于交际。他像农民一样生活，甚至不要求享有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工作时必需的隐私。他需要的隐私是邻居出于对他的尊重主动给的。上面的孩子们偷偷往下看，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连毛泽东的小女儿对自己在采访过程中能做什么都有一种规矩意识。在他全心投入我们的谈话时，她安静地抱着他或在他周围玩耍，但并不会要求得更多。

谈话进行得很轻松。陆定一翻译起来如此迅速、如此低调自如，我根本意识不到语言不同的隔阂。毛泽东详细地询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发现，他对很多美国发生的事比我更了解情况。他读过许多近期出版的美国书籍和小册子。这很令人惊讶，因为二十年来，这里连一个能将他与世界联结起来的邮政系统都没有。但是，他对获取知识的安排就像他安排打仗的战略一样精心细致。在安置了无线电的窑洞中，用于监听新闻的微小接收器为他收集信息，其完整程度令人讶异。与美军联络小组接触是他短暂联系外部世界的机会，他利用这一点，让他们给自己带许多国家的书籍。有外国访客来延安，他们就被请去讲一讲各自国家的情况。

毛泽东回答问题直接而且务实。

“我该如何向美国人解释你们正在为何而战呢？”我问道，原以为他会给出某种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说法。

“蒋介石的军队来屠杀爱好和平的人们，这些人为了生存而自卫。”他答道。他眼中闪着光又补充说：“即使是美国人也该理解这一点。”

“那你们还能坚持打多久呢？”

“按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是一天都不想打。但如果有战斗的必要，我们也能打。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打上二十年。”

毛夫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顿可口的饭菜，大部分食材来自山坡上的园子，有成熟的番茄、洋葱、豆子和辣椒。毛泽东是湖南人，喜欢在食物里放辣椒。甜点是“八宝饭”，一种加了“八种精致食材”的甜味米饭。这次的米饭里放了四种：花生、核桃、毛泽东自家园子里的李子和产自上游“枣园”的红枣。

“延安县不种水稻，但是我们在靠近黄河的这个边区种，”毛泽东解释说，“十二年前刚来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些南方人觉得北方的小米饭不好吃，我们很想吃上家乡的大米。最后，我们选中了那些地势较低、较温暖的山谷中的一个，那里面有一块能成功种出水稻的地方。”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的一个村子里，该省是中国南方的核心省份。他的父亲是贫苦农民，曾当过多年兵，不过在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他已经有能力购置两英亩半的土地。后来，他富了起来，有足够的财力让儿子接受教育。

这家人既保守又虔诚。在延安的一次晚宴上，我听到陈瑾昆大法官对毛泽东说，像他——法官本人——这样一个过去曾那么保守的人居然会同共产党人合作，是很奇怪的事。“那有什么， ”毛泽东不失幽默地反驳道，“我可是被当成佛教徒养大的呢！”

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青年毛泽东目睹了省会长沙饥民的一次起义。起义遭到镇压，领导者们则被公开斩首。后来，毛泽东所在县的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法院帮着地主镇压农民。再后来，他目睹挨饿的农民成功地从地主那里夺取了大米。在其成长过程中，饥饿农民引发的动荡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生时代早期，他怀有知识分子的势利，因为与任何其他地方不同，读书人在中国是“高人一等”的。毛泽东后来在延安的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到，当他把行李挑在竹竿上，从其他“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经过时，他曾感到多么尴尬。他觉得自己是半学半农的人，这让他很是恼火。

“我那时觉得世上最干净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回忆那段青春岁月时坦承，“工人、农民、士兵——这些都是肮脏的人。我愿意借学生的衣服穿，但不肯借工人的穿。”后来，毛泽东与农民、士兵和工人一起生活工作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变革，认识到“世上最干净的人是工人和农民……尽管他们的双手可能是黑的，他们的腿上可能粘满牛粪，但他们比资产阶级要干净得多”。现在，毛泽东会在自家窑洞里招待满身虱子的农民过夜，而毫不介意。他认为，对那些要在中国农民中间工作的人来说，这才是可取的态度。

毛泽东二十六岁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活跃于北平的学生运动中——那场著名的五四运动于 1919年推翻了汉奸内阁、抵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当时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新近发生的俄国革命满怀热情。同时，他们也能感受到自己奋起抗日产生的力量，这股力量带动了工人、商人和农民。学生们不再置身事外 ,他们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引发震动。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毛泽东思想形成了。

与此同时—— 1920年——毛泽东结婚了。作为第一批打破数百年传统的学生之一，他拒绝了父母为他选定的妻子，迎娶了自己的新娘，一位名叫杨开慧的同学。他俩的婚姻和十年的婚姻生活被湖南的年轻激进分子誉为“完美的爱情”。1930年，毛泽东的妻子和他的妹妹遭效忠蒋介石的湖南军阀杀害。

毛泽东个人恋情的最初几年也是国共两党愉快的蜜月期。这两者联合的紧密程度从年轻的毛泽东在两党同时担任的职务就能看得出来。 1921年，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他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与会代表。国民党任命他为其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后来又安排他担任该局政治周刊的编辑，再后来他又担任执行部宣传部部长，负责所有农民运动组织员的培训工作。在国民党——一夜之间翻脸——杀害其妻并以二十五万银圆悬赏毛泽东的人头之前那匆匆数年间，毛泽东和他年轻的新娘拥有当时中国能给予他们的那种快节奏且成功的生活。

1927年 1月，在“大革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就是距两党最终分裂还有几个月时间，毛泽东被派往他的家乡湖南，报告那里正在夺取政权的“农民协会”的情况。他考察了五个县，写出了一份简短的报告，这份报告被湮没在两份并不引人注意的新闻简报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称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头脑发热，把他调离了湖南。但是农民协会不这么认为，他们选举毛泽东为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这个成员数量庞大的组织不久后遭到了镇压。

毛泽东用来研究湖南农民的那三十二天最终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比几个月后蒋介石在南京夺取政权可能更为持久。正是在那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组织天赋。他那份从并不重要的简报里抢救出来的报告，如今已成为经典之作。

“四个月内，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发生了，”他写道，“把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毛泽东并不同意那种认为农民“太过分了”的批评意见——他在党内的领导陈独秀也赞同这个批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他写道，“革命是暴动！”毛泽东目睹“农村的民主力量正在推翻封建政权”。这一点他从未忘记。那个愿景成了他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基础。

“毛泽东路线”发展得很缓慢。如果说他最初对农民政权怀有的热情被陈独秀视为极端而否定的话，毛泽东日后在中国南方慢慢组织发展起来的农村政权，则被具有冒进思想的李立三贬为“小打小闹”。经过长征的严酷考验，毛泽东被推上了领袖地位。在延安的十二年里，他的地位日益稳固。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让自己闻名中外的思想体系。 1945年，他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此时，经过党内为期两年的党史讨论，许多前领导人都落到了名誉扫地的地步，要不是毛泽东出面替这些昔日反对派挽回颜面，他们将会永远蒙羞。

“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他表示，“不论错误有多严重，代价有多高昂，如果他们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能分析错误并从中吸取了教训，比起没有经过这种考验的人来，他们会是更出色的领袖。”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领导人，才是懂得如何在持不同观点且愿意为之斗争的强硬人士之间创造出政治统一的领导人。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完全不输任何地方的学者。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是颇具鉴赏力的中国戏曲爱好者。他引用古代文学作品，就像使用古老农谚时一样，可谓信手拈来。对于西方哲学家，从早期希腊人到当代哲人，他引用起来也是轻松自如。

毛泽东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尽管他没什么时间专注于发挥这项天赋。 1945年，在乘机前往重庆途中——这是二十年来他唯一一次走出封锁区——他创作了一首关于中国的诗，诗文的美妙和力量让一众文人惊叹不已。重庆的知识分子本以为他是从西北窑洞走出来的一介莽夫，只会煽动他人，不料他们遇见的是一个哲学造诣和文风都远在他们之上的人。

毛泽东似乎总能把自己渊博的学识用简单的语汇表达出来。在中央党校成立典礼上的著名讲话中，他简短地解释了人类知识的来源和分类——那是最深奥难解的哲学课题——用的是农民都能理解的语句。他甚至能用极贴切的比喻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通透，而他的话则成为众所周知的格言警句。比如，在抨击教条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作那支“必须向中国革命的目标射出的”箭。

“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有些同志却无的放矢，他们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还有些同志仅仅拿着箭欣赏，老是不愿意射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仿佛它有祛魅的能力……它既没有好看的外表，也没有魔力；它只是很有用……有些人认为它有一种魔力，可以不费力气地包治百病。那些把它当成教条的人就是这种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的教条还不及牛粪有用。因为牛粪可以当肥料，而教条不能。”

批评学者的自负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容易自负，毛泽东告诫他们说：“书本不长腿，你想翻就翻开，想合就合上。读书是世上最容易的事，它比做饭或者杀猪容易得多。因为你想抓猪的时候，他会跑；你要宰他的时候，他会叫，而桌上的书既不会跑也不会叫，你想怎么摆弄它就怎么摆弄……所以，我希望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要更谦虚些。”

论及批判时，毛泽东认为：“批判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绝不是一棍子打死或者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所有人们常问及的关于共产党人的问题，毛泽东都被反复问过。他通常会给出颇有新意、出人意料的回答。余编辑经常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告诉我，有个美国人专程来延安，想说服毛泽东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在南京与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论，他们告诉他：“不对，它是一门科学。”他很是不满，于是想从源头处把问题弄清。

当他们在延河上颠簸而行时，这位朝圣者向余编辑吹嘘说：“你会看到我是怎么说服你的主席的。”

“说服毛泽东”仅花了十五分钟。这位访客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停下稍作喘息。毛泽东并没有与之争辩，而是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宗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人带着新得的口号，心满意足地回去了。毛泽东是世上为数不多的能做出这样回答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对诸多哲学流派的研究，或许还有他骨子里的诗人气质，让他很能感知一个字眼中可能蕴含着的多重充满人情味儿的意义。他还很清楚为了某个定义与人争论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不管用。

与毛泽东的谈话，因其直言不讳、知识面宽以及富有诗意的意象，成为我经历过的谈话中最富趣味的。他的思维能轻松地横扫世界，冷静而清晰，他的视野能同时纳入许多国家和时代。我还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说话如此精确，同时又如此富有诗意的人。

在谈到从蒋介石的军队那里缴获的美制武器时，他称它们是一种“输血——美国输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输送给我们”。提到美帝国主义，他说：“它变得很孤独。它的很多朋友不是死了就是病了，即使盘尼西林也治不好它们。”
我认为毛泽东的许多比喻都源自谈话中的意见交换，经过一番检验和推敲后，被吸收进他的著作中。我想“纸老虎”这个后来他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使用的比喻，就源于我对他的第一次采访。“反动统治者，”他认为，“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但是遇雨就化。”

“纸老虎”这个词似乎打动了他，他停下谈话确认我明白了它的准确含义。正在翻译的陆定一用了“稻草人”一词。毛泽东中断谈话，向陆定一询问什么是稻草人。随即他否定了这个词。纸老虎，他解释说，并不是牢牢插在地里的东西。它吓不跑乌鸦，倒是吓坏了孩子。它被做得看起来像危险的野兽，但实际上只是压折的纸，受了潮就会变软。
做完这番解释，毛泽东继续往下讲，他用了英文的“纸老虎”，还调侃起自己的发音来。他说，俄国的二月革命之前，沙皇看起来既强大又可怕，但是二月的暴风雨把他冲跑了。希特勒同样被历史的风暴彻底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是纸老虎。

“蒋介石——纸老虎。”毛泽东笑着用英语说。

“等一下，”我打断了他，“我是记者。我能写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么？”

“不要只写那几个字，”毛泽东答道，仍然大笑着。然后，像个一心要做到非常正确和得体的孩子似的，他斟词酌句地补充：“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支持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对他们发动战争——这是他现在在干的事——他就是一只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走。”

我们边喝着刚泡的茶边聊，直至深夜，毛夫人早就把小女儿安顿在近旁的窑洞里睡了。然后，主席和他的妻子提着煤油灯，照亮路面坑坑洼洼的小路，陪我下了山。走到卡车停着的窄路上，我们道了别。他们站在山上，目送载着我的卡车摇摇晃晃地下行，开上了延河的河床，溅起一片水花。延安的荒山黑黢黢的，它们的上空闪着明亮的星星，非常非常明亮。

来源：微信公众号 新史学2022 https://mp.weixin.qq.com/s/2Xzn4G4WKi1pB-EJ5uky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