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南方策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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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策源的革命

黄道炫


摘要：19、20世纪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作为引领近代中国巨变的核心政治运动，均呈现鲜明的“南方策源”特征。近代中国延续宋明以来在经济文化、人才分布上的南重北轻趋势，南方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方面的优势益发突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南北方在社会心理、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南方的经济基础、开放环境、文化动能与经世致用传统，共同构成了革命兴起的地缘条件；与此同时，两场革命的基础在南方内部又有变化，形成从广东向两湖转移的趋势，这也微妙地影响着革命的特质。相较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因缘际会，突破地域局限，成功在北方落地，完成了革命区域的全国化。

关键词：南方策源；地缘特征；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广东；两湖
作者信息：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19、20世纪，中国巨变。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巨变的策源地多在南方地区。陈旭麓精当地指出：“在近代中国，新兴力量首先是从南方开始，而后由南向北。单就辛亥革命来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四川保路运动，都发生在南方而后震撼全国。二次革命期间，反袁的力量主要在江西、江苏等地，也是南方。护国战争还是以南方为基础，从南方发动的。近代新的生产力、革新力量都从南方兴起，然后向北方推进。”如果顺着这一思路往后延续，当会发现这一特征还可以延续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共革命事实上也具有强烈的“南方策源”特征。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说引领了这一时代中国变革的方向，而梳理两场革命的策动轨迹可见，其组织发起多植根于南方地区，核心策动者亦以南方籍人士为主导。所以说近代中国的革命具有南方策源特征，应不为过。需明确的是，这样说并非否定北方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北方既是革命所要撼动的旧势力的核心区域，也有诸多志士参与革命当中。本文的核心关切在于，透过这一地缘现象，剖析近代中国革命“南方策源”的特征，进而探寻其背后深层的政治权力格局、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思想动能，为理解近代中国变革的内在逻辑提供又一视角。

一、南方的印迹

近代中国延续宋明以来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趋势，重心进一步向南倾斜，南方地区成为经济的火车头和文化的重心。本文所言南方地区主要是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南部沿海和西南四省市大部分地区，面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为考察方便，将地跨秦岭、淮河的江苏、安徽整体归入南方地区，陕西则整体归入北方地区。

明清时期，南方地区人才辈出。明朝的90个状元中，南方有76人，北方为14人。其中浙江20人，江苏17人，江西17人，福建11人。清朝从顺治到光绪的112次科举考试中，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会试的第一名——会元的地域分布情况如下：状元南方各省为99人，北方各省为15人；榜眼南方各省为94人，北方各省为20人；探花南方各省为95人，北方各省为19人；会元南方各省为93人，北方各省为21人。梁启超1924年对461位清代学者籍贯的研究显示：江苏以121人居各省第一，浙江以90人居第二，河北以42人居第三，安徽以41人居第四。张耀翔提供了清代鼎甲的各省比例：江西21%，浙江20.5%，江苏18%，福建11%，安徽4.5%，湖北3.2%，广东2.7%，四川2.3%，这八个南方省份合计占比达83.2%。以上可见南方地区的绝对优势。

如果说明清时期很长时间内文化中心在南方，政治中心则在北方，这种格局到晚清已现动摇之势。晚清地方坐大，权力分化，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有所削弱，原来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的南方地区开始更多发声，张之洞等的“东南互保”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南方话语权的不断增长，使南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印迹越来越明显，南方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持续增长。

以颇能体现近代中国变化的留学教育为例。1872年至1875年留美幼童120人，籍贯分布为：广东84人，江苏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东1人。留美幼童来自南方的占绝大多数。1914年至1915年留学欧洲、美国各国的留学生籍贯统计显示，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广东等南方各省总计193人，占可统计省籍269人的71.7%。1914年至1915年留学日本学生的籍贯统计显示：江苏57人，安徽20人，江西80人，浙江94人，湖北52人，湖南123人，四川89人，广东100人，广西15人，云南59人，贵州18人，福建53人，来自南方省份的共计760人，为可统计省籍1061人的71.6%。留学教育中，南方各省远远走在前面。

国内教育方面，宣统元年全国中学生总人数为40468人，南方各省人数分别为：江宁1516人，江苏1639人，安徽1844人，浙江2430人，江西2286人，湖北2560人，湖南3992人，四川5828人，广东3122人，广西1700人，云南416人，贵州445人，福建1044人，共计28822人，占全国中学生总人数的71.2%。这些数据都显示了一个事实，即南方各省在全国学生来源中占比70%左右，这应该是个有代表性的比例。当时南北人口的比例，按照相关研究所说：“到清朝中期，南北人口比大致还是维持在6∶4左右。”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现今，“长达九个多世纪”。南方人口占比较高，相对高比例的人才产出亦属正常，不过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还是超出了人口比，显示南方地区在社会文化上的强势地位。

1930年，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就浙江教育的领先局面谈道：“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来，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余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陈布雷的上述表态虽不无为本省鼓劲之意，但内中谈到的浙江在全国教育文化中的领先局面当属事实。

晚清以降，新式出版物大量涌现，成为观念变革的主要推手之一。新式出版物的出产者绝大多数出自南方省份。成连虎的研究显示，维新运动时期，“江浙、两湖、两广这三个地区的报刊业，从数量方面来看，拥有全国90%以上的报刊”。他统计了晚清活跃在中国的知名报人147人，除去具海外身份者，内地知名报人138人中，广东44人，江苏24人，浙江15人，湖南10人，湖北9人，上海8人，福建7人，四川6人，北京、河北、陕西各2人，山西、天津、云南各1人。总计南方省份130人，占比94.2%。南方省份的高比例在辛亥革命时期仍然延续，1901—1911年间，代表当时新力量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创办报纸85份，其中南方省份63份，占比74.1%。如果仅看革命派报纸，则比例更高，革命派创办的50份报纸中，南方有44份，占比88%，其中武汉一地就有12份。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当非偶然，革命舆论和革命行动紧密相关。

近代中国，除了新观念的引入，还有新经济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推进，全国性市场逐渐发育，居于优势地位的南方率先打开大门，在社会经济上的领先态势明显。有研究者统计，从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前的晚清40年间，全国共有私人企业375家，创办人或主持人有375人。其中上海有私人企业84家，占全国私人企业总数的22.4%，有私营企业家10人，占全国私营企业家总数的2.7%；江苏有私人企业55家，占全国私人企业总数的14.7%，有私营企业家65人，占全国私营企业家总数的17.3%；浙江有私人企业42家，占全国私人企业总数的11.2%，有私营企业家89人，占全国私营企业家总数的23.7%。江浙沪地区私人企业几乎占据了全国私人企业的半壁江山。1937年各省市工业资本数占全国比例，上海为39.73%，江苏为10.58%，浙江为7.37%，湖北为5.47%，总计南方省份占比71.77%。

和工商业发展相伴而来的是从业人员的增长，按照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的观察：“中国有三种类型的劳工组织。第一种，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式的组织，到处都有，总人数约两千万，还设有行会联合会，每年举行一二次会议，为的是提高消费品价格。第二类产生于辛亥革命后，是一些普遍性的工人联合会，各种职业的工人都参加，由一些政客会同官员和学生共同组织，其宗旨是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并取得慈善机关的资助。这类工会在上海和广州都有，会员人数约近万人。第三类组织是工人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于去年刚刚开始组建的工会。计有两类，第一类纯粹是职业工人工会，第二类是机器工人即非手工业工人的工会。最大的机器工会在广州，约有2万会员。上海的工会有：电力工会——5万会员，印刷工会，制袜工会，店员工会，漆匠工会，汽车夫工会——有几百会员。”出现于广州和上海的第二类和第三类组织是足以引发社会变化的新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尤其如此。这为革命在南方策源提供了深层动力。

二、“广东得了国民党”

近代中国的变革，开新知是核心要求。面对挟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列强，中国不再可以安然自处，而是被迫卷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如何在这个新体系中觅得生存空间，是近代中国人亟需回答的课题。这里面需要知识更新，也需要求知态度，郭嵩焘说：“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寓书李丹崖，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不是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能在这场关系国运的大考中交出合格的答卷。

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又有强烈求知欲的群体或个体，容易比别人走得更远。这背后，当然又有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支撑。知识人具备更强的阅读能力，接受外界知识的空间更为广阔，而南方由于市场发育更早，受到外界影响也更大。特别是广东、福建地区，由于大量华侨的存在，和海外联系更为紧密。在近代中国，它们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地区。

1898年的戊戌维新可以说是中国人追求新知的产物。鼓动维新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都来自广东。在戊戌政变中被杀害的六位维新人士，包括谭嗣同（湖南浏阳）、康广仁（广东南海）、林旭（福建福州）、杨深秀（山西闻喜）、杨锐（四川绵竹）、刘光第（四川富顺）。除杨深秀来自山西外，其他均来自南方省份。陈旭麓写道：“有人说过：戊戌政变杀青年人、南方人多；八国联军杀老年人、北方人多。透过这种南北方和青老年的对立，是改革人物与顽固保守人物的对立。”这种归因或许失之于简单，却道出了地区间客观存在的差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革命，主要人物更是集中在南方，其中广东又属重中之重。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冯自由《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所列兴中会初期195名成员中，来自英国、美国、日本的共10人，福建3人，香港2人，江苏吴县1人，不详14人，其余165人均为广东籍。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称作是“湖南团体”。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广东、江浙沪、两湖成为这一时期革命的三个主要策源地。同盟会在1905年至1906年有统计的会员为976人，其中广东170人，湖南158人，四川130人，湖北125人，余为其他各省人。后来的立宪运动也以南方为基地。1928年编的《党国名人传》收录93人，其中广东22人，浙江15人，湖南8人，江苏、河北各6人，江西、安徽各5人，另有若干省份在5人以下，总计南方省份80人，占比86%，广东一省占比就达到23.7%。这还是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浙江系在国民党内逐渐崛起，广东力量已经开始淡出后的格局。

南方尤其是广东人物兴起的局面，当时人就有注意，余天休写道：“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以中州所出的人物为最多，嗣后中华文化向南开展，江南人口也日繁，于是人物的出产，亦以江浙为最多。近百年来海通渐展，粤海通商最早，而得风气之先，于是珠江人物出，晚近30年来，社会和政治维新的领导者，粤人几占大多数，已足见时势与人物出产的关系。”

正因为南方特别是广东呈现的革新气象，不少有志革新者都投注希望于广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对广东就寄予厚望，他写道：

我只希望广东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到了这步以后，我们自不感困难来做别的事。……只一点火在黑暗中大发其光，是易招灭熄的，但在一个能发光而有引起他物燃烧的地位时，自然是努力吐光焰，照耀一切！如孙、陈及先生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实用的知识广东来的了！

出生于福建福州的朱谦之甚至将广东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上升到哲学和科学的高度，他认为：“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识，中部扬子江流域可代表教养的知识，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实用的知识，即科学的文化分布区。”而现阶段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科学的文化，也就是以广东为代表的“实用的知识”。实用的知识不仅具有科学的意义，还具有除旧布新的革命气质，所以朱谦之进一步说：“北方在政治上表现保守的文化，其特质为服从而非抵抗；中部表现进步的文化，其特质为顺应亦非抵抗，只有南方才真正表现革命的文化，其文化特质就是反抗强权，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正是反抗强权之革命的文化，所以我决心从事南方文化之建设运动。”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朱谦之所说的三种文化是不是真的具有这样的气质，而是朱谦之呈现的价值判断，即对科学、实用、革命的推崇，这正是近代中国的思想潮流。

朱谦之强烈的地域性表述，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的南北之争，当年的舆论即有防范南北畛域之见的呼吁。这也确实是历史和现实中都要警惕的问题。夸大地域差别不一定是明智的做法。不过，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不能不承认，南北地区由于地理、文化上的差异，确实形成了有所差异的性格。1893年有人写信给张之洞说：“方今机器之利，粤人知其益者，十之八九；两江闽浙，十之二三；河洛以北，百不得一。名卿巨公，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亦半。无他，成迹未融，见闻未广，无足怪也。”这些话大体反映了当时南北间对认识和接受西方事物的差距。而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更固化了南北的阵营。张玉法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问题，由武昌革命引发而来。……当武昌革命军起，清廷派军南下，‘倡义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所谓‘倡义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是指地域而言。”这种南北的差异，当年北洋军人就有很强的自觉，吴虬写道：“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并不知此系私人党援之名，决不宜自承，更不应见诸正式文牍也。”在吴虬看来：“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此可谓一语中的。

吴虬讲的这种北洋军人的心理，实际上或不仅限于军人。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北京组在会上的报告分析了北京普通民众的心理：

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只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像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

不同的地位和认知，在历史上就会造成很不一样的倾向。有人分析上海和北京不同的特点：“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惟北京为吾国首都者，五六百年，故根深蒂固，历史上已取得政治资格，……抑专制之世代，有政治而不认有社会，盖视社会为政治卵翼品，不使政治中心点之外，复发现第二有势力之地点，防其不利于政治也。惟上海之所以得成为社会之中心点，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为外人涎羡。……其继也，又因外人经营之有效，中经吾国太平战事，而工商及流寓，乃相率而集此。而其最大原因，足以确立社会中心点之基础，与政治中心点之北京有并峙之资格者，则实以租界为内国政令不及之故。”所以，辛亥革命在南方得到比较热烈的呼应。武昌起义后，时在江苏陆军中学求学的潘朕凡得到消息，回武昌参加革命。船上，“该船买办亦有心人也，不独船价不取，晚间并出佳肴数色，佐余等下饭之需”。这样的状况在南方相当普遍，当时还是学生的叶圣陶在家乡苏州观察道：“昨日军政府有招兵之示，今日应招者已有千余人。入夜后，尽列队往军械局取枪械，过我家门前，亦出而观之。军衣一律，白布尽缠，虽皆未经操练，而自有一团勇往如归之气。三吴健儿固未肯示弱于人也。”相比之下，同是学生、处身北京的吴宓态度则暧昧得多：“使革党败，则官军殄之戮之指日可尽；若是则京师无丝毫之危，然其断损英杰，沮伤元气，夫岂吾人之初望哉?然使革党战而获胜，则渡河而北，京师戒严。京师所需粮米咸仰给于东南，使交通断绝则京师之民米食不足，加以经济界之恐慌，势至百物昂贵。人民无业而乏食者多，则必流寇纷起；土匪之祸扰，实在吾人意计之中。”革命党众望所归，吴宓不忍看其失败，可是如果革命党获胜，京师、北方又可能遭遇纷扰，影响自身安危。这就是不同处境下人们会有的不同心态。

正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北上漫游燕、晋、齐、鲁回到上海后，1912年10月6日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称：“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如果说孙中山是局内人，观察难免有既定的立场，普通外国人的观察则相对中立。法国记者费南德·法金奈尔亲历辛亥革命，并在这期间在中国南北方旅行，他写道：“所有的南方人都是热情的反满者和共和者，并且，如果某个中国人被信任，许多士兵都会加入队伍，不仅是缘于报酬，而且是出于对事业的热爱。他们充满推翻旧秩序的强烈愿望，如果有必要，愿意在这个努力过程中牺牲性命。”在上海，他在戏院看戏时，体验到这里的人们对革命的热情：

最后一幕是一列获胜的革命者，带着飘扬的旗帜。观众狂热地鼓掌，高声叫喊“好！好！”（干得好！干得好！）一旦有观众不能压制他的喜悦，在演出时就会不时听到这样的叫声。在最后一个场面，演员扮演的士兵站成一排，交错舞动他们的旗帜，观众则呼喊“中华民国万岁！”无疑，这样的戏目对于每日填满戏院坐席的人群有巨大的影响。这样，革命的信条被灌输到每一个社会阶级，尤其是当一些演员既在真正的战场，也在舞台上为其事业战斗的时候。

相对而言，随着他的旅程由南往北，这种热情逐渐淡化，他记载：“直到抵达河南省，我们才没有见到新式人物。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车站和火车上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都剪掉了辫子，士兵的穿着与我们已经熟悉的相同：身穿卡其布制服，头戴扁平的尖顶帽。”法金奈尔记下的进入河南后的变化，直到后来北伐时仍有体现。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上，在两湖地区得到广泛支持，但进入河南后，情形为之一变。这就是黄郛注意到的，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者甚大”，而“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

南北方对革命态度的差异和革命力量的分布相互影响，使得国民党的重心长期位于南方，尤其是以广东为基地。清末10次武装起义中，包括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等8次起义都发生在广东或以广东为策源地。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大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广东籍占5人，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邹鲁等。正因此，1922年冬有一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由于广东的特殊地位，国民党代表大会上粤语获得特殊地位。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上，籍贯江苏的叶楚伧讲宣传问题完毕后，主席胡汉民要求“再用粤语重述—过”。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

广东在国民党的地位，从国民党基层组织的人数中也可以清楚看出。据统计，1926年5月，全国国民党员317178人，除开直属中央特别党部的28175人，分地域党员共289003人。其中，广东108831人，广西约100000人，广州特别市14569人，四川8000余人，湖南6100人，江苏4251人，湖北3167人，江西2698人，总计南方省份259000余人，南方占比89.6%，而广东占比又高达42.7%。如果说1926年5月北伐尚未开始，国民党的基地仅有两广，广东党员的这种高比例具有特殊性，那么1928年北伐后的国民党党员构成应该更具代表性。是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时，共登记党员238508人，其中南方省份190202人，占比79.7%。广东、广州合计63491人，占比26.6%。南方和广东的地位依然难以动摇。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对北方的控制都有限，南北的畛域之见也得不到弭平。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所谓制宪国大期间，一些北方代表明确反对定都南京，《蒋介石日记》载：“约见张荫梧等华北各省代表十余人，即论首都地点，必欲指定为北平。其言如痴如醉，幼稚昏昧，令人悲恶。”由于北方代表的反对，蒋介石决定搁置首都条款：“国都条文。北方代表既力争定于北平，恐生南北之见，故决不提此条。”最终，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没有订立首都条款，南京的首都地位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无法成为全国党、势力局限于南方的一个明证。

当然，在世纪初的这场革命中，北方也涌现了大量的革命者，陕西、山西、山东、直隶等省都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南北方的差别，在国民党一大的报告中谈及上海和北京组织发展的区别时有精当的提示：

上海为本部所在地，比较他处进行较易。……上海社会方面，一致倾向本党，可概见矣。若夫北京方面，其情形则与上海略异，上海方面加入本党者，学，商，工各界人士皆有之。北京方面加入本党者，则惟有学界而已。然普遍之效力虽逊于上海，其势力之猛进突飞，则与上海相同。北大为本党之策源地，人所共知，其他如中法，朝阳各大学之优秀分子，亦已加入本党。

革命在上海乃至南方地区有相对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北方则多限于精英层特别是学界。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也有很清楚的体现。

三、革命中心的内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场革命当然在诸多层面拉开了和此前革命的距离，但在地域上则显现了相当大的一致性，即革命初期的重心仍然集中于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变化也在发生，北方特别是北京在革命的发轫中有了更高的位置，而南方地区内部的革命重心也在发生位移。

从1920年开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党。最早建党的是上海，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该组织负责联络各地、筹备建党、起草纲领并创办《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共产国际来华的代表写道：“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1920年，俄共（布）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现已迁址北京）等。”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谦也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南方，容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除了上海，北京大学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的关键角色。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迁往北京，改名《新青年》，此后在国内掀起强劲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主阵地就在北京大学。1920年10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北京早期中共党组织。到1921年中共一大开幕前，国内共有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4个位于南方，分别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2个位于北方，在北京和济南。北京党组织在北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大钊也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具有启蒙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不可忽视的一笔。不过，如果仔细考察北方特别是北京的党组织，即会发现，上海的党组织相对职业化，北京的党组织更加学生化，北京党组织共有16名成员，几乎都来自北大，这和前述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特点极其相似。而且，北京党组织具有很明显的南方色彩。从籍贯看，出自南方省份的有12人，包括张国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等。也就是说，虽然北京党组织的主要发起者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但北京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来自南方，这一反差意味深长。济南党组织的3人中，王尽美籍贯也属于贵州。与此相对应，南方几个党组织中，只有上海党组织的杨明斋来自山东平度，其他成员都是来自南方省份。中共一大召开时，代表中只有邓恩铭籍贯是北方，其他籍贯都是南方。58名党员中，49人来自南方省份（湖南20人、湖北11人、浙江8人、广东5人等），占比高达84%。

南方省份的这种高比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长期延续。据统计，中共一大至五大代表籍贯为：湖南32人，湖北16人，广东14人，浙江12人，江苏9人，江西1人，山东3人，贵州2人，安徽3人，天津3人，河北4人，山西5人，广西1人，陕西1人，辽宁1人，福建3人，内蒙1人，辽宁1人，四川5人，云南1人，不详4人。代表总数122人（不计重复参加），其中南方省份99人，占比81%。代表后面是更庞大的党员群体，中共二大时陈独秀报告：“去年（1921年）开常会时,只有党员50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国8人，留日本4人，留法国2人，留德国8人，留美国1人，共计195人。”上海、两湖、广东党员人数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1927年中共组织的大致状况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九百九十四人，现在已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党员的成分，根据三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七；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军人占百分之三点一；中小商人占百分之零点五；其他成分占百分之四点二。妇女在党内占百分之十。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一万三千人，湖北一万三千人，江苏（包括上海）一万三千人，广东九千零二十七人，北方地区三千一百零九人，江西三千人，陕甘三百八十八人，山东一千九百二十五人，福建一百六十八人，满洲（包括沈阳）三百八十人，北满一百三十七人，安徽二百三十三人，四川二百人，以上共计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大党，党员的活动区域也突破了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具有了全国性特征，但南方省份还是在党员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北方省份包括陈独秀讲的“北方地区”，以及陕甘、山东、满洲、北满共计党员5939人，占比只有10.2%。

由于南方组织相对完善，革命运动开展较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前几次代表大会都在南方地区召开，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同时早期工人运动如省港大罢工、安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海陆丰农运、湖南农运，武装起义如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均发生在南方。国共合作也以广州为基地展开。当然，北方也有长辛店工人运动、二七大罢工等重大事件，顽强展现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但南方在人员构成、组织基础、革命实践上的主流地位可谓一目了然。

到1927年前，革命初起阶段南方的主流地位，其实又主要建立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江浙经济文化带、两湖经济文化带及广东三个地区。这和国民党早年也是以广东、两湖、江浙为革命核心地区高度相似。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大框架相似，但两场革命的重心还是在悄悄发生变化。后一场革命中，广东的绝对优势地位下降，两湖地区地位上升，几乎成为革命基础最雄厚的地区。除开共产国际和俄国代表外，参加中共一大的13人中，来自两湖地区的高达9人；58名党员中，两湖占到31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总计122名代表，两湖有48人。中共五大时的5万多名党员中，两湖就有2.6万人。这几个数据中，两湖占比都接近或高于40%，远高于辛亥革命时的占比，也高于广东和江浙地区。两湖地区当之无愧地成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动机。

革命重心在南方内部的位移颇具意趣。杨念群谈到近代中国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儒学圈和变革的关系：

湖湘士人以经世致用和“帝王之学”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所形成的洋务引进浪潮，与物质器技层面的第一波变革交相叠合；岭南儒生以神秘主义和再造“政治神话”为手段游说皇帝变法，则与制度变革的第二波涌动轨迹颇为合辙；新文化运动与科学观念的变革作为第三波高峰，则几乎为擅长“技术传统”的江浙启蒙知识群体所垄断。这样就形成了三大地域知识群体与三大变革波峰交相呼应的格局。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前的这种迭代变革，放到共产主义革命中也具一定的参考意义。如果将经世致用置换为理论与实践的交互运动，儒学置换为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延续性就有了意外的呈现。当然，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再一次循环。起码在地理层面，这一波革命两湖固然是基础性地区，但江浙的技术理性和理论生产也刻下深深烙印，共同塑造着这场革命的气质。这是一场即便在地理层面也更具广泛性的革命。

除了观念层面的原因外，两湖在中共革命中地位鹊起，和其在近代中国总体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这一点，湖北尤为明显。湖北地居长江中游，为南北要冲，地理位置特殊。但很长时间内，由于经济社会交往的有限性，这样的位置并不能落实为实际的影响力。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和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人员和物资流动日渐频繁，地理位置的优势才开始落实。1861年汉口开埠，1862年江汉关设立，加之近代轮船航运迅速发展，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地位凸显。其后30年中，湖北经水路通达东西，经陆路沟通南北，特别是与上海联系紧密。至1891年，沪汉航线主要轮船公司共6家，其中英国怡和洋行最多时船只达12艘，最多时吨位达13000吨；太古洋行9艘，吨位8868吨。1906年京汉铁路正式通车，粤汉铁路亦相继动工。武汉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巩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

地区发展既要借势，也要得人。两湖发展的关键期，恰遇张之洞主政两湖。1889年，出身于直隶南皮的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在位期间推动自强维新，发展近代工业，率先在湖北兴办新学，首创两湖书院、方言商务学堂、农务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武备学堂和五路高等学堂等，促进了荆楚和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1908年至1911年湖北留日学生总数达413人，超过江苏和浙江，位居各省之首，并且湖北官费留日学生数量也远远超过浙江、江苏等省。这在日本的湖北同乡会会馆1903年的调查中也能得到印证：“客年八月会馆调查留学生人数，湖北人占多数。其中自备生则寥如晨星。”两湖的这种变化到民国成立后仍然延续，胡政之1930年代在长沙时注意到，街头处处可以看到女生：“我尤其对长沙不能忘怀的是街上女学生和小学生之多。在上午七时,便看见不少的幼稚生,打着雨伞,背了书包,独自一人缓步去上课,这种光景,除掉日本有,在中国各地方都很少看见。教育普及,可见一斑。”

两湖的兴起，是地利在近代技术背景下被放大的案例，曾国藩、张之洞则为两湖乘势而起的关键人物。从张之洞身上，又可以看到北方的身影，这就是历史的复杂多元之处，所谓南北，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尤其如此。

结语

19、20世纪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核心浪潮，呈现高度一致的“南方策源”特征。也就是说，南方地区成为两场革命的策源地和早期革命实践的中心地区。这一结果当非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北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分化的结果。宋明以来南重北轻的发展趋势，在晚清工业化、市场化与西学东渐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南方成为新思想、新力量的孕育之地，为两场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才储备与思想动能。由于早期革命都具有强烈的观念革命色彩，知识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南方的文化重心地位使之责无旁贷地成为革命的核心地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京在早期共产主义革命中会在北方一枝独秀。

两场革命的“南方策源”特征，又并非简单的地域复刻，而是呈现核心区域内移的重要变化：辛亥革命以广东为绝对核心，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均植根于此，广东籍志士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国民党也长期囿于广东及南方一隅，始终未能突破地域局限，难以成为真正的全国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虽同样发轫于南方，早期组织与核心力量亦集中于江浙、两湖、广东等地，但革命的重心逐渐从广东向两湖转移。两湖凭借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自强新政后的近代化积淀、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与蓬勃的工农力量，成为中共早期革命的发动机，为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组织支撑与实践土壤。这种核心区域的转移，也让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更趋广泛，从沿海通商口岸延伸至内陆腹地。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扎根基层、契合各地社会实际的革命策略，因缘际会之下逐步在北方落地生根，完成了革命区域的全国化。

近代中国革命的“南方策源”特征，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地缘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背后折射的是经济基础、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对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两场革命在地域发展上的同与不同，也揭示了一个核心历史逻辑：任何政治变革若想真正推动国家的整体转型，必须突破地域狭隘性，扎根更广泛的地域和社会基础。关于南方革命的讨论，恰恰提示的是全国性的逻辑。

来源：苏区研究、当代史学研究公众号（ID：DDSXYJ) https://mp.weixin.qq.com/s/f6nNCnznucr8CqJ6_0K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