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党史政治学？——“政治学评介”高端论坛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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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党史政治学？

——“政治学评介”高端论坛精彩观点（2026年5月29日）



本场论坛围绕“什么是党史政治学”这一题目展开，由王旭老师主持，引言人贺东航教授开场，姚中秋教授、李里峰教授、孟庆延教授三位主讲，黄道炫教授作总评，最后贺东航教授有一个补充与答谢。以下按发言顺序整理五位学者的主要观点（提问环节从略）。


王旭（主持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尊敬的各位老师、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就“什么是党史政治学”开展线上高端论坛，可谓正当其时。因为作为传统的政治学和作为新兴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党建学，互相融通升华，加在一起肯定不是“1+1=2”，而是“1+1大于2”的效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提出了“党史政治学”这样一个创新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概念，对于整合多学科话语资源与理论工具，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意义。

贺东航（引言人 ·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今晚这场圆桌，我首先要说明，它不是一个概念发布会，不是请大家都要来认同“党史政治学”这一提法。我希望开放一场真正的讨论：各位老师可以赞同这个概念，也可以批评它；可以围绕党史政治学来谈，也可以从自己的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概念史、基层治理、历史社会学——出发来谈。有共识当然好，但我觉得有争论会更好，因为一个新的提法如果不接受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立场的检验，是很难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议题。

观察今晚在座几位的学科背景，能发现很有意思。姚中秋老师、李里峰老师和我本人，最初都是历史学出身——姚老师在人民大学，李老师在南京大学，我自己在厦门大学——后来长期在政治学圈子里。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人可能已经太习惯于用概念、机制、结构、制度、权力、组织、治理这一套语言来讲话了。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黄道炫老师和孟庆延老师。

黄老师是真正扎根于史学研究领域的中共革命史学者，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晚上这场圆桌之所以受到这么多关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因为黄老师的学术声誉和公众影响力。他长期深耕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根据地史、中央苏区史、整风运动和革命组织运行机制等领域深耕。他站在历史学专业内部，用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和对历史现场的细密把握，来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研究。黄老师的可贵之处，不是像我们这些人先提一个宏大概念再去找材料来证明；而是从史料中生产出问题，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判断。我们做政治学的有一个习惯，也是我经常检讨的：看到一个现象就想把它概念化，看到一种机制就想把它理论化，看到一个历史经验就想把它上升为某种模式、范式或解释框架。这虽是政治学的长处，但概念提得太快、对历史细节支撑不足，这种解释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张力和限度就会把握不够。所以我特地安排黄老师做最后的总评——他的存在对我们这些政治学者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校正：“党史政治学”这一提法如果要成立，就一定要过历史学者这一关，否则很容易变成漂亮而空泛的概念包装。我觉得，黄老师的研究虽然不使用“党史政治学”这个提法，但从实质内容看，黄老师的许多工作已经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学解释意义。如他关于中央苏区革命的研究，揭示了革命政权在政治动员、社会改造、组织扩张和治理实践中所面对的张力与限界。又如黄老师关于战时中共革命系统运作的研究和，实际上回答一个非常政治学的问题：一个革命政党如何在战争状态、资源有限、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形成一套有效的组织系统、权力传导机制、干部管理体系、区域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再如黄老师关于整风运动等问题的研究。黄老师不是用概念覆盖历史，而是让概念从历史中慢慢长出来。我也希望黄老师今天晚上不要只给我们做一个客气的总结。

除了黄老师之外，今天还要特别感谢孟庆延老师。他的导师应星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学者，也是社会学、政治学、党史、党建这四个学科都能共同认可的专家。孟老师参加这样一个以政治学为主、以中共党史和政治学交叉为主题的讨论，本身也很有意义。因为“党史政治学”如果只是政治学和党史学之间的对话，可能还不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来不只是政党自身的历史，也不是单纯国家制度的历史，而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相互塑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进入乡村，为什么能够重组基层社会，为什么能把社会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又把政治力量转化为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政治过程，这些都离不开社会学的视角。孟老师提醒我们，政治不只发生在中央决策、制度文本和组织架构里，它发生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基层空间、日常生活、组织网络以及情感动员和群体互动之中。有了他从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角度的参与，我们就不至于把“党史政治学”理解成单纯的政党制度史或权力运行史。

再回到姚中秋老师和李里峰老师。姚老师、李老师和我都是政治学界的同行，所以我就不用客套和太多介绍两位。姚老师关注中国文明、中国政治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他是“党史政治学”的提出者。今天安排他第一个主讲，因为他最了解这个概念的源头与深层。李老师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政治概念史、基层治理和中国政治史研究，特别重视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重视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基层权力的变迁和政治概念的历史生成。李老师的研究提醒我们，“阶级”“群众”“革命”等概念如何改变人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我之所以对“党史政治学”这个提法感兴趣，也正是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能不能从中共党史中生成新的政治学问题、新的政治学概念和新的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学关于政党、国家、社会、革命、现代化、治理、合法性、官僚制、国家能力等概念，对我们当然有重要启发；但中共的历史经验却并不能完全被这些概念所覆盖、所解释。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政党，也不是单纯的革命组织——它是革命党，也是建国党、领导党、执政党，它既能组织社会，也能塑造制度、塑造干部和群众，既有现代政党的组织性，又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明背景。所以我愿意去阐释、附和姚中秋老师提出的“党史政治学”这一提法。当然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们政治学者太容易制造概念，今天是“某某政治学”，明天是“某某政治学”……这会让人觉得政治学只是发明词语的学问。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自我提醒，给“党史政治学”一个比较审慎的界定：它目前或还是一种研究取向和一条研究路径。它要做的工作，是在党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上引入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对中共百年历史中的组织、权力、动员、治理、国家建构和社会重组等问题进行机制性分析。它不像历史学者那样最重视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研究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不像党史党建学科那样主要关注“党做了哪些事”，而是更关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治理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由此，我把党史政治学理解为包含五个基本问题，相关文章已在今年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1期刊出。第一，中共作为现代革命政党，它的组织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它如何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权力，又如何在建国和执政过程中使权力制度化并再生产权力？第三，中共与国家是什么关系？中国现代国家能力的形成为什么与中共的组织能力密切相关？第四，中共与社会是什么关系？中共如何进入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又如何通过社会治理来维系政治秩序？第五，中共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大量的政治话语，这些话语如何作用于政治实践乃至国家治理，并凝结为一种从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延续至今的“新传统”？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政治学者一定要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详细的了解，不能停留在宏大叙事。谈组织能力，就要回到支部、干部、文件、会议、纪律、报告制度、调查研究、整风、群众路线这些具体的制度实践；谈政治动员，就要回到战争、土地、税收、粮食、兵源、宣传、情感、组织网络和地方社会；谈国家能力，就要回到财政、军队、干部、行政区划、基层政权、政策执行和社会整合；谈政治话语，就要回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些概念是如何被创造、传播、接受并制度化的。

所以我特别想强调学科之间应有一种相互的谦逊。今天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学科同台：历史学擅长史料、过程、细节和复杂性，社会学擅长结构关系、组织和日常实践，政治学擅长概念、机制、制度和理论解释。把它们放在一起相互提醒，正是今天这场圆桌最有意义的地方。如果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党史政治学”这一提法确还有其意义。中国政治学长期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理论和概念大多来自西方政治学，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尤其是在革命、建政、建国、执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提供了一套非常丰富的政治话语。如果我们不从这些话语中提炼概念和理论，那将是中国政治学的损失。我本人就是从官方的“高位推动”这一话语提炼出“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并由此概念展开对中共政党治理的现象、制度体系与政治文化的分析。我们并不拒绝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也并不天然优越于其他经验。但真正开放的态度，是既学习西方理论，也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出发提出问题。今天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论坛很多，但那些标志性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是否能够真正解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特点，“党史政治学”这一提法是否能在这个议题上有所启发，正是值得追问的。

今天面对很多青年学生，我也想坦诚地说：现在的青年学生比我们厉害得多，他们是会追问的。所以今晚我们不是来给“党史政治学”盖棺定论，而是把问题打开——它是否成立、如何成立、边界在哪里？它与党史党建、与社会学、与政治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它能否启迪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这些问题，今天晚上都可以讨论，而且最好能够在讨论出现分歧，在讨论出现张力，这样就可由讨论引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姚中秋（主讲人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贺老师刚才做了非常精彩的开场，也给我出了一道题，让我介绍一下提出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大概是什么缘由。我先简单讲讲个人的经历。2013年，我在《读书》上提出了“历史政治学”这个概念。当时我在讨论中国的超大规模问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看法：中国始终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自古就是超大规模，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来理解这样的中国？回头看主流的也就是所谓西方的理论，会发现它讨论的对象常常是城邦这样的小规模政治体。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一套城邦的政治学，能不能用来讨论一个大一统的、超大规模的中国的政治问题？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所以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提出中国的政治学应该返回历史，通过研究我们的历史来重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学。这个概念提出之后，自己虽然也在做，但并没有非常自觉地去做。到2019年，我调入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我们院开始做历史政治学研究，并成立了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到现在差不多正好七年。历史政治学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研究历史来发展政治学理论，这大概就是它最简明的定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什么历史”？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我们院原来承担政党学教学的老师退休了，系主任王续添老师就让我把政党学这门课承担下来。政党学在政治学里是比较核心的课程。虽然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政党问题，但想了想还是接受了。2019年下半年，我开始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政党学课程。要讲课，就得先做研究。当时也有一个特别朴素的看法：中国的政党学主要应该研究中国的政党，也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就需要研究它的历史。我在教学大纲里写得很清楚，要用历史政治学来研究政党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并按这个思路展开教学和研究，就这样，慢慢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开始阅读各种文献。两三年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也就酝酿出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正好福建的《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做了一个“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笔谈专题，我写了一篇《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刍议》，刊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算是把这个概念正式提了出来。

那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这话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当初提出历史政治学，基于一个基本判断：从西方发展起来的这套政治学理论，本质上只是一套地方性知识；但因为西方在过去两百年享有统治世界的物质霸权，这种物质霸权又转化为意识形态霸权，于是这套地方性知识体系就获得了普遍性地位。我们要理解中国的政治、国家与文明，就需要破解西方理论的神话，发展自主的知识理论，而历史就是其中最锐利的武器。那么研究什么历史？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能限定于古代历史——尽管我自己也做这方面的研究，结集成了《文教国家：中国国家形态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一书——但我始终认为，历史政治学要研究的历史首先应当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立国家、发展和治理国家的历史。而且，这样的中共党史研究对历史政治学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古代历史。这种看法可能与一同从事历史政治学的同仁未必一致，但这是我自己始终坚持的看法。在方法上，我引入了世界体系理论，也就是把毛泽东讲的“古今中外法”转化为一种研究方法。做了六七年下来，总的一个感受是：中共党史确实是一座富矿，值得认真对待、深入发掘；要发展出有新意、并具有更高普遍性的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共党史。

如果让我给党史政治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的认识，并自主地、创造性地构建和发展更具普遍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首先是政治学，所以仍然要用政治学理论来进行研究，这与更强调历史性的中共党史学科有一定区别。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其次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认识中国政治，而最终的目的还是建立理论。我比较看重“更具普遍性”这个界定。坦率地说，我看到很多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都有自我特殊化倾向，把中国政治视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例外。我的看法不一样：中国共产党其实是现代政党沿着世界体系的政治逻辑演变发展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有世界性、也就是普遍性，甚至发展到现代性的极致。所以在理论上，它的普遍性比西方政党要高得多；中国政治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现代的政治。因此，通过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事实上可以建立起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政治理论。

在文章里我也讨论了党史政治学从理论视野上要研究什么，大致讲了三点：政党学研究、国家构建理论研究、国家发展与治理理论研究。这里我想再补充两点。第一，党史政治学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议题。我们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我现在给学生讲课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锋队政党有两个根本属性，一个是先进性，一个是高水平组织化。这就要求政治学去研究政治中的德性问题和组织化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从西方传来、尤其是实证主义之后的政治学里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就组织化而言，列宁讲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武器，就是组织；“组织起来”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领导现代化成功的奥秘所在。现在的政治学往往只研究制度、研究程序，而忽视了组织究竟是什么、组织化机制究竟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把群众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中共会综合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其中就包括贺老师提到的情感问题——动员群众不仅仅靠利益的诱惑，还要靠情感的感召和情感的动员。中共党史的研究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并由此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

第二，党史政治学还能够推动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现代世界的所有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最重视哲学和理论。列宁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没有先锋队政党，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哲学的、高度重视理论的党。我们只有通过研究它的哲学与理论，才能把握它的总体性——现在我们研究的往往是某种制度、某种行为，都是零散的局部，要把这些整合起来、把握其总体性，就需要运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尤其是哲学。所以我给学生上政党学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带着学生一起研读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把握它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反过来，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通过它的哲学与理论，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或者说，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构建一个现代的政治哲学体系。我越来越觉得哲学很重要。我们现有的马哲界可能存在一个偏差，就是主要围绕文本、通过解读文本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马克思本人发动的是一场哲学革命，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讲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真理性的部分究竟是什么，不是文本阐释能解决的，而需要通过实践来阐释、在实践中去发现——而这个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先锋队政党的实践。正是通过对这些实践的研究，我自认为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这是列宁的话，我通过对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实践的研究里理解了这一点。这与马哲界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这几年通过党史政治学研究，我居然在哲学上有了一点收获，这是我自己最高兴、也没有想到的：我相信，通过中共党史研究，最后可以通往一个政治哲学的研究。

最后做个简单总结：从我这几年的经历看，党史政治学是一个很有学术生产力的研究进路，通过它去发掘中共党史这座富矿，可以提出很多理论、发展现有理论，或许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李里峰（主讲人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其实东航老师最初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时，我是有点犹豫的。因为对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我还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主持人王旭老师一开头又给了它一个定性，说它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是个很高大上的概念，我担心自己把握得不准确。但东航老师说没关系，不一定非要赞同，有不同意见也欢迎，我就答应了下来。
我看到与会名单时一下子就注意到：尽管东航老师把我们几位分别放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学等不同学科，但其实包括贺老师、姚老师和我自己在内，我们最初的学术背景都是历史学。姚老师提到的王续添老师最初也是历史学，黄道炫老师当然也是历史学的，只有庆延一个人是社会学出身——而他做社会学，从博士论文开始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现代的一些社会学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所谓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其实都需要有一个历史学的底子在那里，我们才谈得起来。这些年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在中国学界非常显著：经济学早就有了经济史，社会学有了历史社会学，最近几年人大国关学院的一些老师，包括姚老师，又提出了历史政治学。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其实并没有过多去思考历史政治学、党史政治学这些概念，我从老师们的研究中得到很多启发，但自己并没有要去建构或阐释这样一个概念的想法。

我自己确实经历了从完整的历史学训练转入政治学工作的过程：本科、硕士、博士乃至两年博士后都在历史学领域，但后来转到政治学工作。到今天，我博士后出站二十二年，都是在政治学，而此前有十二年是在历史学。一个历史学出身、从来没有修读过一天政治学课程的人，现在却要当政治学老师、指导政治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政治学的课程，那我能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我其实是在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被迫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思考达不到贺老师和姚老师那个高度——他们是要去建构一个概念、一个理论的，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在自己一项一项具体的研究当中，怎么把历史学的训练和政治学的概念、理论、视野、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顺带说一下学科设置。大家可能都知道，2022年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做了一次调整，正是在那次调整中，中共党史从政治学的二级学科里被拿出来，变成了一个一级学科。政治学原来有七个二级学科，调整后变成十个。这个学科设置其实有很多问题，背后也有很多历史原因。在我看来，真正对理解和把握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就是四个：第一是政治学理论，这是最基础的，包括基本概念、理论、范式等；第二，我们是中国的政治学人，当然要关注中国政治；第三，要把中国政治放在比较的视野中，去看别的国家、对它们做类型学分析，这就是比较政治；第四是国际政治。至于那些“国字头”的二级学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再加上这次新增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说实话我一直搞不清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实质性区别。此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主要是为了彰显我们的政治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新增了国家治理，显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切相关；最后还增加了一个计算政治学，那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同仁们做出来的，主要是基于新的方法和研究技术。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前面那四个——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这也恰好与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高度吻合：西方大多数学校的政治学学科，基本上就由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这四大支柱撑起来。

现在人大团队又提出了历史政治学、党史政治学，对于这样一种尝试和努力，我非常钦佩，觉得他们很有勇气。但我还是想重复四年前的一句话。刚才两位老师讲的时候我查了一下，正好是四年前——2022年5月28日，也是在线上，杨光斌老师和姚中秋老师组织了一场关于历史政治学的讨论，主题叫“历史政治学的共识与反思”，规模比今天大得多。我当时的发言后来整理成笔谈发表，题目就叫《谨慎的喝彩》。“谨慎的喝彩”这五个字不是我发明的，是借用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话——他在那本很有名的《叫魂》里，针对中国传统官僚君主制用了这个说法。今天我仍然可以借这五个字，来表达我对党史政治学这种新的理论建构的看法。喝彩，是对两位老师的理论勇气和不懈努力、对他们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的肯定；但对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第一它能不能成立，第二它有没有真正实质性的意义，我其实是持保留态度的。

先说能否成立。在逻辑上，如果说党史政治学本质上就是用政治学的方法去研究党史、再反过来丰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设想我极其赞成——那么我们用政治学的方法去研究其他问题，是不是也都可以加上政治学的名称？研究清代历史叫清史政治学，研究美国历史叫美国史政治学，研究世界史叫世界史政治学？当然现在也有研究权力叫权力政治学、研究国家叫国家政治学、研究政党叫政党政治学的说法，但国家、政党、阶级、权力本身就是政治学最核心的议题，研究权力就叫权力政治学，那就是同义反复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使用了政治学的方法，就叫某某政治学，这在逻辑上至少是不够周延的。再说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次为了开会，我特意把姚老师和贺老师的两篇文章打印出来，在高铁上认真读、还做了很多批注。我一方面收获很多，另一方面也在想：如果把“党史政治学”这个标题拿掉，它还成不成立、还能不能给我们同样的启发？反复思考之后，我的结论是：还是可以的。不用这个概念，我仍然能从两篇文章中知道两位老师想说什么，也大体赞同他们所说的内容。

我把两位老师给我的启发总结为三个方面。在视野上，引入政治学视角之后，就不再孤立地看中共党史，而是要做横向和纵向的拓展：横向上把中共革命和法国、俄国的革命连接起来，把中国史和区域史、世界史连接起来；纵向上把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与中国近代两百多年、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乃至先秦以来三千多年的历史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来观照，在层级上又把中央、地区、市县乃至基层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些我完全赞同，两位老师的文章里也都讨论了。在方法上，既要有历史学搜集、分析、解读、整理资料的方法，也要有政治学的类型分析、概念建构和比较研究，在掌握了足够的资料和技术手段后还可以做一些量化研究，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启发，其实在议题的设定上：当我们带着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去研究中共党史，就能提炼出一些在很狭隘、很纯粹的党史研究中未必意识得到的议题。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本来就是党史研究一向关注的内容，但有了理论自觉之后，我们就不只是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中共固有的东西，而会把它和西方的代议制、两党制、多党制、竞争与妥协做比较；也不只是把群众路线看作中共固有的东西，而会把它与别的国家如何动员民众、如何把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连接起来去做比较。这样一来，我们就把那些实证性的内容放到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野中去观察——组织结构、政治动员、阶级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政治文化，都可以这样去分析。应星老师写过好几篇文章，探讨如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视野来观照中共党史。他特别提到要关注党的组织机制和精神气质两个层面。“精神气质”这种议题，做党史研究的人可能不大会想到，但从社会学传统看就会意识到它很重要：从韦伯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就关注精神气质；如果一种宗教可以有它的精神气质，那么一个政党、尤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可不可以有？

即便如此，这些启发是否一定要放在“党史政治学”这个名目之下，我还是持保留态度。我的基本看法是：它很好，但逻辑上的自洽性可能有点问题；它的意义，是不是非得提出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才能起到启迪作用，我也存疑。姚老师特别提到了政治哲学方面、德性方面的一些考虑，这些东西和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似乎也看不太出来。我自己很赞同把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党史研究，也写过几篇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但都是从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研究”的角度——如何拓展视野、丰富方法、做类型分析和概念提炼——我没有能力也并不打算提出一种新范式。不过，如果真的要把党史政治学作为引领党史研究的一种更高层面的理论自觉，我倒觉得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党史研究去思考、去探索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所实践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和西方非常不一样的现代政治文明，它的可能、意义、价值与限度。在这个意义上，党史政治学是有意义的。至于像贺老师讲的研究空间、研究动员、研究组织，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但未必要在党史政治学的名目之下来做——没有这个名目也不影响。就像黄道炫老师最近那本《铁水流》，对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组织运作的内在机理做了非常好的研究，他并没有标榜什么党史政治学，但正如贺老师所说，他的研究对做历史研究、做党史研究、做政治学研究的人都很有启发。

党史政治学如果要继续往前推进，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思考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和践行的那种独特的现代政治文明：它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忽略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党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无法真正理解今天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乃至精神气质。

孟庆延（主讲人 ·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今天来做这个分享，我其实诚惶诚恐。在座各位老师，都是我的前辈，我大概是今天年龄最小的。我自己大概从2011年左右开始，和应星老师一起从社会学、或者说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领域内的一系列问题。我其实并不想从学科的角度去展开讨论历史政治学、党史政治学这样一个新提出来的概念，因为在我看来，学科训练会以不同的范式塑造研究者的思维习惯，但与此同时，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本质上都围绕着人和人的活动及其产生的后果。制度也好、组织也好、国家、文明、社会也好，几乎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些年从历史政治学到党史政治学的相关文章，以及社会学界近十几年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我都身处其中，在进行具体研究的同时，也做过一些相应的理论与方法论讨论。不管学科的差别如何塑造我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更本质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学科工具或概念方式，能在何种意义上推进对中国历史、中共历史及其背后普遍性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所以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一些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革命研究的基础性想法。

我第一次和黄道炫老师见面，大概是2015年在《开放时代》的一个会上，当时有杨奎松老师的团队、王奇生老师、应星老师，还有郑振满老师他们的历史人类学团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的对话。由于我常年的研究围绕土改、围绕组织、围绕建国之后的合作化展开，这些议题天然带有某种历史属性，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和党史研究、历史学研究乃至部分政治学同仁有很多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党史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对社会学是有一些期待的：似乎历史学更擅长处理细节、考订史料而缺少理论；社会学则不那么重视材料而更看重模型、理论框架、范式和方法，于是好像期待社会科学能提供什么好用的工具。但以我从社会学的体会，这其实是一种“误会”。社会学能提供的，也许不是方法，也不是概念，而是当我们处理历史问题时，提问的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会与传统史学、党史研究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我们所受过的理论训练。

我举个例子。我自己读书时，读的书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历史学的书——陈寅恪先生写隋唐制度渊源和唐代政治史的那两部。他讨论府兵制、讨论科举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讲法。他追问科举制为什么从隋代开始、到武则天主政时期成为唯一的选官制度，他的解释是：“武周之代李唐，既为政治之变化，亦为社会之变迁”——这个制度在武则天时期成为唯一的选官制度，和当时的政治局面有关，而政治局面的背后，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斗争，而是关陇集团这一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集团所具有的不同精神气质。他讨论府兵制为什么衰败，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过去常说是常年不战、府兵废弛或挪作他用，而陈先生看到的是，府兵制本身首先不是军事制度，而是一种社会体制——从北朝起它就是部落军事体制，其实质是部落酋长制度。这套社会基础构成了它的军事力量，一旦社会基础没有了，府兵制就衰退了。我从陈先生的书里，反而看到了某种韦伯式的、或者说赫尔德以来德国历史主义式的分析色彩。后来我又去读研究陈寅恪的书，了解西学对他的影响、他在德国和美国游学时接受的新理论，以及他如何把这些理论与传统国学融合起来。这让我更确信：社会学不是提供一个好用的理论或方法，也不是提供一个直接可用的概念；所有文科背后的理论，实质上是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

回到社会学和我自己的研究。在社会学里研究政党，尤其是研究政党的历史，首先就面对一个问题。一般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社会不平等、社会组织形态、社会治理、社会行动，还包括性别问题、财富不平等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反而是社会学最应该研究的问题之一。因为政党是怎么出现的？它来自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有一种摆脱战争和流血冲突的方式，组成一种政治组织，去代表社会中某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把这种诉求表达出来、最后加以制度化和组织化。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从社会中来”的，它天然就是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社会学（sociology）最早被严复先生译为“群学”，就是关于群体和组织的学问。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们一方面长期受国家—社会二元框架这种分析范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整个文科里都很普遍，会天然地去看国家在哪、社会在哪，甚至往上再加一层，看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与互动。但反过来，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拉得更长，会发现中国的历史传统里不仅有“家国”的讲法，还有“家国一体”的现实传统，这个传统是有制度依托的，比如双轨政治，比如从家到家族、从家族到宗族、从宗族到社区，比如宰相一类官职体系的变化。这恰恰提醒我们：能否以国家和社会的截然两分来理解中国政治？如果不能，那么是否也不能完全用国家—社会的二分法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兴起之后构造现代国家的过程？我们需要整全性地去理解历史中的中国、理解中国国家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变化。

那么社会学的介入会带来哪些差别？我举些具体例子。这些年我一直和应星老师做研究，应老师更多围绕民主集中制和组织路线做了大量讨论，而我自己更多围绕土地革命、阶级划分以及社会思潮史的角度展开讨论。我当年做土改研究时还专门读过黄道炫老师的研究、李里峰老师关于华北土改的研究，受益匪浅。做土改研究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管是资源动员理论，还是国家—社会理论，还是用福柯的权力技术去理解土改中的诉苦，都已经有了大量研究——那我们再去做土改研究还能做什么？我自己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意识带有社会学色彩：我们怎么理解土改中的阶级问题？阶级既是政治理论也是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最基本的东西，同时还是一套社会政策。但我们过往在研究土改时，很少有人去追问，中国共产党在土改过程中应用的这套阶级划分标准究竟从何而来？它和马克思的经典阶级理论是什么关系？和苏联十月革命过程中对阶级理论的发展又是什么关系？它如何从社会科学知识、从一种关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变成了在中国具体社会结构中可以应用的一套政策？换句话说，阶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类方式。中国传统社会里本来就有大量既有的社会分类方式——血缘的、地缘的，还有商帮一类业缘的；而阶级这种方式，恰恰不完全是中国传统社会内生出来的。所以，当一种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社会、试图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性危机时，革命政党面对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引入一套新的概念、划分方式和知识体系来改变、解决或应对中国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概念做调试、实验、调整，进而制度化、组织化、技术化。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引出我的一个方法论关切：我们追问一项制度、追问它的政治文化时，不能天然地用今天已经形成的形态去解释它。历史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往前看，事情都已经发生完了，回头看“当初就是这样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发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不断通过基层社会的改造来应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同时也在完善和健全自身的组织建设。我们重要的研究方式或问题意识在于：在这个过程里，那些处于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纲领、概念、理论以及政治与社会理论，是如何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相互碰撞、相互改造的——阶级来了，宗族怎么办？传统的地缘划分怎么处理？士农工商这套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如何被调试和改造？费孝通先生所讲的那种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又如何被一种基于“同志”（comrade）的组织原则重新构造？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通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方式介入中共政治研究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想借此理解一项政治传统、一项政治文化的历史发生学，讲清楚观念与经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构——这是一个相互碰撞、不断改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恰恰就是刚才姚老师所讲的中共政治哲学、政党理论乃至组织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和各位老师阅读作品、各种场合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虽然没有围绕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做过专门讨论，但不同学科的人慢慢形成了对彼此的理解，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共识：研究中共党史，或者更广义地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有哪些基本问题要讨论，大家已经讨论得比较清楚，或者说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共同想法。后面的问题是，各个学科如何发动自身的优势去推进各自的研究。除了情感史、组织史、文化史、心灵史、思潮思想史、概念史等推进之外，我想特别强调两个点。一是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比较不只是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关系；即便在中国社会内部，当时普遍意义上的左翼思潮传入中国，在具体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路径——有从法国、德国传入的路径，有俄国的路径；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最早是从日本传入的，因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社会，其“共产主义”的主体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这些思潮传入中国内部之后，在湖湘、江浙、广东等不同地方，其传播的力度、广度和接受程度都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做更大范围的比较视野，有助于我们更整全性地认识中共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二是人的维度。前些年很多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者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今天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都喜欢关心制度、关心结构、关心机制，于是大家都在谈如何把人带回研究、把活的历史带回来。但我想说，关键在于到底把什么样的人带回来。历史是由具体的人的活动推动的，关键的制度变化背后是关键的担纲者群体。推动一项制度，背后至少有几个环节：制度的设计者、制度的实践者，以及制度作用于其上的那群人及其反馈。我们不能一股脑地说要把人带回来，而要识别在历史演进和制度演化背后最关键的那群人，去理解他们在历史场景中推动制度往前走的逻辑、实践方式以及内在动因和外在考虑——我觉得这是理解制度很重要的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其他的群体（包括普通人）的研究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去思考，我研究的“人”和“群体”在制度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同时，正如李里峰老师所讲，一个政党在漫长的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气质，那么这些政治文化、精神气质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具体政党中最重要的那些行动者和担纲者在实践过程中缔造出来的。我们能不能识别出制度的关键变化、组织结构的关键变化所在的那些节点，围绕这些节点去做比较研究、做事件分析、做人物更深入的精神世界的考察，我觉得这是把中共党史研究推向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在这个角度上，不管是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还是概念史、心灵史，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党史政治学，大家其实都有着共同的基本问题和问题意识，都已经识别到这些问题背后对于理解中国政治、理解现代中国及其可能蕴含的普遍性的重要性。所以党史政治学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性的、指引性的讨论。一方面我们可以围绕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做更多探讨；另一方面，不妨回到问题本身：面对中共革命和中共政党这样一个有着百年革命和执政经验的政治组织，它缔造了什么样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它们在实践中如何落地，又在政治哲学或政党理论的意义上具有哪些普遍性。不同学科都可以充分挖掘已有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在充分尊重史料的基础上把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一步。

我做研究的一个习惯，还是把这些讨论尽量落实在具体的研究上：讨论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时，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案例，把研究逻辑和思路呈现清楚。当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具体案例出现时，我们才能更有底气、更具体地去讨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党史政治学这些概念各自的内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可能的边界或范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黄道炫（总评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自己长期做历史研究，跟其他学科交流很少，所以今天听到这样一个交流之后觉得特别好。虽然像李老师说的，我们的背景多为历史学，但毕竟后来从事的专业不太一样，视角、方法、兴奋点都不一样，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角度，对我真的很有启发。我实在不敢说什么“总评”，大家讲得非常清楚，我就稍微讲一下我和大家可能形成对话的几个点，再用一点时间讲讲我自己的研究和感受。

贺老师这些年在政治学上很有建树，他提出的“政治势能”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做中共党史研究、或者在现实社会里生长，你会不断体会到这种政治势能、政治人的力量，但我们很少想到可以用这样一个概念去界定它，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具有建设性、非常到位。他刚才讨论的“概念从历史中增长”“政党与国家相互塑造”，我觉得“相互塑造”这一点特别重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时会用“全能型政党”来概括，但也许可以像贺老师提示的那样，用“塑造型政党”去讨论它——这样就和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竞争型、适应型的政党拉开了距离，而这种距离本身就有独特的、政治学意义上的讨论价值。他讲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举了五点，我对第五点——中国话语的形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新传统的诞生——会更有兴趣。我观察中共历史时，会特别关注它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观念和精神气质，而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恐怕正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传统其他政治力量、和现在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力量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

姚老师也是很有建树的一位，他的关注面比较广，比如新儒学的阐发，当年还有作为“微博大V”的那种能量。我还想说一件姚老师自己也许忘了的事：当年我出过一本关于蒋介石思想资源的书，姚老师作为“大V”推举了一把，使我那本书的销量迅速上升，现在要事后再感谢一下。姚老师特别强调中国这种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能量，以及由此带来的讨论空间，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这和我之前的理解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之前一般会认为，和传统比、和世界其他国家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政治体，或者说它生产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政治文化；而姚老师认为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恰恰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可能是视角、出发点的不一样——我们的出发点更多放在一个事实层面，而姚老师的出发点放在一个应然层面：中国共产党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们要赋予它这样的意义，或者说它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力量，这是具有前瞻性的。这种讨论虽然也许和我的观察不完全吻合，但真的很有意义——它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不必局限于一种经验，也许可以放开来做更大的推演。他讲到拓展政治学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中的德性问题和组织化问题，一个是推动政治哲学的研究，这一点我是衷心认同的。我想稍作补充：姚老师讲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德性问题和组织化问题时，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讲的；而我倒觉得，谈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其实离不开对德性的讨论，这两者恐怕不是分割的关系，而是合为一体、相互联动的关系。

李里峰老师的讨论很有意思。听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关于新革命史的那篇专论，那篇我也非常认同。我的感觉是，李老师这两个讨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特别强调，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有没有范式转换的意义。对新革命史这个概念，他是表示赞同的，我也赞同——因为它可以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去共同从事一项事业。学术有时需要埋头苦干，但有时确实也需要打出一面旗帜来凝聚力量，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现实中也能看到无数这样的案例。但作为学术研究，我们也可以提一个问题：党史政治学也好、新革命史也好，它是否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改变？是我们用政治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问题、然后就冠以这样一个名称，还是说我们讨论的方法、视野、问题真的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比如新文化史，和此前布罗代尔他们那种从社会史路径出发的结构主义讨论就很不一样；从政治史的路径，到社会史的路径，再到新文化史的路径，无论是方法、观察的角度、研究对象，还是底层的逻辑，都有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才当得起一个“新”的名称。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用“谨慎的喝彩”这样一种说法，它的意思和新革命史是一样的：大家可以聚集在一面旗帜下，我会为这样的声音喝彩，但在喝彩背后，也会有一个谨慎的怀疑——真的有那么不一样吗？是否足以让我们由此生产出一个概念，并承担起这种意义？我觉得李老师的这两个讨论是特别始终如一的，特别符合他的学术脉络，所以我很喜欢他这种坦诚而前后一致的见解。

庆延老师和我也有很多年的交往。他和应星老师团队对历史的态度始终如一、持续深挖。当年他们进入历史、进入党史学界，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正如李老师讲的，我们几个是学历史出身，而庆延、应星老师他们完全是从一个学科之外进入历史的。用了几年时间去接受历史学最基本的训练，下最基本的功夫。当然，他们路径还是和历史学不完全一样。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刚才庆延讲到历史学、讲到我们现在做学术要“把人带进来”。庆延关注的人，就不完全是我关注的人——他关注的，是能够对制度、对历史进程发生关键影响的那些人；应星老师也是这样，他会关注张国焘，关注刘少奇，关注毛泽东，他关注的是在历史节点上对历史进程发生过巨大影响的那些人，无论是对制度、社会、国家，还是整个党的体系。我当然也会关注这些人，这些确实是最重要的，但我同时会关注那些所谓的小人物，那些静默的声音，那些看不见的、不能发出声音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也许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作用，但他们也曾经作为一个存在体存在过；我会纯粹从关注一个存在体的角度去关注他，这不具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意义，但具有历史学的意义。历史学本质上会在意那些特殊性、那些变化、那些复杂性、那些断裂，会关注那些被社会科学同化过程中，通常被当作历史的“渣子”或异类而排除出去的部分——对我们来说，这些有时候恰恰是珍宝。

应星老师团队的研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那种整体性的理解。我们历史学的研究路径，通常是抓住一个事件做剖析，比较单一；而应星老师团队的研究，就像刚才庆延老师讲的，总是把那种很复杂的、问题的外延，尽最大努力去拓展，做一个整全性的理解。同时又特别强调动态的发生过程。“整全性理解”和“动态发生过程”看起来是一对有张力的概念，其实没有问题：整全性理解是研究的视野、研究的角度，动态发生过程是提醒不要先入为主——既要有整全性的、大的关照，又要从一支一脉、从细节、从过程去进入、去追索。也许可以说，这种方法，恰恰就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一条路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公认应星老师这个团队，是从其他领域进入历史相当成功的一个团队，这和他们的方法论是有关系的。

下面讲讲我自己的研究进路。说实在的，当年做中央苏区的时候，我没有试图去“进入”研究对象，那时候我完全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历史研究者，只在意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背后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要特别深入地进入研究对象本体的愿望。当时我反而是希望站得越远越好——我们历史学常讲，要离历史对象远一点，这样可以保持一种相对谨慎和客观的态度，这是长期以来、那个时代大家都会有的做法。但做完中央苏区、进入战时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之后，我开始怀疑之前那种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进入研究对象、不去了解这个研究对象的特质和它核心的圈层，那我们的研究就永远停在外面，我们的讨论只是一种表象的讨论。所以大概从2013年、从写《铁水流》开始，我就更在意去把捉研究对象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它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区别于传统政治力量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到底在哪里？这种核心的东西是怎么生成的，怎么在它的党员中落地，最后又怎么在国家和社会中落地？我特别在意这些问题。从宏观层面去做一个制度的、观念的研究当然有很多，但那种研究我觉得缺乏说服力，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所以我更希望从接受者的角度去看——上面有这样一个制度设计，这个制度设计最终要落实到无数的个体身上，他们怎么去感受到这种意愿、怎么去接受，这中间会有很多曲折。

这样的研究我一直想做，却一直找不到切入点，直到2017、18年看了一些日记之后，才发现日记里居然呈现了那么多当年那些党员的内心世界——一种心灵史，他们怎么接受，怎么被教化，怎么被改变的过程，于是写了两篇文章。所以我一再讲，我写“心灵史”完全不是一个方法上的尝试，心灵史只是我去理解这个研究实体所需要的一个载体；不是我提供的研究方法，更不是一个研究概念，它只是我研究的一个角度、一个载体而已。我之所以做心灵史，包括做情感、做组织，其实都是要回应刚才庆延所讲的——去回应这个党真正成为这个党的那些实质性的、灵魂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才可能是真正进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我的研究对象的途径。刚才秋风老师讲组织，我就会想到：其实现代社会本身就是高度组织化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政治力量，甚至社会组织，相比传统社会都是如此。这种组织架构、组织体系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你都看得见。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和国民党相比，组织架构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政治力？这种政治力的来源在哪里？我更认为，它来自一套观念体系——当然这是从历史角度讲的，现实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变化。是它的观念体系、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精神气质、它的政治文化，造就了一些不一样的党人，而它的组织真正落地，正是靠这些党人去完成的，这些党人的背后，是有一套逻辑、一套理念的，正是他们灌注了这个组织以灵魂，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如此具有生命力。而这套理念的来源和生产，我也会特别在意。正如秋风老师讲的，我们要去研究原点；这个原点其实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中国共产党当然会有不断的创造、发展和生成，但它的原点、它最初的逻辑，还是来自马克思，所以研读马克思，真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环。

总的来说，今天的讨论我想到两点。第一，这些年大家都在讲社会科学在看向历史学、向历史寻找资源，甚至有老师用“转向”这个词；而我的观察是，这些年历史学的研究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社会科学转向。这种转向有很好的地方，但历史学也有需要谨记的地方：当我们向社会科学看齐、去寻找结构、机制和连续性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掉历史学那种学科的主体——特殊性、复杂性、变化和断裂。这两者一定要结合，绝对不能强调一方就忘掉了另一方，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历史学的主体性。我之所以强调历史学的主体性，是因为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里，大概只有历史学还保持着我刚才讲的那样一种对个体性、特殊性的高度关注；如果我们失去了历史学的传统，那等于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多样性也就随之失去了。所以这里面保存的，不仅仅是历史学本身，而是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多样性。第二，我特别同意刚才几位老师讲到的：中共历史的研究确实是最具有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可能的；如果连中共的历史我们都做不好，那真的是有愧的。

贺东航（补充与答谢 ·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感谢黄老师的总结，也谢谢姚中秋老师、李里峰老师和孟庆延老师今晚的精彩发言。尤其是孟庆延老师刚才提到，我们不必抽象地讨论“党史政治学”四个字，而是在尝试寻找中共党史中那些可以转化为政治学问题、政治学概念和政治学理论的核心议题。我非常赞同。一个概念能否成立，最终在于它是否提出真正有延展性的研究议题。
我觉得，今晚这场“党史政治学”圆桌讨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共识：刚才姚中秋老师从中国共产党的“德性”来谈，李里峰老师提到中共的“精神气质”，黄道炫老师则长期从“心灵史”的角度研究中共革命阵营中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改造和政治文化。几位老师的讨论其实共同提示我：党史政治学完全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精神运行机制”或“中共精神塑造力”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切身感受。大约六年前，我曾承担一门关于中国革命精神的专题课。当时我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精气神”其实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后来，我以周恩来作为具象载体来展开研究。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锻造出一支信念坚定、纪律严格、组织严密的干部队伍。革命也是一种精神塑造和政治人格的锻造。如应星教授所说的，要经过一整套严苛的“修理”和“洗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在讲授这一专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似乎具有很强的情境代入能力，这成为我后续学术研究的重要灵感来源。党史研究如果只有制度、路线、会议和组织结构，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入人的内心世界，进入干部的精神结构，进入革命者如何被塑造、被锻造、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点上，黄道炫老师的《铁水流》给我很大启发。黄老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革命理念如何进入内心世界，并外化为具体行动？干部的主体意识如何与党的意志发生互动？这个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黄老师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养成、组织规训、整风、婚姻限制、心灵史等问题的分析，实际上提示我们：中共的干部规训不仅指向组织纪律和行为服从，也包含理性信服、情感皈依、价值认同与党性塑造等更深层的精神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不只是外在制度和纪律的产物，也是思想、情感、信仰、德性和政治文化共同塑造的结果。
这些年，我一直尝试使用“政治势能化的干部”这一概念，就是想说明中国共产党干部不同于韦伯意义上仅承担行政履职任务的中性官僚或普通公职人员。这里的“政”，代表坚定的政治立场、清晰的政治路线、规范的组织原则和高度的政治忠诚；这里的“势”，则代表经过革命淬炼所形成的政治势能、精神气场、组织态势和治理能力。换言之，中共干部不是简单执行行政命令的人，而是承载党的政治路线、组织文化、革命情感和治理经验的政治行动者。例如，1949年南下干部与新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关系，我认为，南下干部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政治势能化的干部”，能携带和承载的隐性政治文化传导、精神势能移植、政党气质复制的核心价值，这些人已经在前一阶段革命系统中完成了政治认同和行动伦理的塑造，而这恰恰是1949年新中国能够快速整合南北异质空间、完成超大规模国家统一建构的关键中国路径。

因此，我觉得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塑造力”或“中国共产党精神运行机制”的研究，可以补充传统政治学偏重制度、权力和组织结构的不足，成为党史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关于中共这个政治主体的精神世界的研究，黄老师写了不少文章探讨。

第二个值得继续讨论的议题，是李里峰老师刚才提到的“共产主义文明”或“新传统”问题。“中国共产主义文明”这个概念，是应星教授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遗憾的是，有些人一看到“共产主义文明”这样的表达，就容易把它理解为官方话语。我后来尝试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时期‘新传统’”。我的基本想法是，中共在革命、建国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的制度传统、行为传统、组织传统和治理传统。如果从党史政治学的视角看，“新传统’”可以成为另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今晚的讨论已经提示了几个非常值得继续推进的方向：比如中共的德性与组织化问题、中共的精神气质与心灵史问题、中共精神塑造力问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时期“新传统”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哲学、有理论、有政治文化、有组织生命力的政党，如何在百年历史中形成独特的政治主体性？
我就补充这些，不当之处，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再次感谢四位老师今晚的精彩发言，也感谢各位青年学友的参与。

王旭（主持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感谢各位老师精彩的发言，从不同维度检讨了党史政治学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中共党史、中国政治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也加强了党史政治学这一方法论的学理价值。党史政治学的核心要义是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程为经验场域，运用政治学理论工具与分析方法，挖掘党史蕴含的政治逻辑、制度机理与治理规律，实现党史研究的学理化升级与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落地。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党史研究重史实梳理、轻理论阐释，以及本土政治学研究过度依托西方理论、适配性不足的双重困境。
不同于侧重史实考证的传统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跳出碎片化叙事，以政治性、历史性、本土性为核心特质，聚焦政党建设、国家建构、政策变迁、治理演进等核心议题，探究党史实践背后的权力运行、组织逻辑与制度生成机制。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新型方法论，党史政治学既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维度与学术深度，推动党史研究从史料梳理走向理论建构，也为中国政治学扎根本土实践、摆脱西方理论范式桎梏提供了重要支撑，或许可以成为学理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解读中国制度优势重要的学术载体。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老师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会。

来源：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RRlPg9wy-bztThMFK041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