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北大等五所高校学生右派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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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几所高校学生右派的集体回忆

郭力


1957年反右运动中，高校因是知识分子聚集地而成为运动重镇。很多年轻学子陷入罗网。这些学生因单纯的一腔报国情，毫无功利心的建言献策，给自己带来了二十年的屈辱人生。
1978年，“55号文件”下达，学生右派们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他们获得了改正，政治上重获新生，很多人被落实政策，重新安排了专业对口的工作，而此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也已经年届不惑。为了找回二十年蹉跎的时光，也为了给之前亏欠的家庭更好的生活，他们都倾尽全力夙兴夜寐地投入工作，尽管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所获得的待遇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被那个时代无情践踏过青春的受难者，他们的人生是问心无愧的。

上世纪90年代，学生右派们陆续退休。进入暮年的他们，开始回顾过往：1957年的青春热血、风雨苍黄，划入另类后的屈辱磨难，坎坷蹉跎，拨乱反正后的劫后重生，凤凰涅槃，他们的跌宕荣辱是国家民族曲折历史的缩影。

从本世纪初开始，几所高校的学生右派们启动了集体回忆，他们以个人不同视角的回忆，还原了相对完整的各自学校的1957，而他们在1957年之后的个人痛史，也是那个年代另类群体的真实写照。这种集体回忆，给高校反右运动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中，率先回顾历史，写出1957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回忆文章的是著名的学生右派，北大57年鸣放（史称“5·19运动”）学生同人社团“百花学社”的组织者陈奉孝，在1998年5月19日，“5·19运动”41周年纪念日，陈奉孝写出了《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①，文章回顾了“5·19运动”的梗概和重要事件，并记述了他个人以及他所了解的一些学生右派的惨痛遭遇。

1998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对于北大右派群体，则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以记录北大右派言论为主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出版，钱理群教授为此书作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文章中这样评价1957年北京大学的右派言论：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钱理群由此提出，“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和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钱理群对“57思想遗产”的高度评价和建立“1957年学”的倡导，很快在北大右派群体中获得了呼应。紧随陈奉孝之后，北大著名学生右派张元勋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文章详细记录了作为诗友和《红楼》刊物编辑，张元勋与林昭的交往，“5·19运动”中林昭思想的起伏变化，以及张元勋在1966年奋不顾身的大义之举——探望狱中林昭，为林昭之死做了最真实而厚重的背书③。北大第一学生右派谭天荣也写出了自己的回忆文章《没有情节的故事》，文章记录了自己从1956年至1957年对于物理学、对于斯大林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更追述了自己在后来的劳改生涯中坚持不懈的学习和思考过程，彰显出谭天荣的鲜明个性和独特心路历程④。

林昭在“5·19运动”中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后来，却以她飞蛾扑火的反抗、牺牲和振聋发聩、入木三分的深刻思考成为北大右派中最为著名的旗帜性人物。从本世纪初起，对林昭的回忆和纪念成为挖掘57右派思想遗产，祭奠民主自由先烈的重要途径与典礼。北京大学的很多学生右派参与了对林昭的回忆和纪念，2000年出版的许觉民编《追寻林昭》一书收录了林昭北大同学、右派学生张元勋、张玲、刘发清、羊华荣、孙文铄、邓荫柯的回忆。2005年12月，沈泽宜在中文系54级同学内部交流的刊物《五四通讯》上发表《我和林昭》，回忆了在校时与林昭交往的点点滴滴以及得知林昭牺牲噩耗后的哀思与愧悔。2005年，谭天荣也写出了《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⑤，记录了从1954年到1957年他与林昭作为异性朋友在文学、哲学等共同爱好上的品评和交流，他对林昭个性特点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令人印象深刻。

2005年，陈奉孝出版了回忆录《梦断未名湖》，2007年，物理系55级右派学生王书瑶出版了回忆录《燕园风雨铸人生》，陈、王二人都是被劳教、劳改的右派学生，两本书都是记录反右运动的重磅之作。陈奉孝的回忆主要着眼于他在入狱之后的惨烈遭遇，王书瑶的回忆则对“5·19运动”和北大右派学生的重要人物有浓墨重彩的介绍与评论。

2004年，张元勋在明报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2010年出版该书补充版；2010年，沈泽宜在天行健出版社出版回忆录《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是怎样炼成的》，这两位中文系最著名的右派学生从各自的角度回顾了风云激荡的“5·19运动”，在珍贵的史料中也流露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恩怨情仇。

2006年，北大气象专业53级右派学生胡伯威的个人回忆录《青春〮北大》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笔者看过的北大校友个人回忆录中最好的一本，党史专家高华曾为此书撰写了书评《“思想”的累与痛》，高华认为：胡伯威回忆录的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五十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到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从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起，有更多的北大右派学生加入了集体回忆，数学系学生孙传仪、物理系学生燕遯符、博绳武、沈志庸、宋林松、张效政，化学系学生纪增善，地质地理系学生俞庆水、陈光寒，中文系学生王国乡，哲学系学生黄学诗等都撰写回忆文章发表于民间期刊，2009年，博绳武等编辑了回忆文集《抹不掉的一页校史——北大“五一九运动”专辑》，收录了王书瑶、王国乡等十三位右派学生的回忆文章。2010年，纪增善、博绳武等主持了1957年鸣放同人刊物《广场——北大民主墙专辑》的重印，使几乎绝迹的历史文献重现于世。同年10月和12月，纪增善等还编辑了《百花广场》第二辑和第三辑，主要收录1957年鸣放中北大的一些重要大字报，以及一些“5·19运动”的回忆研究文章。2011年2月和5月，又编辑出版了《百花广场》第四辑和第五辑，内容除反右运动研究文章外，有多篇关于张元勋、沈泽宜、谭天荣之间矛盾纠葛的争论，也反映了北大右派学生始于1957年的一些恩怨。

2009年2月，由陈奉孝、王书瑶策划，民间历史研究者朱毅担任制片的五集纪录片《北大五一九》开机摄制，这部170分钟分为五集的纪录片历时五年才摄制完成。“5·19运动”的重要人物陈奉孝、杨路、张景中、沈泽宜、张元勋、谭天荣、王国乡，还有在“5·19运动”中写出大字报《利己主义者宣言》的物理系右派学生王存心——他的大字报被认为理论水平最高，以及“5·19运动”的活跃分子物理系右派学生岑超南、燕遯符，前述加入反右集体回忆的学生右派孙传仪、博绳武、俞庆水等都参与了记录片的拍摄，提供了他们的回忆和反思，这是国内唯一一部记录反右运动重大事件的纪录片，也是北大右派集体回忆的珍贵成果。

岑超南、王书瑶、博绳武、纪增善等北大右派与居香港的反右运动研究者武宜三，于2010年在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了《北大精神 五七绽放》一书，书中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大学反右运动简介”“《广场》油印版的重印”“死难的北大右派分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名录”等，其中的“右派分子名录”尤其珍贵，几位编者通过向同学、校友广泛征集信息的方式，搜集到五百多位北大右派的个人信息，编辑成“名录”，这份名录尽管有在所难免的错误和疏漏，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为笔者建立北大右派档案提供了难得的底本材料。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右派的集体回忆主要在中文系右派学生中进行。

北师大中文系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重镇，著名教授中有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俞敏、穆木天、彭慧、启功等先后被划为右派，学生中更有众多不幸者入彀，重中之重的中文系53级，200多名学生中划右57人，涉右受到各种处分的72人，成为当时重点批判的典型。

或许是因为冤屈最深，受害最重，数十年后痛定思痛的回忆与反思即由53级右派女生雷一宁发起。

雷一宁，广西南宁人，出身于书香世家。1953年考入母亲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受到批判的校友仗义执言而被划为右派。毕业后被发配青海，历经坎坷。右派改正后调回家乡广西，后赴美定居。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收录了1957年北大右派言论的文集《原上草》出版，钱理群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钱理群教授对1957年右派学生的思考和探索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对“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感到沉重难言。旅居美国的雷一宁看到钱理群教授的感言，深深震撼。她提笔写下了回忆文章《为了悲剧不再重演》，试图从学生右派的角度真实记录反右运动。雷一宁由此欲罢不能，为了留下更为完整全面的历史记录，她开始发起同窗难友的集体回忆。

雷一宁在本世纪初给众多难友同学发出了约稿函，并约请国内的难友俞安国作为大陆的组稿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收集到19位作者的24篇文章，作者中除一位俄语系学生右派、一位右派子女外，其他均为中文系学生右派。文章结集为《不肯沉睡的记忆——57学子的往事》，于2006年1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文集中的回忆记录了很多北师大反右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如：最活跃的学生社团“底层之声”和“苦药”社的成立过程以及各项活动，北大学生的“民主接力棒”传递到北师大的过程，”底层之声“的十八位学生去访问胡耀邦的经历，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在大字报《我的呼吁》中揭露校领导何锡麟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也是北师大鸣放的导火索），《教师报》记者对中文系四位学生采访之后歪曲事实，罗织罪名写出大批判文章，反右斗争中生物系一级教授武兆发受到人格侮辱和批斗，不堪凌辱愤而自杀。反右中对坚决不认罪，在批斗会上昂然直立不低头的俄语系女生谢昕的批斗，运动中的冤案“天水心”事件和“严景煦打人”事件。

文集中的作者划为另类后的遭遇各有不同，有人被升级为反革命遣送劳动教养，有人被发配边远地区以负罪身份苦熬岁月。在文革中他们再次成为批斗对象，备受侮辱。右派女生沈巧珍在文革初期受尽批斗酷刑之后，抛下两个年幼的儿女投河自尽。右派陈绍武在1958年被送劳动教养，文革中被遣送农村老家，1976年又因所谓“反动言论”二次入狱，被无辜关押数月后无罪释放。

北师大反右的受难者并不仅有中文系学生群体，因此文集在附录中补充收录了记录师大数学系系主任、著名教授傅种孙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蛮横无理的荒唐批判，在1962年初含恨去世的惨痛往事，以及中文系教授启功关于自己被中国画院补划为右派的自述。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师大反右运动的实况，附录中还收录了1957年鸣放中影响较大的几张大字报和批判文章的原文。

2011年，为了更详实和全面地记录北师大的57历史，雷一宁等人又组编了《“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上、下），这套书收录了更多极具历史价值的资料。在上册中，收录了当年一些重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诸如几位著名右派教授黄药眠、陶大镛、钟敬文、傅种孙、董渭川、武兆发、穆木天、朱启贤等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中文系学生范亦豪等在《人民日报》6·8社论后质疑和反驳社论的重要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

上册还发表了雷一宁和中文系53级右派学生谷兴云的重要文章，雷一宁的《北京师范大学在1957》对母校校史中对于57历史的虚美掩恶提出了尖锐批评和质疑，她根据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编写了一份力求还原历史真相的北师大1957年大事记，在校方官修大事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历史事实，并列出了信息来源。尽管这种补充只是基于作者有限度的了解，难免有所疏漏，但是从亲历者的角度努力记录真实历史的态度却彰显了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与校友对母校爱之深、责之切的赤诚情怀。

谷兴云的文章《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记述了一个57学生社团“苦药社”的成立，言行活动，被声讨批判，被问罪和惩罚，右派改正后的追问，并附有因“苦药社”案罹祸的右派分子名录。难得的是，本书下册还收录了另外几个“苦药社”成员冯三浩、陈力、郑景星、薛若安等关于“苦药社”的回忆，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苦药社”的概貌。

57学生社团在整风鸣放中在多所高校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作为高校反右研究者，笔者从“苦药社”的回忆中了解到一些很有意义的史实：“苦药社”的代表作品“新今古奇观”直接受到北大中文系鸣放中的讽喻作品《新儒林外史》的影响和启发，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半文半白的语言批评“三害”现象和政治运动造成的恶果。“苦药社”成员的一项重要活动是采访学校的老教授包括校领导，而他们的采访都获得了教授们比较热情的回应，而且一些教授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评和质疑，反观北京大学，鸣放中的一些激进学生也曾采访系里的教授，征求他们对整风的意见和看法，但北大的教授对此大都谨慎以对，或不表态或劝诫学生的激进。从这种不同态度的对比中我们或可探究这种差异的缘由。

北师大57历史回顾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的积极分子学生王得后的反思，《“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下册收录了他的文章《负荆请罪也枉然》，作为反右运动中的左派学生，王得后奉命写了对“苦药社”的批判文章《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该文收入1957年10月出版的《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文章的语言粗鄙，描述带有很强的侮辱性，将同学间的正常恋爱说成是“勾搭”“无耻”，将政治热情和要求民主说成是“政治上的反动”，将整风中对“三害”的批评和争论说成是“猖狂向党进攻”，上纲上线，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而在数十年后，作者王得后却对当年的奉命之作表示了深刻的忏悔和反思。他说：那时我对于老师和同学的“非罪而遭冤”，竟被麻醉得毫无感觉。我们在小会大会上批判过他们，我们“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地批判过他们。……我参加了整理他们材料的“工作”，我记得，我奉命写了一篇控诉他们“罪行”的报道，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记忆是这样欺骗着我，使我虽然知道有罪过，却不记得是这样卑污这样难堪的文字，那题目就是一个时代的罪孽的缩影：《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所谓“落后”是污言秽语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所谓“政治上的反动”，列举的事例都是对于个别党员、个别团员、个别积极分子的批评。

王得后反省自己说：我父亲出身黄埔四期，我的出身也就复杂而反动，我从记事就不喜欢我的家，它阴沉而恐怖。当故乡解放，我单身远离家庭到南昌复学的时候，一位南下干部的一堂“社会发展史”的报告，就把我解放出来，使我从此坚定地背叛了我出身的“反动家庭—反动阶级”。……而也是这一点，竟至于使我不仅相信了“阶级斗争”，也相信了对“反动阶级”的“毫不留情”的斗争，遇到疑惑即检讨自己的“觉悟不高”，“阶级烙印”太深，自觉“改造”自己。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适”“反胡风”“肃反”“反右”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中，当党指出谁是敌人的时候，我既已“六亲不认”，何况同学同窗！我整理的这篇文字，之所以这么“刻毒”，正是我当时这样的阶级意识的必然投射，是我所受教化的成果。

王得后说：当母校百年华诞的时候，在一片尽情虚夸荣耀的气氛中，我着意写下校史中那刻意隐瞒的一页，也写出多年咬啮我的心的负罪感，我知道：含冤的同窗，死的死了，忍辱挣扎苦苦熬过来的学长肉体和内心的苦痛无法弥补了。我负荆请罪有什么用呢？什么用也没有。但我还是写了。我必须“代表我自己”祭奠死去的冤魂，向大难不死的学长公开道歉。我不能不负应负的责任，哪怕它像我的生命卑微得像一粒尘埃⑥。

我为王得后学长这篇锥心泣血的反思和忏悔文字而震撼，反右运动中，这样的批判文章不计其数，然而却罕有文章的作者为此忏悔反思，很多人认为那只是奉命之作，大环境下随波逐流而已。笔者接触到的很多政治运动亲历者认为应该忏悔和被追究的应该是领导者、发动者，作为个体的一般人没有必要承担责任。像王得后学长这样的态度和举措殊为难得，它代表着一个民族良知的觉醒程度。

在北师大的右派学生中，我仅拜访过范亦豪老师。他也是一个极具反思精神的前辈。在他的个人回忆录《命运变奏曲》中，他不是仅仅诉说被划成右派的遭遇，而是真诚地追溯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检举了自己的老师认识胡风分子阿垅，在肃反运动中担任了班级领导小组成员，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批斗会，之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为了你的“进步”，出卖了真心爱护你的老师，这个“进步”不龌龊吗？我参与了对许多无辜同学残酷的伤害。我不能以听了领导的话为借口，那将违背自己的良心⑦。在我拜访这位可敬的前辈和他忠贞不渝的妻子王世樵老师时，再次被他坦荡纯粹的人格力量和他们夫妇童话般的美好爱情深深感动。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1957年鸣放和反右中与北京大学交集最多的高校。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2班的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了大鸣大放的序幕。在“5·19”之后的几天中，很多重磅大字报接连贴出，尖锐犀利的观点在燕园引发强烈震荡。南开大学物理系53级学生彭敏修、何华昕、金怀诚等人因在1956年参加北大物理系的“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项目来到北大学习，他们看到大字报后非常震撼，即刻想到将大字报的内容介绍给母校南开的同学，彭敏修等于5月22日抄写了北大物理系谭天荣、刘奇弟，中文系张元勋、沈泽宜、王国乡等人的大字报十余张，于5月24日寄到南开，南开大学物理系53级团支部书记凌榴亭于当天在南开贴出了北大系列大字报的抄件，并加了导语，此举引起南开大学和周边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师生的强烈反映，这几所大学的鸣放由此拉开序幕。

在南开，北大大字报引发的左、右交锋非常激烈，南开校方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控制局面，有记载说当时南开广播站说北大已处于“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情绪激烈的学生感觉受到压制而气愤苦闷，于是，有人写信给谭天荣——因为他的大字报影响最大，请求北大学生去天津介绍北大情况，支援南开等校鸣放。于是，谭天荣、刘奇弟、沈泽宜、数学系杨路、梁次平等五人于6月2日赴天津，张景中随后而去，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进行了数场演讲交流。其中谭天荣的演讲《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最为轰动，一时间成为南开广泛议论的最热门话题。

近六十年后，当年耳闻目睹了北大谭天荣等人在南开演讲的南开历史系助教陈生玺、学生张镇强——他们都被划为右派，主编了南开右派的回忆文集《抹不去的历史记忆》，文集收录了十五位右派的十九篇文章，与其他几所高校有所不同的是，南开的集体回忆不是由右派学生，而是由当年的助教陈生玺发起的。

笔者联系到陈生玺先生时他已是90高龄的老人，是南开历史系的退休教授，对于1957年在南开发生的一切，他记忆犹新，他对笔者说：你们北大谭天荣他们来南开演讲，十分轰动，我当时就在现场。时隔六十多年，仍能感觉到陈生玺在那个历史时刻燃烧的激情。

《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几乎每篇文章都会谈到北京大学的“民主接力棒”大字报和北大谭天荣、刘奇弟等在南开的演讲。

陈生玺回忆：谭天荣提出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公开说苏联《真理报》是一条封锁真理的长城，并大谈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引起学生极大兴趣，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形势相当活跃⑧。

历史系56级学生张云鹏回忆：谭天荣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时间成了南开广泛议论的最热门话题，赞成其观点的有，称其为博学奇才的有，但反对的似乎更多，争辩中为了增加各自的说服力，都去找经典著作，尤其是黑格尔的著作（因谭天荣多次引用）来读⑨。

中文系55级学生张步明回忆：谭天荣极力赞颂黑格尔和恩格斯，，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我认为，谭天荣作为青年学生的探讨和独立思考的勇气，“我们党”是应该鼓励和赞扬的。谭天荣热情似火，在大中路人工湖旁相见紧紧拥抱，口称“我们都是亲兄弟”，天真而激情⑩！

历史系调干生桑健因力挺谭天荣而闻名全校。他连续写了十几篇大字报支持谭天荣，桑健说：听了谭天荣的演讲和看了他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后，我感到了青年人的特点，即学习、思考、大胆创造的精神在灿烂发光，尽管他还有些自高自大，但他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在青年中的最积极的体现者⑪。

南开鸣放中，影响较大的是数学系教授程京事件，陈生玺回忆：程京是数学系一名教授，曾留学英国，据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刺激，导致精神失常。数学系学生针对此事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巨大的悲剧》，把程京比作《夜半歌声》电影中的宋丹萍，说：“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南开园把人变成鬼”，……叙述思想改造对程京迫害的过程，一时轰动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演讲的谭天荣，也了解到程京教授的遭遇，他在从南开回北大后写的大字报《第二株毒草》中说：程京教授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获得三个博士学位，是一位对相对论有过贡献的物理学家。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1950年遇到思想改造运动，他遭受了各种人身攻击，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街。这位33岁的年轻人心灵受到了残酷的伤害，现在在南大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人，像“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这就是当年的哲学博士，这就是当年的物理学教授——程京⑫。

南开大学鸣放中的另一个焦点，是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去世的1895年就停止了发展”的观点。他还对世界史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后普遍、必经的一个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就停止了发展”的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党报的关注。1957年4月21~22日《人民日报》在刊载了雷海宗教授的发言后加注“编者按”说：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

在政治上并不敏感的雷海宗教授，没有感觉到《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认为既是鸣放，就应该发表真实看法，他给《人民日报》写信，坚持并进一步申述了自己的观点，全然没有想到这样的态度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⑬。

《人民日报》6·8社论发表后，南开反右运动开始。众多与北大“民主接力棒”和谭天荣等在南开演讲有关系的学生被划为右派。

将北大“民主接力棒”在南开张贴的物理系学生凌榴亭在此之后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仍被划右。凌榴亭曾给笔者寄来他的回忆录《我本无罪》，记述了他因在南开“点火”带来的遭遇。

写了多篇大字报支持谭天荣的历史系学生桑健，成为名列榜首的南开学生右派，他遭到全校性的批判，并被开除学籍，遣送劳动教养。

写信邀请北大学生去南开演讲的化学系学生杜庆林被划为极右，受到被遣送劳教的处理。写大字报赞成谭天荣来南开演讲的历史系学生张镇强、张云鹏被划为右派，受到劳动察看处分。

接待和陪同北大几位学生在南开演讲的中文系学生施建伟、刘立文被划为右派。施建伟被划为右派时年仅18岁。在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记党的捍卫者和青年的败类》一书中，有一篇文章《从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成右派分子——记施建伟堕落的前后》，将施建伟作为青年的败类进行批判。

起草了为程京教授鸣冤的大字报《巨大的悲剧》的物理系学生张数玄被划为右派，导致了二十年厄运。

雷海宗教授因极高的学术地位，在反右之初本没有受到触及，但因为康生在一次会议上点名说：天津为什么没有批判雷海宗，于是罹祸入彀。在老师成为众矢之的的险恶环境里，雷海宗的研究生王敦书始终一言未发，没有揭发批判过老师一个字。王敦书因此也被划为右派。

1958年右派处分后，受到“劳动考察”处分的右派学生、研究生和助教约五六十人，被发配到天津郊区双林农场劳动。右派们都期待以拼命努力的劳动和违心的自诬——深刻检查来证明自己，摆脱另类的命运，然而事实远比想像要残酷，这两年的劳动对很多亲历者来说是噩梦一般的经历。原因是右派的监管者挑动右派们互相揭发批判，中文系右派学生张步明说：到了双林农场，如同放置于罗马决斗场，“分化”“瓦解”右派的魔法大有功效，右派兄弟们为了生存，为了早日回校读书，展开了“狗咬狗”式的决斗⑭。由于被难友检举揭发，张步明被升格为反革命分子，遣送劳动教养。中文系55级右派学生汪正章回忆自己被物理系、数学系、中文系几位难友多次告密，结果被升级为“反动学生”，受到劳动教养三年的处理。

笔者曾经采访到中文系56级右派学生施建伟，谈起自己划为右派后所见识到的人性异化，他的痛苦和愤懑溢于言表。施建伟1956年考入南开中文系时年仅17岁，1957年鸣放时，他接待了北大去南开演讲的学生，欣赏他们的独立思考，对民主自由的探索追求。他与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反右运动伊始，便成为被批判对象，揭发者把北大的学生刊物《广场》移植到南开，凭空捏造出一个“广场诗派”，施建伟成了“广场诗派”的骨干。

当年仅18岁的施建伟是班里的小弟弟，他视其他同学为兄姐，但他落难之后，班上的兄姐们均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同班的调干生尹琪写了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的文章《从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成右派分子——记施建伟堕落的前后》，刊登于前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反右文集中。而直到文革后，尹琪对自己当年的落井下石之作全无北师大王得后那样的愧疚和忏悔，他对施建伟的家人说：建伟当年年轻幼稚，所以犯错。

施建伟对自己在双林农场劳动考察期间亲身经历的右派互害氛围深恶痛绝。他回忆说：意识形态专政就是通过右派小组长这群代理人内奸在右派改造的集中点成功地造就了一种集体自虐的语境。在这种非人化的集体沦陷中，人性中的负面元素，被激发出来，被放大。背叛、告密、陷害，毒化了整个氛围，在弥漫着猜疑、不信任的邪恶空气中，神经正常的人会感到极度地心理窒息和精神崩溃。施建伟因抵抗右派小组长天天逼迫他暴露思想，被打成反改造分子，1960年，被农场召开的批判会批判。

他说：想不到右派整右派，其火力的猛烈程度一定也不比1957年逊色。只是与1957年的二三千人的全校大会相比，1960年的反改造批判会规模要小得多，但对我精神上的伤害，却远远超过1957年。这使我意识到，在暴力和谎言的共犯结构面前，或者，因向他归顺而失去最后的尊严，或者坚守到最后，被碾得粉身碎骨，二者必归其一⑮。

令施建伟和难友们心寒齿冷的还有反右的受益者们在文革之后的表现，张云鹏回忆：历史系56级共90名同学，被划为右派的竟有15名，其中开除学籍被劳动教养的2名，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6名，右派的数量在全校各个年级中是最多的，处分也是最重的，而这个年级正是由于反右的这份功绩和出色的表现，在毕业分配时竟有14人留校，创南开历史上一个年级同时留校人数最多的记录。张云鹏说：时至今日，当年年级反右的决策者和追随者，你们对当时的所作所为，认为是光荣呢，还是感到不安？反正从来没有一人当众向我们道歉，也没有一人背后向我说一声“对不起”⑯。

施建伟深情回忆老师李何林先生在自己落难中和改正后有多次关照和提携，1990年8月，李何林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施建伟去南开参加李何林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回忆：在那次研讨会上，我见到了反右中落难的右派难友们，我们感慨万千地合影留念，同时也见到了许多当年欲置右派于死地而后快的卫道士，使我愤慨的是，没人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更使我感到悲哀的是，极个别受害者仿佛仍生活在反右的语境中，竟当众感谢反右执行者1957年对他们的帮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拍案而起，因为这毕竟是1990年，反右过去33年了。

施建伟痛彻心扉地说：南开，我真不该回来，我不敢对这块埋葬着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和理想的墓地再多看一眼，我不敢再在当年的屠场前，再多停留片刻。南开，我怀念你，我也为你羞愧，因为你和当年的所有高校一样，无法幸免地参与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又一次精神大虐杀，你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祭坛⑰。

具有真性情的施建伟是我见到的对北大“5·19运动”最具认同和敬意的外校学生右派。他多次说：“5·19”不仅是属于你们北大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数年来的5月19日，他都会发来信息：今天是5·19，向北大致敬！

武汉大学（中文系）

武汉大学右派的集体回忆，是在中文系右派学生中展开的。

与北大、北师大、南开几所院校相似，武汉大学中文系也是反右运动的重镇。而这个重镇的特别之处在于，武大被称为“右派司令”的学生吴开斌，和被称为“右派元帅”的教授程千帆，都出在中文系。

吴开斌所在的中文系54级871班，在反右运动中赫赫有名。

195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珞珈山上的风暴——记武汉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文章中说：五月初，武大开始整风，中文系三年级871班吴开斌、姚中琦、方雨晴、蒋兆鹄等右派分子看出了党号召整风，是向党进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发动三年级同学带头鸣放，并组织了向党进攻的司令部——火焰报社。

关于所谓“司令部”，吴开斌回忆：上头提出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时称鸣放，京沪先热闹起来，江汉显得滞后，有人说“春风不度武胜关”。我们热切想参加鸣放，学校却说考试将近，温书要紧，教职工先鸣放，学生下一步，要有步骤。年轻人因自身的较清新而特别难于容忍污腐，又易因其稚嫩而情切意盛，不免躁动不安难以自持。躁动的产物是《火焰报》，问世于1957年5月下旬，是珞珈山上第一张自行鸣放的大字报。

吴开斌说：我记得是那天本开例行班会，议程完而人未尽散，七扯八扯就扯到鸣放，群情渐而有些激动。不让鸣放怎么办？自己出大字报，想得都很简单，未经什么周折即确定下来，用什么报名？稍做商量后定为《火焰报》。接下去是着手出报，我写了一篇《战斗的誓言》代发刊词，提出“三害”流毒全校，师生员工深受其害，为响应中央号召，要立即起而战斗并打倒之云云。姚中琦写了一组“三句半”体的讽刺诗，汇合其他，凑成一期，随即分头找纸找毛笔安排抄写，贴之于武大商业区银行对面原有的学校公告牌上。那里来往人较多，立即有人来看热闹。

“第二天出第二期，加贴一份于文科学生饭堂，学生边吃饭边围观，连厨房工友也出来看。……此时出现了支持我们的外级外系大字报，记得首先是中二（中文系55级）和历史系的。哲学系有人送来两封私人信件，受信人愿意交由《火焰报》发表。寄信人是北大的，叙北大鸣放情况很具体也很生动⑱，我们以《北京书简》为题出专号，并多抄一份贴到理科、法科学生所住的大斋舍。这立刻引起轰动，观者如山，水泄不通。此后几天，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切能贴的地方都贴满了，到处都是看报人⑲。

据吴开斌回忆，尽管学生的大字报已经铺开，学校对鸣放的态度依然保守和犹疑。为此，学校召开学生大会由党委书记刘真重申学校的态度，吴开斌则上台反驳书记的说法，力主允许学生鸣放。吴开斌在会后拦住刘真书记要求进行座谈，书记犹豫着答应了，但座谈时仍坚持原意。座谈会后，吴开斌送刘书记出门，他听到刘书记说了一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几天之后的五月底，武大党委通过广播宣布支持学生鸣放，整个珞珈山沸腾了。

吴开斌回忆：珞珈山上的沸腾活跃，在省市大报上不见任何反映，中文系54级和55级的活跃分子们气愤不解，于是成立了一个代表团，由吴开斌的同学卢斯飞任团长，55级的杨子仪任副团长兼发言人，前往报社去质问，结果是徒劳跋涉，无功而返。

在中文54级871班的带动下，他们的低年级同学也不甘落后，55级出版了墙报《辣椒》，后更名为《清道夫》，56级出版了墙报《铁扫帚》，内容都是向“三害”开火。

更引人注目的是53级的学生莫绍裘，笔名叶橹，当时已是有名的才子。他回忆说：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是全校关注的中心，特别是比我低一届的那些同学们，大标语大字报贴得满校园都是，……我当时正处在等待毕业的状态中，对这样的“闹”在内心深处还有点不以为然的。可是因为我当时担任班长的工作，在大势所趋下不能不有所表现。否则似乎太缺少青年人的朝气了。于是便决定，由我们出面，组织两场公开的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一个是“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吗”，一个是“武大肃反成绩是基本的吗？”从两个辩论主题即可看出倾向性，而我则主动担任了前一个辩论主题的中心发言人。

中文系55级校友傅治同曾回忆莫绍裘当年为胡风翻案的发言：在鸣放中印象最深的是53级莫绍裘举办的辩论会，莫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大三时，就以叶橹的笔名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抒情诗》，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他的辩论会自然会吸引不少听众，我去参加时，小操场已经人满为患了。他的标题“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吗？”赫然用大横幅挂在讲台上方。他对已公开的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进行分析，甚至对前面的按语也加以反驳，然后明确做出结论：除了中央另外掌握了材料，否则，从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集团绝不是反革命集团。真是振聋发聩⑳！

吴开斌所在的871班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他们的激进学生势力强大，是武大鸣放的拓荒者，还因为有几位坚定的左派。《人民日报》8月17日《珞珈山上的风暴》一文中说：在武大中文系三年级871班吴开斌等右派分子洋洋得意向党进攻过程中，三年级871班的三十三个学生中有四个人一直在坚决地反对吴开斌等右派分子，并向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四个人是：田蒂（团支委）史大浩（团支书）唐国富（党员）杨景春（群众）。文章中说，在每次班报（即火焰报）会议研究鸣放的时候，右派分子以压倒多数（二十九人）否决了这四个人抗议对党造谣污蔑的宣传。他们在班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了。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他们沉着坚定，毫不害怕。

当天的《人民日报》同一版还发表了《在斗争的风浪里——优秀的女共青团员田蒂》，文章说：在大鸣大放期间，田蒂曾参加了为右派分子所把持的“火焰报”的工作，当她发觉“火焰报”的反动言行后，当别人还在头昏脑胀的时候，她就清醒地注意到吴开斌等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她在日记里把右派分子活动情况和反动言论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后来在揭露和批判吴开斌等右派分子时，这部分日记记录的材料就被用来像重磅炸弹一样把右派分子打得目瞪口呆。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为田蒂写了一首长诗《暴风雨中的海燕》，刊登于《长江日报》。

在随之而来的反右风暴中，871班遭遇灭顶之灾，全班三十余人中，有11人被划为右派，其中划为极右的9人，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4人，全班5名女生，3名划为右派。1人在反右审查中自杀。3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反右开始之后的7月上旬，“右派司令”吴开斌被命令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吴开斌认为，这次检查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何不痛痛快快将平时所想，此次所为，来龙去脉，向历史做个交待！于是便有了吴开斌连续两天在全校大会上长达数小时的重磅发言。

在发言中，吴开斌系统清晰地陈述了自己对斯大林问题、苏联外交政策、对资本主义世界、南斯拉夫问题、新闻自由问题、立场问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层建筑的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看法。

吴开斌的观点，在当时的右派言论中，并不特别尖锐犀利，正如他本人所说“没有什么石破天惊，全是些平实问题，相信具平常心有现实感的人都能看到想到”，然而这些“平实问题”，在反右狂潮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容道来，则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历史担当！

吴开斌和他的右派同学们为自己的直言不讳，忧国忧民，付出了20年饱经磨难，蹉跎坎坷的人生代价。吴开斌曾经被劳教多年，离开劳教农场后在社会底层做苦工，一度靠卖血为生。1970年，他被发配到粤北山区劳动，因长期在一灯如豆的条件下阅读学习，目力严重受损。

1978年，吴开斌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武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们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们都回到专业对口的教学和科研、编辑岗位，做出了无愧于母校和时代的贡献。

1998年秋，阔别40年的武大中文系54、55级校友首次聚首于珞珈山，他们是1957年反右中受到最严重摧残的两个集体。当年的受难者在谈到自己的苦难经历时，有人失声痛哭，有人平淡如水，而当年的著名左派，“暴风雨中的海燕”田蒂在这次聚会中表达了她久藏于心的愧疚：“向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学深表内疚，深致歉意！”同学们也回忆起在1997年英年早逝的另一位左派史大浩，虽为左派，但为人磊落，绝无害人之心。史大浩在文革后曾向多位右派同学道歉，并帮助数位同学解决了工作调动等困难，这让同学们铭感于心。

吴开斌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很多同学牵挂着他，想知道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身居何处。

直至2005年秋，中文系54、55级校友再次聚会于母校，同学们终于见到了吴开斌，他一如既往地坦荡和豁达，健谈如故，却体力甚衰，二十年的苦难生涯带给他的身心摧残是无法复原的。

中文系55级右派文自成等人约于此时组织了中文系右派的集体回忆，策划编纂《岁月无泪——反右五十年祭》一书，此书从编辑到出版经历了两年多时间，收录了九十多位作者的一百多篇文章，其中多数作者为中文系右派和反右受害者。

在此书待刊期间，一生坎坷、无室无家的吴开斌于2007年6月30日猝然去世，引起了同学们哀思如潮。令人感叹的是，当年的“暴风雨中的海燕”田蒂主持了吴开斌的治丧。田蒂尽心尽意，事无巨细地安排了所有告别细节，告别仪式上，一身黑衣的田蒂第一个到达殡仪馆，丧礼上有武汉大学学友送来的十五个花圈。

在吴开斌去世之前，同学和校友捐资，将吴开斌的回忆录《另类人生二十年》出版，这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右派司令”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精神财富。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的鸣放和反右与前述几所院校有很大不同，作为一所地处上海的工科院校，上海交大的学生并不那么关心政治。校方号召鸣放，学生们贴的一些大字报，大多是对学校管理上的一些意见，批评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等等，至7月份，反右斗争开始，按照上级的要求，各系各年级都拉开了架势进行揭发批判，然而，一段时间之后，被公开批判的右派却是寥寥无几，盖因交大的学生们确实没有发表多少出格的言论。

然而，1958年1月，形势突然大逆转，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课，进行“反右派补课”，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近三百名学生被打成了右派。

船制56级右派学生施绍箕说：交大数百右派中，没有一个有像样的，有系统的右派言论的右派，对当时最为敏感的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肃反扩大化”、对“反胡风运动”的质疑等，一概没有。

于是，伴随着右派帽子的是各种荒唐可笑的罪名，有人家在农村说农村生活苦，有人亲属在美国说美国人家中有汽车，有人因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被指为“反苏”，有人说“我的头发像希特勒”成了右派言论，有人被揭发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阴阳怪气地说“成绩是主要的”，被指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施绍箕因为写了一篇《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的小文章，被指责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

当时正值交大西迁计划开始推进，对于西迁计划有激烈的意见纷争，一些提出过比较激烈意见的交大师生在反右补课中成了另类。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记载：1958年6月16日，对右派分子的审查、定案基本结束，上海交大共划右派分子325人，其中学生263人，教师和干部62人。

两天以后的6月18日，近百名右派学生被从教室里叫了出来，他们被命令收拾行李集合，之后上了卡车，出交大北门向西而去，从此，他们永远离开了交大。

这些学生开始只知道让他们下乡劳动，在几个月之后才陆续知道了各自的处分，有“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有“开除学籍，监督劳动”的，近百名学生右派中，多数是前一种处分，开除学籍的有十余人。

在郊区农村，右派学生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哪里活重就往哪里派，在随后开始的大跃进狂热中，超负荷劳动更是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劳动间隙，还要与地富反坏一起接受训斥和侮辱。

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上海交大领导对右派学生所做的违反人性的处罚：取消了所有劳动考察右派学生的助学金，整整两年的超负荷劳动，没有一分钱的生活费和劳动报酬。右派学生的伙食费都要家庭供给。这使一些家境贫困的学生生活陷入了绝境。有人为了交伙食费，无钱买鞋，终年赤足，衣服补丁摞补丁，夏天更是衣不蔽体。据总务处职员右派王伯兴回忆：内燃机车56级右派学生韩增义与他在一个小组劳动，韩增义来自山东农村，性格开朗，干活能吃苦，很有人缘。但划右派后，助学金被取消，而农村公社化后家中收入减少，无法资助他生活费，韩增义的生活极其困顿，汗衫破如蜘网，仍然挂在身上，裤子破到只能遮羞。某一天下雨集体休息，韩增义突然含泪大声说：谁每月给我5元钱，我叫他爹都愿意。在场的人均震惊而心酸。自己也很困难的王伯兴，实在不忍，偷偷给了韩增义5元钱。

上海交大对右派学生这种冷酷反人性的做法在当时也有违常规，笔者了解到的北大及其他高校的学生右派受劳动考察处分期间均按月发放生活费，不知是当时交大的哪位领导连右派的生存权也想要剥夺干净。

劳动考察的交大右派们在极度劳累和生活困顿中苦熬了两年，然而，绝大部分人摘帽无期，回校无望，于是不满和对立情绪开始出现，右派学生们开始互相串联，交流信息，谋求出路。但这一切很快结束了，交大决定把在农村劳动的右派学生全部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60年7月20日，交大数十位学生右派带着屈辱和迷惘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同年10月，几乎全部留在学校尚未毕业的右派学生以及部分右派教师，也被遣送到了新疆，两次遣送合计127人。

学生右派施绍箕感言：交大从满清政府建校经北洋军阀、民国到解放共一百多年的校史上，因为政治上“异己”的原因而一下子把一百多名学生从学校撵出去的事件要算是空前的了，更何况那个政治上的原因最终证明是不成立的。一个学校，视学生的权益如儿戏，难道这不是交大校史上耻辱的一页吗？

被发配到新疆的右派们仅有少数师生被分配到石河子农学院、医专等教育部门，属于出路比较好的。大部分则被发配到兵团基层的工厂当工人，或到农场当农工。作为政治上的另类，他们备受歧视，身心受尽摧残。文革当中，有一部分人还被二次发配，从事极其艰苦的修公路、铁路、水库的超负荷劳动。数位右派师生在新疆死于非命，学生邵家林在防洪时淹死，学生黄小痕、尤光演死于工伤事故，助教章信舫、学生冯郁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船制56级右派学生王宇纶不堪文革中的凌辱折磨，于1967年与另一位右派试图外逃苏联，结果被抓回，以“叛国”罪被判处徒刑14年，直至1979年才获得自由。

因地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属于政治另类的交大右派学生很难解决婚恋问题，不少右派学生在改正时还是孓然一身。内燃机车56级学生张犀，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又因不认罪和不揭发他人被从重处罚，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1960年到新疆后，先后做过放马牧羊、在芒硝矿、小煤矿采矿等重体力劳动，1979年改正时，张犀既没有成家也没有立业，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由羊毛毡子裹着的铺盖卷，活生生一个真正的“牧马人”。

文革之后，上海交大的右派们全部获得改正，并都回归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然而，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使这个群体有着与其他高校右派明显不同的特点：超强的凝聚力和高度的权利意识。

在流放生涯中，他们患难与共，右派改正后，他们密切联系，守望相助。尽管在1979年，大部分右派学生就已获得改正，但是很多人工作仍在兵团基层，调动工作很不容易，船制专业56级学生毛嘉年，较早到了石河子劳动局工作，在80年代他直接帮助多位同学调到石河子市，安排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右派学生中有不少后来离开了新疆，有的还去了国外，但都彼此关注，联系不断，直至有了微信群，他们就建了难友同学群，联系和互动更加紧密。

交大右派学生的特点使他们比较容易地进行集体回忆。1996年，在交大百年校庆之际，施绍箕写了《沉重的一页——上海交通大学反右亲历记》，首次比较详细地回忆了交大反右运动以及无辜蒙难的学生右派们不幸的遭遇。2003年~2013年，张犀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倾注十年心血写出了回忆录，记录了他在1958年划为右派后九死一生、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张犀的中学同学、钱理群教授为之作序。2008年，电机车专业55级右派学生赵叔东写了回忆录《回望人生》，赵叔东侥幸未被发配新疆，但是在二十年另类生涯中，也有很多曲折和坎坷。

2011年，一个民间57刊物中编辑了“上海交大反右专集”，收录了徐立汉、周国兴、王伯兴、陶增烈、张成觉、赵叔东、施绍箕、吴美潮等八位交大右派的十三篇文章。2012年，另一本“57留言集”中，也收录了施绍箕、王钟淘、王宇纶、吴美潮、徐立汉、殷兴荣、赵叔东等交大学生右派的回忆和感言。笔者因研究反右历史的缘故，受邀进入了交大右派难友群，群里的学长们经常会回忆起他们刻骨铭心的人生片段。我和另一位老师曾试图将交大右派的回忆汇编成集，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交大右派学生有高度的权利意识，他们一直在要求进一步的平反和索赔。2007年，以交大右派为主的新疆37名右派实名联署，向政府提出申诉，要求补偿因右派被克扣的工资，并给与相应的精神赔偿。2010年，以施绍箕为首的十三位当年在上海郊区“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向上海交大领导提出申诉，要求校方支付从1958至1960年在农村劳动两年的报酬，尽管没有取得任何期待的结果，但他们的申诉是对历史欠债的追讨，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天经地义的。

因北京大学的一些右派学生也一直在向校方申请赔偿，交大和北大的一些右派因共同的诉求而相识相交，他们曾一起聚会，因共同的遭遇和追求而一见如故。施绍箕曾撰文《第三只眼睛看北大右派精英》，记述他对相识的北大右派学生的印象，十分生动感人。施绍箕等学长对北大的右派难友非常惦念，会把北大的难友拉进微信群，近年，陆续有北大右派因病去世，交大的学长们都会在群里表示哀悼，笔者为两校学生右派真挚的情谊深深感动。

近七十年前正值青春岁月的高校学生右派健在者已是鲐背之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驾鹤西去，但他们留下的集体回忆，将极大地丰富那段被掩盖以致日渐模糊的历史，他们被辜负的青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他们为历史作证的良知，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注释：

①见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495~516页

②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13页

③见许觉民编《追寻林昭》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64~119页

④见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第564~575页

⑤见王大鹏等主编《梦萦未名湖——北京大学校友忆往录》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第143~156页

⑥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下）真相出版社2011第168~174页

⑦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9~20页第30页

⑧陈生玺《“五七”风暴与我的风雨人生》见陈生玺、张镇强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第83页

⑨张云鹏《壮哉57，悲哉57》同上书第23~24页

⑩张步明《关于家的故事——我在南开被打成右派》同上书第139页

⑪见《南开大学反右资料》（一），第131页

⑫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30~31页

⑬参见王敦书《雷海宗的最后十年》载 陈生玺、张镇强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第343~354页

⑭张步明《关于家的故事——我在南开被打成右派》同上书第141页

⑮施建伟《南开反右杂忆》同上书第183~187页

⑯张云鹏《壮哉57，悲哉57》同上书第32页

⑰施建伟《南开反右杂忆》同上书第199~200页

⑱据笔者了解，北大来的信件是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余敦康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助教张守正的信，信中介绍了北大鸣放的热烈景象，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余敦康和张守正均被划为右派。钱理群教授在《校园通信》一文（载《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中曾对余敦康和张守正的通信进行文本分析

⑲吴开斌《另类人生二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第6~8页

⑳傅治同《珞珈山杂忆》见缪俊杰、何启治、邓兴器编《万里云月寻旧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149~150页

来源：微信公众号 新三届 https://mp.weixin.qq.com/s/RwBSaKXVdfxvpLt4VyP-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