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 四川文革的共性与特性：序周孜仁《四川文革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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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是否会在中国重演？”在学者徐友渔看来，周孜仁《四川文革史稿》给出了一个答案。四川作为中国人口大省和“三线”建设基地，其文革历程因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而尤为突出。四川的文革过程，涵盖了从运动发动到结束的各个阶段，展现了与其他省市的共性，如批判“走资派”、血统论泛滥、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等，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如“二月镇反”的严厉程度和武斗的极端规模。周孜仁不仅写出了四川文革的独特历史，还特别分析了干部问题对四川文革的深远影响，例如李井泉的政策引发广泛不满，导致造反烈焰高涨；地下党问题引发残酷清算；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戏剧性起落则加剧派系斗争。此外，四川文革的“双城记”现象——成都与重庆并立对抗——也是其特色，反映了两地运动的平行与差异。为此，学者徐友渔评价说《四川文革史稿》是周孜仁撰写的一部全面、公正论述四川省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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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孜仁著《四川文革史稿》是一部论述全面、完整，立论公允的有关四川省文化大革命历程的力作，值得向广大读者和文化大革命研究者介绍和推荐。

四川在当时是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又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备战的“三线”基地，四川人以坚韧倔强、敢于斗争著称，自古以来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研究每一个省的文革历程都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还应该看到，四川文革历程的描述和研究，更是具有另外一层重要性。长期以来，四川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中有不少人一直在商议要写出一部真实反映四川地区文革情况的史书，但因四川的文革过程反复较多，事件和头绪既多且乱，派性对立复杂激烈，文革中活跃份子在文革后看法纷岐多样，许多议论和规划都迟迟未能实现。现在，作者奋力克服种种困难，通力合作，完成了《四川文革史稿》这一巨著，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当然，可以想见，此书出版之后既会受到赞扬，也一定会受到批评和指责，尤其是来自在文革运动中具有不同派别立场的前红卫兵以及本派战友中意见不同者的不满，但是，这不要紧，书中在史实叙述和观点立论方面的瑕疵可以讨论和订正，而作者的勇气和艰苦努力定将得到肯定。

以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来叙述和研究文革的历史，具有相当的自然合理性、难度和特性。各省的分别往往是自然条件（江河、山脉等）区隔的结果；而历史、人文、民风的异同会在文革运动的持久性、阶段性和激烈程度等方面表现出来。在中国的权力构架中，省是最为重要的单位，文革运动中，除北京之外最重要的被斗争对象（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群众组织在规模和层级上的最大限度，都是以省为单位作出区划的。相应地，中共中央对于各个地区的最终解决方案、关于把某些群众组织定性为左派革命组织、一般革命组织或者保守组织的判定，也是以省为单位的。本来，在省之上还有“大区”这样一个层级，但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文革中并不明显。有鉴于此，西方学者的文革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没有文革研究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出现分省的或者以省为单位的著述，比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几省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描述和总结了黑龙江、上海、四川等地的文革运动发展情况；又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在1990年出版的《在中国浙江省的造反与派性斗争》（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这些著作固然可以视为勇敢的尝试，但因为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其简单粗糙和错漏之处甚多，是可以想见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陆续写出了若干部描述一个省（自治区）——例如内蒙古、云南、湖北、山西——文革历程的著述，质量都相当高，不过，这些著作的内容大都集中于文革运动的某些事件或者某些方面。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四川文革史稿》是第一部对中国一省的文革历程中作出整时段、全方位描述的著作，因此，此书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论述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本书的第二个优点，是它既写出了四川文革与其他省区文革运动的共性，也写出了本省文革运动与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性。这两个维度的共同呈现，使读者可以对文革的过程与性质有深入的理解和透视。

与全国各地一样，或者与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以下事项是四川和其他各地文革历程中所共同具有的。一、文革发动时省委、市委纷纷抛出主管宣传、文教的官员加以批判斗争，以示自己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拥护和响应；二、在各大专院校，校党委和工作组把敢于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三、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的血统论大肆泛滥，各地兴起抄家、毁坏文物古迹的“破四旧”运动；四、通过毛泽东8次检阅红卫兵，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过中央军委批发的关于为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学生平反和退还档案材料的指示，造反的学生反败为胜，在政治上占据优势；五、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决战中，前者以政治攻势或武斗打垮了后者；六、造反派打败保守派以后，分化为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两派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其激烈程度超过与保守派的斗争；七、军队奉毛泽东的命令介入文革后，一般而言是当地军区支持保守派，野战军支持造反派；八、造反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夺权之际，发生了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镇反”；九、中央以发布决定的方式，逐省解决问题，表态把该省的群众组织定性为左派组织、一般革命组织或者保守组织，并指定该省领导班子的组成人选；十、在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后，学生被赶下政治舞台；十一、由中央发动，掀起“清理5.16”运动，打击和镇压造反派中的积极分子；十二、以“清理三种人”为名，清洗并处罚进入各级权力机构（即“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目，将其罢免甚至判刑。

即使我们可以将全国文革形势的共性归纳为以上12大要素，根据本书的论述，至少有两种要素在四川省更为明显和突出，那就是：一、“二月镇反”就其规模和严厉程度而言在全国是最厉害的；二、武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全国最高的。造成第一点的原因是，中央军委对四川的形势直接作了表态，这使得军队和公安系统的镇压有恃无恐、动力十足。第二点的原因是，作为三线基地的四川有许多制造枪炮的军工厂，群众组织获取武器比较容易。

形成四川文革特色的因素有多种，根据本书的叙述，干部问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读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感知干部问题在形成四川文革特色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四川地区的头号“走资派”李井泉不但为广大民众怨恨，而且为广大干部切齿痛恨，他不但苦了四川的百姓，而且坑了四川的干部，因此，四川造反的烈火熊熊燃烧，斗争的矛头特别集中，干部中支持和参加造反的人数特别多。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主张纠正左倾路线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会后李井泉回到四川，召开干部会议，他不传达庐山会议的结论，而是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分发给大家，任其发表赞同意见，然后公布中央的决议，这样把许许多多干部打成“右倾分子”或“反党分子”。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共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四川农村也饿死了很多人，而李井泉为了邀功领赏，竟然拒绝中央调拨粮食入川的提议，相反地，他在本来已经缺粮的四川农村变本加厉再行征收粮食供外调，以示政绩，使得四川农村饿殍遍地。所以，本书作者在导言中说：“四川文革之蜂起与暴烈，正是李井泉作恶的直接效应。”

第二，四川文革运动中出现过严重的地下党问题。在国共内战时期，四川有大批青年投向共产党一边，他们在四川各地从事地下工作或者游击活动，配合北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他们成为执政者队伍中的另类。一方面，四川地下党留下的人马太多，网络太密，相对于军队南下干部，他们能力强，有文化；另一方面，党对他们并不放心，毛泽东的指示是要对他们“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而李井泉则是变本加厉，把许多人打成反党集团，力图将四川地下党铲除净尽。不公正的待遇使得老地下党员和其他类似人员起来造反，但遭到迅速的、严厉的镇压。江青发出指令：“‘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川掀起的“批清”运动对所谓反动组织“三老会”，对四川地下党员的清理迫害更加残酷疯狂，受株连者达10万之众。可以说，在四川，干部起来造反并遭到镇压，在全国人数是最多的。

第三、刘结挺、张西挺这对政治夫妻的罢官-造反-平反-任要职-再度被打倒的经历，成为四川文革中重要的、戏剧性的篇章。刘、张本为军队干部，南下四川后分别担任宜宾地、市委书记，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双双失去职务。文革爆发后，刘、张乘机到北京去告状，要求平反，并宣布自己造反。北京当局出于利用刘、张问题打倒李井泉的考虑为他们平反，并在新成立的四川省领导班子中担任要职。刘、张秉承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疏远曾经帮助他们告状翻案的“红卫兵成都部队”而亲近其对立派，这引起前者的不满和组织大批人马“上京告状”。刘、张坚持亲一派疏一派的政策还引起四川东南一些专县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武斗，使得四川的局面变得几乎无法收拾，最后，由主政四川的张国华、李大章联手报告中央，使刘、张再次成为阶下囚。

文革中，干部起来造反并一度获取高位的，我们可以在山西、黑龙江等少数省份看到几例，但像刘、张这样几起几落大起大落夫妻共进退并对当地派性斗争起重大影响的，似乎只发生在四川。

第三、四川文革出现“双城记”现象。一般而言，在中国各省，文革运动的中心和重点是该省的省会城市，那里大学多而集中，交通方便、信息丰富，人们的思想更为开放与活跃；该省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体聚集，第一次造反组织的成立，运动中对于该省省级报刊、电台的夺取和接管，也大多发生在省会城市。但是，四川文革的特殊性在于，四川另一大城市重庆在运动的激烈程度、重要性、惊动中央的频次等方面，一点不比省会成都逊色；两地的运动进程、派性划分和派性斗争既相似平行又各具特色，分别成为川东和川西文革运动的重镇。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说：“与其他省市不同，四川文革一大特点，是大规模群体骚乱肇始于重庆而非省会成都，并领跑全川。”确实，“轰动四川的‘八一五事件’，掀起川内第一波群体性风潮。”而强大的54军的存在及其对于8.15派的支持，使重庆和川东地区的文革运动呈现出特殊的样态。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下达以后，成都和重庆的双城并立和对抗的态势日益明显。“红十条”指定的4位领导人分为3派：第二把手，新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站在重庆54军一边，支持8.15派而反感其对立面反到底派；而第三、四把手刘结挺、张西挺则支持反到底派，他们两人掌管着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办事机构，在宜宾地区和川东南其他地方有很多支持者，足以与强大的54军对抗；而第一把手张国华则处于中间地位，在两派之间搞调和。到了1967年9月，梁兴初干脆跑到重庆，长时间不回成都，在那里支持54军，严厉批评反到底派。到了11月中旬，还发生了54军和8.15派控制的《新重庆报》和刘张控制的《四川日报》两家官方报纸公然唱对台戏的事件。这时，四川的文革俨然存在两个中心，一个是位于川东的重庆，另一个是位于川西的省会成都。一边的领导力量是军人，另一边的领导力量是被平反的、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干部。

四川文革所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头绪繁多、过程复杂，但作者处理起来却显得游刃有余。本书的叙述条理清晰，对各类事件、各种人物的描写生动、鲜活，对许多场景的刻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一些传闻，作者能够做出明确的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言，能给与令人信服的澄清。这不仅是一个写作水平的问题，看得出来，作者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仅如此，对本书若干章节的仔细研读可以知道，作者还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是许多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看过相当数量的有关文革历史的著述之后，我时常想：对于文革的研究、言说或者回顾，当事人的身份究竟是有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

最近二三十年，一些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在海外出版社或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和对于文革的研究与评价，有些作品引发了一些争议，被指责说不公正和不客观，带着当年派性的余绪。这引起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文革历史，由当事人写好，还是由后来者或者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写好？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按照一般的说法，只有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人们才能够客观、理性、正确地看待历史，才能够摆脱自我利益的羁绊和情感的偏见，公正地书写历史。

抽象地说，以上看法很有道理。如果说，在艺术领域，“距离产生美”是至理名言，那么在历史领域，“距离是真理的必要条件”大致也能成立。但是，与美学不同，真实是历史的生命线，而距离——不论是时间距离还是空间距离——对真实起磨蚀作用，这一点，当我们阅读海内外一些有关文革的论述时会有痛切的感受，因为那些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张冠李戴的描述和评论离文革的真实实在是太遥远了！

文革是一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时代，文革中充满了意识形态和谎言，不论是在中央首长的讲话中还是在红卫兵的小报上，都充满了局外人和后来者难于理解的口号和话语，破解这些话语的含义，揭示其真实的意图，是书写文革史的基本功。文革是一场波云诡谲、斗智斗狠的政治斗争，只有经历过文革并在其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的人物，才能突破本派和对立派的宣传和喧嚣，揭示出事件的起因和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四川文革史稿》的作者在文革中的经历与身份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当然，“当事者”的身份要起正面作用，还需要一个条件，这就是他们需要尽可能地摆脱文革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人类普世文明或者说人间正道有相当的体认。从一些当年文革运动群众组织领袖的回忆录和言论看，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欣喜地看到，本书的作者既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反思者，他的言说已经摆脱了当年的文革话语，虽然严格说来，如果本书内容及某些表述与当年运动的距离感更强一些，那就更好了。

近年来，关于“文革是否会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文革到底是什么？”《四川文革史稿》以其丰富的内容和中肯的评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观察现实、看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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