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中国共产党革命语境中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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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革命语境中的“群众路线”


作者：许江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摘要

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群众路线”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述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成为一个关乎党的革命道路、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方法的总体性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构成了理解“群众路线”概念的核心内容。群众路线概念的历史就是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意义浓缩，反映的是党在革命艰巨性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实现自身成长的过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概念史

作者简介

许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校刊部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文章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参考文献从略。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形成于革命时期，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之中。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提出和推进，从史料或现实经验出发，对“群众路线”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基本概念或进行重新阐释，或建构中国解释的理论概念，或发现现代中国日常话语中的观念意涵，形成理解中国的解释性政治知识[1]，成为国内知识界的普遍共识和研究自觉。目前，学界关于群众路线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分析群众路线的内涵与功能 ①；梳理群众路线发展历程②；通过对个案“深描”考察群众路线的动态形成过程③。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群众路线思想与调查研究的内在逻辑与相互关系[2]。虽然这些研究多有创见，基本厘清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理论、相关史实和实践价值，有助于我们构建群众路线的知识体系，提升对群众路线的系统认知，但无法让我们从动态性和整体性意义上准确把握群众路线概念。

概念史强调，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是历史发展的表征。社会实践中的概念内含有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形塑机制，并通过社会历史辩证法塑造着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为此，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群众路线概念，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弄清楚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语境中的起源和形塑问题——群众路线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政治概念是如何进入党的革命话语体系的？它在党的革命语境中是如何衍化的？它被赋予了怎样的特定政治意涵？它又是如何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行动指南的？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概念史角度，即概念的社会历史形塑视角来重新探究中国共产党革命语境中的群众路线概念，以期通过揭示概念的社会历史起源、演变、形塑等来深入探究革命语境中群众路线的总体意涵。当然，群众路线等概念是一种革命系统化观念体系的具象表达，为党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因此，考察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还可以理解党的革命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形成，进而揭示党在思想观念和革命实践的互动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身成长。

一、道路与方向：群众路线概念的初始形塑

如何理解“群众”是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议题，也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群众”意涵主要有两种不同概念解释类型。第一种是把群众用作表示人的数量集合的描述性概念，主要是指人群、大众或众人之集合，具有数量单位属性，未必有特定的政治属性。第二种是把群众用作表示特定群体或身份的政治性概念，与古代统治观念体系相契合，是与特定阶层称谓相对或处于被统治位阶中的民众，时常意指“易受蛊惑、非法聚集、肆意破坏”、未受道德和礼义教化的民众[3]，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褒贬价值判断。

现代意义上的群众是与西方现代社会知识体系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在19世纪中后期演化出以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塔尔德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人奠定的群众心理学为代表的“消极”意涵和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代表的“积极”意涵两种不同概念解释类型。具体而言，在群众概念形塑上，勒庞等人主要承继古希腊城邦时代“苏格拉底之死”所隐喻的“暴民政治”之思想史传统，在揭示法国大革命此起彼伏的“群众性社会革命”所蕴含的“群氓动力学”机制中，建构了一套对群众“非理性”和暴力行为现象解释的群众心理学知识体系，并以知识的形式概念化群众，赋予群众“消极”意涵，将其释为不受自我意志支配、理性缺失的“乌合之众”[4]。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实践哲学高度对西方传统群众观进行了深刻批判，并通过“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以此揭示群众如何“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并将群众以及由广大群众构成的民族和阶级视为“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6]。群众由此获得“积极”意涵，被释为富有革命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人民群众”。这两种不同概念解释意涵，尤其是唯物史观所代表的“积极”意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群众概念的形塑。

晚清以降，在救亡图存思潮的推动下，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逐渐兴起，群众以革命、运动等方式逐步登上中国历史和政治舞台，及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向世人展示了群众的力量，标志着群众“运动时代”的来临[7]。与此同时，为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把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等在内的多种“主义”和学说相继译介、传播至中国，为国内知识界提供了一套观察、思考和理解群众现象的知识框架。受“消极”和“积极”群众观的影响，知识群体对国内群众现象的认知既有群众心理学式的恐慌和疑虑，也有契合于唯物史观式的褒扬和赞许[8]。虽然不同政治力量、政治群体对群众和群众运动所持立场、观点和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以克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解决中国社会“低组织化状态”为目的的组织方案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和接受。该方案以“号召国之志士，联为大群，不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9]为具体行动方案，以“群”“合群”等为具体行动措施。

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改造社会的呼声日渐强烈，在理论和实践交互作用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下，社会改造思潮逐步向“群众运动”时代话语转换，“群众”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五四知识青年特别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认同。由是，“积极”群众观与“群”“合群”等措施合二为一，“联合群众”成为“根本解决”社会改造、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如毛泽东“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通过“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来防止发生“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0]，并将“民众的大联合”视为中国社会“补救”和“改造的方法”中“根本的一个方法”[11]。恽代英则认为，“群众的集合”，是改造社会的“惟一的武器”[12]。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此时还未将群众与阶级联合、阶级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直接联结，但已经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对“群众”的认知，发现“群众”的意义，认识到“群众”是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必须依靠“群众”来进行“社会革命”，从而开启了群众现代“积极”意涵的本土化建构之路，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提供了认知基础。

中国共产党革命语境中的“群众路线”初始形塑与党对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认知紧密联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通过组织“工农劳动者和士兵”以“实行社会革命”这一党的根本政治目的[13]。此时，党并未明确使用“群众”“群众运动”等基本概念，而是直接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工农劳动者”“无产阶级”以及“劳动运动”“青年及妇女运动”等基本词汇。党的一大后，经过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探索，党在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制定了更切合实际的“到群众中去”的斗争策略，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14]。那么如何“到群众中去”？党的二大主张建立以共产党等为主，联合包括全国各城市的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等在内的各新团体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可见，二大赋予“群众”的内涵和外延更为积极和广泛，由此扩充了“群众党”的含义，既要发动工农群众，又要团结其他社会阶层。自此，“群众”不仅在文本层面首次成为党中央文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在行动层面党首次以决议案的形式将“群众”确立为党的依靠力量和动员对象。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党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化。1925年2月，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党组织，力求深入群众”[15]。同年10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6]。四大不但将群众工作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行动上将动员群众、开展群众运动确定为党的工作重心和基本策略。1925年10月，任弼时在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团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四大“所指示的政治方针”，部署“怎样使本团深入群众”工作时较为系统地对“深入群众”进行了阐释。他指出，我们就是指导群众斗争的组织，“深入群众”使“我们能在思想上、组织上去巩固自己的势力”，“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它是“革命者应取的道路”。而“所谓深入群众，就是要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号召广大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奋斗”。在组织上，“深入群众”就是要“组织群众，扩大组织”，“使我们经常能有组织的影响于他们”；在宣传上，“深入群众”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宣传工作去影响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深入群众”就是我们要“领导群众为其本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从而获得群众认可[17]。一定意义上，部署的过程就是阐释和形塑的过程。他首次将群众工作与革命道路直接联系起来，赋予群众工作以革命道路和方向的政治意涵。

大革命时期，经过对革命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群众”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和动员对象，将“群众运动”明确作为自身的工作重心和基本策略，甚至部分党员赋予群众工作以革命道路的政治意涵，开启了群众路线的初始形塑。但不难看出，此时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认知更多还是在“我们的革命，是要靠被压迫的群众的力量”[18]层面，即在“群众工作”“群众运动”的认知层面，并未发生质性转换。

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初始形塑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知密切相关，反映的是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大革命时期，党虽然认识到群众之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将开展群众运动作为自身的工作重心，但此时“群众”主要是从不同群体经济社会地位来考量和划分的，更多泛指劳动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的被压迫群体，是一个思想觉悟参差不齐、革命态度倾向不明的混合群体。“群众”所指的模糊性直接影响了共产党人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向和成效。1926年7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就指出：现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便是联合战线之最多数群众属于何种势力之问题”[19]。也就是说，开展群众运动要弄清楚群众革命倾向和革命态度问题。其实，1925年12月，针对党内存在的“忘记了农民”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就运用阶级分析法，将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联结起来，将群众理论、群众运动与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明确划分了中国革命中的敌友阵营，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等重要观点[20]，使“群众”有更为明确的指向，同时通过农村调查得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等重要论断[21]，但未能引起党内足够关注、成为全党共识。正如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22]。纵观大革命时期，从无产阶级先进性与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出发，党把群众运动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工人运动上，而非乡村农民运动。及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在总结和分析大革命失败原因时指出：“党过去的指导是照多数主义及国际决议做去的”，忽视“客观的事实”[23]，“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斯主义的了解”[24]。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土地革命政策，一定意义上是对毛泽东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寻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力量的认同。正如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所指出的，“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25]。大革命时期敌强我弱的革命现实，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党员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八七会议特别是在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后，开展以乡村农民为主的群众运动逐渐成为党内共识，为土地革命时期群众路线概念形塑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发展

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推进，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将群众路线作为党领导和开展乡村土地革命的有力武器，群众路线逐渐超越了过去“群众工作”“群众运动”等原始意涵，与党的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初步结合，成为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工作遵循，群众路线概念由此得到形塑发展。

土地革命伊始，为纠正“左”倾盲动错误，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解决党内对中国革命认知上的分歧和争论等问题，党的六大在正确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将“争取群众”确定为“现时的总路线”和“党的总路线”[26]，提出了“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27]的任务。六大还把党的总路线贯穿于《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具体行动纲领之中，分别就如何争取农民、职工、妇女、铁路工人等不同群体的群众作出专门部署，提出不同策略和要求。而路线“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28]。因此，六大虽然未明确使用“群众路线”，但首次将“群众”与“路线”联系起来，并把“争取群众”上升到总路线高度，赋予党的群众理论与实践新的政治意涵和组织属性，意味着自此党的“群众工作”“群众运动”都要在“路线”指引下开展和推进，成为对党组织和党员具有约束要求的革命理论和行动指南。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建党、建军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争论等问题，统一思想，党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并在信中专门论述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明确要求党员和红军要树立群众观点，提出各项工作都要“经过群众路线”。指示信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红四军“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样“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为此，红军的各项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以“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29]。指示信不仅首次明确将“群众”与“路线”相结合，使“群众路线”首次成为固定词，而且通过阐述党、军队和群众的关系，首次将群众路线与党和红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方法直接联系起来，提出从群众利益出发，深入群众、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等观点，使群众路线逐步转化为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丰富群众路线政治意涵。

1929年12月，基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不重视群众工作等单纯军事观点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将群众路线作为克服党内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的方法，写入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决议案，并对“群众路线”进行了阐释和形塑。在重要性上，决议案认为，只有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红军才能担负和完成中国革命任务。在价值取向上，决议案指出，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采取打仗的，离开了群众工作，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在领导方式上，决议案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即上级机关要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并形成解决问题的决议；上级机关重要的决议必须迅速地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党员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在工作方法上，决议案要求党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运用调查研究“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党员思想“政治化、科学化”，避免陷入离开实际情况，使党脱离群众的“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体制机制上，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党领导群众工作制度，并强调“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红军政治部指挥监督“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事。此外，决议案还从操作层面，就红军宣传工作如何“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作出具体部署，并要求将“怎样做群众工作”纳入士兵政治训练之中[30]。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从重要性、价值取向、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群众路线”的意涵。毛泽东不仅把群众路线与革命军队的目的和任务紧密联结起来，而且把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以及调查研究等具体工作方法结合起来，使群众路线成为克服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初步赋予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涵。

古田会议后，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以及“不能深入群众”甚至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通过阐释调查研究，初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群众路线进行阐释和形塑，以克服教条主义错误，实现“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的目的。文章认为群众是认识的主体，即我们要通过对社会各阶级进行调查研究，“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文章提出群众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为此我们需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文章强调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只有通过“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才能“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以完成不同阶段的革命任务，否则“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文章还分析“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的原因在于党员干部“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为此，“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纠正这种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才能深入群众[31]。与古田会议决议案相比，《反对本本主义》从群众是认识的主体、群众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以及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等观点角度，初步赋予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涵，使群众路线成为党了解中国革命情况、进行科学决策、实现正确领导的重要基础；同时，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使调查研究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方法。

历史基本概念对社会政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或者说，概念中内含的话语行动与实践行动是交互影响的。因此，概念史研究不仅是语义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且是社会实践史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考察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还需要回到党的社会实践史之中，即在概念引导政治实践中观察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32]。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开启了党在局部范围执政的实践探索，群众路线也在中央苏区政权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要求苏区在扩大红军运动中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吸收工农群众到红军中来[33]。但实际上，在相对陌生的乡村领导和开展革命，大多数共产党人处于摸索之中，未真正进入角色。这导致各地执行群众路线情况不尽相同，取得的实际效果也千差万别。正如1933年7月，张闻天在论述如何处理党群关系问题时所提及的，“新泉县委”不知道“他们所要讨论的‘群众工作’究竟是什么”[34]。毛泽东对此亦有相似观察。毛泽东在为《长冈乡调查》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党的任务提出后，很多人不了解“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35]。

为解决“怎样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毛泽东对长冈乡工作系统调查后，将长冈乡的工作经验总结为三条，即“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以及关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36]，并强调要把这些“苏维埃工作的模范”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使“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同时，要发扬这些具体的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37]。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再次通过列举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不关心和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结果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成绩极少，和江西长冈乡等因解决群众实际生活问题而取得“扩大红军多得很”正反两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强调，“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只有注意和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才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并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以巩固我们的主阵地，完成革命任务[38]。与自上而下形塑群众路线不同，毛泽东通过对江西长冈乡等地动员群众工作方法的总结和经验提炼，并将长冈乡等“模范乡”树立为地方通过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完成扩大红军队伍等工作的成功典型，意在抓取地方政权日常实践群众路线的行为，并通过肯定和诠释这些行为，将其升华为符合党组织意愿的革命理论和行动指南，用以表达群众路线的内涵，以期影响和改变党组织和党员实践群众路线的行动逻辑，从而在政治实践中自下而上地形塑群众路线的组织意涵。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呈现的是“群众运动”意涵，更多是承继五四以降“群众运动”之时代话语，以及党内部分党员运用阶级分析法寻找革命力量的自发本能的话，那么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逐渐超越了“群众运动”等原始意涵，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初步结合，成为苏区党组织和党员开展革命运动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更多是基于党内部分党员对乡村土地革命实践的现实考量和理论总结，带有从“自发”到“自觉”转变的意蕴。这一转变与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启土地革命实践以及由此获得的革命认知密切相关。正如1980年7月，胡乔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所指出的，群众路线“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为什么提出依靠群众？因为当时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依靠。要么是失败，是投降；要么是依靠群众找出路”，“中国革命在失败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相信群众能接受革命道路，能找到胜利的出路，能知道达到胜利的智慧和力量”[39]。为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将群众路线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将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并通过群众路线不断制定、调适和贯彻土地革命政策，而且通过对群众路线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将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与工作方法相结合，初步赋予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涵，重塑苏区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理念。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虽然随着“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地指责“现时‘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40]，“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41]，“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等背离群众路线的严重局面[42]，但是，毛泽东等人在苏区推动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探索和实践，为全面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概念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概念走向成熟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理论概括，是架起群众“知识”和党的政策的重要桥梁，也是党领导和开展中国革命的正确方法。质言之，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因而，理解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前提或者核心是正确理解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3]。为此，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使全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并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领导和群众统一的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以此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4]。这样，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重新阐释和提炼群众路线意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尤其是将作为群众路线实践形态的调查研究付诸全党实践后，群众路线获得了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群众路线这一现代性政治概念由此走向成熟。

首先，毛泽东从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通过肯定农民运动的进步性，阐明群众和群众运动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赋予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意涵。从历史来看，“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45]。从现实来看，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46]。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47]。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了群众在推动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将群众与中国革命运动联结起来，将群众路线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此纠正和统一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知。

其次，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高度，通过对农村调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进一步将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丰富群众路线的意涵。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在总结自己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指出，通过召集群众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并“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而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成为自己了解农村的“完全的知识”。因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作“眼睛向下”的调查研究，用“求知的渴望”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的知识”，从而在中国革命复杂环境中“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48]。此后，毛泽东在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共产党员“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要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把群众经验综合起来，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再宣传给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49]。与《反对本本主义》相比，这里毛泽东通过系统总结和提炼自身农村调查经验，将调查研究提炼为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也是将群众路线付诸实践的重要机制，从而架起了群众“知识”上升和转化为党的“策略”的重要桥梁。

最后，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进一步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联结起来，丰富群众路线的意涵。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克服党内存在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等“‘左’倾习惯”[50]，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哲学体系。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总过程，揭示认识运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总规律，并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1]。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与《实践论》认识发展总过程相关联的认识发展辩证法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秩序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的总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52]。因此，共产党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系统探索、反思和弥补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在对否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作了深刻哲学批判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系统总结。文章虽然只字未提“群众路线”，但文中强调的“社会实践”主要就是群众实践。经过毛泽东的阐释，群众路线既是共产党人制定和改正革命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以适合新的革命情况的变化，“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认识论依据，也是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深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53]。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基于对群众路线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和对群众路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意涵的形塑，毛泽东在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全面系统地总结和阐释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意涵，阐明了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并将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文章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步骤，分析了群众路线这一正确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即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将其付诸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并指出经过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加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同时，鉴于党内存在的不注重和不善于使党的领导“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以及“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的主观主义错误等领导方法，文章提出党员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以此克服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54]。毛泽东通过阐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过程同《实践论》和《矛盾论》所揭示的两个认识过程的一致性，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化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使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等融为一体。这样，群众路线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辩证法和政治哲学融会贯通的科学理论形态，也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实践形态，“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55]。

此外，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通过提出并系统阐释为人民服务等群众观点，指明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赋予群众路线道德哲学意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56]。“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出发点，是党的“唯一的宗旨”。这要求我们做到“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57]。同时共产党人要树立“为人民而死，就死得其所”的革命生死观和坚持“对人民有好处”“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评判标准。“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标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58]。因此，在理论层面，共产党人要以是否符合于人民利益，“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在实践层面，“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9]。毛泽东提出和阐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群众观点，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问题，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升为党的“唯一的宗旨”，这就赋予党的群众路线以组织伦理原则，使其成为共产党人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解决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在对群众路线概念进行形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群众路线的经验和理论转化为全党普遍的革命理念和制度化实践。1941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级调查研究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机制，并对包括农村和城市各阶层生活情况及相互关系在内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等给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决定发出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纷纷设置调查研究机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60]。作为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和实践机制，调查研究的制度化是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形塑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因此，与其说党以制度化方式推进和开展调查研究，毋宁说是党以调查研究的形式将党的群众路线付诸实践，使群众路线成为党制度化的领导和工作方法。

虽然党通过制度化方式将群众路线上升为全党必须遵循的革命理论和行动指南，但客观而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将群众路线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党员个体的行动绝非朝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发出的《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指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等决定以及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但掌握这些内容“是一个长时间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是没有那样容易的事情”[61]。同年5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就指出，群众工作中主观主义问题在不少地区还未完全扫除，“严重地妨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这主要表现在抗战动员工作中强制执行征粮、扩兵、运输等任务，“不问群众负担能力如何，有些什么困难”；在改善群众生活工作中，“只凭自己主观认为对群众有利的，便要这样硬干”，不研究党的政策，不研究群众现实所需等；在对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上，不从研究与把握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于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的政策，而是“常表现‘老一套’与‘一般化’的作风”。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问题大体上就是党中央对全党群众路线工作执行情况的判断和认识。掌握领导群众的艺术，克服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党强调“必须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工作”，“懂得了群众的一切，然后才能产生正确的政策，去教导群众行动”，“才能真正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62]。

经过中央对群众路线工作的检视，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推动下，群众路线逐步转化为党员个体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1944年8月，张百春在中央党校二部大会上作了《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向群众学习》的发言，指出过去他所在部队没有完成“创造模范运动”任务的原因在于，我们不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没有眼睛向下，不向群众学习”，制定了“我们主观上想出来的”既脱离现实，又脱离群众的计划[63]。1945年1月20日，刘瑞龙在总结1944年淮北参军运动成功经验时指出，总结“1944年冬季扩大一万地方军的任务完成”“经验很多”，但“主要的一项，即群众路线问题”。通过“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便发动起广大群众的参军热潮”，“党员、干部、群众的觉悟与情绪及其创造性和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了”，因此开展工作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懂得眼睛向下，向群众中去找办法”[64]。张百春对过去“主观地、脱离群众地创造模范”工作的反思和刘瑞龙对群众路线工作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党员对群众路线的重新审视和认同。延安整风期间在中央党校培训的学员也曾回顾指出，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家“收获很大”，学习和掌握了“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作风”[65]，“进一步明确了群众路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66]。

群众路线经由中国共产党系统形塑进而转化为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指南后，深刻改变了党员的行动逻辑。广大党员将对群众路线的重视和理解转化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行动的自觉，并在调查研究中深化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1943年3月，张闻天在结束晋陕调查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党员而言，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继而“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对于工作而言，“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党员干部在执行任务时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不脱离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67]。当然，“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因而“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要“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68]。张闻天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和认知反映了党员对群众路线的接受和认同。通过调查研究，党员不仅在思想上“冲破了教条的囚笼”，使自己“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体验到“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体悟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实现“彻底的自我改造”[69]。而党员“自我改造”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群众路线被普遍接受的过程，就是群众路线成为党“普遍性知识”的过程。

全面抗战时期，群众路线经过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提炼和阐释，并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通过调查研究制度化方式将其付诸实践后，党在总结革命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群众路线写入党的第一份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透视决议内容，群众路线至少包含三个理解维度：一是作为实践机制的群众路线，即共产党人要“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二是作为科学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即共产党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以此做到理论和实际、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提高领导效能；三是作为自我革命的群众路线，即“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全党必须着重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使党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形成正确的工作作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70]。至此，群众路线以决议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共识性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

群众路线成为全党共识性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后，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专门就“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说明。“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71]。党从总结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把群众路线意涵概括为“所谓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72]，就是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在此基础上，党对群众路线与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互构并强调，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73]。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因此，“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74]。此外，党还通过阐释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升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将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进行互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75]。为此，每一个党员要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群众观点在“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76]。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77]。这样，群众路线既是把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集于一体的革命理念，又是将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付诸实践的行动指南。党的七大把党的群众路线提炼为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并将其基本精神写入党章，使其成为对全党具有普遍规范和约束效力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标志着“群众路线”基本概念走向成熟。

结语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8]而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则是概念。德国概念史学家科塞雷克认为，作为政治社会变迁重要标识的“基本概念”，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指示器”，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在革命语境中，“基本概念”既是修辞性的，又是工具性的，对重新构建和塑造社会世界和政治世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政治派别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79]“群众路线”概念的形塑、运用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重塑集中体现了“基本概念”的这一特点。作为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群众路线意涵的历史形塑与党对革命认识和实践紧密相关，其背后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认识路线、科学决策方法等形成的思想脉络，反映的是党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成熟。基于对中国革命的总体性理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批驳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将群众路线提炼、总结和抽象为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为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和有力武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广大党员的革命理念和行动逻辑。正是在“群众路线”等基本概念的形塑和指导下，党不仅系统地掌握了“批判的武器”，建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话语体系，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党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但不难看出，群众路线意涵未有实质性变化。群众路线概念及其意涵经由中国共产党形塑后，通过工具书的传播而成为“普遍性知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党组织层面，即通过政治性辞典工具书在党组织内部传播，使群众路线意涵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性知识”。在党中央组织部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中，党的群众路线被释义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还强调，“党在工作中实行的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党与群众关系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也是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80]。二是社会层面，即通过基础知识辞典在社会层面传播，实现群众路线意涵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在“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汉语工具书《辞海》中，关于群众路线的释义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解释。同时《辞海》还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和政权机关处理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根本态度、工作方法和思想认识路线。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而“坚持群众路线是在实际工作中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81]。不难看出，两部辞典关于群众路线意涵的表述基本一致。这表明，群众路线得到社会化传播而成为“普遍性知识”，实现了基本概念的知识社会化。

从大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使用更多侧重于“群众运动”等时代性话语层面；到土地革命时期，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和乡村革命的实践与探索，群众路线逐渐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并被苏区党组织和军队付诸实践；再到全面抗战时期，经过党对革命经验和教训的系统总结，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把作为群众路线实践形态的调查研究付诸制度化实践后，群众路线与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相结合而走向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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