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浦棠 曾鹿平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 200个亲历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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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高浦棠 曾鹿平

　　序言………………………………………………………………(1)
　　第一章 1942：整风运动的发动………………………………(1)
　　第二章 毛泽东、王明：思想斗争与权力争夺………………(13)
　　第三章 王实味事件：整风运动的“偏向”与“转向”……(30)
　　第四章 “五人反党集团”定案：审干肃反的第一个信号…(44)
　　第五章 康生：一个阴谋家的传奇……………………………(58)
　　第六章 张克勤案件：审干运动全面展开……………………(69)
　　第七章 坦白运动：逼著人们说假话…………………………(82)
　　第八章 抢救运动：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92)
　　第九章 边区师范：从整风到审干……………………………(107)
　　第十章 “鲁艺”：文艺殿堂里颤悸的心灵…………………(116)
　　第十一章 自然科学院：科举向愚昧低下了头………………(132)
　　第十二章 延安大学：周扬导演突击规劝游戏………………(156)
　　第十三章 行政学院：令人生畏的准监狱……………………(169)
　　第十四章 保安机关：大墙内外的众生………………………(182)
　　第十五章 曾志：中央党校审干之一斑………………………(212)
　　第十六章 绥德地区：上演现代“封神演义”………………(230)
　　第十七章 清涧县：几个小学生的遭遇………………………(246)
　　第十八章 绥德师范：雕山上的闹剧…………………………(256)
　　第十九章 延安县：康生、曹轶欧夫妻的“样板田”………(272)
　　第二十章 吴伯箫：大红大紫的坦白明星……………………(282)
　　第二十一章 萧志秀：揹著“特务”的十字架………………(290)
　　第二十二章 张宣、刘培植：不随波逐流的硬汉子…………(298)
　　第二十三章 高岗：抢救运动中一个特殊的角色……………(316)
　　第二十四章 胡耀邦：审干运动中处乱不变…………………(333)
　　第二十五章 8月15日《决定》：未能纠偏的纠偏令 ………(344)
　　第二十六章 抵制与直谏：红色恐怖下的勇者………………(364)
　　第二十七章 道歉：毛泽东的“罪己诏”……………………(379)
　　第二十八章 甄别：真正的特务寥寥无几……………………(394)
　　第二十九章 蒋南翔：置身於漩涡中的反思者………………(403)
　　结束语：关於审干、抢救运动的理性思考……………………(426)
　　後记………………………………………………………………(444)
　　附录一：主要采访对象简介……………………………………(449)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索引……………………………………(460)

序言
高浦棠 曾鹿平

　　延安——一个极端贫瘠狭小的山沟，却拥有着积蕴丰厚的人文传统。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中央来到延安後，给这个贫瘠的小天地注入了勃勃生机，成了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後来，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青年知识份子，为着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着呼吸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万里跋涉，奔向延安。延安一下子沸腾了，其热度超过了它本身的沸点极限。人们不禁要问，延安能容纳下吗?延安能承受得了吗?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家，这位世纪巨人，竟然将这片黄土高原当作浩瀚的大海，操起了这座超负荷运载的巨轮，奇迹般地驶向了胜利的彼岸。延安时代，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它适应了历史的大潮与人们的意愿。要不中华民族的历史就绝不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掀开它辉煌崭新的一页。但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40年代的审干或者说抢救运动，是中共党史上延安黄金时代的一片短暂而沉重的阴云，尽管善良的人们不愿回首那不堪回首的一幕。本书无意於披露所谓的内幕来招揽读者，尽管文中的确有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们的目的在於寻找历史与现实那些微妙的多元的联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幸福提供有益的历史启迪。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饱含着泪水，因为我们深爱着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

第一章 1942：整风运动的发动
高浦棠 曾鹿平

　　1937年1月13日，黄土高原腹地古老的山城延安，洋溢著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震天的锣鼓、悠扬的唢呐、飘舞的红绸，将寒冷的大地装点出几分春天般的温暖、热烈。山城的老百姓倾城而出，在北门外组成一条长蛇阵，夹道迎接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进驻延安。
　　从此，中共中央结束了颠簸流亡的日子。延安，成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谁都不会忘记，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全国红军已达30万人，中共党员也达到了30万人，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然而，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只剩下1万多人，全国红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党员也只剩下4万多人。这个巨大的变化震撼著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造成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一是蒋介石国民党人的疯狂围剿，一是王明极“左”路线的错误指导。这在当时已逐步明朗、尽人皆知了。
　　遵义会议，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中共中央只是仓促地解决了长征途中及长征前反围剿斗争中军事方面所存在的路綫问题、领导权问题，初步把已严重偏离航道的革命巨轮扭转到正确的航道上。
　　按照常规，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後，应该马上召开重要会议，制定几个有关方面的决议案，系统清算王明路线的政治组织和理论思想体系，然而，时局的发展根本不容许党中央有“清理内务”的机会，全面抗战便爆发了。
　　从总的形势看，共产党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心里，却一直怀著深深的忧虑，他清醒地认识到，王明路线不仅葬送了无数党员、红军战士的性命和根据地，更可怕的是它给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份病态的精神遗产——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思想方法与思维模式，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则原封不动，已经在党内、在边区、在整个解放区泛滥开来。如果不给以彻底的根除，目前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还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後果是不堪设想的。
　　1937年，延安凤凰山麓的一眼石窑洞里，毛泽东正在用他非凡的大脑思考著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寻找著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部，撰写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矛盾论》、《实践论》这两部辉煌的著作，为清算王明“左”倾路綫做著理论准备。
　　也正在这时，延安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延安陕北公学年仅十六岁的女学生刘茜被人枪杀在延河岸边。
　　保安机关很快就将此案侦破，凶手是抗大分队长、一个战功显赫的老红军战士，他叫黄克功。
　　延安震惊了!所有人的心理都失去了平衡，光明的延安怎么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黄克功的心理却并未失去平衡，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的所做所为，并毫无愧疚地解释道：“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①
　　公平地说，这并非黄克功有意诡辩开脱，他内心的逻辑也确实如此。
　　刘茜是从山西来延安的一位知识青年，她漂亮、活泼、多才多艺。到延安後她先入抗大学习，并很快成为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当时在延安，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是很受人们仰慕的，尤其像刘茜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在她们眼里个个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一下子变得非常具体非常明确了。黄克功长征时就是红军某团的副团长，到陕北後又参加过东征战斗。在抗大他又恰好是刘茜所在队的副队长，英雄美人，干柴烈火，两颗明星很快坠入了爱河。
　　可是，现实绝不会无条件地就范於幻想，两颗耀眼的明星一旦进入同一轨道，各自的光环马上消失，鸿沟无情地将滚滚流淌的爱河拦腰截断。
　　一个是简单粗鲁的工农干部，一个是细腻热烈的小知识份子，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的巨大反差，已经使他们没有调和的余地，当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後，他们的感情已彻底破裂。
　　於是，在一个昏暗的傍晚，黄克功逼婚不成，便举起了那支伴随他无数次地保护过自己和消灭过敌人的枪……
　　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此案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事情的结局也无可挑剔。黄克功被法院判处了死刑，他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走向了刑场。人们怀著极为复杂的心情目睹了这位英雄的消失。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事件深层所蕴含的而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成千上万的知识份子进入革命队伍後，与工农干部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的矛盾。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在革命队伍中，这两个阶层是现实地存在著的。一般说来，工农干部虽然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对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内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能够矢志不移地坚持贯彻执行，但这个阶层的大部份人都文化水平低下，视野狭隘，思想认识浮浅，更有少数人由此而走上骄傲自满、不求上进的歧路。而知识份子干部则大部份是在抗日热情驱使下投奔延安来的。他们虽然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修养，但他们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更不懂得实际斗争经验，理论与斗争实践、理想与生活实际脱节，是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毛病。这样，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成为无法逥避的事实。
　　对於知识份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劣根性，毛泽东的认识是深刻的。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讲道：“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②
　　愿望是良好的，然而思想的改造则很难在抗大几个月(最长一年时间)的学习、锻炼中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也许是毛泽东对农民意识有些偏护，也许是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强调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强调知识份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却往往忽视了工农干部 (准确地说应该是农民干部)本身的劣根性，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的几段描写：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她声辩过，说她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工作，甚至她流泪了……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麽……於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後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著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於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做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著一股很檏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连上去啊。③
　　对这一切，在这位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眼里似乎是没办法理解的，当然更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和生活了。出乎人意料的是在陆萍没办法接受这现实生活的恩赐的同时，现实生活也容纳不下陆萍的抱负和热情。最後她终於在这所医院里无立足之地了。
　　再请看小说中的一位老干部对这种生活的理解：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麽?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麽容易吗?④
　　这篇小说不是纪实作品，然而你再看看丁玲的《干部服装》、《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丁玲在《解放日报》编发的小说《厂长追猪去了》所引起的风波(这是当时鲁艺学生朱寨写的一篇描写一位厂长埋头事务，不管大事的小说，小说发表後，安塞的一位厂长竟找上《解放日报》的门来，指责这篇小说是在攻击他，要求有关领导责成处理)，就可以从这篇现实主义作品中领略到它所揭示的生活的真实程度了。
　　事实上，延安当时的确出现了津贴和伙食待遇的差别(伙食方面有大、中、小竈之分；津贴有每月4元、6元、8元、12元的等级)，衣服也有四兜与两兜的不同(一般干部穿两兜服，高级干部穿四兜服)。因为很长时间的平均分配和同甘共苦，已经在人们思想上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等级差别——哪怕是极其微妙的等级差别一旦显示出来，人们的情感天平很快就会失去平衡。
　　另一方面，在一部份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中啃书本背教条的现实也同时在滋长著、泛滥著。更有甚者，像王明这些人还在公开场合竭力鼓励人们去这样做。如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王明在向中国女子大学传达这个报告时(其时王明为女大校长)，避重就轻，仍强调要好好学习理论，并鼓励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动(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运用?把理论运用於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⑤这些煽动结合知识份子本身的兴趣爱好，其影响是极端恶劣的。
　　特别在文艺界，从30年代来到40年代初，延安已聚集了从沦陷区、大後方和其他根据地涌来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由於人员来自各方，原先的环境、条件、习惯、斗争特点及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的不同，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分歧，思想很不统一。文艺运动大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向。戏剧方面出现了演大戏风潮。果戈理、莫里哀、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曹禺、夏衍等人的大型话剧相继上演，为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吹来了一股新鲜而奇异的风。在这股风的吹拂下，有的人满足了更高的审美要求；有的人藉此提高了鉴赏水平；有的人则被吹出了观众席。据著名导演张水华和著名表演艺术家金紫光共同回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延安的戏越演越大，鲁艺排演苏联话剧《神手》，群众根本看不懂，就问：这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⑥
　　群众在发问，文艺界也有人在发问。有的人觉得延安生活紧张活泼，但毕竟缺少了点什么?有的惆怅：生活在大家庭内，个性不能伸长，知音难觅啊!有的人埋怨：平等自由的延安，怎么会在吃饭方面有大小竈之分，穿衣方面有两兜四兜之分，行走方面有骑马步行之分呢?於是，有的人用挑剔的目光，敏感地发现了“太阳里边的黑子”；有的人我行我素，公开亮出了“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态度；有的人则干脆主张“文艺的根本任务就在於暴露黑暗”。
　　就在戏剧界和文学界变奏著烦躁不安的噪杂声时，延安军人俱乐部展出了一批讽刺漫画，引来了更多的噪杂和议论。
　　戏剧界的大、洋、古风潮，文学界的烦躁不安情绪，美术界失之分寸的批评，这一切似乎在预示著延安文艺走向了离毛泽东设想的工农兵方向越来越远的地方。
　　当然特别是在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遗毒似乎更明显。1941年前後，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了全国性的马列主义大党，党员人数从长征结束时的4万多猛增到80多万。由於中国社会阶层的特殊性结构，这么多党员中，绝大多数出身於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在入党时不可避免地拖著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如当时中央党校五部有30多名教员，都是入党时间不长的青年知识份子，其中大部份人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在教学中存在著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有一个讲政治常识的教员，仅讲“革命”两个字，就讲了整整三个钟头，结果学员越听越糊涂，他自己也越讲越不清楚。还有一个教员批改“民族形式的要素”试题，有学员内容答得很完整，只是因为没有写“斯大林说”几个字，结果打了零分。还有一个学员，组织上调他到新地方去工作，他却给自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前进革命翻天覆地，後退生产温饱团圆”，横批是“进退两难”。⑦
　　上述情况仅仅是一个单位中的现象。其实在当时的整个共产党队伍中，有不少人虽然从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多数同志对党的基本知识、对共产主义信念等问题的理解，是很肤浅的。在很大一部份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这还不是问题的本质。也许高华教授关於左翼文化人和革命关系之间的矛盾分析更接近问题的实质：“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是一对难於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份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份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的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⑧
　　面对革命队伍内部两个阶层的种种不合时宜表现，和共产党内大部份人缺乏党史知识的现象，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强烈地感到，“清理内务”，在全党展开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刻不容缓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对广泛存在的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作了严肃的批评，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於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於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份的利益服从於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⑨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强调：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於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⑩
　　1941年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的社论。
　　1941年9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性的锻炼》的社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加强统一性和集中性。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於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於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著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於具体的中国环境。”“这种教育曾使若干干部只会死记和背诵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但不能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的经验，”去“指导实践”。(11)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一《决定》的伟大意义在於：“这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此《决定》在整风运动中被列为重要文献之一。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中宣部宣传要点》。要点在列举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後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运动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12)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向全党提出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的号召。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论。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是我党在这个时期中加强干部教育的总方针。为了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每个党员都要痛切地反省，纠正错误，把自己的能力更提高一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社论还进一步指出：“整顿学风”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残余；“整顿党风”就是反对宗派主义的残余；“整顿文风”就是反对党八股的残余。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对残存於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痛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加以抵制。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试点单位召开了整风检查动员大会。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於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习惯上简称“四三”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必须由各部门的领导负责，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和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著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四三”决定》还“规定以下18个文件为干部(学生在内)考试的范围：(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3)康生两次报告；(4)中央关於增强党性决定；(5)中央关於调查研究决定；(6)中央关於延安干部学校决定；(7)中央关於在职干部教育决定；(8)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9)毛泽东关於改造学习的报告；(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7)宣传指南小册；(18)中央宣传部关於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3)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增加4个文件，即《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样，中宣部先後共规定22个必读文件，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14)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发动起来。
　　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唯物论、辩证法，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彻底清算过去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特徵的“左”倾思想错误。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学习、讨论，明辨是非，明确方向，使每个共产党员从思想、立场、态度等各个方面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以党的利益高於一切利益的共产主义品质。据师哲回忆说：“最初讨论中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在同我的接触中曾说过：‘不对(指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者问题)，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是非就行了。’”
　　但对王明来说却不见得行。
　　① 朱鸿召：《恋爱中的枪声》，载《上海文学》2000年5月号。
　　② 《新中华报》1937年3月7日。
　　③④ 陈明编：《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⑤ 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⑥ 1991年11月16日笔者在北京张水华寓所采访记录。
　　⑦ 白栋材：《五部整风的历史回顾》，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⑧ 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载《炎黄看秋》2008年第4期。
　　⑨⑩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11)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3)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14)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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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王明：思想斗争与权力争夺
高浦棠 曾鹿平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青。1904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据王明同乡同学桂尊秋介绍：其“家境贫寒，无田产，其父早年在金寨小镇开小行店”。①这位开小行店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接受了革命宣传，不仅自己倾向於进步，而且把他的所有子女都送去参加了革命。王明是家里的长子，後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学生时期，王明追求进步，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保送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此後多次往来於中国的上海与苏联的莫斯科之间。1930年底，他打著“反对立三路綫”、“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以一种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後的中共中央。同时他还写了一个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後又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了一个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
　　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由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不久的一般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他在全党推行“左”倾错误主张。形成了人们习惯上所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共长达四年之久，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1931年秋，王明在蒋介石制造的一片白色恐怖下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他“再三关照博古(被王明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②这就是王明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的“左”倾主义思想却仍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的起草人是王明。这是王明一生中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王明虽然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做了好事，但他是一个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政策界限的幼稚的政治家，在中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条件下，他很快又产生了右倾思想，并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他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远远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只讲“团结”，不主张进行必要的斗争。
　　应该指出，王明产生这种思想是有背景的。据王稼祥回忆：“抗战开始後，苏联决定给蒋介石一些军事援助，蒋介石派了张冲为驻莫斯科代表，还有一些联络军官。一贯投机的王明，在莫斯科经常与张冲等人来往，其目的是了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窥测时机。”③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拟好很长时间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公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国共合作的事实。而王明也终於等到了盼望已久的机会，他开始打点回国了。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无数专程被安排来欢迎的群众，不时仰望著头顶上的蓝天，希望能尽快看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都伫立在机场上，准备迎接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终於，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接著，隆隆机声响起来，飞机由远而近，徐徐降落在机场上，引起等候多时的群众们的一片欢呼声。此时，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他以气派不凡的架势，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这人便是王明。和王明一同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即在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乘坐的飞机是从莫斯科出发，经新疆迪化、甘肃兰州到延安的)，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④
　　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真诚地期望他能与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心同德，一起搞好工作。其实，这也是王明从苏联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的嘱咐。据王稼祥回忆说：王明和康生回国前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关系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於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⑤另据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後，要以谦逊的态度，服从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⑥
　　但是，王明却以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国就对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批评，完全把自己凌驾於中共中央之上。就连当时与中共中央有意见的张国焘也看不惯王明的做法。他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著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自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⑦
　　为了迫不及待地以自己的思想来统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王明回国不久，就催促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则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近期工作，於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反复讲了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也讲了话。彭德怀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王明这些论点看来，显然同毛泽东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綫。”⑧
　　此外，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这次会议上他和王明的思想斗争，他说：“遵义会议後，中央的领导路綫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麽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綫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除了思想斗争之外，权力之争显得更为激烈。十二月会议之後不久，王明受蒋介石特邀去了武汉，也自然成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他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到武汉，以便更好地发表他作为理论家和领袖的主张。毫无疑问，王明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毛泽东已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地位。
　　据王稼祥回忆说：
　　我在莫斯科治伤之後，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我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一年後，我回延安之前，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党的报告，报告由任弼时同志带来，同时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在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我补充发言，讲了中国党目前的第二次统一战綫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文件，另外还有内部文件要我带回国，是交党中央、毛主席。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我带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还有一些援助物资，回到了延安党中央。
　　王明当时在武汉工作，一听说我回国带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心想不知对他是凶是吉。毛泽东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的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就是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召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的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後果由他自己负责。⑨
　　根据王稼祥以上回忆，王明其所以要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武汉或西安召开，除了表现他有向国民党蒋介石投降的思想外，还有他要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抬举他，服从他，由他调遣，由他指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的，也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当毛泽东获得这种领袖地位之後，中国共产党也就慢慢地成熟起来，像30年代之初米夫执上方宝剑横加干涉、随意任免领袖的事很难再次出现了。王明这次回国，本来比当年米夫的势头更大更气魄，可他却远未能干出米夫当年那样“石破天惊”的事，最後反而落得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不过，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中毕竟曾有过长达七年的显赫历史，要一下子消除他的影响绝非易事。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初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只要弄清事非就行。但王明却在整个运动中一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直到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前後，才写了检讨，承认了错误。整风运动其所以进展缓慢，时间推延长达四年之久，是与王明的思想态度转变有直接关系的。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後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9月10日，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李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後期“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後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9月12日，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已作了自我批评，王明自己却针对毛泽东的批评说：六届四中全会(即王明上任执掌中共中央大权的那次会议)的政治路綫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後期有错误，这个估价也是正确的，但错误的责任者是博古，而不是他。还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过博古的错误。
　　为了让王明早日认识错误，毛泽东拿著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的电报(电报内容涉及中共抗日战争中应该采取什麽措施等问题)，於10月4日至5日与王明进行了私下交谈，谈话内容包括四个问题：1．统一战綫下独立性问题；2．《论持久战》问题；3．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4．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谈话中毛泽东以谦逊的口气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毛泽东还尊敬地说：“王明同志，你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你既有政治头脑又敏感。”“在莫斯科学过的人中，还有几个很有才干的人。”⑩毛泽东显然是一分为二地看待王明的为人和工作的，他想用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错误的方法，启发王明自己也能全面地、客观地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然而王明却根本不理这一套。据王明回忆说：“1941年10月4日和5日，我们两人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11)
　　10月6日、7日、8日、9日，毛泽东又与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等曾在莫斯科学习工作过的人相继和王明进行了谈话，并对王明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毛泽东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此说明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了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要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时期，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关系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12)
　　毛泽东发言後，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对他的政治主张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以此来抗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他的批评教育。
　　面对王明的顽固不化，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一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13)
　　王明对毛泽东提出的四条错误几乎又作了逐条的反驳与解释，强调说他“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最後他只表示：“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可接著又用不服气的口气说：“我的错误我自己负责。”(14)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关於王明的问题书记处会议解决不了，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可王明一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便突然於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10月13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转达王明的意见并汇报与他见面的情况说：王明因病不能参加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但他提出以下意见：1．在武汉时期工作的问题，同意毛泽东10月8日的结论；2．关於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後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後再看记录。今天李富春同志参加医生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三个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麽，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应留在中央工作，不应该在外工作。(15)
　　从此，王明藉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他有病固然是实情，但同时也成了他拒不检查自己错误的挡箭牌。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後，王明於2月16日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诗曰：
　　雍容傲骨豈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16)
　　很显然，这首关於花王牡丹的赞美诗，实际上是言他对抗整风运动之志的抒情诗。同月，王明在中央医院又作了一首口语体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17)
　　王明在诗後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麽损害”。(18)这足可见王明对延安整风运动是采取敌视和对抗态度的。
　　1942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第二天便写信给周恩来，表面上虽表示感谢周恩来给了他“如何反省问题的宝贵的启示”，但实际上又很不服气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说“以供为你下次来我处谈话时更便於给我以指示”：
　　(一)关於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
　　1．为什麽四中全会决议和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即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麽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後，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缺点，更应负一个政治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於在莫斯科作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份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於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信的最後还说：
　　我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是非真相的，请你再抽时间来和我谈一次。(19)
　　周恩来於3月2日将王明的信送交中共中央各领导传阅，并知道“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故未再和王明交谈。
　　1943年春，刘少奇回延安後，也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其中谈到一些政策问题和国共关系中的问题。王明觉得刘少奇长期在外，现在新回中央，有机可乘，便把1941年9、10月份间他同毛泽东谈过的意见大略地告诉了刘少奇，以试探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则认为这些都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後就提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可是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同王明谈这个问题时，王明又马上表示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据王明这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
　　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後，我很快即感觉到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我不再谈自己的这种意见，所以当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我曾再三的坚决的不同意。又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并已经政治局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经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绝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毛主席当时也表示同意。(20)
　　那麽，王明为什么要向新回到中共中央机关的刘少奇谈1941年9、10月间他同毛泽东争执的问题呢?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刘少奇对他的支持。可是当他探明刘少奇并不支持他的意见，并将他的意见反映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後，便又立即宣布放弃这些意见。因为他知道如果在中央政治局再作一次讨论，无非是再受一次群起而攻之的批评。
　　王明看拉不动刘少奇，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张闻天身上。张闻天本是王明1931年赴莫斯科时指定留守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苏维埃运动後期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长征途中，他逐渐认清了王明的错误，立场转到毛泽东一边。遵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後在行军途中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总负责之职。1942年初，他响应毛泽东关於调查研究的号召，亲自赴陕北和晋西北根据地作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1943年3月回到延安。不久，他去看望王明，王明便乘机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还说他自己的错误只不过是不懂人情世故、说话随便遭到别人的猜忌等。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21)
　　王明见挑拨张闻天不成，马上转了口气说：“我过去也要下去工作呵，後来不幸又生了病。”王明又一次碰了钉子。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於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取消了王明中央书处书记的职务。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王明失去了强有力的後台。9月上旬到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在学习和研究期间，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除毛泽东与刘少奇之外，其他人都写了整风自传。洛甫、博古等人还写了反省坦白书。据王明回忆说：博古写反省坦白书费了一整夜工夫，内容全是駡自己、駡王明、駡苏联的。另据王明回忆说：本来凯丰、王稼祥也要写反省坦白书，但因他俩重病缠身，未能写出，中央也就不勉为其难了。(22)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於〈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指示说：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綫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关於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我们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綫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於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相符的。各地在我党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可以在中央局及区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学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後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於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23)
　　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中央有权对自己党内的任何问题作出裁决。王明看大势已去，於1943年12月1日在医院由妻子孟庆树代笔自己签名，向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但这次检讨只限於抗战时期的错误，对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左”倾错误却只字未提。直到1945年初，中共中央已作出《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後，王明才对他一生在党史上所犯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反省与自我批评。而整风运动至此也便宣告胜利结束。
　　无疑，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动，是继遵义会议、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之後，中共中央在理论思想领域内所作出的一次英明的战略决策。如果没有这次整风运动，党内思想就不会统一，人心就不会凝聚，全党的战斗力也不会迅速提高，以至在抗战胜利後也难以胜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重任。然而，就在整风运动的後期，却出现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偏差，审干运动、特别是抢救运动中那令人目不忍睹、难以想象的後果不仅使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人士大为震惊，连同毛泽东也始料未及。
　　作祟者是康生!
　　而事情的最初起因则是王实味事件。
　　1992年2月7日，终於由公安部作出了为王实味冤案平反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1929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份子)的来信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24)
　　至此，王实味在蒙冤49年之後，终於得到了彻底平反。
　　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之时，他的夫人刘莹已届85岁高龄。公安部派了两位负责人前去看望她，把《关於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送给她，向她表示道歉和慰问，并送了慰问金1万元。她看到《决定》上对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她坚决不收慰问金，後来把慰问金捐赠给当地(湖北十堰市)文联，作为对王实味的一个纪念。
　　踩著别人肩膀向上爬的人，就足以让人唾弃了，而康生则是踏著别人的尸体向上攀。在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康生向上攀的第一个台阶。他插手搞的中央党校的特务案件和他直接指挥保卫机关搞出的特务案件便铺成了他向上攀的第二、第三个台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张克勤案件”。
　　① 桂尊秋：《我所知道的陈绍禹》，载1986年12月30日《人民政协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页。以下引此传，不再作全注。
　　②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王明评传》。
　　③ 王稼样遗作，朱仲丽整理：《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新华月报》(文献版)1979年12期。
　　④ 刘俊民：《试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⑤⑥ 转引自《王明评传》。
　　⑦ 张国焘：《一个叛徒的自述——张国焘叛变前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⑧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⑨ 王稼祥遗作，朱仲丽整理：《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新华月报》(文献版)1979年12期。
　　⑩(11) 转引自《王明评传》。
　　(12)(13)(14) 转引自《王明评传》。
　　(15)(16)(17) 转引自《王明评传》。
　　(18) 转引自《王明评传》。
　　(19) 转引自《王明评传》。
　　(20)(21) 转引自《王明评传》。
　　(22) 参阅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0年6月版。
　　(23) 转引自《王明评传》。
　　(24) 见朱鸿召编《王实味文存》。

第三章 王实味事件：整风运动的“偏向”与“转向”


　　1942年3月底，时令已经是阳春季节。然而生活在延安，只能在每天的中午才使人偶尔感觉到一些阳春暖意。早晚时分，四面山林里的阴气袭来，寒意料峭，往往使人不禁打几个冷颤。
　　一天晚上，时间已经是10点多钟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警卫员提著两盏马灯在前边引路，毛泽东从中共中央的驻地杨家岭步行出发，顺著山崖，踏著崎岖的小路，跨过延河的跳石，来到兰家坪山坡上的马列学院。等候迎接的院领导，简单汇报了马列学院整风运动开展的情况後，就挑起灯笼陪毛泽东去看校里的壁报《矢与的》。毛泽东一面听介绍，一面十分仔细地逐篇逐句地看著。看到一些主要的地方，还不时地摇头、点头或默然自笑，有时还发出惊叹的声音……
　　看完《矢与的》，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毛泽东仍显得很亢奋。回到院办公室，他笑著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我们的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叫有的放矢嘛!我看不要着急，先组织延安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的人员轮流参观，然後让大家结合学习整风文件，展开广泛的讨论，彻底分清是非，辩明问题实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真理总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的，真理不怕反，也反不倒，越反越正确。”①
　　这时，马列学院的领导们乘机请示毛泽东怎样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以商量的口气说：“我看，马列学院更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掌握精神实质结合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展开讨论，明辨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完後还反问，“你们看这样好不好?”②
　　院领导们当然都说好。至於从什么样的立足点出发，明辨哪些是非，解决哪些具体问题，毛泽东谈话中没有明确指出，但当时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的罗迈却似乎另有所悟：几天来被《矢与的》特别是被王实味猛烈的炮火攻击得有点繁乱的内心世界里，慢慢树起了一根主心骨。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和各个单位。几天以後，人们的议论竟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部份人说，毛泽东打著马灯和火把去看《矢与的》，体现了领导对《矢与的》的极大兴趣，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另一部份人却说，王实味和《矢与的》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所谓“思想斗争”的具体目标，也就是“整风运动之的”。
　　其实，两种说法都是人们的主观臆断。从现有的回忆资料来看，毛泽东看过墙报後，立刻指令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话。一次不行，再找第二次。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谈心无效後，毛泽东又让胡乔木代笔以自己的名义给王实味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在已出版的《毛泽东书信》中没有收录，但斗争王实味时却有人引用过其中的一些话。据说，毛泽东在信中批评《野百合花》“充满了对党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并认为只要王实味是共产党员，则无论他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都不应该写出对党和延安社会这样的批评文章。而“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份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在指出以上几点後，毛泽东又用坦诚的态度和友好的语气，希望王实味能够站在共产党员的立场，立即闭门思过，痛改前非。③与此同时，毛泽东针对王实味的思想曾召集过延安高干会议，会上以至会後，毛泽东并没有存心提出要整王实味，反而从心里承认王实味的才识。所谓“思想斗争有目标了”应该指两方面的现象：一是指王实味所代表的这种思想倾向或者说社会思潮(即当时延安风行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一是指王实味的文章和《矢与的》的内容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即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而斗争仍采用“惩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法，拒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显然，这个时期，毛泽东敞开襟怀，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领袖风范和更高的政治思想境界。而王实味之所以成为整风运动中正面战场上的炮灰，这大概主要归咎於王实味自己情绪太激烈，性格太固执的原因。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从小就才华横溢，且自命不凡。1926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战士。然而不到一年，就因为组织所在的支部书记怀疑他的入党动机不纯而退出党组织。之後，尽管与他来往的朋友之中有所谓的“托派份子”，但王实味似乎在精神上一直萦绕著党组织观念和共产主义信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基於中共中央的召唤和抗日爱国热情的驱使，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王实味不远千里投奔延安。在延安，王实味一直从事翻译工作，仅他个人所翻译的作品就达百余万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输入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初，在毛泽东关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下，应著文艺界一片批评声浪，王实味也举起了那支穿透力极强的生花妙笔，像鲁迅当年批评黑暗社会那样，开始了对延安社会“阴暗面”的批评。《野百合花》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延安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氛围里，都充满了令人极感伤心和失望的官僚主义，上级对下级几乎连一般同志之间的关心、爱护、体恤之情也没有。这与“抗日圣地”之名是极不相符的。继《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後，王实味又在《谷雨》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在这篇杂文中，他更提出了文艺不应该受政治干扰的主张，并指出文艺家应该自己担负起净化灵魂、升华社会道德和坚持社会理想的历史责任。
　　这两篇文章发表後，很快成了延安青年人争相传阅的作品，而且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报纸也连篇累牍地作了转载和翻印。这就极大地刺激起了王实味的狂热性，於是便在行动上也肆无忌惮起来。
　　1942年1月，洛甫(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一些农村作历时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中央研究院(中宣部的直属机关)的事洛甫临走时委托了罗迈，并决定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整风试点单位。既然是试点，一切工作都得自己摸索。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副院长范文澜先讲了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接著是部份同志发言，罗迈在发言中提了几点意见後，就当即退席了。现在看来，罗迈退得有点早了，如果他能坚持参加到底，问题或许不会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因为这个发言当即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於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权问题，王实味反对“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当然委员”，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於壁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提出壁报文章可以匿名。前者在争论相持不下，最後举手表决时，赞成王实味意见的人以84票的优势否决了另一派28票的意见；後者也同时顺利通过了。最後民主选举时，所谓检委的“当然委员”有少数落选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另一件轰动延安的事情便是《矢与的》墙报。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检查，办起了墙报《矢与的》。这个阵地上最活跃的要算王实味了。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便有两篇文章面世。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其中主要观点是：“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著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根据是：“在群众情绪稍稍高涨时(要求检委民选)就来压抑，扳起家长面孔，威势逼人，坚持主任为‘当然’检委，并从事‘领导’。这在客观上表现他既不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他不了解，各研究院研究员(指研究院的群众)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础的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点上更高明，群众的更大限度的民主，将对检委工作有更大好处。他只强调些什么‘主任是中央派来的’、‘要来也来，不要来也非来不可’，‘不但来，而且要来领导’，他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里念念不忘领导。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据说，王实味性格非常执拗，但在争论问题时却很显得有些胸襟，文章的结尾处指出：“我的观点和论据，正确与否，大家发表意见，也希望罗迈同志自己发表意见。”④另一篇是《零感两则》，其一《辩正邪》认为从本院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著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同志们，睁大眼睛来辩正邪。到处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其二《硬骨头与软骨头》，文中指出“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於滌文周纳?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钢的硬骨头!”接著，《矢与的》第三期上又发表了王实味的《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如前两文的风兩格、态度，指斥别人的时候明枪明炮，寸步不让，需要接受别人批评的地方，也坦诚亮相，毫不遮掩。在“自带谈一谈我的骨头”一节的结尾声明：“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⑤
　　除王实味的文章外，《矢与的》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人拖著一条尾巴，後面有四五个人抬著保护这条尾巴。罗迈回忆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罗迈认为：“这些文章和漫画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罗迈同志还回忆说：“当时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但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便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还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⑥
　　当《矢与的》大纸报像流动宣传车一样，从北门外的兰家坪移到南门外的市场沟时，正是1942年3月底，恰巧贺龙的部队从晋西北调回延安，负责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很快他就听到了关於王实味的传闻。而且贺龙感觉到王实味的许多带刺的言论，似乎直接针对著自己。因为王实味指名道姓批评的“歌转玉堂春”中的《玉堂春》一戏，就是贺龙所部120师战斗剧社的一出拿手戏。据何其芳回忆说：贺龙在当时延安文艺界有不少朋友，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贺龙在晋西北回延安不久，曾对他说：“我们在前方对军队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有些人说延安这不好，那不好，那麽我们要班师回朝了……”⑦这话说得的确带上了危言耸听的味道。然而何其芳却置若惘闻，无动於衷。
　　不仅何其芳如此，整个延安文化界在3月底的时候，对王实味事件都没有积极反应。随同贺龙一块回延安的王震，在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的陪同下，亲自参观了《矢与的》大纸报，他的反应更激烈：“我们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文人们却在後方吃饱饭骂党。”⑧范文澜听了，居然和何其芳一样，对王震的愤愤然也表示了置若惘闻的态度。这绝不因为范文澜与王实味是北大前後期同学之故，而主要是在范的心中此时并不认为王实味的行动有何严重不妥。
　　对此，王震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亦决定当即亲自去看看这些情况。於是便有了打灯笼夜看《矢与的》那一幕了。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王实味便在延安连续两次制造了轰动效应。
　　这是一件大事!然而真正对这件事情感到头痛的还是罗迈。第一，王实味的民主要求是针对罗迈自己这样“家长”的，其态度之强硬，简直让人无法立足。第二，院长张闻天不在，副院长范文澜是一个学者，为人老实正派，作为整个整风运动中的一名群众，他有民主的要求；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他主张整风就需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并亲自在墙报上写文章说了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的话。在罗迈看来，作为领导，范文澜显然是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他来把握事态，处理这件事情肯定不会有好结果。问题还得由自己来解决。第三，罗迈“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而这次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要肃清流毒、提高认识的，主要就是针对它们这批人的。
　　於是，在3月31日毛泽东召集的高干会上，他借机表白自己愿意卷到群众运动中去，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但没引起多大反响。毛泽东很清楚罗迈高姿态的良苦用心，也很清楚抵制王实味向罗迈进攻的必要性，但同时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罗迈已无法维持中央研究院院长领导院内整风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威信。於是他提示代理宣传部长凯丰采取座谈会的方式，向全院干部群众委婉转达中央关於王实味本人和王实味思想所代表的普遍的群众意见之间的错误差别。当中央研究院的干部群众了解了上述两类错误的差别之後，他们对王实味的保护态度和对上级指示的抵制态度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而罗迈的紧张心理也慢慢地坦然起来。
　　4月2日，在凯丰主持下，《解放日报》以重要版面报导了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观点”和“冷嘲暗箭作文方法”的批评。
　　4月3日，中宣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做了《关於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里有三个很明显的针对性观点：第一，必须进一步明确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是全党在思想上的一次革命(绝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第二，各部门的整风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方向上去；第三，在整风过程中必须严格把握“惩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法，讨论与批评既要严正，又要与人为善，绝不能采取“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的方法。中央研究院传达学习完这个最新决定後，罗迈当即指示《矢与的》墙报委员会，唯有内容正确的稿子才能登载，对於观点错误的稿子则必须加以修正。不言而喻，施行修正权的只能是领导整风运动的机关负责人。同时，凯丰便直接点明批评王实味的种种言论正是“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的表现，是违反上述“四三”决定的表现。因此，对王实味应该及时展开批评，否则就会酿成毛泽东批评过的那种姑息养奸的後患了。
　　4月6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会上罗迈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著两个明显的偏向：一是不懂组织原则；二是不懂思想方法。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罗迈的发言引起了一定的争议。⑨
　　4月7日，中宣部又专门约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份子，进一步学习整风文件，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争、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争，不承认有偏向。最後，凯丰批评了这种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明确指出一些同志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有预谋的挑拨性言论之间的区别。接著，凯丰在强调反对“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同时，专门提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文章请与会者讨论，并要求人们根据各自研读整风文件所得精神来暴露这两篇文章中所隐藏的严重错误。他说，这两篇文章中的错误实际上就是政治立场上的错误。而政治立场错误则毫无疑问地就是整风运动中发生的不应该有的偏向。这样，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最终把王实味及王实味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定性为整风运动的偏向了。
　　王实味事件的复杂性，不在於王实味本人，而在於王实味代表了当时一大部份人的思想倾向。整倒王实味，可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整倒赞成拥护王实味思想的这一大部份人却不是当时的目的，也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这一点罗迈心里很清楚。在中央研究院学习“四三”决定之前，罗迈就借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特别是检查了他自己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取得了一部份人对罗迈作为一个领导的同情和肯定。接著便在全院展开学习“四三”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既从理论上引导，又从心理感情上感化，支持罗迈的人便越来越多了。
　　中央研究院内逐步与王实味划清思想界限并开始支持罗迈的人越来越多，这对批判王实味无疑是个有利条件，但王实味的主要影响在文艺界和文化界，王实味的文章是发表在党报和文艺刊物上的。而且更有甚者，就在中央研究院紧罗密鼓地展开对王实味批判斗争的同时，文艺界还在接二连三地发表著与王实味的观点大致相同的文章。有心人如果翻看一下1942年3月份至4月份《解放日报》副刊和其他文艺刊物，情况便会一目了然，这里无需赘言。也因此，毛泽东开始策划召开文艺座谈会，试图以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并改造文艺界所有人士的偏颇思想。
　　通过一段时间的座谈讨论，於5月23日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厅前，面对延安文艺界各单位各领域的代表一百多人，借著几盏煤油火球的光亮，发表了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份)，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於文艺创作的诸多原则和规定。
　　5月24日，凯丰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立场错误、动机纯洁”的说法。认为政治立场是人的思想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动机是由立场引发的。政治立场错了，绝不可能构成动机纯洁两元并立的思维格局。
　　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关於“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会上有11个人发言，大部份人都反省到把整风运动看成是“割大尾巴”(即领导方面的尾巴)，是极端民主化倾向。少数人说，主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委员，这是范文澜院长在动员大会上同意的。因此，否决主任为当然检委，不能说是极端民主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范文澜作了检讨。他说自己只懂民主，不懂集中，只是半个好共产党员，以致领导整风，竟然犯“极端民主化倾向”的错误，言下之意是他容忍王实味的错误言论，是误解了党提倡民主的真义了。他的发言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使与会者很受感动；二是作为领导、学者和王实味意见的支持者，他的检讨实际上全部否定了王实味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其思想影响的覆盖面。这样，中央研究院整风的偏向，在群众的思想上算是基本扭转了。
　　28日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的意见已经涉及到了对王实味的估价了。有的人认为在组织上，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这个估价还有争议。
　　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午，有三个人在会上发言，将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的言行和他所写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联系起来，证明王实味已经离开了党的立场。最後，罗迈发言，他首先系统地讲了民主集中制和王实味对党采取反对的立场，他的错误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绝不能和我们同志的偏向相提并論。
　　王实味被一级一级的升温，到此，他已在我们同志行列里被除名了。
　　31日，中央研究院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资料。
　　6月1日，座谈会变为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一直斗争到6月11日。在这11天的斗争期间，王实味问题的性质几乎是天天升级，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值得特别提到的有三件事：
　　一是6月2日，王实味向院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和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另一件是王实味承认了他和托派有来往。如对陈清晨、王文元等人至今不能忘怀。还有一件就是胡乔木写信给王实味，转达毛泽东关於整风运动所坚持的“惩前毖後，治病救人”这一基本精神的意见。院党委和他谈过八次话，范文澜和他谈过三次，党委又托五个人经常找他谈，罗迈也在最後一天的斗争大会上说：“支配著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份子的思想。”但我们仍对王实味抱著“治病救人”的态度，只要王实味愿意从“反革命份子”的茅坑里爬出来，党将伸出援助的手，热情欢迎他的归来。他毫无悔改之意。这样，王实味从“同志”行列除名之後，11天时间内又获得三顶“桂冠”：“托洛茨基份子”、“反党份子”、“反革命份子”。
　　《解放日报》从6月9日开始，接连推出大块头批王文章。全延安所有的机关单位都结合整风学习，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批王斗争。这下，王实味作为反面人物在延安又一次产生了轰动效应。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他自己却再连一箭也放不出来了。
　　应当承认，王实味的影响是自下而上的。
　　在一般人看来，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竟有王实味这样的人作祟，内心里不免为之震惊……
　　在一般高层干部看来，他们就是党，他们就代表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要是批评他们，这是领袖对革命大局的把握，而王实味，“吃饱饭駡党”，简直岂有此理!你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党!他们从南方苏区打到延安，过去心理上那根肃反之弦，似乎又在铮铮作响……
　　而毛泽东的心理感受似乎更复杂：他不仅是气愤恼怒，他还有些失去尊严的恼怒，同时也想到了应该怎么去做。这是可以从他在中共“七大”上的一次讲话中看得出来的。“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於是好好整风。”⑩而这一切正中康生的下怀。此是後文。
　　整风的发动始於王实味“挂帅”出墙报之前，这里说要“好好整风”，实际上意味著整风的“转向”——即本文的主题：审干和抢救运动。
　　其实在这之前的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过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康生关於国民党对延安动态反映的滙报，提到《轻骑队》时，与会者就已反应强烈，一位中共中央的领导历数了延安“特务份子”的种种罪行。听完了滙报和发言後，4月17日毛泽东说：“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份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
　　这是最早布置审干肃反，可见王实味事件就是从整风转入肃反的导火线，也是使审干肃反走向半公开化的开端。所以王实味被揪出後，延安的普遍整风已不大再提反对三风不正，重点随即迅速转移的思想上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组织上追查内奸份子，而且越往後越向肃反倾斜，最後终於进入了全面抢救运动。
　　9月份中央研究院在康生的插手策划下，搞出了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同时，中央党校联系王实味事件，对一些人开展批判斗争，搞出了特务(康生为党校副校长，搞出的“特务”是吴奚如)。10月份，保卫机关也破获了重要特务案件。鉴於这种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干部。11月，毛泽东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即半条心)的问题，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即两条心)的问题。要开展反特务斗争。12月6日，康生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同一天，中共中央总学委会发出了《关於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指出：“延安整风学习中暴露了党内‘小广播’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有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与秘密行动都泄露出去。有的人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欢言论，甚至於‘广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谎言，破坏党内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份子‘广播’反党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份子制造反党言论。这种严重的现象流行在每个角落，无论在党政军民学各机关中，无论在老干部新干部中，无论在公开部门之中与秘密部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11)於是，各系统、各单位便发动每个干部填“小广播”登记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康生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於是，整风公开转向审查干部。这样，边区几万名干部的生死权利就落到了康生手中。
　　①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
　　②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③ 参阅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④ 参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⑤ 参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四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⑥ 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 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说明：《毛泽东之歌》一文是笔者1991年11月13日在北京采访牟夫鸣时她给我提供的打印稿(复印件)，现该稿一时查找不着。)
　　⑧ 参阅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⑨ 参阅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⑩ 1988年9月24日笔者采访张宣记录。另可参阅《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对〈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等文章。
　　(11) 转引自睆砦：《毛泽东与延安抢救运动》载《觉史博采》2004年第1期。

Gowest

Gowest 发表于 2021-10-21 02:13
第二章 毛泽东、王明：思想斗争与权力争夺
高浦棠 曾鹿平

第四章 “五人反党集团”定案：审干肃反的第一个信号


　　1942年中共中央的《“四三”决定》刚刚发布，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各机关，为了统一研究中宣部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组成了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并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等21人参加。4月13日，中直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研究了学习计划、讨论方法、组织领导等内容，并推举康生、李富春、曹轶欧等5人为常委。可以说康生已基本控制了中直机关学委会的领导权。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整风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延长到9月20日共5个月。学校由4月20日延长到8月20日共4个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总学委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主持并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这对康生来说是盼望已久的事了。早在莫斯科时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为副团长，两人一正一副，互相配合，翻手为云，覆手马雨，制造过许多事端。现在，在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长期酝酿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任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并委以康生副主任的重任，又一次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权独揽局面。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康生自己知道干这个工作的要领和经验。莫斯科时期的“镇反肃托”运动他是记忆犹新的，在运动中他曾借机拔掉了不少眼中钉，巧妙地扩展了自己的权势。现在又出现了同样的历史机遇，他当然不会放过。虽然这次的社会环境变了，苏联的莫斯科变成了中国的延安，但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沿袭著苏联共产党的规程，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著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和路綫方针。而更主要的是康生自己不仅拥有著在驻共产国际时期残酷打击别人，为自己铺设道路向上爬的经验，也经历了回国以後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全过程。现在王明因故称病，基本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自己又一身兼任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特别是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一职，说明他在回国後的政治周旋是成功的。
　　但康生的内心并不很坦然，他知道这次整风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清理思想的运动。清理的重点是那些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者。其中，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离开了党；瞿秋白成为烈士了；李立三虽健在，但他的“左”倾主义错误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他认错诚恳，人缘好，走一下过场，便会过关。那么，重点自然会落在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头目王明身上。他当权的时间久，损失大，又犯了众怒，列为重点是肯定无疑的。既是批判王明，能不波及到自己吗?王明是注定要垮了，他会不会把自己也拉下水?他熟悉王明的为人，两利相称取其重，两害相称取其轻。这家伙是会做得出来的。
　　怎样才能未雨绸缪，防患於未然呢?他必须要进攻，先声夺人，在进攻中求生存。
　　这是驾驭自己和操纵别人的最上方略。
　　果然，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康生便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整风=审干=肃反，“三位一体”。对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康生又发挥了他特有的创造性。在他看来，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审查历史中抓特务、叛徒、坏人。这样，必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谁还有胆量敢来揭发我康生。只有狠狠地整，就能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既保护了自己，又扩大了权势。
　　但运动一开始时，还不是按照康生的计划进行的。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学习文件精神，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同志之间，推心置腹地促膝谈心，肝胆相照，互相帮助。
　　运动没有按照康生的计划进行，使敏感多疑的康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样发展下去，自己的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陈年积怨，一触即发。到了那时，过去被自己整过的人，就会一拥而上，那将是不堪设想的。
　　正在康生绞尽脑汁之时，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可以说是王实味事件的出现解脱了康生。
　　王实味事件是1942年5月到6月期间定性的。中央研究院於5月27日至6月11日，召开了长达16天的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主题的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康生就插手了，他是以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出现在会议上的。因此，康生也就是中央研究院这次座谈会的上级直接领导人。不过几天，座谈会在康生的指导下很快就成了反王实味的批判斗争会，直到把王实味彻底打成“托匪”“反革命”份子为止。
　　可是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就在全延安的批王斗争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却假借“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名义，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批王“斗争进一步深入”。於是，他又一手制造了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冤案。
　　“五人反党集团”的成员除王实味外，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陈传钢)、王里(王汝琪，在中央妇委工作)和中央研究院的潘芳(潘惠田)、宗铮(郭箴一)两对夫妇。据有关资料说，1942年2月成全曾给毛泽东写过信，反映延安出现的“食分三等，夜分五色”，“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情况。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发表後，他又乘访友之便(因王里与王实味早在河南时就为相识，後来她与成全结婚後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看望当时正在病中的王实味，对王实味的观点表示过同感。潘芳是早期加入共产党的留德学生，王实味的老朋友，在斗争王实味的大会上曾揭发过王实味和“托派”人士来往的经过。并检举王实味有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言论。他的夫人宗铮是王里在上海复旦的同学。在中央研究院，潘芳、宗铮夫妇又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由於上述种种关系，在延安时，他们五人的确有过些来往，还一同吃过饭。但说他们有意识自觉结成集团来反党，则是诬陷。连康生自己也说，这纯属无中生有的事。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反特工作训练班上讲他如何采取迂回的阴谋策略，硬将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拉在一起的详细经过，康生说：
　　第一阶段大致从三月到六月，就是毛主席报告以後到六月二十三日反王大会。从三月到六月时，这是新“四三”决定讲的，这就是思想暴露的一个阶段。那时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於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员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也出来了，具体事情我不宣布，就单指文学，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这时成全寄给毛主席的信有好几封，于炳然寄给任弼时的信，大砭沟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墙报叫做《矢与的》，西北局的墙报叫做《西北风》，解放报的墙报记不清叫什么，三边的《驼铃》，关中的《新马兰》，还有个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反革命思想放毒。当时共度党员的错误思想就出来了，前方的同志如果看一看反革命是怎样活动的，反革命的雠恨有多大，表现在文学上那真是吓死人。我不知道刚从前方来的同志看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没有?在整风中不看这些东西不行。《解放日报》第四版大家可以看。有一个问题大家没有看到，就是成全寄给毛主席的信。这信是在毛主席报告党八股(二月八日)第三天，写给毛主席的，他也来了一个八股。这个混蛋王八蛋，他对共产党的雠恨太那个，那真想不到。他这个八股是每股仿佛写小说一样，这一回，那一回，每一回中间来一个挑拨关系，把它对立起来。反革命所讲的，第一条叫什么“声色犬马”。声是哀乐留声机，色就是漂亮，犬就是养洋狗，马就是骑马。“大干部招摇过市”。这是八个字一律。下一律叫“衣冠度人”，以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看人。“小党员传达立门”。这是头一股，再看看他怎麽讲，大干部小干部完全阶级对立了。第二股叫什麽?叫“贵贱有别”，“卖力者只值半块”。劳力的人只值半元钱。下一律叫做“贫富不均”，“劳心者坐在上边”。这把劳心劳力的分成贵贱贫富。这又把它对立起来了。第三股叫什么?叫做“健者保健”。身体健康的人到处拿保健费，“铁拐李打葡萄糖；病人生病……吃小米饭”。你看他这个雠恨。第四段叫“食分三等”，大、中、小竈。“衣分三色”，灰、黑、蓝。明明暗暗，还有叫什么“富人奇贵……旧弃新跟，老太婆……”这是女干部把它对立起来了。再就是边区叫做“骄上谄下”，办到自给自足，弃官归里。这是丢了官回家，土皇帝自暴自弃。第七股叫做“揩油摸水”。第八股叫做“吃肉饮乳”。於是乎干部子弟有分关之乎哉，小孩也在内，把它分成阶级也把它对立起来了。这个八股……所以要我来告诉你。
　　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类似这些东西很多。如西北局的《西北风》把高岗同志駡的叫做毒蛇猛兽，这是从他们的组织部干部科的干部駡的。反革命到这个程度。王实味开始在墙报上“软骨头、硬骨头”，这里毒得很。总之，就是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党员的思想偏向主要是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再加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三八大会上痛駡，痛骂流涕的就是这个时候，甚至在“四三”决定後，还有人反抗暴露。“四三”决定马列学院的人叫做“紧箍咒”。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靠一个“紧箍咒”，可惜这不是金的，而是铁的。铁的纪律，什么人也要靠，中央委员也要靠，不靠就是自由王国，花果山、水帘洞，都变成齐天大圣，那还有什麽党!“四三”决定後，还有人这样讲，但那个思想还要暴露，所以这个时期叫做暴露时期。这个暴露有什么好处?有意识的暴露，这个暴露有三个好处：1．下情上达。有些官僚主义的确下情不能上达。2．可以暴露共产党员的错误思想。3．暴露反革命的言论越深刻，整风越能整好。就是不怕暴露。以前把陈伯达駡得狗血淋头。一切党八股在毛主席报告三风不正的时候，成全他说还要增加一风不正，说延安人风不正。他在过新年的时候，送陈伯达一个党八股，说什麽把人当人。说话算话，就是这样。总之，政治研究室搞得乌烟瘴气，中央研究院出的墙报，这样一大张贴在布上，挂在南门外，人像赶集一样来看。这个暴露阶段对我们有好处，对以後清查干部有好处。
　　第二阶段应该说是从反王斗争大会六月二十三日成功，到什麽时候?到十一月，七十二天大会结束，党校反李国华，反吴奚如，这个大会结束。这时的特点是一方思想反驳，另一方思想斗争深入。这完全是新“四三”决定上讲的!这时候反王实味斗争大会，中央研究院八月里面在枣园，反于炳然斗争大会，九月里面在党校反李国华、吴奚如大会，这个会大概开个把月!政治研究室开反五人集团大会，七十二天大会。十月间就是边区开高干会八十三天大会。那时这些思想斗争大会是长期的大会。这时开有什么好处?一方面纠正党员的思想偏向，另一方面孤立反革命的反动思想。所以这时强调“四三”决定这个领导问题，不是强调民主。这时思想反驳，一直驳下去斗争到深入，到十月斗争差不多深入了。因为这时党风大家都学了，一些干部从一般学习深入到个人反省、个人的实践，从一般的反省到个人坦白，所以那时就是思想自传，与历史自传，而在领导机关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在这中间开始了反吴奚如，从他的思想问题看到他的政治问题。清查他的特务问题，这大概是十月九号，吴奚如退党是十月，十月左右，他的叛徒就清出来了。在这时从思想斗争转到反革命斗争。另外，在党校十月、十一月零零碎碎清出十一个。在枣园这时反于炳然这个政治问题，反特务问题。在十一月初于炳然的老婆自首，说她是戴笠的特务，同时在军委礼堂发生了罗纪明的案子。罗纪明在教导团当过政委，公开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在上次党务委员人上痛骂党。在十一月三十日，罗纪明就被逮捕。这样你看，党校有吴奚如问题，枣园有于炳然老婆的问题，总政有罗纪明的问题。这时候已经从思想整风中，个别机关，个别人的身上，与审查干部反特连结起来了，所以由学习转入审查干部，由无产与非无产转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
　　我再把反王实味、反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举破。在反王实味斗争中间，七斗八斗，斗出四个人来(潘芳、宗铮、成全、王里)，从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四人和王实味是一起的。然而，王实味那时候，他自己不承认是反革命，另外，有时他也露一点头拉些人，但是，这时这些人的材料不怎么具体，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来以後，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同情他的反革命思想方法，这样厉害。所以，斗完王实味，接著斗潘芳、宗铮，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后来把潘芳相反的作了一个学习委员会的秘书，办公室的主任，这是有意无意?(张仲实答：有意)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所以这些人都说潘芳还升官，我们这些大概没有问题。那时考虑斗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成全把陈伯达駡的一塌糊涂，支部开会，当时支部只能作调解人，这边讲讲话，那边讲讲话，群众思想没有觉悟起来，这个地方不能斗，而且估计也没有把握，研究了一下，知道这五人反党集团实际上是两把子，五人反党集团实际是六人。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芳、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芳。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是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因为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打了一个大迂回，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後加上社会部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他说我是中国人有大汉之风，堂堂大丈夫有错误就承认。他上去思想帽子就扣上了。他相当滑，这一讲有的新党员觉得他承认错误就满意了，老党员觉得于炳然一定有问题，承认思想问题不行，还要追，戴上思想帽子不行，退要戴上政治帽子，我们下了一道命令，只谈思想问题，不谈历史问题，不谈政治问题，于炳然是什么问题，老干部清楚，群众凉了，我们不管群众，让他们糊涂几天，那时于炳然很坦白，这样整风就整好了，当时于炳然为了抬高自己就不能不打击别人，就不能不打击成全、王里。我说你坦白了，成全、王里为什么不坦白呢?你要想办法使他们坦白，于炳然说。我有办法使成全、王里坦白，这样枣园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于炳然领导，但暗中由一个比较好的同志领导，代表团一开到政治研究室，斗争回来回到政治研究室，以後于炳然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和他们是一把子蓝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蓝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炳然有利，对成全、王里也有利，开始成全、王里不承认，以後才承认。这个地方我们露了一下，于炳然也捅了一下，政治研究室怎麽斗?这时群众没有觉悟怎麽斗?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陈伯达的领导大概有问题，检查检查群众起来了，後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养，怎么駡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把陈伯达送到枣园休养了，枣园代表团来了，开了五天会，认为不讲成全、王里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駡得狗血淋头，第三天对成全、王里怎么讲，讲了一点不关痛痒的话，对陈伯达说了许多不利的话，群众当时盲目大鼓掌，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俩破口大駡陈伯达，从上午駡到下午，駡什麽问题，駡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不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人性论駡出来了，有怀疑，当时群众駡陈伯达就少了，左看右看成全、王里不是东西，於是大家说不行，他的思想是托派思想，怎么能行?这样到了第五天，把成全、王里搞到头上来了，枣园代表团出来了，于炳然出来讲话了，的确不错，我证明成全、王里是托派思想，他这一讲话，会场情形就变了，紧抓著成全、王里的鼻子，反对他。这一次不知反了多少日子，就反了72天，这样我们就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潘芳、宗铮已讲了托派思想，反党活动，但这种活动谁告诉他的?他又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潘、宗告诉他的，我说好，他们反省就好，你找潘、宗来谈话，他把潘芳、宗铮找来，于炳然把潘芳、宗铮找来大马一顿，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了一个托派思想帽子，你们看到利用矛盾，王实味的矛盾，有于炳然、成全、王里的矛盾。利用成全、王里搞潘芳、宗铮，他们一个个暴露，但是搞到72天的时候，因为于炳然有一个问题没有搞，于炳然在枣园斗争时，这时枣园的问题已牵扯到政治研究室的问题，这时成全、王里的问题在政治研究室搞了，再搞潘芳、宗铮的问题，于炳然这时就积极了，五人反党集团，于炳然又回到枣园去了。他以先法制人的办法，第一天晚上就叫他老婆来自首。他这是掩护自己牺牲别人的办法，说你去自首，不要说我知道。他老婆真正出来自首了，他把这个阵綫布置好了。72天大会以後，当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和王实味的信一样，要退党，不过他与吴奚如不同，吴说冤枉了我，他说，我这个人不够共产党员资格，交了几个朋友是成全、王里，搞了一个老婆是特务，这样我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请党把我开除，把我放到前线，为党牺牲，当一个战士，这一来，他认为让我们找他，使我们被动，接到信後，我不理他，有两天没有答覆，他急了，他知道要上当了，他又写信说，他错了，我不应退党，赶快把那封信给我，当时枣园答覆，你那封信已交给党委了，你拿党籍开玩笑，要退就退，要不退就不退，这时要求大会讨论，他那封信是向我们进攻，他说他老婆是个特务，我们要离婚，赶快把我们分开住，他以为我们不会这样，可是我们就接受了他的意见。分开住马上就分开住，永远不准见面。这个矛盾来了，他和老婆讲你何必当牺牲品?哪里有这样的爱人?三讲两讲把老婆说了，他老婆讲，是他要我讲，所以于炳然和他老婆的矛盾我们又利用了，把这个矛盾扩大了，这样就同于炳然斗争，後来于炳然逮捕了，就问出口供来了，又提出成全、王裏，这是第二圆周。72天完了以后，成全、王里又向我们进攻，他写信说老实话，我在大会承认我是托派，我根本不是托派，如果将来查出那就要消光。他这话是实话，我们知道他是国民党。不过给他戴了一个反革命的帽子，今天不理他，等于炳然把他供出来，我们拿到材料再搞他!到4月1日把潘芳、宗铮抓去了。这是斗争的又一个圆周，又一个三角。这个斗争是极细微的，那时吴奚如问题党校的同志看到了，那个斗争极迂回，开始是斗李国华，还不是吴，後来把他老兄引出去了，那时就是思想斗争，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上。那个斗争很迂回很细密，那时毛主席讲四句话：1．治病救人；2．瓜熟蒂落，摘瓜不要生摘，瓜熟到老了就落了，斗争要生硬是不行的；3．细密处见功夫；4．欢迎进步，于炳然我们欢迎他一点微小的进步。这四句话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在延安斗争中得出来的。①
　　然而，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後人考证，造两对夫妇在延安时期与王实味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很深，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一块聚一聚，而在延安一块聚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几十小时。至於谈话，压根儿就没有专门涉及政治问题，偶尔有情感偏激的时候，本属人之常情。②违背常理的是康生自己，他将这五个人硬拉在一起，并将他们推向一条布满陷阱的政治歧路。
　　四十年以後，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接到李维汉的建议後，於1982年2月，作出了《关於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王毓瑛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安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芳、宗铮和陈传纲、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③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的。但是，王实味的“托派份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托派份子王凡西在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後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5年，王凡西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声称要“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乃至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王凡西说，他和王实味原是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後来，王实味与党失去了联络，同支部的几个人也都失散了。1930年春天，他在上海遇到了王实味，大约有一年时间，来往不到10次。同他们来往的还有陈其昌(陈清晨)，也是北大同学，还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此时王凡西和陈其昌都已加入托派。他们同王实味谈过托派的观点和主张，王实味同情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此时王实味已同刘莹(也是北大同学)结婚，生活十分困难，靠写作和翻译小说得来的稿费维持生活。王凡西正在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一本托洛茨基的《自传》，约王实味翻译了书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说“……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句话作了说明：“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着重点是原文有的)。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份子。”王凡西文中还说：“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於‘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後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後者，而这些完全是出於他独立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後，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④
　　严格地说，中央研究院与中央研究室的“五人集团案”与中央党校查出的所谓“吴奚如特务案”，再加上王实味案共同组成了抢救运动的前奏曲。在10月份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讲到整风问题时就批评了对敌特破坏缺乏警惕的自由主义，提出要重视反特斗争，各单位要抓第二、第三个吴奚如、王实味这一类人，也点了“五人反党集团”的名。半个月後，康生在高干会上作关於审干肃反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时，严励批评了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1943年1月4日，彭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也在会上作了反奸肃反报告，结合中央党校破获“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高岗也赶快紧跟，使会议做出决定，要清洗党员的百分之十。也就在这时，康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在自家门内制造了“张克勤特务案”，做出了示范。此後审干和抢救运动就在延安遍地开花了。
　　① 转录黄昌勇先生提供的打印件，并可参阅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 参阅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③ 见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转引自朱鸿召编：《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
　　④ 另可参阅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後後》。

第五章 康生：一个阴谋家的传奇


　　康生本是山东胶县大台庄(後全家迁往诸城县城)一个大地主家的少爷，排行老四，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少年纨绔，风流罪过，远近闻名。快到而立之年，以青岛德国天主教会办的礼贤中学的文凭於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改名赵容或赵云。据康生履历表记载，在此学习期间，即1925年他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据多年和康生打过交道的师哲回忆，这“始终是个谜”。师哲说：
　　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後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後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後，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著)，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至海參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至於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所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於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①
　　在上海大学学习三年毕业後，康生开始从事中共的地下活动，干的是特科工作。不知是与他所学专业有关，还是与他的为人有关，这个工作竟与他一生的“事业”没有分开。就为人而言，康生阴阳怪气，神秘难测，心狠手辣，性格歹毒，同时他又善於逢场作戏，逢迎拍马。连陈云都不无感慨地说：“康生是鬼不是人!”②他的“鬼”迹仅从他一生所改换的名字即可见出一斑：除上述的几个外，他还改名张裕先、张权平、张耘、张溶等，到莫斯科後，他又起了俄文名字康生(KAH——ⅢEH)或皮特尼兹基。据师哲回忆说：“康生的入党是个谜，康生何时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谜。”③直到他死後，还“没有人能证明”这一问题的确切性。
　　然而康生更大的才能是他不仅善於驾驭自己的人生航船，同时也往往能驾轻就熟地操纵他的同僚和下属，甚至对上司的行为他也能左右几分。比如他与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康生最初在上海参加革命後投靠在李立三名下。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由於在上海几次工人起义中有所表现，当时的中共中央让他去搞上海市一个区的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後来，李立三看他巴结自己十分卖力，便提升他为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那时他叫张耘。1929年夏天，王明从苏联回国，带著共产国际赋予他的特殊“使命”(实际上是让他接替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执掌中共大权)，开始和李立三明争暗斗起来。康生很快看出了其中的奥妙，首先把自己的名字改换为赵容，然後在王明与李立三之间周旋开来。据师哲说，在此期间，康生曾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小时就释放了。此事後来有人曾向党组织反映过，但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④
　　1929—19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份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据师哲回忆说：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於米夫急於把王明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於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於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个月后，由於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他又直接接替了总书记。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康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後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於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
　　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担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⑤
　　康生从追随李立三到投靠王明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的。
　　1930年12月16日，米夫突然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李立三给陈绍禹(即王明)的处分决议，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桂冠”。转眼之间，王明和共产国际划了等号。谁反对王明，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反对王明，当然是反对共产国际了。李立三下台的命运是注定了。
　　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策划下，又於1931年1月7日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带有突击性，只开了一天，却长达十五小时。一些重大的问题，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自始至终，都由米夫唱独角戏。他对王明大肆吹擂，几乎捧上了天。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会议快结束时，米夫宣布：“这次政治局委员，由九名组成。”说罢，他匆匆忙忙地念了九人的名单。他心里有鬼，知道王明难以通过，於是一反常规，作了一项奇怪的规定：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一律都有选举权。
　　会议室顿时哗然。与会者中有一些人对米夫的专横十分不满，甩袖而去。米夫却毫不在乎，他望著这些退出会场的人，反而更加得意。多走一个，就少一个反对者，这是求之不得的事。选举结果，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从这时起，名义上向忠发仍然是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大权却落入王明的手里。
　　此後不久，康生便找机会登门向王明作了很深刻的自我检讨，并表达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虔诚的歉意。
　　康生有这样的本领，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上司的信任。这次他虔诚的检讨和歉疚，很快打消了王明的敌意。事实上，靠投机钻营获得大权的王明，也只能靠康生这种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他们之间能很快投合并达成默契，也是自然的事情。
　　从一介书生、“六届四中全会”的记录人，会後便一步青云成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康生很快成了王明手下的红人。王明1931年10月去苏联後，第二年康生在上海搞特科工作，曾被捕过，并以供出上海特科工作情况的代价，换取了出狱的资格。再一年，他追随王明去了莫斯科，被王明提拔为驻第三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王明、康生从此互相吹捧，互相勾结，在苏联肃反期间，专门成立了一个王、康办公室，罗织罪状，用“托派”、“国际间谍”、“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特务嫌疑”等等强加的罪名，把一大批从中国到苏联去的中共党员学生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流放、劳改，以至杀害。
　　上海特科派赴苏联的吴富等五位同志，中共建党时期最早的共青团负责干部俞秀松等三位同志均被王、康诬陷杀死。李立三被判重刑。
　　中共老工运领袖陈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被诬陷劳教。
　　老工运领袖周达文被流放远东，杳无音信。
　　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许多朝鲜干部也遭到了王、康的诬陷迫害。康生说：“那些在苏联的朝鲜人都是特务，或是特嫌。”
　　康生虽如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但有一点，他是精明的，即对他所依附的王明，从不置一句贬词。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战士的性命葬送於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他却在莫斯科多次提出拥护王明为党的总书记，而且肉麻地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王明同志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後，王明和康生一起坐飞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很大的阵势去延安机埸迎接这位统治中共长达五年之久的领导人及其他的红人。
　　据当时观察家们分析，毛泽东用如此排场的礼节是有用意的，是想让王明开开眼界，也想让追随王明的那些人开开眼界。王明的眼界是开了，但从此以後一遇重要场合，便装病不出。颇有点僵顽不化的固执。可康生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他很快便作出了新的选择。从此，人们在康生身上看到的再不是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的笑脸，而是一副一贯抵制王明、反对王明的“英雄”尊容。
　　关於此事，曹轶欧後来曾直言不讳地对别人夸耀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阵势——毛泽东身後站著那么多的高级干部，於是康生脑子里就转起了各种念头，考虑自己应该在新的环境中如何转弯，以及如何改弦更张。⑥
　　到延安後，康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撮合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婚姻问题已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要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江青来延安时是上海流亡演剧队的成员，来延後入鲁艺任职任教。上海滩影剧界的混乱是尽人皆知的，江青的政治历史自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审查只能局限在纸面和口头上，专程去上海、山东调查是不可能的。周扬回忆说：“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呵!一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嘛，相当能干。”周扬还说：“她原来在鲁艺呆过，时间很短。我去鲁艺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因为我常到主席那里去，还是经常看到她。我知道她在上海的名声不大好，主要是桃色事件，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後来到了延安以後，大家发现她的作风有问题，很脱离群众。大家对她的印象不怎么好。我在延安时算是她少数的老朋友之一，因为我们在上海就认识。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後来‘四人帮’当权的时候她会蛮横到这种地步。”⑦
　　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错，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对她一见钟情、而且决意要娶她呢?然而周恩来(一说是朱德)的慧眼似乎能穿透文静和善的外壳，他觉得江青的本质有问题，至少在政治上靠不住。为此，中央政治局展开了争论。这便给康生制造了一个投机的机会。
　　师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详细地谈过康生和江青、毛泽东的关系。他说：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後，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著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追究。
　　康生同江青之间的微妙关系，许多人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并不真正了解。在延安时，康生和江青分别同我闲聊中，吐露过一些真情实况，後来目睹种种怪现象，使我储存在脑海中的零散印象渐渐连贯起来，大致如下：
　　江青原名李云鹤，後改为蓝蘋，出生於山东诸城县城东门外，家道中下，蓝蘋姐妹二人，姐姐其貌不扬，父母不许她上学，裹起脚来，待机出嫁。妹妹篮蘋，自幼聪慧，长相端正，身材窈窕，父母偏爱。她上小学时，学校在城内东街南头，上学下学，必经当地大户张家的门前，这张家就是康生的家。
　　康生由於一贯的放荡不羁，迁到诸城後，很快就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岁娶妻，不到2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即张子实。这个二十几岁的有妻有子的少爷，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著打这里经过的蓝蘋。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时曾经这样说过：“蓝蘋虽然年龄不大，但身材修长，发育较早，从外表看，像是很懂事的人了。”
　　蓝蘋14岁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便领著她学艺卖艺，她自己也因为可能走南闯北而乐於此道。当她得知上海是个繁华世界时，便决计到上海去。
　　1925年，康生、蓝蘋先後到了上海(并非相约)。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很快爱恋上了女同学曹轶欧，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曹轶欧和康生既是同乡，又同属贵族阶层，他们一拍即合。曹轶欧正处於年轻气盛之时，雄心勃勃，壮志不已，不幸到处碰壁，曾给鲁迅写信倾诉自己的郁郁心情。然而她却能驾驭康生，不许他寻花问柳，甚至不许他同女同学接近。所以康生虽然知道蓝蘋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蓝蘋到上海之後，凭自己的美貌和风流，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加入艺人的行列，而且十分活跃，这一点也是康生自惭不及的。不过在十里洋场，蓝蘋要飞黄腾达，仅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她尚有自知之明，不过分追求自己的身价。还由於她自己的放任不羁，声誉也不高雅，有些人评她为四流的明星。
　　蓝蘋由於在社会上很活跃，便成了国民党特务关注和控制的对象之一。康生直到临死之前才对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在上海时被特务机关突击过(突击，是指逮捕後立即逼其叛变自首，并答应为他们服务，旋即释放，以掩人耳目)，也玷污了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仅两个月，蓝蘋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於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後人所共知的。
　　蓝蘋到延安即进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则任中央党校干部长。很快，康生便知道蓝蘋已到延安并在鲁艺学习。他同蓝蘋取得了联系，并将蓝蘋以及同蓝蘋一起从西安来的几个人都调到中央党校，把她们编在一个班、一个组，称“特别组”，由曹轶欧亲自管理。蓝蘋改名江青。
　　康生住在枣园。枣园原系陕北一个土军阀高双成的家园，围墙耸立，果木成林。康生把这里弄得神秘莫测，不仅不准任何人进入，甚至不许人接近此地，如无意中郊游至枣园附近，便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後来毛泽东住进枣园，康生搬出了枣园，直到撤离延安的整个过程，康生为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一直未撤掉，形成两套收发和传达，可见康生对高围墙的偏爱。当时的枣园，自然是警卫森严，但江青却可以自由出入，去会见康生。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又名志贞)离开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苏联治病，行前已身怀有孕，孩子後来生在苏联，未能成活。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举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著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乾乾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於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江青同毛泽东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他们便决定宣布结婚。为了这桩婚事，中央党校许多了解江青底细的同志(如王世英等)数次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和江青这种人结婚不妥。张闻天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过问，可是觉得下面反映的意见有义务让毛泽东知道。於是他揣著那些信去见毛泽东。约略谈了几句，刚反映了一点意见，信还未递交，毛泽东便显出不悦之色，张闻天只好作罢。
　　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惟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此约法三章在干部中迅速传开，意见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⑧
　　另据透露，在中央政治局为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力排众议，用了许多廉价的赞词，竭力支持江青同毛泽东结婚。如当时，在上海的王世英和刘晓反映江青有历史问题，而且与党脱离过关系。材料自然落到了康生手里，康生则想方设法隐瞒中央，暗中庇护，他向中央解释说，江青在上海与党脱离关系，道理很简单：是形势恶化造成的。接著康生又炮制了一些有利於江青的材料，把控告材料都毁掉了。他还吹捧江青少年时在山东就追求进步等等。⑨这件事情尽管酿成了中国後来政治方面的许多悲剧，但在当时却产生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效应。江青实现了她的“女皇梦”；毛泽东也得到某种满足；而康生则因此既保持了和江青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正像一位老前辈谈起这件事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要让人报恩，一是当老师，二就是做媒人了。⑩伟大如毛泽东者，也很难抛开这种文化制约，康生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
　　康生帮助江青步入了毛泽东的家庭，同时使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玩弄权术的能手康生与出类拔萃的学生江青此时已携手结成了有利可图的完美联盟。江青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江青为自己获得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用著。
　　在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之後不久，康生就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中央情报部部长。肃反大权也自然落在了他手中。
　　①②③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④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⑤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⑥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⑦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月刊(香港)1978年9月号。
　　⑧ 《峰与谷——帅哲回忆录》。
　　⑨ 参阅〔美〕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12月1版。
　　⑩ 1988年9月於延安大学采访师秋朗记录。

Gowest

第六章 张克勤案件：审干运动全面展开


　　1942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原甘肃地下共产党党员张克勤，被康生亲自出马，打成特务。当然，这件事情是有起因的，起因应从同年夏季开始的审干工作说起。
　　1942年夏天，在王实味及“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定案的前後，中央在成立整风运动总学委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审查干部，本来是共产党内的例行工作，其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每位干部的优缺点，以备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提拔干部时参考，做到人尽其才；二是清除党内的“坏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即所谓的反奸肅特。这项工作通常情况下是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进行，但由於自从抗战以来，共产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和革命阵营势力的不断壮大，以往例行公事式的审干工作又基本停顿，或流於形式，所以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审干运动”。为了使整风和审干能够在统一步调下协调运作，中央任命康生为审查干部委员会主委，陈云、彭真、高岗三人为委员。这样，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内部迅速展开了审查干部运动，这场运动的具体要求是所有各单位的干部都要联系王实味的思想言行，向组织写出自传、简历和思想汇报。审查委员会还特别规定了撰写干部自传的规则标准。合乎标准的自传应该包括下面五部份内容：
　　(一)自我概述。这一部份要求撰写自传者必须交待自己的年龄、出生年月、出生地点、籍贯、住址、专业知识和特长、嗜好、兴趣、性格，以及配偶姓名。以上要求与我们一般填写的人事表格没有不同，比较特别的内容是还必须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无疾病、负伤或残废等情况。更重要的是下列三点要求：第一，必须交待阶级出身；第二，必须交待自己和配偶的思想文化水平，看过什么关於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第三，必须交待自己用过的真名、代名、别号，并要交待改名的原因、使用经过，以及有谁知道。
　　(二)政治文化年谱。这一部份要求写出各自的学历、履历、政治革命经验，以及所受奖惩情况。撰写者必须分项按年月叙述，不得加以任何省略，并且必须附上每段时期的证明人。这一部份可以说是个人年谱，其中学历一项包括党内外所受各种训练和教育；履历包括所有从事过的职业以及更换工作的原因；政治经验栏，要列举所有参加过的社会政治团体，包括会道、教门、结拜等等；而革命经验栏则要详列入党後所担任的每项工作，以及所有作战、负伤、被俘、出狱、离职和失去组织关系等经过。此外，传主不仅要详述自己家庭的内部变化，而且必须详列所交朋友以及所认识的同学和同事的姓名，并交待自己在国内外有重大政治变化时的想法和行动。
　　(三)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这里家庭情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写清家乡环境、家庭人口、家庭经济情况，以及本人与家庭的关系等四个项目；二要写清家乡的交通、文教、政治、民情、党派活动和风俗习惯，倘若传主的家曾迁移过，还必须说明每次迁移的理由。家庭人口栏则必须列举所有亲人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政治背景、政治思想和活动，以及他们对共产党和对革命的态度；同时还要说明家人和自己的各种关系，所给予自己的影响。经济状况一项则指家庭的各种产业收入和历年来的变动，以及生活水准。在本人与家庭关系一栏，则要说明目前和家里维持何种关系，有无金钱来往等等。至於社会关系这一方面，所包括的内容基本上和家庭方面相同，只不过对象由家中至亲变为一般亲友和同事而已；另一个差异则是必须列举所到过的地方以及任何可供革命斗争所需要运用的社会关系。
　　(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这部份是针对年谱中的自传部份作详尽的交待。如年谱中有学历和履历两项，这里则必须详细说明每次求学和参加每项工作心理变化，以及每段时期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年谱中还有列举所参加过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一项，这里更要求每一个撰写者尽可能地详述这些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历史、性质、背景和主要人事，以及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至於革命经验一项，以前只是年表而已，这里要求讲述加入共产党之后的各种活动，并交待入党时的详情，当时对时局和国民党的认识，为何决定加入共产党，自己和介绍人之间是何关系，在每段工作期间有哪些同事，上级领导是谁。再比如年谱中有奖惩一项，这里必须交待被处分的详情，以及自己的反应。在这一部份中，组织机关特别重视被俘、脱离工作岗位和失去组织联系等细节的交待，传主必须说明事情的原因、经过、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以及各项事件的证明人。此外，还要交待出狱、恢复工作和重新建立组织联系的详情。
　　(五)党性检讨。这部份要求撰写者详细检讨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思想意识、言论、行动、工作态度，以及待人接物各方面的表现。假如以前传主作过类似检讨，则在这里必须加以择要复述，并说明当时上级的评论，以及自己的反应。①具体要求如下：
　　思想意识方面：入伍入党以後是否时时计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或者假公济私，借党的工作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和打击别人报私仇，对革命前途有没有信心，是否曾经动摇过?战斗中是否怕死?平时爱不爱出风头?有无逞能夺功、包办、想家、想老婆等念头?
　　言论方面：说过些什么不应该说的话。如泄露党内机密等，再如当面不说背後乱说，道人长短、议论上级、不通过组织提意见，有时怕得罪人，该说的不说，甚至听到反动言论也不驳斥，对群众不鼓动宣传等。
　　工作态度方面：如计较个人得失和地位，不愿作技术工作，不愿作埋头苦干的工作，不愿作作机关工作，不愿作事务工作，怕麻烦，做工作讲价钱，工作随便不认真，计划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工作消极等。
　　日常生活方面：如好享受，图舒服，计较生活，待遇上与别人比高低，不吃苦耐劳，不愿作艰苦努力，贪污腐化等。
　　接人待物方面：是否能团结同人，闹过意见没有?为什么?②
　　从以上这些详细规则看，审干运动的初衷主要是让凡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都要去掉个人小我，将自己的思想意识、言论行为统统纳入革命斗争的大集体中。因为这是一种思想、态度、立场的根本转变，所以为了使这一转变达到尽可能的彻底性，负责整风审干的机关又规定以下三点：第一，党员和干部必须根据整风文件所提示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范畴来进行反省工作；第二，学习整风文件时还要活学活用，联系实际，特别要联系过去党史上的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工作带来的危害；第三，更主要的是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特别是要看每个人说的和自己写的自传是否一致。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反省不是个人单独反省，而是在同单位其他党员干部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由本单位领导或上级单位领导主持，并要使在场的其他人都满意。否则，自传也要重写，反省也要重新进行，直到别人满意为止。
　　这样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要反复写自传，都要反复反省，而审查人员又都要反复审阅每一份自传，反复听取和评定每一个人的反省汇报，审干工作一下子变得特别忙碌，任务也特别艰巨起来。为了减轻审干人员的负担，审干领导机关决定，审查工作的细致与否，还要因人而异，对真正的“问题人物”，当然要不厌其烦要求重写和交待，而对一般党员和干部，则过得去即可。那么哪些人属於问题人物呢?
　　1．凡由国民党统治区自动来边区或各根据地参加工作的人；
　　2．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或在敌伪机关部队供过职的人；
　　3．被敌伪机关逮捕後释放而释放经过又未考查清楚的人；
　　4．家在敌伪统治区又经常回家或家中常有人来往，且过往甚密者；
　　5．金钱来历不明、男女关系作风不正常、好打听秘密、偷看文件的人；
　　6．由下级政权机关送来的杂务人员，未经审查，便留在机关学校工作者；
　　7．由敌伪统治区迁往根据地或由敌伪统治区出来在根据地从事商贸活动的人；
　　8．自动来边区或各根据地工作的人。
　　以上几种人中，有下列情事者，尤为审查重点：
　　1．工作异常积极，而且根据其对工作的认真程度有不合常理的现象或金钱来历不明的人；
　　2．一贯破坏上级威信、挑拨离间同事关系、小组织活动频繁、泄露党的机密和偷看文件的人；
　　3．从检查邮政信件或从来往友人口中获知有奸细嫌疑的人；
　　4．被敌伪机关逮捕後释放出来的人，其情节经证明不符者；
　　5．有其他嫌疑者。
　　从以上这些标准来看，这次审干的广度、深度、强度以及严格程度都与以往的审查干部有所不同。特别是认定“问题人物”的标准相当宽泛，只要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可能立刻受到同事、首长、组织机关和保安机关的严格调查。这样被调查的人数过多，审查又过於严格，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了不得的事的现象便难免发生。张克勤事件的发生，即由此而来。
　　审干工作开展一个时期後，个人向单位汇报，单位又向上一级领导机关汇报，最後都集中在康生领导的审干委员会和社会调查部。汇报材料各式各样，有些甚至离奇古怪。大概将近这年11月份的时候，各级汇报材料里边的“特务”、“叛徒”、“反革命”等词语概念不断出现并多了起来。其中，从鲁艺转来的一份材料这样写道：“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活动的……”③
　　康生见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将张克勤看管起来。
　　张克勤於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後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1937年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入社会部下属的西北公学进行学习深造。张到延安後，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後叛变。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这时，延安鲁艺又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张克勤为人聪明、活泼，爱提意见，这时又有这么多的嫌疑，康生自然要拿他开刀了。
　　在汪东兴办公的窑洞里，西北公学的审干人员开始了对张克勤的审问。李逸民(时任社会部下属西北公学副校长)回忆说，参加审问的有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等人。审问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你是怎样来延安的?”这是我们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张把自己来延安的经过详细地作了一番介绍。“你来延安干什么?”我们又向他提出了问题。张克勤笑了笑说：“我是由甘肃党组织的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都有介绍信。”“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张克勤大吃一惊，但是很快冷静下来，苦笑著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决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僵住了，我们又问他家庭情况，他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名中医，常给别人看病，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收入……“都给什麽人看病?”我们问。“什么人都看，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他说。我们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眼光，觉得这倒是开始入门了，於是就追问他父亲和这些官员什么关系，但张一口咬定，就是看看病。
　　一根蜡烛点完了，却毫无结果，我们让张下去之後，研究一下下一步怎麽搞，汪东兴同志认为，根据他在根据地搞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连续搞下去，我们觉得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接著审查，追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他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关系。问题越提越多，开始张克勤还较镇静，可是越谈他就越应付不了。我们几个人轮流地休息，吴德、汪东兴他们一班，我和王涛江、毛诚一班。到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也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同志打了个电话?李说：“这时候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我也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我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一会儿，蜡烛果然送来了，我们只好继续搞下去。
　　到了凌晨5点，张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好吧!你只要好好交代，可以重新做人嘛!”我们对他说。於是张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个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於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麽。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当时张还哭了一场。
　　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赶忙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他很高兴。④
　　第二天，康生便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张克勤坦白大会。开会那天，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们带著几分好奇、还有几分胆怯汇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涌进了礼堂。会议开始，康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蹬一双长筒马靴，大摇大摆地踏上主席台，简短的开场白之後，他便指著张克勤说：我们在西北公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叫张克勤，他父亲就是特务，大家说，他能不是特务吗?读者可能觉得逻辑不通，其实这就是康生铸就的铁的逻辑。他将那么多的人打成特务，几乎都用的是这种逻辑。他在整人的时候，动不动就拍著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XX人要不是特务我把康字颠倒写。”甚至给一位女同志下了这样一条海外奇谈式的结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⑤这种主观臆断荒诞不经信口雌黄的诬陷在康生那里就像魔术师甩扑克牌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成为一口巨大的黑锅，它使人喘不过气。甚至会被压死、闷死。
　　在这天的会上，亮出他自己获得专利的“铁逻辑”之後，康生将金丝边眼镜一推，用阴阳怪气的音调说：“你张克勤肯定是特务，要不，我康生敢拿二十年党龄做保证!”⑥
　　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张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岁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一年的党龄，更何况是二十年呢!权势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无耻结为联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红的霎那间变得漆黑一团。张克勤无言以对，只得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将自己五年多的革命史，说成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史。他痛哭流涕地交待说：国民党对我们在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一个被发展的特务。
　　另据有人回忆说，张克勤根据自己阅读过的许多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非常完整的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有：他如何在进步活动中被敌人发展为特务成员，如何又以表面的进步参加了假共产党，如何受敌人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等等。最後还说明他的行为是受骗上当，陷入了泥坑，他非常感谢组织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挽救，并表示决心重新做人。
　　当张克勤悲痛地哭泣著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後，所有与会者都被他那生动而深情的演说感动了。当即就有不少人向组织坦白了自己是特务，并请求组织上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这天晚上，康生又指定人负责要张克勤交待有什么人和自己联系。张克勤一下子毫不为难且毫无保留地交待出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鲁艺那位揭发他自己是特务的人。
　　而据师哲回忆说，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於康生处在反奸运动中的权威地位，谢老对他也无可奈何。
　　张克勤交代以後，不仅在本单位作典型发言，还让他到别的单位讲，到根据地讲。讲的内容除了交代的外，还有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下子人们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各单位都在千方百计地找自己的典型。
　　谁都难以相信：张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竈，并擢升为副科长。这真是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游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现身说法，为所有打成特务和未被打成特务的知识份子、文化人树立起一个“坦白光荣”的榜样。
　　接著，康生便借用这个案件大作文章，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大突破。於是他将此情况一面抄送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请看他在一个干部训练班的讲演：
　　张克勤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後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份子数量得到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⑦
　　随即，他领导的社会部和保卫机关工作人员在延安各机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陕四、湖南等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如四川工委书记邹凤平、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实，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张维桢，组织部长危拱之，宣传部长郭晓棠等。并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当时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近40人先後押到延安受审，一些地下中共党员的家属和两三岁的小孩也随著大人被关押。同时，康生抓住一些未经调查核实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谣惑众，一步一步地把整风运动引向了所谓肃清反革命、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
　　当张克勤的案件被搞定之後，整风运动就逐渐地被引上了康生设计好的轨道。1942年夏季，康生对他提出的“整风=审干=肃反”三位一体公式还作过另一种表述，这就是“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
　　这句话看上去是一种预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精心的设计。他要惩治所有的人，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实，也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於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道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
　　1942年到1943年之际，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内局势均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共产党、八路军在几年的抗战中，力量渐渐壮大起来。国民党蒋介石想把抗战胜利的赌注押在外国人的援助上，而在暗地里又想和日本人媾和，於是便将大批精锐部队从前方撤下来，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南面韩城、宜川、大荔沿线，并扬言“因中共不听话”，要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样，他们便可既保存实力，又虎视眈眈，居高临下地控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
　　1943年4月初，驻守在陕西的胡宗南与延安方面协商：他将派代表胡公冕(胡原为红军军长，後投向国民党)到延安进行访问。康生抓住这个机会，假借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公冕来往里应外合颠覆边区政府的名义，亲自批准保安机关，於4月1日晚上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二百多个“嫌疑份子”。与此同时，在中共直属机关也抓了不少“嫌疑份子”。将这些“嫌疑份子”抓起以後，康生在中央大礼党向中央直属机关作了动员报告，公开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听到这一消息，不少干部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然而康生却得意地说：这叫“秘密突破”。
　　但在红色政权的首府，一下子就捕获这么多的“特务”，人们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众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当面向康生提出，“捕人证据不足”。
　　康生蛮横地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是为了弄清问题。”⑧
　　身为共产党保安机关的最高长官，竟以这样毫无法律常识的语言来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此时，人们还记忆犹新的康生所谓“整风必须转入审干，审干必须转入肃反”的那条预言性指令，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了。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於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决定》说：
　　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和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纠正，内奸问题也不曾引起注意。
　　《决定》强调说：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份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著，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於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
　　4月9日和12日，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各机关两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不愿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会上还由张克勤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於是坦白运动就在整个延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自然，康生对这一切是驾轻就熟的，由他亲自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如洪荒时期的汤汤大水铺天盖地地涌来，漫淹了整个延安和各个根据地。⑨
　　① 参阅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
　　②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说明：我们只有复印件，找不到书的版权页)。
　　④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
　　⑤⑥ 1988年9月於延安采访张宣记录，另外，关于康生的审讯方式，马逢臣、迪之等人都谈到过。
　　⑦ 1988年9月采访张宣记录。并可参阅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⑧ 转引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
　　⑨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第七章 坦白运动：逼著人们说假话


　　应该说，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期间，别有用心、乘机谋私的人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的主体意识完全被康生有意制造的“特务如麻”的审干气氛所淹没，不自觉地而又非常认真地扮演了康生所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
　　康生很成功地玩弄了人们对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为他罪恶的政治生涯增添了耀眼的“光环”。
　　炮制“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开演讲，现身说法，制造“特务如麻”、“坦白光荣”的气氛，这是康生操纵审干运动的杀手锏。
　　1943年中共中央的新“四三”决定刚刚发布不久，延安便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坦白运动”。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两万多人参加的大会，由康生亲自主持。在康生的精心安排下，胸挂大红花的张克勤痛哭流涕地讲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如何被挽救的经历和感受，使与会者大受感动和鼓舞。接著康生乘机鼓动，大谈延安还有许许多多的“张克勤”，号召这些“张克勤”迅速起来悔过自新。
　　这次大会推动了坦白运动的迅速发展，“坦白”这种特殊工作很快由内部少数机关学校的小范围运动发展成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特斗争运动。康生还特别安排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胸系大红花，先後到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党部和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巡逥坦白报告。在康生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整个陕甘宁边区各单位、各系统都掀起了“坦白运动”，大会、小会、计分会、控诉会等名目繁多的会议接连不断。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绥德特务控诉团”。
　　1943年清明节刚过不久，康生将延安的“坦白运动”推向高潮後，很快带领师哲等人来到绥德，并迅速组织了一个“绥德特务控诉团”赴延安各机关单位作巡逥演讲。这是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它在延安的天空呼啸盘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卷了延安的机关、学校，把人们清澈如水的心灵，搅得昏闇一片。
　　控诉团的一号选手白国玺(建国後担任过某地区文工团团长)，这位能说会道的绥师附小教师，给自己戴上了一顶血淋淋的官爵“特务暗杀队队长”。他的口齿、他的表演才能，使陕北的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黯然失色。他被迫编造的充满血腥气味的“特务史”使听讲者目瞪口呆、怒火万丈。
　　更使人们诧异的是“控诉团”二号选手田家凤的控诉演讲。这位年仅15岁的女学生，这位刚刚进入青春期、如荷花般明丽纯洁的少女，竟然说自己参加了“特务美人队”，声言她们的“战场在床上”。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贞操被看得至高无上，女人的贞操甚至比女人的生命还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出卖贞操，无异於在用尖刀挖自己的心。难怪田家凤每次控诉都是痛哭流涕——是真有其事的惭愧，还是绝无此事的委屈?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无疑是前者，因为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花朵般鲜艳的少女，会拿自己的贞操开玩笑。但甄别後，人们才知道，她的痛哭流涕完全是因为後者。
　　如果说前边两位的控诉还有点严肃气味的话。那么“特务石头队长”马逢臣的控诉演讲就有点滑稽了。他每次登台演讲，手里都提著道具——一包大得惊人的石头，并耸人听闻地披露他们曾准备用这包石头暗杀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
　　控诉团里还有一位13岁的少年，他说自己是“特务撕报队”的成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共产党政府机关所贴出的标语、布告、墙报统统撕掉。
　　就是演戏，这也是一出漏洞百出的蹩脚戏，可是它却能在延安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这就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气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不了解审干运动的过程，就无法理解这一结果的产生和漫延。王实味事件还只是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序幕，而1943年4月9日至7月15日的坦白运动，则是一个重要的铺垫。在这一阶段除了炮制典型外，还采取了自觉坦白，即每个人都填写小广播和社会关系调查表，写思想历史自传，从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问题!规劝坦白，同志、同乡、同事、同学、夫妻、亲戚、领导与被领导，不问青红皂白，互相规劝对方向党坦白；另外还采取个别谈话、大会、小组会集体规劝、诱导等方式。在这三个月内，仅延安中央系统和边区系统(不包括边区所属各地区)各单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坦白运动中，决定究竟谁是特务、汉奸和叛徒的问题上，康生是金口玉牙，说啥是啥，只要他一句话，你便是上了“生死簿”，不是特务也是特务，被折磨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特务。於是，按照康生的要求，给自己编一个假历史。最後，还是组织上给他们平了反。
　　1943年4月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担任当时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的杜远征被调往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他刚上任不久，一天夜里正睡觉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认为有什麽急事找他，刚把门打开，只听一声断喝：你被捕了!第二天上午，便开始审讯。审讯人员问他：“你是怎样加入特务组织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审讯人员冷笑一声，接著又逼他说：“连河南省委都有问题，都是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是掌握党内情况的机要人物，你能没有问题?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共产党，是红皮萝卜白心，是国民党搞的党，你家属从敌占区来，这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麽?”
　　杜远征哭笑不得，说审讯人员无知，是低估了他们，说他们有知，所提问题却既荒唐又可笑。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落到这种人的手里，不说假话，就得被他们折磨死。只好使一个权宜之计。
　　另一个叫萧煌的人，又名黄连生，他说：“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有一天上班时，突然祸从天降，几个武装人员二话没说，把我押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抢救’。我既没落水，也没掉入深渊，为什麽要抢救呢?我感到莫名其妙。但事情明摆著，谁被‘抢救’，谁就是过鬼门关、阎王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经过一连串的审讯，才明白关押我的理由：(一)因为我的妈妈是日本人；(二)我是从後方来的，关系复杂；(三)我是社会活动积极份子，接触面广；(四)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後来查清是会计记错账)。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根据，对我软硬兼施进行逼供，不认账，就要杀我的头。”①
　　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坦白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著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著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著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在当时形成一种“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9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於是他们便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大家漫谈反省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於没有问题“坦白”。老处长因此弄得吃不下，睡不好。总务处里的同志平时和老处长关系融洽，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能戴红花，吃饼乾，於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坦白”的人没有感到压力，老处长也因而笑逐颜开。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也召开“坦白”大会，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向党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差。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的热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由於这些假案的影响，“特务”一批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人人自危了。
　　运动向高潮发展著，影响面越来越宽，康生欣喜若狂。一天，他来到西北公学作了个报告，俨然以一个教师爷的把式，在讲台上振振有词地教训著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失足的青年知识份子继续坦白，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他唾星四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报告後来又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②
　　本来已经扩大化了的运动，由於康生这一煽动，终於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强行要求他们“坦白”，“坦白”了以後再进行反复审查，使正常工作处於停顿状态。而那些还没有搞起来的单位，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例如有一个单位，因为没有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领导人回来後吃不好、睡不着。一天，已经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梦乡，他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哨，全体人员从床上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待集合之後，这位同志就开始训话：别的单位的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
　　在周围压力已经非常大，整天等著“抢救”的人们受不住了，连夜找领导坦白，当晚就有几十人交代了“问题”，在当时这位领导看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又是多么大的成绩啊!
　　有的情况在现在看来也许是个笑话，而在当时却是事实。例如有一个同志，才新婚不久。一天，他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他爱人还在灯下等著他，这位同志不仅没理会爱人的心，反而怀疑她有问题，硬揪著她到李克農那里去交代问题，弄得她哭哭啼啼，把李克農也弄得啼笑皆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脑已经发热到什么程度。
　　还有让人笑不起来的，但从中同样可以见出人们头脑极端发热的程度，因为被强行要求坦白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已是德高望重的同志了。
　　例如陶铸也曾因坐过敌人监狱，被整成“叛徒”，气得他暴跳如雷地在骂娘：“老子在犯人中不是第一号，也是第二号坚强的，他们简直胡闹，想我把打成叛徒。”③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董学源，1942年8月到延安参加完组织工作会议後，被高岗留下参加整风学习。在抢救运动中也受到审查、批斗、关押，1945年平反。还有西北局民运部的十多个干部，全系西北各省地下党的知识份子干部。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办了个墙报，叫《西北风》，陈元方任主编。第一期墙报贴出後，反映强烈，高岗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一种不满的发泄”，以後便停办了，当年底，陈元方调到靖边县委任常委、统战部长。1943年4月初，突然通知陈元方回西北局机关，一进机关，挎包还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北风》问题。而且说《西北风》和《轻骑队》一样性质，都是反党的，接著便是无休止的批斗，到5月说陈元方是“死顽固”，进行假枪毙後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直到1946年7月1日才结论平反。来自各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一概是审查对象。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邹是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诚。他在对敌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了。把伤养好後他的腰从此直不起来，加上胃病、肺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仍坚持对敌斗争。1940年，党中央调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中他被当成是“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延安，与邹结婚时间不长，审干中她经受不起考验，也说邹风平是特务，并因此离开了他，和别人同居了。这对他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致使邹风平自杀了。他在绝命书中还申辩自己是被冤枉的。直到1945年8月，中央党校才给邹做了结论平了反。
　　当延安地区的人们发热的温度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其热量又开始向周遍地区扩散。绥德由於有上述几个积极份子的典型示范，整个全地区的坦白运动後来居上，其热度似乎比延安地区的更高。
　　1943年9月前後，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召开了“绥德各界控诉国民党特务大会”。会议历时一个礼拜，参加会议的有各县代表、各区乡代表，还有“士绅、参议员、分文书、自卫军连长、妇女、绥师全体教职员学生、学生家长、失足青年、各部队、机关、学校代表共两千五百人”。大会先由专员袁任远宣布党的宽大政策：“只要坦白悔过，政府决不加罪，逮捕的也无条件释放。”後由地委书记习仲勋号召“失足青年”和“一切汉奸特务份子赶快爬出泥坑”。接著便是特务和失足者开始坦白。
　　可以看出，这个程序和在康生指令下延安各单位的形式完全一样。显然绥德地区的坦白抢救运动受了延安地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绥德地区群众的积极性更高。每个坦白者上台“坦白”以後，如群众表示满意，则宣布既往不咎，并立即将对坦白者的称呼由“特务”改为“同志”；否则，坦白者将继续受到规劝、批评和指控。一位前国民党的军医名叫李化南，当时被认定为“双料特务”(即日本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坦白”之後，群众根本不满意，於是有人就提出要他“坦白”如何利用行医的机会谋害共产党员和干部，他无言以对。这时部份群众便喊出了“枪毙李化南”的口号。李化南虽然没有立即被枪毙，但却被重新押回了牢房。
　　一边是义愤填膺的群众威胁，一边是政府的宽大政策，面对这两项形式不同目标完全一致的绝对选择，所有受指控者和心有余悸的人，只有走向“一边倒”，才是唯一的出路。“俯首认罪坦白”，以至厚诬自己，厚诬别人，成了人心所向，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许多至亲好友，也能勇敢地表现出“大义灭亲”的义举。
　　在绥德地委的示范下，绥德县也召开了“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会议历时十天，共有2600多人参加，其中190多人被揭发为“特务”，280多人被“感动”後主动“坦白”。
　　无论是延安地区，还是延安以外的其他地区，无以计数的“坦白者”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冷静的应该坦白者?多少人是在那个热度已达到沸点的氛围中，冲昏了头脑或上级施加压力被逼的“坦白者”呢?当时延安交际处的负责人金城的话，也许可以使人们明白“坦白运动”的许多真相。他说：
　　延安交际处内共有干部和工作人员40多名。在坦白运动中，有5人送到反省机关接受隔离审查，2人被保安处逮捕关进了监狱。其余受冲击者还有20个左右。
　　其实，在延安交际处根本没有一个敌特，即使有点政治问题，也在整风初期早就交待清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案子。可是当时我怕完不成任务，也怕自己潜意识中有“右倾”思想因素，所以尽管心里大不以为然，却始终保持缄默，只顾“盲目追随”和“奉命行事”，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审干组织规定：各单位的问题人物中，必须要送反省机关10％，送保卫机关10％)。根据这个规定计算，延安交际处送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两项指标加起来共7人，为20％，那么，延安交际处有问题的人总数至少应该是35人以上。④
　　尽管如此，康生还一味地要求审干人员要不断扩大战果。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扩大战果呢?康生曾多次给有关人员传授自己的经验，他说，搞肃反抓特务，就像抓老鼠，下夹子、放毒药、养猫，都是一种方法。但还有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叫以毒攻毒。抓一只个头大的公老鼠，用一粒黄豆塞进它的屁眼里，然後用线给缝上。几天之後，黄豆发涨了，老鼠疼得像发疯似的，从这个洞钻进那个洞，见著老鼠就咬，咬死一大批之後，自己也疼死了。我们搞肃反也应这样，先抓住一个典型，把它放出去。让它咬，乱咬、横咬、竖咬。咬了这个，再咬那个，无休止地咬。咬一大串，谁也跑不了。他咬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咬了那个人。这样一来。一变二，二变四，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战果就扩大了，这叫利用矛盾。谁都想保自己，都想立功，立功才能得到宽大。要想宽大，就得要有表现。什么叫表现?就是要拿出“礼物”，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要把别人当作“资本”、“砝码”，把别人揭出来。咱们就让他们互助揭发，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⑤
　　康生还要求每个审干人员都要怀著敌情观念，交替使用“善”治和“恶”治两种方法。先是摆出菩萨面孔，诉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审查对象自觉“坦白”。对那些拒不“坦白”者，则要不惜一切手段，甚至绳之以刑，来强迫其“坦白”。他说：“要用一切手段弄到口供，只要逼出口供，就能把一些人的嘴给堵上。”
　　对此，在一次会议上，任弼时曾批评康生说，你的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但康生却辩解说，我们是逼供而不信。任弼时又反驳说，既然你不信，那为什么还要逼供?
　　尽管康生无言以对，可他并不服气，仍然指使办案人员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一个一个都从天南地北来的，天晓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口供是唯一的根据。⑥
　　在康生凶神恶煞般的操持下，审干运动被一步步地推向了更可怕的灾难深渊。
　　① 参阅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参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片断回忆》。
　　④ 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⑤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⑥ 参见甘徵文、韩少功：《任弼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Gowest

第八章 抢救运动：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

　　有了铺垫就必定有高潮，到6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於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仍不满足，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份子的清查和突破，这为审干运动的高潮——抢救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从7月15日到8月15日，这是审干运动的高峰期。如果说坦白运动是一场疾风暴雨，那么抢救运动就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而从8月15日到年底，这是审干运动由震中延安向四周波及阶段(这一段我们将在後面的文字中介绍)。从年底开始，审干运动缓步进入甄别平反阶段。
　　1943年7月15日下午，延安中央大礼堂会场正面挂著“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大字横幅，四周墙壁上贴著“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要热情地对待失足者”等标语。中央直属机关正在这里召开干部大会。无疑，康生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就是在这次会上，他作了那篇令数以千万计的人蒙受不白之冤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大声讲道：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国民党以34、37、38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25师、69师、28师、53师、新37师、第8师、165师、新骑2师、新27师、167师、78师、新20师、新26师、191师，以及7个保安团、1个炮兵旅、1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綫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可缓的任务……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举不胜举。比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远征，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特务份子……
　　三个月以前，我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因此，从4月10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受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感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毒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使我们有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苦心的救你们?为什么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时期还要抢救你们?这正是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著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赶快觉悟，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的……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於你们幼稚无知，贪名图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的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们重新作人，用了宽大政策、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法促使你们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当一个人向党坦白了，我们就立刻将他的材料收起，从特务群里将他的名字除去，我们高兴他自己已经自觉!共产党又救了一个人了……
　　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於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们，要重新反省，彻底地迅速地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後，我要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们的问题不需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们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份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是为了镇压死不悔改的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悔改，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来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份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阱，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个报告的内容是转引自林青山的《康生外传》，原书中转述这个报告时夹杂著不少带有一定夸张性的描述语言，我们在转引的时候，剔除了这类描述语言。保留下来的应该是这个报告的原貌。①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都行动起来了，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如麻，没有一个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延安成了洪洞县，没有几个好人了。
　　整个延安地区，一夜间变成私立公堂和人间地狱。到处是大喊大叫、声色俱厉的逼供。有的单位，甚至特务已占了压倒多数，好人倒反而寥寥无几。仿佛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从身上拔下一把毛，用嘴一吹，立刻变成无数各式各样的特务。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挖出的特务越多，康生的成绩也就越大。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分析敌情时，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完不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
　　保自己的，邀功取宠的，完成指标的，走过场的，虽为殊途，却属同归，都要昧著良心，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叛徒和坏人。渐渐地，好人成了少数。
　　李维汉回忆说：“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7月16日召开抢救大会。”“在短短十多天中，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第三次是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②
　　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著大家交待问题。”③有时还押著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份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後，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群众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著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都说过了。到了会场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来，怕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④
　　在这次抢救失足者大会之後，十天内搞出的特务超过了前几个月的总和。
　　在康生亲自操纵下，逼供、诱供、劝供一齐下手。凡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自不必说都是“特嫌”，甚至生长在边区根据地的人，只要和敌人有一丝瓜葛，“特务”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骇人听闻的地步。当时在延安普遍流传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从国统区千里迢迢来延安求学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审查：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麽?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
　　答：噢?!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即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敌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红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荣”。甚至还可以吃到一顿延安少有的好饭，西红柿挂面、红枣稀饭等。如果不承认，那就“五刑俱上”，各种方法都来了。下面介绍几种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
　　车轮战：
　　这是当时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被审查者坐著或者站著，白天晚上不让睡觉，不让干其他事情。而审查者轮流换班，直磨到被审查昏昏沉沉，身不由己，心不由己，口不由己时，问什么，顺著说什么为止。有的人熬过三四天後，便糊糊涂涂“坦白”了。当时最长的熬过八天八夜。
　　滚雪球：
　　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谁?”“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如不交待这些情况，还不能彻底过关。於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了自己的亲戚，有的人则供出了同事、同乡。绥德有一位外地来的教师，在当地举目无亲，没有一个可供的对象，於是将自己所教的学生尽数供出，一位刚满8岁的小学生(马善贵)，也成了“特务”。所谓“特务如麻”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
　　双簧戏：
　　被审查的人绝大部份是不愿自动把“特务”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於是审查者便将被审查者所认识的人举出来说：“XX供出你是特务。”而在XX面前又说：“是被审查者供出你是特务。”这样“双簧连环”，“一举两得”。
　　“面条的诱惑”：
　　“坦白光荣”是精神鼓励和刺激，这在当时火红的年代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人们谁都不愿在红色的边区当一名落後份子，只要胡编乱造几句假话，就可以从“地狱”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见或别有用心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与“坦白光荣”紧连著的是“物质奖励”——面条的诱惑，当然不仅仅是面条，在延安有鷄蛋挂面，红枣稀饭，在陇东有西红柿面条，在清涧摆在少年“特务嫌疑”面前的则是被审查者祖祖辈辈都没有吃过的“洋冰糖”。绝不能低估这些物质诱惑。因为延安在1942年至1943年间，是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延安面粉极为缺乏，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也喫不到一顿白馍。一段时间连小米稀饭也不能保障供给。据师秋朗回忆，“当时他们的主粮是黄豆和黑豆(是陕北农民喂牲口的饲料)，喫了人们光放屁，长时间喫不饱饭，喫不上好饭，对那一顿管饱的鷄蛋挂面真是馋死了!自然科学院有名四川来的小学生，为了喫一顿让人垂涎三尺的鸡蛋挂面，便说自己是刘湘直接派来的。在清涧，有名十二岁的少年，为了喫到他祖祖辈辈都没有喫过的“洋冰糖”，台上坦白，台下翻供，因而喫了好几回所心爱的“洋冰糖”。
　　信件与履历表上的文章：
　　康生不相信中共在大后方和敌占区的政治影响，不相信敌后和大後方广大群众对中共的拥护，把大批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不怕艰险牺牲而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和知识份子视为特务和特嫌，规定每个来延安的人都要写三次自传：刚到延安要写，整风中间要写，到反省机关还要写，然後前後对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诞的是，康生发明了一种“填月表”的办法，即突然要求被审查的人当场按月填写出自己的历史，一面交待，一面填表，如有一个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另外就是私自扣压从外地寄往边区的信件，从寄给审查者的信件上找疑问，做文章，以寻找所谓的“特务铁证”。
　　除上述几种常用的方法之外，康生还蓄意创造了下列几种更显恶劣、更为残酷的手段。
　　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
　　当时的情况，是以主观推论代替调查研究，将一切嫌疑份子，甚至将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份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份子，或特务份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後才信为坦白彻底。康生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份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一个老同志，因为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就被整成“意大利特务”。把一个在1935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後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个，一个音讯杳无。
　　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取口供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19岁)，由於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并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对不起党、最怕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後，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麽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後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吗?”康生还教审讯人员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而一旦答不上来，就毫无疑问地被指定为特务。可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又提出“五分钟解决问题”，搞“坦白竞赛”等。
　　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出现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师哲回忆说：“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议，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的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待、假坦白。”⑥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不让喝水、不让坐凳子、你拉我推、吊梁、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将其折磨致死。
　　至1943年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私自被关押的29人。
　　据当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回忆：“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後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於他拒不承认是“特务”，便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後还没有蜕尽。
　　手段之四：挑拨离间，互相揭发
　　整风期间，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却利用它来为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哪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这就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後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逼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份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好多家庭破裂。
　　手段之五：布置人员，“引蛇出洞”
　　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後揪住辫子不松手。
　　手段之六：搞精神折磨
　　康生曾多次向属下人员介绍怎样无休止地折磨犯人：“你们要学会抓主动，要善於牵著犯人的鼻子走，不要让犯人的几滴眼泪，使你们心软了。更不能让犯人夺取了主动权。如果是让他们牵著你们的鼻子走，那就上了当。”接著他又故作神秘地说：“诀窍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犯人提一万个问题，让犯人永远答不完。如果是犯人答完了，主动权不是让犯人夺去了吗?他答不上来，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他就得听从我们摆布。我们大喝一声，就会吓得他浑身发抖，屁滚尿流。让他跪著，他就不敢站著。善於抓主动，就是要居高临下，先声夺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把犯人整得晕头转向，惊惶失措，使我们永远立於不败之地。使犯人永远被动，处处捱打，防不胜防。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乖乖地投降。这既是策略，也是一门艺术。你们要善於巧妙地掌握这门艺术。只有笨蛋，才被犯人问得张口结舌。这不是战胜敌人，而是让敌人打得大败而归。这样的人，不必来见我，我不愿意和这种没有出息的人在一块共事。”⑧
　　在各种抢救方法和抢救手段面前，有些人的意志在诱惑面前倾斜了；有些人由於对党的朴素的信仰，“光荣地坦白”了；有些人坠入五里雾中随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请看下面的数字：
　　中央青委正式工作人员：4人，正式提出的抢救对象：2人。
　　中央秘书处60余人，被抓起的“特务”十多人。
　　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部份年轻同志受到审查，康生提出必须揪出50％的比例数字。
　　新华社上百人，有十几人被抓起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审干的罗迈回忆说：我当时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知道干这种事应该有所节制，但尽管如此，在上级的压力下，边区政府还是对100多人施行了“抢救”，占政府机关总人员的30％左右。
　　边区教育厅共有工作人员不到20人，3人被打成“特务”。
　　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是特务。
　　行政学院共有教职学员一千多，691人被打成“特务”，85％的人受到审查冲击。
　　鲁迅艺术学院共有300多人，267人被打成“特务”，90％以上的人受到审查冲击。
　　自然科学院(连同中学部)共有100多人，97人受到审查冲击，68人被打成“特务”。
　　当年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校长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抗大在整风审干工作组负责人黄志勇的“努力”下，全校有1052个排以上干部，共搞出602个“特务份子”和“特嫌份子”，比例占到57.2％，而抗大共有干部496人，抢救运动中竟逼出396人坦白认罪。坏人的比例接近80％。
　　全陇东地区的外来知识份子只有2人未给戴上帽子，其余99％的都被打成“特务”。
　　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份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
　　据李逸民回忆说：王诤领导的部门是搞通讯的，一千多人大都成了特务。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抓了170个“特务”。
　　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88人，搞出62个“特务”。
　　绥德师范360多人，最後只有“十八罗汉”没问题，其余都与“特务”有关系。
　　延属各县共抓了2463个“特务”。
　　驻延安的中央系统和边区系统工作人员截至1943年8月共搞出2000多个“特务”。
　　延安警卫团有80～90％是“国民党特务”。
　　西北财贸考察团共63名工作人员中，60个人被搞成“特务”。
　　陕甘宁边区纺织厂有半数以上职工受到“抢救”，在被“抢救”的99人当中，46人是因为两个最先坦白的工人的口供牵扯所致，其余53人则因为平时表现不佳。总共99人当中有80人承认了自己是“特务”。
　　保安处收审的“特务”约有六七百人。社会部、军法处等保卫机关和反省机关所收审的“特务”数日也有约六七百人。
　　与此同时，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被抓起的“特务”也在六七百人。
　　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四省省委以及湖北等南方许多地下党都被打成“红旗政策党”。连同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被说成是“红旗政策”的结果。
　　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出的“特务”高达1.5万人，而延安和边区当时的干部学生总共也不过4万多人。
　　据师哲说：1943年底，全国各根据地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党代表，有一半以上被搞成特务。任弼时气愤地说，我们将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开党代会吗!
　　据张宣回忆，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他的“副官”也被搞成了特务。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在国民党的老窝里工作，那里的职业特务也只不过几千人，而我们边区根据地的首府延安，总共也只不过两三万人，就搞出上万名的“特务”和“特务嫌疑”，真叫人不可理解。
　　甚至连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被“抢救”。如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叶子龙的妻子蒋家英，公务员罗海者、苟兴录，在秘书处工作的七大代表密家凡及政治局委员凯丰的妻子等。被抢救的大部份是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份子，但也有一批当时就担任领导工作，特别是建国後升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的人物。如柯庆施、陶铸、刘澜波、刘建章、武竟天、任仲夷、周建南、李尔重、张维桢、雷任民等等。
　　让人不可理解的不仅是数学问题，那些在“特务”总名下具备“特务”，性质的名目之繁多，也不禁使人为之吃惊，下面是鲁艺在甄别期间所统计的“特务”类型：
　　(一)特务：包括调统局、军统局、复兴社、敌工团、康泽系统、行营派来者、内奸、反共协从份子、系统不明者等。
　　(二)重特嫌。
　　(三)特嫌。
　　(四)托派份子，包括参加过托派组织者，参加其外围组织者，有严重托派思想者等。
　　(五)叛变份子。
　　(六)自首份子。
　　(七)群众自首份子。
　　(八)群众自首嫌疑。
　　(九)有党派问题者，包括国民党、复兴社、同志会、三青团、忠义会、自强青年救国团、新民会、民族自卫会、建设救国社等。
　　(十)党派嫌疑，包括国民党嫌疑、三青团嫌疑、复兴社嫌疑、突击团嫌疑等。
　　(十一)被利用蒙蔽者，即被利用者、被蒙蔽者。
　　(十二)其他，如包庇汉奸，做过反共宣传、有党外政治错误者等。
　　(十三)有重要问题保留者(指政治性嫌疑)。
　　(十四)一般历史问题保留者。
　　(十五)有党内错误及思想问题者。
　　(十六)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务”。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鲁艺在审干运动中并不算最先进的单位，可想而知在那一阵龙卷风中的弄潮者们将会巧立多少个“特务”种类呢?
　　也许上述数字和种类还显抽象，那么下面的人和事，将启发你更多的联想与思考。
　　①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说明：此原件现为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文件)。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③ 转引自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④ 1988年笔者在延安采访张宣记录。
　　⑤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迪之、张宣、萧志秀等人都曾谈到过这样的事。连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谈到了当时流行的审干讯问方式。
　　⑥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⑦ 转引自文聿：《中国“左”祸》。
　　⑧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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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边区师范：从整风到审干


　　边区师范是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的简称。1939年7月由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两校合并而成，首任校长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兼任，董纯才为副校长。它是一所地方性的乡村师范学校，宗旨是为边区培养小学师资。
　　1942年4月，原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副校长刘瑞棻调任边区师范校长。刘瑞棻毕业於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曾任南京汤山小学校长，1936年经当时新华社社长潘梓年介绍来到延安，先後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任科员、训育主任、副校长，是延安当时为数并不很多的教育专家。
　　刘瑞棻出任边师校长时，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处在轰轰烈烈的阶段。因此他上任前，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专门找他谈了话，告诉他“‘边师’比‘二师’规模大，行政干部和教师队伍也很强，只是校风沾染了一点自由主义”①。他指示刘瑞棻，边师要按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认真进行整风，从严治校②。同时，中共西北局机关党委负责人也同刘瑞棻谈了话，谈话的基本精神与柳湜的一样，这使刘瑞棻心里有了底。
　　刘瑞棻到边师後，除了感到边师活泼、有生气、民主空气浓厚、课堂学习讨论会发言活跃、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之外，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学校原来的领导和一些教师因1941年与中共西北局调换住地的问题，心情不舒畅。一些教职员工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时有议论。
　　“调换住地”的事情是这样的：
　　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的前身是边区中学，创建於1938年8月，它是陕甘宁边区资格最老的一所中等学校。从1938年到1940年7月，学校先後搬迁过三次(延安城区、吊儿沟、柳树店)，1940年经边区教育厅批准，学校选定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口为校址。这里交通方便，又靠近边区教育厅，周围都是大学校，对边师来说是个理想的环境，因而除雇用几个工人师傅打窑洞外，全校师生都高高兴兴地投入了建校劳动，终於於1940年7月迁到了新校址。正当师生们满怀乔迁之喜，兴致勃勃地工作和学习的时候，万没想到西北局机关突然提出要同边师对调地方，让学校搬到远离教育厅、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的北门外杨崖去，这无异於给边师师生当头泼了一桶凉水。当然西北局与边师对调地方也有它的道理，杨崖离边区政府较远，对调的目的主要是为密切党政联系，方便指导工作。但此决定做得太突然，没有很好的在师生中进行动员说服，引起师生们的普遍不满。一时校园里群情激昂，怨声载道，有些师生曾声称要去边区政府请愿。边师教职员中共党支部书记华凯、宣传委员周慈民(荣孟源)、组织委员王汉民、支委王承业召开紧急会议，议定起草控告书直送毛泽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宣部长徐特立等。控告书由周慈民起草，支委会通过。第二天支委们分头将信呈送给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校长彭黔生左右为难，上级指示难以违抗，下面群情激愤难以说服，他内心里也确实不愿搬迁，党总支书记杨乐平支持教职员支部的行动，但不参与。
　　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行动却闯下了塌天大祸，毛泽东在控告信眉上用铅笔写了“岂有此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署名毛泽东。西北局书记高岗火冒三丈，亲自下令立即搬家。西北局的一辆卡车轰轰隆隆地开进学校，兵临城下，形势逼人，无容分辩，非搬不可。校方无奈，吹哨集合，草草收拾行李，一人夹著一卷被褥，提一个小板凳，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搬出了学校。
　　由於闯了这个大祸，数月间边师党组织受到西北局的审查。据称，在边师校部山上的厕所里，发现有人用粉笔写著这样的话：“这是高岗的饭馆”。外面传说纷纭。有人说，边师有坏人，要解散边师党组织；有人说，边师党员要重新登记等……
　　过了两个来月，西北局派杨洪澄、张汉武来边师，在全校党员中宣布西北局的决定。那是在一间柴草屋里，会场鸦雀无声，西北局的决定宣布：边师教职员支部目无组织，向中央上告，内容荒诞，性质严重，是一次反党事件。故应从严处理：1．给校长彭黔声以严厉批评；2．开除总支书记杨乐平、教职员支部书记华凯、宣传委员周慈民的党籍；3．给支委王汉民警告处分；另一支委王承业同志念其年轻不懂事，免予处份。其他的人都被点名批评。③
　　对於这次搬家，特别是对於这个严厉的处份，边师的师生员工都是有看法的，许多人的抵触情绪非常大。
　　除此之外，刘瑞棻还感到这里与他刚刚离开不久的第二师范(关中师范)相比，离中央机关和边区领导机关部很近，师生们常表现出自己是“消息灵通人士”，搞了不少“小广播”、“内部消息”。刘瑞棻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更让刘瑞棻不满意的是，学校师生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中央青委办的《轻骑队》墙报上暴露延安所谓“黑暗”的文章很感兴趣。学校墙报上也出现过不少类似的文章。如《东拉西扯》、《形形色色》、《请割尾巴》等。有个学生甚至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校长高高在上，不关心学生利益，不讲民主……学生可以用包公的铡刀铡了他!”④在教师中，有些人也提出自己作为教师，是“自由职业者”，学校领导不能干涉。⑤
　　这一切都使刘瑞棻感到，上级领导的指示是对的，边区师范的确需要整风。整风的第一步是学习文件，然後联系自己的工作进行检查。先整学风，再整党风、文风。当时的整风，还只在教师中进行，学生没有参加。
　　刘瑞棻认为，边师这个时期的整风“没有多少收获”，“文件学习一般化，没有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或者说，没有解决什麽实际问题”。⑥
　　由於学校离杨家岭很近，所以中央总学委便派人到学校了解、检查学校开展整风的情况，并明确指示：整顿学风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是比较难的。可以先摆出学校的主要问题，从整顿党风入手。⑦根据这一指示，学校立即由整顿学7风转入整顿党风，校学委会决定将学校有关的“历史”材料摆在刘瑞棻校长的办公室里公开展览。这些所谓的历史材料，不仅只是学校教学工作方面的材料，引人注目的还有1941年搬家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对边区师范搬家问题所做的批语“岂有此理”，也醒目地贴了出来。
　　这一下全校震动了，整风不再是空洞的无的放矢了，因此，整风座谈会开得热烈且有火药味了。
　　边师所在地的小砭沟口对面以北，就是中央研究院，大约从3月中旬到秋天，那里连续不断地对王实味及他发表的杂文《野百合花》进行批判。边区师范的师生经常去中央研究院，对那里的整风情况了解颇多。因此，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判，对边区师范的整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是对边师教师煌颖的批判。刘瑞棻回忆道：
　　大约在9、10月间，边区师范根据上级指示，重点批判了国文教员煌颖同志。煌颖同志当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在“边师”，他的国文课是挺受学生欢迎的。他确实有些缺点和毛病，对一些事爱坚持个人意见，有时给领导提意见言辞偏激。在整风中，进行一些批评教育也是对的。但是抓住一些问题，就无限上纲，并怀疑他有政治历史问题，这就错了。
　　对煌颖同志的批判，开始的气氛还是比较民主的、公开的。有次批判会上，争辩的很激烈。有人批判煌颖同志说：“你好反对领导，常发表反对校长的言论，这就是反党呀!”煌颖同志反驳说：“一个党员校长能同党划等号吗?不能说反对党员校长就是反党!”又有同志起来给反驳以反驳：“你拿棍子打我的头，或打我的腿，而你却说打了你的头或腿，并没有打你的人嘛!”批判会所争论的，已涉及到一个整体与局部的辩证逻辑关系问题了。不过，可以看出，当时批判者有“左”的“无限上纲”的片面性，而被批判者也不容易承认自己有错。煌颖同志确有比较突出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风的毛病，需要教育帮助，但对他进行过火的批判，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仅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也给党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⑧
　　刘瑞棻对这件事的回忆，似乎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煌颖的批判是一好信号、一个转折，它标志著边区师范的整风开始向审干转向，起码是一个前奏。
　　1943年2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缩减机构的方针，边区师范与鄜县师范合并，改名延安师范，民主人士、原绥师校长霍仲年出任校长，刘瑞棻改任副校长，但实际工作仍由刘瑞棻负责，学校改为延安地委和专署领导。合并後，教职员工达到42人，学生也增加到258人。此时正在边区教育厅参加整学会议的刘瑞棻，被延安地委召回到学校，地委副书记张邦英亲自同刘瑞棻谈话，告诉他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开展审干工作，弄清干部的政治面目。并具体点名说延安师范某人某人有问题，是错不了的，不要怕。⑨
　　刘瑞棻带著特殊的使命回到了学校，学校的审干运动也正式开始。张邦英具体点名的几个人，刘瑞棻在回忆中没有说，我们也无从知道，但前面所述的那位煌颖立即被边区保安处逮捕审查，成为边师第一个落难的教师。在“搬家事件”中被开除党籍的周慈民(荣孟源)等人也被打成了“特务”。周慈民不但在延安两次受打击，而且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其悲惨命运，实在令人心酸。
　　运动初期，延安地委对边师还是比较慎重的，特意委派地委秘书长秦力生来校指导工作，而具体工作仍然由学校领导。但随著运动的发展，就开始对学校教职员工不信任了，派来贺平山担任学校政治指导员，并以贺平山为组长，由刘瑞棻和语文教员李琦参加，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学校的审干肃反运动，学校的运动完全由延安地委控制。
　　从7月份开始，由於受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的影响，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坦白运动，边师审干肃反运动进入了疯狂的状态。
　　边师六班的王立，在晋察冀时给左权将军当过警卫员。这位人高马大的小伙子，自恃军龄长、走过大地方，给大首长当过警卫员，见过大世面，自然大得有点忘乎所以。别的同学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的同学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伙食不好、对教学不满意，他不但敢找总务科长、教务科长提意见，而且校领导的窑洞他进去就像踏城门一样，常常弄得领导下不了台。审干中，他的名声在边师就更火了。
　　枪打出头鸟，整风运动一转入审干，这位“大人物”就首当其冲。你王立是从晋察冀来的，又是河北人，那是敌後，你不是日本特务就是国民党特务。不承认?好!敌人哪会自动投降，扫帚不扫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有办法让你承认。於是，王立的双手被反捆起来，绳子一拉吊在了窑顶上，痛得他直叫喊。实在受不住了，他一连声地承认自己是特务，可放下以後，他又马上翻供，翻供就再吊。这样反复了三四次，这位“大”出边的小伙子终於软了，要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仅自己承认还不行。你王立难道是光杆司令?你得交待同伙。被吊了几次的王立这时聪明了，他先把同他一起从晋察冀来边师的刘信“委任”成他的副手，然後把他熟悉的同学都“发展”为成员，并一口气说出了一百多个名字(边师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下他算过了关，可他的副手和成员又开始倒霉了。⑩
　　有一个被他“发展”的成员是从延川农村考入边师的。他真的有一点农村人的倔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真是天公有意为难他，那天晚上恰好下大雨，这位小伙子就被安置到雨地里。秋雨浇透了小伙子的心；浇得他下上牙直打颤。过了会儿，那点倔强就被打到了爪窪国了，忙不迭地承认了自己是“特务”。(11)
　　你坦白出我是特务，我又坦白出他是特务，特务就像落花生，提起一个就是一大串。高年级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成了特务，开始还要交待特务活动，後来乾脆一切从简，只要写出名单就成了。
　　王立交待後倒享了“清福”，学校在山上给他选了个窑洞，将他隔离在那里，并派白秉文和张成山两个同学看管他。真是苦了这两位，整天整夜地守著，上厕所得三个人一块去，吃饭则是二位轮流从山下食堂端到山上，他睡着了那两个还得至少有一位醒著，一直“侍候”了他将近三个月。(12)
　　就在那年的秋天，“绥德特务控诉团”来到边师“传经送宝”。他们绘声绘色的讲演，使边师的师生大受启发，当场就有一个女同学承认自己是“特务”，因为在帮竈时，她把洗脚水倒进了炒菜锅。说得大家肠胃直翻腾。
　　绥师控诉团的报告，促使边师的“抢救”运动又一次掀起了高潮。边区政府还给学校派来一位副秘书长，做“钦差大臣”，该副秘书长带著警卫，挂著手枪，威风凛凛，找人谈话时，特意将手枪抽出，“啪”地一声摆在桌子上，这一声响就足以使那些十五六岁的师范学生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他的到来使边师本来就恐怖的气氛雪上加霜。
　　一位叫呼延忠的同学真正的憨大胆，竟然说什么“卖瓜的不说瓜不甜，共产党还能说共产党不好”!这下好了，铁板定钉，想拔也拔不掉，自然被打成了特务。批斗时他尿憋不住了想上厕所，可主持人说他故意捣乱，硬是不准，直让那股热流从肚子里顺著大腿流到地下。(13)
　　康福安，这是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学生，一只胳膊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可这光荣伤也救不了他，他也被打成特务。有位女班主任让他坦白问题，他发了火，顶撞了女班主任。班主任恼羞成怒，气得嚎啕大哭，这位受伤的战士立即就被自己的同志捆了起来。(14)
　　学校的教职工因为有“搬家事件”垫底，加上多数又是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份子，所以个个在劫难逃，几乎全部被“抢救”。甚至领导整风审干的学委会成员也相互怀疑，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相信谁。教学停了，工作停了，大家不是一门心思地抓特务，就是埋头坦白问题。据刘瑞棻回忆，“教职员近二分之一‘坦白’了，学生三分之二‘坦白’了”。(15)
　　抢救出的特务多得令人不可思议。自然也有人怀疑这里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刘瑞棻当时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敢用我的头来打保票，边师枪出的特务都是真特务，没有假的!”(16)
　　甄别平反时，延属地委派统战部长强自修来到学校，代表地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当众宣布肃反扩大化了，把许多人搞错了，哪有这么多的特务、复兴、三青团份子呢!他还在会上宣布，绝大部份学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我们边区内的子弟，怎能变成敌人呢!?他的讲话很得人心，特别是边区子弟非常高兴。为了表明对学生的信任，延安地委还特意从作过“坦白交代”的学生中，选出五十多名派往延安专署，组成了军事教道队。
　　历史是公正的。1944年的甄别，无情地揭开了事实真相。边师所谓的特务，没有一个是真的。委屈而义愤的师生们要刘瑞棻兑现他的诺言。他向全校师生公开做了检讨，并且受了处份，被调到远离延安的子长中学当校长去了。
　　①②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12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968页。
　　③ 延安中学编：《延安中学回忆录》，1988年9月。
　　④⑤⑥⑦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⑧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⑨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⑩(11) 1988年12月5日徐经山访谈录。
　　(12) 1998年12月14日白秉文访谈录。
　　(13)(14) 1988年12月5日徐经山访谈录。
　　(15)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16) 1988年12月张成山、白秉文访谈录。

第十章 “鲁艺”：文艺殿堂里颤悸的心灵


　　“鲁艺”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教育与创作史上，“鲁艺”是一块时代的里程碑。它是1938年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起创立，并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院校。
　　1942年的10月，秋高气爽，五谷飘香，在这个金色的季节里，延安的天空却酝酿著一场寒流。整风运动出现了转向的端睨。最先感到刺骨的是知识份子，尤其是外来的知识份子。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延安知识份子最集中的单位之一，而且文学家、艺术家的神经是超常的敏感，他们已经感到不祥的阴云正在向著他们的头顶压来。毛泽东5月份在“鲁艺”讲话中新提出的“大鲁艺”和“小鲁迅”的讨论，此时，已经以许多学员、教师背著铺盖下农村、去工厂、入部队到工农兵群众生活的“大鲁艺”中而划了句号。鲁艺校园里开始了普遍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填写“小广播”表、社会关系本人思想历史的调查表，而且很快就进入到“选择典型，教育群众”的阶段。於是一批所谓“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同志”被揪出来示众了。文学系选择了章煌、毛勇；美术系选择了石泊夫、东方；戏剧系选择了迪之、田民；音乐系选择了肖松、杜矢甲；院部选择了朱堂、蔡光华。有了这样一批靶子，唐·吉珂德的长矛就不再对著风车乱戮一气了。各系都是有的故矢地召开了全系大会，由这些典型人物交待问题，然後让群众讨论。越讨论似乎问题越严重。於是又专门组织人员研究这些人的文章日记、平日言行。这一研究果然发现了新大陆，这些人似乎不是“半条心”的问题，而是“两条心”的问题。和王实味的问题一挂勾，就轻而易举地宣布他们政治生命的死刑。这在“鲁艺”的反奸反特运动中，强烈地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鲁艺”从此被搅得天昏地暗、鷄犬不宁。
　　这个结论的第一个效应就是“从思想上发现”敌人①这一命题的产生。传统的特务概念被这一命题彻底打破了，在人们的意识中，特务并不神秘，并不是打冷枪、偷文件才算特务，敌人已经派特务钻进了我们的文艺界，以文艺思想为武器来瓦解我们党。王实味就是一个例证，而各系挖出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典型更是活生生的例证。“鲁艺”的教职学员90％以上是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份子，岂能没有特务?像王实味写的那些文章，“鲁艺”不仅存在，而且严重泛滥。
　　於是文学系首先发难，晋驼的小说第一个被嗅出王实味的气味。散文作者方杰，诗人公木先後落难。晋驼的小说《时代的尾巴》、方杰的散文《萧王壁之死》、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这三篇被认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都刊在《部队文艺》上，部队文艺的发刊词又是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吴奚如所撰写的。吴奚如是继王实味後，延安第二个遭难的文化人，审干运动一开始，在康生的指示下，他被以“逼供信”的手段打成了“叛徒”、“特务”，当时在延安很有影响。这下“鲁艺”的反奸反特首战告捷，战果辉煌，挖出了一个“以晋驼为第一面旗帜、方杰为第二面旗帜、公木为第三面旗帜”、《部队文艺》为阵地、“鹰社”为堡垒的“特务集团”。②
　　《部队文艺》、“鹰社”的领导人以及主要撰稿人统统被调到“鲁艺”集中审查。《部队文艺》是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一个综合文艺刊物，创刊於1941年12月。文研室主任公木(张松如)任主编，晋驼、朱子奇、方杰等负责编辑，军直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为该刊题名，共出三期，翌年4月终刊。“鹰社”也是军直文研室下属的一个文艺团体，成员约二三十人。其中有属部队范围的也有属地方各机关单位的，都是一帮文学爱好者与热心人。
　　在这批撰稿人中，有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医生。他就是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黄既。这位医治人们肉体创伤的白衣战士，对慰藉人们心灵的文学更是一往情深，异想天开地做起文学批评家的梦来，经常在延安的《文艺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一些文艺评论。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初试笔锋，就被莫名其妙地从手术台上弄到了那在他心目中是一片圣地的“鲁艺”校园里来，不是缪斯之神的召唤，而是作为“特嫌”，在这里接受了连续三天的大会围攻。他那几篇自鸣得意的小文章，给他赚来的不是声望与稿费，而是“汉奸”、“日特”两项骇人的大帽子。而给他戴上这两顶帽子的竟然是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
　　何其芳不仅从作品中“研究”出黄既这样的“特务”，而且还替後来写出《八女投江》、《赵一曼》、《监丁儿》等有影响作品的颜一烟上台坦白过一回。据当时延大民族学院的学生塔拉回忆：
　　坦白会上的坦白对象，也有代替交待问题的。何其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次坦白会上就申明说，他是代替一位叫颜一烟的女士坦白的，说颜女士说话困难。他说颜女士是伪满洲国第一任驻日大使的女儿，所以是大汉奸的女儿。当时颜女士交出金镯子一对，还有别的金银等物品，但何其芳说，交出金子不如交出心。那麽她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注意听何其芳的介绍，但也未听明交出颗什么心。这次坦白会上颜女士出来和大家见了一面，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穿的衣服可能因多日未洗，脏得变了颜色。③
　　文人们都是舞文弄墨的，而语言的复杂性几乎与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等量。
　　迪之建国後曾担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延安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从这一大堆头衔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成就在杂技艺术方面，然而他的艺术生涯则始於戏剧活动。在延安时他的表演才能和编剧才能就已小有名气。正由於两技之长，才使他後来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时避免了不少皮肉之苦。
　　迪之上“鲁艺”戏剧音乐系前是西北青救三团的成员。一次，迪之正在台上演戏，台下突然传来一声喊叫：“咦!这不是‘青三团’的迪之吗?”那个人的嗓门也太大了，观众立即把注意力从台上转移到了这个人身上，他自知失态，羞得直往人堆里钻，台上的迪之也被喊愣了，仔细一看，原来喊他的是他在“青三团”的老同事。戏散场後，迪之特意找到那个同事，两个人又说又笑，非常亲热。万没想到，这一声喊就把他喊成了“特务”，遭受了三个月灾难，并被关到了保安处，站了两天三夜凳子。因为有人把那个“三”字往前调了一下，将“青三团”改成了“三青团”。而数月前，那位同事当著众多的观众喊了那麽一声，听见的人自然少不了，至於是“青三团”还是“三青团”，谁也没有存心记那麽准确，既然有人听到“三青团”，那大概就是“三青团”，所以证明迪之是“三青团”的人是很多的。这一字之差，加上他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典型”，就顺理成章地做了“鲁艺”审干运动挖出的第一批特务。迪之不仅天生有耍杂技的才能，而且他的生活也充满了杂技般的传奇色彩。在保安处受审三个月後，延安掀起了秧歌运动，他很快由监下囚提升为座上宾，率领一支保安处的秧歌队，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并为保安处争得了荣誉。
　　从反自由主义转入反奸以来，“鲁艺”天天都在开群众大会，批斗那些“特嫌”和“有问题”的人。足足开了一个多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斗争终於有了突破性进展。美术系东方的防线第一个崩溃，他在大会上率先做了坦白报告，说他在延安画过地图，在陕北公学把门板抬到防空洞里，并造谣说要打游击，还偷过文件和吴溉之同志的照片。④
　　这种所谓的“特务活动”显然是有悖常理和缺乏逻辑的，但是当时人们已经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所以相信这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罪行。
　　公木写了首《崩溃》的诗，在描写黑闇王国的群魔之王时，写到了魔王头上装饰著几颗金星的细节，有人就硬说这是指红星，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党攻击革命。
　　有个叫王无的同志，每写一次自传，都要留一次底稿。这个鷄毛蒜皮的爱好也成了重大“特嫌”罪证。有人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地不怕麻烦?这说明他心中有鬼，而特务又都表面是人，背地是鬼。这一问，就把王无问到了“特嫌”的行列里了。
　　更有甚者，有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在自己住的屋里拉了一条绳子晒衣服，被另一位同志从门缝里看见了，认为这是在挂特务的联络暗号。
　　於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表现好的是长期埋伏，表现不好的当然是特务，历史上进步的是红旗政策，不进步的不成问题是特务”。⑤如此推论，除了承认自己是“特务”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拒不坦白者，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而且是“大特务”的铁证。所以“鲁艺”第一阶段的“反奸反特”运动，以1942年4月1日，18位拒不坦白的重大特嫌被关入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北公学而宣告胜利结束。
　　“鲁艺”在坦白运动中富於戏剧性的还有安波一案。安波在审干运动开始时是积极份子，还担任著小组长，对抢救运动颇为卖力。有一天晚上，“鲁艺”篮球场上挂著汽油灯，全院的“抢救失足者”大会在这里召开。杜夏正在主席台上“坦白”自己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台下的人纷纷追问他：你的上级是谁?
　　安波是杜夏的同乡，而且是杜夏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也在台下大声喝道：杜夏，你坦白得不彻底!被逼急了的杜夏，看了安波一眼迟迟疑疑地说：我坦白了怕报复。
　　听了这话：安波拍著胸脯打起了保票：你尽管说，有我给你做主!
　　杜夏提高嗓门说：我的上级，就是你安波!
　　安波顿时愣住了，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此时会场上却响起了一片“安波交待”的叫喊声。安波被喊醒了，他突然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喊：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没容他喊几声，几个背枪的人已过来扭住了他。他奋力挣扎，口里还拼命喊著：我是共产党员啊!
　　安波立即被押送出了会场，关了起来。就这样，他从一个积极份子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特务”。⑥
　　15岁即参加红军的音乐家刘炽，被戏剧音乐系的党政负责人分析成了“双料特务”：既是“复兴”，义是“CC”。而刘炽作为一个孩子，则压根儿不知道“复兴”、“CC”是何物。他被迫承认之後，还被奖励了一碗有肉的好菜，算是他当“特务”的惟一实惠。他的两个好朋友在他之前也被打成“特务”。於是，那两个人就被说成是他的“上司”。刘炽有些孩子气地问：既然他们是我的上司，为什么他们从来不给我分配任务?负责人答道：那是因为你还太小，要你长期埋伏。⑦
　　文学系一个教师的弟弟，被揭发成了“特务”，组织把他交给了哥哥，哥哥劝他，他仍然不承认。於是哥哥对弟弟又駡又打。组织上对这个教师说，规定不许用体罚、肉刑。这个教师说：我这是用家法。⑧
　　文学系还有一个教师，在大会上揭发了妻子，他说自己身边有不可靠的人，他的文件丢了，他怀疑是妻子偷的。於是，已怀孕的妻子被弄到枣园中央社会部关了起来。这个教师的妻子由於心情不好，在枣园生下了孩子以後，没有奶水。饥饿的婴孩不久便生病了，只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孩子埋了很长时间，这个教师的妻子只要一想起来，就边哭边说，这个孩子的脚长得像他爸爸。⑨
　　就是这个文学系的教师，还不止一次地用他当作手杖的木棍，敲打另一个被抢救者的脑壳。当被打者向他提出抗议时，他说：如果以後证明你不是特务，我向你赔礼道歉，你还可以打我。⑩
　　在这一阶段，“鲁艺”的校园里，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
　　石泊夫被打成“特务”并被关押起来之後，他的妻子高洛英极度悲愤，精神近於崩溃。在强大的压力下，他自己也坦白曾被捕叛党，并抓过周扬同志。随後她在夜里将所住的窑洞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然後在窑洞里点起火，她和三个女儿，都活活在浓烟中窒息而死。而且继高洛英之後，“鲁艺”又有两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葬身於涛涛延河之中。本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年轻学员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还大声地哭喊著“冤枉”，凄厉的声音廻荡在沟底。(11)
　　也有一些人自杀未成。如戏剧音乐系教师杜矢甲，跳进一口枯井之中，被人发现救了上来。还有的人虽未自杀，但因政治迫害，落下了终身疾病，如美术系教师陈铁耕。同样是自杀不成的胡征，曾和泪写了几首《感怀》诗，记下了他遭受巨大痛苦的感受：
　　坦白白坦坦白白，坦坦白白坦不白；
　　不坦不白白不了，坦白白坦坦黑白。
　　撕开肝胆全无用，不问忠肝一口嚼；
　　敲破头颅说不出，如何解决便如何。(12)
　　在“鲁艺”，很少有人能像教师陈铁耕、力群，学生侯唯动、张云芳那样坚强不屈，在种种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持不屈服，不承认，不乱咬。陈铁耕面对无中生有的指控和残酷无情的批斗，无所畏惧地争辩、反驳，威武不屈地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力群在“车轮战术”的进攻和折磨下，始终坚持不欺骗组织，不欺骗自己，更不伤害别的同志，可贵地保持了精神的纯洁性；侯唯动一身正气，宁折不向，嬉笑怒駡，斥责得规劝者狼狈不堪。与众多蒙冤者一起关在桥儿沟後沟的张云芳，每次站出来开会，必穿一身干净、漂亮的衣服，微笑地怀抱著孩子，在一群蓬头垢面的“男囚犯”中，显示出坚强刚韧的女性的独特风采。
　　当张云芳被指控为“特务”时，她委屈地哭了，并对戏剧音乐系某负责人说：我17岁来延安，是不是特务，你还不知道吗?这个负责人说：这是你们这些特务、女特务惯用的手法，我们是不受迷惑的。听了这句话，张云芳马上擦乾了眼泪说：我的泪也不在你这种人的面前流!比起陈铁耕、张云芳这些人来，似乎骨头里缺钙的人更多一些。文学系的一个学生被抢救後，不但无中生有地承认自己是“特务”，而且信口开河地说，他的“任务”是“刺杀毛主席”。(13)
　　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文抗”的诗人李又然，在“鲁艺”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拒不承认自己是所谓“叛徒”、“特务”、“托派”。他正义凛然地宣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一生向往光明、追求革命!他的这种轻蔑对手的态度，激怒了批斗者们。几个人冲上前来，把他强行押出会场。在推搡拉拽的混乱中，李又然的假牙掉在地上。他呼喊著：我的牙!我的牙!会议主持者看到李又然的样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卑鄙无耻(齿)!(14)
　　1943年4月，“鲁艺”的体制做了重大的调整，被合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所属的一个学院。合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集中审查干部。延安大学的校部也搬到了“鲁艺”所在的桥儿沟。所以合并没有给教学带来新局面，而使审干反奸运动进入了一个“全面突破”(15)的新阶段。
　　4月11日，康生在大贬沟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了延安审干动员大会，会上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特务如麻的思想。大会结束後，“鲁艺”的反奸反特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其突出的标志是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抓特务。这一下，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者有之；公报私仇、栽赃陷害者有之；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者亦有之。反奸反特成了群众运动，一切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都变得合理合法了，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怀疑。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吃饭要争先恐後地多吃、谁要吃得少，就会报告说此人有心事，可能是特嫌；睡觉也不敢翻身，更不能失眠，若是不小心翻个身还得向大家解释：“炕上怎么有蚊子”，以示不是自己睡不着，而是被蚊子咬醒了；沉默寡言的人也得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人们生活的艰难程度，是平常所无法想象的。
　　在此阶段，“鲁艺”还首创了“规劝小组”的做法。即组织起群众中的积极份子，分别包干规劝审查对象，要他们向组织坦白，而且坦白以後，又可以马上成为“规劝小组”的成员，立即去规劝别人坦白。这种形式很快在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推而广之，成为群众性反奸反特的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形式，(16)坦白後被纳入“规劝小组”的人，更是感激涕零，鞍前马後十分卖力，比之原来的知识份子，其积极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学系的思基就是因为“对待审查对象比过去的积极份子还凶恶十倍”而引起大家的普遍愤慨。黎风在坦白後规劝陈国华时，夜里，他在屋里打鼾，却让陈国华整夜地坐在门外“看月亮”。白平在规劝侯唯动时，竟恼羞成怒，动手痛打侯唯动。(17)
　　戏剧系对骆文的“抢救”则更表现出审查者的冷酷与野蛮。据骆文回忆：“在一个石窑洞里，审查者在炭火盆上燉著一瓦罐红枣，散发出西北土产的香味。但炭火的二氧化碳和他们喷出的烟气交杂，极其熏人。我抱著孩子。他们喝令我把孩子放在隔壁。我说：‘那里是冷屋子，小家夥会冻病的。’‘等著他冻成肺炎吧，活该。’我忍著无可奈何的痛苦把孩子送到冰窑的坑上。他们说：‘你们这些特务混在青年中，我们看几几乎乎没有进步青年了。’我说：‘谁是特务?’‘你，你就是许许多多中的一个。想赖?’我没有吭声。‘不吭声也算数。’‘你们不要再冤屈好人了。冤屈得够多了。’他们大言不惭地说：‘就把特务打个比方吧：站著看地上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看满地都是蚂蚁。’‘这看法很不对。’‘这是康生说的，他说的话你敢说不对!’‘不对就是不对嘛。’‘中央领导指示：特务之多势所必然，你也敢反抗?’他们狂怒，巴掌掴到我脸上，‘滚!滚!’我从冷屋抱起孩子，在纷扬的雪花中回到自己的小屋。我洗掉流在我唇边的鼻血，但我没流一滴眼泪。”(18)5月18日，“鲁艺”还搞了三个小时突击运动以及延续下来的三天突击运动，用“车轮战”迫使审查对象坦白。这其间有25人不堪折磨，做了假坦白。
　　尽管如此，这一切和抢救运动比较起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7月15日，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延安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高潮的顶峰。
　　“鲁艺”抢救运动最突出的“成绩”是，挖出了五个特务系统，即二战区系统、民族系统、五战区系统、四川红旗党系统、文化特务系统。每个系统都在10人以上，并不要任何证据，只要有口供加上所谓的“表现不好，历史上有些疑点”的批语就可以定案，(19)於是审干积极份子挖空心思地逼口供，被审对象逼急了就乱供，供了就信，这样恶性循环，特务越来越多。被定为二战区系统的陈尧、岳琳一口气竟供出近百人。杜矢甲这位延安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像唱歌一样轻松地供出了几十人。对这些供出的人也要一一审查，仅杜矢甲所供一案，就使得教务长吕骥忙了近一年的时间。(20)美术系的郭钧也是因为一个人的口供，被抢救了很长时间。那口供说郭钧在四川加入遇“黄道”，“黄道”即复兴社。其实“黄道”是四川土语，是指一些名士派学生摆龙门阵的小团体，只要随便找个四川人一打听，真相就会大白，可当时人们轻信门供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连这麽点调查也想不起做。美术部部长江丰是个老党员、“鲁艺”的主要负责人，仅凭三个人的口供，就被打成特务。这个江丰毕竟是个老党员，骨头到底是硬些，拒不承认，拒不坦门，於是就被吊在了屋梁上。还有陈铁耕案、冯牧案等等都是这样被逼供诱供出来的。
　　延安的新文字干部学校1943年初与鲁艺一起并入延安大学，成为鲁艺下属的一个新文字研究班，由原新文字干校副校长王志匀任班主任。据当时班里的干部、建国後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文辉回忆：
　　不久，在我们班里90多人就抓出了70多名特务，我也消沉下来，一眨眼的工夫，好端端的同志却成了“国民党奸细、特务”。方法是上面教下来的……一天晚上，我终於也被纳入规劝自首的行列。
　　我被几个人围在一个窑洞里，要我坦白是阎锡派到延安来的特务，我大吃一惊，怎么搞到我头上了?我要他们拿出证据，但他们反复劝我先承认了再说，承认了什么都好说，不承认就要送大牢。我反复讲我是怎样出来革命的，怎样找到党，但他们就是不听，还是像车转打转一样劝我认了，甚至说只要承认，马上有肉吃。就这样整整磨了一个晚上，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我。由於无结果，天亮队後就散了。
　　我此时方想到先前的坦白都是抗不住压力才承认下来的，其实都是假的，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到延安来。我马上去找王志匀主任，向他说昨夜一事，并说：“咱们班里坦白的特务我看都是假的，冤枉了自己的同志”。王志匀问“为什么”。?我回答他：“从昨晚上对我使用的方法我就知道，一个晚上不让睡觉，搞疲劳战，一个说法，一个办法，你熬不住就承认，如果我扛不住，你这会儿也见不到我了，所以我知道以前的也搞错了。”王志匀同志说：“我们没有要他们找你坦白，你不管他们，不再找你就是了。”他叮嘱我不要在下边乱说，上面有指标。(21)
　　当然“鲁艺”挖出的“特务”也不是全都凭口供，也有凭物证推演出来的。比如文学系的张潮在抢救运动时主动交上了一本画满稀奇古怪符号的本子，并坦白说道是一本特务密码，因此他被确定为“特务”。可後来甄别的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这是一本新文字速记。张潮之所以主动上交这个玩意，就是对当时轻信口供、特务如麻的气氛极端恐怖，所以就想出这么一招，争取主动，以取信於组织。
　　有个叫吴铭的女教师，抢救运动时，在她的住处搜出一枚复兴社证章。吴铭解释说，这是她从西安办事处拣来的。她在办事处时，有一个人整理东西时掉在地上，她捡起来还给那个人时，那个人又将这个证章转送给她。可审查她的人根本不相信这一解释，经过一番研究推演，便认定这是她特务身份的铁证。其实认真地想一下就可明白，再笨的特务，也不会把特务证章带在身上，到边区来搞破坏活动。
　　最合情理的推演恐怕要数美术系的杜夏、寄明两案了。早在1939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曾打来一个电报，称我们的内线曾在西安行营材料室里看到过杜夏的特务表册和照片。曾在南京调统室电台做过秘密工作的周叔亮揭发说他在南京时，曾看见寄明到调统室办公室上班。有这样的证据，这二位加入“鲁艺”庞大的“特务队”那是毫无疑问的了。可是後来的事实证明，就连这两个也不是特务(22)。1947年，胡宗南侵犯延安时，甄别平反後在延安大学工作的杜夏，舍不得学校的图书被毁，竟然背了一箱俄文书籍，随著延安大学的转战队伍，走遍了陕甘晋。
　　8月1日，吴伯箫、黑丁、马彬又来到“鲁艺”做现身说法的坦白报告。在这些“坦白明星”的引导下，“鲁艺”又有更多的人承认自己是“特务”。闻名延安的秧歌剧明星王大化就是在这个坦白报告会之後，坦白自己既是“CC”、“复兴”，又是“日本特务”、“托派”的。这场报告真可谓起了承前启後的特殊作用。它为“鲁艺”前期的“抢救”运动提出了合理的依据，又为後期做了具体的示范。
　　“鲁艺”在抢救运动中，除了前面那些办法外，还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惩罚方式：
　　一个是禁闭室。这是一所设在“鲁艺”院部的货真价实的监狱，凡是关进禁闭室的就是铁定的特务，而且都是顽固不化的大特务，对这些人自然不留情面。禁闭室里除了经常打人、吊人外，还有一种新奇的办法，就是在牢房里铲一个小小的圆圈，让“犯人”站在里面，不坦白就得日夜站在这个圈内，不能动一动。什么时候坦白了，什么时候出圈。
　　有一个叫林白都的孕妇和一个带婴儿的年轻母亲张元芹也被关在了禁闭室里，而且不准喝水，饭也不给吃饱。三天未给她们一口水喝，寒冬腊月，棉衣发下来了，看守的干部硬是压著不给她们穿。(23)。在这里受过“操练”的还有许多人，胡世显、侯唯动、王振宁竟被捆吊了一天一夜，直到延大秘书长宋侃夫发现了才被放下。
　　另一个就是“工农合”。“工农合”是工业农业合作社的简称。成立“工农合”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物资供应困难。当时延安的学校除了粮食被服由边区财政厅供给一部份外，其他的一切都要学校自己设法解决，所以，必须有一部份人专门从事生产活动。可到审干运动期间，“工农合”却成了“鲁艺”不折不扣的集中营。“工农合”成员90％以上都是所谓的“坦白份子”，他们承担著艰巨的生产任务，劳动是非常繁重的，时间也很长，可是和禁闭室不同，这里名义上还是自愿报名。“坦白份子”报名很是踊跃，因为到了这里就可以摆脱无休无止的批斗围攻，可以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忘却心灵上的痛苦。这种踊跃的背後，隐藏的是令人心酸的逃避。
　　由於长时期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群众终於感到疲惫不堪，开始进行消极的抵制。
　　抢救运动後期，斗争指向刘披云这个至今还未攻倒的“大头子”，企图再掀起一个高潮时，会场上标语贴了一大堆，党旗、毛泽东画像挂了好几天，群众却是不理不睬，听之任之。最後党旗和毛泽东画像不声不响地又被收回去了。此计不成，又来了一招，将李又然推到大会上，希望用公布材料的方式，迫使他的坦白。可是刚开了一阵，群众就不耐烦了，纷纷喊道：“将李又然捆下去!”领导无奈，只得草草收场。“鲁艺”绥米工作团出发时，在欢送会上，领导们又要杜矢甲再做一次坦白典型，号召大家坦白。会场上积极份子或不积极份子反应都是一样：漠然置之。深入开展运动的计划宣告流产，整个大哄大闹的抢救运动也从此在“鲁艺”销声匿迹了。(24)
　　从1943年12月到1945年10月，“鲁艺”开始了长达22个月的甄别工作，但有些人的问题还是被一直拖了下来。1946年3月12日，毛泽东曾亲自给审干期间蒙冤、但还未甄别平反的“鲁艺”文学系研究室的洪禹复信说：“不知道你的问题已获得解决否?如果尚未，请你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当面商量解决，我已把你的信转给安子文同志看去了。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25)
　　洪禹是“鲁艺”戏剧音乐系第二期学生，毕业後，他去了前方，提任晋东南“鲁艺”分校的文学系主任。1943年春，他又回到了延安，分配到“鲁艺”文学系研究室工作。在不久开始的抢救运动中，洪禹在某天深夜被人从被窝里抓走。进行隔离审查。审查者对他搞“车轮战”，进行逼供信，强迫他“坦白问题”。审查者还让两个所谓的“小特务”来和他对质。而当这两个人承认洪禹所说的他与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别无其他关系的客观事实之後，审查者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拍案训斥那两个人：为什么见了“特务小头子”就吓回去了?审查者还以党组织的代表自居，把洪禹过去在福建、广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说成是假的，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伪装打进革命队伍的一种手段，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後，洪禹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於1946年1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洪禹的问题才得到解决。迄今为止，这是可见到的惟一一封由毛泽东亲自给在审干运动中被错打成“特务”的人申诉的回信。这封信感情诚挚。关怀深切，严於律己，读来的确让人感动。对於“鲁艺”那些满腹苦水和悲愤的受屈者来说，这也许是一种难以比拟的心灵慰藉吧。
　　①②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陕西档案馆藏档案。
　　③ 塔拉：《平凡的人生——塔拉革命回忆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④⑤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⑥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⑦⑧⑨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⑩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11)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
　　(13)(14)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
　　(15)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16)(17)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18) 王蒙、袁膺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20)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1) 李文辉：《回首沧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2)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3)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4)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5) 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Gowest

第十一章 自然科学院：科学向愚昧低下了头


　　194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天刚麻麻亮，坐落在延安市南郊自然科学院内的自然科学馆黑黝黝地像一座小山似的耸立在院子中间，朦胧中颇有点虎踞龙盘的气势。烧水的老校工习惯地早早起了床，一边缠著黑粗布腰带，一边向科学馆旁边的水房走去。
　　推开虚掩的房门，一个黑糊糊的人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老校工心里一阵欣喜，近来总有调皮的学生到水房偷热水，到供水时水常常不够供，弄得师生很有意见，老校工也很恼火，可又抓不住，今天他乐了。
　　“我让你灰小子(陕北方言，意为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再偷水，尔格(陕北方言，意为现在，当下)你跑不了啦。”说著老校工就伸手去抓那人。
　　“啊!我的天大大，死人啦!”老校工连喊带叫地跑出了水房。
　　院领导和学院的师生被惊动了。纷纷赶到水房，上吊的人也被放下来了，大家一看都大吃一惊，这不是英语教师庄湘吗?这位武汉大学肄业的年轻知识份子，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不大与人往来，学院里的审干又严重地冲击了他，但大家对他的死仍然非常的震惊和悲伤。而且他死得那样从容，衣服穿得乾乾净净，为了不使舌头吊出，口里还特意含了一条毛巾。人们把庄湘的尸体抬进了他住的窑洞，又意外地发现。窑里也收拾的乾乾净净，桌上放著几堆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所借的书籍和用品，分别写著主人的名字。
　　看著这一切，人们默然了。
　　四十多年后的1988年9月23日，亲自目睹了这一惨景的北京某大学离休干部、当年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师秋朗，回忆到这里，依然是那么悲切、那么沉重。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她那双老泪纵横的双眼，怎麽也忘不了她那似乎自言自语的话语：他死得那么从容，死得那么从容……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老(特立)闻讯从杨家岭骑马匆匆赶到学校，要求召开全院大会，要对全院师生员工讲话，可西北局驻自然科学院工作组力“劝”他不要讲话，并故意搪塞敷衍，一向温厚和蔼、轻易不动感情的徐老，此时却发了脾气，他眼里噙著泪拍了桌子：“人都死了，还不让我讲话!”①从不争名誉地位的徐老，此时却要坚持“争”他院长的地位：“我还是院长，我就要管!我就要负责!”②他责问工作组成员：“你说他们是特务，有什么根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举出个例子来!你们不要挂在天上，要下到地球上来!”③迫於徐老的崇高威望，工作组不敢对徐老进行公开对抗，对他大发脾气也表现得“宽宏大度”，但背著徐老却说：“这老头划不清界线。”④会议还是找种种藉口就是不让开，徐老则犯起“犟”脾气，会议坚决要开。工作组无奈，请示了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周兴答复可以让徐老在自然科学院讲话，徐老从组织原则出发，只是原原本本的宣读了中共中央《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简称“九条”)。这个决定今天看来还是过左，但在当时却是足以救人性命的，就这样当时工作组仍然有人说徐老“泄密”了。⑤徐老怕再有悲剧发生，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挨个去看望被隔离审查的同志，鼓励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最终会弄清问题的，千万不能失去生活的勇气。
　　然而，徐老个人的力量无法阻止审干运动的狂潮巨澜，灾难仍在继续。头一天还同他特别锺爱的青年教师武衡(建国後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室而眠，过了一日到校他就再也找不到武衡了，不知武衡何以失踪了。
　　那么，武衡到底去了哪里了，请看武衡五十多年後，自己在回忆录《无悔》中的叙述：
　　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又去徐老家看望他，并且住了一个晚上，次日返校时，将一个小手提包忘在他家里，其中没有什么急用的东西，没有立刻去取，打算过几天顺路去拿，不料这个小包我再也没有见到了。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从徐老家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夜里，当我睡着以後，忽然有人敲门，我急忙起身开门，一看是党总支书记刘平同志，他身後还跟著三四个人，我问刘有什么事吗?刘未开声，在他身後的一个高个子的人向我说：“你被捕了!带上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不容分说，後面的几个保安队战士立即将我的行李卷起，让我背上，然後给我带上手铐，一声令下“走”，我就跟著他们走了。到校外不远处，走进一个院落，让我钻进土窑洞内，哗啦一声，将门锁上，送我的人就走了。
　　这间窑洞只有我一个，地上铺著麦穗，我躺下睡了，窑内有一盏菜油灯，门外的“警卫”告诉我说：“你睡觉，不许熄灯。”点著灯睡觉我很不习惯，同时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拘捕百思不得其解，翻来覆去，一夜几乎未能入睡，不过，第二天、第三天习惯了，便照睡不误。
　　在南门外的这个窑洞里就这样住了大约有一个星期。一天夜里，忽然有人打开窑门，进来两个战士，喝令我起来，“穿上衣服，拿上行李，走!”我在心里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拉出来枪毙麽，那还叫我背上行李干嘛?我不拿行李，就跟他们走，战士再次命令：“你自己的行李，你不背上，还想叫别人拿么!”我只好又转身取了行李背上，跟他们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爬上半山坡。在这里，站岗的战士打开“牢门”叫我进门，但见窑内已有四五个人正睡在那里，我挨边铺上行李睡下。这里虽然也有长明灯，但我已经很习惯了。
　　住在窑洞的“犯人”我都不认识，我想他们一定都是“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我以藐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不和他们讲话。在一个窑洞里一住就是一二十天，之後又换了一个窑洞，又是另一批“特务”。住的时间长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不免说说话，而他们之间也是无事闲聊，因此在“牢房”里我认识了不少人，也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後在农业部任副部长的蔡子伟同志，他已经在牢房里住了几年了。后来在财政部任部长的吴波同志，他进保安处比我只早个把月。还有後来在黑龙江省任农业厅长的金浪白同志，他是日本留学生，日文很好，在“牢房”里无事，我就跟他学日文。我认为学习日文是不会牵涉到政治问题的。时间久了，话也就多了，大体上都谈些生活问题、男女关系问题，或是从社会上听到的小故事等，一般都避免谈政治问题。在将近一年的“牢房”生活中，我了解了下少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坑蒙拐骗、明枪暗箭的伎俩。这些都是我这个生活经历十分单纯的人所不了解的。这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和社会经验，对我以後的为人处世，判别是非，有不少好处。
　　大约住“牢房”四五个月以後的一个天色将近黄昏时刻，一位看守人员(战士)叫我跟他出去，走路时还要用布蒙上脸，不知道是怕我看见外边的情况呢，还是怕别人看见我，总之是见不得人的。到了保安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内，有一个青年，请我坐下，先问了几句生活情况的闲话，然後要我交待历史“罪行”。我如实地将我的经历、工作讲了一遍，然後他说，要你说出你的特务活动、你的罪行。我说我在学生时代就搞抗日救国活动，入党後严格按照党的指示工作，我不是特务，没有罪行!审讯员听後火了，照脸上给了我一巴掌，当然我不能还手，只是一言不发，两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不久战士送来夜餐，我未予理睬，这位审讯员对我不客气地说：“吃吧，为什么不吃?”我只好勉强吃了一点。这顿夜餐比在窑洞供给“犯人”的伙食好多了，有肉、鸡蛋，这些都是我很久没吃过的了。
　　这次审讯後，又过了很久，再无人过问，同窑洞的人有的也很久得不到任何音讯。这样大家也就愈来愈不太顾忌地相互交谈了。
　　一天，看守人员令所有在押“犯人”整队出发，去边区政府礼堂开会。我想，这次肯定又是什么大特务坦白交待了吧，不然不会到保安处以外的地方开会。我们大队按时到达，准时开会。康生出席讲话，历述国民党、日寇如何利用特务打入共产党内搜集情报，破坏抗日战争，在抗战阵营内制造谣言，破坏团结。他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你们是受敌人欺骗的‘失足者’，我们相信你们中大多数人是会改邪归正的，是愿意抗日，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只要你们讲清楚了，就宽大处理，我以二十年的党龄向你们保证。”散会後我们整队走出礼堂，正巧碰见自然科学院的队伍。看到他们也在这里开会，我不免有了许多疑惑：他们也是来听报告的?自然科学院的年轻学生很多是干部子弟，怎么也都成了特务呢?
　　我们回到保安处，不免再讨论检查一番，保安处的工作人员一再地劝说，希望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久又接到通知，全体“犯人”到礼堂开会，并通知我在大会上坦白交待。看守我的人告诉我，你好好地交待，交待好了，可以放你出去。这次上台交待的都属重要的大案。我到礼堂坐下，想了想，说什么呢?必须交待自己是“失足者”，是国民党特务，打到共产党中来的特务?我想，好吧，我就这样说吧。在前面有三四个人“交待”后，轮到我上台讲了，我说，我是“民先”队员，打到共产党里来的，我的领导就是民先总队长，後来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党的总支部就是“红旗党”，党总支书记就是我的领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以前，我们在窑洞里已经听说过，几个省的中共省委都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红旗党”，在这个省委领导下的党员不管是否知道他是为国民党干事的，都是国民党特务，打著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失足者”。这次抢救“失足者”就是为了挽救这样的人而进行的。
　　大会开完後，各回各的窑洞，我检查的不好，“囚犯”生活一切如故。不过，从此以後，我对於所谓“抢救失足者”倒是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了。
　　大约从下半年开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架纺车，可以在窑洞内纺纱。纺棉花，我一天可以纺棉纱四两。纺羊毛半斤。生活有所改善，有点活干总比无事闲著好。
　　情况不断地变化，过去每天只“放风”一次，大约半小时，後来天气渐渐冷了，放风的时间长了，可以出来多晒晒太阳。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久不见天日的“囚徒”对太阳的感情是怎样的，非常非常亲切的感受!不仅放风时间长了，下午又增加一次放风。伙食似乎也好些了，总之情况在逐渐好转。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在8月以後，保安处召集大部份“犯人”开会。保安处长周兴讲话，他说，这次搞的“抢救”运动出现了偏差，前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会，向全体学员讲话，他说，“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对不起同志们，我要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我向你们敬个礼。他将手举到前额，他说，你们如果不原谅，我这个手就无法放下来了。说完全体被“抢救”的对象热烈鼓掌。周兴说，对於你们也是这样，希望同志们谅解。在对敌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中央釆取的审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毛主席都向你们承认了错误，我想同志们该满意了吧。
　　会议开完後，我们从“牢房”里解放出来，暂时还住在原来的窑洞里。自由了，解放了，再没有战士把守了，再也听不见看守战士的吆喝声了。被拘留的人虽然政治上没问题了，但每人都应有一个结论，而做出结论并不是一次大会就能够解决了的，所以仍然需要住一段时期，等待结论。
　　在我恢复自由後，听说毛泽东对审干曾作过这样的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是我们党在多次肃反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我被抓起来了，当然是属於“小部”的“大案要案”了，像我这样出身於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份子，抗日战争爆发後，在参加救国运动中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各类人士，社会关系又很复杂，如果不是毛泽东在“抢救失足者”之前就有所指示，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从这以后“监狱”改成“干部训练班”，组织上号召我们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在这次学习中，特别是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给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是永远难忘的。
　　首先，我认为让我们学习这几篇文章，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被如此严重误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所需要的。
　　……
　　1944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开展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简称“劳模运动”。我被保安处选为模范工作者，这是我在延安荣获的第二次模范称号。这对於一个政治上曾被怀疑，“抢救”、审查尚未做最後结论的人来说，更是意味深长，是非常难得的。我感到这次获奖比戏上次被选为“模范青年”，接受毛主席亲自授奖，更加宝贵和值得珍惜。⑥
　　武衡在边区保安处一边工作，一边等组织给他做结论，直到1945年9月中旬，组织上才给他做出了结论。武衡回忆道：
　　“结论”很简要，“结论”的全文我记不清了，我记得结论明确指出：经过审查，武衡同志政治上、历史上没有问题；在被审查中也未犯错误。我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结论说我政治历史没有问题，对我思想触动不大，因为本来就没有什麽问题。下一句说我在被审查中没有犯错误，指的是我未因组织的怀疑、审查的压力而胡说八道，把自己说成坏人，把同志诬为敌人、特务。抢救运动高潮中，乱说、乱哄是不乏其人的，而乱说乱哄的结果，给以後做结论带来许多麻烦，给组织上增添了大量不必要的工作。有的甚至长时间得不到平反，做不出结论。⑦
　　审查结论宣布後，武衡被编入西北局前往东北的干部大队，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征程，在东北，他见到了驻自然科学院工作组组长陈伯村，他回忆道：
　　六年以後，1949年的七八月间，我因工作调动，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转党的组织关系，碰见了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很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延安整风运动後的抢救运动中，把你关押错了。”这一突如其来的道歉，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在双方沉默良久之後，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我是不会计较的。”
　　我在东北工作的这几年，从来没有人向我谈过我在延安捱整和被关押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谁决定逮捕我的，而这次陈伯村的公开道歉，我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次谈话後，我并未介意，谈过也就算了。
　　最近因为写回忆录，才有同志告诉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曾派陈伯村到自然科学院领导“整风”和“抢救”，陈伯村的极“左”的错误做法，把不少自然科学院的教师和同学打成“特务”，我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
　　陈伯村同志已经逝世了，但从这件事看来，他还是胸襟坦白的。当然，有毛泽东承认错误在先，陈伯村向被迫害者表示歉意在後，不管怎样，还是共度党人的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的体现，依然是应该肯定的。⑧
　　值得深思的是，1954年陈伯村被宣布为“高饒反党联盟”成员，长期受到迫害，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才被解脱。这是後话。
　　除了武衡，自然科学院最早受到迫害的还有大学部的一位叫彭尔宁(钱家骥)(建国後曾任西北林学院院长)的同学，他是在北平上大学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时候，打听到有个机会可以去延安，他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对延安早就从内心向往，於是就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延安。到延安后，他又被组织分配到自然科学院学习，由於自然科学院开办不久，大学三年级前的课程，彭尔宁都已学过，所以，他在自然科学院基本上不上什么课，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社会工作上，学院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院学生会壁报委员会的活动。当时自然科学院的壁报搞得很活跃，各班都有自己各种名目的壁报，全院学生的壁报名为《向日葵》，这个壁报在彭尔宁的主持下，办得内容丰富，生机勃勃，颇受全院师生的青睐。师生员工投稿也积极踊跃，每期一出刊就围满了观看的人群，就连院长徐老都很赏识，也投稿。可是，审干一开始，就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向日葵》是“向日本”，因此彭尔宁就成了“日本特务”。当时甚至有“城北有个《轻骑队》，城南有个《向日葵》”之说。《轻骑队》是延安城北小砭沟青干班的壁报，它与兰家坪马列学院的壁报《矢与的》一样，当时是延安整风和审干时期的著名的反面教材。因此，《向日葵》与《轻骑队》相提并论，其“罪”自然是不轻的。工作组要彭尔宁交待“罪行”，彭尔宁义正辞严地说：“我没有什麽可交待的。”他们说：“不交待就把你关进监狱!”彭尔宁说：“关监狱我也不去，我可以坐国民党的监狱，但绝不坐共产党的监狱!”⑨当然，这是由不得他的，后来他还是被投入了“共产党的监狱”。
　　其实彭而宁遭此劫难的真正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尔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43年3月，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介绍带著女儿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秘密投奔延安。钱来苏抵延後，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其女儿女婿则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面。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儿子更见不上，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坐牢也不远。恰在这时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王世英无言以对。此後，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毛泽东给交际处金城处长写了封信：“金城同志：钱拯(按：即钱来苏)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此时已到了1944年的2月8日。也许正是这封信，才使这件事最终得以平反。
　　庄湘自杀的那天，徐老也专程看望了彭尔宁。当徐老走进彭尔宁的宿舍时，彭尔宁正捧著一本《共产党宣言》读著，徐老看看他手中的书，再看看彭尔宁的脸，轻柔地说：“我看看你的东西可以吗?”彭尔宁说：“当然可以。”於是他起身打开箱子，一样一样翻给徐老看，徐老看到的，都是读书笔记之类。看完之後，徐老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但彭尔宁心里却暖融融的，感到有一股力量从心头升起。虽然徐老最终也未能使他避免牢狱之苦，但他理解徐老的一片苦心。直到1988年9月23日，年逾古稀的彭尔宁接受采访时，提起徐老，提起这件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依然心潮滚滚，泪水不能自抑地夺眶而出。⑩
　　徐老的这一举动，对於那些被错误审查、满腹苦水的师生们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和慰藉，但是那些积极份子却更加认为徐老思想右倾，和敌人划不清界线。
　　其实，从整风转入审干起，上层的一些决策人物就开始对徐老不怎么信任了。
　　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但站在“左”的立塲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他曾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即张闻天)(1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大错而特错。显然由徐特立这样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在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了。
　　自然科学院的前身是1939创办的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自然科学院扩大，并改为工、农、科性质的教育机关——自然科学院，并由李富春兼任院长，副院长由陈康白担任。学院设大学部(本科)、高中部(预科)和初中部(补习班)。1942年初，中共中央又任命徐特立兼任院长，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以她母亲的1万美元养老金捐献给自然科学院作为开办经费。自然科学院在创立时就有“要不要办”和“如何办”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不宜办学制较长的正规大学。另一种意见认为自然科学院要么不办，要么就应当像国统区的大学那样，办成正规大学。前一种意见主要是以当时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为代表，後一种主要是以边区外来延安的知识份子为代表。1942年整风开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自然科学院“要不要”以及“如何办”的问题，再度被提出来在全院进行一场广泛的讨论，10月底，徐老就这场讨论做了总结。他指出自然科学院应该兼顾未来和当前两个方面，不顾条件地办正规大学是不对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现在的自然科学院主要任务是培养独立工作的干部，应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於“博”与“专”的问题，要到社会上钻研，实际中去锻炼。(12)徐老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拥护，於是，学校制定了一个既照顾现实又照顾将来、既抓住中心又照顾全面的教学方针和改革计划。
　　应当说这是自然科学院整风取得的一个重大成绩。但也就在这时，延安的许多机关团体和学校就开始进入坦白运动阶段，许多学校都搞出了“特务”，而徐老认为：第一，整风运动应当由学校原有的组织来领导，不要成立新的组织；第二，宁可轻放一个敌人，也不能伤害自己的同志。(13)所以这一阶段自然科学院的审干运动明显“落後”於其他单位。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实际工作由副院长陈康白主持。4月份，西北局派出以陈伯村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自然科学院。当时延安的整风审干绝大多数单位都是自己搞的，只有个别单位由上级派驻了工作组，自然科学院就是一个。工作组进驻自然科学院後，就把徐老挤到一旁，由他们代包一切，徐老只好回杨家岭中央宣传部。徐老走後，工作组很快就提出普遍审干的方针，并正式在各单位开展坦白运动，除武衡，彭尔宁等人之外，他们在干部中抓出的第一个“特务”就是前段时间院整风学习领导小组组长、自然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干部处处长卫之(建国後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之是东北人，因此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卫之自然是不承认，於是就被学院特别关照起来——隔离审查。据丁玲儿子、当时自然科学院的学员蒋祖林回忆：卫之隔离审查後，被专人看守著，一个公安人员扛著枪，时刻不离卫之左右，连上厕所也跟著。在隔离审查期间，卫之的爱人提出要与卫之离婚，卫之对自己的所谓问题原来并不在意，因为他心里最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可这下不得不在意了。他对爱人说：“党审查干部是应该的，但现在我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特务，问题总会搞清楚的，请你耐心的再等一等。”卫之的妻子已没有耐心再等，何况当时卫之自己的保证又算得了什么，妻子坚持要离婚，卫之也无可奈何，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14)对於这种妻离子散的结局，多少年後，卫之似乎并没有什么抱怨。据蒋祖林回忆：
　　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正好这时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土改工作会议，卫之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也来参加会议，我去看望自己这位过去的老师，当谈到当年在自然科学院受审的情况时，卫之老师很开通地笑著说：“作为党的干部在整风中受审查是应该的，我现在不是还在为党好好工作吗?”(15)
　　此是後话。
　　卫之被隔离审查後，自然科学院就全面开始了抓人、点名、“车轮战”等等，气氛顿然变得更加紧张而激烈。
　　4月11日，自然科学院师生参加了在八路军礼堂召开的坦白大会後，第二天就有人开始坦白。
　　坦白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院审干运动的道火索，而且还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庄湘自绝於党，自绝於人民，他的死是畏罪自杀。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堂皇的面纱遮盖著的荒唐的结论。更荒唐的是这个结论又引出下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江成天，原名江罗维，重庆大学肆业，到延安时才21岁，因为给许多单位研制日晷而在延安闻名。他是徐老非常赏识的一个教师，人们称他为自然科学院的“小百科”。他在重庆大学上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有一次本该由他去某地取一件东西，可因他有事，就临时派了另一个人，结果那个同志一出去就被敌人抓走了，这是其一；其二，当时自然科学院由四川地下党转来的都被打成了特务，因为康生曾说过四川党是“红旗党”，所以，江成天在劫难逃，特务的桂冠算是戴定了。他虽然自动要求做了自新报告，但仍没有取得信任，送到行政学院集中审查去了。1944年甄别平反後，立即被徐老调到身边，帮助徐老编写教材，建国後曾担任过国家计委轻化局局长，1957年反右时他有感延安审干运动，对反右扩大化消极抵制，因而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贵州山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5月初，刘平向中学部师生传达了审干运动的有关报告，中学部随即转入审干。
　　孩子们的政治热情决不亚於成人，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要高出成人数倍之上。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幼稚是天生的。中学部“抢”出的第一个特务叫邓维琛，而且是自己极其主动地坦白的，说起来还颇有些戏剧性。
　　1943年初，延安的生活仍然是十分艰苦的，没有肉，没有面，开水煮萝卜白菜加小米饭就算好生活了。人们饿得发慌，对食品的欲望异常的强烈，在有些学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老师们看到老乡扔在延河边的羊头羊蹄，馋得直咽口水，可自己又放不下架子去捡，於是就动员学生们去捡，学生们饥饿程度和老师们是一样的，所以兴高采烈地将那些羊头羊蹄捡回来，洗乾净後放在铁锅里煮，煮熟後大家就都顾不得面子了，抢著啃骨头喝汤。这种对食品的强烈欲望，竟然也被审干的领导们所利用，成为诱供的一个有效方法。当时延安和边区的好多地方，在坦白大会的会场，摆上几桶香喷喷的面条，号召大家坦白，谁坦白了就可以饱餐一顿。自然科学院也未能免俗，如法炮制，也在坦白大会上摆几桶面条。邓维琛是从四川来的一个中学生，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看到面条就馋得发慌，於是就主动坦白说他是特务，而且是刘湘派来的特务。邓维琛做梦也没想到，为了两碗面条，他替刘湘背了一辈子黑锅，虽然後来他官至炮兵师长，但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查一查他和刘湘的关系，可做为四川的一介草民，而且是个孩子，刘湘长得什么样，他都一无所知。
　　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补习班的学生，大多数是从延安保育小学来的，而保育小学的学生多数是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女，有些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而且年龄又小。照常理讲，他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在中学部转入审干的最初的一个月里，补习班的确也很平静。审干对这些孩子来说，还只是看热闹而已，而且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还无法也来不及弄清楚。自然科学院初习班的学生，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刘幼雪後来回忆道：
　　1943年初夏，爸爸把我送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他所以不顾我的老师贺绿汀的劝阻，坚持要我离开鲁艺的原因是：鲁艺已经由整风转为审干，整天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人管。爸爸说：与其这样，不如到中学去学点文化。钢琴嘛，以後再弹。那时的科学院补习班似乎还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没有受到“审干”风雨的侵袭。
　　谁知，到自然科学院没多久，“抢救失足者”的浪潮也席卷了整个学校，课是上不成了。大一点的同学集中编到整风班，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四处游荡。有时开大会，我们也去凑热闹。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愤，而我们这些在主席台眼皮底下席地而坐的小不点儿，竟然忍不住打瞌睡。经常是，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前边这一排，出去!”於是我们来了精神，飞快地冲出会场。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延安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什么三青团、复兴社、CC份子……
　　有的坦白交代了，有的还在狡猾抵赖。现在就是要把坏家夥统统揪出来。当时最大的乐趣莫过於参加全院的斗争大会了。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或者正在津津有味地嚼著偷来的马料——炒黑豆；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趴在地上弹珠子；或者正提心吊胆在老乡的西瓜地里……只要一听说斗争死不交代的特务份子，就会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飞奔到礼堂。
　　喊口号最积极的，叫“捆起来”最响亮的，前前後後最忙活的，就是我们这些“审干”的等外品。狗特务，想来破坏边区，还死不认账，怎么不叫人生气?要不是大人拦著，早就拳打脚踢，让他受个够了，谁叫他不老实?(16)
　　然而，那些专门从鷄蛋里挑骨头的积极份子们，竟然连这群孩子也不放过，一个多月後，他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补习班。从谁身上打开缺口呢?经过一番筹措，他们找了一个平时在班上特别调皮的学生，平白无故地说他是“特嫌”，这个孩子不仅调皮而且非常聪明。他想，你们既然想从我头上开刀，那我就先整整你们这些积极份子，让你们也吃点苦头。於是他就对那些积极份子说，你们说我是特务，我真的是特务，但我的联络綫索很重要，我要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你们没有资格听。那些积极份子也都是些青年学生，所以不敢怠慢，马上就将那位调皮学生带到了院领导那里，结果这个调皮学生反咬一口，对院领导说，那几个积极份子就是他的联络人。於是，学校立即对那几个积极份子开始审查，这一审查就审出了问题，这几位学生也互相乱哄，很快就在中学部弄出了三十多个“特务”。这时已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生产运动中开垦的土地需要去管理，那些中学生，特别是补习班的学生思想简单，一旦审查到自己，就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特务”，承认了也就没事。当时全校都停了课，所以他们仍旧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生产劳动去了，但结论并没有做出。其实对这些孩子的甄别并不复杂，请听甄别时周扬同一个中学生的谈话：
　　问：你为什么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员呢?
　　答：因为党号召坦白，坦白光荣，所以我就坦白了。
　　问：你是怎么想到说你还填了表呢?
　　答：我想参加一个组织总要填表的，光承认是三青团，不说填表恐怕大家不相信。
　　问：那你为什么说你填了表格一半呢?
　　答：因为一般表格都有姓名、年龄、籍贯之类的，可三青团的表格下面该填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说填了一半。(17)
　　其实荒唐的并不是这一位同学，刘幼雪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这样说的：
　　以後，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了延大中学部，搬了家。可是抢救运动还在继续。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同学，不管是从大後方来的，前方回来的，都查出了问题。居然混进了这么多坏人，不“抢救”还行?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交代了问题，立即就可以成为运动的积极份子，帮助那些“失足者”。顽抗到底的，只好送到保安处去了。当时，只有我们为数不多的人，还在世外桃源逍遥自在。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44年初的某一天，忽然有人把我找去。昏暗在窑洞里坐著的都是平时要好的夥伴，此时神情严肃，要我“交代问题”。真是疯了，要我交代，我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你没问题，为什么用《复兴小学课本》?”天哪，上哪儿去讲理?所有蒋管区的小学生都统一用这种课本，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怎么辩解，怎么抗争，都没有用。总是那两句话：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学们轮流帮助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我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我请求，我哀告，最後有人透了底：“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态度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组织这个概念，对我无比神圣，具有无上权威。是组织把我从“育才学校”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送到延安，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是组织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帮我们父女团聚的；是组织考虑我年龄太小，怕我营养不良，在鲁艺让我破格吃小灶的……我随时都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一毫的质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我有问题，那我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哦，对了，1941年初在重庆，“育才”开过音乐会之後，有几个三青团的人带著糖果、饼乾来找过我，要我离开“育才”，说他们可以送我去美国。以後又找过我几趟，意姐(後来知道她是“育才”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让我再见他们，特地派几个同学“保护”，生怕我被绑架。是不是这些家夥替我加入了三青团，我不知道，而组织上却掌握了?对!一定是这样!
　　“到延安什么任务?”人家一定讲过，只是大概给我吃过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如果没有任务，算什么彻底坦白?怎么办?
　　妈妈很早去世，爸爸到延安後又结了婚。对，就说这是我的任务。和爸爸吵架，搅得他不得安生!
　　这么交代以後，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人追问。可是居然没有人再理我，而且不久就允许我回家了。外公一见面就问：你怎么成了三青团?我说不清道不白，急得直哭。
　　从前，我是班上有名的瞌睡虫，上课的时候，经常趴在老师的讲桌跟前睡觉，可是那些日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好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过来：我是特务，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可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噩梦啊!我失去了欢笑，十一二岁的孩子，尝够了熬煎、迷惘、焦虑、痛苦的滋味。
　　没多久，那些帮助我的、在延安土生土长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抢救”了。
　　过了些日子，有两个“叔叔”来到学校，说是保安处的，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天也把我找了去，要我讲清楚是怎么参加三青团的。我害怕极了。“叔叔”很和气，笑嘻嘻地，可一句接一句：
　　“你填了表吗?”
　　“什么时候给你吃了药?”
　　“帮你填表的人到延安来了，你知道吗?”
　　“你41年到延安，你爸爸42年结婚。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往延安给你交代任务?”
　　我吓傻了，前言不搭後语，一个劲儿地说：“我不想顽抗，我要坦白。”早就在眼睛里打转儿的泪水终於夺眶而出，又不敢大哭，只是不住地抽泣。“叔叔”说：“别哭了。我们看过你弹钢琴，现在你就唱个歌吧!”
　　唱多少都可以，只要别再问我!
　　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我头一次听说“平反”这两个字。保安处的“叔叔”在会上念了一长串名单，里边有我。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散会以后找“叔叔”问：“怎么我又不是三青团了，不是说组织掌握了材料吗?”“叔叔”摸著我的头说：“我们才代表组织。”(18)
　　5月中旬，彭尔宁、卫之分别在全院大会作了自新报告。
　　6月中旬，连续三天开大会斗争叶万青，会後即将叶万青公开逮捕。
　　期间，物理教师陈文吞食了一盒火柴，自杀未遂，随後又在自己的门前吊死，成为自然科学院的第二个冤魂。
　　6月下旬，学校宣布：陈文之死，是畏罪自杀。结论与庄湘的一模一样。
　　7月16日，全院师生在边区政府礼堂听了高岗传达康生作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第二天，召开全校大会斗争武可之，拉开了抢救运动的帷幕。当武可之终於承认自己是特务後，一时群情激昂，大家竟自发将斗争大会变成了规劝大会。你劝我坦白，我劝你交待，会场上煞是热闹，当场就有人被劝动了心，自动上台坦白了，而且还有几个又供出了卫之的问题。
　　卫之是已被定为“红旗特务”和“日本特务”的要案，这一供，学校立即给卫之一案加温。20日、21日接连两天开大会斗争卫之。当卫之被宣布公捕後，斗争会又转入规劝大会。有 16人上台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
　　在短短十余天的抢救过程中，共有47人坦白，加上前面坦白的共20人，共计坦白者67人。
　　从8月初开始，自然科举院的审干从抢救运动转入了反奸反特斗争，行政单位又开始了集中审查伙食人员的工作。审查伙食人员采用的是“短、平、快”战术，先从一个叫高小九的炊事员身上突破，采用“车轮战”，让这个高小九站了三天三夜凳子。高小九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案件，伙食人员中有一个以炊事员陈焕之为首的放毒暗杀组织。於是，陈焕之受到了残酷的批斗。陈焕之不堪折磨，跳井自杀了，成了自然科学院审干期间第三个冤魂。其间又有13人坦白。
　　总共100来人的自然科学院，至此已经挖掘了80个“特务”，学校已经找不出看守特务的人了，也找不出做饭烧水的人，不管是积极份子还是坦白份子，眼看就要把嘴吊起来了。但是审干比吃饭更要紧，不管能不能吃上饭，运动绝不能就此停止。
　　11月，自然科学院从杜甫川马家湾旧址搬到桥儿沟，正式和延安大学合并。这时陈伯村奉命撤离自然科学院，院学委会竟然感到这下自己可以放开手脚地干了，异想天开地做起了“自建奇功”的梦来，於是搬到桥儿沟後立即又开始大会小会地斗争起化工系系主任乐天宇，审查农业系主任阎沛霖及张子鱼等所谓的“大头子”了。
　　11月30日下午，自然科学院召开全院审干总结大会，当晚将张茜等4人送行政学院临时班审查，并将阎沛霖隔离出院。至此，自然科学院群众性审干运动开始逐渐降温。
　　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班长兼学生党支部书记谢绍明，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的儿子，他从8岁起就随父亲参加了陕北游击队，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他的出身和经历，完全可以证明他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当1943年11月，自然科学院合并到延大，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与延大中学部合并后，在中学部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抢救运动。“特务”人数又迅速的翻了一番，从30多名猛增到70多名，续范亭的女儿受到了审查，连谢绍明自己也受到了怀疑，谢绍明实在是无法理解，更无法忍受。於是凭著他父亲的老关系，他直接找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反映情况，高岗听了也感到实在太出格了，他恼火地说：“这简直是胡日鬼嘛。”但对延安大学的事，他不便直接插手，因为此时延大属边区政府管辖，他就向谢绍明建议，让他直接找边区政府主席林老反映。听了高岗的建议，谢绍明回去做了点准备，乘著1944年元旦学校放假，他就从桥儿沟出发，直接去边区政府找林伯渠主席反映学校的情况。
　　阎安和刘青霞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将军之子》一文，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这年元旦，一大清早，太阳刚刚升起，远远望去，红都延安城外的田野和道路，还有紧靠著田地一直伸延到远处山根大石壁下的山坡，一律笼罩著一层细微的霜雪。这时，在凤凰山南麓的一座大石砭上，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後生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的大门口，要求警卫员把他带进去，他要见西北局领导。正好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也来到这里。
　　林主席一眼便认出来，后生叫谢绍明……虎著一张脸的谢绍明，个子低矮，但敦实刚健，浑身上下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执拗劲。一见林老，便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向林老问好，林老问他来干啥，他说：“我们学校这一向成天斗人、整人，很不正常。我想给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反映一下情况。”
　　……
　　那天，从早上到下午，谢绍明口不干，舌不燥，打开的话匣子关也关不住。当天晚上，林老特意留下他，招待他吃了一顿陕北的年节饭。为了配合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和宣传部长李卓然整理记录，晚饭後，谢绍明又将白天的汇报有条有理地复述了一遍。他还连夜赶写出一份书面材料，并在材料後边按了指印，表示不论任何时候，他都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与责任。
　　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被惊动了。
　　“假如连这些娃娃都成了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早就完蛋了!”
　　这是林伯渠在听取汇报时和汇报结束後气愤地重复了几遍的一句话。
　　“看来，谢家的龙脉还没有被井岳秀这个老杂种砍断!”
　　林伯渠的愤慨和感慨，已是一个重要的暗示。(19)
　　谢绍明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将自然科学院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情况，向林伯渠做了详尽的汇报，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人和事以及细节，这是林老从其他渠道难以获悉的。因此，他的仗义执言，对於自然科学院及至整个延安大学乌烟瘴气的抢救运动的终止，特别是对那些被审查和“抢救”对象的甄别平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应该说，他为自己的母校也算是立了一大功。
　　自然科学院审干运动期间，共审查97人，其中87人坦白，5人送保安处，5人送行政学院。
　　艺术离不开政治的制约，历史早就注定了它为政治作嫁衣裳的命运；科学则不然，虽然它有实用价值，但它本身却与政治的功利没有丝毫的联系。祖冲之、张衡、哥白尼、牛顿，他们不仅属於自己的国家，更拥有著人类和世界。但是，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所培养过後来共和国总理和许多共和国部长的科学教育机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面对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政治冲击波，却迷惘了，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向愚昧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书写了一页可悲的历史。(20)
　　①②③④⑤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⑥⑦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⑧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
　　⑨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⑩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
　　(11) 江圆：《难忘的嵗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
　　(12)(13)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
　　(14)(15) 1999年8月蒋祖林访谈录。
　　(16) 贾芝主编：《延河儿女》，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 1988年9月22日陆标访谈录。
　　(18) 贾芝主编：《延河儿女》。
　　(19) 閆安、刘青霞：《将军之子》，载《新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20) 本章除注明处，其他材料来自延安大学《延大自然科学院两年来审干工作初步总结》，刘平执笔，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

第十二章 延安大学：周扬导演突击规劝游戏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大学，最初创建於1941年，是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校长为吴玉章。1943年3月，中央决定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与延安大学合并，校名仍定为延安大学，校长仍为吴玉章，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周扬主持。
　　据说这次各成体系的五所院校的合并原因有二：一是为落实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政策；二是为了集中审干。①既然合并文件中决定由周扬主持日常工作，那么这时的日常工作除了合并过程中必要的搬迁外，最主要的所谓日常工作就是审干。而合并後的全延大的审干工作则由周扬一手负责。
　　此前，周扬作为鲁艺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并主持过鲁艺最初的“坦白运动”，即审干初期的写自传的思想自查下作，并查出了一部份有特务嫌疑的人，应该说已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次五院校合并以後，周扬立即决定在近期召开一次全校的坦白大会，而会前他将新延大分为四个单位(自然科学院审干工作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并指定由原单位的负责人在本单位努力发掘特务嫌疑份子，培养坦白示范典型。结果，除民族学院外，其他三个单位都发现了所谓的特务。这些人不但承认了自己的特务罪状，而且还交待了他们各自在特务组织中的联系人。其中，鲁艺的成绩最突出，共发现了12名特务，旧延大发现了2名，新文字干部学校只发现了1名。事情似乎很奇怪，学校虽然刚刚合并，新发现的三个单位的所有特务便有了联系。因为据他们的供词称，新发现的所有特务不是鲁艺在合校前抓出的特务石泊夫和东方鹰新的外线，就是内綫；不是爪牙，就是上级。
　　尽管当时的周扬并不完全相信这些供词，但为了发现更多的嫌疑份子，进一步扩大战果，周扬决定在新发现的15名特务份子中挑选7人，有目的地培养他们成为新延大合校後的坦白典型。与此同时，周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培养起的积极份子小又挑选了一部份精干人员，组成核心小组，并要求小组成员通过积极份子去说服或规劝有问题的人自动反省坦白。实际上这个核心小组就是直接向周扬负责的小团体，而所有的积极份子则在重大行动中要接受核心小组的指挥。这样就形成一个阶梯式的塔形控制系统，最高权力集中在周扬那里。特别在接近坦白大会召开的前夕，周扬通过核心小组成员指示所有积极份子，要他们注意每一个与会人员的面部表情和神态反应，一旦发现可疑迹象，不必向领导汇报请示，抓住时机，主动找有可疑迹象者谈心，实际上就是劝说和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反省坦白。如果积极份子感觉面对面讲话不方便，也可以写信劝说。总之，手段可以灵活，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让每一个可疑人物都能在坦白大会上反省坦白。
　　1943年5月21日，周扬预定的新延安大学全校性的(自然科学院除外)坦白大会如期召开。最先坦白的是蔡光华。此人平时老实厚道，坦白起来也平淡无奇。紧接著坦白的是陈寔，此人能说会道，坦白过程中也能不时掀起高潮。他首先承认他曾参加过国民党复兴社，可承认之後，却大谈他如何帮助国民党破解八种通讯密码，而对他到延安之後的特务行径却不著一宁。对此，亲自主持会议的周扬有两点疑惑：一是对陈寔的夸大言词辨别不清究竟是在坦白，还是在吹牛?另一个问题是陈寔避而不谈来延安後的行为，是他来延後脱离了特务组织，还是他故意在隐瞒?然而陈寔本人则根本不顾及周扬的疑惑，他越说越兴奋，竟然不知轻重地将“整风”说成是“清党”。然而周扬毕竟是周扬，对陈寔的这一绝不能相提并论的比拟，并没有当场发作，反而为了表示欢迎坦白，在陈寔讲完之後，还给以热烈的掌声。并表示只要坦白，纵然讲错了话，也要鼓励。由於周扬主动鼓了掌，陈寔坦白完之後，竟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坦白提出意见。面对这种情况，周扬灵机一动，又引导说，如果没有口头意见，书面意见也欢迎。这一及时的引导，一下子将与会人员的情绪调动起来了，紧接著便有数十人热烈响应，纷纷递上了他们的书面意见。通过这个过程，周扬真正认识到了负责人在群众运动中的特殊作用，於是他暗中紧急召集他的核心小组成员，并通过他们向积极份子布置：绝不能鼓完掌，就以为万事皆了；同时也不赞成鼓掌之後，立即对坦白者再施以诘难攻击。为了使坦白大会能按照原定计划顺利进行，周扬并没有在徵求书面意见之後，立刻要陈寔进一步检讨自己。
　　上午的坦白按计划顺利完成，下午的坦白则更加理想。最令周扬满意的是侯思基的坦白，不仅内容具体，态度诚恳，而且在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之余，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那些不肯坦白认罪的特务嫌疑份子。比如侯思基的挚友陈放，就遭到了侯思基不留情面的指责。这位陈放其实早就成了积极份子们的重点怀疑对象，在一些人的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坚定的反革命份子、老特务。但是怀疑归怀疑，陈放就是不坦白，即使在上午大会上侯思基指责和积极份子强烈要求他坦白的情况下，陈放也没有立即向他们“兑现”。然而此地不亮彼地亮，侯思基的坦白虽没有在陈放身上起到感应，却启发了上午已作坦白的陈寔。当侯思基点到陈寔时，陈寔立刻要求大会准许他作临时发言。他除对自己将“整风”说成“清党”一事公开道歉外，还表示愿意虚心接受大家的指教，并保证向上级彻底交待自己的特务关系。
　　由於有前面这些人坦白的范例，当天晚上史汀和陈丕绪的坦白就更到位了。他们不仅内容更加具体，态度更加诚恳，特别是有陈寔不谈来延後的特务行径而受到指责的先例，他们对自己来延後如何进行政治秘密的盗窃活动更是不厌其详地一一作了坦白。不知是坦白的内容有趣，还是坦白者的说法有趣，总之在坦白过程中，不时有笑声传出。
　　次日，坦白大会继续进行，由白筠和毛宁两人坦白示范。白筠虽然是这次坦白大会中第一个公开坦白的女性，但她的坦白却缺少趣味性，而毛宁的坦白则颇富冲击力。毛宁由於受到前面坦白者的影响，连夜增补了原来拟定的坦白大纲。在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之後，还着重谈了老朋友陈丕绪坦白得不够彻底，坦白的内容也与事实有很多不相符合。因此，他劝说陈丕绪应该再作认真的反省。
　　也许是受到侯思基和毛宁的启发，周扬认为近两天的坦白大会已经把群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於是他突然决定，在午饭前，号召积极份子展开三小时的规劝运动。至於规劝对象，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所以，这场长达三小时的规劝运动在完全放任的情况下展开，任何人都可以就其所认定的对象进行规劝，特别是那些曾被公开点名或被含沙射影的嫌疑份子以及那些在其他人坦白过程中表情神态异常者，都成了被规劝的人选。周扬突然发动的这场运动，不期然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短短三小时之内，共有7人在别人的规劝下表示愿意坦白。其中陈英被劝了半个钟头，就坦白出自己过去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形；许智敏在此之前已成为被怀疑对象，周扬指示积极份子对他进行过十多天的规劝，没有效果，然而在规劝运动展开的三个小时内，他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斗志很快被瓦解，立即答应愿在坦白大会上公开认罪。其他5人中还有张鲁和时乐蒙等。
　　7个人愿意坦白，还不能算是这场规劝运动的最大成就，最大成就应该是对王凌晨的冲击。按照原定计划，王凌晨於5月22日下午坦白。坦白时他不仅深切地反省了自己，而且也像侯思基、毛宁那样，公开劝说陈放认罪。陈放是他的同乡，他俩一块来延安，一块在延大工作，情同手足。现在听到自己的同乡兄弟如此动情的发言和劝说，陈放不禁为之愕然，接著便失声痛哭起来。当此时，周扬采取了“下紧上宽”的策略，即台上的人扮“白脸”，台下的人扮“黑脸”，一方面由预先安排好的许多积极份子递纸条，要求主席团对陈放这样一个据不坦白的顽固份子施行“镇压”，另一方面则由主席团宣读两张纸条的内容，再委婉劝告和督促陈放坦白。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陈放终於守不住阵脚，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5月22日下午的坦白大会一直开了将近13个小时，到深夜11时左右，主席团主席周扬作了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宽大政策的正确，然後要求凡参加大会的人员要以团结和争取为原则展开思想斗争。周扬在总结中特别肯定了这两天坦白大会所取得的经验，即坦白份子彼此批评、彼此劝说、彼此竞赛坦白。他认为两天来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可观的成绩，主要原因就在於此，并指出要将这种做法继续坚持下去。
　　这里应该指出，周扬的这套经验虽然在当时挖出了大量特务，但也给後来的甄别带来了大量困难。因为他鼓励嫌疑份子彼此批评、彼此检举、彼此劝说、彼此竞赛坦白，实际上就等於在鼓励他们彼此竞赛说谎。
　　由於规劝运动产生了奇效，周扬决定将坦白大会再推迟一天，并号召所有人员，突击三天，竭尽全力找出所有的嫌疑份子。这样，许多积极份子虽然已经开了十几个小时的坦白大会，但回到自己的卧室，还要苦思冥想，明天如何寻找对象?采取什么方法规劝?
　　第二天清晨一早起来，旧延大的师生便纷纷成立了规劝小组或谈心小组。这些小组里既有积极份子，也有非积极份子；既有希图戴罪立功的嫌疑份子，也有尚未暴露面目的所谓“坏份子”。这些小组大小不一，小者两三人，大者十余人，甚至还有单枪匹马的“独立大队”。乱纷纷的新一轮规劝运动又展开了。各规劝小组早上劝，下午劝，晚上劝，夜深人静还在劝，有些人更彻底不眠地劝。劝人者和被劝者多半是平日好友，他们晓之以理，激之以义，更动之以情。但他们的友情多半是来延安之後建立的，所以劝人者对被劝者大部份并不十分了解，只怀疑被劝者有政治问题，而并不知道具体有些什么样的政治问题。这样，尽管在劝人时苦口婆心，有时甚至声泪俱下，但却始终抓不住要害，以至於往往劝上几句，就无计可施了。更糟糕的是，劝人的人有时求功心切，遂难以避免出现心气浮躁的情形，他们对被劝者有时态度上有冒犯，有时言词上有伤害，致使引发双方争论，甚至彼此对駡。当时延大的一份总结曾这样说：大家劝，大家间；有的装黑脸，有的装白脸；七嘴八舌，场面异常混乱。另外据说：有些劝人的人根本不让被劝者有答辩的机会，在被劝者话还没说完时，就抢著指出其中存有矛盾，要求立即答复，否则抢著追问，使被劝的人感到并不是在好言相劝，而是在仗势欺人。这样的效果往往事与愿违，一些真的有问题的人，也会因此而拒不悔过。
　　据说在第三天的突击劝说小，被劝者的态度真是形形色色，窘相百出。有的面露笑容，洗耳恭听，既不多说，也不争辩；有的专在不重要的细节上磨蹭，谈到关键处，便听之任之，随便让劝说者下结论；有的只是重复以前坦白过的内容，既不增加一分，也不减少一分，万一说漏了嘴，或者解释一下，或者假装肚子疼，躲进厕所不出来；有的你软他硬，你硬他软，你唱“黑脸”，他嘻皮笑脸，低声下气；你唱白脸，他满脸寒霜，严词拒谏；还有的虽然承认自己是特务，却又死不肯交待具体细节；更有闹自杀的，旧延大有一个人跳井，民族学院则有人上吊，但他们都自杀未遂。
　　不过，总的来说、三天的突击，还是有收获的。据统计，又有27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27人中，有14人来自鲁艺，8人来自旧延大，4人来自新文字干部学校，1人来自民族学院。他们绝大部份都不仅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交待了各自的联系人。但也有几位翻供者，问其原因，一致都说经受不住强大的团体压力而不得不假坦白。这正好一语道破了周扬发动的突击式规劝运动的游戏性实质。换句话说，周扬在领导延安大学的审干运动过程中，想方设法甚至挖空心思地想扩大战果，但是後来的最终结果是劳民伤财，乱纷纷地闹了一场，战果仍然等於零。
　　1988年秋天，我们专门采访了旧延大校长吴玉章的秘书王嘉仁先生。如果说以上叙述只是延安大学审干运动面上工作的概括的话，那么我们从王嘉仁的个人叙述中则可看出以上粗线条勾勒中不能穷尽的细枝末节来。
　　王嘉仁，典型的南方人，瘦小而精悍，现已70多岁了，仍然热情奔放，精力旺盛，只是走动时东倒西歪。然而他练气功，一站可站到三四个小时。他为自己在延安给吴老(吴玉章)当过秘书而骄傲，也为自己在延安被打成“红旗特务”而感慨万分。他说：
　　我是1938年3月在复旦大学入党的。抗战爆发後，复旦大学从上海遇到了重庆，我也随校来到了重庆，又从重庆辗转到了延安，分配在陕北公学教书。在颠沛流离中，我失去了组织关系，到陕北公学後又重新入了党。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我从陕公被调出筹建延大。延大成立後我留在延大校部办公室，给校长吴玉章当秘书。
　　整风运动转入审干後，延大政治教员马彬第一个被抓了起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在学校批斗後被关到保安处。
　　1943年的3月份，自然科学院和鲁艺都合并到延大集中搞审干。从4月份开始搞坦白运动，当时认为开展反特斗争，最大的障碍是自由主义，所以学校从反自由主义开始入手，填写各种表格、自传等等。我按照组织的要求，直接给副校长周扬写了我的历史材料。因为我是在复旦加入地下党的，老丈人又是国民党内一位有地位的元老(慰文柏)，所以，我写了材料後，学校反而每天晚上派人找我谈话，要我交待更大的问题。我的爱人沾了统战政策的光，可我却要倒老丈人的霉。
　　7月份搞抢救运动，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延安到处都在开抢救大会，“日夜抢救”“全面突击”，延大的抢救也搞得很激烈。记得周扬副校长在学校的一次抢救大会上说：“特务对我们边区的破坏是无处不在的，他们缝棉袄竟然把纽扣眼开在右边，而把扣子钉在左边，这让我们怎么穿?他们就是这样破坏我们的大生产运动。”
　　连这都成了“特务”活动，其他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大家一提起开会心里就发抖，谁也不敢保证大祸什么时候降到自己头上。马彬从保安处放出来，回延大“现身说法”，启示大家自觉坦白。马彬报告後就被优待住在鲁艺院部。有一次上厕所，我碰上了马彬，在厕所里他悄悄地跟我说，他的坦白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假的。我心想怪不得学校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抓了那么多特务，连被保安处定案的马彬都是假的，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当即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扬，目的是想提醒校领导，这样抓特务恐怕有问题。没想到第二天马彬就不见了，我的汇报又把他赶回了保安处。而我自己也被正式开始抢救。
　　先是马培德负责审我，他们打车轮战，让我坐在板凳上，一批一批地轮换著审讯，却不让我活动更不让我睡觉。当时我有一个小孩要吃羊奶，他们不让我出去挤奶，而且晚上还把孩子放在我隔壁的室里，这边他们在不停地审问我，那边孩子连吓带饿哭个不停，哭得我心里发颤，鼻子发酸，揪心似的痛，可是又毫无办法。
　　就这样直折磨了我两天两夜，到第三天下午，我上厕所，真是老天发慈悲，恰好我老婆在隔壁的女厕，趁站在外面的看守不注意，我在手纸上写了：我撑不住了，孩子也受不了，乾脆假坦白吧。写好後悄悄地从墙缝里塞进女厕。
　　这天晚上，审问我的是何干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半夜一点钟左右，我按照何干之的提示，违心地做了假坦白，我没有说复旦党是“红旗党”，也没有供出其他人，只给自己头上胡乱地戴了四顶大帽子：“日特”、“托派”、“复兴社”、“军统”，真可谓五毒俱全了。何干之听了我的坦白，兴高釆烈地当即就把我老婆叫来，做了面条请我们吃。
　　回家後，我感到痛苦。坦白时我想的是在敌人面前我完全可以挺得住，因为牺牲了还是烈士，可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岂不太冤枉了?现在看来，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是对党对自己都不负责的行为。所以我又跑去向何干之翻供，何干之一听，气得火冒三丈，顺手扇了我一耳光。因为当时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似乎哪个单位的“特务”多，哪里就“先进”，搞不出特务就“落後”。所以负责审干的同志最怕坦白对象翻供，一旦翻供就会使得那些整日整夜逼出来的成绩前功尽弃，全部化为乌有。所以，何干之硬是不听我的申诉。没有办法，我只好听之任之。
　　坦白以後好像一切都了结了，我又成了有用的人，让我去规劝别人。我的第一个规劝对象是林迪生。我对他说：“你要是受不了，就假坦白吧，你看我假坦白後就没事了。”林迪生听了我的话，作了假坦白，第二天他就解放了。就这样硬是逼著我们党员向党说假话，我们在感情上实在是受不了，可又无可奈何。
　　甄别後周扬在向我赔礼道歉之时，讲“抢救”我的几个原因：
　　一、复旦地下党有问题，是“红旗党”，复旦地下党的杨永直也承认了，你是在复旦加入地下党的，所以自然脱不了干系。
　　二、鲁艺有个叫张帆的女学生坦白你是她的上级，还给过她50元特务活动经费。
　　其实这个张帆是舒群的爱人，在上海时，荒芜曾托我照看过她，她是被逼迫的，没什么说了，就只好把我拉上。
　　三、你的同学任洪也坦白说，你们在上海参加过军训的都是特务(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要求全国的大中学生都要参加军训)。
　　其实还有两个原因他没说：一个是我和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关系密切，为了把柳湜打成特务，想在我这里突破；第二个就是我那个倒霉的老丈人是国民党元老。
　　“抢救”我多少还有这么些满像回事的依据，可大多数的人被打成特务就只能靠莫须有的罪名了。
　　审干运动後我们觉得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当婆婆的整媳妇，媳妇做了婆婆，又去整自己的媳妇。以此轮回，没完没了。
　　解放後我又被整过两次，一次是1957年反右，那是为了保我的秘书，我自己却被划成右派，从北京下放到江苏淮阴，文化大革命自然又脱一层厚厚的皮。
　　我三次受整，历经磨难，但信仰却一直未变，因为我信仰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真理，是马列主义。这就像儿女们和母亲的关系，不能因为母亲生了一个不成气的坏孩子，我们其他的儿女就不认母亲了。②
　　由此可见，连同王嘉仁这样有无数条“理由”使其成为特务的人，最後也不是特务，那么周扬通过突击式规劝运动搞出来的几十名特务，又有几个是真的呢?然而，在当时审干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形势下，周扬的做法都被看作是先进经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过推广，最起码在新合并後的延大各个单位中无疑是经典式的范例。据周扬自己总结，他的经验主要是：领导亲自动手，发动全体师生参加，通过组织核心骨干，指挥积极份子，发掘问题人物，加以规劝，使其自愿坦白。具体讲有以下三条：
　　第一，下紧上宽。就是说上级扮好人，下级扮坏人，上级扮“白脸”，下级扮“黑脸”。周扬反对用威胁暴力的方法整风，也反对从别人的发言中找破绽，然後不断追问。但他主张突击式的规劝方法，形成群体压力，迫使嫌疑份子很快就范。
　　第二，调动积极性。周扬不但主张在运动中发掘和培养积极份子，而且利用他们之间的彼此竞争来使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也主张利用坦白份子来做示范，让他们彼此竞争，从而激发其他嫌疑份子都来自动坦白。第一条中谈到的突击式规劝，实际上就是靠这些积极份子来落实的。
　　第三，孤立嫌疑份子。为了使突击式规劝获得效果，必须断绝嫌疑份子的心理援助，所以在使用积极份子之外，还要吸收自首份子也来参加规劝工作。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周扬的经验形成於1943年5月下旬，而6月初毛泽东在《关於领导方法的决定》中指出：正确的领导方法主要是，群众路线，同时也包括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培养积极份子，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同年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又说：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关於领导方法的阐述是周扬给他提供了具体的经验，还是周扬自己有一种先天的感悟能力，悟出了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领导方法?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主张与周扬的做法在审干问题上不谋而合了。而周扬也正是在延安时期逐渐成为左右在毛泽东周围的文化教育界骨干。
　　公平地说，在延安各单们负责人中，对於审干与抢救运动，周扬并不是最积极主动的领导人。在运动中他也曾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如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林默涵、贺敬之等，这些文学艺术家要比文抗集中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审查的那一批文学艺术家幸运得多(如艾青、白朗、罗峰、吴伯箫、于黑丁、萧军等)。周扬对审查对象也没有其他那些人那样冷酷热情。据他的学生骆文回忆：“1942年一个冬夜，周扬电话通知有关方面要我到山上(周扬住处)去谈话。我用小被子裹著一岁的孩子去了。到了他的窑洞，他要我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後，他看看我，问：‘紧张吗?’‘运动开始有点紧张，现在好些了。’‘你们到延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可是为什么在外面，在你们中间混进那么多坏人特务?’我很惊诧，说‘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请让我讲点情况。’‘可以讲讲，不要有顾虑。’‘我们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张颖交往很久，重庆曾家岩周副主席那里我们也去过几次。临了，是周恩来副主席要张颖通知我们立即到红岩村，准备去陕北。到了红岩村，龙飞虎帮我们搞了作为八路军家属的假身份证，为防止重庆青木关、内江、成都、绵阳、剑门关、汉中、褒城直到宝鸡的各个关口国民党和叛徒的检查，不得不用一套假身份来对付。’‘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如果我是，我就不来边区了。’我情不自禁地望了望床上的小女儿，他说：‘不会冻著的。’边说边用被角给小家夥搭上。‘那么，你没有什么事要交待?’‘我已说了多次实情。’我大著胆子讲，‘周扬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待过，也接触过进步青年，您出一定了解他们……’我本想说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剧联和金山一起搞工人蓝衫剧团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那样，会被认为‘打著红旗反红旗’，罪名可就更大了。所以只说了上边几句，他听了‘嗯’了一声。而後，沉默片刻，他是不是在思考往事?我请示：‘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他点点头，嘱咐‘反正正确对待运动。抱著孩子好好下山’。”③尽管如此，周扬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丝毫也并没有表现出对运动的根本抵制，还是比较主动积极地在延安大学推动了这塲运动。也许他的内心是复杂的，如果将当时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的表现与之相对照，我们就可能会进一步地认识这种左翼文化人兼政治家对这塲运动的复杂心态。此时吴玉章实际上已是挂名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但这位经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年已六旬的中共元老，对这塲运动仍然十分紧张，他曾多次拄著拐杖、流著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运动。吴玉章写道：“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份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份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於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份子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④
　　如果说，许多的工农干部、甚至年轻干部可以说是盲目无知的话，那么，像吴玉章、周扬这样的人绝不能说是盲目无知，那么他们又是什么呢?
　　四十多年後，周扬在延安创造的这一套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变本加利地发挥後又用在了他自己身上，逼他认罪，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① 参阅王云风主编：《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② 根据1988年9月采访王嘉仁记录整理。
　　③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④ 《吴玉章文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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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行政学院：令人生畏的准监狱


　　在延安东南干张家岗的山坡上，依山修建了四排数百眼土窑洞，层层叠叠，蔚为壮观。窑洞下面方圆50来亩的平台上，耸立著一座能容纳千人左右的大礼堂，这就是成立於1940年7月、专门为边区政府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培训干部的行政学院。学院依山面水，右上方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左下方是当时延安最为繁华的商业区——新市场，新市场旁边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
　　1943年以前，比之“抗大”、“陕公”、“鲁艺”、“延大”，行政学院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弟弟，规模只有300人左右。行政学院院长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副院长，原副院长王凌波去世後，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六如任副院长。1942年9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由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专员王子宜(建国曾任国务院内务部常务副部长，1959年因所谓的小说《刘志丹》案蒙冤撤职、下放，长期受迫害，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平反)，担任副院长，王子宜到行政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行政学院的整风审干。王子宜到行政学院之际，行政学院共有四个班(五、七、八、十)178个学员。其中，第五班主要是老干部，进校前都在陕甘宁边区各分区或县政府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七班其实除极少数小学教员外，都是从延大调来的知识份子，全班70余人。第八班人数较少，共40余人，绝大多数是保卫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干部，多数是陕北人，只有6人是外地干部。
　　王子宜到任行政学院之前，边区保安处已通知他，学院教育科长袁家柯、教员苏树铭、周慈铭等5人有严重的特务嫌疑。王子宜到任後，除5人外，又将学院党总支书记王仲言，教员秦明和蒋仁山等3人列为怀疑对象。因为袁家柯的问题比较明显，他将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两位成员——成全夫妇认做乾爹乾娘，所以自然首当其冲。但经过一周的激烈“抢救”，袁家柯却拒不承认任何政治问题。行政学院的领导认为，袁家柯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行政学院的特务太多，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特务相互包庇，因此首先要发动群众，培养积极份子，孤立特务份子。
　　在发动群众填写“小广播”、学习文件、开展“自由交谈”的同时，行政学院调整了学院的整风领导班子。成立了由王子宜、高尚贤、杨玉亭3人组成的核心小组，随後调整了院党总支和各班支部的干部，使一批积极份子进入了领导班子，随後在全院各班用两周时间进行分组集体讨论，重点是解剖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同时，根据各组人员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检讨具体问题，如贪污腐败、群众关系、家庭观念等等。通过这些活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1943年1月，为了推广张克勤的坦白经验，行政学院决定由乔生瑞做坦白典型，以推动学校的坦白运动。乔生瑞在五班的坦白示范进行了五天，讨论时全班70余人，有52人发了言，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多，对这些问题，乔生瑞当众做了答复，大家都很满意。乔生瑞的公开坦白，开了行政学院坦白运动的先河。就在全院学习推广乔生瑞经验的高潮中，有些人开始了主动地坦白，“坦白光荣”的气氛很浓厚。因为乔生瑞曾做过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因此每个班的党支部书记，甚至小组长都感到必须亲自做坦白模范的压力，有的人甚至後悔自己在国统区没有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否则坦白了才光荣，还受优待，免得与组织对立。在强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下，学校党总支书记王仲言开始承认自己有政治问题，後来又说他在环县工作时，1940年在环县事变中被国民党逮捕了一天半，在云南老家时，曾和国民党特务份子谈过话。据此，王仲言便以被捕叛变的罪名被撤销了党总支书记职务，留在学校里担任秘书工作。
　　王仲言坦白後，黑风也被迫坦白自己是日本特务，并且交待了他的同学吴宗音也是日本特务。这样行政学院的许多人开始了不仅自己坦白，而且积极检举揭发别人。4月11日，行政学院全体师生参加了由康生亲自主持的审干动员大会，会上张克勤等“悔过自新份子”作了坦白示范。第二天行政学院就召开了一连四天的全院坦白大会，在四天的大会中，李克达，高永权、秦世仁等11人公开坦白，或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承认自己曾“自首过”，将行政学院的审干推向了一个高潮。在此之前的4月1日，康生在延安大举逮捕“特务”，行政学院黑风、赵一峰等8人被保安处逮捕。
　　从1942年底到1943年4月下旬，行政学院共有32人被打成“特务”，其中10人被捕，22人因为报名自首，而且被认为“坦白得彻底”，因而受到宽大待遇，并且从这些人的所谓口供中，又抓出了23名“嫌疑份子”，其中院内4人，院外19人。就在这个月下旬，康生视察了行政学院的审干肃奸工作。此後不久，这个隐藏在闹市中的边区行政官员的摇篮，忽然名声大振，非凡地热闹起来。宿舍整修一新，围墙被加固了，延安卫戌司令部还派来了荷枪实弹的战士，在四周加岗站哨。“学员”人数也骤然突破2000人大关，(最多达到3000来人)。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院、局、行及各分区专署、各县、区、乡政府的干部，过去是抢著上行政学院，可现在一听要送自己去行政学院，身上就不由得起鸡皮疙瘩。请不要误会，行政学院还是行政学院，既不是兵营，也不是监狱，送你到行政学院名义上还是让你去学习的，并非去蹲大牢。虽然实际上它已经成为边区系统集中审查被各单位确定有问题而且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的地方。因此，有人称它为一所“准监狱”，这倒是恰如其份的。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还特意点了行政学院的名。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时，由於当时对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他讲到：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他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都是特务。主要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斗争。①
　　当然，行政学院审干的领导者果然也不负重托，在审干运动中，行政学院共审出691个“特务”、“特嫌”及其他有问题的人。②这麽多的特务是怎样弄出来的呢?1943年5月5日至8日，行政学院曾召开过一次为期近一周的全院“欢迎特务份子自新大会”。事後行政学院向上级写了一份《行政学院欢迎特务份子自新大会的总结》，③在这份总结的第二部份，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特务份子”反省出的“特务奸细如何与我们做斗争”的方法，从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些当时行政学院审干的恐怖气氛，同时对挖出那么多“特务”的内幕也会获得一些感性认识。
　　特务与奸细有无数顾虑，不愿反省自己的问题，因此，他们便千方百计地想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对我们顽抗，下面的办法是他们反省出来的。
　　一、迷惑与欺骗负责人
　　一些特务与奸细份子怀著投机的心理，利用我们目前说出一点组织便放松的弱点，采取了以反省小的以掩盖大的(如张红增逼到没办法，反省了十个问题以示坦白。兰照卿反省参加哥老会而不承认参加国民党做特务。寇来宝反省参加青红帮，而不说自首，说出自首而不说做特务)。反省假的掩盖真的(如张尊贤反省参加青帮代替国民党，参加同盟会代表哥老会，其余的人还有这种情况)，用诸如此类的办法，瞒哄组织负责人。
　　二、用尽一切办法去掩盖自己行动上的漏洞
　　1．参加生产劳动。使脑子停止斗争，消除不安表现，同时也使自己晚上睡觉不致失眠(如王剑、寇来宝)。
　　2．晚上睡不著，但不敢翻身(如王如明)，翻身被人发现时则说有跳蚤咬(如寇来宝)。
　　3．表现出满不在乎，镇定、谈笑唱歌，表示不愁闷很痛快(如刘冰郎、王如明、寇来宝)。
　　4．多吃饭，使别人不怀疑有心事，吃不下饭则说自己有病。表现积极，在讨论会上发言踊跃，生产劳动中吃苦肯干(如寇来宝、张红增)。
　　5．表示受到冤屈。谈话时和谈话後痛哭流涕(如刘冰郎)，公开说自己是冤屈，是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捏造(如兰照卿)，批评别人不实事求是，说自己受到冤屈，终有水落石出之日。
　　6．表示自己已经坦白，送到保安处也不怕(如王如明、刘冰郎、张红增)，将来查出没有坦白的问题，愿受任何处罚(如张红增、寇来宝)，愿写保证书，如有没坦白的事情，枪毙也可以(如刘冰郎、寇来宝)，以駡还駡，以表示自己有正气，不害怕，有理。发誓已完全坦白，不然可以骂祖宗(如张红增等)。
　　7．争取喘息机会，以图谋对付我们的办法。如刘冰郎假装有病，争取休息时间，以便想法对付我们。
　　8．散布怀疑空气，以分散大家对他们集中的注意力(如七班雷振东说“组织上乱戴大帽子，扣到谁，谁倒霉”)。
　　9．秘密打听我们的谈话方式和内容，以便谋求应付办法(如六班张新法)。
　　10．向温情主义者活动，从积极份子那里探听大家对自己的态度(刘冰郎、王如明、王剑、兰照卿)，讽刺积极份子(如雷鸣)。
　　11．反革命份子结成统一战綫(如雷鸣等)。
　　12．解答问题时态度强硬，批评别人不实事求是，调皮，问东问西，使大家感到麻烦。
　　且不说笔者从历史档案中抄来的这个东西水平如何，但在这样的审干干部面前，在如此的气氛之下，你除了承认自己是特务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
　　在行政学院的审干运动中，比上述还要荒唐的事情还有许多，请听一听一位审干领导和一位被审对象的对话：
　　“你是党员，难道你不信任党吗?”
　　“我怎么不信任党吗?我入了党，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即使叫我今晚去死，我也决不会活到明天。”
　　“那党说你有问题，你怎么不承认呢?”
　　“……”
　　“你是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党靠拢，党号召坦白，你怎么不坦白呢?”
　　“……”④
　　对话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那位被审者终於坦白了自己是“特务”，尽管他的特务问题纯属乌有。而那位审查者亦由此获得一个表功的机会。
　　孟明是一个瞌睡虫老在眼皮底下爬的人，他看到学院审查对象使用“车轮战术”非常频繁，那些被审查者常常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颇有些心惊肉跳，生怕这一“酷刑”轮到他的头上，於是就主动找领导坦白说：“我於1937年加入三青团。”领导们大喜过望，马上召开大会，会上给孟明奖了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并且当场提拔他为小组长，他摇身一变由被审者成为领导者。殊不知他们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常识，三青团成立的时间是1938年。
　　行政学院提拔的审干干部绝大多数是陕北地方干部，连小组长也差不多都是陕北人。他们对边区外面的情形毫不了解，社会常识差得令人吃惊，但他们抓特务的干劲之大、花样之多，却是其他单位很少能比得上的。
　　抢救运动中，行政学院在全院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抢救竞赛周。哪个班抓的特务多，哪个班就是先进班。十三班和十四班一鸣惊人，竟然把特务的帽子普及到全班每一个人的头上，两个班近200名学员没有一个“漏网”，全部成了“特务”，而这两位“功臣”自然也受到了表扬和奖励。
　　这种审查干部、抓特务的方式自然使行政学院的师生感到强烈的愤慨。1944年6月14日到19日，行政学院在全校各班开展了一场关於审干问题的漫谈活动。由於领导上做出了“尽情暴露思想认识”不予追究的承诺，因此，许多人都大胆地讲了一些真话，虽然有些话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也不免偏颇过激，但却真实典型地反映了审干给干部群众带来的沉重的心灵伤害，以及对整风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失。活动结束後，行政学院专门写了一份《行政学院审干问题漫谈总结》，⑤集中收集整理了在这次漫谈中，干部群众对整风、审干、宽大政策及行政学院审干的认识和意见。下面是我们从中摘录的几则：
　　这次审查干部就像国民党四·一九清党一样(七班寇来宝)。
　　我们如果检查出敌特组织，这是应该由司法机关去处理的(七班杨完康)。
　　革命要大家干，如果不要非党同志，乾脆登报声名好了(八班程世英)。
　　审查干部有左的机会主义作怪(八班田夫)。
　　审查干部有经验主义，我很怀疑在审查干部中能百发百中解决政治问题(七班马传)。
　　我是依靠组织的，如果组织上说某个人有问题，我就认为有问题(七班高X)。
　　我刚到行政学院时把它看作一个集中营，并把它看成整风的最高机关。现在从表面上看起来它还是一个集中营，因为这里的同学都有问题。党外的同志只要把工作作风整好就行了，不要像文件上要求的那样来整。如果把非党人士的思想都弄成无产阶级化，那就是思想统治(五班陈明)。
　　我认为行政学院是思想疗养院(五班李竹友、雷玉钧)。
　　我现在还有三个怀疑的问题。第一个，行政学院既然不是集中营，那么为什么校规这麽严格，而且自从新同学来了以後，就有卫兵放哨。再说新来的同学都是有问题的，不然班上负责任的都是旧同学，就连担饭抬水的小组长都轮不上新同学。第二，布处长(指布鲁)来行政学院是否为了加强抓特务的工作，因为他过去是专门做保安工作的。第三，为什么行政学院有这么多的特务份子，有人说因为行政学院的本地(指陕甘宁边区——笔者注)干部多，过去由於内战被国民党逮捕、陷害，所以特务就多，那么外来干部为什麽也有那么多特务呢?(五班申振纲)。
　　行政学院是政治疗养院，共产党的思想检查就是思想统治(五班赵德荣)。
　　对被审查的人刺激多，鼓励少，斗争方式不好，只是打击，不进行教育，似乎怀有成见，乘机打击。对汇报的问题，组织上只听片面意见，不调查就做为证据材料，对被审查人另眼看待(九班雷明)。
　　班主任总是以不入党、来边区不进步、来路不明肯定别人有问题，给人戴帽子(八班程世英)。
　　不调查，不找人证明，有强权无公理，与国民党一样扩大事实(八班程世英)。
　　不管材料硬戴帽子，主观式的盘问……把检查会开成公审会，监视别人行动，造成恐怖气氛，方式太左，不是治病救人的方法(八班姬新法)。
　　别人说的情况完全不相信，一举一动都有问题，不说话，说你是苦闷有问题，说话又说你装腔作势，更有问题。抬起头不是低下头也不是，让别人连话也不敢说，睡觉也不敢动(八班周庆华)
　　重口供，不重证据，拿手枪威胁强迫在口供记录上签字(八班刘冰郎)。
　　这些话说得的确是尖刻大胆，因为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到了甄别的时期，如果在审干的高潮时期，拿这样的言论给你戴顶“特务”的帽子那是绝对不冤枉的。行政学院三班的姬秀文，仅仅因为是河南人，就在保育院受到了审查，她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因而写给丈夫的信就被保育院扣下，院长甚至亲自去延大找她的丈夫，挑拨她丈夫与她离婚，弄得他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最後她还是被送到行政学院接受审查。而行政学院的学员当时也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处处受到监视，班与班之间不能说话，熟人朋友见了面不许打招呼，大小便也得请假，娱乐活动也必须全部参加。总之，任何时候都不容许一个人单独活动。学员的食宿都非常差，生病不能参加劳动就开会斗争，直斗到生命垂危，送到医院才算了事。有孩子的母亲被审查後，孩子饿得直哭，也不让给孩子喂奶，病了不让送孩子去医院，有些就这样活活地饿死、病死……
　　1943年的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虽然审干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著，但遭受了两年饥饿熬煎的延安，现在很有些喜气洋洋的气氛了。徵购公粮的干部们一批批地下乡去了，因为饭总是还要吃的。行政学院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的某一个早上，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欢送王仲言、荣孟源、贾志杰三个人都去鄜(富)县徵粮。会後三个人坐著一辆马车出发了。王仲言的爱人张殊是位从日本留洋回来的现代姑娘，对王仲言颇有点情意绵绵，每天都要往鄜县发一封信，向丈夫叙叙离情别意。荣孟源的老婆虽然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但对丈夫的情意也不比张殊逊色，她把知书识字的妹妹找来，让她替自己写了一封信，也寄往鄜县。可是这些深情的鸿雁却没有温暖的落脚处，一封封都被退了回来，那三位去征粮的人就像在人海里扔进去的三颗石子，变得无影无踪，杳无音讯。
　　过了不久，边区开坦白大会，行政学院的全部人马都去了。王仲言、荣孟源、贾志杰在会上突然冒了出来，一个接一个地在台上坦白自己的“特务罪行”。行政学院的人们这下才大梦方醒，原来这三位“征粮”者，粮没有征回来，自己却被征到了边区保安处的监狱里了。那位感情丰富而又脆弱的张殊，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场就哭了个昏天黑地。
　　行政学院不仅演出过许多这样扣人心弦的小戏，而且使三位精明的知识份子的头脑变得一片浑浊。
　　那个从云南昆明来的左启先，是教育系的老师，因为经常有人从国统区给他寄点钱，所以被当做“特嫌”，整得他死去活来，最後神经出了轨道，班上点名时，他竟一丝不挂地跑出屋子。另一位叫赵一峰，他是河南人，原来是边区建设厅的工程师，审干时被调到行政学院教书，他被整疯後，常常跑进厕所里用手掏出大粪往嘴里塞。还有一位是个班主任，广东人，我们采访了好几位当年行政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可没有一个能记起他的名字了。时间的流水无情地冲刷掉了人们的许多记忆，然而当年这所准监狱给人们心灵上刻下的那道血痕却是令人痛心疾首，永远难以忘掉的。
　　1943年11月，行政学院集中了边区政府各机关54位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份子，成立了研究室，由罗迈亲自主持进行审查甄别，下面是在审查干部中几位受整的知识份子在研究室所谈的体会：
　　抢救运动中硬说我有政治问题，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地瞎编一通，给自己戴上几顶大帽子，应付组织。坦白後心里真是苦极了，一心想到山沟里开几亩荒地，清清静静地一个人过日子(马乃庶)。
　　坦白後，我在政治上完全动摇了：党要不要我?我要不要革命?别人老劝我相信党，我觉得相信党比相信耶稣还渺茫，世界上的真理都是骗人的(张养吾)。
　　抢救运动时，我常想，你们为什么要把特务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呢?我何必来延安参加革命呢?我到外面去难道没有一碗饭吗(丁善新)。
　　来到研究室，我的心头就像压著一块巨石，心里刀绞似的，直想哭(吴谦)。
　　想哭的不仅是吴谦，吴英、燕军、方六白、王幸之等钢性男儿，到研究室後都偷偷地哭过。
　　坦白以後，首先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怀疑、忧虑、徘徊、苦闷充塞著我的心灵，对将来的命运感到非常的渺茫(方雨人)。
　　我坦白以後，精神上受到刺激很大，感到组织太不信任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算是被葬送了，所以就消沉厌世，听之任之，组织上说我是特务我就是特务，反正运动完了，乾脆回家当老百姓算了(段竹余)。
　　想当老百姓的当然不仅段竹余一个人，当时研究室的54人中，竟有三分之一表示运动结束後，回家当老百姓。⑥
　　看到这些，人们怎能不相信，行政学院在当年的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中，的确是一座“令人断肠心碎”的准监狱。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行政学院在审干运动中的确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集中审查干部之地，边区政府系统各单位在这一时期送到行政学院的干部均为本单位“嫌疑重”、“问题大”的人员，也的确是“准监狱”。但由於实际负责人王子宜与刘志丹是榆林中学的同学并一起在陕北从事士地革命，1935年在陕北肃反中与刘志丹、高岗等一起经历过肃反的“逼供信”，差点被活埋。因此，他还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到谨慎，起码不对审查对象用刑，他曾亲自将一个对审查对象用肉刑的组长撤换。所以行政学院的审查对象在抢救运动中所受的精神折磨当然是十分严重的，但同其他集中审查机关(如西北工学、中央党校等)相比，所受的肉刑相对较少。尽管如此，在抢救运动中，行政学院所造成的後果是严重的。据说，1944年初春，毛泽东曾亲自到行政学院向师生员工赔情道歉，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事情虽然不是我干的，但是我没有管好”。虽然许多人的回忆都谈到了这次道歉，包括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也提到过。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这件事。1944年5月24日，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整风和审干，并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这件事，《毛泽东年谱》中有记载，这篇讲话也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1996年版)第三卷中。⑦
　　① 王玉贵：《两位杰出领导人的共识与分歧：毛泽东与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
　　② 延大干部处《一九四四年甄别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1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资料。
　　③ 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欢迎特务份子自新大会的总结》，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④ 1987年12月23日贾治华访谈录。
　　⑤ 行政学院《行政学院审干问题漫谈总结》，1944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⑥ 行政学院《研究室审查工作总结》，1944年2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⑦ 本章除注明外，资料主要来源为：《行政学院生工作总结》1944年；王子宜《关於甄别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3月31日；延安大学《甄别工作汇报》，1944年8月21日；行政学院《甄别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2月21日；行政学院《如何了解与总结思想动态》，1943年2月19日。以上均为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

第十四章 保安机关：大墙内外的众生


　　陕甘宁边区的保安机关，主要是中央社会部、军法处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审干期间，延安各单位审查出的重大“特务”和“特嫌”份子，大多数就被关在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军队系统的则被关在军法处。在这些地方被关押的所谓“犯人”，除少数真正的特务外，多数都是被冤屈的干部、学生和群众。但由於这些保安机关是专门与敌特做斗争的，因此，被关到这些地方的人，不懂组织上认为他们是确切的“特务”、“特嫌”，就连普通的群众也认为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特务”、“反革命”。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关於这些机关的材料，笔者在调查延安审干运动的过程中，也曾注意收集研究过。但是由於这些机关工作性质的特殊，许多材料是不可能公开的。因此收集这些机关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工作。由於材料收集的困难，所以我们五法对这些机关在延安审干运动期间的全貌进行客观的描述。但是通过一些当事人的点滴回忆，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冰山中的一角。本章就是我们通过当事人的一些回忆，整理出来的有关地区保安处、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北公学及中央警卫团在审干运动中的一些情况。通过这些文字，可以使读者对这些当时颇为神秘的而又令人恐惧的地方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并对这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从而更加深入地对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理性的思考。
　　凤凰是尊贵与吉祥的象徵，绵亘於延安城西南方向的凤凰山，气势挺拔，飘洒俊逸，从顶峰向南北两方伸展著的两条陡峻山梁，犹如金凤凰展翅，凌空飞翔。
　　延安的凤凰山中外闻名，这并非因为它有什么奇丽的自然景观，而是因为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来到延安後的第一个住地就在凤凰山麓的凤凰村。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负责间谍与反间谍工作的陕甘宁边区情报和专政机关——边区保安处也设在凤凰山麓。这，自然就为凤凰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审干运动期间，一向被视为边区安全盾牌的保安处，忽然成了成千上万受审干部心头的一座大山，成了恐怖和耻辱的代名词。“送你去凤凰山”和“到凤凰山也不怕”成了审查干部的人施加压力和被审干部表达清白的口头蝉。
　　审干期间，康生亲自控制保安处，将保安处变成他实现个人野心、为所欲为的工具。据审干期间在边区保安处工作过的师哲回忆：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15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弼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於是1943年1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搜集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後通过我去执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4月的一天，康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200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摆，嘴里“嗯嗯”著，然後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茫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於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便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藉口“为了整顿後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於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後还在扩大。①
　　师树德沾了哥哥的光，免受了一场牢狱之苦，可是师哲的前妻却未能得到丈夫的荫庇。师哲的前妻当时在延安县川口区担任副区长。1920年代中期，师哲被冯玉祥派往苏联留学後，好多年杳无音讯。师哲的前妻多方打听，终於打听到师哲可能在延安的消息，她就带著女儿来到延安。到延安後，因为没有找到丈夫，她就回到西安寄居在省政府任职的一位亲戚家里。後来打听到师哲确实在延安，她又带著女儿来到延安。到延安没多久，师哲与她离了婚。审干一开始，这段经历就成了她“特务”活动的“铁证”。在曹轶欧的主持下，她被打成了“特务”，备受折磨，九死一生。②
　　康生对於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同事，特别是了解他底细的人是决不心慈手软。师哲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受命於康生伤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建国後，他也重蹈了他所整过的那些同志的覆辙，陷入了康生的魔掌。1962年，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师哲被捕入狱，罪名是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将刘少奇打倒了，他的罪名换成了与刘少奇一起反对毛主席；林彪事件发生後，他又和陈伯达弄在一起成了苏修特务。就这样颠来倒去，沉冤牢狱长达15年，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康生曾亲口说过：“师哲活著进去，绝不能让他活著出来。”③
　　保安处的审讯科长布鲁(陈泊)，是个很有才能的反间谍专家，曾破获过很多有影响的国民党特务案。可惜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对那些被抓到保安处错误戴上“特务”帽子的革命同志也像对待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破案技术高，枪法也好，审干中，他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技之长，审讯“犯人”时，桌子上摆著一支明光闪亮的手枪，如果审讯对象不“坦白”，他抓起手枪，右手一挥“啪啪”两枪，一颗子弹给你的右耳带过一股冷风，另一颗则贴著你的左耳呼啸而过。神经衰弱者，立刻会吓昏过去。
　　还有一次，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喊得口干舌燥，勤务兵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端著杯子问那个犯人：“你到底坦白不坦白?”“我不是特务，没啥可坦白的，你就是把我枪……”还没等“犯人”说完，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到了他的脸上，那个“犯人”惨叫一声，用手捂住了脸……
　　行政学院赵一峰的神经错乱，也可以说是布鲁种下的罪孽。赵被抓到保安处以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布鲁起火了，竟然从厕所弄来一勺大粪往他嘴里塞……
　　尽管如此，布鲁仍然得不到康生等重要人物的信任。布鲁曾在海南、苏门答腊、新加坡和上海进行过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而且两次被捕入狱，左手又有伤残(没有手掌)。康生曾声言，布鲁的断手很可能是敌人搞得“王佐断臂”的苦肉计，不可信用。不过，布鲁毕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而且刚刚破获了一起延安最大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案，名声赫赫，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因此，康生没敢抓他，只是把他下放到离延安一百多公里外的绥德分区保安处，名义上是副处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了。就在布鲁心情沉重地与新婚妻子吕璜依依惜别的头一天，吕璜也被送到中央社会部接受审查去了(後面还要讲到)。
　　1951年1月，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广州布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的布鲁(此时已改名陈泊)与广州布公安局副局长陈坤一起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隔离审查。1953年3月8日未经审判即以“国际间谍”、“包庇重用反革命”，“严重违法乱纪”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刑满後又无限期地羁押在劳政农塲，直到1972年惨死在农塲，是建国後公安系统与潘汉年、杨帆案同样驰名的大冤案。几十年来，他的妻子吕璜含冤忍辱四处奔走，不断地向公安部及中央申诉，结果也被开除党籍。直到1981年，他们夫妻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昭雪。④
　　关於师哲、布鲁，我们不想多说什么，他们的经历本身就包含著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对於我们解读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於保安处关押的审干抢救运动中“抢”出的所谓“特务”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一章武衡的回忆中已经有所感受。而当时而北党校“抢”出的著名“特务”张宣的回忆似乎更具体生动：
　　走进一座平房，两个押送人员把我交给一个人。屋里还有三四个人，门外有武装守卫，门内的人搜查了我的全身和行李，搜去了裤带、缝衣针和一根别针，据说是防我自杀。笑话!还搜走了S为我抄写了十几首外国名歌的小本子。这本子的封面是她用染成红色的纱布精心装饰的。他们给我一根粗粗的草绳系著裤子，我两手抱著剩下的一点行李，头上被人用一件黑色大衣罩了，要我跟著走。黑夜里，我只能看见前面人的脚，沿著小路，爬上土坡，转了几个弯，进了一处高墙围著的院子。院子里的哨兵用马灯照著，开了一个窑洞门，让我进去。这就是保安处的看守所，也就是正式的监狱。
　　小小的窑洞内有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窑的後部是一面横亘於两墙之间的土炕，炕上，头朝外睡著三个人。他们在被窝里，只是回头看著我。押送我的人站在门外对我说：
　　“不许互报姓名，不许互通案情。他们都有号数，你是四号。二号是组长，窑内的纪律由他告诉你。不许违反所规，否则加重处理。”
　　门“咔”地关上，又从外面下了锁。我这是进了正式监狱了，可能比党校内的独居监好一点吧。一个献身革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进革命监狱呢?漫漫长夜好似一面密密的网，好似一条深黑的隧道。我已经在里面熬了三个月，现在我第二站又开始了。何时是了结啊?
　　炕上的人给我挤出一条空位，我就靠著边墙睡下去。
　　天微明时，哨兵敲著门上方的小窗(小窗平时由一块小木板遮住，以免“在押人”窥视外面)，呼喊起床。接著有人进院来，按次序给各窑送一盆冷水洗漱，然後又在同一瓦盆内倒了供全窑人一天喝的开水。最後是开饭。每人按次序把自己的土碗从窗口送出去，拿回来一碗小米干饭，上面浇了汤菜。这一份饭我是够吃了，大饭量的就不够，有时可以得到一点补充，否则就指望小饭量的同伴调剂了。
　　饭後，窑内又平静了，大家坐在炕上，有人养神，有人低声谈话，有的人抽菸。“在押人”大半是单身；即使有家庭，家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即使家庭知道，一般也不许探视或送东西。他们哪来的菸抽呢?原来，他们抽“代用品”，这就是糜子草，这种草在垫炕的乱草中可以寻到。据说抽起它，心想是菸，它就是菸味。不过，火柴是专用於点灯的，两三个月发一盒用。煤油定量，不能点长明灯。囚犯们都是读过历史的，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复古”——“钻木取火”。这里无木可钻，也没有可以钻木的硬物，“在押人”发明了替代办法：从棉袄里扯出一点棉花，放在一对烂鞋底中间，用力搓这两只鞋底，以此取火。这是一种重活。汉子们接力搓鞋底，常常搓得满头大汗；最後才可望闻出一点焦糊味，看见一缕轻烟，向冒烟的棉花吹气，这才得到一点明火。赶快用草绳或破布接上火，就可以抽一次糜子草菸过瘾了。
　　上午有一段“放风”。保安处所在的凤凰山，是延安城的西山。上午，太阳从东面照来，虽然被土墙挡了一截，但送来的还是光明和温暖。“在押人”们对放风都极为珍视。早饭后听见北面的窑洞门响，就知道放风开始了。一个窑洞大约放风20分钟吧，不久就轮到我们。前面窑门一关，我们的窑门随即打开，四个人鱼贯出去，组长在前，值日在後。值日提着陶制大罐(全窑人24小时的大小便已把它装满)，倒入厕所。我们在院里活动，都不许谈话，以免别的窑内的人听见声音，识别出熟人。当然别的窑此时都是闭门关窗的。
　　我们窑内的“一号”是一个臃肿的中年汉子，须发长乱，看似浮肿。这人极少说话，偶然说一句，听不出是哪里口音，倒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他性情温和，对人友好，时常帮助别人。他的被子很特别：睡觉前展开，人仰躺上去後，手拉被子两边，交叉覆盖在胸前。被子两边各钉有一排带子，他把它们一对一对结起来。一床被又铺又盖，拴成筒状，好似睡袋。很久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朝鲜同志，已关了很多年，後来平反释放了。“二号”是个年轻人，江浙口音。他身体较好，能干较重的活、爱说话，像是读书不多。他也关了不止一年了，很留恋家人和外面的世界，有新人进来他总想问问外间情况。“三号”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戴近视眼镜，像是个知识份子。他很懂监狱纪律，循规蹈矩，情绪稳定，看来也是个“老犯”。这人长期犯鼻炎，按照医生建议，他养成了每天清洗鼻腔的习惯，用一只搪瓷盘，装上水把鼻孔埋进去，吸一次水，再喷出来，如此反复几次。他说清洗几次，可使鼻腔保持半天通畅。有一回我感冒後鼻腔不通，就学他洗鼻子。开始感到很呛，慢慢习惯了，觉得呼吸特别舒服。於是我也从此保持这个习惯，直到现在。
　　我进来几天之後，晚上又送来一个人：穿军装的，东北人，满脸胡子，矮个，三十大几岁。这人高喉咙大嗓子，用浓厚的东北口音发牢骚。他不守监规，自称是保安处警卫连连长，老红军。“老子管犯人管了多年，今天你把老子当犯人关起来，你妈的巴子!”他吵出来，我们也就敢问他了。问他进来的原因，他不说。但有时他就駡出来：“说老子纪律不好——你好!老子就是爱喝点酒，爱找个女人吧，你们都比老子乾净?不要逼老子说出来了!”哨兵都认识他，有时他吵的声音太大了，哨兵揭开小窗盖子看一看，也不大敢说他。这人的确是满脑袋女人。他兴致一来，就教我们唱东北情歌。又爱讲“荤”故事，讲得结过婚的人特别沮丧。他几次叫哨兵给他传话，他要找领导谈话。有一天，哨兵带他出去谈话，後来就取走了他的衣物。他恢复自由了。原来是罚他禁闭十天。
　　这位连长进来时，原来的“三号”就调出去了，连长顶了三号。他走之後，又送来一个新人，仍顶三号。这是我的一个老乡——下川东(大概是涪陵)人。他的身体匀称，肌肉发达，灵活矫健，就是嗓子有些哑。他在这个闭门关窗的咫尺窑洞里，仍然每天锻炼身体——作一种自编的操，不占地方，不用器械，无须技巧，而颈、肩、臂、腰、膝、踝、脚都参加了运动。我看着好，就参加了他这个无名的体操，并且在以後坐办公室或书房中继续进行这种运动，直到现在，得益不少。离开保安处以後，我和这个同志多年都有往来，知道他当时叫寒十坡，真名陈宗凤。全国解放后他在兰州军区任文化部副部长，80年代离休。
　　虽然窑洞内间或有人关进来，我们也能感知外界的些微动静，但是，老号不敢多问，新号更不敢多讲，窑洞以外的大千世界到底在朝什么方向变，就简直不知道。当时唯一传播消息的媒体是报纸，而在押人不许看报。甚至有时被押出“审讯”，朝桌子上摊开的报纸瞄一眼，人家就立即拿走报纸，还厉声问：“看什么!”这种聋瞽的生活真难过，而到6月为止，我已经这样过了半年多了。
　　大约7月初，保安处给我们发来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学习。自从去年12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得到“学习”任务。小册子的题目是《抢救失足者》，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系统各机关干部大会上作的报告。它现在是中央和边区两大系统干部学习的主要文件，而且是紧急学习文件。康生在报告中说，经过三个月来的“抢救”，已有450人“向党坦白”。他说，胡宗南军队正在向边区进犯，边区军民已进行紧急动员，大战难以避免，因此党中央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时间”，否则大战一发，这些人就性命难保了。他又警告说：“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与发下文件同时，看守所院内和窑洞里风声日紧，日夜有人们的匆促脚步声、开门上锁声。
　　一天早饭後，哨兵忽然打开我们的窑门，叫我们出来站在院子里。出乎我们意料外的是：别的窑门也都打开了，从那些门里走出许多平时不许见面的别的“在押人”。这些人一个个脸色苍白、麻木，不知所措。院里院外增加了武装人员。本院“在押人”约四五十人都出来了，看守人员发令，让我们一组接一组，成一路纵队，在两旁武装押送下走出院门。出了这个院子，同别的院里的“在押人”队伍会合。逐渐加长的队伍走到山下，立定，听一个干部讲话(我听不见讲的什么)，然後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边区政府礼堂。在礼堂肃静的空气中，我们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抬头看到，主席台上贴的一行大字：“边区系统抢救大会”。
　　这种“抢救大会”已经开过一次了，那一次，保安处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份，听高岗杀气腾腾的讲话，说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已经遍布全边区。他举了几个例。其中之一就是“混进党十几年的老特务张宣”。他批评党员们“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凭特务到处破坏。现在党中央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务必把一切暗藏特务清查出来，并给予出路。抢救大会就是一个公开的范例，坦白从宽，回头是岸，把愿意改恶从善的特务抢救过来。大会之後，各机关单位都要行动起来，抢救你们那里的失足者。
　　参加那次大会的人，後来在看守所认识了我，对我这个年轻的“老特务”感到很吃惊。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第二次大会，保安处的在押人几乎全部来了。今天高岗没来。主持会议的人号召：“各单位的共产党员要带头坦白。”我听到这话大为惊讶，因为在这里，共产党员和特务几乎成为同义语了。在这种号召下，各单位与会的人就互相“格吵”起来，互相动员邻座：“你坦白嘛”，“你该坦白了”，“请带个头吧”……於是有人申请“坦白”了。主席就大声询问：“是哪个特务系统?”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有CC、复兴、汪(精卫)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报过名的各品种特务都被请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长凳上就座，胸前被戴上大红花，以示“坦白光荣”。这一天，约20个人享受这种荣誉。其中一个是我的四川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正在边区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党员中唯一获得这种“光荣”的人。这位擅长演说的同志在大会上还作了“坦白报告”，他说：“和我一起进入边区的伪党特务有一百多人，我们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但现在看来，都不过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为人家看不见，其实党早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这个同志後来平反後，工作有成绩，也受过不止一次的政治折腾，同志们早已原谅了他这一次不光荣的“坦白”。
　　这一天，保安处也因这位某某而露了脸。回去就把他从窑洞里调出来，参加直属於侦讯科员杨刚的一个“研究组”。保安处长周兴趁热打铁，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会，让一个陕北老赤卫队、老乡长贾志洁在会上“坦白”。老贾一派陕北农民干部本色，“坦白”时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说他被境外的国民党“突击”成了特务。他是用陕北的生动口语进行演说的能手，难怪周兴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场动容，收到良好效果。周兴当即走过来同他握手，鼓励他，安慰他，并且讲话说：“贾志洁毕竟是农民干部，经过土地革命锻炼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么真诚!你们都要学习他。党的宽大政策不会亏待贾志洁，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向党坦白交代的人。”
　　贾志沽的“坦白”也使我感动。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康生之流是在无限夸大敌情，贾志沽的事例使我考虑到另一方面：一个苏区的乡长、老赤卫队员，竟然一夜之间被境外的敌人“突击”过去，埋藏在党内多年，这的确是很可怕的。那么，荒唐的“抢救”不是也有一点理由吗?大约一年之後，贾志沽编到我所在的小组。我谅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渐接近。那时，大家早已学习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於“甄别是非轻重”的报告，言论禁忌比以前少了。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提到贾志沽那次在全体大会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来。他说，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编造出来的，因为当时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来。今天他又哭，却是一种深深的悔恨，一种对自己的谴责：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怎能这样说假话，欺骗党?
　　一年时间中贾志沽的两哭说明什么?它说明，要顶住以党的名义，用封建专制的方法，“群众性强制”的手段推行的错误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是使革命者万分痛苦的，是对共产党员纯沽党性的严重扭曲。它还说明，即使像我这样身受其害、并不轻信的人，在这种有系统、大规模的骗局而前，也有时会受到蒙蔽。
　　贾志洁平反後到了延安大学工作，我和他此後有了长期的接触，觉得他吃苦耐劳，搞总务工作称职，所以1950年我到兰州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时，就把他调到那里当总务处副处长。1952我受到陷害，离开民院以後，老贾继续在那里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处长、副院长。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担任党委书记、院长，同老贾又共事一年。贾志洁77岁时离休，80岁时因心脏病半夜突发逝世。这个同志的一生，证明“审干”和抢救运动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当然，工农干部被“抢救”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保安处，在枣园，在各单位被关押逼供的，绝大部分是知识份子。
　　保安处的“在押人”从参加“抢救大会”开始，原来的高度保密状态就降了一级。回来以後又降级，逐渐到了半自由状态。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年时间。开始，监窑的门打开了，院内可以见面、来往，哨兵退在院门外。以後门外的哨兵也撤了，在凤凰山环抱的山腰上有几个岗哨监视着看守所各个院子。我们经允许可以到别的院子去。後来，保安处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艺术人才丰富的特点，为保安处及其上级提供文娱和宣传服务，建立了由“在押人”组成的宣传队。这时，宣传队员可以整队下山。再後，亲人可以来保安处探视，个人也可以请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须回来。这些逐步开放、逐步增加的自由度，是随着保安处任务的变化而实行的。
　　从边区系统“抢救大会”回来，保安处就要扩大大会的影响和“战果”。各个院子的“在押人”奉命举行院内的“抢救大会”，斗争本院的重点对象。参加这种斗争会的“特务”和“准特务”们都是整风中的过来人，都有被斗的经验，知道应该怎样“斗争”。他们是愿意为党、为保安处立功的，他们斗争起自己的难友来，精神十分饱满，火力特别强烈，自然也就会有某些“战果”。一两年後，时势变了，这些人敢於说出自己当时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务，但特务肯定是有的，危害极大。我以外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务。不然党怎么会把他们抓进来?党是实事求是的，一时冤枉个别人固然难免，但冤枉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众多的特务面前，只有听党的号令，勇往直前斗争他们。在这些特务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务身份，以免被他们钻空子，助长他们抗拒交代的气焰，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就在诸如此类善良而糊涂的动机下面，院子里的斗争会开得热火朝天，口号、呐喊、训斥之声，不绝於耳。保安处审讯科派到各院组织领导的人员非常高兴。各院调出“坦白”较好的人组成“研究组”，每天开夜车写简报、整材料。这些人作为审讯科某个科员的耳目和手足，有时也起某种“智囊”作用，替他们设计对那些斗争对象如何进攻，得到“战果”(即压得对方“交代”问题)以后，又怎样“巩固战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这些人能够和审讯人员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个美孚油桶的葱油汤面，比窑洞里的饭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这个院子里，我所得到的“殊荣”，就是第一个上这种斗争会，斗争的火力比西北党校白天大会大大地加强了，也比那时夜间的“突击”更加震动耳膜。“在押人”中那位边区老诗人高敏夫义愤特高，冲上来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杨刚兴致很好，称这是“高级形态的斗争会”。可是，它的结果也还是与西北党校一样，也就是没有结果。
　　我也参加过斗争别人的大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斗争胡采的大会。大家分析，他是从蒋介石庐山训练团出来的大特务，他不承认，於是满场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觉得可笑吗?自己也都是“敌人”呢!)有人从院子里拾回一块半截砖，准备“砸烂他的狗头”。不过，这种话可以喊，这种事还是不允许做的。
　　保安处为了组织这种“群众性”斗争，就要调整在押入的组织管理。关起四五个人一窑的小门是不行了，需要实行第一次的解密。为了调整组织单位，就要在院内各组中间交流成员；还要打开“院”门，在几个“院”之间实行交流。保安处看守所各院分布於凤凰山前一大片坡上，占了好儿层窑洞，各院编了字号，有“保”字号、“看”字号、“纪”字号、“严”字号等等。经过调整，各号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号关“女犯”，“纪”字号关“大特务”，“严”字号有惩戒性质，其他号则比较一般。不过事实上，从打开院门以後，除了“严”字号外，都不兴关门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抢救”的锣鼓停了，边区的生产运动开始传入我们这些坐吃公粮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们组织起来纺毛线，织毛毯，制肥皂，上山开荒、烧木炭，为此还盖了两间工厂，又对各院、组成员按生产能力和产业进行了一些调整。
　　1944年开始甄别，1945年平反、释放了一批人。因为当时抗战进入反攻和胜利阶段，各敌後根据地急需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也就被调出去工作，留了个“继续调查”的後遗症。保安处的在押人数逐渐减少，便接收了一批原来关在枣园的中央系统的人来补充。这些人不享受我们的半自由，仍然关在锁了门的窑洞里。我们也不能去他们那个戒备森严的院子。当时我们以为这一批人大概是甄别出来的真特务了。但若干年後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于炳然，还有後来被错杀的王实味，至少这几个人不是特务。
　　经过近三年的厮棍，我们这些“在押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被编在“纪”字号，成为“大特务”之一，所以对於一些“大特务”更加熟悉，其中有些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同志。“大特务”中，有一些是已经在保安处关押多年的“老号”。其中，钱维人同志是使我最为惊讶的。三年前我在宜宾做地下党工作时，读到过延安出版的党内刊物，就对延安破获“大特务钱维人”的报导印象很深。据报导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混入党内，当了边区公路局长，利用职权大肆破坏边区建设，被捕后供认不讳，被法院判处死刑。这真是一篇使地下党员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好教材。但我在保安处和他见面了，有段时间同住一窑。我既知道他没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务，他是受了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罗织陷害。三年之後他被平反释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学教书，后调回公路战线，恢复了党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几次在医院和交通部内他的宿舍见到他。他已经患了晚期肠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赶写揭发康生罪行的最后申诉。次年，他逝世了。1980年，中央做出了开除康生党籍的决定，其中有几件罪行材料，就是维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当时保安处女监中的“老号”，平反後和维人结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当我在保安处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特务”、死刑犯钱维人时，我惊讶极了。相处之後，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受了这麽大、这么久的诬陷迫害，对人还是那么和善，那么体贴，那么诚恳，显示出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体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脸色苍白，皮肤浮肿，动作迟缓，平时戴个大口罩，两个膝盖用破布烂絮包成水桶样粗。这些都是长时间蜷伏在潮湿的土窑内不见天日的结果。
　　“大特务”老号中的奇人还有蔡子伟同志。他是陕西地下党和苏区知名的领导干部，1936年被高岗诬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华报》上公布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在保安处见了他，也是十分惊讶。我原不知道这件事，却从较长时间的相处中认识了这位革命长者。他是蓝田人，大高个儿，络腮胡，胸无城府，对人非常热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谈，笑声朗朗。边区政府把蔡子伟、钱维人关押多年，这两件坏事也有好的、值得嘉奖的一面，就是终於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把这两个好同志保存下来了。子伟后来和维人先後平反释出，调到延安大学。子伟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书记，领导并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任过西北农业部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约在70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线，後来离休。子伟十分喜爱劳动。年近80还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拿条帚、铁锹，从事园艺和清扫。
　　“老号”中的奇人还有林里夫同志。他1929年在日本东京入党，曾被捕入狱，後被驱逐回国。他曾任北平西城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到延安後任陕北公学教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等职。後被批“右倾”，关进保安处多年。这个同志爱好理论，常思考各种问题，有鲜明的个人见解。他的个性强，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见到他时，他瘦得活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与其他“老号”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黄发亮，这是他刻苦锻练，抓住太阳拼命晒的结果。“解密”以后，他发现太阳对在押人价格低廉了，就在院内找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地上翻来复去地曝晒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脱皮了，又长出新皮了，新皮镀成了金黄色，而且全身浑然一体，连裤带的影子都没有。这个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很大。别人谈论说，毛主席制止了高岗杀人，停止了康生“抢救”，还是比较英明的。他说：“什么英明!就隔一个窑洞，把千百个党员和群众打成特务，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急躁、固执的同志。这副可贵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坎坷的一生。解放後他当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被打成了“右派”。70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见他和老伴带着八个儿女住在一间小屋里，大人小孩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内凌乱不堪，口里仍然评陟世事，无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见了他，他已84岁，发胖，思维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与我差不多同时被抓到保安处的，有一批甘肃地下党的骨干，他们是抢救运动最早的受害者。这个运动就是康生利用年仅19岁的甘肃地下党员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讯逼供折磨，制造出甘肃“红旗党”的荒唐案件而开始的。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从此甘肃地下党大量骨干被捕，其中不少关进了保安处。这里有孙作宾、李铁轮、陈成义、万良才、马尔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贫进民)等同志。这些人中，除李铁轮平反後去了山东，再未见面之外，我和他们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谊最深的是孙作宾同志。他为人十分正直、诚恳、朴实，为党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这时却被诬为“特务”、“兵痞”，抓了起来，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刘杰同志长期分离。後来放松一些，允许刘杰探监。老孙不满地说：“老婆又不是看的。”後来才允许她每星期六来留宿一次——这在延安叫做“过礼拜六”。作宾和我此後在50年代，70、80年代有过多次的密切接触。
　　“纪”字号的“大特务”中，有一位白面书生，他是浙江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叫黄先河。在十年内战中，他和粟裕大将一起领导过四明山的红军游击队，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这个同志性情柔和，态度腼腆，说话不多，谁也难於看出他的红军指挥员身份，当然更不会认为红军里有这么一个暗藏很深的“敌人”。但是，以康生为代表的中央“学委会”把这个“敌人”“洞察”出来了。当然，黄先河坚决拒绝这种诬陷。但是他有一个大“弱点”，就是他的爱妻陈雪莹。这是一位年轻、美丽、温柔而又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学委会”发现，这是他们进攻黄先河的突破口。她因为丈夫而被捕到了枣园。经过专业人员百般审讯，她只承认黄先河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游击队的好领导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审讯人员说，黄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务问题，承认她是他的“特务下级”，但是小陈坚信先河，绝不交代“特务”。末了，审讯人员宣布：“抗拒从严，判处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从後面开了一枪。枪是朝天打的，但小陈应声倒地，昏迷过去。从此，她神情恍惚，说话缺少伦次。她仍然坚决否认先河和她是“特务”，却认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务，怀着阴谋诡计，要伤害先河和她自己。黄先河被抓到保安处以後，无法处理陈雪莹的枣园便把她也解到保安处监狱里来。陈雪莹知道先河也在这里，精神有所好转。1944年保安处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队，陈雪莹被编了进去，常在歌舞队员中出现，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从她总带一些忧郁和麻木的神态中，先河知道自己连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这里，夫妻间也不能交谈，只能“目成”。後来，他们夫妇都“甄别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线，又迎接了全国解放。但是，陈雪莹的病却随着形势的好转而加重。因为，在新环境里，她接触的生人更多，於是她那“被特务包围”的疑心更重了。她开始怀疑“特务”在她和先河的饮食里放毒，就不吃别人(哪怕是集体灶上)的饭菜，不喝别人给的茶水。各种中西医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後发展到，她怀疑“特务”毒化了空气，连门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见了。当黄先河从外面回家，她也认为他带回了“特务”的毒素。她因此不让先河出门。这一点办不到，她就舍弃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够信赖和依靠的姐姐远在上海的家，终年足不出户、只吃姐姐亲手做的饭，姐姐也为她谢绝各种交游。1981年，我见到独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陈雪莹这时已经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特务”的破坏阴谋。陈雪莹同志可算是毫无私心地坚持反“特”的一名共产党员了，但她却成了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物。
　　以上是张宣发表在2000年第4期《红岩春秋》中的长篇回忆文章《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中的一部份。张宣从1943年3月到保安处监狱，直到1946年2月平反出狱，整整三年时间，亲历和目睹了抢救运动期间，边区保安处和保安处监狱中发生的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奇事、怪事和悲惨之事。张宣在回忆文间中还写道：“近年，当时同难的晓晨、高梅同志和我共同回忆，保安处当时关押的人，现在或亡或存，解放後职务或高或低，包括後来运动中捱整而死者，姓名、职务可查的，尚有195人。当然这远不是当时在押的全部。”限於篇幅，我们不能全部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原文认真地读一读，相信读完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回忆文章，任何人的心里都是不会平静的。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盛况空前的秧歌运动曾使保安处红极一时，当时延安的秧歌队最火的是“鲁艺家”，其次就数保安处秧歌队，这个秧歌队当年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所到之处，无不“人潮如涌”。与“鲁艺家”不同的是，这支秧歌队全部由“犯人”组成，胡河是队长，迪之、程之等等都是其骨干。胡河离休前是北京京剧院的院长，1938年16岁时加入共产党，上中学时由於不满学校的反动教育，在重庆加入了著名的“怒吼剧社”进行抗日宣传，随後又同剧社的4个年轻人从重庆到成都想奔赴延安。因为当时形势紧张，成都地下党劝他们回重庆，其他三个都回去了，胡河没有走，留下参加了旅外演剧队在川西北进行抗日演出，演剧队当时挂的是刘湘的名义。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为了保护革命力量，成都党组织决定转移一批党员骨干，此时恰好阎锡山在四川招收政工干部，成都地下党组织了这次招收工作，乘机把一大批党员招进，共招了350人，其中一半是党员，在宝鷄征得延安的同意，这批人就直接到了延安，进入泽东青干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胡河被分到青年艺术剧院，1942年审干开始，由於他的特殊经历，很快就被打成特务关进军法处，一年後又转到保安处。1943年秧歌运动兴起後，保安处领导就让胡河组织保安处秧歌队，人员调遣训练全都由他负责。於是，胡河就认真地将其作为党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来完成。好在保安处关押的人才有的是，加上严格的训练，保安处的秧歌队一出演就名扬延安，随後他们就到处表演，一般老百姓也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犯人”，除不能与外边的人随便交谈之外，秧歌队队员倒也没有受太多的限制，所以大家扭得很认真，也很放松，胡河的队长也一直当到1945年9月，他完全甄别平反後，奔赴东北解放区。
　　1993年，延安大学五十五周年校庆时，71岁高龄的胡老率“老校友母校回访团”回访母校，在和师生联欢的篝火晚会上，胡河曾忘情地带著一帮老校友进行了精彩的秧歌表演，并和青年大学生一起围著篝火扭了很久很久。一招一式，仍然是专业水平，那气氛，那激情，仍然是当年的风釆。笔者有幸目睹了他五十年後的表演，并由衷地相信，五十年前，风华正茂的胡老所率的保安处秧歌队，一定是名符其实的“火爆”。当年这些戴著脚链跳舞的人们，竟能跳出那样一份潇洒，那样一份豪气，真令人叹为奇观。
　　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同边区保安处一样，也是当年延安审干的反省机关，只是被审查者的所谓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乎略轻一点。曾任西北公学副校长，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总参政治部顾问的李逸民回忆道：
　　审干开始不久，历史比较复杂，社会关系又搞不清楚的怀疑对象就被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到反省机关进行集中审查，我校是集中点之一。各单位审查出来比较严重的人，一批批来报到了，有的带著行李，有的没有带，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到来，有的实际上是逮捕来的，说是来学习的，可是，谁都明白，灾难在等待著自己。
　　随著人员一批批的到来，材料也一批批转来了。一下子，我校集中了300多人，增加了三个班。再看那些材料，有的比较复杂，有的也就是一些小事。
　　接著就要进一步审查了。一天，李克农同志把我找去，说：“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很复杂，怎么办呢?我和康生同志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帮助你工作。”增加领导力量，我当然很高兴。後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是白区来的，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康生、李克农对我也产生怀疑，但这时还未说破，名义上是派吴德来帮助我工作，实际上是让他一面工作，一面监视我的。不久，又派来了李世英同志。
　　我们学校500多人，只存下20来人没有被“抢救”了，前面已经说过，我本人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已被打上问号，主要因为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坐过10年牢，另外来延安以後，在一起工作的两个同志在被“抢救”中“坦白”时涉及到我。但是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一面让我参加学校的抢救运动，另一方面又派吴德来学校负责全面工作，实际上是来监督我的。这时我心里矛盾极了，自己背著很沉重的包袱，觉得如果积极参加运动，也许被人怀疑是假积极，但如果不积极，更会被认为有问题。矛盾的心理，思想的负担、痛苦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向谁诉说呢?
　　不久，我爱人也被怀疑了，她在北平参加过学生运动，加入民先组织，1937年又加入共产党，在绝大部份人都有“问题”的情况下，她又怎能逃脱厄运呢?此时她正怀著孩子，生活需要我照顾。一天，吴德通知我说：“李逸民同志，李克农等同志的意见，你应该和爱人分居，因为她有问题。”我只好说：“可以的，不过现在不行，等她生了小孩，我一定让她去接受审查。”事情暂时搁下，等她产假满后，运动已基本结束，开始搞甄别了，她总算躲了过去。
　　在这个运动中，许多单位发生了死人事件，我们学校死了两个人。人们也在暗暗顶著运动，例如有一个叫王演的学生，每整一次，他就写一条鲁迅语录，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就是不“坦白”，我们觉得他是个“顽固份子”。有一天他跳崖死了，他那个班的同志故意把他埋在我和吴德的窑洞对面，以示抗议。
　　随著运动的发展，我逐渐对它发生了怀疑，能有这么多特务吗?我们的做法对吗?但只能是自己脑中思考的事。一天晚饭後，毛诚同志来到我的窑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样子，就问她：“毛诚同志，你好像有话要说，你就谈吧!”这时，她才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来。她说：“李校长，我看目前这个运动有点问题，哪有这么多特务啊?”这事我心里已经想了很久了，但对谁也没说过，也不敢说，经毛诚同志这一谈，我才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於是我们俩谈开了，从运动的方法到具体人，什么都谈。最後她提出让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说：“毛诚同志，现在我没法找他谈，一方面是我已成为怀疑对象，一谈更使他怀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会听我的。你能否找他谈一谈?”她也表示为难。就这样，我们议论了一番，谁也不敢去找康生，因为我们知道，找他谈这些，自己被怀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会接受的，说不定还会把运动搞得更大，以显示自己是正确的。怀疑的人岂止我们二人，只是都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自己的问题一直拖到七大召开前夕才得到解决。
　　运动中，我渐渐地被靠了边，到七大召开前就什么也不让我参加了。我是七大候补代表，别人都发了七大文件和学习材料，而且每天有半天时间集中学习，而我不仅领不到文件，学习也不能参加。这时自己的思想负担大极了。
　　七大召开前夕，康生在杨家岭召集枣园的干部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了。许多同志提出七大以後要离开枣园到根据地去工作，我因为背著包袱，坐到角落里没有发言，被康生看到了，他点著我的名说：“李逸民同志，你还没有讲话，别人都说要走，你怎么样?”我这时才开口负气地说：“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我不参加七大了，我现在就可以离开，请你批准。”
　　他一听我话里有文章，就说：“你现在就要走，好啊!你既然说起来，咱们就把问题说开。”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几份材料，说：“你既然说要走，这里有几份党校写的材料，你先看，我再发表意见。”我仔细一看，一份是董启文同志的，他在抗大做过我的助手，运动中被整成“复兴社份子”，还作了典型发言，末了问他还有什么好朋友没交代，他说：“还有李逸民同志，在抗大我们关系最好。”就这一点，他们就在材料上批上我是领导董启文的；还有一份材料是一个叫黄振球写的。1942年我去枣园时曾找他谈过话，想让他和我一起到枣园工作，他不愿意，後来也就算了。运动中，他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说：“李逸民同志曾找我谈过话，不知什麽意思。”意即我勾结他；还有一份是我在监狱的难友张惟桢同志写的，说我在狱中表现好，而张自己被打成“叛徒”，所以我也被怀疑上了。这时才真相大白，就这三份材料，使我差点失去参加七大的机会。
　　我看完以後，康生发表了一通议论，最後说：“我们枣园的同志都是审查别人的，自己被怀疑一下有什么不好啊?”我说：“我的历史过去没审查过，现在全面审查一下很好，有什麽问题提出来，我可以找人证明。”他傲气地说：“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也没有时间听你报告。”其实，我的问题这时已有李富春等同志组成的七大代表审查委员会审查清楚，不久，李克农同志的秘书罗青等同志给我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并由李克农同志通知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同志，给我发了文件，问题总算解决了。
　　当年曾被送入西北公学接受审查的布鲁的夫人吕璜曾于1997年9月在延安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她回忆道：
　　1943年夏天，西北公学已抓了1000多人。西北公学的校址在枣园的後沟，前面是中央社会部，沟掌是社会部的监狱。被送到西北公学的人，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关监狱，但和坐牢也差不多，进去的人都要被搜身，连缝衣用的针都被搜走了，而且整天都有积极份子监视著，没有行动自由。记得这一年8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开会，这是一场坦白大会，会址在後沟里的一个礼堂旁，这个礼堂旁有一块不小的平地，但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特嫌”份子，於是周围的山坡上也站了不少人。大会开始前，从後沟掌的监狱里被押解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实味，紧跟其後的是吴奚如、于炳然，他们都带著脚链手铐。这些人每过一个，会场的人就高呼“坦白从宽”之类的口号。
　　坦白大会由李克农主持，他首先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自动坦白。李克农讲话後，一批人被积极份子推拉著上了主席台开始坦白，不长时间，主席台上就站满了人。我抱著孩子站在主席台下的第一排，我扭头一看，身後稀稀拉拉的已经没多少人了，人都被拉上了主席台。不知是因为我抱著孩子，还是别的原因，积极份子没有拉我上台。李克农眼看著主席台上已经站不下人了，於是他走上前宣布说，不是自动上台者可以下去，自己先反省，反省好了，再上台来坦白。听了这话，台上的人你看我，我看著你，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敢动。这时站在台边一位姓王的学员，因为他是被积极份子们强拉上台的，加上离台下近，所以哧溜地溜下了主席台，蜷缩著身子蹲在主席台前。那些积极份子发现後，马上又连拉带打地把他重新拉上了台。当时他的脸色死灰死灰，非常难看。过了一会儿，他在台上撑不住了，要求上厕所，说是上厕所，其实哪里有厕所，跑到山坡上看不见人的地方就能大小便。在积极份子的押解下，那位姓王的学员上山後，乘著积极份子不注意，突然转身跳下了几十丈的山崖，当即就摔得七窍出血，悲惨地死了。当时的场面十分骇人。
　　在西北公学被关起来的日子里，我最欣慰的是我的孩子反而比自己带著好了。因为当时西北公学有100多位女学员，而且大都有孩子，而在西北公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学习任务，除了交待问题就是生产劳动。被送到西北公学审查的有1000来人，这些人住的土窑洞并不是事先就挖好的，而是去一批自己给自己挖一批窑洞。住的问题解决後，又在附近的山坡上开荒种地，自己给自己解决吃的问题。我们这些带孩子的人，在生产劳动中自然有很大的拖累，就是想表现都表现不成。於是学校决定办幼儿园，吴德亲自担任园长，园址就在枣园沟口。过去我自己带孩子时，由於工作忙，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像麻杆一样。放进幼儿园才半年，孩子一下就长胖了，也长高了。我心想，我自己的冤屈在孩子身上得到了补偿，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1944年4月份，我的问题由叶帅夫人曾宪植亲自做了结论。结论是既无政治问题，也无历史问题。於是，我就被从西北公学放了出来，重新回到了边区保安处。由於我的丈夫布鲁此时在绥德分区保安处，所以我又被派到绥德保安处，去做绥师审干运动的总结工作去了。⑤
　　中央警卫团虽不是保安机关，但它却是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担负特殊使命的保卫部队，这支部队理应受到高度的信任，但在审干运动期间，就连这支部队也能审出大量的特务，实在是天下奇闻。诚然，李逸民、吕璜的回忆，师哲、布鲁的奇特经历，以及张宣在保安处监狱的所见所闻使人心情沉重而又难以置信。而原中央警卫团干部王真，一位归国华侨的坎坷命运，却更使人备感心酸。
　　1940年，侨居泰国、有著优裕生活条件的王真离家出走，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经昆明、重庆等地辗转来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那年他才22岁。1941年，王真从陕公毕业，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担任文化教员。中央警卫团是直接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部队，能在这里工作，在政治上无疑是被高度信任的。因此王真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工作积极主动，热情高涨，意气奋发。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43年夏秋，审干和抢救运动的狂飙巨澜竟然也不放过中央警卫团这块净土。1000多人的中央警卫团，共有30多位干部，其中20多人被打成“特务”、“特嫌”，还有2人甚至被送到军法处，占到了干部总数的80％以上。王真因为是归国华侨青年，所以自然被打成“外国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在延安的归国华侨青年几乎全被“抢救”。如1942年春，中央成立了由朱德、叶剑英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海外工作委员会抽调延安各单位的30多位归侨青年，举办了海外工作研究班，准备培养一批海外工作骨干，然後再派出去开展工作。可这个班刚成立不久，就遇上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结果这个班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打成特务，最後还是叶剑英亲自给他们甄别平反的。
　　中央警卫团政治部有位秘书原是张学良的通讯员，“西安事变”後，张学良的部队选派了一批军官来延安要求中共培训。学习中一部份人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主动留在了延安，政治部的这位秘书就是其中之一。审干运动中，他却被指控为“张学良的特务”，原因很简单，既是张学良的通讯员，当然是张学良的亲信，前程锦秀，有著灯红酒绿的生活，可为何要留在延安?为何要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惟一的解释就是为张学良、为国民党搞情报，搞破坏。这位秘书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他愤懑、委屈、痛心，满腔热情，一片赤诚，抛弃常人难以抛弃的荣华富贵投身革命，竟落下如此下场，遭到如此的践踏，他的心碎了，乘著看守不留神，把自己运动员的体魄(他是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打中锋)和自己的千古奇冤一齐吊上了一棵小树，用宝贵的生命来表达一个热血青年的清白与忠诚。
　　中央警卫团竟抢出如此多的“国民党特务”，不能不引起分管中央警卫团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他的极大怀疑。中央警卫团如果有这么多的特务，中央的安全、党的领袖的保卫岂不成了儿戏!於是，他将被打成“特务”的王真等20多人全部找去谈话。
　　李克农用怀疑的眼光望著他们问：“你们真是特务?!”
　　大家你望著我，我望著你，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说是吧，人人都清楚，自己的确不是，再说能到中央警卫团工作的都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说不是吧，自己又都是亲口承认过的，於是大家谁也不说话。
　　具有丰富反间谍和政治保卫经验的李克农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而且作为中央社会部领导，他也压根儿不相信，中央警卫团会有这么多特务，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央社会部岂不成了饭桶?而谁都知道，中共的政治保卫部门历来都是强有力的，是赫赫有名的，令敌特们闻声丧胆的。於是他和蔼又不失严厉地说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过去说错的也可以改嘛。”
　　听了这话，大家悬著的心才落了地，纷纷吐出了自己的满腹苦水，李克农听完之後，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指示中央警卫团停止抢救运动。
　　由於李克农的明察秋毫，王真免除了牢狱之苦，他不仅很快被平反，而且还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政治生涯似乎又开始充满光明。然而，命运的捉弄，却使王真建国後再次饱尝了人生的磨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王真从太行山来到了首都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应该说他的华侨身份，在这样的部门工作是如鱼得水的。然而平静的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灾难就再次无情地光顾了他。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以及8月2日到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然而7月14日，彭德怀元帅的一封给毛泽东的“万言书”，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随後反右倾的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300多万干部和党员遭受到重点批叛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王真又“有幸”成了这300多万中的一个。他在中联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并受到了严厉的处份。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的王真再次遭人污陷。有人别有用心地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撕破了的毛主席语录，然後将他骗出，当他走到门口时，立即就有一群人围住了他，说他撕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怀有恶毒的雠恨心理。加上他1943年在延安的这档历史遗案和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下动机结果都有了，他被毫不犹豫地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被押送北大荒劳改了三年。在延安侥幸逃脱的牢狱之苦，现在终於补上了。
　　1970年，王真所在的北大荒劳改队宣布撤销，上级对他们这些劳改人员的处理是有家回家，无家的回单位。王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了婚，带著两个孩子走了，所以他无家可归，只好回中联部。可是劳改队的“犯人”都被接光了，中联部仍未来人接他。他万分焦虑，连向中联部发了三封信人催问，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得已他斗胆给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康生和陈伯达写信(康生当时在中央分管中联部工作)，没想到康生竟然收到了信，而且还在信中做了批示，要求中联部派人将王真接回北京。中联部接到康生转来的信和批示後当然不敢怠慢，很快派人将王真从北大荒接回北京。
　　回到北京，中联部政工组负责人找王真谈话，对他说：“关你去北大荒劳改看来错了，但查清你的问题需要时间，现在部里也不好给你安排工作，你还是到部里的‘五七’干校先待一段时间吧。”
　　就这样，王真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出了北京，虽然这次比较温和，但却再也未能回去。
　　中联部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周口地区任丘县，到干校後王真万念俱灰，很快就与当地的一位妇女结婚成家。“五七”干校撤销之後，领导上又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回部里也不好工作，又在这里结婚成了家，乾脆就留在这里退休吧。”
　　被政治运动折磨的似乎已经麻木了的王真，什么也没有说，也无话可说。於是他就死心塌地地留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如今还平静地生活在那里，由县民政局发工资，在县老干局过组织生活。
　　也许，他在北京的两个儿女能给他凄凉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和安慰吧。他的儿子已是北京一家饭店的总经理，女儿在北京民航工作，1988年他参加“延安大学老校友回访团”，从北京到延安的费用就是儿女资助的。只有说到他的这两个儿女时，王真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温馨的笑容。⑥
　　①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师秋朗整理)，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② 1988年9月22日师秋朗采访录。
　　③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师秋朗整理)。
　　④ 参阅蒋巍：《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2003年8月版。
　　⑤ 1997年9月22日吕璜访谈录。
　　⑥ 1997年9月21日王真访谈录。

Gowest

第十五章 曾志：中央党校审干之一斑


　　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中文化单位和学校均为“重灾区”，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高级干部的学府中央党校也不例外。我们在搜集有关审干抢救运动史料的过程中，曾多次听到过中央党校的传闻，但一直没有与当事人进行过交流，也一直未能找到过当事人有关这方面史实的笔录记述。记得笔者曾几次见到丁玲的爱人陈明，问起过此事。饱经沧桑的陈明总是摇头、摆手，最多就一句话：“一场运动嘛，多数人受到冲击，那也是正常的。”当我们再追问他们自己的经历，他说：“受过审查，但没什么。”说完就再什麽话也没有了。我知道这个“没什么”的含义，这是相对他们後来遭下放、关监狱、进牛棚等等遭遇而言的。既然他们不肯直言，我们也只能作罢。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书稿已基本完成，但中央党校作为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中的一块“重灾区”，一直是一个空白。於是，我们继续寻找。最近，我们终於找到了曾志的一篇回忆录——《我在延安整风前后》。尽管文中所谈是她个人在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的经历，但透过曾志之这“一斑”或许可以见出中央党校在这场运动中的“全豹”身影呢!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生於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份子家庭。她从小聪慧体壮，性格倔强，6岁上学，13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6年8月，年仅15岁的曾志，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後，第二个培训中共的农民运动干部的场所。同年10月，曾志在衡阳农讲所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曾志从农讲所毕业後，任衡阳农协妇女部干事和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同年5月，“马日事变”後，曾志参加了“长沙暴动”，并受上级指示，执行了暴动的联络任务。1927年8月，曾志转到郴州做地下工作，任中共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参加策划了“湘南暴动”。暴动後，她与红七师党代表蔡协民结为革命伴侣(1933年蔡被叛徒出卖，在漳州英勇就义)。1928年4月，曾志跟随红七师上了井冈山。4月22日，在龙岩市朱德、毛泽东的两支队伍会师後，曾志担任了红四军後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1929年1月，曾志跟随毛泽东的部队转战江赣各地，到处撒播革命火种。1929年9月以後，她历任中共闽西团转委书记，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和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等职。期间，曾志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女性，在斗争中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各种艰巨任务。有人说她像《水浒》传中的孙二娘，有人说她是井冈山上下来的女豪杰。
　　1937年9月，曾志决定去延安，在途经武汉时，与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获释的战友陶铸重逢，两人组织起一个小家庭，结为终身伴侣。经党组织同意，她留在武汉，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和汤池训练班支部书记，在鄂豫边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2月，曾志被调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妇委秘书长。现在我们将曾志《我在延安整风前後》中有关审干抢救运动的内容照录如下：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然而在审干中却一度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记得那是在整风後期，大家正联系实际，联系自己，学习党的文件，忽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传来了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阴风。
　　1942年初，新组建的党校开学，我调党校一部学习。记不清是在党校一部附近还是南门外附近的一块坪地上，有天晚上，搭起了台子，架著好几盏汽灯，我们都去听了“失足青年”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告。有位青年叫张克勤，20岁左右，在台上大讲他怎样被国民党利用，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带著任务来到延安混入革命队伍，讲得有鼻子有眼。还有一位女青年叫徐曼丽，大约还不到20岁，她说她也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是打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的，她边讲边哭，并大喊大叫说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看到台上的报告人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也都情绪激昂，信以为真。
　　以後，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
　　之後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一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的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著报告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後在小组会上向报告人提出质疑。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样，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
　　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次审干的重点。
　　有一次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校长彭真、教务主任黄火青都参加了，会议好像是由一部主任古大存主持的。谁作动员报告忘记了，主要是动员失足的人自首坦白。讲到党内成份不纯时，特别提到：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紧张起来了。
　　危拱之，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长征女干部，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听了报告，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後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面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些失常，乱駡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著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
　　她的问题一直过了两年才得到甄别，认定她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後来，危拱之同志调东北工作，不知怎么真的疯了。解放後她在武汉住院，我去看过她几次，她不说话，只把笔记本给我看。厚厚一本，写得乱七八糟，完全不知所云。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革”初期，危拱之同志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女领导干部，落得个这样凄惨的结局，真正匪夷所思。
　　由於动员大会把河南省委定为“红旗党”，河南的党员便都成了假党员。因此，我们小组审干工作首先就从河南学员开始。
　　小组里有位姓苗的青年，是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才二十三四岁，在家叫他小苗。小苗报告了自己经历後，大家马上对他采取攻心战术，鼓励他尽量多交待，然后就夜以继日地轮番向他进攻，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了国民党CC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
　　小苗成为“解放战士”後，又参加了对他人的审查，他变得分外积极，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
　　没过多久，轮到我在小组里报告自己经历了。我的经历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游击队和根据地等公开环境里工作过，另一方面又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於是小组自然将我列作了审查重点。我明白：我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环境极为复杂，经常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来往，也难免要与国民党的人甚至特务打交道，所以，对我这段历史作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不应该抱抵触情绪。我告诫自己：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不管如何逼供，都要讲真话，即使把我打死，也不能说半句不实之词。第二，态度要冷静，绝对不可与同志们对立；对别人的偏激与过火行为要谅解，要有受委屈与皮肉受苦的思想准备。第三，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会水落石出。
　　我从祖父母、父母亲与我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回忆起，一直说到来延安前在荆(州)当(阳)远(安)的工作，我一段一段交待，尽量具体、仔细，大概花了五六天才报告完。最初小组同志只是听，偶尔询问一两句，待我交待完了就让我休息了几天，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
　　一星期後，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我也必须反复回答。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家的提问，有则说有，无则说无，绝不信口开河。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么，於是认定我属於顽固不化份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工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他们认定我是因怕死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认定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做地下工作是特务活动，硬说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给我的名片是特务介绍信，连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扣押又旋即释放的事也不相信，认为此事有重大嫌疑。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陶铸时任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秘书，後又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虽然我也被车轮战搞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但脑子再糊涂，有一条却是认准了的：绝对不说瞎话，无论别人怎样软硬兼施，武攻文诱，始终坚持：记得就是记得，不记得就是不记得，没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对我的这一态度，有的同志很恼火，他们对著我大喊大叫，駡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駡我不要脸，脸皮比城墙还厚。说别人受审查还掉泪，你却一滴眼泪没有。说我们这样气愤，你却还在笑，分明是死心塌地要跟大家作对!
　　其实，我有时笑一笑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有的同志长期在军队里工作，过於缺乏社会常识，比如硬说火车只能跑平原，不能盘山行驶，比如硬不承认世上还有什么名片，一定要我承认名片就是特务证，等等。解释、辩白不通，只有一笑了之。
　　我当时身体并不好，有突然晕倒的毛病。我最怕晕倒过去被别人说成耍死狗，到那个时候，他们再把我拖来拖去，我就非死不可了。所以我在被逼供时总是尽量控制情绪，一休息下来，又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并抓紧时间睡觉，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应付下一轮围斗。这样，我终於坚持下来了，竟没有在会场上晕倒一次。
　　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也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後来只好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他们认为我是死顽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边了。
　　这以後我倒轻松了，没有了车轮战，甚至没有人再来过问我，我便在一旁看著人家批斗和被批斗。
　　在一部我与叶群俩人同住一间平房，那时她与林彪结婚不久，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从来未见洗过，吃过饭就撂那儿，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菜碗接尿，然後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哄哄。可气的是，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撒了尿，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乾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綫打草鞋。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50年代，叶群常去广州，并在市教育局挂名工作了一段，与我接触较多，之後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多次见面。久而久之才感到此人并不简单。初识她的人，都以为她为人直爽、生活朴素、学习也很刻苦。例如她自学俄语时，请了个白俄保姆，天天用俄语对话，房间挂著俄语单词条子，口袋装著学习卡片，坐车、休息，甚至上厕所都要念几句，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印象。其实叶群这人善耍手腕，爱讲假话，很有心计，後来就连林彪也被她弄得服服贴贴，对她言听计从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她野心更大了。记得1966年国庆节时，我因是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後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因我属於被审查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至今不知其详。但我知道，我能活著度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因为，按过去中央苏区肃反的作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有了中央的方针，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
　　我与叶群的家都在王家坪。她回家，我总让她去看看我的女儿。
　　我最想念的就是女儿亮亮了。
　　亮亮的大名叫陶斯亮，她爸爸起的。“斯亮”大概就是“这儿最光明”的意思，是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
　　整风开始，亮亮一岁多。我被审查前，每星期都回家，审查一开始便不许回家了，而此时陶铸同志又化装去晋西北进行敌後武工队的工作调查了，需要第二年才能回来。家里的男保姆是个战士，30多岁，对孩子算是有些感情，但管教方法不对。比如他去担水、打饭，就用绑带把亮亮的脚拴在床脚上，哭也由她，闹也由她，撒尿拉屎也由她。我怕女孩子穿开裆裤不卫生，就让她穿实裆裤，孩子小，大小便有时会拉在身上，男保姆就用小板子打她的手心。裤子一脏就打，所以孩子很怕他。
　　有一天，叶群从王家坪回来告诉我：亮亮病了，发了烧。我只好请求支部让我回去看一下，支部居然同意了。我回到家见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就急忙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第二天中午，我正陪女儿在床上休息，叶群进来了，说是支部要她来看看我、陪陪我的。以往我回家从没有什么人来陪我，显然是让她来监视我的，不外是怕我自杀，怕我找人串通。女儿退烧後我就回党校了。
　　此後，经支部批准，女儿每星期都可以来我身边过周末，周六下午由男保姆送来，周一接回去。女儿来，是我这一周的大事，每周六天一傍晚，我总是早早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儿。我不眨眼地远远望著王家坪的渡口，眼看著保姆背著亮亮上了岸，然後让孩子下来走一段，又背一段。一近党校跟前，我便飞奔下山，亮亮也老远便叫“妈妈”，我们母女俩那个高兴劲，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描述。
　　春节过後，大约是3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从而离开了原住处，迁往新住地继续接受审查。新住地在一部後山，新开了一条巷道般的山洞，直通一部。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口处筑著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著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著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新搬来的一部学员有70多人，都是所谓有重大问题的。70多人中有20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七大”代表，因“七大”延期召开就进了党校接受审查。临时支部的书记最初是耿飚，他上前綫後继任书记是聂鸿均(聂鸿均是1935年陕北肃反时的主要执行者——笔者注)。
　　70多名学员分作七八个小组。审查方式是：小组学员互相审查，即“有问题的”审“有问题的”。每个人又重新报告一遍个人经历，然後在小组里互相提问、批斗。我属於“死顽固”，大约他们估计不容易突破，所以在一年多里始终没有轮到我。
　　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駡、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份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於分析，只一味抱著“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次用绳子只吊著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
　　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鬥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上吊自杀的好像叫部风平(中共四川工委书记，七大代表——笔者注)，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
　　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这是每个被审查者都必然要遭受的。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駡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慄。
　　可是偏偏我这个“顽固份子”在临时支部里没有再被批斗逼供，也没有参加审查别人，一年多里我都是作记录，那一豆昏黄的小灯，使我的视力下降了许多。不开批斗会时，我就翻来覆去地“啃”马列学院读过的理论书。我排除了一切烦恼与痛苦，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活得太沉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活下去，要健康地活下去!因为我明白：再大的冤屈，总有澄清洗雪的一天，但如果经不住批斗，身体垮了甚至死了，那么冤屈就可能永远成冤屈了。因此，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己，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理论。总之，我的心绪一直是较为平静的。
　　例如：我与危拱之同住一个窑洞时，她同一名比她年轻的干部恋爱，半夜三更两人还在窑洞里说说笑笑，搂搂抱抱，甚至在床上滚来滚去，我都能视若无睹，照样看书睡觉。後来我与宋维静同住一个窑洞。由於她曾被长时单独关押，受到刺激较大，已几乎失语，与我同处一室后开始是断断续续说一些，後来变成整天含糊不清地叨叨，还经常神魂颠倒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我也照样泰然处之，看书学习和睡眠都不受影响。
　　由於这样，在这一年多里，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还要好些。
　　1944年初，大概是因为中央下达了甄别决定的缘故，临时支部的批斗有所缓和，又过了一段，批斗审查就基本结束了，党支部的工作转向甄别。此时支部书记聂鸿均已调走，由我们小组的范式人同志继任。范式人原来也是重点审查对象。他刚入党那会儿，敌人想抓他没抓到，便抓走了他的姑父，并告诉姑父家的人，只有范式人前来自首才能放人。范式人经不住姑母等人的苦苦哀求，後来果真去自首了。他一自首就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时一位老同志的表弟偷偷告诉他，自首并不会减轻刑罚，只有翻供，坚决不承认才是出路，这样他便推翻了自己的口供，於是又被解往福州监牢关押。1932年，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州反蒋，发动“闽变”，释放了政治犯，范式人才获得自由，回到闽东。
　　在临时支部的小组会上范式人解释说，当时他入党才几个月，还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幼稚想法，甚至幻想自首了便可以回家当教员，这都是不懂党的纪律的缘故。
　　大概当时范式人已过甄别这一关了，所以要他当了支部书记。
　　在这次审干中，“逃跑问题”又是审查我的重点。这个问题，正是范式人1938年首先向中央长江局提出的，现在范又担任临时支部的书记，我当然就更不容易过甄别关了。
　　范式人同志继任书记不久，校部通知，要各支部总结审干经验，范传达这个通知後，便讲了许多成绩，并宣布整个延安审干都没有“逼供信”现象。临时支部各小组对校部的通知和范式人的讲话讨论得很热烈，此时肃杀的恐怖气氛有所缓和，越来越多的同志敢讲话了。讨论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赞成审干中没有“逼供信”的说法，我们说，其他地方有没有“逼供信”我们不知道，但临时支部却是典型的“逼供信”。范式人说：“你们这样讲就是反对中央总结审干经验，就是反对中央精神。”面对这样吓人的帽子，大家没有被唬倒，我说：辩证法是讲“一般与个别”、“普通与特殊”的。全延安的审干是不是都有“逼供信”我们不清楚，即使大部份没有“逼供信”，那也只是“一般”和“普通”而不是全部，至少我们临时支部就是例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个别”和“特殊”。临时支部审干中的“逼供信”，大家分明都是亲眼见著、亲身经历著的，又都是刚刚发生的，怎么可以死不认账呢?这种睁著眼睛说瞎话的作法，根本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范式人同志坚决不同意临时支部存在“逼供信”的说法。我们气极了，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志跑去找彭真校长汇报，但走到半路硬是给支部派去的人给拽回来了。
　　後来才知道，所谓的总结审干经验，和抢救运动一样都是康生他们搞的。
　　不久，支部把审查我的结论交给我看，结论把我的经历写了一大篇，结果认定：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我的问题挂起来。
　　我早就料到我不会有好结论，但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於是我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我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我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我请他为我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
　　碰了这些钉子，我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延安通讯与交通都不方便，全国又分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後区，到处都在打仗，目前要弄清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革命总有胜利的一天，我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我还要像在荆当远工作期间那样，用事实来证明我的无辜和清白。我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
　　包括审干在内的延安整风，是我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伟大政治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对实现党内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後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整风提出了“惩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与过去“左”倾路线占上风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是根本不同的。通过这次整风，党内达到了空前团结，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加强。
　　整风後期出现的抢救运动，以及抢救运动中严重的“逼供信”和假坦白现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给整风运动特别是给审干工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但这一错误在延安整风中，毕竟是局部和支流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否认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就。
　　好像是1944年下半年，已经延期多年的党的“七大”终於进入正式筹备阶段了，中央成立了几个大区代表团，开始审查代表资格。整风审干中有遗留问题的代表都由各代表团负责甄别。
　　我虽不是代表，但我是华中的干部，所以华中代表团的领导对我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也进行了考察和甄别。
　　华中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同志，钱瑛同志也是领导成员。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在高压下没有讲过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70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4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是难能可贵的，代表团领导因此推荐我为“七大”候补代表。这样，“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便成了我在延安审干中的最後结论。结论大意是：从我入党到离开闽东之前，以及离开闽东之后，工作一贯是积极的，表现是好的；但因病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的错误。
　　华中代表团正式选举行代表时，陈毅同志为我作了介绍，肯定了我的长处，但也指出因病离开闽东苏区是一个错误。大多数代表投了我的赞成票，我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但毕竟有一个“错误”尾巴，所以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说差一点落选。①
　　关於中央党校审干抢救运动时的恐怖气氛，薄一波也有敍述，他於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一部学习。跟他一起去的母亲住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一天母亲对他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麽回事。”薄一波写道：“我於是向深沟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著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的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员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份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後，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著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竟天、宋维静等。”因此，薄一波在评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时说：“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②
　　林彪对自己的老婆叶群在中央党校被隔离审查采取了一种“山大王”或者说军人的态度。那时他刚从前线回来，对审干抢救运动还采取观望态度，得知叶群被“抢救”，“他阴著那张瘦削的脸找到康生，把马鞭子朝桌子上一摔，说，这个样子不行吧?老子在前线打仗，有人在後面想搞掉我老婆。康生连连道歉，说手下的人不懂政策，做得过份了”。接著一声令下，把叶群放了出来，她的问题不再调查，也没人敢再审查，并给她做了个“历史清白”的结论。③
　　建国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他的夫人李蜀君就没有那么幸运。李蜀君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曾两度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为了撬开她的口，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刺指、皮鞭打得她浑身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她始终没有屈服。被保释出狱後，历经三年，苦苦寻找，才找到中共地下组织。1940年，李蜀君被中共地下组织送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任干部科科长，并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女大副校长的柯庆施相识、相恋并结婚。中国女子大学并入延安大学後，李蜀君调到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柯庆施先被关起来，接著李蜀君也被污蔑为“特务”、“叛徒”，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李蜀君悲愤无比，并彻底绝望。一个深夜，她留下厚厚一叠申诉材料，然後跳井自杀。④
　　郭霁云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秘书长，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妇女干部，在审干运动中，她曾得到过康生的亲自“关照”。
　　郭霁云来延安前做过国民党的中校，见过宋美龄，非同寻常的经历使成了特大号的“嫌疑犯”。审干开始不久，已调中央党校工作的郭霁云忽然接到一封康生的亲笔信，是领导把她叫到窑洞里，沉著脸转给她的。郭霁云十分纳闷，她从未和康生有过什么来往，更无直接的工作关系，那么大的领导干部怎么想起给她写信?
　　康生为什么特别关注她，这个谜郭霁云到现在也没揭开。
　　康生的信如下：
　　郭靖(郭霁云当时的名字)：
　　你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你应该懂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否则，一切後果由你负责。
　　康生
　　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郭霁云不寒而栗了。
　　果然，审查组迅即对她展开了强大攻势，严刑拷打，昼夜逼问。
　　有人点著她的鼻子威胁说，中央决定要拿几个人头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坦白了就给你鸡汤挂面吃!
　　郭霁云震惊之余，不禁悲从中来。自祖母去世後，几年来父母一直要求到延安来，和女儿一起参加抗日工作。前不久接到家里来信，说父母很快就要启程了。她想，如果这几天自己被杀掉，父母来延安听说女儿居然是特务，将会给亲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又有谁能向父母说清楚?现在不能死!她要活著见到父母，把这件事向双亲说明白，以後，冤死屈死她都不在乎了。
　　郭霁云含著眼泪，违心地写下假坦白书，承认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过後她又悔恨莫及，偷偷给毛泽东写了上诉信，不幸被监管人搜走。就在此时，年过半百的父母来到延安，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0万元法币交给了女儿，让她捐给党组织(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每人每月的津贴费合3元法币)。
　　组织的回答竟然是：不能收，你父母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也不能管。
　　郭霁云愤怒了。即开始向能够找到的每位中共领导人申辩、抗争。林伯渠、彭真，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邓穎超，她都谈了。直至1945年5月，彭真亲自批准了给郭霁云做的结论：“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
　　郭霁云擦乾眼泪，平静地给康生复了一封信，并把康生写给她的信寄还给他：
　　康生同志：
　　我的结论做出来了：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你的来信特此退回。
　　郭靖
　　万万想不到，二十三年之後，“文革”浩劫中，在批斗郭霁云的大会上，造反派突然当众宣读了康生当年写给她的那封威吓信!郭霁云目瞪口呆。她完全不知道康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把他的信塞进她的档案里的。这位当时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实则为中共党内最大的阴谋家，做人竟然坏到这种程度，行径竟然卑劣到这种程度，对已历尽劫难、见识过许多整人嘴脸的郭霁云，依然是难以想象的。
　　她因此差点儿被造反派活活打死。⑤
　　① 原文载《中华儿女》1998年第9期。
　　②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③ http：//hrbsl.cn 2007-03-16
　　④ 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
　　⑤ 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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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绥德地区：上演现代“封神演义”


　　绥德，是秦统一全国时的三十六郡之一，也是陕北较早开发的地区，文化积累丰厚，文臣武将辈出，历来号称“天下名州”。然而，在1943年的审干、抢救运动中，绥德却上演了一场颇富传奇色彩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现代“封神演义”。
　　1943年清明节前夕，绥德师范的音乐教师俞平突然神秘失踪，同时，经常给绥师送信的王锐也失踪了。这两个人的失踪，对正在忙著准备度过将近一个礼拜清明节假的绥师师生们来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警觉与关注。然而清明节收假以後，新秋三四班的学生马逢臣却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接著又有传闻说，家乡子州县(当时叫西川县)的几个文化界名流张问四、师俊秀、董玉华被绥德专署保卫机关逮捕。还听说自己的远房堂哥马逢瑞惧怕逮捕，逃到度阳，也被保安人员从庆阳抓捕回来。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还没等马逢臣去认真思量，他自己也被传讯到绥德专署保安科接受问讯。与他同时被传讯的还有绥师教师乐丁生、乐新民、郭丕昌，以及他的同班同学张锦秀、党仲贤、王克俭等。在保安机关接受问讯的过程中，马逢臣才明白：近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所有突发事件，都与一个字眼有关——即特务。
　　对於一个年龄不满15岁的学生来说，特务一词对他太陌生了。说实话，马逢臣虽然机灵、聪明、学业成绩突出，但当时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过其他什麽正规组织。因此，当审讯人员问到他是不是特务组织中的一员时，他像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一样，连连摇头否认，并本能地解释说：“我不懂特务一词，连共产党也不懂。”①但审讯人员却很肯定地说马逢臣就是特务，并说是王锐供出来的。王锐过去虽然经常来送信，但平时很少与外界往来的马逢臣并不认识王锐。在对不上号的情况下，马逢臣只好被隔离起来。与马逢臣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子洲籍的所谓重要“特务”姬世道、马逢瑞、乐丁生等。
　　据马逢臣回忆说，就在清明节前後，康生和师哲也来到了绥德，是为策划开展绥德地区的审干和反特务斗争而来的。他们虽然对抓起或隔离出来的特务份子不直接进行审讯，但对一些有重大特嫌且顽固不化者是要直接插手的。②在马逢臣被隔离出来一段时间後，一天在绥德特委书记习仲勋秘书安志温的办公室里，师哲直接审讯了马逢臣。其实，在还没有真正认识这场审干的特务斗争根蒂的情况下，即使是师哲亲自审讯马逢臣这样天真无邪的少年学生，他也不会有意外的收获。在审讯过程中，师哲反复劝马逢臣说，已经被带到延安的王锐交待了马逢臣的情况，并很肯定地说马就是绥德特务组织中的一员。但马逢臣死也咬定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王锐，所以特务一词根本无由和他联系起来。这样，帅哲的亲自审讯也陷入了僵局。於是，帅哲与康生等人一起商量如何突破的问题。据说，帅哲与康生等人商量时，康生将他在延安审干中的荒谬逻辑又拿到了绥德，康生说：他在大街上曾见过马逢臣，看他的样子就像特务。还说：像马逢臣这种人不当特务谁还能当特务?他就是特务的料!在这种强盗逻辑推演下，马逢臣再也说不清了，他只能像其他被逼成特务的人一样，自认特务了。
　　但是，问题不能就此了结，承认了特务，还得承认干特务勾当的事实。可事实从何而来呢?这倒让马逢臣有点为难了。一时没有事实可交待，马逢臣只好被关在绥德特委临时搞起的“抢救队”进行反省。
　　在反省过程中，对马逢臣思想触动较大的有两个人。一是齐心，二是他的远房堂哥马逢瑞。齐心比马逢臣大几岁，他们是同班同学。此时她正与特委书记习仲勋谈恋爱，所以经常在特委院内进进出出，与被关在特委院附近“抢救队”的马逢臣经常见面。根据齐心所掌握情况，凡是被指定为有特务嫌疑者，不坦白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她把当时这种形势偷偷向马逢臣透露过。据马逢臣讲，齐心与他个人关系挺好，她向马逢臣透露这种消息是担心马逢臣不坦白会遭受皮肉之苦。
　　马逢瑞是大革命前的共产党员，大革命期间迫於白色恐怖向国民党自首过，此後脱离共产党，并给国民党保安队当过寨头和保长。确实干过一些坏事，後来国共合作，他洗手不干了，而是凭自己的文化知识，当上了子洲县周家岭完小的校长。何绍南率国民党绥德专署逃向榆林後，他并没有跟随何绍南一起逃跑，而是向共产党绥德特委保安科交待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保安科在“说清会”後还给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凭藉在地方上的威望去搞统战。但是他毕竟有前科，在这次审干反特运动中最初拟定要逮捕的名单上，就有马逢瑞的名字。当他被保安人员抓回後，要他承认自己是暗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坦白近年来的破坏活动。对此，他又从何谈起呢?不谈也可以，对於马逢瑞这种老奸巨猾、暗藏多年的特务，保安人员是绝不手软的。据说在绥德当时的被审查人员中，马逢瑞是受刑最重的一个。马逢臣回忆说，他亲眼看见两种刑法：一种叫“压砧子”。砧子是铁匠打铁时垫在被打铁器下的铁礅子，重二三十公斤，底部有四个像乌龟爪子一样的脚。用刑来时将砧子压在受刑人的屁股上，执罚人坐在砧子上左右揉。坚硬的铁砧子压在软肉上，上面再有人来揉搓，血水很快就流出来。还有一种刑法叫“擀面”。在接受批斗时，马逢瑞老是低著头，弯著腰。执法人员叫他站直，他说他站不直。执法人员说那好办，给上“擀面”刑。这种刑法是将人背绑好後再平吊起来，然後在脖颈和双脚处各横绑一根木棍，行刑人员手把木棍来回推摇，像擀面一样。两种刑法都让马逢瑞肉体上吃不消，所以刑法一上，行刑人员问什么，他便信口说什么。③
　　然而对於亲眼目睹了这些刑法的马逢臣来说，更主要的是精神上受不了。马逢臣年龄小，身体也瘦小，他想，如果这样的刑法用在自己身上，自己能不说吗?况且自从他自己被隔离审查以来，国民党榆林的报纸几次报导过(内容主要是年龄不满15岁的陕北少年才子，被共产党强行打成特务等)，这些报导从另一方面更促发了保安机关和保安人员的义愤。
　　於是，在一次审讯过程中，马逢臣彻底坦白了——
　　问：作为重要特务份子(此前他已承了自己是特务)，你究竟干了些什么?杀过共产党没有?
　　答：杀过。
　　问：杀了几个?
　　答：杀了10个。
　　问：怎麽杀的?
　　答：我将10个八路军战士推下无定河大桥，然后塞进了冰窟窿。
　　问：你们搞特务活动有没有武器和组织?
　　答：有。
　　问：有什么武器?
　　答：石头。
　　问：组织呢?
　　答：石头队。
　　问：那你就是石头队的队长了?
　　答：我是队长。
　　问：还有什么需要交待的?
　　答：我的家乡子洲县也有特务组织复兴社、三青团，每一个学校都有，有些农村也有。
　　问：你说有复兴社、三青团，具体有些什么?④
　　马逢臣自感失口，突然无言以对。同时更让人感到滑稽的是，这次审讯特委书记习仲勋也在旁听。马逢臣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习仲勋听了他的坦白，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可思议和根本不相信的微笑。这时，审讯人员继续追问他关於复兴社的情况。他只能说让他下去好好想想。审讯人员走後，马逢臣面向习仲勋翻供，说自己刚才说的都是假的。习仲勋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马说：不坦白我这身体根本受不了你的刑法。习仲勋笑一笑不置可否。
　　在马逢臣继续反省的过程中，有齐心和安志温等人看望过他，也对他做了安慰。这些看望安慰他的人走後，他发现在他炕头上丢著一张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和纸片，他拿起一看，原来是一张从公民课(现在的政治课)教案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有关於国民党复兴社各级组织机构的名称。此时正好和他一块关押的绥师教师乐丁生来向他诉苦，说审讯人员每天逼著叫坦白，自己又没有什么可坦白的，与其这样活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已经坦白了的马逢臣看自己的同乡老师痛苦成这个样子，笑著说：“《封神演义》也是人编的，我们何必要没完没了地受这种洋罪呢?”说著他将纸条往旁边一扔，乐丁生拣起纸条认真地看起来，看著看著，脸上的愁容渐渐地消失了……⑤
　　乐丁生，子洲马蹄沟人，其家庭为子洲境内少有的文化望族，其二哥是大荔县国民党党部长，他本人毕业於北京某大学文科，为人斯文，说话工巧，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但他有一个抽鸦片烟的坏毛病。由於其出身及本身抽鸦片等因素，乐丁生在绥师经常成为受排挤的对象，审干运动刚开始，他就被抓起来受审了。
　　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他因没有什么可坦白的，受了许多刑法的惩治，也曾在监狱里关过。但是自从听了马逢臣关於“《封神演义》也是人编的”和那张公民课教案本撕下的纸片的启发后，他心里似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一天，绥师校方将他们这些被关在特委保安科的特务嫌疑们押回去，要他们在学校坦白。开始乐丁生还是遮遮掩掩，交待不彻底。绥师中共总支书记何任仲上前将他打了两拳，乐受不了了，於是叫他交待什么，他就交待什么。绥师批斗会後，他被押回特委抢救队，他当即向特委报告了一个重大消息：何任仲从国民党西安总部派来的特务，何委认他为绥德地区复兴社总负责人。这样，绥师共产党的总支书何任仲也成了特务，与何任仲关系较密切的郭琦、杨典等教师都成了特务。而且从此，大多数受审对象都似乎总结出了一点经验：审讯人员叫坦白什么就坦白什么，就可以过关。反之，如果拒不坦白，不仅过不了关，而且还要受刑。
　　这其中，乐丁生的教训最明显。在他未坦白之前，受尽了折磨，一旦坦白後，反而什么事也没了，最多就是让你在不同的会议上重复坦白。但乐丁生似乎像尝到了坦白的甜头一样，每一次坦白他都有新的内容，在绥德特委召开的一次长达数天的特务份子坦白自新、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的大会上，乐丁生一个人就坦白了三天。
　　1943年9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绥德特务机关阴谋败露，计划火烧银行暗害地委书记，失足份子纷纷向人民悔过》的长篇报导。据我们与当事人马逢臣求证，该报导所述内容，就是以乐丁生主讲、其他相关人员补充的所谓阴谋破坏的计划。报导说：
　　今年6月，绥德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机关破坏八路军、边区政府、反对共产党、暗杀党政军首长的阴谋巨案，在政府保安机关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破获了……首要份子乐丁生、曹国璋、徐权、王毓淇、王履泰等，亦均已一一供认不讳。
　　本来警区(指绥德地区)当国民党特务头子何绍南统治的时候，就已在警区一带大量发展特务组织，收罗一批特务爪牙，专以反对八路军反对共产党为能事，对八路军的指战员，对共产党员，进行一切暗杀活埋的罪恶行动，对人民则进行横征暴敛，施行法西斯的残酷镇压，造成了警区天怒人怨空前黑暗的统治。因此引起了军民一致的反对，特务头子何绍南乃於1940年春畏罪潜逃。但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人民仍是没有放松的。从那时以後，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两面派的方法，把他们隐藏起来，进行连续的鬼域破坏行为，直到今年4月底5月初，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榆林总部指使之下，决定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阴谋计划，企图把警区造成一个大的混乱局面，以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进攻。这个阴谋计划包含：
　　“一、放出土匪到各县扰乱，破坏秩序；二、经过商民绅士造成谣言，说边区不安全，不能住下去，并威吓老百姓搬出边区；三、煽动青年壮丁往外走；四、写匿名贴子，使人心恐慌；五、动员学生南下西安或北上榆林；六、鼓动扩大绥师学潮，闹到底；七、利用各种机会造成老百姓反对政府及工作人员；八、制造恐怖事件；九、必要时暴动，响应大军收复警区各县。”
　　“动员市民火烧银行及物资局等金融机关，破坏经济储存地，引起社会大的骚动与恐慌，其办法由各人预先调查货币储存室，找寻适当时机，在他们不备中举行。”
　　“动员商人同志，大量兑换法币，使边币落价，造成经济紊乱，引起社会不安，人心恐慌，对边币也不肯信任。”
　　“收买组织土匪进行游击活动与武装暴动，收复二区。”……
　　尤其罪大恶极的，就是榆林特务总部还指示他们暗杀警区共产党分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等，说他“来到绥德，不过两月……地方绅士人民群众，以及他的干部中，已有相当好的印象，可见他是共产党很有作为的一个大干员，同时也就是我们工作障碍中一大敌人”，因此特务机关决定要“动员机关同志和绥师采取一致行动，打击各机关首脑、恐吓全体工作人员，其对象和方法如下：(一)对象，专署科长以上，特委部长以上，法院史推事，县委宋书记，市委刘书记，其中尤其是习书记，必须打死，因为他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二)方法，各人自己选择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如夜间昏黑中行人僻静处，或用石头，或用木棍，或备刀斧等，出其不意，打死或打伤，其中以习书记为开始，因为先打旁人，怕他有了准备，不易下手。(三)时间，打死习书记必须於6月底完成，其余上列对象，均需於7月底做到”。(乐丁生供词)……
　　主使这一阴谋计划的，在西安是复兴社特务机关保安处徐廷吉，在榆林则为复兴社特务机关总部，其书记长为特务头子郝杰三；在绥德则为复兴社之绥德总社，总社书记长为曹国璋，组织为徐权，宣传为王毓淇，而乐丁生则直接受郝杰三之命，为警区督促检查指导员，领导绥德总社。在这总社下，绥德有绥师、小学、商人、士绅、政府机关、市民六个分社；米脂一个分社，下有三个支社；清涧一个分社；两川(即子洲)一个分社；佳县一个分社；吴堡一个公社；绥德城内有一个交通站总机关，下有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条交通路线。此外特务头子们并巧立名目，组织各地外围团体，如忠义救国会、抗敌团、抗敌大同盟、励勤社、仁义爱国团、善友团等，用以欺骗人民以及无知青年，以便上其圈套，陷身特务泥坑……
　　特务机关分配这些青年的一般工作是：首先，制造谣言，惑乱社会人心，破坏党政军首长威信。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人民对共产党对延安的影响(印象)，他们就造谣说“延安男女关系混乱”。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人民对边区政府的信任，就无耻地在人民中散布“政府抽拔壮丁，使人心恐慌”，又造谣说“公粮增加，各种负担加重”。他们为破坏八路军的兵员补充，於是他们就丧心病狂地去“影响壮丁离开边区”。特务机关对群众的领袖共产党的干部，是切齿痛恨的，因此他们就不惜用尽一切卑鄙的办法去破坏他们在人民中的威信，用一切完全莫须有的事实去欺骗人民。例如他们对警区人民所爱戴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就企图用各种无耻的谣言，来达到“使人民生疑”、“使人民生恐怖”、“使人民怨恨”的目的。他们又用无耻的谣言来进行上下级的挑拨离间的工作，欲“使下级反对”、“使下级对工作消极”、“使下极怨恨”、“使下级有不平之感”，“以上各点都要造出一些他在关中的事实(指习仲勋)，使下级和人民觉得可信才好”。此外，榆林特务机关总部，在今年二三月传给他们一个造谣的指示：“一、宣传动摇下级干部待遇不平，下级苦。共党不讲民主，下级完全变成机器，使下级不满上级。二、对老百姓讲下级干部作威作福，耍私情、贪污、男女关系胡搞，使老百姓不满下级。三、要上级怀疑下级，抓住个别弱点，向上级控告，通密书，写无名信给上级，使上级怀疑下级。”
　　其次，偷窃情报，探听消息，破坏军事秘密。特务机关指使他们的爪牙“利用地位和机关人员接近，探听消息作情报，并约定用米汤秘密写好，寄榆林”。特务份子用金钱“收买收发(人员)，拆亲收信件”。特务机关命令特务份子“调查边区军事行动，看绥德驻多少军队”。因此乐丁生与西安特务机关规定了“特别关系，这个关系，是专门供给情报用的”。他们并约定了各种密码。
　　第三，破坏边区人民的丰衣足食运动。全边区的人民都亲身体验到，生产运动是为了使他们达到丰衣足食的境地，因此全边区的人民，无分男女老幼，都热烈地卷入生产运动的大浪潮中。但特务机关却指使其走狗进行一切破坏的宣传。“宣传人民生产的多，政府就要的多，白费力气，对自己毫无好处，使人民对生产消极。”……“所谓劳动英雄都是共产党员，如不是共产党员，虽劳动再好，也不会选为英雄。”……政府为发动与组织生产运动，组织各地的生产竞赛，对於这，特务机关却造谣说：“这都是愚弄人民，使人民多卖力气，实际与人民一无好处。”目的在“使人民不参加挑战及竞赛运动”。为了破坏移民运动，特务机关做了如下的决定：“一、边区政府动员人民南下垦荒，所说给路费、给粮食、给种籽等都是假的，把你骗下去以後，什么也不管了。二、听说南下的壮丁都拔了兵。老汉给公家种了地，妇女给公家纺了纱。三、以上两种宣传是要使人民对移民怀疑、害怕，不肯参加。”……
　　第四，特务机关同样的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教育任务的完成，他们向无知的青年说：“学校毕业升不了学，做不了事，真没有一点出路。”说“尤其是关於自然科学，没人会教”，“学生上学以後和当了兵一样，一切没自由”。他们破坏我们的干部教育说：“受训练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不能信任了的，不想用了，是怀疑你了，因而把他们事情取消，调来受训。受训练的干部，公家不给米津，家庭生活多数无办法，将来受训以後，原来的工作也不给了，这些人都要失业。”特务机关为什么要进行这一切破坏宣传呢?榆林特务总部的指示说：“在使其工作任务不能顺利完成。”
　　绥德特务机关的破坏计划和行动，除了以上报导外，还需要补充出自乐丁生之口的几件事。据马逢臣回忆：
　　乐丁生在坦白大会上开始讲的是国民党长期以来搞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对内镇压，对外投降，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民不聊生。特别在河南，蒋介石命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河水泛滥，数十万无辜百姓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哀鸿遍野，饿馁满地，真可谓水深火热，百般煎熬……
　　另外，乐丁生还讲道：绥德特务机关总部曾在城外西山寺召开过一次全区范围内的复兴社特务代表大会，大会由我主持，乐丁生和曹国璋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榆林特务机关总部的指示，布置绥德地区特务的破坏计划，即《解放日报》报导的等等计划。在乐丁生讲特务破坏计划过程中，有人提问特务活动经费问题。乐回答说，上面的特务总部有经费拨给绥德总部，但拨到绥德总部後，全都让他自己贪污买鸦片烟抽了。⑥
　　根据上述《解放日报》的报导和马逢臣回忆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出都是一些计划性的虚拟。所有内容可以进行考证的只有三点：
　　第一，关於绥德复兴社特务机关的组织系统问题。复兴社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但早在1928年国民党“整理党务案”会议上就宣布解散了。其实复兴社是陈果夫、陈立夫弟兄所为，蒋介石在清党以後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是不允许复兴社再发展和存在下去的，如果绥德的复兴社还能在十几年後如此猖狂，那么它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又听谁指使呢?联系到马逢臣床头那张公民课教案上撕下的纸条，其真实性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关於西山寺会议。据马逢臣回忆，他被说成是该会议主持人，其实他从来也没有上过西山寺。西山寺当时已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庙宇，建在绥德城西的高山上，当地群众也很少有人上去烧香，他作为学生是不可能上去的。而乐丁生在後来甄别时也说，他一个抽鸦片烟的人，哪有气力上此高山?联系到复兴社特务组织本身的虚假性，该次会议的虚假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三，关於各种谣言。绥德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共产党双重政府存在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有各种关於两方政府的说法，应该说是正常的。即使在1940年何绍南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逃跑後，部份思想不觉悟的落後群众私下里发表一些不适当的议论，也应该是正常的，与那些打进来的或者是暗藏下来的特务们的破坏行为，是不应该等同看待的。
　　这样一来，绥德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乐丁生三天的坦白究竟还有些什麽呢?但就是这些莫须有的演义，却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大大地激发了知识青年和无知百姓们的义愤情绪与悔过决心，数以千百计的人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自觉不自觉地作起了坦白与控诉。
　　据《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的报导说：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的“大会进行近一周，群众反特务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宽大政策感召之下，自愿报名坦白者先後不绝，有女儿马文昭劝父亲马光璧坦白，女儿安芝蘭劝父亲安庆声坦白，儿子马尔勅劝父亲马生发坦白，母亲刘蒲氏劝儿子刘永锡反省，妹妹申从凤劝大哥申平周悔过，父亲霍士真劝儿子霍守法坦白。最好的是儿子乐世表、侄儿乐世伟劝其父乐丁生(绥德国特总负责人)，他们说：‘你要始终不肯坦白，我们绝不认你做父亲做伯父!’会上写条子要求坦白的，争相上台揭露国特、汉奸罪行的，几日中竟达百人之多”。
　　下面是几则关於几个重点坦白者的报导：
　　一、“王毓淇利用市长职位，发展特务陷害青年”。
　　报导说王毓淇早年在绥师上学时就参加了国民党，1939年当了保长，同年加入复兴社，任复兴社保甲分社书记，干了许多坏事，包括“破坏八路军”、“诬蔑共产党”、“实行愚民政策”、“组织特务机关”、“实行特务教育”、“执行何绍南的命令”等等。报导还特别写了王毓淇自1942年6月以来与复兴社的情况：
　　去年6月间，从西安派来的特务匪徒高飞到绥德……他说：“高飞和我是在过去绥师的同学，一起参加国民党，这一次从西安回来的任务：一方面以探望亲友名义，散布特务种子；另一方面是接受西安特务机关命令，检查复兴社组织，加以发展和巩固，作为将来收复二区(指绥德地区)的基础。第二次和高飞见面时，他就分配我继续担任复兴社保甲分社书记，并负责管理特务经费，此外并有士绅分社……由马子文任分杜书记。绥师学生分社及教职员分社，由绥师教员乐丁生负责。机关分社由蔡质卿任分社书记，以及市民分社、小学教员分社等七个特务组织。第三次高飞从榆林向特务机关汇报回来，说绥德复兴社由榆林领导……“乐丁生是特务特派员，以後可和他接头”……关於全警区特务总头子乐丁生和他(指王毓淇)的关系，他说：“乐丁生是特务大狗官，我是哈巴狗特务，他是特务特派员，领导警区六县，专门负责各县秘密情报网……”
　　关於王毓淇谈到的高飞，我们无从查知其人历史，但从《解放日报》报导的王毓淇的自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问题：一是乐丁生最初是复兴社绥师分社负责人，後来是绥德特务机关总头子；二是绥德特开始要接受西安特务机关的命令，後来是西安派来的匪徒检查官又要去榆林特务机关做汇报，而绥德特务又要属榆林管；三是王毓淇本人的职务，一会儿说由高飞分配他继续担任分社书记，一会儿又说乐丁生是特务大狗官，他是特务哈巴狗，他的一切行动要听从乐丁生的安排指挥。从以上分析中似乎也可以看出王毓淇坦白的真假程度来。
　　二、“郑善栋自动上台报告，破坏生产组织暗杀队”。
　　郑善栋是绥德县吉镇区农民，他在报告中说：“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乡里的特务，因为是粗人，不会讲话，只简单说几句。我民国二十四年在米脂加入国民党，二十七年又加入复兴社，我做了许多破坏工作：(一)去年征粮的时候，我造谣说累进税多得多，少的少不公平；(二)破坏种棉花，说老百姓收一斤花，八路军要收半斤税，明年不种也要照样收；(三)破坏生产，我又造谣说二流子是娘老子养下的，哪能改得好?但是公家真的把他们改造好了。我又破坏移民说：‘莫去南路，去了要当兵，打下粮也归人家吃了。’想这样来破坏别人下去过好日子；(四)搞暗杀队，‘收秋’队，又有‘割麦队’，谁向著共产党就收谁秋割谁麦，阴谋破坏地方秩序。我现在明白了，过去做的事，都是犯了杀头之罪，现在公家对我们这些坏人，只要我们彻底坦白，悔过自新就不治罪，我希望像我这样的人，赶快来坦白吧!”
　　像上面郑善栋坦白的这些事实，除了“搞暗杀队”(这也没有事实)外，其他的即使都是事实，构不构成特务，明理人自会分晓。
　　三、“白国玺真心悔过”。
　　白国玺是绥师附小的教员，他的坦白博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他说：“陷害我的人，是白焕亭、乐丁生、曹国璋、刘培仁。”谈到乐丁生利用他的弱点拉他下水时，他说：“我爱戴高帽子，他就利用我这点，当二憨子用我。”他讲了一件惊人的事，就是在1943年上半年，刘培仁曾派他刺杀袁专员(指绥德专员袁任远)。他几天在路上等袁专员，但并未遇见袁专员，没刺杀成。他说他们还计划暗害习书记和别的首长。关於白国玺的情况，《解放日报》的报导说：
　　白国玺过去是绥师特务里一个重要份子，他破坏过学校，破坏过减租，破坏过生产和植棉，要放火烧大光纺织厂、鱼池沟纸厂等，在前些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进攻边区时，他们又组织过宣传队、抢劫队、焚烧队、暗杀队，准备进攻时里应外合。他坦白後真也做了些好事情。他说：“我在高级特务组织里负过责，我知道谁是特务，我不当特务了，我要挽救我知道的当过特务的人。我在最近两天里……已挽救了二十多个人进行坦白。今後我还要继续，因为我觉悟了，我有抢救青年的义务……”白国玺讲话後，全场起了雷轰一样的掌声，袁专员说他坦白得不坏，下学期他照做他原来工作，正式宣布他不再是特务，以後应该称呼他同志，因为他已经转到革命这方面来。⑦
　　白国玺的情况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如果按他自己所讲，他可以称得上是罪大恶极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里的重要份子”，就是因为他“坦白得好”，转眼就成了“革命的同志”。他的转变实在是太简单了，可以说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要实现白国玺这样的转变，都可以达到。
　　所以，当这场运动普及到绥德各县农村时，农民们揭发他人和自己坦白的情绪更高。据说当时农民根本不知复兴社为何物，但他们知道与复兴社有一个相同字的合作社，就把合作社当作是复兴社。这样凡入了合作社的人，都踊跃坦白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在有些地方，80—90％的农民都入股参加了合作社，因此这些地方80％—90％的农民也就都成了特务。康生在审干初期曾说过，“特务之多，不足为怪”。但绥德地区在乐丁生、马逢臣等人的演义下，特务人数迅速猛涨到这样的数量，这让绥德地区的领导人不仅感到确实有点奇怪了，而且还让他们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了。於是，整个审干、抢救运动工作开展晚於延安的绥德地区，也不得不开始进行甄别了。
　　绥德地区的抢救运动和反特务斗争尽管演义出这样一场场面宏大、惊心动魄、传奇色彩浓烈的闹剧，但是甄别工作却很简单。因为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几乎都出自马逢臣讲的一句话：“《封神演义》也是人编的。”据马逢臣回忆：後来布鲁等人专门从延安来到绥德搞甄别，曾问起过他坦白的杀了10个八路军的事。颇为风趣的马逢臣回答说，我一个不满15岁的小小学生，怎么可能将10个八路推下大桥呢?再说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人都怕八路军哩，我哪能有那么的胆量去暗害八路军呢，更何况是10个八路军?!⑧听了马逢臣的话，布鲁等甄别人员几乎都哑口无言了。
　　这样，绥德地区凡是当时抓起关了监狱的和进了抢救队的以及被迫坦白了的，都没有定罪。最後结论是：王毓淇等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事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乐丁生等人的问题是家庭出身和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其他一般群众所谓造谣和破坏生产等问题，是落後思想在新社会的表现；至於学生、教师和其他人等的复兴社问题，纯属子虚乌有。
　　①② 2000年3月在延安采访马逢臣记录。
　　③ 2000年3月采访马逢臣记录。
　　④⑤ 2000年3月采访马逢臣记录。
　　⑥ 2000年3月在延安采访马逢臣记录。
　　⑦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
　　⑧ 2000年3月采访马逢臣记录。

第十七章 清涧县：几个小学生的遭遇


　　1943年12月的一个深夜，刺骨的北风肆虐著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山樑沟峁，月隐星没，大地被罩在一口硕大的黑锅底下。狂风的呼啸、枯树的呻吟、无定河如咽的嘶鸣，组成恐怖、阴森、令人胆颤心寒的交响曲。踏著这首交响曲悲怆的弦律，14岁的黄汉鼎双手紧紧地捂著身上那件黑色的粗布棉袄，缩著脖子，像山羊抵架似的迎著狂风向著无定河的方向匆匆地走著。
　　无定河在黄汉鼎的面前缓缓而沉重地呻吟著，他呆呆地望著脚下的流水，任凭肆虐的北风撕扯著他那单薄破旧的棉袄，天地之间，他犹如一头被遗弃的羔羊，孤伶伶地立在一片黑暗的荒漠之中。
　　他回过头来，望了一眼远处隐约约闪烁著鬼火般亮点的高杰村。那里有他尊敬的老师，有他亲爱的同学，有他度过了五个春秋的校园。现在他却要告别那里的一切，告别美好的人生，将他鲜花般的年华沉入无定河的波涛之中……
　　第二天清晨，风住云收，天地分明，太阳懒洋洋地从东边黄土高峁上爬出，向人间洒下一束束清冷的阳光。高杰村完全小学的师生们，在无定河边找到了黄汉鼎压在河石下的一件棉衣和一双棉鞋，可是它们的主人却被那一夜的寒风埋在了无定河浅青色的冰层下，无影无踪，悄然无声。
　　清瘦矮小的小学生富锦华呆呆地站在无声无息的无定河边，胸口发闷，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响著黄汉鼎和校长的那番对话：
　　“黄汉鼎!你老实交待你是不是复兴社成员?”
　　“是哩，在大会上我不是坦白了吗?”
　　“那富锦华是不是?”
　　“当然是哩，他不是我们就没有‘头’了。”
　　当时他听到这番话，真恨不得狠狠地将他这位同村同宿舍的老同学揍两拳，可现在他却总觉得黄汉鼎的死似乎与他有关。昨天晚上他要不被关在那眼暗无天日的黑窑里，也许黄汉鼎就不会投河自尽，现在他自由了，可是这自由的代价太让人震惊了……
　　思绪像坚冰下的无定河水，在富锦华的心中哗哗地流淌著。
　　高杰村完全小学的校长呼杰山，是一位多么好的老师呀。他那高超的讲课艺术，可以驱散同学们春天的闲倦、夏天的憋闷，他往讲台上一站，立刻便可在那些农家孩子的眼前展现出一片撒满奇贝异石的无垠的海滩。
　　可是，1943年的10月间，这片海滩忽然被一股汹涌的大潮淹没了，呼杰山是“特务”!被关进县大牢!
　　大潮又很快向小学生们这片纯净无邪的天地压来，曾当过儿童团长、平时显得老练稳重的富锦华首当其冲，区委书记亲自把他找去谈话。
　　“你参加过甚组织?负过甚责!”区委书记劈头一句，把富锦华推进了云雾之中。
　　“没，没有呀。”区委书记对富锦华来说不仅认识，而且相当熟悉，富锦华当区儿童团长时，他是区少先队(实际是青年团)队长。
　　“你参加过甚组织，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向党坦白，交待!”区委书记满脸严肃，似乎不认识他这位“小同志”了。
　　“我参加过甚组织，你还不知道?”富锦华说。
　　“你不要胡拉扯，你的事，我怎么知道!”
　　谈话不欢而散，收效无几。可是大潮绝不允许他们继续安然地坐在教室里念书识字。不久，全县所有的老师和四个完小的高年级学生都被集中在县城一完小那座简陋的小礼堂里来，礼堂被挤得满满的。
　　呼杰山被带到了主席台上，高杰村完小的同学们看到了久违的校长，心里不免酸楚难忍。
　　“我在高杰村完小组织了一个复兴社，共有三个支社，第一支社书记白昌厚，成员有……第二支社书记白明高，成员有……”
　　富锦华坐在台下，简直是在听“天方夜坛”，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所尊敬所热爱的老师是个特务头子；和他在一个锅里搅勺、一个被窝里打滚的白昌厚、白明高，还有那么多同学是特务?
　　“第三支社书记富锦华，成员有黄汉鼎……”
　　那熟悉而诱人的声音，忽然变成了一声刺耳的炸雷，富锦华感到脑子里一阵昏弦，眼前金星飞舞，呼杰山的形象变得一片模糊……
　　呼杰山拖著沉重的脚步走下去了，白昌厚被人揪上了主席台，这位出身不好的孩子，虽然被同学们公认为班里的“才子”，但小小的年纪却不得不学会夹著尾巴做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忽然被自己的校长供成“特务”而且是“书记”，他早已魂飞魄散，心碎胆裂。寒风从简陋的礼堂四壁往里钻，可白昌厚却是满头大汗。
　　“白昌厚，你老实坦白，你是不是特务?”主持人厉声问道。
　　“是，是……”意识完全混乱了，白昌厚没有作任何辩解和思考。
　　“你是怎么参加的，举行过什么仪式，有什麽活动?”主持人又问。
　　“我……”
　　“说，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没事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底下有人带领大家喊起了口号。
　　口号声把白昌厚刚有点头绪的思维又喊乱了。他语无伦次，嗫嚅了半天，谁也没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
　　“你大声点说!”住持人厉声喊道。
　　自昌厚心头一颤，下意识地说：“我，我记不起来了。”
　　“等你想起来再交待，现在你下去。”
　　这么简单?!白昌厚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愣地站著没动。
　　“听见了没有，你先下去!”
　　“是，是……”白昌厚忙不迭声地一边应著一边头重脚轻地往台下走。
　　接著，第一支社的成员一个个被叫上台来坦白，可是和白昌厚如出一辙，简单得令人不可思议，主持人问坦白者是不是特务，答曰“是”，怎么参加的!答曰“记不起来了”。这就算过关了。起初被呼杰山点名的同学，个个心里都很惊慌，可是坦白了两三个，其他同学简直就不当一回事了，台上台下就像走马灯似的，一个还没有下去，另一个就又上来了。第一支社的完了，接著又是第二支社书记白明高和他的“成员”，他们一个个如法炮制，很快就完了。
　　“第三支社书记富锦华上来坦白!”主诗人又点名了。
　　富锦华披著一件夹袄从容地走上台。
　　“你参加复兴社了没有?”主持人问话已经没有先前的气魄了，显得有气无力。
　　“没有!”富锦华口气坚决地回答。
　　“什么?!”主持人惊奇万分，一下子来了精神。
　　“没影的事，你要我坦白甚?”
　　“你，你再说一遍!”
　　“没有!”富锦华口气仍然很硬。
　　台下很快响起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
　　“把他的狗皮剥下来!让他坦白!”台下有人竟然这样喊，并且马上就有几个学生往台上爬。
　　主持人慌了，对台下的人喊道：“同学们，你们等一等，先让他坦白。”
　　“你老实坦白，是不是特务?”稳定好下面的情绪，主持人又逼问道。
　　“不是!”
　　“你敢再说一遍?!”
　　“不是!”
　　“你再说一遍!”主持人逼近富锦华。
　　富锦华拉了拉衣服没有说话。
　　“是不是，咹!”主持人的声音有点哀求的意味了。
　　“不是!”
　　台下又是一片口号声。
　　主持人有些泄气了，“你敢把你说的话写下吗?”
　　富锦华想了想没有吭气。
　　“敢不敢，你说呀。”
　　“怎不敢，你说写甚?”
　　“就写：我不是特务，我用全家的性命作保。”
　　台上马上有人给富锦华拿来了纸和笔，富锦华接过纸笔刚写了“我不是……”笔就被气急败坏的主持人夺走了，并对他吼道：“富锦华，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不坦白，就送你去监狱!”
　　富锦华心想：没影的事，要我怎么说，就是送监狱，我也不能瞎说呀。想到这儿，他挺了挺腰，一声不响地站著。
　　“好你个富锦华，这麽顽固不化，看你的样子，不光是个复兴社的问题，肯定还有更大的问题，把他带走!”
　　富锦华被带出会场後，接连受到了县委书记、组织部长、青救会长三位官员的“接持”和启发，然而富锦华的态度依然如故，拒不坦白。於是，又把他带回完小隔离起来。
　　当天晚上，来了富锦华的一位表哥，他是绥师的毕业生，现在也在县上教小学。
　　“你是怎么回事，为甚不坦白?”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甚复兴社，要我坦白甚?”
　　“你不是，那别人咋说你是，为甚没有人说我是，你还是好好坦白交待吧。”
　　这位表哥的断言下得太早了，没过两天，他却被他的妻弟、县保安科长叫去了。
　　“姐夫，你是怎么回事，为甚不坦白?”
　　“我不是特务，要我坦白甚?!”
　　“你不坦白可不行，别人交待的名单中有你!”
　　“好好，如果你硬要我交待，那我只好坦白老婆娃娃了，你记下，你三姐算一个，你那外甥也算一个，我手下就这两个人了。”
　　过了几天，各校的学生和老师都要回去了，就在高杰村完小师生动身的那天早上，县里又派人来审问富锦华。
　　“富锦华，这是你最後的机会，坦白了你就回去，不坦白就把你关进监狱里。”
　　富锦华呆呆地望著忙忙碌碌收拾行装的老师和同学，一句话也不说。
　　同学和老师都走了，富锦华仍然站在院子里，那个审讯他的干部无可奈何地陪他站著。
　　“你到底是想回去还是想蹲监狱!”
　　富锦华仍然不声不响地呆站著。
　　那位干部气得一把夹起富锦华的行李冲他喊道：“走!你还愣著干啥?”
　　那位干部前边走著，富锦华後边跟著，出了完小大门，到监狱本该往西走，那位干部却一直往东走，富锦华也不问去那儿，只是垂头丧气地跟著他走。
　　到了东门口，那位干部停下来说：“你坦白不坦白?”
　　“……”
　　“好好!你不说算了，回去想好了，给你们新校长交待!”那位干部把行李往富锦华手里一塞，回去了。
　　富锦华这才真正害怕了，到高杰村有七十多里路，而且路上荒无人烟，野狼时常出没，老师和同学们这会儿早已走远了，他一个人怕真的要喂狼了。他越想越怕，差一点说出让那位干部把他乾脆送到监狱的话来。
　　可是一出城门，他心里的石头咯登一下落了地，原来校长和师生们都坐在城墙底下等他哩。
　　回到高杰村，富锦华完全失去了自由，不准他出校门，家里来人给他送粮也不让他见，他要上厕所也得报告，然後由老师指定4个同学陪著他。
　　这时抢救运动也由他们五年级向低年级发展，三年级有个平时比较调皮的学生，硬被说成“石头队”的队长，要他“坦白”，不“坦白”就不让吃饭。这位小家伙也有绝招，趴在地上连哭带滚，不给吃饭就不起来，一位同学悄悄提醒他：“你就说你受富锦华领导。”就这样他就成了富锦华第三支社的“石头队队长”，当然也吃上了饭。
　　另一个三年级的女同学被逼得没办法，竟然坦白说她是富锦华手下的“美人队”队长。
　　富锦华的成员在不断发展壮大，可是他这位“书记”却仍然顽固不化。校长焦急万分要五年级的班主任余蟾重点突破富锦华，而且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就是黄汉鼎跳进无定河的那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富锦华被余老师叫到了办公室。
　　这位清秀俊美、来自香港的姑娘，并没有按校长的指示给富锦华颜色瞧，而是亲切地搬了个凳子，让他的学生坐下，然後拿了一堆毛线，套在富锦华手上，她自己坐在对面，两个人缠起了毛綫。
　　这位山沟里的农家孩子，还是第一次看见毛线，好奇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专心致志地帮老师缠起来，一股温暖的情波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
　　“锦华，你给老师说实话，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余老师那美丽而温柔的眼睛盯著他，像盯著自己不懂事的小弟弟。
　　“余老师，我真的没有，我真的甚组织也没有参加。”富锦华再也控制不住了，说完就委屈地哭起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坚持了那么久，可余老师的一句话，自己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直往出涌。
　　看著富锦华满脸的泪水，余老师的眼睛也湿润了，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他们相对无言，默默地缠著毛线，窗外北风呼啸，风夹著沙子打得门窗“劈劈啪啪”直响。
　　余老师的窑和校长的窑紧挨著，这时两位呆著的师生，忽然听到校长的窑门“吱”地响了一声。
　　余老师条件反射似地突然站起身，“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喊道：“富锦华，你要老实坦白，你不坦白不行，你说!”
　　富锦华猛地被吓了一大跳，他正在诧异，忽然看见校长的身影映在窗子上，他很快明白了，於是一声不吭地站在桌旁。
　　校长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冷得实在受不了，转身回去了。那边门一响，余老师一下松了劲，眼泪顺著眼角淌了出来，富锦华看见老师哭了，他鼻子一酸也哭了起来。
　　就这样，校长那边门一响，余老师就拍桌子瞪眼地对富锦华吼上两句，校长一回去，他们俩又默默地流一阵眼泪。
　　过了一会儿，大概校长也有所察觉，推门进来对余老师说：“把富锦华交给我吧，看来你是没办法对付他了。”
　　富锦华又被带到了校长的窑里，校长苦口婆心地又劝了半天，富锦华是“死心塌地”不承认。校长无奈便把富锦华关进一眼堆放柴草的土窑里，并对他说：“你要是不坦白就一直在这儿呆著，甚时坦白了甚时放你。”说完他就气恼地走了。
　　等眼睛适应了这昏暗的环境後，富锦华才发现，窑里的柴草不知什么时候全搬走了，窑里空荡荡的，显得异常清冷。
　　窑外狂风仍在呼啸著。富锦华缩著脖子呆呆地站在窑中间，冻得直打哆嗦，悲哀凄凉的情绪无情地袭击著他幼小的心灵，他感到人间的冷酷已经容不下他那颗执著单纯的心，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悄悄地升起来：“也许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不知道哪一天到头的折磨。”可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一声声焦虑的呼唤，这是余老师在喊他，但他那冰凉的心里已经溶不进老师的温情，他应不出声来。
　　余老师没有听到回声，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急忙开门喊道：“锦华，富锦华，你在那儿?”
　　仍然没有应声，余老师哆嗦著划著一根火柴，她紧张地扫视了一眼，看见後窑掌里缩成一团的富锦华，顿时心里悬著的石头落了地。
　　余老师摸索著走来，又划了一根火柴说：“你，你怎么躺在这儿?!”
　　“老师，那您说我该躺在那儿?”
　　眼泪刷地从余老师眼里涌出，火柴灭了，黑暗中传出了余老师压抑的饮泣声……
　　富锦华的遭遇虽然令人动情，但黄汉鼎的死更令人痛心。他是在这天晚上看见锦华被校长叫去一夜没回来，吓得他跳进了无定河，以他朝霞般的生命结束了这埸残忍荒唐的闹剧，给高杰村完小的抢救运动划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第二年的春天，阳光将温暖又一次洒向了人间，无定河冰消雪融，黄汉鼎那清白的尸骨重见了天日。呼杰山甄别平反了，他那在监狱里被人用酷刑逼出来的“天方夜谭”也一风吹了，白昌厚、白明高自然也甄别平反了，富锦华又一次在清涧出名了，人们用敬仰和不可思议的神情注视著这位坚硬如铁的小後生，简直不敢相信他才15岁。各级领导们也到处拿他当典范来批评那些糊里糊涂地承认自己是“特务”的甄别对象。
　　表扬信甚至寄到了富锦华这时的母校——边区师范，富锦华在边师也出了名。可白昌厚自从那次坦白大会後，神经就开始不正常了。连续几个月的刺激，不可抗拒地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在边师上学没多久，就不得不退学回家。回到家里他整天疯疯癫癫，成年累月地疯跑，四处讨一点残羹剩菜维持著那毫无意义的生命。几十年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高杰村的人们总能听到山峁上会传来白昌厚凄厉的叫声。从冬到春，从夏到秋，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1988年)，他还顽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不知道哪一天这根枯萎的老树才会倒下。
　　所谓第二支社的白明高所选择的也许是最适合於他的一条人生之路。50年代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他不断地联想到1943年那莫须有的“特务”罪名，他深深地感到了仕途的恐怖，於是他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把自己的理想和才华交给了一把鐝头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在家乡贫瘠的黄土地里，春播秋收，一年又一年地耕耘著那微薄的希望。
　　富锦华这位靠著自己的顽强和无可挑剔的出身成为三个“书记”中最为走运的人，现在已从陕西某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幸福地安度著晚年。①
　　清涧的这几位小学生的悲惨遭遇，并不能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但审干运动发展到如此的地步，则使中共中央必须做出甄别平反的选择。
　　① 根据1988年9月28日富锦华访谈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