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运：耄耋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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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回眸

我从十六岁当小学教师开始，到六十岁退休，在中小学教师岗位上度过了四十多年。退休之后的廿多年里，我还会想起过去的一切，特别是我的恩师和同窗，及众多的学生。许多的人和事还多次出现在梦境里。倘要写出来，足以构成一部长篇连续剧。我，人是退下来了，脑子还闲不下来，由不得还会胡思乱想，日子还是过得不清净。
我是真的羡慕公园里那些吹、拉、弹、唱，翩翩起舞的老人，他们找到的乐趣我一样也不会，也学不了。有心看点书，学点书画吧，又因眼睛不济，亦不能随心如愿，日子就这么匆匆过去了，每想到这里，还真有点心惊肉跳。
    我的身上有太多的毛病，坏的脾气性格伴随了我一生，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和它密不可分的。耄耋晚年，我想用文字记录下我的亲身经历，尽量真切地描绘出一个真实的我，好让晚辈们知道我的一个大概，从中取长补短，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生于1937年1月13日，属鼠。幼年时，家境比较穷困。临近解放的一两年，常常一、两天吃不上一顿饭。七岁上父亲染肺病离世。四年后，因生活所迫，母亲也离开了我们。留下我和两个妹妹，只得由爷爷、奶奶扛起抚养我们的重担。但，困难的是家里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很艰难。
四八年春，我刚满十一岁，找了个糊口的差事，去瑞华药店当小伙计。药店里有一个掌柜，另有一个坐堂的老大夫，他们都不干活，里里外外全是我的事。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完店铺就去卸门板，挑水，做饭，得空还得给老板娘洗尿布看孩子。店铺里的中药材常得晾晒、加工，许多丸散膏丹都得自己制作，所以活儿多得根本干不完。晚上关门也没个时间，掌柜好赌，常常很晚回来，他不放话，你就不能关门。有一年冬天，我实在困得不行，不知怎的就撞到墙上，烫得很厉害，掌柜舍不得给点药，只叫我坐在灶膛上去烤，那滋味简直是上刑，如果你没受过，绝对想象不到。我干的许多活，就是一个大人也不轻松，比如上门板。门板有大有小，大的和舖板一样大，一样重，要举起来挂到钩子上可不容易，因为看不见就得瞎碰。它要保护的是玻璃，所以一但不小心碰一下就碎了，总是心慌意乱生怕出事。最痛苦的是挨掌柜的骂，冷嘲热讽，常常叫我左右不是，不辨东西。我想家，想妹妹，想妈妈，心酸得常掉泪，还不敢叫人看见，只好憋在心里。为了吃这一口饭活命，忍气吞声，当牛作马。我知道一个人没本事，就得一辈子痛苦受罪。
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解放，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试着跑到母校，去找教导主任。庞惠润主任同情我，要我回校跟上六年级补习功课。并告诉我：过几天师范要招生，如果能考上住和吃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考不上，再跟下届六年级上，还可以为我申请助学金。我当时感动的哭了。我要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到校补课，要豁出命去干。幼时，曾听说过“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困乏了我就想试一试，但怕疼，为驱走睡魔，就在鼻子上抹点辣椒面，或者含上一个辣椒。经过一个月的日夜苦读，竟也被国民师范录取了。说真的，我真是喜出望外，乐得快飞起来了。
五○年一月入学，五二年底就毕业了，市教育局给绝大多数同学分配了工作，留下我们七个年龄小同学就不管了。一连十几天逗留在校园，待在传达室不走，直到校长发现了我们，才帮我们找出路。后来有两个人入了后师，剩下的五人转到了省里。我因写的字还马马虎虎，便留下来抄抄写写。刚满十六岁的我，在板凳上坐不住，没事就提上水壶到处乱转，多次请求分配工作。当年九月份开学了，才安排到九一小学当教员。你想想看，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去作老师教育人，真是滑稽可笑。我整天绷着脸装大，可还是镇不住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气得直哭。看见学生弹玻璃球，手就痒痒。想搞好工作又缺少办法。普通话说不好，常惹得大家发笑，连起码的教师威信都建不起来，很是苦恼。这时，我想起我的庞老师来。他已经从太师附小调至省教育厅小教科，我隔一、两周就回去找他，向他诉苦讨教。每次他都给我打气，出主意，想办法。每次离开他，就觉得浑身是劲。工作渐渐有了起色，逐渐走向正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班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我们班也被校方命名为“红领巾班”，张允中校长还写长诗祝贺。一九五六年秋季，这个班升入了六年级，我也安心地作了交接，考入山西师院中文科，当起大学生来。
两年后毕了业，我分配到太原九中。三年后，于六一年秋调来山大附中。当时的校领导想搞按程度编班的实验，招来的三百名新生，选分数高的一百人编为“五年（初中加高中）一贯制”，再选五十名分数高的编成一个“优质班”，考分次的一百人编了两个“普通班”，考分最差的五十名编为一个“实验班”，命名为初卅三班。领导分配我去作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当时廿四岁，年轻气盛，有过几年的工作基础，就大胆地上任了。一开始还信心满满，渐渐就觉得招架不住。这个班上有两三个学生，聪明，学习也好，作了班干部后带头捣乱，不服管教，经常当众和老师顶牛，所以班上的纪律很差。任课老师反映一进教室就头疼。我当时又缺少好的办法，常发态度，训斥学生，这样一来师生矛盾就尖锐了。有一次忍不住还打了学生。挨了批，作了检查，深感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真想撂下挑子不干了。校领导详细了解了班上的问题后，决定拆散这个班，分到别的班去。我又有点舍不得，担心到了别的班，同学受歧视。如果人家班的工作没搞好，还会找借口生怨。所以，我决定找领导，请他收回成命，并一再表示有决心有信心搞下去。校长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又调整了几个学生。工作渐渐顺手了，我又学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常给学生灌输“穷则思变”、“后来居上”的思想，在班上搞“比、学、赶、帮、超”。各位任课老师也积极配合，狠抓辅导，一有时间就“查漏补缺”。还组织学生参观刘胡兰陵园，开展足球等体育活动，一个蓬勃向上、团结奋进的好班风逐步形成了……每当回忆起在卅三班作班主任的这段工作经历，我就会涌上一种无以名状的成就感。我在小学时能带好“捣蛋班”，在中学，我还能带好“实验班”，所以自信心更强了，心想以后再卖点力气，一定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六四年送走了这个班，秋季又新任了初一的四十八班。那是一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时代，我也要突出政治，在工作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了学好毛主席著作，我每天都要选一两条语录，工整地写在黑板上或一张大纸上，贴在教室的醒目位置，不仅要求大家背会，还要求同学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去作。为了在宿舍也营造一个学毛选的气氛，我也针对性地选了一批毛主席语录，让同学们抄下来，贴在自己的床头；在班里多次开“活学活用”心得交流会。
特别是，我还在班里搞了一个学毛著的成果展，并请全校师生参观指导，对推动其他班学毛著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鼓励同学们“学雷锋，见行动”，不仅记好自己的日记，还要大作好人好事。我也带头参加勤工俭学，有了空闲给同学们洗枕巾、床单。见报上有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德的先进事迹就及时在班上宣讲，号召大家学习解放军。看到报上有“将军下连队当兵”的报道，又看到郭兴福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事迹，我便学习他们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实行“三同”，一住就是几个月，直至文革才从宿舍逃出来。我连家都不回，一切家务事都不闻不问，连每个月的工资都原封不动地在床底压着。星期天还要留下来和不回家的同学作伴。
最难忘的是为了满足同学们参观刘胡兰陵园的心愿，我苦思冥想怎么样解决汽车问题。一个星期天便独自撞进山西医药公司，请求支援。书记听了我的来意后，表示可以借给我们汽车，也可以派出司机，可是汽油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说：“我们是穷单位，也没有什么办法能搞到，有了车还是去不成。”书记也作了难，说：“就是有钱还得有指标，不好办！”他见我不肯走，又说：“要么，我和后勤研究研究？”当即召集人来开会，最后连车带油全给解决了。
同学们如愿以偿，欢天喜地。参观陵园之后，为了扩大学习效果，我又琢磨着如何再引深一步，就想把话剧《刘胡兰》搬上舞台，使大家受到更多的教育。这可是空前的大胆构思，想到的困难很多，但和同学们商量后，跃跃一试的火就点起来了。大家热情推荐演员，主动制作道具，画海报，制布景，找衣服，连瓜皮小帽，旱烟锅，“三八大盖”也都很快筹集来了。班上的同学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特长，留下一些无事可做的同学也全部作了群众演员，登上了从未一试的舞台。我们不仅在校内演，还借铁校的大礼堂公演，一时轰动了校内外。主人感激发出来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凝聚力也增强了，一个个眉开眼笑，情绪高昂。卅年后，同学聚会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立马便激动起来了，当年许多趣事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不久，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一夜之间我竟变成牛鬼蛇神。一切的所作所为全都成了罪行。说我卖力气工作是为了出风头，说我严格管教学生是阶级报复，说我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马前卒……一次次批斗，戴上高帽，关了牛棚，劳动改造不算，还要株连我的爷爷奶奶，抄了砸了他们的家。
关进牛棚不久，有天早上刚进校门就被喝住，三下五除二就推了个阴阳头，不人不鬼的，活脱脱是个另类。他们先是押着我回家属院去我住处“破四旧”，自然一无所获。此时，校内掀起抄家的高潮，还办了抄家的展览，某些人就以为也可以去我城里的爷爷家抄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不久，一个下午，又命我带路前去。在教学楼前，我见校文革成员刘××忙来忙去张罗人上车，突然喊道：“贾晋英你下来！你还不是红卫兵呢！”又跑过来问我：“你爷爷家抄过没有？”我说：“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不知道。”心想，反正什么也没有，他们去看看就歇心了，所以很坦然。
一路上，小将们手持木枪，威风凛凛地押着我，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情绪十分高涨。出乎所料，他们一进我家就有些意外，人住的是窑洞土炕，黑黢黢的，也没什么像样的箱箱柜柜。先是把我爷爷、奶奶赶到院里，和我一起跪下。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女儿在一旁站着，吓得直哭。想到小女儿还在出麻疹，真让我心疼，无奈，担心落下什么后遗症。
屋子里不时传出翻箱倒柜的声响，“乓、乓”的刨炕声，有几个出出进进，搬出一摞医书、衣物、杂物，在院里点着烧了起来；有的边走边看毕业证、行医证、结婚证，几十年前的发黄照片和房产契约，全都一一投到火里。没过多长时间，一切都停下来了，叫我进家出糨糊、糊高帽。眼前是满地抛洒着的被褥和杂物，到处是撕碎的纸屑碎片和东倒西歪的家什，惨不忍睹。有人问我：“你家的好东西藏在哪里？”“在哪一块埋着？”我说：“我家不可能有。如果有，我也不会解放前当药铺的小伙计。”又问：“你敢保证？”我说：“敢。”他们不信，又在几处刨了起来……而后，逼我一句又一句地教爷爷奶奶唱“牛鬼蛇神歌”。有人扇爷爷耳光，竟有人踩着奶奶的小脚取乐，疼得她大叫。两个孩子吓得尖叫、大哭，后来才被好心的邻居领到他们家里。当时我真是万箭穿心，不知所措。不知怎的，听说我大姑也住在附近，有几个人又去了她家，同样采取了“革命行动”，又是抄、砸、烧。直到很晚，肚子饿了，才收兵回营。
如此这般的“破四旧”，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侮辱人，砸东西，烧东西，真让人大惑不解。更万万想不到的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因我而受害，七十多了，两位老人为了让我好好工作，还替我看着两个孩子。我是他们亲手抚养长大的，不曾孝敬他们什么，如今却如此这般，两个女儿尚小，是我留给了她们此生难忘的阴影，我活得还算个人吗……我真是心如刀绞，欲哭无泪。回校后，我被罚站在教学楼前，一个姓慕的学生还得意地问我：“李开运！你有什么感想？”我无语。又令我打自己耳光，我只能“照办。”但是，几次举起手却找不准自己的脸，我是真心地想狠狠扇自己几个耳光的，但却办不到。他显得很不耐烦地说：“算毬了，别装洋蒜了。”你们说说，我活得还是个人吗？不是一个任人宰杀的羊，摆在案上的鱼吗？你们说说：我这个当老师的，竟被自己的学生糟蹋成这个样子，寒心不寒心？下辈子我还会再干教书育人的事吗？
还有一次次武斗，钢丝鞭打得我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请问：我究竟错在哪里？但是，我却没有一个诉说的机会，如果耄耋之年这口恶气还吐不出来，叫我如何合上双眼。几十年来，我怕别人问我，“你怎么就会那样呢？”我没法说！说也难说清。有时实在憋不住说上几句，又担心触动了某些人过敏的神经。但我想到“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想到刘少奇主席等人的下场，想到出生入死的罗瑞卿，想到陶铸、吴晗，想到老舍、傅雷，想到一个个送了性命的老革命、老教师、老科学家，想到卓有成就的许多作家、美术家，想到那些屈死的冤魂，我也就释然了。比起他们来，自己总算留了一条命。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也不过是向大家倒倒苦水，让自己轻松一点而已。诸位听到的更为耸人的人和事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还听我絮叨这些，可能有点反感。但是受过害的人却觉得别人知道的远不够。
    下面，我还想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回放一下当年被武斗的情景，请诸位耐着性子看看吧。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在二楼会议室的教工学习班上，倾听支左来的罗排长讲话，突然进来两个女生，到罗的跟前，耳语了几句，意思是要带我出去问话。我刚从牛棚出来，一切罪孽都无数次的交待过了，心里并没有一丝慌乱。她俩把我带到二楼东边的厕所，便完成了任务离去了。进到厕所，我看到四个女生拿着纸笔，围坐在课桌旁。还没定下神来，就悠闲地晃进来三个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叫左宽、宋子恩、秦安平，一个手里拿着钢锉，一个拿着库房的大铁锁，另一个提着一节办公桌的桌腿，把我围了起来。有一个问道：“你去山大小树林干啥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山大小树林，没去过。”话音未落，铁锉就戳过来，铁锁砸向我的肩膀，桌腿也抡过来了。接着一声喝问：“你知不知道党的政策？”不等我回答，又打了起来，并令我脱了外衣。打一会，问一句，反正就是这两个问题。我意识到，他们就是来打人的。我被打得卷曲在地上，直不起身来。我与他们无怨无仇，怎得对我这般凶恨？打了我的第三天，“左”、“宋”便合伙打死了一个同学，据说是对方看上了他们也喜欢的一个女同学。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动手打起人来是多么的心狠手辣，无所顾忌。过了好长时间，楼道里有人喊“开饭了”！他们准备走，离开前冲我吼道：“下午两点再来！再不老实，还有钢鞭等你呢！”我想走，可直不起腰，手也肿胀的失去了知觉，无法捡起地上的棉衣，一个好心的女同事替我捡起来披在身上。心想，已经把我打成这样，该够了吧，躲一躲也就过去了，何必等下午挨鞭子？我绕道回到了爷爷那里，怕他们找到，又转到二叔家。可是，万万想不到当晚就有一车人去抓我，说我畏罪潜逃了，是革委会派他们去的。我已在中午受到了毒打，浑身疼得不能动，听到院子里、房顶上有人大呼小叫，也动弹不得，很快我就被拖到院里，没穿多少衣服，在深冬的寒气里冻得发抖，一群人不顾三七二十一又打又踢，打了一阵才把我拖上汽车。回校的路上，左宽拧着我的手指，隔一会，再换着拧另一个，口里不停地骂：“你小子跑！我教你小子跑！”“今天非毁你一件子不行。”
进了楼，有人要拖我上二楼，刚拖了一多半，被解放军喝住，不知是哪一位一下就把我推倒，从楼梯上骨碌到楼道里。一群人便围上来乱打乱踩，钢鞭也朝头上甩下来，顿时鲜血灌满了我的脖子，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脚趾打断了，手指打折了，脑子是一片空白。隔了一会，一位战士把我扶进教导处，趴到桌子上，不一会就流了一滩血。过了一阵子，有人拿来救急包，包住了我的头，派人拉小平车，送我去武警医院。
小护士搞清了我的身份后，不等坐下就搬住我的头缝起来，既是牛鬼，也不必打止疼针，打破伤风了。我时而疼醒，时而迷糊，大体还知道给我缝了十几针后，小平车又把我送到学校，关在二楼西边的厕所里。天亮后，王铁樑老师告诉看守我的人，他是教工学习班派来的。一见我，还没张口我就栽倒了……
天黑之后，我被送回了家。不久，来了十几位同学，要送我去医院，有个四十八班的小个子叫张守民的同学，见我行动不便，二话不说，就叫我趴在他的身上，背着我上车，我的胸口巨疼难忍，只能谢绝了他的好意。到了省人民医院，值班大夫作了检查，填了诊断书，又要我去透视，浑身里里外外疼得我受不住，坚持不去，医生只得作罢，告诉送我的同学：“先回去，有情况随时送来。”
我在床上躺了两三个月，才能下床移步。七十多岁的老祖父常给我开方抓药，段护士常上门为我打针，郑木匠也经常到家和我聊天，给我解闷。前后有几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来看我，给我以安慰。有一天张允中校长也来了，意思是说：校方派他来看看我的病情。我便将病历、诊断书拿给他，请他回去复命。次日他又把这些东西还给我，还用针线全都订在一起，并嘱咐我安心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我又难过又激动，真不知说什么好。从十六岁工作以来，我就在张校长领导下工作生活，他是看着我一天天长大的，对我的一切可以说了如指掌。同样我也了解这位慈父般的领导，尊敬他，钦佩他，理解他的处境和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劝他，对我可以放心，心里没病，不会寻短见。
在病床上，我无数次地反省自己，我今天遭到如此的不幸，究竟何故？思来想去，就因为：一、没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没学好教育学、心理学；三、我缺乏自知之明，忽视自我改造；四、性格火爆，遇事缺乏有效的办法，各方面都幼稚、不成熟。我虽然主观上想搞好工作，但不被人理解…… 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呢？自己酿下的苦酒只能由自己尝了。
不久，我又赶上了干部下放。校革委为了照顾我，让我去“安置”享清福。这辈子我是再也不想当老师了，一天也不想待在这个伤心透顶的地方，任何地方我都情愿立刻走。但是，我不想刚卅三岁就让国家养起来，不领情对我的这些照顾，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改成了下放。我催促他们快快给我办手续。我反复想，我究竟是不是“老、弱、病、残”？如果是，为什么要下放，这符合“五七”指示吗？如果不是，当初为什么能照顾安置？想来想去，我懂得了，想叫你滚蛋，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我这不人不鬼的准牛鬼，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戴高帽、理阴阳头、关牛棚改造、抄家、武斗、下放，文革中的一切不幸我是一个都没落下，至今仍不明白犯了什么罪，遭此报应。我恐怕到农村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又恐拖累孩子，影响他们的前程，试探着向妻子提出离了婚吧。话还没说完，就堵住了我的口，“不要再说了”，“我养活你，要死要活我愿意。”我想，我又没干过坏事，将来或许能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徐悲鸿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我欣赏这句话，我也想作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所以挺过一天又一天。
我终于没有家破人亡，十年之后，重返附中了。起初领导还担心我回来不好好干。其实他们多虑了，他们真不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岂不知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来的，现领导收留了我，我怎会让他们失望后悔呢！我是憋着一肚子气回来的，我要卖命地工作，做出一些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有没有能力干好班主任，能不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让事实说话吧！我铆足了劲，重振旗鼓，信心十足地上班了。
迎接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接任了初二、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书记张履家给我介绍了班上的情况，说：“这个班是‘通了天’的。”张鏸校长说：“对你的要求也不高，将来有一个算一个。”
当时，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学生普遍认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接的这个班，学生全部是山大子弟，他们的家长也多是“臭老九”，自己尚未缓过劲来，没心思去管教孩子。有些子女也看不起他们，家长们说上几句，回敬的是：“管好你吧，我还是‘祖国的花朵’呢！”自己的父母管不了，别人也不敢管，山大又是一个敞开的自由环境，所以这些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法无天，在山大的校园里任性折腾。抢军帽、偷球鞋、砸玻璃、塞门锁，打狗杀鸡，天黑了拉绳绊人，毁坏人家的花池…… 想出种种办法恶作剧。更为出格的是破窗钻进肉铺偷刀子，割了武装部的封条偷手榴弹，搞得山大人心惶惶、寝食不安，还以为阶级敌人要作乱，被公安定为大案、要案，限在国庆、中秋两节前破案。案还没有破，家属子弟又失踪了四、五个，他们的家长也发现抽屉里的钱少了，箱底的金银首饰丢了，原来以上这些都是“通了天”的乱班的几个山大子弟干的。“失踪”案一出，没几天也就真相大白了。
他们来到附中后，折腾劲一点也不收敛，不仅不愿学习，就是搞恶作剧。随便毁坏课桌、课凳，不论上课、上自习，即使有老师在，也追逐嬉闹，老师在前面追，后面就拍手呼叫“抓住他”。他们自制了小火枪，把火柴按上，朝教室顶棚上打，比赛谁的子弹厉害，烧得窟窿大。他们还朝着胆子小的女生打，听她们的尖叫声取乐。有一次把佘云华的眼睛也打伤了，住进了医院。从此教室里就出现了几个戴草帽的学生，生怕也怕被击中。整个教室乱成一锅粥，家长们排了值日表，轮流到学校帮老师维持纪律，班主任一心想早点调走。任课老师都头疼得不行。校长想改变这个班的面貌，先后物色过多年的班主任任老师，物色过年轻能干的物理赵老师，去接任班主任王老师，但谁也不肯去；又让教导处张主任办学习班，看不到有多大成效。家长们一天天找校长，校长也束手无策，跟我说：“我的门衔都快被家长踢破了。人还没到家，就等着几个家长，屁股后面还跟着几个。一天三顿饭没一顿吃得歇心，中午根本就睡不成午觉……”时间一长，家长们看见没甚变化，再乱下去怎么得了，一年后就要考高中了，怎么办？他们见找校长不解决问题，有的就干脆托人找学校转走自己的孩子，派代表去省人大反映，找教育厅告状，直至省长罗贵波去山大慰问知识分子，问起他们有什么后顾之忧，家长们众口一辞，“附中乱得上不成学”。罗省长当即打电话，把张鏸校长叫去，问他怎么办，让他想办法一定要解决。
诸位，听了上述的讲述，您了解了什么是“通了天”的乱班了吧！校领导商量之后，决定把这个班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
他们担心我文革中受过罪，讲条件，不卖力，闹情绪，出难题，所以还给我打预防针。其实，他们真不了解我。接班后，因为有迎接困难的充分准备，又时时提醒自己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粗暴发火，更不能打人。遇到问题总是动脑筋想办法，废寝忘食地拼老命干，同时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所有任课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有了成效，出现了根本转变。八一年毕业时，附中的这一届在初升高的统考中赢得了全市第一名。为此我格外高兴，因为我教的学生没有拉年级的后腿，付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感欣慰。家长王政仁向市教育局邱俊生局长推荐我作优秀教师，家长郭德厚，见了我说我是“挽救了几十个孩子”，自己也觉得受之无愧，因为我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也打响了重回附中后的第一枪。


然而，我并没有忘乎所以。秋季开学，我又迎来了更加艰巨的第二次考验。我算不算一个合格的高中语文老师呢，我要作出点成绩，让事实说话，和当年搞乱班的班主任工作一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憋着一口气，重振旗鼓，下决心继续争取一个他人认可的成绩来。
二话没说，我挑起了高四班（理科）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的担子。第二年又加了高六班（文科）的语文教学，同时免去了高四班的班主任。虽然我刚从北京作了鼻部的大手术回来，带的课却是语文老师中最重的。我知道自己仅仅是个专科生，能力也离工作的要求不相称，深感教这两班课的担子多么的沉重。但是，我有决心，有干劲，我年轻，能扛住所有的困难，不能误人子弟。老实说，我又开始了“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的日子。不论备课、讲课、阅读、写作都不敢有一点马虎。我要求自己把每一节课上得让所有的学生满意。有时间我就到图书馆找材料，推荐给学生。特别是在作文教学中，我从命题、辅导到批改、讲评，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让学生写作文，我也写，并不怕露怯，和同学共同评议。我还要求学生天天练笔，写好日记，改了作文，还改日记，别的班一学期写六篇，我写十二篇，我的方法得到主管教学的校长的认可，建议在组里交流，派我去参加全省作文教学研究会，我写的材料推荐到市里。我还常给学生介绍古今名家写作的故事。鼓励同学下功夫写好作文，极大地提高了写作的积极性，学到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总而言之，凡是与高考有关的知识基础，阅读、写作，我都十分在意，尽量作好。
三年流出的汗水，终于在八四年的高考中得到了丰硕的回报。据教导处统计，我所教的文科班和理科班双双夺得了全市第一名，连特级教师任教的五中、十中高中毕业班语文成绩，也被我甩在后面，这在附中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实践告诉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多一分辛苦，就多一分收获”，“一切皆有可能”。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看到这般成果，我无比舒畅，增添了自信，我的教学成绩还说得过去。
然而，我没有听到一句肯定的话，没有得到一纸奖状。内心也不平衡起来了。翻遍了附中几十年的历史，尚未发现有人在他所任的学科和班上全部获得过太原市的桂冠，也没有哪个人带过“实验班”、“通了天的乱班”。我没有要求当“优秀”的奢望，自然也不觉得失望。可是校长、书记们怎么就看不懂摆上桌的统计表呢？在八八年评职称时，我竟连“高级”的提名资格也排不上队！后来又听说，领导们找过不少老教师，动员他们入党，怎么也不觉得该与我谈一次话呢？我想呀想，把脑仁想疼了还是想不通。对领导产生了意见，便决定给他们写封公开信。但是，石沉大海了，等了一个月都没一点反响。于是，我真的失望了，向书记王士峰要回了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彻底寒心了。
后来我又接过高十九、高卅六、高五十五的班主任和语文课，说实话成绩都还不错，但工作的劲头远不像当年那样拼命，支撑我的也就是“别误人子弟，影响孩子的前程”的一颗良心而已。
一九九○年，我接受了大夫的建议，为了作过十二次大小手术的鼻炎不至恶化，打了报告，要求退下讲台。在退休前的最后七年里，我在图书馆吐完了“丝”，流完了“泪”。我像“春蚕”“蜡烛”那样，结束了我的教师生涯。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我亲手教过的学生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一点点或大或小的成绩时，看到或听到他们得到什么奖励荣誉时，看到他们写的论文专著诗词时，看到他们晋升为科长、处长、书记、院长，聘为高工、专家、博导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甚至有时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想到当年的一切。我总会提出把他们的东西送我看看，我更想亲自见到他们，向他们表示祝贺，尊称他们为“老师”。他们曾是我的学生，但他们早已成为我的老师。“能者为师”的古训实在说得在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言不谬也。他们曾经踩在我的肩上，攀上了一个个高峰，为祖国做出了远超于我的不同贡献，我由衷地为他们骄傲，内心真有一种说不清的自豪。可以说，我四十多年付出的血汗培育的桃李，朵朵艳丽芬芳，此生无怨无悔，自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天我会挺直腰杆拜见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谢他的名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对我一生的教诲和鞭策。如果还能见到马克思，我会请求他严格审查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并请他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古曰人生七十稀，而今九十亦未奇。虽逾八十尚稚嫩，尚须努力多学习”。谨以此拙著赠与诸位共勉。


                             李开运     2017年3月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