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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2 2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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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一） 茨冈是谁？
提审茨冈？茨冈是谁?日本人？印度人？俄国人？
吉普赛人，又称茨冈人，波西尼亚人，即罗姆人，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俄罗斯人称他们为茨冈人，法国人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西班牙人称他们为费拉明戈人，阿尔巴尼亚人称他们为埃费吉特人，希腊人称他们阿金加诺人，伊朗人称他们罗里人，斯里兰卡人称他们艾困塔卡人，英国人称他们为吉普赛人------但是，有一部分吉普赛人并不喜欢被称为“吉普赛人”。
1971年，这群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召开了世界罗姆人代表大会，他们决定自称“罗姆人”，是单独一个民族。这个源自印度的人种，传说从十世纪开始，向中东、欧洲方面移居，目前在欧洲则大约有1200万吉普赛人，法国境内有1·5万人，以旅居生活为主，他们的民族语言为“罗姆语”。本案触及的是“茨冈”，所以就沿用“俄国标准”，称他们为“茨冈”。
据说，该人种天生浪漫聪颖、多愁善感、桀傲不驯，还“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的笔下：《卡门》、《高龙巴》、《塔曼果》等著作里，就流淌出众多鲜活的茨冈形象。茨冈人酷爱无拘无束的“原生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茨冈”两字已经被赋有了“自由”的内涵。
本案的茨冈不是外国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原想在茨冈两字上加上引号成“茨冈”以示区别，可是，这样一来就变了味，有违取名者的意愿。不过，无论“茨冈”作为人名还是作为“自由”的化身，本文都可以读通，那就索性不加引号了。
我将本文作为《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的姐妹篇，把故事完整起来。其中有和题目间接有关的事情，也有平凡不值得写的事情，作为独立成篇，免不了稍有重复的部分，但我都不忍割爱。好在这些都不算什么文章，诸位把它当成作文即可，不必苛求什么文法、修辞，过得去就行了，文中顺便叙述一些相关事件和相关的名人逸事，或许以后可以拼凑成不太乏味的“回忆录”。
不过，升斗小民有资格写“回忆录”吗？难！这劳什子玩意儿好像是文人骚客的专利，间或还可赚点碎银子提高点生活质量呢。我要求不高，把回忆写下来，作些反思，进行忏悔，这也许是可行的。电脑写作很方便，想起来就写一点，最后把这些只言片语拼装、粘贴起来就是一篇作文，只要觉得还不至于“不忍猝读”，就挂出来给各位分享、交流，再根据反馈信息，修改后“存档”，作为自己“忏悔录”或“回忆录”的素材。当然，我不敢和那个出生瑞士、在法国成名的十八世纪的平民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忏悔录》有比较的意思，那可是惊世骇俗、流芳百世的世界经典名著。
1967年春夏之交，学校（“华东水利学院”，现为“河海大学”）要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两派各自为阵，精心挑选自己认为合适的院领导人选，希冀自己今后在这名正言顺的权力机构之下，处境能有所改善，仅此而已。那么，查清那位我们心仪的院党委副书记郑X的“托派”嫌疑问题，就是“重中之重”、迫在眉睫的任务。所以，1967年和1968年，我两次“北上”，两次“南下”。本来心中的“小九九”主要是为了欣赏、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才“主动请缨”参加专案组的，可是，事与愿违，“专案工作”需要我东奔西颠、冥思苦索，还要仔细分析案情：这是为什么？所以常常被搞得筋疲力尽、夜不能寐，也有点“为革命操碎了心”的韵味呢！
那时康生①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从“延安整风”开始，他就是搞专案的“老手”，后来才知道，他还是中共“红队”②杀人不眨眼的冷面“杀手”。我专门找了一些有关康生在专案方面的讲话资料来研究，熟悉“天津大学”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的关于“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大案”的资料。记得康生一次在北京接见某学校红卫兵专案组人员有个讲话，其中有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专案人员犹如在刀锋上跳舞一样”，意思是专案工作涉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务必小心谨慎。所以我们专案人员都非常认真。
现在想想，学生本该在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个“三好学生”，可是在那生灵涂炭的疯狂年代，却跟着皇帝老儿一起“造反”，这本来就是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竟还忘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古训，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这却是事实。尽管现在这个逆流而上的政府依然健在，但是，我仍然为那时的行为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内疚，尽管这纯属“历史的误会”，自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却起着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现在退休了，有时间“反思”了，写些文字，以示“罪己诏”，应该是允许的。
本文主要叙述关于寻找这位别名“茨冈”、级别并不高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滩”的共产党人的经历。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茨冈”两字意味着“自由”，那么，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踏上了寻找“自由”的漫漫之路了，那么，它在哪儿呢？
我开始“在刀锋上跳舞”。
哦，终于找到他（它）了，原来“自由”已经被关进牢笼，我“提审茨冈”，拷问“自由”，“自由”竟失去了自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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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县人；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是毛大爷的心腹、酷吏。康生是个才子，精文艺、戏曲，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还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大爷死后，康生即被清算，被开除党籍，骨灰被从八宝山抛出，灰飞烟灭。
② 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由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政治保卫组织，被老百姓称作“红队”或“打狗队”，其宗旨是惩奸除恶，保卫上海党中央。“红队”隶属于中央特科，是四个科里面的第三科。其余分别是一科总务科、二科情报科、四科交通科。20世纪30年代繁华的上海滩，拉车的、卖肉的、送报的、卖艺的……谁能想到他们身怀绝技，受过特殊训练？1931年春，顾顺章生活腐化，竟然违背组织纪律，在武汉摆摊“变戏法”捞外快弥补“经费”的不足，终于被叛徒指认被捕、叛变，随即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顾顺章当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叛变后，起先只是交代了一些“小喽啰”，后来知道自己全家已被“红队”杀害，立即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成员和盘托出，要不是钱壮飞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作卧底，并及时通报周恩来，恐怕就全完蛋了。周恩来逃走后，就决定将顾家灭门，因为当时党组织经常在顾家开会，顾家的人知道的事太多，另外也是要惩罚顾的叛变，于是周亲自带队（据说康生也在其中），来到顾家，以组织名义分别找他们谈话为由，一个一个地将他们叫进屋里用绳子勒死，将顾一家老小，包括顾的岳父、岳母、老婆、小姨子、仆人及顾的几个孩子（上至八十三岁的白发老人，下至三个月大的婴儿）等12人杀害，只留下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孩没杀。尸体埋进地里，用水泥抹好。后来参与行动的一个“红队”队员被捕后交代了经过，于是法租界巡捕挖出了被捆绑的具具尸体，此案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后，一时震惊中外。当然，“腐败”的国民政府是无法侦破此案“滴”，这需要依靠共党的叛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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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日 星期四晴→阴
我想去北京
早，贾德胜①告诉吾，他们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来了电报。（可能是高隆远②见到的，因为估计他们不一定赶得上，他们是29号晚动身的。）
听了昨天下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外地来的革命师生和北京革命师生③的录音报告，周总理、林彪发了言，由江青主持。
周总理说：“------大学生全部，中学生一部分都有来北京的机会。”我们听到这里，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我坚决要去北京！
扬州情况非常严重，来信和许多揭发事实已证明扬州地委④是在疯狂地压制先生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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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同学一个个去了北京，这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所以一听到周恩来说：“大学生全部，中学生一部分都有来北京的机会。”十分高兴，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兑现，心里还是非常焦急。
1966年9月1日，毛大爷给章士钊复信，信中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因为8月30日，章士钊写信给毛大爷，讲述了8月19日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大爷便于9月1日回了信。同时，总理办公室通知章士钊，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炒物品。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人。周恩来还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同日，周恩来接见首都红卫兵时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还说，南京的同学要毁掉孙中山铜像，我们绝不赞成。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宋庆龄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要求将通知下达到铁路各基层单位，向职工进行传达，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运输生产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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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贾德胜先生，我的室友。② 高隆远先生，我的室友，日记中显示他于8月23去西安的，可能日记有误。③ 毛大爷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去北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④ 扬州地委书记胡宏，已于8月31日被我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的群众“开除”了党籍，后来中央下文件，被群众组织开除党籍的做法无效。
Sep.4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tjob.html
提审茨冈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二）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把时间拉回片刻。
2008年，侄儿帮我建立了邮箱。2009年，“伊妹儿”了几篇回忆作文给好友们消遣，不料有好友十分惊讶：“咦，想不到你潘某竟有此鲜为人知的故事？怎么从未听你说过呀？”这一问，自己也开始奇怪起来了，思来想去，可能是我的潜意识在作怪：觉得这些事情极为平常，不值一提，何况大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遭遇的事情大同小异，也是极为平常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错，既然是“极为平常”、“没什么错”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呢？退休了，写点回忆互相交流、本来就是为了“解解厌气”，作为“茶余饭后”谈资，一笑而已，不料有好友竟认真起来，发来“短消息”称：非常愿意阅读，希望能再度看到你的“文章”。那么，我要是把提审犯人的事情也抖搂出来，岂不骇人？我从来就一个是“妄自菲薄”的人，觉得自己很差劲，一辈子没出息，现在被好友、曾经的同事们鼓励了几句，竟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了，要知道，这辈子鲜有人“表扬”我这个不求上进的落后分子，于是，我就有了写下去的勇气。不过，令人扫兴的事也时有发生，居然有人怀疑我所说的“近代史”，一位陌生博友点评说：“是这样吗？希望你不要误导啊！”，这下“呛”得我又想“辩论”了。可是，“我们都老了，你们还年轻，何必呢------”，二十多年前一位总书记的话让我安静了下来，是啊，他们还年轻，我们老了，我得认真反思，耐心地向年轻人解读曾经发生在这文明古国的“天方夜谭”，欣慰的是，质疑我的那位博友同时也“收藏”了我的那篇“博文”，足见人们是非常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这使我意识到，在切入主题前，环绕这陌生的“茨冈”以及“托派”问题，应该先尽我所知在“外围”作一些必要的“铺垫”，共同探讨这一党史中的“空白”，再“提审茨冈”也不迟。
学生“造反”正常吗？学生“提审”犯人正常吗？人们为了“主义”互相残杀正常吗？
夜深人静，月下反思。唉，我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尽管该病症是在后来才被发现，其实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患上此病，大脑对事物的“正确”与“谬误”的判断上渐渐产生了问题，朴素点讲就是：脑子进水了，神经搭错了，系统短路了！
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怎么回事呢？
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瑞典，这个世界上最早成功实践了恩格斯晚年“民主宪政”、“和平过渡”理论而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了抢劫案，闯进银行的劫匪很快就被警方包围了，于是劫匪把银行的六个男女职员关押在地下室作人质，劫匪成了绑匪，可谓罪加一等。为了人质的安全，“狙击手”没有贸然开枪，警匪双方竟对持了三天，警方与绑匪谈判，对绑匪进行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耐心“说服教育”工作，终于，双方达成妥协，绑匪缴械投降了。可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法庭上，作为证人的六位曾被绑架的人质，竟然全都认为这些绑匪是“好人”，法庭不应当判处他们有罪，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质，被绑架期间竟和一个绑匪谈起了恋爱，还说准备和绑匪结婚哩！理由很简单：首先，这些绑匪没有杀害他们，其次，他们不仅没有被杀害，绑匪还经常给他们提供面包和水，因而他们没被饿着，绑匪很关怀、爱护他们，还问寒问暖，“以人为本”非常的“人道”，不信？你们看哪，女孩不是还爱上了绑匪了吗？所以，六位人质一致要求法官宣告绑匪无罪，并立即当庭释放。有木有搞错啊？疯了吗？法官认为，这群人质一定是受到了绑匪的恐吓和和折磨，大脑神经受到的强烈刺激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所以人质已经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且已经到了“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不可理喻的危险地步，应该接受治疗。可是，对于法官的质疑，人质一致表示：他们没有受到绑匪的任何胁迫，没有受到恐吓，更没有被拷打和折磨，他们和绑匪相处得很“河蟹”，思维完全正常，他们的要求也是完全正确滴！
这咄咄怪事，使人们目瞪口呆。法庭最后是怎么处置的，不得而知。据说，为了搞明白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件，政府专门组织了有关医学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学家、精神病专家等著名学者进行了研究，在这短短三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社会精英们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从人质出现的症状来看，应该是实属于医学范畴的疑难“病症”，由于该病症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出现，所以有人就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症”，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令人欣慰的是，专家们找到了发病的外部因素，据说只要满足四个条件，正常人就会染上此病：（一）被绑架，处于随时都会丧失生命的险境之中；（二）人质不断地接受来自绑匪的恐怖信息，在恐惧中苟活；（三）人质的信息来源只有一个：绑匪；（四）人质不时地能得到绑匪提供的一些食物和水，不至于立即死去。只要处于这种环境中，正常人的大脑思维、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就会发生巨大的错位和扭曲，那么，就会出现像斯德哥尔摩被绑架的银行职员那样的病症，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原来，我就像这六个瑞典银行小职员，患上了瑞典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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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日星期五晴
“找个机会，把姓潘的揪出来！”
我前几天，由于出于不平，有人提出要“废除裙子”，被我贴出了“警告这些混账东西！”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明穿裙子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什么“港式裙子”等就可以了。同时声明，在斗黑帮和资本家时，提出来要“废除裙子”这是不对的，转移了视线。因为裙子不属于“四旧”，不能强迫女同学，吾觉得这是对女同学的极大污辱。有人竟提出要女同学不穿裙子，而穿“别的衣服”，吾要为女同学鸣不平。
于是有人在吾大字报上加批，说：“谩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问题。”又有人说：“找个机会，把姓潘的揪出来！”
好得很，火烧上来了！昨天晚上，北京时间7:30，工读班的王希俊②，在楼梯上遇见吾，开门见山、长驱而入。
“我要和你辩论，在大字报上加批的都要和你辩论！” “欢迎！”
“你不要怕羞，女同学也要和你辩论！”
“------”
因为我已建议别在马路上辩，这样不适宜的，最好在寝室或在别的地方。于是他认为吾怕羞。吾声明怕羞就不会帖大字报了，革命者不怕引火烧身。王说：“你的大字报是不是革命的，还不能断定！”
我又声明，我有权不参加辩论会，有权退出。王又说：“你不参加那就辩不成了，希望你参加。”我表示尽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预备晚上对自己的大字报检查一下，有缺点就要改正，并以大字报贴出，若再不满意，则下午3:30——5:30在大字报下辩论。
我昨晚写了份“谢谢，一点补充”的大字报，今晨贴出去了，阐明自己观点，以对话形式把昨晚和王的对话讲一番。承认自己骂“混账东西”不对，今后改正。又声明自己不是女同学，不能过多发表意见，并同意下午来辩论。
（上午九点记）
下午看大字报。王希俊贴出两张，第一张说，希在9:20在饭厅前辩论，不来的话就承认输了、错了。第二张说，你已在大字报上承认错误，所以不预备再辩论了。
真是活见鬼！
中饭后，上楼，床上有已张纸条：“请潘建新③同学来7—101④一下，有事商量。”于是去101。
王希俊从床上起来，说，来和我商量辩论的地点、时间——若要辩论的话。我说明没有辩论的必要，已在大字报上承认自己不应骂人，但出发点是不同意“废止裙子”。王希俊忽然与昨天的讲话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并不是裙子都不能穿，可以穿的，只要不是“阿飞式”的。他既然能承认这一点，那就算了，用不着辩论了，他也同意。我说：“不打不相识。”他也笑了，与吾握握手。
我发现他宿舍中有一张毛主席站在高山青松旁的一张全身像，是有问题的，请他把这张《东方红》⑤拿下来，向他说明几点：首先《东方红》里没有太阳，不知是早霞还是晚霞，且站在高山上像个隐士，孤零零的，还有他脚上的一只黑皮鞋像口黑棺材，所以很有问题。在游行时曾被红卫兵拿下的〤〤〤⑥的这幅主席《东方红》像。
这几天似乎轻松，其实事情多得很呢！到现在班上只有13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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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24日，我跟着学校“华东水利学院港建革命造反队”去山西路“破四旧”，没跟着去新街口就中途回来了。8月25日我就改名为“潘建新”，不过，总觉得“破四旧”有点过火，于是在饭厅前贴出了“警告这些混账东西！”的大字报，强调有些日用品尽管是外国传入的，但不应该属于“四旧”之列，如：自来水笔、电影、点灯、留声机，乃至于裙子都不该废除，并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斗黑帮”，不应该转移斗争大方向，尤其有些人不让女同学穿裙子，实在是“混账东西”。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工读班的王希俊把我拦住在七舍楼道里，表情很凶，声称：“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我就觉得不妙了。回到寝室，记得对门的辛忠礼先生知道后，立即劝我说：你千万不可去辩论，要倒霉的。我这时才感事态严重，已经“闯穷祸”了，去辩论肯定输，可能还会被批斗，他们已经在大字报上加批：“找个机会，把姓潘的揪出来！”怎么办？为了逃避“辩论”，我只能先在大字报上认个错：骂人不对。终于“化险为夷”。看来，辛忠礼先生比我成熟多了，要谢谢他的提醒。
从此，我对“贫下中农”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敬畏”感。
这里提一下也改过名字的陈伯达先生。
陈伯达（1904～1989）,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人帮”被粉碎，陈伯达被判18年，在1981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曾向前去采访的著名传纪作家叶永烈透露，他这个“陈伯达”名字的来历，是因为他崇拜两千多年前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人、古罗马时代的英雄“斯伯达克斯”，所以就取英雄名字中的两字译音“伯达”，成了“陈伯达”。
陈伯达是留俄归国的老共产党员，抗战中期去延安，做过毛大爷三十年的秘书，长于写作，有“夫子”和“理论家”之称。解放后和毛大爷同归极左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爷大搞公社化时，“人民公社”这一名词就是陈伯达发明的。“文革”发动时，那极左文选《五·一六通知》的原稿也是陈伯达的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划时代的著名、血腥的名词更是陈伯达的“创造发明”，且都被大爷采用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陈伯达迅速上升，成为全党第五把手（陶铸当时为第四）。“九大”中，陈再次跃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名次竟与周恩来相颉顽，甚至或有过之。这是陈伯达搞党从政之最高峰。谁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偶尔失言，竟于一夕之间，从天堂琼楼跌入谷底。当时大爷发动全党“批陈”声势不在批刘之下。毛大爷本来是想以陈伯达代替陶铸，制衡林彪，然陈伯达未能体会大爷的心思，终究也被抛弃。批陈事小，其作用好似“敲山震虎”，警告林彪。毛大爷当国二十八年，无年无月不在搞运动，“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后，又决定“南巡”吹风，公开批林。凡是被大爷重用之人都难逃厄运，据军旅作家辛X X解密的黑匣子得知，大爷的终极目标是要把江山收入毛氏后人囊中，路径：华〤〤→江〤→毛〤新。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第一部宪法是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的不少文章被大爷占为己有，编入《毛选》。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著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值得一读，陈伯达不暗政治，是个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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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这是我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没把大字报底稿保留下来。② 华水在1965年招生时，在河川系开设了一个“半工半读”班，王希俊是这个班的70届学生。③ 为了迎合“破四旧，立四新”的需要，学校同学纷纷改名，如：卫东、红兵等，我年级有个姓“钱”的同学，竟改名叫“钱不要”。我改名为“潘建新”，最后不了了之。④ 河川系“工读班”在7宿一楼住，我在四楼。⑤ 这幅画其实没什么，只是大家阶级斗争的政治嗅觉太敏感了，防卫意识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⑥ 隐去名字。
Sep.7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twkn.html
提审茨冈 （三）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三）建党、大爷党籍和贪腐
啊，把大爷比作绑匪？
这样说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无论在绑架人质的数量上和时间的长短上，绑匪都绝对没有资格和大爷相比，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人物，且大爷不高兴时，就会断你的粮。1957年大爷就向他的臣民发出警告：不听话就冒得饭恰！可是，听了大爷的话，更“冒得饭恰”，接着就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人。所以，绑匪老外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人们都以为毛大爷是CP的创建人之一，党史专家们也“众口一词”声称：CP是在1921年成立的。其实，这是一件值得商榷、认真对待的大事，应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为了获得经费，以取得“革命”成功，竟勾结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口头允诺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条约，承诺帮助德国打败自己的祖国，不惜充当“俄奸”的角色。历史开了个玩笑，俄国沙皇没被打败，却在1917年3月（俄历2月）被“二月革命”党人推翻了，并建立了“俄国临时政府”，可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非常脆弱，列宁嗅到了腥味，感到机会来了，于1917年11月7日，成功地发动政变，颠覆了“白兰红”三色旗①下的俄国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史称“十月革命”。列宁的亲密战友、工人阶级的杰出领导人、托洛斯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列宁不忘德皇的恩情，立马要“兑现承诺”，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同志们”的反对，玩笑的历史帮了列宁一个大忙：德国战败了，此事便不了了之。可是，不甘失败、奋起自卫的“俄国临时政府”首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邓尼金总参谋长②卷土重来，1920年，“白匪”把列宁打得晕头转向。列宁感到“白匪”和帝国主义要乘机包围、消灭新生政权，这时，他想到了中国，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能成为苏联的一个“邦”，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变成”苏联人，一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那就太好了！于是，列宁向中国政府递来“橄榄枝”，放言：苏联愿意废除原沙皇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将沙皇占领的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马列主义认为“爱国主义”是错误的、狭隘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扩展到全世界。所以，1931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出现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怪胎，也就不奇怪了。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竟赫然写道：全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均可独立，加入相应联邦。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个非法的“国中之国”终于在1934年9月被国军“强拆”掉了，有点时下的北约强拆“利比亚”的味道，党史爱摆弄数字，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于是“共匪”就在那年开始向西逃窜，美其名曰：“长征”，逃跑还要在旗子顶挂上“北上抗日”的“羊头”，真累！唉，即便是现在，这种公开分裂祖国的勾当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怎么可能不遭到“围剿”呢？这暂且不表。
于是，1920年初，列宁派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3月，派人找北洋政府实权人物、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联系；1920年4月，又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就在4月，中国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那么，“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日”一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党史造假案例，因为在一年前，李大钊、陈独秀已经把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了。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工人运动竟是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卵翼”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也是后话，暂且不表。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文革”前，他的职务仅仅是“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文革”初期就被整死。这时，一个“小道消息”在坊间立即流传开了：李达是大爷的入党介绍人。听到这个传闻，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半个世纪快过去了，终于可以将这位据说是“决定世界三分之一人类命运的”、“受了人间香火，被熏黑了脸”的“大救星”请下神坛了。原来，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大爷竟然还不是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③?”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④。
李达之死，有三个致命原因：（1）不该透露毛大爷参加一大时不是党员；（2）1949年后，不该说在政治上应支持大爷，但在理论上可以和大爷争论；（3）1958年，不该在武汉和大爷争吵，当面指责大爷“头脑发热”。
毛大爷在上世纪的1920年，鲸吞了章士钊为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在社会上募集的两万圆大洋，因为留学生们根本不知道有人为他们募捐留学经费这回事。那时，二十块大洋可以抵换一两（十六两制）黄金，一千两黄金啊！此事是因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女士写回忆录而泄露了“天机”，书中提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大爷要给章士钊每月2000元生活补贴，曾被章士钊婉拒，但毛坚持，且笑着解释说是“还债”：说是二十年代用章士钊募捐的钱用于筹备党的“一大”会议了，感谢章帮助了党。哈！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明明是大爷委托章士钊为留学生赴西欧“勤工俭学”而募集的旅费，却被说成是筹备“一大”的经费，张冠李戴的“雕虫小技”，却露出了“马脚”。天晓得，毛大爷那时还不是党员哩，有何资格筹备“一大”会议费用？不过，毛大爷对章还良心未灭，想还老章的“人情债”可能是真心的了。毛大爷已经忘乎所以，说话太“大意”了，以为人不知，问题出在知情人还在，且活的年岁还比他长。毛“驾崩”后，有人⑤就要“说话”了，这样一来，毛大爷的贪污行为被暴露了。大爷有了金钱，就不会缺美女，就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了，就可以和相好陶小姐谈情说爱了，就有“盘缠”去搞“调查研究”了。
啧啧，大爷人品可见一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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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1917年落下的“白兰红”三色旗，74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俄国上空再次飘扬。② 高尔察克（1874年-1919年），俄国海军上将，“俄国临时政府”首领，不谙陆战，战败，1919年11月14日被红军契卡处死。邓尼金（1872-1947），任“俄国临时政府”总参谋长，和高尔察克遥相呼应，成为反苏维埃的白卫军首领，失败后逃往国外。 ③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④ 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⑤ 不详，资料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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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日 星期六 晴
支农三天——抗旱
早上又去工人医院光疗① 。左手腕就是不肯好，真有点气人。
明天起，要去“江东人民公社”抗旱，支援三天。劳动强度是大的，虽则吾左手不太灵，但可以坚持。D②叫吾别去，但吾想了一下，还是应该去，抗旱的意义可大呢！
医院回来，顺便去新街口看看大字报。真是到处都是，贴满了红卫兵小将的挑战书，好得很！各商店都被贴上“勒令------”、“警告------”③等等。
一个高级理发店，本来剃个头要0.4元，现在只要0.1元④了，这个反造得好。
吾本来想买双篮球鞋，但一想，田径鞋轻便，可是39码的田径鞋就是没有，于是吾决定买双39码的回力球鞋。钱都是平时不太用积下的，要8.48元，虽贵，但质量很好，海绵底的，异常结实，白色，有红线一圈，底是蓝黑色的，样子很动人。
站在路边看大字报：
一个资本家从上海揪回来了——他逃往上海的一个小朋为妈妈伸冤——被人打了，说他妈妈是阿飞⑤，是坏东西；
一张告红卫兵的书，说“红卫兵”给阶级敌人围攻，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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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好得很，街上到处有红卫兵在宣传，唱革命歌曲，汽车上也在宣传，没有语录牌的自行车不能通行。
好极了！
晚上看《军垦战歌》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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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可能我的手腕扭伤了，所以去学校的定点医院“工人医院”理疗。南京的“破四旧”正“方兴未艾”。人们的仪表都得“不修边幅”才能平安度日，否则就要被“剪裤管”、“剃平头”。满身补丁的衣服才能体现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精神，炎热的夏天再也见不到女人穿裙子，以至于人们的穿着以“工作服”的蓝色为基调，成了男女不分的千篇一律的蓝色，“蓝蚂蚁”的称谓是老外给中国人的绰号，一直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难怪当时不少年轻人都很喜爱电影中的“女特务”，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1966年9月3日这天，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在寓所自杀身亡。傅雷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回国。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从上世纪共翻译三十年代初期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共翻译32部外国文艺名著，约500万字。1957年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突出成就，被吸收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陶铸、陈毅等赞同，康生、姚文元反对，未通过《意见》稿。
同日，乌鲁木齐市上千名学生保卫和冲击自治区党委，并静坐绝食，矛头主要指向自治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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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可能手扭伤了，“光疗”大概就是现在的“理疗”。② 可能是室友贾德胜先生。③ 要商店“破四旧”。④ 那时的生活水平很低，每月10元就可以维持生计。⑤ 打扮时髦的人就被冠以“阿飞”的骂名，意为“流氓”。⑥ 大约是一部反映支边青年在军垦农场的纪录片。
Sep.10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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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X茨冈 （肆）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四）排排坐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斯大林执政之后，列宁最信任、最亲密的战友托洛斯基于1927年被流放，1940年被暗杀。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的坚持者，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以及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均于1927年开始被大幅逮捕。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用非常拙力、漏洞百出的手法谋杀了竞争对手基洛夫①后，竟借机开始了第二轮清洗。
1936年至1938年，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联领导人，除斯大林和已被驱逐国外的托洛斯基，还有另外四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被处决。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处死9个，只剩下一个马屁精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自己。1922年，列宁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十一大），出席的1162个代表，被斯大林枪毙了1095个，1934年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枪毙，139名中央委员中有90名被杀，红军中5个元帅被枪毙3个，5个一级集团军长中三个被枪毙，10个二级集团军长全部被枪毙，15个国防部部长全被枪毙，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枪毙，80个军长中57个被枪毙，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枪毙，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枪毙，195个旅长中121个被枪毙，上校以上军官被处死80%，列宁时代的州委书记被处决了95%。强行合作化，在素有苏联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就饿死了500万人。
可是，沙俄时代的80年中，“残暴”的沙皇只判决625个政治犯，处死了191个。
苏联已经成了人间地狱。
斯大林这个魔鬼，让苏联人民惨遭苦难，也使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伤元气，据说，苏联的大清洗，阿道夫·希特勒欣喜若狂，他要授予斯大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时的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大独裁者，正处于“蜜月”时期，希特勒狂吠：“要消灭那些像昆虫一样繁殖的东方民族！”两个魔鬼正在密谋瓜分世界，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两国立即联手侵略波兰。
1939年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半个月后，“现在轮到苏联来采取行动了。他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就要具体表现出来了。9月17日，俄国军队蜂拥地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的东部边境，在一个广阔的前线地带，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猛进。18日，它们占领了维尔纳（维尔纽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们的合作者德国军队会合”②。苏军占领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1940年春，苏联将2万5千名波兰军官全部杀害在卡廷森林，史称“卡廷惨案”，事发后斯大林企图嫁祸希特勒（半个世纪后才真相大白，1990年，波兰总理访苏时，苏联承认此事，表示承担全部责任）。 斯大林得逞后，1939年11月28日，苏联莫洛托夫悍然宣布：《苏联、芬兰互不侵犯条约》作废，两天后，苏联军队就沿着长达一千英里的芬兰边境，从八处发起进攻，英勇的芬兰人民奋起自卫、顽强抵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声誉扫地，臭名昭著。
嗜血的斯大林没有料到，他的流氓盟友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闪电”般进攻苏联，实施了策划已久的“巴巴罗莎”计划。魔鬼斯大林受到了同是魔鬼的希特勒的惩罚。注意，希特勒德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党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党又名德国纳粹党，法西斯政党，即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曾译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纳粹是德语Nationalsozialist（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词的缩写词，Nazi的汉音译简称“法西斯党”。国家没有军队，军队归“党”指挥，“党卫军”是也！
这时，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正在和希特勒孤军奋战，当首相丘吉尔听到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消息后，对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说道：“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③丘吉尔立即发布广播演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了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的故乡门旁，在捍卫着他们家园------有些国家和政府行事愚蠢，它们让自己被人家各个击破-----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④
苏联的悲剧，基本上是和中国的悲剧“同步”上演的，从毛大爷1927年上井冈山，巧妙地翦灭当地的农民起义将领袁文才、王佐⑤，自己当了山大王，紧接着就“打AB团”⑥，杀害自己红军近十万人，站稳了脚跟。后来，四方面军张国焘⑦中了大爷奸计，西路军惨遭覆灭；“皖南事变”更是大爷的“苦肉计”，翦除了对头项英⑧------“文化大革命”是大爷最后的疯狂！
大爷很懂得推销自己，尽管党内规定党员应当“严守秘密”，但大爷自己却是个例外，他经常喜欢向“敌对势力”西方媒体认真地“泄露机密”，再来个“出口”转“内销”，扩大影响。大爷对美国记者斯若自嘲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的，任何中国人都逃不出这位“打伞和尚”如来佛老祖般的手心，他像煞有介事地打坐在莲花坛里，闭目养神，口中轻轻的念念有词，就能使全国人民失去理智，变得狂躁不安，若把咒语念得稍稍重一些、中气足一些、时间再拉长一些，更能立马让人疯狂起来，变成杀人放火的撒旦魔鬼，“和尚”会根据需要，随时调节他那广阔胸怀中的浪漫豪气，以达到最佳效果，若有人不肯皈依“佛祖”，就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八亿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可谓“佛法无边” 。令人感叹的是，大爷并没有亲自去西方取过经，只是道听途说一些马列的故事，看了几本翻译过来的“二手书”，就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惊人结论，真是“天才”！
至今，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误读，也是误导。
由毛大爷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建立的国家机器确实被他亲手砸烂了，但他立即换上了一部“新”机器，这部看似结构简单、容易操作的“新”机器，却是一部骇人的高效率“绞肉机”，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就是这部机器的引擎，并完全掌控在这对夫妻冤家手中。请记住，那时凡枪决“犯人”，均有文件下达，张贴处决人犯的姓名上用朱笔打叉的布告下方，均有“公、检、法”署名并有朱笔打上硕大的红色“对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接班人”林彪，“阴谋”杀死他，大爷差点丢了小命。“接班人”摔死了，可大爷他那屡试不爽“百变魔术”的假动作，露出了破绽，“西洋镜”被拆穿，使他丢尽了脸面，无法自圆其说，善良的百姓也察觉出其中的“猫腻”。大爷侥幸躲过了“亲密战友”的劫杀，但上帝派出的地狱死神立即跟上了他，对大爷进行了为时五年不懈的追杀，这次，他逃不脱了！他那被朱笔染红的双手开始发抖了，他患上了世上罕见的“柏金森氏综合症”，据说该病无可救药，病人身上的肌肉会慢慢地、一块一块地死去，大爷不得不饱尝五年的“凌迟”之苦。弥留之际，他在呼噜呼噜的苟延残喘声中，发出了最后一声“时代的最强音”，那响声据说也只有大爷的通房丫鬟张玉凤能听懂：“难道我没有救了吗？”啊？还想活？帮帮忙！
历史老师袁X X说：“林彪等不及，想帮老毛死，没帮成。毛死了，1949年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
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打伞和尚”在和平年代掀起的无数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城市农村社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八千万无辜善良的百姓，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数还多得多！。
本世纪初，世界著名的《新闻周刊》（WEEK NEWS），刊登了由两千多位顶尖世界级专家、学者，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了人类二十世纪恐X魔王的“排名”，毛大爷，这个无法无天的“打伞和尚”，被推上了第一把交椅，紧随其后的是斯大林、希特勒。
普京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至上。”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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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886～1934），又名科斯特里科夫，前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生于维亚特卡省（今基洛夫州）乌尔茹姆市一小市民家庭。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1934年12月2日，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参见《斯大林肃反秘史》（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本（该书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卷第443页。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第396页。④ 同前，著名的“丘吉尔演说”。 ⑤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是井冈山的王，允许毛大爷上山后，反而被当作土匪。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于是按“文件”规定，除掉他俩。袁文才、王佐于1930年2月被杀。⑥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 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毛大爷借此来排除异己、篡党夺权，屠杀红军中所谓的“AB团”，十万人惨遭杀害。⑦ 张国焘（1897-1979）中国共产党创始人。1922年1月，和瞿秋白、邓培，还有朝鲜代表金奎植，一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列宁。毛大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手下干活（登记图书）时，张国焘就是北大的学生领袖。长征时，张国焘按照中央指示往北进军，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大爷和周恩来却悄悄向陕北进发，张国焘的西路军被暴露，却掩护了大爷、周恩来的那支人马，结果可想而知，张国焘反被诬陷：搞分裂。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或《张国焘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书名不同，内容基本一致。⑧ 项英（1898.5—1941.3.14），原名项德隆，化名：江俊、张成；武昌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职务曾高于大爷，还极力反对大爷和江青结婚，后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牺牲。参见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丹（Jon Hlliday）《毛X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6年9月第一版。 ⑨ 2011年9月10日《扬子晚报》B7版，“传奇解密”——苏联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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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 雨→阴
吾没有去抗旱
在谌和贾①的建议下，吾没有去劳动。他们早晨3:40就起身了，吾把毯子给贾带去，他只带一条单被怎么行。
下午睡了一下，就起身看看报纸。
近五点多，给苏中②一（1）班梁俭和陈祥德③写去封信，谈了一下省里的情况，寄去了印刷品（是扬中的一个女红卫兵給吾的）④。
他们说抗旱的同学回来了，由于下雨，渠道没法挖下去了。羊头和钢钢⑤第一个来（乘汽车来的）⑥。
本来吾总容易激动的，现在在运动中越来越使吾冷静了。对一件事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要用最高指示来判别，否则会出差错的。如：大字报上说，蒋介石死了，可是《参考消息》上却还刊登蒋光头30号的讲话；大字报上说，李雪峰⑦原是《红岩》中的李敬源，为了纪念牺牲的江雪琴和许云峰而改名的，而北京一个红卫兵却说明没有此事，经市委了解亦没有此事。
一家事，可以说成两种根本不同的性质，要由讲话人的观点、立场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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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现在可以谈谈林彪的不幸了。
林彪原据说是个“怕光、怕水、怕风”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但是林立果的女友张宁对他有罪直接的观察，说：他老人家风烛残年的样子，他绝不可能是个搞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是在退休、养病的状态中，被毛大爷接到庐山上去接替彭大将军，从此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了。
林彪的另一个不幸，是他娶了个受过高等教育，而本质上是是个泼辣无知，却野心勃勃的老婆，简直和汪精卫的陈璧君一模一样。更可叹的是林彪的两个子女。他两人为爱护老爸，却走上了对立的路线。立果是北大毕业的硬汉子，眼看大爷对老爸玩弄于股掌之间，真是气愤填膺，就要搞“五七一计划”（武装起义），进行反抗。立衡是个弱女子，她看不惯她母亲叶群那女光棍作风把老爸推入绝路，转而乞怜周恩来，请周恩来来保护父亲。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他们这对小年轻，这怎么能搞得过曹操和诸葛孔明？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总司令不用说就是毛大爷。但林彪并不是狂热之人，他对毛大爷的内心原是深恶痛绝的，他这次搞毛的个人崇拜，搞到如次狂热的程度，犹如一条西方谚语所说：“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和他同流合污。”
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省油的灯？他看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心中能没有警觉？何况这位是“知己知彼”、“兵不厌诈”的历史名将？刘去林来，林比刘诡谲得多，又手握兵权。刘跨之后，毛大爷不能容忍林，而林为自卫，必用尽各种解数反制，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林彪实是被毛大爷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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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同学谌员根先生和贾德胜先生。② 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③ 可能是来南京串联的学生。④ 原有括号。⑤“羊头”是我班胡锡纯先生想绰号，钢钢是谁，不记得了。⑥ 原有括号。⑦ 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6年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Sep.13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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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全家福，后立者哥哥立权，爸爸妈妈，前右角今心，往左依次二弟立聂、大弟立醒、妹妹建庆。
提审茨冈（五）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五）我的红领巾
现在，我得把另一个“黑匣子”从尘封近半个世纪的脑海中，拎出来，激活这段曾经的“流金岁月”，愿各位和我一道进行“秘境追踪”。我的专案工作是审查我院原副书记的“托派”嫌疑问题，那么，我就应该简单叙述一下“托派”问题的来源、代表人物以及当时国共两党对它态度。
这有点像考古工作，对刚发现的“地下文物”需要小心挖掘、耐心清理、认真考证才能还它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惜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文物工作者”，也就遑论“文物鉴定”了。可是，糟糕的是我不是C.P.，甚至连C.Y.都不是，即便儿时令我垂涎的、据说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红旗的一角，要不是1957年全市小学开展“红领巾班”的竞赛运动，还围不到我的脖子上呢。我早就知道“红领巾”这玩意儿是“苏联老大哥”送给我们的礼品，像西装“领带”似的栓在脖子上挺神气呢。尽管我是六年级班上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的，妈妈仍然激动万分，立即给我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裳，还让我到“国际照相馆”拍红领巾照呢！妈妈曾一直为我的“没出息”伤透了脑筋。
1949年，我在苏州“新苏师范”附属小学“幼稚班”上学，留级了，1950年，爸爸妈妈想乘搬家的机会，试着让我转学升一年级，可是，面试时，我对老师的提问始终保持“沉默”，所以只能再上一年“幼稚班”。换了环境，我见到的都是“陌生人”，就开始哭閙，怎么也不愿意去学校，即使妈妈和阿玛（女佣）把我拖到学校，那也是没有用的，我会立即跑回家。最后，妈妈只好让阿妈的比我大几岁叫“金仙”的女儿整天在学校陪我，我在教室里上课，可眼睛总是望着窗外，看“金仙”姐姐在不在，我不明白，一下课，就跑到她跟前拽住她。上学念书对我说来像“坐牢”，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金仙就可以不念书？“金仙”硬是在学校陪了我四、五天，才肯自己去学校。不久，哥哥发现我书包里那只他送给我的铅笔盒不见了，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好如实招认：送给班上的好朋友了。妈妈立即认真检查起来，发现我的铅笔、本子也少了，平时玩的玻璃弹子、棋子、画片也都不见了。我只好说：他们要，就送给他们了。气的妈妈没办法，哥哥惋惜道：“那只铅笔盒上还印有一只香炉呢！”原来香炉是好东西？妈妈要我去“讨回来”，我不吭声，送人东西怎么可以要回来呢？
那时，新老政权交替之际，校风崇尚“尚武精神”，孩子们好打架“比武”，无人教训，我力气小，只能观看，待我班上的“大王”排名基本确定后，“头大王”很怜悯地对我说道：“要不，我封你当个‘末大王’吧！”我很佩服“头大王”，但对“末大王”的封赏是不服气的，可是我又打不过任何一个“王”。不久，我心目中的英雄“头大王”被“斥退”（现在叫“开除”）了，因为他在上课时，竟敢“造反”，公然冲上去，把一只废纸篓套在了女老师的头上，终于弄得那位女老师失声大哭起来。可“斥退”他也非易事，是几个孔武有力的男老师把“头大王”拖出校门，迅速关上大门才“大功告成”。
1953年，升三年级了。学校开始建立“少年先锋队”组织，第一批入队的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妈妈自然是知道的，可以想象，我的思想压力该有多大！那时，“红领巾”就是好孩子的标志，倍受人们的“尊敬”，像熊猫似的，乃稀罕之物。所以，学校每周一次的少先队活动，我总会躲在远远的角落“窥测”，看完庄严的“出队仪式”后才回家，这决不是“羡慕”两字可以打发的。
1956年，升六年级了。刚开学，严厉的毕业班班主任就急不可待地在课堂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她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劈头盖脸地警告我说：“潘立念，听着，你现在不是读书，而是书读（试读），成绩不行就把你退回五年级去！”这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实在不明白“书读”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也不想弄明白，也无法弄明白，反正不妙！直到退休后，在无聊地翻阅儿时成绩单时才醒悟过来：这“书读”应该是“试读”，那位胖胖的、很凶的班主任是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常熟人，讲苏州普通话夹杂常熟口音，“书”和“试”的发音差不多，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有“试读”一说。小学成绩分为：优、上、中、可、劣五等（“可”是勉强及格），我五年级成绩单中的十二项课程中只有“图画”得“中”，其余全是“可”，唉，真是“苦”！“品行概评”一栏写着：“早操不认真，上课坐时姿势不端正，思想不集中，屡经老师教导不改，没有进取心。”这就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我，纯粹一个弱智，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学读书，直到老爸警告我：“你再不好好读书，以后只好去‘捉垃圾’！”我却知道去街上“捉垃圾”、拾破烂是很没有面子的，妈妈也气得失望地呵斥我：“你呀，你，只配戴黑领巾！”，我竟一脸惘然，仍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下图是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那时我叫“重士”，老爸说我是11月11日出生的，两个十一，那就是两个“士”，古时“士”和“仕”通用，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意思，希冀我的成绩能好些，谁料成绩更惨，毕业前又恢复“立念”，念即“今心”是也）
1957年的春天来临了。一天，上午刚上完体育课，班里一位让我感到“敬畏”的美丽的小姑娘在操场的一角拦住了我，她是左胳臂别着“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长，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和你说几句话。”接着就问道：“你现在对少先队有什么认识吗？”真奇怪，对我讲这些干什么？自从那位胖胖的班主任向我发出警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是希望能继续混下去，勉强毕个业，不要被退回五年级就行了，至于“对少先队有什么认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度，题目也太大了点。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只能呆呆的望着她。她见我不吱声，美丽的大眼睛竟显出了惊讶：“你难道对少先队没有什么想法？”她继续问道，还把带小辫子的剪发往后微微甩了一下，我实在无法理解她究竟想要干什么，见我如此痴呆，大队长只好实话实说：“你想加入少先队组织吗？！”天啊，当然想啊！我心里开始激动起来，可是我不够资格啊？我只好说：“想，但我是入不上的。”边说边就低头赶快走开了，我认为她是想帮助我的，且是奉命给我做“思想工作”来了，又是什么希望我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老一套！她愣了一下，紧追过来：“那么，你就写张‘入队申请书’吧，啊？！”我吃了一惊，但立即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她，她有点急：“你回去就写‘申请书’，写好马上交给我！”啊，“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了？我不相信，问道：“有用吗？”因为我立即想到了那位兼少先队“辅导员”的凶狠的班主任。这时，大队长不再和我啰嗦，认真地教我写“入队申请书”的方法，再三叮嘱：写好就交给她！咦，好像她在求我，简直不可思议。
天上真的掉了块“大馅饼”，没几天我就“被光荣”地批准成为一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在隆重的入队仪式上，当大队长给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时，那是不能用“激动万分”四字来形容的，“辅导员”开始向我微笑，我和同学们第一次唱起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
从此，我不再是令人讨厌的坏学生，我也是“红领巾”！
不久，才明白过来，我之所以能入队，是因为全市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红领巾班”竞赛运动，哪个学校先出现“红领巾班”，那个学校就最光荣。我立即没有了入队时的那份高兴劲，我明白，自己仍然是班里最差的学生，现在只不过是“红领巾班”中最差的一个罢了，头上套上再多的光环，有嘛用？
可是，奇迹发生了：我的学习成绩竟突飞猛进，毕业前夕的复习阶段，班主任在课堂上，当众表扬了我！于是就有了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架势。
遗憾的是，老师那“没有进取心”五字评语，却“一语成谶”，竟如同“紧箍咒”似的跟随了我一辈子。所以，我现在是硬着头皮写作文讲“党史”，讲“托派”问题，总归觉得难以为情，很有点不好意思，这不仅有班门弄斧之嫌，是否有资格讲也是个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被世界人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只有一、二个独裁国家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了维护0.4%人的利益，还在一本正经地“挂羊头”，可是“我们不再受骗了”。老爸训斥我没出息，“以后只好去‘捉垃圾’！”那么，我就“捉垃圾”、“拾破烂”好了，那是为了向仁慈的主忏悔我那罪恶的灵魂，也就顾不了这许多了，俺豁出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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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5日星期一阴
C回来了
中午C①回来了。
我给家里寄去了传单和信。爸爸希望得到一些有关方面的消息，于是我满足了这一要求。我尽量地使爸爸妈妈也起来革命，做个文化革命运动中的闯将。
1966年9月6日星期一晴
什么是左派 （陶铸②）
什么是左派？有些地方不清，他讲他是左派，他又讲他是右派，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分得清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左装不成右，右也装不成左，真理永远是真理，错误就是错误，错误不会是真理。
什么是左派呢？左派就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党的话。不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就不是左派，是假的。因为最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斗争才能坚决，革命最坚定。没有毛泽东思想，不听党的话和毛主席的话，不可能革命最勇敢、最坚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革命怎么能最坚定最勇敢呢？
左派觉悟最高，要把别人带动起来，革命派不能带动革命，这是什么左派？左派可贵之处就是能团结95%的群众，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不怕苦，不怕死，一切为了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能团结人。说这个不行，说那个不行，都是保皇派，就是他自己是马克思怎么能行?
左派的行为最模范。什么叫模范呢？为了革命利益、社会主义利益，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就对，错就错，才能取得群众拥护。
明天预备去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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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什么是左派》陶铸写的摘要，很拗口，无非想说明“左派”不是自封的，需要用实际行动体现，才能被群众认同，还准备去扬州“煽风点火”。现在反思，“左派”就是“革命派”，就有点可怕，就有点“血腥”，就有点是“恐怖主义”的味道，犹如“法塔赫”，如“哈马斯”、如“塔利班”，如“基地组织”，就是阿拉法特、萨达特、卡扎菲、拉登！在这个意义上讲，“左派”应该是反对政府的那一派，和世界各国的“左派”是一个意思，已经与“接轨”了。有意思的是，1957年，毛大爷却把反对政府、反对他的人定为“右派”，真是有点怪怪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运动命的通知》。主要的内容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有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安排，个人按定量交量票，饭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偶那个值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通知》下发后，大串联在全国出现高潮，约有上千万学生串联，交通运输堵塞，社会秩序混乱，商店商品花色品种减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出现混乱。为了稳定局面，减轻财政负担，减少客货运积压，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停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和12月18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坐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串联。这种免费大串联之维持了四个月就不得不停止。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社论说，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它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16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三司”而闻名，由蒯大富等人领导，受中央文革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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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C是室友高隆远先生。② 陶铸（1908 01.16 - 1969 11.30），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祁阳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石洞源陶家湾村）。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文革”初期，曾是中共第四把手，毛大爷要利用陶铸，没如愿，将他害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城春秋》写的就是陶铸在厦门的劫狱故事。
Sep.16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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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六）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六）“联吴容CP” 和“联陈容CP”
行文至此，觉得需要再用几节文字，来扫清“外围”的“不明飞行物”，才能安全进入我的“时空隧道”，完成短暂的“虫洞”之旅。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值得纪念。可是有人在抢夺话语权，更有人在歪曲历史，说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了，错！一百年前革命先辈在大陆播下的“种子”，只是不幸遭到了“万年一遇”的洪灾，在半个多世纪前被无情冲走，漂洋过海，不屈的“种子”已在宝岛生根开花，如今已硕果累累。不管“美丽岛”的颜色是“绿”还是“蓝”，它如同一面硕大的“照妖镜”，魔鬼在它面前只能原形毕露！
那么，曾经的“一声炮响”，是如何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
最著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广州中山大学孙文研究所所长陈X麒教授说：“在国民党所有文件里，没有发现‘联俄容共’四个字。只有共产党文件里才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注意，“联俄容共”前面“联俄”两字意味着中方的“主动”行为。
事实是：苏俄兜售的革命，在中国开始的两次“联吴容共”和“联陈容共”都失败了，第三次的“联孙容共”获得了成功。
托洛茨基（1879～1940），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列夫·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Лев.Давидович.Троцкий (Lev Davidovich Bronschtine）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 “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简而言之，“托派”就是前苏联以托洛斯基为首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后，创建“第四国际”，领导“托派”继续活动。1940年，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机关特务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用冰斧砍死在他蜗居的墨西哥寓所。
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即“俄罗斯人民共和国”。1917年11月7日，俄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托洛斯基，揭开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组织、发动了一场“没有抵抗的暴动”（苏·尼古拉·韦尔特《十月革命：没有抵抗的暴动》），即所谓的“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19时39分，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举手投降，要么遭受“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大炮的炮火袭击。21时，“阿芙乐尔”巡洋舰按开炮了，由于舰艇上没有任何炮弹，它只不过放了一个空炮。冬宫也并非被攻克，而是守军放弃后被占领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被逮捕，托洛斯基讽刺道：“你们是一群失败的可怜家伙，你们的角色扮演完了，去你们该去的地方，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十分脆弱，所以列宁们的革命成本非常低，没死几个人，无产阶级就夺取了政权。
1917年11月7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所起草的决议中，对十月革命的斗争形式作了准确的说明：“苏维埃特别强调群众在这次罕见的不流血的的和异常顺利的起义中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同心同德的精神------”在这场最终将导致翻天覆地结果的革命中，仅仅死了六、七个人，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罕见的不流血的和异常的顺利”（2010年6月13日《扬子晚报》“传奇解密”）
列宁为此欣喜若狂，11月10日，列宁用德语对托洛斯基说道：“真快活！”他后来又表示：“在俄罗斯发动一场世界革命真是易如翻掌。”这个时候，一切都看似令人吃惊且又易如翻掌------或者说无足轻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片混乱之中，欧洲各国政府几乎都没有察觉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强烈举动、
可是，新生政权，立即遭到了原“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高尔察克将军和总参谋长邓尼金的“反扑”，把列宁的苏维埃政权打得“晕头转向”。这时，列宁想到了中国和印度，企图联合这两头“醒狮”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和“白军”的围剿，于是向中国政府伸出了“橄榄枝”。
近代史显示，任何弱国的人民在绝望中寻找出路时，国内发生的“动乱”或“革命”，其背后都早已出现或立即出现“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当“饥不择食”的革命者拿到列强们递来的面包时，哪怕上面的黄油是致命的剧毒，也都会紧抓不放，把它当成“救命稻草”。
1920年3月，列宁让维金斯基来到中国，策划建立共产党组织。
维金斯基①找到了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军阀吴佩孚，对老吴说：中、俄两国应该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如果你能把两年前中国政府（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御条约》废除掉，俄国人民会感谢你。吴说：这个容易，那是段祺瑞搞的，他是我的手下败将，要撤就撤掉好了。俄国人闻言大喜，1920年10月9日，维金斯基在苏联《消息报》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于是，苏俄进一步派人来和吴佩孚联系。这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上海成立。李大钊就去看吴佩孚的参谋长白坚武，要求带他去见吴佩孚。
吴佩孚是一个很爱国的军阀，在军阀中，数他名声最好，但很厉害，专制、独裁，听说共产党找他，他觉得应该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对共产党要求提出的“保护劳工”四字，表示同意，说：“我愿意保护劳工”，打出了“亲民”形象。李大钊听他愿意“保护劳工”，马上向吴佩孚提出一个很“妙”的建议：“那么，我就给你推荐六个人，让他们在京汉铁路上当‘稽查员’。”吴佩孚说：“好！我马上命令他们执行。”这六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每人每月大洋120元（那时20元兑换一两黄金）。于是，那六个人在京沪铁路主动脉上到处宣传工人运动，建立工人俱乐部，建立工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在军阀吴佩孚的“卵翼下”、在中国的北方开始发展、壮大了。接着，李大钊又“热心”地给吴佩孚推荐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担任各方面的“稽查员”，在政府各部门“帮助”吴佩孚。后来就有了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但在这之前，共产党是因为吴佩孚而在中国真正走向群众运动，走向了社会，于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苏联在中国联合的第一个人就是吴佩孚，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吴佩孚是一位爱国将军。一年后，1921年6月27日，苏联告诉吴佩孚，希望他派兵到外蒙帮他们镇压“白匪”，这些“白匪”实际上是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武装。吴佩孚说：“我不干涉他人国家内政”，断然拒绝！没几天，1920年7月18日，苏联居然违反1915年中俄关于都不得派兵进入外蒙的协议，悍然派兵进驻外蒙，攻占库伦（乌兰巴托）占领了外蒙。吴佩孚立即和苏联断绝一切关系，因为外蒙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苏俄的“联吴容共”宣告失败，开始了“联陈容共”，找的代理人是孙中山的部下陈炯②。
辛亥革命后，陈炯明在广东有一定的力量，他在福建漳州高喊：“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福建办了《民心报》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专门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着干。1920年，他居然写信给北洋军阀，一定要保护陈独秀（托派）③能来到漳州共谋大事。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1）我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必须是独立的，政府不得干预；（2）教育经费独立，从广东财政支出十分之一；（3）广东省宣传的政治路线、政治思想、政治学说，必须和我宣传的一模一样。陈独秀宣传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陈炯明竟全部答应。陈炯明另拨30万大洋给陈独秀成立有关宣传方面的“培训所”，中共广东支部建立了，广东共产党员谭平山、谭植荣、陈公博等人开始密谋反对孙中山，要把广东变成“社会主义广东省”。
陈炯明的表现也得了到苏联的赞赏。
1920年4月29日，苏联派出维金斯基去福建见了陈炯明，苏联派海军中将路博专程到福建漳州找到陈炯明，帮助训练军队，在武装上支持。陈炯明被苏联找上了，这就是苏俄“联吴容共”失败后的“联陈容共”。
可是陈炯明命运不济，因为苏俄派出了一个精明的叫马林④的代表来到中国后，马林得出一个结论：此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太大了。他说：（1）陈炯明只想当“广东王”，他没有“志在全国”，而我们要今天的中国全部变成苏联一样的国家，而不只是想把广东变成苏联的一个省；（2）陈炯明野心大、胆子大，可是没有水平，缺少知识；（3）国民党发动“省港海员罢工”，显示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巨大力量。他发现孙中山才是在中国最有声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果苏联政府不去联合孙中山，而去联合陈炯明，将会犯历史性大错。于是马林找陈炯明谈了整整十天，陈炯明也向他暴露了他实际上是反对孙中山、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实际上他想把广东变成他陈家天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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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维金斯基（1893—1953），又名吴庭康魏琴，俄罗斯人，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长。1920年3月，维金斯基来到中国，李大钊在北京北会见维金斯基，同他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②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后来，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写了本《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书中全盘否定孙中山，主要依据是用当时陈炯明在香港办的骂孙中山的报纸资料来继续诋毁孙中山。
③ 陈独秀(1879—1942)，中国最大的托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发表退党声明在先）。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④ 马林（Maring），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全权代表共产国际。是经历过复杂斗争考验的老练革命家。这位荷兰职业革命者在华两年多所做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着马林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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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7日 星期三 大风大雨
不是红卫兵不能去扬州
早晨，曹治民①对吾讲，去扬州串联一定要是红卫兵，否则，是去不成的，所以学校打了证明也白搭。这说明车站的红卫兵是十分“无法无天”的，是“厉害的”。这种革命行动吾抱什么态度呢！？当然是支持的，虽则吾不能去。
中午把一些印刷品寄给爸爸。
吃饭不定量②确实很好，面条大量供应的，我中午吃的与以前差不多，二两面条，三、四两饭；早晨二两稀饭一只馒头；晚上二两稀饭，总是要超出的。有个疑问，我校吃得少的人究竟是十分少的，如果超支后（肯定超得多），学校怎么办呢③？
晚上，体育馆继续进行斗争黑帮分子毛系云④的大会，我在10:30离开了会场。
这几天很冷，大约是由于十四号台风的影响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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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显示，班里一部分同学通过推荐或去省委开证明都去北京串联了，我在南京也想动动，想去扬州串联，自己不是红卫兵，还没资格去扬州。
日记中我谈到吃饭问题，感到担忧，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食堂是包伙制，学生每月定量31斤，伙食费13元，由班级生活委员记录每人自报的一日三餐的饭量，若超出31斤，就另交钱和粮票，若少于31斤，那么到月末就由学校伙食科将“余粮”退回本人。文革初，“红五类”认为这种制度被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占便宜”了，因为“狗崽子”在食堂吃的少，却拿上退回的粮票到外面去“享受”，应该废除这种“不合理”制度，让大家共享“余粮”。于是伙食科就不再退回个人的“伙食尾子”，开始了“有饭大家吃”的“共产”生活，这简直就是“人民公社”那种“吃饭不要钱”的翻版。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年轻人都有一副功能齐全的“好下水”，“红五类”低估了“狗崽子”们的肚量，食堂开始“寅吃卯粮”，无法支撑了。不久，“大锅饭”就被“饭菜票”制替代了，学校将助学金发给本人，个人自己包干伙食，不享受助学金的仍自掏腰包，这样大家都感到方便。我隐约感到：那种“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实在是太遥远了。
1966年9月7日，毛大爷致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信。信中写道：青岛、长沙、西安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要求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
同日，各地串联学生在京人数已经超过3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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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年级二班同学。② 其实还是定量的，各人的粮食都放在“一个锅里”，不分彼此。③ 因为没听说中央对“红五类”废除的伙食制对超出部分的粮食是否有“最高最新指示”。④ 毛系云是学校的宣传部长，吃足了苦头。
Sep.19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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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七）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七）“联孙容共”
马林立刻给苏共中央打报告，说不能联合陈炯明。就在这时，陈炯明发动了兵变。苏联立即决定抛弃陈炯明，联合孙中山。
1922年2、3月份，苏联派马林找孙中山十余次。在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断然拒绝联合苏联。
第一次，马林找孙中山谈心，孙中山就说：“苏联搞共产，我很诧异！”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错路。
第二次，马林找他谈的时候说，孙中山说：“我们不可能和苏联建立联合的关系！”
第三次，孙中山跟马林说：“中国国民党志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打倒军阀，‘北伐’一天不能成功不要想和我谈和苏联联合的事情。”他全拒绝了。
然而，苏联政府又派出另一个代表团来找孙中山，要求和孙中山共同发表联合的文件，孙中山断然拒绝，孙中山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我会派一个最好同志到苏联考察后再说。”这个最好的同志就是蒋介石。发表联合声明文件的要求被拒绝了。
这是孙中山在言辞上的拒绝。
1922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了两个会。一个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代表大会”，邀请孙中山同时开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对这两个会都断然拒绝，没有参加，态度十分明朗，也就是说，苏联要联合孙中山的意图没成功，苏联的“联孙容共”被拒绝。可是，历史造化作弄人。
不过几个月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了。孙中山“二次护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7月，苏联派全权代表越飞①和马林来到中国，直奔上海，找到失败的孙中山，孙中山的讲话变得缓和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可以考虑和苏联建立一个联合的关系。”
紧接着，英国记者瑟索郎姆探访孙中山，孙中山说：“国民党是我的孩子，我和国民党现在在水里，现在要淹死了，我希望英美国家、西方国家来帮助我们，可是他们不理睬我。这时从上游飘来一根稻草，救命的稻草，我想抓住这根稻草。结果英美国家们就向我大声疾呼说，你千万不要和俄国人搞到一起去，那我就问他们，你们会帮助我吗？他们不吭声。好了，虽然是俄国飘来的一根‘稻草’，总归是一根稻草，我先抓住它再说吧！”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没有路的情况下，抓住了这根稻草，被“联孙容共”了。
可贵的是，孙中山被“联孙容共”后，并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和使命。
苏联是革命的两手：一手抓住北洋军阀，拉关系；一手在中国找它可以联合“容共”的对象。孙中山在一种垂死的、绝望的困境下抓住了俄国这根“稻草”，也只是权宜之计，也是策略，所以，他提出了条件。
当越飞在1922年7月，带着马林来到中国要求联合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虽然说了一些敏感的话，但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从1922年2月起，一直相互谈判了将近一年时间，到1923年1月26日，才在上海和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宣称：
“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②
《宣言》另一版本如下：
“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民族独立。”
就是说，苏联向国民党保证不进行共产革命。同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③这表明，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由国民党掌握领导权。
苏联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系统地演讲“三民主义”，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没有看到有人批判“马克思主义”比孙中山批得更高明、更精确，那是一百年前啊！孙中山特地提出“四项原则”以正视听：
（1）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2）坚持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
（3）坚持民主共和，反对阶级专政；
（4）坚持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果不服从国民党的思想和命令，我就开除他们，如果苏俄为中共讲话，我就和苏联断绝关系。
堪为铮铮铁骨！
有意思的是，“老佛爷”和“人民的儿子”也有一套“四项原则”或叫“四个坚持”。1898年9月21日，晚清顽固守旧派总头子“老佛爷”发动政变，镇压了“百日维新（即康梁变法）”。如果说赵 XX是光绪的话，那个自称“人民的儿子”的便是“老佛爷”第二。
“老佛爷”的“四个坚持”是：（1）坚持大清祖宗和先皇的既定家法、规矩不变；（2）坚持满清八旗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变；（3）坚持高于一切的皇权不变；（4）坚持走大清（中国）自己的封建专制道路不变。在“四个坚持不变”的基础上，“老佛爷”还咬牙切齿地说：“决不搞‘三权鼎立’，决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倡导‘变法’者，杀无赦！”
“人民的儿子”的“四个坚持”，与“老佛爷”的“四个坚持”如出一辙：（1）“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共和国，况且它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可能建立，因为国家是社会各阶级的“河蟹”形式，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2）“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党专政、就是维护一党一己的利益，从而剥夺了人民的权利；（3）“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一花独放、就是堵塞言路、就是不允许任何不同思想观念和异议的存在，就是只允许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观的存在，必须唱“同一首歌”；（4）“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封建专制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民党所有文件里，没有发现‘联俄容共’四个字。只有共产党文件里才有。”的原因，同理，在宝岛那边的教科书里也找不到“国共合作”四字，因为老孙和老蒋也有“四项基本原则”滴。
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知，定会一声叹息：“怪俺老孙‘只是心太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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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越飞（1883年10月10日-1927年11月16日）出生于俄国一个富裕家庭，中学时即参加政治活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在俄国各地活动，1906年被迫流亡，先到德国柏林，后被逐，转至维也纳。1908－1912年学习医学并与托洛斯基一同编辑《真理报》。1912年回国，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1921年7月26日，获任驻华特命全权代表，8月22日抵达北京。1925年参加俄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越飞因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1927年11月16日在莫斯科的医院内自杀身亡。1987年恢复名誉。② 参见《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第223页。③ 同前，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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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8日 星期四 雨→阴→晴
李承淑自杀了！活该！
气象教研组一条大毒蛇①畏罪自杀了。昨天上午7:00到校，请假说要到医院看病，结果没去工人医院，回家上吊自杀了（她②小孩发现后，用剪刀把绳剪断，掉下来死了，本来可能可以活的，舌头没有出来），死于8:30—9:00。她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曾写信给毛主席说，她有两条出路：（1）反革命到底；（2）自杀。多么疯狂啊！
现把她生前的黑诗③抄下，足可说明她的反动了：
① 百兽朝拜鼠为王，多言此事过范唐，问君何物制鼠王，猎公早已升天堂。
② 圣代君王贵英灵，今朝天子弃贤人，身微知广落路旁，身贵才薄登高堂。
③ 九洲饥声处处闻，恰似饥神乱凡尘，若说东宫诏书明，却怪饥神九洲同。
④ 跃进狂风刮九洲，万民挨冻亿民饥，民盼圣贤千万代，唯有尧舜万古传。
⑤ 一声炼钢召四方，秀才弃书民弃农，弃书犹可弃农危，好钢难以充饥肠。
以上反动诗五首，是这条大毒蛇所一贯的立场，是由其阶级立场根源决定的，死的活该！大字报有登出水工教研组陈宝研④的一家反动罪证，刊登了他妹妹的两封信，说红卫兵在他家抄出日本军刀两把，一把雪亮，一把半锈半亮，子弹二十余发，各种手枪，国民党徽------。
这些阶级敌人还想变天，真是痴心妄想！
（晚上8:00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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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气象教研组的女教师李承淑的“畏罪自杀”，事出有因。本来日记是绝对秘密的个人隐私，不同于雷锋那种“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充满无产阶级“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日记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做好事不留名”却留在日记里，自己死后可以让全国人民学习。后来得知，“文革”前，李承淑为了响应党的“向党交心”的号召，主动向组织上交自己的私密日记，表示同“资产阶级”决裂，向“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表决心。谁能料到，组织竟背信弃义地出卖了她，还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众。如同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在1966年9月2日深夜自杀前，在留下的遗书中所言：“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在“文革”中，面对邪恶所表现出来的“士可杀不可辱”者不知道有多少。毛大爷，你这老贼，俺给你三百鞭！
这五首诗是我当时怀着愤怒的心情，在“水利馆”的大字报上抄录下来的，快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李承淑老师写的诗真是棒极了，可惜她相信了邪恶势力，轻信了“披着羊皮的狼”，我现在同样怀着愤怒的心情再次阅读它！
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全文如下：
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特作以下规定：一、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机关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都有责任加以保护。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应协同党政机关和解放军负起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光荣任务。二、党政机关的密码、机要资料，未经领导机关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人以索取和动用。任何人不得拦阻和检查机要交通人员。三、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机要、档案、和机密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如发生群众性的这类运动时，主要负责同志应即出来坚决劝阻，号召革命群众起来保卫党和国家机密，防止坏人乘机破坏。如果发现个别坏分子进行破坏时，应在群众中揭露后依法处理。
注意：中共中央竟认为红卫兵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现在看来，这实在非常可笑、荒唐，但“红卫兵”确实是一支类似当年被“清朝政府”利用，后又被“老佛爷”斩杀的“义和团”流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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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大毒蛇”是我给畏罪自杀的李承淑冠的名，这是非常错误的，我现在要推翻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词”，向她的在天之灵鞠躬、道歉！② 即李承淑老师，没教过我们的课，教我们“三气”（《气象学》、《气候学》、《天气学》）的是“历史反革命”周恩济先生，周教授是“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同学。可是，竺可桢写信召唤爱国的周恩济先生回国后，不久便被打成“反革命”，但学校仍让他教书。③ 不是“黑诗”，是“千古绝唱”。④ 陈宝研应该也是位老师，不熟悉。
Sep.22nd.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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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八）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八）老蒋会托氏
1922年3月，苏俄全权代表马林第三次找孙中山要求联合时，仍被孙中山拒绝了，孙中山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我会派一个最好同志到苏联考察后再说。”
1923年8月16日，由孙中山命名“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以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为团长，其他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张太雷（中共党员），秘密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 9月2日抵达莫斯科。路途半个多月的辛苦，可想而知。考察完毕，蒋介石于11月29日率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
蒋介石对孙中山派他去苏联的决定，自然是诚心服从。1923年7月下旬，蒋介石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筹备工作。他多次找到孙中山、汪精卫、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商讨代表团的组成和考察计划的细节及内容，还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马林会面，征询意见，了解情况，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蒋介石还抓紧时间“恶补”俄语，他觉得此行不仅对国家有利，“以期根本解决此国事耳”，而且对他的前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个人计，则也甚得也。”（蒋介石1923年7月23日“日记”）
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拟定提纲、改正修饰、校阅修订等。因为孙中山的构想只有一个大致轮廓，具体方案须由蒋介石拟议完成。为保证这份书面报告能得到苏俄的支持，取得预想的结果，蒋介石的工作非常投入。
10月13日，蒋介石满怀热望把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中国革命之前途》亲自送交苏方。但令蒋介石纳闷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方没有任何消息。处在焦虑与无奈状态之下的蒋介石在屋内踱来踱去，度日如年，催吧，怕苏方反感，显得低三下四。他只好向苏方负责接待的人多次暗示，自己“由于精神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想“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苏方居然未置一词。
那么，苏方为什么对自己请来专门探讨中国西北军事问题的客人如此冷淡、把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军事计划置之不理长达一个月呢？其中一个原因一直被历史尘埃所覆盖。从托洛斯基写给斯大林的“绝密”信件（现存前苏联苏共中央档案馆）中，可窥此堂奥。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报告还是十分重视的，它被直接送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手中，正在养病的托洛斯基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这位当时地位在斯大林之上、苏联军事部门的最高决策者于11月2日致信斯大林，表示：“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时间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之后。”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一意见。托洛斯基信中所指的“欧洲局势”很大程度上是指德国局势。当时德国局势正“如火如荼”，如果德国革命胜利，那么“世界革命”将完全改观。
此时，对于求上门来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如坐针毡，也难怪蒋介石几十年后对此仍颇有微词。苏方对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不热心还另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苏联已经把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新疆也“垂涎三尺”，蒋介石对此多少有些察觉，也是他称苏俄为“凯撒之帝国主义”的由来，后来蒋介石坚决拒绝在外蒙独立的协议上签字。
一个月过去了，苏联人来找度日如年、身心疲惫的蒋介石，通知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准备会见他。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时，竟表现得有些紧张，就是处在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中”。蒋介石明白，谜底就要揭开了。
11月12日下午3时，蒋介石应邀前往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双方的会谈。寒暄之后，立即进入主题。斯克良斯基直奔主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方案并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做好政治准备工作，否则，在现在形势下，一切军事行动会归于失败-----”面带笑容的蒋介石听罢就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愣了片刻，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试图能有所改变。一直到下午五点半也没有谈成。蒋介石没有放弃最后希望，他请斯克良斯基转交自己给托洛斯基的一封亲笔信，斯克良斯基愉快地答应了，表示一定转达他的意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终于，1923年11月27日下午3点，仍在住院的托洛斯基礼貌性地会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托洛斯基对因病一直未能会见代表团表示了歉意。随后，托洛斯基“就中国局势和国民党在解放运动中应起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真诚的看法”托氏的说法和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没什么不同，蒋介石的亲笔信根本不可能改变老托的意思，只不过托洛斯基的谈话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放到宣传工作上”因为中国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没有群众基础的武装行动只能是军事冒险，最后难免归于失败”，他提醒蒋介石“苏维埃的经验值得很好借鉴”，办“一份好的报纸胜过一个不好的师团”。他斩钉截铁地总结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应当立即地、急剧地调整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尽力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去”。对于托洛斯基的看法，蒋介石表示不能全部接受，因为中国有别于革命前的俄国，“各国的的帝国主义者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加之南北军阀间的不断斗争，局势变幻不定，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和保护，单纯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为了获取苏方的支持，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
“希望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
蒋介石急迫的心情表露出来的弦外之音，不知为什么惹得托洛斯基有点不快，托洛斯基气冲冲地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闻听此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在托洛斯基看来，蒙古居然不是中国自己的本土。显然，这种探讨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无疾而终。此后，苏联人再也没有同蒋介石讨论过什么“西北军事计划”，寄托着孙中山和蒋介石梦想的“西北军事计划”最终落了个“胎死腹中”的结局。
所以，苏联和中共反对国民政府“北俄伐”的根子就在这里，后来只好尊重“人民的选择”变为支持“北伐”，有点时下对待利比亚人民推翻“卡叔”的味道。
这里不得不提及当时苏俄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共产共妻”①事件。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出版，其中有段文字：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深入研究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於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後，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 。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 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於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於党的这个思想。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後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後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後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後被杀害，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後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着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於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叁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 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 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後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於十六岁。
老蒋必定也对此耳有所闻，蒋介石对苏联将近三个月的考察，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获得的负面印象颇深。估计，此时老蒋心中已埋下反共的种子，发芽是迟早的事，只是不动声色，所谓“深藏不露”，狡猾之极，因为国民革命需要卢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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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2010年11月19日，党报《苏州日报》刊登了一篇《由苏俄“共妻令”煽动的“共产共妻”谣言》的文章，披露了“十月革命”后发生的这个事件。说是“1918年，苏联一个布匹店小老板赫瓦托夫伪造了一份‘共妻法令’，并将之付诸实施。这位冒险家死后，‘共妻令’并没有随法庭的审判而结束，反而成为‘共产共妻’谣言的源头。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些事实：在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1930年。”可是，疑问是：（1）那个布店小老板竟有如此大的魔力，使地方报纸竞相刊登“共妻令”？（2）小老板最后被逮捕，为他法庭辩护的律师、女辩护人科隆泰在长达四十分钟的发言中她以精彩的语言捍卫她的“爱神”理论，她为被告辩护说，男女关系过于随便，缺乏形式上的约束，导致时下人们举止轻浮才使得被告的“法令”有了市场。并且认为，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底层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不会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消亡，还会多少遗留下痕迹，资产阶级的沉渣陋习还会泛滥，辩护人科隆泰要求法庭格外开恩，将被告从法庭直接无罪释放。令人奇怪的是，法庭的红军老战士、陪审员反复商量了三个小时，“因科隆泰毕竟位高权重，他们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最后当庭判决因赫瓦托夫犯罪证据不足，法庭当庭释放。但第二天这位小老板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他的布店里。为什么？（3）“共妻令”竟“被一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1930年”，没人管？《苏州日报》刊出该文章，原意是辟谣，可是适得其反，“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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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9日星期五 晴
我班文革小组不得力
几天来，文革小组的能力显得很薄弱。一方面只剩下δ①一人，另一方面工作能力不太强，不大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工作显得很被动。
在这方面我也很难想出得力的办法帮助解决，在这里仅表示遗憾了。
1966年9月10日星期六晴
电影《胜利在望》
看电影《胜利在望》②，比较好！
1966年9月11日星期日晴
立醒回来了
早饭后就去电校，碰见立醒，他还没吃饭，于是往外走。
他说5号回来顺便去苏州一下。苏州情况比较复杂，经常展开辩论。市委像个老先生，不表示任何态度。别人要炮轰市委，市委却默默无言，真是糟透了，革命各道自己头上来就不行了。
说苏州经常炒家。吾巷中有家③搜出80000多元，1800多块银元，还有三十几个金手镯，真是疯狂，藏这么多钱，最后这家主人从三楼跳下来自杀了。活该！
家中把牌位④打掉了（很明智），而谢先生⑤的大老婆干瞪眼，问：“为什么把它打掉？”这些老顽固，岂有此理！谢也很明智，把许多画撕掉了，卖了，害怕别人来抄家。
说〤〤⑥曾来南京，8号回苏的，很忙，经常在外活动。
附：〤〤〤是什么货色
〤⑦是反革命分子〤〤⑧的走卒，〤〤〤⑨手下的一名得力的助手，是《水院简报》⑩的得力通讯员，曾为二班的所谓体育为革命而锻炼起过草，迷惑不少人。为什么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无动于衷？
〤〤〤⑾，我深知你批判能力很强，听到“兵临城下”⑿是坏影片，马上写信给新华社，表示这是毒草，很敏感。遗憾的是为什么看完“抓壮丁”⒀却大肆宣扬，叫同学快去看说是〤〤⒁的，演得好，放了不少毒。你曾是《前线》⒂杂志的忠实读者，说这个杂志很好，又说《文艺报》⒃如何好，好在哪里？你所说的都是毒物、毒草。
希望你好好回忆，起来革命，好好地把刘书〤、〤〤〤等人的反动言论挖一挖，革命不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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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篇日记，通篇在发泄自己对一些同学的不满。现在看来，被我攻击的人，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观点却是十分有见地的，比我“睿智”,现在，我要向他们说声：“对不起！”。我只是跟着极左思潮开始疯狂起来，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迈向深渊 ”，只是当别人也开始向我“亮剑”时，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尚“先天不足”，有什么资格“革命”呢？但是，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每当自己感到“万分沮丧”之时，毛大爷就会及时说出我们的“心里话”，真是怪哉！毛大爷很能掌握受压、想“造反”的人的心理呢！
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
毛大爷对知识分子是有顾虑的。1957年的鸣放期间，本来大爷想用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出了“纰漏”，弄成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专家、学者，连大学生都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点经验来了，“红卫兵”才进入大学的。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起来，蔓延至北京市几十个中学里的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地出现了。
毛大爷现在用不明真相、“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来搞垮对手的这种卑劣手段是刘少奇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希冀从正式的党的会议上与大爷“一争高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木已成舟”，一旦开会，就只有听“判决”的份了。不按规矩出牌，是大爷的强项，也是集权专制下，政治流氓的惯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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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室友贾德胜先生。② 越南影片，叙述侵越美军把越南老百姓强行集中迁入“战略村”进行监督生活，反映了越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③ 那是家住“富郎中巷”顾乃大的家，那是一所大宅，虽已破旧，气派还是非凡的，顾乃大是留德女博士，著名医生，终生未婚，“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妹妹顾乃琴也是名医，曾任“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④ 供奉祖先的灵位，曾吊挂在客堂走廊的天花板下。⑤ 我家房客，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未生养，小老婆生了一个女儿，1956年考入浙江大学，由于美貌，被“六角恋爱”，由于“狼多肉少”，没处理好关系，受校方批评，谢先生将女儿领回家，不读书了。1960年经人介绍，嫁给了华水图书馆主任、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的弟弟、转业军人周少然先生。⑥ 看不清字。⑦ 隐去名字。⑧ 水文系总支书记。⑨ 我水文68级年级辅导员。⑩ 华水校内报刊。1⑾ 隐去名字。⑿⒀ 1965年公演的国产影片。⒁ 看不清字。⒂⒃ 均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编辑的报刊志。
Sep.25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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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九）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九）T派的由来和处境
老马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在全世界同时实现。列宁同志却“创造”、“发展”了老马的主义，在俄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列宁的老师PL汉诺夫①(1856---1918)认为列宁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PL汉诺夫晚年留下了政治遗言:
（1）“要是我指责他（列宁）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错误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应该等待。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他的背叛”；
（3）“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即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PL汉诺夫还以惊人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在经历饥荒、经济破产、剥夺农民三次危机后将出现第四次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现在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个解体过程持续了几十年（具体说是74年），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了,PL汉诺夫的预言被历史一一证实了。这篇难得一见的奇闻，苏联解体后在档案馆被发现，奇就奇在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走势，竟与PL汉诺夫实际初的预言惊人的相似。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了PL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同时，还发表了遗嘱发表经过、文献真伪考证和遗嘱曲折经历的几篇文章。
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列宁的“第三国际”认为，各国共产党应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放眼世界革命，“爱国主义”是狭隘的、错误的，应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实际上，中共成了“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严格地说，就是苏俄莫斯科的一个支部。列宁生前非常看好托洛斯基，列宁死后，“第三国际”被斯大林掌控，中共只能以斯大林的“马首是瞻” 。可是，托洛斯基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和斯大林大相径庭，尤其在“第三国际”如何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观点更是与斯大林南辕北辙。托洛斯基不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斯大林则认为，中共力量太小，而且，其成员组成绝大部分是农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不了中国革命的，只有依附国民党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当时中共力量很小不说，且穷，靠卢布苟活，那就只有仰人鼻息，用当今时髦话讲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吆喝“同一首歌”。从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吃尽了苦头。
孙中山先生显然对共产党有戒心，屡次警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②马林只好灰溜溜地回国向斯大林汇报去了。
即使孙中山如此作为，仍然受到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Zhang太炎的严厉斥责。1929年3月12日，章太炎在孙中山南京安葬典礼（史称奉安大典）上，送的挽联竟是：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c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③应继魏忠贤④。”
早在1920年代，一位国民党元老曾预言性地指出：“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犹如追随一位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到地狱里寻找天堂”，天使面具是因为共产主义宣言中集合了全人类最美好、最动听的理念与言辞，魔鬼的本质是因为阶级斗争的邪说再加上“一dang专政”，权力膨涨失控，走向绝对的腐败的不归路。
此时的Chen独秀始终认为：共产党应该脱离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就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蒋介石先生是何等的精明，1923年访苏前他还在恶补俄语，对苏俄的制度充满了幻想，但他访苏回来后就醒悟了，一山岂容二虎？国共两党迟早分道扬镳。中共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架势，只能忍气吞声。终于导致中共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Chen独秀，这位前清秀才，觉得再也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认为斯大林不是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而是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共，终于忍无可忍，向中央提交辞呈（辞呈在先，开除在后）。中共为掩饰“难言之隐”，只能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抛弃了事，这就是所谓中共党内的“第一次路线斗争” ！
这里，必须提及苏联莫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因为那时的莫斯科已经成了“红色麦加”，第一批去朝圣的国共双方约有340名留学生，“孙中山大学”堪称中国托派发源地、大本营。
孙中山于 1925年3月12日去世后，对于急切想使中国相信他们是一片好心的俄国共产党来说，正好表示他们友谊的良机。为了纪念孙中山，他们于1925年秋，在莫斯科开办了“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这所大学寿命不长，在1930年秋就停办了。尽管如此，，它对中国两党的事态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正如它是二十年代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1917年后中俄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还是国共两党党史的组成部分。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9月，中山大学的正式开学，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的“蜜月”，中山大学是继俄国人帮助下在1924年5月建立“黄埔军校”后开办的第二个学校。不论是参加开学典礼的俄国人还是中国留学生，无不为之感到振奋。大厅披上了盛装。列宁和孙中山像分别挂在大厅两侧墙上两国国旗之下。包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内的很多来宾出席了开学典礼。当天晚上很多来宾致词，可是只有犹太人托洛斯基的演说词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他说：
“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或者苏维埃公民。”⑤
虽然蒋介石的俄国之行败兴而归，但是，在俄国领导人中，老蒋对TL斯基的感觉却还可以：“大多数向孙中山博士致意和表示愿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竭诚合作的苏联党政领导人是犹太人，只有加米涅夫和契切林例外，他们是俄罗斯人------这引起我特别的兴趣。我发现像TL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越飞等人比较起来，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蒋介石在回忆录里继续写道：“我同托洛斯基谈话，数他最开门见山------他慎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⑥
看起来，托洛斯基由于他的崇高的国际威望，因为他比斯大林还原为著名，因而被请来主持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
可是，中国共产党很快在中山大学进行了全面渗透，中山大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校”，这使得蒋介石很恼火，使得斯大林更恼火，因为原意是为国民党办的大学，现在却被中共掌控了，本也想“睁一眼闭一眼”，可是中共留学生竟和托洛斯基一个腔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即唆使中共留学生的王明（陈绍禹）进行“维稳”。此时，在苏联控制了“东方劳动大学”和“孙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共产党员的王明，是铁杆“斯大林派”，他配合主子，对留学生中“托洛斯基派”进行残酷打击，瞿秋白的大弟弟瞿少白就是在那时被暗害的。
斯大林面对留学生失控的无奈，只得在1930年将“孙中山大学”关闭了事。
1931年4月24日、6月21日，中共头子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人叛变后，最后均被蒋介石枪毙。中共没了主儿，王明组成了“临时中央”，成了中共当时实际最高领导人。他后来从苏联回延安后就竭力打击回国的“托派”留学生。平心而论，毛大爷那时对“托派”似乎并没在意，但随著和王明争权夺利斗争的白炽化，毛大爷也就不管“托派”与否，把留苏归来的张闻天等书生统统地捋下去了事。“延安整风”期间，凡是“托派”均被开除党籍，格杀勿论！
陈独秀辞去共产党总书记后，“蜗居”上海，赋闲在家，有机会阅读托洛斯基的论著，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托洛斯基早就持有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中共独立革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立即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思想。可贵的是，陈独秀和托洛斯基经常通过书信进行争论，搞清问题，并没有全盘接受托洛斯基的观点，但一旦被说服，就立即表示同意，无疑，陈独秀是“托派”。
此时，散落中国各地、有意见分歧的几个“托派”组织，在陈独秀的协调下联合起来了，于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作为负责人，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处书记，组织部主任是陈亦谋，宣传部主任是郑超麟------。并于5月9日发表“第一号报告：给‘国际书记处和托洛斯基’的信”。至此，中共史上的另一个“党中央”诞生了，并继续坚持与国民党进行不屈的斗争，直到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为止。这个“党中央”很短命。
国民党认为“托派”是共产党组织，是“共匪”，必须消灭！
由苏共扶植的延安共产党，称“托派”是“托匪”， 必须消灭！
被国共双方追杀的“托派”，不得不整日里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干革命”。共产党胜利后，罗瑞卿继续负责追捕“托派”份子，1952年2月更是采取了全国逮捕“托派”的大行动。郑超麟被国民党关了两次监狱，坐了7年牢；1952年至1979年，又在共产党的监狱坐了28年牢，正是“把牢底坐穿”了。
“托派”真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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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写的哲学理论著作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1903年俄国社会主义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反革命。1918年3月，普列汉诺夫已经病入膏肓，他自知来日无多，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其时他已极度虚弱，但思路清晰，有条不紊。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口授耗尽了普列汉诺夫的最后精力，他于1918年6月12日溘然长逝。遗嘱历尽曲折，至今方中见天日。② 黑皮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1日第一版。③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④ 魏忠贤。明朝宦官、奸臣。⑤ 黑皮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3页。 ⑥ 同前，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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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2日星期一晴
向工人、贫下中农缴枪！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出身非“黑七类”①又非“红五类”②的我来说，是个考验，到底站在哪个立场上讲话，这是个原则性问题。
运动以来，自己犯了很多立场性错误。
如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应以最有力的支持，应看到主流，看到主要方面。虽然某些做法是不妥当的，但应正确对待之。革命的群众运动未免会有缺点，这是开始，斗争后，经验会丰富。我们应不是去挑剔，更不应骂街。上次大字报上骂人③，这是立场性错误，把贫下中农和红卫兵也骂进去了，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在此，应警惕自己以后不再犯。
昨晚贴了〤〤〤④的大字报（贴在走廊中），〤对大字报的态度是恶劣的，接连地问：你为何现在抛出这张大字报？你贴大字报是别有用心的，你在运动中干了些什么？你逃避劳动，手疼不下乡，却在家中举重！你造谣！
对于〤〤〤的一派胡言，在此仅表遗憾，他为什么会这样歇斯底里大发作，真正没问题的人，再贴多少大字报也是贴不倒的，真金不怕火炼。我提出〤〤〤和〤〤〤有关系，因〤〤〤曾为二班写过报道，且是《水院简报》⑤的通讯员，年级黑板报编辑。他说：“我不认识〤〤〤！”我为他害羞。
对于手疼没下乡一事，我仅对〤〤〤表示遗憾，我曾把医生讲的话对他反映，他同意我不去，反映给〤给听，〤叫我在家休息。于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的，向〤〤〤表示：“我这次不去，下次再去，反正一定要去。”他反问道：“你什么时候再去？”接着又说：“算了，休息休息。”我没之吱声。但他竟会说我对这次抗旱的态度应好好检查。我是气极了，老实说，由于举重扭伤了左手已三星期，一直没好转，去工人医院 “理疗”，第一次光照射后好一些，又去举重（这是不对的）不行，于是我对〤说：“不行，我的手不能多来。”于是一个星期都没有举。到了照射第四次后，手好了，于是又举重了。而〤反唇相讥问道：“你锻炼目的是为什么？好好检查！”我真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答曰：“为祖国建设。”“为祖国建设？那你为什么举重时还这里瞧瞧，那里瞧瞧？”我只是哭笑不得，他对同学的体育锻炼到底抱什么态度？我深表遗憾（这些事发生在早晨和〤的争论后）。
对于〤〤，我已经不想和他多讲什么了。他这个人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同学们也看的很清楚，为节约纸张，不对他多议论。
对〤〤这个人，应一分为二看，主流和支流。他出身于贫农，自来红，好得很，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烙印，立场是站稳的，敢于斗争的，作风是正派的，在这里我表示要向他学习。但未免有不少缺点，讲话是不负责任的（可能自己会前说后忘），对同学不是抱诚恳态度，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缺点不敢勇于承认，我以后要提醒他。对他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要斗争到底，否则对我班的团结，对这次文化大革命大有害处，因为他毕竟是班的文革小组组长。如果不称职，是要被“罢官”的，我不希望他会有这个下场。所以，他虽然对我的态度很不好，但我不计较这些，要顾全大局，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工人、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在城市和高邮社教已看得很清楚，他们大公无私，吃苦耐劳，富有革命斗争性，是革命的主力，我不向他们投降，难道向资产阶级投降？我要向工人、贫下中农缴枪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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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把具体人的名字全隐去了，也许有人能猜出来的。不管如何，现在，我要向他们鞠躬，深表道歉、忏悔，说声“对不起”！只是我们都中了“奸计”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已“Gong With The Wind ”（“随风而去”（美）玛格丽特·密西尔《飘》），曾经的“伤痕”早已被流逝的岁月“抚平”。我想，现在能在“博客”上回忆往事，这实在是一件“幸事”了，因为有些“人还在，心不死”！
“文化大革命”这宗中华民族“五千年”有史以来的“十年浩劫”，当时的参与者、受害者后后来的史学家，都一致同意是毛大爷“亲自策划的，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为实行“共产主义”而清除“走资派”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从1949年以来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的背景，以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爷被迫检查为导火索，其实际目的就是毛大爷为“泄私愤”、推卸“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罪责，为了彻底摧毁“根深蒂固”的刘少奇集团，和刘少奇反极左的意识形态，而达成毛大爷绝对独裁的政治运动。
然“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善良的人们深受其害，不要以为在一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就能了结，只要你一旦挨批，只要你还活着，那就永远也逃不脱以后的历次运动，次次挨批，未完未了，必须练就“老运动员”的体魄才能苟活。
毛大爷永怀“小人之心”，且“瑕疵必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没资格称“政治家”，也没资格当“政客”，用说书先生“扬子江”的话来讲，他只是个“政治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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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黑七类”，指“文革”初期，根据学生出身的阶级成分，划分“等级”的最末一等，学生的父母或祖父母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特务、走资派”，后来又加上了“叛徒、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位于第九，“臭老九”的美誉有此而来，后来毛大爷为了利用“知识分子”，竟模仿“威虎山”上的“座山雕”说：“老九不能走！”。② 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③ 指8月底，我贴出大字报：《警告这些混账东西》，闯下“穷祸”。④ 名字全部隐去，用〤〤代替。⑤ 学校内部报刊。⑥ 我的态度是很虔诚的。
Sep.28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13j.html
提 审 茨 冈（十）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进专案组
1963年，我来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上学，当时在校师生不过三千多人（目前在校学生就有39800人，将近四万人，难以想象怎么教育），我国从1963年起，高校招生开始讲究出身和成分，所以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城市学生很少，成了“异类”。本应该在1968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2月份才分配。尽管我不喜欢这个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①的“水文系”，但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荒废了足足两年学业，还是让人感到很惋惜。我的宿舍就在清凉山脚下，但是我连山后近在咫尺的“莫愁湖”也没去过，夫子庙也没去过，鼎鼎大名的“总统府”居然也没拜访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有点可惜了。
1967年夏，我还不到22岁，可谓“年幼无知、孤陋寡闻”，政治上还是块“白板”不说，连一丁点“阶级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这时已经荒废了一年学业，“文化大革命”却风风火火、昂首阔步地迈入了第二个年头。“华水”造反派打算在学校的“三结合”校领导班子中，结合一批“革命干部”，于是成立专案组，审查他们的历史。
我听说后，心里立即有了“小九九”，“大串联”很不过瘾，想再出去“看看”，觉得身边的东西不稀奇，且迟早可以去看，外边的世界才精彩。就立即找到了负责专案的年级同学福州人林炳章先生。哥儿们好说，他一口答应，于是我去了刚成立不久的“虎啸”战斗队，该战斗队专门负责审查院党委、系总支等党员干部涉及的有关“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嫌疑问题的系列专案调查工作。
我成了院副书记郑镇的专案组成员之一，需要去省委组织部查阅档案。那时，毛大爷已堪称世界上“打黑”的祖师爷了，绝对属于一流终极产品，“山姆大叔”小布什派出数万士兵打的是山羊小国的拉登、塔利班，是外人，俺们大爷在这世界泱泱大国创建、组织了数千万“红卫兵”打的是本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起重庆那个不入流的“唱红打黑”的小混混，更不知道要“牛B”多少倍啊！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虽然国家机器、各级党组织全被毛大爷打翻在地，且不断被他肆意地、来来回回地、践来踏去，但这个腐朽体制仍然傲然屹立，就是不倒。我们专案组成员，尽管个个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都是“革命师生”，却不是党员，按照“文革”前的规定，非党员群众是没资格染指党内机密文件的，干部“档案”更是禁区。“造反”一年多了，仍然不是“同志”，这个规定仍然没被废除，我们“专案组”仍然不能查阅组织部的档案，怎么办？还好，我们曾是拥军的“P派”，省军管会组织部的同志非常配合，“急中生智”，立即变通了一下，认为可以让我们“听档案”，组织部的人就开始念给我们听，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我们听完档案，吃惊不小，这位书记在延安时，有“托派”嫌疑，档案中竟还有“此人不可重用”的结论，真令人沮丧！
不过，既然是“嫌疑”，就必须搞清楚，否则就无法把他结合到学校“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去。副书记只是向专案组提供了介绍他去延安的那个人的姓名，由于时间久远，不知道现在人在何方。
专案组的任务是：找到此人。先前反思时，一直认为自己在“文革”中是属于“跳梁”的那种，现在想想，那时还曾扮演过“福尔摩斯”的角色，就感到有点释然了。
把当时的日记又仔细的阅读了一遍，觉得我的《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一文中有两处需要更正：
（1） 1967年7月15日，我从武汉逃回南京，各地造反派开始“揪军内一小撮”，全国进入全面“内战”。专案工作中断了不到3个月，而不是4个多月。日记显示：1967年9月30日，我出现在上海，又继续“工作”了，并在1967年10月30日，去江西劳改农场提审犯人，1967年11月，二上北京。关于在北京、武汉和苏州等地的情况，我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和《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中作了交代，不再赘述。1968年初，我参加了“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的“抓黑手”行动小组，在苏州、常熟、“沙家浜”一带活动，突袭了“郭建光”，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又再次南下江西提审犯人；
（2）副书记的革命引路人，后来参加了国民党，他没有离开上海。参加“中华复兴社”的是案中另一人。
翻阅日记时，我惊讶地发现，1967年9月，华水造反派“对外作战部”的秘书竟然是我，可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当过这个劳什子的秘书“官”，可是这里有日记白纸黑字为证：
1967年9月19日 星期二 晴~阴
这位大秘书
“这位大秘书！”他们这样称呼我。一下子我成了“革联”对外作战部的秘书先生了，那也不错，试试看嘛，这是“老革命”干新工作了，〤〤〤②也是秘书先生了。活动室有两个，303室和202室。上午开会直到十二点钟。下午好睡，到二点起来，洗完被子去港建楼拿“信”③，交给李纪人④。
秘书之事还没搞过，恐怕要常坐办公室了，这倒也很辛苦的啰。
周友谓⑤买到明天的戏票，电影现代戏片段，去欣赏一下好了！
六天后的日记写道：
1967年9月25日 星期一 晴
去上海
任务来了，马上去上海！
几天来的秘书的我，确实太忙了。22号晚十一点四十分，和革司、红联⑥老保联合起来了，老子一点也想不通，还说想不通也要想通。我想，我d思想大约落后于形势了！
上午办了手续马上出发，现在是十一点多。
水(101)⑦
情况可能是，一方面我得继续院副书记的专案工作，另一方面，我没在意这个秘书“岗位”，那时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草头王多的去了，更何况此时竟要和一小撮“老保”联合，不爽！反正不上课，与其看同学在寝室的走道上摆棋摊，下围棋打擂台，还不如离开这闹哄哄的清凉山，到外面散散心，这无疑是明智之举。所以，我把这短命的“秘书”早就扔到“爪哇国”去了。
准备“战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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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水文系”是我国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刘光文先生从美国引进的，他把美国留学的一套搬来中国，在“华水”创建了“水文系”。当时这玩意儿连苏联老大哥的大学里也没有设立，故如此调侃“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水文系，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专业和地质专业的辛苦程度可谓“不分伯仲”，是涉及“算水账”、预报洪水的专业，建水电站必须根据水文资料才能确定该不该建大坝，建多大、多高的大坝，做的是工程前期工作和各地区常年的水情监测工作，是水利尖兵，所以没什么人愿意学，可是我们这代人对于各种专业了解很少，根本不懂得什么专业今后会在城市工作，什么专业去山沟，那时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谢天谢地了，就没多考虑，很陌生的“水文”两字迷惑了不少人，等到明白了，已经“木已成舟”。
② 也是我年级的同学，隐去名字。③ 不知是什么“信”，记不得了。④ 李纪人，“苏高中”校友，1962年考入华水“水文系”，文革前，由学校作为华水“师资”，派去南京大学专攻英语，“文革”期间回校，此人非常能干，可谓“人中吕布”，我很听他的话。⑤ 周友谓，我班同学，我的室友，后调往五班（海洋班）。⑥ 华水的“华水革联”是学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革司”和“红联”是人数很少的另一派，大约只占全院十分之一不到，反军的“P派”。⑦ 水利馆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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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3日星期二晴
批评是团结的纽带
这几天，与同学争得面红耳赤，也可能时有误会。但意见不同是可以的，也是正常的，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是可取得一致的观点。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又指出：“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的，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我们班级中的〤〤〤、〤〤〤①等人，出身虽是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但在运动中的表现还是较好的，勇于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开火的，表现一般，他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不是说明他们已经背叛，则要打个问号了。总而言之，在目前情况，是争取团结的对象。
我出身于一个“中间”地带②的人，既非“黑七类”③又非“红五类”④，是个动摇阶层。首先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如果立场不对，则谈不上革命，甚至会成反革命。
对于红卫兵（班中的）⑤和文革小组成员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有“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可意气用事，否则会“吃力不讨好”！
现在〤〤〤的态度很不好，有些地方对我提的一些东西出尔反尔，不实事求是，怎么办？只有耐心、耐心、再耐心。对他应有100%的信心。他本质是好的，我想，他以后会接受批评的，只要他能学好毛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可以了。
对于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是一定要与他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如果批评首先计较态度，那等于完蛋一半。一定要谦虚、耐心，否则“吃力不讨好”且会“分裂”，这一点要警惕的。
一句话：批评是团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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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反映出班上同学的各种观点频现，且争论激烈。我自己想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认为自己是个“中间”人物，真是幼稚可笑、可悲。
当时，北京有个1959年高中毕业的遇罗克，成绩优秀，因为出身问题，进不了大学。他写了篇著名的《出身论》，此文于当年7月初稿、9月定稿，以大字报形式贴出，立即震惊全国。文中对“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等荒谬、极左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可是，遇罗克竟被当成“反革命”于1970年3月5日的公审大会后枪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因言获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大救星”一生中所干的罪恶勾当之一！
所以，史学家唐〤〤认为：“毛大爷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自古帝皇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定是一位顶呱呱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有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日本式，你学的再像模像样，你没有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真是一针见血！那么，我们的“公仆”绝对是：“背着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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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均用“〤〤〤”代替。② 自己一厢情愿的分析自己。③ “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④ “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⑤ 原有括号。
Oct.1st.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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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一）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一）淮海路1288号
侦查“投奔梁山”的引路人的踪迹，对一个非专业的学生说来，难度太大了，尤其寻找上个朝代的人就更难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国共内战，双方战死数千万生命。唐代曹松为战乱中不幸的百姓，无辜的平民，他憎恨着那些操戈作祸，裂地封侯的乱臣贼子，愤怒出诗人，他的《己亥岁二首》就是明证，其中一首说道：“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前天是 10月1日，是这个红色政权建立六十二周年的纪念日，行文至此，不胜感慨
中共党魁王〤，曾在1989年杀气腾腾地放言：“谁要夺取这个政权，就拿二千万颗人头来换！”那么就是说，中共是牺牲了二千万人的性命才从国民政府夺取了话语权的。在这骇人的数字中，有我五伯伯、六伯伯的二颗头颅。那时我不并知道这个新政权为了“共产主义”究竟死了多少人，更不知道国民政府为了捍卫“三民主义”又死了多少人。1965年，小叔叔在南京江宁县任县委书记，所以我差不多每逢星期天就去江宁东山镇，叔叔告诉我，我的五伯伯、六伯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于1946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常州西夏墅，是革命烈士，祖母曾为了掩护他，拒绝招供，被国民党的兵打得吐血，还把三伯伯的房子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原来，那鲜艳的五星红旗上也有我祖母的一滴血！叔叔以此为由，一再要求我加入共产党，这简直是要我去“嫦娥奔月”了，我自叹弗如，但不甘示弱，竟不识好歹地和叔叔“辩论”起来，最后说：“我要向鲁迅学习，鲁迅不是党员，可也是共产主义战士！”叔叔居然被我呛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得叹口气道，那你就学鲁迅去吧。后来才明白，鲁迅是不能随便学的，否则，大狱伺候。
今年3月27日，我去常州老同学司马均德先生家中作客，谈去年“上海世博会”的欢聚，回忆“文革”，他那时是我班也是我年级唯一的学生共产党员，曾暗中保护过我，让我感动了半个世纪。分别几十年了，无所不谈，我告诉他，我老爸是离休干部，当他听我讲述的家事后，司马先生竟吃惊起来，责怪我说：“原来你伯伯、叔叔都是老革命，老爸也是搞‘地下’工作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要是我那时知道，早就把你入团了！”也许他是对的，可那时我总觉得叔叔他们的事情和我关系不大，那两个伯伯我也没见过，老爸不和我讲这些，我也不清楚，只是叔叔老是吹嘘他如何打鬼子，鬼子还悬赏一千大洋抓他，后来又如何打国民党，好像只有他革命，别人都是“帮帮忙”而已，这是我要和他“辩论”的起因之一，我隐隐约约知道老爸是国民党，“帮忙”掩护过他们，可这“国民党”却是比较吓人的，所以在学校里我也从不提起，只向一两个密友透露过。文革初期，会上竟有人影射此事，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估计辅导员泄的密。
内战双方死了数千万人，所以，我受理此案时，就担心这个革命“引路人”是否还在人间？
此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应该是个活跃分子，组织大学生参加什么“萤火”、“光明”等读书会组织，还介绍学生去“革命圣地”延安，应是个人物，他是谁？还在吗？在哪里？在侦查、打探隐私方面，我没有福尔摩斯那睿智的脑神经和老到的处世经验，头儿明显地高估了我的智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在哪儿呢？我不得不冥思苦索起来，有点夜不能寐的意思呢。咦，“灵感”来了！
1966年“文革”初期，风头十足的“南开大学”红卫兵小将，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充当“周兴”、“来俊臣”式酷吏的康生暗示下，在江青的指使下，从“敌伪档案”中，翻出了1936年的国民党报纸，揪出了以安子文、刘兰涛、薄一波为首的叛徒集团，史称“六十一个叛徒集团”。
1936年，在国民党“草岚子”监狱被关押的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共产党人，当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履行了国民政府规定的手续，出狱了。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坐牢的共产党员只要写一个“反共启示”，在报上一登载，就可以被释放。于是他们写了，公开刊登“反共启事”，声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事实是，张闻天曾在1967年2月18日给毛大爷等关于此事的信中，附上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的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工作干部的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①
可是，现在出版的讲述这六十一人的书刊，在引用张闻天的证明时，都把“简单手续”一词前面的“不反共、不发表”的六个字删除了。
现在看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人原来是可以这样作的吗？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只是一种手段？同样的不可思议，心慈手软的老蒋就居然相信了这些“白条”上的黑字。这就是“文革”时期震惊全国的被康生“暗示”后、由南开大学“革命小将”“揪出”来的“六十一个叛徒”的大案。
另有一人坚决不肯在“反共启示”上签名，即便被告知这是党中央的指示后，他也不干，他就是“文革”中，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的刘格平，他的骨头是硬的，像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由于他拒绝提拔曾当过日本人密探和伪保长的陈永贵，而被江青捋下台。江青是证据确属的叛徒，有资料显示张春桥是和崔万秋有接触、疑似军统特务的人，姚文元的老爸姚蓬子更是在1931年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并从特务头子徐恩曾那儿领取特务津贴。大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就菌集了这些货色？据说大爷对此竟然还十分清楚，实在搞不懂，要么，这只能说明大爷是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
这个“六十一个叛徒”大案，为处心积虑要打倒刘少奇的毛大爷提供了“炮弹”，给这位昔日“毛泽东思想”原唱者，拦腰打进了一个致命的楔子。此时，毛大爷和江青这对夫妻冤家的“二人转”演技，已经升华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就连那个靠走街串巷唱小曲为生、当今在央视春晚不可或缺的专以糟蹋智障、残疾人为能事的赵〤〤这厮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这个震惊全国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大案，启发了我！
既然这位书记大人是从上海“投奔梁山”的，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敌伪档案”应该会留有他们的“倩影”，这是我上海侦查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十四年前的今天，1967年10月3日，我来到了淮海中路1288号，这是一位70届校友安排的住处。日记中写道：
1967年10月3日 星期二 晴
房子问题
“找到房子了！”老熊②对我说道------。我来到淮海中路one two eight eight ③号，房子美极了，三楼住宿，设备齐全，洗脸室、抽水马桶，浴缸。这是资本家被抄家后留下的空房子，里面是一些老“工总”、我“革联”的材料，原来里面的费忠兴④去宁波了（一个星期）⑤，还有一把“万握铃”⑥。它位于常熟路小剧场那儿，旁边15路车直到黄河路。
-风景很好，又很静，是个工作的好地方！老熊建议我住在这里，我满口答应，来体验一下这种生活，因为我还没有单独居住这种“高级”的房子。
至于什么电灯、水、茶都是比较好解决的。
这个“密室”⑦是十分重要，将是我“革联”永远的活动场所。
话得说回来，万一这里又不行，要另请高明，否则有碍工作。新的、从未有过的生活明天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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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东方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② 我系教“水化学”的熊椿懋老师，和我是一个专案组的成员，我俩一起去北京和上海外调，后来我分别和戴贤凯、许木土同学搭档外调。③ 意为1288号。④ 费忠兴是何许人，不知道，也没谋面。⑤ 原有括号。⑥ 即小提琴 Violin 的译音。⑦ 我那时认为是我院造反派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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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4日星期三晴
看最最好的电影
晚上看毛主席和百万革命师生集合的电影① ，现在还没有看，8:30看，现在8:00.
1966年9月15日星期四晴
婶婶忘却了
已经15号了，可婶婶还没寄钱来，不知何故。特写信去问了。如果已寄出，则要询问一下，如果没有寄出，那就忘记了吧！
下午斗刘晓群（教务处处长）②。他态度比任何一个都要强硬，极不老实。他可恶之处就是排挤工农子弟，死不承认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包庇，干罪恶勾当！
斗争会从2:30—7:30，比较成功。郑镇③和河川系的刘图义④一面揭发，一面承认错误，看上去刘图义的错误要大些！
1966年9月16日星期五晴
头脑胀得很
今天我哭了⑤，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对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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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很巧，我的《提审茨冈》（十一）正好提到关于我叔叔、伯伯、老爸参加“革命”和有关“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件的事情。
9月16日的日记，仅仅一句话，这天却是我受到冲击的一天。因为有规定，“黑七类”子女没资格坐省委为华水包下的专列去北京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那么，学生就得开会，“自报家门”谈谈自己的出身问题，可是有人矛头暗暗指向我（我怀疑可能是年级辅导员故意泄露了一些“机密”）。我对老爸的经历是不清楚的，一时“措手不及”难以招架。这里不再赘述，请参阅：博文“今心解密日记 1966.06.22. 查账心得”，老照片中有详细叙述。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以文化大革命为纲，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外出串联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联。对工矿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干部需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同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15日，毛大爷第三次接见来京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群众约百万人。林彪代表毛大爷、党中央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发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页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9月16日，康生就安子文、薄一波等出狱问题给毛大爷写信。信中写道：“我长期怀疑刘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当时坐狱的人，大致可分三类：一、少数人反对刘少奇这个决定，拒不执行（据说刘格平等人反对）；二、有些人立场不稳，组织上服从；三、有些人本来就已经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二、三类人，约计70余人。现在有些人的名字，还弄不清楚（已弄清楚一些，补证），现住在继续查证，详细查明后报。”信后还附有5份有关的1936年京津地区报纸影印件。毛大爷在信上批：已阅。
同日，新华社十六日电：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看来，运动有点失控了，已经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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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应该是1966年8月18日，毛大爷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的电影：《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② 刘晓群是个老革命，据说解放前的土改时期，已经是解放军团长了，却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家乡，为地主父亲说项、翻案，在“文革”中当然罪责难逃了。③ 水院党委副书记，我是他的“专案组”成员，为了查清他的“托派”（托洛斯基派，简称托派，托派的思想以托洛斯基为首，是斯大林的反对派。前苏联斯大林执政之後，对党内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打击迫害，苏联的托派人士或非托派被大幅逮捕，损害了党内民主，制造了大量冤案。与此同时，其他共产政权的托派人士的命运也坎坷。）嫌疑问题，“南下、北上”断断续续历经一年多，没查到什么问题，却知道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恐怖的党内斗争的来龙去脉，过早触摸到了“延安整风”的真相。④ 刘图义是华水河川系的系总支书记。⑤ “今天我哭了”，请看博文“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2. 查账心得”，老照片中有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Oct.4th.2011 卯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6jz.html
提审茨冈（十二）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二）房东求救
“这是资本家被抄家后留下的空房子”。
这是日记对淮海路1288号的注脚。关于“文革”中初期红卫兵“破四旧”，将“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赶入农村的事件和残杀“阶级敌人”的惨烈事件，发生在1966年8、9月份，我没见到有关上海市当时的抄家情况资料，但从北京的情况也“可见一斑”：
“ 1966年8月27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残杀事件。从8月27日到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被杀害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据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中，北京市有1700人被活活打死，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此外，自“八·一八”大会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即有11·4万多户被红卫兵抄家，或被迫或闻风主动交出了各种财物。全市查抄了大量金银和金银制品，以及现金、现款、公债、外币计4478万元，图书235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计达1867万元。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炒，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毁。”①
那么，作为1967年初“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上海，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成绩”不会比北京差，天晓得全国发生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骇人的是：俺们大爷说了，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
我临时“下榻”之处，淮海路1288号是一幢米黄色外墙、墙中嵌有下方上圆“挪威式”窗户、罩有“科隆大教堂”式尖顶屋面的三层西式洋房，第一层面积最大，向上依次递减，房后有花园，独门独户，花式镂空铸铁栏杆挡住了人行道上的匆匆过客，旁边还有两幢和这一模一样的洋房。暗思量，这是“万恶的旧社会”资本家的居住区吧。我用钥匙打开了这幢洋房大门，看似空无一人，是个“空大厦”，安静极了。
给我安排住宿的河川系70届的史美鹏先生告诉我说，我的卧室在三楼。
三楼有两间房，我的这间足有三十多平米，应该是客厅，竟然也空空如也，地上凌乱地堆了些书刊、资料、旧物，连张椅子都没有。奇怪！怎么回事？难道让我睡地铺？正在胡乱琢磨，史美鹏先生来了，还带了条薄被，对我说：“你先凑合着住吧，这是木地板，还好，天气不冷，以后再设法换住处吧。”我没吭声，只好这样了。
这时才知道，原来，被抄家的房东正“蜗居”在一楼的储藏室中呢，三楼另一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日记这样记载：
1967年10月5日 星期四 晴
一对新人，哑巴加聋子
对面的一家，是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是聋子，女的是哑巴，是一对绝妙的夫妻。看来，他（她）②们过得很幸福，时常从房中发出哭一般的笑声，欢乐异常。今天晚上，我进了新房一下， 他热情地请我坐下，请我吃糖、喝茶，十分客气。他爱人的表妹（是“交大”的学生）③来看他，用笔进行问答。
对聋子说来，世界是寂静的，寂静的，这是很苦闷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很乐观，是多么的乐观啊！她时常用手势狂妄地指划着，不时地发出哭一般的笑声，有时眼睛瞪着我，男的时常讲一些话，作她的翻译（手势译成话）。
我恨同情他们。九平方米的房子，没有窗，住的是阁楼，那样尖顶的阁楼式房子，男主人很不满意、很不满足。
这种结合是十分有趣的，他们的思想用手来比划，他们的工作是埋头苦干、不声不响，他们的行动------
这就是1288号三楼的人家。
这段日记，写得粗糙，过于刻薄，那位男主人不是先天性聋子，后来得病，聋了，表达的语言也逐渐忘记了，是个半聋哑人，所以还能帮助“翻译”全聋哑的妻子的手语，看来妻子性子有点急，经常发出“嗷、嗷”的声音，那“笑声”也是变了调的，像“哭”，那是“苦恼人的笑”。现在读来，颇有趣。聋哑人用“手谈”和“笔谈”的方式交流思想，要是那位央视春晚“不可或缺”的本山大叔知道了，定会在他那以讥讽残疾人为乐的表演中再加“佐料”。
男主人告诉我，他已经向领导反映，要求调换一个大些的房子。我当时有点纳闷，这所大房子基本全都空关着，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呢？也许，他们的档次还不够，这些腾空的房子是“备而不用”，等待贵客？谁料想，二年多后，我家的房子也被“腾空”了，老爸全家被赶到苏北射阳一个叫“八大家”的村落去劳动改造了。
日记激活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黑匣子”内的磁带，激活了我那沉睡的脑细胞。
一天晚上，我刚回到1288号“空大厦”，听得有人上楼来了。随着一阵急促的楼梯声，一位四十多岁、徐娘半老、“风韵尤存”的中年妇女，神色慌张地出现在我面前，怯生生、仓促、低声地对我说道：
“今天红卫兵有行动了，谢谢你能否帮我们去居委会说一说呢？” 原来，她是一楼“蜗居”房东的“阿妈”（女佣）。
我十分吃惊，听口音，她像是苏州乡下人。她告诉我说，今晚红卫兵要把资本家集中起来“审问”，不排除有“肢体碰撞”的事件发生，“阿妈”为东家着急着呢！可是，我一个外地人，能帮什么忙？大概东家已是万般无奈，叫女佣搬我这个“救兵”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衣着特殊，穿的是军裤，左臂戴了个“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袖章。军装原是69、70届学生在1965年搞军训时，学校向部队购置的几百套士兵服，原已搁置仓库，谁想“文革”武斗派上了用场，在校学生打开仓库每人一套，有人也给我搞了一套，我不喜欢两个兜子的军衣，所以只穿军裤。其实我是“伪军”，战斗刚开始，一个同学就被邻居“南师‘八三’”造反派用长矛挑穿了肚皮，肠子流出来了，我立马就逃回苏州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红色恐怖”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武斗也结束了，怎么可以再搞这种“恐怖”活动呢？我憎恨“抄家”、“破四旧”，为此我还差一点受冲击，我决定扮演一回“救星”，可是我是外地“红卫兵”，不知行不行，但立即答应去试试。
出大门，沿着昏暗的路灯走，正准备向路人打听“居委会”的去处，不远处见到两三个没领章帽徽的“丘八”，站在路旁，其中一个竟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说：“今晚行动取消了。”还说：“本来要通知你一起来的，但里弄居委会不同意搞，只好算了！”咦，他们知道我住这里？！我注意到他手中捏了一根鞭子，真悬！我“哦！”了一声，不再理睬他们。立即返身回去，去东家“蜗居”之地——储藏室。
储藏室离楼梯不远，敲开门一看，就不想进去了。储藏室是个短短的“狭长”地带，摆满了日常用品，连转身都困难。房东和他儿子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都瘦骨嶙峋，都架了副眼镜，只是老人面部肌肉下坠、多皱纹，坐着，儿子个儿很高，站着，活像赛凡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没见到女主人。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应该高兴。老人看着我，漠然道：
“阿拉（我、我们）也是非常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的。”
我晕！这是什么话？他边说边扶着椅子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站半拉又坐下了。真没劲，我转身走了，阿妈追了出来，跟我到楼梯口，悄悄地对我说道：“其实，他们一家是好人，是被冤枉的。”我纳闷了，有什么冤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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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三卷，第129页。② 日记中括号均原有括号。③“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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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7日 星期六 晴
明天去北京，万分高兴
是否黑七类，事实可证
昨天一天讨论我去北京的问题，我哭了①，饭也吃不下。
主要是两点：①。在大字报上指责红卫兵的某些缺点；②、我在讨论中讲了爸爸曾参加国民党。
在大字报问题上，我现在全盘否认②，虽则其中有的内容是正确的。先要考虑自己的态问题，对一些人骂了“混账东西”，把红卫兵也包括进去了，以前对这一点的确考虑不周，骂得没有阶级性，骂了同志，我承认了错。谈到爸爸曾参加过国民党，说心里话，自己也不清楚，婶婶对我讲是对革命工作需要出发让他加入的。究竟如何，我已写出两信（爸爸、叔叔）去了解，事实总要纯清的，我难道是“黑七类”③子弟？？？？？
上午讨论〤〤〤④的问题，他爸爸是自由职业兼地主，母亲是地主，但认识很不清，态度也不好，故红卫兵不让他去北京，我同意⑤！
去不去北京，并不能说明他“革命”或“不革命”，但去了北京可以看看形势，见见世面，对自己是一种促进。现在我才发言，讲话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否则会无形中被坏人利用！
附：大字报——《在骂声中成长》⑥ 清华811战斗小组
【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次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经过万千次的考验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谩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字典中总还有那么个“骂”字，因为骂声在生活中总是难免的。责骂和非难总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是在骂声中成长的！
骂声使混蛋发抖，骂声使政治庸人傍徨，骂声对革命者来说倒是一个小小的考验。敌人的骂声，这是光荣，越发证明我们的道路正确。同志的“骂”声，这是误会，真相大白，我们将更团结。敌人的骂声使我们高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同志的“骂”声，使我们警戒，为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敌人的骂声，我们嗤之以鼻，予以迎头痛击。对于同志的“骂”声，我们是认真听取，骂不当的给以热情解释。
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人，送进耳中的敌人骂声，将一浪高一浪，这是骄傲，坚定方向。沿着错误道路前进的人，送进耳中同志的骂声，将与日俱增，这是警惕，回头是岸！
劝同志之间的“责骂”可以休矣！
但愿敌人的叫骂声浪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就是要在骂声中成长。】
以上这张大字报写得很有水平，对我说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在斗争中魔炼自己，对自己是一个考验。骂错了人应检查，对红卫兵的优点首先要肯定，然后可以提出批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永远要使用下去！
今天中午收到婶婶的来信，于是我放了很大的心，心中轻松了一些。上几天没收到汇款，我担心叔叔是否被揪出来了⑦（白多心一番，转牛角尖，叔叔是“红五类”，婶婶也是“红五类”不会有问题）⑧。现在我吃不大下饭，思想还是很乱，在事情没有弄清楚前，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出身一事，只有放在心中。事实胜于雄辩，不用担心的，叔叔会如实告诉我的⑨。
对于红卫兵的一些缺点我还是要个别向他们提出的，不能对他们的态度“听之任之”、“明哲保身”，这是犯了自由主义，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要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我要向叔叔、婶婶学习，向无产阶级的子弟学习，做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一名毛主席的小兵，争取加入红卫兵组织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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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那时去北京不是件容易的事，“黑七类”免谈。同学们在会议上一个个自报家门，像“过堂”一样，要把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家中隐私“亮出来”，以此判断你的血管里的血是否“纯净”，裁定你是属于那个阶级的“人”，是否有资格去北京。我为了保护自己，居然同意不让〤〤〤去北京的结论，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结果，那位同学竟没去成。不久，喧嚣尘上的“血统论”收敛了一点，那位同学自己去北京串联了，在这里，我要向这位同学道个歉，说声“对不起”。后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炮制者、“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立夫，被当作“五·一六”分子关了起来，还在狱中教唱“牛鬼蛇神嚎歌”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大家都中了大爷的奸计！
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文章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文章说，革命的敌人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违背人类尊严”、“破坏社会传统”，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纪念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表二十周年”。社论说：“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伟大的、天才的发展。”“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胆略和革命的智慧结合起来，把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战胜现代修正主义，战胜各国反动派，战胜一切牛鬼蛇神。”
上述文章对红卫兵的暴力行动和对文化的破坏行为只字未提，有意掩盖事实真相，极大地鼓励他们的造反行为。此时的“天下大乱”和残暴行为，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结果，更是由毛大爷、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政治合谋和政治发动的社会结果，毛大爷为大规模破坏人权，破坏法制，制造武斗，破坏秩序大开绿灯，造成无法统计的生命、财产损失。
可怕的是，大爷并没有“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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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请参阅“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2. 查账心得”中老照片的短文。② 承认贴出的“警告这些混账东，西”大字报错了，因为我反对抄家“破四旧”，认为不少“舶来品”如：点灯、电话、电影、钢笔、沙发等有用，不能“破”。③ “黑七类”：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④ 隐去名字。⑤ 我赞同班里“文革”小组的意见，不同意他去北京。⑥ 当时转录的一张大字报，以为很好，就抄写在日记里了。⑦ 叔叔直到1968年才被当作“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出来，关进了“牛棚”。⑧ 原有括号。⑨ 对于老爸参加国民党一事，在“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4.&25. 文化大革命”中老照片的短文有叙述，这儿不再赘述。⑩ 后来我加入了“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至今仍感到很内疚，上当了。
Oct.7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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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五）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五）富郎中巷
1966年10月21日，告别了淮海路1288号“豪宅”，我迁到离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一座不错的房子里住了。记得里面那螺旋状上升的楼梯中间，还有部内外可以透视的鸟笼子般的电梯呢，头儿是两个年轻人，是个什么机关所在，忘了，那儿离外滩很近。
我不停地在与副书记线索有关的部门之间穿梭，有时一个部门去好几次。在上海市革委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汇区教育局等单位排查有关人物的情况后，觉得上海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是重中之重，准备在案情的外围情况摸清以后一举拿下。
工作余暇，我常到外滩散步，那里有一个相当大的旧货市场。一天，我在一个小门面的摊位前欣赏工艺品小玩意，摊主注视着我，他居然认出我是苏州来的，并不容置疑地说道：“你住在富郎中巷，对吧！”我惊讶万分，世界真小！原来胖胖的摊主也是“富郎中巷”的居民，在外滩“练摊”，他知道我，我却记不得他了。这样的巧合，不知道《应用数学》中的“概率论”是怎么计算的，唉，早就忘光了。
那么，我就顺便说说苏州的“富郎中巷”吧，我住在18号，一墙之隔就是“南阳里”，斜对面是“徳寿坊”。
富郎中巷，东出养育巷对花街巷，西出剪金桥巷。巷东口，北宋时曾立“德寿坊”，南宋重立时改名“好礼坊”，皆表彰北宋刑部郎中苏州守令富严之耆德，故名富郎中巷。民国时期开业医生寓此者甚多，有顾允若、顾乃绩、顾乃大、陆子安等。富严，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进士，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刑部郎中知苏州。嘉佑年，又以秘书监再任苏州知府（明正德《姑苏志·古今手令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范仲淹给富严的《边事帖》，对富严给予自己苏州家乡人的关照深表谢忱。
从18号至24号，历史上都曾是“吴宅”的院落，这是一幢清朝古建筑。中国闻名的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家、专家陈从周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专门对这幢古建筑进行考察，还认为有个墙角基石纹饰非常罕见，对这古建拍摄了数十张照片备考。
不清楚原主人是何许人，只是最近8月9日《苏州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我市启动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程——让老宅在‘活用’中新生”的文章，说是政府将对苏州首批十二个试点老宅：潘世恩故居、德邻堂吴宅、潘镒芬故居、潘祖荫故居、钮家巷王宅、大儒巷丁宅、博医院旧址、富郎中巷吴宅、大石头巷秦宅、顾廷龙故居、岭南会馆、东齐会馆进行保护利用改造。又据说要把富郎中巷的吴宅改造成区博物馆。
这下我才知道，原来这幢老房子被称为“吴宅”，而且要住不成了。
1950年，我家从吉庆街搬来富郎中巷18号，因为房子大，房间多，大部分空着，老爸就出租了一些。
我家的第一个房客谢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在1953年搬来住的，曾经是个什么老板，1949年新老政权交替之时，毫无悬念地变卖了全部资产，立即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产阶级”，开始吃老本，赋闲在家，生活却继续“小资”。老爸后来非常羡慕他的“精明”，感叹自己的愚昧，花了三十两金子，向破落地主买下18号这栋“豪宅”，价钱是便宜了些，可是带来了无尽的烦恼。1958年，连同吉庆街的老宅和这18号中的将近三分之二的房产被“共产”了，没想到共产党是做无本生意的，烂熟的“空手套白狼”的擒拿术，让老百姓防不胜防。现在，他们将如何处置这仅剩的二白多平米的“私房”呢？反正老百姓总输。去年，我曾接到政府部门的电话，了解情况，最后那人安慰我说：“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哦，我怀疑那仍是“鳄鱼的眼泪”！
谢先生有两位明媒正娶夫人，当然，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允许的。大太太未生养，二太太生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儿，1956年考入浙江大学。可是不久，我发现谢伯伯（我这样称呼谢先生）去了杭州，和她一起回来后，这位大学生一直在家待着，有时我和弟弟与他们父女俩一起打“杜洛克”（扑克牌的一种打法）。谢伯伯还经常借给我书看，那是苏州人冯梦龙写的“三言二拍”，看完“三言”想要“二拍”，却没有，有人说那“二拍”是荒诞小说，不让看。谢伯伯家中都是古书，这“三言”是他从外面图书馆中借来给我看的，受益匪浅。
一天，谢伯伯又把屋里的书摆到天井太阳底下晒，一边和我说，对面“徳寿坊”那位姓沈的老人，书非常多，谢伯伯和他有来往，还说那老人和鲁迅关系不错呢。我那时上小学，知道鲁迅是个文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国民党怕他，可我很弱智，意识不到谢伯伯说这话的意义。后来才明白，那位老人竟是鼎鼎大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沈瓞民先生。
DIARY <wbr>19660923 <wbr>“自由主义”第十一种 <wbr>& <wbr>提审茨冈(十五)富郎中巷
“徳寿坊”坊门上的红色五角星，是1924年秋，经沈瓞民先生的学生叶天地提议而塑成的，这是出现在苏州的标志革命的第一颗五角红星。
沈瓞民先生（1878-1969），浙江钱塘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3年奉母校浙江大学堂之命再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和鲁迅、陈寅恪、刘乃弼、顾琅、张邦华等同寝室。沈瓞民早年受康、梁思想影响，返国后即在上海创办“时宜学塾”和“识字处”，宣传救亡思想，被清廷列入“乱党”名单予以通缉，遂先后八次遁往日本为逋客，化名“高山独立郎”。客居日本时与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黄兴等交往，并参与筹组光复会，又加入同盟会，主编《胡天》。当时著有《读史方舆纪要校补》、《中国外患史》等书籍①。
1904年，沈瓞民受光复会推举潜入国内策动倒清②，不幸事败，遂潜往上海，执教于南洋公学、务本女学、健行公学和上海师范传习所。武昌首义后，他率众参加攻打上海制造局一役，后返浙江先后任都督府秘书、上虞③民事长、宁波民事长。袁世凯称帝之际，他曾集合独立旅、常备队，参加“二次革命”并宣告宁波独立。后事败入囚，被光复会营救，再赴东瀛亡命，至袁氏暴死，方得回国。随后在山东、山西、江西等处勘察煤矿。
1921年，沈瓞民定居苏州“徳寿坊”，有书斋名“自得斋”，这是他《中国外患史》一书版权所换得的。当时他还是章太炎国学会的特约讲习。抗战时，他又任新四军地下经济组织“长江商行”董事，及至新政权成立，又先后出任江苏和苏州的省、市政协委员，继又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沈瓞民先生曾长期研究《易经》，著有《三易新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见这位老人身穿蓝色长袍，手拄龙头拐杖从“徳寿坊”里出来，在街上溜达，巷子很窄，有时老人竟看我一眼，也许，他觉得一个孩子不看书、傻乎乎地站在大门口“看野眼”，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怪可惜吧。他那不高的身躯、肥硕的脸盘、黑长眉中夹杂的白眉毛让我记忆犹新，伴着那拐杖的“笃、笃”声，他那慢吞吞、笃悠悠的走势至今仍呈现在我眼前。那时我还满脑康乐球、洋画、玻璃弹子，“摸黑龙咚”的不开窍，否则，定会上前好好伺候，做他的“粉丝”，至少设法合个影吧！
遗憾的是，谢伯伯和沈瓞民先生究竟是什么关系，成了千古之谜。
后来知道，谢伯伯的宝贝女儿刚进“浙江大学”不久，就遇上麻烦了，可能是学校里不准谈恋爱，更有可能是“狼多肉少”，竟被“六角恋爱”，被教务处批评，谢伯伯胆小，接回女儿，不再上学，同他一起“赋闲”在家，有时和我弟弟一起打“杜洛克”④。后来经人介绍，于1960年嫁给了一位大她二十岁左右的老革命、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的弟弟、转业军人、“华水”图书馆主任周〤〤先生。“文革”中，我竟失去理智，贴了她丈夫一张大字报，说他不是“体弱多病”而是严重的“革命意志衰退”，气得周先生几天吃不下饭。“吃不下饭”的信息是谢伯伯告诉我老爸的，老爸来信把我训斥一番，我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感到“追悔莫及”，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1968年底毕业前，考虑再三，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华水”家属区，与周先生一家道别，他们一家人不计前嫌，热情地接待了我。唉，与人斗其苦无比！
鲜为人知的是，富郎中巷57号，私人医生顾乃大豪宅斜对门席家，还曾住过我的“干爹”，他是我工作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当时鼎鼎大名的副总工程师温济中先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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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还著有：《高山忆旧录》记辛亥革命前后之事，还有《记光复会二三事》、《谈＜胡天＞杂志的回忆》宣传革命。② 据沈瓞民的回忆：当时鲁迅也正式加了入光复会。③ 上虞，即绍兴。④ 杜洛克，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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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3日星期五晴
“自由主义”的第十一种
“自己错了，也已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毛泽东
我最近接连地犯了“自由主义”的第十一种，
自己也经常要下定决心去克服，但意志总不坚决，自己很苦恼。昨天差一点和S①吵架，好得S并没有生气。只怪我不好，莫名其妙地生气，太犯不着了。自己应有一定的主见，要目光远大、高瞻远瞩，一切不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应该冷静地思考，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经常用主席思想来对照自己，才可少出错误。
今天去了文化部、中宣部、高教部、团中央。本想去看《收租院》②泥塑人，但故宫旁边排队的人是空前的，一批只进一百人，若等在那里非得到晚上不成，于是决定明天去。
文化部的大字报不算多，主要是对周杨、陆定一、谢冰③等人的反党罪行。夏衍④的罪行也多得很，拍了许多“黑片”，浪费了一千多元⑤左右（因为不能演出，太糟了）⑥，如《捉鬼计》、《鲁迅传》、《红楼梦》《------》。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根本就是打着黑旗明目张胆地干！许多演员，如白〤（生活极端糜烂）⑦，赵〤、赵〤等（还有陈〤）⑧都是一丘之貉。
中宣部则是把陆定一、阮铭等人的大字报。阮铭的争论很多，有的说他是“革命左派”，有的写匿名信警告他。那里的大字报并不算多。
高教部的大字报更少一些。揭的有叶圣陶、吴伟、蒋南翔⑨等人。
团中央在南池子。揭的是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王伟⑩。他们生活作风都市很坏的，调戏妇女等。公开滥用主席名义，企图来一场混战，反党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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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我回水科院， 刘铁僧去找老乡了，黄忠祥走散了。
回来洗个冷水澡。遇见了水文69—2的刘川，说他班上有九个人没来北京，是“黑七类”的子弟，刘〤心也没有去，还有个沈（孙）⑾〤英没去成，她是张〤〤的同省老乡，出身是“工商业者”。刘〤心的社会关系复杂，没去成。这是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一种有力的教育。
至于我的出身，不出九月份就会真相大白，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可以澄清，只有盼叔叔和爸爸的来信⑿。
我以后一定要冷静，那怕顺利的时候也不能头脑发热。自己年纪不小了，应该懂得如何在阶级斗争中生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虽则贫农是半无产阶级，但也应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讲话、办事，否则就会站到与人民队里的方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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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自己心神不定，一直希望出身不要有问题，急盼叔叔和老爸来信，给个“说法”，以洗脱自己出身有“问题”或有“嫌疑”的罪行。现在想想，真作孽，我竟然不知道“我是谁？”了，这是不是笑话呢？不是，他们是“以毛大爷之心，度百姓之腹”啊，可悲！有部成龙拍摄的美国片“我是谁？”，我没看过，不知是否也是类似的意思。
到了北京，心里还是很不踏实。记得那时即使同车到了北京的学生也并不安稳，有两个学生竟被“赶回去”了，一个是水文67的，一个是水文69的，前者不知什么原因，后者出身有问题，还在吃饭时不小心把公家的一摞碗打掉了，弄得大家心惊胆战、噤若寒蝉。
1966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歌颂毛大爷的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伟大领袖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走在大路上”、“坚决和越南兄弟战斗在一起”等。
原来，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唱红打黑”了
同日，新华社北京电：发表《解放军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卫和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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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班的同学。②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展览，人物用泥塑做成。③ 文化部的领导，周扬是文化部部长。④ 夏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⑤ 数字可能有误，不过那时一千元是“巨款”了。⑥⑦⑧⑾原有括号。⑨ 均是教育家，蒋南翔时任高教部部长。⑩ 均是团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是当时团中央著名的“三胡”。⑿ 希望叔叔和爸爸来信说明我的出身情况。当时社会上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陷入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怪圈，这是悲剧。
Oct,16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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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六）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六） 温济中先生
温济中先生，1919年出生广东梅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三门峡工程局的大右派，离婚独身。后随“水电四局”转移至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工地，最终被调往到青海省工作，提前退休在青海恰卜恰①。有意思的是，温济中先生不仅在藏区认了个藏民作儿子，还重新回到了“水电四局”工作。
1976年，“水电四局”开始从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向青海龙羊峡转移。我在1976年4月23日下午3时许，来到了飞沙走石的龙羊峡黄河左岸、海拔2700米的瓦里贡山，住进了帐篷。那里的氧气比苏州少了27%，坐着不动，我的脉搏每分钟120跳，血压是50/80.②，吃的是青稞面，天天肚子疼③，够吓人的吧！每天早上起身就得掀掉盖在被子上那积满厚厚一层黄土的塑料布，因为那里天天“沙尘暴”④。三个月后才住进了办公室兼宿舍的“干打垒”⑤房子。
一天中午，我的上司、周怡中⑥先生从“恰不恰”赶回办公室，激动地大呼小叫：“啊！今天遇见了温老头，说要请我们吃‘天鹅肉’⑦------”。我不禁也“啊！”了一声，吃天鹅肉？谁是“温老头”？
原来，周怡中先生和几位局领导去州委公干，返回途中，小车被已经退休在恰不恰的“温老头”拦住了，一定要老同事去他家坐一会儿。看得出，这次会面他们都十分兴奋。我好奇地听着老周谈论“温老头”在“三门峡工程局”和“水电四局”的轶事。“温老头”大名叫温济中，广东人，是位“刚正不阿”的大右派，后来离婚独居，到青海工作后，认了个外貌和他十分相像的小藏民作干儿子，他离开四局后一直在青海转战，提前退休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知道“水电四局”开进了龙羊峡，温济中先生就在家门口，开始密切注意来往的车辆。那地方人迹罕至，当时龙羊峡到西宁没有公路，非得绕道“恰不恰”的公路才能到西宁，这天终于被守候在门口的温先生逮着了。
数天后的一个早晨，温济中先生出现在我们“施工技术处”办公室，和周怡中先生他们谈论关于重新回“水电四局”工作的事情。那年，温济中先生五十七岁。
温济中先生个子不高，干廋，小方脸，不像广东人，鼻梁高而尖，满头整齐的乌发，双目炯炯有神，微红的脸额，气色非常好⑧。他们谈话时，似乎我这个人不存在。我发现“温老头”和老周都很会“侃大山”，妙语连珠，十分风趣，实在观察不出这个老右派有任何丝毫的“沮丧”表情，似乎和一般的右派有天壤之别。我刚转正不久，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只有仰望前辈的份，在一旁专心听他们吹牛，感到十分新鲜。
那年，大爷尸骨未寒，他婆姨就被投入大牢，“四人帮”完蛋了。报刊说，终于“结束了法西斯统治”、“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技术人员短缺，温济中先生要求重回四局工作的申请很快被青海省批准了，“水电四局”的书记又是他的好朋友，四局立马上报水电部，并立即被部任命为“水电四局”副总工程师。从此，我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温济中先生的办公室就在“施工技术处”隔壁，当他知道我是苏州人时，就笑眯眯地告诉我说，他1950年在苏州住了两年⑨。是吗？有意思，我非常高兴，当他说是住在苏州“富郎中巷”时，我兴奋极了，当他谈到对面的邻居是一家姓“顾”的人家时，我终于开始激动起来了，并立即告诉他说，顾家在当地有点名气，姐妹三人全是留洋博士，老大叫顾乃大，独身，留德名医，1966年8月，造反派“破四旧”抄家时，被搜出不少金银财宝，她当场跳楼自杀了。温济中先生听说后非常吃惊，唏嘘不已。我还告诉他，我家是在1950年从吉庆街搬到富郎中巷的，是用船从剪金桥巷的小河运送的家具，从巷西头往东头搬。这下该轮到我吃惊了，他居然记得那时确实有人家搬家过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凑巧的事？啊！即便那时他见到了我，我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五岁孩子呢，想不到二十五年后，我们竟“在那遥远的地方”再次相会，真好似做梦一般！
从此，我俩就成了心无宿物、无所不谈的“忘年交”。可是，不久我俩关系就“被升级”，成了“父子”关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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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恰不恰”，藏语，驿站的意思，后被“西北王”马步芳改名为“共和县”，现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所在地。② 严重缺氧，低血压，这对身体伤害很大，尤其对内帐有危害。后来经常跑步锻炼，有所改善，但缺氧造成的损伤无法弥补。③ 那时各省粮食互不流通，除非粮食歉收，外省调运支援。青稞面是凉性的，吃了肚子疼，比热性的玉米面差多了。1983年，评上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发给优待证，每月配给10斤左右大米或面粉。④ “沙尘暴”，每天下午2、3 点钟，开始飞沙走石，尤其在春夏之交，气候更为恶劣。⑤ “干打垒”，用泥土分层夯实做成墙壁，基础一般60厘米宽，向上逐渐收缩为30厘米宽，所以一般书桌是面无法紧贴墙面，中间有空隙。⑥ 周怡中先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时任“水电四局”施工技术处科长，1983年调往水电部南京江北“大气监测”单位当头儿。⑦ 始终不知道他们是否吃到了什么天鹅肉。⑧ 脸色泛红，其实不是健康的标志，可能有心脏病，温济中先生就有心脏病。⑨ 温济中先生住富郎中巷57号姓席的朋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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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4日星期六晴
单独行动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
今天我单独行动了。
在动物园，沈其莉①她们去石油学院，吾则乘七路汽车到交道口，又乘18路车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厂的大字报不算多，但也了解了不少的东西。
张平、于洋、陈强、崔嵬、岳野②都是坏东西，汪洋③是个大当权派。他们总的都是为自己，吃喝玩乐，生活腐朽得很，低级下流，和落后的女演员鬼混，拍了很多坏片子。《小二黑结婚》与党提出的青年晚婚这一政策相抵抗，“青春之歌”美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宋景诗”、“五朵金花”“芦笙恋歌“、“洞箫横吹”都是一类货色④，“女篮五号”是剽窃了业余作者的“女篮十五号”改编的。
崔嵬有一次在河北拍“小兵张嘎”，发生少见的洪水，逃到天津，而其他的摄影人员把仪器抢救而出，结果崔还评为抗洪英雄，怪哉！
抄了一天大字报。
由于“北影”很远，从宿舍到那里要乘一个小时左右的汽车，故在十一点左右离开，去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⑤竟不是十分大的，门也很小。五分门票进去后，看了没有看见过的东西：象、长颈鹿、河马、犀牛，还看了各种老虎（非洲虎、东北虎）、狮子、野牛、斑马。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就出来了。
回来后，三点钟，洗个澡。
附：
昨晚和王和廷⑥去前门、天安门前玩了一下。王和廷这个人我已经进一步了解了，不是太令人理想的，以后只有少和其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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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天在北京到处“革命串联”，最后串到了“动物园”看老虎，这是中央首长们也是同意的，让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开开眼界”。
196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主要意见是：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二、公私合营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和组织，目前一般不要改变。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应当允许其存在。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实行存款自由、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反革命分子的储蓄存款应当没收的，依法处理。七、公债未还部分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八、出口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目前暂不变动。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量标准，目前不要提高，要继续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播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群众一听就懂，一用就灵。”“他们对地震造成的严重灾害，表现了‘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摇’的英雄气概。”“让我们把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
同日，在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准备强制一、二百名资产阶级资本家游街示众，被周恩来制止。
归根结底，政府要控制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掠夺“阶级敌人”的财富。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只允许全国人民有一个思想——毛大爷思想。
一个思想，就是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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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班同学。② 都是演员。③ 汪洋好像是厂长。④ 这些电影全部不能上映了，只剩八个“样板戏”。⑤ “北京动物园”给我的印象不错，让我感到看了这个动物园，那么其它的动物园就不必去了，且动物很集中。⑥ 忘了这个王和廷是谁，应该是我院学生。
Oct.19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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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七）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七）干爹
有要好同事担心，我和“大右派”搞在一起，这样可不好呢！还不无忧虑地提醒我说：“如果再来运动，那么我们就只好选你当‘右派’了。”啊，是这样，可我才不管这些呢！
1982年，“文革”后首次评定工程师职称，有人开始对我进行“暗算”了，说我简直像是大右派温济中先生的“干儿子” 。我有点愤怒，称这帮人是“红色乐队”。温济中先生是职称评委之一，对我又特别好，他们不愿意有这种“厚此薄彼”现象的发生，嫉妒着呢！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温济中先生通报了，谁料，他居然很生气的说道：“你怎么配当我的儿子啊！”真是失望极了，我立即苦下了脸，他看着我这样子，就有点于心不忍，开始怜悯我了，安慰我说：“没关系，让他们去说吧！”。要知道，他们不晓得温济中先生也是个有点背景的人呢，他的胞兄，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鼎鼎大名的温济泽先生是也！他的嫂子是当年红色“麦加”延安的四大美人之一呢！能攀上这门亲想必不会太差呢！那时，温济中先生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他刚从北京返青海，就立马告诉我说，他把准备申请入党的事告诉了哥哥温济泽先生，他哥哥很支持呢，和他哥哥同办公室的胡乔木先生也在一旁鼓励他说：“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对的嘛！”。听干爹这么说，我心里却有点不以为然，“右派”入党？岂不滑稽！但也不可置否，不过，我立即不客气地挖苦他，口无遮拦地说道：“那你以后就可以像孙悟空似的，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了，好去大闹天宫啦！”温济中先生，不，我干爹，这时竟像天真的小孩似的，“哈哈哈------！”高兴的笑了。
从此，对我和温济中先生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人，我对他们变得非常友好，因为能修来这般的“父子关系”是我的福分。
1984年，正值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之际，“青海省水力发电学会”在温济中先生的操劳下，在西宁宣布成立了，大家都十分高兴。会后，干爹告诉我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谈恋爱了，很漂亮的呢，还曾是周恩来总理的舞伴呢！说是部里来祝贺“学会”成立的一个叫常〤的人介绍的。我听到这个好消息，自然十分高兴，是啊，我还应该有个像样的“干妈”啊，对不！不过，干爹忧心忡忡地给我说，有一个叫舒同的“情敌”在追求她。使我深感担忧，舒同是老革命、山东省的省委书记、著名书法家啊！被毛大爷称赞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
还好，樊姨选择了干爹，因为她不愿再嫁给老革命了。
干妈就是照片上的那位樊姨，当时五十多岁，当时刚五十出头，有个女儿，丈夫是某海军的一个司令员，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司令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死。这位司令被造反派抓走之时，自知凶多吉少，一边走一边向夫人招手道别：“小樊，再见了，小樊，再见了，自己多保重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就传来了丈夫的噩耗，留下了可怜的孤儿寡母。
两个苦难的人儿结婚了，开始了人生“第二春”的幸福生活。可是不多久，1986年的一天，干爹突然感到不适，竟是“中风”的症状，不能动弹了，四局医院毫无办法，赶紧送青海省人民医院，谁料那里的大夫们竟也束手无策。干爹终于向老哥求救了，北京的温济泽立即向中央求救，说是有个亲弟弟长期在青海工作，是水电四局总工程师，现在-----。那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香”起来了，再说温济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耀邦同志肯定帮忙。中央立即成立医疗小组、派出专机直飞西宁抢救温济中先生。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专机还运来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仪器设备，诊断是脑血栓，并立即判定了部位，立即手术。干爹终于转危为安、顺利脱险。就在医疗小组准备离开之时，四局“质量技术安全处”有个小伙因为莫名瘫痪，也在省医院治疗，总不见好，小伙子哀求医疗小组是否也能救救他，医疗小组同意了，果然手到病除，不久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真棒！
不久，干爹就正式退休了，在北京十里堡定居，那里原是“水电四局”很大的一个驻京办事处，后来成了退休基地。
1992年9月，我在北京和干爹、干妈相聚了。那是我到涿州公差，处理设计修改事宜，那里也是“水电四局”在北京郊区寻觅到的一个职工退休基地。这时，我所在的“施工技术处”也已经升级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勘测设计院”。
“水电四局”是个“人才辈出”的国企单位。那么，我再谈谈另一位副总工程师罗西北①先生，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战友、罗亦农烈士的遗孤。他夫人赵〤〤曾当过我的红娘，所以，我有幸和罗西北先生有数面之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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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罗西北是湖南湘潭人,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曾创下4000万元高票房的国产反法西斯影片《红樱桃》，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两个中国孩子在苏德战争中的故事。其中的男孩儿，专门送发阵亡通知书的“黑色信使”罗小蛮，其原型正是罗西北先生。罗西北先生和李鹏一样，被周恩来收为养子，周恩来去世时，中央通知罗西北先生赶往北京守灵。
罗西北生于1926年12月，2005年11月17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9岁。1938年至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1年到苏联学习，参加了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1945年回国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1954年起，先后任燃料工业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主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水电四局设计院院长、书记，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2000年离休后，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高级顾问、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技术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顾问兼技术委员。罗西北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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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5日 星期日 晴
《收租院》
今天又是单独行动。
乘①路车去故宫下车，排队看《收租院》①泥塑人像。从七点排到了十点多，进了故宫②。令人很不满意，是因为《收租院》的泥塑人像不全，大部分是巨幅照片代之，使人很不满足。只有一间，只是主要部分。电影上的《收租院》记载有一百多个人像。这也不要紧，反正大略的情况已经清楚，刘文彩的罪恶史有所了解。
出来后，去对面的“红卫兵”公园（原是“景山公园”）③去了一下，登上最高处。故宫的全景已基本看见了，外面是护城河、城墙，呈方形的城，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小古殿，里面房子很多------
在故宫《收租院》广播站领了张免费电影票：“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④。乘九路车至“东四”下车，是“红卫兵”影院（原是“明星影院”）⑤。这一遍看得很透彻。“红卫兵”影院人很少，十二点二十开映，一点十分出来。
于是又乘①路车回来，洗个澡。
附：
昨晚七时许，开欢迎晚会，水科院的同志表演了较多节目，基本上是唱一些革命歌曲。虽然唱得有时引起台下人的笑声（准备不充分）⑥，但会上的气氛很是活跃，也有其它学校的来表演，朝鲜族的、佳木斯的等等。
我刚上床⑦，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模样到舞台上表演，说刚才本来要表演“红卫兵舞”，却受到阻挠⑧，还说有人想解散《红卫兵》这个组织，又说还有三个小朋友在争，她妈妈把她哥哥又是要打云云，这时全体学生都起来表示抗议，一时弄得较乱。后来水科院的一个同志上台来说明情况，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平静了一下，反正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于是大家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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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这一代是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却是没见过地主，只是从小学语文书和电影中知道了最有名的“四大地主”：
一、黄世仁：是从电影“白毛女”中知道的。据说老外看了后，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债可以不还，还很有道理？为什么喜儿要把自己生的孩子用石头压死，人权何在？为什么喜儿就不可以和黄世仁结婚呢？“文革”中的芭蕾舞“白毛女”就更加令老外吃惊了，杨白劳非但不还钱，还手持扁担满屋子追打黄世仁。虽然老外的提问有点怪，却似乎有点意思，后来才知道，“白毛女”是假的；
二、周扒皮：在小学语文书知道的。我当时只是感到做地主也不容易，半夜起来学鸡叫，地主睡不好觉也挺辛苦呢。后来知道，作者高玉宝的家乡人，竟不知道有“周扒皮”这个地主，“半夜鸡叫”的事也闻所未闻，原来故事是假的；
三、南霸天：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海南大地主、大坏蛋，纯属“子虚乌有”，可是被借用拍电影的那座大房子的主人却在“文革”中被批斗，吃尽了苦头；
四、刘文彩：确有其人，“文革”中，我参观过他的家。可是，后来经调查披露，刘文彩家中那座著名的“水牢”竟是假的。“受害者”冷月英控诉被刘文彩关在“水牢”中受迫害的故事，竟前言不对后语，矛盾百出，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竟脱口而出道：“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原来如此。但刘文彩发善心办教育是真的，他的弟弟刘文辉率部起义投诚共产党是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刘文彩一家有六人被枪毙也是真的。
现在想说：我们不再受骗了，已经太迟了。有识之士指出，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因为我们有个狼妈妈！
“不幸的是CCP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后，以政府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字显然远远大于公开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南联盟科索沃的种族净化手段，实在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解决问题，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拍。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CP当年当年把阶级敌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
史学家唐〤〤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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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说的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史，用泥塑人像编排成若干场景，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后来我串联到成都大邑县，参观了刘文彩家中的“收租院”，很“受教育”。现在知道，那是CP编造的，大部分不符合事实，连冷月英控诉的“水牢”纯属“子虚乌有”。② 可能是“雍和宫”。③ 原有括号。④ 总共八次接见，忘了是那一次接见“红卫兵”，应该是前面四次中的一次，因为国庆节是第五次接见。⑤⑥ 原有括号。⑦ 我们就在大礼堂舞台下的长条椅子上睡觉。⑧ 这可能是水科院内部的家庭纠纷事。
Oct.22nd.2011 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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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八）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八） 罗西北先生
罗西北先生的父亲罗亦农，生于1901年，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一户家庭殷实的人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罗亦农作为江西代表，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并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7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曾是瞿秋白秘书和陈独秀秘书的资深“托派”郑超麟①先生，1927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他在《郑超麟回忆录》②“记罗亦农”一文中，有罗亦农牺牲的情节：
“我到秋白家去打听消息，杨之华③看见我就说，据戈登路巡捕房传出消息，罗亦农是被一对夫妇出卖的。瞿秋白禁止杨之华说下去。下午，邓小平来到公寓看我们，特别叫我注意今天的晚报。黄昏时，我买了晚报来看，上面有醒目的标题，说法租界某处新搬来一对夫妇，早晨有人持枪闯入室内，打死了男的，女的躲入床下，受了伤，未死。于是我明白，这对夫妇原来是霍家新与贺之华------
“李哲时④在龙华收殓了罗亦农的遗体，又来我家收拾了罗亦农的遗物。我还记得，她一进来就伏在罗亦农睡的床上嚎啕大哭。李哲时还在世，她可能记得罗亦农的遗体安置在哪里。”
贺之华何许人也？朱德前妻、第四位夫人、朱敏的亲妈是也！
历史留下来的多种记述中都称贺之华生得很漂亮，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其《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之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1926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妻子贺之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朱德回国后没多久，贺之华就让她妹妹把朱敏接回了成都，改名贺飞飞。贺之华是个注重生活享受的人，婚后和朴实敦厚的朱德彼此间感情日渐疏远，此后，贺之华爱上了从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革命青年霍家新，并再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与霍家新结了婚。
1928年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之华夫妇回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上海，贺之华与邓颖超蔡畅等结拜成中央妇委“八姐妹”。其时，何家兴、贺之华夫妇住的是一间大洋房。当年4月15日，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贺之华家的楼上。罗亦农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国民党悬赏3000美金捉拿之。
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的贺之华此时早就叛变了中国共产党，暗地里为国民党特务提供情报，以换取利益维持她的高消费生活。听说罗亦农等人要会面的消息，她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她偷偷地去巡捕房告了密。结果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鬃当场被抓，前来赴约见面的邓小平晚来了一分钟，躲过此劫。
为了维持高消费、再去国外学习，不惜把她住地楼上每天来共产党机关办公的罗亦农出卖了，揣上了肮脏的几万美金赏金，正准备出逃，就被共党除奸组织干掉了。
4月15日当晚，周恩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幢西式洋房的三楼，紧急召集顾顺章⑤、陈赓⑥、洪扬生⑦开会。这幢西式洋房由一位白俄老太看管。洋房的三楼由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和一名女同志以夫妻的名义租下，作为特科总部的接头地点。顾顺章、陈赓尚未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几乎异口同声，脱口而出：“叛徒肯定是霍家新与贺之华!”罗亦农被捕牺牲后，邓小平和李维汉⑧作出了锄奸决定，由陈赓带人执行。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霍家新和贺之华。但后来贺之华没有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给国民党送到医院救治。本来红队还要到医院干掉贺，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看守很严，没有机会下手。
最近报纸⑨上披露，贺之华后来在老家养伤，默默地死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孙红雷主演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电视剧中，导演真实再现了这个刺杀情节。
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刑场牺牲时，罗西北还在襁褓之中，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杀，妈妈李哲时抱着他东躲西藏。和李鹏一样，被周恩来收为养子，送苏联留学，学成后在水电部门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罗西北先生在“水电四局”任副总工程师。“文革”来临，毛大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势如破竹席卷全国，“红二代的他也无法幸免，不断挨整。在一次批斗会上，突然把衣裳脱个精光，罗西北，这位烈士的遗孤，刹那间疯了！真的疯了！！终于疯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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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郑超麟，1901年出生在福建漳平县。苏俄第二次寻找联合的是陈炯明。1919年，司令部设在漳平县的陈炯明，要求在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二、三名半官费生去法国留学。十九岁的郑超麟就是通过这个途径乘上保罗·列嘉号大邮轮去法国留学的，后来和邓小平在一起勤工俭学，是铁杆“托派”。②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③ 杨之华，瞿秋白夫人。④ 李时哲，罗亦农夫人。⑤ 顾顺章，上海人，中共早期领导人，1931年叛变，全家有八口人，上至八十多岁、下至几个月孩子全被“红队”杀灭。1934年被蒋介石以图谋和共产党联络，被枪杀。⑥ 陈赓（1903-1961），黄埔军校一期，1956年被授予
⑦ 洪扬生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后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1928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1930年前后，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康生的顾顺章灭门案。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 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 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 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 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 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 ，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⑧ 李维汉（1896－1984），原名厚儒，字和笙，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是校友，无产阶级革命家。⑨ 2010年《扬子晚报》B班曾有介绍，资料未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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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6日星期一晴
叫刘〤〤滚蛋！！
早晨吃饭前，全体革命师生开了个会。那些地主阶级的狗崽子①们干了很多坏事。
昨晚，地主出身的刘〤〤②打碎了四十几只碗却溜之大吉，并说：“与我无关！”真可恶。还有力学系的两个女生竟去河中游泳，真是可耻！还有力学系的女生说：“二毛二菜票③怎么够吃？”这就给杭州三中的串联同学听到了，且看到她倒掉米喝汤，昨晚就写了大字报。
会场上很激烈，坚决要这些狗崽子滚回去，要把他们揪出来。
于是上午不去照相（水科院组织的人义务照相），进行整风。
下午休息一下，去天安门照相，一行九人去的。我以为等到照相完后起码要一小时，于是去玩了一下，回来后，结果他们已经照好了，我也不生气，反正事已如此，埋怨是没有用的。在北京留影是很有意义的，没有和同学一起照，也用不着烦恼，以后可能还有机会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冷静，不能任性。
食堂几侧贴了很多的大字报，关于刘〤〤，还有那位倒掉米汤的臭小姐！
现在斗争是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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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为了不小心打碎了四十几只碗的刘〤〤被赶回南京去了，那几个“臭小姐”是否被驱赶，忘了。反正主要他们是出身有问题，是“贱民”，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得人心，尤其做错了事就你更加倒霉了。
196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宣传32111钻井队灭火的英雄事迹。社论说：“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充满革命激情的语言。”“灵魂的改造，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搏斗，是异常艰巨的思想革命。我们的工作千头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灵魂，用毛泽东思想扫除人们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就能够改天换地，创造奇迹。什么帝国主义，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反动派，什么牛鬼蛇神，什么艰难险阻，统统不在话下。”
同日，新华社北京26日电：“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伟大毛泽东时代的我国人民的英雄本色！
同日，北京34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准备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在9月27日召开命名大会，被周恩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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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黑七类”（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出身的子女都被称为“狗崽子”，遭到了空前的人身侮辱，对于“人权”两字简直是闻所未闻。② 刘〤〤（隐去名字）是水文67届的学生，福建人。③ 可能是当时规定的伙食标准。
Oct.25th.2011 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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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九）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九）红娘
1968年12月，毕业分配时，我主动要求去祖国的大西北锻炼，所以在1969年元月1日就到“甘肃省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报到去了。分在右岸红柳台山上的“开挖三队”，和一房间的回族民工住在一起，干了将近三年风钻工和砼工。1971年8月，被安排在局生产指挥部，1972年4月调往下游的盐锅峡水电站护坦工程，1973年3月，调往813①(八盘峡水电站)分局“质量安全检查组”工作。此时，被打倒的局副总工程师罗西北先生仍然“蜗居”在刘家峡。他夫人赵〤〤是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获悉八盘峡有个“王老五”，就要为我介绍女友。
1973年9月，“柏拉图”式地谈了五年的女友，有幸从农村知青中被选拔上大学了，毫无悬念地就立马弃我而去，让我万分沮丧。1974年初的一天，从工地回办公室，有人告诉我，说是刘家峡有人打电话找我，叫我去一趟。反正我常去刘家峡，凭八盘峡分局的工作证乘火车免票，那里还有我的“窝”，和一位与我同届的清华大学毕业的叫李伍成的人住在一个宿舍。当时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值得打电话找我，那年代长途电话找人可是件大事，我以为那里后勤部②要我腾房间。
我乘局里的破旧火车去刘家峡了，别看那车厢陈旧不堪，现在想来那竟是宝贝，据说是慈禧太后乘坐的车厢，太老式了，就调拨给了我们的刘家峡工程局铁路分局使用。两个小时路程到了刘家峡，才知道要去“相亲”，介绍人是鼎鼎大名的罗西北先生的夫人赵〤〤女士。可是，她的出名并不是由于她的公公是罗亦农的缘故，因为老革命都已经臭不可闻，都被打倒了，而是因为她偷用局里明令禁用的电炉，竟被罚款数百元之钜而惊动全局，那时数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据说在当场“人赃俱全”被查获时，赵女士镇静自若，坦然面对，说道：“我愿受罚。”叫人大跌眼镜的是，夫人平静地问道：“那么罚款后，是否可以继续使用（电炉）？”原来，罗西北一家很“小资”，喜欢享用电炉烤制的面包。
我去罗西北家作客了。他家也是一般的工地家属住宅，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一家四口两间平房显然小了点。进门是前半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上和桌子上堆满了俄文平装和精装书籍，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起来。罗西北先生戴眼镜，坐在靠椅上，身体似乎好多了，气色也不错，可头发已经花白了，看上去不止四十多岁。罗西北先生只是笑眯眯的看着我，没和我说话。记得当时我就把对罗西北先生的印象轻轻地告诉了夫人，谁料夫人竟立马对罗西北先生大声嚷嚷；“小潘说你像五、六十岁的人呢1”搞得我慌乱不已，真后悔，我不该这么说的。还好，罗西北先生没吭声，只是继续笑眯眯，后来他说了几句什么话，却记不得了，是四川口音。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就欣赏起写字台玻璃板下的照片。夫人一旁指点说，这张是罗西北先生和毛大爷的侄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我仔细看，似乎两人年龄相仿，那肯定不是毛远新了，但相貌竟然和毛大爷十分相像，不知是哪房侄子，我没多问，但有一张微微泛黄的漂亮女子照片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就问夫人：“这是谁呢？”夫人的表情立即显得意起来，声音也立即变成了高八度：“这是我呀！”我暗暗吃惊，“小潘，还有呢！”夫人边说，边飞也似地跑进里屋，取出几本相册给我欣赏，罗西北先生却只是笑。唉！时间真是个魔鬼，我实在无法把照片上的美人儿和眼前这位胖墩墩的夫人联系起来。
在夫人的安排下，我在女孩家里和女孩聊了会儿就告辞了。令我惊愕的是：我刚离开，女孩竟嚎啕大哭起来。因为她爸爸第二天早晨就找到我住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迷惑极了，说：“不知道啊！”。我赶紧忐忑不安地来到罗西北先生家里，夫人问我，我就把昨天的经过情况和谈话内容滴水不漏地如实相告。谁料，夫人竟叹了口气，估计女孩爸爸也已和夫人接触过了。原来，女孩认为我没有诚意，她很聪明呢！自从我被首任女友“吹灯”后，心情大变，在女朋友的问题上，就一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这种心情被她那女性特有的敏感察觉出来了，更要命的是虽然她有点“丰满”，我却不应该问她的体重是多少呢，真该死了！这时，罗西北先生除了笑出了声，还埋怨道：“唉呀，这个女娃儿也是心眼太小了嘛！”这下，我松了口气，不能全怪我吧！后来，虽经夫人又安排几次会面，毕竟没缘分，只好作罢。现在想来，我这个人不善应酬，不会敷衍，喜怒形于色，没半点“城府”可言，不仅令人失望，有时还真令人讨厌！真是恶习难改、本性难移，想改，也难！
所以，女孩常被我惹哭，自己也总被人取笑，日子辛酸难捱啊！
本该就此打住，言归正传，可是思来想去，还是意犹未尽。开头我就声明过，本文“其中有和题目间接有关的事情，也有平凡不值得写的事情，但我都不忍割爱”。在“水电四局”比温济中先生和罗西北先生更加有名的人物是一条“卧龙”，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该回避的，否则就“显失公平”了，他就是“涛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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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甘肃八盘峡周边有“保密”单位，所以八盘峡称“813分局”，地址是“甘肃兰州98信箱”。② 那时工程局是部队编制，分三大部：政治部、后勤部、生产指挥部，我在“开挖三队”三连一排当混凝土（砼）工、风钻工。据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工程局将改编成工程兵部队，1978年，安徽陈村工程局就被改编为工程兵部队。水电部至今仍有二支水电工程兵部队，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曾是水电部队的头，少将军衔。我水文68年级五班的周大兵同学，在葛洲坝工程局升任第一把手后，1991年夏天，曾去青海“水电四局”公干，和我会面，有幸和他共进午餐。不久，他就成了将军，和刘源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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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7日星期二 晴
听动员报告
昨晚去民族学院，有内部片子。反动分子班禅额尔德尼①的叛国投敌的斗争会，班禅十分狡猾，避重就轻！
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狼，干尽了坏事，搞女人、造武器、买炸药、改装汽车、造炮、买军服（金刚军）②------
进行了三次检查，极不老实，只保留筹会委员的职务，撤销其它职务！
今天早晨听国庆游行的动员报告，这次有250万人游行，比往常（50万）大五倍，前进速度是60M/minute③，要手挽手，拿语录本。为了让大家看到主席，不拿彩旗，只扛主席像！从27—29④进行排练，不去串联。30号休息，吃好、睡好，充分地准备国庆。
上午听完报告进行了学习。
中午睡了两个小时，很得劲，起来排队型。左边是69级同学，左边是孔兴无⑤，每排20个人。我们在天安门是第五路（从天安门算起）⑥，很远，主席肯定看不清，也没办法！反正要服从大局。
若一旦在天安门发生突然事件，如：有人昏倒，就立即扶住，过天安门再治疗；若有坏人闹事，则立即揪住（作报告的后面添了“不放”两字，都笑了）⑦。经过天安门的处理，因为有好多外宾要观礼，有的是“友好”的（大部分）⑧，有的是“观潮”，有的是反对，要注意影响！！
排完队就学习，明天练步伐！
晚上听西藏的索朗单玛⑨忆苦思甜的报告，7:00入场。
现在刚吃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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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我去民族学院看了斗争十世班禅的内部片子，是在民族学院的操场上放映的，班禅企图背叛祖国的“铁证如山”，现在看来，有猫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89年10月，我和四局的一位同事前往共和县（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即“恰不恰”）参加当地“水利学会”的成立会议，一位汉人干部悄悄告诉我说，十世班禅是被有计划的害死的，说是藏族喇嘛教里有个神秘组织，对转世灵童进行了预测，“发现”转世灵童已经诞生了，那么，现世的班禅就不该再活下去，于是就秘密下毒处死了身体健康的十世班禅。十世班禅喇嘛的神秘暴毙一直是个谜，也直接导致了89六司前的同一年在藏人居住地的反共浪潮。1989年1月23日, 十世班禅喇嘛在扎西伦布寺的东陵扎西南捷开光大典後一次座谈会上，用中文发表的演讲。内容简而言之：西藏所失大于所得。1月28日，十世班禅在西藏视察时突然病逝。因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甚至有说班禅喇嘛是被陪同他的人〤〤〤下令毒死的。
1966年9月27日，大家开始排练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17周年的游行的列队，这是毛大爷在“文化大革命”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后来拍成彩色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建国十七周年”。要知道，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是没资格见“红太阳”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接见，可惜太远了，那时我实在无法看清毛大爷和他“亲密战友”的真面目！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据当事人回忆，在毛大爷主持的会议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大爷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华商陈嘉庚激烈反对。陈嘉庚主张新政权应当与蒋介石的老政权彻底划清界线，决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受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张奚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批评共产党一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幻想未来。”
“文革”中，刻有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爱国华商陈嘉庚墓，被红卫兵砸烂。现在想来，当年如果没有这位热爱水浒的老华侨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被废除，那么今日两岸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者，可以“一言兴邦”也可“一言丧帮”，唉，这惹事的乌鸦嘴！
1966年9月27日，黑龙江合江地区劳改分局红卫兵串联，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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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即班禅十世。 ② 原有括号，这部纪录片令人震撼，好像班禅要造反了。③ 每分钟60米。④ 从27日至29日。⑤ 我左边的人不认识，只知道他是69级学生，右边应该是我班的孔宪宏先生，那时改了名字叫“孔兴无”，但后来改名风潮一过，就不了了之。⑥⑦⑧ 日记中均原有括号。⑨ 大概是一位西藏的“翻身农奴”。
Oct.28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jqm.html
诸位，好友不断提醒我：博文太长。那么，就让提审犯人的回忆作文暂停一下，现在只挂出日记。不好意思，兄弟我只好在此表示歉意，谢谢！
1966年9月29日 星期四 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干一辈子革命。
〤〤①上次来信曾提到，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把毛泽东思想子子孙孙传下去，永不变色！我很感动，他确实变了不少，我要不要向他学习呢？要！
我的一切显得多么的差啊！
刚才话筒中讲，今天上午8:00—11:00不进行操练，有重要情况？上午安排学习文件，教歌。罗凤舞②说：10:00—11:00还要操练======
“------”是一个插曲，现在言归正传，继续学毛著：
在甲种本480页上一段话很好，对于人民内部的争论，主席是很科学地分析了，他说：“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况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才能真正解决。”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障碍的，跑200M中栏或低栏，难道光创造纪录？这是个谜，只有自己教育自己，从毛糙—光滑，从鲁莽—冷静，从粗心—细心，从简单—复杂------这一系列的过程，不是在几天内就行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生活，在考验中来锻炼自己。
时间老人总是墨守陈规，一天复一天，年复一年，默默无声地忠诚地执行着自己的铁一无二的职务，从没有失误而受谴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像流水一样地过去了。“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但人们却以一天等于二十年③的惊人的水平前进着。这样看来，我现在已经活了五十多万年了（从58年起算），算得上“老寿星”了，遗憾的是自己做的工作可怜得很，怎么办，好好赶上！
午睡了一下，做了恶梦：什么有人想谋害毛主席，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武器，把几个同学都杀伤力了，我也在毛主席身边，把毛主席掩护到一座山上去------荒唐得很④！
起身，2:30至4:00进行整连的操练，不久就去休息，洗脸，洗澡。晚上进行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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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提到“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句“大跃进”年代著名的口号，那是马克思在1863年4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天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间。”于是1958年脑子发热的大爷就把“可能会有”变成“现在就有”了。
毛大爷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失败后，他第二着棋显然就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再由他自己拨乱反正。毛大爷一再向周恩来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有点不耐烦，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据胡乔木回忆，1956年4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问题，单独去见毛。两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曾戏谈如何淡化毛大爷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大爷出现，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这一形式主义。大家同意了，周恩来曾加了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有好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部分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
1958年1月，毛大爷在南宁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恩来因公迟到，大爷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为国务院总理。1月16日，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缩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随后毛在大会上叫道，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周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表态自动辞职。毛对周说道：“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事后，周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的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经众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所以毛大爷在周去世后，对周恩来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语。
毛大爷的“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开始了。结果搞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汉书》上有个故事：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冰洁玉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后来就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了“荡妇”了。毛大爷失去信用的下场和她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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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② 罗凤舞，是二班还是三班的同学，忘了。③ 1958年“大跃进”的一句著名的蛊惑人心的口号。④ 现在看来，这个恶梦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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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0日 星期五 晴
王〤〤滚蛋了
王〤〤①，果然不是好东西。今天中午前，他们班级贴出了“勒令”②，王在下午六点滚回去，不许他参加节日游行。这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大力支持！
前几天给家里发一信，谅已收到，不知情况如何变化的。
附：梨子、鸡蛋、糖三角、甜饼、------ 汽车、吃饭不要钱
标题说明了什么？说明里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③。
明天是国庆游行，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让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到底。鼻子可能会流血④，要带点药棉。一切都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今天上午休息，晚上12点起身⑤，明晨九点开大会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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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毛大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共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0月1日，俺参加的1966年“建国十七周年”的国庆游行是毛大爷第四次（前三次分别是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接见红卫兵。
食堂伙食非常好，记得俺每天早、中、晚均要吞食三个“二两”标称的馒头（中午不回来，俺就带上三个）。已经实行“吃饭不要钱了”，接着，坐车也不要钱了，凭学生证就可以领到火车票，后来连漂也免了，只要在学士证上盖个车站的章就可以了。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公布的战果是，33695户居民被抄家，1772人被打死。9月，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约一百人先后被红卫兵揪斗或抄家,占总数的38.5% 。在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地区，全市“破四旧”总共抄出各种财物，其中有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四万多两，金银饰品六万多件，银元60多万块；在美丽的杭州，平湖秋月牌、虎跑泉老虎塑像、岳王坟岳飞像、秦桧像等被砸被毁。
在中国美丽的城市苏州，全市抄家64056户，仅图书、字画、文物等达17万件（俺家富郎中巷的留德医学女博士顾乃大，抄家时当场跳楼自杀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全国共达39.7万人，其中北京市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的帽子驱出北京。这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胡〤钢《毛泽东与文革》大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上册第207页）
9月间，江青批评周总理就是“和稀泥”、“折中主义”。根据江青意见，《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首要的根本条件，就是拥护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忠实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矛头直指周恩来。
毛大爷的“红卫兵”，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怪胎”，要生出“鬼儿子”来了。“红卫兵”酷似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大爷有“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真是永远说不清的历史闹剧。只是论规模，“红卫兵”大出“义和团”一百倍以上。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大爷在北京八次检阅的请来北京“闹革命”的红卫兵，总人数在一千一百万以上了，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要知道，“解放”（台湾教科书说“沦陷”）以来，人们向党员小班长“工头”提个意见，就可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欲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现在皇帝老儿和太后都来领导造反了，“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对社会不公的发泄，应该说这是对“解放”以来独裁政权的一次“名正言顺”的起义，可惜，就像电影《南征北战》张军长的参谋所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中了共军的奸计！”，中了大爷的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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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但此人不是我年级的同学，记不得他是哪个系的同学了。② 这种公然践踏“人权”、侵犯人身自由的布告，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司空见惯，很平常的事了。③ 记得从那时起，“红卫兵”串联就开始“吃饭不要钱”“免费旅游”了。④ 我从小鼻子就爱流血，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自愈的。⑤ 其实那天就没睡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m9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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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2 15:3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