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华尔街上红卫兵（劳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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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七月廿一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正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大陆资金到美国来投资。这些投资成功的不多，原因是缺乏经验和能力，也有的人是因为急于将中国国内的财产转移到外国而不计盈亏。（见《华夏文摘》cm9407c“一周要闻”。）


　　《世界日报》在转译这一报道时，提到有个叫廖源益的“前红卫兵”，在华尔街把投资全部赔光，还被联邦管理人员控以欺诈罪。据该报说，廖是中国成长最快、最有权势的某国营企业的创办人之一，并与陈云女儿的公司有关云云。


　　这个廖源益，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作Lao　Yuanyi，其实是劳元一的误译。经历过文革的人，尤其是上海人，大概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劳元一当年是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红革会”的作战部长（还是情报部长？记不清了），他的出名是因为他是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罪魁祸首。那正是一九六七年初，“一月风暴”后不久，张春桥由北京到上海准备出任“全国第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上海市革委会的主任，上海的学生红卫兵刚刚从“旧上海市委”手里夺了大印，大概不甘心张春桥来“摘桃子”，在一月廿八日把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围困在会场里，象走资派一样批斗了整整六个小时。当然，炮打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据叶永烈所著《张春桥沉浮录》记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这是上海市革委会最初的名称——成立，它的第一号通令即是：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也就是“现行反革命”。


　　《张春桥沉浮录》说，“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一·二八’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两千五百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二百多人，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许多人被打成残废……”


　　不过劳元一同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先当造反派、后成反革命的人如蒯大富等辈不同，也同那些一夜之间从“好汉”沦为“混蛋”的走资派子女不一样，他的父亲劳辛是中直机关某部门的负责人。“中直机关”是那些直属中央而又不宜让外人知道其真实名称的机关的总称。据当时大字报上说，劳辛是中国特工系统的头头之一，虽然他的名字不为一般老百姓所知，却是周恩来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有这样的父亲，权势熏天的张春桥也奈何他不得，劳元一当了反革命后不久就不知去向了。


　　十几年以后，笔者参加出国前照例少不了的“集训”，赫然发现劳元一也在集训人员的名单上。原来在这些年里，当他的反革命同伙还在劳改队或学习班里领受“无产阶级专政”滋味的时候，他先是下连队当了一阵兵，然后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当了第二次大学生。等到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掌权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家科委的干部了。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不愧目光远大，中国刚刚把它的大门开了一条缝，就给中国政府奉送上一个哈佛大学商业管理专业的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当然是不会分发到下边去的（只有在满清时代，王公大臣舍不得自己的儿子到异域受苦，结果在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才会有下层人家的子弟——时代毕竟进步了）。于是科委干部劳元一就进了出国集训班。


　　一晃又是十几年了，以劳元一这样的身世，再加上美国名校的商业管理学位，这些年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乘风破浪、得心应手，成就若干大事业，都是可以想见的。到美国来开创新局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当年这位“造反队里寻常见，黄浦江畔几度闻”的老红卫兵，就有了“赫德逊河好风景，华尔街上又逢君”的一段佳话。现在报载他投资赔钱，相信是因为缺乏经验所致，付点学费而已。至于惹上了小小的美国官司，多半也会象二十几年前得罪了张春桥一样，到时自有贵人相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1994 华夏文摘 cm94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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