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劲松：怀念我的父亲孙中范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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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一段早就写好的文字，也是当时缅怀父亲的文章最后一篇，本想搁在纪念文集中，因为听从了一些长辈的劝告，为了避免父亲的后事节外生枝，我拿下了。但心里总是有些不吐不快。历史就是历史，没有人能否认！所以我还是决定把它发出来，文责当然自负，我也希望能够引起相关当事人的关注，最好能当面对质。

一年的沉淀，在此过程中我又查对了很多资料，也有了些新的感慨：文革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没有人能够洁身自好，也没有人能够置身世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披露，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公开，那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人们的总结、研究、批判也越来越深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在我印象中，8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爸爸不那么忙了。有时回家被我缠着下军棋，还教我修自行车。那段时间爸爸心情不好，很少跟我们说话。后来，我知道那正是爸爸被人诬陷、蒙受冤屈的时候，是他人生的一个拐点。


主导对爸爸清查的有两个人，我姑且称他们为“Y”和“Z”。Y文革前曾在东北某大型国企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据说当年“拔白旗”的时候，他把单位的其他领导尽数当“白旗”拔掉，导致生产急剧下滑，在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他被调离原单位挂在中组部待分配。文革后，他成了中组部领导，是一位有历史的“左”老。另一位“Z”，据中组部老同志讲，是“中组部第一批“造反派”中的著名人物。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间，他率先造反大乱了组织部，用粗野的动作在肉体上折磨首批被斗的同志，他不听劝告写揭发陈毅的小字报去乱外交部，后来因为他编造历史受到审查迫害。”中组部一位老同志曾戏言：Z除了性别是真的，全是假的。文革后，此人摇身一变，以文革中受审查作为资本，成了中组部清查办主任。胡耀邦同志1982年4月1日在给中组部领导的一个批示中说：“你们那里对干部看法极不一致，应该召开一次部务扩大会议，统一思想，统一后就按原则说话办事，再不允许背后又乱来一通，搅得整个部内长期不安宁。”为此，陶铸同志的夫人、时任中组部老领导曾志同志在部办公会议上讲的：“说我们对干部问题认识不一致，我看我们绝大多数部领导认识是一致的，就是和你Y同志和Z同志几个人不一致。”

我曾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整爸爸，但爸爸也从来不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我曾经善意地推论：文革虽然结束，但历经政治斗争形成的极左整人思维在某些人的头脑中还惯性存在，甚至根深蒂固，很难随着拨乱反正一下消除。在拨乱反正中还沿用动乱时代的思维，这是历史的悲剧。

也许原因中还有某些人人性的弱点。有一次，爸爸用自己经历教育我时曾说过：自己年轻气盛，当年Z找他谈话，他拍着桌子质问Z：“你说我积极造反，我参加了哪个造反组织？你才是积极造反呢！”Z恼羞成怒。据说，一开始，Z曾说:孙中范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让他揭发郭玉峰、纪登奎。后来，因为爸爸不肯“揭发”——爸爸始终不同意有人说文革期间的中组部执行了林彪、四人帮的组织路线，因此也就只是一个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揭发无从谈起——也就一再被升级，变成了被“审查”。我还得知，爸爸因为不同意Z搞的所谓审查报告，写信给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申诉，耀邦同志看了爸爸的申诉很生气，让秘书转告中组部领导：“一个青年人，在那种情况下，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检查了多少次，为什么老是抓住不放。”在耀邦同志的指示中还讲到：“Z我不能说他是坏人，但很不正派。”Z得知后气急败坏，对爸爸的批判更加无限上纲，变本加厉，要把爸爸流放外地，甚至把矛头指向胡耀邦同志。

再说说Z一手炮制给爸爸的三大罪名吧。罪名其一曰“积极造反”。事实是：爸爸67年初从山西回到中组部，反对造反派夺权，曾在一次大会上针对一份大字报，公开为赵振清伯伯辩解，反对造反胡闹的人。他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也没有写过一份造反、诬陷、攻击部领导的大小字报。75年爸爸进核心组，也不是作为造反派的代表。爸爸在得知自己被提名时，曾想推辞。在纪登奎、郭玉峰找他谈话时，他还强调自己不是任何群众组织的代表，不符合中组部核心组成员的条件。

罪名其二曰：参与制造冀东冤案。事实是：1967年爸爸回到中组部，因不参加造反组织，无事可做，7、8月间，中组部业务组安排他们几个大学生到二处李楚离同志群众专案组，爸爸分工负责材料。其时李楚离同志早已被中央专案组定性为“叛徒”，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广发全国。刚到专案组工作不久，唐山军管会派人来做外调，中组部业务组指定爸爸接待，爸爸根据专案组保存的材料向来人做了介绍。后来审查时，Z说：爸爸向唐山来人介绍情况讲的“比陈伯达还多”，因此是“参与制造冀东冤案，后果严重”。

罪名之三曰：戳伤李楚离同志的眼睛。事实是：根据当时专案组的记录，在审讯李楚离同志时，有一次一个同志手拿杂志不小心碰掉了李老的眼镜，还有一次扯掉了李老的裤带，这两次都与爸爸无关。1980年，李老不知何故在中组部办公会上说有人“戳额头时指头滑进了眼睛”导致他的眼睛被戳伤。此事不仅被以讹传讹为“抠了眼珠”，还被人安在了爸爸身上。爸爸闻之当即以党籍担保绝无此事，并书面上报部领导要求调查，澄清事实真相。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赵振清同志和办公厅主任杨法陶同志（李老的亲家）经过调查，发现李老从没有因眼伤就诊的记录，当事的同志也都证明绝无此事。爸爸认为此事是子虚乌有，为了保护那位用杂志碰掉李老眼镜的同志，他宁可承受冤枉。而那位被父亲保护的叔叔得知后，给中组部领导写了长信讲述事实经过。此事后来在中央流传甚广，一次一个老同志去看吴德同志，吴德同志问起我父亲的情况，并说起黄火青前两天碰到他问“听说孙中范抠瞎了李楚离的眼睛？”，吴德同志问黄火青听谁说的，黄火青同志答曰：Y，吴德同志当即说：Y的话你也信？我就不信孙中范那么一个文弱书生能做出那种事。就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乌龙事件，流传甚广，在处理爸爸的问题时给中组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爸爸更想不明白的是：这件事所有当事人都在，清查办不去调查，就在结论中硬把罪名安在爸爸的头上。

爸爸生前写的回忆文章中，没有关于他在专案组工作的这段。有一次，我曾问起过爸爸怎么进了专案组。爸爸先给我讲了他们那个专案组的性质：文革初始，中组部处长（实际是后来的局长）以上干部都被打倒，被打倒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一个群众专案组，归中组部业务组管，有些业务受中央专案组的指挥。“群众专案组”的工作方式，就是根据群众揭发的情况，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外调，形成材料再找本人核对，然后上报中组部业务组和中央有关部门。爸爸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会到专案组工作，是因为他们从山西回京后，不参加造反，整日无事可做。后来原中组部二处的人找到他们，说李楚离同志群众专案组忙不过来，有大量材料工作，希望他们几个大学生帮忙。当时中央已经正式下发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材料，在爸爸他们看来，李老已经被中央定性，到群众专案组是党交给的一份正式的工作任务，一心想为党工作又不愿造反胡闹的爸爸就同意了。没想到，本来是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后来却成了爸爸的罪状，后果却要个人承担！这是历史的悲剧！文革是一场浩劫，每个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命运都发生了波折，特别是在文革最初的几年，没有人能置身世外，也很少有人能分辨是非。不怨天尤人，实事求是的面对历史，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是爸爸的对这段历史的态度。

在爸爸留下的材料中，有一份别人记下的1968年8月7日爸爸在专案组会议上“检讨”发言的原始记录：“ 1.有右倾思想，对有些问题拿不准，曾考虑是不是路线问题，不是敌特问题。2.作风不细。3.审讯时精力不集中。”这份由一位叔叔留下的记录真实的反应了爸爸当时对专案的看法和态度，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第一个提出李老不是敌特的意见的，也不知李老看到后会作何感想？！但我知道，所有后来看过这段原始记录的中组部领导都觉得爸爸受到了冤枉！

是非自有公论。1986年，已年过花甲的原中组部老同志、时任中央党校教授的赵生辉伯伯给胡耀邦同志写信，为父亲鸣不平，赵伯伯在信中逐条驳斥了强加在爸爸身上的不实之辞，赵伯伯说：“孙中范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但他的错误绝不超过常人的错误。”中组部宋任穷等多位领导也认为爸爸的问题性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说错话、办错事，审查报告“不实事求是，不代表部里意见”，不予通过。但在Z的手脚之下，未经爸爸签字，也未经中组部领导同意的审查报告，竟被Z篡改成中组部办公会通过的审查结论，装入了爸爸的档案，成为压在爸爸心中多年的一块大石头，一压就是近十年，让爸爸从黑发变成白发。

直到1986年，父亲因脑供血不足突然发病住院，在病床上，父亲跟母亲说：我要是走了，你一定帮我平反。于是母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为父亲平反之路。在宋任穷、陈野苹、曹志、刘泽鹏、吕枫、孟连昆、张全景、张耀光等多位领导的不懈努力下，爸爸才从政治上得以彻底平反。真的要感谢为爸爸平反拔刀相助的领导和长辈们！要感谢的人绝不仅仅是上面所列的几位，而是一长串名单。是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和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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