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黄河水：原国务院五七干校人员回访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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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原国务院五七干校人员回访记事）


一、情结


终于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天气，桑拿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又开始坐在电脑前写东西了。


北京的金山啊，她曾勾起我多少的回忆，又曾激起我多少写作的冲动，迫使我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尽快写出来，献给我的朋友，父老乡亲和那些关心我，支持我，喜欢我的人。8月29日是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展览馆开馆的日子。那天晚上我又见到北京来的客人，和杨冀平将军（杨勇上将之子）照相，和来自全国人大的赵宏大姐叙旧，和史明、庞炀网友谈博客，-------这些昔日红墙内外的人，只因为一个共同的境遇让他们刻上了西大滩这个深深的佛咒，永远的定格在历史的时空；而我一个西北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也因为要揭开这个佛咒和这些人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


北京在我心中曾经是多么神圣的字眼，红墙那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从儿时的歌谣：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到雄伟的北京，壮丽的广场；北京，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中，是多么的不可企及。我的家乡在包兰公路的边上，说起来并不偏僻；但儿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向往北京啊。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一位老太太认了一个开汽车的干儿子，那人自称是从北京回来，给老人带了一些果脯。当老人把果脯分给我们尝的时候，我们那个香啊，简直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恨不得跳起来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


岁月悠悠，二十多年过去了；北京我已经去过好多次，就连人民大会堂我也进去过两次，甚至在那里领过奖；见到过文坛过去的领军人物贺敬之、玛拉沁夫等，此时此刻我心中的那片神圣随着岁月的打磨变的凝重起来。尤其是2007年5月到9月的三上北京，历时八十多天；它不仅使我擦着红墙边儿走，而且还结识了曾经在红墙内工作和生活的人，还有那些打小就生于斯长与斯的人。听他们讲红墙内的故事，看他们和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人的照片，记述他们在宁夏西大滩接受“洗礼”的经过。八十多天里让我知道了好多。许多领导的住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所有这一切它使我兴奋不已！迫使我不得不白天进行采访，夜间在电脑上繁忙。五万多字的东西（草稿）就这样搞定了。以至我们的市长看望我们的时候，我还穿着短裤；被市长开了一顿：“怎么来了几天就以为自己是北京人了吗？”天那，我的老爷，北京的炎热已经让我桑拿了无数次，我的小弟弟已经开始强烈的抗议我了，它的座垫已经退了好几次皮了。说罢，说罢，官打民不究；因为我收获了一个意外！


当我真切的了解北京，了解有血有肉人的北京人以后，红墙便通过历史的岁月拉近了和西大滩的距离，我小时候感到高不可及的芒果，它的滋味仅然和糖萝卜的滋味出奇的接近；此时我便融入到他们的当中，记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真实情感。一篇调查材料，几篇人物小记；还有几首仿古诗，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当8月29日，赵宏大姐问我：你为什么不更新自己的博客时，我能说什么？我还想说什么？我说那些材料被狼叼了去！你们相信吗？！好了，只要脑袋在，心还在，只不过从头再来。（未完待续）


二、 天梯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没想到西大滩仅然给我和老丁搭了一次“天梯”。


西大滩，过去曾经是荒凉和萧杀的代名词。在我的父辈那里，它是黄羊的天堂，是芨芨草和戈壁滩绘就的塞上秋风图；在我们这代 眼里，它是不断变化的浓墨山水，勾勒着石嘴山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城市转变的缩影。西大滩，在老人们那里最有名的神话那就是有关200多年前平罗发生8级大地震的事了。老人们说地震一下子把一个叫星集堡子的地方震翻了，正在唱戏和看戏的人都被摇到了地下；甚至还有人说，每当月明星稀的时候，一个人经过这里，仿佛还能听到这块亘古荒原的某一个角落时常发出吹拉弹唱的声音；搞得好不恐怖，叫人心里发沭发毛！直到我长大以后，每次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头皮还时常发麻，仿佛间还噌噌发响。由于它的荒凉，又由于它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通常回答问路人的话是：“呶头子——”！三里五里是孬，十里八里是孬，最终有多远，那就看孬这个字发音的长短了！


对于我，更有一番神秘萦绕在心头，那就是在我刚开始读小学的时候，时常听到人们口中有关国务院五七干校的传说。后来参加工作了，还时不时地听到人们议论五七干校的话题。有的人说陈毅来过；有的人说耿飙来过，还有的人说乔石来过；-----有的时候街上还有人为此发生争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人们的口头文学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罢了，根本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来过。可是当地的人谁见过？问谁，谁都说是听谁谁谁说的，搞得人如坠云雾之中；不追问人们都在说，一追问屁影也没有。后来我被领导塞到了市志办，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迫切需要知道这些，我认为应该对本市人民有一个确切的交代。可打问了好些人，不是对此事淡漠，就是上了年纪记得牛头不对马嘴。真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这样的历史显然是无法向后人交待的！由于人手的原因这个事暂且被《当代石嘴山简史》所代替，放在了一边。


机会终于来了，2007年“五一”过后（这时我已经来到人大工作），民宗委的老丁来找我，说刘主任有事要我们两个人去。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我们去调查了解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的事。我心想老丁在原来的干校呆过，过去我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说：“吃饱穿暖，闲事莫管”（因为他曾经给我当过领导），怎么这回对这件事这么热心？！既然领导重视，想那么多干啥，干就干呗；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刘主任，和老丁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三、心花怒放的老丁


老丁为什么一下心花怒放起来？事还得从去年五一黄金周说起。2007年五一前夕，时任中国银监会的副主席唐双宁来石嘴山信用联社检查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大才子（著名书法家，创造了飞白体，网上有他的作品）想起了石嘴山还有个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在从石嘴山回银川的时候，专门委托人找到了老丁，并把他带到了银川。


唐主席为什么找老丁，原因很简单：当年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撤走的时候，老丁作为平罗造纸厂（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造纸厂）的副厂长，知道当年的一些掌故；就这么着老丁在银川参加了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主席张罗的送行宴会。期间当时的市委书记，现在的政府主席助理田明同志也被书记和主席邀到了银川。由于田明同志不熟悉老丁，席间错把老丁当成北京的客人给他敬了两杯酒。田明同志问：“你是哪里的？”老丁回答：“我是人大的，你的部下”。就这么着老丁感动的不得了，把这个插曲给我们讲了无数次。


再说唐主席那边，他将自己有关开发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人文旅游资源的事和自治区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后来在北京当我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得到证实）。因为原国务院直属口的人员里边本身就有好多知名文人（见我的《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情况调查》），唐的话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从政的人红红火火也就那么几天，有的人事过境迁，人们未必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可文化人就不同了，他可以影响好多代人。你们应该好好挖掘那些文化人的故事，这对于提高你们那个地区的知名度和发展旅游业大有好处。


有了上边的口唤，老丁还有什么说的，他马上就来了精气神。不知道他怎么给刘主任做的工作，刘主任马上也支持这项“事业“。并从人大的相关委办抽调了两个人协助我们工作：司机小许和小朱，办公室的小毕。刘强调最多的就是保密：收到的材料不许任何人看，拍摄的照片不许外传，有重要情况必须向他汇报。好吧，领导嘱咐了，咱遵守就是了。从2007年五月七日到十七日，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调查，一会儿平罗县城，一会儿银川，一会儿隆湖（原国务院五七干校所在地），一会儿平罗县农场。调查完孙大元，再调查刘元礼；调查完殷士德，再调查孔学礼。照片拍了好多张，可有用的没有多少；谈话的人数老多不少，可有价值的线索没有多少。


调查中老丁讲的最多的就是那两杯酒，还有就是唐主席要听汇报。这次老丁特别来劲，由于被调查者大多又是自己的老熟人，免不了酒场。老丁特别的放的开，尤其在往日的部下面前——霸劲也上来了。在平罗县农场他一个人就喝了一斤多白酒。并且还要六个酒，六个酒的打通灌。我的爷，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你的直肠炎都多年了，不喝酒还好些，一喝酒就痛得呲牙咧嘴，快别逞能了！不行，宁叫肠胃喝个洞洞，不叫感情喝个缝缝；这是我们这位老先生的至理名言。我因为刚做过手术，不能喝酒；老丁还是不依不饶：喝！喝！不喝就不是好兄弟；抽，不抽就对不住老祖先。嗨！遇上这么一位好心的大哥，我忌了半年的烟酒又染上了！


有的时候烟酒可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烟酒屁用也没有。这次调查就是例子，无论你怎么喝酒抽烟，他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他年龄大了想不起来就是想不起来，你的招数在哪里？！老丁急得团团转。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给唐主席汇报。直到有一天我偶发奇想，上网看一下。不看不要紧，一看不得了，林彬呀（杨勇夫人）、魏今非等名字出现在网上，而且和平罗紧紧连在一起，这可是方向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丁。老丁马上加快了步履了，立即汇报给刘主任。刘主任说：你们一刻也不要停留，上北京！公元2007年5月17日，我和老丁坐上去北京的飞机！


四、人海茫茫


来到京畿辅里，天子脚下的北京，我们深感自己的渺小，除了人还是人。要不怎么说，到北京看人头，到西安看砖头，到南京看石头，到广州看车头那？！往昔你在石嘴山不管怎么说，走在街上总会碰到几个熟人，既使叫不上名字至少也似曾相识；冷不丁还会有人喊你几声丁主任马主任的；你不认识他，他也许会认识你。北京可就不是那回事了，谁认识谁？在这里什么人都是顶尖的，说个笑话就连小偷也是上档次的。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是谁！要不人们怎么会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州不知道钱少，不到南方不知道身体不好那。再说我们找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自古道侯门深似海，那能那么容易就能找到！再说都快四十年过去了，你一直没有和人家联系，人家还认识你吗？


临来北京的时候，另一位同事老冯（也在干校呆过）帮助我们回忆，说张思德的班长叫田什么，想了一个晚上才想起来叫田书元，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好在老丁还记着几个人名。首先就是他的两个小妹师傅，一个是原国务院国管局局长的女儿：李小平；一个是普通百姓的子女：凌玲。他还告诉我他和两个师傅的故事。老丁告诉我，他和嫂子结婚的时候，凌玲大姐还给嫂子送了一条红纱巾，他儿子出生的时候人家还给孩子织了一件衣服，他过去在平罗造纸厂呆的时候来北京出差，凌大姐还给他买了一兜包子。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四个一工程啊！老丁问我：那四个一？我说：一条纱巾，一件毛衣，一兜包子，一段真情。老丁笑着骂我：坏怂！


李大姐和凌大姐都比老丁小，怎么又成老丁的师傅了呢？列位有所不知，当年国务院在我们这里办五七干校的时候，先是接收了国家在这里办的劳改农场的全部家当（主要是农田和宿舍），后来他们又抽出各连队的青年人办了个造纸厂（详细情况请看我的《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情况调查》）。1972年4月，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撤走之前，平罗县组织了一帮年轻人接收了造纸厂。北京人在撤走之前，那些技术力量自然成了平罗那帮人的师傅。


下了飞机，石嘴山驻京办的司机小焦把我们接到了一家旅馆，并把我们安置了下来。老丁便开始了紧张的联络工作。“喂，你是北京市纪委吗？请你给我找一下某某某。”对方回答这个人早已经离开这里了。他现在在哪里？哎呀不知道，对不起！。几次三番，几次三番，我们折腾了一下午，一点收获也没有；看来这摸着石头过河的滋味也不好受！


第二天我们搬到了驻京办。一个上午还是没有结果。下午老丁又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曾经在石嘴山工作过，后来考上研究生的董亦农，他曾经也在造纸厂呆过。可是老董的手机号码当时老丁没有。怎么办？老丁又将电话打回银川，通过银川的熟人，不知道是袁智信还是宋阳告诉了老丁。这次一下联系上了，知道了董亦农；又找到了一个熟人，她也曾经在造纸厂呆过，她便是大唐公司的高级会计杜虹。四十年的断线终于接上了，双方约定第二天中午在一家宾馆见面。我俩终于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曙光。


五、东拉西扯


双方见了面自然是久别后的寒暄。在这种氛围中，我成了多余的人。不过接下来的调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青年连所能涵盖的问题。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人物掌故，显然要完成这一任务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通过他们三个人的谈话，我得知：不仅我们在寻找北京的人，北京的人也在寻找我们，说的确切些他们也在追寻他们过去的足迹。实际上有的人已经将这些变成了他们想见相会的理由；不过有的人却将他变成了永久的痛掩埋起来，一直在我们到达以后，讳莫如深想法设法掩饰这种痛。就在2006年，杜虹回了一趟平罗，并且拍摄了一些残落的造纸厂的录象片，并在昔日极少数的几个同事间传播过。那是一个几经倒手的老车房，被一个个体老板以230万元的价格获得，等我们调查的时候，老板已经开始拆卸那里的设备。老丁几经努力可人家还是该拆的照样拆；老丁气得直骂败家子。不过反过头来想一想：感情毕竟是感情，老丁你要是老板你干吗？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放着大量的闲置资金不用，而且自己也面临着倒闭的境地，能不卖吗？如果不让卖，你就拿钱来？可是你有吗？毕竟人们已经现实了，花小钱说大话是不行的！这就是市场经济。


调查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董亦农提供的线索，主要是李江等；一个是杜虹提供的，主要是老丁的师傅凌玲大姐等。沿着老董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了李江。李江大哥虽然在农业部工作，但是他还兼任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节目制作人的头衔。由于联系广泛，通过他我们找到了侯海宾（美国某企业住北京的代理）、史明（画家）等，通过侯海宾又联系上了杨冀平少将（时任海南省警备区司令，杨勇上将的儿子）、贺雷雨团长（煤矿文工团副团长）等。通过这条线还找到了张思德同志的班长田书元同志的两个儿子：田继祥和田继昌。通过凌玲大姐那条线我们找到了原国务院国管局局长李梦夫同志的女儿李小平，国管局另一位高干赵庆云老伯的女儿赵宏大姐（现全国人大的一位司局级领导），原建设银行行长武博山同志的女儿武莉，还有金树旺（部级干部）同志的女儿金嘉满。------尽管找到的这些人都是过去五七干校青年连的，但是既然找到了他们的儿女，离找到他们的父母和叔叔阿姨的日子不远了，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风烛残年，甚至去世；但是他们的故事仍然在流传。老丁高兴的不得了，特别是在找到自己的两个师傅以后，简直有脚底生风的感觉，马上要我编辑手机短信发回单位，因为他的手机不断的呼出呼进搞得经常欠费，那个桃花开的彩铃也时常谙哑的叫不出声来。他还不放心，生怕我发错了内容，一再叮嘱我写好之后必须要他看。哈哈，你个老哥，我写东西无数，难道这几个字我还贪污不成？！家里的回信立刻就来了，刘主任也要来北京，并且要宴请我们找到的这些人。老丁简直高兴死了。


那些日子就连石嘴山驻北京办事处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在神神秘密搞些什么。我在电脑上打好的给唐主席的汇报材料，老丁看过马上删去，搞得我就象作贼一般。好在人家办事处的人也是有素质的人，你来就来了，走就走了；你干什么与我无关，我只当你是家中来得客人罢了。不过有一个人对我们的行踪非常了解，那就是老董；因为没有他我们很难迅速找到那些个确切位置和人。他不仅陪着我们找道了线索上人，而且还陪同我们找到了周有光（103岁的汉语拼音之父），找到了原国家语言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这些消息就连远在家中的刘主任也发来短信表示兴奋。


六、那些个传奇人物的后代们


时世造英雄，时代培育人。我们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我们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语录里的东西。我们的脑子里种下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那时通过看书和看报纸我的脑海里记下了许许多多人的名字（因为那时的报纸如果中央要召开大会的话，即使是一个招待会，都要用很长的版面登载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字。这还不算，友好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是丝毫不差的按官大官小一字儿排开。谁如果没有了，那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被打倒了，一个就是呜乎哀哉了。乡下孩子的我因为没有什么读物，经常到别人家去看贴在墙上的报纸）；也许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缘故，在今后的许多年里，在自然和不自然间你都要关心这些人和这些人有关的人和事，仿佛间这些人早已经和我们相识了，（其实真的说来，我们离人家还远的很呢），就因为这去年派上了大用场，见到和联系到不少的达官贵胄们。


梁启超，清末著名的唯心派人物；对于他的政治观点，历史上早已经有定论，我就不胡言乱语了。但是对于他的学识，许多人也一概否定，那就有点不公正了。我看到有关资料介绍，这位先生可是近代中国第一旅行家，可以说完全和明代的徐霞客相匹配；只不过他政治上的“反动“，淹没了他的才情罢了。据说这位先生二十来天就自学精通了日语。对于他的才情和学识，我是佩服的。因为就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档案材料，中日两国于1972年就开始接触，商谈文字改革的问题；在叶莱士（文字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会见日本客人的记录里，就有日本客人回答叶的提问。记录说日本当时还借用中国1850个汉字的事（见展览馆橱窗内影印件）。尽管日本人在唐朝时能看懂中国的古文，但是梁启超先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精通日语，也着实叫我们汗颜！说也奇怪，这次北京之行，我们仅见到梁启超先生的孙子梁勘任先生。虽然我们没有和他交流，但是我回忆了一下教科书上梁先生的画像，如果让他的这位孙子也留上辫子化装一下的话，绝对的象！


申大京先生（现在已经移居加拿大多仑多市），据介绍仅是西安事变时做幕后工作的申伯纯老先生的儿子。在此我多说两句，这个申伯纯老先生可不是一般人，他和我们宁夏固原籍的韩练成一样（韩练成解放以后被封为中将），是董必武前辈直接领导下的“白皮红心“式的人物。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才促成了杨虎城决心投靠共产党的信心。这次能在北京和这些人物相见的确不易。


直接对话交流的有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女儿，著名作家项小米同志（电影《英雄无语》的作者），杨勇同志的女儿杨婧（乳名杨北北）等。项小米还回答了我她名字的来历，那就是姊妹按红黄蓝白排下来之后，到她这里就成米色了，所以叫项小米。文革期间他和母亲汪志馨、哥哥项小白一起在西大滩的干校里呆过一年多；电影《英雄无语》是根据他爷爷的真实故事改编的。杨婧还对宁夏的旅游事业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也被我记录了下来。


周荣鑫的一双儿女我们也了解到近期的状况，林汉达老先生（原教育部副部长，《前后汉故事新编》、《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作者）的女儿林步雪同志我们也知道了下落。--------


听着我和北京人海喧，什么王晓云在日本叫“王旋风“；另一个”“王旋风”叫王炳南；解放军军歌作者郑律成是朝鲜人，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丁雪松的爱人等，老丁真的无语了。北京的人还和我聊四届人大各部部长的名字和事业的有趣搭配：农林部长沙风，铁道部长万里，煤炭部长肖寒，------


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个当年的牛人，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被挖掘出来，然后经过众人的梳理，逐渐清晰起来。我们白天调查，晚上我整理，一份比较详细的汇报材料通过我的邮箱寄回家中。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汇报材料的最后是备忘录，既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等。得到这样一份“联络图”，似乎间我们正在上演一场《林海雪原》的活剧。因为社会关系已经渗入我们的骨髓：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在这样的氛围内，你可以没有文化，你可以没有学问；但是没有社会关系，的确叫你寸步难行！


七、那些漂亮大姐讲述的故事


见到凌玲大姐是在她的办公室，确切地说是她单位的会客厅。正象老丁介绍的那样，这位大姐的字写得非常漂亮。不仅如此，据我观察这位大姐还是一个非常有气度的人。


这位大姐给我们的帮助很大，先是给我们提供了20多人的联络名单，并给我们安排了北京人士和石嘴山人第一次聚会的场所，后来还为老丁联系医院和医生，这是后话接下来再说。大姐请我们吃饭，是我见到的最高标准的自助餐，那是一家台湾客商开的餐馆，地点就在长安街附近，算是让我开了眼。大姐给我们讲的故事之一就是当初她们刚来平罗西大滩的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时，屋子里的老鼠特别多，而且很大（我们本地叫黑老鼠）。这些不速之客，仿佛也欺负她们这些没有见过乡土气息的城里人，经常瞪着明晃晃的眼睛出现在屋子的角角落落。有一次大姐的父母从家里给大姐带来了吃的，没办法她只好把食物拴在屋子里的晾衣绳上，没想到半夜拉开灯，老鼠们仅学会了踩钢丝，吓得一屋子的人大叫起来。说到老鼠的智慧，科学家也承认是一流的。作为农家子弟的我更是早有耳闻。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看场的，看场的大人们告诉我们，老鼠偷玉米棒子的时候一个鼠搬不动；于是就联合行动：一个抱住棒子，一个衔住它的尾巴往回拉；这样玉米棒子再滚动也不会丢失，而且减轻了分量。还有老鼠偷喝香油的时候，如果瓶子口太小，它们就把尾巴伸进去，蘸满了香油，然后拉出来吮吸。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赵宏大姐的时候，赵大姐告诉我，他们那时还从老鼠洞里挖出来半筐胡萝卜呢。可不是，那时粮食紧张，人鼠争食，谁能得到一个玉米棒子那可是高造化。谁还管什么鼠疫不鼠疫的，只要是吃的，既是那上边有老鼠的尿臊味，一水冲百净，照样的吃，照样的喝（可现在我们知道，石嘴山的平罗河东地区原来仅是鼠疫的高发区）。


见到赵宏大姐那是我们进京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通过凌玲大姐我们知道了她的妹妹，通过她的妹妹我们找到李小平大姐，李大姐又联系到赵大姐，这样两个大姐又请了我们的客。请客的地方就在我们刚来北京那天小焦安排我们住宿的那个宾馆的附近。那是一个老字号的餐饮场所，就连门上的匾额也是大文豪郭沫若老先生的真迹。


席间李大姐给我们讲了当初六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到大武口拉货，中午到餐馆就餐的故事。那时的大武口也就两三家饭馆。她们来到一家饭馆看食谱，那上面尽然写着驴三件的招牌。不知谁问了一句：“驴三件是什么东西？”旁边的一位大爷发话了：“傻娃娃，吃就是了，问什么？！”她们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板到宾馆就餐，他看到一个乡下孩子当服务员，就想戏耍一番，就问“‘金钱肉’是什么东西？”小姑娘呆若木鸡。老板发话了“这娃傻着呢！”等老板把金钱肉放入自己的口中，那个孩子发话了：“就是往你嘴里放的那个东西，连这个也不知道还是老板？！”李大姐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笑了，当然笑得最厉害的还是我，不过那藏在我心理的故事只有我知道。


赵大姐讲的故事是她们当年为了积肥，她仅然把西大滩里的骷髅头拣了一小车拉回去沤粪；还和其他人一起帮助大人们从渠沟里抓了好多好多的鱼。要知道那时的石嘴山人，或者说宁夏人都是不怎么吃鱼的，都是那些天南地北的人教会了我们。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当初认为不应该吃的鱼儿子鱼孙子，如今也很少见到了。


赵大姐是个热心肠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帮了我们好多忙。帮助我们联系开会的地方，帮助我们打印材料等，的确是任劳任怨。别人还告诉我们，赵大姐的弟弟当初来石嘴山的时候也就七八岁（我算了一下，大概和我同岁？）错把羊粪蛋当沙枣，拣了满满一兜兜的故事，说来也算趣事。可今天人们告诉我，这位仁兄已经是北京气象台的一位司局级干部了。在今后的接触当中，赵大姐讲得最多最长的还是他父亲赵庆云老伯的故事。特别是当年他发动职工自造滑冰场的故事，这些自然勾起我们迫切要见到那些老人们的欲望。


八、三老京城话当年


赵大姐告诉我们，大伯也是苦出身。十几岁背着父母参加了革命。后来当过铁路工人，干过许多杂七杂八的活。他的文化基础也是参加革命以后自学的。


大伯驻的地方非同一般。郭沫若的旧居就在这个院子里，前国家副主席也曾在这个院子里驻过。难怪赵大伯自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红墙内的大内总管》（大伯给我的书已经交公了，如果我的记忆失误的话还请雅正），足见其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伯在五七干校时是营长，在红墙内是分管后勤工作的角色。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大伯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周总理特意将自己的半个窝头给他，并过问大伯家里的事，大伯一直非常感激，并把这个故事记载在自己的书里。


我们第一次见大叔的时候大叔刚出医院，因为某种原因大叔责备了我们。但是大叔却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家底：十七本当年在五七干校时的工作日记和生活日记以及数百幅当年在五七干校的照片。还有大伯和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原副总理田纪云等人的个人照片，墙上还有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骅给老人的题词。翻开老人的影集，里面有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张际春等人接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照片，-------这些东西的确难得啊！是我们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更何况老人在批评我们的同时，又透露了干校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五七干校的高干。比如享受副总理级的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副部级的彭泽放、杨正亚（原天津市副市长，后来到国务院工作）、张梦旭（原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后来到国务院工作）、赵鹏飞（原北京市副市长，后来的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等。大叔虽然脾气大了一点，但是大叔是一个有心人，而且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他现在已经接近80岁了，可依然在充电，而且还在一所高校担任客坐教授，讲授管理学；除了这些他还是管理学方面的一个研究会的负责人，并且还是他的家乡吉林省的政府顾问。大叔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在当年的情况下，带领1800多人与第二年（1969年）便实现了生活自济，而且还在五月份让大家吃上了韭菜包子，这的确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另一个老人宋新中讲，他们到来的那一年，平罗街上的咸菜都被他们买光了。不过我们可以告慰老人们的是现在不仅实现了五月吃韭菜包子，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鲜蔬菜。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你们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搞了两个旅游区：沙湖和星海湖，沙湖还是国家五A级的。在经过几次接触之后，大叔对我们有了了解，而且还给我赠送了书法作品《长征》。他的字苍劲遒然，深得毛体韵味，值得收藏。给我书画作品的还有宋新中老人。


宋老也已经80岁了。退休前是财政部预算司的司长，五七干校时是副校长，人称大宋。宋老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在他家他向我们介绍了当年的一些事情，并且很实在“你们早十年要是找我，我还能为石嘴山办些事情，现在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们感到一个炽热的心仍在为石嘴山跳动。老人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就是夕阳下，羊群归来，大羊咩咩，小羊咩咩----找孩子，认母亲的样子。这也许与老人晚年的心境有关，也许与老人的爱好有关（书画）。总之，这位老人在那些昔日的小年轻中有着极好的口碑。2008年8月29日下午，我和我们政协的钱丽萍主任一起陪宋老老两口逛了一下我们的北武当。秋风瑟瑟，蓝天白云，落日为两个老人镀上一层玫瑰红。--------


与上述两位老人性格不同的那就是高玉英老人。他退休前是国管局的一位司长。高老住的地方静谧幽雅，据说当年前总书记在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居住，李大姐的母亲至今还在这个院子里住着（李梦夫的爱人，李小平的母亲）。高老是一个话语不多的人，但却是一个稳健硬朗的人。他好象对老人们近年的情况很了解。告诉我们赵老住院消息的是他。他一再叮嘱我们等他出院以后再去找他。告诉我们许多老人不在世的消息的也是他。高老也是一个细心人，直到今天他还保管着当年五七干校九连（青年连，造纸厂部分）全部人的名单，而且仅连谁是那个车间的，班组长等也标示出来。 感谢三位老人，我记着你，石嘴山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九、周有光讲述石嘴山的故事


• 百岁老人我见过，但是百岁以后不糊涂的老人我没有见过；百岁以后不糊涂，而且仍然在作学问的老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周有光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奇人。


知道周老先生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巧合。因为要了解宁夏平罗县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往事的缘故，有幸从网上知道了周老先生。十多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们陷入了周老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编制的语言文字的“陷阱”而不能自拨，迫使我们不得不从祖国的大西北来到首都北京，急切地结识周有光老先生，了解周有光老先生。


周老先生是汉语言文字的著名学家，他和郭沫若、陈光尧、叶籁士／倪海曙、祈建华（除郭沫若之外，其他人均在平罗五七干校呆过）等人一起为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简化字的推广、普通话的使用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周老先生有关比较文字学的酝酿、陈光尧老先生有关第二次简化字方案的酝酿，仅是在我们宁夏的西大滩平罗五七干校磨砺而成，令人汗颜和肃然起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周老先生在北京的家。预约我们在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半来到了周老先生的家。离约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由于外面正下着大雨，我们一行三人（向导：资深计算语言学学者董亦农、石嘴山市人大丁兆林、笔者）只好在周老先生的书房呆了下来。周老的保姆为我们倒上了茶水，我们三个人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开始品味着周老先生的“书香”。这是一个普通的书房，处在六层楼的中间层，一个百岁老人就在这里上上下下的确令人称奇。书房的摆设简单而朴素，可以说除了书还是书。我大致打量了一下，四个书柜里的书足有几千册。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语言文学类的。我所知道的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吕淑湘、朱德熙、张志公、王力等都能在周老的书柜里找到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家里，周老的书柜里仅放着沈从文老先生的全集，后来交流才知道周老先生仅和已经作古的沈老先生是连襟，由此可见周老先生与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名人的历史渊源。难怪在周老先生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张照片：一张条幅自艾菲尔铁塔顶端飘然而下，上面公公正正地写着这样一行大字：“祝贺周有光老先生一百岁生日！”周有光，周有光，百年有光，还能说什么呢？墙上的照片里的这条标语已经说明了一切。时针指向三点，我们等待多时的周老先生准时起来了！


丁兆林同志递上了介绍信并说明了来意，周老先生非常高兴。当他看到董亦农先生时，连声说道：“你的脸非常熟。”董亦农先生告诉他二十年前他和周老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过接触，我们对周老的记忆力感到诧异和惊奇。当我们把原国务院五七干校遗址的照片递给周老先生时，他连连说道：“真有意思。”然后便和我们说起了当年五七干校的事情。


“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四个月。干校很有意思，大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誓永远不回家。有的人到干校愁眉苦脸，我觉得很好。我那时身体经常有病，一下去病就好了。干校让我见了好多没有见过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有个同志叫杜孙寿，他是陕西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毕业以后（党）派他到陕西搞青年运动，不到一年就被国民党抓住了。（就这样）先后被抓住三次。后来他到干校（被大家）称作“老叛徒”。还有一个同志就住在我家的楼上，他到干校以后说道：‘这个鬼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呆。’结果就被批判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宣誓一辈子都不回去了。”


说到这里周老先生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最有趣的是，林彪死了好长时间（九一三以后）大家还不知道。有一天干校通知大家第二天（到广场）开会。第二天天气非常的热（当地人称之为秋老虎），我们带着小马扎到广场集合，我还戴了一顶大草帽。到了十点钟，天上飞来了成千上万只大雁。领头的大雁够噶够噶的叫了几声，所有的大雁都屙起稀屎来，许多人的头上都被屙上了稀屎，几天都洗不干净！说到这里周老开心的象个孩子。他说这是一万年都遇不到的大喜事(稀屎)，吉祥事。（小时候成群的大雁我们见过，每逢大雁路过我们都颠着个大肚皮，抬头向天高叫道：“开喽！开喽！”，意思是尽快散开，然后使劲高呼道：”落河喽，落河喽，想不到周老先生他们在我们的家乡遇到了这样的稀奇事，真叫人开颜开心，难怪叫周老一笑就是几十年。


周老与宁夏，与宁夏的西大滩一切有着很深的情结。他和林汉达老先生一起在西大滩看高粱，一边走一边谈学问（见另一篇报道），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观赏西大滩的芨芨草和红柳和沙枣树。林老说：“西大滩非常荒芜，可是五月一开闸（灌水开始）土地就好的不得了，从北京带去的黄瓜种子，种在那里长出的黄瓜比北京的大一倍。荒芜的土地一灌水什么都绿了，好的不得了。”结束干校生活的周老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曾经有宁夏的领导问周老：“你到过那么多国家，你看宁夏怎么样？”周老回答：“比瑞士还要好。”别人以为他在说反话。周老告诉那位领导：“古代瑞士人把儿子卖到梵帝冈去当兵，人虽然换了，直到今天还穿着过去的服装｜。瑞士有５００万人，宁夏也有５００万人（现在６００多万），瑞士没有资源，只有发展不需要大量资源的钟表业，后来发展高精尖产业，只有这样才能生活。宁夏有水利，宁夏有铁路，宁夏的山里有有色金属和三个好煤矿。有一个煤矿的煤好极了，日本人用袋子装起来运到国内。宁夏的黄瓜好的不得了，黄瓜在美国１。５美元一条。在宁夏种黄瓜可以变成大富翁！


宁夏可以种水稻／农业能搞，矿业能搞，石油能搞。可是那时限制的太死了，养羊只能是２５只，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当地人太封闭了，宁夏的开发需要人。资本没问题，资本用了可以再生资本。这个地方还可以开发的。后来宁夏的同志找我让我帮助宁夏搞开发，我因为年事已高加上工作忙所以就没有去。（周老在国外学的是银行经济，并不是语言学）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就要离开了。我们请周老给我们题词。周老欣然应允。在我们的本子上写下了：“周有光，２００７。５。２２。时年１０２岁。”送走了我们，他又给黑龙江的一位同志修改专集。一个真正的世纪老人，一个奇人学者——周有光，祝你健康长寿，永远发光！


十、京城相会


在三老京城话石嘴山那段里，为什么没有周老？原因很简单，周老是学者，并不是管理者或者说是领导干部，而且在干校除了赵庆云老伯外，其他的人和他很少有接触。这道不是这些人不和人来往，而是当时的特殊环境要求人们不能打问周围的人和事。从古及今大多数人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那个多事之秋，闭门家中坐，祸自天上来，躲避还来不及谁还没事找事？


在董亦农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周有光，然后又找到国家语言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虽然林汉达、叶莱士、陈光尧、倪海曙、祁建华等人已经去世，但联系到陈再华老人和姚家珍老人，并在陈再华老人那里收集到文物瓦刀和抹子。所有这一切也令家中的刘主任兴奋不已。他迅速赶到了北京。


刘主任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周有光。在老丁、小黄（住京办的同志）和我的陪同下，刘主任来到周有光家对老人长寿表示敬意，并向周老赠送了礼品。当日下午刘主任亲自布置第一次和北京的同志的见面会。至此石嘴山驻北京办事处的同志开始介入我们的工作。在所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石嘴山人和北京人（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部分学员）联谊会在北京的新疆饭店召开。我方人士有刘主任（尚文）、老丁、戴宝琼（驻京办主任）、小黄、小焦和我。对方的人士有：杨冀平、高老高玉英、凌玲、项小米、李江等二十来人。李江大哥给我们拍了照（照片挂在展览馆的最后靠墙处，没有李江的照片为王强的女儿所拍）。参加会议的人近三十名。


会议中间刘主任代表我方讲了话，对方杨冀平少将（当时还没有退休）讲了话。席间还播放了杜虹拍摄的干校老厂址录象。人们对刘主任的讲话非常满意，对杜虹的录象表示不太理想，于是便有了李江（专业人员）、董亦农等人的宁夏之行。


刘主任的寒暄问候就不说了，他的讲话有实质性的内容有三点：一是结识一批朋友，二是出一本书（随后刘主任和我磋商，把贺兰的中宣部的干校和陶乐的民航总局的干校的网上资料也收进去，名字就叫《情系宁夏川》，由于某种原因这部书后来搁浅，但资料我随时在收集着），三是建一所展览馆。


事情办到这个份上，是该向唐主席汇报的时候了。事先老丁、老董和我找过唐主席，接待我们的是他的秘书韩非。韩非告诉我们，领导很忙；但是我们等了足有一个小时，领导还是接见了我们。领导讲了我文章第一段说的那些话，并告诉我们由于股市的缘故他很闹心，还请我们谅解，随后传出他调任光大银行董事长的消息。但是我们的书面汇报材料他收下了。现附录如下：


原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干校有关情况的调查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毛主席接着指出：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做。


在这一指示的鼓动下，中央国家机关的9万工作人员，1万工勤人员，3万家属，5000知青先后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106所“五七”干校（不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和市县自己建立起的“五七”干校）。据初步调查建立于我区的中央国家部门级的“五七”干校有：平罗西大滩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贺兰的中宣部“五七”干校，青铜峡的水利水电部“五七”干校，原陶乐的民航总局“五七”干校，中卫常山头的铁道部“五七”干校，贺兰山军马场的航空航天部“五七”干校。中科院1968年在原陶乐也曾建立过“五七”干校，但由于种种原因，仅持续几个月以后就搬迁到湖北大冶。后来这些“五七”干校也应各种原因先后撤销，整个“五七”干校的撤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4年，中央发出有关文件以后。


在我区的几所中央国家级“五七”干校中，尤以平罗西大滩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的规模为巨，仅次于当时的江西共青城的中办“五七”干校。2008年是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干校建立40周年的日子。为加强内引外联，开发旅游业，造福石嘴山人民。石嘴山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非常重视对那段历史的梳理挖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并将此项工作交给了市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小组从五月十日到八月十五日，历时三个多月，在各有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对隆湖地区方圆百余平方公里内原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干校遗迹进行了摸底调查；并采取走访和外调相结合的形式到银川、平罗、北京等地寻访历史见证人，先后四上北京寻找当事人和知情人；两次举办相关人员聚会，联系到一大批历史见证人。搜集挖掘和整理了许多相关的历史资料。截至十月二十日共走访历史见证人六十余名，搜集文字资料近六万字，拍照历史遗迹照片数百张；基本摸清了隆湖地区原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干校遗址的基本情况；并对即将消失的有关文物采取了强制性的保护措施。现将有关情况纰漏如下，以觞读者和研究人员。


一、历史沿革和“五七”干校当时的情况


１．沿革


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管委会辖区即为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所在地（比现有规模大）。该“五七”干校成立于一九六八年十月，撤消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历时四年多。“五七”干校成立时接收了原潮湖劳改农场（由公安部建场于一九五二年，辖八个站所，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全部设施和农田；“五七”干校撤消时，人员一部分回京，一部分到石家庄某飞机制造厂继续劳动锻炼。由“五七”干校创办的造纸厂移交平罗县成立了国营平罗县造纸厂，“五七”干校创办的农场移交平罗县成立了国营平罗县农场。造纸厂移交固定资产１０３万元（折旧以后）。农厂移交固定资产７１万元（其中有偿移交１９万元，主要是６００只羊、５００头猪、数百只鸡鸭以及牛马等），土地５８１２０亩（其中可耕田8000亩，实际移交２５０００亩）；房屋１０００余间（包括圈棚仓库等）；链式拖拉机一部。后来国营平罗县造纸厂和国营平罗县农场也先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制和搬迁。１９８３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原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干校的基址上从隆德移民２。３万余人成立了一个归隆德管理的吊庄。原国务院“五七”干校基址和土地基本上全部移交隆湖吊庄。随后原平罗造纸厂（前身为国务院“五七”干校造纸厂）被隆湖吊庄以２３０万元拍卖给私人。２００２年隆湖吊庄划归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管理，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属地随归大武口区管理。


２．干校当时的情况（五七干校以下简称干校）


初步调查表明，干校成立以后分两大块：一块是农业，一块是工业。干校的管理施行军代表管理制，干校的运作基本上处于半军事化状态，干校的基本任务是劳动锻炼，其次是开展运动，主要是清查“五。一六”份子。干校的农场（有六个站的面积）主要生产小麦、水稻、高粱、玉米以及水果蔬菜等。所有这些农产品干校基本上做到了自给有余。由于经营有方，干校很快便发展起了养殖业和多种经营，主要饲养牛、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并发展了以保障生活自给为基础的醋酱加工业。随着农副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大量麦草的出现；加上周边村队麦草的剩余，随即发展起了干校的造纸业。


来五七干校的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口的下放干部，另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及子女。据有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加上我们根据住房等情况的推算，认为来这里的人先后有两千人之多。


二、现已调查明的“五七”干校情况大致如下：


１、干校全称国务院直属口平罗“五七”学校。学校共有八个连队和一个直属排（人员主要是由各连队抽调出来的不足十八岁的高中没毕业的准知识青年，既后来的九连）。八个连先前分为四个营，不久改为两个营。军代表为：丁江、山桥、刘笃庆；其中山桥到平罗呆的时间最长。其他的人因为属于整个国务院国管局的军代表，因此到平罗的机会不多。日常工作由校长魏书明（军代表）、副校长李梦夫、刘毅负责。当时没有党委，“五七”干校的主要组织叫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为：魏书明、李梦夫、刘毅、崔荫升（一营长）、赵庆云（二营长）、刁杰成、王守贤、丁凤歧等九人组成。校部下设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生产组组长：田耕、副组长丁凤岐，后勤组组长：王荣、副组长：段志谦、政工组组长：刘毅、副组长：王守贤。


２、干校的八个连大致情况如下：


一、二、三、四连为国管局人员（包括财办、经办等部门人员）。五连为国务院秘书厅人员。六连为外办、外政人员。七连为文秘办、八连为四单位人员（文办、文政、文改办等）。直属排为青年连也称九连，既后来成为造纸厂的主力的那部分人员。


３、中央国家机关前后有三批人员来到平罗五七干校。第一批６８年１２月来到，人员主要为机关干部，人数为２００人左右；第二批为６９年４月，人员主要为干部和家属，人数为８００——９００人；后来陆续又来了一部分。这样干部人数约１４００人左右，家属４００——５００人，两项合计约１9００——20００人。


４、到“五七”干校的领导干部大致如下：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后任教育部部长）；


张稼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任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


张孟旭（原湖南省副省长，后任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


赵鹏飞（原北京市副市长，后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


杨放之（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


魏今非（原广东省副省长，后为国家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林汉达（原教育部副部长，后为文改会主要负责人）


杨正亚（原天津市副市长，后为建设银行行长）


叶籁士（文改会主要负责人，世界语言学会副主席）


金树旺


刘毅


（以上为部级和副部级干部），


返京以后成为副部级的还有：


李梦夫（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武博山（建设银行副行长）、


孔筱（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季龙（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


彭泽放（国家文物局局长）


杨冀平（重庆警备区少将司令员）


辛业江（海南省副省长，后为人大副主任）


丁雪松（中国驻荷兰、丹麦大使，著名作曲家郑律成的夫人，郑律成，朝鲜族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


王晓云，具体待遇不详，此人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影响很大，被人称之为：“王旋风”；他曾经在平罗“五七”干校呆过。


（其他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人员在进一步地调查核实中）


５、文化名人有：


林汉达（著名教育家）


叶籁士（著名语言学家）


周有光（汉语拼音的奠基人）


陈光尧（汉字改革的先锋）


倪海曙（著名语言学家）


高景成（著名语言学家）


祈建华（著名语言学家）


6、领导人家属：


林彬及其子女杨冀平，杨北北，杨京京：杨勇中将的爱人和子女，胡耀邦同志的表嫂，回族。


汪志馨及其子女项小白，项小米等：项南同志的爱人和子女，其中项小米为《英雄无语》电影的编剧。


由于事过四十年，很多同志已经去世和年事已高，我们只能找到当年九连的一部分“年轻人”（全部名单附录与后）。


三．如今干校遗迹情况


根据我们近期的调查，干校遗留物如下：


１． 造纸厂厂部全部及部分机械。


目前占地数百亩的厂部、数百间的厂房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后来由知青建造的办公室依然在发挥作用（上述物品均已属个人）。


２． 建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前期，干校干部家属住过的旋窑两排十余间，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五角星等物件数十处（件）。


３． 干校干部家属住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干打垒式的住房近二百间，由干部及家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修建的住房三排约七八十间（隆湖一站，二站）。


４． 干校干部住过的六十年代的三合院一处，约七十余间（隆湖三站）。


５． 干校干部家属的打麦场一处，篮球场一个，以及用来生产和生活的石头磙子等器物若干件（个）。


６． 被网民（干校）经常在网上提起和回忆的种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长四公里的沙枣林带一条。


上述遗迹都已经被相关部门采取了保护措施


四、．有关于干校的文字资料和口碑传说


１．有关于干校的口碑资料


这次被调查的人普遍反映：干校干部家属的作风就是老八路的作风，也是共产党人的作风。被调查者无不为干校干部的那种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他们说，五七干校的干部家属衣服虽然补了又补，但却洗得很干净；房屋虽然很简陋，但却收拾的很清洁；田地虽然不少，但却是种的最好的，他们种得地不但田里没有杂草，就是田埂上也很难找到杂草。本地人原以为大机关的人不会种庄稼，谁知比当地人种得还要好。干部们不仅自己生产，而且还给当地群众传授制作酱油和醋的方法。特别是周荣鑫同志光着膀子，戴着草帽，赶着毛驴打场的场景；杨勇同志的夫人林彬同志制作酱油和醋的事迹，杨北北满脸灰尘烧锅炉的事迹至今还印刻在当地群众的心中。


２．文化精英们在这里完成了不寻常的壮举


据有关资料和网络文字介绍：简化汉字的奠基人——陈光尧先生在平罗五七干校完成了第二套汉字改革方案。陈先生在酝酿第二套文字改革方案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并进行。白天他和周荣鑫同志一起腰系草绳挖猪圈粪，晚上还在挑灯夜战，就这样硬是完成了那套方案。等他回到北京时已经吐血不止（７２年上半年），随后就与世长辞了。周荣鑫同志在这里也落上了心脏病，回去没过两年，这个山东大汉也长眠九泉！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们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创业精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３．劳动艰苦也快乐，精英风流传佳话


据周有光同志的外甥撰文介绍：“1969年舅舅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舅舅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劳动之余就做“比较文字”的研究。他还利用带去的《新华字典》作字形分析，为他数年后发表的《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研究成果积累了敦实的素材。在干校劳动时，65岁的舅舅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管高粱地。两位老先生每天仰望着长空，热烈地讨论着中国语文大众化、现代化的问题。一天，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舅舅玩笑着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老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到了冬天，舅舅被派去看管白莱窖，奉命每天翻查一遍，并将每天拣出来的欲烂的白莱送往炊事班，整个一个冬天大家都没吃上过好菜。舅舅把它戏称为‘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有关周有光事迹见本人《百岁奇人周有光讲述的故事》）


4、当年人回忆干校的故事。这次我们到京以后收集到相关的故事和照片等几万字，照片几百幅；等适当时机公布与众。


借此机会向给于帮助和支持此项工作的周有光、高玉英、赵庆云、李江、凌玲、赵宏等老前辈和老大姐老大哥致谢！


（附：九连既青年连人员名单：


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造纸厂编制（1970年）


一、生产基层编制：122人


第一排：22人


排长：邱省光。


副排长：王新玲、王义生。


一班：锅炉：△王义生、○申大京、张健、叶斯哲、李凤珍、


郑义菁


二班：


切草：△王光斗、汤勤芝、田庚。


蒸球：葛志成、○徐莉。


化碱：宋向明


三班：


筛洗：○罗运达、郑小凤


漂白：王爱萍


打浆：任莉茹、李萍


四班：


纸机：△王新玲、○黄南平、王光立、杨淑琴


第二排（24人）：


排长：刘仲书


副排长：牛文立、葛华建


五班：锅炉：


△李扬、○杨北北、袁建、陈永华、吴会艺、任莉文


六班：


切草：凌丽、董砚英、宋建国


蒸球：董彬、牛文立。


化碱：杜全岑


七班：


筛洗：庞阳、姚玉芬、刘仲书


漂白：△张明、○乔宁


打浆：李宁、李小平、赵秀云


八班：纸机：△葛华建、○金嘉满、王大选、闫粉莲


第三排（26人）：


排长：黄莉基


副排长：阮宝德、刘建晨


九班：


锅炉：△张东生、○孙洪慈、于新宪、董益民、竹卫红、洪欣


十班：


切草：王琢伟、阮宝德、于桂琴、王桂英


蒸球：△史明、孙学进


化碱：○魏友晨


十一班：


筛洗：△凌玲、陈全光、


漂白：○苏玲玲、李建光、老崔、


打浆：曹禾、李宁、李小平


十二班：


纸机：△王志英、○朱小波、韩小慧、刘建晨


第四排（18人）：


排长：


副排长：郭敬然、武丽


十三班：


切纸：杨兰英、△白元、田继祥


打包：陈永强、顾忠新


化验：武丽


检验；赵宏


焊网：于莉、侯海英。


十四班：


选纸：△郭敬然、王焕仁、李学文、高兰增、常芝、孙维林、邱淑琴、吴晋华、彭爱萍


机械排：32人


排长：梁大河


副排长：祁志明


一班


保全：祁志明、○洪兆锐、王强


车工：△万峰、许芙、季小洋、张桂芬


二班：管工：王仲和、陈大为


电工：△韩国信、吴雪芳、李江、李东祥


电焊：冯玉源、王淑芳


木工：张英、冯庆伟


三班：杨兴文、房承先、王德林、王春泉、张树青、邢云龙、张全印、刘义、宋启元、李永鹏、纪寿海、王学文、


李伯承、魏树增、梁大河


二、非直接生产机构（42人）：


生产组：3人


彭则放、高玉英、曾祥集


供销组（14人）：郑仁戊、李保岭、辛业江、徐脉志、


张永革、苗淑黄、王燕平、△崔伟清、李新民、沈新胜、刘本宏、王振清、刘企新、武虹明


后勤组（20人）：张培义、刘庆林、△刘大文、○杨玉田、吴康寿、付炳奇、祝友良、李永厚、冯良明、高山、唐义生、石文荣、宋全福、姚礼耕、莫爱英、聂国祯、叶元驰、张朋、陆根尧、周清亮


办公室（5人）：杨振亚、宋新中、宋德慈、靳如英、陈启干


以上总计164人，生产规模日产值5吨，前期规划筹建为杨振亚、高玉英。△为班长，○为副班长。


• 另有十三人七一年参军，他们是：杨冀平、刘光增、贺雷雨、李东声、刘光华、谢本键、刘毅、龚毅、田继昌、赵东祥、杨超辉、侯海滨、杜军。）


十一、贺兰和原陶乐干校那些旧事


看过前几篇的人都清楚，1968年中央国家机关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106所五七干校。这其中在当时的银北专区（石嘴山市的前身）就有三所：平罗西大滩的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原陶乐县（2004年5月撤消）的民航总局五七干校、贺兰县的中宣部五七干校。捎带一句，1972年中央国家机关的五七干校从银北撤走前，此时的贺兰县归银北专区管辖，所以在收录五七干校逸事时收录中宣部五七干校的内容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贺兰和陶乐的五七干校没有进行调查，因此有些材料只能依据网上的东西和部分人的口头资料，不正确的地方，还望今后有人雅正。


贺兰的中宣部五七干校当时规模建制比起平罗西大滩的原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来讲肯定要小。但是那里的确来了一批知名文人。目前掌握的有：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著名诗人袁水拍以及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等。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两位大文人。据资料介绍，于光远先生是南方人爱吃大米。可是他来到以面食为主的北方时就有点老大不适应了。为了能吃到所谓的大米，我们可爱的老先生尽然拿馒头（小麦食品，细粮）换发糕（玉米食品，粗粮），然后把发糕搓碎冒充大米，你说可爱不可爱？！还有那个大诗人袁老先生，由于没有劳动本领，干校叫他放鸭子；一群鸭子死得还剩下三个；就是这三个鸭子也被汽车压死了。老头抱着鸭子向毛主席像忏悔。没办法干校让他给磨豆腐的当下手。说是下手，实际上就是把磨好的豆腐送到县城，然后从县城购回必须的酱油醋。有一次从县城赶回干校，也就快到了；这时一辆汽车打喇叭，他赶的驴车受惊。老汉由于不会喊：“得勒外”的口令，驴没命地跑了起来。老头急了站在车上大叫起来：“同志，站住！同志，站住！”可是那个驴同志就是不站住，一直把他拉到了驴圈棚。


比起贺兰的文弱书生来，陶乐五七干校的那帮人们个个都是钻天入地的汉子。可惜的是他们曾经都是投错胎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都是当年美国鬼子为国民党培养的飞行员。他们的恩师就是陈纳德先生（陈香梅女士的丈夫）。这帮人在抗日战争期间飞跃过喜马拉雅山，飞跃过中缅边境，是赫赫有名的“飞虎队”队员。后来两江起义他们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有的人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期间，就是这样一帮人也没有了自己的翅膀，跌落到陶乐的黄沙狂风里。有关他们的故事我听了好多，因为那帮飞虎队队员的孩子有的还和我的一些老领导是同学。他们的事以后有机会再深入挖掘。


十二


北京高工董亦农先生宁夏奇遇记


中软公司高工董亦农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离开宁夏已经30多年的今天，一旦和宁夏人接触就奇事不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趣谈。


话还得从３0多年前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科大毕业的董亦农先生被分配到宁夏平罗县二闸公社老户小学教书。这对于一个被华罗庚先生点名录入中科大的学生来讲，无疑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不过天生我才必有用，命运终于向董亦农先生打开了绿灯。当时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正准备撤离平罗西大滩，没有技术人员，中科大毕业的董亦农先生自然成了当地的首选人物。就在董先生就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老师的一位孩子病情危重急需输血，血气方刚的董先生二话没说为这位孩子输上了２００cc鲜血。用董先生的话说：“这是我到宁夏以后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这件好事让董先生在36年以后的今天结了几段奇缘。


第一个奇缘是董先生巧遇老校长。2007年6月的一天，通过寻访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的石嘴山人董先生无意间找到了自己30多年前在老户学校的校长叶光杰。你说巧不巧，叶老先生仅是那位寻访人的亲戚。通过那位寻访人董先生和叶校长通上了话。那种新朋老友间的欢喜一时难以言表。


第二个奇缘通过叶校长董先生得知，当时领她给孩子输血的另一位叶姓老师虽然已经调离宁夏回浙江，可那几天仅然回到了银川。自然又是一阵欢喜，通过电话董先生不仅找到了那位已经成为律师的孩子，而且还和那位孩子通上了话，彼此双方又是一场惊喜！接下来的时光就是双方约定见面的日子。


董先生本来约定孩子见面的地方不是银川同福大酒店。可就在董先生和原平罗造纸厂部分朋友聚会的时候（董先生离开老户学校以后成为平罗造纸厂的技术员，后来考上研究生离开平罗到北京供职。由于他进平罗造纸厂的时候正是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造纸厂和平罗造纸厂新老交替的阶段，因而董先生和平罗的人以及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的人都有联系，这次理所当然的成为“石嘴山”和“北京”的牵线人）奇迹发生了——酒桌上的人听了董先生有关自身和宁夏人的奇缘后为之感动和惊奇。一位在场的女同志听了董先生有关小女孩的姓名年龄职业的叙述后，惊奇地说道：“你说的怎么这么象我的外甥媳妇？”同桌的人一阵惊叹：那就找来看看。不大一会儿，被救的小女孩马靖涛和丈夫来了，那位调到浙江的叶老师也来了。一进门先是马靖涛和她舅妈惊奇，后是一桌人惊奇，敬酒和激动感动自然难以言表，这真是————


“世界之大，世界之小，世间的奇事真的不少，若问董先生宁夏之行感受如何？真的是奇缘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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