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斯迈思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

bluesky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
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
代　编 者 按

　　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是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他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界极具影响的一篇雄文。20世纪30年代斯迈思从伯克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先后在美国农业部、统计总署、劳工部、联邦通讯委员会等机构任职14年。之后在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传播学，直至麦卡锡主义时期因政治原因离开美国，回加拿大任教，并于1973年在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创立传播学院，在此任教至1992年辞世。

　　斯迈思强调技术的非中立性特征，从而率先考察技术发展路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联系。1971年至1972年间，他获得加拿大艺术理事会（Canada Council）资助造访中国。彼时正值第三世界解放浪潮风起云涌，美式现代化范式受到广泛质疑，“为谁发展，如何发展”成为学界焦点，尤其是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斯迈思以他独特的学术视角进行反思：假如现有技术发展路线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方式，而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又束缚了技术的可能性，那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能否走一条另类道路？斯迈思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考察“文革”中的民主传播实践，①发现了与其理论问题相关的线索。

　　带着对另类技术路线的期待，斯迈思在中国访谈了科学、教育、媒体等不同领域的官员和学者，并向他们解释西方的单向电视系统如何为消费主义及威权关系服务。他建议中国设想一种更民主和网络化的“双向电视系统”：一套“电子大字报”，从而将原来服务于资本主义利润再生产的大众传媒改造成实现大众民主的传播手段。②

　　然而，斯迈思发现，尽管毛泽东在著作中明确批判了“苏维埃 + 电气化 = 共产主义”的技术简化论，但中国的学者和技术官僚却依然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没有意识形态性的，只要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下，西方技术就会为工农服务”。斯迈思发现现代技术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遗产”阻碍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理解技术的政治性。这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可能涉及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

　　在斯迈思看来，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从“文化／意识形态”角度研究媒介内容，而没有从“经济／唯物论”的角度考察媒介技术，造成了研究“盲点”。他有破有立，用技术政治视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要批判对资本主义技术路线及与之互构的政经关系；二要论证基于社会主义政经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技术的发展可能性。通过《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及后续文章③，斯迈思完成了他在技术政治问题上的一整套系统阐述：

　　第一，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

　　第二，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千禧主义）。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第三， 资本主义之维系仰仗其技术路线和消费关系的发展（个人化、商品化、消费文化）。社会主义不能也不应重蹈覆辙，而要创造另类的技术文化路线（公共服务、群众路线、无产阶级政治），否则就有走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因此必须进行“文化甄别”（cultural screening）。

　　斯迈思使用代表中国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和大众消费的“自行车”作标题，隐喻其问题意识。他希望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后能把社会发展之重点放在公共产品和集体消费上，而不要走资本主义式个人消费的老路。他希望此文能作为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家庭成员”的善意批评，因而在生前从未正式发表，而是通过外交渠道转交给中国高层。虽然中方并未回应，但此文的复印稿却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广为流传，取得了“传奇般的”理论和学术地位。斯迈思本人更对其念念不忘，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给了当时刚去留学的赵月枝。

　　对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个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践给出了答案：当然是汽车（以及私人汽车所寓言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④

　　1978年，斯迈思二度造访中国，来到改革开放伊始的上海。他发现当时中国已全面转向了消费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斯迈思敏锐地预见到跨国公司开始使用中国廉价劳力和土地为处于资本主义核心市场的信息业制造电子产品。这种对外贸易和技术发展政策“虽然增加了贸易顺差的可能性，但对资本主义技术不加甄别的接受却一定会在未来的中国内部产生一个技术官僚的精英阶层（technobureaucratic elite）”。斯迈思写道：“正如我所假设，毛泽东正确预测了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艰难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显，动力正在积聚，它将激活‘文革’结束后的阶级斗争”。⑤

　　诚然，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技术创新与发展模式的认知有被“文革”意识形态修辞所误导的成分。首先，当时中国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大众必需品。其次，他未能准确把握冷战局势对中国技术政策的根本影响，更不了解“文革”中尖端武器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两条路线斗争之上，而正是由军事引领的技术民族主义影响了“文革”后的“信息革命”。⑥

　　尽管如此，正因斯迈思理论对当下的预见，在今日译介这篇四十年前的文章，反而具备了紧迫的现实意义。四十年间，中国成了全球电子科技产品最大的制造地，同时也是电子产品和汽车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围绕着大数据、云计算、转基因、电动汽车、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各种科技神话甚嚣尘上。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似乎第一次感觉到，赶超西方工业和科技发展的百年迷梦即将实现。然而，正如斯迈思在文章末尾所写道：“中国要‘赶上’和‘跨越式’（leap-frog）超过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这个说法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可以用资本主义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不错，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之上，但社会主义如何走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道路？如果是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何谈超越一条旧的道路？

　　社会主义中国在如何引领人类克服资本主义危机方面任重道远。这不但是斯迈思对中国的期待，更是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消费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此刻，有必要重温斯迈思给中国人民的友善提示，重访他所指认的社会主义遗产。只有以历史的和政治的视野去重新理解现代技术，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之路。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导论
　　
　　在过去的13年里，中国已经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这源于“文化大革命”对改造人们的思想和工作带来的持久贡献。这些变化已经体现在中国人民对这一进程的肯定中：吃饭、穿衣、住房和医疗服务已在全体人民中实现公平和充足的供给。

　　但在这一时刻（1973年），有证据表明，新一轮的政治经济问题正在出现，就像红小兵和他们接近成年的哥哥姐姐们曾经面临的。新的问题恰恰源自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处理的那些问题一样，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同样来自那个通常孕育社会主义的文化母体：资本主义。新问题聚焦于中国将要如何利用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决策系统”来决定未来为人民生产什么样的消费品，因为中国已经到了要问此问题的时刻：我们现在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御寒衣物、住房、福利医疗和公共交通，那么在自行车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生产什么？这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也是本文所要探索的重点。

　　一旦在生理上“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充足地供应给每个人，那么，选择生产哪些在生理上不那么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就事关意识形态。

　　如果选择生产资本主义的奢侈品，比如私人汽车、家庭洗衣机、家庭电冰箱、单向电视（one-way TV），那么这些消费品将成为武装中国家庭的教育工具，导向资本主义的文化之路。这个命题（留待稍后展开）还会导向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技术是独立存在的吗？技术的基本形式和后果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必定是相同的吗？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要推行的政策，可能会使中国继续尾随西方几个世纪。然而，“社会主义者”想要建立一套不同的制度，使得中国可以赶超资本主义。这个过程需要问一些问题：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是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相似，还是完全不同的适应社会主义的产品和服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不同？何时能落到实处？以及中国的决策系统将如何处理和应对以上这些问题？

　　毛主席清楚地了解我们提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高层、中层和底层成员和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战士是否理解这一问题？是否做好了准备来面对这一问题？基于这个问题的斗争可能导向“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二、斯迈思的中国之旅

　　斯迈思⑦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与各个行业的负责人谈及技术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包括电视广播机构、电子研发部门、大学经济系等。

　　在谈到广播领域时，他以彩电在中国的普及为例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电视设备的总体投资还非常少，他被告知中国正计划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电视系统。他询问该计划是否会继续采用当时的中国电视系统已应用的西方技术，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中方问他有什么其他选择，他说，现有的电视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将移动影像和其他商品卖给坐在屋子里的消费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电视本来有可能被设计成一个双向（two-way）系统，使得每个接收器能够发送视听信号给广播站，随后再被保存和转发。

　　但是，为了实现它自身的目的，资本主义只需要一个单向系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也就是说，电视台可以对人民说话，反过来则不行。它在本质上和意图上都是一个专制的系统。

　　中方负责人问斯迈思为什么说一个双向系统在中国是可行的，斯迈思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已经广泛使用了大字报，双向的电视系统就像一个“电子大字报”。现在中国的电视系统尚未发展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单向系统，因此中国有可能设计一套满足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电视技术，而不是不加批判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电视技术去满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各地的广电工作者对此抱有兴趣，并表示会考虑这个建议。

　　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和童世攀（Tung Shi-pai，音译）也赞成，并表示会把这个建议反映给高层。可见广电系统的负责人和清华大学的物理学家都理解了斯迈思提出的技术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属性。

　　但在北京大学的讨论结果却是相反的。1971年12月27日，斯迈思与周培源、翁玉堂（Weng Yu-Tang，音译）、刘（Lao，音译）等人进行了一次讨论，他们都是经济系或哲学系的教授。斯迈思再次提出了技术的阶级属性和消费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命题，以及创新和投资的意识形态性。他又举了单向电视与双向电视（two-way TV）的例子。一开始他得到的回应是，这些问题似乎更适合跟工程师去谈，而不是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但斯迈思坚持要谈这个，于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表明了和他相反的立场：“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虽然它们可能会被用于服务特定阶级的利益。”比如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服务于资产阶级，其播放的内容扮演了某种政治角色。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电视将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的需求，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求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那么创新是必需的。所以“文革”就是一种改变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

　　在传播领域，旧中国用广播来播送广告，同时作为一种巩固反动统治的手段。而自解放以来，这个情况被彻底改变了，现在村村都有了广播站和电话。因此技术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性，而是服务于具有政治领导权的阶级……

　　我们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新技术，我们同样要吸收国外技术的优点。以黑白电视机为例，我们会逐步地发展这项技术。不从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任何东西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会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我们仍然依靠群众路线……
　　
　　斯迈思回应说：
　　
　　我并没有批评中国人民发展新技术的方式。我看到了你们的“三结合原则”（three in one principle）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优势。但是，你们觉得引进来的外国技术没有意识形态性是不正确的。你们说技术来自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劳动，因此技术中并没有加载任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我赞同你们的观点。但是，你们要意识到，具体技术应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研发过程是来自庞大的企业实验室，比如贝尔实验室，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其他科学家和工程师被组织在一起从事科研工作。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只从这些实验室的大量提案中选择少部分进行研发，即选择那些有潜力创造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或是可以降低旧市场的经营成本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产生的技术创新，一定体现了多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像我在单向电视例子中表明的那样。我觉得中国应该对所有引进的外国技术进行过滤，对它们可能隐藏的任何意识形态后果保持高度警惕。
　　
　　对此，中国教授中最资深的同志回应：

　　科技来自人民群众，也包括科技人员。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中国的传播技术服务于人民群众。我们正要建设一个服务于人民的电视系统，它会教育群众，告诉他们中国如何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如何支持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
　　
　　北京大学的讨论以这个备忘结束。斯迈思在中国最后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他结束中国之行前，与广东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李书福（Li Shu-Fu，音译）的谈话中。李书福认为斯迈思关于双向电视的建议值得关注。


三、关于“技术”的几点备忘

　　我们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种意义：

　　第一，技术与科学（science）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同科学有着一样的政治属性：技术就是决定（或者仅仅是意识到可能性）将知识以某些实际的方式应用，而且这里的知识及其实际应用都由政治过程引申而来。但不同于科学，技术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探知到某部分知识可以被用来产生实际用途的可能性。当有人说一个城市的大气污染是由于现代技术导致的，在这里他所谓的技术显然指的是这个狭隘定义以外的东西。

　　第二，它将研发过程（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囊括在内，比第一个定义更宽泛。广义上来说，研发过程是在两个逻辑相反的方向上展开：（1）通过实验得出新的科学知识成果，然后回答：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会有哪些实际的效果？（2）从已知的实际问题出发，实验导向基于新知识的新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回答：我们是否可以应用新的科学发现，为实际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可以被视为寻求做某事的最佳工艺条件（technique）。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术语体系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知识的研发和应用属于某种艺术形式（forms of art）。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经济学家通常用“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来指代我们此处所说的“工艺”（technique）。资本主义的专利法中依然保留了这个源自古希腊式的提法，将专利权与“艺术的进步”相连，因此研发的产品被统称为“发明”（invention）。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艺术的形式、内容和发明的选择是被政治控制的，据此研发工作显然关系到选择何种政治道路。不过仅仅囊括研发还不足以匹配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的意义范畴。在此，发明创造尚未被应用或普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尚未得到评估。

　　第三，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一词从第二种意义延伸到囊括了对研发工作成果的全面实施或“创新”。哈佛大学技术项目（Harvard University’s Program on Technology）的梅斯特内（E. G. Mesthene）给技术下的定义是：“出于实际目的而对知识进行的组织……”⑧当这样定义的时候，技术就处在与西方现代社会广泛合作的关系中。因为，对组织化知识的应用涵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应用于军工的硬件设计到国家公园中对休闲活动千篇一律的刻板设计。

　　所以“技术”是自主的吗？艾吕尔（Jacques Ellul）⑨和其他人一直以来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此自主意味着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在我看来，在以上三个定义中，技术都不是自主的。正如在任何时空中，组成科学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因此在第一个定义中，技术必然也是在文化（政治）层面被决定的。在一个给定的时空中，应用知识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在第二个定义中，对技艺的研发更明显地反映出在一个特定文化情境中资源配置的意图——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决策过程。比如，北大的哲学和经济学教授告诉斯迈思铁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解放前它为帝国主义服务，但解放后也会同样为共和国服务。这只是一半的真相。因为这种说法排除了发展铁路的意图和意识形态效果，铁路被含蓄地视作中立自主的基础设施。事实上，19世纪在中国建造铁路和在亚洲、拉美及非洲其他地方建造铁路一样，都是用于对那些区域的殖民掠夺。因此，铁路设计的路线及其后来的走向当然包含意识形态的后果。

　　在第三种意义上，技术被理解为与一个社会中的规则共存的过程，因为这些规则参与了某项发明技艺被推广到全社会的过程。在这里，技术的推广应用显然更是一个政治行动的过程。因此，在上面三个意义中，都不可能将技术的物化视作自主的过程。

　　认为技术自主中立这一看法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反动的。将技术的物化看作一个普世的过程则必然导致人们将技术视作某种自动发生的东西，而这一过程与人们的共识无关，也就不可能意识到人们有对这个过程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常常看到人们抱怨“技术”带来的环境污染，其实“技术”不过是替罪羊。真正需要为环境污染负责的是生产污染的这个社会系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应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和组织方式，并最终归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对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批判竟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体系，而是被错误地转移到针对以休闲替代工作的乌托邦方案上。反过来呢，“技术”作为口号又被用来合理化和掩盖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总之，“技术”被当作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药方，展示给人们。这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正如麦克德莫特（McDermott）所言：
　　
　　如果过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今天技术就是受过教育的公众的鸦片，或者至少是那些为技术唱赞歌者的鸦片。没有任何其他主题像技术一样，被人们如此普遍寄予厚望来改善人类的境况，特别是美国人。这些千禧年般的希望被各式作者讲述，万变不离其宗。一份关于这些承诺及其先知的有代表性但不完整的清单包括：贫困的终结和永久繁荣的加冕（李昂·凯瑟琳［Leon Keyserling］）、人人平等的机会（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幅度提高个人自由（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大多数人工作被休闲取代（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ald］）、沙漠居民的淡水（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永久但无害化的社会革命（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智慧对权力的胜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⑩
　　
　　可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那些对技术的反动应用以外，关于技术自主性的观念往好了说是有问题的，往坏了说就是支持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对技术的使用（以机器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来说），已经与人的异化相联系，比如对人的专业分工和在官僚结构中对人进行科层制的组织。此外，西方过去四个世纪以来，技术的用途一直跟“人主宰自然”结下不解之缘。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对自然的污染已经很明显了，甚至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但是，“每个问题都将有一个技术进步的解决方案”只会使得西方进一步企图主宰自然，进而带来更为扭曲的发展。当西方的技术专家来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展示如何使用他们那些小玩意的“诀窍”，他们就展示了号称自主的技术威慑力，由此必将资本主义的技术后果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和实践中去。在它的每一个定义中，“技术”在当下各国人民的政治现实中都是一个反动的词汇。只有在抱持不同世界观的社会主义中，技术才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建设性的价值。

　　在应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政策问题时，中国人民完全能够处理好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中国人民是否意识到从资本主义引进技术和产品可能带来的后果？中国人民经常认为，他们在技术发展的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他们有信心因社会主义制度而迅速赶上。可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以西方的尺度作为衡量标准，那么中国又如何“赶上”西方的技术发展呢？因此中国的愿景应该是经由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将西方甩在身后，这将是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和不可通约的技术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中是没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像在西方从未有过人性从自私向无私转变的先例——正如“文化大革命”预示着的转变——那么中国也不必将自己的物质成就束缚在西方的标准中。试图以那样的方式发展将预示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


四、发明、投资和折旧：文艺与经济活动的共同进程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文艺领域新生事物被创造和普及的辩证过程。新生事物来自人民群众的经验，而人民群众在使用新生事物的过程中，改造它的同时也改造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创造新的文艺而改造了自身。通过改造自身的文化，群众走出旧有的生活方式——说话、演唱、思考、劳动的方式。通过走出旧的生活方式而发展出新的生活方式，群众最终抛弃了原来固有的生活和观念中的某些部分，将自己转变为新的主体，进而创造新的社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将要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挂帅。而且据说以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要实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明显，演员和文学艺术家们已经在这场政治挂帅的革命中被改造了，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改造并不明显。就像斯迈思在北京大学的访问表明，可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依然在机械、教条地间接照搬源自资本主义思想的文化遗产和陈词滥调。我指的是他们对技艺和技术的政治属性的看法。北京大学的专家认为技术是自主的和非政治性的，这与广电系统的负责人和清华大学的技术专家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且他们表现出抗拒在这个主题上进行任何对话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理论在处理技术问题时不应该跟毛的文艺理论有什么不同。我们把在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活动称为发明，而产生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不管是在经济生活还是在其他文化领域，除了来自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必须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发明创造的普及过程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作创新，是新的发明应用在人群中被逐步采纳的过程。

　　因为发明总是离不开工具、机器或者某种物质产品，所以在扩散的过程中，这些发明被改造的可能性，或者它们的使用方式被改造的可能性，也许远远小于在文学和艺术中的情况，尽管这个说法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一旦发明应用于生产生活，不管它们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肯定会改变并改造它们的使用者。可见技术使用的后果是，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走出旧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原来固有的生活和观念中的某些部分，将自己转变为新的主体。在经济学术语中，折旧指的是用新产品置换旧产品的功能。在实践中，人民群众在新消费品上的投入，比如自行车，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置换了旧有的交通方式（比如火车、汽车，甚至步行）。

　　只要考虑到在生产资料领域的创新问题，就没有理由怀疑要密切关注在经济生活领域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必要性。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技术的异化效果在创新中被注意到。但是当涉及消费品生产领域时，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是否要在创新决策中挂帅，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考，依然是一个问题。

　　最初，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将注意力放在生产关系问题上。这种关注在任何时代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当社会的生产潜力尚且不能给所有人提供充足的食品保障、服装、住房、医疗和其他文化服务时。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是以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品和服务为基点，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食品和服务，而是挣扎在贫困的牢笼中，这正使得资本主义声名狼藉。

　　因此，今日资本主义的力量依赖于对资本主义消费关系的成功发展。11这种消费关系鼓励人们去购买时尚消费品，以此来获得虚假的快感和上流社会体验，以及对逃避孤独和性冲动的满足。人民的消费欲被两种机制驱使：一是物品本身的吸引力，这是生产中选择设计和材料的主要目的，以及售卖时包装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对产品耐久度的刻意控制；二是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技巧。

　　为实现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比如保持利润率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消费关系确定了产品设计中要有一定的折旧和破损性能（obsolescence and self-destruct qualities）。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在一个明确的相对短的时间内过期或者破损，从而必须被置换。材料和制作工艺因此被严格控制，以实现商品的核心部分会在短期内损坏。比如，一台家庭洗衣机昂贵的核心部件被设计成预期七年内更换，消费者就必须买一部新的。所以大体上对于“意识形态工业”的理解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可以将包含其中工业部门分为两类，一部分生产消费品和提供服务，另一部分运营传媒机构、职业教育、市场营销和广告。必须强调，资本主义面向大众的产品和服务，其设计、制造与出售，并不首要服务于消费者，而是为了将人们禁锢于“老鼠赛跑式的残酷竞赛中”（rat race）——人们努力工作以买到足够多的消费品，进而产生满足资本主义系统所必需的足够利润，如此人们可以保住工作，进而可以继续努力工作。一句话，今日资本主义得以存在是依赖其文化工业的胜利，这包含了全部消费品工业，在这里，一直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经济和哲学领域对于理解今日之垄断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认识尚未“赶超”资本主义者。

　　无产阶级政治必须在消费品创新领域挂帅的第二个原因，就像在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一样：没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相关经验指引中国通往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在文化甄别（cultural screening）上失败了，而文化甄别和筛选的过程会过滤掉带有特定意识形态效果的创新和产品。私人汽车的发明、对服饰和化妆品中流行风尚的效仿都是例子。这些没必要在细节上展开，只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引进私人汽车，那么必然有大量的社会剩余从公共消费领域被转移至投资生产私人汽车、扩建高速公路系统、规划石油制品、加油站、轮胎及其他汽车配件行的分布系统、修建停车场和车库。不仅如此，这些建设不是资本投资的终点，一旦私人汽车工业建立起来，它会催生其他行业的需求——露营拖车、小船拖车、船舷马达、小船等用于私人休闲，更不用提帐篷和露营设备。因此私人汽车普及的直接经济结果是把巨量的社会生产性资源从其他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转移到满足个人对于私人汽车的欲望。在政治上，私人汽车会将人们培养成为自私、有攻击性、享乐主义的个体。

　　对于时尚服装和化妆品来说，这一原则也是类似的。作为目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他们源自布尔乔亚社会的阶级关系，并强化了这种阶级区隔。

　　以上论述的要点是，凝结了诸如时尚（style）、预期折旧（planned obsolescence）等资本主义价值的消费品，是资本主义展示给新的社会主义系统的一个陷阱（trap），一个工农群众和解放军战士必须意识到的陷阱。


五、文化甄别：对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1972年10月2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黄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成员国大会上讲话：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间教科文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我们坚信，各国的先进文化，不论其历史长短，都有其值得尊敬的特征和价值，都应该成为其他国家文化发展中的榜样和养料。我们能够学习他人的长处，克服自身的缺点。当然，借鉴不等于不加批判的折中主义。应该对外来文化进行分析，即使是先进的元素也应当根据特殊的国内状况和本国人民的需求进行适当的改造，然后以国家形式进行交流，满足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我们不建议对外来事物持有盲目信念和不假思索的移植。
　　
　　在这个声明里，中国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而且表达了要进行过滤的意识，以保证这个过程对于党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互相吸收，学习他人长处。它重申了中国国际交流的基本原则：国际物质文化交流应该导向文化的共存，每种文化的普世意义应该在其形成的特殊文化语境下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和替换。但是距离达成实践这一乌托邦目标的条件，人类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文化筛选系统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而这一系统对于保护社会主义文化的幼苗是必要的，以使其不被渗透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伦理所淹没。

　　冒着出言不逊的风险，我们希望提醒中国人民意识到黄镇在引文中提到“分析……改造”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和目前所面临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人民是否恰当地辨别出技术的政治性，在未来10年至20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获得同资本主义道路相区别的发展，就非常关键。毛主席清楚地了解技术的这些一般政治属性，但也有迹象表明，毛主席的思想尚未在管理部门和大学中得到贯彻。

　　美国强加给中国20年的技术商品禁运，可能帮了中国一个大忙。这个密不透风的文化屏障保障中国免于受到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这连同后来苏联技术援助的撤离，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术发展。作为中国革命的成果，中国已经牢固地建立了以群众路线方式运行的社会主义决策系统。中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将得到解决，中国将为全体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住房、医疗服务。此刻，向共产主义跨出重大的一步是可能的。这一步要回答：“自行车之后，造什么？”答案应该是那些满足公共目的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以个人私有为目的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将最具创意的人才和资源配置去生产让全体人民都喜闻乐见并有教育意义的产品和服务，如公园、博物馆、科技、教育、图书馆、野生动物保留地、建筑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双向电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便可以十分有效地直接达成。让食品、服装、住房保持在一个功用性的水平（意思是不包含“时尚”元素），且在这类基本需求供给上的创新最终直接导向按需分配。

　　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就像生活中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对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将日益体现在辨别和拒绝对个人虚荣和性的隐秘诉求，它们体现在资本主义商品和服务中（比如私人汽车、时装、化妆品）。原则上要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消费品和服务创新是服务于集体化的群众还是个人？中国要“赶上”和“跨越式”（leap-frog）超过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这个说法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可以用资本主义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虽然这种比较在涉及研发生产资料类产品的物理过程时是可能的，但涉及消费品生产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消费品生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分道扬镳，朝向不同的方向。在黄镇讲话中提到的甄别外国文化产品的过程，应该在中国人民中得到普及，这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保护。

　　人类对文化进行筛选的历史已有数千年。语言的延续就是一个文化甄选装置，因为语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的文化物件、服务和机构体现了本民族特定的世界观，使其流传并免受外来意识形态的入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他们通过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确立合法的屏障，来保护他们发展中的体系免遭竞争。德裔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写于早期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倡导一种系统性的保护主义，以实现德国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信息自由流动”的观念在实践上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大英帝国废除了报纸印花税和《谷物法案》，开始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体系。英国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忠于贸易和信息自由的理想，而是因为这符合大英帝国当时的利益。而美国1945年以来在通讯和文化方面的外交奉行“信息自由流动”政策，不过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经济扩张政策的亲兄弟。任何在消费品和服务上的“开放”政策，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译／王洪喆）


　　*本文译自Dallas W. Smythe， “After Bicycles， What？” in T. Gubeck（e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 230。副标题“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为译者所加。冯建三、张志华、邱林川对译文提出过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D. W. Smyth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in L. Gross & W. H. Melod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NY： Wiley， 1973，pp. 441-465。
②Yuezhi Zhao， “The Challenge of China： Contributions to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in J. Wasko， G. Murdock & H. Sousa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pp. 558- 582.
③D. W. Smythe， “On ‘Technology’ and Commodities as Propaganda； Needs and Cultural Screens，”in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pp. 217-248.
④同注②。
⑤同注③。
⑥赵月枝：《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载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⑦本文中多处出现以第三人称写作，是在斯迈思与妻子珍妮讨论基础上完成。——译注
⑧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Technology， Fourth Annual Report， 1968， quoted in John McDermott，“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A. H. Teich （ed.）， Technology and Man’s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2， p. 152.
⑨In Jacques Ellul’s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64） and other works.
⑩John McDermott， “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A. H. Teich（ed.），Technology and Man’s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2， p. 151.
11从这里斯迈思开始触及社会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的辩证关系，就是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斯迈思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出发，去解释资本主义的技术和传播问题。——译注
达拉斯·斯迈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Dallas Smy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