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27-30，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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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7）

53、又进“牛棚”

       夏日炎炎，我又被关进了十号楼的“牛棚”。失去自由的日子是用秒来计算的，“牛棚”里的漫漫长夜不知何时到头。有一段时间，外语系似乎把我忘记了，批判 会停止了，也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与世隔绝了，这是一场意志的考验，幸好母亲给我送来了毛主席著作四卷，我读背做笔记，用《矛盾论》《实践论》研究水稻 增产的方法。外语系不来烦我了，外单位的外调人员又来烦我了，我碰到好几次类似以下的怪事：外调人员：“红鸥，你交待一下与***的关系，” 我：“***，我不认识。”外调人员：“他知道你的名字。”我：“他知道我的名字，不等于我认识他。”
株连是中国封建专制最黑暗的刑法之一，你不做顺民，连你的亲朋乡邻也要遭灭顶之灾。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株连”以它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为一切阴谋家立下汗马功劳。受我株连不计其数，我无法一一讲到。
       我可怜的阿哥因爱获“罪”。复旦工宣队从兰考抄去的信件中有一半是他的信，他成了第一个株连受难者，进了厂隔离室，天天罚扫卫生间。接着与阿哥认识的、 也与我认识的宋小兵等四人也先后被隔离，仅仅因为阿哥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五人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被打成“宋小兵5人小集团”， 都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五人都平反）。
       外调人员多次到我处调查他们的材料，都被我顶回去：
       “他们不是反革命，更不是小集团，你们不要冤枉好人！你们把他们搞成了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外调人员想从我嘴里骗取材料，当然不好发作，他们怏怏 不乐地说你不配合我们外调，对你不利。这种话对我来说，连毛毛雨也够不上，为了我小时候画过的和平鸽，为了我小时候唱过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绝不会 再说假话。“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对谁都是有利的。”我告诉外调人员。
       宋小兵在《这就是法西斯专政》一文（原文）中愤怒控拆道：为了所谓“摧毁宋小兵的精神”，他们首先对我大搞“疲劳战”和“车轮大战”，常常从凌晨就开始 非法审讯，一直搞到深夜12点、1点、2点……逼我承认有“反动思想”“三反言论”，不承认就不让我睡觉，并且在审讯中也不让我有凳子坐，一站就是6－7 小时，弄得我筋疲力尽，有一次审讯间隙，我竟站着倚墙睡着了，可见他们疲劳战程度之深。为逼供，他们还设公堂，进行殴打。72年11月他们逼我去欺骗群 众，提出：“交代要在事实基础上加以提高”的谬论，我当场抵制说：“交代不是写小说，不能提高！不能伪造!”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用麻绳反绑了我 3小时之久，使我鲜血淋漓……  至于对我的威吓，更成了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什么“你不交代就去坐牢”，“送公检法”“判刑枪毙”等等，真是无所不用其 极！在长期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我一直严重失眠，产生了精神病的许多症状，如幻听，幻觉等。从72年开始，我就数十次地口头，书面要求治疗，均遭到蛮 横的拒绝。他们残忍地说什么：“你睡不好，说明还有问题没有交代，思想斗争很激烈”，“只要你死不了，我们是不会给你看病的！”于是，我病情逐步发展，终 于在75年4月发作，被“四人帮”极其余党迫害成了一个终生有后遗症的精神病人！但即使在我住院治疗期间，在病中，在昏迷不醒时，我仍有一颗当年红卫兵战 士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我仍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我是革命小将！”等革命口号，连医院里我的主治医师韩××同志和全体看护 人员都赞叹地向我家属说我确无“反动思想”，而是“爱迫害的红卫兵”，并且他们还打电话给油脂公司某些人，向他们提出了责问。
       （出隔离室后，我曾听说宋小兵在隔离室自杀身亡，我顿时感到天坍地陷，眼前黑成一团。粉碎“四人帮”后某日，宋小兵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种手足相连的 感情摄住了我，我高兴得傻了，只会一迭声地问：“小兵，是你吗？真是你吗？”小兵在七七年5月17日给我的信中说：四人帮一伙为了摧毁我们这些反对，炮打 他们的革命红卫兵小将，使用了多少法西斯手段呵！但是他们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摧毁我们胸膛里的那颗钢铁的、火热的、通红的心！）
       我二姐受株连。她在70年被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隔离审查。专案组说：“你妹妹把炮打张春桥的材料交给你了，你藏在哪里？快把它交出来，不交出来，要对你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二姐勇敢地回答“我妹妹从来没有给我任何材料。”二姐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还推迟了毕业分配。因为查不到任何证据，专案组只好无罪 释放了她。
我三弟侯卫平是个要求进步的中学生，他打了几十次入团报告，几十次表示要与我划清界线，但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反革命的姐姐而未被批准加入共青团。
       7月份，我参加一次港务局的批斗大会。大会在市中心上海杂技场举行，杂技场的顶部有巨幅标语“毛主席万岁”。1654只位子坐得满满的，全是港务局职 工，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我的。一幅《彻底肃清胡守钧小集团骨干分子红鸥在海港的影响》的横幅悬挂在会场上方。可惜他们开的不是时候，我已不是二个月前 逆来顺受的小绵羊了，而是恢复自信、坚信真理必胜的斗士了。
       七月的上海，热浪逼人，挥汗如雨，我穿一件灰色短袖的确凉衬衫（还是恩奶的衬衫），刚从囚车出来，就被一群港务局的青年工人围住 了，他们什么话也没说，也没起哄，只是用眼睛默默地看着我。我心地纯洁，脸也圣洁，在他们年轻纯真的眼眸里都有一个我，这个我与其说是反革命，还不如说是 受难的公主。
       会议开始后，“巨人”等上台揭发我如何如何妄图控制海港工人运动等等、等等，看到比我高二个头的“巨人”正儿八经的样子，我总免不了感到滑稽，只有红炮 不肯揭发我。“巨人”说“‘一月革命’时，红鸥拿了陈丕显给海港工人的信，叫我们印发，传单印出来了，我想来想去不对头，陈丕显是走资派，春桥同志说他是 黑小鬼，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当叛徒的可疑点，我们造反派怎么可以散发他的信？我就把传单扣住 了，不让发下去，正好红鸥回炮司总部不在海港了，这才避免陈丕显在海港制造混乱。”今天我才明白这批传单的下落。“巨人”，你枉为巨人，只跟势走不跟理 走！
       大会主持人是港务局的一位女同志，短头发，白皮肤，声音娇滴滴的她说：“红鸥，你交代，你是如何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海港掀起经济主义妖风 的？”我心想：对于这么荒唐的问题，我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但是为了让海港工人了解事实真相，我还是要讲：“当时陈丕显出来，是周总理要他出来的，是周总理 保他的，他是红小鬼。我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和‘海联指’的二个造反派去找他，和他商量如何制止海港的经济主义妖风，商量的结果，一是他向中央汇报 海港的局面，二是由他出面写一封给海港工人的信，劝工人以大局为重，赶快回到生产岗位——”我说的全部是真话，正因为是真话，所以强烈地撞击着听众的心， 我感觉到他们看呆了，也听呆了：红鸥胆子真不小，在这种时候还为陈丕显说话。这哪是反革命在坦白，分明是呖呖乳莺把春唤。
       女主持一看，批判红鸥倒变成她做报告了，不行！她马上把我面前的麦克风抢走，不让我讲下去，然后娇咤一声：“住嘴！让×××揭发！”“瓦西里”作为海港 的新工人，当时也在场，后来他告诉我：他先是为我担心，为我难过，继而为我骄傲，为我欣慰，他听到我的声音坚强而自信，始知天籁本天然（【清】袁枚），事 后，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子君复活了！如果说，子君历尽沧桑，而得到重生的话，那么她扫视着周围的生活，不是更有一种深刻而动人的看法么！纯洁而复 杂，复杂而纯洁。
（子君：鲁迅笔下冲决封建罗网的女性）
54. 难友们（上）
       没有说明什么原因，8月份，我被放出隔离室。我已经是无所谓了，在隔离室里面是斗争，出来也是斗争，我不会向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出乎我的意料，我碰见了海鹰，老T让我们同住一个寝室，而且没人监督，我们可以自由出入复旦，不过出去了还必须回来。我被复旦工宣队抓到上海不久，海鹰也被他们抓到复旦，投进“牛棚”，成为外语系的“活靶子”。他们污蔑海鹰十四岁参加反革命活动。海鹰十四岁那年，是六 六年，那一年，海鹰参加了“炮司”。在他们眼里，参加“炮司”＝参加反革命。看到海鹰，我很高兴，总算有一个说话的人了，她也很高兴，一看见我，就说： “我们去游泳好吗？”“他们让我们游？”我奇怪囚徒还可以享受游泳。“是张扣发让游的，我已经去游过几次了，他叫我，还有你每天早上九时到游泳池去游泳， 不要钱，他也在那里游，”海鹰眉飞色舞地说，一双微凹的眼睛笑得就像鲜花开放，充满了少女的活力。我很喜欢游泳，所以立刻答应了，不管怎样，游泳总比闷在 房间里要好。
       第二天上午九时，我和海鹰到复旦游泳池，张扣发果真一个人在那里游泳，看门的人看见我和海 鹰，就放我们进去了，看来一切如海鹰所说，张扣发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张扣发像老朋友一样和我们打了一下招呼后，自管自游开了。整个上午，他就和我们说了一 句话，说我的海豚式游得不对，说完他又游开了。连着十几天，都是这样。
一天晚上，我正在为海鹰用手工缝一条布裙子，黑白朝阳格的，想像着海鹰穿了一定很漂亮，海鹰坐在我身旁看我缝。“你说张扣发好吗？”海鹰突然问这个问 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说他让我们游泳，我就说他好，这也太实用主义了。当然我也不会忘记他给我吃的苦头。“张扣发讲我长得苗条漂亮，不像他老婆独眼 龙，只有一只眼睛，难看死了。”“他是在引诱你！”我惊呼，感到问题严重。“真的吗？”海鹰将信将疑，她好像又想起什么似地说：“张扣发这个人是蛮下作 的，他经常在我面前议论女人的乳房……”“下流，你一定要警惕呀，海鹰！”我像大姐姐一样叮咛海鹰。（粉碎“四人帮”后，“张扣发”专案组到我处调查张扣 发，我说了上述事实后，他们连连追问：“还有吗？有没有猥亵女青年的行为？”我想了想，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就知道这些，虽然张扣发参与迫害我，现在得到 了应有的惩罚，但我不能因为他被审查了，我就讲假话陷害他，我还是要讲真话，不讲假话。”）
    一天晚上，我在毛泽东像下的大草坪上意外地碰见了老汪头和陈建炜（复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月光穿过树荫，把碎如许的树影撒在他们的脸 上。“红鸥，我现在只想在救火中死掉，或者在抢救国家财产时死掉，”老汪头的大脑袋在月光下更加显得苍白无力：“我被迫扮演一个反革命分子，这样的日子哪 天是尽头？！”“願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我吟了一联李清照的诗给他听，也给我听，我非常同情老汪头，理解他内心的痛苦：“汪在银，我们都願意 将自已的一腔热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的一颗心永远是爱祖国爱人民的，可是现在有谁相信我们呢？你不应该再扮演反革命了，你要说真话，我就不承认自已是 反革命！我已经收回了所有的假交代。如果我们大家都收回假交代，胡守钧小集团就成空架子了。”我提出我的斗争策略。“红鸥，你讲话要当心点，给他们听见， 又要罪加一等了。”俊美的陈建炜担心地劝我。“我才不怕呢，我早已豁出去了！”我坚定地说。
       1969年，陈建炜和女友出自青年人的天真热忱，收集了同学之间的一些通信，把这些充满革命豪情的信件油印出来，在“东方红”内部传阅，起了彼此切磋、 相互启发、增进友情的作用。他因此被徐景贤们扣上了“办地下黑刊物”的罪名，并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女友亦受株连，被隔离审查， 作“犯严重错误”处理。然而，两人在患难中同舟共济，忠贞不渝，在他还没有摘帽之际就结成夫妻。
       谁也没有料到，我和老汪头在草坪上的一面竟是永诀！1974年，老汪头在一次民兵演习中不幸身亡，他死的时候还背负着张春桥强加给他的罪名，他是含愤走的！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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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２８）

54. 难友们（下）

      周谷声和邱励欧也出隔离室了，复旦革委会宣布对他们“从宽处理”“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老邱要我向你转告一句话，我们不是反革 命，是革命的。”当我和海鹰独处时，海鹰告诉我，她已去物理系看过邱励欧了，她劳动很卖力，系里的群众对她也不错。邱大姐，我仿佛看到了你的玉精神，花模 样。正当我孤军奋战时，你的这句话鼓舞了我，使我更勇敢地面对眼前的磨难。我不再是孤立的了，虽然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但只要我们不失去自尊和 自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海鹰的消息很多，她还告诉我，早在70年5月，李伟德宣布自已所有的交代揭发都是假的。李伟德文绉绉的，他有一句常说的话“北京见，战场上见！”在我们 红卫兵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北京见”是希望再次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战场上见”是向往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到徐景贤嘴里就变成“想趁第三次世界 大战配合帝修反到北京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徐景贤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同年九月，杨东锋，罗荣福（复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方农等人公开宣布所有交代揭发是逼、供、信的产物，统统收回作废，不负任何责任。
      “我没有罪！我不写交代！”硬汉王志惠（复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在每一次审讯，每一次批斗会上都是这样回答。他的强硬态度，常常引起不明真象 的工农兵学员的“义愤”，他们冲上台，用拳头教训这个极不老实的“反革命现行犯”。拳头象雨点般落在他的头上，胸上，身上……，他没有还手，咬紧牙关强忍 着肉体的痛苦。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王志惠宁死不屈：你们可以打伤我的身体，甚至打死我，但是要叫我王志惠向你们投降，休想！我王志惠只向真理投降，绝不向任何邪恶势力投降！王志惠被工农 兵学员扭送到派出所，罪名是“对抗运动”，张春桥“钦定”王志惠是“亡命之徒”，于是，他被送进拘留所，关押二年。在狱中，他仍然不屈服，拒不交代任何问 题。他得了急性肝炎后，由于“态度恶劣”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转为慢性，他仍然丝毫不屈服。(平反后王志惠对我讲述)
肖昌雄不服强加的罪名，多次上访泣诉冤枉，也被送去劳动教养四年。
      同年十月。胡守钧关在上海监狱第一看守所，五年后，被判十年徒刑（感谢上海公检法一批正直的老同志，是他们顶住张春桥，徐景贤要严办的指示，据理力争，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胡守钧的年轻生命才保存下来）。
自此，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44名成员都有了结论：胡守钧判刑，周谷声、邱大姐等三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方农等十二人“敌性内处”，其余作“犯严重错误”或“所犯错误，不予处理。”
      许云飞于同年三月初被交大隔离审查，他的昔日战友“反到底”斗他最坚决，奉送给他“许大马棒”“座山鵰”等外号，他们的一号头头严步东说许云飞态度太恶 劣。另一个头头说许云飞是王秀珍点的名，许云飞是胡守钧小集团的重要成员。许云飞被关在一个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一个老大娘、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小孩。堂 屋被辟为隔离室，里面放二张双层铁床，他和“老牛”(×教授)睡一张双层床，看守他的学生睡另一张床。“老牛”白天要到食堂干活，晚上很晚才能回来睡觉。 一次，许云飞去接受批判，从路上的大标语上了解到正在献血，许云飞毅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献血！！！没有想到一个工宣队员蔑视地把血书扔还给他 “反革命的血我们不要。”许云飞听到这话，眼中流血，心内成灰，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他绝望了，心想，我在大家的眼里已是一个反革命了，连献血都不让我 献，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想呀想，想到了绝路上，手拿刀片准备割脉自尽。幸好善良的老大娘时时在关心他，注视他，看见他拿刀片，就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抢下刀片，说“伲相信侬是好学生好小囝，侬要想开点，事体今后一定会弄清爽的。”他这才打消自杀的念头。之后，两个看守盯得紧了。他觉得自已变成了一片没 有生命，没有希望的枯叶。活，活不下去，死，又死不了
      下面照录许云飞于5月8日在隔离室写的交代（原文），请可敬的读者见识一下张氏专制制度是怎样对人性进行摧残和剥夺的：师傅要我把思想转变写一写，现在 就写一下，不过我想是写不出好东西的，因为本身就不清楚。在学校批判前一、二天，经过了一些批判以后，认识到了自已罪行的严重，认识到自已自从炮打以后， 立场一直是站在反动阶级一边，做了很多阶级敌人、陈曹之流还做不到的事，而自已呢却一直没有认识，没有转过来，并且颇能迷惑一部分人，的确是个隐患。并且 分析自已的思想根源，的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以往这个野心勃勃包上了一层“雄心壮志”“抱负”的皮），正因为这样才会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得到一切。 自已头脑中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因此是根本无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无法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因此如果说在运动初期还能 混在革命队伍中划几桨的话，那么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后，自已就拚命地想翻船了，成了走资派的新的代言人。想到如果真的让我这样的人掌到权，那不是资本主义复 辟又是什么呢？这一段时间尽管在批判中也在某些具体事上感到有些委屈，如“一切为了九大”问题。但总的来讲，思想是愉快的，似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广宽的 道路，以前许多想不通的问题现在想通了，我深深感到大批判的重要，感到群众批判的威力，感到幸亏有这次运动，否则是决然没有这样的提高的。我在交代中一些 上纲上线的确是真心实意的。同时我想我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组织上、老师傅、革命群众一定会肯定我的、支持我的、谅解我的，一定会把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 料给我看，甚至会把我放在斗争第一线去考验。我甚至做了一个梦，梦中是系里开了一个大会，决定让我回到群众去，我泣不成声，紧紧拉着师傅的手不肯放，喊 “打倒许云飞”的口号。可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以后的批判中，革命群众却讲我在耍新的花招、空戴帽子、有的讲我比以前更阴险了，这像泼了一盘冷水，情 绪立刻下降，当时我想群众批判总是要过大一点，可是后来师傅、专案组都是这样认为，我心就有些凉了。在120教研组批判我破坏工人运动时，我心里有些想不 通，觉得控制工人运动的野心是有的，但我们没有干破坏工人运动的事，有的可能是方式不大对，更没有在思想上就想把工人运动破坏掉的想法，觉得那时自己虽然 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控制工人运动野心，但是当时毕竟还是处于同路人的地位，不像炮打以后一直站在革委会的对立面，委屈情绪又生了出 来。同时那天革命群众点了一个会，可我就是想不起来，感到没办法了，这个时候，绝望的思想抬头。
      后来在班里批判和系里批判中，我感到许多事不是那样的，可革命群众一定要我承认，而且动不动就翻记录给你看等，张厚中、解放军和老师傅都带头喊我不老 实，这一下我思想完全卡住了。觉得事情讲不清楚。回来后我想，现在问题很明显，根据专案组对我的看法就是我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阴谋家，在高中时代 就想取毛主席而代之，文化大革命中千方百计地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工人运动，要毛主席让位，攻击林副主席是布哈林，炮打张春桥、徐景贤，炮打上海市革委 会，炮打解放军，采用清君侧手法、先内后外，先搞掉徐景贤，后搞掉张春桥，再搞掉林副主席，最后取毛主席而代之，失败以后，又秘密串联，到山东、河南、南 京去了解民意，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现在还有很多罪恶勾当不肯讲出来，怕讲出来加重处理，是不相信党的政策。而我呢，对自己的看法是主观上是想为人 民服务的，是想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却是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在炮打失败后不是认真地改正错误，而是反而站在反动立 场上，总结了反革命的经验教训，继续炮打革委会，炮打解放军，所以会在第一次炮打后不能自拔，是由于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又有资产阶级的 雄心大志即野心，又有小集团的利用拉拢。这两者是根本对不拢，因为对不拢，对很多问题就解释不到一起。我又觉得自己的确没有想把问题隐瞒下来不愿交代的情 况，只要想起来的，我都立即写出来。可是老师傅总不了解自己，我真想苏修现在就来侵略，我到前线去和苏修面对面拼刺刀，死在苏修的刺刀下来表白自己。可又 转念一想，像我这样的人，组织上还会让我到前线去打敌人吗？说不定仗一打起来，就把我关起来了，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会和苏修拼刺刀的。我在4月 30日晚上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墙壁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忽然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走到我的面前，抚摸着我的头，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毛主席，您还相信我 吗？”毛主席慈祥地说：“当然相信你，我是了解你的。”可是好梦不长，一去不返，醒过来我还是睡在这间房子里黑洞洞的，一切照旧。
      就这样我的心变冷了，思想好像麻木一样，集中不起来。5月初我曾经给自己安排了一 个计划，那几天回忆那一段，可是思想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根本捉不住。我就好像一个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间的人一样，回忆家庭、回忆父母、回忆童年、回忆自己 的过去，这段时间回忆过去就较多地是回忆自己认为做好事的方面了。自己感到自己活在世上做个反面教员还有什么意思呢？问题明摆着，如果我不是承认自己是取 毛主席而代之，攻击林副主席是布哈林，毛泽东思想不完整还需要列宁主义补充等我是没有出路的，或者戴上右派帽子，或者坐监牢去，开始一辈子那样的生活，我 想起来就感到怕，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死吗？我想过好多次了，要死很简单，只要用刀片在喉咙上一割就可以了，或者是把电灯泡拿下来两手一碰，我住的房东不是 前几天吃安眠药自杀吗？我想这倒是个好办法，就是安眠药搞不到。但是难道我真的就这样死去了吗？死了自己是痛快的，革命也会进行得更好，然而父母亲怎么办 呢？他们又会怎么样呢？而且死不能这样死法，要死在为人民有利的时候，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表白自己了，最后的一点东西就是死，自杀那是可耻的，首先是比 鸿毛还轻，第二是对抗运动，向群众示威，不能自杀，要死在于人民有利的地方。
这样我的思想是稳定而又麻木的了，就是批一年就一年，斗一年就斗一年，坐牢就坐牢，戴帽就戴帽，准备等到从严处理，反正自己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向党向人民 欠了很多债，欠债总是要还的，二年牢不够就坐五年，五年不够就坐七年。一条准则不许因此反对毛主席，等债还清回到家里去，风头不可出，野心不可有，老老实 实跟着人民走，脚踏实地的为人民做一些平凡但有益的工作，千万不可再干于人民事业有害的事情了，争取机会，以死报国，结束我的可悲的生涯！
      以上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吧。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语言，这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语言，我本不愿写，因为写出来又是批判，不过我知道，不管 怎么样，对组织有什么讲什么是起码的。大家都讲我不老实、顽固，看来我这个人是顽固的、脑子就是扭不过来。就我的希望来讲，是希望组织快一点把我的问题处 理掉算了，这样或许还能起一点作用，那就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抗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应该从严处理。我有个要求，这份交待是不是可以不公布。作为我向组 织的思想汇报。
许云飞  1970.5.8
      同年6月中旬，交大革委会对许云飞作了“犯有严重错误、撤销隔离”的决定（粉碎“四人帮”后，许云飞得到了彻底平反）。大会结束后，工宣队告诉许云飞， 你的父亲已与上个月病故。如五雷轰顶，许云飞立即傻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既没哭，也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迈开麻木的双腿，走到当地布店买了半尺黑 布，回到农民家里，拿出针线给自己缝了个纪念父亲的黑纱袖章，这时，他的眼泪才像决了堤似地哗哗往外流。许云飞把袖章做好后，套在母亲为他织、为他缝的粗 布中式衬衣的袖子上，一直戴到他毕业分配，以表示他对工宣队无声的抗议和对父亲的深情的怀念。许云飞的父亲是世代耕耘的老贫农，家住秀丽的浙江山区，一生 老实巴结，没有见过大世面。他是被交大外调人员恐吓成疾、郁郁而死的。外调人员说你儿子罪行够枪毙，起码也得判无期徒刑，再加上态度恶劣，必从严处理等 等。许云飞的父亲临死前（这天是70年5月15日，是许云飞永世难忘的日子，可是这一天，他正坐在隔离室写交待，哪里知道自己的父亲要永远离他而去！他的 心口永远为此而痛！）一直唤许云飞的名字，许云飞是他的根，他的命，他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见儿子一面，他死不瞑目，许云飞母亲含泪骗他，说已收到儿子的电 报，马上要赶回来，他这才长叹一声，嗑然病逝。许云飞父亲在重病和不幸病故前，曾两次打电报到交大，望云儿能回家去探望，见上最后一面，可是狠心的工宣队 却扣下电报，不让许云飞知道，不让许云飞回去。为什么要非法关押许云飞？为什么连许云飞见父亲最后一面的亲情也要剥夺？老大娘看他哭的伤心，对他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他似乎都没有听见。哭了许久，老大娘又提起许云飞的未婚妻来过，许云飞说没有未婚妻，大娘提醒他，有，是什 么医院的，许云飞这才模模糊糊地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女朋友，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一年级学生。许云飞的女朋友非常痴情，愿意等他。但他为了女朋友的前途 （那年头，与政治问题的人联姻，一辈子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毅然斩断与她的恋情，情愿自己遗憾终生。
  女朋 友最后一次看许云飞，未语泪先流。许云飞看得心酸，但还是硬着心肠说，“我不值得你爱，永远忘了我吧。”刻骨铭心的爱，怎能忘却，云啊，你太为我着想了。 就是有一点亏待了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也应该享有生命、爱情、自由、平等、追求幸福、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这些不可让渡的生而就有的权利的！是任何人（包 括自己）不可剥夺的！女朋友哭诉着走了，从此，天涯各一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1992年许云飞对我讲述）
55、复旦五七干校（上）
       70年9月，复旦革委会觉得让我“在城里吃闲饭”太便宜我了，要我到奉贤“复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他们每个月给我15元生 活费，老T说这要比兰考好多了。呸！我宁愿到兰考吃糠咽菜，也不愿意要这失去自由的钱！）我乘上复旦校车，一车子差不多都是“牛鬼蛇神”，有老“老牛”， 有中“老牛”，还有我——小“老牛”。“这是谁家的小孩？怎么孩子也去五七干校？”一个苍老的声音奇怪地发问。我穿了一件另头布的短袖衬衫，左右衣片的格 子对不起来，听恩奶讲还是邻居毛五娘用另头布为我缝的，下身穿着一条12岁时做的花裙子，活脱脱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是红鸥，”有人低低地说。苍老的 声音叹了口气，不说话了。车开了，还没开出市区，我就翻肠倒肚晕车了。“我要吐了，”我捂住嘴叫道，大家慌忙让出一条道路，让我站到窗边。“小朋友，你吃 这个，这是晕车丹，吃了就不会晕车了，”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我别过脸，看到了一张苍老的脸，头发已经花白，说话时露出残破不全的牙齿，他慈祥地看着我， 手里拿着像方橡皮大小的纸包。我谢谢他，接过纸包，拨开纸，里面露出呈巧克力色的硬片，我掰了一块放在嘴里，过了一会，胃不翻腾了。为什么在复旦我总是从 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那里得到同情得到帮助？“复旦五七干校”建在海滩上，现在的农田都是58年至66年围海造田时造出来的。我们住的“营房”是芦苇棚，到处 都是缝隙，西北风一起，外面有多冷，屋里就有多冷。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幻想全国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1968年5月7 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首先办起“五•七干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所“干校”，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主席 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了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之后，全国兴办了许多类似的“五 七干校”，然而实际上这些干校多半名存实亡，变成干部变相劳改，“牛鬼蛇神”劳动集中营。“复旦五七干校”用的是部队建制，那时时兴这个。整个干校称连， 各系称排， 我还在外语系所在的排。排长是外语系的男教师，白净脸，一双眼睛看上去老是睡不醒，可是就这双睡不醒的眼睛却会对不同的对象露出不同的眼神，有时凶恶，有 时谄媚。刚到干校，外语排已组成方阵，等待我的“亮相”。排长先给我一个下马威：“红鸥，每个刚到五七干校的人，先要介绍自己的罪行，以利革命群众对他的 改造，你也不例外，你要老实把自己罪行向革命群众作一个交代。”可是他的话像碰到吸音壁一样，有去无回。我只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眼睛看着别处，心里想：你 想叫我交代罪行，痴心妄想！我没有罪，交代什么？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今天我就用沉默来和你斗一斗，看你还有什么高招？他等了很长时间，我就是半个字不 吐，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两个“老牛”作自我批判，掩盖他的尴尬。两个“老牛”，一个据说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据说是大右派。此两人态度绝对“虔诚”，从祖 爷爷批判起，一直批判到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排长阴险得意地一笑：“你们不要怪我揭你们的老底，触你们心经，这是为了有利你们的改造，五 七干校不是避风港，是阶级斗争前沿阵地，我们要经常开这样的小型批斗会。触触你们心经！”我真可怜他们，排长用这种歹毒的方法使他们整天处于诚惶诚恐的负 罪感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想控制他们，还是看他们出洋相他高兴？恐怕二者皆有之，中外的施虐狂都是这样的心态。又过了几天，外语排的正式 “欢迎会”在田头召开，他们知道我不开口，干脆取消我“发言”资格，让革命群众批判。这天，我特地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脚下着一双白跑鞋，站在野草芬芳的田 埂上，我的身旁是一条碧波涟漪的小河，我的眼睛望着河对岸，心里默诵着杜甫的《春望》等诗，丝毫不理会泼向我的一盆盆脏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 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天是那么的晴朗，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的香味，如果没有这些肮脏的窝里斗，这天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可是美丽的家乡上海城已被张春桥 徐景贤变成了人人自危、满目凄凉的人间地狱，国难当头，我哪有心情玩赏天气？充塞我心间的唯祖国的前途、人民的苦难。干农活，我是一顶一的好手。摘棉花， 别人单手摘，我双手左右开弓，一会儿就把所有的人远远甩在后面。割稻，捆稻草，我都要把别人甩下几个跟头。一个瘦小的男教师，有着鸽子般温和的眼，他不嫌 弃我，吸收我参加“5406菌肥”试制小组。我们从几只半斤装的广口瓶起家，越培养越多，后来自己排菌肥用不完，还送给别排。“老历”和“老右”干活最卖 力，看得出他们确实是想通过艰苦的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挑大粪是最重最脏的活，每次少不了他们俩。俩人把裤管卷得老高，裤管上、有时上衣上也粘满了一滴滴 黄色的粪迹。“老右”会唱京戏，字正腔圆，是外语排台柱。元旦全连开联欢会，他领唱京剧《沙家浜》中的一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 千里风暴吹不倒，几千个雷霆也难轰……他那圆润、洪亮的嗓音一出口，观众就会在心里喝彩：唱得好！（不敢喊出声，怕栽上同情右派罪名。）也只有在这个时 候，他的灵魂才舒展开来，恢复了自尊自信，脸上微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倒立的人了！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直立的人，甚至是个英雄。可是最后一句 京剧唱完，他又回到现实中，又变成大老萎了。都说他对妻子极其温柔，妻子不舒服，他会半夜起床给她捶背，他长得也是一表人才，高大魁伟，五官端正。唉！这 么好的人竟然会是专政对象？那么我呢？我不也是一个好人吗？这个颠倒是非的世界！我很孤独，大家都很孤独，谁都在提防谁，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大家说话 小心翼翼，唯恐一字不测遭来更大的灾难。一个中年女教师钟惠芬(“文革”后获平反)，还能和我谈几句，她的同事不愿理她，说她五毒俱全，我很纳闷！这位女 教师和蔼温柔，哪像五毒俱全的人？有一次她乘干校卡车回场，路途想下车找卫生间方便，她喊救命似地请司机把车停一停，司机就是不停，她急得眼泪汪汪。“司 机真会看人头，连车也不肯停。”她伤心地说，她还常给我谈起她宝贝女儿，人长得比她高，还小鸟依人般地坐在她膝头上撒娇，讲得我心里痒痒，什么时候，我才 能回家坐在母亲膝头上撒娇啊。有一个干瘦的女人，是外语排的“口号迷”，她为了挤进“革命群众”的行列，活得实在太累了。不管开什么会，哪怕是请贫下中农 忆苦思甜，她都会突然激动地像要晕倒似地喊起各式各样的口号，她喊口号完全是自发的，是为了表示她积极！她激动！每次看她举着干柴般的右手，头上青筋毕 露，胸口像拉风箱般一起一伏，我就为她担心，担心她皮包骨头芦柴棒似的身体会经不起这番折腾，而突然倒下。小组会谈活思想时，我才弄明白“口号迷”为什么 热衷于喊口号，原来她要表现自己大左派的派头，她有一个右派丈夫，为了严防“右派翻天”，她在家里开展阶级斗争，不停顿批判右派丈夫。听她喋喋不休地吹， 我又烦又累。她最累我们的是她的午睡。她“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她很疲倦，所以她一沾上枕头就呼呼大睡。她睡着了，我们就遭殃了，她那张大嘴一张一合，发 出一阵阵吓人的鼾声，我只好逃出芦苇棚以求清静。71年春节前，新任连长——一个矮敦敦的工宣队员以备战为名不断出新花样，半夜里他一吹口哨，我们必须用 解放军的速度脱离温暖的被窝，到酷寒迫人的野外走一圈，去查看“敌情”。我们年纪轻轻没什么，走一圈就走一圈，只是苦了年纪大的，不是衣服扣子来不及扣， 就是为了跟上队伍，把棉鞋走掉了。他还觉得不过瘾，于是提出搞一次拉练，练一练铁脚板。凡是参加过拉练的人都知道，拉练就是两只脚不停走，走到两脚失去知 觉，走到站着也会睡觉，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功夫就练出来了。要是我是自由身，早就踊跃参加了。现在对不起，没兴趣，因为排长已放出空气，每到一 个宿营地，就要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批判“活靶子”，我这个“活靶子”不想再丢人现眼，我要想法逃避。我记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菜吃吃生酱油拉肚子的事，这 办法可以一试，吃不死人，最多受罪2天。我到干校外面的小店买来一斤酱油，偷偷跑到野外，趁没人看见，伸长脖子，硬是把一斤酱油吞下去，然后把装酱油的瓶 子扔进河里，什么痕迹也不让它留下来。在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曾经多次自残，有过一顿吃八两饭想撑病自己的记录。有过浸在冷水里睡觉想冻病自己的记录…… 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我怀疑自己已经是刀枪不入的金刚身了。现在要看这次了！阿弥陀佛，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半夜我开始拉肚子了，而且是水泻，每隔半 小时泻一次，到了第二天清晨，就躺在床上只会哼哼不会动了。排长奇怪我突然腹泻，早不泻，晚不泻，偏偏在这时候，但又找不到漏洞，看看我病歪歪的样子，又 不像装的，他只好不让我参加拉练。其他人都整好队开出干校外去拉练了，只有我、老人留下来看场。我的病吃了几粒氯霉素，很快就好了。我终于暂时摆脱了窝里 斗，耳根清静多了。空闲的时候，我拿起绣花针，为老恩奶绣枕头套。那时布店里有买枕头套毛胚，我大姐为我买了白胚布，印了葡萄花样，又给我买好绷架、针、 丝线。她为我想得很周到：你绣花吧，绣花可以解闷。当我一针一线绣着紫葡萄时，我觉得生活略微有了一点意义，我还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表示自己对恩奶的爱。我 思亲人，亲人也思我。远在贵州插队落户的二弟，从家信中得知我被非法隔离审查。他拿出70年1月我赠二弟的长诗看：《床边一张照片》床边一张照片弟弟你， 英武地站在峭崖边，我仰望着无边无际的太空。呵弟弟，可曾记得，我们一起在庐山仙人洞的摄影，那时，我们有多少豪情壮志，又有多少美好的愿望。在那乱云飞 渡的高山顶，立下了年轻人的理想——把我们的全部青春热血贡献给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姐弟心目中的全人类的解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到了那时，人人都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人人都可以得到幸福。二弟喜欢写诗，他写了许多诗。他深为我担忧，积忧终成诗，他在《梦红鸥》一诗中写道：一别已复春，山野草枯荣。兰考沙碱地，红鸥无消息。鸥姐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远道小跟头，姐你多经历。不负庐山志，靓面红光起。姐今多悲发，良久恐亏身，闻得腹背贴，二弟多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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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9）

55、复旦五七干校（下）

       ......冬去春来，我开始认识干校的人，话也多起来了。外系有一个“想得开”的女教师，和我说话从不忌讳，跟我一样，同属“横竖横”。她嘻嘻哈哈地 告诉我：“运动一开始，我就被剃阴阳头了，我一点也不难过，也不难为情，该上哪儿，还是上哪儿，这又不是我的过错。”我望着她圆圆的胖脸，心想，怪不得她心宽体胖，脸无皱纹，原来她有“想得开”的养身之道。“七仙女”也到五七干校外语排劳动改造了，她还是那样善良，那样美丽，那样温柔。我对她十分依恋，我的眼睛经常追随她的身影，我的耳朵经常寻找她的声音，她也时常对我会意地一笑。
       夕阳西下，我和“校友”从大田归来，路过打谷场，一个熟悉的背影跳入我的眼帘，啊，是周谷声，我难过得想哭。周谷声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芦苇壁上贴横幅，仔 细一看，横幅上书《彻底批判周谷声反革命新罪行大会》，竟是批判他自己的！听排长说周谷声到干校后，不好好劳动，反而继续走白专道路，有空就看物理专业 书，所以要开一个批判周谷声的大会。周谷声曾对我说他要研究原子弹，身陷囹圄的他，还不忘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发配到五七干校前，回了一次家，见到了梦魂萦 绕的老母，老母想儿子想坏了身体，哭干了眼泪。母子见面，抱头恸哭。临别，老母老泪纵横，千叮咛万叮咛：“好好给我活着，千万不要想到死路上，别人不相信 你，娘相信你，你会有出息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连小草也知道报答太阳的恩惠，更何况我八尺男儿身！周谷声听了慈母一番话，重新振作起来，把身受的耻辱全部抛在脑后，拿起物理专业书攻读，他相信终有一天，他能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不久，复旦革委会要我回家休整，什么时候回来另行通知。
56. 失恋
       回到家中，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阿哥的消息，一寸相思一寸灰。（【唐】李商隐）阿哥呀，你好吗？阿哥的爱是一颗希望之星，在我失去自由的漫漫黑夜中闪闪发光，阿哥说：“妹呵，我们对爱情永世坚贞。”我相信他的话就像相信天上有太阳一样确定无疑。我们的爱情一定会经受得起这场暴风骤雨的考验，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不用我打听，阿哥的消息已经在等我了：阿哥已从隔离室放出来，准备结婚，新娘子是他母亲小姐妹的女儿，江浦路布店的营业员。小婶婶刚把这些消息告诉我， 我就疯似地跑了出去，跑到江浦路布店，盯着每一个年轻的女营业员看，猜测哪个是阿哥的未婚妻，她是凭什么夺走阿哥一颗心的。我不相信小婶婶的话，我的阿哥 绝不会变心，我花了四天时间，把我近二年来对他的思念写成炽热的信。我写着哭着，哭着写着，血尽泪干也写不完我对阿哥的爱。
       二弟帮我把他找来，我痴痴地看着他，递上我的情书。他消瘦得很厉害，往日秀气的脸现在成了刀削似的长脸，衣服穿在身上晃荡晃荡的，显得过份肥大。我的心突然痛起来，阿哥哟，这是我为你痛的呀。他 一页一页地看着，脸无表情，信的末尾我这样写道：阿哥呀，是我连累了你，让你遭受这么深重的灾难。为了不再连累你，我们只能分手，在这分手之机，让我最后 再叫你一声哥哥哟！。他看完信了，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的嘴，多么希望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不，妹呀，我爱你，永远爱你。我说过永远爱你的，我怎么能因为我 们遭到不幸就对你变心呢？那时，我会立刻投入他的怀抱，让他的眼泪和我的眼泪流在一起，分不清是他的还是我的，让他的心和我的心合在一起，不再分他的还是 我的。可是空气却像一块冰似地冻住了，几分钟的沉默，好像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阿哥开口了：“我们分手吧。”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怔在那里。知音已绝，文 稿怎存？我下意识地拿起写给他的信，划着火柴，一页一页地点着，扔进铁皮簸箕里。
       门“砰”地响了一下，我突然惊醒过来，这才发现阿哥走了。风筝已断线，琵琶也断弦，我呆呆地望着簸箕，欲哭无泪。阿哥呀，你走了，把我的一颗心也带走 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阿哥走后，我大病了一场。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怪阿哥，要怪就怪那一阵无情棒，是它打得我们各东西的。阿哥呀，任凭这世界天翻地 覆，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到春来春去，你给我的爱，我会永远珍藏。
       “瓦西里”不减他的忠贞，天天到我家来陪伴我，他的母亲、舅舅反对他和我来往，把我描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瓦西里”毫不动摇，不理他们，执拗地坚持他 的所爱，寻找他的幸福。我很感动，但是感动不等于爱情，我和他的交往从没触电的感觉，也就是我只敬他，而不爱他。我还在思念我的初恋，擦不掉初恋刻在我心 上的痕迹。我告诉“瓦西里”，我感谢他在困难中帮助我，但我不能接受他的爱，因为我不爱他。“瓦西里”并不失望，他用锲而不舍的犟劲继续追我。
       小婶婶小叔叔大姐姐老恩奶都站在“瓦西里”一边，劝我说，“瓦西里”这样忠心的人世上难找。我只有一句真话要说：“爱是不能勉强的。”
57 . 焦裕禄，请您相信我
       1971年12月底，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我和海鹰回兰考。她带了厚厚一叠有关我是胡守鈞小集团成员的材料，准备塞到我兰考的档案袋里，这些材料 将要伴我渡过一生，我注定要受到歧视以及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此时，我的结论已改为“犯严重错误”，海鹰的结论是“犯有错误，不予处理”。老T“临别赠言”：“红鸥，你不要以为你的结论是犯严重错误，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告诉你，这是我们看你年纪小，对你作的宽大处理，事实上你还是胡守钧小集团的骨干成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把你抓到复旦审查，给你戴反革命帽子。”
       我又踏上兰考 土地了，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想一步跨到兰考，又怕回到兰考，因为我不再是69年那个初到兰考的清清白白的女孩，而是一个有政治污点的“准反革命分子”。
       一个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呢？
       有三种人生。
       一种是理想人生。追求理想人生的人以创造为生命，以求索为天职，凡事向积极的一面看，他热爱大自然、珍惜生命、乐观生活，他不会被重病击倒，也不会在逆境中自甘沉沦，他永远是一只搏击长空的鹰。
       另一种是消极人生。这种人不知道活着为啥，过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庸庸碌碌、未老先衰。
       最后一种是恶魔人生。这类人是施虐狂，以伤害他人侮辱他人为人生乐趣，他们或受到法律的惩罚，或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他们中有人真心悔过，还有一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生之路可以走。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唐】 •刘禹锡）。焦裕禄42岁就因病故世，他的一生虽然不长，却是积极奋斗的一生，他与肝癌斗曾经风趣地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 了。”他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留给我们的是正在改变面貌的新兰考！象焦裕禄那样，积极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生 命不在乎长短，重要的是人生的质量，理想人生是高质量的人生，有了理想人生，我们才可以尊严地与这个我们曾经热爱过奉献过的世界从容告别。
       兰考，我的第二故乡，我回来了，又回到你的怀抱中来了。张春桥徐景贤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我穿上羞耻的囚衣，我的身体又被他们折磨得那样虚弱，但我绝不会低头，绝不会放弃我所要追求的那种理想生活，我要继续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爱奉献给兰考大地。
       焦裕禄同志，请您相信我。
       我回到韩村，韩村还是对我老样子，没有一个人歧视我、看不起我，一个字也不提我隔离审查的事，好像压根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而我也一直没有离 开过他们似的。我又住到孙大娘家，大娘边流泪边用干瘪的手摸着我的脸说：“红呀，大娘想你，快把俺想坏了。”恼妹泪汪汪地说：“红姐呀，自从你走后，哪天 俺不想你十回八回，有一次做梦梦见你浑身是血，戴着脚镣手铐朝俺走来，我吓得大哭，一哭哭醒了。”我的亲弟弟大弟当上了生产队会计，我这个“准反革命”正 式当上了赤脚医生，和另一名赤脚医生一起负责全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
       韩村，你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恩情，我今生他世不忘记！
       濛濛春雨中，三台公社的拖拉机开进韩村试耕，想不到我不在兰考的二年，兰考已大踏步地向机械化现代化迈进，人拉犁将永远成为历史。看到拖拉机在田野上奔 驰，我跃跃欲试，我趁驾驶员——一个黑瘦的小伙子耕到田头，向他提出让我开几圈学习学习。未到兰考前，我曾自学过拖拉机的知识，所以驾驶员一点就明，我坐 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手握方向盘，眼望前方，拖拉机载着我向前奔驰，黄褐色的土地不断往后倒，我的心里充满了创造的快乐。可惜我没有犁好，开始是犁不住土， 犁刀没有碰地，后来是犁歪了，歪歪斜斜像一条长蛇。尽管这样，我还是对不久的将来当一名小时候就向往的女拖拉机手充满信心。韩村拥有拖拉机指日可待了。
      雨下了整整二天，还在下。傍晚，我正在吃晚饭，听见外面有人吆喝“高低河跑水啦，大家快去堵——”我立刻撂下碗筷，冲入雨中。高低河是韩村的主渠道，不堵住缺口，韩村就会变成一片汪洋，丰收也会变成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赶到决口处，只见高低河坍了一个大口子，混浊的河水从缺口 向外奔流。大家脱掉雨衣，扔掉雨伞，手忙脚乱地挖附近的土，用铁锨把土运到缺口。雨中无法用架子车运土，因为车轱辘粘上土就会拉不动。可是用铁锨铲土不仅 慢，而且铲到决口的土又被河水冲走了。这时，只听见“扑通、扑通”的跳水声，驻队干部、双贵、大弟都往水里跳，我和小恼等人见了也往水里跳，一会儿功夫， 水里树起一道人墙，水势减缓了。岸上的社员抓紧往水里铲土，一直忙到半夜，缺口终于堵住了，今年的丰收也保住了！
       我正式当上赤脚医生后，要求自己向白求恩大夫学习，医术上精益求精，对病人的态度上极端热忱。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医疗知识，碰到疑难病症写下来，写信请教 我的表哥。对病人送医送药到家，对儿童认真做好预防接种工作，既不漏掉一个该接种的小孩，也不错种不该接种的小孩……
      爱情之神悄悄地来到了恼妹身边，她爱上了邻村一个快乐的小伙子。孙大娘老封建，反对自由恋爱，她想把小恼嫁给城里吃商品粮的干部。恼妹不愿意，她火了，操起一把切菜刀追砍恼妹：“你再和他来往，我劈死你！”
恼 妹找我搬救兵。我说：“没事，这事包在我身上，可是事成以后，可别忘了给老姐吃喜糖呵。”“你坏！”恼妹飞红了脸，羞答答地低下头，腰肢一扭，转身逃走 了。我开始给大娘洗脑子了。一有空就给大娘闲扯，说是闲扯，其实是有目的的，从旧社会婚姻不自由扯到新社会妇女翻了身。过去大娘给我忆苦思甜，现在我给大 娘忆苦思甜。我还发动驻队干部给大娘做工作。
       恼妹和几个姐妹合种了长绒棉试验田，有空，我就和她们一起施肥锄草。秋天，朵朵棉桃绽开了笑脸，吐出长长的雪白的花絮。我们围上花袋，穿梭在棉田里摘棉花。今天的恼妹显得分外高兴，也分外漂亮，两根短短的麻花辫上，扎着红玻璃丝带。
       “红姐，俺娘同意了，她说等秋收过后，用分红的钱，扯几尺花布，给俺……俺做出嫁穿的新棉袄。”恼妹搂住我的腰，害羞地把头埋在我的肩上。“好妹妹，我 为你高兴。”我用手轻抚她的背。“可是，红姐，俺要离开你了，俺多舍不得。”恼妹抬起头，那张农家姑娘特有的蛮气和朴实的脸上竟挂上了两滴珍珠般的泪水。 恼妹呀，我的心情和你一样！我对你、对这块正在脱贫的土地，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有着和焦裕禄同样金子般心的兰考人民，同样怀有赤子般的眷恋之情！
       我爱你！兰考，我的第二故乡！
58. 洗清莫须有的罪名（上）
       72年1月。方农写信给徐景贤，要求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重新审查“胡案”。徐景贤哪里肯认输，立即在方农的信上写道：胡守钧小集团案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谁也翻不了！（参见原始材料《胡守钧小集团案是一起政治迫害案》第10页）
       7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一批正直的“老公安”，出于公心，对胡案进行了调查，发现材料极其混乱，很多是明显捏造的，他们认为这个案子站不住脚，应该重 新查清。徐景贤得知后，动用手中的权力，给这些老公安戴上一顶“右倾”的帽子，交群众批斗，最后把他们赶出专案组，不准他们复查胡守钧小集团案。
       74年10月。周谷声对王洪文抱有幻想，写信给王洪文说，胡守钧小集团根本不存在，是对我们的迫害，希望他从党性立场出发进行复查。
       11月。周谷声和方农结伴到北京上书中央办公厅，又找了王洪文状告上海市革会。然而这位已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当年的造反司令王洪文唯恐沾上他的边， 影响他显赫的地位，立即喊了武装警察，把周谷声关进看守所，又派人把周、方押回上海。这时，周谷声、方农才看清王洪文与张春桥狼狈为奸的真实面貌。
       1976年3月8日 吉林市郊出现特大陨石雨。
       5月15日 山东莒南县，7月9日 吉林敦化县，安徽毫县等地都有陨星出现。
        7月26日 唐山大地震，24万人民伤亡。
       同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断然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这也标志着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正在安 徽军天湖农场劳动改造的胡守钧，得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后，喜极而泣：洗刷冤屈的一天终于盼到了！他立即动手写万言申诉书。我和其他受冤的学生也从全国 各地向复旦大学、上海新市委写申诉信、
       从1977年6月开始，复旦大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公安局三方组成的专案复查组，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报请市委批准，对所谓 “胡守钧小集团”等全部成员以及受胡案牵连的亲友共100余人陆续进行了彻底平反，撤销原结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销毁所有捏造、诬陷的材料。
当我和复旦大学复查办的二个女同志把整我的材料——这些材料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足有一尺见方，扔进火炉中焚烧时，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裹在我身上六 年之久的囚衣终于脱落了。我还是那个没有任何污点的清清白白的小女生。以下刊登我的平凡书，上面盖着鲜红的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的图章，胡守钧等人的平反书 也是和我一样纯属反四人帮的。

       历史是公正的，最终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是张春桥们。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1982年8月2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上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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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30）

洗清莫须有的罪名（下）

      平反后，周谷声邱励欧相继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王志惠到加拿大求学；胡守钧留在复旦，现在是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走出轮回》等，发表 论文数十篇；许云飞在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目前他硕果累累：在十六种杂志上发表论文36篇，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24次，其中全国性的4次、 国际性的1次；二次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他终于实现了把一切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初衷。
      本人受作者委托已将全文刊登完。谢谢读者！

后记——作者红鸥的反思与道歉
      我在本书中忠实地记录了我的亲历，反思这段历史，孰是孰非？我在书中曾写到我的忏悔与道歉：1992年我怀着负疚的心情，登门道歉等。除此以外，我还要对以下几个错误进行反思：
      1、我 曾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现场许下了“愿为您死九次”的誓言；在开封武 斗现场，我的誓言是一句当年红卫兵的热门话：“生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死为毛主席的红小鬼。”这两句誓言的封建人身依附的色彩非常浓厚，显然是错误的愚忠观 念。一直到文革后期，我才从愚忠的阴影中逐渐走了出来。
      2、大串联时，我没有车票混进北京红卫兵专列，更为错误的是，我冒充北京学生，欺骗列车查票员，这是错误的逃票行为。
      3、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地学生大会上，我发言时想当然地指责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诽谤言论。
      4、我曾写过《**万岁》等大字报，这些跟风大字报带给社会的是不良影响。
      5、我曾到上海港务局组织工人造反队，公开鼓动造反队员去抢整群众的黑材料。当时是以革命造反的名义去抢的，不管以什么名义，抢劫都是错误的，是一种违法行为。
      今是昨非，我真心地为过去的错误忏悔，并真诚地向被伤害方道歉：对不起，请原谅。
      好了，拂去岁月的灰尘，我仍然是那朵心无尘埃的白莲花。

2014年3月3日
承诺——红鸥再谢读者
      十九年前，我向一位朱老师承诺：“待我写的书出版后，我将送他一本留念。”从此我们没有再联系。
      书出版后不久，挂通了他的电话，对方已八十岁了，当问及此事，电话那头的他毫无迟疑、毫无停顿地告知“记得”。正如我所料，虽然我们十九年没有联系，但是在彼此的心里，我们是一直联系着的：他鼓励着，我努力着。
      我的承诺我也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就像昨天刚刚答应过的，记忆的绿叶上还滚着晶莹的露珠呢！
冒着蒙蒙细雨，我把书亲自送到了朱老师手里。雨还在下着，我幸福地走在春雨中。谢谢读者。

                                   
                                                                红鸥  201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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