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来（徐绥之）文革初期日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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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记照录】
七，三十
    这几天真忙。
    形势变得很快。形势大好。
    工作组走了！
    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没有工作组，我们一样搞文化革命，而且可能搞得更好，不，一定能搞得更好。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革命青年，我们一定能够担当此项重任，我们一定得搞好文化革命。毛主席说，革命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要在这次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没有工作组，我们一样闹革命。
    毛主席来了！
    前天全市学生在人大会堂开了一个大会，题为“文化革命报告会”。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热情支持我们，他们非常相信我们。大会的最后，毛主席来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一定要搞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一定要搞好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走了，毛主席来了！
    刘志坚同志说：我们革命前辈向[像]你们这么大闹革命，那时候可没有工作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
对！我们不需要工作组，我们靠得[的]是毛泽东思想！
谁说工作组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就是党的领导！
    以后领导学校文化革命的担子就落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身上了，我是革委会的委员，我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为搞好文化革命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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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1.两年多后，我自己在这页的左侧作了段批语：“对反动路线的正确认识　 对工作组的正确认识　 69.12.”
    这两句话乍一看不知所云，其实意思是检讨自己自己当时对工作组问题还没有“正确认识”。因为根据1967年以后的官方定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实质，是“镇压学生运动”、“搞白色恐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只把撤工作组当成了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所谓“有没有工作组一样闹革命”。写这批语时候我已经在山西插队了，我这会儿相信，自己的水平已经提高到能够认识其“实质”了。
    然而，今日反观，既然所谓“资反路线”完全是强加给刘少奇的一项欲加之罪，既然文革十年早被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刘在工作组问题上遭到毛的诘难，按照所谓路线斗争的逻辑，刘即使不是属于“正确”一方，至少也是无辜的了。
　
    2.所有文革史书里，对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那个“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都有记载。会上，市委第一书记书记李雪峰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但在我这篇日记里，会不是“积极分子大会”，而是“文化革命报告会”；不是29日，而是“前天”，即28日。显然是我的日记写错了。由此可见，对于各种所谓“第一手材料”，一定还需要和其他材料核实，而不可以轻易就拿来当证据使用。
　
　
【重要背景事件】
以下接着引用我在《卌年回望·6月中旬：工作组印象》（http://blog.daqi.com/article/21340.html）〕文末《重要背景事件》里引用的关于工作组的论述〔录自王年一著《1949－1989年的中国（3）大动乱的年代》，45－49页）〕
　
    工作组派出之时，谁也没有说过派工作组有什么不对，参加讨论决定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说过，毛泽东也没有说过。在工作组派出之后，中央形成两种意见的对立。……7月13月、19日、22日，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又三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的问题。这些意见，为参加中央会议的多数人所拒绝。……刘少奇、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撤工作组的。刘少奇7月22日在中央会议上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邓小平22日在会上说：“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当时代表军队参加中央会议的叶剑英和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等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日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会上抨击派工作组，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在这期间，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7月23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直到7月23日，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撤工作组。根据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7月23日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就是：“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
    从7月22日起，陈伯达、江青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大等校调查（此后中央一些领导人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京各高等学校，或看大字报，或指导运动），他们支持反工作组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们的调查就是搜集反中央第一线的材料。江青7月22日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此后她频繁地在公众场合代表毛泽东向大家问好。以7月22日去北大为开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地在公众场合讲话。他们的个人讲活，极不正常地成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显然为毛泽东所承认。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群众大会上讲话，肯定了“一切权力属于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当天，康生、江青等人又去北大，在万人大会上讲话。康生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7月26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
    毛泽东否定了中央集体的决定。工作组的错误当然可以批评，问题在于毛泽东恰恰否定了工作组正确的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派工作组。他把工作组的“左”看作“右”，认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所以总的说来是以更“左”的观点来批评的，并不是批评了真正的错误。究竟为什么既否定工作组又否定派工作组呢？为什么否定工作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内外有别”等原则这些正确方面呢？毛泽东的回答很清楚：工作组“阻碍运动”。否定了工作组和派工作组，党如何领导运动呢？学校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混乱已经发生，没有领导又怎么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呢？答案只能是：毛泽东要打破常规地使学校中“天下大乱”，而根本不顾及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根本不同意“内外有别”等原则。由此可见，毛泽东与中央集体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要“天下大乱”与有领导、有限制、有秩序地开展运动（这时已经不得不开展了）的分歧。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当时在造反者中流行“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口号，这个“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决定》事实上完全肯定了这些口号。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蜂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的决定。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最后讲话。他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又说，“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毛泽东在大会结束前走上主席台，同与会者见面。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队万岁！万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
    会后，北京和全国都迅速撤销了工作组。造反者受到极大的鼓舞，采取了更为激烈的造反行动，反学校党委、工作组最坚决者和量早造反者（如蒯大富、谭厚兰）成为“英雄”；而学校中的多数人尽管热爱毛泽东，却依然认为对工作组不能一概地完全否定。学校中因观点不同而迅速形成少数人的“造反派”（当时又称“少数派”）和与之对立的多数人的“保守派”（当时又称“多数派”）。7月29日以前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筹委会”之类的组织是拥护工作组的，它从来不被造反者所信任，在7月29日以后纷纷垮台；陈伯达、江青等人从6月2l日起在高等学校中反复宣传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学校中一片混乱而始终成立不起来，极个别学校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成立了（如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因其实际上是一派的组织，又不为全校师生员工所信任和拥护。总而言之，“踢开工作组闹革命”既为中共中央所肯定，7月29日以后各大中学校就处于无领导状态，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盛行起来。这种无政府状态，正符合“天下大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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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加推测】

    前边已经提到，我们外语附中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初，我是第一批成员。按说，成立红卫兵是文革里一件大事，可我日记里记了那么多没什么意思的废话，对这事居然没留下一个字——是因为忙？是因为当时没想法，不知道写什么？还是干脆没把它当个大不了的事儿？好像都有点儿说不过去。不知道。
    事情还不止于此。一两个月前一次同学聚会，与会者都是当年我们学校红卫兵成员。我问，谁还记得咱们红卫兵正式成立的日子是哪天？居然没一人说得准。前几天，那天在场的一位同学，当年初三俄语班的黄立良，特意告诉我：他回家以后仔细回忆一番，终于想起来了——
　
    那年8月1日，黄立良他们班三个同学，和初三年级其他几个班的的同学，一共九人，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是全校第一个署名“红卫兵”的组织。第二天或第三天，高中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据说好像也包括我本人，但我完全没印象了）找到他们，说是更多同学也在商量准备成立红卫兵，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干脆合起来成立一个红卫兵怎么样。黄立良们当即表示同意。
　
    如此说来，我们学校红卫兵就应该是8月3日前后成立的。
　
【回望与反思】

    1.其实，我们学校红卫兵到底是哪天成立的并不重要。除了上边说的大家都早把这个日子忘了之外，另一个例证是：两年后我们学校红卫兵集体合影，大家一致赞同的落款日期，便是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里全是男的——我们是男女合校，红卫兵里当然有女同学。可是那天合影居然没一个女生参加。这是怎么回事？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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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为什么成立红卫兵？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参看我的《卌年回望·7月底：工作组撤了》http://blog.daqi.com/article/30150.html〕。至于这四个可能的原因里哪个是主要的，我现在说不上来了。
　
【背景事件】
　
    ·8月1日～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出席。党政有关负责人，中央文革成员以及首都高学“革命师生”代表共47人列席。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严厉指责：“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派工作组以来“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建》（简称《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妥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根据毛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改选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此会与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后被视为“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参看我的《卌年回望·7月20日：放假了》（http://blog.daqi.com/article/27991.html）正文及背景事件〕。

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于8月4日晚。

发布者 :tuger (2012-10-15 16:31:51)  回复  




根据我的日记，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于8月4日晚上。当时八一宣言署名是红向东，因各校红卫兵组织名称不统一，成立红卫兵时讨论过名字，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最后定为红卫兵。我们班在6月中旬开始酝酿成立干部子弟组织，由我、万小穗和雷贝贝为发起，当时北大附中、四中已经秘密开始组织，6月19日，我曾到万小穗家找他哥哥和姐姐了解他们学校干部子弟活动情况。

发布者 :tiger (2012-10-15 16:19:53)  回复  




开始定的名字不是红卫兵，而是红向东（不知道怎么就定了这么个名字？），当时北大附叫红旗。几天后改叫的红卫兵。

发布者 :tiger (2012-10-04 15:07:58)  回复  




不愧为北外附的史学家

发布者 :daiy (2009-03-30 08:45:39)  回复  




北外附校红卫兵成立时曾有一次重要会议，讨论红卫兵成立问题。时间是66年八月初某日下午，阴天，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内东南侧小树林里，有高三、初三和初二的男女同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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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回望
8月8日：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当年日记照录】
　
8.8.
    热烈欢呼我们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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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关于当年的学毛著，我在《卌年回望·5月30日：学毛著》 （http://blog.daqi.com/article/17768.html）里说了不少，无需重复。现在只想就毛泽东稿费问题说几句——这是我卌年前“欢呼”那个“大喜事”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
　
·一组数字
    从Google或者百度上打“毛泽东的稿费”，搜到的信息数以万计（当然大部分是重复的）。一篇署名邵燕祥的文章的注释里说：
    “毛泽东著作的免税稿酬，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为主，加上外文出版的版税费及稿酬累计加利息，至2001年5月底，共达一亿三千一百二十一万元人民币。见2004年第四期的《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转引自《杂文月刊》2005年2月号祖丁远《毛泽东的稿酬该如何用》一文。”
    “有关文章提供的数据是，文革发动1年后的1967年10月，毛泽东自己查过稿酬情况，当时为数570万多元；毛泽东逝世不久后的1976年12月，汪东兴清查毛泽东存放在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以后数减去前数，基本上可视为文革全国取消稿酬制度期间的毛泽东稿酬（并利息）数额。”
　
·三个疑问
    1.据传，参加各种毛著（包括语录）修改、润色、编辑以及外文版翻译的人有很多，改、编者如胡乔木、田家英等，翻译者如王稼祥、徐永煐、钱锺书等。那么，他们是否也有相应的稿费或类似的酬劳？我猜，文革以前，可能是可以拿到若干的，虽然不会占到那570万元多大比例。但到了文革之中，大概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了吧——即使有，与那7100万元之比也必定远小于文革前的。
    2.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什么会有那种差异？因为参与修改者以及外文版翻译者是职务行为？那么毛的写作就不是吗？
    3.毛选第5卷中文版，自1959年开始编辑，1977年面世，间隔18年。据称：该卷“是在作者去世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编辑出版的，其中若干篇文章未经毛泽东审定，编辑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书中（包括出版说明和注释）有些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1982年3月，中宣部提出《关于停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书记处批准。4月10日，国家出版局通知新华书店总店停售，存书分批化浆处理”。（见刘金田吴晓梅编《〈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37页）——不知那7100万元里是不是也包括毛选第五卷的稿费？或许，这项工程的成本损失应该从毛的稿费里扣除？
　
·一个小故事
    一次朋友聊天聊起这事。一人说，毛这是提前实践了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另一人偏要叫真，说，毛从来是反对邓这个思想、反对以权谋私的。头一人笑道：政治人物，说的、想的和做的不一样，不是很正常吗？
　
【背景事件】
　
    ·8月6日 《人民日报》头版通拦标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提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
    ·8月8日 《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消息；中共中央决定今明两年印行《毛泽东选集》3500万部，《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社论，称：这是全国人民一件大喜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巨大胜利。并在右上角刊登林彪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12日，第一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首先在北京几个著名大学发行。北大、北师大、清华等校师生召开隆重“迎宝书”大会，每人免费得到一套毛选四卷本。随后报纸天天报道毛选在各地发行情况。同期，1964年部队率先发行的《毛主席语录》本开始出售。
    ·8月10日，下午7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附近的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段“毛主席最新指示”后来在文革中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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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记照录】
　
8.9．
    有几个问题：如何对待出身剥削阶级的子女？如何对待出身旧职员家庭的子女？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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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若干史实】
　
    这篇日记虽只提了两个问题，所涉及事实则是当时学校里和社会上的一场“大辩论”，而且如实记载了我当时的一个困惑。〔以下史实分别来自江沛著《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2－110页）、网上搜索以及本人回忆〕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
    ——月初某日，某中学红卫兵与一青年冲突，一红卫兵被对方用刀（水果刀？）扎了一下，随即被传为“流氓害红卫兵”，激起群愤。不数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凶手”。会上，对联也是主要口号之一。
    ——6日晚，北京几十所中学的红卫兵上千人在天桥剧场聚会，辩论对联。江青、康生、王任重等应邀到场。江青讲话时重复了陈伯达的修改建议，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卜大华、邓小平的女儿、叶剑英的女儿等人，也曾上台表态反对对联。但多数与会者支持对联。
    ——整个8月上中旬，北京各中学红卫兵接连到大中学校“串连”、辩论，特别是到“红五类”子女不占多数的艺术院校，如舞蹈学校、音乐学院等，声援“同类”。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和铁道学院***玲合写了一张大字报《从对联谈起》，分别在本校贴出，旋即被广为传抄。此大字报对对联虽表态说“好得很”，但同时就其立论的偏颇，委婉地作了修正和解释。例如，借“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为由，提出另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认为“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又如，指出大多数非红五类者并非“黑五类”；即便“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详见文末所附全文）。
〔未完待续〕
　
【附1.谭力夫、***玲大字报全文（从网上搜索下载）】

从对联谈起

谭力夫 ***玲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是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份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1966年8月12日
〔注：黑体字系引者所标〕
　
【附2：名词解释】

    “红五类”：指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人。
    “黑五类”：指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后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资本家和“黑帮分子”。
    “灰五类”：也称“花五类”、“麻五类”，泛指家庭出身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如富裕中农、小商贩、旧职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的人。
    “自来红”：原为北京稻香村一种月饼的名称，借指“不用学习和锻炼就能产生革命思想”。1960年代中成为一个校园政治语汇，“文革”中含义又有扩大，常被用来批评家庭出身好而与人冲突和出了差错的青少年乃至成年人。始于“文革”前的对“自来红思想”的多年批判，是许多所谓“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在考试和学习成绩之外经常面对的另一压力，干部子弟尤甚。窃以为，反对所谓“自来红”，堪称中共为贯彻其“阶级路线”而设置的一个“纠偏”机制。尽管此压力与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受到的压力有别，“文革”初却也成为中学红卫兵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潜意识”心理基础之一。对此，迄今尚未见到有深入分析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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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中旬：一副对联和所谓“血统论”（2）
　
【回望与反思：记忆片断】
　
    上篇日记太过简略，下面追忆几件当年的亲历和感受，聊作弥补。
　
    ——虽然具体时间、地点忘了（大概也就是7月底8月初那两天），但我清楚记得，刚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候，我很反感。为什么？首先，我觉得既然搞的是“文化”革命，何必要拿“老子”、“好汉”、“混蛋”这些粗鄙字眼作口号？何况我从小就知道，我父亲虽然1927年就入了共产党，可他的父亲却是官僚地主。如此说来，他算“好汉”还是“混蛋”？不言而喻，这些只是内心活动，并未从潜意识上升为理智（重复一遍：我当时刚过15周岁，还说不上有多少理智）。事实上，据后来了解，我周围许多红卫兵同样面临类似的困惑——不仅是自己父母，而且很容易会联想到家庭出身存在各种各样“问题”（包括正在受冲击的“问题”）的众多亲朋好友。
    尽管如此，我和我们学校红卫兵几乎全体，还是不加思索地站到了赞同对联一方。或许，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公而忘私”吧。毕竟就本人而言，大家都还可以算作“红五类”，至少也还有那个横批“基本如此”嘛。后人则不难从中得出教训：凡“群众运动”，必遏制独立思考。
　
    ——1966年8月初那些日子，北京各校红卫兵频频串连，四处“辩论”。我印象最深的，去过陶然亭附近的北京舞蹈学校、复兴门内新文化街的中央音乐学院、恭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都是上篇说的“红五类”不占多数的艺术院校，去“声援”处于劣势、受到围攻的“同类”。
    值得一提的，是上篇提到的天桥剧场“辩论”会。那天江青讲话，从“老子英雄儿好汉”出自京戏《盗御马》黄天霸的戏词儿说起，侃到毛主席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可我听了半天，没弄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于是写个纸条递上去，署名“外语附校红卫兵”。前些日子从网上搜到那篇讲话全文，依然保留了江青的原话：“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没写名字，叫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副对联……”当时的现场印象，我至今记忆忧新：此前江青和颜悦色，念完条子就变了脸，显得有些神经质——这个小纸条，也许可以说是本人在“文革”中“创造”的惟一一段“小历史”吧。后来我常说，当时幸亏没写上自己名字，否则难免招来什么麻烦。
　
    ——上文为什么在“辩论”二字上加引号？其实，说是“辩论”，不仅我自己，而且我们学校红卫兵里，好像从没谁真在开大会时候上台说过哪怕一句话。我们也就是喊喊口号、壮壮声势、唱唱歌、起起哄罢了。
    私下辩论倒有过一次。大概在8月中下旬，那天初二俄语班同学舒晓明（好像是老舍的侄子）找到我，让我给他讲对联的道理，说是如果我能说服他，他就要求参加红卫兵，否则就要和一些同学另起炉灶。我一听，心想，我自己就没觉得这对联有什么道理，凭什么说服你？就想让他找别人去理论。可他言辞肯切，我作为红卫兵小头头和校革委会委员，只好应战。接下来我跟他讲了什么，他又是怎么问我、驳我的，完全没印象。只记得到最后，我理屈词穷，很没面子。没过两天，学校里就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大队”的组织，后来专门跟我们红卫兵作对，发起人之一自然就是舒晓明——这故事或可说明，当年赞成和反对对联，其实并不一定以是否“红五类”为分界。
　
    ——只要说到对联，过来人对谭力夫都不陌生。除上篇附录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之外，还有个《谭力夫在（北工大）8.20辩论会上的发言》也曾广为流传。后由于“中央文革”的诬陷和批判，给人造成谭某人是对联和所谓“反动血统论”始作俑者的错觉，而且这错觉一直延续下来。鉴于此，文末特附上此发言的摘录，或有助于澄清一些史实。同时也可让年轻人透过那些火药味十足的言辞，领略一下当年的时代气氛——要知道，谭力夫是后来被“中央文革”认定为“右派”即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学生”之典型的。
    重要的是，这些日子我反复读这篇发言，终于相信：当年它之所以广为流传的深层原因，实乃当时全社会抵制“文革”进一步动乱的一种本能。对此，我在下篇还将作进一步分析。这里只提醒读者注意几点（用黑体字作了标识）：
    1.发言基本内容和观点，是维护北工大的工作组（组长杜万荣），即反对反工作组。而毛泽东8月5日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业已把工作组说成“镇压学生”的“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
    2.发言里两次引用“少奇同志”的话。时值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到两星期，刘少奇在改选后的党中央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而毛泽东大字报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3.发言涉及对联和所谓“阶级路线”、“阶级政策”时，虽情绪偏激，不无强词夺理之弊，却也跟那张《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一样，很“策略”地解释和强调了“团结大多数”的重要，表达了和对联并不相同的主张。至于对彭真和“旧”北京市委以及“修正主义旧工大”的肆意攻击，固然荒唐，则属受运动潮流之裹胁，似亦未可厚非。
    4.发言里关于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之类说法，在当时的公开言论中堪称难能可贵。对比我自己以及我熟悉的太多过来人当年的状况，其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未完待续〕
　
【附：谭力夫8.20发言】
　
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摘录，原文约9000字)
    刚刚这位发言的，点了我和刘京的名，既然点了将就得上台，所以我抢先发言。行吧？！（笑声）
    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会没有右派？我看今天来参加会的人当中就有右派。（热烈鼓掌）谁敢保证工大五千人里就没有右派？我们认为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当然捣乱的人是少数。“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上台讲话很威武地说：“我们不是一百人，是三百人！”你就是有五百人，那我们全校五千人怎么样？你们才几分之几呀？！百分之十还没达到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右派是什么？其实这三百人中，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的。
    为什么辩论会开不起来，为什么有对立情绪？革委会在杜万荣支持下成立起来了，酝酿是“不够充分”的。不然，我们还可能上不了台。我们上台，有些人看了不舒服。他反正看你横不是鼻子竖不是眼！我们主持这个会，要是不发言，他说你高居于群众之上，置身于运动之外。你要是发言呢，开头发言，说你划框框定调子；中间发言，说你态度暧昧；最后发言，又说你作结论。别活了！（掌声）不是要开会斗黑帮吗？斗宋硕是刘京的大阴谋，斗晋军是谭力夫的大阴谋，他说你是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你要是不斗黑帮，他又说你放弃了主攻方向！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怎么办呢？（有人喊：“让他们发言！”）我看少奇同志讲得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
    我们辩论，目的是为了总结工作，更好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会关心扫除他们的方法呢？（掌声）党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真正的右派要放到后期处理。（掌声）在这里辩论，是总结经验，是为了今后更有利地斗这些人！（热烈掌声）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说我们怕辩论，我们怕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强烈的阶级性，你也念语录，可是你念的语录倒帮了我们的忙。（大笑）是不是？同志们，（群众：是！热烈鼓掌）同志们，这是个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思想要是能用来打革命群众，那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热烈掌声）
    运动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得出什么结论了呢？革命的同志心如火焚。（掌声）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群众：干革命）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来扯皮的！（热烈掌声）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掌声）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掌声）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有人喊：骂得好！热烈鼓掌）
    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看到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撑我们的腰，“土包子”上台掌了权，有的人在底下骂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底下的磨牙声音我们都听到了。（笑声）（掌声）我们认识杜万荣，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到结尾。（掌声）这一点就定性了！（热烈掌声）事情一定了，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热烈掌声）老杜进校第一天，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掌声）老实告诉大家，那天很多同志哭了。象那些狗崽子们怎么能理解？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工大听到了我们在家里才能听到的话，第一次感到工大象个家的样子了。我们说一声：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鼓掌）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那些从此感到前途渺茫的人，那些从此感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都没有了希望的人，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这就叫“阶级烙印”。（热烈鼓掌）有人说，学生不能老说什么“阶级烙印”。还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且还引经据典的说什么这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把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下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还是一样？“你是贼，我也是贼。”这是什么逻辑？（笑声）解放前有这么多工农子弟上学吗？那时有什么革命干部子弟吗？（笑声）这种人对主席的书简直狗屁不通！（笑声）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对待我们都应该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象对老教授那样？！（笑声）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不断变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大家都一样，什么时候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区别对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不能混为一谈。（掌声）
    开关于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不来参加，表示“罢会”。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杜万荣之所以好，第一条就是好在这里。有的人之所以以为他“坏”，也就“坏”在这里。董舒不是说：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清的根本原因在于杜万荣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阶级路线。一语道破实质！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反动，篡改了党的政策，要把我们的大字报批倒、批透、批臭！跟你们吹个牛吧，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老实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的学校，上了几年学，火气已经小多了。比起我们的小将来，差多了，回家弟弟妹妹批评我们都有修味儿了。可是，听了我们的话，你们还嫌扎耳朵。我们的小将还没来呢？小将来了，就该把你们吓死了！（大笑，热烈鼓掌）
    我说了很多话，可能有错误，请大家批判。但是，中心一个意思，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掌声）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团结，这是断章取义。我们要革命，有人不让。他不革命也不许大家革命。比如开辩论会的问题，那我们只好让他滚蛋。（掌声）
    同志们！工大的阶级斗争要找到现象，要找到根子，在我们工大阶级斗争到底尖锐不尖锐？（群众：尖锐）复杂不复杂？（群众：复杂）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要想这些问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我校运动怎么搞？今后我们怎么走？（群众：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对！要冲破重重迷雾，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现在迷雾还不算多，我们要有充份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在群众运动的泥坑里打千百万个滚，摔了跤，爬起来，又摔了，再爬起来，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我们的运动还没有摔过大跤呢？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天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的父辈可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都二十好几了，我们的历史从那里开始？就从现在！（热烈鼓掌）若干年后，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后辈们问你：“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你当时如何参加的？”我们一红脸，对孩子们说：“我虽然不是右派，也是中间偏右的。”（大笑）同志们，我讲话不好听，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但是，我爱讲老实话。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说：“老子反动，不要把反动扩大到非无产阶级家庭。”你们说：“这话好乖巧呀！”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是什么？我们必须揭露！（掌声）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静场，群众呼口号：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拿块糖，哄你来干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先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掌声）我们这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工农革干子弟，刚搞了这么几天，就有嚷嚷过“左”了。修正主义统治了六七年之久，我们才几十天，这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这么短的时间，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呢！（掌声）我们还没有充分发动，而且，我自己的组织还没有成立，是不是？（群众：是！）不要着急，同志们！该诞生的时候自然就诞生了！（热烈鼓掌）
    有人说：“工作组的遗毒未消，工作组的阴魂不散”，我看是修正主义的遗毒不消，是彭真的阴魂不散！工大不彻底改造不行！我们说这个学校太烂了，我们不要它！我们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去！你们敢吗？（群众：他们不敢！）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打碎了毕业分配的美梦，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这十七年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该完了！（热烈鼓掌）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掌声）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准备在群众中滚它千百万个滚，爬起来，洗乾净，再前进，在斗争中我们扔掉的是修正主义毒素，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斗争性，（掌声）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热烈鼓掌）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热烈鼓掌）
    说到这副对联，我又想起，有人老爱强调大多数，说我校百分之八十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得听大多数的。毫无阶级分析，到劳改队里谁是大多数？我依靠谁？简直一窍不通。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一提到阶级路线，大家都喊万岁，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怪事，无产阶级喊它万岁！资产阶级也喊它万岁！我活了二十几岁，我没见过，我爸爸活了几十岁，也没听他说过！（笑声）
    有人说百分之一错也不能说它好得很。世界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必定还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掌声）搞这种怪论点的人，大概连他们自己的存在也给否定了。（笑声）这种人是虚无主义。说得好听，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举着红旗干什么呢？（群众：反红旗）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露出白旗。“旗帜白”，白之其，反正是白旗。（大笑）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提个严肃的问题，以后我们运动如何搞，希望大家认真考虑，群策群力。我们相信我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也是可以革命的。我诚心诚意说这句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搞文化大革命嘛。团结要讲，我们讲两种团结。第一种是核心力量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而空谈大多数，那就是右倾，就是陈独秀的路线。有了核心的团结，还要有外层，再外层，直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叫第二种团结。只讲第一种团结，不讲第二种团结，那就是“左”倾，就是王明的路线。一定要做好团结中间的工作。但是没有第一种团结，我们不打几个胜仗，中间派还瞧不起我们。那就谈不上什么团结。从某种定义上来讲，我们加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团结大多数，主席在七大上曾讲过这么个意思。中农、小资产阶级等是中间的、动摇的。他隔着窗户一看，屋子里无产阶级没有几个人，他就该说：“我老婆有病，孩子无人管，牛还没喂呢！”如果他隔着窗户一看，无产阶级的队伍很整齐，再打他几个胜仗。好，你不用去请，他自己就来了，这回，他老婆也没病了，孩子也放心了，牛也喂过了！（大笑）同志们，真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讲什么“平等的团结”，什么“不分高低主次”，意思是“你不团结我，我还不团结你呢！”这种人一边去啦！他都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怎么可能诚心诚意跟我们闹革命。（掌声）你们还要他干吗！！
    同志们：我校运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可全靠大家了。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业大学有特殊校情，对这个烂摊子估计不足，我们就要犯极大错误。从我们系、我们班、从我们接触的同学中，确确实实看到，要革命的，可以革命的是多数，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表现很好，使我很受感动。革命的更要革命，不太革命的要革命，不革命的别捣蛋，反革命就叫你完蛋！（热烈鼓掌）言多语失，有错误请大家考虑。怎么看我们周围这些活人，他们和我们呼吸着同一空间的空气。却可能想着两样心思。同志们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就要吃亏、上当。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党的阶级路线万岁！）
    一切革命同志：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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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中旬：一副对联和所谓“血统论”（3）
　
【回望与反思：背景分析】
　
    ——多数人都会承认，今日反观“文革”，如若固守当年定论、成见，即便剔除其前后抵牾者，也势必导致荒谬。然而，不少过来人乃至研究者，只要提到那副对联，却始终不脱卌年前陈伯达编织的一个窠臼，即：
对联＝反动血统论
    问题还不止于此。
    既然只有从十年动乱严重迟滞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给亿万国人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以此作为大背景、大前提，进而把卌年前的具体行为、观点和事件置于其脉络之中，才有可能作出近乎客观的评判。那么，196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文革”进程的大脉络是什么？窃以为可以一言以蔽之：
    从反工作组达到天下大乱。
　
    ——在经历过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9年“反右倾”、1963年以后的“四清”等等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以及60年代初“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之后，绝大多数国人，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数以百万计各级干部，尽管对现实社会弊端和个人生存状态有种种不满，但对毛泽东发动“造反”所引发的校园骚乱，还是充满了担心，至少是不理解。因此，工作组进学校恢复秩序，既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对毛泽东“文革”意图的抵制，而且符合民意。它的确是“反动路线”，但绝非“资产阶级的”；即使不说“无产阶级的”，如今也该承认是顺乎当时“全民”利益和客观需求的。
　
    ——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的动因，似可归为两类：一是在某些很具体的事情上对工作组有异议，包括对报纸上关于“文革”的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之不同理解；二是某些工作组在处理某些不同意见时采取的措施有些过激，引致了对抗情绪和行为。这些分歧、对抗，本来未必有多严重。但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的“中央文革”一旦发现，便紧抓不放，使之成为激化矛盾的契机。对此种局势的概括，当时的两个流行说法颇为形象：“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见上篇附录《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和“唯恐天下不乱”。
　
    ——1966年七八月间，在毛及“中央文革”策动、影响下，北京和全国主要城市的大中学校，普遍掀起反工作组运动，即后来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其矛头，直指刘、邓，即纯属子虚乌有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具体而言，由于派出工作组的都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所以揪工作组“后台”之必然后果，便是“炮轰”、“火烧”、冲击、揪斗其派出机关——包括党中央、团中央、国务院部委以及各省市委——的负责人。
　
    ——于是，原来属于“红五类”的各级领导干部，即使此前没被打倒，这时也陆续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不少被打成“黑帮”或“走资派”，成了日后所谓“黑七类”分子。而这，既符合《十六条》规定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标志着从局部小乱走向天下大乱的严重升级。
　
    ——于是，在最早成立的中学红卫兵里占主导的众多干部子弟，以及一些工农子弟，本能地感觉到：他们自幼视为革命功臣、劳动模范，亦即新社会精英骨干的父辈一代，很可能将不再是“英雄”了。当然，他们也绝不愿接受自己即将从“好汉”变成“混蛋”的现实。何况他们确信，推进这种“阶级关系新变动”，绝不可能是发动“文革”的本意。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信念颇具盲目性。
　
    ——推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与其说是“红五类”子弟们希望塑造自身的“好汉”形象，不如说是他们企图借助已获伟大领袖首肯的“红卫兵小将”之有利条件，来捍卫父母的“英雄”地位，以及相应的“既得利益”。正因此，没多久他们便得到了一个贬称：“保爹保妈派”。由此可知，那个下联，其实只是上联的一个陪衬。虽然后来众多非红五类遭受侮辱与损害与之关系更甚。
　
    ——对联面世两个多月后，1966年10月中旬，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进一步动员批判“资反路线”。会上，林彪和“中央文革”点名攻击刘、邓。而陈伯达在10月16日大会讲话时则说（讲话稿事前征得毛批准）：“……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投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然而，历史上所谓“血统论”，从来是指封建贵族、皇族之血统遗传，不但跟平民百姓绝无渊源，而且通常不涉及一般杰出人物；在资本主义时期，也只是偶尔被用来推行种族主义〔参看《辞海》之“血统”、“血统主义”、“血亲”“种族主义”，《辞源》之“血脉”、“血属”“宗亲”、“宗法”，以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之“宗系遗传”、“宗族”、“种族主义”等词条〕。何况以形式逻辑而论，无论“英雄”还是“反动”，说的都是某种社会行为或政治态度，如何通过“血统”遗传？（不过，陈伯达的说法倒是符合当时流行的“以思想观点划分阶级”的阶级分析法。但显然，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对这类常识，其时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居的陈伯达们心里明白。但他们偏要给对联扣上“封建的”“血统论”帽子，既属圆凿方枘，其真实用心也就另当别论了：作为最早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此时由于其父辈正在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在“文革”推动者看来，他们自己也就蜕变为运动的阻力。但是需要一个题目或曰借口，在搬开这些绊脚石的时候，可以得到其他人群的支持和接替。“反动血统论”，便被拿来当作了这样一个题目。
　
    ——这真是个历史的悖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无论加不加上“基本如此”作修饰，显然都是个既粗鄙浅陋、又偏颇狭隘的口号（或可与毛晚年词句“不须放屁”相匹）。究其渊源，实为“文革”前若干年，特别是1962年毛重提“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不断强化“阶级路线”、“阶级政策”的产物；此路线政策宣称，在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中，要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等劳动群众，以及代表其利益的革命干部和解放军。而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已经包含了为日后把“走资派”与“革命干部”区分开来做舆论准备的深意。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口号，在那个非文化的文化革命之发动期，被一部分中学生当作保家自救的托辞，同时也成为另一些人群遭受歧视和伤害的直接缘由；既酿成了无数惨剧、丑剧和骚乱，激化了某些社会矛盾，但在客观上，却又是全社会抵制天下大乱之本能的一个集中反映。
　
    ——换个角度来说：
    对联的赞成者们，出于本能地“保爹保妈”，其中若干则受“造反”潮流的裹胁和自身劣根性的驱使而肆意妄为，致使众多无辜者无端遭受侮辱和损害。但究其实质，他们却是在未必自觉地试图阻滞既有秩序的彻底破坏，反对动乱的进一步升级。因此，其失败、失落，从某种角度折射了时代的灾难。
    而对联的反对者们，凭着“解放全人类”的信念、对弱者的同情，以及自以为是的对“文革”的“理解”，挺身而出反潮流。平均而言，其“水平”似高于前者。然而，尽管多年后他们可以自诩当年申张了正义、捍卫了“人权”。但客观上，难道不是不自觉地助长了动乱制造者加剧动乱的决心和信心吗？
　
    ——对任何观史者来说，那段历史涉及了太多两难命题。何况我这个当年懵懵懂懂，却多少算是参与了“创造历史”的当事人呢。
    但毕竟，时间已过去卌年。今天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现在对它的认识，那就是：
    对联固然粗陋偏狭，但并不等于血统论；血统论，乃是陈伯达为搬开“老红卫兵”这个绊脚石以推动动乱升级而编造的政治谎言；1966年下半年，以动乱制造者们得逞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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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记照录】
　
8.18.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永远难忘的一天，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关心我们红卫兵！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红卫兵！！！
    这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大的幸福，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鼓舞！
    毛主席穿上了绿军装！毛主席率领我们冲锋陷阵！
    从今以后，我更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永远记住这一天吧！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红光满面，毛主席笑容满面，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毛主席健康得很！这是全体红卫兵的最大幸福！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永远永远地记住这一天吧！八月十八日！
    我还见到了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林彪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邓小平总书记、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副总理、贺龙副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李雪峰同志和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
    永远永远地记住这一天吧！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一两年后，我在上面列出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李雪峰的名字上，先后用红笔、蓝笔打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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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1.经过一番犹豫，我才决定把这篇日记的第二页照原样贴出。为什么犹豫？因为打在人名上的那些红蓝叉子——倒不是怕招惹什么政治上、法律上的麻烦，而是所反映的本人当时水平之低，让我现在自觉很没面子。
    可是，如果作了涂改或者干脆付诸阙如，那还能算“当年日记照录”吗？
　
    2.这篇日记显然是当天写的。因为次日新华社报道提到与会领导人，先是单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如何如何，然后说大会由“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然后是“林彪同志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和“周恩来同志接着在大会上讲话”。直到文章结尾，才列了个200人左右的名单：“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
    而在我日记里，领导人是按“文革”前的座次排列的：毛之后，是刘、周、朱、林、陈、邓，然后董必武、陈毅、贺龙、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江青、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而且没提陶铸这位刚刚上来的第四号人物——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一周前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的地位有了变化。
    说起领导人排座次，现在的人也许会觉得无聊。殊不知那个年代，这里边经常包含了极严重的政治信息。正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一般人所谓“关心政治”的一个实际内容，便是通过分析领导人在各种公开活动中是否露面，排列顺序如何，甚至照片上和纪录片里的表情，来判断政治动向的。当然，在1966年8月，此风还只是个开端。至少，这篇日记表明，本人当时在这方面的政治敏感，显然处于初级阶段。
　
    3.再看那几个被打了叉子的名字。1966年8月以后一年多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确已经被“彻底”打倒了。但朱德、陈云、李雪峰是怎么回事？不记得了。
    在各类印刷品的人名上打叉子，跟上面说的“领导人排名分析”类似，也是一种关心政治的行为。印象里，其直接起因应该是校园、机关和大街上经常贴出的“打倒×××”、“炮轰×××”之类大标语，凡点到的人名，少不了要打上大大的叉子。至于我和周围同龄人干这事，还能比试谁的信息更快、更多，由此又能证明谁的政治水平更高。至于在自己日记里打叉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是不是也因为考虑到一旦被人偷看，那些人名打了叉子可以避免某些麻烦？也许吧。不记得了。
　
    4.关于8.18群众大会，这篇日记跟以往一样空洞无物。最近，我找到一个同学后来写的回忆文章，比我自己能回忆起来的详细得多，生动得多，准确得多。特把它附于文末，以为弥补。
　
    5.最后，我想就一个事儿发几句议论。
    过来人都记得，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毛问出她名叫“宋彬彬”，便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是。于是毛说了句“要武嘛”——这故事，是发表在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的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披露的。且不论此事对后来“武斗”和天下大乱产生过什么影响（其影响当然十分广泛和恶劣）。我现在想说的只是：毛在这儿用错了典故。
    “彬彬”，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本意是“文质兼备状”（《辞源》）。拿“文革”语言来说，“彬彬”本身形容的就是“文武兼备”嘛。据此，对毛的那个说法只能有两种解释：或是不求甚解，露了大怯；或是明知故错，别有用心——当然还有第三种解释，那就是二者兼而有之。
    〔附注：网上有文章写到这段，说毛问的是“是不是彬彬有礼的彬”。不确。〕
　
【附：一篇短文】
我经历的“八一八”
鲍海廷
    1966年8月17日下午，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卫兵头头锺德鲁召集会议宣布：明天去天安门开大会，当晚12点出发，每人发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作为早饭。
    开什么会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新市委发的票，指定我校红卫兵上观礼台东四台。因为夜里12点集合，几乎没有人睡觉，都三、五成群地聊天，等着集合时间。那几天，白天闹革命，没睡过一天舒服觉，常常是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就算一觉了。
    锺德鲁让我负责整队。一声哨响，队伍马上就集合完毕，发完馒头和咸菜，我们出发。红卫兵绝大多数都穿军装,衣服的新旧程度有差别，颜色深浅不一，不过看上去还算统一，像一支队伍。我一拿到馒头，肚子就觉得咕咕叫，一边走一边吃，队伍里有人笑我，但我看见不少人也和我一样在吃馒头。
    北京八月的子夜，天气十分凉爽。学校在和平门，出校门顺着城墙往东，不到20分钟就到了前门。我们看见有不少队伍和我们一样正向天安门方向集中。进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有不少人，看出来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吹了几声哨，大伙立刻精神抖擞，随着我的口令，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引来路人的注目
    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我们的指定位置在红四台，天安门城楼最东边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这里距城楼太远，议论纷纷，但也没办法。时间还早，观礼台的门还没打开，队伍解散，大家找地方先休息。我靠着墙，坐在地下，眼皮直打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阵汽车的刹闸声把我惊醒，紧接着是一片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我一看表才四点钟，周围全是解放军，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棒，背着一个像步话机样的东西，都戴着耳机。我急忙起身，但一条腿很麻，动弹不得，身上也感到很冷。战士们排成一条线，慢慢地、有序地用那根长棒在地上来回扫。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拿着的东西是探雷器，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仔细地搜索探查。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开了，猜今天都会有哪些中央首长参加会。
    师大附中的队伍也来了，凑巧也分在红四台，和我们一样，也很不满意。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只见她将压过眼眉的短法一甩，冲钟德鲁喊：“你们怎么也分到这儿来了。走，我们一起想办法上红一台！”
    钟德鲁凑到刘平平的身边轻声问：“毛主席今天来不来？”
    “可能来！”她故作神秘。
    我们两个学校决定派六个人作为代表，去找大会指挥部的人交涉。六个人中有刘平平、钟德鲁、万小穗、我，还有两个我不认识，据说有一个是陈伯达的女儿。在天安门城楼下，我们见到了大会副总指挥。他身材高大，年约五十，是北京新市委的，胸前别着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副总指挥。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缠着他非要换到红一台不可，可这人就是不答应。刘平平气得直冲他发火。
    这位副总指挥其实真没办法帮我们换票，但也不敢得罪我们，只好推说有事，溜之大吉了。等了一阵，东方快要发白了，金水桥上已经布了岗，广场上也聚集了150万群众。我们决定让万小穗在那继续等，我们先回红四台和大伙商量怎么办。
    早晨七时许，一串北京吉普从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驶出，一拐弯，全都停在观礼台红一台旁边，正好在刚才我们与大会副总指挥交涉的地方。万小穗看见车上下来的全是军人，从第一辆车下来的人，身材高大、魁梧，身穿绿色军夹大衣，他笑着向附近的红卫兵招手问好。万小穗距他只有几公尺，但他开始没认出这人是谁，周围的红卫兵也都没人认出这人，但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这人那么像毛主席啊？”“不可能，毛主席怎么会穿军装呢？”周围的人都不敢冒失，用惊异的眼睛盯着来人，只能使劲地鼓掌。这位高大的军人摘下军帽，向大家一挥，大声说：
    “同志们好！”
    “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群众“哄”的一下炸开了锅，“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立即响成一片，观礼台下聚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涌，前面的人自觉挽起手筑成人墙维持秩序。
    毛主席不断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向红卫兵致意。
    当时，我在红四台，突然听到红一台那边一片呼喊声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犹豫之中时，只见万小穗红着脸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喊：
    “好消息！穿军装，毛主席！”他说话语无伦次。
    当时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相信毛主席会穿军装，大伙都掂起脚向西边看，远远看见一串汽车又驶回了天安门城楼内。
    “去红一台，坚决去红一台！”大伙七嘴八舌。刘平平也说：“不行就冲，一定上红一台。”
    我们学校和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联合在一起涌向红一台，把守门口的解放军战士挡不住，被我们推到一边，大伙一拥而进。这里距天安门城楼最近。
    馒头早吃光了，我又累又冷又饿，我想大家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高三西的刘朱兵看我缩在一边，脱下军装给我披上，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在观礼台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一直等到东方的朝霞染红半个天。上午八点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观礼台沸腾了，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毛主席果然身穿军装，站在城楼的中央，向群众频频招手，还不时专门转身向东西两边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招手。三万红卫兵又蹦又跳，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不停挥舞，有的人还把帽子摘下来往天空中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大部分人都穿军装，但也有不少人是着便服，刘少奇就没穿军装。
    不知是谁给陈毅元帅一个红卫兵袖章，他是城楼上是第一个带上红袖章的人，在中央首长中间特别醒目。我们有人建议给毛主席献红袖章，大家挑选了一个最好的，上面还别上几排毛主席像章，其中也有我的一个，派了个代表送上了天安门。在城楼上，代表们见到了江青，她问：“我也参加你们红卫兵，你们要不要？”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到：“要！”。消息很快传到观礼台，我们一阵兴奋。
    “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红卫兵！”有人喊。
    大会程序很简单，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主持，林彪讲话，然后是群众游行。
    这时，我早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困乏，每个人都很激动，不停地欢呼，有人嗓子都沙哑了。毛主席站一会儿，进休息室休息，城楼中央站着穿着白色短袖衬衣的刘少奇。这时，从西观礼台上首先传出红卫兵的整齐呼喊声：“我们要见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学他们的做法，由一个人喊口号，一起呼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少奇似有所思，站在那里不动。他是否知道他的女儿也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喊他呢！
    看没效果，我们于是改变了喊法，叫“江青阿姨，我们要见毛主席！”。连叫了几次，果真有效，江青转过身向我们招了一下手，转身进了休息室。不一会儿，她搀扶着毛主席出了休息室，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一直走到城楼的最东边。
    微风徐徐，吹动着毛主席头上的青丝白发，毛主席不断用帽子向我们挥动。
〔原载外附（外语附中）网站电子刊物《和平门》，2002年第二期〕

钟德鲁作为红卫兵，也是打死外语学校两名教师的罪魁祸首，因此“文革中,锺德鲁同志明辨是非,立场鲜明”就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了，立场鲜明 是对的，杀人、武斗、打砸抢，明辨是非, 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他没有像陈小鲁、宋彬彬那样到学校去道歉，因为他也没有活过60岁，他得了癌症，临死前也是很痛苦的。这也许就是等价交换吧。

发布者 :nini (2014-02-13 13:30:01)  回复  





钟期光的孙女,三流明星柯蓝2011年9月在武汉一部戏的首映上发飚叫嚣要抽迟到的演员段奕宏的大嘴巴.



发布者 :正义 (2011-11-29 14:55:53)  回复  




真实的历史回顾，发人深省！

发布者 :daiy (2009-03-30 08:36:37)  回复  




看看楼上这篇帖子，就能够知道，消除文革的余毒和封建意识是多么的艰难……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就是当年的红卫兵！ 我知只能说：呸！

发布者 :匿名 (2007-04-07 01:25:41)  回复  




我们是在反思,从未停止过,但我们不觉得耻辱,只觉得内疚和惭愧,为了当年的幼稚和愚昧.但是,我也为我们那一代人纯真的理想和热情骄傲,这是一种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支撑着我们上山下乡,成为一代中国的脊梁. 文革十年,红卫兵运动也就2年多,当然这两年多的运动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没人可以否认.难道这就能把这一代人否定吗? 至于你把毛泽东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头子相提并论,只能说你没有那种感情,你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毛泽东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发动了文革,即使如此,功仍大于过,他留给中国的除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还有他那无价的精神世界.他的领袖的人格魅力,即使她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把他和封建帝王比,和法西斯头子比,都无损于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至于洗脑,谁没被洗过脑?你们不也被洗了脑了吗>不过看是怎么洗得了. 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不同,可以理解,但是只要与你不同,就是被洗脑,这种语言有点霸道了.

发布者 :我们这一代不觉得耻辱 (2007-03-02 23:06:24)  回复  




当然你们那一代干这种愚昧呕心之事的人应该感到由衷的巨大耻辱,反观你们以前干的好事,反观你们以前没有头脑的失控情形,好好扪心自问:我当时在干什么?连最基本的是非黑白都分不清!你们的思想给谁霸占了?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当年的德国人集体给希特勒骗了,日本人也给东条英机给骗了,他们都是很不幸的群体,而你们呢?你们当年又在干吗?看看你们当年都干些什么去了?好好看看!!

发布者 :翡冷翠的一夜 (2006-12-21 16:42:37)  回复  




等我到了你那个年龄，看到这样一篇日记，也许心情会更加~~~~~~~~`

发布者 :鱼187313416 (2006-12-21 09:22:43)  回复  




四十年过去了,看到此篇文章,心情澎拜,为这一代人的激情祝福,祝愿他[她]们近60岁的生命永远年轻,永远珍藏这历史的回忆.

发布者 :匿名 (2006-10-19 23:10:46)  回复  




回顾历史,发人深省!

发布者 :刘彦博 (2006-09-19 09:14:56)  回复  




头一次见到这样细节的818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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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破四旧”（上）
　
    1968年2月7日，我在8.18那天日记（http://blog.daqi.com/article/39629.html）下边自己批了一句话：
    “破四旧”时期没时间写日记，但绝不能忘记这段光荣历史！
　
    不言而喻，随着阅历增长，我早就不再认为那段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引为“光荣”的了。与此同时，那些记忆经过不断过滤，如今也只剩下些零星碎片了。近年读文革史，更发现自己当年那点儿亲身经历，其实从来就不足以让我全面认识“破四旧”。因此，当初打算写这个《卌年回望》系列时候就想好了：写到这儿，要先引述王年一著《1949－1989年的中国（3）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有关论述，然后再说现在还能记起来的不多几个片断。
　
【王年一的论述】
　
    〔以下是该书第一篇《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第二章《制造“天下大乱”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节《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联》的第一部分《破“四旧”》之原文照录（67－77页。方括号[]内的楷体字系本人所作说明，黑体字亦为本人所标）〕
　
    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源于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所作]的“五·一八”讲话，由《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十六条》所肯定，又是林彪“八·一八”讲话中提出的号召。“破‘四旧’”是荒谬的。新思想和旧思想、新文化和旧文化、新风俗和旧风俗、新习惯和旧习惯的界线没有划清，当时满足于提提口号，根本没有做划清界线的工作。“四旧”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革命造反”所能够“破”得掉的。破“四旧”远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刘少奇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就正确地指出；破“四旧”“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斗争过程”，“不能太急”。但是首都红卫兵在“八·一八”大会以后刮起了“破‘四旧’”的狂飚。大概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导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所以在“八·一八”以后的“革命造反”从破“四旧”开始。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从8月20日开始，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有的史书认为破“四旧”是从8月19日即“八·一八”次日就开始了]。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由于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新华社8月25日汛：“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发动总攻击。”
    除“四旧”从“改名”（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名）开始。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上海《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天津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杭州“张小泉”改名为“杭州剪刀店”，如此等等。除“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新华社对这一些是不便于报道的，而只报道了“改名”。人们对于“收名”倒也无所谓，对于乱剪、乱烧、乱抄、乱打则膛目以视。
    关于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关于打人。据统计，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打杀。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在这之后，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介介绍了“四类分子”的情况。这时有人造谣说：“这事（按：指打杀）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从此，斗打、乱杀日益严重：由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几十个，发展到乱杀家属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直到市委书记马力到县制止，事态才平息。
    关于砸文物。8月23日下午2时，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和教职工及其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迦牟尼等塑像，有两个小塑像被红卫兵拖走。8月27日晨，山东冠县二中全体师生，砸武训墓。柳林农中、卫生学校师生相继到达，一齐砸毁了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接着，抬着尸体游行，并到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骨殖砸烂焚烧。在这前后，海南岛毁了海瑞墓，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的头。进入9月，“砸”风更盛。据同兴写的《十年浩劫　 京城血泪》：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8、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关于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护家，占总数的36.5％。其中民革有31人，民盟有36人，民进有8人，农工党有8人，九三学社有15人。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碟》，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馆党中央处理。
    关于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肋33695户。从8月23日至9月8扫，上海红卫兵在全市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苏州被查抄财物的共有64056户，财物中仅图书、字画、文物等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为生命的取名为“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装品、鞋袜、毛巾、电视机、收音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所，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进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据不精确统计，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又据不精确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上海市12个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披没收。
    打、砸、抄这类现象的发生和在短时间内愈演愈烈，原因复杂。简要说来，主要原因是：第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改变社会面貌。毛泽东肯定了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亦即肯定了乱打乱斗，誉之为“革命事件”，其消极影响十分广泛。《十六条》载明：“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其实毛泽东只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过这些话，并没有“经常告诉我们”。）当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毛泽东语录歌十分流行。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篇社论赞扬了乱揪乱斗、抄家和扫地出门。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队，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林彪的讲话，经毛泽东审阅。它告诉我们，支持“社会的斗、批、改”不是儿戏，不是丧失理智，而是要“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要“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第二，毛泽东是不赞成打人的，也不赞成取消民主党派，但是囿于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便于下令制止他所不赞成的一些行动。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第三，康生、谢富治的怂恿和支持。康生8月19日同中央党校武葆华等人谈话时说：“乱了就可以治嘛。”8月，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第四，说到底，肯定和号召如此这般的破“四旧”，肯定和号召把“老寄生虫”揪出来，肯定和号召把“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富”“拿出来”，就等于肯定和号召搞打、砸、抄。内容决定方式。要如此这般的破“四旧”，就要采取如此这般的“革命行动”；不采取如此这般的“革命行动”，根本不可能如此这般的破“四旧”。明乎此，就可以懂得当时何以不下令坚决制止打、砸、抄了。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当时周恩来、陶铸、陈毅再三再四地劝告红卫兵不要打人何以不起作用。
    与江青等人的煽动、怂恿、支持大不相同，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老革命家都制止过歪风。
    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话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陶铸同江青针锋相对，7月30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当着江青的面说：“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气，有的地方说辩你一家伙，就是斗你一家伙，搞‘喷气式’，这个不好。”8月30日，外语学院传达了陈毅的讲话。陈毅说：“北京目前打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周恩来8月31日在天安门接见大会上的讲话，与林彪在同一场合的讲话大相径庭。周恩来着重讲的是：“要象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建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8月30日晨，86高龄的章士钊发出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8月30日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对章士创立即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当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当尊重宋庆龄。同日，他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曳奉公守法，有选举权的，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搜查、抄家就是打倒了。你们建议定息取消，很好，这应当由中央、主席提出，人大通过。”“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9月，周恩来对哈尔滨来京的学生说：公安部抓人还要中央常委点头，你们这样做，中央专政机构还要不要？如果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抓人，这还了得！这是个原则问题。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没收由公安局统一没收。又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4亿人口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老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早在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8月27日，“红卫兵战校”（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它肯定了“向‘四旧’猛烈开火”，但其主要内容是“纠偏”。它严厉谴责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行径，要求“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内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并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9月3日发出的“西纠”第五号通令，则强调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教育”，并规定：“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这些通令不胫而走，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作用。“西纠”等还受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第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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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破四旧”（中）
　
    如上篇（http://blog.daqi.com/article/40357.html）所述，从1966年8月20日前后到国庆节前一个多月的“破四旧”经历，如今我的记忆只剩下些片断了。值得一提的有四个小故事。
　
【追忆与推测】
　
〔戴红卫兵袖章招致的两个遭遇〕

    1.那个日子记不清了，但肯定在8.18以后没两天。晚上八九点钟，我从学校回家，一个人骑自行车，东长安街上即使不说冷冷清清，印象里人也不多。过了历史博物馆，在公安部大门口附近，十几二十来个人把我拦住。这群人分成两拨，吵吵嚷嚷地要我对他们之间刚发生的一个什么纠纷表态。具体什么纠纷，完全不记得了（也许是个小交通事故？）。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同学”，显然因为我右胳膊上戴了红卫兵袖章——当时街上戴袖章的人还很少见。印象里，他们大都是成年人，其中好像还有个警察（！）。而我虽然只是个15岁的中学生（我当时身高1米80左右，也许他们以为我是高中生？），好像心里没怎么紧张。先很认真地听他们七嘴八舌各说各理，然后不无自信地讲了我的意见。我的意见肯定被接受了，因为我走时候他们也散了。前后一共十几分钟吧。

    2.也在那两天，也是晚上八九点钟，也是一个人骑自行车，当然也戴了袖章。这回是从家去学校，王府井大街，路过帅府园那个路口，两个女红卫兵拦住我。她们大概是到附近的协和医院去“造反”的（协和刚改名“反帝医院”），也称我“红卫兵同学”，向我提个问题：协和刚来了个病人，因为需要填的什么表格有“本人成分”一栏还是什么缘故，知道那人以前是个地主，医生认为需要做手术（割阑尾？），但不知能不能给他做。事情来得紧急，在场的红卫兵也拿不准，所以到街上征求意见。我听后，没怎么犹豫就表了态：还是先做手术吧，其他问题等病好了再说。印象里，我还解释了一句，说这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之类。完了她们说：“谢谢，你可以走了。我们还要再听听别的红卫兵的意见。”于是我就走了。
　
〔我的两次抄家经历〕

    3.当时我是校革委会委员，那天（8月20日以后一两个星期？）我好像在学校值班，时间挺晚了（十点十一点？），我们红卫兵的几个高中同学叫我，说这些天你还没参加过抄家，刚才前门的哪个派出所让咱们派人去一趟，你也去吧。我就去了。被抄的这家户主，说是反动军官，国民党少将，而且是当年杀害刘胡兰的凶手。
    在一个小院子里，我们十来个人围成圈，他跪在地上。四周黑糊糊的，看不清长像。我们当中的谁，不断让他交代罪行，时不时用宽皮带（有铜扣的那种）抽他，甚至谁还抄起旁边一把铁锹抡了几下。记不清他具体怎么交代的，只记得他承认，他的确在阎锡山手下干过，但不是带兵，只是个搞后勤的“生产少将”（我头一回听说这种头衔，印象很深），跟杀害刘胡兰没任何关系。审了大约半小时，我始终站后边，好像没说一句话，也没动手。现在还有印象，当时我心里有种莫名的厌恶感——不是对受审者，而是对打人者。当然，这话我没说。不过走以后，我好像跟谁说了不该冤枉他、不该轻信派出所、不该打错人之类。这次抄家，后来也不知有没有下文。
　
    4.没过两天，那天我好像也在值班。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初中的几个女红卫兵带来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拿了张什么介绍信（好像是哪个大学的），说他一同学的父亲是资本家，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很反动，家里可能有“变天账”之类，请我们帮忙去抄他家。具体还说了什么，没印象了，只记得他振振有辞，还挺急迫，闹得我顾不得细想。我说我们红卫兵的男生都没在，我值班离不开，请他找别的学校。没想到几位女将自告奋勇要去。我也许是不放心她们，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男子汉形象，只好让一女生留校，我带队跟那人去了。到地方，先找街道问情况，知道这位以前做毛笔生意（文具商/字画商？），然后去他家。
    那是个宽敞的四合院，砖道两边种了向日葵，院子里散落着几个木箱、一些书籍字画和日用品。至少有一个木箱，里头装的全是毛笔。先去的女生已经开审。记得他穿件白色圆领汗衫，跪在地上，五六十岁，秃顶，身子挺壮实。女生问他“为什么保存这么多毛笔？”老头儿怎么答的忘了，但坚决不承认有“变天账”。气得她拿皮带没头没脸抽他，铜扣打在额头上，流了血。这让我觉得不对劲，也担心乱打人会出事儿。此时，我已相信他大概并没有“变天账”，而且开始怀疑带我们来的那人跟他家有什么私怨，我们可能被利用了。当然我也不想在女生面前示弱。于是从地上拔出一棵向日葵，过去让那女生靠边，自己用向日葵杆儿在老头儿背上打了两下，嘴里嘟囔着“回去好好想想，老实交代”之类的话，就招呼我们的人走了。这次也是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此外我再没参加过抄家。后来的岁月里，只要想起那两次，我都会有种负咎感。
　
【背景事件】
〔主要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红旗出版社1993）；《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
　
    ·8月13日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电视片由武汉电视台拍摄，北京电视台复制完成。复制后寄送全国各地方电视台和外国电视机构。同日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该片。
    ·8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称：“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方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
    ·8月18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日毛共接见八批红卫兵、学生、教师（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总人数1100多万。
    ·8月18日－19日　 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8.18大会实况。会后中央电台播出3次实况录音各60分钟；大会消息、林彪和周总理讲话各2遍。19日又播出实况录音2遍，大会消息、林彪和周总理讲话各2遍。
    ·8月20日　 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破四旧”掀起高潮。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文章《工农兵要坚决支持红卫兵》和《好得很！》。同日，中央电台分别播送5遍和6遍。
    ·8月24日，作家老舍自沉太平湖。同日，中共创始人之一、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自杀。
    同日　 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字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中央电台播出消息5次，社论3遍。
    ·8月25日　 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校红卫兵联合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随即东城、海淀相继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简称“东纠”、“海纠”。三个纠察队受到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支持。周恩来通过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其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工具等，还特意安排纠察队员向毛泽东献袖章，但毛未接受。
    ·8月26日　 中央电台《在祖国各地》节目名称停止使用，在这个时间播送有关“红卫兵”的文章。
    ·8月27日　 《人民日报》刊载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红卫兵创作的“红卫兵战歌”（李劫夫作曲），歌颂“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的所渭“造反”精神。
    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其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于9月5日成立。一司、二司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基本态度是保工作组、保老干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于9月6日成立。作为一司、二司对立面，三司由高等院校中少数派组成，基本态度是反工作组和各级党委。
    ·8月28日　 中央电台《每周一歌》改为《每周一首革命歌曲》，《讲故事》节目改为《革命故事》。《歌曲》改为《革命歌曲》。
    ·8月29日　 夜，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约30人闯入民主人士章士钊住宅抄家。事后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毛次日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随即指示有关人员对章采取保护措施，后亲笔开列“一份应于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苦，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以及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和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
    ·8月 林彪先后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诬陷、迫害贺龙。其后贺龙被扣上“大土匪”、“大军阀”、“向敌人投降”、“篡军夺权活动的黑手”、“里通外国”、“搞反革命政变”等罪名。
    ·9月1日、2日　 中央电台播出毛泽东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及林彪在会上讲话实况录音，两天共播13遍。北京电视台在9月7日、9日播出电视片。
    ·9月1日　 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举办《毛主席语录》节目，用北京话、闽南话广播，并增办《对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短语喊话》节目和《每周一首革命歌曲》节目。
    ·9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铁路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问题发出通知。
    ·9月3日，翻译家傅雷夫妇在上海寓所双双悬梁自尽。
    ·9月4日　 《人民日报》刊登“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歌曲，歌词写到：“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你是世界人民心中的太阳，你是人类解放的指路明灯。”
    ·9月5日　 中共中央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紧急通知“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连续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连。其后又数次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 不用武斗》称：“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社论最后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9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称：学生起来闹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工人农民应热烈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在斗争中，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应该运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经过适当的途径，协商解决。
    ·9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把9月7日《人民日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写成大字报张贴起来。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各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级单位的领导干部的撤换，要由上一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9月15日　 中央电台播送毛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实况录音，16、17、18日3天共播送14遍。除新闻节目外，还在《对少年儿童广播》、《解放军生活》和《对农付广播》节目中广播。19日播送两遍。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电视片。
    ·9月1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12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称：现阶段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当天中央电台全文播送该社论5遍。
    ·9月18日　 中共中央复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意见，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9月19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称“红卫兵的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急先锋。
    ·9月30日　 《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以毛泽东语录为歌词的歌曲。其时语录歌开始风糜。
    ·10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称：这“说明我们不仅拥有敌人不可能战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我们也有了物质原子弹”。
    ·10月1日－3日　 毛泽东参加国庆十七周年大会，检阅红卫兵等150万人。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1日转播实况。1日到3日中央电台播送实况录音剪辑11遍。
    ·10月5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宣布“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着十六条的规定办”，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指出这个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从此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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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破四旧”（下）
　
【回望与反思】
　
    看了上一篇（《“破四旧”（中）》[http://blog.daqi.com/article/42076.html]）的几个故事，大概有人要问：你这叫什么“破四旧”？所谓“红卫兵狂飚”、“破四旧狂潮”，作为后来持续多年的“红色恐怖”、“天下大乱”之开端，难道就那么简单、平淡、温和？
    我在《“破四旧”（上）》[http://blog.daqi.com/article/40357.html]说过：“自己当年那点儿亲身经历，其实从来就不足以让我全面认识‘破四旧’”。同理，仅此同样不能给他人以“全面认识”。但无论如何，那些破碎的记忆，毕竟反映了当时某些侧面，至少是一个角落的真实。而在我看来，此类真实往往被太多研究者和观史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换个角度来看，时隔卌年之后，参考其他过来人和严肃史家提供的素材、观点，通过进一步回望与反思，努力把我的零星印象和模糊感觉变得完整些，清晰些，更有条理些，当然也是十分必要的。
　
    1.关于我当年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前几篇日记多少有所反映。下边先说另几个具体情况，或有助于说明本人经历之“片面”的缘由。
    一是我父亲1964年冬患脑溢血，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直至1968年9月逝世。文革前期，由于父亲需要我们兄弟轮流照顾，所以我去学校比别的同学少，好些事情没赶上。比如8.18以后没两天，我们学校两位老师在校园里惨遭围殴致死〔据说是因被揭发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我就是事后知道的——不过，当时即使在场，我自信也不会动手，而且多半会参加劝阻的〔我们学校红卫兵头头在现场曾予以劝阻，但未奏效，以致文革结束后沾上了“三种人”嫌疑，经反复审查才得以解脱。又据说，那天参与围殴者，既有红卫兵，也有其他人〕。
    二是除了上一篇讲的两次抄家之外，我参加过另一些活动。诸如在校革委会办公室值班；把抄家抄来的物品分类登记上缴，装车运到宣武区指定地点牛街清真寺；到别的学校和单位看大字报、参加集会；参加接待外地来京串连的师生，等等。此外有印象的是，8月27日大学“一司”成立不久，我去过一两次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哥哥是“一司”总部成员，办公处设在那儿）。只是我记性不好，想不起那些来龙去脉和具体情节，现在讲不出更多“故事”而已。上一篇讲的前两件事，是因为后来给别人多次讲过，所以还能记得。
    三是我这人虽肤浅、毛糙，但从小属于比较理性的人（此“理性”仅指相对于“感性”的性格类型，并非自以为有多少“理智”、“理论”），凡是没想明白的事，可以不提异议，可以随大溜，但通常不肯去做，比如打人之类。至于我那次抄家动了手，可以说是身不由己：心里想的只是不能让那个女生继续乱打，又不愿被说成缺乏“造反精神”——顺便说一句，当时处于不同程度之“身不由己”状态的红卫兵，不在少数。我现在这样说，并非给谁开脱，而是想强调：那个时期的“无法无天”，肯定不是仅仅用这些未成年人自身的或者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所谓“劣根性”就能解释得了的。
　
    2.1966年八九月份即所谓“红八月”，给我留下的最主要的记忆，其实是笼罩在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气氛——就像后来流行的那段列宁语录说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原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许多年后，我终于知道：那一个多月，体验到那种亢奋、狂躁的“节日”气氛的，其实只是一部分中学红卫兵（也许是其中多数？），顶多再加上随后加入的一部分大学生及其他少数人群。一般成年人（不限于列宁所谓“市侩”）的感受，则主要是担忧、焦虑、困窘、惶惑，乃至恐惧。更不用说不计其数的受害者了。
    换言之，此前我一直信以为真的一个错觉——其时“全社会”对“红卫兵小将革命行动”的所谓“支持”，原来是源自“上面”煽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造成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对此，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有所分析：“破四旧”种种“荒唐”，最初的确是北京少数中学红卫兵“自发”闹起来的；“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详见《“破四旧”（上）》所作摘录〕顺便提一句：此处所谓“发动”群众，在当年少数有识之士及今日观史者看来，更贴切的说法该是“运动”群众。当然，我自己认识到那场“群众运动”的这一本质，还要等到多年以后。
　
    3.最近几年我了解到，即便同样是中学的红卫兵，当年陷入那种盲目兴奋状态的程度，颇有差异。突出例子是海淀、西城、东城几个中学红卫兵的若干头头（大都是高中生）。对此，以下史实或可佐证：
    ——早在8.18之前一个多星期的8月6日（“对联”辩论开始不久），以清华附中为首，海淀区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就曾联合呼吁：“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
    ——“破四旧”爆发几天后的8月25日，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联合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与此同时或稍后，东城区（以六十五中为首）、海淀区相继成立“东纠”、“海纠”。
    ——9月3日，“西纠”第五号通令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原则，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教育”，并规定“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王年一指出：那时候成立“纠察队”，“‘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这些通令不胫而走，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作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详见《“破四旧”（上）》〕
    这里要补充一个事儿：除上述三“纠”，我们外语附中和师大一附中、育才中学等校红卫兵也联合成立了“宣纠”。纠察队员在各校红卫兵里自然只占少数，其他则都属于“被纠察”对象。我自己也属于后者，不过好像也弄了个“宣纠”袖章，开过几次会。“宣纠”干的事，大概就是发出或翻印各种“通令”，在宣武区范围内张贴；组织抄家物品登记上缴，查禁私匿；协助市、区政府接待外地来京师生，组织他们参加天安门集会等。此外是不是也组织人马制止过一些打砸抢抄抓？不记得了。总之，“宣纠”成立晚，影响不大，所以没见哪本史书提到过。
　
    4.单从过程来看，“破四旧”肇始于所谓“移风易俗”，随即扩展为“文化扫荡”，进而演变为全国性打砸抢抄抓的“红色恐怖”。因此，各种文革史书着墨最多的，通常是红卫兵（特别是中学红卫兵）的愚昧无知、残忍暴戾、疯狂破坏、罪行累累，且不乏刻意渲染以及主观臆断之词。于是给人造成一个印象：“破四旧”主要触及的是社会生活层面和（狭义的）思想文化领域；据此推论：对当时毛泽东预设的“大方向”——“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言，它似乎具有某种“干扰”的作用。
    然而，那只是表象。窃以为，“破四旧”的实质，乃是文革“再发动阶段”的一场政治运动。
    且不论对红卫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上文说的“纠察队”发起者就是中学红卫兵的一部分，他们人数虽不多，却都是头头和骨干。也不论直接间接参与打砸抢抄抓者并不限于中学生——一个业已载入史册的例子是，当年11月北师大谭厚兰受中央文革唆使，率队去山东曲阜砸了孔庙；一个不会被载入史册的例子是，我本人参加的那次抄家，是被一个无名大学生（而且未必能算是红卫兵）导引去的。
    重要的是，早在“红八月”之前，越来越多的大中学校，已经从批判校领导，转向了揪斗工作组及其“后台”，许多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随即受到冲击。换言之，“破四旧”引发的“无法无天”局面，其实是前一段运动的结果，又为进一步动乱创造了有利条件，终于导致全国党政体系和社会秩序全面瘫痪。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于最早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接着踊跃投身“破四旧”的中学红卫兵来说，上述局面，既非始料所及，更危害到自身利益——当其时，在打砸抢抄抓对象里，“五类分子”、“反动权威”以及资本家等等固然占了更大比例，但同时不也包括了与日俱增的“黑帮分子”和“走资派”吗？而后者，正是红卫兵中许多人的亲生父母和叔叔阿姨。至于“纠察队”，其发起者之颇具理性的社会责任感，在众多被纠察者“受‘造反’潮流的裹胁和自身劣根性的驱使而肆意妄为”之非理性的“荒唐”面前，则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例如北京六中红卫兵，既是“西纠”发起者之一，几个月后却被打成“私设刑堂”滥打滥杀的典型，给批判所谓“反动血统论”提供了种种“罪证”，被中央文革拿来当作剪除“保爹保妈派”以保证“文革再发动”的重要借口。
    由此可知，跟此前不久的“对联辩论”相似，“破四旧”堪称又一“历史的悖论”：在文革推进者眼里，它从来就不是目的和方向，而只是个手段。尽管有利于“发动群众”和“震惊社会”，毕竟目标分散，难以为继，而且容易搞得人心惶惶，偏离斗争“大方向”。而“西纠”们一相情愿“维护政策”、“稳定秩序”之驱动力，又与其“保爹保妈”之利益所在不无干系。惟其如此，当然会跟毛所谋求且已取得显著成效之“乱”的预期有所冲撞。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西纠”一成员经周恩来提示，试图给伟大领袖戴上他们的袖章，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
　
    本篇结语还是那句话〔参看《卌年回望·八月上中旬：一副对联和所谓“血统论”（3）》[http://blog.daqi.com/article/39303.html]〕——
    “1966年下半年，以动乱制造者们得逞而告终。”
<< 破四旧>> 用的是 <<长征组歌>>中 ‘ 四渡赤水出奇兵 ’ 的 歌 曲 旋 律 ， 歌 词 如 下
惊 四 海 ， 震 五 洲 ，
降 妖 魔 ， 鬼 狼 愁 ，
八 月 革 命 风 雷 激 ，
红 卫 兵 英 勇 破 四 旧 。
王 府 大 街 战 歌 响 ，
‘ 扬 威 路 ’ 上 反 帝 修 ，
横 扫 一 切 害 人 虫 ，
镇 压 地 富 反 坏 右 。
小 将 血 战 红 八 月 ，
红 卫 兵 万 代 美 名 留 。
*** ***
路 漫 漫 ， 路 难 行 ，
红 心 在 ， 方 向 明 。
开 天 辟 地 头 次 干 ，
跌 跟 头 是 常 事 情 。
铁 笔 蘸 血 舒 慷 慨 ，
雄 文 四 卷 指 路 灯 。
肩 挑 世 界 革 命 担 ，
耳 听 亿 万 人 民 声 。
伟 大 领 袖 毛 主 席 ，
铁 臂 劲 挥 万 里 晴 。
*** *** ***
步 行 长 征
学 工 农 ， 志 气 大 ，
继 红 军 ， 走 天 涯 。
(迈 开 大 步 走 天 涯 )
扬 子 江 边 篝 火 大 ，
狼 牙 山 上 看 晚 霞 ，
渴 饮 延 河 清 泉 水 ，
饥 餐 井 岗 大 南 瓜
学 染 草 鞋 脚 上 穿 ，
铁 脚 踏 红 万 里 花 。
红 卫 兵 不 怕 远 征 难 ，
革 命 后 代 人 人 夸 。
还 有 其 它 几 首 ， 有 时 间 补 上 。


发布者 :匿名:清 涧 (2008-01-20 03:31:50)  回复  





“西纠”“东纠”“海纠”都是打砸抢抄抓的组织，杀人不眨眼，当时一提能吓得小孩不敢哭。居然成了维持秩序的好汉了！当年谁不知道六中那用人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
——同感，所以对博主对此方面的讲述颇感疑惑。


发布者 :匿名:guo (2008-01-16 15:28:01)  回复  




大年初一向你全家拜年！祝春节快乐！心想事成！

发布者 :唐大柏 (2007-02-18 10:49:23)  回复  




首先：向您问一声新年好！其次，希望得到您对我们“华声在线”博友参加“社会责任”博客评选的支持。如果您愿意支持我和“华声在线”的其他11位博客候选人，就请点击 http://www.people.com.cn/GB/60833/75893/76842/index.html；如果您对此没有兴趣，就请不屑一顾吧！但千万请谅解我的这番恳邀之举呵！我参加此次评选的目的是：为使我为民为国而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在更大范畴、更高层次上得到关注和重视！另告：我虽未链接您，但我却不时在点击您的网页呵！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发布者 :翟峰 (2007-01-14 21:43:03)  回复  




2007，新年大吉!

发布者 :耿志刚 (2007-01-04 09:33:49)  回复  




当年有用长征组歌的调子填词的“红卫兵组歌”，其中用“路迢迢，秋风凉”那个调的有这样几句：“惊四海 震五洲，降妖魔 鬼狼愁，小将血战红八月，红卫兵英勇破四旧......王府大街反帝修，镇压地富反坏右。小将血战红八月，红卫兵万代美名留。”杀气腾腾可见一斑。不知哪儿能找到全部歌词。

发布者 :匿名 (2006-12-14 21:56:11)  回复  




“西纠”“东纠”“海纠”都是打砸抢抄抓的组织，杀人不眨眼，当时一提能吓得小孩不敢哭。居然成了维持秩序的好汉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当年谁不知道六中那用人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恶魔的节日。

发布者 :匿名 (2006-12-14 21:37:26)  回复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去别人家抢东西还明目张胆理直气壮。不可思议。。。

发布者 :匿名 (2006-10-27 15:28:19)  回复  




红卫兵、纠察队，以及后来的联动等青年学生组织都是有政治背景的。

发布者 :匿名 (2006-09-20 11:35:54)  回复  




破四旧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小孩子打劫的心理目的，另方面是让人破坏历史，因为历史是重复的，人就不会从以前的历史发现现在的问题。

发布者 :风筝 (2006-09-19 12:19:42)  回复  




难忘的一幕，我在继续前进往下看！

发布者 :唐大柏 (2006-09-19 08:04:1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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