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刚：“鸡血疗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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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常用语中，“打鸡血”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遗留下来，且还在频繁使用的少数文化遗产了。所谓“打鸡血”，简言之，就是抽取公鸡的血液注入人体以治病养生的一种医学手段。笔者从1967年出版的“鸡血疗法”材料及一些其他公开出版物中，约略了解到此事的来龙去脉。
（一）始作俑者的革命经历
从现有材料看，鸡血疗法的始作俑者是“五卅革命老人”（该称号为上海市总工会所授予）、上海亚东医科大学毕业生俞昌时。
俞昌时生于1903年，原籍安徽南陵县谢家坝俞村，父亲曾担任过安徽省参议员。俞家系大地主，有财力于1923年将俞昌时和他弟弟俞昌准分别送入上海南洋医专读书（后改名亚东医科大学）和南洋中学读书。兄弟二人前后于192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求学期间，俞昌时仿效陶行知“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陵县创办了“民智促进会”并自任主席；1925年五卅运动初期，俞昌时在恽代英领导下工作，两人亲如兄弟，五卅运动演变为惨案前夕，俞昌时与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同时被捕，但旋即释放；6月中旬，俞氏兄弟回到安徽，在南陵县城关举办声援大会，组织游行示威，同时成立外交后援会。
1926年2月初，共青团南陵临时特别支部成立，成员主要是在外读书的青年人，俞昌时参与其中，月底开学，特别支部解散；1927年2月6日，北伐军进入南陵，担任中共南陵特别支部书记的俞昌时带领数百师生和商民在城外夹道欢迎。次日，在城关夫子庙广场举行有千余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1928年1月上旬，他与弟弟俞昌准一起，领导闻名安徽的谢家坝农民武装暴动，此后，俞昌时还担任过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俞昌准于1928年9月任中共怀宁县委委员、共青团怀宁县委书记。11月被捕，12月被枪决。
据1995年第3期《上海党史与党建》“红色大夫的传奇生涯”（任武雄撰）一文报道，暴动失败后，俞昌时飘泊江湖，生活艰辛，悄悄来到武昌开私人诊所，行医济人。诊所旋即成为中共武昌特支的秘密机关，准备策应洪湖地区贺龙红军的斗争。1932年1月俞昌时被捕，因同时被捕的同志中，有一位难友的亲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为之缓颊，俞昌时被判5年徒刑。1936年10月俞昌时出狱后，继续在武昌开诊所，许多难友出狱后，跑到诊所暂住休息。一名洪湖地区的小红军出狱后无家可归，在俞家住了十多年，随俞学医，解放后担任江西南丰县卫生院负责人。
抗战爆发后，俞昌时应老同学之邀，到陆军医院当军医。后来长期在南丰县工作，担任南丰卫生院院长，使南丰县成为卫生模范县。不过南丰地方偏僻，俞昌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9年5月，邻县的南城已解放。俞昌时迫不及待，和另一名医生跋山涉水几天赶到南城，要求解放军派一个排的兵力解放南丰。南城解放军工作队长不敢擅自作主。百般无奈，俩人只好于翌晨返回。由于受大雨淋湿，俞昌时卧病数日，病愈不久，国民党军队将他逮捕，关押在数百里外的宁都县，遭受酷刑。国民党官员审问他：“为何要到南城去？”“为什么在家中经常聚集青年和社会人士开会？”“为什么在国民党军队中活动，企图阻止破坏公路和电线？”俞昌时都置之不理。而他之所以未被立即枪杀，主要是国民党官员想从他身上敲诈一笔银洋。他答应让家里筹款，稳住了他们。三个月后，解放军114师解放了宁都，将他救出。
俞昌时回南丰后，担任过县人民代表、中西医联合会主任、县总工会副主席等职。后来调往上海，任永安公司工人疗养所所长、上海无线电三厂医师等。十年间获得七次先进工作者奖状。上海市总工会颁发给他“五卅革命老人”称号。
（二）鸡血疗法的源起
从俞昌时的前期经历看，他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江湖郎中”，而是受过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除开革命工作和坐牢，在私人诊所和公立医疗机构行医时间至少长达20年左右。
在1967年“新乡铁路医院”编印的《鸡血疗法》读本中，俞昌时这样介绍“鸡血疗法”的发明源起：
1952年11月，俞昌时在江西南平工作时，偶尔在鸡的肛门里试了试体温，发现高达43℃左右，从而联想到可能是其神经调节中枢和血液发热机能特别高，因之它的大脑皮层起平衡作用，从而促进生理机能调节新陈代谢，以及它的抗菌、抗毒能力一定很强。俞昌时自称想起在祖国的医学文献上，应用鸡血治疗疾病的案例很多……于是就想到用注射的方法，把鸡血注射到人身上，一定会产生对人体有益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的自述中，俞昌时又称，1952年萌发“鸡血疗法”念头，并最终下定决心在自己身上试验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盛行着组织疗法”。不过他没有在“组织疗法”之前加上“苏联”的前缀，盖因60年代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再说受到“苏联”理论影响就不识时务了。
所谓组织疗法，按照1951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推广组织疗法”介绍，是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医学研究院费拉托夫院士所发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一个确证。”它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从动植物取下组织，加以冷藏或暗藏，再加以消毒，即可用于移植”或者“用动植物的组织，经过一定的手续，制成液体，用以注射”。
这篇文章刊发的时候，全国各地医院，有的已开始或正准备试用组织疗法。这篇社论提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大夫王素孚、王健民、周波池、刘永吉等，按照苏联人介绍的方法，制造了生物原性激动素，首先在自己的躯体作试验，看看自己制造出来的生物原刺激素是否有效及是否有副作用。结果体重增加了，大便的量减少了（这是吸收力增强的表现）；工作的精力也饱满了；感冒的现象也减少了。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副作用。他们并进一步做了临床应用，也获得极大效果。上海的中美医院，北京的北京医院、市立第三医院，天津的市立第三医院，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医院，均先后学习研究了费拉托夫的这个重要发明，并且得到了不少的成绩。
可以想见，看到这篇社论的俞昌时是何等激动：
第一，他所从事多年的专业领域出现了重大进步；第二，证明了社会主义科技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第三，在基础理论上，有苏联“院士”头衔的费拉托夫作担保，有国内顶尖医学机构的实验成果。
可以说，在俞昌时看来，根据组织疗法发明的“鸡血疗法”，是政治正确的科技成果。

（三）“民科”的政治机会
从1952年抽出一只大公鸡1.5cc血注射到自己的三角肌开始，俞昌时就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自称初次注射鸡血后，没有产生不良反应，反而在一二日内觉得心情舒畅，食欲增进，睡眠良好；到三四日，发现自己多年的腿脚脱皮毛病痊愈，并且身上的皮肤也润起来了。
此后俞昌时又放心地注射了几次，还给亲友注射。他自称15岁的女儿经常腹痛，注射一次就好了。一个农民大腿患有蜂窝炎，高烧化脓，没有青霉素，注射三次就好了。一个患阴道瘤的女人，注射两次就好了。
俞昌时调到上海后，因工作繁忙“鸡血疗法”中断，到1959年“大跃进”时候才重新拾起来。
为了取得病人的信任，1959年5月26日，俞昌时与病人约定，于上午8点在病人面前表演打鸡血，下午病人再注射。注射鸡血两小时后，他感到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俞昌时自己说，那天和自己一起注射鸡血的，无论患咳嗽、胃痛还是肺气肿，都取得了疗效。此后一个多月之内，他为三百多人打了鸡血，俞昌时声称他们“全部发生了显著的效果”。
从1959年开始的五年间，俞昌时认为在他自己身上“打鸡血”后，1.精神健旺；2.精力充沛，毫无病痛；俞昌时估计还有第三点疗效：返老还童，延年益寿。
他还详细总结了在自己和他人身上“打鸡血”后发生的24种变化，并列举了76种可以主治的病症（后增加到80多种），其中包括常见的高血压、头疼、神经衰弱、肝病、狐臭等等，甚至传染病肺结核也可促进钙化。这种疗法涵盖了内外科、妇科、小儿科、神经科等几乎一些门类，包治百病，可以说“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在今天看来，这其实与“民间科学家”发明“永动机”，试图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难题是一个思路。那么是不是就此认定这一时期的俞昌时是个“江湖骗子”呢？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俞昌时高调宣扬“鸡血疗法”时，恰恰是“大跃进”时期，在各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和所谓“创新”都普遍造假，并且容忍造假，鼓励造假的社会背景下，俞昌时难逃造假冲动。“大跃进”后假话破灭，但是俞昌时的“鸡血疗法”却不容易破灭。原因在于：
首先，“鸡血疗法”不像“大跃进”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人饿死。而且在饥荒背景下，社会痛点空前降低，打了鸡血之后有些发烧化脓之类“不良反应”，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其次，俞昌时声称有疗效的七八十种疾病，在当时基本可以治疗，但难在缺医少药，这些病多半只能拖着。现在突然有一种如此方便、快捷、廉价的治疗途径，人们必定趋之若鹜。至于疗效，由于没有可靠的检测数据，很大程度上凭主观感受，也导致“鸡血疗法”神话短期内不易破灭。
俞昌时的研究自然引起上海市卫生当局的关注，他们也参与到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科学实验中，但获得的是“夸大反应”结论。俞昌时大为不满，觉得卫生当局的方法与“大跃进”“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随后，俞昌时把他的“科研成果”向全国20多个省市寄发。并于1964年底，给中央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
为安全起见，上海市卫生局于1965年6月上报中央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7月，中央卫生部下发《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称“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既然有最高卫生行政当局的禁令，俞昌时的“鸡血疗法”应该停止了。不料却在政治上迎来一个转机，鸡血疗法因此获得大力推广的机会。
1965年6月，就在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央卫生部叫停“鸡血疗法”当口，毛泽东对中央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称“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明确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对全国卫生工作的批评正确与否且不论，“文革”爆发后，这段批评便成了在全国推广“鸡血疗法”的尚方宝剑。
先是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结论认为，八年来，“鸡血疗法疗效显著奇特，飞速地流传到全国各地农村地区，为广大工农兵热烈欢迎，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而中央卫生部和上海市区卫生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权威专家”的“洋框框”对待新生事物，把鸡血疗法通令禁止，八年来对人民健康造成巨大损失。在1967年4月新乡铁路医院翻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中提到，红卫兵的这个调查结论得到“中央首长大力支持”，称“中央卫生部对鸡血疗法的处理，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赞成或反对鸡血疗法，因此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以“急件”形式，撤销1965年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这个“急件”承认，1965年的“通知”是“有问题的”，今后有关“鸡血疗法”应用、研究等问题，另行发文通知。
但俞昌时本人却没有从“鸡血疗法”的蓬勃发展中获得任何政治好处。在1967年12月山西省鸡血疗法联络站编写的《鸡血疗法》小册子中，俞昌时被称为“大叛徒”，这显然与1932年被捕坐牢有关。“鸡血疗法”的政治荣光已经属于无名无姓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的革命的医药卫生人员”的新成就。

（资料图：“文革”期间鸡血疗法宣传图）
（四）狂热与反思
四川省崇庆县城距离省城成都数十公里，当年一度盛行“鸡血疗法”。《百年崇州》第二卷记载，每天清早，患慢性病的老病号在县医院的“鸡血疗法”门诊外大排长龙，队伍一直延伸到院子里，每人腋下夹着一只大公鸡等候开门就诊，堪称奇观。“鸡友”们遇在一起，纷纷交头接耳，互相攀比鸡只的大小、肥瘦，并交流养鸡的心得和经验。
病人抱着鸡进诊室后，有护士帮忙，七手八脚地逮住鸡，从一边翅膀的静脉血管中抽出鸡血。由于一次能抽的鸡血不多，所以还要在别处抽。在抽血时，强壮的公鸡会拼命挣扎，一旦挣脱咯咯大叫，满屋飞逃，大家追拿，乱成一团，鸡毛灰尘扬起，再加上鸡屎遍地，更是臭气熏天。
因为频繁扎针，过不了多久，一只漂亮的公鸡就变成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秃鸡，需要另换一只好鸡，市场上雄壮漂亮的公鸡一度成为抢手货。
这是从大地方传来的新经验在一个普通县城引起的狂热。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狂热程度更是可想而知。这在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生动描写，不再赘述。
而即便在政治高压之下，也有人发现了“商机”。当时出版发行的《鸡血疗法》小册子称，另有“一小撮可怜虫”，“利用广大群众和医务人员对鸡血疗法的信任和渴望了解鸡血疗法的心情，大量翻印和倒卖有毒材料，到处放毒，由于利欲熏心，不惜捣乱市场，抬高鸡价，开设地下门诊，高价收费，从中牟利，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不过据有关文献记载，由于鸡血注入臀部不能很快吸收，每天一针，不久病人的臀部已满布硬块，肿痛不已。患者常常发冷发烧，在臀部形成脓包，因而需经外科手术切开引流，那就更受罪了，不论是局部反应还是全身症状，医生都告诉病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尽管如此，却没有人胆敢贬低“鸡血疗法”，给“革命的新生事物”抹黑。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新疗法”后，多数的老病号依然如故。……不知什么原因，这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大家突然都放弃了这种治疗方法。
但是“鸡血疗法”的思维却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疗法，乃至一直到新世纪，仍然有人对气功大师王林之流的“法术”深信不疑；专门针对老年人补身子骨的神药广告一直在公开和地下渠道流布。上当受骗的人不在少数。
如果把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串起来，就会发现，它与五四以来，一般人对科学的理解偏差有莫大关系。由于不善于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很多人把这个非常复杂的范畴，化约为一些简单的标准和教条，再加上没有科学共同体的民主机制进行纠错，这种“科学”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往往误入邪途。道理上，科学是最反对迷信的，但是当它的运用超出边界，任何荒唐的行径，只要加冕“科学的”定语，便让人诚惶诚恐，其正当性、合法性无从辩驳。“科学”最终沦为一种新的迷信。
1994年11月，俞昌时在上海病逝，终年92岁。这似乎应验了他1959年推广“鸡血疗法”时，预言的“延年益寿”。俞昌时的长寿与过去打鸡血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对科学本身的深刻思考，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编者按】有关“民科”，维舟先生亦有专文论述，有兴趣读者可移步：
维舟：《“二把刀”占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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